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精选(九篇)

第1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范文

一、转型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从1788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28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回顾这些危机，尽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本质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基础都是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往往是产业危机的先导；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极度投机；多数危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首先发生于那些对世界经济具有支配地位国家中的那些对国民经济具有绝对影响力的行业或部门；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危机的形态也在发生转化。

19世纪之前，由于英国主导着世界经济，所以绝大多数危机首先发生于英国。20世纪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转到了美国。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的主导产业是毛纺织业，生产过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现在这个行业，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个行业往往是重灾区。20年代之后，棉纺织业取代毛纺织业上升为主导产业。整个19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包括与它有直接联系的部门）较之其他所有工业部门有绝对优势，所以这个行业始终是那个时代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它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对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19世纪下半叶，大机器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矿产开采、金属冶炼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使这些行业逐渐上升为可以与纺织工业并列的主导产业，并在19世纪末最终取代纺织业，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产业。于是，这个行业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同时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这些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行业或产业，在二战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机械制造、煤炭等行业;二战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转向汽车制造、造船、发电、石油、化工、电器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转向房地产业、金融业、IT产业等行业。随着这种转移，生产过剩危机的发源地也随之转移到相应的行业或产业。总的看来，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危机史表明，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机和数量不等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总的说来危机还是最突出地表现在产业领域，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是最主要的现象，而金融危机仅仅是伴随现象，带有附加性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逐渐与产业危机融合起来，使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由原来突出地表现为产业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90年代以来，世界接连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引起金融危机，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以来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金融危机。从2000年4月开始，以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为起点，美国主要资本市场的股票指数出现狂泻，金融风暴席卷了美国金融业。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一路演变成世界金融风暴和全面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给美国金融系统带来了百年一遇的冲击，造成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灭，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资救助花旗银行……，等等。在这些危机中，除了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属于单纯的货币危机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产业危机基础上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尽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发生机制、伴随现象、本质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产业扩张与信用膨胀相互推动，在一些成长性较强的行业（例如房地产、新技术产业）形成投机热，并推动其极度泡沫化。（2)信用经济畸形发展，造成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3)生产过剩是危机的起点，生产过剩危机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过来推动生产过剩危机走向深入，并使整个危机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危机。（4)主周期的长度逐渐向古典周期回归，同期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总之，这些新现象的出现，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一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转型。

二、转型的原因及转型后的基本特征

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属于信用危机的类型之一，它是由信用关系中断引起的强制性恢复。由于金融业建立的基础是信用关系，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核心的时候，一旦这个领域发生信用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的金融危机，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已经很高，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的信用关系也已经相当发达。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周期性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表明，金融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信用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_。

信用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渗透和发展，使交易关系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经济活动的交易媒介以货币为主逐渐转化为以信用关系为主，这种变化意味着商品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信用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信用关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马克思虽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种经济形式对等并列，他指出能够和自然经济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经济，但认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并且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商品经济在它几千年的发展中，如果从交换方式的发展来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物物交换阶段、货币经济阶段和信用经济阶段。在物物交换阶段，产品所有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进行，这种交换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局限，扩大了生产的社会性，但它无法解决交换次数难以确定和交换目标难以实现的矛盾。货币经济阶段的到来克服了物物交换阶段遇到的困难，拓展了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货币而又需要交换时无法交换的矛盾。随着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信用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为，无不体现着信用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也同样渗透到了世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信贷、国际汇兑、国际债券、国际商业信用、国际银行信用、国际消费信用等等，总而言之，从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信用关系，正在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向世界扩散，它使货币经济让位于信用经济，它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社会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性流动。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拓展了商品经济的活动空间，增加了其内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为货币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对货币和信用关系的创新本身能够对象化为商品。在实物货币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无论是一般物品还是贵金属，都是商品，只是因为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随着经济生活中信用关系的出现，有了包括信用货币在内的信用产品，随着信用关系的不断创新，有了股票、债券、期权、票据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类衍生产品，这些信用产品，多数作为资本商品进入交易市场，成了社会经济越来越重要的交易对象。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为资本积累开辟了道路。资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创新为资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如果说，在货币经济时代资本积累的出路和资本家消化过剩资本的基本途径是资本输出和技术创新，而在信用经济时代则主要转向信用创新。信用创新推动了信用扩张，而信用扩张一方面表现为信用种类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现为信用链条的延长。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产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产品。由于金融领域是信用创新的主战场，先进的创新手段、庞大的专业创新队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强度创新，使这一领域的信用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信用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多数国家的信用产品市值规模远远大于同一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规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关系的发展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和扩张能力。它促进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节省了流通费用，缩短了流通时间，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充分动员和利用了社会资源。只要信用创新能够带来足够的收益，资本主义就会尽其所能地推动其发展，就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创新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途径，也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技术基础，它-般包括技术、制度、组织、管理、金融创新等多种形式。对资本而言，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个别资本获得超额利润；通过技术发明和延长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增加就业；通过延伸信用链条创造出更多衍生产品，促进了投资，分散了风险；通过放大杠杆的撬动作用使更多的大资本控制在小资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由于信用形式的创新，为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创造了条件；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预期，而这又进一步刺激消费欲望，形成消费热；消费热拉动实体经济迅速扩张并形成泡沫，而这又为虚拟经济及其泡沫化创造了条件。

这些年来，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推动中，虚拟经济的交易规模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衍生产品不断被创造出来，杠杆交易使信贷规模极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灭，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机。本来，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实体经济危机，它之所以首先表现为强烈的金融危机，是因为虚拟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当泡沫破裂时，其强度也大大超过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现为剧烈的金融危机，危机使股市、债市、汇市、期市狂跌不止，财富大量蒸发，恐慌蔓延，赔本效应凸显，消费急剧缩减，结果使起初不甚明显的实体经济危机浮出水面，这时真正的危机才开始了，原来的金融系统已经被拖垮，正在进行重组，实体经济进入破产、倒闭或重组阶段，下一个需要度过的阶段是萧条。萧条阶段往往是新一轮创新的开始阶段，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即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也是新一轮创新的物质基础。由于新周期的物质基础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技术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随着复苏阶段的到来，实体经济不仅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对虚拟经济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场是虚拟经济存在的主要领域，所以虚拟经济的创新也主要表现为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又主要表现为交易方式、金融产品的创新，近些年来，尤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最为突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本支持，还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社会购买力。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不完全受实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它可以独立发展。从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看，由于期权交易、合约交易、杠杆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创新，以及多层级多种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使虚拟经济有了更大的独立发展的空间。由于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交易方式、交易对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经常伴有“羊群效应”、“博傻现象”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这意味着当事人受非理性行为的支配，很容易忽视系统风险，过度投机和使用金融创新，过度使用杠杆交易，造成虚拟经济的极度泡沫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实体经济触顶回调，就会引起信用链条初始环节的中断，进而引起整个信用系统危机，形成剧烈的金融危机。

三、转型后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导机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产业危机周期”向“金融危机周期”的转型，虽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因经济形态的演变引起，所以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经济个体活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无限积累与扩张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本来，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发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产业危机趋于缓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最近30年来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一次趋于尖锐激烈。无独有偶，这一过程恰巧与信用经济时代的加速到来相重合，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加速转型的同时，其频率和周期长度再一次出现回归的趋势，其程度也在逐渐加重。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前，固定资本更新、商业与产业之间的相互推动是高涨走向繁荣的基本形式，尽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链条短，信用关系较为简单，信用产品的泡沫化较为有限，而且多数间接地通过股市非理性暴涨表现出来。萧条时期，随着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的启动，技术创新与信用创新同时进行，信用资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长潜力大、风险小的产业。到了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开始重点流向那些成长势头较为强劲、财富效应较为突出的产业，并且与这些部门的产业形成相互推动之势。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在继续大规模流向热点产业的同时，开始全面出击，既支持产业扩张，也支持商业繁荣，直至热点产业严重泡沫化，并最终走向破灭为止。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后，产业、商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与转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链条的延长和信用种类的增多，再加上杠杆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规模逐级放大，衍生产品的数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个倒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否稳定，外来冲击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关键在于实体经济是否稳定。

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于日本、美国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发生的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三次转型后处于逐步完善过程中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尽管其具体层面上的发生和传导机制存在差异，但其一般形式已经基本相同，即：第一阶段，金融系统深度介入扩张潜力较大的产业，例如房地产和处于发展初期的房地产业，使这些产业在金融机构、开发商、投机者、游资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一产业扩张基础之上的信用链条也在延伸，数量在逐级放大，形成一个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体。在这一阶段，经济加速走向繁荣，整个经济活动表现出普遍的财富效应，当事人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较明显。第二阶段，极度泡沫化的实体经济开始出现拐点，泡沫开始破灭，随着物价下跌、利润减少、产品滞销，投资开始缩减。第三阶段，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信用链条沿着当初延伸的方向开始逐级断裂，庞大的虚拟经济开始倾斜、倒塌。第四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影响，使危机进一步放大，并沿着金融系统、贸易系统向其他国家扩散，这种扩散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心理，无论个人还是组织纷纷采取避险行动，从而出现了“羊群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危机迅速蔓延、加速见底。

当然，以上说法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由于引发危机的直接因素有两类，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的冲击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由内部因素自发作用引起。内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泡沫的自动破灭，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则主要表现为国际游资的剧烈冲击。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英等国的推动下，出现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国际金融寡头裏挟长期以来用虚拟经济创造的庞大货币资本，像洪水猛兽一样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这种现象从日本资产泡沫破灭过程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结论

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自然状态下，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往往是那些对世界经济拥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响作用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那些占绝对优势的产业、行业或部门，它们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机。

第2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范文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另—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o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展望

第3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范文

 

迄今为止，起源于2008年华尔街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延续了八年时间，虽然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宣称危机的起源地—美国经济已经明确复苏。但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看，这种复苏是有条件的或者有限度的。因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先天决定的，一旦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历史地发展到一定状态必然会爆发，如果出现复苏，那也是对外转嫁或者对内拖延的结果，本文就试图从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原理来解释这次经济危机复苏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身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无限制发展的年代。在商品经济中，由于商品交易成为经济活动中主宰一切的事务与现象，于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①。亦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种发达的、普遍的商品生产，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细胞形式，因此，马克思认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要从商品开始。商品就是交易中的产品，而要决定产品能够在市场上得到公平合理，令买卖双方都满意的交换，则取决于商品的内在价值。商品的内在价值究竟如何规定，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基点。

 

首先，马克思将商品的经济学性质划分为使用价值与价值两个层面。如果产品不进入贸易流通，则只有具体的使用价值，这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一旦进入流通，则需要抽象的交换价值来决定其交换的性质，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就产生了商品的社会属性。使用价值涉及的是产品的具体物质属性，而经济学所关注的则是抽象的价值，亦即商品的内在属性。在马克思来看，不同的商品之所以可以得到等价交换，是因为它们之间拥有可以被通约的内在属性。这种不同商品的内在属性，就被马克思抽象为统一的商品的价值。一旦经济学只考虑价值，而舍弃具体的不同的使用价值，那么商品之间就取消了质的差异，而保留了量的差别，这就是马克思对商品的二重性所做出的分析。②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规定商品的价值。依照以上分析，商品的价值是把具体使用价值抽象掉的产物，它必须满足不同商品之间可以通约的要求，马克思就遵循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观念，将价值抽象地规定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③，这就从商品的抽象发展到了劳动的抽象，具体的使用价值则来源于创造不同产品的具体劳动。从此，人类的劳动也被划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体现的是劳动的自然属性，抽象劳动则体现的是劳动的社会属性，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的二重性所做出的分析④。

 

马克思为何选择了劳动价值论而非效用价值论，或者干脆像均衡价格理论那样忽视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作为自己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出发点呢?原因在于马克思所接受的学术思想传统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大相径庭。西方经济学中对价值概念的理解，基本源自于经验主义的立场，忽视其背后的抽象本质。而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重视对事物本质的抽象规定。按照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观点，世界历史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社会这一舞台上，历史地向前发展的过程。沟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则是“实践”这一纽带，历史在实践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主体和客体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改造与发展，世界历史就这样地被创造出来。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世界⑤。既然如此，那么劳动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创造出具体各种各样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更是形成为决定商品内在抽象价值的抽象劳动。通过马克思的抽象法，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将商品的价值定义为抽象劳动，其实就超越了西方经济学满足于对交易行为的表象分析，而深入到了对商品交易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体现着抽象劳动之间的交换和占有，也代表着人与人之间对世界的占有关系。⑥

 

对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

 

既然商品交易的成立，需要交易双方明确不同商品的内在价值，并就交换价值量达成一致。那么，这种没有质的差异，只有量的大小区分的交换价值，就需要产生一种市场上的中介来行使其交换职能。最初的人类商品交换是以物易物，交换价值的中介尚未介入商品交换之中。物易物在实际运行中受到很多具体条件的制约，很有可能某次具体的交易因为不能满足交易双方的使用价值而无法成交，所以它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需要一种一般等价物来充当商品交易的中介，货币就应运而生了。货币是一种具有特殊商品属性的一般等价物，它既含有具体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也含有抽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所以它在商品交易之中，恰好满足了商品流通手段与价值尺度的统一这个经济要求。正是因为货币的出现，商品经济告别了以物易物(W- W`)的阶段，商品交换被转换为商品—货币—商品(W-G-W`)的过程⑦，此时的货币仅仅是执行着流通手段的职能，此时的商品经济依然是简单商品经济，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商品本身。

 

本来，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交换不同的使用价值，货币的使用仅仅是为了合理度量不同性质的使用价值。但是，随着货币的出现，它自身具有易于贮藏和便于携带的特性，致使这种特殊的商品给商品经济带来了新的可能—商品交易可以实现买与卖的时空分离，于是货币的贮藏功能逐渐取代流通功能而被交易者所重视。对于货币的贮藏功能而言，它是货币退出流通、以社会财富的形态被贮藏起来的职能。货币所有者之所以要将货币从现实的商品交易过程中抽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储备对未来商品的购买力，之所以要储备未来的购买力，则是因为货币持有者源于对未来消费欲望与购买力的不确定，而货币对买卖时空分离的这一功能恰好实现了货币持有者的上述愿望。所以时空分离之后的商品交易行为就从W-G-W`分裂为W-G和G-W`，这就造成了一种新的可能，商品交换的目的不再是使用价值的交换。商品的交换可以利用货币的贮藏功能而安排未来的消费，以实现未来货币购买力的最大化。这种新的商品交易模式，正是由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所造就的商人阶层所发明，在商人的眼中，商品交易应该是G-W-G`，即用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在另外一个时空，高于其购买价格销售，获取盈利，实现资本的增值。从此，商业活动有了自己主动的目的—资本积累，不再是单纯地、被动地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再生产。

 

正是因为商人发明了资本积累，经济活动的目的就从满足消费变为追求货币增值，交换的最终目的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抽象的价值，货币则是具体商品的抽象通约物。所以贮藏货币的意义就在于占有抽象劳动，只不过占有自己所创造的抽象劳动的公式是W-G，而商人阶层通过交换等手段占有他人所创造的抽象劳动的公式是 G-W-G`，资本积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就是为了更多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以实现对这个世界的权力控制和无偿占有，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和终极目的之所在。

 

但是，要实现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资产阶级就要保证G-W-G`这个循环链条不能中断，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的是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者缺一不可，如此循环才能不中断。资本本身也不是万能的，它也需要其他要素的配合，才能完成其自身的积累，所以资本内部就隐藏着自身的局限性，资本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才能保证其进行下去，而这种外部环境恰恰遭到了不受阻碍的资本积累破坏。正是因为不受限制的资本积累，就导致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分化。货币愈加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用于对未来的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市场上的商品则由于缺乏用于消费的货币而滞销，最终造成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失衡，从而诞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产阶级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采取的几种方法

 

资产阶级应对经济危机的选择即是在保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前提之下，尽可能地寻找到其他新的方法，来缓和或者对外转嫁国内的矛盾。对外转嫁矛盾主要是通过发动对外战争和建立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剥削海外市场来实现的，具体操作方法本文不再赘述。本文主要关注的则是资本主义若干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种种内部经济调控手段，这些调控措施其目的就在于恢复受到经济危机损坏的资本积累循环。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象是流动性不足，但其实质并不是货币的稀缺，而是此时货币的贮藏功能超越了其流通功能，从而导致货币沉淀在资本所有者手中。对于资本家而言，给其制造新的消费欲望，并不会使其大规模释放其流动性，欲使资本家所贮藏的货币投入到资本积累循环之中，资产阶级主要使用了如下几种手段：

 

第一种方法，叫做高税收高福利。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二次分配领域，对货币贮藏的领域征收高税负，并通过高福利的方式投入到低收入人群手中，给社会创造资本主义初次分配所无力创造的有效需求和消费能力。这种方法就是英国《贝弗里奇报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开创的福利国家模式，其思路是用最直接的外来力量来抹平货币分配的不均，强行使货币从贮藏状态转为流通状态，重新激活资本积累循环。但是，这种方法导致了资本家对国家征税的抵抗—资本家逐步将自己的企业从高福利地区转移到低劳动力成本的低福利地区，毕竟资本是可以做到跨国境流动的，同时这也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第二种方法，叫做借贷消费。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是整个社会具备购买意愿的购买力(一部分在资本家手里，不具备购买意愿，或只具备特定领域的购买意愿，以下“购买力”均为“具备购买意愿的购买力”)，低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商品总价格。那么为了把这两者能够实现对等，一种方法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消费他们所没有的钱，或是国家向资本家借钱替资本家消费，也就是向未来借钱花。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未来的钱会比现在的钱更不“值钱”，因此这个钱的差价就可以弥补购买力与总价格之间的差价。欧美各国的信用卡透支消费就是这种方法的具体体现，其本质是透支劳动者未来的劳动收入来消化当今过剩的产品，以实现资本家所拥有的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但是这种方法是有极限的，它会导致层层累积的债务，甚至造成借新债还旧债，最终形成债务危机。

 

第三种方法，叫做滚动投资。滚动投资也就是让资本家把积累的货币投入流通领域，弥补购买力与总价格之间的差价。只要资本家总是把货币投入到投资领域而非贮藏，就不会出现经济危机。这是一种根本性解决方案。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持就是要靠投资—收益的循环，而非一次性的消费。然而资本家的个体投资也是很困难的，为了给剩余资本提供投资渠道，现代金融体系就应运而生了。现代金融体系能广泛寻找可以投资的项目，把资本家所拥有的闲置贮藏货币用各种方式快速地投资出去，投资获得的收益也可以迅速再投出去，形成滚动投资。货币一直在流通之中，就不存在购买力与总价格之间的差距了。各种票据交易和风险投资都是在这种资本投资的压力下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由于对经济危机的恐惧而使得这些模式出现，它们只不过是资本寻求自我增值的本能和规避经济危机的方向恰好一致罢了。

 

但是，对于任何投资而言，既有回报也有风险，任何投资都有失败的可能。一旦投资失败，就造成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危机，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始于 2008年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造成了目前仍未走出萧条的全球经济衰退。欲使投资规避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新的科学技术，利用新的生产力开辟经济体内新的增长点，全球资本主义在这两百余年来的快速增长，也是伴随着三次工业革命的历程，但是目前能否开发出新的生产力，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不是资产阶级所能一厢情愿的事情。

 

第四种方法，叫做货币宽松。货币宽松的执行方式包括降低存贷款利率、银行准备金率和量化宽松等政策，其着眼点不是资本家因为投资前景不明而贮藏的货币，而是给市场注入新的流动性，以解决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转化困难的问题，但是这种方法所带来的新的货币流通性，在信用货币手段，最有可能导致的是通货膨胀，因为它稀释了原先货币的购买力，所以亦有明显的副作用。

 

小结与展望

 

随着互联网逐步渗透入人类的经济生活和现代交通技术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与时间间隔变得愈发不那么重要，全球一体化越来越接近现实。在这种生产力大背景之下，经济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得全球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力都能够被统一配置，虽然从表面上看，资本可以操控的资源更多了，但是反过来也意味着资本距离其所能扩张的终极边界也越来越近。一旦有朝一日，全球资本的扩张不受限制，从而囊括了全球的各种生产要素，也就表明未来的资本不再有向外扩张的可能了，此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成为一个唯一的体系。既然是资本主义体系，这个最后的、唯一的经济体内所积累的矛盾也必然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与生俱来，根本无法去除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种矛盾一旦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就再也没有向外辗转腾挪转移矛盾的空间了;而对内，无论借债还是扩大投资，都寄希望于未来不可期的劳动收入来调动当前的资本积累循环，但是未来却是一个未知数。总之，在空间和时间的尽头，资本主义经济迎接的必然是资本积累循环的中断与自身矛盾的不可解决。正如凯恩斯所言—“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⑧。

第4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范文

世界资本主义自2008年开始爆发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复苏。要说明这次危机的原因和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尤为巨大，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是在电讯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70年代后，以微电子技术、个人电脑和网络为标志，推动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方式，使更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转过程，而且使劳务的远程即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信息技术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娱乐等各个方面。第二，经济的服务业化。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平均已达到68％，美、法等国甚至超过70％。服务业已取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门。正是这一特征，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经济的虚拟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证券、外汇、金融衍生品等非实物的虚拟资产急剧膨胀，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虚拟资产的交易额与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额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国际汇兑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就高达14000亿美元，而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的国际贸易只占5％－8％。虚拟经济在资产存量和交易数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第四，经济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一种长期和固有的现象，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货币与信息的国际流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正在商品、生产要素、资本、货币、信息的全面跨国流动基础上联成一体。

然而，在这些直观和表面的特征后面，还可以观察到资本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变化。这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高度。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方面，是资本的终极所有权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发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础上，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更加分散了资本的终极持有，而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则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资本却是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由其支配，结果是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能动的资产阶级管理阶层的资本权力。第二，在资本结构上，金融业资本相对于非金融业资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资本、证券资本、风险资本、投机资本等金融业资本不仅对于实体经济中资本的运转和积累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业资本相对独立的过度膨胀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第三，在资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逐利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面。在资本家看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经常性的病态。第四，在资本的实现条件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市场相对于其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的相对饱和，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在其内部充分实现，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未达到现在这样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点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个新阶段，左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如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等等。我倾向于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应以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主导特征为标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是突出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作为垄断资本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尽管在一般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性有所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国际流动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主导产业的世界市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此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同于19世纪末期以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或20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或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前的国家调节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从以上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特征的简要论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几点基本判断。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会不断地发生演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调整。这表明，资本主义还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面貌与古典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变。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追逐利润仍然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目的，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的性质，当然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深刻矛盾通过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仍然困扰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的最新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这场世界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应该如何概括?我倾向于以下观点：这场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传统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而是一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上是工业主导型的，是由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波动所直接支配的。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阶段较低的利率、充裕的货币供给、急剧的信用扩张和渐趋狂热的证券市场，适应了并大大促进了由利润上升预期所驱动的工业投资高涨；而危机时期的高利率、货币紧缺、信用断裂和股市暴跌，则成为引致和大大加剧工业生产及投资下降的推动力量。然而尽管如此，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过程中，货币信用关系的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仍是派生的现象，原动力还是来自工业部门。

此次经济危机则有所不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大资本日益依靠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如果说90年代美国IT金融狂热与泡沫对推动当时的超长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实体经济中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支撑；那么在世纪交替时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大资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来刺激消费与投资，以保持经济的表面繁荣，攫取大量金融利润与实际利润。其中，住房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起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联储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多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动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扩张。结果，房地产金融的狂热不仅刺激了住宅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的迅速增长，日益上涨的房价、股价则借助财富效应扩大了居民以债务为基础的个人消费，并带动了来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进口与供给。可见，这一轮周期的驱动力显然不是植根于工业部门，而是首先来自金融领域。而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为基础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必然导致美国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来概括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总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适的。

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此次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的类型。关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界定，金德尔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义：“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由此可以把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看作金融危机的基本表现。但金融危机的具体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与实际经济危机的关系，学术界通常将其区分为独立(于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与经济危机)共生的金融危机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区分对于认识金融危机的具体性质无疑很重要。但我认为，共生性金融危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派生性金融危机和先导性金融危机。派生性金融危机主要与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是由工业危机支配和派生出来的；先导性金融危机主要与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虽然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的矛盾这个基础，但对实体经济中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爆发起着更为先导性的作用。这里的“先导性”，主要不是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关系的意义上说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这场开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似乎就可以界定为先导性金融危机。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日益转变为金融危机形式，工商业危机很少或不再发生了。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新的条件下，危机的形式的确有变化，独立的金融危机确实更为频繁，经济危机也可能具有更强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经济危机的根本性质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不是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一直在相对缩小，生产并未超过需求，而个人消费却极其兴旺，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所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与往常不同，它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

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我也不太认同。我的基本认识是，尽管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导性或先导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层基础仍在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即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的经济背景，经济全球化虚拟化条件下美国特殊的资本积累模式，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在大约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数量空前的制造业产品被提供给世界市场。其结果便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不能不使资本利润被挤压。这种现象从1965年开始显现，到70年代更为加剧。面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础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逐渐兴起。但这种发展只会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全球性积累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基本形势在总体上并未缓和。资本选择的第二条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门转移。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时，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强烈冲动，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响应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国的宏观政策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从凯恩斯式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来拯救深陷“滞胀”困境的国内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就已经敏锐地指出经济金融化与生产能力过剩之间的基本联系。法国左翼学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来私人资本(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强自身地位的运动与政府原有的越来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一切发生在‘黄金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之下。虽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但是脱离……马克思主义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长期受到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值困难(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这种观点，已成为西方多数左翼学者的共识。

其次，考察当今以金融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美国资本积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第二，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不仅在国外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在国内也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有利于压低实际工资；同时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长时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则使美国可以在实际上赖掉一部分债务。这就在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居民消费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膨胀”。美国借助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实际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乃至资本资源，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不可否认，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利润率回升，并在90年代实现了所谓“新经济”繁荣，进入新世纪后也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新型积累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从此次危机中美国、欧洲和日本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曾经发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来。美国左翼学者布伦纳是主张这种论点的突出代表。他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此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明斯基危机”、金融投机泡沫破裂在危机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观点，强调指出“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虽然为了理解当下的危机“你还必须证明实体经济的虚弱和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

第三，再看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从美国实际GDP增长与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的对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每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将近两倍。这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的平均数据，考虑到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严重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能保持经济正常增长，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衰退似乎也不严重，甚至出现个人消费十分兴旺的现象呢?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劳动力参加率(主要是妇女)和延长劳动时间(如做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过金融运作扩展债务经济，对于推动消费需求的表面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那些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来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8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所以实际情况是，美国通过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动的债务扩张，刺激了表面旺盛的个人消费支出，进而带动了商品进口和国内供给的增长。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条件下，看美国的生产过剩不能仅看其国内的工业产出，还应该包括巨额的产品进口；同样，看美国的需求不足也不能仅看由债务支撑的个人消费支出。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作后盾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第5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危机

关于经济危机,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至于社会主义是否有经济危机,是否存在必然性一直有争议。

一、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无危机的传统观点

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特有经济现象的主要认识根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论述了危机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来自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因买卖可能中断;另一种来自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因支付环节可能中断。[1]第3卷第15章又进一步论述危机具有周期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暂时解决。马克思精辟地阐明了危机的必然性来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指出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剩,是企业内部生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据此,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基本矛盾日益尖锐。这个矛盾只能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解决。

由上述经典作家的观点,可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这种矛盾使已存在于简单商品经济中的危机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直接论述过社会主义是无危机社会,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分析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为后人形成社会主义无危机发展的思维定势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也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观点

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出现经济危机最早是由列宁、斯大林提出来的。列宁总结苏联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农村的余粮征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2] 1925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3]列宁、斯大林关于苏联出现经济危机的观点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仅有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性。这不是一般逻辑说理,而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这些观点包含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两个原因:一是体制因素,二是决策因素。余粮征集制是当时苏维埃政府废除了商品交换,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剥夺的做法,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了农业的大幅度减产,而严重失算则属于决策失误。

据此,列宁、斯大林承认社会主义也可能存在经济危机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但他们的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并未引起应有的注意。

三、中国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也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观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贯彻落实,人们用辩证的观念看待社会主义及其经济活动,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观点。1978年,胡乔木引证了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的话。他认为,斯大林说的这种情况,在苏联无论他这样说以前和以后都出现过,我们中国也出现过。

针对胡乔木的观点,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作了细致分析和论证。文章的主要论点有:

1.斯大林讲的显然不仅是危机的可能性,而且是现实性;不是逻辑的推论,而是苏联经验教训的总结。

2.经济危机不仅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社会主义也会发生商业危机、财政危机、工业危机和打击整个国民经济的总危机。

3.社会主义社会发生的经济危机,除自然因素外,主要是经济工作上的严重失算造成的。上层建筑领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违反客观规律的严重错误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社会主义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遭到破坏,因而导致出现经济危机。

4.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是生产遭到破坏。本国市场上的价格虽然没变,但许多商品常常无货可供或者只有少量配额销售,而自由市场上的价格猛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5.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危机都有共性,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急剧下降所导致的经济混乱。

四、对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特点的思考

由上述分析可见,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有其现实性。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也有它内在的特点:

(一)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其基本制度无关。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源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产生有必然性和周期性;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本质与目的。因而,社会主义矛盾不是经济危机带有普遍意义的条件。所以,经济危机也就不具有必然性和周期性。有鉴于此,社会主义社会所出现的经济危机应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无关。

(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具有或然性。

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除了主要由于经济、政治决策失误之外,还存在国民经济各产业各部类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特别是产业结构失衡、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等原因。而些引发经济危机的原因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制度并无关系,这些是经济运行的内生变量。决策失误、经济结构失衡、比例失调在任何现代经济体制中均会存在,也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和手段加以避免或减轻。从逻辑上是否可以说,这些原因是使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具体条件,但不是从或然性转为必然性的一般条件。当我们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破坏经济关系时,危机就会发生。

结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日趋全球化、一体化,我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并与国际接轨,经济危机可能性存在的客观条件更加具备。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竞争的白热化,使得世界经济的波动会直接作用于国内经济,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对经济危机这一重要经济现象,要足够重视,并采取适当措施,加强防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章,

第6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原因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时提出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中也出现了各种困难，我国经济所发生的危机是否属于类似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过剩性经济危机，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困难，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之区别

（一）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也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依靠开拓国际市场来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不惜发动世界战争，历史证明这一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转向寻找、开拓国内市场，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危机的困扰。但是却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

（二）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The Financial Crisis)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证劵，房地产，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经济危机直接造成生产者、劳动者的贫困，社会消费能力太低，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资金无法周转。金融危机则是因为金融资本没有找到正确的投资方向，造成大量资金、资本的浪费，以至于资本、资金无法周转，社会经济崩溃。

解决的办法：首先，要弄清楚社会较高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是从哪来的，表现在哪些人群中；其次，投资高科技领域，把高科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领域，为社会加速发展铺平道路；最后，把资本应用在提高生产力的研究上，生产服务于普通民众。[1]

二、我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可能性的原因

（一）我国不存在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危机不同于金融危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的产物。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属于过剩性危机。从根本上说，我国不存在爆发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过剩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从制度上讲，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存在根本的区别。宏观调控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使我国的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生产，使经济活动符合人民的利益。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企业所得的利润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虽然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福利待遇有所提高，但是却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利润通过税收的方式最后归属于人民。

（二）我国存在发生金融危机可能性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时期，但这不能代表中国经济运行中不存在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过金融风险，但由于当时中国整体环境相对闭塞加上四大国有银行的绝对控制地位，并没有演变成金融危机。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国内环境的改变，一些潜在的问题有可能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

1.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逐渐融人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因金融经济危机而陷入衰退，这将会通过降低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而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也会减少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力度与规模。

2. 我国经济发展中内部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首先，银行体系脆弱。银行是金融系统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现阶段，中国银行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其次，汇率制度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汇率形成机制非市场化、汇率制度缺乏弹性。再次，外债结构不合理。外债是支持一国经济发展一项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我国外债结构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短期外债不断攀升、商业贷款比例偏大等方面[3]。

三、总结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不同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即不是过剩性的经济危机。我国存在爆发金融性危机的可能性，这是内外两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我们应从国内外两个方面来防御我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从我国内部着手。对于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中国需要在可控的范围内稳步推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仅仅靠加息、升值等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深层次的经济矛盾。中国现阶段需要从增加内需，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多个方面，改变目前的经济不平衡状况。

参考文献：

[1]郭书江.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与遏制[J].经济评论,2004(1)：80-81.

[2]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57.

第7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 经济危机 根源 坚持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1-0182-01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经济危机根源，由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矛盾。而现实状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同程度上的承受这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2007年底，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的也卷入经济危机，比如说中国。而辩证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适时地调整措施来发展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的理论又成为重中之重。

一、坚持

究其根本原因，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就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的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正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对剩余价值不断追求，迫使其盲目扩大生产。而在这个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又会造成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最终致使无产阶级贫困的发生。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不仅带来了股票大幅度跌落、房地产价格缩水等影响，同时也使得失业率急剧上升，CPI指数更是日渐攀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最终使得受害最深的还是普通劳动群众，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突出表现表现在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切实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没有办法解决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却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矛盾，也就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之中发生的作用。但从唯物史关的角度上来看，要想切实地解决经济危机，缓解经济危机带给社会的各项问题，就要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再次，研究经济危机最初是以19世纪成熟的欧洲资本主义为分析对象，那时候的商品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生产还未完全实现社会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还未形成统治地位，因此经济危机还缺乏统一的国际市场条件。但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市场发达，依赖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动也逐渐成熟，这就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创造了更伟重要的市场条件。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经济危机不再是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的某个环节，而是在连续不断地循环过程中不断存在并显现出来的。因此要想真正的解决经济危机，要从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着手把握，而不只是从某一个阶段来解决。

二、发展

在分析和解决经济危机根源问题上，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更主要的是结合实际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结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也从不同的发展阶段考虑了商品经济，进一步揭示经济危机发生和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易过程中，货币的产生尽管克服了物物交换的局限，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但其流通的职能也可能会使市场出现商品买卖脱节、交易的中断、生产的中断等现象，这就伟经济危机的出现造就了必要条件。渐渐地，货币的支付职能逐渐发生作用，但是在促进商品交易的过程中，也容易会由此形成交换者的多角债务关系，信用关系收到威胁，经济危机可能性就会进一步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会使得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使得经济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理论和事实证明，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不成熟，经济危机不会真正的发生，而只有成熟的市场经济才会真正地孕育经济危机。在现实生活中，在考虑经济危机的社会经济制度因素的同时，社会市场制度因素更是不容忽视。

社会市场制度主要是指市场配置资源的运行机制和制度，这其中主要包括企业组织制度、市场交易规则、金融制度和信用制度等等。这种社会市场制度成为了造就经济危机的基本因素。而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现实情况也表明，经济危机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只要是这个社会，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占主导，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企业目标与社会生产的之间的矛盾，也会存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也会存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信用制度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市场后，虚拟经济则日益脱离实体经济，“泡沫”的破裂逐渐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日渐稳定成熟。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手段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了我国目前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不断融入国际市场，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国际贸易往来更是日渐增多，在受益的同时也存在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等各项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深深地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这种市场经济突破了国家和所有制的各种限制，将整个世界市场连为一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通过这些渠道传导到中国。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经济危机的根源，事实上这与其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认识的局限性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企业组织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而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剩余价值。而社会主义则消除了商品经济的重要条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样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及不存在了。现在看来，马克思的商品经济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前社会对商品经济原因的认经突破了所有制限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已经完全适应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利益主体也客观的存在着，都需要交换商品来进一步实现经济利益。那么，我们对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也要有所发展。因此，一般说来，商品经济、市场制度的各种弊端，包括经济危机，也必然会发生在所有采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社会。

总而言之，在解决经济危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用辨证的角度去看待各种经济理论和问题，这样才会创造出符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经济发展才会逐渐日趋成熟稳定。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8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论》；经济危机；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5-0012-06

一、引言

14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的产生、发展及其灭亡规律的研究，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患了不治之症，死期已迫在眼前，而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将取而代之。然而，在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纠偏匡缺，使资本主义矛盾比过去有所缓和，延缓了它的死亡。因此，资本主义在危机和萧条之后又死里逃生，接着又迎来了复苏和繁荣，周而复始。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到2008年由美国的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明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危机、萧条、复苏、繁荣中周期性运行的，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在地球上存在的寿命比以前预期的更长，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最终使资本主义摆脱不了其注定的命运。那么，《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和阐述能否成为解开金融风暴症结的启关钥匙?危机是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因病?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背后隐藏着哪些真相?要想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必须循着《资本论》的分析思路，探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推演，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二、《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推演

一直以来，马克思非常重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马克思的其他理论一样，马克思在经济危机理论的建立过程中，始终将其辩证分析方法贯彻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逻辑推演之中。

(一)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既是经济危机的实质，又是经济危机的特点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简单商品生产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大量历史事实的考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现象是生产过剩，但这种生产过剩是普遍的相对的生产过剩，这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又是它的特点。在资本主义以前没有生产过剩危机，简单商品生产只是为危机提供了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才为危机提供了充分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危机才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蕴涵着经济危机可能性的两种形式：一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时所产生的买和卖的分离；二是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产生的支付链条关系的破坏。但这只是“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使危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马克思从理论逻辑上分析了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基础。他发现在资本主义幼年时期没有生产过剩危机，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工业周期阶段的变换“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大工业时期产生的特有现象。“现代工业才会经常地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现象――由于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常的动荡和痉挛”。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价值增殖而不是使用价值，使生产具有了无限扩大的趋势，在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以及生产社会化程度普遍发展。与此同时，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在不断扩大，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赶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而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以及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合理比例，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生产自发进行的条件下，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合理比例经常受到破坏，必然导致生产普遍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这就是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基础。可见，马克思充分强调了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内含因素。

马克思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相对生产过剩的判断做了更深层次的诠释。马克思说：“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这里涉及的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不是同绝对需要或者占有商品愿望有关系的生产过剩本身”，所以，“如果说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同样，“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因此，“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马克思还把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置于供求框架下来进行分析，指出生产过剩出现在供求失衡的时候。“供给发生了变化，尽管需求仍旧不变，这样一来，就会产生相对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这会发生在周期的末尾。但这也仅仅是说：市场商品充斥了。生产过剩现在变得明显了”。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这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尤其令人奇怪的是，正是充斥市场的那些商品的真正生产者――工人――缺乏这些商品。这里不能说，他们要得到这些东西，就得去生产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他们已经生产出来了，但他们还是没有。也不能说，某一种商品之所以充斥市场，是因为对这种商品没有需要”。如果“新商品从生产领域出来时，市场还是被旧商品占据着，那么就会产生停滞，阻塞；出现市场商品充斥，商品贬值；出现生产过剩”。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特点就是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

(二)经济危机的爆发既是资本主义矛盾使然，又是资本主义矛盾暂时的暴力解决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探寻了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表现为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本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小作坊变为工厂，把个人的生产行动变为一系列集体协作的行动，从而极大地、不断地增强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家占有了生产资料和产品，而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生产这些产品的雇佣工人却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成为无产者。可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马克思又提出“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这些“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而危机一旦开始，它就表现为破坏整个再生产过程的爆发形式。

马克思进一步通过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论证了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础“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所以，资本主义无限扩大的生产和有限的消费范围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而且“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里，马克思着重说明了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和追逐，资本有无限扩大生产力的趋势；与此同时，工人的消费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又受他们只有在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佣的限制。资本积累的增加结果必然引起用于直接消费的收入的减少。马克思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因此，相对于资本家无限追求发展生产力的趋势，群众的贫困和其有限消费才表现为形成危机的因素。“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总之，马克思强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基因决定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爆发，而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和停滞只不过是其具体表现而已。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是使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生产能力遭到巨大的破坏，但经济危机也暂时消除了资本的盲目性生产所造成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每一次危机都为克服它本身创造着前提。通过危机的破坏作用，停滞阶段又逐渐变为恢复的力量，资本主义经济又从复苏趋向繁荣。经济周期性地以螺旋上升的形式进入新的循环。因此，经济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它绝不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彻底解决，它只能暂时地和强制地摆脱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绝境。同时，危机成为生产力新发展的重要的加速器，新的生产力要求新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所以，经济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可见，马克思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阐明了危机的暴力爆发与暴力解决的辩证关系。

(三)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既是走向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又是摆脱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自1825年第一次在英国爆发后，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1836年英国又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还波及到了美国。这两次危机“完全是由工业品的生产过剩引起的”。1847-1848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了许多国家，它是从英国向其他国家蔓延的。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商品的惊人过剩和东印度贸易上的疯狂投机”，而且这次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前两次危机。1856年欧洲金融危机始于德国，是普遍危机的先声，1857年危机开始蔓延。1866年又有一次危机，这次危机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工业部门也继之倒闭。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这种现象，认为资本主义自进入19世纪以来开始了经济危机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的周期循环运动。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这种“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着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这样，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经济危机的出现呈周期性特点，而且说明了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是由繁荣、危机、萧条、复苏四个阶段所构成的。在这四个环节中危机是其关键环节，经济周期是以危机打破繁荣，导致停滞为转折的。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并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

马克思还根据1847年以后大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发现当时大约十年为一个周期的危机是以当时主要大工业部门固定资本平均十年的寿命周期为基础的。由此马克思得出这样的判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与固定资本的更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而危机又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固定资本的周转周期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趋势。一方面，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在增加，周转周期在相应延长；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不断变革，无形损耗不断增加，又使周转周期相应缩短。总的来讲，由于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资本家实际上总是在固定资本的寿命终结之前，就以更有效的机器设备加以更新。马克思根据当时的情况指出：“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仅仅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而已，并非原因。

(四)信用制度既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

经济危机的原因和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表明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而经济危机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由特定的事件引发，则构成了经济危机偶然性变化的诱因，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信用在经济危机中的这种诱因作用。

经济危机是在信用已经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信用对于危机的进程起着推进和强化的作用。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济危机都是在信用制度已经渗入资本主义社会各个经济领域，已经达到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出现的。而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前，单纯的货币信用危机就已经出现了，当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出现后，货币信用危机就成为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反对资产阶级学者把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作用归结为危机的原因。他说：“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信用伸缩本身只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各个阶段更替的征兆，对于危机只起助动作用，而决非原因。由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是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只要信用突然瘫痪，对支付手段的强烈需求就必然会发生，危机随之爆发，特别是严重的工商业危机往往以金融恐慌为先导。“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

由于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为此，马克思着重论述了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在导致生产扩大和生产停滞两方面所起的加速和强化作用。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作用表现为：一方面，信用是资本集中最强有力的杠杆。它集中了在数额上还不足以独立发生作用的小额资本，资本家通过信用制度可以支配别人的资本，以远超于个人资本所规定的界限的规模进行扩大再生产。股份公司的实质就是通过信用制度使资本集中的一种手段，因此，信用促进了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的发展。信用制度“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另一方面，信用促进了投机活动。“信用使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的结果；在这种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因此，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进行投机的商人，是拿着社会资本而不是拿自己的资本进行冒险的。在这里，马克思把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并给持有者带来收入的资本，叫虚拟资本。股票、债券和国库券是典型的虚拟资本，它们只不过是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这些证券的作用与信用的作用密切相关，它既是促进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工具、为现实经济发展服务，又是助长资本主义投机和冒险的武器，投机者借助信用工具造成资本主义虚假繁荣，形成泡沫经济，会引发金融危机、商业危机、生产危机。

信用制度在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发展。事实上，“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从而，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以及这种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由于信用是相互的，任何一个环节的资本回流出现了停滞就可能破坏一系列的、有一定期限的偿付义务的连锁关系。如果资本回流的停滞是严重的，连锁反应就会扩大，使信用兑付契约的履行成为一种无力承受的负担。作为信用危机转化形式的货币危机就在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连锁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受到破坏时发生了，信用关系遭到破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产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商品跌价，一系列工商业破产，证券暴跌，银行倒闭，企业开工不足，生产下降，工人失业等等，经济危机就进入了全面爆发的阶段。

从上可见，马克思认为信用对于经济危机的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但信用不是危机的原因，它对于危机的发展只是起了促进和强化的作用。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使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

三、《资本论》的启迪

综观《资本论》中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周期性爆发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的科学阐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迪。

(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及其周期性逻辑蕴涵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过去，我们在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时，不顾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机械地照搬照套马克思的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把经济危机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产物。然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表明，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而并不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相关联。我们必须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实际上，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产物，这一结论是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密切相关的。因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完全的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所以，必然得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的结论。但是，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不完全一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最大化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追逐的目标，盲目性生产在所难免，当商品生产大量过剩，供求矛盾尖锐，就会爆发经济危机。特别是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信用关系极其发达，且与外汇市场、股票证券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相结合，当危机爆发时，其威力更加巨大，蔓延也更加迅猛，以致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总之，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内生现象且不可避免，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就必然有经济危机。由于存在诱发经济危机的各种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也可能爆发经济危机，如果不及时化解，经济危机就会由可能性变成现实性。

《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还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规律。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同样具有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几次周期性的波动。防止和克服经济的剧烈波动，探索熨平经济周期的对策始终是学者及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更是当务之急。因此，我们更有必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重新思考《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的逻辑蕴涵，避免经济的剧烈波动，以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第9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美国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它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局限性的根本表现。正如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尖锐地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两次大规模的危机。两次危机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危机发生的状况以及危机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二者必存相通之处，它们都是美国经济自由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尚未演变成资本主义全面的经济危机，但危机的规模、危机波及的范围、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都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两次危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是一片繁荣景象，1923--1930年间纽约股票交易所成交额翻了4倍，1925--1929年间股价翻了近3倍。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方面，技术革新和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和战后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潜伏着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源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在低利率的条件下美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扩大，不具备偿还能力的贷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为危机埋下了隐患。自2004年6月起，美联储又开始连续17次加息，利率的大幅度提高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大幅降温，大量偿还不起贷款的人出现，房贷公司遭受沉重打击。随后引发一系列金融事件，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二)两次危机背景的相似之处

虽然两次危机发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但二者却有相似之处：一是在两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都处于繁荣的状态中，经济表面呈现出投资增加、生产扩大、股价上涨的局面。二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都存在着经济比例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股市充斥大量泡沫等问题，这些矛盾的积聚，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三是危机爆发前，美国政府都采取了扩张性经济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发展，助长了危机的发生。

二、危机发生的状况比较

1　两次危机发生的基本状况及特点。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始于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的暴跌，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四”。它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各行业的萧条。造成社会中下层的恐慌。由于其表现出来势凶猛、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强的特点，因此被称为“大萧条”和“大恐慌”。在整个危机中，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46.2％，贸易总额下降了70％，出现了极高的失业率，大量的生产设备遭到破坏；与工业危机交织在一起爆发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产品市场经历了价格的暴跌，大量的农畜产品被废弃，众多的贫农、中农走向破产，美国农业生产者的人均收入从1929年的223美元降到了1933年的90美元，降低了60％；失业人数达1300多万，至少14万家企业倒闭。实体经济出现危机的同时引发了严重的信用危机，美国投资者在证券交易所内一周损失100亿美元。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波及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都创下了空前纪录，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失业人数达到5 000万左右。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以次贷危机为前导。2007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股市剧烈下挫，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倒闭。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以此为标志的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此次危机呈现出明显特点：一是美国国内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关系极为密切，金融业务相互交织、债务关系相互关联、链条不断扩大延展、风险交叉传递，一旦债务链断裂，就会不断出现连锁反应，并逐级放大，形成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二是由于金融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各国的金融业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又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强烈冲击。

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两次危机发生的状况各有不同：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主要发生于实体经济领域，表现为商品的供给规模严重超过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实体经济危机导致信用危机，并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而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主要发生于虚拟经济领域，它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诱因，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

2　两次危机状况的共同特征。虽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两次危机发生的状况有相异之处，但是二者也具有共同特征：一是危机的传导速度极快，危机一经爆发迅速传导至相关经济领域，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各行业的衰退；二是危机的波及范围极广，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蔓延至欧洲、亚洲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造成全球市场的剧烈震荡；三是危机的破坏性较大，危机发生后，金融资产大幅缩水，社会生产迅速萎缩，产值下降，失业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力下降，造成经济下滑；四是危机的延续时间较长，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迅速消除的；五是美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进行救助，以刺激经济，摆脱衰退。

三、危机成因的比较分析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原因——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分析基础

1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能够更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由于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存在，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一种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无限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生产的社会化为扩大生产的趋势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劳动者的实际需要，不是社会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一种相对过剩，是相对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现的相对过剩。马克思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2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美国金融危机进行深入分析，能够进一步揭示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它通过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关系进行过系统论述。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本身没有价值，它们只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是资本的纸制副本并不创造价值。虚拟资本实际上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给持有者带来定期收入的想象的或虚幻的资本。在正常情况下，有价证券作为资本的虚拟性不易被人们察觉，但是，一旦有价证券的价格暴跌，甚至成为一张废纸时，其资本的虚拟性就会明显的暴露出来。因此，虚拟资本的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的运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最终将催生泡沫经济。

(二)两次危机成因的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