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管理服务关联性

一、文献简要回顾

目前，不少人认为，促使税收管理从规制导向走向服务导向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和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事实上，注重税务管理与服务关系的思想,在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或其他经典著作中就有所体现。在西方：17世纪，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在其代表作《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首次提出税收应当贯彻“公平、便利、节省”三条标准。攸士第（Justi）提出的六项课税原则也体现了朴素的服务寓于管理中的思想。18世纪，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税收四原则，即“平等、确实、便利、最少征收费用”。19世纪，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代表人物阿道夫•瓦格纳（A.Wagner）也在其代表作《财政学》等书中提出了在征管过程中要给纳税人便利的思想。20世纪60年代纳税服务作为税收征管的基础环节已在世界各国广泛地推广和应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也曾提出：税收征管体系应包括五个环节，若用“金字塔”来代表整个征管系统，纳税服务位于“金字塔”的底部，是税收征管的首要、基础环节。由此可见，纳税服务在整个税收征管体系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税务机关所从事的其他征管工作，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而且纳税服务的质量也直接影响着其他征管工作的效率。在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著作中也不乏税收管理与服务关系的论述。如《史记》记载“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在《大学衍义补》中，丘浚强调，国家征税应“为民聚财”。凡所用度“，必以万民之安”，不能“私用”。

近代,严复在《原富》中提出赋税收入应“取之于民，还为其民”，为民兴公利、除公害。这些朴素的思想不仅蕴含着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也体现着税收的经济实质。在现代的学者中，如王勋、王晓非2004年提出：提高纳税服务质量与征管效率之间并不一定成正比关系。同年,苏毓敏认为税收管理与服务其实具有本质的区别。税务管理由税务机关启动，主要是为了实现税务机关的管理目标；税务服务由纳税人启动，主要是为满足纳税人的特定需要。但是税收管理与服务也具有很强的融合性，税务服务活动中也包含着税收管理的内容。2005年,马国强从税收遵从理论出发，阐述了税务服务存在的原因，即税务服务在税收管理中的地位。认为税务服务只是税收管理的一部分内容，税收管理除包括提供税务服务外，还包括实施税收监控和税收保卫，不能把税收监控和税收保卫作为税务服务。2006年,李林军从英国国内收入局引入客户关系管理理念改进纳税服务的实例中得出：管理与服务的概念有宏观和微观、广义与狭义、抽象与具体之分。他从美国国内收入局（IRS）三任局长治税理念的“三次变脸”，即税收管理与服务走出了一条“马鞍型”变化的轨迹中汲取经验，得出在税收征管工作中，管理与服务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要正确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就要走管理与服务并重之路。同年，王蕾指出，服务和管理是依法治税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在税收工作中必须以服务促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广东商学院教授于海峰在广州市地税局召开的纳税服务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强调，税务行政执法本身也是纳税服务的过程。暨南大学财税系教授沈肇章认为，纳税服务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到在税收管理过程中诚实、依法、公开、公平。诚实、依法、公开、公平行使税收管理权，是对纳税人权利的最好保护。中山大学杨卫华教授说，税务机关最根本的职责是为政府组织财政收入，所以在税收分配过程当中，管理是基础，征收是目的，稽查是保证。征税的过程是税务机关管理与服务统一的过程，管理与服务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2009年,霍志远、刘蕾从管理的宗旨、管理的过程和管理的内容三方面阐述了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并强调管理就是服务是一种理念，不是简单概念上的等同。管理与服务是对立统一的，是矛盾的两方面，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加强管理又要做好服务。

二、税务管理与服务关系的理论依据

税务管理，通常又称为税收管理，是指国家以法律为依据，根据税收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对税收参与社会分配活动全过程进行决策、计划、组织、调控和监督，以保证税收职能作用得以实现的一种管理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税收立法管理、税收行政执法管理和税收司法管理。本文所论述的税收管理主要是针对税务机关依法行使税收行政执法权，即广义的税收征管，主要内容包括对纳税人的税源管理、征收管理和税务检查。税收征管是整个税务管理活动的核心部分。税务服务，又称纳税服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纳税服务是指为指导、帮助和方便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而提供的服务。它既包括税收机关提供的服务，也包括社会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乃至纳税人的自我服务。狭义的纳税服务则是指税务机关为确保纳税人依法纳税，指导和帮助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维护其合法权益而提供的服务。本文关注的重点是狭义的纳税服务，即纳税服务的主体限定为税务机关。从上述税务管理与服务的概念中，可以发现税务管理和服务是税收工作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方面。税务管理中蕴含着税务服务的内容，管理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服务，而税务服务是在税收管理过程中实施的一系列活动，它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全过程。由此可见，管理是税收工作的基础，服务对加强管理具有促进作用。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税收遵从理论，已经为税务管理与服务关系的定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此也引发了西方国家的重大税务行政改革。税收遵从理论认为，税务行政过程既是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过程，也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过程。税务管理活动的实施必然产生两方面的费用：征税费用和奉行纳税费用（或税收遵从成本）。换言之,税务服务的水平直接关系着纳税人奉行纳税费用的高低及奉行纳税费用分配的公平，并间接地影响着征税效率。鉴此,当今世界，凡是实行由纳税人“自核制”（Selfassessment）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使纳税人税收遵从度达到最大化，税务管理当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如何为纳税人服务。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测算，一份纳税服务方面的努力，相当于50份税务监督打击方面的收获。

三、中国税务管理与服务关系的历史考察

（一）计划经济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为迅速恢复生产，繁荣经济，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政府直接掌控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明确处于“管理命令型”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税收征管模式也只能是“管理命令型”的。在这种征管模式下，税收征管的特点就表现为：一是应纳税额的计算、纳税申报表的填写、税款的缴纳入库等本应由纳税人自行办理的纳税事宜，都由税务人员包办代替。二是税务机关遵循监督打击的思想为主。在征管过程中，几乎对所有纳税人，基本上不相信他们能够依法自觉纳税，总是制定各种规定和措施来防范纳税人偷逃税。这种重征管轻服务甚至无服务的模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对组织财政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纳税人对自己在税收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模糊不清，税务机关越俎代庖、大包大揽的方式就更容易滋生腐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体制逐渐暴露出弊端，影响着中国加入全球化大潮的进程，中国“入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的入世之路充满了艰辛，可以说是黑发人等成白发人的过程。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中国当时包括征管体制在内的经济体制无法和国际接轨。因此，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提出并确立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政府职能也相应地转变，即政府应该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统包统揽格局中走出来，只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宏观管理的职能。同时，在税收征管模式上也要变监督打击为管理服务，以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中国“纳税服务”的概念最早是在1993年12月全国税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提出，并在1996年7月全国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会议上确立的。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纳税服务的内容非常单一，仅限于税法宣传方面，其立足点在于让纳税人知道应该怎么纳税、纳多少税、什么时间纳税等等。1997年，中国纳税服务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其标志是国务院批复了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关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方案》，确立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征管模式。该模式的突出特点就是把“纳税服务”正式规范到税收征管中,从而推动了纳税服务的进展。全国税务机关设置了大量的办税服务厅，对纳税人税务登记、纳税申报、涉税咨询、发票领购等事项提供服务,让纳税人体会到了便利。但是中国把纳税服务提高到法律的高度是2001年5月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颁布。新《征管法》的第七条明确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第九条第二款也作出“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礼貌待人、文明服务，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权利，依法接受监督”的规定。2002年，国家税务总局在征收管理司下设了纳税服务处，这是中国第一个专司纳税服务职能的行政管理机构，进一步表明纳税服务已经成为一项行政管理工作。2005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纳税服务工作规范（试行）》，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服务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列举，并用专门的章节对办税服务厅、税务网站、考核与监督进行了规定和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税收工作的重心向纳税服务倾斜，将纳税服务贯穿于税收管理的各个环节。2007年，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这是新时期中国提出的最新服务理念。

四、对税务管理与服务关系的再认识

从上述税务管理与服务关系的理论依据和其在中国税务实践活动中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税务管理与服务是矛盾的两方面:一是两者既相互对立，各自包含不同的内容和特征。从税收法律关系看，税务管理是税法赋予征税人即税务机关依法拥有的权利，也就是纳税人依法履行的义务；而税务服务则是税法赋予纳税人的权利，同时也是税务机关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二是两者又相互统一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全过程。换句话说,只有严格管理，才能有效地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和政策，规范征纳行为，保证税收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实现税收服务经济的目的；只有严格管理，才能为纳税人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纳税环境，实现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可见服务是通过管理实现的，服务是管理的目的。当然，在做好管理的同时，税务机关还要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服务，这样才能赢得纳税人的满意，从而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反过来又为进一步的高效服务创造条件，二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对此，笔者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就当前中国处理税务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提出几点建议：

（一）纳税服务的实质改进———依法确立纳税人享有的权利

为了使税收征管有法可依，许多国家制定了单独的税收基本法，将税收征管的基本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确保国家税收不受侵犯。除日本的《国税通则法》、《国税征收法》、《国税犯则取缔法》等都由国会颁布实施外,其他许多国家也很注重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有的甚至把纳税人的权利写进了宪法。诸如法国、比利时、加拿大等,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对没有法律依据的纳税义务，纳税人有权拒绝履行。美国还为纳税人详细说明了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应享有的权利，并以手册的形式提供给纳税人。在英国，纳税人有权要求国内收入局办事公正、提供帮助、高效服务、严于律己等。由此可见，在发达国家，法律贯穿于纳税人税收经济生活的始终。遗憾的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单独的税收基本法律来规范和保障纳税人享有的权利。期望能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快制订一部单独的税收基本法，把纳税人享有的权利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的遵从意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进行依法监督。

（二）纳税服务的深层目标———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北欧是世界上高税负、高福利的国家。以瑞典为例，它的高税负主要表现在高税率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瑞典的税收总负担率一直在50％左右，最高时达到70％。一般来说，瑞典人大约40％以上的收入都缴了税，而且随着税收收入的增加，税收负担就更重。瑞典如此重的税负之所以能够推行，一方面是瑞典的税收使用效率高，政府能够把从纳税人手中取得的税收用到刀刃上，且比纳税人使用得更有效率。这一点在瑞典民众中是深信不疑的。另一方面是瑞典的高福利。瑞典人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制度。瑞典除了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提供高福利外，还对失业、休假、住房、初生婴儿等进行补助，而且其福利、补助往往与个人缴纳的税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做到了税务管理与服务的对称性。我国存在的偷逃税现象，除有管理疏漏的原因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和中国目前税务管理与服务的非平衡性分不开。因此，在今后更长的时间，中国要不断地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而不仅仅是老有所居，病有所医。

（三）纳税管理的终极目标———纳税人公平而有效纳税

保证纳税人公平而有效纳税，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最好的服务。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前一句说的是公平的重要性。多数发达国家，为了防止纳税人偷逃税，出现有失公平纳税原则，都实行对纳税人的登记编码制度。如意大利规定，凡年满16岁的该国公民均需到当地税务机关登记并领取税务编码卡。凡与纳税人取得收入有关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这一编码，而且这个纳税人的编码在全国范围内是唯一的。这样,税务机关就能通过大型计算机集中处理，方便准确地掌握每个纳税人的各项应税收入情况，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的审核。美国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号码。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要保证纳税人公平而有效地纳税，仍是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就拿个人所得税来讲，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主要来源于中低收入阶层。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高收入者,原因在于：一方面中低收入者主要是就业收入，便于控管，不易偷逃税；另一方面就是纳税申报制度不健全，使更多高收入者游离于制度之外。这就造成了高低收入者纳税的不公平，没有为纳税人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纳税环境。因而，在以后的税收工作中，要不断地规范纳税申报制度。具体地说,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与纳税人身份证唯一对应的识别码，纳税人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获得的相关收入都离不开这个号码。另外，税务机关还要通过网络加强与银行、海关，审计等部门的合作，便于对纳税人的收入进行核对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