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的社会功能精选(九篇)

第1篇：新媒体的社会功能范文

传媒是传播媒介的简称，指负载、传播信息符号的终结性的物质实体。它包括具有信息传播功能的物质，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也包括从事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传媒机构，如电视台、报社等。

随着互联网的问世和手机电视等新媒体的诞生，在媒介融合基础上形成了媒介化社会。在媒介化社会，从媒介到受众，角色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从传者本位转为受众本位。原来传播者单向灌输，受众被动接受。媒介化社会，使每个人不仅生活在媒体之中，而且随时有机会参与，成为媒体的主人，传者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受者的主体地位合法化，促使媒介为争取受众而奔忙。二是媒介的指导思想由维护社会效益转向追逐商业利益。不仅西欧和美国如此，我国也不例外。三是受众由公众成为消费者。受众的数量和质量成为媒体是否成功的标准。角色的变化相应引发传媒功能、公信力等部分变异。

传媒异化的生存表现

马克思批判吸收了卢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中的积极成果，建构了科学的、唯物的异化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的思想，认为异化的实质在于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变成了异己的、与人对立的东西。

马克思作品中论及的异化（entfremdung，又译疏离），是指原本互属或和谐的两物彼此分离，甚至互相对立。在这里异化是指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背离“本真”和初衷，偏离了方向或走向了对立面的状况和情形。传媒在异化他者的同时也异化着自己，在现实中传媒异化表现为：

媒介的功能异化

谈到媒介的功能不能不提到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拉斯韦尔，他于1948年提出媒介有三大功能：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文化传递功能。后来赖特增加了娱乐功能，使媒介的功能观更加完善。媒介的功能异化具体表现为：

第一，媒介舆论监测功能的异化。施拉姆把环境监测功能比喻为“社会雷达”，它主要体现在新闻报道和信息提供上，能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情景，了解影响社会进程的机遇和威胁，作为决策和行动的依据。该功能是通过真实报道客观事实，来指导受众实现的。目前，我国拥有报纸2000多种，广播、电视台站3000多个，期刊9000多种，网民4亿多人，手机用户8.89亿，潜在的信息生产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众多，致使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被打破，信息海量，再加上民主建设推进下的言论自由开放，受众话语权诉求渐强，受众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介帝国，随着受众对媒介的依赖性增强，这就要求传媒的监测能力及舆论引导力也相应加强。但现实是媒体对危及公共利益的行为报道缺位或不力，监测功能弱化。如某些地方发生突发事件尤其是不良事件时，当地领导怕事件曝光影响本地形象和自己的仕途，就会干预当地媒体的报道，媒体沉默不语，致使媒介监测功能异化。如三鹿奶粉事件，初期媒体集体失语，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极大损失。

第二，社会协调功能失调。社会协调功能是媒介的又一功能，即通过聚焦热点问题引导公众舆论，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控。媒介通过有目的的选择信息、观念进行传播和宣传，并掌握公众意见，对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而现实是：媒介面对社会多种言论和因素，不能实现有效整合，不能及时有效发挥主流传媒作用引导口头或网络舆论，甚至有的媒介进行新闻炒作误导舆论，影响社会和谐。如媒介对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的大肆炒作，将其炒成热点新闻，诱发不安定因素，从而背离了其社会协调功能。

第三，文化传递功能的弱化。媒介的文化传递功能是指传媒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普及社会教育的功能。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媒体为争夺受众，就要迎合大众口味，不得不降低艺术的品位，生产出诸如不健康的杂志、盗版书籍、荧屏上粗制滥造的节目和网络上的明星绯闻等精神垃圾。更有甚者，有的媒介热衷于炒作黄赌毒、暴力等，致使媒体传播的文化传承功能丧失。这将不利于受众尤其是青少年从媒介上获得健康的知识、科学的理念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第四，娱乐功能的失调。提供娱乐也是媒介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旨在创造大众文化、提高大众品位，使个人得到休息调整。媒介提供的娱乐与消遣不仅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而且对统治阶层来说，有助于将权力扩展到生活领域，通过各种节目使其意志和信念得到充分体现。“为了争取更大量的观众，许多国家自己的节目不得不走商业化道路或加强娱乐化色彩，就连电视新闻也出现了娱乐化倾向，这似乎是全球电视媒介共同的趋势，美国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①如有些节目把肉麻当有趣、以媚俗为时尚。主持人形象上头发五颜六色、衣着荒诞怪异，语言上打情骂俏、调侃、港台腔等。主持人应有的端庄、文雅、谦逊、稳重荡然无存。娱乐功能的失调会使受众沉迷在“媒介假日”，降低其审美情趣，消解其批判性思考，不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氛围。

此外，媒介还常常以低廉的代价占用或剥夺人们的自由时间。受众长时间沉溺于媒介环境，缺少与他人和社会的直接交流，逐渐导致自我封闭、视野狭窄、人际关系淡漠。正如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拉扎斯菲尔德所说，媒介是一种高尚的最有效的社会麻醉剂。施拉姆说媒介就像盗窃时间的扒手，或叫时间窃贼。

媒体公信力的异化

真实和讲真话是新闻单位追求的核心，从整体而言，记者的目标就是真实。但媒介和新闻工作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背弃了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违规违纪，目的错误，报道失实，传统媒介的新闻不再准确和真实，致使媒介的公信力出现了异化。

媒介公信力的异化主要表现为虚假新闻、煽情主义新闻、有偿新闻、虚假广告四个方面。②这些不仅降低了受众对媒介的信任，还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2007年3月某报发表的《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使南部地区的蕉农损失近8亿元。2008年9月的四川广元的蛆橘事件更是造成经济损失达100亿元。

媒介从业者的异化

媒介从业者的异化，表现在他们的职业道德、自律意识缺失，具体有两种情形：一是面对政府时。从业人员在处理和政府的关系时，总是很“自然”地淡化不利于政府的报道。二是面对客户时，包括大单订阅客户和广告客户。③媒介是由利润驱动的企业，虽然非盈利性的组织也在媒介中发出了重要的声音，但我国公众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城区大报、新闻性周刊以及广播和有线电视网等，而这些媒介大都是为盈利而经营。媒介组织和从业人员往往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背离新闻标准和新闻价值。如有偿新闻、有偿不闻、虚假广告等。

传媒的自我超越

新闻传媒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又是整合社会资源的重要工具之一。要发挥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实现自我超越。传媒实现自我超越的前提是要有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就是指对本民族文化和传媒文化有足够的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及如何应对的清醒态度。在全球化和媒介化社会，媒体更应有文化的自觉，担负其应有的社会责任，融入世界并不失本色。文化自觉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取舍、选择和改造的自主能力，以便适应新的时代环境。

当前，我们需要通过深刻反思，寻求传统媒介文化和新媒体的结合点，将我们集体无意识的传统提升到自我清醒的层面，在观念上超出传统的局限，重新思考媒介角色和定位，媒介在媒介化社会中应处于一个枢纽地位，其作用应更侧重于引导、协调和监督，由党的“喉舌”转变为社会的“守望者”。

传媒要实现自身超越必须与传统文化相承接，与新媒体技术相融合

一方面，传媒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与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相联系。中华文化是当代传媒的重要文化资源。新闻传媒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同时，突出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发挥思想导向和文化传播的作用，以消解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干扰和影响。

另一方面，必须进行媒体整合，实现传媒与新媒体相融合，引进或培育法治文化，消除实现媒介融合的阻滞，用新技术、新方式传播文化精华，引导舆论为公众服务，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传媒自我超越重在制度建设

媒介异化带给公众众多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管理，实现管理的法律化、制度化，才能使我们有一个理想的媒介环境。

就媒介自身系统来讲，要成立规范媒体行为的管理组织机构，对媒体内容、从业者行为进行规范:一要由法律约束；二要符合人类的道德规范。在经济上不能破坏经济发展；在政治上不能危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对违反规定的给予处罚。如英国为独立电台设立的独立电视委员会，负责对全英所有商业性广播媒体进行监督和管理，包括颁发营业执照，有权收回违规公司的营业执照资格，可以以年收入3%的比例向公司征收罚金，也有权要求公司改变或修正节目策划。④此外，实现传媒自我超越还需要提高民本意识，优化传播者的媒介素养，培养其新闻专业主义。虽然中西方并没有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统一界定，但大都认同新闻专业主义从本质上说的三方面理念：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业准则。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高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本领、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大胆创新精神的传媒专业人才是实现传媒自身超越的关键。人才是媒体发展的根本，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体传播则是人际交流的延伸。在我国，媒介、新闻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统称新闻传媒，因而传媒人才一直被称为“宣传人才”、“宣传干部”或喉舌干部。当然这是从媒介主体作为政治人的角度来讲的，其实媒体人除了具有政治人属性外，还有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属性。作为经济人他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作为道德人他要承担道德上的社会责任，对社会上的各种行为尤其是违法、不道德行为进行公正评论。要使传播秩序良性发展，媒介主体的多重属性必须取得平衡。这就需要媒介从业者不仅要有高超过硬的新闻技能，更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修养、人文修养、道德修养和心理修养，这样才能有新闻专业主义的操守。

总之，媒介化社会的传媒应当与传统相承接，与现代相呼应，以法律为支撑，与制度相倚重，这样的传媒才有利于科学发展。

注　释：

①高鑫、贾秀清：《经济?文化与现代电视传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②江作苏等著：《媒介公信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230页。

第2篇：新媒体的社会功能范文

[关键词]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困局；路径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2-0100-02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媒体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是传播正能量的重要工具，承担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职能。在新的时期内，对于新闻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新认识以及如何实现该功能是目标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新闻传媒的舆论导向的功能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舆论工具，能够对舆论进行表达、反应并引导。新闻传媒通过其舆论导向功能能够传播其威力和影响力，即对新闻事实进行评价、选择并影响的过程。新闻传媒的舆论导向功能是指对新闻事实评价、选择以影响舆论的过程，新闻传媒的威力及影响，主要通过舆论导向的功能体现。新闻媒体的传播者通常会依据自身获得的信息，根据一定的社会价值对社会信息进行编制，使舆论向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对于对自己比较有利的舆论信息，新闻传媒都会对其大力宣传，不断扩大其影响力，让公众及时关注，并使其受到影响。

（二）宣传教育的功能

新闻媒体具有宣传教育的功能，其首先需要宣传的就是党的路线和方针，让人们能够快速了解党的纲领、政策等。新闻媒体的教育功能一般就是通过新闻事件报道，在无形中引导人们思想的发展，让人们逐渐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另外，新闻媒体应该注重把握时代的发展，对世界的发展速率给予正确的评价，让人们能够正确认识社会的发展，从而对自身的发展有更好的规划。新闻媒体应该应用其教育的功能，宣传积极的思想。

（三）道德养成的功能

新闻媒体的道德养成功能，即社会等群体依据个体的道德成长规律，反复训练个体的道德行为，使个体逐渐养成较为稳定的行为习惯，逐步内化个体的道德心理结构，从而使其形成稳定的道德品质，具有高尚的教育观。因此，新闻媒体应该传播具有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新闻内容，并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予以传播，从每一个角度促使人们逐渐养成高尚的道德品格，使每位公民都能够成为一名具有道德素养的公民。

二、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困局

（一）主流价值观和正确舆论论导向不好

目前，由于受到利益的驱使，很多新闻媒体刻意的对偏离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新闻进行报道。从而失去其正确引导舆论的功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并且，新闻舆论应该在不具有强制作用下，保持凝聚社会的作用。另外，新闻舆论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兴衰。所以，新闻媒体应该对新闻价值观给予足够的重视，使新闻价值观和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保持一致，从而使其具有强大的新闻舆论力量。

（二）新闻媒体人自身素质必须不断提高

在报道新闻时，很多的新闻媒体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利益，刻意对自己有利的新闻进行大幅度的报道，对与自己关系不大的利益不关心，从而使新闻报道失真，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新闻媒体的教育功能。通常，新闻媒体会因为经济利益的束缚，会导致人们对经济的发展产生误解，必须快速发展经济，但可以合理的延后其他方面的发展。这种发展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并无意识的对五体一位的发展观念忽略，这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素质，对新闻信息如实的报道，从而有益于国家的发展，人们幸福生活的提高。

（三）海量的信息量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随着信息的飞速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增加，信息量也不断增多，整个社会已经处于信息海洋中了。但是信息却也是一把“双刃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人们受益无穷，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严重的干扰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由于新闻媒体具有容量大、信息传递速度快等特点，以致新闻媒体对信息的真实性以及科学性的辨别等都不好，并且在海量的信息之中，各种类型的信息都存在，人们的甄别能力有限，由此受到的困扰也就会更大了。特别是在互联网的发展后，东西方文化发生全面碰撞，人们由此获得的信息与信息的速度都与日俱增。

三、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路径选择

（一）不断完善媒体主流价值观传播的方法

1.有序的推出优秀的新闻作品。长此以来，媒体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具有积极意义的象征。许多的新闻媒体在关注社会的现实生活后，对普通大众的生活及感情进行积极的报道，为社会塑造了许多光辉的形象，对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新闻媒体应该对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进行一定的完善，积极的推出更为优秀的文化作品，使新闻媒体创作出的作品更加经得起观众的推敲和检验。通常，优秀的文化作品的来源之处都是人们的普通生活，但是创作出的作品应该高于生活，并贴近人们的生活，在实际的基础上，创作出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优秀的节目。同时节目的创作应该是以理服人、以情感的真实得到人们的认可，坚决不走低俗、恶搞的路线，应该把传播社会正能量作为己任，有机的结合思想、艺术与文化，不断提升人们道德思想层面与人文素养。

2.创新文化作品。新闻媒体要根据艺术的创作特点并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根据新闻媒体在精神层面上的新变化，要遏制腐朽古板思想的传播，创作出多样化、差异性的新闻作品。同时，新闻媒体应该在多元化的文化中占领主导的地位，对诚信、爱国以及责任等思想传播积极的正能量，用创新的手法不断的提升人们道德素质。

3.提升媒体对外宣传能力。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极为丰富的精神和智慧资源。因此，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从儒家的仁爱、信义、忠孝等，从近代社会所宣扬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思想等。都能够看出思想教育的特点，必须符合社会文明发展的要求，具有普世的意义。

（二）提升媒体人的职业素质

首先，树立媒体人的新闻良知。和工厂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内容不同，媒体向社会提供服务与生活的观点和资讯，宣扬一种生活和精神的价值观。近年来新闻媒体做出一系列成绩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如走基层进村庄、报道老百姓身边的事、进行互帮互助报道、追踪社会道德模范等。这要求媒体人必须拥有教育情怀，不仅进行知识传播和思想教育，而且传播公益使命、宣扬人文关怀。必须对媒体工作者进行职业素养方面的教育。要求媒体人应该把服务公众作为一种职责，要带着公益的使命，认真履行社会职责，摈弃娱乐、利益至上的观点。同时，新闻媒体应该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心，对欠发达地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他们的困难伸出援助之手，真实地反映他们的呼声与现状。其次，培训媒体人的专业技能，提高其专业素养。媒体人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角色，遵循不同角色要求的道德准则，能有效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和品位。一是媒体人作为服务者对社会受众负责。该角色要求媒体人在媒体报道时遵循真实、公正、客观的原则，将注意力集中到社会基层的现象和社会底层的民众，报道社会热点和有价值的社会内容，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起来。二是媒体人作为社会前瞻者。媒体人不仅要积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还要积极倡导社会的光明面。这要求他们不仅看到社会的消极部分、阴暗部分，而且透过消极和黑暗看到积极和光明的部分。三是媒体人作为文化生成者。媒体人要积极报道和宣扬社会的主流文化，将新闻媒体的社会教育功能作为家庭教育功能和学校教育功能的延续，积极、详实地记录下时代最精髓的文明成果，促进文化的传承，保证后代有足够的精神食粮。这要求新闻报道的质量得到严格保证，同时对新闻报道的内容进行严格的信息审查，坚决提出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内容。对于健康积极、有利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容则要加强宣传。

（三）新闻媒体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提升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时期，社会公信力问题是媒体日益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现象屡屡出现，虚假报道、有偿新闻等问题日益损害新闻媒体的社会公信力。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推进自身制度建设，通过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教育活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和学习活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树立活动等，提高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水平，杜绝有偿新闻和虚假新闻的出现，提高新闻的质量和品位，充分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四、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新的时期应该尤其重视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深入了解新闻媒体自身的特点，研究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存在的困局，积极寻找科学的解决方法，以保证新闻媒体的政治优势始终得到发挥，能够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钱亚梅.思想政治教育应重视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导向功能思想政治教育[J].理论观察，2001（1）.

第3篇：新媒体的社会功能范文

媒体社会功能的弱化

当代媒体社会功能的弱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媒体对经济利益的过度倚重。中国当代传媒改革释放了媒体的产业功能，迅速解放了媒体生产力。在这过程中，中国媒体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传媒产业功能释放的同时，媒体的系统功能也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型，即从原先单一的意识形态功能渐渐向意识形态、产业、社会等多元化的功能结构转化，这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但是，从当前的媒体发展形势来看，其功能结构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媒体原先单一、僵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被弱化了，但它的另一头却翘了起来，即媒体的产业功能得到了过度释放，一头扎进了商业化的滚滚洪流中。面对市场法则，很多媒体只能俯首屈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为了生存，被迫迎合市场规则，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至于媒体的其他功能或责任，在急切的生存竞争面前，也就无暇顾及了。实际上，与西方那些传媒大鳄比较，中国的传媒经济实力还存在巨大差距，这说明中国的传媒经济发展得还不够，还需要大力发展才是。但问题是，中国媒体经济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就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中国媒体结构出现了失衡问题。过度倚重于媒体经济功能，就会影响媒体其他功能的发育，其中媒体社会功能的弱化就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

二是媒体对社会切要问题的漠视。媒体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环境监测功能。通过媒体的信息探察，社会公众可以知道目前所处的社会方位，知晓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没有风险。如今，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各种各样的风险给社会的系统安全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更需要媒体提前向社会作出预警。但在急迫的市场压力面前，多数媒体习惯于浮面地反映社会的表面变化，对社会深层问题、宏观问题缺乏深入、准确的诊断，对眼前切要的社会问题缺乏敏感以及深入关注。如今的媒体，在及时反映社会变化的能力方面已经十分先进了，这表现为媒体要做独家性新闻越来越难，但在对社会问题的深度分析、长线把握方面，媒体的意识和能力还存在很大差距。

三是媒体的社会聚合能力下降。媒体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充当社会“胶水”，它把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件联结起来，合为一个有机体。特别是在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媒体的聚合功能就显得尤其重要。但实际上，在日益碎片化的社会中，我们的媒体聚合能力并没有提高，相反，还有衰弱的趋势。多数情况下仅仅停留在临时性、浅层次的聚合方面，只能制造暂时性的“同意”，不能形成广泛、深入、持久的社会共识。这表现在一些重大舆论事件中，媒体无法通过多角度、多侧面的报道和多层次、多维度的意见表达，帮助受众达成共识，形成有效的舆论引导。

媒体社会功能弱化的根由

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在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遭遇了诸多问题。媒体身处其中，也深受影响。媒体被整个社会系统裹挟在中间，除了受制于外部环境的约束外，也受到媒体场域自身逻辑的制约。我们认为，媒体社会功能的相对弱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是社会的碎片化，造成媒体功能在短时间内难以匹配。改革推动了我们的社会转型，这场社会转型使社会力量得到复苏。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带有极大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一方面保证了社会的活力，使社会在多元化的维度上有自由成长的空间。“由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走向分化和分权是巨大的社会进步，此后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就是由此而来”。①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自发性也带来了社会发展的无序。“分权和分化交织在一起，结果发生了对社会的双重切割作用。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断甚至原子，也可称之为社会碎片化”。②由于社会系统缺乏整体性的安排和逻辑统合，造成了社会的凝聚性严重不足，而社会离心力则随着改革的推进在不断增强，致使社会整合不够，越来越多的社会部件被甩出了社会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有机整合功能就大大弱化了，社会冲突和矛盾就会显著增长，甚至有可能激化，社会风险也迅速升级。面临着各种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社会步入风险社会阶段。在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媒体虽然具有强烈的社会冲动，但因社会过于复杂、无序，媒体的社会的发展总是追赶不上社会变化的节奏。比如一度“民生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欢呼，这体现了人们对媒体社会功能发挥和完善的期许。但最终在实践中，民生新闻仍只能在社会的表层游走，这也反映了中国媒体在时代和社会变革节奏下无法与之合拍的努力和尴尬。

二是权威政治要求媒体成为守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后院”。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改革从政治学意义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全能主义新政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运用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与政治资源来推进一场新政运动，整体政治结构仍然是全能主义的，如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新政策的自上而下推行，党运用全能主义政治的资源来实现政治稳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非全能主义的新事物逐渐地“脱全能主义化”。而到了90年代“南方讲话”以后，市场经济引导下的社会多元化结构已经基本形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全能”体制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现行政治权威仍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的大部分组织资源，如执政党的地位、党组织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参与与组织渗透，以及党中央对基层的组织动员力，国家政权对传媒、国家机器、社团组织，对作为国家命脉的大中企业的有效控制等等。这种“后全能型”的政治权威模式可概括为具有刚性调控能力的“低政治参与，高经济投入”结

合的发展模式。③在这种后全能型政治权威体制下，媒体是被作为“存量”资源而被暂时性搁置的。因此，媒体改革相对经济改革而言，其速度和深度远不及后者。由于媒体涉及意识形态安全，涉及到权威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决定了媒体改革不可能有大幅度的体制性突破。在权威主义体制框架内，媒体首先需要守住的是其政治底线，这是刚性约束。相比之下，媒体的社会虽然得到很大的释放，但由于“事业性质”的刚性约束，媒体的社会功能的释放空间毕竟是有限的，是在国家力量主导下的有限释放。这种后全能型权威政治体制是中国作为后发展型国家应对全球化浪潮的产物，有助于集中国家内部资源应对外部冲击。这种体制有助于发挥国家/执政党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应对外来的不测与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把媒体控制在国家和执政党手中，有利于控制中国的象征资源，控制信息传播制导权，从而控制社会的信息走向，把人们的注意力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即通过控制媒体议程来控制社会议程。

三是媒体娱乐化、商业化造成媒体社会功能的弱化。在“总体性”社会中，娱乐、商业都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丑化、矮化，这种极度压抑、敌视娱乐和商业的极端行为实际上是背离社会需要、人性需要的。媒体作为信息、文化符号的载体，它本身应该含有娱乐、商业功能，但在总体性社会中，它的这些功能被彻底掏空了。后来的媒体改革就是要恢复媒体应有的娱乐、商业功能，在这过程中，媒体本身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即媒体从原先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渐渐转变成有一定利益自主性的法人组织。媒体产业属性的释放与发育催生了媒体自身利益意识的觉醒，媒体的经济利益得到合法承认，媒体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媒体经济利益的获得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强大的市场冲动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媒体自身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既然做娱乐安全、成本低、利润丰饶，何苦再投入那些高风险、高成本的新闻事业呢？

重构媒体的社会

目前，重建媒体的社会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首先是重建媒体的社会责任。关于社会责任，是一个很有弹性的问题。既可“取法乎上”，也可“取法乎中”，还可“取法乎下”。从“取法乎上”的角度看，有人曾经说得很精到：“人类除了对他人或组织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外，还有内在的价值吗？尽管其他道德观可以用来回答这一问题，但是根据对人类本身终极目的其他方面考虑问题的原则，用群体互助的道德准则来证明，又提供了求利以外的一种有力的动力。就群体互助而言，满足人类的需求对于值得花费精力的人类生存来说，是个中心问题。于是，这便引出了有助于满足这些需要的新闻事业”。④媒体毕竟不是纯粹的企业，它的行为关乎人的社会目标和集体福祉，必须在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远期利益和追求，而不能自私到只顾自身的利益得失，不能仅仅满足于一晌贪欢和短期愉悦。从“取法乎中”的角度看，处在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媒体，更需要向社会输出责任。因有媒体的存在，使社会变得更加开放、理性、明达、健康。在社会被碎片化、原子化的今天，媒体需要扮演社会“胶水”的角色，通过媒体的积极作为，让社会被联结成一个理性、有序的整体，对社会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价值能达成共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够凝聚思想。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仅仅靠娱乐受众是不够的，需要给公众更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的背后，是靠社会理性、公共理性作支撑的。从“取法乎下”的角度看，就是要求媒体重新回到常识。从媒介伦理的角度看，社会责任表现得也很低调，低调成为人们习焉不察的常识。作为常识的媒体责任，只有不断强化，使之内化成“惯习”（布尔迪厄语），其责任才有可能变得强固起来。

其次，需要界定媒体、国家、社会之间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语境下，没有对媒体、社会、国家三者之间的边界作基本的界定，致使三者角色定位模糊不清，它们的权利、责任无法明确，难免造成角色混乱，衍生出一系列的矛盾。⑤在这里，首先明确国家的权责边界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历史原因，国家在中国社会系统中始终占有十分强势的地位。改革开放30年，国家权力有逐渐让渡给社会的趋势，但总体而言，国家权力还是占据主导性地位。国家的责任主要应该体现在：一，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二，充当改革的守门人角色，为社会转型和媒体改革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为经济、文化改革培育健康、公正的社会大环境；为传媒改革确立一套公正、有效、统一的规则；把握整个传媒行业大局，为其提供制度和政策产品；调整传媒的宏观结构，实现确保政策、法规的贯彻实施；对社会秩序和市场进行监管，保障传媒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对违规者实行处罚等等。三，加强自身建设，转变领导和管理方式，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明确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实现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国家的权责边界清晰了，那么属于社会的权责范围也就容易清楚了。社会的发育固然有其自身逻辑，但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国家权力的主动让渡非常必要。

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理顺了，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媒体，其功能释放与发育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媒体的责任也容易明确了。就媒体发展而言，目前已经到了媒体明确其功能分工及合理平衡的时候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注释：

①②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第2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转型体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

第4篇：新媒体的社会功能范文

随着新时期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媒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其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存在着责任缺失的问题，我国媒体社会责任现状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世俗化与媚俗化同在

1.媒体的世俗化倾向。新闻世俗化是指媒体传播内容以迎合大众趣味为主，价值取向上追求多元化、商品化与消费化，强调新闻的可读性、观赏性、娱乐性。

2.媒体的媚俗化倾向。在市场主导原则下，媒体片面地一味追求卖点，扩大市场，使得媒体在世俗化的分寸把握上走入了误区，导致媒体的媚俗化倾向。

（二）新闻性与猎奇性共生

1.媒体的新闻性。最大限度满足地广大受众的需求，是媒体的责任，这就要求媒体真实迅速地采写报道重要的新闻信息，反映新形势、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变化。

2.媒体的猎奇性。媒体有时会为了经济效益，满足部分受众的猎奇心理，选择怪诞、奇异的凶杀、暴力等题材进行报道。

（三）监督功能与违规违法行为交织

1.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媒体是人民群众进行舆论监督的中介或载体，媒体日益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

2.媒体的违规违法行为。媒体的舆论监督不断加强表明了媒体功能越来越强大，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媒体权力的扩张，权力滥用导致媒体的违规违法现象。

（四）文化传承与文化沙漠并存

1.媒体的文化传承方面。在传承文化方面，媒体的功能日益突出。这种功能又被称为媒体的“社会化”功能。

2.媒体的文化沙漠现象。媒体开启了大众文化时代之后，不断颠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固有美德，如勤俭节约、追求真理、忠心报国等，使大众迷失于物质化享乐中。

成因分析

（一）从单一观念向多维取向的转化

我国的媒体传播观念随社会状态的改变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最显著的标准之一，便是从原先以政治功利性为唯一价值的单一观念，转向了和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相一致的多维取向，注重从不同领域的社会事件中并用不同的视角审视，以便发现新闻传播价值。这种多维取向的观念，摒弃了新闻传播价值只等同于政治功利性的旧思维，认为新闻传播价值不仅和政治功利性有关，而且和经济利益、科学发现、文教发展、民俗风情、生活方式等等均有关系。这样，就大大拓宽了新闻传播价值的信息来源。

（二）从一元功能向多元功能的演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三大领域直接的结构关系从领域合一状态向领域分离状态转变，对于媒体发展来说，其主要功能已由宣传教化的一元功能发展为监督环境、沟通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等多种功能。

（三）从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化

媒体发展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要求媒体必须以受众为中心来调整自己的策略。媒体从“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报道观念的转移无疑是媒体发展中积极的一步，同时也促进了新闻实践领域的成熟与完善。但媒体在经济利益的趋动下使“受众本位”的报道观念产生了异化，媒体错误地把读者的阅读兴趣与读者的利益等同起来，进而满足一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

结语

笔者认为，媒体社会责任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而精深。由于政治制度、具体国情不同，我国当代新闻事业有着许多自身的特殊规律，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当前我国媒体正在经历一个跨越发展阶段，理论的缺失与实践的快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迫切需要加强理论研究以诠释、支撑或批判现行的实践。

参考文献：

①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

②丁柏铨：《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体系》，新华出版社，2003年3月版

③胡兴荣：《新闻哲学》，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④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11月

第5篇：新媒体的社会功能范文

关键词 媒介；舆论；监督；监察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64-0001-02

谈及对大众媒介的研究，就不能不涉及传播学，而就两大流派中以美国为代表的经验流派来说，传播效果是这一基于实用主义派别的终极目的和出发点。对传播效果的追求，必须追溯到传播学的开创者之一拉斯韦尔的传播效果研究：环境监测、社会联系与协调、社会遗产传承功能，这是1948年他在《传播在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来的，后来美国学者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文中继承了他的“三功能说”并发展为“四功能说”：环境监测、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提供娱乐。大众传播的生命在于传播，而在这里拉斯韦尔和赖特都把传播效果中“环境监测”功能放在首位，凸显出监测在传播效果中的地位。普利策说过一句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穿透的望者，他要在一望无尽的海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记者是代表大众媒介执行传播功能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先贤们对于大众媒介“监测”作用的重视程度。

1 大众媒介“监测”的不利影响

“监测”，在中国汉字中的含义，是“监视与观察”的意思，强调科学而客观的观察行为的过程，不带有任何的情感色彩，和“监察”的意思相近，大众媒介，包括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等，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监测”作用是它与生俱来的功能，对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意见进行监察并提供信息给国家和民众，便于其充分了解整个社会的动态并做出一定调整，是大众传媒义不容辞的职责，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但是，现实情况中，大众传媒作为新闻机构，成为了一种强势的从事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机关，和公众的关系是居高临下的，大众媒介和受众的沟通时单向的，信息和意见、政策主要是从新闻机构流向受众，在设个过程中，反馈很少。公众不仅在“议程”上是让媒体给设置的，设置对一定事件的评价趋向也随着媒体的强有力渲染冲刷逐渐和媒体的立场靠近，媒介的“霸权理论”在这里得到印证。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见这样的现象，对某一案件的审理，在媒介强有力的推动下，由于大众媒介机构“绑架公共意见”， 根据法律应该轻判的案件，却不合理地加重了刑罚，因为所谓的“天怒人怨”，法律规则的执行被媒体的思考力打乱，做出了不太恰当的裁决，很难说媒介的意见就是绝大部分公众的意见，但是新闻媒体“擅做主张捆绑”舆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2 大众传媒功能的理论概述

在周代，人是分成十等的，“舆人”在社会中居于第六等，意思是“下等人”，是社会的主要阶层，发展到后来就成为“多数人”的意思，所以“舆论”就是多数人的意见的含义，现代意义上的“舆论”则来源于康有为评价《中外公报》产生的：“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在这里也是民众的意见。至于“监督”,是“监测与督促”的意思，表示主动和积极采取由“进攻”成分的倾向。舆论监督是个主谓结构，主语“舆论”，谓语“监督”，意思是公众通过舆论这种形态的意见，对各种权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表达看法的自由。大众媒介，是从事采集、选择、复制、加工和传播的专业组织，就其生产规模的巨大型和受传者的广泛性而言，我们也把它们成为大众传播者。大众媒介，是具有公益性和广泛性的，这在有“报刊是人民的耳目喉舌论”的中国，从理论上来说，媒体作为“社会稀缺资源的受托者”，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服务职能，代表广大公众的意见。所以，天然地，在中国，大众传媒机构必须作为舆论的“中转站”、“疏导管”，是公众监督社会的工具，媒介本身是没有“监督”的能力，它是通过“监察”作用，将社会事件的情况传达给广大受众，由公众作出评判并且酝酿意见，传达给媒体，再由媒体反馈给特殊的对象并且引起相关的反应，这里的“媒介监督”实际上是“舆论监督”，作为“社会公器”，大众媒介没有监督权力的渊源，它只是一个意见传输的中转站，它应该检测社会对象并进行报道，在受众之中形成舆论，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马克思曾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强调的也是大众媒介传达舆论的作用，在这里媒介就像一个“玩偶”，后面提线的人应该是广大的受众，这才是合理的媒介“监督”，因为媒体没有监督的权力，所以这里加引号。而在我国新闻界和手中的观念中，“新闻”和“监督”这两个词经常是连在一起的，似乎新闻媒介就是监督的主体，这在理念上就是歪曲的，但是实际上中国新闻界不仅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实际操作中媒介也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不受公众的“指挥”。名义上，媒体代表的是公众的意见，实际上媒介自己“关起门”来制造“舆论”，不应由媒介具有的只能它私自僭越，在很多情况下生产“模拟舆论”实际上与真实的公众意见存在很大的差距，媒体不以对公众负责为终极目标，它代替公众思考并且做出决断，并冠以“舆论监督”的名义，实际上做出的是少了听取公众意见一环的“新闻监督”，把“媒介监测”的功能置换成“媒介监督的”功能，主动出击，在过分夸大自己的能量。这种情况的产生，陈力丹曾提到“由于监督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的渠道，因而传媒监督经常被理解为舆论监督”。

3 媒介越权监督的不利影响

马克思曾讲，舆论是一种无形的、隐蔽的、强制性的力量，党媒介僭越公权代替“舆论监督”，这种力量被滥用，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1）媒介审判：媒介干涉司法，在没有法律定论之前，就私自“纠集”民意进行舆论鼓动，对司法程序施加世俗压力，这不一定就是民众意愿的表达，很可能是媒介为追求特定的目的而超越司法程序对报道对象做出的先在性的“审判预设”，这极大地损害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国度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2006年9月19日下午，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因涉嫌受贿90万元与98万余元巨额财产不明，被安徽省安庆市监察院。此事一出，媒体再度掀起了讨伐女贪官的浪潮，在没有经过司法机关验证的情况下，一些媒体将未经核实的“桃色新闻”公之于众，并被许多媒体转载，而《南方人物》周康的记者经过调查，证明这是一起被“夸大”的新闻，这一愈演愈烈的“媒介审判”现象，不仅违背了欣慰的真实性，而且践踏民意私自臆测，其实是一种“软暴力”；

2）宣传取代舆论：宣传和舆论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是功利性的、说服性的、时机性的、主动性，后者是公众性、自发性、感染性、流动性”[1]，当大众媒介脱离了民意，代表相关机构利益的宣传就会充塞整个媒介的表达过程，宣传挤占新闻和舆论的空间，强行推行自己的见解，新闻机构趋向于宣传机构，造成社会表达渠道失衡，看看七八十年代的新闻界就可想而知；

3）代替公众思考，受众的批判能力：大众媒介一旦掌握了这种权力，就会脱离受众，私自挟“媒介以令公众”，在巨量信息的冲击下，公众面对媒体对同一事件扑朔迷离的报道，在媒体惯用的“割裂式”报道形式的影响下，淹没于信息的海洋，日渐迷失，公众习惯于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缺乏对社会事件的思考动力，对于一个力行社会的形成构成巨大威胁。“在我国传媒自封‘舆论监督’的事例中，采取‘支配形式’传播者充当了宣传角色，这是一种‘传――受’形式，在这种角度中，公众极不成熟”[2]。

4）“舆论”被利益操持，新闻机构“失声”，不能反映社会发展的真是情况，大众媒介的信誉度每况愈下，媒介在实质上“私有化”，难以代表社会舆论，出于被动的地位。

4 媒介越权监督的历史原因分析

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要从历史上去找原因，在现实体制下寻根究源也是十分必要的，“舆论”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为何分配不均。

1）战争年代和苏联的影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了适应当时生存的需要，我们党的新闻媒介过度重视宣传作用，在新闻报道中根据需要做出一些修改并重视其宣传性。在对平型关战役和台儿庄战役的报道中，对歼灭敌人的数量都夸大了两倍以上。在建国之后和中，受苏联的新闻理论影响，过度重视大众媒介的政治效用，成为政治宣传和斗争的工具，这样的情况，给之后新闻业的 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2）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如今，传媒机构不是独立的，它是党和政府机关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权力的表现形式，是政府权力机关的延伸，因而受政治影响比较大，不能完全独立而代表公众的意见，难以实施“舆论监督”；3）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公众难以获得对于社会事务全面的认识并形成对社会的正确理解，因而难以形成舆论并且发挥监督作用，大众媒介趁机越俎代庖；4）我国公民社会未完全形成，中国公众权利意识普遍不强，参与社会讨论与监督的力度不够，难以形成舆论并对社会事务进行监督；5）改革开放后新闻媒介改制，既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又从属于经济领域，要独立自主地追求经济效益，为在经济上满足媒介自身的发展，就会受到经济力量的影响甚至操控，不能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表达观点；6）政府机关应有功能缺失，民众向大众媒介寻求庇护，本应由政府机关承担的只能却被新闻媒介干预，大众媒介“越权”干涉，扩大话语权。

5 大众媒介进行正确监督的有效途径

大众媒介职能的失范，“舆论监督”的畸形发展，不是我国媒介机构的必由之路，对于一个健全有序的社会来说，大众媒介应该找到自己正确的发展方向。

1）改革传媒体制，消除媒介等级制度，剥离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构建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大众传媒社会，客观公正地代表和反应公众舆论；2）尽快出台新闻道德法规，将一切模糊不清的领域用法律廓清，形成新闻媒体健康有序的运作机制，同时发挥法律的威慑力量；3）提高社会开放度，提高公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鼓励公众畅所欲言，发挥大众的舆论监督作用，让公众舆论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主导型因素；4）完善党和政府的相关职能，避免职权“外泄”给传媒机构；5）构建大众媒介的体外化见都机制，公众制约媒体对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防范大众媒介越轨行为和侵夺公共权力的倾向。

回到大众媒介的“监测”功能上来，在新闻媒介领域，任何一点的不妥和缺失，造成的是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失衡，舆论监督，应该回到一个接“地气”――民众意见的层面，它应该起的作用是传达民意，而不是强加“民意”。

参考文献

[1]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陈力丹.陈力丹自选集――新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M].复旦大学出版社.

[3]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1989.

[4]郭庆光.传播学概论[M].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第6篇：新媒体的社会功能范文

一、现代社会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等新特点

1、人口流动频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单位”属性逐渐减弱,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人员流动。走南闯北,出现了单位用人、社会管理人的新形势。

2、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改革开放,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跨体制的人员流动,带来了人们心理素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在主流价值之外,又有许多价值观出现。如自立、竞争、互动、风险、信用等价值观正在确立,还有一些不良的价值取向也凸显出来。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腐朽、低级趣味等。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3、社会阶层多元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计划经济时期决定人们社会经济状态的政治性、制度性或行政性标准(如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档案身份等)逐渐为一些新的因素所取代,职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和资产私有形式的出现促使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晰。尽管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还在持续,并未完全定型,但其基本的分化形态和规则正在形成。多年前,学术界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原先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了十大阶层,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4、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越来越公开透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

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人民群众要求政府更加公开透明,在更广领域、更深层面上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参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

上述社会变化,也形成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利益问题,过去强调是整体利益,

现在开始重视个体利益,同时新的群体形成产生诸多群体利益。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难免产生利益冲突。如何协调群体的利益冲突,化解矛盾;如何进一步公开透明,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来;如何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建立起新的社会管理机制,这种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也必须适应多元化、多样化社会的要求,遵循多元社会治理理念。既要有“硬”的手段,也要有“软”的手段。“软”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某种形式影响人们的行为,指导或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等等。在这方面,新闻媒体显然有其独到的作用。

二、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管理中有其独特的作用

1、宣传功能。新闻与宣传都同属于传播范畴。宣传是一种传播活动,可以通过任何传媒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是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还有法律法规等重要阵地。还能通过它的信息筛选和散布功能,直接影响百姓对社会的感受,由此直接影响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认可程度。调查显示,现在 90%以上的群众都是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党和政府的决定、实施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如每年的全国“两会”、省“两会”,人们都是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进行关注。新闻媒体在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

2、引导和教育功能。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是信息社会。媒体成为我们获取信息和获取思想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对社会主流思想,对社会的价值观的选择,都起主导作用。人们世界观的形成,有家庭、学校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媒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媒体传播信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烈的社会性、生动性、知识性、思想性,它往往通过真人真事、具体情节和潜移默化的方法来表现事实和思想,来对舆论进行引导,因此较容易为公众接受。

3、沟通协调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媒体扮演着各方信息沟通平台的角色,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枢纽作用。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媒体上进行沟通。这些年,政府部门通过媒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事例多了起来,很好地发挥了媒体的沟通作用。

4、社会组织功能。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信息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并呼吁社会共同关注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上,形成统一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就充当着一种社会组织者的角色。

5、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历来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舆论监督,既是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也是反映百姓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党和政府一直强调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修正错误、凝聚力量和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信息服务功能。新闻媒体不断向人们提供各种事件信息,如对于那些来自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威胁,新闻媒体能及时地向人们发出警告,让人们采取防御措施。此外,新闻媒体还提供有关人们生活环境的信息,如关于公共事业、经济状况等,这也是新闻媒体满足人们日常信息需要所具备的功能。

新闻媒体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正确导向、聚合智慧、动员教育、沟通协调、上传下达、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一方面为媒体的新闻报道提供了一个全新空间与视角,另一方面也让媒体重新审视自己,完善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调整思维,从而增强媒体与社会 的“互动性”与“粘合度”。责任与担当:媒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所在新闻媒体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必须坚持职业伦理,弘扬专业精神,恪守社会责任。唯有严格要求自己,践行道德规范,善尽社会责任,大众传媒才能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发生的谣“盐”事件,给媒体如何参与社会管理留下了许多思考。2011年3月16日,全国不少地区出现“抢盐潮”,众多新闻媒体沉着冷静应对,在重要版面、时段、页面,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传达政府部署,积极稳妥地做好食盐供应新闻报道,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消除了民众对核辐射影响的疑虑,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明确目的的社会活动。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传递信息,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协调行为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因此,新闻传播活动从一开始,就暗含着对管理效果的设定。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效果是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在资源投入量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越多,该转化过程的效果越好,在产出一定的前提下,投入越多,则其转化效果越差。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为,必然要耗费一定的资源才能产生一定的管理效果。而这一效果的产生,又是贯穿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始于传播之前,显现于传播之后,即总是受众在收受新闻传播之后才会表现出来的。由此,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效果,可以被理解为新闻传播者(即管理者)在实施自己的管理行为所消耗的一定的资源与在此基础上所得到的新闻受众(即被管理者)接受信息传播后在感情、思想、态度和行为方面所发生变化收益的比较。

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的特点,发挥新闻媒体的功能作用以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媒体本身应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二是政府等管理部门要善于运用媒体,管理好社会。

第7篇：新媒体的社会功能范文

1.负面新闻信息的定义

有很多人都认为负面新闻信息就等同于负面新闻。但事实上，负面新闻信息和负面新闻这两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负面新闻指的是新闻媒体对于那些消极、负面事件的报道，而负面新闻信息则指的是这些消极、负面事件的新闻报道传递给社会大众的信息。一般情况下，负面信息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天灾与人祸，天灾有地震、海啸、雪灾、泥石流等等灾害，这些灾害的发生是无法用人力来干预的；人祸则可以分为有意的人祸与无意的人祸两种，有意的人祸如坑蒙拐骗、瓦斯爆炸、食物中毒等等。无意的人祸有飞机失事、车祸、楼房坍塌等等。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些信息都是负面的，如果在报道中处理不当，就很容易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如果处理得当，则可以有效引起人们的深思，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2.负面新闻信息的正面传播功能

负面新闻信息的正面传播功能有很多，笔者将这些功能归结为三点。

2.1帮助树立媒体权威性

帮助新闻媒体树立权威性是负面新闻信息的正面传播功能之一。新闻媒体扮演的是一个社会瞭望者的角色，只有扮演这一角色，新闻媒体才能树立权威性。为此，新闻媒体除了要对正面、积极的事件进行报道之外，也要对那些负面、消极的事件进行报道。要知道，一个只对正面、积极时间进行报道的新闻媒体是无法树立媒体权威性的，也无法获得社会大众的信赖以及认可。例如，在发生灾难时，新闻媒体要及时进行客观的报道，这不仅有助于社会大众了解事件的发展情况，消除社会大众的恐慌感，还有助于新闻媒体社会瞭望者身份的确立，这对于媒体权威性的树立的十分关键的。

2.2保障受众的知情权

知情权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之一，保障受众的知情权是负面新闻信息的又一重要传播功能。负面新闻信息也属于新闻信息的范畴，因此，社会大众有权利了解负面新闻信息。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大众了解负面、消极事件的重要渠道，必须准确、客观的对负面、消极事件进行报道，使受众能够通过报道获取负面新闻信息。

2.3引起受众的警惕

社会既有好的一面，还有坏的一面。受众能够从新闻媒体对于那些负面、消极事件的报道中获取负面新闻信息，进而了解到社会的阴暗面，从而让受众产生对于社会阴暗面的警惕，这是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功能之一。例如，《南方周末》曾经对“孙志刚”事件进行了专题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收容遣返制度的改革，同时，这也引起了社会公众对于此类事件的警惕，有助于减少以及避免同类案件的再次发生。

3.负面新闻信息的负面传播功能

除了正面传播功能外，负面新闻信息还具有负面传播功能，笔者将它的负面传播功能归结为两点。

3.1瓦解人的意志

负面新闻信心会瓦解人的意志。从本质上来说，负面新闻信息向受众传递的是负面的、消极的信息，受众在接收了这些负面、消极的信息之后，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消极的心理，进而导致人的意志涣散，这是负面新闻信息的负面传播功能之一。例如，在二战的时候，日军就曾经利用电台向美军传递了大量的负面新闻信息，导致美军军心涣散，战斗力大大下降。

3.2导致受众对社会失去希望

负面新闻信息中有一些是关于社会黑暗面的信息，受众在接收这些信息后，会产生悲观心理，进而对社会失去希望，这一负面功能在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受众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例如，杭州飙车案，有大量的新闻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强烈反响。在网络新闻的跟帖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对这一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观点，而那些观点与看法有相当一部分是悲观的看法，从这些悲观的看法中可以看出这些网友对于社会的失望之情。

4结束语

笔者对负面新闻信息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负面新闻的传播功能。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功能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它的正面传播功能有助于社会以及个人的发展，而它的负面传播功能则会对社会以及个人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在发挥负面新闻信息的正面传播功能，并采取合理的措施消除它的负面传播功能，使负面新闻信息能够为社会以及个人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叶延青.换角度看负面新闻中的“正能量”[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4（03）

[2]张巧莲.负面新闻对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的影响[J].新闻战线.2015（22）

[3]赵云泽.中国报刊负面新闻近年的发展变化——对2001-2008年5份中国报刊负面新闻的统计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03）

第8篇：新媒体的社会功能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 社会功能 新闻立台 思想广播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传统的主流媒体，广播媒体应积极发挥社会功能，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而社会责任的履行意味着广播必须成为一个思想媒体，因为“思想媒体就是一种以主流思想为出发点，以民本思想槁浣诺悖在新闻传播中，通过信息解读和观念表达来实现传播理想的媒介形态。在残酷的竞争中，广播媒体只有不断制造出具有鲜明主流倾向的声音，凭借思想的力量，整合日益多元的社会价值观，自觉抵御广播自身的娱乐化、低俗化倾向，才能有效提升广播媒体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新媒体时代，置身于多元传播格局的现实语境中，广播媒体在生产和经营实践中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借助媒体融合的发展契机，在创新与融合中努力将自己打造成思想媒体。

一、正确认识广播媒体的社会功能

媒体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提供娱乐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等则是媒体主要的社会功能。在社会机体相对脆弱、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多发以及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多元这一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媒体的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等社会功能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遗憾的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包括广播在内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被严重扭曲。一些媒体人将媒体的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等社会功能抛向脑后，肆意放大媒体的娱乐功能；有的甚至将娱乐功能看成是媒体的唯一功能，打着监视、协调的幌子行娱乐之事。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大众传媒中出现了，即新闻娱乐化导致主流的核心价值观被逐步消解，低俗和庸俗之风不断蔓延，主流媒体在“去主流化”思想作用下成了丧失理性精神的谋取利益的工具。结果，短期的经济利益换来的是主流媒体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丧失。

当然，娱乐是人类的天性，娱乐消费本身也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低俗化和庸俗化恰恰是利用人性中的某些弱点，用粗俗不堪的垃圾信息来“娱乐”大众，满足他们粗鄙的感官刺激，使他们疏于思考，懒于动脑，一定程度上导致人类理性精神的弱化和思维能力的减退，愚钝者变得更加愚钝，粗鄙者变得更加粗鄙。这无疑是民族的不幸，人类的悲哀。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多少应该给今天的广播工作者一些警醒。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id）在充分认识到传播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和社会规范强制功能的同时，也看到了作为传播负面功能的“麻醉作用”，并指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这一观点让我们认识到，大众传播对社会的作用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由于信息传播是媒体最主要的一种行为方式，所以无论其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媒体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广播媒体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应该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方针，讲究伦理道德，倡导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推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做维护公共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的平衡器，积极推进社会的文明进程。同时为社会提供高品位的艺术产品以丰富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正面的社会作用，用思想的力量展示自身的良好形象，彰显自身的价值和魅力。

二、牢固树立“新闻立台”的理念

“新闻立台”要求广播媒体在内容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应该增加新闻信息量和新闻节目类型，将新闻节目作为所有节目的骨干并形成强势，同时遵循新闻的传播规律，提高新闻的报道水平，确立新闻的主体地位，强化新闻的主导作用。

“新闻立台”并不是新鲜的命题。“中国共产党的广播事业自诞生之日起，就履行传播新闻信息、引导舆论的基本职能。1940年12月30日开播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主要面向国统区和沦陷区，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的人，对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了解增多，认识加深，不少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广播电视节目要“以新闻节目为主体、骨干，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广播、电视各类节目的改革”的基本方针以后，伴随着“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运行体制的确定和落实，“新闻立台”的理念在全国各级广播电台建台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在广播决策者那里，广播新闻不仅是广播事业的立业之本，而且成了广播电台的立台之本。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广播产业功能的日益凸显，为了应对残酷激烈的媒体竞争，广播媒体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频率专业化改革。于是，不同类型的专业广播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在社会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在频率创收的压力下，“新闻立台”的理念开始被稀释。当然，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尤其是突发性的新闻事件面前，广播媒体往往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应有的热情，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采制一些优秀的新闻节目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有的电台也会在新闻广播中打造一两档具有品牌价值的新闻栏目用以提升频率形象。但总的说来，与“新闻立台”的愿望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新闻立台”并没有从根本上在广播界形成共识。

“新闻立台”之所以无法在广播界形成共识，原因在于，一些决策者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对广播的社会功能缺乏认识；再就是认为“新闻立台”讲求的是社会效益，加大对新闻广播的投入难以像交通和音乐广播那样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其实，这是对广播新闻的一种误解。在笔者看来，“新闻立台”在带来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只要坚持按广播的规律办广播，按新闻的规律办新闻，广播新闻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诚如有的研究者所言：“贯彻新闻立台方针，把新闻节目做好了，社会影响力大了，市场的影响力也会增强。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新闻栏目也是打造品牌、参与竞争、拉动广告创收、积聚受众人气、获得市场回报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效益越好，社会效益也会越广泛。”中央电台中国之声自2004年1月1日开播以来，始终将“新闻立台”作为第一要务，“在创新与责任的理念下，传递中国的声音、促进社会和谐、彰显媒体责任、引导主流舆论；面对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时不缺位、不失语；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和传媒生态的巨大变化时不动摇、不懈怠；面对传统媒体挑战剧增、市场份额下降和网络传播咄咄逼人时不气馁、不放弃；最终，形成了风格、塑造了性格、打造了品牌。”如今，中国之声不仅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成了中国广播的标杆和旗帜，而且经营创收能力也遥遥领先，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新闻广播第一频率。

所要强调的是，“新闻立台”在注重广播的社会责任和产业功能的同时，并不排斥广播的娱乐功能。在广播频率专业化的传播格局中，如果通过音乐、交通、文艺等专业频率传播先进文化，既能够满足广大大众提供休闲娱乐的需求，又能够获取可观的经济收入，这本身就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更何况作为主流媒体的广播是有义务、有责任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用先进的文化激励人的，所以应该提倡。东方卫视所倡导的“新闻立台”“文艺兴台”“影视强台”的办台理念值得广播决策和管理者借鉴。笔者认为，在坚持“新闻立台”导向正确的前提下，努力办好音乐、交通、文艺等其他类型的专业广播，不仅不会影响“新闻立台”理念的贯彻落实，而且会促进“新闻立台”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用思想解读新闻，用新闻承载思想

正确认识广播媒体的社会功能，牢固树立“新闻立台”的理念是打造思想广播的前提和基础，用思想解读新闻，用新闻承载思想则是打造思想广播的有效路径。

用思想解读新闻，要求广播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必须站在思想的高度，对那些蕴含着深刻社会意义的新闻信息进行深入的解读、分析和评说，藉此以表达广播媒体鲜明的社会立场与思想观点。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置身于“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新闻记者”的现实环境中，包括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体控制舆论、垄断信息的传播格局已被彻底颠覆。只要拥有一个智能手机，用户便可能随时随地获取来自这个星球某个角落的各种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新闻信息。问题在于，这些信息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尤其是那些涉及政治、政策、民生、公共安全的新闻信息更容易被误读、被猜测、被转发，潜藏着巨大的舆论危机。因此，作为传统主流媒体的广播理应担负起其肩负的社会责任，站在思想的高度，对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新闻信息加以梳理、解释和说明，进行深刻性、全面性和权威性的新闻报道，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还事实以本来面目，将有助于舆论危机的有效化解。

用新闻承载思想要求广播新闻工作者本着更加专业化的精神，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带着崇高的人文理想去观察社会、体味生活、捕捉新闻、探寻意义，并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通过新闻信息的解读、分析和评说来彰显人文的光辉和思想的力量。

打造思想广播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艰苦工作，因为思想内容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理性思考与人们生来就喜欢在媒介消费过程中追求休闲与娱乐的天性是相悖的，尤其是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世界里，“碎片化”生产、互动化传播、娱乐化消费已经在媒体和用户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新媒体时代，打造思想广播似乎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但是，主流媒体肩负的社会责任决定广播媒体绝不能随波逐流，而应该发挥广播自身的功能和优势，在满足受众休闲娱乐的同时，用思想启迪他们的心智，用思想净化他们的灵魂。当然，打造思想广播应该突破传统的说教模式，在全面深入地研究新媒体时代受众消费心理和消费愿望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对广播媒体新的期待和要求。为此，广播新闻工作者在生产和经营的具体实践中借助媒体融合给传统广播带来的发展契机，在创新与融合中实现广播新闻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1.借鉴网络媒体的生产方式，凸显节目形态的“碎片化”特征，让听众在相对轻松的状态下接受思想熏染

“碎片化”是网络媒体一种主要的生产方式。而这种“碎片化”的生产方式不仅催生了网络信息内容的海量化，而且为用户点击、分享、收藏和下载提供了方便。但是，这种生产方式“由于缺乏信息传播的议程设置，往往使受众无法获得对信息的系统认知和本质把握。有分析证明： 当信息碎片化程度达到最高的时候，传播价值恰恰最低。”即便如此，在笔者看来，广播媒体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网络媒体“碎片化”的生产方式，不光是用信息的密集集结和即时刷新来满足受众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和要求，而且是根据新闻传播的议程设置安排一些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的新闻评论、新闻专题等深度性的新闻报道，对新闻信息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分析、介绍和评说，以“碎片化”的形态样式呈现给广大受众。这样，受众既可以在一种相对轻松的状态下收听节目，又能够对新闻信息有一个系统认知和本质把握。强调对那些蕴含丰富思想内容的新闻报道进行节目形态的“碎片化”处理，更多的是出于对广播媒介质的规定性的考虑。广播是单信道传播的声音媒介，声音是受众在收听节目时唯一可感知的信号，所以传统意义上的解说加音响的节目形态模式尤其是篇幅较长的新闻评论和新闻专题等深度报道往往会因为声音元素的单一以及传统形态的呆板而让听众感到沉闷、单调和乏味。

当然，节目形态的“碎片化”处理方式并不是物质层面上的将完整的产品破坏成为碎片，而是在观点或主题思想统领下，调动广播的一切元素，或采用片头片花根据节目形式的设计与安排以及观点或主题思想的表达需要，将不同的内容区隔开来，以强化节目的层次和节奏；或采用现场主持、嘉宾访谈、采访音响、新闻资料、背景音乐、主题歌曲、传受互动等多种方式与手段，在主持人、嘉宾、听众之间通过信息的分解与组合，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地对新闻进行解读、分析、介绍与评说，从而形成新闻场，在对听众形成一定作用力的同时，丰富节目形式，淡化节目时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纵横》在节目形态“碎片化”处理方面作了成功尝试。该栏目以“追问”取势，聚焦“昨夜今晨”热点新闻，提示今日重要事件，打造了“不走寻常路”的广播新闻节目范式，创造了早间广播新闻的收听高峰。在节目形态的革新方面，该栏目采取“间隔性原则”，分散信息重点，每五六分钟就制造一个兴奋点。这种间隔性“碎片化”的节目形态，不致使听众收听节目时感到疲劳和厌倦，给听众留出休息和思考的余地，加上内容编排的环环相扣，从问今晨、问焦点、问热点、问真相、问新政等到追市场、追现场、追亲历、追前沿、追体坛等，新闻兴奋点不断切换，最大程度地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2.借助新媒体打造立体化的互动平台，为受众提供表达观点的机会，让广播迸发出更多的思想火花

在物质产品匮乏的年代，人们关心的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更注重衣食住行等生理需要的满足，对一些较高层次的心理需求不是很在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衣食住行等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收听广播当然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但是这种精神上的满足同样因心理需要层次的差异而存在的不同收听动机。功能主义社会学认为：“媒介是为各种社会需求――例如加强凝聚力、传承文化、进行社会控制以及大量的各N公共信息――服务的。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受众个体同样是为了相关目的――例如获取个人指南、休闲、调整、获知信息、形成认同――而使用媒介的。”显然，听众收听广播的动机与人们的心理需要层次的逐步提升而相对应的。如今，对于单纯的休闲、获取信息已不是很满足了，受众需要的是参与到节目中去和主持人进行直接的交流与对话。笔者认为，这种参与到节目中去和主持人进行直接的交流对话除了实现交流情感以达到自我“调整”外，还有表达思想，分享观点以满足自我实现，形成社会认同的心理需要的动机。日本传播学研究者奥平康弘认为：“就同一信息的演变而言，曾经是受传者的公民以知的权利的主体姿态出现，要求成为‘传播者’的公民作为接近和使用信息交流媒介权利的主体而登场”。这种“登场”使受众成分有种主人的自豪感，在针对某种现象的评述的节目中，受众参与评论使受众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同时又满足其心理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受众越来越不满足于“受传者”的角色，而积极要求参与大众媒介的信息发送过程。直播化的播出方式为受众参与广播节目，与主持人进行直接的交流对话提供了可能，为受众打造了表达思想、分享观点的交互平台。也正是因为如此，处于弱势状态中的传统广播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才能在残酷激烈的媒介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新媒体时代的今天，互动与分享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社会公众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QQ、微信、微博等新的信息交互平台，人们可以就某一新闻事件随时随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用户的自我表达成了家常便饭，多元意见的表达已成为一个不争的社会现实。广播媒体所拥有的热线电话和手机短信等互动方式虽然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体现一定的价值，但是已难以凸显其独有的优势和风采。因此，打造思想广播应该在继续保留热线电话和手机短信等互动方式的同时，借助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搭建新型的实时互动平台，让更多的受众参与到节目中就某个议题发表各自的意见和看法，使节目的观点立体化，评论的主体多元化，以此来拓展广播新闻节目的广度、深度以及听众对节目的忠诚度。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新媒体时代的广播媒介“不再是社会舆论的被动应答者，而应当成为各种意见群体的主动介入和引导者”，并在主动介入和积极引导中扮演着“意见领袖”的社会角色。河南电台新闻广播的《657新闻眼》每天谈论的话题，都提前公布于频率和节目的微博，并通过《豫广新闻》滚动预告。节目进行过程中，除专家、特约评论员的观点外，主持人在节目中还适时穿插听众的观点和评论，并让专家与评论员进行针对性的点评，其中既有相似或相近的观点，也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使节目有冲突、有交锋，从而使评论的内容更加具有可听性。《657新闻眼》还尝试在全省18个省辖市的热心听众中选聘了一批有见地、有思想、有素养的百姓，在节目中根据内容，通过电话连线形式让观察员表达自己对新闻事件的观点、看法和建议，这样既丰富节目的观点层次，也充分体现了普通公民对新闻评论的话语权，使节目具有广泛的草根性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用思想解读新闻，用新闻承载思想并不意味着打造思想广播仅仅依靠新闻传播。纵然广播新闻是广播事业的立业之本，“新闻立台”是广播电台的立台之本，但是广播的决策者和管理者绝不能因为注重新闻节目尤其新闻评论和新闻专题的思想力量而忽视文艺节目在思想传播中的作用和价值。道理很简单，用思想解读文艺，用文艺承载思想同样能够为打造思想广播助一臂之力，只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下，目前的广播文艺节目的休闲娱乐功能在各地电台被肆意放大了，没能充分地释放出广播文艺应有的思想光辉。因此，新媒体时代，中国广播究竟如何在创新与融合中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先进的文化激励人依然是摆在广播工作者面前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注释

⑦? 王彬《新闻传播需要思想引领》，《新闻前哨》，2011年第1期。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邵培仁《媒体的当下使命和责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6期。

李彬、马学清《新闻立台：媒体社会功能所决定的一个公理和通则》，《电视研究》，2011年第7期。

吴文平、王强《关于“新闻立台”的十大关系》，《新闻实践》，2010年第10期。

赵子忠《写在中国之声十周年之际》，《中国广播》，2014年第2期。

⑧李志明、褚俊杰《浅析新版〈新闻纵横〉的运作理念》，《中国广播》2011年第5期。

⑨ 丹尼斯・麦奎尔《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7～88页。

第9篇：新媒体的社会功能范文

论文关键词 新媒体事件 把关人 新功能 媒介新结构

一、新媒体事件的含义

正如对“新媒体”、“新媒介”、“新传媒”概念的争议一样，对于什么是新媒体事件，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众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研究新媒体事件的概念同时，他们也指明了新媒体事件的特征，正是在研究新媒体事件的特征中，才能概括新媒体事件的概念。

大多数学者在界定新媒体事件时首先明确新媒体事件以网络、手机为技术基础。在此基础上，以新媒体事件的外延来划分，可以分为广义的定义、狭义的定义。

广义的定义认为：新媒体事件是指由网络、移动媒体等新媒体技术支撑体系下形成的为民众广泛关注并采取相应行动的热点事件、引人注目的事件。蒋谢尔指出，所谓新媒体事件是指由网络、移动媒体等为主的新媒体信息、形成相应舆论进而为民众广泛关注能采取相应行动的热点事件。 蒋建国指出，新媒体事件是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利用网络、手机等媒体传播最近在社会上发生并引人注目的事情。 韩敏指出，所谓新媒体事件是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开放式媒介技术为基础，通过公民新闻运动产生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媒体事件。

中性的定义将新媒体事件界定为突发事件。周葆华指出，“新媒体事件”（New Media Event）的概念必须追溯至“媒体事件”（Media Event）。如果说“新媒体事件”主要指向突发事件，则“媒体事件”更多的是非突发事件——即预先计划好的事件。

狭义的定义将新媒体事件界定为突发事件中的反抗权威性事件。许鑫通过对新媒体事件和传统媒体事件的比较指出，新媒体事件是“新”媒体事件，不是“新媒体”事件，新媒体事件主要指以为传播媒介，由网民传播、推动事件进程并挑战意识形态和现存社会权力结构的权威，带有争议性的社会事件。新媒体事件的“新”特征根本上体现于两点：一是事件的意义并非完全由权力阶层来定义，草根阶层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二是事件的社会效果并非是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更多的是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的挑战。

以上有关新媒体事件的定义，从外延上递进缩小，即从热点事件突发事件挑战主流社会的突发事件。这三种定义，各有特点。广义的定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其优点是普适性强，但本文认为，这个定义太宽泛了，除了媒体形式有所区别外，新媒体事件和媒体事件很难有所区分。媒体传播的形式区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功能的差别所在。狭义的定义将新媒体事件界定为突发事件中的反抗权威性事件，和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由于中国处于过渡时期，各个阶层利益冲突相对比较严重，加之各个阶层之间信息沟通的渠道不畅通，在中国发生的新媒体事件基本上都涉及公共领域，挑战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获得社会的共鸣。这也与中国传统媒体长期以来缺乏独立精神有很大关系。这类新媒体事件也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内容。但从现实来看，这种概括太单一，以至于把现代社会大量存在的新媒体事件的其他类型排除在外。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类新媒体事件的比例会逐步降低。本文赞成中性的定义，认为这一定义既说明了新媒体事件和传统媒体事件的区别，又为新媒体事件有关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新媒体事件”之“新”

第一，新的把关人。威尔伯·施拉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媒介=把关人。他说：“我们将媒体称为‘把关人’，而不是过滤器，这个词是库尔特·勒温启用的社会心理学术语。大众媒介是信息在社会流通过程中的主要把关人。” 新媒体事件的平台载体从报纸、电台、电视等传统媒体转变为新闻网站、博客、论坛、手机、视频、搜索引擎、SNS社区等，这种媒介形式的转化，使得传统媒体的“把关人”风光不再。新媒介技术门槛降低、互动性强，普通民众甚至是社会底层可以和权力精英或者明星一样成为新媒体事件的重要参与者或者赋权人。这样，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经新媒体披露和传播后，在一定条件下，会由孤事件发展为可持续的运动，在营造群体氛围的基础上影响主流社会，其传播效果得到放大。这不仅是媒体形态的变化，或是媒介生态系统的扩展，也是媒体内容、话语权、主体性的变迁，是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笔者以为，这是公民新闻以及“群众书写”的要点所在，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信下阶层加入创造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也是新媒体事件最根本的“新”特征。

第二，承担新功能。在媒体自由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形态下，传统媒体监督和批评权力精英的功能已经得到充分的发挥，媒体事件的这一功能不算突出，突出的是娱乐社会的功能——这本是媒体的原本功能之一。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意识形态或者传统思想的影响，媒体的监督或者制衡功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由于传统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精英主导与策划的，其程序单一，很容易被控制。但新媒体事件的出现使得政治精英对传统媒体原本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迅速走向失灵，其底层赋权与大众书写特征使得其发展方向充满着不确定性，它打破了事件传播与舆论进展的单向性而呈现出复杂状态，事件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结果往往很难由事件中的单一力量所能完全决向失控，这种状况下，预警失灵也就成为事件中的常态。 如果新媒体事件没有承载新的功能而仅仅是发生了传播形式和方式的变化，这种对新媒体事件的研究就会丧失其现实意义。

第三，形成媒介新结构。这里的媒介新结构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形成的新的结构状态。由于不同社会结构性差异，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其新媒体事件的表现也并不同一。在港台社会，借网络平台而生的新媒体事件常常被吸纳进主流媒介的光谱之中而逐渐“常规化”，新媒体事件由此变成传统媒体获取经济利益的有效素材；而在中国大陆，由于新媒体相对传统媒体具有“另类”色彩，所以新旧媒体之间更多体现为竞争、甚至对抗关系，而较少出现港台社会的那种吸纳特征。就事件走向而言，在港台会因传统媒体的吸纳效果而使其常规化；但在大陆，新媒体事件的前景更加充满不确定性，新媒体事件或者因其发展产生体制性变革，或者则因权力结构的打击而饱受压制、无果而终。 在中国，新媒体事件的频发使得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竞争性结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