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税务服务全文(5篇)
第1篇：企业税务服务范文
(一)积极影响
第一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增值税不会对经济主体进行区别对待，客观上比较有利于引导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发展，由于增值税税基不够宽，有些第三产业仍然被排挤在外，使公平不能够完全体现出来，只有扩大增值税税基，才能使公平充分体现出来，更好的发挥改革的作用。第二有利于税收的征管。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商品和服务的划分越来越不明显，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部分商品已经逐渐开始服务化，造成了商品和服务的概念更加模糊，同时也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而增值税在可以更好的细化这些细节，征税范围同时涵盖了商品和服务的范围，有效地解决了征税的难题。第三有利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行业的营业税是全额征税，没有抵扣。倘若服务业专业化分工复杂，可能会增加税收负担，阻碍服务业的发展，而“营改增”的改革则可以很好的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这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四有利于我国税制的国际化发展。当前情况下，很多国家都已经把服务税纳入到增值税的范围之内，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是一种国际化趋势，因此，增值税是一个国际化税种，我国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也是为了更好地与国际进行接轨，实现税制的国际化。
（二）消极影响
第一税收负担增加。从理论上来看，营业税改增值税应该可以降低税负，给企业减轻税务负担应该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帮助，但是，如果取得得的仅仅只是普通的发票，反而会让企业的税负增加，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增值税是属于价外税，在企业的收入和成本均降低的情况下，其收益也会有所下降。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实际营业过程中会增加服务业的税务负担。第二税务管理难度进一步上升。首先，税源抢夺过程中，涉税风险的出现加大了税务管理的难度；其次，目前的税务制度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相对混乱，一些不法分子逃税漏税的现象更加容易发生，损害了合法交税企业的利益，不利于管理；再次，上级对于增值税的稽查力度较大，税务管理难免会存有漏洞，是管理难度加大；最后，增值税的计算存在着较大的混乱，难以准确核对。第三，对于发票管理的影响。在增收营业税时，服务类企业只需开具税务发票，改革之后，企业发票的管理更加严格。由于增值税关系到说收的抵扣，发票的使用不当，可能或造成法律风险，增值税发票的限额较低，和营业税发票的限额存有差距，与服务业限额的差距较大，申请高额发票所需时间长，不利于业务的开展。
二、针对“营改增”带来的消极影响服务企业应该采取的有效措施
（一）改革企业管理
面对目前的改革政策，为了让企业的管理更加科学，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的效益，最为有效地策略就是彻底的改变企业的管理模式。首先，针对增值税的计算相关的一些经营流程，对企业的部分经营流程进行适当的整合；其次，调整企业各部门之间的主要职责，使各部门更加明确部门职责，强调各部门间的有效合作，提高相关部门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升管理人员的管理和计算能力，增加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最后，利用现代化技术，进行现代化、专业化、精细化的处理，对增值税进行有效地控制。
（二）完善税务管理机制
要能够有效地克服“营改增”改革带来的消极有影响，除了进行改革企业的管理以外，还要对税务管理机制进行不断的完善。加强税务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明确工作职责，确保企业利益。企业应尽早的做好税务人才的储备工作，以便将“营改增”政策更好的推广下去。然后，做好税收的统筹规划工作，要注意梳理清晰税务管理的中间环节，不断优化，为税务的统筹规划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要强调一下专用发票的管理，对于增值税的专用发票需要进行严格的管理，有专人负责管理、领购工作，实现资金、业务和发票的一致性，确保企业的自身权益。
（三）优化会计核算流程
增值税的核算相对比较困难，大多企业在核算的时候会出现较多的纰漏，从而影响企业的利益，针对这些问题，企业需要专业的增值税会计，应用现代化计算机技术，进行快速、准确的进行计算和核对。对于不同税率的业务要进行分开核算，用计算机技术通过分类、系统的方法快速的进行核算，确保计算的准确性。
三、结语
第2篇：企业税务服务范文
关键词】建筑业；税务；筹划
1合同筹划
1.1实现价税分离
营改增实施后，需要实现价税分离，增值税部分不需要缴纳印花税，价款部分需要缴纳印花税，因此，签订合同时应将价款与税款分离。相关风险点提示：如果签订合同时未分别列示价款与税金，而只列示一个合同总价金额，按规定需要按照合同含税总价金额作为基数进行计算缴纳印花税税款。如果对合同签订细节不准确掌握，将会导致税款多缴纳的风险，或者按照不含税金缴纳造成漏税风险。因此，签订合同时应规范合同签订方式，准确描述相关条款，规避纳税风险。
1.2明确划分不同税率合同业务
建筑承包合同以EPC为例，包含勘察设计（6%）、建筑安装（9%）、设备采购（13%）不同税率业务，纳税人需要针对不同的业务明确列示，将总包业务拆分为不同税率业务，分别进行核算。依据相关增值税规定，对于涉及不同税率业务，应当分别核算，没有分别核算的兼营及混合销售业务，应该从高适用税率。因此，签订合同时避免因混淆业务造成涉税风险，对于归属不明确的费用，应在合同条款中尽量明确，并考虑尽量纳入税率较小的合同。避免签订类似“其他”内容合同条款，避免因业务界定模糊，多缴或少缴纳税款，造成涉税风险。另外，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税收筹划方向应根据业务考虑其特殊性，如针对总承包企业而言，拆分设计、土建、安装、材料、设备等合同可以避免混淆业务造成多缴税款风险；针对分包商而言，可以进一步考虑服务业务类型选择，如清包工、甲供工程等业务。
1.3明确界定发票收款等涉税条款事项
企业应合理协商约定发票条款，避免未收款先开具发票而影响企业现金流，避免未取得进项而先开具销项发票造成进项发票不能及时抵减，掌握发票时点，合理筹划纳税时点，针对同一项目涉及总包、分包向业务开具发票又涉及向供应商获取发票情况，应在合同签订时筹划相关条款的开票时点的合理性，保证分包业务的及时抵减，避免缴纳时间提前造成企业现金流负担，避免延迟纳税造成涉税风险，现实中常因发票开具时点造成纠纷，为规避此类风险就应在合同中明确列明。
1.4项目合同业务模式选择筹划
工程承包方式包括施工管理承包模式、工程总承包模式、平行发包模式、项目管理承包模式、施工管理承包模式等多种模式，由于工程总分包业务涉及施工、设备、材料等多项业务，企业可以根据分析企业优势、劣势，分析市场机会与威胁，综合考虑，找到科学有利的适合本企业的业务承包模式。如企业在产品市场链条中相对供应商议价能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清包工模式、甲供工程模式。清包工模式、甲供工程模式，可以按简易办法3%计征税款，可降低企业税负，提高企业经济利益。而对于某项业务具有某方面突出优势的企业可以考虑建立联合体承包，挖掘新型的业务模式，降低企业税负，发挥企业优势，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2选择合理适用增值税计税方法
由于一般计税与简易计税在进项抵扣方面的差异，不同企业的进项获取比例不同，对企业的税负会有不同程度影响。测算假设：只考虑影响应交税金及利润、现金流的相关变动指标的敏感因素，忽略非敏感指标（如不可取得进项税金类成本费用）。测算结果：①当可取得进项成本费用比例为65%时，为一般计税方法与简易计税方法的应交税金、净利润、现金流无差别点。②当可取得进项成本费用比例为67%时，为一般计税方法相比简易计税方法增值税税负率无差别点。③当可取得进项成本费用比例为20%时，为一般计税方法与简易计税方法的企业所得税税负率无差别点。④当可取得进项成本费用比例较高时，采用一般计税方法有利于企业降低增值税税负率，提高利润、现金流量。⑤当可取得进项成本费用比例较低时，采用简易计税方法有利于企业降低企业增值税、所得税税负率，提高利润、现金流量。因此，企业应结合自身组织结构、业务性质、供应商、成本费用构成等情况综合分析，选择适合的计税方法，如针对营业规模小的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可针对具体建筑项目业务选择甲供方式签订相关项目合同适用简易计税方法，针对采用一般计税方法的企业应进一步加强进项侧管理筹划。
3进项侧筹划
3.1加强对供应商的筛选和管理
建筑企业在选择合作供应商时，应综合权衡考虑企业项目成本、利润、税负、现金流等因素，不应单独比较报价高低。测算假设：假设一般纳税人供应商报价为销售价90%。测算结果：①当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报价等于销售价87.5%时，为净利润无差别点。②当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报价高于87.5%时，应选择一般纳税人供应商。③当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报价低于87.5%，高于85%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可选择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追求现金流最大化的企业可选择一般纳税人供应商。④当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报价低于85%时，净利润及现金流均能实现最大化，应选择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因此，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综合权衡考虑供应商选择。
3.2人力资源筹划
建筑行业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工成本占比重较大，且随着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未来工程施工中劳务成本比重，势必会越来越高。如果劳务全采用劳动合同形式，一方面加大成本，另一方面将不利于进项税扣除。如果采用劳务合同，可降低单位五险一金成本，但用工单位有代扣代缴个税义务，劳务费税负率为20%～40%，高于工资薪金整体税负率，因此，用工成本相应增加。如果通过采用与劳务公司签订合同的方式，可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大进项抵扣，降低企业税负率，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进而增加企业现金流。因此，企业应该综合进行相关人力资源筹划管理，进而提高企业管理能力，并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综上所述，建筑企业因其业务情况的综合性、复杂性、多样性，随着建筑业相关税收规定的出台，企业应该认真仔细研究运用好税务政策。合理进行业务相关税务筹划，进行合理避税，降低企业涉税风险，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
【参考文献】
【1】财税字（1988）第2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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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企业税务服务范文
关键词：服务业；企业税负；企业绩效；
一、引言
税收是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和实现载体。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作出“降低税负”的宏观战略性决策。以减税、减少行政性收费、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率为代表的“减税降费”成为供给侧改革中“降成本”的核心内容。特别是2020年初，多数行业都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而遭受重创，在危急关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疫情期间免征或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率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至5月底，免征湖北省境内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其他地区征收率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此举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大大推动了复工复业进程。税收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企业来讲，税收负担不仅会影响税后利润、现金流量和利润分配，还会牵引企业调整研发创新和产品升级的投入，改变企业生产方式和运营模式，影响企业绩效水平。现代服务业是近年来国家扶持的重点，其技术型轻资产企业占大多数。轻资产企业的特点就是企业的客户资源、服务模式、治理制度、管理流程等轻资产取代厂房、设备、原材料等重资产，成为企业获利的主角。因此对于现代服务业企业来讲，现金流稳定是重中之重。但是如果税负较高，则会加重服务业企业的资金负担，甚至造成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影响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为了能够正确地认识国内服务业企业的税收负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回归模型，以269家服务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企业实际税负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且从股利分配，研发创新，投资机遇，资本流动等方面对税负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针对服务业企业切实有利的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2003年印发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及2019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我国将服务业分为15类，分别为教育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农林牧渔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国际组织、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由于2019年所选上市企业的数据与前几年相比波动较大且部分企业存在退市情况，故本文所选数据年份没有加入2019年；由于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各企业经营情况和盈利水平都呈现明显不良态势，但不能代表各上市企业正常经营水平，因此本文所选数据年份没有加入2020年。故本文以2013—2018年的我国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wind数据库，运用stata13.0进行回归分析。为避免由于数据缺失和异常情形造成的影响，对原始数据样本作了一些处理：（1）剔除金融业数据，避免此类行业的盈利模式和会计处理不同对结论的影响；（2）剔除ST、*ST和PT开头的企业；（3）剔除数据缺失样本；（4）剔除极端数据。按照上述标准筛选相关数据后，本文最终选取了沪深两市共269家服务业上市公司在2013—2018年6年的面板数据，累计样本总数1614。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本文将企业绩效水平作为因变量。由于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都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企业的总体绩效，本文选取ROA、ROE两个指标衡量公司绩效。这两项指标越高，则企业绩效越好。
2.自变量。本文研究的是企业税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选择用企业实际税负水平（Tax）作为自变量。由于存在退税、税收优惠、税费合并等情况，本文将企业所得税金额作为实际税负。因为企业的所得税直接体现了企业利润的分配，且所得税是企业缴纳的主体税种之一，对企业经营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用企业所得税衡量企业实际税负。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企业规模（Size）：期末资产总计的自然对数；（2）利润总额（Pro）：企业利润总额的自然对数；（3）销售净利率（Nps）：净利润与销售收入的比例；（4）资产负债率（Deb）：企业总负债与企业总资产的比率；（5）研发强度（RD）：研发支出占营业总成本的比重。相关变量的定义和度量见表1。
（三）回归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前面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以下待检验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ROAi,t/ROEi,t=β0+β1×Taxi,t+β2×Proi,t+β3×Sizei,t+β4×Npsi,t+β5×Debi,t+β6×RDi,t+εi,t其中，ROAi,t/ROE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绩效；Taxi,t为解释变量，表示企业实际税负。控制变量有五个：Proi,t表示企业的利润总额；Sizei,t表示企业规模；Npsi,t表示企业的销售净利率；Debi,t表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RDi,t表示企业的研发强度；i表示269家服务业上市公司；t表示时间趋势。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所涉及的企业绩效水平、实际税负、企业规模和研发强度等主要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二）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企业税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我们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本研究分别以ROA和ROE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两次回归，其分析结果均显示企业税负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5%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税负越重，企业绩效越差，假设得到验证。（三）稳健性检验为了证明上述分析结果不是特定变量组合得出的结果，我们通过逐步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组合成不同的模型来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表4和表5分别为以ROA和ROE为因变量的三种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表4的三种模型中，自变量都为Tax，但控制变量组合有所不同。模型1的控制变量为研发强度；模型2为企业利润总额和资产总计；模型3为企业利润总额、资产总计和资产负债率。表5的三种模型中，模型1的控制变量为企业利润总额和资产总计；模型2为利润总额、销售净利率和研发强度；模型3为资产总计、资产负债率和研发强度。在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变量的组合结果，和上述回归结果无差异，即企业税负仍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影响，没有因为控制变量的不同组合而发生变化。证明上述回归模型是稳定的。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以2013—2018年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考虑了各种控制变量组合的情形下，量化了服务业上市公司税负水平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业企业税负与企业绩效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当前的税收政策下，服务业企业的生存压力日趋加重。企业税负的担子越重，对企业的绩效水平影响越大，越阻碍企业的升级进步。这是因为企业会根据不同的税收政策调整其经济行为。在当代的税收政策下，绝大多数企业追求的终极财务目标都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现代服务业也是如此。当税率较高、优惠较少时，企业会采取消极的经营策略，如减少研发投入、减少投资行为、调整股利分配等等，这些行为都会影响企业收益率的提高。且税费作为一项支出，在计算净利润时应该被扣减，本就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税负水平对企业绩效的负影响是显著的。税负抑制服务业企业绩效提升，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在财务报表中，税费作为计算净利润的扣除项，会直接影响企业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且可能导致企业改变其股利分配政策。企业员工和股东由于分红减少，导致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呈悲观态度，可能会影响股东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其次，服务业企业由于缺乏资金，可能会放弃一些投资机遇，改变既定的市场战略布局，调整自身的经济行为。这些都会对服务业企业绩效造成较大的影响。最后，如果税负增加，企业会缺乏经营活力，民间资本也会缺乏流动性，经济市场呈现消极态势。而市场越消极，企业越会采取紧缩的经营策略，导致恶性循环。
在控制变量中，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上市公司想要保持有活力的持续发展的能力，便要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尤其是服务业企业，一般固定资产较少，利用财务杠杆的作用较多。因此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公司规模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一个企业规模过大，会使信息传递过慢，导致信息缺失或真实度降低，以及管理官僚化等弊端，最终导致企业绩效降低。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都是与税后利润相关的刻画企业绩效的指标，都考虑了税后净利润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力。政府如何在满足国家税收需要的同时，缓解服务业企业税负压力，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营造积极良性的市场环境，是提升企业经营水平，推动服务业行业向以技术进步为核心驱动力的高新技术模式转型的关键。五、政策建议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降低企业税负，提升服务业企业发展水平：
（一）针对不同类型的服务业企业，采取“因地制宜”的税收措施
要继续发挥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应有功能。对于计算机服务、交通运输、批发零售、文化旅游、家政等不同的服务业企业，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税收举措。例如，物流和商贸流通等服务业企业，通常要经过产品供应厂商、中间物流商、大型市场、中小型超市、个人收货商等多个关卡，中间可能存在着多重征税、重复征税、收费不规范等问题，因此针对这类企业，应简化税收程序，制定更加贴合企业运营流程的税收制度。
（二）鼓励传统服务行业转型升级
我国现代技术型服务产业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一些传统服务业企业，运用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服务在已有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更新，实现了服务业转型升级。不仅节约了人力成本，更建立起服务企业数据库，使企业运作更加高效便捷。正是这种转型企业推动了我国服务行业从高成本的传统产业升级为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产业，推动了企业数据和社会数据的融合共享。但目前对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改造的税收优惠还没有特别重视，只对本身就属于高新技术型的企业给予优惠。因此应重视对传统服务行业向高新技术改造的优惠力度，使其成为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强有力推手，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三）进一步加强服务行业费改税
目前在减税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已有所下降，但如果把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制度交易成本、制度外各项费用等都考虑进来的话，企业肩上的担子还是比较沉重的。尤其是服务业这种以服务增值为主的第三产业，经营中各项收费占支出的比重较大。如国家行政部门提供特定服务时收取的补偿性规费（如工本费、登记费和手续费等）和使用费，事业单位具有“准价格”性质的经营性收费（技术咨询费、检验费等）等等。如此种类繁多，名目繁杂的收费，给服务业企业的发展和转型造成了一定的负担。因此应进一步落实“费改税”措施，使企业可以清晰明了地选择和缴费。
（四）鼓励现代服务业重大项目建设
近年来由于物联网、互联网、AI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兴起，现代服务业也趁着这股东风，发展态势势如破竹。在生产性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两业”融合等重点关键领域，尽快推出一批具有较强拉动作用、对服务业发展具有战略导向意义的政策。并且在税收优惠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对于应用科技创新的服务业龙头企业给予专项税收优惠或补贴，树立企业榜样，鼓励服务业企业信息化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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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秀凤,王定娟.企业税收负担与绩效的相关性分析[J].经济论坛,2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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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企业税务服务范文
一、大企业部门在纳税服务工作上仍有作为空间
大企业具有集团性、跨区域、跨行业、跨国经营，内部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复杂，财务核算体系比较规范和健全，税收筹划能力强、税收贡献大等特点。笔者认为大企业的纳税服务需求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办税便捷性服务，这类纳税服务需求与一般的企业并无不同，希望税务机关能够提供更加简便、快捷、高效的纳税服务平台，希望办税流程更简、办税时长更短、办税效率更高。第二类是政策确定性服务，这类服务需求主要来源于大企业自身庞大的组织架构，集团公司下属多个子公司、分公司等，各成员单位多跨区域发展，当国家出台某项税收政策时，一方面希望在全国各地的执行口径能够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希望税务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例如税务所、税政部门以及稽查部门之间能够保持口径一致，以给予大企业在税收政策上的稳定预期，便于大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第三类是风险防范性服务，大企业的纳税遵从度相对比较高，但由于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内部决策机制和内控机制的不完善，税务机关管理差异等因素，仍然存在较高税收风险，大企业希望在风险预警、风险防范上能得到更多服务。笔者认为税务部门的服务工作与大企业的涉税需求仍有差距，主要在以下“三多三少”：普惠性服务多、个性化服务少，为不同大企业量身打造的服务产品非常少，大多服务内容都属于所有纳税人均可享受的服务事项，没有突出大企业的行业特性、经营特性；事后服务多，事前沟通少，大都是企业出现了涉税难题主动找到税务机关时，大企业管理部门才介入，事前知晓、主动防范的情况偏少；低端服务多，高端服务少，对大企业需要的政策确定性服务产品和服务举措出台较少、实施较慢。
二、剖析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原因
1.缺乏实际征管权。虽然实现了实体化机构运行，但省市两级大企业管理部门不直接管理企业，具体的税源管理职责属于拥有属地管理职责的各基层税务所。这一方面导致了上级大企业部门各项服务举措均需要通过基层税务所来完成，企业的各项基本情况和信息数据都需要通过基层税务所来传递，在这个过程中，信息量出现衰减，效率大大降低，造成了对企业的事前主动服务较少，事后的被动服务增多。另一方面，熟悉企业情况的管理员，各项业务素养并不能满足大企业管理需要，不能及时解决企业涉税需求，不能及时应对企业涉税风险，造成风险管理流于形式。2.缺乏政策权威性。由于目前税务机关的内设机构仍按照税种来设立，未能按照纳税人特征设置内设机构。按照纳税人特征设置内设机构，将为分类管理纳税人提供管理基础和相应的管理手段，更符合效率管理原则。这种管理模式下，传统税政部门较为强势，各项税收政策均由各税政部门进行解读，因此，大企业管理部门在遇到大企业关于涉税政策解读、涉税争议处理时，就显得较被动较为难，仅能发挥沟通协调作用，长而久之，大企业税收管理的权威性受到质疑，一些大企业更倾向于向税政部门进行咨询。3.缺乏统筹协调性。大企业具有分布广、行业多、业务复杂等特性。它的成员单位遍布全国甚至国外，但当前的税收管理仍以属地为基本原则，各级税务机关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执行税收管理职责，因此对于跨区域的税收协调，一般情况下难度较大，均需要通过上级税务机关进行协调解决。单位税务机关之间缺乏沟通，导致某些风险疑点在大企业的部分成员单位所在地确认，在其他成员企业所在地却存在争议，导致同一风险点各地应对结果不一致，客观上造成税务机关执法不统一。
三、优化省以下大企业纳税服务工作的对策
（一）构建专业化的大企业税收管理机构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财政预算体制、税收计划体制，决定了大企业税收管理机构的设置，不能盲目地照搬其他国家的扁平化管理模式，而应进一步在实体化的基础上，实现管理机构实心化和职能集约化。在税制改革全面完成和税务机构改革时机成熟后，可探索进行机构重构，按照专业化管理模式，建成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的大企业税收管理局。1.实现“机构实心化”，确保征管权相对集中。在机构实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大企业管理部门征管权限，实现机构实心化。即总局以北京一分局为依托进行全职能化管理，将全国范围内的千户集团进行统一管理。同时按照集中——分布式布局，按照“行业+地域”的模式在全国各省设立大企业管理局或总局大企业局分支机构，实行跨区域管理，实现日常税源管理和风险管理一体化，解决大企业管理部门与基层税务机关的征管问题。企业的入库级次按原有规定处理，不做调整。2.实现“职能集约化”，确保政策解释权相对集中。在实现机构实心化后，将大企业的税政管理、税务稽查、行政审批以及其他与大企业发生联系的工作，统一归口到大企业税收管理部门。具有执法资格的大企业管理部门可以直接面对企业，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共同管理大企业复杂涉税事项，实现“归口管理、一窗对外”。对于大企业税收政策确定性方面的问题，由大企业税收管理部门予以解决，大企业管理部门应具有与同级管户的税务部门同等的政策解释权；同级税政部门仍负责其他企业的政策解释、辅导等工作。大企业管理部门在征管制度、纳税服务措施上具有根据大企业特点加以细化或先行试点之权。之所以要实现以上两项内容，主要原因：一是改革有需要。大企业税收管理作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先手棋，在其设立之初就肩负着转变征管方式提升征管质效的重任，随着12年的发展，大企业税收管理部门的职责任务越来越明晰。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困扰大企业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职能定位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大企业管理部门发展的“拦路虎”，到了必须改革的境地。因此建议大企业管理部门可以先行先试，打破现有的按税种设置职能部门的模式，进一步推动按企业类型设置“全职能”部门。二是条件基本成熟。国地税机构合并后，各省到市一级税务机关都成立了实体化的大企业税收管理部门，以省或市局直属机构性质存在，机构编制在30-40人左右（具体视各地情况），在机构、人员都已经到位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展相应职权是水到渠成之事。三是企业有呼声。随着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推进，扁平化管理方式已经成为大企业对税务机关的迫切需求，进一步提升管理层级，将有助于缩减集团企业对应的税务机关数量和层级，降低征纳双方的成本，同时也便于大企业与税务机关的沟通，密切信息交换。
（二）形成完善公正透明的法律支撑1.法治化。一是要尽快修订《税收征管法》，以清晰的税收管理理念统领机构、制度、信息化、资源配置等事项，形成管理的耦合效应，满足大企业对税收政策和制度的确定性、统一性、公平性、透明性和税收服务专属性的要求，增强税收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二是要赋予大企业税收服务与管理部门相应的执法资格和执法权力，使其有充足的政策性工具实现对大企业有效的遵从引导和监管。三是要优化法律救济，实现涉税信息共享与交换立法，明确第三方涉税中介的法律地位和权力。2.透明化。一是要大力推进政策透明、信息透明、执法透明，提升税收政策对大企业的宏观调控作用。二是要强化税收政策宣传、辅导的权威性，由国家税务总局组织力量统一确定宣传口径、制作宣传手册并向大企业直推。3.便利化。一是要实行“白名单”制度，为合规经营、信用良好的大企业提供绿色通道，并开放和共享更多涉税信息。二是要按需求分类建立见面或不见面的差异化联络方式，对需要提供不见面服务的纳税人，依托社交媒体，为大企业提供点单式税收服务，实现“只服务不见面，无需求不打扰”。
（三）构建高效便捷的体制机制1.税收政策管理反馈机制。大企业经营业务复杂，成员企业分布广泛，更容易通过横、纵向比较发现问题，这些问题一部分通过大企业重大复杂涉税协调机制解决，并确保日后其他企业类似问题得到相同处理；另一部分问题需要通过修订法律、调整政策或者完善税收管理体制予以解决，这部分问题需要国家税务总局统筹推进。2.重大涉税争议事项快速协调机制。一是对大企业的涉税争议，要提供调解和仲裁的快速通道，可在国家税务总局、省局设立专家委员会，由系统外具有较强公信力的权威学者、专家担任主任，委员会设立专家库，由从全国择优遴选的律师、注册会计师、税务师及教授学者组成。二是专家委员会对税企争议案例要实行匿名审查，集体审议后形成调解或仲裁意见，形成的调解或仲裁决定双方均有约束力，税务机关如无特殊情况，应当服从调解意见和仲裁决定；大企业纳税人如不服调解或仲裁决定，可以复议或上诉，但不得对该调解或仲裁决定复议或提起上诉。三是每例经集体审议的涉税争议案例均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激励各位参审专家尽职履责、公正处理。3.大企业纠错激励机制。引导、鼓励大企业集团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纠错，强化集团总部对分支机构、子公司的财务管理指导和监督，支持大企业逐步实现总部集中财务会计核算、提高财务和税收管理的集约化水平。4.大企业信用积分机制。大企业集团税务信用积分管理，是通过风险管理和信用指导双轮驱动引导大企业遵从的基础，是纳税服务和风险管理衔接融合的途径和关键点。首先，大企业税务信用积分管理以千户集团大企业整体为评价对象。其次，大企业税务信用积分管理则要从琐碎的日常税务行为中跳出来，借用纳税信用评价的结果，加上大企业集团性的重大风险考量，得出综合的信用积分。再次，大企业税务信用积分管理只对大企业集团公布自己的分值，侧重内部税收服务和风险管理的使用。5.大企业纳税人需求分析机制。当前我国已经步入了大数据时代，税务系统各业务平台每时每刻都在生成海量数据，运用这些数据开展大企业纳税人需求数据的精准分析和应用，对优化纳税服务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全面采集纳税人需求和涉税信息。通过大企业信息平台全面收集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的记录、通过热线电话咨询问题的类型等，按照一定标准规范分类，实现大数据采集。二是实施按需求分类分级管理。根据大企业涉税需求分析企业的税收需要，根据需要或提前介入、或密切跟踪，进一步加强管理和服务。三是建立有效的需求分析模型。深度挖掘数据，运用大数据原理对纳税人涉税痕迹进行合理分类汇总，提炼出一定时期的重点需求和变化趋势，及时分析响应，形成“需求采集——需求分析——需求响应——持续改进”良性循环机制，达到“广集需求、深挖数据、精准服务”的目标。
第5篇：企业税务服务范文
关键词:税收财政；服务；非公企业
非公企业是指归我国内地公民私人所有或归外商、港澳台商所有的经济成份占主导或相对主导地位的企业。非公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为人们的生活生产了大量的物质以及劳务产品，在满足人民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增加了社会资本，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税金还吸纳了大量人员就业，为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除此之外，非公经济还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加快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了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非公企业众多，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经济链，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经济效益系统，对促进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目前我国非公企业发展主要面临的问题
(一)缺乏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论
由于受各种经济条件的约束，非公企业在科技研发方面投入低，再加上缺乏专业化的科技创新人才，导致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低，产品研发进展缓慢。和发达国家相比，技术相差甚远，大多数的非公企业并没有真正掌握自主的知识产权，缺乏核心的技术力量。部分企业依然采用家族粗放式管理经营形式，管理理念落后，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二)缺乏竞争力
目前，我国很多的非公企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大部分的非公企业都是加工型的企业，一般都以以资源型和原材料加工为主，和自主研发的企业相比，它的产业链流通期较短，所创造的价值不高。而且其处于产业链高端的企业和项目过少，难以发动品牌效应，缺乏竞争力。
二、运用税收政策促进非公企业发展
(一)积极推进非公企业集聚化发展
坚持贯彻国家在发展非公企业的所得税和营业税方面的优惠政策。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和其它配套措施积极引导企业创业成长和集聚发展。在此过程中，主要依靠产业区域性建设，以合购、兼并、合营等形式使非公企业集聚发展。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积极引导企业开发一些符合自身发展特色，并且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强大的发展前景、良好的经济效益的项目。还可以引进一些先进的材料、和高效的能源等，不断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
(二)促进企业工艺优化升级和创新技术
努力贯彻国家促进节能减排等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非公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节能减排，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鼓励企业积极开发高新技术，降低产品的污染力度，进而从这些高新低污染的产品中享受低税率和税收优惠。这就需要非公企业做到以下两点：加快改造传统的产业非公企业技术，积极引进节水、节能、节材的新工艺进行包装印刷、产品加工、建筑建材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的加工，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延伸资源转化和产业链，加快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不断引进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农机、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和技术，并支持非公企业围绕这些产业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培育一批技术成熟、专业性高、服务完善的非公企业，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三)提高非公企业的经营管理质量
首先，要改变落后的企业管理理念即传统的家族粗放式管理方式，重新树立起现代化的管理思路，认真落实质量、财务、成本、营销、人力资源等各层次的管理。其次，努力学习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例如相关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以及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自觉依照法律的规定诚信经营，从而建立良好的信誉，获得人民大众的肯定。再者，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强化对企业成本的核算，尤其是对采购，库存、定价和拓展市场等方面的成本核算，并及时向上级部门反映相关的财务信息，加强企业财务的透明度，从而增强企业财务的可信度。最后，加强纳税辅导工作，财务部门在强化财务管理的同时，也应该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依法纳税，合法经营，并充分理解和享受税收政策的公益性。
(四)拓宽非公企业的融资途径
国家可以利用商业银行等商业机构资金雄厚的特点，积极引导他们给非公企业提供一些融资服务。例如，根据各非公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他们提供产品信贷服务，帮助部分非公企业渡过融资的难关，提高产品竞争力。同时，完善配套的非公企业融资担保系统，例如，可以成立一个非公企业信用担保基金会，通过这个基金会积累资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进而增强非公企业的融资能力。此外，还可以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担保机构，利用这个机构鼓励其他中小企业联合组建互助合作型的担保团体，从而拓宽了非公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强了中小型企业的担保力度。
三、结束语
总之，非公经济企业在繁荣城乡市场、方便群众生活、有效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今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集中一切有利的力量，利用税收政策服务非公企业努力促进我国非公企业的发展，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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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沁.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J].财会研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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