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心理导向的启示

一、革命化的心理认知导向功能

大革命前，大别山广大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再加上恶劣的生存环境，因而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在歌谣中，他们唱到:“伤心事，布机声中雄鸡鸣，布长夜短力已疲，不得稍停息。布价低，卖布去买米，结果身无衣。伤心事，农忙生死都不顾，春播一粒籽，秋收万颗谷。租税重，逼钱又要谷，结果又无食”。大革命前，由于没有受到先进的革命思想启迪，因而他们对自身悲惨的境遇没有一个清醒深刻的认识，要么怨天尤人，要么垂首自怜，在许多歌谣中，都充满了对前途和命运悲观无奈的情绪。在黄麻起义策源地做革命思想宣传的曹学楷同志曾经问当地的群众:“我们这些种田佬，成年累月拼死拼活的劳动，打下的粮食能铺满地，能堆成山，为什么总是缺吃少穿呢?。有的说，“穷人本由命中定，命中注定难翻梢，有的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穷即穷，富即富，这都是老天注定的，怨不得别人。”这些都说明这里的人们在当时急需有革命化的正确心理认知引导。为此，在宣传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创新多种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特别是通过创作、传唱具有强大心理认知导向的革命歌谣，加强了对这一地区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认知导向工作。具体的做法有:一是利用革命歌谣揭露反动派罪恶。当时的大别山农民在各种压迫势力的摧残下，一直处于衣不裹体，食不果腹的恶劣生存状态之中。革命党人针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根据当地农民群众的实际情况创作了大量歌谣，如“土豪和劣绅，逼租又捉人，你走东，我走西，各自去逃生”。还有，、农人伤心事》《卖柴歌》《穷人歌》《佃农歌》《讨饭歌”等等，揭露了反动派种种罪恶行径，唤醒了农民的革命认知。二是利用革命歌谣宣传平等思想”“人都是天地间父母所养，为什么贫与富贵贱不均?我穷人做苦工反不如人，我穷人为活命日夜不困”。农民群众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土地，但是土地所有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他们的贫困。共产党根据农民这一心理状态，创作了这首歌谣。“人都是天地间父母所养，为什么贫富不均?。一个简单的疑问句道出了农民心中最深的伤痛。农民当牛做马，反动派作威作福。人人生而平等，为什么农民就必须处于最底层?歌谣字字如响雷，打动了农民群众的心灵，声声如细雨，滋润着农民群众受伤的心灵。另外，还有很多歌谣，如“妇女解放》《放脚歌》《妇女十叹”等，宣传妇女解放，引发了当时大别山区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通过这些歌谣，妇女们认识到了旧社会对妇女的不公平待遇，由此也加深了大别山人民群众对于平等思想的认知。三是利用革命歌谣促成革命认知，“仙居有个大河岸，最大劣绅熊子南，农友们受他摧残。可恨可恨真可恨，指望共产快起身，农友们好把冤伸”。这是一首革命鼓动歌，最后两句是歌谣的主旨句，即农民群众们只有跟着共产党，推翻地主阶级，才能惩办那些“可恨”的劣绅。中国共产党站在农民群众的立场上，对他们的遭遇感同身受，旗帜鲜明地向人民群众唱明了革命的道路与前景，促进了人民群众对革命领导阶级的信赖和依靠”“反动统治，我们要推翻“土豪劣绅，我们要杀完“工农们，齐暴动，实现共产，同把身翻”。这首歌谣是中共黄麻特委和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在大别山地区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时创作并流行的，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旧势力的极大仇恨，对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强烈不满，对推翻旧阶级统治的坚定信念，是农民们在自身前途命运、社会形态，社会地位等方面心理认知的极大转变。通过革命前后大别山红色歌谣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通过传唱这些歌谣，中国共产党才卓有成效地加强了对广大农民革命心理意识的引导和改造，争取到了他们的拥护和爱戴。

二、直觉化的心理情感导向功能

“诗经、魏风、桃有园”中有“心之忧也，我歌且谣”之语，充分地表达了民间歌谣深化入心的情感体验。在那个血与火的红色年代，革命歌谣是人们表达内心情感的一种最直接的、最真切的、最鲜活的方式。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用直观化的、通俗化的革命歌谣培养人民群众的革命情感。这些歌谣浅显易懂，纯情朴实，语言通俗，对宣传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影响、壮大革命队伍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具体而言，其心理情感导向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是传递亲近共产党的感情“党员把路引，参加闹革命，打倒土豪和劣绅。分田又分地，自种自己吃，只有革命才有出息”。“只有革命才有出息”这首歌儿在各地流传的唱词不一，在这里是用小调“断姻缘调”演唱的。其歌词简洁，爱憎分明，旋律朴实，富有个性，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歌谣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了私有制度下的压迫和不均，提升了人们群众对社会制度优劣的自觉认识，也表达了一种鲜明的直觉化心理情感取向，即:跟着共产党才会有出息，而对土豪劣绅等封建反动势力则必须坚决打击和消灭。二是追求人生价值实现的感情。大别山红色歌谣也反应了当地人民追求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情感。如，在大别山地区流传的“送郎当红军”就是如此。这首歌谣是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处编写的，其以女子特有的柔情表达了对心上人的价值评价”“我郎年纪轻，革命要认真。莫学贪生怕死人，勇敢向前进”““统治要推翻，工农掌政权。革命成功再回转，夫妻再团圆。”在女主人公的温言细语中，深刻地反映了大别山儿女对人生价值的判断和追求，即舍小家，顾大家;舍个人，促革命。这首歌谣把革命斗争的意义和普通女性的爱恨情愁紧密地交融于一体，其所传输的价值理念，可以称得上真切动人，撼人心魂。三是振奋民心的民族爱国感情。大别山红色歌谣所映射出来的最为普遍的心理情感就是爱国主义情感。比较流行的歌谣有“救国歌》《十唱民族革命》《收复东三省”等等。以“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流行的小调“救国歌”为例”“为人莫当亡国奴，快把国来救。祖国不独立，永远被人欺”。歌谣将民族大爱深厚地储蓄在平凡质朴的词调中。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的抗日斗志，有效地凝聚了人民群众奋起抗日的民族力量。事若真，情必动，心必感。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别是在大别山红色歌谣这种非常直观化的思想政治心理导向之下，大别山人民经受了革命战争的洗礼，普遍具有了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拥有了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昂扬的革命斗志。他们对社会、革命的情感态度日益升华，将个体的亲缘情爱真正上升到了革命的民族大爱。

三、理想化的心理信念导向功能

在鄂豫皖军民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广大革命群众不仅要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还要面对国民党部队疯狂的围剿屠杀。革命力量还很弱小，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当时，曾发动黄麻起义的七里区可以说是成了“无人区”紫云区甚至成了“死人区。”然而，根据地的人们却高唱着:“高山岩洞是我的房，青枝绿叶是我的床，野菜葛根是我的粮，那怕白匪再围剿，红军越打越坚强”。“哪朵葵花不向阳?哪个穷人不向共产党?任凭白匪再猖狂，烧我的房屋抢我的粮，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菲薄的物质基础没有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艰险的革命环境没有动摇他们的革命信念。从这些歌谣中，我们体验到的是大别山人民那种杀不尽、饿不死、压不倒、摧不跨的革命精神，那种无私奉献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鄂豫皖苏区人民之所以能够树立如此先进的革命理想，究其原因，靠的还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的理想化的心理信念引导”“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地位高，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民立功劳。“无产阶级要共产，俄罗斯有好榜样。，“到处红旗皆举起，建立中华苏维埃。”还有“赞列宁》《拥护第三国际》《拥护苏维埃”等类似歌谣。这些红色歌谣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共产主义信仰为主旨而创生的，它们在中国革命的艰苦斗争过程中，一直激励着大别山人民，并由此促成了“不要命、不要家、不要钱、要革命;不图明、不图利、图奉献”这一独特的大别山红色革命精神。

四、大众化的心理接受导向功能

起初，在大别山区，对于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并不是所有社会人群都能从内心深处理解，接受并支持的。怎样才能够不断地壮大革命力量，最大限度的发展革命组织，让革命火焰燃烧在更广泛的革命群体心中，这正是早期共产党人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充分认识到了具有大众化心理接受导向功能的歌谣在群众中的重大作用。。?“?年。月，率领红军主力第四方面军往赣南闽西途中，就曾亲自起草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地主土地，农民没收，债不要还，租不要送。“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等等。这是一首四字歌谣，旋律耳熟能详，语言简练朴素，既有对农民群众的教导，也有对敌方士兵的劝解，一针见血地解决了农民群众对土地问题的疑问，回答了敌方士兵对归顺革命阵营的疑虑。这种用歌谣宣传革命政策的形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之从内心接受革命思想的成功之举。在大别山地区，共产党人也采取了传唱革命歌谣的形式，努力通过大众化的歌谣，鼓励、引导人民群众加入到革命事业之中，自觉接受革命、开展革命”“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虽然只是四字歌谣，却表达了无限豪迈的革命气魄”“人人好汉。“四十八万”生动地再现了当初黄安(今湖北红安)地区万民皆兵的恢宏革命气象”“男将打仗，女将送饭。，从中我们可以想象小小黄安地区不分男女老少，不论前方后方，都尽其力支援红军的壮烈革命场面。歌谣仅用三句话就勾勒出了黄安地区革命热火，富有深刻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为其它革命地区人民加入组织，参与革命，树立了典范。一部分受反动派蒙骗加入到白军或者地主武装中的群众，是需要通过革命宣传才能够接受感化和帮助的”“枪会学友们，穷苦的工农，打倒土劣衣食不担心。我们穷兄弟，大家要齐心，参加来革命，齐努力，向前进，同把政权争，我们工农定要做主人。枪会学友们，贫穷的工农，土地革命一定会完成”。枪会，是土豪劣绅为了维护他们的土地财产，强迫部分群众参加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党为了瓦解反动的枪会组织，制定了种种策略，这首歌谣以大众化的歌词，配以群众喜爱的小调传唱，以“枪会学友们。”“穷苦的工农。”“我们穷兄弟”作为称呼，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降低了枪会群众对革命的心理警戒和敌视态度”“打到土劣衣食不担心。”“我们工农定要做主人。，表明革命目的和工农前途，词调亲切，语气柔和，加深了那些枪会中的群众对革命的认识。到后来，大部分枪会组织逐步被改造过来，变成了革命群众的武装组织。1926年秋，革命之声已经响遍大别山地区。随着革命的思想意识不断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从心底里接受了革命思想，大别山地区由此出现了一个空前的革命高潮。

同志曾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靠这个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大别山红色歌谣深入人心的过程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大别山区深入人心的心理历程，其从文化的深层影响了广大的大别山革命群众，使大别山成为了一个闻名中外的红色革命区域:在大别山的红安县，先后诞生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在此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这里还是新四军第五师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区域，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主要立足点。大别山人民为革命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据统计，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里，曾经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四名英烈中，就有一个属红安籍。可以说，这些革命史实都是对党在大别山地区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动诠注。因此，发掘这一时期大别山红色歌谣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导向功能，对于我们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与效益的提升，应该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夏慧 周文洁 单位：黄冈师范学院 武汉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