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与财政的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税务与财政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财政收入；财税库银；系统设计

建立财政收入信息管理系统，就是建设税务、财政、人民国库、各商业银行横向联网，有效地将税务、商业银行、人民银行国库、财政系统有机接合，采集数据、自动传递、统一统计、总体分析，从而达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实现财政收入从申报、校验、缴款、入库全过程管理，使各相关部门更好地执行从一般的事务处理到综合管理，决策分析的各项职能，实现财政收入及时入库，改善征缴入库服务环境，并及时反映全市财政收入征管、入库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准确、详实的数据资料，提高财政、税务、人民银行国库、商业银行的财政收入管理的水平。

一、建设济南市财政收入信息管理系统的背景及必要性

财政、税务、人行国库、商业银行由于各自信息系统互不连通，由此带来的许多弊端：对于人民银行国库部门，要将税务部门的送来的税票数据和财政部门的非税收入票据数据手工录入到计算机中，数据量大，工作强度高，易出现错误，同时国库同税务、财政部门需手工对帐；对于税务部门，要手工录入大量的税票数据，并存在要将从商业银行传来的数据进行手工逐笔销号处理及同商业银行对帐难的问题；对于商业银行，存在同税务对帐的问题，同时由于联网条件的限制，只有少数商业银行代扣财政收入业务，其他商业银行得不到公平的竞争环境，丢失了许多潜在的用户；对于纳税人，需要到指定的缴税大厅或指定的银行缴税，人多时间集中，往往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缴税和缴费不方便；对于财政部门，非税收入不能及时入库，同时由于得不到详尽、及时的纳税和缴费数据，无法进行税源监控和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所以建设财政、税务、国库、各商业银行横向联网的财政收入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实现各环节信息共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以上这些问题。

二、系统的实现原则和目标

系统建设必须遵循 “政府领导、财政牵头、央行主办、税银共建”的原则，按照统一联网方案、统一业务标准、统一接口规范、统一软件开发的要求，规划、设计和实施系统平台的建设。其目标就是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通过财政部门、税务机关、人行国库、商业银行间横向联网，实行税、费收入电子缴库，实现财税库银信息共享，加快税费入库速度，提高财政资金运转效率，规范税费收缴管理运行机制，简化缴库程序，方便纳税人缴税，缴费人交费，提高税费征缴工作效率，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税收管理以及国库管理体制，建立全市税源动态监控机制，及时反映全市财政收入征管、入库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准确、详实的数据资料，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

三、系统的需求分析

财政收入包括税收和非税收，其信息管理系统是一个跨平台、跨系统、多部门联网系统平台，是以财税库银横向联网为基础，涉及财政、税务、人民银行国库、商业银行等环节，对于各环节的业务需求的深入分析是建设财政收入信息管理系统的重要基础和必要的工作。

（一）业务需求分析

1.财政部门

（1）实现非税收入缴费信息直达人民银行国库，解决了费款滞留商业银行，不能及时入库的问题，提高非税款征收入库工作效率。

（2）财政部门作为财政收入的管理部门，及时掌握和全面了解全市的财政收入情况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实现对财政收入信息进行综合查询分析的功能，同时也满足税务、人行的查询分析的要求。

（3）在实现财政市本级非税收入征缴入库、查询分析的同时，也要满足各县区财政部门的非税收入征缴入库、查询分析的需要。

2.税务部门需求

（1）实现税票信息直达人民银行国库，解决了税款滞留商业银行，不能及时入库的问题。减少数据录入环节，降低入库数据差错，提高税款征收入库工作效率。

（2）实现税款上解、入库销号及对帐工作的自动化处理，减轻税款上解、入库销号工作量。

（3）实现电子税票，节约税票印制数量，减轻票证传递及保管方面的工作压力。

（4）实现所有商业银行的税收问题，解决商业银行税收不公的现象。

（5）实现纳税人可以在所有商业银行网点办理税收业务，方便纳税人交税。

（6）纳税人交税时快捷得到缴税成功或不成功原因，减少排队时间，减轻缴税大厅压力。

3.人民银行国库部门需求

（1）实现税款和非税费信息导入人民银行国库会计核算系统中，减少了数据录入，减轻工作量，避免数据录入差错，节约人力。

（2）实现税款和非税收入多次入库，提高入库速度。

（3）实现能随时查询明确详细的信息，为退库等操作提供翔实依据。

4.商业银行需求

（1）实现各商业银行参与财政收入业务，搭建公平、公正竞争环境。

（2）实现税收、非税扣款业务，以及与人民银行国库等部门对账业务。

（二）系统技术需求分析

通过对业务需求分析可以确定本系统是一个政府、金融部门间重要的管理系统，并要在财政、税务、人民银行国库、各商业银行之间建立跨系统的业务信息实时交换处理的网络平台，实现各联网单位之间业务信息交互和信息共享，完成财政收入征缴入库及为综合查询分析和决策支持子系统提供数据来源。

1.跨平台需求。作为连接多系统的一个管理系统首先必须是跨平台和互操作能力的数据交换平台，分布环境的主要特点在于分布异构平台，因为应用系统所依托的网络、硬件服务器平台、操作系统、数据库、开发工具和语言是多种多样的，数据交换平台系统必须具有跨平台、统一数据访问的能力，这样的数据交换平台才有普适性。而且每个部门系统都与其他部门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业务关联，异构平台和系统之间也需要互操作，因此，数据交换平台系统与各个部门应用系统需要满足互操作的要求，为各联网单位实时业务信息自动传递、交接和共享提供信息。[1]

2.安全性需求。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管理系统是政府部门的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国民经济中财政、税务等重要部门的数据，因此，数据的安全、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它贯穿在系统建设的全过程。各部门的业务系统与数据交换平台是相对独立的，通过与互联网物理隔离的内部专线连接传输，各部门系统间采用防火墙进行隔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原有业务系统的安全。同时采用稳定性较强的小型机作为数据处理中心，以及稳定的unix系统和oracle数据库。在系统各个层面上的数据访问和数据，都需要数据交换平台的统一授权，这样既可以防止不相关的数据在数据交换平台上的，造成平台负担，影响系统效率和安全，又能保证各部门只接收自己关心的数据信息。[2]

3.网络需求。网络设计采用与互联网物理隔离的内部专线连接封闭型传输，各部门节点采用双线连接，防止非法用户的进入和信息外泄。财税库银各部门相互间的交换数据进行打包加密，双向传输验证，以保证通讯数据的安全。

四、系统的总体设计

（一）系统总体设计思路

系统采用人行国库建立业务处理网络中心，国税、地税、财政等财税机关和各商业银行作为接入节点，通过光纤等方式接入网络中心，构成以国库网络中心为中心的星型网络结构。人行国库中心只与每个征收机关子网中心、每个商业银行子网中心连接，各个子网内部实行纵向联网。同时为了保障中心业务处理能力最大化，将数据分析中心建立在财政，以满足财政、税务、人民银行国库的查询分析需要。

系统结构图如图1所示：

（二）系统网络架构设计

根据系统总体设计思路以及各商业银行已经与人民银行内部联网的实际，系统采用以人行国库为中心，各财税机关和商业银行为结点统一联网的星型结构，网络架构设计图如图2所示：

1.网络：主干网与备份网。本系统主干网和备份网采用两个不同网络运营商光纤接入。

2.业务处理中心。是由两台小型机和磁盘阵列组成集群系统，采用Active—Active方式，实现双机热备份。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通过局域网连接监控工作站、WEB服务器、加密机、网络打印机，数据处理中心主机经由防火墙、路由器接入广域网，与财政数据分析中心、税务机关和商业银行连接。

3.税务机关子网。是由一台PC Server作为税务前置机服务器，一台PC Server作为联网交易日志数据库服务器。前置机服务器上前架设加密机；经由防火墙、路由器与业务处理中心连接。

4.财政信息分析管理中心。是由两台小型机和磁盘阵列组成集群系统，采用Active—Active方式，实现双机热备份，财政业务前置机用一台PC Server。前置机服务器前架设加密机；经由防火墙、路由器与业务处理中心连接。

5.商业银行子系统。是由商业银行子网前置机服务器前架设加密机；经由防火墙、路由器接入专线网，与业务处理中心连接。

（三）业务处理模式概述

（1）财政收入缴纳入库业务，系统提供倒扣、正划两种处理模式。倒扣模式可以实现税、费款征收、上解、入库、销号的实时交易，及时清算；非税收入的上解、入库和清算。倒扣模式必须进行账户签约，正划模式用于处理未签约纳税人税款上解、入库的交易和清算。

（2）财政收入退库业务，系统提供退库指令的传送和在线审核。由相应财税机关提供退库申请及资料，通过横联网络提交人行国库，国库审核无误后，经横向业务处理中心转发到各商业银行，系统还将自动将其资金清算给纳税人账户。

（3）财政拨款业务，系统提供拨款指令的传送和在线审核。财政机关把预算拨款的信息，通过横联网络发送给人行国库，国库审核无误后，通过横向联网自身资金清算系统，将预算拨款资金逐笔支付给收款人开户银行预算单位账户，同时记入人行TCBS系统并将结果反馈给财政机关。

（4）更正业务，系统提供更正指令的传送和在线审核。税务机关在发现缴款数据级次、科目及其他错误时，可以主动向人行业务处理中心发起更正请求，同时将纸质凭证送交国库，国库将纸质凭证与电子信息进行比对。国库审核无误后，在原始缴库信息做标记，同时登记更正详细信息。

（5）免抵调库业务，系统提供免抵调库指令的传送和在线审核。税务机关发起免抵调电子请求，同时将书面免抵调资料送交国库，国库审核无误后，生成TCBS导入文件时，调增部分生成收入正数，调减部分生成收入负数，并将结果返回税务机关。

（6）单一账户业务，系统提供对直接支付、授权支付业务的支付额度控制，支付指令传送和审核，及相应的资金清算。

（四）系统功能划分

财政收入管理信息系统由两个子系统组成，分别为业务处理系统和信息分析管理系统。

1.业务处理系统：财税库银网络信息系统的交易数据处理系统与同城清算系统，设立在人行，负责处理财政、税务各级预算收入入库、退库、更正及免抵调库、预算支拨、对账等业务的核心系统。

2.信息分析管理系统：信息分析管理系统，设立在财政部门，负责对业务处理中心的基础及业务数据同步更新，并进行分析和统计，通过权限控制，方便各部门及时了解财政收入情况。

系统的总体功能架构如图3所示：

五、系统的实现

（一）技术实现方法

系统使用当前主流的Java开发技术中先进的J2EE技术体系，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并且可以非常方便地与其它管理进行高效集成。可以部署在Unix、Linux、Windows等不同的主流操作系统平台上，通过独立的数据接口层实现了与数据库的无关性，支持目前各种大型数据库产品，如Oracle、DB2、Sybase、SQL Server等。为保障系统的安全性，服务器实行双机热备，工作站通过浏览器不需要安装即可进行业务处理。

（二）基于J2EE的体系架构开发

针对业务特点，采用J2EE的体系架构，是一种用来开发分布式企业软件应用系统平台，J2EE即Java2平台企业版，它提供了基于组件的方式来设计、开发、组装和部署企业应用。J2EE使用多层分布式的应用模型，这个多层通常通过三层或四层来实现，增进了现存各种异构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具有良好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可共享性、较好的安全性和重复可用性。从而具备了很高的稳定性、延展性和执行效率、良好的容错能力和负载平衡能力，采用浏览器方式，也免去了客户端软件维护工作。[3]

（三）业务流程设计

业务流程图如图4所示：

业务流程概述：纳税人经税务征缴系统，缴费人经财政征缴系统，将电子税票和非税收信息，发送人行业务处理中心审核后，发送商业银行进行扣款，商业银行将税收和非税收扣款情况电子信息返回人行、税务和财政，人行将成功信息导入tcbs系统，财政得到税收和非税收成功信息及人行库报信息进行分析加工，从而完成主要的税收和非税收入入库业务。

（四）报表工具的选择

鉴于系统操作人员都习惯execl制表，我们选择了类似execl的cell工具，实现报表自定义、显示、打印预览、打印、图表、公式等功能，能够完全读写Excel文件。

Cell组件具有较强的制表能力，特别适合制作中国式的复杂报表，Cell对打印的支持非常丰富，可以设置表头、表尾、页眉、页脚、页边距、打印预览无级缩放、多页显示。Cell的打印所见即所得有打印预览和打印效果，轻松输出各种报表，无须系统安装Excel就可以和Excel文件完全转换。Cell插件适用于开发B/S结构的网络报表程序，具备Cell组件的所有特色功能在浏览器中提供报表的显示和打印，大大改善了浏览器中报表的输出效果，可将报表文件另为Excel文件，从而可以进行进一步加工。

综上所述，济南市财政收入信息系统投入运行以来，系统运行稳定，数据处理安全快捷，充分达到了系统设计要求，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实现了税、费征缴入库自动化，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方便了纳税人缴税，实现了财税信息共享，加强了全市财源动态监控和分析预测，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了准确、翔实的财政收入数据资料，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参考文献

[1]Cay S.Horstmann Gary Cornell[美]著.JAVA2核心技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第2篇：税务与财政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纳税人概念；国家分配论；权力关系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原则

一、当下我国纳税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础

国内学者在论及纳税人的概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定义为税法直接规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例如，认为“纳税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认为“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条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上述定义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择其要者有二。

(一)财政学界关于税收概念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产生后，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其职能的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财政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相应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则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品，凭借行政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向居民和经济组织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在这种概念下，税收被定性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取得民众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这种取得具有单方性，即表面上看无须取得公众的同意。在这里，突出和彰显的是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所谓“无偿性”和“强制性”，公众(纳税人)的义务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纳税人似乎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与之相反的是，国家的义务却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显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征管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时而被滥用。如此背景下，纳税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法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在我国税法学界，多年来，由于在税收概念方面受“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推崇“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是以税务当局的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依此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将使税收行为无异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纳税的核定、执行似乎与警察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类似违法者的纳税人负有更多的义务，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纳税人概念应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全面推进依法征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纳税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强调其权利特性，增强其主体地位，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一)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已成为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导向性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上个世纪末，为了处理好经济社会转轨、政府职能转变而带来的财政职能转变和财政转型问题，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导向性目标。这一导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即要实现理财的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这种权力制衡的规范公共选择实际上也是“政治文明”包含的一个基本路径，即所谓权力制衡的理论：以公众的权利来抗衡和制约日益庞大而似乎没有边界的国家权力。在这种机制下，财政活动尽管直接表现为政府以税收为主要形式无偿地转移公众的财产收入，以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形式提供市场不愿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当家人——财富的终极所有者和享用者却是社会公众(纳税人)，此时政府与社会公众(纳税人)的关系是“管家”与“主人”的关系。换肓之，公共财政的钱是主人即社会公众(纳税人)的，而不是管家即政府的。管家能够支配多少钱，如何安排使用这些钱，都只能由主人来决定，都必须禀承主人的旨意。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方式获得收入的，而税收由社会公众(纳税人)决定，即社会公众(纳税人)控制税收决定权，就成为公共财政的起源和基点。依之，应当突出强调的是纳税人的各项权利，而非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的权力，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了。

(二)依法治税、建设服务政府已然成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伟大变革，不仅仅是为了重塑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更是要高扬法治与规则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之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开启了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征程，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弘扬则是建设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权利乃权力之本，权力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存，为权利而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昔日的规制型政府也日益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因此，改变我国税收法治领域征税主体权力意识极度膨胀、纳税服务意识差的现状，有效控制征税主体权力滥用的欲望和行为的现状，适应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需要，弘扬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便是当务之急。

三、纳税人概念完善的逻辑

一方面，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纳税人因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受益，就应当向后者提供金钱，税收是这两者的交换，这就是所谓税收的“交换关系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交换关系中，纳税人享有包括税收决定权(是否征税、对什么征税、征多少税)、税收监督权(征税过程的监督、税收使用的监督)、税收救济权(行政救济权、司法救济权)等广泛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宏观上的纳税人的整体权利和微观上的纳税人的个体权利。纳税人宏观上的整体权利，是指通过税收所体现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纳税人拥有的权利。纳税人微观上的个体权利，是指具体的纳税人在税收征纳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国家税务行政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行为直接相联系，主要体现为税收征纳程序上的权利)，同时负有依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律程序纳税的义务(此所谓税收法定原则)。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或政府享有依照法律征税的权力，同时负有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义务和责任。因此，纳税人首先是一个权利享有者，然后才是一个义务履行者，而且仅仅履行他自己的意志。国家或政府不过是按照纳税人的意志，受纳税人的委托去征税，并按照纳税人的意图去使用税收，这个机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机制。

所以，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行为应以纳税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纳税人的公仆。对于纳税人来说，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是先有权利，后有义务，而不是相反，这显然异于传统理论中国家或政府对于税收强制性、无偿性的过分强调，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也应该为我国公民长期纳税意识的淡薄埋单。

我国目前仅见的对纳税人的法律界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毫无疑问，这里的纳税人不是具有人格意义的人，他只是税收征收管理的特定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纳税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只是义务的承担者而不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充其量不过是税务管理意义上的一个称谓。但作为税收交换关系当事人的纳税人，应该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整公民人格的人。理性经济人是自私的，以是否有利于自身作为行为的判断标准。纳税人之所以缴纳税款，是要购买依靠纳税人个体力量无法达到的公共需求如国防安全、礼会治安、环境保护、能源交通和社会保障，等等。如果政府所提供的公共需求不能物超所值，纳税人这一经济人就可能拒绝为此支付款项。所以，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纳税人希望享有权利，希望从自己劳动所得中让渡的那部分收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只有理性的经济人才可能成为税收交换关系的当事人，因为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纳税人应该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另外，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作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应该享有完整意义上的公民人格，除了负有义务，更重要的是享受权利。

另一方面，在体制下，相对于税收法律领域的“权力关系说”，越来越被广泛被接受的“债务关系说”似乎更契合且更有利于税收法律领域法治目标的达成。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和《德国租税通则》确立了债务关系说。德国税法学者阿尔拜特·海扎尔则在他的《税法》一书中对该学说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问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公众(纳税人)之间明显的不平等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早就被以平等为特征的服务与合作的关系所取代”。

实际上，西方现代行政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为纳税人服务的基本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征纳双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平等地位。如美国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公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法案明确规定纳税人有权享有专业的服务和礼遇，甚至在受到粗暴对待时，纳税人有权上告，直到获得满意答复为止。法国为了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各省都设有省级税务委员会。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成员一半来自税务机关，一半来自纳税人，又称对等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6日，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了《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表明我国在依法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道路上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尽管在是否可以用“债务关系说”解释包括税收实体行为和税收程序行为在内的所有税收行为的问题上尚存争议，但其对于重新审视税收行为、革命性地定性税收法律关系、还原法治国度里对纳税人的应有礼遇、保障和尊重纳税人的权利、制约和控制征税主体的权力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有利于征税主体和纳税人双方地位的科学定位，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有利于征税主体行为方式由强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最终有利于税收领域法治的实现。相对于“权力关系说”，“债务关系说”彰显了纳税人的权利，与前述公共财政框架下对纳税人主体地位的弘扬遥相呼应。

综上，无论是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理论对纳税人主体及其权利地位的本质要求，还是作为体制下法治政府重要特征之一的服务型政府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都突出强调了纳税人的权利特性，因此，再将纳税人仅仅定义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已经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建议将其界定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有税收权利、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文字上的更改，但它的背后却折射出观念上的深刻变化：从国家本位到个人本位，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强制型行政到服务型行政。而且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实践力量，进而成为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实现依法征税、依法用税，建设法治政府的潜在动力之一。

[参考文献]

[1]刘剑文，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4

[2]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17

[3]邓子基，财政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2

[4]胡怡建税收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1

[5]樊丽明，等，税收法治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05

[6]贾康，关于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探讨[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3)

[7]张馨，税收公共化：财政公共化的起源与基点[中国J]，涉外税务，2003，(5)

[8]l甘功仁，论纳税人的税收使用监督权[J]，税务研究，2004，(1)

[9]油晓峰，王志芳，税收契约与纳税人权利之保护[J]，税务研究，2007，(2)

第3篇：税务与财政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分税制、立法

构建科学、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立法（简称“分税制立法”）体系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虽已初显成效，并从整体上勾画出我国财政体制立法的基本框架，但尚未构建形式完备、内容规范的分税制立法体系。为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立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讨我国分税制立法的若干基本问题，已显得十分必要。

一、分税制的立法界定

财政体制，又称财政管理体制，经济学中的通说认为，它是“在财政管理中，划分各级政权之间以及国家与企事业部门、单位之间的职、责、权力和相应利益的制度”（注：陈岱孙主编：《中国经济百科全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除通说之外，还有以下三种主要观点：财政体制是划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的制度（注：陈共等：《财政学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财政体制是划分各级政府财力和财权的法规（注：姜雄壮：《当代财政学若干论点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版，第233页。）； 财政体制既是财政管理制度又是财政分配关系（注：姜雄壮：《当代财政学若干论点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版，第253页。）。据此，我们认为， 学者们均是从不同角度来界定财政体制的。实际上财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法的涵义是不同的。国家立法时须首先界定财政体制的概念，否则会引起歧义。换言之，立法界定财政体制时，可参照但不宜直接引用上述某一种关于财政体制的定义，应综合考虑一些特殊因素，具体包括：（1 ）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一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事权十分广泛并且直接延伸到经济组织内部，政府财政管理权的范围较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事权一般不直接介入经济组织内部，财政体制不直接规定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个人间的分配关系。（2 ）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应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明确的而不是模糊的。（3）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还应与财税法的其他法律规范相衔接。因此，财政体制可界定为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相应地，财政体制法就是调整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财政体制法就是财政分权法，它在财政法体系中居基本法地位。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依财政体制法划定的财政权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

财政体制受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形成集权式和分权式两种基本形式，分税制就是一种分权式的财政体制，故称之为分税制财政体制。关于分税制问题，在我国除少数学者主张它仅为一种税收体制外（注：郝昭成等：《财税体制突破与利益重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 页。），通常将其定义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为基础相应划分财权和财力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注：储敏伟：《分税制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载《财经研究》1993年第12期，第18页。）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定义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分税制的实质问题，但并未涵盖分税制的全部内容。概言之，分税制是依法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从各国分税制立法的实践看，我们认为，分税制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涵义：

1.分税制是一种涉及多种财政要素、多种财政行为的综合性财政体制。以法定形式划分税收收入是划分财力的关键，而财力的形式受制于财政权的划分，财政权的分配又是依据各类、各级国家机关的性质和职责的，通过分税制可以将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因此，分税制是一种含税收管理体制的财政体制。财政权由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财政司法权构成，分税制立法必须划清三种不同属性的财政权并进行合理分配。

2.分税制是分设机构、划分事权、划分财政权三者相统一的财政体制。依我国宪法，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是分别由不同国家机关行使的。世界上不少国家还分设国家税务行政机关与地方税务行政机关，并设置了专门的税务司法机关。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不同，事权也不一样，划分财政权应与各自的事权相一致。机构分设的目的是为了划分事权和财政权，划分财政权和事权亦要求机构分设。

3.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选择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市场经济是自主、分权的经济，它为分税制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即中央和地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适当分权。分税制作为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与经济体制是一致的。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并无独立的财政权，缺少实施分税制的基础。

4.分税制是一种以配套齐全的法律体系进行保障的规范化财政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无疑要求构建完善的财政体制法。在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实行分税制，并在宪法中确认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及相应的事权，为分税制提供国家基本法上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将分税制各个方面的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二、分税制立法模式的选择

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各国分税制立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分权措施及分权程度上是不相同的。概括起来，分税制立法可以分为相对分权与绝对分权两种立法模式。前者是将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同时赋予地方国家机关一定的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虽相对明确，但亦有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大。后者则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较彻底，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和财政收支范围非常明确，互不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不大。那么，从实际出发，我国应选择何种分税制立法模式呢？我们认为，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立法体制决定我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应为相对分权式。

1.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财政体制法是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准则，是具体的财政体制在法律上的反映。财政体制既受经济体制的制约，又构成经济体制的一部分。集权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法所规定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水平较低甚至不实行分权，这种立法模式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扬弃。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发展决定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多种利益格局并存要求实行分税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必然促使中央适当集中财政权以形成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财力，同时，分配给地方一定的财政权，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2.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政治体制保持一致。我国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它统一行使分税制最高立法权；省级（或经济特区）人民代表大会在不同国家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前提下，有权制定分税制的地方性法规。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这决定我国财政权以中央统一为主、地方分权为辅。即与宏观调控相对应的财政权必须统一在中央，适应市场调节的财政权由地方行使。在税收体制中设置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就是政治上相对分权原则的体现。

3.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立法体制保持协调。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实行两级立法体制。在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在地方，省级（或经济特区）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务院曾制定了一批税收方面的暂行条例，这并不表明国务院是立法机关，更不表明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构成一级独立的中央立法，因为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进行的授权性立法。同理，省级（或经济特区）人民政府根据省级（或经济特区）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的授权性立法亦不构成一级独立的地方性立法。由于财政体制法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主导地位，显然，财政体制法的表现形式应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

三、分税制立法内容的建构

各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虽不尽相同，但其立法内容的建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规定在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主要划分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分税制立法的核心是划分财政权，主要目的是使各级政府具有与其事权相称的财力。各级政府的财力是由各级政府财政收支范围和转移支付规模决定的，财力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具体而言，分税制立法至少应包括以下六大方面的基本内容：

1.划分事权。划分事权是分税制实施的基础，划分事权的关键是将财政立法权与财政行政权分开，将各级政府的事权分清。分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政府应承担的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的范围，防止政企不分；二是将政府事务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防止权责不明。故将有关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划分并不等于均分事权，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情况，遵循适度分权、受益、职能优势原则。下级政府有能力承担的事务，应由下级政府办理，上级政府所负责的事务须是不宜由下级政府承担或下级政府无力承担的事务；一项事权应分配给哪一级政府可以依据其行使事权受益范围所涵盖的行政区域决定；各级政府都有处理不同事务的优势，（注：于宗先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财政学》，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89页。）在划分事权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2.划分国家财政级次并确定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国家财政的级次通常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财政支出范围是由各政府的事权决定的。划分财政支出范围一般遵循以下标准：凡是规模庞大、需要巨额资金和高新技术才能完成的经济事务或社会事务方面的支出，应由中央财政承担，否则由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受益对象遍及全国的，应属于中央财政支出范围，仅及于某一地方的，由该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的计划或标准须全国统一的，属中央财政支出，须地方因地制宜的，为地方财政支出。据此，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现宏观调控所需的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注：参见《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力相结合的原则。划分财政收入范围应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确保中央对财政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因为中央政府除直接安排消耗性财政支出外，为实现宏观调控还必须安排大量的转移性财政支出。划分财政收入的关键是划分税收收入，并符合效率、适合、相当、经济等多项原则。

3.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并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确保中央财政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具体包括：（1 ）税收收入的划分。划分税收收入应以征收管理效率高低决定某税归哪一级财政，同时，以对经济发展促进大小决定某税归哪一级财政。我国目前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税种确定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将与地方利益关系密切、税源分散、需要发挥地方组织收入积极性，便于地方征管的税种作为地方税。（2）国有企业利润的划分。目前， 中央企业税后利润全部上交中央财政，地方企业税后利润全部上交地方财政。（3 ）其他专项财政收入的划分。

4.建立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将其财政收入按照法定标准、程序划转给下级政府作为其收入来源的一种拨款形式。根据财政收支法划定的初次财政收入范围，中央政府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财政收入，但按法定财政支出范围，全国大部分消耗性财政支出由地方直接安排。中央与地方这种纵向的财政收支差额是由转移支付来实现平衡的。此外，由于同级不同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上的差距，许多贫困地区维持机关正常运转的财政支出都不能保障，同级不同地区间财政收支差额也需要转移支付来平衡。因此，转移支付对于弥补地方财政收支差额，维持整个国家各个地方财政负担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以创造全国统一市场、实现经济稳定有重大意义。（注：汪兴益：《试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载《财贸经济》1994年第8期，第36页。） 转移支付有一般转移支付和特殊转移支付之分。前者又称整体性支付。上级政府对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具体用途不予限定，由下级政府自主支配使用。后者亦称专项性转移支付，它是上级政府依照特定目的和条件对下级政府的特殊补助，其主要目的是支持某一地区难以承担的全国性和跨地区性项目，以及上级政府所鼓励发展的行业或项目，实现国家特定调控目的。

5.划分财政行政权。财政行政权主要是各级政府运用国家所赋予的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的强制性的权力，如公债发行权、税款征收权等。这种权力不同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财政立法权、财政司法权虽然也具有国家强制力，但财政立法权是针对各类财政事务制定和法律的权力，财政司法权是针对财政刑事案件、财政民事案件和财政行政案件进行审判的权力。但财政行政权应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划分财政行政权的总原则是，各级政府及其财政主管机关依照财税法，对属于该级财政收支事项独立行使财政行政权，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行使监督权。

6.划分财政立法权。根据法治原则，各项财政权的划分最终表现为立法权的划分。政治体制及立法体制上的差异造成各国行使财政立法权的机关不完全相同，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立法权的分配办法各异。在西方国家，税法必须由议会制定，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大小因各国国家结构实行联邦制或单一制有所不同。在我国，宪法对立法权在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作了划分，这种划分适用于财政立法权的划分。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最高财政立法权，财政法律是制定财政行政法规、财政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国务院根据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可进行财政委托立法，也可以制定财政法律的实施条例；法定的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需要，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财政法规。

四、分税制立法的完善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虽确立了分税制的基本框架，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分税制立法尚不完善。我国分税制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政府职能并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各级政府事权不清；在统一税法、集中税权时，忽视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原有地区间财政分配格局尚未打破，缺少转移支付的法律规范；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不健全。故在走向21世纪之际，应构建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法统帅下的税收基本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国债法和转移支付法等构成的财政法体系。

制定税收基本法可以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各自的税收征管权限以及设立税务司法机构的问题。对此，省级权力机关制定税收地方性法规已有法律依据。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规定， 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这里所称地方性法规理应包括税收地方性法规。赋予并允许地方实际行使税收立法权，有助于将地方诸多“费用”一并纳入税收管理的法制轨道。目前地方政府征收许多名目的“费用”，实际上相当于地方税。众所周知，分税制实施后我国地方税制更加薄弱，地方行使税收立法权有助于建立完备的地方税体系。税收基本法应将地方税收立法权具体化。同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监督，还应建立税收地方性法规备案备查制度。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权限的划分应坚持“各管各税”的原则，中央税和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征管，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征管。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可参照我国现行的铁路、航运司法保障体系建立。

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可以在明确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划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范围。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事权仍不明确，也不科学。政府经济方面的事权过大，社会事务管理投入不足。各级政府事权不明确，造成有利的则争，无利的则推。进一步划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按“政企分开”、“职能转换”的原则界定政府的经济事权。政府应逐步放弃直接从事个人、社会组织有能力承担且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无关的经济活动，放弃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直接参与，集中力量从事个人、社会组织无力承担或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其次，应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将政府经济事务与社会事务方面的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使各司其职。再次，可设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管事项，并可以由中央政府有偿委托地方政府单独办理。此外，对国有企业利润、公债收入、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也应在财政收支划分法中进一步明确其财政收入级次。

制定国债法。国债是我国弥补财政赤字、筹措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现行国债管理的依据不仅停留在行政法规立法层次上，而且过于简单。国债法应对国债发行的条件、审批程序、国债的种类、发行的规模、国债的交易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通过立法实现调整国债结构、控制国债规模、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使用效益等目标，使国债市场化、国债管理法律化。

制定转移支付法的目的在于实现上下级政府间财力分配的均衡以及各地区间公共财力分配的大致平衡，但目前转移支付除规模不大之外，更主要的问题是不规范，不能完全实现转移支付的目的。要解决上述问题，有待于制定规范、完备的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立法应以实现各级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各地区基本财政服务水平相当为目标。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数额应采用因素法、税收能力指数法等公式化的办法测算。特殊性转移支付应依专项财政拨款法规定的条件、审批程序、使用监督办法进行划拨，减少任意性。

第4篇：税务与财政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财税库银 系统 规划设计

实现财政、税务、国库、商业银行的横向联网，使税收收入业务实时信息化处理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对信息化建设及应用的要求和客观需要。横向联网系统的建立，能够实现税收收入执行各组成部门之间的电子信息交换，加速预算资金的周转速度，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国家预算的正常执行。

横向联网是为加强国库、税务、财政、商业银行等部门的信息交换和及时数据处理而推行的一种全新收入结算、划缴模式。

一、横向联网总体设计思路

系统采用以人行国库为中心，各财税机关和商业银行为结点统一联网。在系统网络构架上，建立人行国库网络中心，国税、地税、财政、海关等财税机关和各商业银行作为接入节点，通过光纤等方式接入网络中心，构成以国库网络中心为中心的星型网络结构。人行国库中心只与每个征收机关子网中心、每个商业银行子网中心连接。各个子网内部实行纵向联网。如下图所示：

二、横向联网总体设计原则

1、业务处理与系统操作应符合有关规章制度和规范化要求。2、财税库行等相关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和权限，加强联系，密切配合。3、在资金收纳、报解和拨付等业务处理过程中，应减少中间环节，避免资金延解、滞压。

整个财税库网络信息系统有这样几个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主干网与备份网。本系统主干网采用数字专线，备份网采用根据实际情况选取线路。

第二部分，业务处理中心。建议由两台服务器和磁盘阵列组成集群系统，采用Active-Standby方式，或者Active- Active方式实现双机热备份。

第三部分，财政、税务机关子网。是由一台PC Server作为税务前置机服务器，经由防火墙、路由器接入广域网，与业务处理中心连接。

第四部分，商业银行子网。是由商业银行子网前置机服务器，经由防火墙、路由器接入广域网，与业务处理中心连接。支库通过商业银行子网接入，可通过WEB方式进行相关业务处理。

第五部分，国库（商业银行）子网。考虑到日后扩展，我们专门考虑了区（县）人民银行的接入方式。

三、横向联网业务处理系统设计方案

设计业务处理系统的最主要功能是处理预算收入、退库、拨款等国库业务的日常交易处理及相应交易的资金清算。系统对实时性要求很高，要求保证交易能够稳定快速的运行。

业务处理系统的主要功能为各入网机构提供统一的接入渠道，提供业务数据信息的交换平台，提供业务资金清算的平台。

业务处理系统分为三大部分：

 业务处理中心系统：

负责预算收入、退库、拨款等国库业务的日常处理，为各入网机构提供统一的接入渠道和同城清算功能。

 财政前置系统：

负责提供市财政与县区财政业务的整合功能，负责与财政预算管理系统和集中支付系统的接口。

 税务前置系统：

负责提供与税务征管软件的接口。

业务处理系统逻辑构架

如上图所示：

业务处理系统以业务处理中心为中心，人行国库、财政、国税、地税、国库商业银行及普通入网商业银行作为节点接入业务处理中心，形成一个星型逻辑架构。中支国库、区（县）国库通过IE客户端来访问中心；财政、国税、地税自身的业务系统通过前置系统整合后统一接入业务处理中心；商业银行通过自身的中间业务平台接入业务处理中心。

业务处理中心处于各入网机构的中心位置，作为业务处理系统的核心，它不光负责预算收入、退库、拨款等各业务的信息传递，同时它也是上述各种业务的清算平台。

综上所述，横向联网系统能够实现人民银行（国家金库）与财政、国税、地税和各商业银行之间的联网，形成以国库为信息交换中心，财政、国税、地税、海关为信息交换节点，以财政为管理中心，通过商业银行国库经收业务，实现国库收付信息化、网络化处理；达到税款入库与财政拨款的电子化，信息资源共享，确保预算收入及时、准确、足额入库，保证财政资金的正常调度，加快资金周转，以此来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管理水平，向地区政府等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信息，完善纳税服务体系，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服务，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渠建军.税库银联网应用的研究与设计[D].天津：天津大学软件学院，2005.

[2]金鑫《辽宁省国税局横向联网系统试点推行中的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吉林大学 2009.

第5篇：税务与财政的关系范文

（一）分税制的立法界定

财政体制，又称财政管理体制，经济学中的通说认为，它是“在财政管理中，划分各级政权之间以及国家与企事业部门、单位之间的职、责、权力和相应利益的制度”.[1]除通说之外，还有以下三种主要观点：财政体制是划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的制度；[2]财政体制是划分各级政府财力和财权的法规；财政体制既是财政管理制度又是财政分配关系。据此，我们认为，学者们均是从不同角度来界定财政体制的。实际上财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法的涵义是不同的。国家立法时须首先界定财政体制的概念，否则会引起歧义。换言之，立法界定财政体制时，可参照但不宜直接引用上述某一种关于财政体制的定义，应综合考虑一些特殊因素，具体包括：（1）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一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事权十分广泛并且直接延伸到经济组织内部，政府财政管理权的范围较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事权一般不直接介入经济组织内部，财政体制不直接决定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个人间的分配关系。（2）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应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明确的而不是模糊的。（3）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还应与财税法的其他法律规范相衔接。因此，财政体制可界定为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相应地，财政体制法就是调整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财政体制法就是财政分权法，它在财政法体系中居基本法地位。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依财政体制法划定的财政权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

财政体制受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形成集权式和分权式两种基本形式，分税制就是一种分权式的财政体制，故称之为分税制财政体制。关于分税制问题，在我国除少数学者主张它仅为一种税收体制外，[3]通常将其定义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为基础相应划分财权和财力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4]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定义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分税制的实质问题，但并未涵盖分税制的全部内容。概言之，分税制是依法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从各国分税制立法的实践看，我们认为，分税制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涵义：

1.分税制是一种涉及多种财政要素、多种财政行为的综合性财政体制。以法定形式划分税收收入是划分财力的关键，而财力的形式受制于财政权的划分，财政权的分配又是依据各类、各级国家机关的性质和职责的，通过分税制可以将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因此，分税制是一种含税收管理体制的财政体制。财政权由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财政司法权构成，分税制立法必须划清三种不同属性的财政权并进行合理分配。

2.分税制是分设机构、划分事权、划分财政权三者相统一的财政体制。依我国宪法，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是分别由不同国家机关行使的。世界上不少国家还分设国家税务行政机关与地方税务行政机关，并设置了专门的税务司法机关。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不同，事权也不一样，划分财政权应与各自的事权相一致。机构分设的目的是为了划分事权和财政权，划分财政权和事权亦要求机构分设。

3.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选择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市场经济是自主、分权的经济，它为分税制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即中央和地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适当分权。分税制作为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与经济体制是一致的。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并无独立的财政权，缺少实施分税制的基础。

4.分税制是一种以配套齐全的法律体系进行保障的规范化财政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无疑要求构建完善的财政体制法。在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实行分税制，并在宪法中确认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及相应的事权，为分税制提供国家基本法上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将分税制各个方面的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二）分税制立法模式的选择

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各国分税制立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分权措施及分权程度上是不相同的。概括起来，分税制立法可以分为相对分权与绝对分权两种立法模式。前者是将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同时赋予地方国家机关一定的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虽相对明确，但亦有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大。后者则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较彻底，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和财政收支范围非常明确，互不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不大。那么，从实际出发，我国应选择何种分税制立法模式呢？我们认为，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立法体制决定我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应为相对分权式。

1.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财政体制法是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准则，是具体的财政体制在法律上的反映。财政体制既受经济体制的制约，又构成经济体制的一部分。集权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法所规定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水平较低甚至不实行分权，这种立法模式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扬弃。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发展决定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多种利益格局并存要求实行分税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必然促使中央适当集中财政权以形成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财力，同时，分配给地方一定的财政权，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2.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政治体制保持一致。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这决定我国财政权以中央统一为主、地方分权为辅。即与宏观调控相对应的财政权必须统一在中央，适应市场调节的财政权由地方行使。在税收体制中设置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就是政治上相对分权原则的体现。

3.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立法体制保持协调。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实行两级立法体制。在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在地方，省级（或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务院曾制定了一批税收方面的暂行条例，这并不表明国务院是立法机关，更不表明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

条例构成一级独立的中央立法，因为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进行的授权性立法。同理，省级（或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根据省级（或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的授权性立法亦不构成一级独立的地方性立法。由于财政体制法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主导地位，显然，财政体制法的表现形式应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

（三）分税制立法内容的建构

各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虽不尽相同，但其立法内容的建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规定在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主要划分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分税制立法的核心是划分财政权，主要目的是使各级政府具有与其事权相称的财力。各级政府的财力是由各级政府财政收支范围和转移支付规模决定的，财力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具体而言，分税制立法至少应包括以下六大方面的基本内容：

1.分事权。划分事权是分税制实施的基础，划分事权的关键是将财政立法权与财政行政权分开，将各级政府的事权分清。分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政府应承担的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的范围，防止政企不分；二是将政府事务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防止权责不明。故将有关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划分并不等于均分事权，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情况，遵循适度分权、受益、职能优势原则。下级政府有能力承担的事务，应由下级政府办理，上级政府所负责的事务须是不宜由下级政府承担或下级政府无力承担的事务；一项事权应分配给哪一级政府可以依据其行使事权受益范围所涵盖的行政区域决定；各级政府都有处理不同事务的优势，[5]在划分事权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2.划分国家财政级次并确定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国家财政的级次通常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财政支出范围是由各政府的事权决定的。划分财政支出范围一般遵循以下标准：凡是规模庞大、需要巨额资金和高新技术才能完成的经济事务或社会事务方面的支出，应由中央财政承担，否则由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受益对象遍及全国的，应属于中央财政支出范围，仅及于某一地方的，由该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的计划或标准须全国统一的，属中央财政支出，须地方因地制宜的，为地方财政支出。据此，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现宏观调控所需的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6]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力相结合的原则。划分财政收入范围应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确保中央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因为中央政府除直接安排消耗性财政支出外，为实现宏观调控还必须安排大量的转移性财政支出。划分财政收入的关键是划分税收收入，并符合效率、适合、相当、经济等多项原则。

3.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权相结的原则，并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确保中央财政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

4.建立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将其财政收入按照法定标准、程序划转给下级政府作为其收入来源的一种拨款形式。根据财政收支法划定的初次财政收入范围，中央政府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财政收入，但按法定财政支出范围，全国大部分消耗性财政支出由地方直接安排。中央与地方这种纵向的财政收支差额是由转移支付来实现平衡的。此外，由于同级不同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上的差距，许多贫困地区维持机关正常运转的财政支出都不能保障，同级不同地区间财政收支差额也需要转移支付来平衡。因此，转移支付对于弥补地方财政收支差额，维持整个国家各个地方财政负担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以创造全国统一市场、实现经济稳定有重大意义。[7]转移支付有一般转移支付和特殊转移支付之分。前者又称整体性支付。上级政府对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具体用途不予限定，由下级政府自主支配使用。后者亦称专项性转移支付，它是上级政府依照特定目的和条件对下级政府的特殊补助，其主要目的是支持某一地区难以承担的全国性或跨地区性项目，以及上级政府所鼓励发展的行业或项目，实现国家特定调控目的。

5.划分财政行政权。财政行政权主要是各级政府运用国家所赋予的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的强制性的权力，如公债发行权、税款征收权等。这种权力不同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财政立法权、财政司法权虽然也具有国家强制力，但财政立法权是针对各类财政事务制定和法律的权力，财政司法权是针对财政案件进行审判的权力。但财政行政权应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划分财政行政权的总原则是，各级政府及其财政主管机关依照财税法，对属于该级财政收支事项独立行使财政行政权，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行使监督权。

6.划分财政立法权。根据法治原则，各项财政权的划分最终表现为立法权的划分。政治体制及立法体制上的差异造成各国行使财政立法权的机关不完全相同，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立法权的分配办法各异。在西方国家，税法必须由议会制定，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大小因各国国家结构实行联邦制或单一制有所不同。在我国，宪法对立法权在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作了划分，这种划分适用于财政立法权的划分。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最高财政立法权，财政法律是制定财政行政法规、财政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国务院根据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可进行财政委托立法，也可以制定财政法律的实施条例；法定的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需要，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财政法规。

（四）分税制立法的完善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虽确立了分税制的基本框架，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分税制立法尚不完善。我国分税制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政府职能并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各级政府事权不清；在统一税法、集中税权时，忽视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原有地区间财政分配格局尚未打破，缺少转移支付的法律规范；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不健全。故在走向21世纪之际，应构建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法统帅下的税收基本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国债法和转移支付法等构成的财政法体系。

制定税收基本法可以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各自的税收征管权限以及设立税务司法机构的问题。对此，省级权力机关制定税收地方性法规已有法律依据。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第7条规定，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这里所称地方性法规理应包括税收地方性法规。赋予并允许地方实际行使税收立法权，有助于将地方诸多“费用”一并纳入税收管理的法制轨道。目前地方政府征收许多名目的“费用”，实际上相当于地方税。众所周知，分税制实施后我国地方税制更加薄弱，地方行使税收立法权有助于建立完备的地方税体系。税收基本法应将地方税收立法权具体化。同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监督，还应建立税收地方性法规备案备查制度。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权限的划分应坚持“各管各税”的原则，中央税和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征管，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征管。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可参照我国现行的铁路、航运司法保障体系建立。

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可以在明确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划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范围。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事权仍不明确，也不科学。政府经济方面的事权过大，社会事务管理投入不足。各级政府事权不明确，造成有利的则争，无利的则推。进一步划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按“政企分开”、“职能转换”的原则界定政府的经济事权。政府应逐步放弃直接从事个人、社会组织有能力承担且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无关的经济活动，放弃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直接参与，集中力量从事个人、社会组织无力承担或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其次，应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将政府经济事务与社会事务方面的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使各司其职。再次，可设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管事项，并可以由中央政府有偿委托地方政府单独办理。此外，对国有企业利润、公债收入、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也应在财政收支划分法中进一步明确其财政收入级次。

制定国债法。国债是我国弥补财政赤字、筹措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现行国债管理的依据不仅停留在行政法规立法层次上，而且过于简单。国债法应对国债发行的条件、审批程序、国债的种类、发行的规模、国债的交易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通过立法实现调整国债结构、控制国债规模、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使用效益等目标，使国债市场化、国债管理法律化。

制定转移支付法的目的在于实现上下级政府间财力分配的均衡以及各地区间公共财力分配的大致平衡，但目前转移支付除规模不大之外，更主要的问题是不规范，不能完全实现转移支付的目的。要解决上述问题，有待于制定规范、完备的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立法应该以实现各级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各地区基本财政服务水平相当为目标。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数额规定采用因素法、税收能力指数法等公式化的办法测算。特殊性转移支付应依专项财政拨款法规定的条件、审批程序、使用监督办法进行划拨，减少任意性。

此外，还应制定与预算法配套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进一步划清各级政府的事权。

综上所述，分税制立法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处理经济上的分权关系，充分发挥各类、各级国家机关的职能优势，既确保中央权威，又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呼唤着尽快构建科学、规范的分税制立法体系。

「注释

[1]陈岱孙主编：《中国经济百科全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

[2]陈共等：《财政学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3]郝昭成等：《财税体制突破与利益重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4]储敏伟：《分税制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财经研究》1993年第12期。

[5]于宗先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财政学》，（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89页。

第6篇：税务与财政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营改增；财税；筹划

一、税务筹划的意义和现状

税务筹划，是指在纳税行为发生之前，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纳税主体的经营活动或投资行为等涉税事项做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少缴税或递延纳税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税务筹划的本质是获得节税收益，即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缴纳的税额最少、缴纳税款的时间最迟，因此，凡是能够合法地降低纳税额的方法都属于税务筹划的范畴。

国家电网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能源产业和国有经济命脉，电网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而税务筹划已经成为国网公司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集约化管理的背景下，传统管理方式中与财务和税务筹划直接相关的筹资、资金运营、利润分配等事件的决策，不再只是企业财务与税务专业工作本身的内容，而是事关公司可持续战略目标的重大事项。依据条件享受各种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获得更多的节税利益，不仅可以实现公司纳税与国家的宏观调控良性互动，更有益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二、税务筹划的方法和对策

XX企业以“统一规范强基础，超前筹划促效益，依法纳税控风险，有效沟通保发展”为目标，夯实财税基础管理工作，健全工作机制，跟踪研究上级单位、相关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与涉税事项，加强纳税分析、评估与筹划，实现财税管理的统一、规范、精益、高效。

1.树立风险理念，夯实财税基础工作

持续不断加强财政税收法律法规的学习。近年来，国家在所得税、增值税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实质性的改革，配套政策陆续出台。供电公司积极加强新旧税法衔接的学习、培训工作，不断增强企业的依法诚信纳税意识。通过建立科学合理、配套完善的财税管理制度体系，从组织机构、职权分配、业务流程、信息沟通和检查监督等多方面指导、规范财税管理各项工作，促进财税管理工作持m改进。

一是加强对税务风险的识别、评估，检测日常税务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根据国家财税法律法规，全面梳理公司涉及税收管理各项业务，将财务部门对财税筹划的引领和督导职能与企业经营管理融合的更加紧密。定期开展自查自纠，明确各项经济业务的适用政策，保证税收政策执行的统一，促进系统依法纳税、准确纳税，实现涉税风险闭环管理，提升风险控制与防范能力。

二是严格执行国网、省公司企业财税筹划管理业务流程和其他涉税规章制度。全面梳理公司涉税业务流程，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下发本公司的税务管理规范业务流程，对风险点实行有效控制，以进一步提高税收业务过程管理的水平和能力。

三是建立财税筹划管理信息交流机制。全面整理公司纳税业务方面的问题、经验等，对重大涉税风险事项形成专题报告下发业务部门。制定《XX企业年度税务备忘录》，建立健全纳税风险闭环管理机制，实现纳税风险管理工作集中、分类管理，确保纳税风险管控全面覆盖，防范有力。

2.加强政策研究，积极争取财税优惠

XX企业在日常管理工作中，积极沟通，主动出击。掌握所在税务机关的税务稽查方向，便于查漏补缺；了解税务稽查的内部工作流程，提前建立税企争议的解决方案。同时，全面梳理分类现行各项财税优惠政策，准确把握其具体内容、资格条件、办理程序等，各单位应享有的财税优惠政策要全部落实到位。

一是积极争取国家特定的财税政策。分析判断公司系统，特别是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经济业务，加强汇报沟通，积极争取和落实“子改分”所得税优惠、用户资产接收免税、土地税减免等财税政策支持。

二是积极争取地方财税政策。针对地市级政府部门出台的代收的地方附加费、农村低压维护费、新建住宅小区配套费等与电力有关的地方财政税费政策，XX企业结合地方政府部门的特定要求积极沟通、汇报，积极争取地方性税费优惠。对存在缴税争议的业务及时沟通，提出不同意见与措施。

3.利用现有平台，深化信息系统应用

XX企业遵循“一体化、兼容性、共享性”原则，依托省公司建立的“共享式”上下贯通、横向沟通的财税信息共享网络，深化省内财税信息资源应用，积极财税信息，查询、学习财税法律法规，顺应财税信息化建设需要。对内，在财务管控系统中应用税务管理模块，通过税务单据制证，保障税项科目一致、税单账务一致；对外，在税务沟通中使用即时联络工具，实时获取税务资讯，及时处理纳税问题。实现税务与实际业务的融合、集成，实现税收基础数据的及时、有效传导，满足税收集约化管理要求。

三、税务筹划的成效和重点

XX企业始终着眼于将实现整体最优效益作为税务筹划的重点。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以实现企业税后利润最大化是最根本的战略目标。XX企业立足全局，战略思考，依照省公司制定的集约化工作方向，严格执行省公司各项税务管理规定。坚决杜绝“高成本、低效率”和“少、慢、差、费”的税务管理状况，全力向“低投入、高产出”和“多、快、好、省”的税务管理目标努力。

XX企业已充分认识到税务筹划的重要性，财务部全体人员立足企业现状及工作特点，结合所处经济环境，积极开展税务研讨。梳理出“子改分”“营改增”前需要准备的事项和实施过程中的关键节点，积极与税务部门沟通、达成一致。“营改增”顺利过渡，圆满实现预期目标。

1.积极沟通协调，构筑优良税企关系

XX企业与所属税务部门沟通顺畅，征纳关系和谐。“子改分”“营改增”期间均被列为国税局重点服务对象。此外，国税局为XX企业专门配备“大企业联络人”，在办税服务厅可以直接享受“绿色通道服务”，便于快捷、高效办理各类涉税事项。

2.及时攻坚克难，圆满完成改制注销

一是对上及时汇报、对外主动协调、对内统筹调度，“工作及时推进，动态实时管控”。二是通过深入分析税务注销给相关指标、业务管理流程、地方税收政策带来的影响，提前预案，有效规避税务风险。三是牢牢把握地方政府在子改分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这一关键点，在吃透政策、精准测算的基础上，高频次、多维度地向税务部门沟通汇报，最大限度地统筹资源，争取支持。

3.依法诚信纳税，连年获得税务褒奖

近年来，随着电网高速发展和供、售电量快速增长，公司纳税数额也逐年增加。在实现快速稳定发展的同时，XX企业坚持诚信经营、依法纳税、贡献国家、回报社会的原则，多措并举，不断加强完善税务管理工作，严格执行相关税收法律法规，认真做好公司税务统筹、申报、缴纳事宜，切实履行社责任，为国家和地方税收增长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子改分后，公司依然秉承诚信纳税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信条，将风险管控作为搭建诚信纳税体系的重要手段，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分别被评为维持良好的企业形象，营造良好税企关系，促进企业经营规模和综合效益再上新台阶。

4.强化依法合规，积极应对“营改增”

XX企业高度重视，做足功课，积极应对，强化沟通，力求吃透政策。通过经验模式和管理理念上的转变，保障“营改增”政策转换时期的平稳过渡，在切实保障税务处理依法合规的基础上，主动争取“营改增”带来的红利，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一是主动出击，自“营改增”通知下发伊始持续加强与国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保障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政策信息，第一时间参与“营改增”工作。二是积极学习，组织各相关人员参加市、县国税局，省、市供电公司及市集体企业各项“营改增”相关培训，保障税务政策宣贯到位。三是用心思考，财务部定期与业务部门沟通，了解各项业务开票需求，分别就改制前后两种税负对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强调，要求业务部门围绕“营改增”实施后的业务流程刷新、上下工作对接、法律风险防控等进行思考，全力应对改革。四是结合实际，通过下发“营改增政策简易指南”，针对涉及“营改增”业务在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和取得、预算变动差异、适用税率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解释，确保各项涉税业务平稳衔接，保障“营改增”政策有效落实。

四、税务筹划的改进方向

1.把握政策方向，拓展税务人才队伍

由于税收筹划涉及公司经营活动各个方面，需要各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公司除加强税务管理人员对税法的学习，还将加强其他相关人员的税法意识。如：一定要取得符合税法规定的票据进行成本费用列支；尽量开具可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另一方面强化在线监控，以税收管理信息化为契机，按季开展纳税分析，实时进行在线监控，通过税负率、税源等重要指标变动，结合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实施，及时掌握公司本部及各县公司税收信息，防控税收风险。努力推进税收检查成果应用，对照内外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将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2016年3月份至今，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国税局已下发180多个关于“营改增”的文件，累计字数超过60万字。如此密集的政策出台，作为企业更需要仔细认真研读，尤其是要抓住政策起草人员的思路，扬长避短地应用到企业经营实际。XX企业准备根据前一阶段工作经验，编制一本《办税操作规范及典型案例》，作为企业内部培训资料，避免各相关业务人员走弯路。

2.委托税务，合理利用专业化服务

税务筹划是及税收、会计、财务等多方面知识的专门性综合性较强的业务。一般性的筹划，税务会计可自行筹划，而综合性、专业性较强的税务筹划，由办税人员独立完成，存在一定的风险。为了降低税务筹划的风险，公司拟利用税务机构的专业化服务。税务机构拥有专业人员，对相关的税收处理比较熟悉，能为企业制定更好的符合企业经营状况的税务筹划。同时，税收机构还可以充当企业外部监护人，行使内部审计的一些职责，从而能够规避税务筹划风险。XX企业一直以来都将财税筹划管理工作作为公司财务重点工作之一，在严格遵守税法和相关法律的同时掌握财务会计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使得财务筹划工作达到更理想的效果。

第7篇：税务与财政的关系范文

    国家财政权有广狭之分。从狭义来讲,国家财政权通常是指国家财政性行政权责,是国家各级财政(含税收)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与规章规定的财政行政管理权责体系,包括财政行政立法权、财政会计管理权、财政预算管理权、财政税费征管权、财政收支监督权、财政执法复议权及其他财政管理权。从广义上说,国家财政权是一个国家凭借其主权所享有的通过民主制定宪政法律在主权国家与公民组织之间,立法主体、行政主体和司法主体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它们内部各部门之间配置的向特定对象征收税费、借入国债,并将其按预先民主制定的年度预算用于国家生存与发展所必须开支的方面的人大财政权(财政立法权、预算审查权)、政府财政权(财政管理权、税费征管权、国库经理权、财政使用权、审计监察权)、司法财政权(财政检控权、财政审判权)等权责体系。

    财政权的配置与运行制约机制的合理化是国家政治权力良性运行的经济法律基础。之所以要对财政权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对其行使加以严格的监督限制,是因为国家财政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机关履行其管理公共事务职权的基础,而且与国家立法权、国家司法权良性运行密切相关,关系到一个国家依法治国的根本。由于支配财政的权力可以影响其他国家机关的公务行为,或者影响国家公务人员的意志,所以对国家财政权的合理配置是防止国家权力过分集中到某一个国家机关的重要内容。目前财政领域中存在的以农民税费负担过重为代表的国家与民众争利问题、国家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在受益人间有失公平的问题、行政机关财政权力滥用而得不到立法宏观控制与司法个案救济问题、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划分转移不完全相称问题、政府财政资金征管、使用与监督机关制约关系不顺问题等,大都根源于财政权力配置与运行机制不科学、宪政法律制度执行保障制约机制不健全。财政权力配置与运行制约机制的合理化,对于进一步深化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理顺财政权力主体权责关系,健全财政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及有关行政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约束财政权不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手段问题。如果财政权的配置不利于国家机关之间的职能分工,那么,财政权的运用就有可能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由于依照宪法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为目的,公共权力机关依靠税收来维持其正常的工作,而税收与公民的财产权息息相关,国家财政权的本源是人民的权力,因此,规范财政权必须体现人民主权和基本人权原则;财政权的行使必须与保护公民权利相一致。同时,财政权的规范与运用还是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维护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而财政监督权地有效规范与行使则是克服行政效率低下、官场腐败,建立民主与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

    二、国家财政权与公民财产权关系及其优化原理

    对财政权的配置首先是以通过民主制定宪政法律确立主权国家与公民组织之间的税费权责关系为开端的。税费权责法律关系是国家与公民二者之间最基本的财政权权责关系,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机关对公民及其复合主体因税费开征、减免、停征,目率调整变动等因素所发生的税费实体权责关系;二是国家税费征收机关因行使税费收征收管理检查权而与涉税费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产生的税费征纳程序权责关系。

    国家财政权与公民权关系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国家财政税费征收权的滥用(包括扩张性滥用和消极性滥用),导致了公民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双重损失。国家财政税费征收权的滥用主要产生于税法立法技术粗糙所造成的税收法律制度弹性。由于现行税费法律规范对税费的实体权责与征管程序规定不太严谨,不仅使税费征收主体为局部“公益”或个人私利而任意扩张性地行使税费征收权、侵犯公民与组织的财产权提供了可能;也使税费征收主体为局部“公益”或个人私利而消极地性行使税费征收权、侵蚀国家财政权(导致国家税费收入流失)提供了条件。农民税费负担问题是国家财政税费征收权扩张性滥用的典型现象。消极行使税费征收权导致国家税费收入流失的原因,还在于国家和税收征管人员是一种委托关系,税收人员有着与其委托人目的不一致的利益目标,这导致一些个人不愿为国家利益而尽心尽力,或将其私人利益渗入征税权实施过程,寻找与纳税人合谋的机会,损公肥私。如有些税收征管员和纳税人相勾当,直接缓征、少征或不征纳税人应该缴纳的税款;拥有享受税收优惠认定权的税务机关或官员滥用税收优惠,给予纳税人享受不该享受的税收优惠:越权审批税收减免期限和欠税;因税费征管不严导致的不该享受优惠的纳税人通过“挂靠”和“寻租”活动来避税、偷税,甚至骗税;不及时有效地对违法乱纪给予应受处罚(罚款和滞纳金);下级税务部门搞“蓄水池”,隐瞒税收收入等现象,造成了国家税费的大量损失。

    为保证税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必须努力推动税收相关法制建设,科学合理地处理公民财产权利与国家税收权的关系,使国家通过税收取得的财政收入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提供服务,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增长。维持公民财产权利与国家税收权的平衡,实质上是维持社会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比例平衡,这种平衡的实现意味着创造出了发展和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不断增长的良好宪政条件。它要求税负总水平与国民收入相适应,以最少的税收最大限度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并充分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最大限度地致力于人民的幸福生活。社会理想的税负应是国家的征税权力和公民等社会个体的权利协调一致。在社会权利结构中,若国家税收权比重过小,公民财产权利比重过大,就会导致政府失能的种种不良后果,如社会经济秩序混乱,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行为等等;而如果公民财产权利比重太小,国家税收权比重太大,则又会形成本末倒置,公民财产权利无法有效约束国家税收权,反而被国家税收权所扼制的局面,其现实表现就是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专制主义。这两种情况都会损害客观的社会整体利益。

    为此,一方面,国家税收权应当处于公民财产权利的约束之下。国家税收权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国家机构及其官员的职权。因此,约束国家税收权,就是对国家机构及其官员手中的职权进行监督和控制,让这些职权只能服务于公民财产权利,只能维护、促进而不是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为了确保公民财产权利对国家税收权的控制,实现和维护预设的宪政秩序,除了应当保持公民财产权利在社会权利结构中的足够比重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再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税收权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税收权以削减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税收权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平衡关系以自我抵消一部分强度。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维持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有效地规范经济生活秩序,保持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和促进公民个体利益,国家税收权(规模和强度)必须足够强大到足以防止公民滥用权利(从事各种行政违法、犯罪活动和民事侵权行为),对容易引起避税而又难以控制的征税项目进行详尽规定;对一些难以确定税款的纳税项目建立规范透明的税收谈判制度,通过税收妥协使征纳双方能够在税法模糊、理解不一致时,找出一个双方都有可接受的办法,解决税法条文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所产生的一些税收征管凝难问题。同时,考虑到税法边界的模糊性的客观存在,有些规避税收性经济行为依据现行税收法律条文不能明确作出是否构成偷逃税的判断,有必要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偷税判别原则重新规范偷税认定制度,同时加大税务部门对税收义务人(违纪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罚力度。

    三、财政权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配置及其优化

    对财政权在立法主体、行政主体和司法主体之间的配置结构是国家财政权力运行的民主政治基础。我国现行宪政法律制度对财政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配置结构概况如下:权力机关的财政权主要包括财政立法权和财政执法监督权两个层次。行政机关只能根据立法授权进行财政委任立法并依法接受立法监督。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财政执法监督权配置方式有二:一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各级政府财政有关机关遵守、实施宪法、法律及法律性决议的情况;撤消各级政府制定的与宪法、法律相抵的财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二是各级权力机关对国家各级财政机关的财政执法工作实施监督(审查、批准、建议、质询、检查、调查、弹劾),以保证其财政执法的合法性、合理性,使财政执法中发生的违法、不当行为得以及时纠正,从而提高财政执法质量。行政机关的财政权主要包括各级政府及其财政有关部门有权制定、财政方面的法规、决议、命令和通知等:有权编制、执行本级政府预算决算:有权对所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财政工作进行检查、处罚和复议等监管。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主要是指法院通过受理财政行政相对人或者人民检察院的诉讼,对财政行政相关主体涉及财政权滥用的违法、犯罪案件进行行政或刑事性裁判的权力。

第8篇：税务与财政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税收征管；经济主体；行为特征；课税权主体；课税主体：“经济人假设”；博弈论

税收征管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是由多个行为主体共同参与完成的。根据新古典理论，任何市场主体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而公共选择学派则认为非市场主体如政府也是“经济人”。博弈论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他们总是根据所获得的相关信息，特别是关于其他主体的行为信息而做出相应的行为，以获得最大化的收益。本文主要根据“经济人”假设及博弈论的有关理论，分析税收征管过程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

一、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经济主体内容

通常认为，税收的征管过程主要涉及课税权主体、课税主体及其他经济主体。课税权主体是指通过行政权力取得税收收入的各级政府及其征税机构。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所有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他们有着与一般市场经济主体大体一致的偏好及类似的利益函数。

课税主体有法律上的主体与经济上的主体之分。法律上的课税主体是税法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经济主体，称为纳税人；经济上的课税主体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称为负税人。课税主体缴纳税收收入，为政府的行为提供物质基础。由于税收具有较强的无偿性，课税主体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税收征管或转嫁税负，以降低税收负担水平。

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利益群体，如税务征管人员及税务中介机构。他们不代表课税权主体的利益，也不代表课税主体的利益，他们有着自身的利益，是税收税管过程中的特殊利益集团。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及公共选择学派所作的理论补充，无论课税权主体、课税主体及其他经济主体，其行为都具有下述特征：（1）有独立的经济利益；（2）有独立的追求目标；（3）采取一切可能的行为与方式追求目标。简单说来就是通过经济主体之间的行为博弈，达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当然，课税权主体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会受到较多的行为限制，以避免给其它经济主体带来非效率的损失。

二、课税权主体的行为特征

通常来说，课税权赋予国家或其代表（政府）。政府是由其行政长官①、财政机关、税务机关等机构组成的。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政府机构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目标可能存在不一致，而在政府内部其行政长官和其它机构的利益基础及偏好也不完全一样。因此，政府的行为具有与社会公众不一致的特征，而政府内部各组织也有其自身的行为特征。

①行政长官包括普通意义的行政首脑及其幕僚机构。

行政长官一般来说属于某个政党，代表某个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在我国，行政长官及其附设机构主要有两种产生方式，即间接民主选举或者上级政府任命。在组织政府收入问题上，行政长官一般是希望组织到足够多的收入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公众有着扩大政府支出的偏好，以强化其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同时，行政长官也有实现政绩目标的内在压力与动力，从而不断增加政府的支出水平。在民选的条件下，行政首脑对收入的组织要求会更多地考虑民众的意见。因为只有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才可能赢得下一次的选举。在上级政府任命条件下，行政长官的行为则更多会迎合上级政府的偏好。因此，虽然行政长官都有尽力组织政府收入的内在要求，但是由于受到社会公众或上级政府的压力，他们可能并不能组织到其满意的税收收入水平。比如，在社会公众不愿意多交税的条件下，行政长官可能会用借债来替代税收。

行政长官本身并不组织收入，因此他们将组织收入的职责交给了财政、税务机构。财税机构接受行政长官的指令，贯彻执行既定的财税政策，但是他们仍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主要是由于财税工作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其工作一般是业内专业技术人员来承担，相对比较稳定；财税机关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自行决策的权力，如解释税收法令及行政长官制定的相关政策；财税机构比行政长官更容易掌握其工作的难易程度及组织收入的成本，即在财税机构与行政长官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财税机构的独立性为其谋取自身利益创造了可能性。

财政、税务机关虽然都是政府的收入组织机构，但是他们在行政系统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而其行为也具有不一样的特征。在行政系统中，财政机关的职责主要是安排与控制政府的预算支出，并组织一些非税收入，如行政性收费；而税务机关的任务则主要是组织税收收入。财政机关是安排预算支出的政府机构，即使在行政长官的强烈控制下，它也能够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安排较大的支出规模。税务机关的支出安排则是由财政机关来负责的，因此在财政机关与税务机关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利益关系。一方面，财政机关的预算安排要考虑税务机关的收入组织能力；另一方面，税务机关的税收收入组织活动要受到财政机关安排的预算支出规模影响。

税务机关的特殊地位为其谋取特殊利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为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同时，税务机关更多的代表着税务人员的利益，或者说它是税务人员的集合体或利益代言人。比如，在我国现有的税收收入计划制度下，税务机关常与财政机关讨价还价，减少税收收入计划任务以降低工作的难度。至于税务机关为谋求工作条件的改善，比如修建漂亮的办公大楼、购置豪华的工作用车等而进行的各种非正式活动更是司空见惯。

另外，我国目前并存的国税与地税两套税收征收机构也是各自为政的。它们分别为中央与地方财政系统服务。在分税制条件下，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利益并不一致，因而国税与地税机构的工作边界及重点也不尽相同。目前，国税与地税之间的税收争执集中反映了其利益的偏好。比如，在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征收边界上，两套税务机关经常发生矛盾；因为增值税是共享税，而营业税大多属于地方税源。同样，在消费税应税企业中，国税与地税机关对消费税的减免权限也颇有争议。可以预料，在企业所得税分税分征的条件下，国税与地税在其税基的确定权上也免不了纷争。

三、课税主体及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

课税主体包括纳税人与负税人两类，他们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的经济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因此有着差异性的行为特征。

负税人是税收负担的最终承受者，会反对税务机关的征税活动。但是，负税人并不能直接与税务机关打交道，因此能够对税务机关施加的压力比较小。负税人主要是影响政府（狭义）及其行政长官的活动，如对税收的立法过程施加影响，以减轻整个社会的税收负担率。同时，负税人也支持纳税人反对征税机关的征税行为，因为减轻纳税人的税负就减轻了纳税人转嫁税负的程度。

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处于与政府和税收征管部门的对立面，其行为目的在于少交税款，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现行的税收大多不是按照受益原则开征的，同时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也不能够非常准确地衡量。因此，在公共产品的享用问题上，大多数纳税人或公众的合理选择是保持理性的无知状态，即“搭便车”，纳税人尽量少交税款便是其合理的选择。纳税人要达到少交或者不交税款的目标，与税务机构的博弈就不可避免。在目前条件下，纳税人大多采取了偷逃税款的办法。随着税务机关对偷税漏税稽查力度的加强，纳税人转向了合法避税及税务筹划，即与税法博弈。部分纳税人则转向勾兑税务征管及稽查人员，通过行贿等方式拉拢税务人员，使其在征税及稽查过程中为纳税人打开方便之门。还有部分纳税人因无法支付税务筹划成本及行贿成本，被迫按照税法正常纳税，或者“以脚投票”离开相关经济活动领域。当然，纳税人也会通过税负转嫁将其缴纳的税款转嫁给其他经济主体，以降低其经济活动的成本。

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利益群体，如税务征管人员及税务中介机构等。税务征管人员是直接执行税收法规的人员，其活动是受雇于财政及税务机关。税务人员与财税机关之间存在一种委托关系，即税务人员税收征管活动。但是税务人员与财税机关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即可能存在“激励不相容”的情况。在妥协工资制度①下，税务稽征人员的工资低于其他职业所能挣到的工资。如果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或个人有选择职业的自由，那么只有不诚实的人才会选择此职业。这种税务人员一般会在其工作中通过受贿或者其他方式获得利益来弥补其固定工资的不足。因此，税务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会与纳税人互相勾结，通过损害国家税收收入的方式来为双方谋取利益。

①妥协工资制度是指业内工资水平低于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

税务中介机构是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的产物。建立税务中介机构的目的在于架起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桥梁，达到简便纳税手续、减轻征税成本的目标。但是，在我国税务中介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税务中介一般与当地税务机关有着非常特殊的密切联系，他们大多利用此关系来拉拢客户，创造超额垄断利润。更有甚者，税务机关直接为纳税人指定了税务中介机构，与税务中介合谋侵害纳税人的权利。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我国某些地方还比较普遍。当然，如果某个纳税人与税务中介存在某种密切关系的话，税务中介机构则可能会利用其与税务机关的特殊关系为该纳税人服务，尽管这种活动是危害国家税收利益及其他纳税人利益的。

四、启示

上述分析表明，各类经济主体具有各自的经济利益，具有特定的行为特征，在税收的征管过程中他们通常会自动结成一定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一般会为了集团利益而在相互间展开博弈活动。但是，各利益集团的规模及成员不同，其给予成员的选择性激励不一样，因而能够对税收征管过程施加的影响也就存在差异。研究表明，税务机构拥有的影响力超过其他经济主体。一方面，经济主体间的博弈活动能够为税收征管漏洞提供发现机制，进而改进税收制度及税收征管体制。另一方面，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大税收征管难度，进而降低税收效率，增加税务成本。为了尽量放大经济主体相互博弈的正面效益并降低其负面影响，需要整合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实现相互间的“相容性激励”。

第一，要在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使纳税人能够支持政府的合规性征税行为。如果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利益趋于一致，即政府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或者说政府更多考虑民众的意见，那么社会公众则会更有效的支持政府的活动，包括征税活动。同时，要在政府内部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防止各利益方过分牟取私人利益，损害纳税人及社会公众的福利。

第二，要合理界定国税与地税系统的利益边界。分税制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决定了国税与地税系统的差异目标。国税与地税系统间的利益冲突是双方利益边界不清晰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大大增加了整个税务系统的运行成本，而且极大地增加了税收对社会的超额负担。合理界定二者的利益边界，是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有效途径。

第三，要设计有效的税务中介制度，切断税务中介机构与税务机关的特殊利益关系。在现行制度体制下，税务中介与税务机关存在非常强烈的共同利益关系，它是二者共同损害纳税人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根源。切断二者的特殊利益纽带，不仅有利于税务机构的正税行为，而且可以保证税务中介机构的规范化运行。

第四，要实行有效的效率工资制度①。实行效率工资制度的目的在于增加税务人员的收入水平，减少税务人员主动受贿的可能性。实行效率工资制度的同时，还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防止税务人员的贪欲。

①效率工资制度是指业内工资水平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

第五，要增强纳税人及负税人对税法的遵从性，必须有效降低社会的整体税收负担。纳税人存在逃避税收、降低税收负担的内在动机，因此制定规范化的税收法规及其征管体制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减少税收给纳税人造成的超额负担，增强纳税人的自觉性遵从。

[参考文献]

[1]蒋洪。财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张维迎。博弈论及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s三联书店，1996.

第9篇：税务与财政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税收公平 伦理学 财政学 法学

一、实现税收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翻开历史的宏伟画卷，人类文明走过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和进步刻画了生产力水平由弱趋强、财富不断扩张、制度逐渐完善的跌宕起伏。在人类发展史上，公平问题作为一切民族文化的价值观是任何社会历史时期人们都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一直都在探讨公平问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公平思想，实现公平一直是人类社会崇高的价值追求。

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和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税收对社会生活、经济运行等发挥着巨大影响。税收是否公平，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平能否实现，进而甚至对社会稳定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图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税收公平则是公平范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解决好税收公平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伴随了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出现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不仅影响到经济效率，也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干扰。因此，一个迫在眉睫的目标必须实现，那就是：建立更为重视公平的税收制度，改革现行税制中的弊端。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税收的内在要求。

二、观察税收公平价值体系的多维视角

一直以来，古今中外的诸多思想家和经济学者不断探索税收公平问题，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税收公平思想或价值理论。我国古代思想史中，就曾出现过区别不同情况分担赋税的税收公平思想，如《禹贡》中的“任土作贡，分田定税”，管伸的“相地而衰征”，杨炎“两税法”中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等课税主张。而在西方的思想史中，经过诸多学者的不断研究和创新，已形成了较系统、完善的税收理论，内容涵盖了税收公平的含义、税收公平的衡量标准以及纳税能力的测量标准等。

尽管如此，纵观国内外已有文献，传统税收公平价值评判仍存在明显的局限：一是涵盖内容单薄。较多涉及税负如何在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较少涉及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公平问题，难以体现广泛的公平。二是考察维度不够丰富。仅从税收负担本身来讨论税收公平，就课税而论公平。而事实上，税收公平不仅是一个财政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单纯从某一单一学科上来理解税收公平，其分析不足以抓住公平问题的全貌；探究税收公平课题不得不融合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知识，抓住多学科知识在公平领域的交织点来透视其内在实质。

（一）税收本质公平实现的伦理学基础

经济学和伦理学虽然来自同一源头，如今却已经分化到两个不同的知识领域。由于这种分化，税收的概念从现代伦理学领域中逐渐消失了，成为一个纯粹的实证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然而，这无法改变税收作为一种道德存在的基本事实。在21世纪建设正义的现代社会，迫切需要我们回归对税收秩序的伦理学研究。

伦理学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关于公平问题的探讨，认为公平原则是社会治理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任何社会活动都应遵从公平原则行事；无论以公平为首要价值取向的法律活动，还是以效率为首要目标的经济活动都是如此，税收活动自然也不例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和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重要手段，税收与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密切相关，并对一国的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发挥着显著影响。税收公平能否实现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平，进而甚至对社会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约翰·洛克在其重要著述《政府论》中，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恶”，明确提出“有限政府”的概念，强调以基本人权（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来为政府行为设置“底线”，以法治和人民的“革命”权来抗击政府强权。税收伴随国家、政府的产生而产生，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存在。那么，作为政府收入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税收，其德性的界定应是如何呢？

以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穆雷。罗斯巴德为首的学者认为：税是一种纯粹的不必要的恶。罗斯巴德认为，从税收的起源来看，它只能被解释成一种恶：“如果政府需要为自己的财政收入和开支做预算，那么罪犯同样需要；……因此，政府和犯罪团伙之间就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性质的区别，而且二者常常互相转化。”罗斯巴德进一步指出，税收不但是一种恶，而且是一种无法克服的恶：“如果税本身就是不公平的，那么很显然，这种负担的分配，无论多么精巧，都不能被宣告为公平的。”这就是说，从税收过程来看，我们无法将一种“罪恶之税”修正为“公平之税”，税收活动有其固有且无法消除的道德缺陷。纯粹之恶论者认为，既然税收本身是不公正的，我们显然无法将一种“罪恶之税”修正为“正义之税”，因而税收公平是根本不可能的。

关于“税收公平不可能实现”的论证，罗斯巴德用到的基本逻辑之一是：效率与公平之间不可协调，因为效率标准是根据个人内生偏好推导出来的，它是税收评价的“内部价值尺度”；而公平标准则“是从外部来源推导出来的”，它是税收评价的“外部价值尺度”。对于这种看法，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必要之恶”论者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公平与效率并非是无法协调的，实际上，二者可以在同一个哲学基础上被统一，因此，国家可以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来校正税收之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正义。持此观点的著名学者包括洛克、休谟、约翰。穆勒以及我国学者杨斌（2010）等。税收既是一种“必要之恶”，那么税收公平就是有可能实现的。

（二）我国关于财政本质问题研究的深入探讨——从“国家分配论”到“公共财政论”

自建国以来，我国关于财政本质问题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三个观点，即：国家分配论，社会共同需要论和公共财政论。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财政学界初步形成了“国家分配论”的主流地位，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以下几点：财政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财政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财政参与社会总产品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强调国家的意志。

“社会共同需要论”则认为，财政与社会共同需要有本质联系，而社会共同需要存在于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各个社会形态中，财政分配关系是一种“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参与分配的主体是社会或社会代表。

上世纪90年代，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核心内涵是：应主要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并与税收等政府收入建立起广义的交换关系，这种行为最终使得财政分配与市场经济更为有效地结合起来，成为经济社会合理运行的基础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公共财政理论虽然强调国家应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同样没有突出纳税人的主体地位。

以上三种观点作为我国财政实践的指导理论，使我国的财政实践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财力保障。但是三种观点都强调以国家为财政问题研究的主体，而忽视了纳税人在财政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征税人与纳税人在权利与义务上的本质的对等关系。在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的今天，财税理论研究同样要高度关注纳税人的意愿和需求，以纳税人为本，承认税收征纳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平等关系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三）法学视角下的税收公平——税收法律关系的渐进改变

税收法律关系被认为是一种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权力服从关系，其性质与其他行政法并无二致。税收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实际上税收就是一种人民对于国家的被动义务。1919年德国《帝国税收通则》制定后，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认识开始出现了转折，在此之后，以Albert Hensel为代表的学者们对于税收债务关系说进行深入研究，指出税收法律关系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公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认为税收债务的成立不以行政权介入为必要条件，而是要以课税要件的满足为条件。

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二元论传入国内后，税法学界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长足进展。学者刘剑文则提出“分层面关系说”，其在抽象的层面，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整体界定为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具体层面则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分别界定为债务关系和权力关系。上述税法学界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不断深入探讨，对于厘清并重构税收公平价值意义深远。从征税人凌驾于纳税人之上的“税收权力关系说”到强调公民与政府权责对等的“债权债务关系税”，其中所蕴含的不仅仅是税法的法律本质的探讨，亦衍生出税收公平价值应追求的高层次目标——税收本质公平，即公民纳税与政府履责的对等。也因此，法学界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探讨与税收本质公平的建构在此得以统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鉴于税收公平的复杂性，因此，税收公平目标的不应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层次的，只有两个层次的公平目标都达到，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公平。

三、构建税收公平的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