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市场下艺术教育论文

一、艺术教育机构及市场的困境

（一）教师资格认定不明确

教师是教育市场的核心，但目前我国艺术教育机构的教师认定资格不明确，其中有的是各大院校的教师，有的是艺术院校的在读学生，兼职教学是艺术教育机构老师的主要工作方式。分析教师的组成部分，全职多数是熟人介绍，高学历者比例不大。而兼职教师的情况更加复杂，艺术水平差别很大，多数情况下教育机构只选用他们“认准的人”，缺乏统一的标准。各个机构之间的师资力量更是千差万别。同时，在对外宣传上，教育机构往往对教学人员的教学能力与专业素质等进行夸大描述甚至有编造现象。事实上，正由于没有统一的教师资格认定机制，为教育市场主体的投机行为提供了契机。

（二）艺术教育应试主导性明显

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艺术教育规划，艺术教育应当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陶冶高尚的情操、促进智力和身心健康发展的有力手段。但事实证明，一些艺术培训机构在运行过程中脱离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出现了过于偏重考试类培训的运作机制。这种运作机制在培训过程中忽略了“以人为本”的核心教育思想，过分强调学生的应试能力与应试技巧，对心灵的塑造与情感的激发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同时，这种运作机制的出现促使艺术教育脱离了既定目标，艺术学习的工具性被过分强调，更有甚者把其看做进入高校的“捷径”。一般而言，升学类艺术培训中存在的经济价值更大、利润更高，人们通常愿意花费更多的成本而获得升学的“敲门砖”，艺术教育的主体也正是利用学生的这种心理而赚取高额利润。

（三）艺术教育机构地区分布不均衡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艺术教育机构及市场的方向。据统计，我国艺术教育机构主要集中于中东部较发达省份，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分布越密集，而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西北部地区则分布很少。在我国西藏、新疆等省份，很多地区没有一个艺术类教育机构。而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有上百家机构存在。更为夸张的是，广州大学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就有超过30家的艺术培训机构。这种市场分布的失衡状态，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低，艺术教育水平更低”的恶性循环。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与认知能力，知识更是能够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助推剂，能推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柏拉图曾经就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行过深刻探讨，马克思也曾经提出过“教育水平应当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的论断。因此，艺术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一个方面，其不均衡发展只会进一步扩大西部与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

（四）行政机关监管不力

尽管国家法律对民间办学的监管问题有相关规定，但实践中，行政机关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屡屡发生，尤其是诸多无证办学的机构，只有出现严重问题、被曝光在公众视野后才会引起行政机关的重视。根据相关法律，我国民办教学在审批之前需要到教育主管部门、相关文化部门、工商部门等多个行政部门办理手续。而目前，各个职能部门对艺术教育市场主体却持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对于经济效益好的机构交叉监管，竞相分得其中一杯羹，而对于经济效益较差的机构，则互相推诿。

二、艺术教育机构及市场困境的法律分析

如果在一些问题上形不成某种共识，社会上的人就不能互相交往。人类的相互交往，尤其在市场中的经济交往都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而需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为了增加现代经济生活的可靠性，大量成文和不成文规则成为了必需品，法律应运而生。在规范艺术教育市场的运行中，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它对民办教育机构的设立、组织和活动等多方面进行了规定，从2003年适用以来，对培养艺术人才、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法律运行过程中的诸多困境，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法律原因。

（一）中央立法不完善

1.模糊性规定较多，不利于操作

从中央立法角度来看，目前涉及民间办学的国家性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家没有专门规制艺术教育市场的法律。《教育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级各类教育，适用本法”。兜底性条款的规定把艺术教育纳入到其管理范围之内，它通过第二十六条对教育机构设立的条件进行规定，“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有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有合格的教师，

（三）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

（四）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从法律规定发现，在少有的有关民间教育机构设置的国家立法中，“合格”“符合规定标准”“必备”等模糊性词语较多，这种没有严格和明确标准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为行政机关的执法带来了困难。《民办教育促进法》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相关规定，但仍然没有达到严格、明确的标准。艺术教育机构的设立资金、场地要求等都没有明确限制，从这点来看，艺术教育机构及市场的不均衡发展有了合理的解释。法律模糊性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行政机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在艺术教育机构的设立过程中，权比法大，行政机关的文件比法律条文管用的现象就出现了。政府行为的空间有时会超出立法的宗旨和原意，更有甚者利用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进入艺术教育市场的资格。很多人希望通过政府、领导的干预，更直接、更有效地满足自己对利益的追求，这必将破坏艺术教育市场的秩序。

2.行政登记制度不完善

虽然我国在民办教育相关法律中规定了登记制度，但相比之下，我国艺术教育的登记制度仍然有较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我国艺术教育机构的登记机关为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这种行政登记是为了行政机关的管理而进行，除了发生争议或者权利人主动要求之外，行政机关没有义务将登记情况主动公开，同时，这种登记不存在特殊的效力，即使实际情况与登记的内容存在差异，这种登记也不能产生任何的效力。登记制度的不完善，必然导致艺术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信息不对称，使学生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很难得到保护。完善登记制度，公开艺术教育机构的必要信息，能够给学生在选择之初就提供相应保障，同时也能够避免教育机构相互之间恶意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

3.立法滞后

法律应当随经济的发展而进步，教育相关法律作为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法，对提高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教育法》于1995年开始实施，随着教育问题的日益增多，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立法滞后必然带来立法空白与立法漏洞，不利于艺术教育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地方立法不普及

国家立法的缺失，从另一个方面而言，给地方立法留下了较大的发挥空间。我国很多地方对艺术教育市场的准入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定，为法律的实施提供了更高的可操作性。如《北京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置管理规定》中第二章第六款：“举办非全日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辅导机构的，其校舍建筑总面积应不少于1000平方米；设备总值应不少于100万元，图书资料不少于1万册。按照不低于20：1的生师比配备专任教师，参照有关规定配备班主任等学生教育管理人员。”地方性立法体系的完善，能够为艺术教育市场提供更好的指导，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立法，通常与地方的市场经济状况相适应，一方面能够充分反映当地的艺术教育市场情况，同时能够更加促进市场的繁荣发展，但这种地方性立法的普及性还有待提高。

（三）行政性立法空白

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决定了行政机关的重要地位。他们通过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及行政司法等手段，在发展经济、维护秩序、保护公民利益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立法是行政执法与行政司法的基础，没有完善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与司法很难顺利完成。而在艺术教育相关领域，我国几乎没有相应的行政立法，这就决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与司法过程中难以发挥自身的职责，行政监管的缺失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行政立法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能更好地实施国家性法律。为了更好地促进维护民办教育市场的发展，《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而全国性的行政立法至今尚未颁布，行政立法的空白导致行政机关针对艺术教育市场无法可依。缺乏行政机关身影的艺术教育市场必然出现混乱的景象。

三、艺术教育机构及市场的发展建设

艺术教育机构及市场现存的困境，与艺术教育主体在事前准入、事中监督、事后救济中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艺术教育制度和相关实践进行法治化改革，促进其与现有的市场体制、法治体制相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既定的治国方略，也是现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保障。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艺术教育市场的法治化水平，促进其健康发展，立法的完善是必经之路。第一，完善中央立法。明确国家立法中的相关规定，为艺术教育市场的准入提供严格标准。同时，制定相应的教师考核制度，提高教学质量。鉴于艺术教育对软硬件设施要求高、成本大的特殊性，必要时国家应制定相关的专项法律。第二，鼓励地方立法。地方立法应当在中央立法的范围内，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对艺术教育市场的各项标准做进一步规定。第三，尽快制定行政性立法，完善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第四，完善相应国家政策，配合法律促进艺术教育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市场准入提供相应的政策优惠和政策偏斜，促进西部地区艺术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作者：赵文楠 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