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经济学全文(5篇)
第1篇：服务经济学范文
从资料反映，“服务品牌是根据实践的需要而逐步形成和提出来的”，“是近几年的事”(*注1)。由此而来，对服务品牌界定就有了一个“前提”的设问，可以从下面四方面给予判断。
(一)服务品牌的载体
品牌是一种心理需求，服务品牌也不例外，但商品品牌的载体是实物，店招品牌的载体是整体的企业，服务品牌的载体又是什么?我们假设是人，此假设如果成立，那么有三个问题无法解释，①人是具有感情和语言表露的高级生物，表露度与个人的素养和环境有着太多太密的联系，一旦无法满足，则表露就会偏差，千人千面而不具有标准性；②人总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在意识和潜意识中影响着人参与市场的活动；③人本身具有隐秘性，人的感情情绪在不同的外界环境作用下会瞬间发生变化，而对这种变化只能预测而不能“预料”；④综前所述，人是很难给予“标准化”和传播设定，而没有了标准化和传播力，品牌存在的基础也就不具备。我们假设服务品牌的载体是服务行为的过程，那么，至少在三个方面可找到说明：①市场交易行为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过程。“主体”的质量是通过服务过程的质量体现的，例如，东航的凌燕组也是一个品牌，该品牌的内涵就是微笑的服务过程。②只有服务行为的过程才可能具有标准设定，例如，上海中百一店的马氏销售法，上海友谊集团的乐法等。③只有服务行为的过程在标准设定的前提下才具有传播力，因为具备了求诉点，从而服务品牌才能具有一种扩张性的生命持续力，即我们通常认知到的品牌输出和品牌生命力。服务品牌的载体定位在服务行为过程，也符合国际上对品牌认定的基本准则。它可归人“服务标记”的范畴。当然，任何市场交易行为都是人类推动执行的，但这丝毫不妨碍上述的假设。
(二)服务品牌的内涵
服务标记，也就是服务品牌(SeverceBrand)，属于品牌的受保护标记范畴(ProtectedMarksAdiacenttoTrademark)，它指的是在经济活动中那种通过“无形”商品的服务过程，用以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服务标记与一般品牌具有同样的作用，只是运用的对象和方式不同，一般品牌运用的对象是商品，而服务品牌运用对象是行为过程。一般品牌运用的方式是对实体的消费，而服务品牌运用的方式是对行为过程的消费，即对服务水平的消费。因此，服务品牌的内涵是一种通过提供创意性行为过程提升顾客满意度的劳务行为标记，它明显区别其它品牌的或提供质量、价格，或提供服务范围整体形象等硬软需求满足，可以认作一种特殊的品牌形式，是一种需要有创意式的服务过程以满足不同人的购买需求。
(三)服务品牌的认知条件
服务品牌产生的基础条件是服务内容的无限性和服务水平的有限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服务内容源于购买者的消费需求，对消费需求的不断认知，可以导致服务内容的不断发掘。新的消费需求产生，可服务内容也随之变化。而服务的水平却受到内外环境一系列条件的抑制，它不可能完全随着可服务内容扩展和提升，二者的矛盾产生的渊源，就在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的信息是充分的，但市场信息的完全性和对称性却只是理论上的构想，所以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倾向使得人接受和处理的信息始终是不完全的，由此带采了购买和出售商品的双方具有掌握各自信息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说，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开水沸点只有锅底知道”(*注3)。这种不对称，使得双方沟通的时间和费用增加，交易成本不得不上升，而服务品牌的出现，其一将出售方的信息通过行为的标准化尽量让购买者掌握，购买者也可根据服务品牌提供的服务信息降低市场交易中的“搜寻成本”；其二服务品牌作为一种创意式服务行为过程的提供，适应市场购买者多元的购买需求，更接近当代消费购物的追求，较好解决了交易双方各自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现象，从整体上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其三按现在推出的服务品牌分析，它较好地落实了所有权一体化，使得企业的市场交易内部化管理有了新的可控制点。
(四)服务品牌的溢散性
溢散性是经济事物的基本特征之一，它的实质就是持续的扩散或传播力度。如果没有了这种溢散性，则品牌的影口向力范围大大减弱，这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是很难适应其生命力延续的要求。从这一点上讲，溢散性是品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这种溢散性可表现在：其一心理的溢散性即品牌想象力；其二实体的溢散性即品牌的扩展；其三是作用的溢散性即品牌的相关度和品牌输出。当我们以溢散性去考察界定服务品牌时可以发现，服务品牌一方面符合溢散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具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主要表现在服务的即时效应，它不能够象一般品牌可以多次享用，只有在参与了购买，才能一次享用这种品牌。此外，服务品牌一般都是某一人创造的，尽管可以从标准化创意方面维持其生命力，但一旦该人退出市场，以此人的素养和所处的环境创造出来的服务行为过程的创新是很难继续的，而他人在此基础上的创新也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服务品牌”了，所以服务品牌与创造者具有同生共灭的局限性。
第2篇：服务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新医科；地方医学院校；经济社会发展
引言
在2020年9月11日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工作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而地方医学院校具备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重要职能，在其建设发展过程中，与地方经济互动日渐频繁［1］。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地方医学院校的发展则互为助力、相辅相成［2］，地方经济的发展必然为地方医学院校提供相应的资本支持，地方高校的稳步发展也为地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活力［3］。因此，在新医科战略背景下，地方医学院校应努力提高自身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服务区域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能力，这将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将进一步推动医学院校自身改革与创新发展。
1地方医学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1.1政策保障不够健全
随着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不断深入，地方医学院校也在发展中不断调整自身社会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也明确了高等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但对于地方医学院校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如何操作，各级法律法规没有给出详尽的明确规定［4］。而地方医学院校往往缺乏针对服务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保障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地方医学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难度，同时也阻碍了学校服务徐州经济发展、徐州医药大健康产业的有效开展。
1.2地方医学院校科研创新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
科学研究、科研创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高等院校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5］。随着徐州市经济的转型和新医科战略的提出，对于学校传统科学研究方式产生了一定冲击。作为地方医学院校，学校科研水平、创新能力、承担重大科研项目能力仍需要进一步加强，标志性的科研创新成果产出仍不够。地方医学院校科研成果在数量上的增长较迅速，但存在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转化难度较大的问题［6-8］，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地方医学院校发展的瓶颈问题。现阶段我国高等院校科技成果在成功转化后能够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比例较低，对于一些地方医学院校，其科研成果转化率甚至低于10%［9-10］。
1.3部分医学院校缺乏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
在医学院校上级主管部门方面，对高校、高校教师在社会服务方面的考核指标体系不够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高等院校教师缺乏对市场、对社会经济服务方面的了解。在高校层面，部分医学院校未认识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与自身发展互为助力、相辅相成的关系，导致其在办学模式上并没有相应调整，部分教职工只顾埋头工作，缺少参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
1.4产、学、研合作缺少政府部门的紧密配合，企业与医学院校之间缺乏了解
地方财政的经费投入是地方高校发展的主要资本支持，地方政府对地方高校建设资金的投入才能进一步促进高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服务。部分地方政府缺乏为地方高校“牵线搭桥”的主动意识。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与地方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发挥协调沟通作用。由于地方高校与区域企业之间沟通机制不够顺畅导致企业对地方高校沟通不够了解，进而缺少与地方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更有甚者地方企业对地方高校社会服务功能存在质疑，导致部分企业宁愿与区域外高校合作。
2地方医学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探索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同志在徐州医科大学调研时，提出新时代医学教育是“大民生、大国计、大学科、大专业”，并就加快推进“新医科”建设进行了指导。作为淮海经济区医学教育、医学科研和医疗服务的中心，徐州医科大学承担着区域“新医科”建设的示范引领任务。学校按照“新医科”新在背景、新在理念、新在专业、新在融合的特点，超前谋划、主动融入，实施产学研融合发展和数字医学引领发展的“双轮”驱动，抢占“新医科”建设高地，推动高水平医科大学建设。近年来，徐州市持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举措。在徐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徐州医科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各项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为徐州市确立在淮海经济区医学教育、医学科研和医疗服务的中心地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1完善制度体系，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制定《徐州医科大学科技产业发展规划纲要》《徐州医科大学成果转移转化实施办法（修订）》等系列制度文件。《徐州医科大学科技产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教融合，以育人为本、以服务学校师生和地方经济为导向，通过构建以产业主导、学科凝聚、政府指导、社会协同的产学研用创新基地，形成园区、基地、产业、人才四位一体、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服务学校教学、科研与人才培育，服务学校“新医科”建设，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徐州医科大学成果转移转化实施办法（修订）》等文件的出台，大大提升了科研人员进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近年来徐州医科大学各类专利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协作类合同较以往大幅提升。
2.2推进科研创新，适应徐州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
徐州医科大学大力引进科技人才，集聚学校核心竞争力，提高自身承接重大科研项目能力，创建特色科研创新体系，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以徐州经济发展需求为引领，立足学科优势，围绕徐州生物医药创新港建设、医疗健康大数据建设与运用等区域热点共商共计，为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医药卫生事业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撑。依托徐州经开区雄厚的产业基础，以东湖医学产业园为载体，加强校地共建，推动产教融合，进一步促进成果转化。
2.3产学研紧密合作增强区域影响力
学校形成与政府结亲、与行业结盟、与企业结友的良好发展氛围；与徐州市政府开展多轮校地对接工作会议，学校先后与华为、百度、东软、浪潮等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徐州医科大学数字医学研究院建设；与中科院苏州医工所深化战略合作，筹建徐州医科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与正大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华为公司拟将工程师培训体系落户徐州医科大学，由该公司牵头筹建的全国首个“医疗大健康数字创新产业联盟”也将落户徐州。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全部纳入在线共享平台，实现“预约后使用”的集约化管理，在保障全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基础上，为社会提供共享服务。
2.4聚焦解决人民健康福祉和医药安全，为政府药
品监管提供智力支撑，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学校依托麻醉学学科特色优势，2020年牵头申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麻醉镇痛与精神类药物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围绕麻醉镇痛和精神类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关键科学问题和监管技术问题开展研究，系统谋划麻醉镇痛和精神类药物科学监管的新工艺、新方法和新标准，提高监管技术平台水平，提升服务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一批药品监管科学创新人才，2021年初，成功获批。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将在东湖医药产业园为该实验室提供一幢1.2万平方米实验楼作为专项基地，助力学校更好地服务我国麻醉镇痛和精神类药物科学监管战略需求和江苏省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徐州市经济升级转型。
2.5以贡献求支持，进一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学校依托肿瘤生物治疗国家工程实验室与徐州经开区开展密切合作，共建徐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园，参与推进医药创新谷和东湖医学产业园建设。2020年，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1.7亿元为肿瘤研究所建设的科研转化大楼已全面启用。医药龙头企业复星集团万邦医药积极参与徐州医科大学“细胞治疗药物国家工程中心”申报工作，复星集团也将在原有合作基础上追加投资1.5亿元，助力该实验室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服务生命健康需求一直以来都是徐州医科大学开展校地深度合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该实验室在国际上最早开展人源化CAR-T应用，“全人源CAR-T细胞治疗肿瘤关键技术”入选江苏省高技术发展重点项目计划（江苏省医学院校仅1项）。作为牵头单位，注册完成国际临床试验10项，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登记CAR-T临床试验18项，数量居全国首位。参与获得全国10张CAR-T临床批件中的3张。国际首家开展CAR-T治疗肿瘤并通过美国AABB认证，治疗300余例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患者，有效率达80.7%，技术影响力蜚声海外。2020年10月，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被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到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CAR-T细胞治疗，目前，该患者已出院。
3结语
医学蕴含着多学科乃至国家产业发展的增长点。学校紧盯新时代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前沿，依托医学信息学新兴交叉学科，积极推进医学与工科深度融合，大力培育改革创新发展新动能，进一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地方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都与地方高校的发展相辅相成，徐州医科大学能够立足徐州，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牢固树立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理念，结合自身实际，从完善制度体系、推进科研创新、产学研紧密合作、聚焦解决人民健康福祉和医药安全等方面实现了校地、校企深度合作，有效实现资源共享，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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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服务经济学范文
一方面，由于生源限制，高职院校学生的入学总分数比较低，加上没有对单科分数的具体要求，英语科目分数在60分以下的学生比比皆是，部分通过自主招生进入高校的学生英语基础更差，还有部分通过五普升入大专的学生英语水平更低。对于此等英语水平的学生来说，英语没有兴趣可言，他们强迫自己努力学习英语只是为了期末不挂科，因此，学生的自学能力差，写作能力不强，动口能力弱，交际能力几乎无。另一方面，很多高校教师习惯于“学科课程”的思考模式，只注重高等教育中“高等”的一般共性，而忽略了职业院校学生应该具备的实践性特征。在教学过程中，他们照搬普通的填鸭式英语授课方法，强凋语言形式，语法和阅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职英语教育的定位，导致从教学内容的制定到教学方法的运用都沿用本科“压缩版”模式，没有体现职业能力本位的要求。这就导致了与教育部所要求的构建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内容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再者，高校英语评价方式主要以试卷为考核形式，课程期末测试以固定教材为重心、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和专业英语应用能力测试的标准和要求都相对较高，不能相对应地考核该层次学生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试、辩论和任务设置形式以及团队协作等评价方式很少有涉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教学方式模式化、简单化、缺乏创新。同时，高校英语课程的设置相对固定，很多时候没有及时跟上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由于高校与地方政府以及企业之间联系不是很紧密，缺乏有效沟通和密切配合，对于有些企业急需的英语技能课程没有开设或者开设不系统，对于有些已经不适应企业需求的课程仍然在继续开设。高校个别科研项目也没能很好地得到政策和政府的及时保护。
2高校英语教学模式的革新
高校英语教育教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实力，关键还是在于大力发展高校自身能力，进行英语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式、评价方式等方面的改革。
2.1在课程设置方面，应该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增设新近专业课程的同时，对不适应经济发展或与企业发展前景不吻合的课程作出及时调整，或删减或调整方向。如学前教育专业的英语课程就应该开设《英语语音》、《英语书法》等。专业课程设置就是对该专业学生所要求达到的知识能力目标的整体规划，要让学生明白他们所要求达到的目标，从而促使其养成自学的好习惯。
2.2在教学内容、教材使用方面，所选取教材应该与专业一致。
授课内容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教材，网络和社会案例都可以纳为教学内容，但考虑到学生的英语基础，难度选取应该考虑学生能接受的度和够用的原则。在授课过程中，注重交际能力中听说能力的培养，纠正长期以来的哑巴英语现象，可以将与专业相关的话题以日常工作交流的方式呈现，重视专业知识的同时又降低了降低难度；写作方面注重贺卡、感谢信、邀请函、便条、通知等应用文的书写和运用；结合教材同时将“工学结合社会实践”内容的部分环节以课例或讨论形式进入课堂，作为深化英语教学、丰富课堂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英语实际运用能力。
2.3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方面，应该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让英语水平很低的学生愿意参与课堂教学，让英语水平较好的学生能自如地运用。
课堂教学多采用情景教学法，让大多数学生能通过理解-记忆-训练的方式达到运用的目标，毕竟大多学生基础很差，可以同时要求学生背诵进行机械记忆，然后达到运用的目标。也可以在课堂内外同时采取任务型教学团队合作法，将学生分组并布置跟专业现象相关的任务，让学生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集体完成，任务分课外和课堂两部分，最后根据小组统一表现记整体成绩。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绝大部分学生的积极性，同时活跃思维、增强集体荣誉感和主人翁感。还可以在课堂上加强口语训练，让学生明白必须在课堂上开口说英语，让他们知道考核方式跟课堂呈现方式是一致的，这样在学生不能有侥幸心理的情况下进行强制性训练，他们或多或少都能收获一些实用口语，到企业里便能较快上手。学期考核方式一定要与授课进度和授课形式相结合，让学生有“学习就是考核”的意识，他们便不会为了考试而学习，为了应付考试而不注重课堂表现。
2.4加强高校与企业合作，高校与地方政府密切联系。
校企合作作为目前高职院校普遍采取的一种办学模式，很多时候仅仅停留于表面层次，有时甚至成为企业考虑是否接受该毕业生为职员的平台或者沦为让学生为企业打工赚取利润的手段。因此，我们需要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和政府政策的保护，要让所教授英语知识技能能在企业得到实际运用，即使涉及企业技术核心的也要有实习和剖析的机会，让学生在“学中做”之后能“做中学”，提升动手能力。
3总结
第4篇：服务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审计问责；服务；大学治理；路径
引言
完善大学治理体系，健全大学治理结构，是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高校审计作为大学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正面临着屡审屡犯的困境，审计问责跟进不力，直接削弱了审计的威慑力，影响了高校审计参与大学治理的深度。
一、大学治理与审计问责
（一）大学治理大学既受外部主体，包括政府、市场等环境的影响，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有自主性，存在多元利益主体，因此不同于公司治理和国家治理，具有模糊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大学治理的实践中，外部是以政府宏观主导、社会中介评价、大学自主办学的格局而形成的多元参与治理模式；内部是以权力配置为核心、以机构组织为抓手、以职能布局为基础而形成的结构体系。相对应的，大学治理也分为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外部治理中，政府以办学资金拨付的形式为大学运行提供保障，社会则通过提供更多的发展资源来激发大学活力，两者在大学治理运行中表达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内部治理是大学内部各方在参与重大事务决策的互相博弈中形成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主要有党委领导、校长治校等体制安排。本文的大学治理主要针对的是内部治理。大学的治理者并非大学的所有者，所以就存在委托关系。对于内部治理而言，校长作为派生的委托人，无法经办大学的所有事务，所以在日常工作运转、组织机构设立和行政与学术权力划分等方面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多级委托关系，大学内部的中层和基层管理者甚至重要岗位的员工都是派生的人，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人的动态变化性，便形成了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治理环境。
（二）审计问责问责的理论基础是委托-理论，是指由于存在委托方和方的受托责任关系，被授权的方有责任就其所受托的职责和权限向委托方做出应答。问责需要满足三个要素，一是人拥有配置资源的权力并被下达双方认可的责任目标，二是能够取得人责任目标完成情况和资源使用情形的报告；三是评价人责任目标的实现程度及资源使用情况，并有权力和依据根据责任目标实现程度和资源使用情况给予奖励或处罚。近年来，问责主要用于政治领域，其目的是监督权力的行使以确保权力得到制约和控制。对于大学来说，问责也分为外部问责和内部问责，外部问责主要为外部治理主体的问责，包括政府问责、社会问责等，内部问责主要为内部监督检查机构的问责，包括审计问责、纪检问责等。审计问责是针过高校审计中发现的问题，通过“问”的方式追究相关部门及其人员履职中产生否定性结果应负的经济责任，其实质是对大学内部受托人的受托经营绩效进行“权责对等”式的责任追究。它在高校审计监督的基础上，强调了委托关系中的责任，并使这种关系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在特定规则下得到有序协调，是推进大学良治的重要工具。
二、委托—大学治理与审计问责的交叉点
大学治理和审计问责都是基于委托关系而产生，因而都会出现人违背委托人的意愿谋取私利的可能性，为了及时发现或者避免机会主义的发生，委托人会通过获取鉴证服务而降低信息不对称或者直接控制人行为。如果委托人不相信人即大学治理主体提供的业绩报告，就需专门机构为其提供客观公正的受托责任履行报告，以便为问责提供依据，这就产生了审计；如果委托人要抑制大学治理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就需要对履责进行奖惩，这就产生了问责机制。审计问责实现了两者的有效结合，通过审计，提供了人履责情况真实完整的信息，通过问责，实现了对受托责任的追究。受托责任是大学治理过程的关键，良好的大学治理在于大学内部的人有效运用了校长委托的权力和资源，实现了大学组织和目标发展的最优化，而审计问责是解决受托责任关系冲突的重要手段，是大学治理中重要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大学治理本质上就是包含着权利分配、利益诉求以及办学效益等内容的一系列制度的安排，在法律保障和权责对等的前提下，用一系列制度机制来界定学校管理者的责任，并监督其责任履行情况，从而协调和保障学校、社会、师生等各方利益，促进并实现受托责任的有效履行。审计问责作为用权力制约权力，并推动委托人和人之间关系良性发展一种机制，是大学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关键领域为大学治理保驾护航。审计问责是对审计效果和效率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是有效遏制腐败、为大学治理扫清障碍的重要环节，主要根据失责情况追究相关责任，推动大学实现“良治”。随着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以及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深入推进，急需其内生出一个制度化与常态化的审计问责机制，确保大学治理目标的实现。审计问责要想成为大学治理的利器，必须先打磨好自己，所以必然会引发对审计问责的挑战。审计问责需要改革并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实施办法以及监督检查，形成长效机制，切实做到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服从大学治理的制度安排，筑起审计问责推动大学治理的防护网络，实现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三、审计问责服务大学治理的路径
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审计是问责的一种工具，问责是审计服务大学治理的利器。尽管审计通过对审计对象的检查，具有评价受托责任的职能，但如果缺乏常态化的问责，审计则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大学治理的目标也无从实现。审计与问责互相配合，缺一不可，审计为问责提供资料和鉴证信息，是问责的信息保障机制，最后的落脚点是查清责任，问责则通过责任的界定和追究实现审计的清除和修补功能，提升审计实施的效果。其服务大学治理的路径包含两个步骤：审计如何更好地实现问责功能；审计问责如何更好地服务大学治理。审计问责是形式，大学治理是内容，随着依法治校进程的推进，审计问责成为压实大学责任，实现良治的重要工具。其服务大学治理的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保障和引导信息是问责机制运行的核心，要想实现有效问责，前提是要能够取得关于大学二级单位和负责人活动的相关信息。如果问责缺乏必要的信息保障，便会陷入困境。审计之所以可以成为一种问责机制，就是因为它不仅可以获得所需的材料和信息，而且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发现问题，并在条件具备时可以公开信息，利用占有的信息资源来提供大学治理所需的信息。相关审计法律法规也明确规定高校审计人员在实施审计时有权获取必要的资料，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取证等，这说明高校审计在信息获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获得的信息具有面宽、量多、程度深的特点。信息加工是高校审计人员以委托方与受托方签订的受托责任目标为标准，对受托方的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完成目标情况进行评价，并以出具审计报告的鉴证形式提供给委托方。高校审计机构和人员通过对原始信息的加工，为问责输出了必要信息资源，并对问责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合理保证，正确引导了有关问责主体关注责任，并促使问责客体对自己的行为更加负责，从而为大学治理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支持，以无形之手（独立的精神和专业的水准）参与并完善了大学治理。
（二）预防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校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采用的是提出建议及整改措施的方式，由于责任追究机制的不完善，缺少事后严厉的惩戒机制，治标不治本，导致此种形式只能被动地随着出现问题类型的改变而改变，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对治理的效果更是有限。而审计问责通过与其他追责部门协作，利用掌握的受托责任履行报告，将审计监督与追责问责相结合，保证了审计的严肃性、权威性，因而具有内生性的威慑作用，有条件从源头和体制上治理大学经济秩序，引导制度完善，优化治理实践。审计问责对大学治理发挥预防作用的机制是基于高校被审计部门负责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其任何行为都是自私且具有利益动机的，并能够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于审计中发现的违反财政财务收支法规、管理不严、监督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其发生的原因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但通过严格的审计问责，切实追究领导责任、监管责任、监督责任等，让责任人可以合理预见到审计结果一旦被追责将要承担的严重后果，这样无论是从主动性还是被动性方面，都会形成一个尽职尽责的良性循环趋势。因此，审计问责可以对未履职尽责的事项及行为及时进行警示，并将其扼杀在摇篮中，预防“屡审屡犯”，为实现大学的良治和善治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
（三）过错追究及配合责任是审计推动大学治理完善的重要通道。审计问责作为一种责任追究机制，通过对财经责任的高度关注，借助过错追究及配合等手段，实现大学的良治。审计问责具有直接性和强制性，直接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服务于治理目标。高校审计在本质上就是依据相关法律、规章等对高校内部各部门和负责人的履职情况以及自身履职情况的报告进行独立验证的过程，根据委托方和审计对象的不同，有不同类型的审计业务，但只要验证的结果与目标有偏差，都属于应该被问责的范围。高校审计与民间审计的重要区别是在提交审计报告后，还要继续跟踪落实审计结果，即对于在审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有通报、警告、责令改正等权力，是一种立即纠偏和问责的行为。高校的权力机构或者被授予问责权限的审计机构应对审计报告中提出的偏差界定责任并追究相关部门和责任人的过错，对于涉及严重违纪违规和造成重大损失浪费的行为，高校审计应及时移交线索给纪检监察或有关部门，发挥协助、咨询和建议的作用，配合其他部门完成处罚和问责。
结语
审计问责是形式，大学治理是内容，要不断加强问责，完善相应制度，随着依法治校进程的推进，使审计问责成为压实大学责任，实现良治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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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服务经济学范文
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润滑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性服务，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性服务、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