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精选(九篇)

第1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社会治理；社会交往；网络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1-0052-06

随着人类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和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社会治理也必然要随之发生深刻的变革以不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媒体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形式，也在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治理中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网络以及公民与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我国“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必然要与新媒体的发展运用相契合。如何在新媒体的发展语境中促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新媒体及其时代认知

媒体随着人类社会交往形式的多样化而不断更新，“新媒体”在人类传播史上是一个相对性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很难形成明确的定义，只能在当前语境中对新媒体进行界定。结合我们当下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认为数字化和互动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新媒体的本质特征。“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如下特征：即时性、开放性、个性化、分众化、信息的海量性、低成本全球传播、检索便捷、融合性等。但是新媒体的本质特征是技术上的数字化、传播上的互动性。”[1]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媒体至少具有以下特征：

1.传播途径的多样性。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对信息需求量的增加，各种各样的媒体不断涌现。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递平台，不仅依托于电视、广播等媒体形式，更要以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印刷媒体为重要内容。例如，以手机为载体的媒介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益彰显。现在很多人称手机为第五媒体，特别是进入4G时代以来，人们可以更快捷、方便地掌握各地信息，加之于手机短信、手机报纸、手机小说、手机电视、手机传播等新形式的出现，使人们接收信息的途径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

2.信息的双向互动性。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互动性是新媒体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在传统媒体环境中，人们只能单向接收信息，而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尤其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传播媒介，更加淡化了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界限，两者之间的角色可以相互转化，受传者不仅可以接收信息，而且可能及时对信息作出反馈，进而影响到信息的最初发出者，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影响、即时沟通、角色互换已经成为现代信息传播的“新常态”。

3.受众群体的广泛性。在我国“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新媒体的发展蒸蒸日上，在传播速度与传播范围等方面优越于传统媒体。一方面，新媒体以海量信息和“零时差”的优势，满足了不同受众的需求，各领域的人们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这种传播内容的丰富性使得受众群体多样化。另一方面，受众群体的层次性决定了受众范围的广泛性。由于人们年龄、经验、地域等的差异，受众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不同层次的人对信息的需求千差万别，而新媒体信息的海量化契合了受众群体的层次性，受众群体的层次性为新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者相辅相成，促进受众范围的大大扩展。

综合上述关于新媒体含义及特征的论述，为了可以更好地理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媒体”概念，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

第一，从时展来看，我们所理解的新媒体的“新”是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紧密契合的。从早期的结绳记事到文字的产生，再到后来印刷技术的发展、书籍的出现、现代新闻报业的崛起，直到晚近时期广播电视、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对于媒体概念的理解一直在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因此，新媒体只是一个时间性、历史性的概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的媒体新形态。当前，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微信、微博等新的媒体形态应运而生，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媒体。当然，我们也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类交往形式的不断发展，在未来还会产生属于未来世代的“新媒体”。

第二，从技术条件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媒体的“新”具有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鲜明特征。属于我们的新媒体离不开我们当下的网络信息技术，并以其为最重要的技术支撑和交往载体。“在电信网络基础上出现的媒体形态，主要包括光纤电缆通信网、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电视系统、高清晰度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多媒体信息的互动平台、多媒体技术以及利用数字技术播放的广播网等等”[2]这种观点是在信息技术以及传播学的基础上所做的定论，表明新媒体的发展离不开电子信息技术的支撑。

第三，从精神主旨来看，我们理解新媒体的“新”需要有一种内在批判性的价值诉求内涵其中。批判是以质疑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独特认知，并与生活中的他者形成协同互动。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媒体，必然要替代和超越原有纸质媒体所具有的简单、单向等线性特征，而呈现出信息在相互交流过程中所具有的相互质疑、批判的网络化新样态。这其中内涵了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合作生活共同体的出现，构成这种共同体的个体将是具有独立精神和自我鉴别意识的批判性个体，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媒体所开辟的交往场域中进行着和自我诉说和相互建构，最终将凝聚和形成属于我们这个的共识。

在呈现了新媒体及其时代特征以后，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新媒体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作为现代人类社会交往关系最重要调整的社会治理也不例外。“中国网民数量目前已超过6亿，已形成规模巨大、构成复杂、形态多元的网络社会。网民规模增大，活跃度提高，由此产生的网络文化传播促成了网民由自在群体向自为群体转变。这对于传统公共治理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网络社会的有效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公共管理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3]

二、新媒体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冲击

新媒体最大化地呈现了信息社会的特征，在我们这个时代信息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它在时刻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它促进了我们便捷地了解我们想理解的一切，使传统社会生活的边界彻底的模糊化。铺天盖地的信息浪潮在引导也在冲击着我们的生活，作为我们社会生活重要调整和规范的现代社会治理在获得了新媒体所带来的信息资源的同时，也在时刻面对新媒体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1.社会负面效应扩大化，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新媒体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允许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公开发表各种言论。“现实社会表达空间的受限，促使人们将表达舞台转移到互联网空间。一旦进入虚拟空间，表达的强度、广度以及情绪性就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掀起网络舆论风暴，形成网络，甚至与网下的社会运动结合，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的压力。”[4]网络媒体的开放性与匿名性使得传统的管理、控制与监管力不从心。公民个人可以以匿名身份随心所欲的评论公共事务，给蓄意危害社会秩序的人以可乘之机，借助新媒体的广阔平台肆意传播不实信息，而政治立场不坚定，识别力不强的公众容易被煽动，“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却走遍天下”的现象将层出不穷。媒体大量传播的信息尤其是揭露社会阴暗面和批评政府不作为的信息，还会具有轰动效应，极易滋生。一旦公民缺乏社会责任感，把歪曲事实引起关注作为提高知名度的手段，恶意制造谣言，新媒体背景下信息传播迅速且具有增殖力，一经传播便呈倍加之势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当前公众的政治素养还远没有达到有序公民参与的高度，在虚假信息的蒙蔽中失去理性，这种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情绪化政治参与，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与稳定。再加之媒体的管理不规范以及控制力度不够，使得人们散播信息更加无拘无束，把负面信息的范围扩大化，效应恶劣化。

2.网络信息异化的日趋严重，影响现代公民的自觉理性判断。异化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原罪说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后由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加以引申发展。[5]20世纪“异化”一词得到广泛传播。我们讲人的信息异化是指人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发生颠倒，人本是信息的创造者、传播者，信息则是被人利用和共享的资源，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是不能失去人的情感与理性的。然而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新媒体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新媒体所传递的信息本身盲目依赖、崇拜，使人成为海量信息的寄生虫、附属品，改变了以往人利用的本质关系。信息膨胀与信息爆炸是信息异化的两种形式。无论哪种形式都极易产生信息垃圾，致使无用的乃至虚假的信息广泛传播。面对这种信息过剩的局面，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不够，使人的生活空间限于混沌状态，甚至给社会和谐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信息泛滥时代，人们每天处于信息的包围之中，信息传播快以及更新周期短，人们往往来不及把握信息本身传递的内容，就会被新的信息覆盖。这种快节奏的信息更新导致人们很难找到生活的重点，致使对事物本身的认识泛化。正是由于信息异化乃至诱发的“信息疲劳症”，造成人们的问题意识弱化。

3.信息（参与）鸿沟的不断加剧，影响社会治理的平等化追求。信息（参与）鸿沟是原有的信息占有不平等在信息时代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在信息社会进行地方治理要注重信息的平等性，然而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鸿沟加剧了传统治理中的信息不平等。新媒体传播信息主要以互联网为依托，那些网络富有地区明显掌握更多信息资源。虽然政府也在信息技术方面加大了投资力度，但是信息鸿沟作为社会分化与社会发展差距的顽疾很难根除。“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关于数字鸿沟的讨论都在强调获得渠道问题，主要是从技术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单是媒介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活动家们在寻求各种办法拓宽获得数字媒体的渠道的同时，他们也创造出了一大堆各式各样混杂在一起的参与机会。有些人已经可以在家使用这些资源，有些人则在学校和公众图书馆得到有限的、经过过滤和调整的资源使用机会。”[6]新媒体的问题是一个应该引起普遍社会关注的社会治理问题。针对我国当前情况来看，信息鸿沟在教育差距、城乡差距、地域差距等方面都有体现。如受教育程度高者对新媒体技术运用娴熟，为掌握地方治理信息参与地方治理过程创造更多有利条件；由于基础设置建设的差距，农村网民显然要低于城市网民的数量，在占有经济发展优势的同时借助新媒体又可以掌握更多信息资源。而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很难向政府表达自己的声音，这种信息的不平等性直接影响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程度。

三、新媒体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带来的契机

毋庸置疑，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及其带来的信息浪潮给我们现在的社会带来的巨大的挑战，但挑战也是机遇，如果我们更加全面而辩证来看待新媒体及其冲击，我们就会发现它所带给我们的发展契机。“从根本上来看，互联网络蕴含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在解决了人类信息之高速传递和即时瞬时传播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为人类社会生活铺设了一个构建于电子网络世界的跨域平台，人们不仅可以自由进出，而且还能够即时互动和实时在场，由此而实现了人类行为活动空间的网络拓展、地理跨越和共时呈现。……最为突出的，是在行为主体层面，人们已经开始逐渐享有和践行自主、平等、多元、包容、互动、共享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而这样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同时还会进一步贯穿和融会在人们网络社会生活以及网下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侧面。”[7]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契机理解为新媒体及其发展的正向效应，理解了这种正向效应，才能更好的利用和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为促进我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服务。

1.新媒体为培育具有现代话语民主的形成提供了极大的可能。话语民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根基，也是现代民主得以真正实现的重要形式，突出了广大社会公众围绕社会治理的公共议题而展开的广泛对话、相互辩论和积极商讨，需要有一种适应时代特点的新型公共领域作为依托。新媒体以网络的形式极大促进了现代公共话语的多元化和丰富化，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网络公共领域，“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信息通讯技术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及其广泛使用，为人类的交往和交流提供了不少新的方式；同时，人类的交往方式部分转向广阔的虚拟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公共活动空间，这为公众舆论的生成提供了新的环境，使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成为可能，从而也为话语民主的实现创造了新的平台。”[8]新媒体所形成的网络公共领域围绕公共话语而展开，将批判性的现代民主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充分展现了现代话语民主在社会治理各个领域中的积极作用。

2.新媒体为促成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公共组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公共组织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单位，具有自治型和扁平化的基本特点，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治理的功用体现在对人的力量的整合上。然而，我们知道，一切属于自然界的因素，它的力量就是它本身，它除了它自身以外，是不可能借用、占有和整合出一种超越自己自然能力的力量来的。而人则不同，人往往能把个体的力量整合成一种超越自己自然能力的整体力量，并能把这种力量集中起来去由某个个体加以承载。”[9]现代社会组织就是这种人的个体力量凝聚的结果。新媒体的发展将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公共旨趣充分表达出来，更多的原子化个体得以围绕一种公共纽带形成了社会整合性力量，并以现代社会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看到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网络公共组织形成，它们在不断表达着自己的公共诉求，也在不断维护这自己的公共利益，更在自觉和不自觉地放大着属于我们这个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关注，并由此实现着对于社会治理现代的组织支持。

3.新媒体为规治现代政府的科学规范合理运行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观点，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作为现代公共权力之集中体现的政府行政行为必须要得到规治才能实现其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价值目标。传统的政府监督和规治力量包括公民个体、国家公共机关组织以及报纸等传统媒体，随着现代新媒体的发展，对政府及其行政行为的民主监督与民主规制也有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可以说，新媒体是规治现代政府行为的重要力量。“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新媒体的民主潜力已经被许多人所赞扬；它将授予公民、消费者以及其他环境的使用者权力，并且它们许诺是一个充满活力、更加直接、每一个人都能够容易参与的民主类型。”[10]可以肯定地说，新媒体所具有的民主潜力已经成为促进现代政府科学规范合理运行的重要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充分利用新媒体及其蕴涵的民主监督和民主规治力量，已经成为促进现代政府建设与现代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新媒体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伟大而复杂的宏观社会课题。“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这一前提下，我们的时代还有许多具体的新特征，其中，‘虚拟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值得一提的新的社会特征。这些新的社会特征既存在于我们赖以生活的环境中，也反映在我们的行为中，而且，也要求我们确立起与这些特征相适应的观念，甚至建构起相应的文化，特别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这些新的社会特征。”[11]面对新媒体对社会治理的巨大冲击，我们需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优势，对新媒体可能造成的负面效果进行及时规制，从而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1.以新媒体酝酿社会民主意识，推进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发展。在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竞相发展的今天，政治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民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驱动力。然而社会治理中的民主参与不是一个顺利实施的简单活动，在不同的层面上，它要求那些掌握实权的人向其他公民转移权力，这种情况会被认为是对政府统治的威胁，真正的公民参与应该体现的是一种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是为实现公共利益而推动政府与公民开展合作。一个现代化的治理形态必将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固化的。将社会治理单纯地寄托在政府身上是很不明智的甚至是很危险的事情。对于地方而言“失衡的治理结构必然造成政府权力向各个领域无界限的延伸，干扰市场和社会发育，破坏利益均衡，造成腐败愈演愈烈，决策专横随意和中央要求有令不行等各种治理难题。”[12]因而，打破传统的政府管控模式的束缚，用多元主体下的社会治理多元模式取而代之是必要的也是理性的。新媒体给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发展带来契机，充分利用新媒体带来的广开言路的渠道，做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推动政府垂直管理向共同治理转变，要控制政府独大的权力，让权于民，将我国的简政放权落到实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罗伯特・哈登特指出，在一个民主政体中，需要做的正确事情恰恰是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参与有助于强化政府责任，改进公共政策质量，提升政策执行成效，增加对政府的信任度，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13]可见，对现代社会的民主治理，不仅可以提升公民个人的政治素养，还可以为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及“多掌舵少划桨”政府奠定基础。普遍而成熟的社会民主意识，是现代社会治理多元化发展的思想先导。

2.以新媒体激励公民知情权诉求，推进社会治理的透明化发展。现代社会智力要求充分尊重公民的知情权，让公共问题、公共事务真正进入公众的视野并引起广泛而普遍的社会关注。公民知情权是现代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之一，也是实现现代社会治理透明化发展的重要根据。2004年，我国的宪法修正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重视。“政府信息公开”也称公众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人权。赋予公民掌握、共享政府信息的权利，是政府透明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形势下，公众有权获知政府如何运作，如何行使权力。“他们的权力，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共福利为限。”[14]因此，公民的知情权及其实现程度是现代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成为衡量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指标。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公民知情权的表达诉求得到了充分体现，这对于规范和治理现代社会公共事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充分地利用新媒体所提供的这种便捷途径，充分激发公民关注公共事务的热情和积极性，并自觉将这种热情和积极性运用到理性参与现代社会治理之中。因此，新媒体所激励和培育的现代公民知情权，将规范和引导现代政府在法治化的轨道内运行，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由此才能真正实现现代社会治理的透明化发展。健全的公民知情权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现代社会治理透明化发展的重要体现。

3.以新媒体促进法律体系完善，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发展。“法治中国”的提出就是要强调，政府各项工作的运行都要坚持以法律为基本依据，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政府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在治理过程中，法治政府才更有公信力与说服力，为开展政府工作树立权威。“构建法治政府就是要让法治精神贯穿于政府运作机制之中，严格约束政府权力的扩张与膨胀，积极吸纳广泛社会力量来强化监督问责机制，实现依法行政（可能造成简单化、形式化、抽象化的行政行为）向法治行政（有助于促成全面化、实质化、具体化的行政实践）的提升。”[15]结合目前发展实际，我们要依法优化新媒体环境。新媒体的互动性允许受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发表信息、传播信息。由于新媒体管理的局限性，很多受众肆意传播负面信息，使得整个新媒体环境乌烟瘴气。优化新媒体环境，首先要加强对新媒体的建设与管理，使之成为弘扬主旋律的坚强阵地。法律要发挥强制性作用，加强引导，以形成积极的媒体环境。其次要引导公众对舆论的评析与监督，引导新媒体加强自律，努力避免舆论导向偏离社会要求和公共利益，使新媒体能够为地方治理服务。推进新媒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展，使各种媒体都依法运行，成为传统治理方式的有效补充。第三要提高公民权利意识，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针对公共权力运作，应构建以人大监督体系为中枢的权力监督体系，形成自上而下的人大法律监督，自下而上的社会以及公民监督，集广大群众的参与性、政府的人民性于一体，形成良性互动的监督体系。政府行政的规范化运行，是现代社会治理法治化发展的重要保证。

4.以新媒体培育现代社会网络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的协同化发展。当前网络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这是一个离不开网络的社会，将网络与地方治理相结合，对于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网路参与是推动地方治理创新的有效因素，是衡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对于公民而言，网络参与增加了公众参与的渠道，提升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影响力。首先，协调网络舆论与敏感群体的关系。互联网已走入寻常百姓家，在网络这个鱼龙混杂的虚拟世界里，各种舆论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如果一些不良舆论不加以正确引导，很可能被敏感群体利用，造成社会动乱。所谓敏感群体，是指网络生活中容易激发社会情绪，激化社会矛盾并形成网络的某类群体或由个人所代表的群体符号。[16]他们极易被煽动，扰乱整个网络环境的秩序。网民要提高法律意识，较高的法律意识能够有效辨别新媒体所传播的各类信息，不盲从，不起哄。协调网络舆论与敏感群体之间的关系，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地方治理的有序运行意义重大。两者良好而和谐的关系，为网络参与社会治理开辟道路。其次，网络要为群众参与治理广开言路。可通过构建“电子人大”，通过“人大网”、建立微信公众号、参与微博互动、网上评议等建设群众参政议政的信息高速公路，直接反映人民群众最切实的根本问题，推进塑造公正、廉洁、高效的现代政府。现代社会网络体系的形成蕴涵良性互动的社会关系，这是实现现代社会治理协同化发展的重要根基。

新媒体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也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是一场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革，更是一场思想观念领域的全面革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不仅要从社会结构形式上进行调整，更要在广大社会公众的思想认识领域中进行更为深入的思想启蒙和公共教育，新媒体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普遍社会效应为我们当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真实而残酷的生活境域。新媒体对于现代社会治理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冲击中积极理性应对，才能真正确保我们的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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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 媒体；社会影响力；记者；报道方向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14-0047-02

听取民意是政府职能转向服务性、创新型与学习型政府的重要途径，而媒体作为连接民意和政府之间沟通的重要媒介与桥梁，在社会治理和社会进步中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政府行使公权力中发挥了监督作用呢，有效预防了党的腐败，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而且通过实时报道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突发事件和公益实践，来保障人们知情权等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公正，传递正义能量，不断弘扬先进文化精神思想，发挥了教育社会民众思想政治功能，从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1 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分析

自古以来国家都重视社会舆论的建议，广开言路，听取民意，正如我国古代圣贤孟子曾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我国早期的“媒体萌芽”出现较早，但也在不断发展和成熟，直至发展到今天的规范化、法制化和规模化，而且在人治、法治的基础上形成了新型的“媒治”思想，可见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社会进步的历程中起着也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

1.1 媒体对社会公权力的监督作用，增加党与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

我国古代西汉时期，为了提高管理民众的水平就兴办来世界上最早的、历史最久的《邸报》，在地方设置办事员，将地方发展的信息整理上交给管理者，从而可以颁布合乎民意的决策和指令，而我国如今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听取民意，重视社会舆论对于国家管理社会是尤为重要的，我国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认为媒体的话语权影响力可以成为社会治理和监督社会公权力的基本形式，可以通过媒体曝光或报道，产生一定的积极社会舆论压力，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相关政府部门立即处理和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不断改进管理社会理念和方法，保障民生，而且还有效预防党的腐败和公权力的违法乱纪行为，加强执政党和执政者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加强党与民之间的互动，从而提升人们群众生活的安定感，增强对国家执政党的信任、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营造一种积极健康的社会舆论氛围，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社会公权力行使的监督功能，推进党的先进性，提高国家管理社会的水平和效果。

1.2 媒体对社会公共事件的实时报道作用，传递正能量，维护法律公平和正义

媒体的实时报道国家社会管理中突发的社会公共事件，通过新闻媒体对火灾、地质灾害等关乎国家民生的社会突发事件，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合法权益，一方面媒体的实时报道可以让社会大众和政府清晰了解到最新的灾情，利于做好防范措施和救援工作，维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对于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事件，例如，通过曝光地沟油、三鹿奶粉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及时跟踪报道事件发展情况和相关政府处理和解决进展，让人民群众及时了解最新的进展状况，增加民众参加社会舆论的积极性，鼓动民众参与社会管理活动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另外，媒体关于司法刑事案件的实时跟踪报道，不仅可以帮助受害者得到法律的维护，伸张正义和公平，而且还传递了“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司法公正公平和社会正义的正能量，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性，保障了民众的合法权利和知情权。

1.3 媒体对优秀文化精神的传播作用，教育社会大众，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媒体也可以作为传播优秀文化和精神的媒介和桥梁，通过新闻媒体、报纸和广播电视对社会先进人物和典型的报道和宣传，一方面弘扬了我国传统优良传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发挥了很大的思想教育和行为指导作用，不断提升人们的思想认识，坚定了人们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不断提升全民整体的素质，创建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关系，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强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激励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奋斗。

2 媒体对社会治理影响下记者的报道方向分析

2.1 解放思想，提高信息鉴别能力，实时科学报道社会突发事件，保障民众基本权利

基于媒体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实时报道作用，是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重要途径，因而，在曝光和报道社会突发事件中，媒体要合理运用话语权和媒体力量，首先，媒体要解放思想，大胆积极关注和报道关于百姓生活的难题和热点问题，不断扩大媒体的公共话语空间，充分利用丰富多样化的媒体内容和形式，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等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其次，媒体在曝光和报道社会公益事件时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大众的道德影响和公众利益，要注意民众的参与权和社会舆论话语权；此外，媒体还应该实时科学报道和曝光社会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要提高信息鉴别能力，确保报道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一致和对称，公开事件的真相。

2.2 正确行使媒体监督权利，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监督作用和教育作用，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和谐

基于媒体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监督作用，关于记者的报道方向有以下几点建议，首先，新闻媒体要正确行使媒体监督权利，采用合法途径介入司法刑事实践活动和司法事件，平衡新闻媒体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社会公权力的强大监督力量，实时报道、披露和评论执政者和公务员的渎职腐败、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正当合理运用媒体监督力量，合理控制媒体监督的范围，不能干预司法正常活动，干扰司法公正，确保媒体监督目的与司法公正的一致，从而在促进媒体力量健康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有效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另外，大众媒体应该大力弘扬和传播优秀文化和先进精神，为民众参与社会管理营造一种健康的、积极的社会舆论氛围，从而不断促进社会主义主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加快和尽早实现。

3 结论

综上所述，媒体在社会治理起着很重要的影响力和作用，但是还需要合理规治媒体行业，媒体记者要确保报道方向合法、合理与合情，媒体行业要确发挥监督作用、教育作用和实时报道功能等，从而促进媒体行业的健康发展，加快社会民主法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林涛.“媒治”的社会影响及其合理规治[M].华南理工大学，2012，3（12）：1-40.

第3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高校教育管理；创新

doi：10.16083/ki.1671-1580.2016.01.02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1-0104-03

一、新媒体在高校思政教育的研究背景和意义阐述

新媒体在由朦胧、隐约逐渐向清晰、明确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可以深挖的潜力和价值。新媒体在高校思政教育的研究背景下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现代科学技术背景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当代经济、教育呈现出飞跃式的发展，借助于全新的智能技术，我们可以用手机摄像头完成清晰度、分辨率很高的摄录，用手机信号进行飞快的传输，尤其是媒体技术的成熟与发展，改变了原有的文字、声音和图像的集成，可以进行逼真的虚拟操作。

（二）社会背景

我们的社会生活包括各个层面，诸如生产方面、生活方面、学习方面，而在这些层面当中都缺少不了新媒体的存在。

（三）教育实践背景

新媒体在教育实践领域产生了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影响，已经成为高校教育研究的焦点内容。由于新媒体的良好交互性、即时同步性和传播的广泛参与性特点，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其先进的媒介创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采用无线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突破，极大地缩小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实现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与交流，颠覆了传统的“教”与“学”的狭隘观念，使传播者和受众者都能够得到平等的交流。

另一方面，新媒体的产生也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新媒体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为复杂化。在新媒体的环境之下，高校学生可以自主地进行随时的、轻松的信息读取，而新媒体之中的信息鱼龙混杂，对于大学生而言，各种西方思想的渗透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在进行渗透，极易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不良的影响，给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加了难度。其二，新媒体淡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引导作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历来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为己任，而在新媒体迅速冲击市场和社会领域的同时，大学生极易通过新媒体手段获取非主流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在思想开放的环境下表现出困惑、怀疑和矛盾的心理，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引导作用淡化，不能及时发挥引导作用。其三，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针对性，由于其非线性传递的特征，使接受客体无法保证实现高校教育既定的目标，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二、新媒体的全新定位

伴随着媒体网络的迅猛前行，大学生的高校学习和生活产生了全新的工具和平台，新媒体以各种形式冲击着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它以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为主要支撑点，以数字化、互动性和个性化为主要特征，成为了当代媒体的主流形态，为各行各业所把握和利用。

新媒体的概念定位体现为主要内涵和外在延伸两个方面，其核心是数字移动设备的多种信息技术融合与集成，包括信息网络技术、无线通讯技术、触摸屏技术等，新媒体是相对于“旧媒体”而言的新媒体形态，它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媒体相区别，被称为“第五媒体”，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为媒体和人的高度结合和统一，以高度集成为其实质与核心。

新媒体的外延与拓展也在不同领域得到了开发和利用，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媒体形成了网络媒体、网络电视和手机媒体三大类型。网络媒体是以大学生为代表，采用即时通讯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网络电视在数字电视媒体的引领下，创造了“视听新时代”，利用新媒体数字信号，将原有的、被动的电视节目收看转为了个性化、多样化的高清晰节目收视，并与银行系统实现了对接，集公共传播、信息服务、交流互动为一体，开创了新媒体数字电视新时代；手机媒体作为迅猛发展的手持式客户终端，已突破原有的通话和信息的功能，而成为了继电视、电脑之后的“第三屏”，它以方便快捷、互动突出的特点成为了独领的“第五媒体”，它对网络媒体和电视媒体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三、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新媒体带来的机遇

1.拓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

新媒体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巨大的知识和信息平台，它不同于传统的报刊、杂志、电视等媒介，丰富了信息获取渠道，其海量的知识信息为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提供了平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助于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通信等技术，以其快捷、实效、传播范围广的特点，进行相关大学生思想政治内容的教育，将生涩、抽象的社会主义教育转化为立体的、动态的价值观教育，使大学生在新媒体的全新平台上构筑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生观。

2.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以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为对象，遵循人类思想形成的规律，在新媒体时代下，用动态、生动的新媒体形态向大学生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替代原有政治教育枯燥、呆板的教育方式，采取新媒体教学展示和在线讨论等各种方式，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与交流，可以有效地将统一思想政治教学与单独辅导相统一，完成对大学生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影响和构筑。

3.增强了大学生独立自主的参与学习意识。

大学生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可以进行自主的选择与学习，大学生用自己感兴趣的方式与教师沟通，在轻松的网络环境下可以自由地浏览和择取信息，在海量的思想政治内容中选取自己喜好的内容，在网络自主与参与的互动中完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并在这一交流过程中实现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

（二）新媒体带来的挑战

1.信息获取的自由度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

在新媒体“时间无主控，空间无主控”的高度自由状态下，大学生的信息获取过程完全呈现出个性化和自由化的特点，使高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握学生思想动态的难度加大，同时也增添了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舆论导向把握的难度。

2.新媒体的虚拟性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调适难度

大学生处于高度敏感和人生价值观构筑的重要时期，在虚拟的新媒体环境中，各种信息量奔涌而来，真假难辨，大学生极易产生矛盾和困惑的心理障碍，在各种思想观念的冲突和交锋当中，大学生需要较高的心理承受力，因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调适方面，需要及时跟进和疏导，预防大学生在新环境中引发的各种心理危机。

3.新媒体的先进性提高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的要求

新媒体是一种新的技术形态，它的载体都是科技含量较高的数字产品，它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因而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四、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创新路径

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紧跟时代步伐，实现三个方面的创新，即：指导理念的创新、教育方式的创新、教育队伍建设的创新。

（一）新媒体环境中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导理念的创新

伴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大学生在自主、个性化的信息选择中面临各种冲突和困惑，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正确理念的引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和方向，将之融人大学生全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大学生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的标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用“一元多样”的探索和实践活动，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中的传播。

（二）新媒体环境中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

根据2014年互联网络报告显示，我国的网民数量已达到6.32亿。其中手机终端用户有5.27亿，大学生是新媒体应用的主要群体，鉴于这一现状，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进行方式方法的创新，可以增设网络电视、网络视频等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站，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创建高校校园论坛，主要针对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讨论；高校要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博客、微博，将之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使教师与大学生可以实现有效互动与交流，同时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有效地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的创新

第4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 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赵定贵（1967- ），男，四川南江人，四川文理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建、思想政治教育、职业生涯规划与辅导。（四川 达州 635711）梁芷铭（1981- ），男，广西玉林人，钦州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政府行为与政策分析、公共治理与媒介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广西 钦州 53509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高校微博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3LSZ033）、2013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媒介素养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项目编号：2013SZ015）、2013年度钦州学院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课题项目“网络美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项目编号：2013DJSZ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5-0055-02

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实现了人类传播方式的更新，产生了新媒体。新媒体包括“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网络、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电影、手机短信、移动电视、桌面视窗、触摸媒体等”①。新媒体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显著特征，并由此深刻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新媒体的主要特点

（一）传播的即时性与互动性

新媒体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为基础并借助网络空间和数字化手段，摆脱了传统媒体定期、定时信息的固有形式，缩短了信息制作周期，把信息源、信息和受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受众随时随地接受或信息创造了条件，新媒体具有即时性。在传统媒体环境下，信息者和受众之间的互动往往受到时间、空间和技术的限制，而新媒体突破了这些限制，促进多元传播主体的产生，为传播互动创造了最直接的条件，新媒体具有互动性。

（二）信息的海量性与共享性

通过信息技术建构起来的新媒体综合了电视、广播和报刊等传统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一方面容纳了海量信息，另一方面也为海量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新媒体因此而成为了一个新的社会交往空间。活跃在这个社会交往空间里的受众表达着自身对信息的不同需求，从而寻求精神、思维和情感等方面的满足。与此同时，新媒体作为一个开放的世界，打破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意识形态人们之间的距离，使得传播途径多元化，让每个受众都获得了平等获取和享受网络资源的机会。

（三）交流的个性化与群体化

新媒体的即时性和互动性创造了多元化传播主体。每一个信息传播者和受众在虚拟身份的掩饰下，通过提供个性化信息、发表不同见解等，在新媒体交流场域中描绘和重塑自己，因而使其交流极具个性化。同时，新媒体形态的多样性，使得传播行为更加自由和灵活，媒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性更加明显，受众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人们的讨论主题、兴趣、见解和观点等彼此连接。

二、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首先，新媒体有利于拓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视野。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固有的信息传播方式，改变了信息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路径，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概念，扩大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场所，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重新审视教育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目标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新媒体有利于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信息的获取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只能在报纸杂志、书本和人们的生活经验中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和素材。而新媒体的出现，大大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信息和素材，充实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再次，新媒体有利于拓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传统媒体有限的信息传播渠道和狭窄的信息传播范围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十分有限。而新媒体下形成的多元化传播主体和传播方式，以及“一对一”“一对多”的交流形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创了新途径。最后，新媒体有助于扩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当下，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和手机通信已经成为高校学生获取信息和进行沟通的主要渠道。借助新媒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也得以提升，能不断深入到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从而全面影响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二）消极影响

首先，新媒体消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内容与方式。在新媒体的海量信息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再单纯地呈现为文字和图片，而是以文字、声音和图像等信息的交融形式出现；其中，不仅有合法信息，还有非法信息和中性信息，各种信息鱼龙混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内容，使其遭受不同传播主体的解构。在传统媒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主要是教育主体向教育客体的单向灌输，教育主体不关注教育客体的信息反馈，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缺乏平等。②而由于新媒体提供了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渠道，人们因此便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教育模式。其次，新媒体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混乱、价值迷失。新媒体为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播、扩散和渗透提供了平台。这就使得知识结构尚不完善、心理发展尚不完全成熟、价值观念尚未定型和缺乏社会阅历与理性判断能力的大学生容易受到误导。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心态的淡漠性”“思想政治动机的功利性”“思想政治心理的软弱性”“思想政治行为的不稳定性”和“自我意识的至上性”③，使他们极易受到新媒体环境的不良影响。最后，新媒体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本与难度增加。受新媒体的影响，不同国家、地区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的意识形态与思想观念不断碰撞冲突，超量信息和信息污染，信息的自由、个性化传播以及获取信息的即时化，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得日趋复杂。教育者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使其教育权威弱化；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人格也受到新媒体信息的误导，从而阻碍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常开展。

三、新媒体环境下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向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在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主体化、立体化、差异化和隐性化”的发展趋势。④因此，要把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行动指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探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并深入了解大学生思想动态，把握新媒体传播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大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总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向。

第二，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价值追求。新媒体情境下的信息和素材是多元而分散的，而思想政治教育针对学生的不同成长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目标。因此，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整合信息和素材，并围绕这一主题创设不同的教育情境，通过不同的教育方法和策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价值认同是认知主体的知、情、信、意、行在更高水平和层次上的协调。”⑤因此，作为价值认同过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应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价值追求，以应对时代不良风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干扰。

第三，坚持以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为核心。要通过翔实的史料，全面深刻阐释民族精神，让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和发展史进入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以摒除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干扰。要通过真实的案例深入诠释时代精神，让大学生认识、了解时代脉搏和把握时代脉搏，鼓励其投身时代潮流中，对社会与国家建设做出贡献，在改革创新实践中实现自身价值。

（二）坚持继承与发展的统一，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形式

首先，坚持继承与发展的统一，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虽然新媒体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广泛应用，但传统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因新媒体的出现而无视传统媒体下构建起的教育内容，要以新视角重新审视高校旧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发掘其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通过新媒体赋予这些内容以新的呈现方式。

其次，坚持继承与发展的统一，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一方面，要把“长期实践中那些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继续坚持下来”；另一方面，要从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校园的角度，结合学校和学生的实际，探索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新形式。一是要充分利用报纸和杂志的传播优势，利用出版发行时间较长的特点，引导公众理性探讨大学生思想状况，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二要利用好高校课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创设平等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课堂教学。三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和传播渠道，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网站、校园论坛、博客、微博和手机报等，增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对象的互动，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首先，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建立基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存在价值冲突和主流价值缺失的现象。应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继续坚持高校“两课”主阵地优势，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同时，要把思想政治课与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课、心理健康教育课、公民意识教育课结合起来，以先进的理论丰富大学生的头脑，并选择适当的时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从而实现主流价值的广泛认同。

其次，大力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课，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课要面向全体学生，要与劳动实践、“学雷锋”实践、专业实习、志愿服务等结合起来，并把考核结果计入学分，以评选和表彰先进集体与个人等方式为引导，及时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具针对性，切实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注释]

①王学俭，刘强.新媒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取向[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2.

②张玉奇.论基于网络环境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0（3）：70.

③王璐，任福全.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现状及教育路径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2（26）：54-55.

第5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

本文以此书中的比较性理论架构作为理解政治社会转型过程中媒介与政治关系的基础，尝试着对政治制度与媒介制度的关系进行梳理和总结。

政治制度与媒介制度的关系

根据哈林和曼奇尼在书中的一些观点，笔者大致梳理出了政治制度与媒介制度宏观上的关系图。

如上图所示，共同的历史根源决定了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英国传播学者尼古拉斯・加汉姆在《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论》一书中指出：“社会传播的结构和进程已经深深地植入广泛的特定社会形态的结构和进程中。谁会说什么？以什么样的形式说？对谁说？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并且被决定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对其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孤立地来研究。”①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它们的形成根植于共同的历史根源，比如说一国特有的共同信念和历史文化等。

其次，政治制度对媒介制度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但媒介制度的形成不只是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从早期的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史不难看出，新闻最开始是为政治家和商人服务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政治家纷纷办报来宣传对己有利的消息。

在书中，哈林和曼奇尼认为，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是相互影响的，媒介制度不是永远作为“因变量”来反映政治制度，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媒介公共机构对政治制度和其他社会结构有其自身的冲击力。②但笔者认为这个所谓“自身的冲击力”在很多时候是很难被测量或者是被夸大了，媒介对于其他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美国传播学者舒德森认为，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媒介是有影响力的，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很难。人们倾向于高估媒介的权利，只不过因为媒介是影响人类行为的社会冰山上看得见的顶端。人们倾向于夸大媒介权利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将媒介权利与人民的权利以及媒介报道的事件进行区分。③最后，这二者的关系不是静态的，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在国家面临威胁时，即便是英美等民主国家，依然会对新闻界进行管制与检查。

衡量二者关系的指标

哈林和曼奇尼在书中提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关系的四大维度，可以从这四个具体的指标来更加深入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媒介市场的发展尤其侧重大规模发行报刊的强弱与发展这个维度，可以用来考察政府和媒介之间的关系是直接还是间接。一般来说，发行量较小的报纸，因所得收入不能维持媒介的正常运营，不得不收取政治参与者的津贴，与政治参与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政治面前与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而高发行量的报纸，因在经济上相对独立，在政治上可以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自主性相对要大一些。

政治平行性也就是媒介与政党联系的性质和程度，更广泛地看，就是媒介体制反映社会中主要政治分歧的程度。这个维度可以用来反映政治制度与媒介制度之间关系的程度。政治平行性高，意味着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例如在20世纪初，丹麦的每个市镇都有四种报纸，分别代表四大政党。如今，即便真正的政党报刊几乎已经消失，即便今天欧洲报纸的政治倾向要比以前模糊，但鲜明的政治倾向仍持续存在着。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则是影响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关系的一个外生力量。新闻事业是作为一个从包括政治场域在内的其他场域中脱颖而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独特场域而发展起来的。哪里的政治平行性高，媒介组织与政治组织密切联系，新闻工作者深深卷入执政党政治，哪里的专业化水平就很可能低下。新闻事业专业化的发展在若干重要方面销蚀了政治平行性，削弱了政党和其他政治组织对媒介的控制，创造了模糊媒介组织政治分野的共同实践。

国家干预媒介制度的程度和性质，也是衡量二者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任何社会中，国家都扮演着塑造媒介体制的重要角色，但在国家干预及其所采取的形式上存有显著差异。最重要的国家干预形式，当然就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然而在许多国家，政府还直接或通过国有企业拥有通讯社、报社或者其他与媒介有关的企业。这些干预可以是直接的（津贴），也可以是间接的（降低邮费等）。其他形式，还有相关法律（诽谤、名誉权等）和许可证的发放等。早在18世纪，美国的政党就通过降低邮费来影响新闻界，有关邮局的斗争也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中心。

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比较媒介体制》的最后，哈林和曼奇尼提出，这三种模式正朝着自由主义模式发展，媒介与政治机构日益分离。同质化的外生力量在于美国化、全球文化的发展和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力量更明显;发生这种变革的内在力量在于各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世俗化和商业化。这个同质化明显的特征是，极化多元主义和民主法团主义模式中媒介与政党和有组织社会群体之间在历史上所结成的关系的弱化，以及向作为自由主义体制特征的商业性结构和中立性专业主义实践的转变。

媒介与政治机构的分离，意味着媒介体制越来越根据自己的独特逻辑来运作，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曾经相联系的政党政治和在有组织社会利益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的逻辑。如同马佐莱尼所说，一种独特的“媒介逻辑”越来越超越受制于政党和政治领袖需要的“政治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媒介与政治体制的差异变大的同时，与经济体制的差异变小了。

但是，媒介制度永远不可能摆脱政治的控制，完全受制于商业因素。即便是在号称新闻自由的美国，人们说新闻媒介超脱政治时，其意思常常是说新闻媒介超脱了党派政治，但政治倾向性还是存在的。阿特休尔也表示，没有哪个国家的媒介制度能摆脱官方控制，所不同的则是来自于准许范围内的自治程度的差异。

注释：

①潘祥辉：《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联和互动》，《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②【美】丹尼尔・C・哈林、【意】保罗・曼奇尼著，陈娟 展江等译：《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第8页

第6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 高职大学生 政治信仰教育 受众选择机制

[作者简介]杜远阳（1972- ），男，广西南宁人，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党建与教育管理；谭华云（1981- ），女，湖南东安人，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外语系党支部副书记，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党建与旅游管理。（广西 南宁 530021）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3年广西高校“党的十精神研究”专项课题“社会化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的影响与对策研究”（课题编号：DSBD13YB072）、2013年广西高校党建工作研究课题“新媒体视野下高职大学生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研究”（课题编号：13DJ036）和2013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广西高职院校90后大学生人生信仰调查与培养研究”（课题编号：2013LSZ06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0-0072-02

社会化媒体又称社交媒体、社会性媒体，是人们用来分享意见、观点及经验的工具和平台，包含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等。社会化媒体是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对人们互动需求的回应。它与新媒体、传统媒体有共同点，也有明显的区别。社会化媒体是在利用新媒体技术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交流形态，特别突出自发性、互动性、即讯性的特点。目前的高职大学生是思维活跃、认识超前、敢于创新的“90后”群体，但与其他普通本科大学生相比，他们的学习能力与自律能力相对薄弱，政治信仰更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一、社会化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的影响

政治信仰是对政治观念、政治理想的信仰，是一种重要的信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信仰主要是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青年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群体，对他们开展政治信仰教育关系到“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重大问题，影响着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社会化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流互动媒介，在当前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高职院校而言，其影响性更是不言而喻。

1.社会化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产生的积极影响。高职大学生思想独立，易于接受新事物，动手与操作能力较强，但理论基础比较薄弱，内心世界丰富而脆弱，对事物的认识比较感性，缺乏理性判断。社会化媒体正好为他们急盼获得社会认同、想要与教师建立平等交流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因此，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一是社会化媒体拓宽了教育平台。高职大学生倡导自由，渴望平等交流，他们对科学的政治信仰的追求是明确的、迫切的。社会化媒体以其互动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运用如网络论坛、微博等形式，向高职大学生提供形式多样的教育信息。大学生们可以通过社会化媒体向高校党组织、班主任、辅导员等及时反映学习工作情况，使高校及时、全面地了解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所以说社会化媒体拓宽了政治信仰教育的平台。

二是社会化媒体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传统的教育活动中，大学生往往扮演着客体角色，被动接受教育，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缺乏互动沟通的桥梁。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为高职大学生获取信息、接受教育、参与活动等提供了有效渠道，尤其是在这一渠道中，大学生可以消除各种心理顾虑，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担任着教育主体的角色。

三是社会化媒体缩短了教育的空间距离。高职大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短，校外实践时间长，既保障教育的实效性，又契合学生的学习特点，是对大学生进行政治信仰教育的关键点。社会化媒体以新媒体技术为手段，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教师与学生可以在不同时空进行教或学，这就大大地打破了传统教育模式的局限，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的实效性。

2.社会化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产生的消极影响。社会化媒体是一把“双刃剑”，给教育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一是多元文化的蔓延干扰高职大学生正常教育。依托于互联网的社会化媒体让学生不断受到社会思潮及多元文化的侵袭，甚至还会接收到很多不良的信息。高职大学生的思维模式正处于塑造阶段，极易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一不小心就会形成错误认识，甚至产生错误的价值观，误入歧途。

二是教育载体难以监控，易产生网络。社会化媒体使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的载体丰富多元，但有时因监管不到位或疏于利用其他载体，容易给某些别有企图的人员带来可乘之机，诱导高职大学生在网络上表达一些非理性的言语。如高校校园网、论坛、手机微信等都可能传输不良言论、信息，部分警惕性不强的学生就容易被诱导，进而产生“网络愤青”“网络暴力”。

三是社会化媒体容易让学生产生惰性。许多政治信仰教育需要依靠学生的实践行动才能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以实践强化信仰，促进教育。但是在以社会化媒体为载体的教育平台中，教育者与大学生之间的互动，往往是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传统的面对面交流互动逐渐减少，长期如此，学生就容易在教育行动上产生惰性。社会化媒体有可能切断教育线，减弱教育的实效性。

二、基于受众选择机制的高职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

受众是指传播过程中的接受者，即受传者，或称阅听人，是对信息接收者的总称，现实生活中的各类读者、观众、听者等都是受众。受众理论是传播学系统里的基础性理论，其倡导在传播过程中要关注受众者的感受，并以其作为传播效果的评价主体。对受众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上世纪中期传播学创立开始的，特别是1975年，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在他的《大众传播理论》著作中，对受众理论作了专门的论述。后来，随着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交叉学科获得快速发展，受众理论同样也得到了丰富与充实。受众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受一定理性选择的影响，具有特殊的选择机制，即受众选择机制。受众选择机制考查信息接受者的选择心理过程。传播学中的受众选择机制认为，传播者要想有效地将信息传给受众，必须经过受众者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阶段，最终形成选择。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在选择性的三个阶段中，选择性注意是基础，选择性理解是核心，选择性记忆是关键，三者层层递进，又相互促动。

将受众选择机制与高职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实践相结合，笔者认为高校正好可以运用社会化媒体，实行政治信仰的理论性教育与实践性教育，如图所示。

一方面要注重强化理论性教育。选择机制中的三个层次从根本上说是受众心理活动的过程，三者层层递进，逐渐深化。因此，在高职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中，也应遵循这三个层次之间的变化规律。第一层次，我们应有选择地运用一些大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易于接受的媒体来开展教育。再一层次，应发挥社会化媒体的优势，大力开展党的理论知识宣传，以听、观、动、想等形式，使学生能更快、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党的理论知识。更深层次，则是要促进大学生记忆知识。在认识理论的基础上，还要使大学生们自觉认同党的理论知识、共产主义知识，而后使他们能够用语言文字、图像等不同的符号把政治信仰理论的信息复述出来。另一方面则是要加强高职大学生的实践性教育。选择是受众选择机制的最终表达，我们应该以社会化媒体为手段，突出教育的实践性，使大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政治信仰的理论性认识，以此端正思想态度，树立崇高的理想追求。应运用并发挥好社会化媒体的作用，多层次、多角度地创新高职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制度，增强教育的理论层次性、教育的互动性。

三、运用社会化媒体推进高职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工作

基于对信息传播的终点――政治信仰教育过程中高职大学生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及其选择的分析，可以看出受众选择机制为我们运用社会化媒体开展高职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工作创新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有益的方法。

1.发挥社会化媒体功能，拓宽高职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载体。高职大学生是一个思维活跃的群体，但其思想具有易变性特点，对他们开展政治信仰教育就必须采用他们熟悉的、易于接受的载体，才能迎合他们的心理需求。受众选择性注意告诉我们，大学生对内容的注意力与承载内容的媒体密切相关，如果传播媒体是学生所喜爱的，那学生就会对媒体所承载的知识给予更多的关注。因此，我们应积极拓宽高职大学生教育新载体，通过媒体的作用来提升大学生的政治信仰。首先，应对高职大学生进行细化，为不同的学生选择不同的教育载体。在实践中，不同年级、不同生源、不同性别的大学生有着不同的希望和需要，对社会化媒体的认同也是不同的。例如，我们可以针对大一新生用QQ、论坛等较为直接简便的形式开展教育，而对在外开展毕业实习的大三学生，则可以用微博、博客、微信等远程方式，以解决师生受时空限制，不能即时会面的问题。其次，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媒体特性，恰当地发展多元化的教育载体。运用社会化媒体对高职大学生进行政治信仰教育，主要是要让其获取新知、学习党的理论、体会人生感悟等，我们应根据需要选择契合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将其发展为教育新载体。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可发展成为政治性学习平台，名人微博可发展成为大学生们的理论园地，还可建立教师微博、校园BBS、生活QQ群、师生情同窗情网站等。

2.以社会化媒体为渠道，积极开展政治理论的平民化教育。选择性理解强调接受者把传播者的“编码”进行“解译”，转换成接受者自己的信息。在这一“理解”过程中，解译的质量与信息量很大程度受到传播者编码可接受性的影响。所以，在高职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中，对教育内容的编码应该是易于接受的，使大学生能够最大程度地吸收信息量。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利用社会化媒体优势，积极开展理论的平民化教育。《现代汉语辞典》对“平民”的解释是“泛指普通的人（区别于贵族或特权阶级）”，理论教育的平民化，则应该是教育内容、教育重点、教育形式及教育过程符合高职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内心及群体思想。据笔者了解，高职大学生对教条、枯燥、深奥的政治理论普遍缺乏兴趣，因此，理论教育的平民化是很好的教育方法。据此，我们可以利用媒体简化理论知识，强化宣传，如在校园BBS中设置十理论学习专栏，设置“数字说成就”“历届党的大事展”“领袖人物经典瞬间”等栏目，以贴近学生实际的形式开展教育。

3.探索建立适合高职大学生特点的新型信仰教育互动模式。在教育过程中，大学生接受的教育信息多少关键取决于大学生的选择性记忆。学生往往只记忆对自己有利的、符合自己兴趣的，或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信息。我们可以利用社会化媒体建立起新型的信仰教育互动模式，让大学生参与到教育的互动中，以提高大学生的选择性记忆。高职大学生不是被动的教育客体，而是教育关系中的主体，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化媒体建立起沟通互动的桥梁，让他们在媒体中发表自己的观点与见解，获取有益信息，并且在互动中加深理论学习。目前，深受大学生们喜爱的QQ群、微信群、空间、微博等都是较好的互动平台，我们还应紧跟时代步伐，关注新出现的网络社交工具，适时建立开心网机构名人主页、视频网站、搜索引擎、facebook、flickr和youtube等新型互动平台，尽可能多地满足大学生们的信息互动需求。同时应针对高职大学生思想个性特点，以互动的形式对其开展思想引导。在实践教育活动中，大部分同学对腐败、“舌尖上的浪费”等问题持否定态度，但个别同学还是存在党和政府昏暗腐败的错误观念。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聘请一些专职辅导员通过论坛、微博、QQ群等对学生进行答疑解惑，及时消除他们的思想疙瘩。

4.突出教育实践性，塑造高职大学生良好行为。经过受众三个层次的心理选择后，最终将会表现出有鲜明个性的行为特征。这就启示我们在高职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中要突出实践性的教育模式，通过行为教育，矫正行为偏差，深化理论认识。笔者认为，可以以社会化媒体为抓手，突出教育的实践性，开展行为教育。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运用社会化媒体及时矫正高职大学生出现的逆反行为。个别大学生由于成长环境不佳，又正处于思想易变期，容易出现逆反甚至越轨行为。高职院校教师及辅导员可利用网络论坛、微博、群空间等平台，针对“复旦大学生虐猫事件”“大学生杀室友”等近期发生的极端案例展开相关的主题讨论，以此启发大学生思想，把可能出现的逆反行为消除在萌芽中。另一方面要引导大学生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高职大学生通过毕业实习、青年志愿者活动、暑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了解国情民意，感受社会发展的形势，以坚定学生的政治信仰。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化媒体让更多学生参与到实践教育中来，扩大行为教育的效果，从而提升教育的实践性。

[参考文献]

[1]汪慧珍.受众的选择性心理与传媒引导[J].青年记者，2010（5）.

第7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 国家治理 机遇 挑战

新媒体不断涌现，对传统媒体不断冲击，迎来了新媒体时代。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个百分点。截至2014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较2013年增加5672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 。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介，开始通过数字杂志、网络、社交平台等新媒体上获取自己所需信息。这种移动媒体的技术蓬勃发展，重塑了媒体格局，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新媒体现象”。

一、新媒体的特点

随着移动互联网通信技术以及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媒体载体不断普及，尤其是以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移动新媒体载体发展势头最为迅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有以下优点：

一是信息量大、易传播。以移动互联网为例， 它具有全球性、国际通用性，可以时时把海量信息传输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且不受地域、民族、文化限制。

二是互动性强。 传统媒体基本以报纸、电视等媒介单向传播信息，大众被动地作为接收者，不能参与信息的制作、传播。新媒体出现后，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信息，人与信息之间的二元关系被颠覆。比如通过微信、朋友圈等媒介，即能作为信息接收者，又能作为信息的制作、转载、传播者，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信息中心、媒体人，这也就体现了新媒体的最大优势――互动性强。

三是受众广、效率高。与传统媒体相比，现在的新媒体更加实时、灵活。年轻人生活节奏快，更倾向于移动便携式载体，易于操作，空间、地域限制性小，因此新媒体比传统媒体接收人群更广、更多。

二、新媒体为国家治理带来了新机遇

（一）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普遍化

新媒体传播信息量大、效率高，接收人群广泛，各种信息的传播都不受地域、种族、信仰等因素限制，每个公民都可以随时接收各类信息。国家新政策、法规的制定出台实施都可以用最快速度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我国各大例如新华网、人民日报等大媒体，都开设了门户网站，各级政府部门都开通了自己的微博、微信主页，新媒体平台成了民众获取信息、表达自己意愿与诉求、为国家出言献策、参与国家治理的新窗口。

（二）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

“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是很可笑的”[1]，而我党执政兴国的基础和前提是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如今新媒体高速发展，各级政府部门开通了网络邮箱、微信等平台，宽阔和丰富了信息渠道接收、传播渠道，给民众为国家献计献策提供了渠道保障。更多的政务、社会信息公开，保障了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推进了网络问政的发展，推动民众提高了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也推动着国家治理更加民主。

（三） 推动国家治理务实化

新媒体使人民群众与国家政府之间形成无障碍沟通，为广大公民开启了一个新的表达诉求的窗口，拉近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政府部门通过倾听来自广大群众的声音、 尊重民意，集中群体智慧使国家的政策成为广泛代表群众利益的公共政策，以确保治理政策具有更高的可实施性、操作性、务实性。

（四）提升国家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公众形象

网络的迅猛发展，为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打造了很好的平台。在舆论监督还没盛行的旧媒体时代，普通民众往往会发现遇到问题想及时反映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途径，许多问题被搁置得不到解决，而有了新媒体，民众可通过网络将自己的诉求表达出来，通过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来有效解决问题。这个过程中，通过宽阔的信息接收、反馈渠道，加深了党群、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家政府机关办事效率、工作水平，提升了公职人员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五）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2]。当下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在这个特殊时刻任何国家政策改革都能引起大家的密切关注，同时这又成了谣言的催生期，新媒体对辟谣止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相关部门对不实消息的澄清，有效打击犯罪分子，有效避免了由此造成的广大民众的心里恐慌和社会秩序混乱，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新媒体让国家治理遇到的问题

（一）政府的大众舆论管控力受到冲击

美国著名学者克利福特.斯托尔说：“网络是历史上存在的最接近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东西”[3]。新媒体的发展使国家、国家治理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传统信息传播时期，信息传播途径单一，信息单方面由政府传播，民众只是单方接收的。但新媒体出现后，人人都可以通过新媒体成为自媒体、成为与舆论的主导者。公众的舆论效应完全冲击了政府行为，在政府和媒体博弈过程中，民众对政府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提出更高的要求，增加了国家治理的难度。

由于民众对舆论的鉴别缺乏理性，易跟风被人利用，因此仍需要政府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监管，但如何在既不影响民众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政府又能提供引导和监管的，避免侵犯民众舆论自由权，并真正消除舆论领袖独裁化与普通网民的极端化是个十分难解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不断引导民众，通过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和网民参与能力的提升进行漫长的改善。

（二）提高了对政府处理舆论危机能力的要求

新媒体时代，国家公职人员、政府行为都在大众视线下曝光，一旦国家政策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民众往往通过媒体扩大自己的利益诉求，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通过微博转载、朋友圈分享等途径，形成一种无形的舆论压力，对国家政府制定的政策方针的实施形成阻力。尤其是大众的非理性传播后，不法分子对原有事件扭曲、国家敌对势力推波助澜、最终形成网络，使社会矛盾加深、造成社会危机后，政府部门需紧急对作出合理解决。这个过程对政府舆论危机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易于对公共秩序、社会安全形成威胁

新媒体传播有两大特点，分别是它的自由性和开放性，这些特点决定了网络新闻的可信度差、真实性不强以及权威性比传统媒体逊色。在网络新闻的信息源头是民众，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带有个人主观意识色彩，从而影响到新闻的客观真实性，掩盖住事实真相；再加上以散布网上谣言为主的“网络推手”行为日益猖獗，他们往往受到经济利益驱动或得到境外势力的资助，利用效法律监管的缺失和社会心态的迎合，打着“打假”、“还原真相”的旗号，利用网络平台或者通过微信、QQ等社交媒体散布虚假谣言、故意炒作，抹黑国家政府部门、名人政要和一些普通群众，利用民众的不知情和同情心，煽动大家，架空政府权力，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利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挑起各类社会矛盾，危害政府公信和社会稳定，最后形成危害社会的行为。

四、关于新媒体对国家治理影响的对策

（一）团结好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时代冲击，网络逐渐成为舆论的新战场。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到三类人将成重点团结对象：“留学人员”、“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谈到“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时，总书记要求，“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这种提法与近几年新媒体发展有着很大相关性。

虽然网络是虚拟世界，但参与网络活动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面对时代境遇的巨大变迁，新媒体上的一些意见领袖，自然对现实世界有巨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新媒体中的意见领袖在舆论战场的态度对民众情绪、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他们自然成为国家紧密团结的对象。

（二）科学合理引导群众“媒体人”

树立正确舆论思想，创新引导方法，提升民众大局观、责任意识、主人翁意识、舆论水平，引导新媒体朝健康有序方向发展，不断提高政府对媒体舆论的引导作用。一旦形成公众事件，政府和主管部门应及时、有序权威信息，去引导媒体报道正面的角度、内容和倾向，从而影响公众舆论，杜绝一些媒体的不当言论，禁止谣言和歪曲事实，刻意炒作，使事态扩大化，愚弄民众。

（三）正确用好新媒体

一是要积极发挥政府门户网站、政府官微和主流网络媒体的作用，将这些网站门户作为舆论宣传工作的前沿阵地，及时做好舆论向导，宣传国家政策主张，及政府所做的工作，实现政府和民众的互通式、无障碍式交流，利用新媒体强大的公信力和广泛迅速的传播力，提高政府决策的可实施性和有效性。

二是善于运用微博、论坛等新媒体工具，随时掌握民情民意，汇集大众的智慧，制定更加符合民情、民心的政策，取悦于民，提高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主导地位。

三是建立对媒体事件搜集机制，面对复杂多样的新媒体功能，政府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新媒体舆情的搜集、整理和应对机制，对大的门户网站和社会热点等进行全天候监测，准确把握舆情发展，为政府引导舆论和正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四）健全法律法规对新媒体进行有效监管

一是加快新媒体立法。我国现阶段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尤其是对舆论监管方面的法律更是欠缺，不少国家规定过于陈旧和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应在新媒体监管方面上下大功夫立法，进一步实现精细化执法。

二是加强专项整治。切实规范新媒体传播范围和传播途径，坚决遏制新媒体对不良信息的肆意传播，为国家治理创造好的媒体环境。

三是健全新媒体道德规范。由于新媒体的具有广泛参与的特性，因此对其实施绝对、完全的监控实行具有不可操作性。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新媒体的伦理道德教育，增强新媒体行业自律意识，杜绝媒体浮夸风，创建新媒体文明之风，提升新媒体人遵守职业操守，增强自身免疫力。

参考文献：

[1] 王赐江.冲突与治理：中国考察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第8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

首先，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创新必须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有所了解。作者对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详细揭示与深入分析。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特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更加强调交互性与开放性。交互性是从师生方面来说的，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教育者是教育的主体，在教学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固定模式与地位，师生之间的互动性增强了，教育者开始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者与启发者。开放性则是从学生方面来说的，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围墙”概念逐渐消失，学生通过新媒体非常便利地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信息，进一步开阔了大学生的视野。此外，新媒体环境冲击了高校文化建设，教育者的权威性地位日益受到了威胁，对于教师的要求也有所提高，教师不仅需要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还要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作者在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之后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刻不容缓，并且指出了改革的原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为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提供了较为具体的实践经验与发展方向。

其次，探究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和新途径还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作者向读者展现了前提性理论以及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理念。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前提性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社会发展理论以及人类共同体理论，这三个理论揭示了新媒体环境下人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引导问题，从而为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新方法、途径的探索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也是实现教学方法与途径建立的前提，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包括：注重系统灌输与个体差异的有机统一、促进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协调、强化学生主体性与教师主导性、把握教材体系与新媒体体系的对接融合等理念。其中，作者尤其重视“促进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协调”理念，因为新媒体技术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的价值观念受到的冲击最大，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最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他们越来越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作者认为，大学生在心理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欠缺，社会价值的实现受到很大的阻碍，因此，要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就必须要协调好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用个人价值标准与社会价值标准共同约束大学生行为。在建立一定理论基础之后，作者指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新媒体教学的优势，提出了新媒体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思路，并且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构建网络教学平台，创设“严肃游戏”，借鉴“慕课”的教育模式理念等等。

最后，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政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创新还离不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新媒体素养。该著指出了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具备的新媒体技术，给出了提升教师媒介素养的具体策略：一是要对教师进行统一的培训，培训应包括专项培训与综合培训；二是，高校还要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以研究经验的总结指导实践；三是，高校还要建立评价体系，一方面可以督促教师能积极加入到新媒体素养养成的培训中，另一方面还能规范教师媒介素养的标准。除了教师之外，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也关系到新媒体环境下思想从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因此，加强学生的媒介素养也是很有必要的。

第9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

新媒体的政治参与，使现行的政府运作方式受到巨大的冲击，形成一定的舆论合力后，还会促生新的舆论方向。如何把握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趋势，将激涌的民意控制在目前国家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在实现民意充分表达的同时，又避免因民意的过度表达而冲击政府权威、引发政治冲突，这将考验政府在新媒体时代的执政智慧。

一、新媒体对舆论工作格局的影响

1.弱化信息把控优势。

新媒体的出现和普及，不仅带来了信息传播和聚合方式的变革，也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和形态，弱化了社会管理者在信息资源把控方面的优势。新媒体的技术特性不仅模糊和重新界定了过去所谓“主流”、“非主流”和“权威”、“非权威”等概念，还改变了人们评价社会公共话题的参与模式。这种依托于新媒体（主要是网络传播）的公众意见自成体系、自由表达，体现出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件讨论的能力大大加强，也使得以往信息不对称传播的方式得到改观。从某种意义上理解，新媒体帮助公众实现形式权力的突破，初步完成社会权力的再分配。

2.破坏意识形态建构。

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利益问题，往往和思想认识问题交织在一起，并通过一定的社会思潮、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目前，新媒体开放、多元、交互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难度，传统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凝聚能力下降。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反映到社会心理层面，就是人们排斥和怀疑正统思想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的价值取向。新媒体以其特有的信息“阻隔”功能和强大的网络语境颠覆性，严峻考验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

3.消解政府权威与公信力。

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互信度，是社会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的重要资本，这种资本需要长期的互动才能累积起来。与传统媒介生态下的舆论监督不同，网络舆论生态因新媒体的存在而使地方政府的“公关管控”存在巨大的风险，突发事件因危及到民众切身利益，普遍会带来舆论的负面反馈，进而推动民众与政府“不自觉对立”。在舆情演变的过程中，各种价值理念、思想意识、道德观念自由自主、快速无序传播，不仅造成舆论溯源困难，还导致网络事件的变异，给社会管理带来极大的困扰。

4.抬升舆论引导成本。

网络等新媒体作为一种自发性的意见表达形式，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出去或形成舆论强势，满足公众“知情”和“表达”的诉求。如果不能理性引导公众有序合法地表达自己，不仅会大大抬升引导舆论的成本，还将使培育舆论“自我净化”的努力化为乌有。新媒体的出现，要求社会管理者把网络舆论场作为了解民情、掌握民意的晴雨表，正确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质与量的关系、快与慢的关系，积极考虑民众的接受范围、舆情的承受能力，在新媒体的技术平台上探索网络时代危机应对方式、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方法和途径。

二、新媒体管理运用难点及弱点

1.信息甄别。

新媒体（主要是互联网）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其虚拟性、交互性、匿名性、开放性等特性，导致社会事件在传播上的矛盾对立。网上行为理性与非理性倾向相互交织，形成了多种舆论杂合形态。由于新媒体的技术特性，目前信息不需经过严格的审核与核实，这就导致通过网络传播、报道的消息内容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公众面对网络上大量的舆情信息感到困惑、迷惘，造成人们是非观念模糊，舆论导向的控制力减弱，给舆论引导工作增添了难度。

2.利益诉求。

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同时，由于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导致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各种利益诉求和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矛盾纠缠在一起，社会管理者对敏感问题处置稍有不当，就有可能通过网络等新媒体造成大范围的负面影响。

3.社会情绪。

舆情事件传播的速度、规模和方式，不仅取决于事件的社会背景和性质，还与网民群体的认知态度、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密切相关。政府部门对社会情绪的安抚和正面回应，已经成为政府引导舆论，有效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一些公共事件中，部分群体本来就对社会或单位存在着对抗情绪，他们通过网络的偏激、情绪化甚至是煽动性的言论很容易受到关注，引起众多有关因素的卷入，使社会舆情复杂并且难以控制，成为舆论关注的难点，引导处置难度加大。

4.治理理念。

相对开放的舆论格局，使各级党委、政府面临较之以前更为严峻的考验。在一些地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面对舆论格局的新变化，显得很不适应，舆论引导能力明显不足，凸显出执政能力中的“短板”。有些地方政府习惯用排斥社会参与的权力机制，来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政府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技巧还严重滞后。以什么标准对近年来网络突发事件进行性质界定，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网络突发事件产生机制及传播模式，如何正确地、有效地引领社会舆论，变得难度更大。

5.引导技巧。

面对各类突发事件，一些社会管理者满足于立竿见影的治标功夫，疏于或懒于从治本方面进行“活血化瘀”的疏导，在化解各种显性或隐性的不稳定因素方面存在本末倒置现象。部分领导舆情意识和能力欠缺，对社会舆论中的民声、民意、民智缺乏应有的尊重和敬畏，不屑于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网站和网民社会责任缺失，也不清楚如何从制度设计上强化网络媒体和网民的社会责任，满足于对公众进行生硬的灌输式传播，难以担负引领社会舆论的大任。

6.联动机制。

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舆论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 公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多元信息的制造者与参与者，话语权和权的下移使受众也具备了自我议程设置的能力。部分领导在如何构建中央与地方、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动机制方面思维僵化，对媒体联动机制缺乏全面的、辩证的认知。不知道怎样把握网络监督的“度”，也不清楚如何把握舆论引导、情绪疏导的时机和火候，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发挥新媒体监督功能、作用之间摇摆不定。

三、如何形成新媒体管理合力？

1.转变管控思维，适应社会需求。

在新媒体营造的舆论感染力作用下，“广场式舆论”更容易推动民众做出简单追随的行为，旧有的管控方式和思维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治理需求。新媒体制造着各类信息，引导着社会舆论，影响着社会大众的政治取向和行为，如果引导不当，很容易刺激公众的情感反应，进而导致事态失控。新媒体时代是全民提供线索的时代，民众关心并调查政府在做什么，官员遭遇全面监督和直接批评成为一种常态。新媒体的发展将迫使政府部门转变管控思维，认真学习新媒体知识，积极消除新媒体恐惧症，努力避免封堵方法和“鸵鸟”态度。

2.优化治理模式，理顺工作机制。

近年来，公共行政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不断加剧，新媒体催生的公民社会日益壮大，使得传统政府治理模式日益显现出濒临危机的征兆。新媒体以更充分、更快捷的暴露危机的方式给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带来冲击。舆情危机的产生，既因转型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引发，也因新媒体自身的特点导致。基于当前网络舆情治理的瓶颈，亟待创新社会化、法制化的多元治理模式，只有各个政府行政单位之间理顺工作机制，实现归口管理、专人负责、信息互通、协调联动、综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才能得到及时、高效、合理的应对和解决，舆情应对工作才能跟上新媒体的脚步，才能与网友的情感合拍。

3.加强法制建设，规范传播秩序。

新媒体的管理，既要考虑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也要兼顾国家安全和公民权益保障。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新媒体的专门法律，有些间接可依据、可引用的相关法律，但用起来不趁手。因此，可以考虑在完善现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基础上，以法律或者行政性法规的形式，建立权责对应的新媒体管理法律体系。在信息聚合与扩散不断提速的新媒体时代，各级政府很有必要理顺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机制，营造健康良性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规范传播秩序，加强对舆论的引导。

4.新旧媒体互动，拓展宣导空间。

在很多舆情事件中，互联网等新媒体都在扮演着为大众、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角色。特别是在传统媒体因为种种顾虑而缺席或反应迟钝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充当急先锋的角色，成为网民自发爆料和集结舆论的平台。在新媒体时代，既往的议程设置理论根据现实有所修正，只要选准突破口，新旧媒体相互借力，就可以借助新媒体优势，扩展报道互动新空间，将受众接受信息和接受导向的过程融为一体。社会管理者借助新媒体搭建统一的开放性平台，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既提升了报道价值，又满足受众深层次的需求，将是优化政府治理模式，重构正面舆论的自主性和传播力，通向善治的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