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行业调研报告精选(九篇)

第1篇：农村金融行业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户借贷;金融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6-0198-02

1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农村金融的研究可以以世界银行的综合研究报告为代表(2002,雅荣、本杰明、皮普雷克),报告中将农村金融的目标定位在两个方面,即增加收入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报告还对农村金融市场低效运行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政策环境不当(如明显的城市倾斜政策)、法律和监管体系不够健全以及市场失败(Beasley,1994)。该报告总结了1992年提出的农村金融业绩评估的分析框架,其标准包括覆盖面和持续性两个方面,其中持续性以补贴依赖指数来表示。并且以此衡量标准对三个成功的农村金融机构即泰国的农业与农业合作社银行(BAAC)、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的小额信贷部(BRI―UD)和孟加拉乡村银行(GB)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从制度方面看,国外对农村金融的相关政策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表1 国外农村金融制度比较

国家农村金融制度特点美国复合信用

型模式专业的农村金融机构与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并存;织体系上:合作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并存。法国国家控制式

金融模式农村金融形成了由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大众银行、法国土地信贷银行和农业保险组成的农村金融体系。金融机构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并运行的,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日本政策性金融与

合作金融并存日本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支持农业发展的合作金融主要是农协系统。印度多层次金融机

构合作并存具有鲜明的多层次性,各金融机构之间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合作。金融体系主要包括印度储备银行(主要负责监管和协调)、印度商业银行(国有以及私人)、地区农村银行、合作银行(或合作社)、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存款保险和信贷保险公司等。2 国内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的研究日渐增多,特别是在1996年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以后,农村信用社改革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综合对农村金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农村信用社改革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主要集中在对信用社的产权模式改革、体制改革方式、组织体制和行业管理体制、经营目标、治理结构等几个方面。关于信用社的产权模式的改革,何广文(2003)提出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不存在“最优模式”,认为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问题不是一个合作制与商业化、合作制与股份制的简单选择,重要的不是哪种金融机构,而是金融机构具有什么功能。杜晓山认为只要对服务“三农”尤其是服务农户有利,同时又不会带来不可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各种形式的金融和产权制度改革尝试都会利大于弊,都可以进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剑波(2003)提出暂时解决信用社的经营困难和累计亏损、不良资产只应是阶段性目标,而非最终目标,如何逐步满足农民金融服务需求才是信用社改革的根本目标。

2.2 农户借贷行为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不断推进,国内学者对农户借贷行为有较多的研究,研究者主要从借贷规模、资金来源、资金用途以及借贷利率、期限等方面对农户的借贷行为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何广文(1999)、曹力群(2000)、朱守银(2003)的研究认为农户资金借贷非常普遍,但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借款越来越少,主要依赖于非正规渠道(主要是私人借贷),借贷资金更多地用于家庭消费(主要是盖房和婚丧嫁娶)以及非农业生产活动。

鲁靖,邓晶(2005)的研究指出,虽然农村借贷规模有相应扩大,但以民间信用为主。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借贷规模呈持续上升的态势,其中银行贷款在农户家庭借贷中所占份额迅速下降,民间借贷中的付息比例上升。有偿借贷已取代了无息贷款的主体地位。

王汉章(2008)指出,农村中小企业的借款主要以短期周转性用途为主,主要用于购买原材料或半成品。而企业的长期投资更主要依赖于企业的内源性融资。因此农村金融在面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时不能满足其长期投资的需求,不利于农村企业的发展壮大。

谢海(2005)阐述了小额信贷的基本理论,介绍和分析了小额信贷在国际国内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商业上可行的小额信贷新模式,并把新旧两种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中国国情总结、提炼了几种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小额信贷模式。

2.3 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研究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供不应求的矛盾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巩固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瓶颈。何广文(2001)的研究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严重滞后于农村金融需求,其需求表现出多层次性的特征,不同的需求应该需要不同的金融组织和不同形式的金融供给来满足,提出要构建需求导向型农村金融组织结构体系,以均衡农村金融商品的供求;高帆(2002)区别于多数研究者从供给角度说明农村金融抑制的思路,从金融需求的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金融的供需均衡问题。汪三贵、朴之水(2001)对贫困农户的信贷进行调查,分析其信贷需求、信贷供给以及影响因素,他们的结论是大部分农户能够获得正规信贷,但贷款的额度有限,许多农户不愿以任何利率借款,说明缺乏信贷需求,增加贫困地区农户获得信贷资源的能力并不能促进非农活动的发展,这也是小额信贷项目面临的最大挑战。

2.4 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研究

将金融深化理论应用于我国农村金融领域的实证研究不多。最早计算我国农村金融相关率(FIR)指标的是徐笑波、邓英淘等(1994),计算方法是用“行社存款”与“农村国民收入”之比来衡量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程度。并通过图示分析了两者的变化规律。张元红(1999)计算农村金融相关率的方法与前者类似,采用的是“行社存款”与“农村GDP”之比。张兵等(2002)对农村FIR与农村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他对上述指标进行了修正,用“农户存款”、“农业存款”和“农户手持现金”之和作为“农村金融资产数据”以“农业GDP”代替“农村国民收入”指标来计算农村FIR,研究结论是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进程大约比全国落后10年左右,同全球金融发展水平相比,大约落后30年左右。

2.5 农村金融制度研究

不少学者从制度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问题。张杰(1998,2003)对中国改革20年来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变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认为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将长期遵循的逻辑是:首先用非农收入增添家庭流动资金,其次是友情借贷和国家信贷支持,最后迫不得已诉求于高息借贷,而标准的商业性农贷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农户而言则仍然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制度安排。徐滇庆(2004)认为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问题在于政企不分、产权归属不明确、缺乏竞争环境等,提出应建立产权明晰、符合现代管理制度的金融机构,通过竞争机制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质量。

张晓明,陈静(2007)提出可以考虑通过组建具有社会资本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为农户提供有力担保,有效解决农户贷款抵押品缺乏和信息不对称等瓶颈问题,同时为破解农村信贷困境提供一种新思路。

我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广泛、深入地调研,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才能准确把握农村金融需求的多样性、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区域的差异性等特征,我们要在已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根据中国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建立适合于指导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农村金融体系和制度,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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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农村金融行业调研报告范文

>> 村镇银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新方向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制度经济学研究 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方向 探讨我国高校公共基础课程考试改革的新方向 我国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方向的选择探讨 农村改革的新方向 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研究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制度完善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开发性金融支持（DFS）研究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特征及趋向 论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创新研究 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改革 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反思 关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现状与对策分析及发展研究方向 关于改革和创新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考 我国农村金融创新与改革的路径依赖 适合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特征的农村金融体系创新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方向分析 我国农村医疗制度改革的探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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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农村金融行业调研报告范文

一、高利贷在农家的重要地位

农民对高利贷有着极强的依赖性，首先可以从农户的负债率证明。

1933—1947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曾做过多个省份农民负债率的调查，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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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0CZS009)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基1999[17])子项成果。

如表1所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抗战以前的1933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六省农户平均借款负债率为58％，借粮负债率为51％。抗战期间，农户负债率仍然较高。如1942—1944年，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个省份的借款负债率相继为55％、58％、58％，借粮负债率为46％、48％、50％。1945年，湖南、湖北二省的借款负债率为60％，借粮负债率为50％。到1947年，六省的借款负债率为60％，借粮负债率为49％。综合以上资料，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农户约一半以上是负债的。据1932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的统计，六省共有农户1815万余户，①按此计算，负债户约有908万户。

笔者还搜集到20—40年代比较零散而具体的49项统计资料②，其中有l3项负债率在50％以下，9项在百分之五六十之间，27项在60％以上，17项在70％以上。可见，在各地的实地调查中，农家负债率比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要高。

实际上，农民真正的负债率可能比公布的调查统计还高。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员曾说，在调查借贷关系时“农民多不大愿意告诉人家”。③可见，这就很可能使调查者得不到全面数字，从而漏掉部分负债者的统计，使负债率降低。这种情形并非孤立现象，1936年陈翰笙调查广东农村时也说：“由于调查负债情况有一些特殊困难，因此这种调查所得的结果往往低于实际的百分比。”④所谓困难，显然与浙江农村调查员之所指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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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页(F)计算。

②参见李金铮：《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借贷之研究》表1～4，复旦大学博士后报告2001年。

③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1934年版，第133页。

④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页。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负债的农民不全是借高利贷者，但绝大部分为借高利贷者是没有问题的。从农民借贷来源而言，据长江中下游六省的统计，1934年，私人、商店、典当、钱庄等传统高利贷占农民借贷的92．5％，到1947年，在现代农村金融比较集中的地区，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接近60％，①至于其他地区，高利贷的比例肯定高得多。从借贷利率而言，仍以1934、1947年的统计为例，高利贷利率都在90％左右。②总之，当时的调查统计基本上能够代表高利贷的情况。有鉴于此，本文对后述资料不再解释。

除了负债率以外，从负债额也可证明农家对高利贷的依赖。

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对各省农家负债额做过较大规模调查，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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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农情报告》1934年11月第2卷第11期；中华年鉴社：《中华年鉴》1948年版，第1260页计算。

②以超过年利20％或月利1．67％就算高利贷利率，参见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如表2所示，长江中下游六省每一借债农户平均负债122元。如前所述，六省约有908万负债农户，按每户平均负债122元计算，负债总额达11．1亿元。

我还搜集到20—40年代各地具体的调查统计资料①，1940年以前，借债额都是以货币表示的，各地平均每户负债157余元，比表1显示的每户负债额多30余元。1940年以后，借债额都以稻米或稻谷表示，如以稻米计，平均每户负债8．6石。

弄清借款额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更可看出农民对高利贷的依赖程度。

根据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的调查，长江中下游六省共有调查户数938548户，除去收入不明者以外，剩余929194户，总计年收入144117112元，如此算来，平均每户收入额为155．1元。如上所述，六省平均每借债户负债额为122元，占家庭年收入的78.7％。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各地的具体资料也说明，负债额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例也较高。如1927年浙江杭州市笕桥附近，一村平均每户年收入248．9元，负债97元，占年收入的40％；另一村平均每户年收入123．7元，负债134元，已超过年收入。②1929年江苏无锡县11村，平均每户收入135．6元，负债额为167．6元，也超过了家庭收入。③30年代宜兴县第三区宋庄乡、葛渎乡和市桥乡，农民负债额占其家庭财产的75％。④

由上可见，直至民国时期，高利贷在农家的地位仍然极其重要，农民离不开高利贷。不论其性质如何，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再做其他解释。如果不顾客观事实，先入为主，简单否定，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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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金铮：《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借贷之研究》表1—8。

②据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606—607页计算。

③据朱文强：《对<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的再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④徐洪奎：《宜兴县乡村信用之状况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4637—46375页。

二、高利贷的金融调剂作用

任何长期延续和广泛存在的制度和习惯，都必定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联系，并发挥某种功能维护这种社会经济基础。高利贷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借贷制度，也是如此，它之所以一直延续下来，关键是对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起着金融调剂作用。否则，也许它早就消亡了。

高利贷的金融调剂作用表现为生产用途和非生产用途两种，特别是后者。

卜凯对1929—1933年全国22个省农民借贷的用途做过详细统计，见表3：

如表3所示，如将六省平均，农民借贷用于非生产者的负债户、负债额比例分别为用于生产者的2．5倍、3．5倍。如以负债户、负债额总计各为100％，则负债户用于生产者占32．2％，用于非生产者占81．1％；负债额用于生产者占23％，用于非生产者占77％。正应了马札亚尔所说的一句话，中国“乡村中的借贷，多半都不是借来用以改良生产条件及保证良好的再生产过程。”①

为什么高利贷主要用于日常生活上呢?其根本原因显然是由于农家收入太低，人不敷出，生活无着，只好求助借贷。1933年江苏实业志调查组就说：“农民每年之收入甚微，多数仅足供其简陋之生活，而无储蓄之可能。不幸一有意外发生，即不免陷于负债。”②

生产用途和非生产用途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各地的调查为此提供了证据。如江苏，据1934年12县的调查，用于各类借贷用途的负债户比例依次为：应付天灾24．7％，日常家用23．1％，疾病丧事18．1％，偿付旧欠12．7％，婚嫁喜事8．1％，购买或典租田地5．5％，经商亏空2．8％，兵匪讼事1．6％，农事亏空0．9％，购买牲畜、农具及修理费用0．6％，其他0．4％，借作畜本0．3％，购买种子肥料0．2％，纳租税捐0．2％，不明用途者占0．9％。③又如浙江，据1927年金华等8县的调查，借款用于购置土地房屋、种子、肥料和农具者分别占总额的9．8％、2．6％、6．8％、5．8％，用于家用、婚丧、及其他者分别占44．4％、19．7％、3．3％、7．6％。④在江西，据1934年馀江等5县的调查，用于各种借贷用途的负债户比例依次为：日常家用43％，疾病丧事17．5％，婚嫁喜事8．9％，应付天灾8．4％，偿付旧债7．5％，购买田地及典租田地5．5％，购置牲畜农具及修理费用3％，经商亏空1．6％，兵匪祸害1．5％，其他0．9％，不明者0．6％，借作商本0．3％，纳租税捐0．2％，购买肥料种子0．1％，农事亏空0．1％。⑤又据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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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神州国光出版社1932年版，第426页。

②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1933年版，第51页。

③据《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972—45973页整理计算。

④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601页。

⑤据《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272—45273页计算。

年湖北、安徽、江西部分农家借款的调查，用于掘沟筑堤、修造农舍、购买牲畜农具、支付工资等生产用途者在三省分别占9．3％、6％、6．4％，用于伙食、婚嫁、丧葬、纳税、诉讼等非生产用途者分别占90．7％、94％、93．6％。①上述资料表明，高利贷对于生产的金融调剂作用主要表现为购买田地、掘沟筑堤、修造农舍、支付工资以及购买农具、牲畜、种子肥料等；对于非生产用途的金融调剂作用主要表现为应付天灾匪祸、日常家用、疾病丧事、偿付旧欠、婚嫁喜事、兵匪讼事、纳租税捐等。

上述调查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现象，高利贷与农民的婚丧活动非常密切，如用于婚丧的借贷在江苏占26．2％，在浙江占19．7％，在江西占26．4％，都在各项借贷用途中名列前茅。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节俭是受到鼓励的，”但“在婚丧礼仪的场合，节俭思想就烟消云散了，”②以致婚丧铺张的陋习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并经常导致其负债。如二三十年代，江苏武进县乡人“均好场面”，“婚嫁仍沿旧制，聘金妆奁之需索甚苛，每在二三百元之谱。至于死丧之耗费更巨”，“为维持情面起见，无形或有形之中，是农人蒙莫大之损失，遂举债以资弥补。”③无锡县北夏乡，丧事费用超过了每年最低收入，男女婚费则都超过了年平均收入，“为了结婚借债而致一世在利息中翻筋斗，甚至累及几代的，所在皆是，为了死掉尊亲借债而受榨取，或是失掉耕地的，更是普遍。”④江西兴国县，讨一老婆要花费200元左右，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家产，为讨亲而欠债者很多，因操办老人丧事而负债破产的也常有。⑤从日本人的调查来看，20世纪初至30年代，无锡、嘉定、松江、太仓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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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应廉耕：《农佃问题与农村借贷》，《农林新报》第13卷第19期，1936年。

②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5页。

③李范：《武进县之乡村信用状况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6871页。

④王天予：《无锡北夏区的农村经济》，《农行月刊》第2卷第11期，1935年11月。

⑤：《兴国调查》1930年10月，载《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农民的婚丧费用，绝大多数也要靠借债或典地筹集。①

我认为，不能小视高利贷用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它至少使难以为继的农民暂时渡过难关，延续生命。也只有生命得以延续，才能谈得上维持家庭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对于日常生活借贷可能过分夸大了，如银行家章乃器早在30年代就说：农民“只可能有‘饥寒交迫’的消费的借入，而不可能有‘整暇’的生产的借入。”②这显然是义愤大于理智的夸张说法。我认为，对于生产经营借贷视而不见无疑有失偏颇，上述资料已证明，用于生产的借贷至少在10％左右，有的还达到百分之二三十。1934年湖北武昌等8县农家借款的调查更表明，用于农事费用者占66．1％，用于小贩经营者占11．4％。③1930年代初浙江海宁等四县农民典当用途的调查也表明，生产经营用途占典当金额的57．55％。④“春当秋赎”是典当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恰恰与农业生产的春播秋收是相适应的。

兹不妨再举几例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以说明高利贷在农家生产中的作用：

江苏省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的调查显示，佃农资本多非出自本人，而是大半借自地主。⑤湖南安乡县湖田区域也是如此，小农再生产的资本非靠借贷不可。⑥以浙江长兴县合溪镇为例，旧历5—7月，农民预卖稻米的目的都是要购买肥料、戽水灌田。⑦尤其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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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

②章乃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279页。

③据《湖北之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272—45273页计算。

④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第227页(M)。

⑤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研究》，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1926年版，第52页。

⑥伍忠道：《湖南安乡县湖田区域中的农田经营》，《中国农村》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

⑦韩德章：《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

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要经常借助高利贷维持生产。如上海青浦县黄渡镇西南乡，菜农因种植蔬菜的成本比种植水稻高，一般在栽植之前要向地主富农借款。①吴江县开弦弓村，农民在清明时节从事养蚕，也要通过借贷周转资金。②南通县植棉区域，佃农资本属于自己者甚少，而多借自地主、富农。③湖北棉区的情形也是如此，“大半的棉花种植者，都是小独立农民，他们毫无资本，全恃举债，以维持耕作。”④再如烟草种植区，据陈翰笙先生1933、1934年的研究，在安徽凤阳、河南襄城和山东潍县美种烟草区，生产烟草的费用为小麦或高粱费用的3—5倍，农民必须购买豆饼或芝麻饼做肥料，购买煤炭烘烤烟叶，“这些农民出力气并不困难，但是要他们拿出现金去购置东西，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常常无法应付生产费用而被迫借贷，如中等农户所用的豆饼大约不少于30％，贫穷农民不少于50％，是从商店赊购来的。⑤更应指出的是，还有的农家通过借贷，解除燃眉之急，使即将破产的家庭得以恢复和重建。如江苏吴江县江村蒋姓村民，因父亲、叔叔、姐姐的婚丧嫁娶借了不少债，但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算还清了债，把一个家又扳转过来。”⑥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对农民借债用于生产经营的运作状况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无法了解更多的信息。但无论如何，生产经营借贷对于农家经济的发展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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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洛：《黄渡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第1期，1933年11月。

②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94页。

③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07—108页。

④高矜细：《近年来乡村之高利贷资本》，《申报》1934年11月5日；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汪熙、杨小佛编：《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⑤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2、77页。

⑥潘乃谷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39页。

正是因为高利贷对农民生活生产有一定的作用，债户往往对债主是感恩戴德的。张一凡就说：“平民在高利贷之下借到了钱，他们不但不对债主仇恨，而且甚至会叩头求拜地感激涕零!凡深入过民间的人，都知道这是事实。”①安徽六安县安乐乡的农民就认为，放债者“有良心”，高利贷是“救命钱”。②湖北孝感的孙兆祥说，典当“对于解决农民、小手工业者、店员、小商小贩等人资金上的困难，曾起过融通作用。”③浙江平阳的王崇明也说：“在旧社会，穷苦人家在生活、经济上发生困难时是告贷无门的，只有将物品拿去典当，这才是解决困难的惟一出路。当店虽属于高利贷剥削，但在解决资金周转上的困难，也是起着调剂的有利作用。”④

也许正是基于此，费孝通说：“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或即使是高利贷者为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当农村需要外界的钱来供给他们生产资金时，除非有一个较好的信贷系统可供农民借贷，否则不在地主和高利贷是自然会产生的。如果没有他们，情况可能更坏。”他还说：“可供借贷的款项极为有限，而需求又很迫切。入狱或者失去全部蚕丝后果更加势不可挡。向高利贷者借款至少到一定的时候，还可能有一线偿还的希望。”⑤这一看法可谓惊世骇俗，发人深省。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典当业这种高利贷机构还得到许多学者和实业家的认可，如经济学家马寅初说：平民为日常生活而典质，但也间接有益于生产，因此“典当业就大体上观察，其为便民组织，似无可质疑。”⑥金陵大学农学院在调查豫鄂皖赣四省典当业之后也认为，典当业符合普通百姓暂时之需要，是解救人民春荒与急需的重要途径，典当业自诩为“裕国便民”、“济人之急”并非全无道理。⑦著名银行家陈光甫也强调，典当业“虽然墨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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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一凡：《我国典当业之研究》，《中国经济》第2卷第8期，1934年8月。

②安徽省财政厅等：《安徽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9页。

③孙兆祥：《沦陷前后的孝感典当业》，《孝感文史资料》第5辑，1988年，第97页。

④王崇明：《鳌江的当店》，《平阳文史资料》第6辑，1988年，第58页。

⑤费孝通：《江村经济》，第201、196页。

⑥宓公于：《典当论》马寅初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页。

⑦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豫鄂皖赣四省之典当业》，1936年版，第1—2页。

成规，博取高利，究是农民习用的简便金融机关。”①

只可惜上述看法并未引起当时人以及后来人的注意。倒是一个美国著名学者家马若孟，在对华北农民经济进行研究以后说：“学者们写到中国农村的商人和高利贷者时都不抱同情。他们被描述为寄生虫，与他们为农村经济所做的贡献相比，他们更多的是要为其落后负责。事实上，对于他们的作用和行为所做的描述加入了太多情绪化的东西。”②我认为，马氏的看法颇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我并不否认高利贷对农民确实造成了许多恶劣影响，如许多债户被高利贷者掠去土地；许多债户被迫低价出卖农产品，甚至出卖房宅家什，卖儿鬻女；债户与高利贷者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不少债户越借越穷，甚至破产。③上述事实已经说得太多了，毋庸赘述。我只是想强调，不能因此而否定高利贷的作用。

三、高利贷危机及其后果

我们都知道，农村金融枯竭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我认为，所谓金融枯竭，实际上是指传统借贷形态尤其是高利贷的衰落和危机，而这一危机给农村金融带来极大困难。

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印：《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949年版，第122页。

②(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山东农业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

③参见李金铮：《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借贷之研究》，第107—109页。农民在对高利贷感激的同时，又怀有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如苏南等地流行民谣“农民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湖北宣恩县流传“背债是个无底洞，驴打滚，利滚利，不知哪辈人还得清。”在安徽肥西县上河派村，老百姓“称高利贷为黑心钱，绝子绝孙钱。”(参见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文献》，1952年版，第395页；龚人汉：《解放前的民间借贷及高利贷剥削》，《宣恩文史资料》第4辑，1989年，第146页；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会：《安徽省农村调查》，第50页。)

乡村资金外流，是乡村金融枯竭的首要原因。一是高利贷者的主体——地主、富农、商人携带大量资金流入城市。他们一方面是为了享受城市现代生活或投资工商业，而躲避乡村匪患、惧怕革命运动更是入城的重要动机，正如经济学者王文均所言：“乡村富裕之家，亦以治安不佳，携资挈眷，避居都市，结果为资金之加速度的集中都市而农村金融更形枯竭。”①如江西，“向日农村金融赖富有者之资金以周转者，今则富有者纷纷逃亡，资金亦因而集中都市。”②另外，城乡贸易关系不平衡也是乡村资金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通商大埠收缩内地各城市的信用，各城市收缩各村镇的信用，所以内地现金，只有流出，通商大埠，只有流进。集中一处，呈露了一种分配极不平均的现象。”③由于上述原因，乡村资金集中都市的速度日益加快。如金融中心上海，中外银行存银数额1920年1月为37569万元，1930年1月增至229258万元，到1934年3月更增至589467万元。④仅江西九江关1931—1935年就溢出现金1亿元，“其中当以农村资金之流出为最多”。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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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文均：《中国农村金融之现状》(续)，天津《益世报》1934年6月20日。茅盾在1933年发表的小说《子夜》中对此也有描写，见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3、208、224页。

②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411页。

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0—411页。

④李紫翔：《资金集中都市与资金回到农村》，天津《益世报》1934年6月23日。

⑤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226页。

由于天灾匪祸频繁，地主、富农、商人、典当业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从而成为乡村金融枯竭的又一重要原因。如江苏无锡县礼社镇，薛姓地主在清代嘉庆年间有土地4万亩，经营典当13．5家。民国初年，尚有2000亩以上的地主2人，放款数万。1927年后急剧衰落，最大的地主拥有土地已降至900亩，总土地减至全盛时期的1／3。①又据30年代的调查，安徽广德县的小地主，因苛捐杂税频繁，谷价低落，也流入贫困之群。②湖南辰溪县，与民国十三年以前相比，“其中可注意者，二十乡村地主之日趋贫困。”③湖北黄梅县，“以近年匪水两灾，富家多变中产，故地方金融异常枯竭，民商周转，多感困难。”④商人、商店的萎缩也十分明显，据1930—1935年六年的统计，长江中下游六省商店营业状况仅占平常年的百分率相继为70．3％、65％、64．1％、60．8％、51％、44．7％。⑤湖北黄陂县县城原有商店616家，1934年因债务破产67家，拍卖4家。⑥浙江平湖县，1931—1934年，粮行、布店、杂货店已由95家降至71家。⑦典当业的衰落更速。如江苏，清代中叶约有典当一千二三百家，到20世纪30年代初仅剩下361家，1934年营业亏损达300万元。在抗战时期以及国共决战时期，典当业更是闭歇殆尽。⑧

由于上述原因，传统高利贷市场疲软，放债数额大大减少。如江苏无锡县礼社镇，薛姓地主1927年以后“高利贷放款均秘密进行，为数大减”，放款之数甚至不及负债之额。⑨江苏典当业的营业额，由1932年的4000万元降至1934年的3200万元。⑩湖北黄陂县商店，已不敢轻易对外赊账。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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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霖：《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新创造》第1卷第1—2期合刊，1932年7月。 ②苏筠：《日趋严重之中国粮食问题》，《申报月刊》第3卷第4号，1934年4月。

③张绵周：《辰溪调查拾零》，《农业周报》第4卷第4期，1935年1月。

④《湖北县政概况》，1934年版，第361页。

⑤据《农情报告》1938年7月第5卷第7期计算。

⑥南秉方：《湖北黄陂农村金融调查记》，《农林新报》第13卷25期，1936年。

⑦段荫寿：《平湖农村经济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22798页。

⑧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6080页；宓公干：《典当论》，第296页。

⑨余霖：《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新创造》第1卷第1—2期合刊，1932年7月。 ⑩陆国香：《江苏典业之衰落及问题》，《农行月刊》第3卷第6期，1936年6月。

⑾南秉方：《湖北黄陂农村金融调查记》，《农林新报》第13卷25期，1936年。

浙江各地米行1936年的统计表明，放款较前减少8／10。①有些地主、富户即便有钱，鉴于社会动荡不安，出贷风险大大增加，也不敢再向农民出借了。如江苏无锡县，“近年来农民信用较昔大逊，富裕之家每惧母金之危险，往往不肯轻易贷于农村。”②江西兴国县，因“民国十六年后‘世界起变化’，把钱出借的就很少了。”③在寻乌县，由于“军阀捐派频繁，看见多钱出借之家，就这也要捐，那也要派，”也使得大地主不愿出借。④浙江米行业，“因农民日就贫困，信用日趋低落，米行即有资本，亦不敢轻易贷放，因此借款之事大为减少。”⑤

高利贷者放债数额减少，最终导致农民借贷非常困难，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借贷无门的现象。姚残石的小说《借稻还稻》对佃农朱老大的借债困难有过详细的描述：朱老大鼓起最大的勇气，才哆哆嗦嗦地“像求菩萨一样”，向东家杨老爹提出借钱，当得到杨老爹的同意后，他就像坐过十年监狱遇到大赦一样，恨不得趴在地上磕几个头。⑥各地的具体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如30年代江西，“本省农业金融枯竭，农民借贷无门。”⑦湖北五峰县，“地方金融，异常枯竭，人民周转，诸感不便。”孝感县，“地方金融异常枯竭，民商周转，多感困难。”⑧江苏丹阳县，私人借贷范围多不出一村或一族之内，何况能够发生此种关系之村族，也不过少数较富有者。⑨嘉定县，在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后，“农家耕种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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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培刚等：《浙江省粮食之运销》，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30页。

②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393页。

③《农村调查文集》，第201页。

④《农村调查文集》，第146—147页。

⑤张培刚：《浙江省粮食之运销》，第130页。

⑥姚残石：《借米还稻》续二、三，《农行月刊》第3卷第2,3期，1936年2．3月。

⑦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226页。

⑧《湖北县政概况》，第1443、650页。

⑨褚化龙：《丹阳县第三区农业生产成本及农村金融概况》，《农行月刊》第3卷第10期，1936年10月。

肥田资金，均有无法筹措之苦。”①

在有的地区，最贫困的贫雇农，负债率反而较低，更说明借贷无门的严重性。如1934年江苏12县，雇农负债者仅占其本阶层的12．8％，自耕农、半自耕农为49．0％、62．9％。②1949年，浙江建德县、安徽宣城县，雇农负债者占其本身的比例也都低于中农。③贫农负债者较少的情况也不少见，如1949年，江苏省常熟县李墅乡小庙村，贫农负债者占其本身的38．7％，而中农负债者占其本身的51．0％。④同年吴县青云乡、吴江县浦西乡、松江县新农乡地，也都有类似情况。⑤

可见，高利贷危机对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并非福分。

如果说上述事实表明高利贷处于危机之中，而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运动使得高利贷受到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冲击。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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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维新学院编辑发行：《江浙皖实态调查汇集》，1939年版，第24页。

②据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960页整理计算。

③华东军政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74页；《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45—146页。

④据华东军政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17页计算。

⑤《苏南文献》，第531页。

⑥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建立根据地革命后，采取了取缔高利贷的暴力行动；抗日战争时期，改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又改为彻底消灭高利贷的政策。(参见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第199—226页。)

值得注意的是，对高利贷实行暴力革命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悖论。也就是说，通过暴力革命限制和取缔高利贷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农民通过减租减息和废除高利贷，确实得到了许多好处，一时缓解乃至卸掉了高利贷的沉重负担。问题是与此同时，民间借贷普遍发生了严重停滞的现象，农民转而陷入借贷无门的僵局，借贷资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农民仍然感到痛苦。早在土地革命时期，邓演达、就曾指出这一现象：“革命发展的结果，乡村富有阶级极端闭借，许多地方几乎断绝借贷关系，致使贫农社会惶惶不可终日。”①譬如湖北黄安县，农民“虽可暂时受不还债之利，却大受无处通融之苦。”②抗日战争时期也发生类似情况，如淮南根据地，1941年1月邓子恢指出：“农村金融停滞，大户人家不敢借，贫苦人家告贷无门，妨碍生产甚大。”③据1943年六安县安乐乡的调查，自从分半减息政策后，放高利贷的地主、商人装成穷人，不敢放债了，致使贫农一般借不到债，乃至埋怨抗日政权。④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如此，如苏南地区，“一般说，借贷关系是停顿的，不是利息高低问题，而是借不到钱的问题”，“有钱的人不愿借，对农民不利。”⑤

可见，暴力革命仅虽暂时减轻或解决农民的高利贷负担，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借贷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村实际相互冲突的一道难题。

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想根绝高利贷，恐怕还是要用经济的办法才能解决，即建立和健全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为农民提供低利资金。问题是在现代农村金融尚处于落后的条件下，对高利贷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认为，应当允许传统高利贷的存在，因为没有高利贷，农村社会经济就很难运转。如果取消高利贷，其结果只能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痛苦。传统与现代之间并不全是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时至今日，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与民国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距离农民借贷的要求仍相距甚远，以致高利贷仍然随处可见。这就更说明，只要现代金融制度不健全，传统高利贷就仍有其适应社会经济需要的价值，它决不是下一个命令就能取缔得了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高利贷置于法规监督和管理之下，与现代金融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我们相信，现代金融制度发达之时，才是高利贷消亡之日，这还需要走漫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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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演达、、陈克文：《对农民宣言》1927年3月19日，转引自姜宏业：《大革命时期农民政权的金融事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②张思曾：《一个匪区农况变迁之描述》，天津《益世报》1935年1月24日。

③邓子恢：《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1月14日)，本书编写组：《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第4篇：农村金融行业调研报告范文

【题目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调查研究

1、十报告精神落实情况的调查研究

2、关于贯彻落实2016年中央1号文件的调查

3、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调查研究

4、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问题调查研究

5、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调查研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调查报告

1、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研究

2、当代大学生道德情操研究

3、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和心理素质的调查分析

4、当代大学生与父母沟通状况的调查

5、贫困大学生问题调查

6、当代大学生消费现状调查

7、大学生就业压力与社会适应问题调查研究

经济建设研究

1、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查研究

2、十二五时期经济运行新特征的调查研究报告

3、加快实体经济发展的调查研究

4、民间金融问题调查研究

5、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6、中国品牌战略研究

7、房地产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

8、新能源产业发展调查研究

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研究

1、生态问题调查研究

2、稳定物价保障民生的政策措施调查研究

3、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调查报告

4、网络发展动因及演化机制调查研究

5、网络虚拟社会的现状调查研究

6、新兴媒体舆论引导问题研究

7、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调查研究

8、地方民生工程现状的调查研究

文化建设研究

1、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调查研究

2、文化民生工程实施路径调查研究

3、旅游业发展质量和竞争力的调查研究

4、动漫产业升级的调查研究

5、红色旅游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调查研究报告

6、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调查研究

7、民俗文化调查研究

8、文化品牌与文化精品调查研究

9、关于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调查

10、关于农村小学资源整合问题

11、关于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调查

12、关于调整农业经济结构问题调查

13、农民工创业问题的调查

【题目二】

1、科学发展观与我的故乡建设。

2、对你居住地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和熟悉情况的调查。

3、当地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举措。

4、对你居住地农村或企业实践科学发展观存在的题目的调查。

5、对你居住地企业职工收进情况进行调查。

6、对你居住地企业以人为本理念贯彻情况的调查。

7、当地如何发展本身上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区域经济的调和发展。

8、当地如何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存在的题目有哪些?

9、调查分析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题目。

10、当地农民收进与农业生产结构调剂的相干性分析。

11、农村社会保障现状调研。

12、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调研。

13、新情势下当地低收进群众生活保障题目的调研。

14、当地政府在正确处理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关系中采取了哪些基本措施?

15、家电下乡情况调研。

16、当地在构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哪些重大举措?

17、调查分析某个村镇(社区)构建***村镇(社区)的经验与存在的题目。

18、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有哪些特点变化。

19、当地农村留守儿童题目调研。

20、调查所在地区社会治安状态存在的突出题目及其成因?

21、当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新特点新变化的调查。(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能力、鉴赏水平、趋势等)

22、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当地人民生活水平进步和消费构成变化的进程和现状。

23、当地如何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解决三农题目。

24、当地如何发展第三产业，进步其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

25、对你居住地企业节能减排情况的调查。

26、调查当地耕地保护情况(基本农田的保护情况)。

27、对当地农村的医疗合作制度调查。(参与方式、建立情况、运行情况)

28、对所在地环境保护情况的调查。

29、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调查。(金融服务机构服务类型、服务职能等)

30、农村产业化经营状态调查。(当地的主导产业、农产品基地、管理制度、龙头企业、利益机制等)

31、你所在的村镇龙头企业发展情况及带动效果调查。

32、记载本地致富带头人的发展历程。

33、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调查。(农村道路、通讯、水电气、水利及基本农田改造、环境设施等现状与建设投资总量及结构，当地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等)

34、农业科技服务机构及队伍情况调查。(机构的数目、经费来源、科技人才数目、结构、工资水同等)

35、当地农民被征地的补偿标准调查。

36、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题目调查。

37、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充裕劳动力或下岗失业职员就业状态调查。(从事的产业、行业、职业和岗位、收进等情况)

38、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状态解决思路调查。

39、80后员工的职业特点及有效管理

40、80后农民工职业需求与工作满意度的调查

41、当地就业服务机构发展状态调查。(中介机构、社会劳动就业保障局等)

42、当地对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的措施及实施情况调查。

43、你所在乡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情况调查。(校舍、师资、经费保障、学杂费等)

44、当地适龄儿童进学率、失学率、停学率情况调查。

第5篇：农村金融行业调研报告范文

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

报告称，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把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和促平衡有机结合起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努力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一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国债资金规模。安排中央财政赤字1800亿元，减少200亿元（比上年预算赤字减少650亿元），预计占GDP比重下降到0.6%。中央建设投资安排1521亿元，增加177亿元。二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三是发挥财税政策稳定物价的作用。继续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切实加强资金保障，采取相关政策措施，大力支持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

巩固、完善和强化各项强农惠农财税政策。

报告称，坚持把支持“三农”作为预算安排和财政工作的重点，突出加强农业基础，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各项支出合计5625亿元，增加1307亿元，增长30.3%。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发展，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多渠道增加“三农”投入。

大力支持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建设。

报告称，一是保障优先发展教育。中央财政安排用于教育支出1561.76亿元，增长45.1%。二是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央财政安排用于医疗卫生支出831.58亿元，增长25.2%。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央财政安排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761.61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24.2%。四是帮助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资金来源渠道积极筹措资金，落实对廉租住房建设等方面的税费优惠政策，加快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中央财政安排资金68亿元，增加17亿元。五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六是促进公共安全建设。

加大对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

报告称，一是促进科技创新。增加对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的投入，安排147.6亿元，增长24%。二是支持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中央财政安排节能减排资金270亿元，增加35亿元，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中西部地区污水管网、污染减排监管体系等建设。

第6篇：农村金融行业调研报告范文

人民币可兑换路径初探(二)

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判断、趋势及对策(二)

工资可能逐步攀升,但不会过度上涨

中、美住房产权成本以及配套政策情况与比较

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现状、监管模式及完善思路

农村信用社省级联合社功能定位:思路与对策

当前浙江中小企业融资情况的调查与判断

温州市中小企业融资及民间融资现状的调查

台州市中小企业经营与民间融资现状的调查

对口岸经济金融与中亚五国合作情况的调查——以新疆阿拉山口口岸为例

省及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均衡效果分析——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金融消费者在“银行卡”使用中面临的风险及对策——以新疆塔城地区银行卡业务发展为例

以自由贸易区为模式的中朝经济合作研究

财富基金的五重“比较优势”

中国金融业海外投资:机遇、挑战与战略转型

转折当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

临近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本轮房地产调控与相关的中长期考虑

中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

房地产调控风暴来袭:中国住房价格将大跌

中国房地产展望

单一信用保险

日元国际化过程中值得关注的若干问题——兼论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与模式

全球开征银行税的主要方案、分歧及其影响

青岛市2010年上半年经济金融形势分析报告

欠发达地区银行业金融创新及其潜在风险分析——以新疆为例

新疆牧民定居社区金融服务缺失研究

碳金融:原理、功能与风险

后凯恩斯学派的新消费理论评述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研究——以金融创新推进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新思路

中国金融开放的微观与宏观问题

经济运行热度上升调控政策有待升级

灾后农房重建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金融对四川省灾后重建中的支持及启示

震灾后经济主体信用缺失现象调查——以四川德阳为例

巨灾损失评估与灾后重建资金保证的国际比较

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我国巨灾保险框架

中英经济财金战略对话合作研究项目访英考察报告

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现状及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启示

P2P在线借贷的中外比较分析——兼论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棉花补贴政策实施情况及对中国的启示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和实践——兼议对农村金融的影响

覆盖率: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基于“20000户农户借贷情况问卷调查”的分析

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研究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献综述

经济转型的动力—“刘易斯拐点”出现

中国的储蓄率及其长期走势

2009年三季度资深信贷员调查

实行贷款限额控制的必然性及其优化措施

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三次理论讨论

“十一五”时期金融业发展成就及对未来展望

持续的美国金融体系改革将向大型金融机构施压

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措施退出战略分析

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探讨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国际制度框架和碳交易市场

气候变化全球政策制定的国际博弈进程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新疆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及政策建议

当前商业银行煤化工信贷业务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深入探讨货币理论为中国货币调节提供理论支持

“十二五”期间的金融规划:问题与展望

我国分税制改革思路及政策安排:回顾与前瞻

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

中国经济会陷入低增长吗?

低碳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战略应对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

碳排放权交易中的排放权分配和价格管理

新兴的CNH市场

朝鲜货币改革失败的原因及未来政策取向

对新疆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关于青岛市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的调查

新疆边境口岸地区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的设想——以中哈双边本币跨境结算为例

江苏省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实践创新与发展建议

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宁夏为例

关于吉林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情况的研究报告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及其危机应对能力”研究(三)——央行应对危机措施对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第7篇：农村金融行业调研报告范文

一、指导思想

按照城乡统筹、综合规划、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原则，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支持农村地区银行机构的发展，扩大农村支付系统覆盖面，鼓励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推进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推广农村新型支付工具为工作重点，建设高效、安全、快捷、优质的农村支付服务体系，优化城乡支付服务环境。

二、工作目标

进一步完善农村支付基础设施，总体目标：建立有利于实施各项惠农政策的银行账户服务体系。丰富支付工具种类，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为农村居民提供便捷的支付服务，促进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组织多元化发展。

新增银行网点9个，近期目标：2012年。其中园区新增银行网点3个；新增ATM机22台、POS机105台，新增特约商户70户，累计发放银行卡11.6万张（详见下表）

自治县改善农村地区支付环境目标任务表

略

三、工作步骤

（一）宣传阶段（2011年1至6月）加强银行卡知识和支付系统业务知识宣传。

（二）实施阶段（2011年3至12月）以全面扩大农村地区银行机构加入大小额支付系统。合理扩大金融自助设备，延伸支付工具服务群体，切实让农村客户体会到先进支付工具带来的方便、快捷、实惠。

（三）巩固提高阶段（2012年）总结工作经验。进一步深入推进改善农村支付环境工作。密切关注工作推进中存在问题，适时调整工作策略，寻找新的突破口，巩固提高农村支付环境。

四、工作重点

（一）促进农村银行结算账户的开立与使用。县人行要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村地区银行机构加入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和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尽快实现对农村地区银行机构结算账户的非现场监管。农村地区银行机构要为农村经济组织、种植（养殖）专业户、个体私营企业、农家乐经营户等开立银行结算账户创造便利条件，适当简化开户手续。利用银行账户直接发放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政府补贴及农村教师工资等，不断丰富银行结算账户功能。

（二）努力改善农村支付服务受理环境。银行金融机构要搞好农村支付服务示范点建设。加大POS机具投放力度。鼓励各发卡机构采用银行卡免交单清算方式进行POS交易清算，解决偏远地区POS刷卡交易资金清算问题。农行、农商行、邮储行要发挥在农村支付服务中的主力军作用，不断提高农村营业网点的服务水平，完善配套设施，畅通汇兑渠道，不断提高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质量和覆盖范围。

（三）积极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推广普及。县农行要以“金穗惠农卡”业务全面推进创新为重点。加强对惠农卡推广使用以及农户小额贷款进行跟踪指导、督查，力争到2012年底，发卡总量和授信额度分别达到10万张和1亿元，确保发放农户小额贷款风险可控、持续发展。鼓励支持农商行江渝乡情卡和邮储银行绿卡进行业务创新，拓展支付结算功能，增加农户小额贷款循环授信、还款功能。鼓励农村地区银行机构面向农村养殖户、种粮大户、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私营企业等推行支农惠农信用卡，切实满足农民小额资金需求，有效解决短期资金周转难问题。

（四）畅通农村支付清算渠道。县人行要主动帮助农商行和邮储行采取直联、间联及等灵活多样的接入方式。逐步推进支付清算相关系统向乡镇延伸，扩大支付清算系统的辐射范围，畅通农村支付清算渠道，构建城乡一体化支付清算网络，提高农村资金清算效率。加强对农村地区银行机构内部清算网络建设的跟踪指导，促进农村地区银行机构提高行内支付业务处理效率。协调支持各金融机构银行卡柜台互联互通，让农村居民持有的江渝乡情卡、惠农卡、绿卡享受对等的金融服务。

（五）扎实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农村地区银行机构要认真落实账户实名制。严把特约商户准入关，建立健全特约商户检查监督制度，提高农民使用各类非现金支付工具时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非现金支付工具的防伪能力，加强ATMPOS机具等设备的风险管理。各银行机构要高度重视预防和打击支付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对出现的违法活动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县人行报告，并及时向农村地区银行机构通报情况，或向社会公开风险提示，主动协调、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支付领域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六）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各乡镇经济发展情况。切实缓解部分网点排队难现象；搞好基层网点人员队伍建设，适当增加基层业务人员，提高基层网点金融服务效率和质量。

（七）构建改善农村支付环境长效机制。涉农银行机构要在做好日常业务宣传的同时。组织开展现代化支付系统、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ATM和POS自助设备操作等形式多样的支付结算知识宣传。县人行和各金融机构应密切关注农村的支付需求，针对农村支付结算需求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调研，不断完善农村支付环境改善工作措施。县人行应对辖区内的银行机构组织开展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业务技能培训。通过不定期举办知识竞赛、开展业务技能考试与岗位练兵等形式，真正提高农村地区银行机构临柜人员的宣传和服务水平。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由县人民政府分管副县长任组长，1.成立领导小组。成立县农村支付服务环境领导小组。县人行、金融办、财政局、公安局、各银行金融机构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人行，由县人行行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2.明确职能职责

落实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县人行：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统一协调各成员单位的相关工作，规划、部署我县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工作。定期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开展情况。

县金融办：负责会同县财政局、人行对各商业银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考核。

推动银行卡的使用；落实支持金融机构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的奖励资金。县财政局：推动政府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公务支出中推广使用银行卡；结合“家电下乡”汽摩下乡”等政策。

建立银行卡案件报备、预警和通报制度；加大银行卡欺诈和恶意透支等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加强ATM机具的安全巡逻和防护工作。县公安局：协助建立银行卡犯罪信息的相互交流机制。

开展非现金支付工具宣传活动，各银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实施项目。大力普及银行卡等非现金支付工具基本知识。加强内控管理，提高风险防范和反欺诈能力，营造安全的用卡环境，增加银行卡机具的投入和布放，扩大银行卡发行，普及银行卡应用，提高跨行交易成功率，不断增强银行卡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建立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工作机制

每季度召开一次农村支付环境改善工作季度例会，1.建立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工作季度例会制度。由领导小组牵头建立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改善工作季度例会制度。听取工作进展汇报，现场协调相关问题，研究布置工作任务，总结工作经验和存在问题；对全县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重要问题进行研究；通报各成员单位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工作进展情况。

并于每季后5日内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工作进展情况及相关报表。2.建立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情况报告制度。强化各相关部门、各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

专门负责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改善工作，3.建立联络员制度。各银行金融机构要确定负责人和业务联络人各一名。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工作人员表》

（三）政策支持

1.按照营业管理部《年市银行卡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确定的农资行业以及农村地区批发、零售行业特约商户银行卡刷卡手续费率执行。

允许个体工商户仅以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公民身份证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2.对个体工商户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简化开立流程。

新增ATM机1台奖励5000元，3.对商业银行给予一定奖励。银行机构新增1个营业网点奖励5万元。新增POS机1台奖励500元（含农商通和商易通）

第8篇：农村金融行业调研报告范文

改革情结源于高考

陈池回忆说，他1974年高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在湛江市廉江县营仔公社当知青，做了2年农民。1976年，他被招进廉江县红星瓷厂，当上了彩绘车间的彩绘工，后调到厂办公室任共青团负责人。1977年，瓷厂建了一所“工人大学”，陈池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不久，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陈池第一时间决定报名，当时厂里许多人都说肯定考不上。没有复习资料，找不到语文高中课本，陈池只能啃起了《新华字典》和《成语词典》，历史地理资料更稀缺，只有一本《世界之最》，他说：“内容很少，大概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最长的河是什么。”

上了考场陈池才发现《成语词典》根本派不到用场，当工人的经历却让他文思泉涌，他说：“作文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写粉碎‘’后厂里工人精神面貌的转变。感觉有说不完的话，写了估计有3000多字，直到打铃才交卷。”

吃尽无书可读苦头的陈池，第一志愿报的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系，“那时我以为学图书馆系就能看所有书籍了。”虽然因某种原因没能考上武大，但陈池被华南师范学院政治系录取，总算成为赶上恢复高考头班车的幸运儿。

他说：“我的改革情结来自于高考，我是教育改革的受益者，这是改革造英雄。这是中国最伟大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改革，它为今后其他改革提供了重要原则，那就是公平竞争。由于改革招生制度，公平竞争，个人才能改变命运。”因此高考经历促使他投身于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当中，推动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

80年代末研究股市理论与企业改革

1982年华师本科毕业后，陈池被分配到湛江师范学院教经济学，并经常进行社会调查，研究企业改革、农村改革问题。他的一些观点在当时非常“前卫”，他主张企业应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通过竞争和淘汰来推动社会发展。他与别人合作写了一本研究湛江农村如何走向产业化、商品化的著作，得到当时省委领导的赞赏。

20世纪80年代末，陈池调到省府机关，先在广东省体改委，任科长、处长，后来被调至省府办公厅任调研室主任，为省领导当“智囊”。在体改部门工作期间，他参与制定广东体制改革和政策的规划，重点推动金融改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农村改革。那时股份与股票完全是新鲜事物，因此他经常到机关、大学、企业讲解改革形势、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运作等热点概念，他说：“我可能是广东最早了解股票和股市理论的人之一。”但那时他一只股票都没买。

在此期间，陈池借助体改部门这个平台，进行改革的实践和试验。他的改革思维与改革大潮是吻合的，他习惯用改革思维思考问题，寻找改革路径；他较早提出改革的取向是市场化，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比较超前的；他关于提高广东市场化的研究报告，得到高层领导的肯定，其文其事在羊城晚报头版刊登，许多报刊和网站转载；他发表《重构市场经济的微观组织》、《新阶段应选择改革新理论新对策》等近百篇文章，以及《广东经济发展的新选择》等数本著作，系统地研究中国改革的规律和对策，构建改革――转轨――市场化的理论体系，因此获得全国和广东省的相关征文奖的多项奖项，成为一个思考型与实践型的改革家。

2004年，陈池受省府委派，参与筹备广东省农村信用联社，任该社党委副书记，并分管共青团工作。

赶上了三班改革“头班车”

陈池说，他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赶上了推动股份制改革的头班车，也赶上了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的头班车。

广东省农信社的存贷款余额占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的六分之一，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同时也是广东省内营业网点最多、服务面最广的金融机构，拥有6634个服务网点，从业人员达5.7万余人。在经济发达、民众富裕的佛山市顺德区，农信社占领了当地金融市场的半壁江山，吸收的存款余额占全区的40％以上，约580多亿元，而广州农信社吸收的存款余额也有900多亿元。陈池说，省农信联社成立时间虽不长，但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并取得重要成果：2006年，省农信联社各项存款余额近5000亿元，存款总量在省内金融机构中位列第三；各项贷款余额近3000亿元，贷款总量在省内金融机构中位列第二；2005年实现帐面利润7.36亿元，历史性实现帐面扭亏为盈；2006年，实现拨备前利润50.29亿元，比上年增长73.41％；实现帐面利润17.49亿元，比上年增长137.60％。

但当前农村金融仍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村金融服务不足，产品量少质低。陈池分析说，农村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竞争性不够充分，市场化程度不足；资金外流，有些商业银行撤并农村机构，造成服务缺失；金融生态环境不完善，信用环境比较差，农民金融知识较缺乏。

呼吁关注草根金融

造成农村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专家有三种观点：一是体制问题，比如城乡分割；二是产业问题，比如工业化程度不高；三是文化问题和科技问题。但陈池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生产要素的流失――人才流失、资金流失、土地流失，这是伤筋动骨的流失。

陈池将这些生产要素形象地比喻为“水”，而生产要素的流失等于“失水”。农村青年流失了（城里打工），大学生不愿回乡（留恋城市），银行撤离了，资金流失了，土地流失了（低价征用），农村如何发展？这些生产要素、资金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农村发展的核心，所以农村金融改革的主题是使资金流向农村，使金融之“水”灌溉希望的田野。通过金融改革，为农民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下了“甘露”后欠发达的农村才能成为“绿洲”，才能变得生机勃勃。

第9篇：农村金融行业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城乡差距 城乡金融改革非均衡性 金融结构 开放程度 金融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近十年GDP增速高达10.7%。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2012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达到0.474，超过了国际警戒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国内理论界展开了诸多研究。以往的学者更多地从市场化制度的改革、政府调控等方面展开研究，而对于收入差距拉大背后的金融成因的研究亦有不少学者予以关注。主要从金融资源配置视角看居民收入差距；从财政金融方面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从金融发展的视角研究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本文将从金融角度探求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从经济资源分配、金融产品等方面分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针对相应的问题找出解决的方法，以求缩小收入差距，让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1.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1978年城乡收入比为2.57：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1，1994年达到顶峰为2.86：1。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为2.47：1，1979年后收入差距又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至 2003年扩大到3.24：1，呈持续扩大态势。目前城乡收入比例为3.21：1，而且，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2.城乡居民收入增速

据2011中国统计年鉴显示，自2003年到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居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均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城市增长的比例明显大于农村地区，这也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从2003年至2009年城镇居民的纯收入的年实际增长速度都高于农村。而且由于基数的差距已经过大，尽管从2010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高于城市居民，但还是不足以弥补实际数额的差距，这就造成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实际差额还是在不断拉大。

二、城乡收入差距的金融成因

1.城乡金融资源的总量失衡

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差异是导致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1980-2009年，城乡贷款总量差距由0.29万亿扩大到33.83万亿元，城乡居民储蓄总量差距由0.02万亿元扩大到16.22万亿元，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由0.07亿万元扩大到16.32万亿元。我国长期以来金融资源配置明显偏重于城市，导致农村金融发展落后，农村大量资金流入城市，农村经济发展严重“缺血”。农村资金给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红利，城市经济迅速发展，而农户、农村企业及各类经济组织发展却举步维艰，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城乡金融资源的结构失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源于农村，但金融体制改革却是城市先行。姚耀军（2005）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认为金融结构的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通过对金融结构的分析我们发现了以下问题：

（1）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偏少。农村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狭隘，经营管理落后，金融风险也十分突出。全国金融机构网点约有20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网点数越1.5个，其中，农村金融机构仅有3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量为0.4个。从数据中可知，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与城市相比明显不足。

（2）金融工具单一。目前农村金融工具单一，由于农村金融信用体制的不完善，信用卡等短期信用工具无法惠及农村，且股票市场门槛较高，农村居民较难进入。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却在用自己的资金进行投资理财，股票证券市场十分的活跃，信用卡服务也十分的普及。另外银行部门的众多理财产品大多数农户都被排斥在外，难以通过借贷来平滑消费，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

（3）融资缺乏效率。据《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当年农村信用社的利润总额为1593亿，比2011年增长了9亿，但在建设银行2012年的年度报告中，建设银行当年的利润总额超过了2500亿，有了将近一千亿的差距。尽管国家考虑到了城乡差异，在农村建立了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三大金融机构，以满足信贷资金供不应求的状态。但三者的职能分工和发展状况对农村的融资作用却是有限的。农业发展银行仅针对粮食与棉花封闭式运行的专项贷款，业务单一、资金来源不稳定，导致政策性金融作用有限；农业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后，从农村大量撤出，在农村金融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农村信用社改革还未完成，运作不规范、产权不清晰，几乎没有建成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制度，改革已趋向于商业。以上种种均导致金融制度供给与农村经济结构不相吻合，使得农村资金外流问题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融资效率低下。

3.城乡金融开放程度不同

陈黎敏（2011）就区域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指出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强于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是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渠道。据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外资银行82.5%的机构网点和93.5%的资产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对外资银行的吸引力增强，西部地区稳步增长。另外，全国48.8%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集中于东部，中部和西部次之。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但是另一方面却可能造成地区上的资源分布不均，从而导致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另外对于中东部地区，城市在对外开放和外资引进方面占有较为巨大的优势，城乡的经济发展的差距会不断拉大，收入差距也会随之拉大。可见，金融开放程度的不同也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4.城乡金融环境差别大

邢志平、朱惠莉（2011）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中国1992--2008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指出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完善有助于金融业更好地促进中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较晚，与城市金融相比略显滞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导致农村现有的金融环境不利于金融在农村的良好发展。农村金融信用机制不完善，存在大量拖欠，逃费与悬空金融机构债务的情况。农村的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法律意识落后，增加了司法活动中金融机构维权的难度。另外，农村金融服务中介发展不足，服务水平低下，远未达到建立良好金融生态的需要。相对于农村，城镇居民法制意识、维权意识较高；城市信用体系较为完善；城市金融中介机构发展迅速，能够为城镇居民提供较为系统的金融服务。因此，良好的金融体系才能保证金融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从金融发展方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1.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实现城乡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改善我国现有金融资源资源配置的结构和功能。通过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服务水平等措施来提高农村经济主体信贷资源的可获得性成为缩小城乡差距的最直接的有效手段。继续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对涉农金融机构实施差异化的监管和财税政策。

鼓励地方政府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有效激励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在加快金融发展的同时也要引导金融资源流向“三农”，促进“三农”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规范农村民间金融。构建有效的城镇反哺机制，发挥城市辐射效应，引导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向农村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程度。

2.改善农村金融结构，努力推进农村金融向城市金融看齐

（1）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信贷组织，重点解决农村发展的资金问题。通过建立农村金融市场，打开农村融资渠道，开发项目服务等方式，从当地农村的具体特点出发，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及时进行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让更多的农村居民享有金融服务。

（2）不断创新适合农村金融需求特点的金融工具。国家应在农村大力发展适合农村金融需求特点的金融工具，让农村居民能在生产的基础上进行金融的投资。通过金融理财投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改革和完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运作模式和效率。农村经济基础薄弱，面对农村强大的资金需求，一方面，国家应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引进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本成立新型金融机构，给予公平待遇，在同行竞争中增强金融机构运行效率，增强对农村的资金供给；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财政或政策性银行对商业银行难以服务的地区、部门加强金融支持，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和设施的融资力度，创造有保障的经济基础。

3.对外开放成果应城镇居民共享

加大农村地区的投资，更大程度开放农村，结合当地特色，针对性地选择项目，实行优惠政策，鼓励投资者向农村地区进行投资，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农产品生产包装销售一条龙，确保农民增收，加速农村地区城镇化。

4.扶持农村金融，改善农村金融环境

对农村金融的扶持与改革，通过对金融市场制度的完善，发挥金融在协调区域间发展的作用。首先要在农村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提高诚信意识。其次要充分发挥金融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强对农村信用环境建设工作的协调指导。全面征集农户和农村企业信息，并将信息整理成电子档案，分批录入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搭建了农村信用信息平台。制定农户信用评价体系，对农户开展信用评级。完善农村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大力推广征信产品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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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鹏，梁辉.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1，32（2）

[3]马光荣，杨恩艳.中国式分权、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1）

[4]王书华.金融资源配置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J].商业研究，2012（423）

[5]王小华.财政金融政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阶段变化研究[J].西部论坛，2013，23（2）

[6]张合林，郑春燕.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金融服务一体化发展探讨[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9）

[7]刘吕吉，郑理.开放经济视角下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西华大学学报，201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