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一、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回顾

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经济自由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的经济自由主义。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接受前人关于自然规律和自由的观念，提出“自然自由”制度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是自然自由制度。他主张，让“一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按照自己的固有规律向前发展。斯密的说法存在理论缺陷，但在当时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封建制国家或君主不要干预经济，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取得不受限制和干涉的统治。

第二阶段是19世纪30―6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19世纪30年代英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孕育于18世纪末期的庸俗经济学取代古典经济学，成为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主流经济理论。在这一阶段，“萨伊定律”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萨伊在19世纪初说过：“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此言后来演变成“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被称为“萨伊定律”或“萨伊市场定律”。

第三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以英国马歇尔、庇古等为主要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在西方被叫作“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萨伊市场定律”同工资、价格、利率都具有完全灵活性的假设结合在一起，编造了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均衡模型。在这个理论模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劳动市场供求均衡――实现充分就业；产品市场供求均衡――没有生产过剩；资本市场供求均衡――不存在资本过剩。这样，“新古典经济学”断言，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自行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经济政策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经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美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特别是否认资本主义发生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存在失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具有明显的辩护性质。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庇古还在顽固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陈腐教条：“在稳定的条件下，一切愿意工作的人实际上都会就业。”历史上空前严重的这场资本主义大危机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大危机的现实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赖以建立的“萨伊市场定律”，根本不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反映，而是完全违背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测。在大萧条中，西方怀疑、责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日益增多。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尖锐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否定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的可能性时说：“这一理论所假设特殊情况的特征，恰好不是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特征，结果是，当我们试图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实际时，它的教义就起误导作用，而且是灾难性的。”

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破产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复活和再现。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直面现实，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严重性，承认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承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有“完全被摧毁”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大危机中破产了，原来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有不少转向并接受凯恩斯主义。但是，少数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仍在顽固地坚持原来的立场和观点。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仅隔一年，即1937年，深受米塞斯、哈耶克影响的李普曼出版《对于良好社会原理的探讨》一书，竭力维护自由市场经济，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接着在1938年，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等26人聚会巴黎，举行以“自由主义危机”为主题的研讨会。哈耶克后来在1944年出版的被称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的主要思想，就是这次研讨会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极其艰难地度过30年代大萧条以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渐趋复苏，并日渐活跃，形成许多流派。除了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为首的新奥地利学派，英国有伦敦学派，德国有弗赖堡学派，美国有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以及科斯为首的现代产权学派，等等。

新自由主义产生以后，曾经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主要有两手：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基本做法是：经济危机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缓和通货膨胀。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实践中，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对暂时缓和危机和通胀有一些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暂时缓和矛盾，无法克服矛盾。

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有很大的副作用，长期交替使用的结果是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这就是“滞胀”。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了滞胀。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束手无策。如果采用扩张性政策，“滞胀”中的“滞”没有治好，“滞胀”中的“胀”会更加严重。如果采用紧缩性政策，“滞胀”中的“胀”没有治好，“滞胀”中的“滞”会更加严重。“滞胀”使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陷入严重困境。

当凯恩斯主义陷入严重困境时，新自由主义乘机而起，并迅速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90 年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全盛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新自由主义万变不离其宗。“市场万能论”和“市场自由配置资源可以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即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教义和教条。

三、西方新自由主义三大经济政策体系

新自由主义学派林立，形形的经济理论和为数众多的政策主张基本面虽然相似，但差异不小。西方国家政府采取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主要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或“撒切尔经济学”，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

（一）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英国是凯恩斯的故乡。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英国影响广泛而深远。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历届政府基本上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二战后，英国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如前所说，长期交替实行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使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

撒切尔于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从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被称为“撒切尔主义”或“撒切尔经济学”，主要包括下列对内对外政策：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又译民营化、非国有化）；力推自由市场经济，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其中包括对金融的监管；打击和削弱工会力量；削减社会福利；减税，主要是对大公司和富人减税；取消汇率管制，实行汇率自由浮动；推行旨在削弱和瓦解苏联的政策。撒切尔竭力对外推销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她曾颇为得意地说：“人们不再担心染上英国病，他们排队来领取新的英国药方。”

（二）美国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历届政府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经济衰退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面对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这时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从非主流地位上升到主流地位，并走向高峰期，其中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直接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里根于1981年出任美国总统。他笃信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他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包括：实行“大市场”和“小政府”，大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降低税率，主要是大幅度降低富人所得税税率，所得税最高税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70%降低到1982年的28%；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镇压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推动“星球大战”计划，大幅度增加军费支出，图谋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

（三）“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约翰・威廉姆森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于1989年拟定的先对拉美、随后对转轨国家经济改革提出的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在华盛顿召开的研讨会上得到美国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确认与支持，因而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涉及企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外资政策等一系列政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三化”：“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华盛顿共识的“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与里根经济学的“大市场”和“小政府”实质相同；“快速的私有化”，与撒切尔主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样；“快速的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与撒切尔主义的和里根经济学的解除调控和监管相一致。

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认为，“华盛顿共识”旨在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这就是说，“华盛顿共识”不仅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而且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强加于世界各国。这显然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和要求。

四、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当新自由主义处在高峰期的时候，西方国家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大危机。21世纪初的这场大危机源于美国，很快蔓延到欧洲以至全世界许多国家。从2007年夏季开始，西方许多国家先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不只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不只是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而是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危机，包括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以及已经持续多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

这场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倒退。据报道，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设立的衡量标准，在这次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倒退了12年多，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这场系统性危机在西方国家造成了几千万人的失业大军和极高的青年失业率，使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9亿。这一切也有力地证明，自由市场配置资源不仅没有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而且相反，出现了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无效率。

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危机，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市场万能论”的大批判家。它促使许多曾盲目追随过“市场万能论”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猛然惊醒，重新思考和认识新自由主义。日本原来笃信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中谷岩的新著《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一书有一个十分醒目的副标题：《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这部书是新自由主义者公开忏悔的代表作。

正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一样，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也给新自由主义以致命性的打击。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发表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利奥・帕尼奇文章说：“此次危机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已使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很明显，帕尼奇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恐慌”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是说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和信仰已经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7月6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一文指出：“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经济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帕尼奇和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发表后，新自由主义危机逐渐成为西方各国许多人的共识。西方报刊和网站出现了不少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报道、访谈和文章，异口同声地谴责新自由主义及其严重后果。

在西方不同国家不同学者中，在同声批判新自由主义危机时用语各异。除了上述帕尼奇和斯蒂格利茨的“意识形态恐慌”、“意识形态危机”、“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信仰危机”之外，现在常见的还有“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极端主义危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危机”、“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自由放任主义危机”、“美国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市场至上主义危机”，等等。虽然用语各异，但所指相同，全都是指新自由主义危机。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危机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接受采访时说：“当前的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英国学者霍尔斯鲍姆说：“过去数十年里，人们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而缺乏现实性。”“‘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败。”英国学者迈克・约翰逊认为：“西方出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说明资本主义确实出了很多问题。……面对经济危机下的种种不确定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会被人们抛弃。”美国作者安迪・斯特恩说：“曾在20世纪辉煌一时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正被丢进21世纪的灰烬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原来是“历史终结论”的主要鼓吹者，断言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然而，在本次危机中，福山的观点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将受到审判。

西方学者不仅在从理论上批判新自由主义，而且直接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这场危机爆发后，正当撒切尔入主唐宁街30周年时，许多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30年的试验又一次失败。不过，这次失败的是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同样遭到了批判。曾任里根政府国内政策顾问的布鲁斯・巴特莱特本是里根经济学的参与制定者之一，现在对里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体系反戈一击。他在《新美国经济：里根经济学的失败与未来之路》一书的书名上，赫然写上“里根经济学的失败”。

不仅在西方学界，甚至在西方商界，也有人谴责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谴责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大投资家乔治・绍罗什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目前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要归咎于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所信奉并推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误以为市场具备自行调节机制。”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同样受到批判。在这场大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已经批判“华盛顿共识”，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不适用，而且很有害。在这场大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指出，“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东欧的“实验”已经宣告失败。

五、应高度重视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力图通过多种途径用他们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来影响中国改革。同时，我国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从西方新自由主义中寻找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措施。这样，西方新自由主义便逐渐在我国产生影响。

国内一些有关论著不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学派以及“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政策体系进行全面评析，而是不加分析地向国内读者积极推荐，全盘肯定。这对许多人尤其是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使他们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没有识别和批判分析能力。

在各种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科斯和以他为首的产权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20世纪80年代初，科斯看到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认为这是推销他的产权私有思想的极好机会。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中国推销主张产权私有的科斯思想，其追随者进行了认真琢磨。他们给“私有产权换了包装”，开始时只说“产权明晰”，而不说科斯的产权明晰就是产权私有。直到科斯的思想在中国被一些人接受后，他们才公开声称：“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断言：“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有制的体制”。

科斯通过“派进来”和“请出去”两种途径来影响中国的产权改革。他将其追随者“派进来”推销他的产权私有论，并“自费”将中国几十位知名经济学家“请出去”，到美国参加他自己组织的“中国经济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

更值得注意的是，科斯后来不仅要在中国宣传和推广他的产权私有理论和政策主张，而且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进一步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开放而自由的思想市场”的主张，并表示期盼中国成为“自由思想的全球中心”。国内有人在评介科斯关于中国“开放自由思想市场”主张时赞许说：“科斯极富洞见的一家之言，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显然极具现实意义。”这些人正在积极推销科斯关于中国要积极开放自由思想市场的主张。他们也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

国内媒体报道：“2010年，科斯百岁之时，中国经济学家组织了活动庆祝，远在大洋彼岸的科斯发来一段视频。”国内媒体还报道，科斯本应邀在2013年10月来中国访问，没料到在来华前一个月去世。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对科斯表示沉痛哀悼和敬意，甚至说：“科斯的学说始终是照亮中国崎岖的改革道路的一盏明灯。”“科斯在经济转轨环境下的中国影响力巨大。科斯的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比在美国更高的认同和反响。”

过去一个时期，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不愿用“私有化”一词，而是用来自法文的“非国有化”或来自日文的“民营化”，并说“非国有化”和“民营化”不是私有化。这纯属欺人之谈。人们知道，法国的“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英文中的“私有化”和法文中的“非国有化”，在日语中译为“民营化”。现在，主张进一步进行产权改革者已经不再讳言私有化，而是公开说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私有化。

第2篇：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二、专题拓展

 

1、罗斯福新政“新”在何处

 

(1)新的理论和政策

 

①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都是从19世纪延续下来的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政策，它倡导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国家不干预经济事务，主要依靠市场进行调节。

 

②各国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程度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各生产部门必须密切协同配合。但是自由主义容易导致无序、盲目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③凯恩斯倡导政府要干预经济事务，把经济发展纳入到有序的轨道中，从而减少或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罗斯福新政就是对凯恩斯主义进行的大规模实践。

 

(2)新的特点：尽量避免采用国有化形式而力图保持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加强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工人和小生产者的措施，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3)新的起点：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把美国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迅速推向美国式的、非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模式在二战后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资本主义制度由此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继续向前发展的新起点。

 

(4)新的模式：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二战后被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借鉴和继承，促使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现新变化，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区别

 

(1)本质特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与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结合，国家占有并支配垄断资本的核心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发挥国家干预和调节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收入和社会利润的再分配，从而增强了垄断资本的地位，促进了垄断资本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最终加深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趋势。

 

(2)区别：两者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当时具有一定积极性。首先，它突破了私人垄断的局限性，使生产、技术改造以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更加社会化，从而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私人垄断资本的有限性同现代化巨额投资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使资本主义市场问题得以减轻，从而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经济危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3、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及表现

 

(1)原因：①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垄断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造成一系列难以自解的危机，迫使私人垄断资本接受国家干预和调节。②战争的特殊作用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在战争中国家对工业部门实行集中管理，这为战后的国有化政策及建立国营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③经济大危机的惨痛教训呼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挥干预和调节作用，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实践提供了经验。大萧条期间，单靠私人垄断和自发市场机制已无法缓解固有矛盾，无法畅通再生产循环过程，只有国家才能充当调和矛盾、挽救危机的“救世主”。④战后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高科技产业需要投入巨资并进行有效管理，这超出了私人垄断资本的承受能力。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政权的有力干预，从根本上说，生产力发展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调整的根本动力。

 

(2)表现：①国有企业的发展;②国家财政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升高;③实行中央银行国有化，加强中央银行对国家金融的干预和调节作用;④战后出现的高科技产业需要国家投巨资并进行有效管理。

 

4、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调节方式

 

(1)法律和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是指资本主义国家采用法律的形式对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相互关系进行调节。行政手段是指依靠资本主义国家各级行政机构，采取命令、指示等行政方式对经济进行调节和干预。

 

(2)经济计划化。经济计划化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制定各种短期或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来干预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经济计划化是社会化大生产本身的要求。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把社会生产推向了全面的社会化，各行业各部门的联系更为紧密。

 

(3)宏观经济政策。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运用了各种经济手段，其中最主要的是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

 

①宏观财政政策。宏观财政政策是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政策之一，是指国家在财政领域内所制定的各种财政活动的措施和准则。

 

②宏观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政府为了达到既定的经济目标，通过中央银行对利率和信贷规模进行调节，从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

 

(4)社会福利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调节政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对缓解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发展、协调阶级矛盾、实现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政府福利性支出增长过快，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这些负担归根结底还得由劳动人民予以补偿。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实质，仍然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为垄断阶段的资本运行提供了保证，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它在缓解当代资本主义矛盾、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某些规律。

第3篇：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 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开始前，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了探索。一方面，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另一方面，由于我党缺乏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科学认识和实践经验，并受到“左倾”的影响，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这个历史阶段可细化为四个时期。

一、以利用为主的利用、限制非公有制的经济时期

1949年10月～1951年12月，党和政府从国情出发，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指导，对非公有制经济有着相对科学的分析和认识，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经济政策。在3年时间里，为国民经济恢复、重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多年的战争，国库空虚，财政困难，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我党清醒地认识到：想要迅速恢复和重建健康的国民经济，单靠重建国营工商业一种途径，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于是，我党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指导，对民族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经济政策。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所有制结构为五种经济成分（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体经济）并存，提出了新时期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强调了“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但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1]还在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2]这一时期的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既采取团结政策，让其得到存续和发展，又采取一定的限制和引导政策，提防其对国计民生产生不利影响，引导其向资本主义国家过渡。

二、以限制为主的利用、限制非公有制的经济时期

1952年1月～1952年12月，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认为限制与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3]

从1949年4月～1951年底，仍有不法资本家、残余势力扰乱经济秩序，全国出现四次物价较大幅度地上涨，部分民族资本家唯利是图，让中共对以利用为主的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开始有所动摇。1951年底～1952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党政机关内部以及私营工商企业中，分别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揭发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通过行贿、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经济斗争逐渐演变成政治斗争，经济问题从此被当成阶级斗争来对待，中共开始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从利用为主转变为限制为主。

三、从限制到几乎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造时期

土地革命、抗美援朝以及国民经济恢复三件大事的顺利完成，使中共一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指导思想开始动摇。在1952年9月的中共中央书记会议上，提出要用10年～15年时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以后才开始过渡，[4]经济上从继续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向消灭资本主义过渡。1953年1月～1956年12月，我党对非公经济的政策也从利用、限制向消灭民族资本主义转变。

1953年春，李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经济报告，非常赞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民族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途径”这一提法，并把报告中的“利用、限制、改组”改为“利用、限制、改造”。1953年9月，中共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标志着中共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消灭私有制经济，使消灭非公有制经济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此后的3年，国家又先后对工商业、农业以及手工业的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改造的步伐过快、过急、过粗，整个改造已经演变成为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过程。

四、政策反复调整最终混乱、失调的时期

1956年9月～1976年期间，我党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和政策的制定，试图返回正确道路，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政策反复调整，最终陷入长期混乱失调的状态。由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发生骚乱，提出以苏为鉴，党内一些领导人开始对国情、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重新思考，也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作出调整。1956年9月上，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发展模式；[5]刘少奇和先后主张部分手工业要长期保持单独经营方式。同年12月，也提出：“可以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可是，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政策被“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人民工社会”运动终止了，未能贯彻落实。

反右斗争，使党在经济政策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打压政策越演越烈。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在此思想影响下，党在经济建设上指导思想越发偏左，开始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积极作用。1958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经济、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对工业户、个体手工业户、小商小贩提出了不许存在、合并、重组等要求。同年5月，又在中共二次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一时期，私营、个体近乎绝迹，生产力严重破坏，外加自然灾害，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出现负增长，我党开始意识到“左”的危害。于是，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非公有制经济又获得了发展机会。

但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提“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使此前所有允许、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全部被废止。1964年4月，中央《进一步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指示报告》，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走上了“非公有制经济绝技、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左”倾思想下，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批“三自一包”、大搞“穷过渡”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所剩无几，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完全束缚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个时期，不仅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曲折和失误的时期，也是我党在制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上出现脱离实际最严重的时期。

（作者单位为中共开原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M]. 1986：76.

[2] 选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1977：19.

[3] 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31-2432.

第4篇：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一、日共对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初步探索

“二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民主政治势　力获得自由，成为合法组织。日共经过一年的组织重建后恢复了活动，并于1945年12月　、1946年12月、1946年2月分别召开了四大和五大。面对形势的变化，党代会《宣言》　针对敌对势力对共产党的责难和攻击，在经济政策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我党从来不主张　‘否认一切私有财产’”。还说“‘否认一切私有财产’这种主张，在任何社会里都站　不住脚”，“将来即使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存在与那个社会相适应的私有财产”　。(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　第181页，第246—247页。)从而开始了对未来日本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1973年的十　二大、1976年的十三大和当年特别大会制定的《自由和民主宣言》中，日共进一步提出　了日本未来社会主义要利用经济手段的设想。十二大报告提出，税制、财政、金融政策　，对于服务以大企业为中心的自由民主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来说，是最重要的政策，这对　于“开辟改善国民生活的财源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因此，税制、财政、金融政策，将　来也是共产党“最重要的政策手段”。

日共认为，日本革命将经过反帝、反垄断的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两个连　续发展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为排除美国资本对日本经济的控制而斗争，要求对美国　资本所控制的企业实行人民的统制和国有化。”“通过对垄断资本实行人民的统制，争　取使垄断资本的金融机关和重要产业的垄断企业向国有化过渡，根据需要和条件宣布对　某些垄断企业实行国有化和民主管理。”但是，在对待国内垄断企业的国有化问题上，　“一定要根据需要和条件作出决定。特别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如果脱离了需要和条件，　没有得到国民的同意，过急地实行国有化，必然会遭到失败。”但日共同时强调，在民　主联合政府阶段，“对大企业采取必要的民主限制，这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限制，而　是从实现经济民主的观点出发，为保卫国民生活和权利所必须采取的民主的限制。”(　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第1　81页，第246—247页。)对于没有实行国有化的其他大企业、大银行，则通过国会行使　国政调查权、政府进行行政指导、修改禁止垄断法和制定新的法律，由工会和居民实行　监督，实现面向国民的民主管制。不难看出，日共在民主革命阶段，要对美国资本控制　的企业和某些日本垄断资本的大企业实行人民的统制和国有化。但是，对大企业采取的　民主限制，“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限制”，而是从当时民主革命阶段的现实出发所采　取的必要的有益措施，因而，这些企业的运营还得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还得有商　品、市场的存在。

而对于中小企业、农业和中小渔业部门，日共则采取不同于大企业的政策，即“广泛　地保留私人所有和个体经营，尊重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我们设想，在这些部　门实行社会主义化的主要形式将是合作化。但到那时，也决不急于搞集体化，要等到它　们感到那样做对自己有利而要求集体化时才付诸实施，就是说要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　决不采取勉强地强加于人的做法。”从事承包业务的中小企业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之间　的关系主要是民主的关系，要充分发挥这些中小企业的力量，以便在维护它们的个体经　营的情况下，使它们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农业、渔业　，在自愿原则基础上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将是实现社会主义化的途径。”(注：中共中　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第181页，第24　6—247页。)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日共强调的还是计划经济的作用。1961年制定的党纲就明确提　出，只有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使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并推行使　生产力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保证日本人民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剥削下　解放出来，从饥寒交迫的生活中最后地解放出来。”党努力同一切拥护建设社会主义方　针的政党和人士合作，一方面尊重劳动农民和城市劳动市民以及中小企业家的利益，另　一方面通过说服，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社会。1976年制定的《自由与民主宣言》也明确　提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为了节约和有效地使用生产力、保障国民生活和全面　繁荣日本经济的手段。”即便这样，日共也并没有对未来日本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　度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更不用说提出一个具体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怎样结合的　模式，只是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民主联合政府阶　段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时期应对大企业迅速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而　对中小企业则不急于实行国有化，还要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经济建设，当条件　成熟时才实施社会主义国有化政策，这就为以后提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奠定思　想基础。

二、当前日共对“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进一步探索

90年代初的使日共受到来自国内外和自身内部的巨大压力。对于苏联、东欧　社会主义的失败，日共中央认为，其政治原因是苏联“霸权主义、官僚主义和****主义　的破产”，虽然苏联最初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中心的领导　集团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走上了对外实行霸权主义，对内实行官僚主义、****　主义的错误道路，而这一错误又为随后的历代领导层所继承，并体现得更为严重”。(　注：《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日]2000年11月22日《赤旗　报》。)经济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前苏联连“一枚螺丝、一根管子的生产都　必须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批准”，从而压制了经济本身的活力。这是苏联东欧失败的　重要政治经济原因，但这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科学社会主义至今仍然闪耀着　真理的光辉。由此，日共根据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结合日本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政治经济的特点，作出了自己的判断。1991年，时任日共领导人之一的上田耕一郎　发表了《日本式的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论》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模式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阐述。他在分别于1994、1997、2000年召开的日共二十、二　十一和二十二大上，以及在1996年对其重要文献《自由与民主主义宣言》的修改稿中，　都提出了未来日本社会主义经济将实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体制。

从总体上看，日本共产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虽然目前仍然是一个粗略的构思　，但是从日共领导人、日共决议和日共理论工作者的有关论述中不难发现，日共“市场　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混合经济”论，而“混合经济”论的实质是“采纳了将改革了的　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要素的体制”。这一模式不是苏联中央管理模式的计划经济　体制，而是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方向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具体地　说，这一经济制度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不对农业实行集体化。如果要对农业实行集　体化，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即采取“集体化是基于自发性的协同合作方式”。二是不　将中小企业国有化。“应长期实行私有制和私人经营”。三是不实行官僚统制，不采取　命令主义。包括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支柱的被国有化了的基础产业在内的各经济部门，也　不实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统制经济”，而是要“确立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紧密　结合中发展的体制”。四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是抛弃了“国有化、集体化”这　一形式的社会主义。五是市场经济模式在价格上“不采取统制价格和管理价格”，即“　物价就是市场价格”。日共认为，这样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才可能“发挥日本　社会主义的原动力”

“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体系离不开国家权力，就日本共产党的权力理论来　说，“从成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到谋求成立获得国会多数支持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阶　段，都要“得到国民的理解，根据国会决议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走向建设社会主义　”。无论在民主联合政府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阶段，“如果共产党在国会里　失去了国民的支持而成为少数派，就要脱离政府执政党，把权力交给在野党。”在社会　主义阶段，“可以考虑对一部分大企业或有关交通、通讯、石油产业之类的燃料、能源　方面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但是，“即使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经济阶段，由于国民　支持的摇摆不定，经济政策的失败等等，也会导致作为社会主义权力政府的崩溃和政权　转让的情况。因此，不能强行地采取社会主义化的政策。另外，在价格、流通、生产计　划方面，如果整个国家计划不能施行的话，那么就只能采取现在日本实行的‘行政指导　’方式。也就是说，虽然称之为‘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其内容也只能是极其粗枝　概略的东西。”

现在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实行着一定程度的计划。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自由放任型　的资本主义，今天在任何地方已不复存在。在当前日本经济的各方面，政府实施了强有　力的政策，即“以政府财政政策为根本，采取了商情刺激，或者根据商情调整政策。另　外，通过日本银行实行了根据法定利率的‘利息政策’”。作为个别政策，在通商产业　部，对于特定产业的特定企业，通过政府的投资和融资，采取了产业培育政策。如在电　脑、半导体部门，国家就特别实行了培育政策。在农业和水力部，有关稻米、播种、减　少农作物的耕地面积等，几乎都在政府的计划支配下。即使牛奶，也是在严格的生产计　划管理下进行生产的。也就是说，在当前的日本，对经济实行了相当力度的计划和指导　，这在事实上已为日本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基础。

在企业的操作层面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体制，即使在“国有化的基础产业中，　也不实行‘命令主义的统制经济’，而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发展的体制”。如果以这个　方向为目标，“在经国有化的基础产业里，不必等待中央政府的决定，各部门或单位可　以自由地作出决定。如果各部门决定的计划必须等到中央政府认可的话，那么就必然会　发生‘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因此，“这些企业在形式上虽然称之为国有化，但是　企业运营的实际情况是与私人企业相同的。”

三、对日本共产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几点认识

日本共产党结合日本国情对日本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结果，具有积极的　意义，但是其具体的运行及其机制如何则有待实践检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具　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一种社会主义经济　体制，而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日共认为，“要是放任市场经济的　话，市场经济就具有威胁国民生活的破坏性作用，但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营中，‘市场的　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市场经济能与计划经济结合，那么市场经济就会成为开辟　社会进步发展道路的要素。”

第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条件孕育成熟于现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日共于200　0年11月召开的二十二大指出，21世纪“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建立新体制的条件成熟的　世纪”。其标志是，首先，“人类在20世纪赢得的世界史的进步，是全人类向21世纪新　体制发展的准备。”民主主义、民族独立和和平秩序的发展，将成为社会主义前进的“　强有力的基础”。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制定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民主规　制以及国家用法律和行政指导、财政和税收、公共投资、金融等各种形式和手段对经济　的介入，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发达生产力，同时，也成为推动向新社会前进的　‘重要线索’”。再次，许多国际组织“承担起了调整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国家垄断资本　各项政策的任务”，由于这些国际机构的全球化，里面也隐含着迈向超越资本主义，建　立新体制的条件已经成熟的“重要线索”。这些都为日本实现“市场经济模式”的社会　主义提供了“现成的形式”和“条件”。所以，日本共产党只要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　行民主改革”，利用“资本主义全部成果和价值”，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可能的　。(注：《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日]2000年11月22日《　赤旗报》。)

第5篇：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供给学派 凯恩斯主义 启示

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比较分析

（一）兴起背景

1929-1933年，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普遍性的经济大萧条，表现为工业生产总值下降、失业率上升、投资崩溃，传统信奉自由经济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做出解释，甚至产生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困惑，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大的理论危机出现了，而凯恩斯及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正式诞生。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综合起来，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为内容的微观经济学和以凯恩斯理论为内容的宏观经济学，促进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论政策的基础。自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呈现高通货膨胀率和低增长率并存的状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遇到了空前的理论危机，客观上需要新的经济理论来应对和解释。于是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体现自由主义思潮的经济学流派应运而生，可见从一开始供给学派就是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产生的。

（二）理论体系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共同构成的有效需求，受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制约，资本主义经济会出现投资需求不足和非自愿性失业，结论是资本主义无法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需要国家有效干预取代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市场非出清、非均衡需要外部干预成为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逻辑出发点；而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相比供给学派的理论体系较为单薄，更偏重于政策主张。该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商品与劳务的生产与提高生产率，为增加供给，需要运用税收等政策促进储蓄和鼓励企业投资。

（三）政策观点

在政策上凯恩斯主义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否认市场可以自动维持充分就业和自动出清，主张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整。在解决经济萧条和促进就业方面，凯恩斯主义认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提出了功能性的财政预算政策，主张以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萧条问题。新古典综合派作为凯恩斯理论的继承者，坚持国家干预为主、市场机制为辅的政策方针，丰富了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使得凯恩斯理论动态化和模型化的同时也继续传播了国家干预思想；而供给学派认为“滞胀”的出现是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恶果，提出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主张在市场供求关系中把供给放在首位，调整政府干预的内容和方向，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减税等措施鼓励储蓄、投资和工作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据此，针对当时美国的“滞胀”状态，“供给学派认为美国经济的头号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生产率的下降。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解决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

（四）政策影响

作为西方经济学史上具有革命地位的凯恩斯主义，颠覆了信奉市场机制自由运行的传统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全新指导思想，在危机中挽救了资本主义。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既同凯恩斯主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也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虽然围绕着如何理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学说等问题，凯恩斯主义演化成了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非均衡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等流派，但凯恩斯通过政府干预解决经济问题的基本思想还是得到了传承，其工资刚性、价格刚性等基础假设得到弥补和填充，凯恩斯经济理论注重社会心理分析，也为以后的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乃至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提供了某种借鉴。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实践新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推行既要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又要削减赤字、压缩债务的经济增长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后回归凯恩斯主义成了欧美领导人制定政策的现实选择，显示了凯恩斯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供给学派自然无法和号称“拯救了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相提并论，它产生于传统凯恩斯主义遭到质疑及西方经济学流派纷纷兴起的时刻，它对美国、英国政府特定时期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理论没有继续丰富和完善，相比起传统凯恩斯主义及其以后的分支流派，其影响力都不能相提并论。

（五）理论欠缺

作为经济理论难免存在局限，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缺少微观经济基础就成为非凯恩斯主义抨击的目标，另外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还需继续检验，其政策措施只着眼于解决短期经济问题，对经济长期增长作用有限也是凯恩斯主义的明显缺陷；供给学派坚持从古典经济学渊源解决现实问题，片面强调“供给方”管理，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简单重申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所提出的政策主张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其边际减税政策被认为是在保护富人的利益，所以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曾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甚至供给学派内部在减税等理论政策的功效上也存在争论，但其最大的不足在于它由只强调需求的一个极端走到了只强调供给的另外一个极端。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启示

（一）解决经济问题需要供需协调

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出发点既可以是需求边也可以是供给边，当供给存在约束时，就要着力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片面强调供给或片面强调需求都不可取。供需协调就是要从单纯强调需求转为需求和供给齐抓共管，避免非此即彼的主观判断，从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尽管政府投资在城镇化及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领域还有政策运用空间，但着眼于经济中长期发展问题，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思路，减少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放松妨碍供给边管理的一切不必要约束。当前我国经济同时面临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两方面不足的问题，实施供给管理要求我国从制度、技术、资本、人口、资源等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发展潜力，坚持创新发展战略，让企业等市场主体加强新产品和新劳务的生产供给，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解决经济问题需要重视中小企业创新

供给学派认为供给的核心问题是生产效率问题，而生产效率又与企业的“创造性的破旧”密不可分，所以供给学派认为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私人经济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至关重要，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其实正面临着来自中小企业创新上的竞争。政府应该放松管制，让企业尽量自由的经营，使企业家精神得以充分发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事实上，20年代80年代中后期美国实体经济整体波动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改革从而激发了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是经济创新发展的动力，目前国内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受欧美经济危机影响较大，就更需要财税金融政策的大力支持，将对民营中小企业的系列扶持和促进措施落到实处，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不合理资源配置，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力和整体竞争力，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三） 市场经济需要提高国家干预水平

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虽然主张减少国家干预，但“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供给学派都承认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供需均衡，都认为需要国家干预，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这种干预的程度、内容和方向上”。供给学派眼中的经济自由不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完全复归，倡导经济自由不是完全否定政府干预，为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创新精神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制度建设的先天不完善，政府必须对市场固有的失灵现象和失灵领域进行有效干预，要求政府在加强自身改革建设的基础上，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发挥对市场失灵的纠偏及惩治功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四） 经济发展需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

在费尔德斯坦等“温和供给学派”那里，“反对过分乐观预期通过降低边际税率实现控制通货膨胀、增加税赋和促使个人财富增长，更加注重有形资本和智力资本及提高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体现了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主张和坚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和凯恩斯主义片面注重解决短期问题强调需求管理形成区别。在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型之际，必须探索建立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共同参加的，促使“人口数量型红利”向“人口质量型红利”转变的运行机制，切实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五）经济理论要与经济环境相匹配

无论是凯恩斯主义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是供给学派面对“滞胀”，都是在特定经济环境下为解决特定问题服务的，随着具体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制度背景的不同，经济政策的基点和核心也应该有所不同，制定经济政策要从现实经济问题入手。供给学派认为“滞胀”是供给不足时刺激需求政策的严重后果，大萧条时期的政策经验不能解决“滞胀”问题。同理，里根政府治理“滞胀”的经验不能在中国全盘复制，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也并不是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全部，要看到当时沃克尔反通胀措施、美苏争霸带来的政府购买增加、广场协议带来美元汇率贬值等国内外积极因素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的理论话语权逐渐彰显，对于经济学界各种学说及各种“主义”应该欢迎其思想争鸣，但我们始终要坚持在具体经济社会运行环境中考量理论目标的可实现性，经济理论务必建构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之上。

（六）经济发展要规范政府行为

与鼓励政府工程建设、实施“赤字财政”的凯恩斯主义不同，供给学派更重视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刺激，反对政府对经济不必要和不适当的干预，认为政府是非生产性的，政府不适当的税收和举债会减少私人部门可资利用的财富，形成挤占效应，而私人经济部门的效率高于公共部门的活动效率，所以需要规范政府行为，更多的依靠市场力量来自动调节经济，为私人经济部门的增长创造条件。对于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中的作用，供给学派认为政府利用公共部门的扩张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持续的和扩张的需求，充分就业的客观经济基础是经济发展，而不是政府部门的扩张”。 2008年后通过实施中央版和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各级政府扩大了基础设施投资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虽然取得一定短期成效，但也固化了经济运行结构失衡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急速增长，不仅集聚了金融风险，也影响了经济发展质量。未来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各级政府要树立科学的绩效观和政绩观，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承担起更多职责，避免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秩序，使非国有企业有更多的利益机会和发展空间，激发经济社会的内在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尹伯成，华桂宏.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流派：供给学派[M].武汉出版社，1996

2.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温来成主编.政府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第6篇：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 阶段 退却 社会主义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其实践意义来说）。新经济政策思想活学活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地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列宁就曾说过，现在我们“将社会主义拖入了现实生活”①，这为我们如何深入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把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背景

新经济政策思想即是列宁围绕苏俄新经济政策所阐发的一系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毋庸置疑，列宁这一思想是围绕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而逐渐形成的思想。在苏俄三年内战行将结束，列宁等苏俄领导人正打算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时候，苏俄却爆发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以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为顶峰。危机的严重性质给苏俄的领导人以警醒，使他们意识到三年内战中为赢得战争所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适应新的国内形势，必须果断地终止这一政策从而避免农民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避免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破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列宁重新思考了在苏俄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逐步得出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其核心内容是，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恢复工农生产中的流转，实行租让制，采用迂回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既是源于对三年内战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又不限于仅是对以往政策的总结，而也是在基于对苏俄这样的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初步构想阶段。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大约1918年春天，列宁即对苏俄国内所存在的经济成分作出了较为冷静的判断，即指出，苏俄存在着从宗法式的、小商品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直到社会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并着重指出了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苏俄是小商品经济占据绝对优势。他由此推导出国家资本主义对于一个小农经济国家的意义，因为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小商品经济并且是社会主义的前阶。②苏俄既然处于这样的阶段，就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监督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在这个阶段，列宁的这一思想仍处于设想阶段，尚未经实践的检验，只能说其中孕育着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萌芽。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初步构想不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而是早在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

第二阶段是正式提出的阶段。随着苏俄进入三年国内战争阶段，苏俄的经济政策也随之变化，原先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已不可能实行，战争的状态及苏维埃政权处于守势的局面使得苏俄迅即转入以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的产品集中分配体系，这种既符合战时需要又契合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经济政策使得苏俄经受住了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的考验，与此同时，这种体系和政策的初步见效使得列宁等产生了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所谓直接过渡，即是指苏俄通过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直接过渡到以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即要求对社会生产进行计划调节）为主的国家。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抛弃了列宁原先关于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脱离了当时苏俄经济的实际，在国内战争进入尾声之际，导致了大批农民破产，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农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高度紧张，这就为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创造了条件。

大致在1921年春，国内的政治危机（农民暴动不断，甚至出现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最终迫使列宁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在这一阶段，应当说，列宁主要是从战术的角度来理解新经济政策，认为新经济政策类似于一种军事上的退却，而这种退却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迂回的战术。这种“退却”的说法首先是一种为了说明和宣传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形象的比喻。必须着重指出，这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定位存在不确定性，因为列宁多次指出退却的时间和限度是不知道的，要看实践的情况③，他对于新经济政策是存在一定的疑虑的，因为他必须考虑到新经济政策在恢复了正常的工农流转和生产之后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经历了三年国内战争的殊死搏斗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之后，这种退却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而列宁在许多场合都反复强调这种退却是为了“极顽强地向前进攻”，所以这种退却是有附加条件的，即退却是为了更好地进攻，而不是背叛革命。因此，在这个阶段，新经济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随时面临着转入进攻（即调整政策）的情况。顺便提一句，虽然新经济政策与列宁关于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初设想相呼应，列宁在解释新经济政策时也提到了1918年春的著作，但必须指出，在经历了残酷的国内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强化之后，列宁这时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强调不可避免带有“临时性”的意味。

第三阶段是发展深化阶段。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多以后，列宁根据实践的经验对新经济政策的定位有了更为清醒、更为理性的认识。在这个阶段，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已由原先的“退却的进攻”变为“长时间的或战略的退却”，也就是说，这时的退却已经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而是必须长期实行的稳定的政策了，这样说，不是意味着“放弃进攻”，而是将进攻大大往后延期了。这种看法的依据在于，列宁认为“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④这就清楚地表明，短时间内从退却转入进攻已不是列宁的观点了。列宁的观点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转变，一个基本的因素在于，列宁对于俄国农民的文化程度作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列宁认为，在俄国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俄国居民的合作化，俄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没法建成，而没有文化程度、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居民的合作化就难以完成。而俄国落后的文化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⑤这里的“根本”就表现在，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来看，社会主义已经不是意味着采用集中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方式（即典型的计划经济），而是意味着采用合作社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即资本主义的集体企业经济），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无产阶级国家掌握土地和生产资料。因此，从这样的角度再反过来看列宁关于“退却”的提法就更易于理解了，正是由于长期停留在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得以充分论证之后——因为列宁曾明确地指出“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⑥，他才能够得出“延期进攻”的观点而不是“重新进攻”的观点。因为，这时的“退却”已经有了不同于提出这一说法之初的含义，“退却”已经不是退却了，而是重新确立新的社会主义阵地了⑦。

三、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阶段论的重大意义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发展的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三个阶段的思想变化是非常急剧的，常常伴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导致了我们理解列宁思想的难度，但如果我们能紧密把握列宁思想发展轨迹之间的这种与实践互动的关系，则不难找到列宁不同阶段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内在发展逻辑，正是这种逻辑浓缩了苏俄革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矛盾。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告诉我们，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贯的、始终如一的。新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临时性的举措，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缓和苏维埃政权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巩固苏维埃政权。但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列宁结合对苏俄发展阶段的分析，敏锐地发现，在俄国完成十月革命之后，却仍然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之前需要完成的经济任务。这一任务不仅不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更易于完成，恰恰相反，这种经济领域的任务与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所宣传的革命意识形态还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在俄国后来的发展进程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也使后来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科学社会主义本来面貌的认识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发展变化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还原了科学社会主义本来的面貌，探索了如何在现实的条件下，运用唯物辩证法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方法和途径。

注释：

①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47页

②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51页

③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42页

④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52页

⑤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55页

第7篇：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日本 战后 经济体制 政府干预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通过政府干预来谋求经济的超速发展。无论二战之前抑或之后，历届日本政府始终坚持经济至上的战略方针，在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下，日本政府根据本国的国情，发挥了发达国家中独具一格的宏观调控的功能，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有效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超速发展。换句话说，政府干预是日本市场经济得以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其经济运行过程中，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操纵。

一、日本经济体制的政府干预特征

二战前，日本利用中央集权的政治、行政体制，对经济进行种种干预，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战时，日本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实行了统制经济，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了全面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而到了战后，日本实行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可以说就是战前特别是战时统制经济办法的延续和发展。例如，战后日本的“行政指导”，是战时军需省和商工省密切配合实行统制经济的经验在战后条件下的运用；日本银行的“窗口限制”则是在战时实行金融统制的基础上实现的；另外战后实行的管理货币制度也在战时实行过。

所谓政府干预经济，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利用国家权力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趋向和产业结构施以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和影响。［1］政府干预经济，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对于日本而言，这一职能显得尤为突出。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生，既非封建晚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发展成熟的自然结果，也缺乏市民革命的基础，而是在欧美国家的“外压”下实现的。这种具有本国“早产”、世界“晚产”特征的资本主义，其经济发展自始就刻上了政府干预的印痕。［2］这正如我国日本史著名研究学者万峰先生所说的：“日本在近代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不仅国家一开始就集中地垄断资本力量，而且在国家扶植财阀和集中社会上分散资金的过程中，也鼓励了私人资本的集中与垄断局面的形成。这是后进国创立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特点。”［3］

具体说来，二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美国在日本强制推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措施。在经济层面上，财阀被迫实行“解体”；财阀系大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全部遭到解职；垄断化程度高的大企业实行“分割处理”和“排除集中”。此外还制定了《反垄断法》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法规，以彻底铲除军国主义滋生的经济基础。但此间政府干预并未中断。日本在战败至50年代中期，高度干预的统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被限制在极小范围内。总的说来，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1.政府控制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以调节经济发展，并据此制定经济发展的计划。

首先重视对预算方案的编制及其对经济的刺激。日本政府重视手中控制的财权，并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发展。其次，直接干预金融业，以此保证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达到刺激经济发展的目的。日本金融业是政策干预最多、最细的行业。金融业务的最高决策权在中央银行政策委员会手中，金融行政工作则由大藏省掌管，中央银行的业务运营和人事安排都受政府和大藏省的干预和控制。再次，日本政府通过经济企划厅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编制出各种指导性计划，为企业提供经济信息，指明企业今后的经营发展方向。

2.实施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诱导产业结构的调整。

日本的产业政策诱导是通过通产省制定的“产业结构设想”和产业组织政策，指明今后产业的发展目标，确立必须予以倾斜的重点产业，并以税收、金融等方面给倾斜产业以一定的优惠，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出口结构的优化，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对经济活动实施广泛而复杂的规制和行政指导。

所谓“规制”，就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的，介入企业和居民的活动并进行干预。［4］行政机构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用奖惩的经济手段和协商、劝告的形式，对民间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这是政府常用的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

4.形成既严密又讲关系的经济管理的组织体系，以落实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组织体系中居于首位的是大藏省、通产省、经济企划厅等政府部门。它们是进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机构。其次是长期在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中的各专业委员会中担任要职的“族议员”。第三是半官方的各种审议会，它们也对国家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再下层则是民间的行业团体和企业间的横向联系。最后就是在企业内部体现出来的“劳资协调”社会通行惯例。上述经济管理的组织体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贯穿着讲究“关系”的主线，而契约只存在于政府机构的部分制度中，许多制度的深层也隐藏着“关系”的因素。处处讲究“关系”亦成为日本的重要国情，而关系中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则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上通下达，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

二、政府干预经济的焦点――产业政策

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途径很多，方面甚广。其中，产业政策堪称为最有特色，最见成效。从近代日本经济发展史来看，日本经济具有“速成性”的特点，即起步晚，但收效快。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发挥出重要的推动作用。战前日本经济实现了年均4%的资本主义世界同期最高增长率，战后更是以极高的增长速度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对于在经济上实行赶超战略的“后发型”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日本产业政策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系统最成功的产业政策。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对国民经济特别是企业决策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引导。日本政府实现干预的主要政策手段，一是财政措施，通常采用投资补贴、减免或增加税收、加速折旧等；二是金融措施，主要是对那些需要支持其发展的产业给予利率等条件较为优惠的商业贷款，或直接由政府的政策性融资机构提供长期贷款；三是贸易措施，政府为了保护和扶植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往往采用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政策，主要手段是本国货币贬值、高进口关税、出口退税等，在特殊情况下，还对某些国内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的工业产品实施进口数量限制；四是法律和行政措施，这主要是指因法律或法令规定特定行业企业的最低规模，制止垄断和非公正竞争行为，等等。［5］必须看到，日本的产业政策是依据市场提供的信息制定的，是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实施的。

同任何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日本政府通常是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因此，政府的经济计划是以引导为主的。计划的主旨在于说明经济的走向，表明政府的决策主张，向企业界提供可靠的市场信息，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等等。日本政府的第一个经济计划《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于1952年12月出台。这一计划的基本内容是经济自立和充分就业。1958年12月，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二个经济计划，即《新的长期经济计划》。该计划主要强调依靠民间企业来取得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同时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由直接转为间接。1961年11月，池田勇人内阁抛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此后日本政府又相继制定了若干个经济计划，如：1965年1月的《中期经济计划》、1967年3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1970年3月的《第二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6］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主要是引导性计划，按时间长短可划分为三种：一是长期计划，例如通产省下属的产业结构审议会的“10年产业结构设想”及国土厅的“20年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等就属于这一类；二是中期计划，例如二战之后，日本先后制定了12个经济发展计划，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国民收入倍增十年计划”和90年代初的“新五年计划（1992―1996）”；三是短期计划，这是日本政府每年所做的经济预测，它是制定年度财政预算的基本依据。可以这样说，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是宏观的，这些计划都带有很大的引导性，能为企业指明发展的前景和方向，引导企业的投资走向。

另外，日本还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这主要是政府部门针对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和兴办的大规模事业制定的有关法律和相关的计划。在极具日本特色的“官民协调”体制下，政府与企业的密切合作扩大了双方的视野，有利于取得经济成效。总之，日本的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是通过官民合作来编制的，具有发挥国民积极性的作用，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三、对于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些评价

日本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准则强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和谐合作。日本的传统价值观念重集团主义而非个人主义，重和谐调整而非单纯的竞争斗争，国家利益至上而非个人主义优先。从历史上看，日本政府享有极高的权威，官民一致才能为本国经济开拓道路，延续至今即肯定政府有权领导并在必要的方面进行干预，这与欧美的思想基础大相径庭。在欧美的时代精神中，社会的最大利益建筑在每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福利上，让“看不见的手”来指挥个人的完全竞争，政府仅在维持完全的竞争状态时才进行干预。［7］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欧美国家主要是依靠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取得了经济的高度发达。日本则由于市场条件的“先天不足”，极为看重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并通过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创造出欧美国家用“看不见的手”创造出来的经济奇迹，最终实现了赶超欧美国家的战略目标。

在战后初期价格尚未放开、市场体系还有待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日本政府在实施优先发展煤炭和钢铁工业的“倾斜生产方式”时，采取了直接控制的手段，如原材料的优先分配、复兴金库贷款、差价补助基金、进口物资分配等。到了50年代初实行产业合理化政策时，其政策手段已有了明显的变化，如以正常的企业核算为前提实行租税特别措施和财政投资贷款，而避免采取违反市场机制的直接干预办法。但是进口配额制度和控制外国资本对日直接投资的保护主义办法却依旧保留了下来。60年代以后，由于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府失去了发放进口配额、引进技术、设立合资企业及与引进技术有关的增添设备的审批权等权力，为了继续保持影响力，政府曾打算发展替代这些措施的政策手段，例如制定《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但最终未获议会通过而被否决。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表现之一，就是运用政策手段保护、扶植与加强某些产业的作用减弱，转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更多的控制走向更大程度的开发，这是日本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

在日本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政府干预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向，它处于产业结构问题的范畴，并不干预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措施；政府干预是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市场主要是微观调节机制；政府干预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市场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政府干预只能通过市场才能得以实行，市场又受到政府干预的控制和引导。［8］

日本政府干预经济取得了极大成功。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居首位，其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了法国，1967年超过了英国，1968年超过了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9］可以说，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法规使企业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其所要求的轨道之中，但是考察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总体脉络，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虽然起重要作用，但仅限于对民间经济进行培植和扶持，经济行为的主体依然是民间部门，换句话讲，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是以促进自下而上的道路为前提的。［10］

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与国家权力的推动密切相关。战前日本虽然奉行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竞争原则，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始终很强。严格地说，它几乎未经过自由竞争阶段便迅速转入垄断、国家垄断阶段。这是战前日本经济有别于欧美国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战后日本顺乎历史潮流，继续加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历史前提。诚然，战前、战后的政府干预在性质、原则、形式、目标等诸方面已发生很大变化，但就其干预程度和效果而言，在战后资本主义各国中极具代表性。日本的经验证明：“政府的宏观调节已成为市场体系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市场经济既应有积极的市场调节功能，又需要有政府对市场的速度调控。市场与政府作用的交互结合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依托和保障。这就是历史给出的结论。”［11］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方面，它符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调和了某些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从而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调控终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作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固有的根本矛盾始终未能解决。

参考文献：

［1］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现代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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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贤淳.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165.

第8篇：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管理职能;职能转变

Abstract:After World War II， pushed by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production capability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developed very fast. With the development， a new change took place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which manifested that the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on both i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apitalist countrieshad been increased. Focusing on this phenomenon and probing the cause of which will be very important for studying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utilizing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chievement of capitalist country.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function of management; function transition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与之相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由阶级职能向社会职能的转变。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论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国家的实质作了这样的界定：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失败后，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质，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引申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只有统治和压迫。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继续阐述了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阶级职能外，也涉及国家的社会职能。他把国家理解为一种产生于社会之中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用来缓和冲突，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有阶级存在，国家就需要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国家的阶级职能和国家的社会职能是紧密联系的。从本质上看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从国家的阶级职能看，国家是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抵御外部敌对势力侵犯的机器，这无疑体现了国家本质和国家的阶级职能相一致的方面。但从国家的社会职能来看，国家往往又是以整个社会的代表的身份出现的。国家的社会职能似乎是与国家的本质相悖的，因为国家的社会职能的行使是有利于对立阶级双方的。但实际上，在阶级还存在的社会，统治阶级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首先是为了争得它自己的利益，巩固统治地位。所以国家的社会职能是从属于或受制于国家的阶级职能的。从深层来看，国家的社会职能与国家的阶级职能在本质属性上是一致的。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职能更加强化，而阶级职能则日显淡化。

在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转变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到那时国家的阶级职能将不存在了，而社会职能却能仍然保留下来，一些社会经济管理的手段和方法，都可以被社会主义所采用。

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家职能更多地体现为对阶级的压迫和对社会的统治。二战结束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进而改变了其经济结构和阶级构成，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广泛、大规模地干预和调节经济，以保证再生产的正常进行，缓和矛盾，保障就业等等。国家放弃了“守夜人”的角色，开始充分发挥其经济社会的管理职能。这是历史上任何社会所不曾有过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职能在当代的新发展。

(一)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经济干预调节的经济职能大大加强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主要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一般通过法律、政权等上层建筑保护经济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外部条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采取时而干预时而放任的政策。而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全面、长期、持续地干预经济生活。

首先，从国家支出比来看。国家支出比是衡量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程度的一个综合的数量指标。它表示国家支出占当年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世纪初，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极低，美国在1913年这个比例仅为2.1%，而战后几十年里，政府支出所占份额不断上升，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1949年上升到23.1 %， 1961年达到28 .8%。即使在自由主义春风得意的20世纪80年代，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与之前并无太大的下降，英国和法国的国家支出比还有所上升［1］。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新的经济衰退，西方各国又纷纷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渗透。1991年－1997年，美国的国家支出比在32%－34.4%，英国在39.7%－43.6%之间，法国在50.5%－55.0%之间，瑞典最高在61.3%－71%之间。总体来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支在不断上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不断增强［2］。

其次，从国有经济来看。当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直接参与国家经济生活。但是，国有财产和国有企业数量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各国不尽相同。国有化在西欧国家有较大发展，在美国和日本规模较小。英国、法国、德国国有企业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12%，意大利占20%左右。美国的国有企业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下。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国有企业的比例有所缩小，但仍未能把全部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成分和私有成分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有机政体的组成部分。虽然私有成分占主体地位，但国有成分（企业）在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原材料、动力和半成品，以及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银行信贷等方面提供了广泛的服务，为垄断资本和整个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总之，国有成分起的作用，是私营成分所不能代替的。

最后，从间接干预和调节国家经济来看。除了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干预和调节国家经济以外，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强化了利用国家间接影响经济的方法，干预和调节经济活动。主要内容有：（1）财政调节。财政政策可分为财政收入(即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国家的税收政策通过增税或减税影响社会有效需求;支出政策通过政府开支的增减或财政赤字的增减来影响社会总需求。（2） 货币政策。国家通过控制中央银行，掌握经济运行中枢，并通过货币金融系统调节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和伸缩使用规模，影响投资和经济活动的水平，以达到反周期和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3）收入政策。包括工资和物价两项具体措施，它们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补充。国家通过冻结、协商工资形式和税收等各种措施管理工资和物价水平，以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4）行政和法律手段。在一些特殊问题上，国家采取单纯的行政和法律手段，体现了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维护经济秩序，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条件的职能。在现实中，这些手段往往同时使用，互相搭配，互相补充，已收到预期的效果。

（二）资本主义国家对国际经济干预调节的经济职能大大加强

在新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全球化进程加快。在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一种打破民族国家疆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积累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国内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的同时，也注意加强对国际经济的干预和调节。

首先，从国际经济组织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为恢复战后经济，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脱颖而出，此后几十年来，国际经济组织一直保持增长的势头，1951年全世界政府间的国际经济组织为123个，1976年上升到308个，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国际经济组织已超过3 000个，其中政府间的国际经济组织就有500个［3］。与战前相比，国际经济组织已经从主要协调跨国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标准发展到对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各领域的全面协调和管理；其制定的法律规范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国家经济管理的加强和补充，而是开始从国际经济整体立场出发，以促进国际协调；另外，国际经济组织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也从主要采取协商、调解等传统的外交手段发展到利用仲裁、诉讼等准法律方式。随着国际经济组织调整的对象扩大，手段增多，效力加强，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是早期国际经济组织不可比拟的。

其次，从政府首脑会晤来看。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可以对国际资本运行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这种会晤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生活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运行的矛盾日益加剧。发达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要求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高级的国际经济协调机构。这样，在1975年11月，美、日、德、法、英、意等六国举行了第一次政府首脑会议，对1974—1975年危机后如何振兴西方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磋商和协调。1976年又吸收了加拿大首脑参加，举行第二次政府首脑会晤，由此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并发展为年度例会。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政府最高领导人一级水平上对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彼此之间经济关系和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问题进行调节。

最后，从区域性经济组织来看。地区经济一体化经济集团是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和有限的国家之间联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它的目标是不同程度地在成员国之间实现资本、商品、劳动力及劳务的自由流通，并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性经济组织不断增加，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公布的统计数字，从1948年到1994年，世界上先后出现过109个区域性经济组织，其中2/3是90年代后成立的。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对资本国际运行的调节主要在商品流通领域，但后者比自由贸易区进了一步，除了成员国之间彼此取消关税和贸易限额外，还规定同盟统一对外的关税率和共同的外贸政策。经济联盟对资本国际运行的调节不仅包括商品流通领域，而且包括货币和生产领域。经济联盟对资本国际运行的调节是当前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形式。比如说欧洲联盟通过调节资本国际运行，就对欧洲市场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此外，各国政府还通过制定国内法规，双边经济协定，区域性组织和全球性多边经济协议使主权国家对国际经济的干预和调节逐渐制度化。面对在20世纪末难以解决的全球经济衰退、国际债务危机、各种贸易保护壁垒和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以及21世纪前期可能出现的新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性经济组织对国际经济关系规范的作用和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同时，区域性经济组织对区域内经济关系的规范功能和协调作用也将不断加强。

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转变的原因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转变的原因，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略有涉及，具体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职能的增强是其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社会化进一步提高，各企业间、部门间、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及相互信赖性不断加强；而垄断却破坏着依靠市场自发力量来调节社会再生产的条件，破坏着通过竞争及资本的自由流动来实现的国民经济的相对平衡发展。这就要求国家担负起组织与协调社会经济的职能，以确保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2.战后科技革命和生产集中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从事现代化大生产所需的巨额投资与私人资本积累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私人资本的局限性迫使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政权拨出巨额资金来维持和建设某些经济部门，以保障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这就是西方国家对许多基础工业、公用事业、科技项目等实行国家经营或国家投资的原因所在。

3.市场调节机制存在明显不足，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有限，必须要有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为补充。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宣布了放任主义的传统经济学彻底破产，人们不得不承认市场调节的严重缺陷和国家干预经济社会事务的必要性，导致了西方各国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大规模干预的全面开始。经过二战“战时经济繁荣”的政策实践，国家干预正式成为普遍范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职能日益加强。

4.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要求国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垄断资本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这也迫使国家政权不得不出面进行干预，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治理加以保护，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性条件。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和失业问题长期困扰着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抑制激化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西方国家开始了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和调节。

5.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职能提出了新的挑战。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再生产过程和资本运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程度逐步加深，而各国经济互相依赖程度的加剧又削弱了单个国家干预本国经济的效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达到了国际规模，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调节，以缓和其矛盾。

四、结语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适应了战后新的形势，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种矛盾，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到一定限制的。首先，国家的干预和调节活动，受到市场的制约，它首先必须遵守一般的市场原则。其次，这种干预和调节要符合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国家采取的干预和调节的政策措施，只能是各个垄断资本集团合力作用的结果。再次，国家调节手段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最后，国家的调解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进行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规律起作用之前先进行的，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矛盾或规律。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转变既产生了正面效果，也产生了负面效果，但总的说来正面效果大于负面效果。在科技革命和生产社会化的推动下，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范围内，国家将继续在经济社会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其阶级职能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职能将进一步加强，直到国家成为一种“多余”，最后自行消亡。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虽然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一基本矛盾，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其自身范围内的自我适应和调整。

［参考文献］

［1］ 李 琮.当代资本主义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28.

第9篇：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笔者对这一观点并不十分赞同，因为这个观点的前提——列宁在落后农业国家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的蓝图是否存在，蓝图是否清晰完整，还需要深入论证。

【列宁留下了“两个半”理论难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有三个基本点：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摈弃市场经济。苏维埃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生产资料国有化改造，消灭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摈弃了商品货币关系，走上了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论断的道路。

由于国内战争破坏以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1920年底国内战争即将结束时，俄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农民暴动席卷俄国，喀琅施塔得发生兵变。1921年春，列宁为摆脱危机，转向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主要措施有：在农村实行粮食税，纳税后的余粮可自由交换；向小业主退还被国有化的企业；允许发展私营与合作的手工业和小工业；把国家无力开发经营的一些厂矿企业、森林、油田等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将国家无力经营的中小企业租赁给合作社和公民个人经营……国内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摈弃了消灭商品经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农业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利用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经济的论断，这个创新是勇敢伟大的。但是，它还不是利用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蓝图的全部，因为传统社会主义还有其他两个基本点——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列宁没有说明利用市场经济机制以后，这两个方面应怎么看和怎么办。新经济政策时期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出现了问题。

利用市场经济机制以后，仿佛释放出魔法，经济迅速恢复。例如在就业领域，私企提供了比国企多近一倍的劳动岗位，有着比国企高50%～90%的劳动生产率。私营业主，亦称耐普曼（俄语新经济政策第一个字母的音译，意为“新经济政策人”）也迅速发展。据当时的统计数据，1924年“工商业资产阶级”占全部人口的8.5%，与工人阶级的10.4%已相当接近。

私有经济和耐普曼的发展，引起了苏维埃社会十分矛盾的反响：在官方的宣传和群众意识中，私有制是资本主义范畴，耐普曼是私有者，是资产阶级，二者都是社会主义要消灭的对象。但在日常生活中，又离不开私有制经济和私营业主——在国营商店和合作社买不到的或是质量更好的商品，却可以在耐普曼的商店里买到，老百姓经常不得不和耐普曼打交道。所以，大众虽然鄙视、痛恨耐普曼，却不得不承认耐普曼的商品更好一些。一个公民骂道：“商人卑鄙下流，而他们的商品确实很好……”因此，他祈愿“让国营商业繁荣昌盛”，同时诅咒“让耐普曼陷入困境”。这一颇具代表性的态度，折射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矛盾。那么，是固守马克思主义公式，还是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

在这一十字路口，我们看到三道关隘——第一，在理论方面，市场经济仅仅等于资本主义，还是可以与社会主义兼容？ 第二，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是仅允许单一公有制存在，还是允许私有制和其他所有制形式发展？第三，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私营业主和管理者是仅简单地等于资产阶级，党暂时利用他们然后迅速消灭之，还是他们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解答这三个矛盾，需要对马克思传统社会主义论断进行系统的理论创新。列宁晚年曾英明地提出“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个论断中已蕴含社会主义可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思想，但他却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论断。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列宁只有半个理论创新；在如何对待私有制、私营业主这两个问题上，列宁没有新的提法——他把两个半理论难题留给了后人。从这一意义上不得不说，列宁虽然提出运用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但是没有也来不及提出落后农业国家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完整蓝图。

【全方位的政策收紧】

1927～1928年，新经济政策在苏联执行了六七年，经济已恢复并超过国内战争前的水平。市场经济、私有制、私商耐普曼是允许继续存在、发展，还是让它们在俄罗斯大地上烟消云散，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面前。

由于列宁没有留下完整的蓝图，由于马克思传统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选择了向后倒退。在经济领域一定程度允许资本主义发展，放松中央控制，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社会领域却主动出击，强化中央的控制，创造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形成“打右灯，向左拐”的现象。

政治领域。斯大林认为，党的路线确定以后，领导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新经济政策时期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最重要的举措，就是通过创建和运用中央高度集权的干部任免制度，排除领导干部中非工农出身、非共产党员的成分，使出身工农的共产党员成为领导干部的主体。新经济政策初期，由于党的领导干部缺乏，在苏联最高管理机关中（由中央直接任命的1号官册干部），非无产阶级的职员出身者曾占压倒优势（近70%），这个数字在财政委员会是88.0%，外贸人民委员会是91.8%，外交委员会是92.1%。为了排挤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干部，党摈弃了领导干部相对任命制，创建了任免权集中于党中央的绝对任命制——到上世纪20年代末，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上升至80.9%，而职员出身的下降到18%。

意识形态、教育文化领域。布尔什维克党深知社会舆论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新经济政策时期，党高度、密切关注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以密集的措施清理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构建无产阶级的教育体系，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文化教育领域，坚决清理学者、大学生队伍中的反对者。以1922年8月 “哲学船”事件为代表，将一批十月革命后不愿改变立场的非马克思主义著名知识分子驱逐到国外或俄国边远地区。苏维埃政权认为大量的科学家（包括院士）持反苏立场，于是在苏联科学院系统经常进行“清洁”工作。整个1920年代，苏联科学院被解除职务的学者达到全部编制的11%。针对各地大学频繁发生的教授和大学生为争取“学校自治”而兴起的“罢教”、“罢课”事件，1922年推行了大学中的“清洁”政策，清退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以上种种措施，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使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转变立场，与苏维埃政权合作。

1919年9月，俄开办附属于高等学校、中学的工人系，作为大学的预科机构。同时，录取高校学生实行阶级政策，规定严格的出身审查制度，学员必须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必须是在工厂、运输业、农业企业工作或者是劳动农民。这些措施，改变了知识分子队伍的社会成分：1925～1926学年全苏高校学生中有40%毕业于工人系。

社会领域。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只决定社会组织问题的大政方针，留给社会组织较大的自治空间。1922年8月3日颁布的法规规定，只要是不违反宪法和其他法律的社会组织，就予以登记。而到了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组织要成为社会组织思想和政治的领导。此后至1929年底，党和政府向社会组织派遣领导人，自上而下创建协助苏维埃政权型组织，排挤、注销自愿型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从自愿组织一统天下到帮助政权机关组织占据绝对优势：1924～1928年，前者仅增加了3倍，而后者增加了76倍。1928年2月6日，对社会组织进行重新注册，新经济政策时期绝大部分的自愿性社会组织被撤销，形成了帮助苏维埃政权型单一化社会组织体系。1928年以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根本改变：苏共对社会组织的领导系统、全面和制度化；社会组织准入标准，从遵守苏联宪法和法律这一比较宽松的条件，收缩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苏共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的标准。

经济领域。还在执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在1921年底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就强调“国有化工业应当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的竞争方法”， 要与私商斗争“夺得决定性的统治”。在1924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文件中，确定了发展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夺取私人商业资本阵地，通过种种措施限制私人资本发展的任务。到1926年7月提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分子（耐普曼、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劳动群众的政治影响的残余”；1927年底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则提出，消灭城乡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和消灭农村资本主义。从1921年至1927年，始终紧绷战胜私商耐普曼、夺取耐普曼阵地这一阶级斗争的弦，对耐普曼的态度越来越严厉。

在经济实践中，新经济政策之初对耐普曼就持歧视政策，限制其发展。首先是限制成立私营企业，在获得贷款方面国有工业亦享有优先权。此外，对私人企业贷款的还款要求也极为严格，要求每年还清贷款额的16%～18%，而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只需还清8%～10%。同时，对私营企业征收高税：1923/1924年间，私商按行业的税收增长了16倍，按所得税的税收增长了5倍。

在政治和教育等方面，耐普曼一直是受歧视的阶层：没有选举权，不能在军中服役，不能加入工会，不能加入住房合作社，不能出版自己的出版物，耐普曼的子女甚至不能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就读。

舆论宣传领域。 耐普曼一直被塑造为不可容忍的敌人，在官方宣传和群众文化中，到处是反对耐普曼的主题。当时到处可见反对耐普曼的宣传画，耐普曼在无产阶级群众的重锤打击下蜷缩、匍匐；剧院中上演许多以反耐普曼为主题的戏剧，展览馆中展览的则是讽刺它的漫画。如1922年底艺术家协会的展览上展出了名为《耐普曼之死》的艺术画。

总之， 通过一系列努力，1927年底，党的领导干部以工农出身为绝对主体，知识分子中工农子弟和工农出身的日益占据主流，社会组织绝大多数是帮助政权的组织，经济领域耐普曼私商的数量和影响迅速减少，而且私商遭受了舆论的谴责……党虽然在经济上一定程度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但在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不仅没有扩大支持新经济政策的社会力量，反而扩大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力量——为终结新经济政策做好了政治、社会和舆论的准备。由于市场经济只在经济领域的商业环节孤军前进，得不到其他领域的支持，其遭遇夭折的命运就是必然的。

结论是清楚的：

第一，新经济政策被抛弃的根本原因，不仅仅在于斯大林个人没有理解列宁思想的实质，还在于列宁尚没有或来不及作出对马克思传统社会主义三基点逐一突破、创新的系统的理论阐释，没有或来不及制定在落后农业国家通过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