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音乐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现代音乐论文范文

（一）音乐教学的科学性受到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

现在传统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束缚着我国的音乐教育，教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只重视将相关的知识理论灌输给学生，因此导致学生失去主体地位，并且极大地削弱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在音乐学习过程中学生还容易出现抵触心理，无法将音乐教学的科学性充分的体现出来。

（二）音乐教学的质量受到了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

在我国的中学教育过程中音乐课程属于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然而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学校并没有充分的重视音乐教学的作用，因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一些音乐教师也缺乏一定的工作积极性，很多音乐教师只是音乐课本为根据开展音乐教学，并不会对学生采用一些扩展性的教学模式，因此无法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音乐能力，导致学生不能够在实践过程中灵活地运用相关的知识。

二、将现代流行音乐引入中学音乐教学的有效策略

由于在音乐课堂中学生很少能够与流行音乐进行接触，其对流行音乐的了解都是在课余时间进行的，因此学生很难通过对正确的音乐知识的利用有效的理解流行音乐，也无法对音乐教学中的各种相关的知识进行很好的吸收和消化。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将流行音乐引入到中学音乐课堂教学中，从而对学生音乐审美能力进行有效的培养，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流行音乐中包含的一些深刻的含义，并且能够使学生全面的认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区别。

（一）选择音乐评论的方式使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得以提升

现在很多中学生都对个性化予以了过多的追求，并且非常喜欢流行音乐，这是由于其个性化需求能够在流行音乐的旋律中得到充分的满足，而并非是流行音乐具有深层含义，因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将学生的心理特点抓住，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使其能够对流行音乐中的思想情感有所感受。教师首先可以将一些音乐知识讲解给学生，然后再选择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流行音乐在课堂中播放，然后让学生对其进行赏析，并且使其采用评论的方式对音乐进行自由评论，将自己的看法发表出来，这样就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的提升。比如选择《听妈妈的话》在课堂中播放，然后让学生对其进行赏析，尽管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简单，但其中的感彩确实非常丰富的，因此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能够感受到其中丰富的感彩，加深学生对流行音乐的认识和理解，这样就能够极大地提升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最终对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二）利用表演练习使学生将音乐知识全面的掌握住

音乐文化通常都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因此需要学生对其进行不断的体会和挖掘，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培养出来，并且可以与音乐之间开展心灵的沟通，最终能够使音乐的内涵能够渗透到学生的精神领域中。所以，教师在具体的音乐教学过程中除了要让学生将更多的音乐理论知识掌握住之外，还要将更多的机会创造出来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锻炼。音乐学科的实践性是比较强的，因此学生在经过多次练习之后往往能够在音乐的情境当中很好的融入进去，最终能够出现强烈的心灵共鸣，这样学生就会对流行音乐予以正确的接受，并且能够对学生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境界起到升华的作用。比如教师可以积极地组织学生在校园的各种流行音乐比赛中参与进去，并且集中对音乐感兴趣的学生，以音乐学习兴趣小组的形式与学生之间加强音乐方面的沟通和交流。同时，教师也可以在班级中举办各种表演活动，合理地对全班同学进行小组划分，让每个小组选一些具有较高的表演天赋的学生作为选手进行比赛，在完成比赛之后，教师应该和学生一起对其中的表演情况进行评价，在这种对表演和评价的过程中就能够让学生将更为全面的音乐知识掌握住。

（三）通过对多媒体技术的利用使学生能够对流行音乐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

现在很多学生都是利用各种现代媒体与流行音乐进行接触和了解的，因此教师必须要以学生的具体情况为根据，将多媒体技术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可以选择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的流行音乐在课堂中进行播放，从而对学生的情绪进行调节，并且将良好的教学氛围营造出来，最终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学音乐教学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在课堂讨论中选择某一风格或者某一时期的音乐作为讨论对象，从而使学生对这些流行音乐的时代背景、风格特色以及特点等具有更深的了解，并且能够对流行音乐所包含的内涵具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三、结语

第2篇：现代音乐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广播;音乐节目;内容转型

音乐节目作为广播的最初节目形态，自广播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广播作为听觉媒介，与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在特征属性上不谋而合。也正是由于这一属性特征的契合，使得广播在音乐传播中如鱼得水，广播音乐节目占据了广播文艺节目的“半壁江山”。

但自上世纪90年代始，新媒体纷至沓来，网络、手机、MP3、MP4等新媒体的诞生发展给在传统媒体大战中本已处于劣势地位的广播又笼罩上一层阴霾。新媒体所能提供给受众的海量的信息、自由选择权、零损失的收听音质都是传统广播音乐节目所不能提供或者不能完全提供的。在新媒体所具备的传播音乐的巨大潜力下，原先作为音乐传播的最佳载体之一的广播音乐节目相形见拙，广播音乐节目面临着新媒体的强劲冲击。

尤其是新媒体的核心用户群和广播音乐节目的主流听众群几近相同，更是加剧了两者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广播、音乐的主流听众群体：从年龄来看大致是15～24岁的学生听众和24—35岁的青年听众。新媒体用户中最具代表性的“网民”，就目前而言，恰恰也正是这部分群体。据2010年1月15日公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报告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网民中30岁及以下的网民占61.5％，网民在年龄结构上仍然呈现年轻化的态势，不少Mp3、MP4播放器的销售对象更是直接锁定于时尚人士、商务人士以及喜爱音乐的年轻一族。因此，由于它们用户群同构，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对音乐广播节目的听众造成分流。

那么，在新媒体席卷而来之时，广播音乐节目要想在这场新旧媒体竞争中。坚守原有阵地，并为自己寻求更良好的发展环境，惟有从技术和内容两方面寻求发展路径：一是“新媒体化”，即是通过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达成硬件设施的提升，这有赖于整个广播产业的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二是实现节目内容的战略转型，即是充分挖掘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这就需要广播音乐节目发掘其独特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定位，独特的魅力。

在当前的情势下，“新媒体化”是大势所趋。然而“内容为王”，实现广播音乐节目的内容转型，则是广播音乐节目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提供有观点的音乐节目

现代社会，随着媒介的发展和信息渠道的增多，一方面，受众所能接触的信息终端日益多元，获取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受众当中很多人会通过网络接收音乐信息，通过网络下载各式各样的音乐，还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跨地域点击全国电台的音乐节目。而基于移动数据通讯技术的手机音乐业务，也能将大量的音乐产品存贮在数据库中，用户通过移动通讯、网络在线聆听或下载，甚至还能建立独具个性的无线手机音乐播放的数据库，真正成为“我的电台”。另一方面，在媒介迅猛发展情形下，逐渐成熟的受众已不再单纯满足于传播性的信息，传统的罗列歌曲、报歌名、介绍歌曲背景的简单串连方式都难以满足他们更高的审美要求。

基于此，提供有观点的音乐节目就成为广播音乐节目在新媒体时代，面对海量音乐信息冲击的有力回击。广播音乐节目’不仅要将各类音乐展现给社会公众，同时更要将自身对音乐的观点传递给它的听众。

在有观点的音乐节目的提供过程中，广播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就成为其实现的关键。广播音乐节目的实质，其实即是主持人对音乐信息进行解读理解之后，再结合自己的想法制作成节目，而后面向受众进行传播。这一整个过程就是主持人实现其从解码者到编码者的身份转换的过程，也是音乐从被解释到再创造意义的过程。

因此，音乐节目主持人对音乐独特的解读方式就成为节目脱颖而出的关键，只有具备了独特的解读方式才能保证音乐节目的特行品质，才能使节目不被湮没于众多音乐信息之中。

北京音乐台就以“请听来自FM97.4的声音，同样的音符在这里你会得到不一样的感受”为宣传口号。突显其对音乐的独特理解和诠释，令它在众多的电台节目中脱颖而出。旗下的伍洲形主持的《零点乐话》就是这种独特解读方式的代表，他主持的流行音乐节目已经超越了单纯播放流行音乐的范畴。而是形成了一种极具主持人个性特征和创意的音乐节目形式，使得话筒前的播音成为一种人生和情感的体验，成为北京地区历史最长、拥有忠实听众最多的午夜情感音乐节目。

二、提供深度整合的音乐节目

王?略?从市场的角度提出“部分价值大于整体”(partvalueisbiggerthanthewhole)的论断，认为“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未必有时问完整地欣赏一部电影或者一盘专辑，要的可能只是片断而已。”“数字时代‘信息太多、时间太少’，新科技之所以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仅在于它能够延伸人类感官功能，优化生活体验。消费者关心的是使用经验的改善，而不是科技的更新。”因此，“内容的筛选和整合才是致胜关键。”

这可以给广播音乐节目的发展提供些许启示：广播音乐节目除了依靠建立独特的音乐解读方式外，还可以通过成功整合音乐信息而获得影响力。

正如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音乐新载体——便携式MP3、MP4播放器以及音乐手机，虽然外形小巧，但容量巨大。有人这样形容当前MP4的流行趋势：“百G容量MP4普及时代的到来，国内大量品牌都推出了100G以上的MP4；而且不少款型还附带插槽可以随时添加储存卡扩充容量。一般而言，一首歌曲mp3格式大小仅为2～4M，而rm、wma格式所占空间更小。因此，这些小巧轻便的新音乐播放工具所能容纳的音乐数量可谓是数以万计。那么，在巨量的音乐信息面前，如何保证音乐享用的有效性与满意度就成为音乐听众着重关心的问题。

对广播媒体而言，很多的音乐信息是零散的、孤立的或是潜在的。通过对海量的音乐信息进行有序化、专业化的整理，筛选和解释，以大众化的形式将音乐重新梳理、编排传送给观众，这样就通过对音乐信息资源的深度整合，扩大了音乐节目的广度和深度。如通常可用音乐特辑或音乐排行榜等方式将信息资源有机结合，转化为节目中的亮点。如北京音乐台的王牌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历时十三年，成为目前中国广播界覆盖范围最大、收听占有率最高、最受业界重视的电台排行榜。其每周五推出的“锦绣十年”栏目，充分利用《中国歌曲排行榜》十三年的历史，将十年前后的排行榜单进行对比，了解这十年来中国流行乐坛的变迁和发展，突破了一般排行榜的局限性。让节目更加有深度，听众们可以积极参与讨论，而“锦绣十年”也成为两年来最受听众欢迎的栏目之一。

这些经过深度整合的音乐节目的音乐信息的质量相对较高，同时通过这些节目受众获取音乐信息的费力程度也较低。因此，基于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提出的信息选择的或然率公式，即“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是，深度整合的音乐节目会比新媒体所能提供的海量的音乐更能获得听众的青睐。

现代广播音乐内容播放模式研究论文

新媒体所带来的海量信息的涌入，使得过滤成为必要手段，通过缩小化的方式来避免超载。而新的传播工具的日益进步，赋予人们更多的传播自由，赋予人们过滤、祛除他们不想要的信息的权力。于是，由于选择越来越多，个人对内容的掌控激增，量身定制的力量变强，每个人会趁机拮取他们最喜爱的事物、最认同的看法。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更多选择和量身定制的力量，使得公共媒体的社会角色日渐式微。

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大众传媒将重新定义为发送和接受个人信息的系统。”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是一种典型的个性化的传播方。式，网络传播意义上的“受众”，不再是一个只有一种性格的整体(单数)，而是无数个个体的相加(复数)。

但是，社会的和谐发展、民众的和谐相处，需要大部分公民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因为这些共同经验，特别是由媒体所塑造的共同经验，提供了某种社会粘性。

于是，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就必然需要承担起塑造共同经验这一重任。尽管音乐在更多意义上是个人欣赏性的，但是，作为广播媒体的重要节目形式，音乐节目也应尽力去促使共同经验的传播与实现，这就主要依靠对音乐的共享而达成。

其一，强调“互动”。随着新媒体技术日益进步，听众参与互动的方式也更加多样，除了“热线电话”，还有听众来信、手机短信、网上交流等多种手段。这样，在节目中，每一个人都有关注和参与的权利，而大家的参与恰恰说明了听众对节目的关注度和认知度。所以现在的节目越来越注重与听众的互动，比如说北京音乐台之前开办的《校园音乐先锋》，听众既是收听者，也是节目的参与者；既可以自己参选，也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好的校园音乐。

其二，营造“社区”氛围。这里的“社区”主要是指听众与听众、听众与主持人、听众与节目制作人员之间一个相互交流与联系的制度化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上；参与者定期沟通彼此的信息及认知。认识朋友和建立关系。这对于强化节目与听众的关系。营造归属感大有裨益。北京音乐台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就是通过成立歌迷俱乐部及定期举办各种活动，大大增强了该节目的粘合力。

第3篇：现代音乐论文范文

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正在抑制着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传统教学比较倾向于音乐基础技术的灌输，抑制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散，使学生们丧失了音乐创作的思维，学生学习音乐的思维变得传统而又单一，不能体现出音乐教学的特点。而在音乐教学中引进现代教育软件技术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体现出了开展音乐教学新模式的必要性。

二、我国音乐教学引入现代教育软件技术的急迫性

现代教育软件技术是利用现代的教育理论以及先进的软件技术，对音乐教学的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并对音乐教学进行有效的管理，实现音乐教学的高效性。现在主要应用在音乐教学中的现代教育软件技术有：模拟数字音像技术、数字化音乐技术、虚拟现实仿真技术等等，作为一种新型的音乐教育模式，对于音乐教育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现实中仍有很多的问题是新的音乐教育模式不能得以实现，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机构对新的音乐教育模式没有足够的思想认识

由于各部门和机构没有足够的思想认识，所以导致了音乐教育新模式在课程的设置上、教育经费的投入和师资力量的培训都没有相应的保障，各个机构也没有相应的鼓励政策，导致了现代化教育模式与传统音乐教育模式不能进行接轨。

2、音乐教育新模式中的信息化资源不够充足

我国现行的音乐教育软件的方法和思路都比较陈腐，没有足够数量的高质量音乐教学软件，而且现行的音乐教育软件大多存在着重复问题，不能够适应音乐教学任务的需求。

3、教师不具备相应的现代教育软件技术资格

我国有一部分的地方已经意识到了开展音乐教育新模式的必要性，并且教育机构也开始对新模式进行投资。采购新设备、并投资大量的教育资金进行校园网络的建立。但是教育机构却没有在教师身上下足工作，及时具备了新模式音乐教育的基础，但是教师却没有相应的现代化教育技术的资格和水平。

三、现代教育软件技术可以丰富现行音乐教学的内容

现在我国的很多学校对于音乐资料，特别是影像资料方面都非常的匮乏，但是现代教育软件技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可以在音乐教育软件上查找到各种有关音乐的相关资料和影像内容，更可以把这些资料制作成丰富的教学课件，方便在教学时应用。学生也可以利用现代教学软件系统来在线欣赏各种音乐作品，使有效的音乐资源得到更广泛的利用。方便学生的学习。

四、现代教育软件技术在音乐教育模式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传统音乐教学模式是填鸭式的灌输教学，即便进行有关的音乐活动，也是进行一些单纯的示范，这种教学模式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影响到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想象能力，使学生发挥的空间受到了限制。但是现代教育软件在音乐教育中的应用，使学生在掌握音乐基础的同时也发挥了自身的创造性。现代软件技术音乐教学模式使音乐材料更加的生动，更能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从多个角度拓展了学生的思维，提升了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例如利用现代仿真教学软件，可以让学生实现音乐演唱以及舞台表演的实时评比。

五、结束语

第4篇：现代音乐论文范文

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之路，几近一个世纪，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现代音乐的理论研究是相对滞后于创作实践的，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乃至价值认定②。近年来，全国各大音乐学院纷纷成立了侧重点略有不同，但都以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研究为任务的“中心”，这标志着中国现代音乐在创作实践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后，开始了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深入、更加理性的理论研究新时期。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也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而成立的，并在成立之初就明确把成功举办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作为中心2005年度的最重要工作。

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办会思路，首先是为全国的作曲技术理论同行们搭建一个宽阔的研究中国现代音乐的平台，形成团队优势，促进队伍发展，提高理论水平，促进创作实践；第二，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国内外重要的华人作曲家，在年会期间举办与音乐创作实践密切关联的讲座，并与理论家及其理论研究形成直接与间接互动；第三，主办单位武汉音乐学院与中心管理单位作曲系也希望通过年会的举办，有力地促进本院、本系的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水平；第四，之所以命名为年会，表达了主办单位与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希望能够以长期不懈的形式，脚踏实地往前走的理想。

基于此，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确定了“正式代表的论文宣讲”、“嘉宾作曲家的主题讲座”、“特邀代表的自由论坛”以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新作品音乐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等主要内容。

12月3日晚，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在武汉音乐学院编钟音乐厅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会议齐聚了众多知名的作曲家、理论家，全国各音乐学院和多所艺术学院、师范大学、综合大学的近百名代表，以及《人民音乐》《黄钟》《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湖北卫视等媒体的编辑记者。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兼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主任钱仁平宣布会议开幕。武汉音乐学院刘永平副院长主持开幕式，并宣读了作曲界前辈罗忠先生、朱践耳先生的贺辞。武汉音乐学院彭志敏副院长代表主办单位向大会致辞。他代表东道主热烈欢迎与会代表的到来，并强调这次会议是在积极调研、充分协商、广泛征求同行的意见，并结合各方面条件和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这样一个课题，选定了在第一次全国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召开20周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时间，并利用武汉音乐学院地处中部的地理优势，为全国同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武汉音乐学院前副院长匡学飞教授作为20年前第一次中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会的发起人之一也发表了讲话，并对会议的召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还宣读了武汉音乐学院前院长赵德义教授从海外发来的贺电。上海音乐学院徐孟东副院长代表各兄弟院校，向大会致辞，并预祝会议成功。大会还收到了星海音乐学院院长唐永葆博士、著名作曲家张千一博士以及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兄弟单位的贺电。开幕式的最后，由武汉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杨锋教授、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徐孟东教授，为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揭牌。开幕式之后举行了“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新作品音乐会”。该场音乐会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其中不少作品为国际首演，也不乏近年在国际、国内获奖的优秀作品。曲目主要有刘健教授的《半坡的月圆之夜》――新笛、小堂鼓与八个音箱的十重奏和《风的回声》――为十六支中国大竹笛而作；黄汛舫教授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工尺谱游戏》；青年教师罗林卡创作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夜歌》；丁冰创作的《涉江序列变奏曲》――为两把大提琴而作；章琼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华严・观澜》；冯坚创作的《Soul.Wind》――为人声与计算机而作；青年作曲家赵曦创作的《火天堂》――为小提琴与乐队而作。本场音乐会由作曲系留美指挥博士周进老师与2002级指挥专业本科学生黄胜华担任指挥，武汉音乐学院管弦系、民乐系、声乐系、演艺学院的师生等演出。

12月4日上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年会“论文宣讲”部分，在武汉音乐学院滨江校区学术会议中心举行。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在大会召开之前印刷、装订了《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论文集》（责任编辑：钱仁平、张、黄茜、刘涓涓），并分发给参会代表。论文宣讲第一场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张大龙教授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尹明五教授主持。武汉音乐学院郑英烈教授首先发言，他生动地介绍了他与罗忠先生的结交以及共同深入学术研究的过程，并为年会呈献了珍贵的《罗忠书信集》。艺术学院的李诗原副教授就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方向作了相关发言。宣讲论文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王瑞的《罗忠现代复调思维研究》、吴春福的《数以载乐，智以言情――析贾达群〈时间的对位〉结构手法》、中央音乐学院王桂升的《中西合璧，人乐合一――董立强为长笛、单簧管、中提琴而作的〈合〉之分析》、山东艺术学院田文的《从全息角度探究〈土楼回响〉和声运用的规律性》、沈阳音乐学院周凌宇的《中西音乐素材及作曲技法结合的新型交响乐――杨立青的交响叙事诗〈乌江恨〉的创作分析》、中国音乐学院徐文正的《金湘〈第一弦乐四重奏〉分析》、竹岗的《新的挑战，新的收获――简析〈水赋三叠〉》等。

12月4日下午举行了第二场论文宣讲。本场论文宣讲由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姜万通副教授主持。王宁教授首先宣读了中国音乐学院对大会的贺信。先后宣讲的论文有武汉音乐学院张的《“微缩图”式的引子及其“库资源意义”――黄汛舫〈工尺谱游戏〉音乐分析》，刘涓涓的《线形化的表现手法――罗忠艺术歌曲〈鹧鸪天――彩绸殷情捧玉钟〉JV56分析》，倪军的《1985年以来的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文献综述》，中国音乐学院温展力的《乐谱的解放――“具体乐谱音乐”的引论》，武汉音乐学院云的《从三部作品来看刘健音乐创作中的电子音乐思维》，西安音乐学院陈士森的《〈二人台〉全音阶素材的运用方式》，大连大学蒋兴忠的《无调性音乐作品中和声的整体控制作用――析罗忠〈钢琴曲三首〉之〈托卡塔〉》，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蔡梦的《李焕之新时期的器乐创作及其艺术特色》，武汉音乐学院钱仁平的《宏复调织体形态及其结构功能――何训田〈声音的图案〉之三音乐分析》等。

12月4日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在编钟音乐厅举行，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专家学者们与广大观众一起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场音乐会。音乐会演出的作品有王叶的钢琴三重奏《京调托卡塔》、蔡建纯的男高音与钢琴《夜雨寄北》、姚娟的双大提琴《五度二重奏》、孙剑的唢呐与四声道的五重奏《破阵图》、刘丁的弦乐四重奏《我的诗篇》、王刚、张兢兢的《无序之槌》――为打击乐与Max程序而作、周亮的《狂野的Boggie》――小提琴与钢琴、彭丹的《魅影》――为大提琴与计算机而作、何苗的钢琴五重奏《弦舞》。

12月4日晚21时，刚听完“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的全国各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主任又齐聚一堂，召开了由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发起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系主任联席会”。参会者有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尹明五、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陈强斌、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曹家韵、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宋名筑、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房晓敏、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顾之勉、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张大龙、副主任蔡梦以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钱仁平。与会的系主任各抒己见，对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作曲主科以及和声、曲式、复调、配器“四大件”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试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理念与构想。大家还就各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资源共享等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联席会最后决定，第二届联席会将于2006年10月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

12月5日上午，年会之“嘉宾作曲家主题讲座”暨武汉音乐学院“新世纪音乐论坛”第四期、第五期在编钟音乐厅相继“开坛论道”！首先登上论坛的是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郭文景教授。他的题目是《交响诗〈川崖悬葬〉――为两架钢琴与管弦乐队而作――的音高组织》。郭文景首先简要回顾了这首作品的选题原因及其创作动机，随后从和声、调式和音阶三个方面对《川崖悬葬》的音高组织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孟东的论题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近年来的现代音乐创作综述》。他首先论述了上海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发生、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接着对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近年来在创作观念、技法方面的思考、变化与突破，进行了简略论述。他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回归了“海派”音乐文化的特征，并统一汇入上海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的潮流之中。他还进一步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创作的现代音乐，在观念层面上体现出“复合风格”。各种现代技法为我所用，创作了大量各具特色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他们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力图创作的音乐保持中国音乐的“神韵”，在作品中又运用了大量的现代音乐作曲技法，形成“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融，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随后，他还对何训田的室内乐《声音的图案》、贾达群《蜀韵》、尹明五的舞剧音乐《忆》、他自己的《惊梦》以及叶国辉的《声音的六个瞬间》、朱世瑞的合唱作品《草》、陈强斌的《飞歌》进行了简要分析。

12月5日下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举行了第三场论文宣讲。本场论文宣讲由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顾之勉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陈强斌副教授、艺术学院李诗源博士主持。先后宣讲的论文有中央音乐学院娄文利的《瞿小松室内歌剧〈命若琴弦〉中塑造人物的手法》，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的《读〈月的悲吟〉》、郑思的《比例音集的形成及其宏复调形态的计算机模拟》、汪森的《关于现代音乐的本体论思考》，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冯兰芳、卢璐的发言，西安音乐学院夏滟洲的《现代音乐还是应该建立在可听的基础之上》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姜万通的《音乐创作中的系统性特征》等。

12月4日上午举行了由特邀代表轮流发言的“自由论坛”。论坛由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专家、第一次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会发起人之一、首都师范大学王安国教授主持。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首先就音乐创作如何做到“雅俗共赏”这个议题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作曲家既要能创作出精深高雅的“雅”音乐，又要能创作出面向大众的“俗”音乐，要能把雅文化与俗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他以皮亚佐拉的“新探戈”为例进行了论述。接着他还给大家播放了自己早年用台湾城市民谣创作的乐曲，这部作品中“夹杂”了《流浪者之歌》《瑶族长鼓舞》《剑之舞》等曲调，但在配器上运用了独特的现代音乐创作手法，给听众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也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目的。高为杰教授最后指出，实际上要达到雅俗共赏是十分困难的，要求作曲家有很深的作曲理论功底、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深厚的文化修养。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呼吁教师们在教学中应该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并建议将包括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内的现代音乐课程纳入音乐院校的教学体系中去，以便让同学们对现代音乐有更全面的认识与了解。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教授就现代音乐创作中如何做到“得心应手”、“得手应心”与“心手相应”，作了发言。金湘、房晓敏、张大龙、杨青、曹家韵、宋名筑、郑英烈、刘健等分别就如何面对和解决作曲教学、理论研究、音乐创作中所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12月4日上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由“自由论坛”不间断地过渡到简短的闭幕式。彭志敏副院长代表主办单位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中国现代音乐今后的发展，将起到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继续传经送宝，共同推动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会议最后，主持人王安国教授发表了感情深厚的结束语，对武汉音乐学院长期以来致力于现代音乐、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与研究，及其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代表与会代表对武汉音乐学院的富有成效的会务工作表示了衷心感谢。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新的应有的贡献。

①魏廷格《武汉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综述》，《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2期；李曦微《新音乐的思索》，《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2期；汪申申、刘健、周晋民《新时代呼唤着新的音乐》，《人民音乐》1986年第3期；李诗源《新潮音乐备忘录――1979-1999年的中国大陆现代音乐》，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编《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论文集》，武汉音乐学院2005年12月油印等相关文献。

第5篇：现代音乐论文范文

一、在学习西方进程中转型重构的中国现代音乐美学

中国音乐美学由古代形态向近现代的转型，是在20世纪初叶学习西洋音乐的历史潮流下逐渐兴起的。从学堂乐歌时期人们由对西方音乐与“新音乐”的审美体验的描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时人由此引发的对音乐的功能、音乐本质等问题的新的认识。尽管这一时期音乐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走入人们的视野，但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转型已经悄悄开始了。

“五四”时期西乐东渐的脚步进一步加快，新文化运动也为中国音乐文化由古代、传统形态向现代转型提供了适时的条件与环境。这一时期首先向国内比较概括地介绍音乐美学知识的是从德国回来的萧友梅。1920年，在北大音乐研究会主办的《音乐杂志》上，萧友梅先后发表了《什么是音乐?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乐学?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和《乐学研究法》等文。在这些文章中，萧友梅第一次将音乐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介绍给国人。我们当然可以将此看作是萧友梅本人对音乐美学的认识与理解，却难以说这是他的创造性观点。将萧友梅文中有关音乐美学的介绍与里曼《音乐美学要义》一书相比较即可发现，前者基本是对后者全书结构的大致介绍与借鉴。里曼是萧友梅就读莱比锡大学时的音乐学教授，也是萧友梅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主持者，加之萧友梅就学期间莱比锡大学经常举办音乐学讲座，因此，萧友梅受里曼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自然是顺理成章。

30年代在音乐美学上产生较大影响的音乐家是青主。前述萧友梅只是从学科的角度介绍了音乐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与他不同的是，青主专门以《乐话》一书集中探讨了音乐美学中的许多现象与理论问题，其另一本著作《音乐通论》与部分文章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音乐美学问题，尤其是以诗性语言所撰写的《乐话》一书在当时即引起音乐界的注意与争议。综观青主的音乐美学思想，笔者以为，最有价值处在于他对中国传统礼乐思想的深入批判，与之相关的“上界的语言”、“由灵魂说向灵魂”等命题，却不是他的创造，其基本观点完全来自于对欧洲表现主义艺术美学思想以及浪漫主义音乐美学思想的介绍，其中受奥地利艺术批评家赫尔曼・巴尔的表现主义艺术思想尤为突出，《乐话》一书中不少篇幅即为对巴尔《表现主义》一书的直接译介。笔者建议对青主音乐美学研究有兴趣的同仁应认真地阅读一下巴尔的《表现主义》一书。

此外，这一时期黄自的部分深具美学意味的文论以及其它一些音乐家涉及音乐美学的文献也基本上是对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学习与借鉴，此处不再罗列。

1949年后，对于外来音乐美学思想的学习与借鉴并没有中断，只不过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从民国时期对欧美的学习转向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学习。新中国初期，除《音乐译文》发表部分音乐美学译介文章外，一批苏联及东欧音乐美学著作也经过翻译在国内陆续出版，如：克林列夫(即克列姆辽夫)的《音乐美学问题》(吴钧燮译，艺术出版社，1954)、万斯洛夫的《论现实在音乐中的反映》(廖辅叔译，音乐出版社，1955)、索菲娅・丽莎的《音乐美学问题》(廖尚果、廖乃雄、史大正译，音乐出版社，1962)等等。应当说，新中国音乐美学的起步是与学习苏联和东欧音乐美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时期音乐美学研究陷入前所未有的荒芜期，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音乐美学研究才重新焕发生机，同时开始了新一轮的学习西方热潮。在这个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专业学会的成立、大量论著的出版、音乐美学课程的普遍开设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都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音乐美学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综上所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史，主要就是在借鉴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并在全面学习西方音乐文化与建设中国新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随着传统音乐美学思想所对应的大量古代音乐形态的消亡以及现存传统音乐的日渐边缘化，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并没有在现当代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体系中占有足够的地位，而是更多地具有文献学的意义，没有真正进入音乐实践领域或没能与音乐实践联系起来。

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的主要瓶颈

“古代”与“传统”具有不同的所指，前者更具断代意义，后者则强调了历史的延续性。有关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史的梳理与阐释，且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已故的蔡仲德教授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如果着眼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即将古代的音乐美学理论与古代音乐以及延续至今的传统音乐形态结合在一起进行整合研究的话，其结果或许更具现实意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古代音乐的许多形态样式已失去了可以再现的可能，但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理论与延续至今的传统音乐联系起来加以深入研究，却是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的。这也是本文强调传统音乐美学研究与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有所区别的原因所在。笔者以为，只要中国传统音乐还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只要我们意欲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就不能不挖掘与激活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在现代音乐生活中的作用，只有这样，那些以往停留在文献当中的中国古代音乐思想才会重新焕发出其理论的生命力，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尽管作为理论形态的美学原理具有极大的概括力，但我们不能依然停留在以西方音乐美学的话语解释中国传统音乐的立美、审美及其社会功能等问题。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理论一定是与中国古代和延续至今的传统音乐有着密切联系的，正如西方18、19世纪以来的音乐美学理论是与当时欧洲古典、浪漫主义音乐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一样。

音乐美学思想、音乐的审美意识是和一定音乐文化物相对应的，推进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同时需要与之相关的音乐文化研 究的深入，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相关条件：一是有赖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包括传统音乐的挖掘、传承与新发展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没有这一基本条件，中国传统音乐及其诸多美学范畴要想在音乐实践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是很难以实现的；二是如何将中国音乐美学的概念范畴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态特征、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意蕴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加以互相联系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规律性的探究。比如，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和”，它在音乐形态特征的表现上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或日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态特征如何体现了“和”的美学要求?能否将传统美学思想分析与传统音乐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审视与研究?如果说音乐美学研究中还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美学与音乐的分离的话，笔者以为，这种现象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当然，其困境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很多音乐美学界人士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技术手法与形态学研究，缺乏扎实的技术功底的支持；二是一些从事传统音乐研究而真正懂得传统音乐艺术特点者往往又缺乏坚实的美学修养。因此，解决这一问题不但要求音乐美学工作者要从多方面苦练内功，同时也要加强相关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协作。

因此，“音心对映论”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之一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中国现代音乐美学的建设当中，发掘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合理因素并加以创造，使之与现存传统音乐以及传统音乐的新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从这层意义上讲，李曙明、蔡仲德、牛龙菲、王宁一乃至后来叶明春、杨赛等学者关于“音心对映论”的讨论本身即可视为是自觉参与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的新建构。然而，如何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纳入到体系化的建构当中，却是应该需要更多学者从更深更广的层面进行集体作业。

三、建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体系的两个根本问题

历史传统中的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不可谓不丰富而源远流长，但却很难说已架构起一个完整的音乐美学体系，其中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思想层面的美学问题主要是由处于统治阶层并拥有话语权的文人士大夫所书写，而音乐的实践主体――卑贱的乐工们并没有音乐的话语权，这就不可能不造成美学理论与实践形态的某种“隔离”。只有真正将美学理论与传统音乐的实践及其形态分析结合起来，才是建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体系的关键所在，也是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纳入到现代中国音乐美学发展中的关键所在。这是当代学人所要面对的重要学术命题。笔者以为，建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体系并将其纳入到现代中国音乐美学的发展当中，必须解决以下两个根本问题。

(一)文献的现代阐释与历史音乐文化的链接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体系的构建，首先在于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与解读。但这种解读却不能仅仅停留在其原初意义的白话释义上，而是要具有深刻的现代批判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去芜存菁，将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中的积极成分拿来作为现代中国音乐文化建设的母乳给养。在这一点上，蔡仲德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与此相关的是，必须结合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在音乐文化的历史坐标点上审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认清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特征及其本质。这样一种学理思路对于古代音乐史或中国传统音乐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传统美学理论与音乐形态分析的对接

就当下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而言，思想史层面的美学观念与工艺学层面的形态分析没有真正对接起来，而是依然存在着美学思想与音乐形态、音乐实践相分离的情形。这种情形一方面由于与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相对应的许多具体的音乐形态已难以寻觅或重新演艺，但同时也反映了音乐美学界与传统音乐研究领域互不往来的尴尬现实。要求每一位音乐美学研究者都熟谙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态学分析或是要求每一位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都有着深厚的美学修养，似乎是一种苛求，但如果这两个研究领域能够建立对话机制或联手协作，我们就能够建立传统美学范畴与音乐形态的对接，如此，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诸多美学理论就有可能与鲜活的感性体验关联起来，进而由思想领域进入到审美实践的领域。

当然，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及其体系的架构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甚至需要整个音乐学领域的通力合作，其中理所当然还存在着诸多值得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设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体系”的倡导并非属于一时兴起的高调理论，更非意味着停止对外来音乐美学成果的学习与借鉴，而是期盼中国现代音乐美学能与中国音乐一样在多元观念中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能够成为活的传统与体系而成为现代中国音乐文化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我们渴盼中国音乐美学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在今后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本文的粗略论述只是由对“音心对映论”及其争鸣活动的回顾而引发的一点不成熟的思考与断想，上述问题的提出或许也值得加以进一步的探讨。但正如韩钟恩近年来对音乐美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强调一样，笔者以为任何一个学科都永远不可缺少问题意识，只有认识到问题的存在，我们才会明了出路的所在，才会为此付出我们的努力而迈向理想的彼岸。

第6篇：现代音乐论文范文

一、音乐学研究论文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五、音乐学理论出版

第7篇：现代音乐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 音乐史学 近代转型

在中国近代，国内音乐史逐渐产生与发展，并在重要时期实现了近代转型。中国音乐史学主要是对音乐史本身的规律进行研究讨论，确定对音乐史全面认识的一门学科。中国音乐史内涵主要有4个方面：史实、史学、史料和史著等。在近展过程中中国音乐史经过转型，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音乐史学。

一、中国音乐史学对传统音乐的继承

音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体系，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主要在其文化延续性上表现出来，因此，中国音乐就呈现出对另一种历史的继承。在晚清音乐史的影响下，国内近代音乐史的阶段性集成了晚清音乐的一些特点，呈现出一种音乐史学发展的延续性。晚清时期虽然在国内经济和政治方面比较落后，和外国列强之间存在差异性，但是应全面了解认识这一阶段国内音乐学术研究获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影响国内近代音乐史的因素，这些都是国内近代音乐史学转型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近代音乐史学继承晚清音乐主要体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清代乐志、典制体等，从而在研究与阐述清代乐志过程中，让国内近代音乐史学得到延续性发展。《清史稿》是清代史学代表著作，其内容主要使用篇幅方式对乐理的内容进行总结，并做了相关记录，这不仅说明了清代重视乐志的发展与音乐史学的地位，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清代史学考据研究法在国内音乐史的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而典制体是国内史学著作方法的重要分支，主要以典章法制为主，以时间为脉络，对国内古代典章法制的起源和发展进行详细论述。典制体在清代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史学发展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中也进一步梳理总结了国内音乐发展的情况，并且越来越注重国内少数民族音乐带来的意义，详细记录了少数民族音乐的乐器种类、乐曲结构和表现方式，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音乐体制，为国内音乐史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国内近代音乐史以晚清音乐史为起源，继承晚清乐志和典制体，从而为完善历史和自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

（一）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史观的转型

在近代，随着近代史学思想与史学观不断发展，我国音乐史学的音乐史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并将近代史学思想与史学观协同转型的特点呈现出来。我国近代史学思潮与史学观主要有爱国主义思潮、辩证唯物史观以及新史学、现代新考据学等3大主流。在上述主流的影响下，音乐史观主要以显性或者是隐形转变的特点呈现出来。首先是在文化民族主义史观发展下音乐史观的转型。国内近代屈辱历史发展的事实，让文化发展以曲折前进的状态表现出来，文化民族史观得到人们的关注，逐渐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思潮。这个思潮主要体现在音乐界组成的战胜观念、模仿观念、反古观念和表情观念等音乐观念上，于是，给国内音乐史观带来了浓重文化民族史观色彩。其次，在进化论史观发展下音乐史观的转型。进化论史观给音乐史观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与音乐有关的史著中，近代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直接在音乐著作中融入进化论著，而且在语言表达以及音乐内容叙述上处处散发着进化论思想的信息。同时，在同一时代的一些音乐家也受到进化论史观的影响。最后，在辩证唯物史观发展下音乐史观的转型。在后，国内史学因为唯物史观带来的影响，音乐史学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近代音乐史观的转型过程中音乐史观起到关键作用。

（二）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史著书写范式

编写音乐史学的每个步骤与层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音乐史学家深刻认识史学工作的重要性。这一认识主要是指各个史学家在编写音乐史学过程中体现的历史文学、史料观点、编纂主张和历史研究方法等，是史学工作者认识音乐史学内容的外在形式，而音乐史著的体例和内容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体例取决于内容，体例也受内容体现的影响。近代音乐史著的内容主要有3个方面，例如，传统音乐历史内容、作家综合音乐历史和西方音乐作品等。针对上述内容完美的体现，要求有相符合的体例形式。近代音乐家经过各种音乐体例形式实现编写音乐著作的目的，从客观上实现了音乐史著书写范式的转型，进而推动整个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这些音乐体例主要有：（1）具有主流性和显性的史著体例。表现为章节体通史著方式，根据西元纪年的形式对音乐史内容进行编排。这样编纂音乐史著的体例对新史学带来巨大影响，章节体推动了音乐进化论史观发展，具有优越性与进步性。（2）旁支次要和存在隐性的编纂体例，代表形式为编年和纪事本末体、指南和概论为代表方式等。由于在时代转型的影响下，编年与纪事本末体已经逐步失去原有的价值，而指南类和概论类的音乐史学著作却变成对近代音乐史学著书写范式转型进行研究的凭证。

（三）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史学研究方法转型

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还原历史事实、进行历史比较研究与分析、解释历史过程等3个层次上。但由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受近代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和感染，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优化与创新，逐渐向时代前沿的史学研究方向发展。近代史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古史二重研究法、演绎研究法、历史演进研究法、碑志正史研究法和诗文正史研究法等，其特征表现为多样化和多元化。国内近代音乐史学的研究，通常情况下，以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为主，传统文献和考证方法为辅。但是因为近代历史不断发展变化，推动了人们开眼看世界，并不断引进国外优秀文化元素，而音乐史学由于受其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近代新型研究方法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音乐史学研究方法。例如，在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王光祈在研究音乐史学过程中不断引进外国学术研究方法；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也引入了古史二重研究法；而郑师许、朱谦之的相关影月文献中主要利用跨文化比较研究手段。总之，受国内近代思潮的影响，国内音乐史研究方法的转型得到实现。

三、中国音乐史学近代转型的“通”和“变”

我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属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时期，而近代，只是一个“中时段”发展时期，在这个“中时段”中又出现了 “短时段”。从1895年、1919年、1937年和1949年这些具有历史标志的突发事件上进行分析，这些属于外在标志，可能会对一时的文化外在形态、文化选择态度与文化观念带来影响。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在鸦片战争后传统学术转型成为近代学术，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选择继承与积极改造形成的结果，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转型的思想动力与内在基础。

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1840年～1949年而言，由于受现代学术操作与西方进化论形式的影响，逐渐呈现出“近代性”的特点。在20、30年代音乐学术和史学背景完全契合，正如当代相关学者提出的：“刚开始大部分希望转型成创造“国民”社会，然后转型成创造“学术社会”，这些与文化类似的情况在30～40年代的中国音乐史论著与史家身上得到验证。例如，王国维“极其重视打通各种文学艺术门类的关系，比如，戏曲、美术、诗、舞蹈、词、音乐、曲和小说等，以开拓学术的眼界，让审视在历史文化网络中作为综合艺术戏曲形成、流变的主体。”

中国近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具有知识体系的学科，在确立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史学家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非常相似，一方面他们幼习举业，有传统国学基础；另一方面，受西方知识的熏陶，他们能够了解西方文化。同时，这些史学家大部分在执教，其学术视野、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明显与“古代”音乐史学存在差异，能够在“通”的基础上，完成短时段的“变”，进而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阶段，为中西文化交流格局建设中国音乐学科与塑造中国音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综上，中国音乐史学近代转型体现了“通”和“变”的特点。受近代思潮与西方进化论史观的影响，中国音乐史近代化的特点主要在“通”和“变”上发挥出来，即在认识传统的音乐史学上，与近代音乐史学的特点结合起来，让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实现转型，不断向音乐史学的巅峰前进。“通”是指知晓近代史学发展的潮流，“变”是指近代各种音乐史学转型的变化，例如，音乐史学研究方法、音乐史观和音乐史著写范式等，中国音乐史在通和变过程中逐渐实现近代转型的重大历史改革。

参考文献：

[1]王文君.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初探[J].艺术时尚（下旬刊），2014，（6）：150-150

[2]刘茜.浅析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J].黄河之声，2014，（5）：113

[3]韩中健、谈欣.”中国音乐史学国际高端论坛”专家讲座述评[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5，（4）：158-161

[4]王书亮.中国音乐史学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探讨[J].音乐时空，2016，508（5）：77-77，78

第8篇：现代音乐论文范文

中国传统音乐基本理论在古代被称为“乐律”，最开始有关于乐律的理论只散见于一些乐论和哲学著作中，此后，乐律的理论不断发展，内容上除最初的理论外还包括天文历法、礼仪和音乐史料等方面内容。现如今纵观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律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声、调、拍律等音乐的构成要素。

中国传统音乐是指我国人民运用本民族独特方法、采用本民族固有方式创作、具备本民族固有形态特点的音乐。不仅包括在从历史长河中产生、传颂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中国传统音乐一词产生于近现代时期，是与“新音乐”相对区分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不属于当代音乐家所创作的、具有一定流传历史的音乐。在我国音乐界，往往把清代以前已经形成了的音乐或清代以后所产生的具有传统音乐特征的音乐，归入传统音乐的范畴。其中不但包括那些在历史中出现、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音乐人用本民族独有形式创作的、具备本民族独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作品。总的来说，中国传统音乐在它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无论从律制、宫调、音阶、音乐形态、文化传统到民族固有的思维方式，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特征和规律。

一、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论

（一）对于每一位学习音乐的人来说，第一个要接触和学习的课程，以及最先掌握的音乐知识，毫无疑问是基本乐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种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发展历史，都有不同的文化传统，音乐文化也是不同的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传统推动了我国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从而形成了自身对文化的探索意识，以及创造文化气韵、意境、风貌等各种艺术手段。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更是无比的璀璨耀眼、丰富多彩。

（二）现在我们把中国传统的音乐理论框架归纳为“声、律、谱、器、体、调、拍、腔”八大方面。由于我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乐学与律学之间，本身就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所以，对乐学进行深入的研究离不开律学的理论指导。例如乐学中宫调的基本理论、传统的宫调体、历代各种俗乐的宫调系?y，以及记谱法、读谱法等方面的应用都与律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音乐学家说法各异，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传统音乐乐理理论的认识。许多音乐学家、乐律学家都对传统音乐的乐理理论进行了穷其一生的研究，这种研究不是没有意义的。虽然我们目前在中国传统音乐的乐理理论方面的研究，的确是困难重重，存在很多薄弱与不足，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取得了不少成就，在对于“律”、“调”、“器”、“谱”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成果。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梳理和重构，以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为基础，建立属于我们民族的音乐理论体系，大力发扬我们民族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现状

纵观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现状，可谓学术氛围浓厚、涉及内容多样、学术成果丰硕。不但在音乐理念和方法上有比较明显进展，而且形成了一支由诸多音乐爱好者组成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群体；出版了一批业界认可同时具有学术价值，能够推动传统音乐发展的著作。尤其是近几年来，在传统音乐内容、类型以及学科思想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许多学者，尤其是老一辈音乐家，具有非常深厚的传统音乐功底，他们在具体认知与探究传统音乐的过程中身体力行，显示出了极深的学术底蕴，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传统音乐研究现状与分析方面，中国传统音乐即将或者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型期。各大音乐院校不约而同地举办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与未来传统音乐建设研讨会，以期进一步明确目前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与传统音乐教学方法的优势与缺点，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智慧的交流与撞击无不使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状态和研究内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我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对传统音乐研究不深入，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所总结的表面文章较多，还有专业性人才较少，没有充足的后备力量等问题。经研究后发现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是确定好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视角，这样可以全面、有效、高质量地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视角大致分为以下三种。

（一）音乐本体研究的视角。对于音乐本体的研究是中国传统音乐最基础、最核心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音乐本体”包括音乐的内部结构，即调式、音列、旋律走势、节奏律动、曲调结构、织体等。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界多数停留在对音乐内容的描述和归纳上，当然，这是一种研究方式，是多年来定性研究的一种模式。不过它缺少深入音乐本体之中的微观剖析。自21世纪以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应将对传统音乐的“定性研究”改为了“定量研究”，才能对传统音乐形态作出更细致、更微观的分析。

（二）文化背景研究的视角。在对传统音乐作了形态研究之后，将研究视角延伸至对传统音乐所处文化背景的考察。文化背景包括地缘文化背景、生态文化背景等。近些年受文化地理学以及文化生态学的影响，研究视域不断拓展。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音乐现状的比较，从而探究出生态环境对民间音乐留存的重要影响等理论。

（三）传承流变研究的视角。传承与发扬是传统音乐最为重要的主题。诸多学者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新的传承道路与发扬方法。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客观分析了传承的“双刃性”，为传统音乐的保护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也诠释了“传统音乐”的内在动力以及外部推动力，肯定了传统音乐所具有的时空性和它所展现的时代风貌以及焕发的永恒魅力。音乐学家对于文化同时也进行了阐释，包括传统音乐的文化内涵、文化属性、文化特征、文化原因、民族属性、文化功能等，进行了解读式的研究，为传统音乐领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在精彩纷呈的学术论文中，除了对本国家、本民族的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以外，也有部分中国学者对日本、韩国、英国等音乐领域进行研究。在这些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的研究中充分体现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使我们认识到他国音乐理论研究者与本土音乐理论研究者存在颇有意味的张力。

第9篇：现代音乐论文范文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Musikder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

另外，亚洲地区尚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研究者一般只能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确地把握亚洲古代音乐历史状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以上主要对亚洲地区的音乐史料及音乐研究状况，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个归纳和综述，限于自己的外语水平及有限的资料只能做一个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国的音乐文化与亚洲各国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间的交叉、渗透都交织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流动关系，因此笔者在执笔此文时的一个主导思考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时候不能忽视关注周边地区相互间的文化渗透和交叉现象，对周边地区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坊去方换育

@②原字汤去氵换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