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精选(九篇)

第1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关键词：信息多元化;新闻专业主义;真实性;公信力;完整性;独立性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0-0004-03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互联网为主体的各类新兴信息媒介不断出现，自从以印刷媒介为标志的传播革命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又一次信息爆炸式发展的社会阶段。毫无疑问，由信息通讯技术发展主导下的真正的信息传播革命时代，不但已经发生而且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

一、媒介技术与信息多元化

媒介技术不断更新，各类新兴媒体不断出现。以互联网技术为主体的媒介技术革命，引发了人类信息文明的根本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利用传播渠道的成本大大降低，这为信息的自由生产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条件。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更加频繁，加之自由的信息交流本来就是人们组织社会生活的必需，这些则都成为信息自由流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因此，对于大众传播而言，新闻生产、传播与接受的方式也出现了全面的变革，可以说，新兴媒体已经彻底逆转了传统的大众媒介传播模式。

这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以“专业主义”为基本理念的新闻生产机制，也发生了“哥白尼式”的革命。新闻生产由专业的新闻机构独自垄断的局面彻底被颠覆，在拥有相应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手段之后，新闻生产则完全可能由专业新闻机构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甚至受众来完成，特别是作为传统大众传播终端的受众，由于掌控和介入了传播渠道，由此不仅主导着新闻产品的使用权，同时还完全有条件可以介入新闻产品的生产领域，由此掌控新闻产品的生产权，并进一步决定着新闻作为社会话语的基本走向。如果把新闻作为社会化的产品看，那么新闻信息的生产和消费已由单向的媒介机构垄断走向全面的市场化，新闻生产的市场化时代已然来临，信息多元化已成为当代传播革命的基本特征。以专业机构为控制的媒介生产体制，以印刷媒介为主体的媒介形态等传统大众媒介，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此发展背景之下，作为传统发展形成的新闻媒体的专业性又如何体现，新闻生产的专业主义理念又如何贯彻并得到有效地保障呢？显然，这成为信息多元主义时代新闻传媒业所面对的基本问题。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质

伴随着印刷技术革命及大众传媒业的发展所形成的“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理念和专业规范，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公共性、客观性和独立性等特征，它不仅是大众传播活动的基本理念，也是作为专业新闻媒体机构所应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由此可见，为了保障公共性特征的实现，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基础和核心，主要包括新闻产品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两个方面。新闻的独立性具体体现为新闻机构的独立性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性。客观性和独立性相辅相成，构成了大众传播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理念和要求，成为考量一个社会的新闻传播媒介是否保证良性发展的基本标准。

第2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一、困境描述：“共生”迷局及其新闻专业主义质疑

1、恐怖事件传播的争辩：“共生论”与“工具论”

“恐怖事件”有特指含义，即由恐怖分子制造的针对民众社会或公共设施的暴力和破坏活动。一直以来，学界对恐怖分子与媒体之关系有“共生论”和“工具论”两种倾向，“共生论”将媒体与恐怖分子视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恐怖事件为媒体报道输送广为关注的话题，恐怖事件制造的社会混乱和不安全感也增加了民众对媒体的依赖；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为恐怖份子提供了信息输送网络。在西方社会，持“共生论”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美国学者鲍耶?贝尔认为，“就像媒体无法抵制恐怖事件那样，恐怖分子也离不开媒体。他们俩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① “共生论”持有者在“恐怖分子需要媒体来帮助传递信息”这一论点上达成共识。“工具论”则认为媒体是反恐阵容的一把利刃，通过媒体报道，政府可以宣传反恐力度，疏导民众心理，管理社会秩序，从而降低恐怖事件风险。

随着近年来社交媒体的繁荣，“共生论”与“工具论”进入一个全新视野。由于恐怖话题的敏感性，社交网络随时有可能成为恐怖扩散的温床，从而为“共生论”提供更多的现实依据。而“工具论”也在新媒体的土壤中生出新枝，特别是随着媒体“官微”的开启，以及媒体人和社会精英的网络参与，不仅抑制了社会恐惧感，而且对自救常识、防暴策略的宣传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2、“二论”争辩中的新闻专业主义悖论

新闻专业主义职业理念是在20世纪初西方媒体煽情主义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两种理解维度：“一种理解把新闻专业主义看作是新闻业的专业意识形态；而另一种理解则把新闻业看作是一种社会角色分工。”②实际上，这两种维度规划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其一是媒体作为独立行业所引申出的中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等伦理话语，即专业意识形态，其二是社会或政治为了呼应这一独立的专业意识形态所实施规训的权力话语，促使其合理履行社会角色分工。“共生论”和“工具论”可看作是新闻专业主义两种话语方式的矛盾外化。“共生论”的潜在思维是媒体作为一种中立的社会公器，既可为反恐阵营所用，也可为恐怖分子所用，任何社会力量对媒体资源的争夺处于公平关系；“工具论”的潜在思维在于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拥有绝对权力，媒体应该具备社会责任、行业道德和公共追求。

但是，以媒体人和社会精英个人名义开设的社交平台却让“工具论”陷入悖论：一方面，社会个体话语权的即时性和随意性，使权力对媒体的规训在理论上不可能实现，因而社交媒体难以成为驯服的“工具”。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网络互议不仅在“规训”传统媒体自律，而且在各个领域督导政府行为，这种“反规训”颠覆了新闻专业主义中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功能。

3、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理念在恐怖事件传播中的存疑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刨除了西方新闻理念中某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存留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与现行制度的成份，“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③也可以说，“客观、独立、真实”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集中体现。然而，在恐怖事件传播中，这三种专业秉性均受质疑。

客观性原则要求传播中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在态度上不带有主观情绪。在恐怖事件中，情感指向性异常明显，以昆明暴恐事件为例，大部分伤亡者为农民工及家眷，现场视觉冲击力无法让传播者完全处于一种“冷眼看世界”的理性客观之中；新闻独立性原则要求传播者处于被传播事件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之外。在恐怖势力与普通民众对峙的格局中，作为普通民众的传播者无法处身事外；真实性原则要求被传播事件的每一个具体细节都是符合实际的。在恐怖事件中，具体真实受到道德质疑，比如行凶时的残暴镜头和行凶后的血腥画面可能点燃社会复仇情绪，引起潜在恐怖势力竞相模仿，关于警方侦查计划的真实传播也将扰乱反恐布局。

二、案例分析：昆明暴恐事件中的媒介恐慌与新闻专业主义

1、新媒体与媒介恐慌

媒介恐慌论是“9?11”事件之后，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IAMCR）于2002年提出的概念，其思想脉络承袭了“共生论”主要理论，承认了媒体对民众恐慌心理的制造功能。在新媒体环境中，社会信息以幂计算的速度扩散，恐慌的传播速度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时，最早通过网络对外消息的是网名为“我要存钱买药”（9点25分）的网友：“为什么警察救护车还没来！”，这条微博引起了恐怖消息的井喷式爆发，信息中的恐惧信号也明显上升，9点31分网友“黄Y3欣-Dione”：“在餐厅吃饭，突然冲进一大堆人，然后看见一个穿着全身黑的，拿着两把长刀追着人砍，太恐怖。”当信息渐趋清晰之后，网络中的恐怖分子形象从“疯子”变为“维族人”。类似恐惧性信息之后，全民陷入恐慌。这种社会情绪蛰伏期很长，乃至事发半个月之后，全国多地发生了因“砍人谣言”而造成的大规模人群逃散。

2、昆明暴恐事件的媒介传播过程与专业主义演进

通过对昆明暴恐事件新媒体传播和传统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整个过程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这五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舆论场，形成信息递进推力，给恐怖事件制造想象空间的同时，也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挑战。

在第一阶段，网友报料信息较为零散，散布的信息中蕴含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对恐怖分子的第一感觉是“疯子”，镇定之后的目击网友甚至开始对恐怖分子进行文学性描写：黑色蒙面人、统一的侠客着装、秘密组织的图腾、身手不凡的女杀手。这种信息刻画具有文学叙事情结，客观性和真实性元素稀缺；第二阶段，当晚10点钟之后，当地媒体开始介入调查，并公布了一些眼见或耳闻的表面信息，多数只追求“现象真实”。这一阶段的媒体尚处于兴奋期，传播血腥画面是一种媒介本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中当地媒体的官方微博体现了专业精神，快速、权威地传递了有效信息；第三阶段，媒体传递了中央及省市领导在现场的指示和表态，将事件升级至仪式化的政治高度；第四阶段，“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等 “官微”开始对歹徒动机、警方进展、伤者救治、死者人数等信息进行定期，保证了信息的权威性；第五阶段，随着网络互议话题方向的多元化，专业主义出现分歧。

3、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介修正

随着事态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在“五阶段”循环中逐渐苏醒，媒介的社会功能也在“共生”和“工具”之间拉锯。在昆明暴恐事件中，媒体官微的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理谣言，阻止媒介恐慌的蔓延。

相较传统媒体，新媒体在以下两方面更好地实现了专业主义理念：第一，时效性。现场的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都可以以个人名义通过网络随时、随地、随意信息，这是传统媒体不可能做到的；第二，解释性。新闻记者不可能精通包括政治、经济、刑侦、国际关系、少数民族历史在内的所有专业性知识，这些知识正是恐怖事件传播中“整体真实”和“本质真实”所需的背景或因果，网络互议平台足以吸聚社会各方面的知识精英，参与事件评价，并对事件表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这比传统媒体新闻评论栏目邀请一两个专家现场解说更具有知识广泛性、深邃性和互动性。

三、路径研究：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与应用规范

1、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

伦理和权力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前者要求传播具备客观性、独立性、真实性等职业理念，后者则暗指政治对媒体的权力规训。在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着诸多悖论，阻滞了恐怖事件的正常报道和理性传播。因此，在新旧媒体融合的环境之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理应有所突破。新闻专业主义应积极强调媒体的公共属性，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与社会公众共同面对恐怖袭击这一巨大的现实，传播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而非借机争夺眼球、讨好政治或资本权力。

在伦理话语中，传播者无法逃离伤害、死亡等一系列悲剧性语境和恐惧性阴霾，传播者让受众读懂了恐怖事件所带来的内心恐惧与悲伤；传播者更无法享受超脱的独立性，在传播之时，不仅需要受到来自法律的管制，同时需要承受社会和文化的制约，比如针对某一民族或宗教的挑战性、亵渎性传播，即使没有触犯法律，也应该受到制裁。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本身处于反恐阵营，立场鲜明；真实性是一个逐渐显形的过程，上述的传播五阶段实际是现象真实向整体真实，具体真实向本质真实的转换过程。

第3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注释：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第2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3列宁《未写成的文章〈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的材料》，《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4参阅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第20爷，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转引自《报刊的四种理论》，第84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创刊于上海。

8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参阅时同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10参阅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上册）第八章，[台]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版。

第4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关键词：大众传媒；科学传播；科学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122（2012）06-0022-03

20世纪以来，科学事业突飞猛进，同时也促进了全球的经济繁荣。而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广泛渗透性，引发了许多吸引大量公众关注和参与的科学——社会问题，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专家之间的纷争，让这一过程充满政治性，科学民主化被提上议事日程。大众传媒在这种变化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将知识传播给公众，对其进行选择、强调，并在它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对其进行修整[1]。从近几十年发生的核能、疯牛病、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科学问题来看，当今的科学民主化仍缺乏对冲突性知识进行有效管理的机制，在科学民主化的进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并将担当其应有的角色。

一、科学民主化讨论

科学民主化大致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对技术统治的批判”，当科学以客观、可信的面目示人，以专业知识造福人类的同时，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的一种专有权利，从而威胁民主进程，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二是“专业知识的民主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知识不被看作是更优越的，而被看作是不明确的、危险的和不完全的。在科学内部，科学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专家们已经不是中立知识的代表，他们可能只是在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辩，科学理性遭到怀疑，民主参与成为一种选择。

“对技术统治的批判”，是对科学主义进行理性批判的自然延伸[2]。技术统治论或专家政治是科学主义或技术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和特殊运用。技术统治论者认为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专家群体，才有能力在与科学有关的政治决策中发表意见，承担政治责任，科学的民主化甚至有可能妨碍科学决策的形成。事实上，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中，训练有素的科学专家除了专业素养以外，也许并不具备超常的政治判断力。

“专业知识的民主化”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益凸显。发端于西方国家的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对科学的异化及其社会影响首先提出质疑。随后，公共领域的科学技术争论和风险问题日益增多，诸如“疯牛病”、“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科学信用问题的出现，使得公众对科学产生了信任危机，公众的关注和参与愿望不断增加。而近年来，由科学引发的社会风险，甚至出现了所谓“风险的风险”，科学家也产生了焦虑，唯恐被投入到民主的暴政之中。

科学的民主化已经成为可能，科学民主化的实践已经在开放社会中萌动。哈贝马斯认为，开放社会的纲领首先是要求科学信息的自由交往。科学传播为这种自由交往提供了条件，成为科学民主化的一种介质。科学技术体系和公众的互动在科学传播的空间展开，成为科学民主化的主战场。

二、科学传播与科学民主化

科学传播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从学者们对科学传播的研究中大致可以看出，科学传播因科学的发展，其内容、特点不断丰富和更新，早期的传统科学普及被认为是强调科学知识的单向传播，公众往往处于某种“被科普”状态。二战后，科学因其对社会的影响被重新评估，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对科学的怀疑和批评开始出现。为此，20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它倡导科学共同体、教育系统、大众传媒、产业界、政府和博物馆，根据自身的特点，积极投身到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中，旨在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90年代，则出现了“优化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与社会”等等新议题，科学咨询、共识会议、圆桌讨论和参与性技术评估等更加开放和互动的传播方式被采用。

一般认为，科学传播有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民主模型等三种模型。中心广播模型也即传统科普，被认为是国家或政党立场，强调自上而下命令、教导；缺失模型是科学共同体立场，强调自上而下的教育与公关，“知”与“信”并重；民主模型则被认为是公民立场或人文立场，公民接受义务科学教育，就科学技术事务可以参与协商，强调“知”和“质疑”[3]。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各自却也都具有科学民主化的内涵，或者说对科学民主化都有积极的意义。

其中的“民主模型”是英国公众理解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在继20世纪60年代提出“缺失模型”之后建构的重要科学传播模型。它强调公众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与科学家、政府间进行平等对话，从而实现科学传播。“民主模型”预示着科学传播理论正从大众传播理论的一个子集，向着摆脱“科学+传播”的简单框架，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方向发展[4]。民主模型倡导对话和协商，公众成为科学事务和科学决策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公众讨论和冲突解决机制为解决科学产生的社会的、伦理的甚至政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科学传播模型来源于科学传播的实践，打破知识鸿沟和权力鸿沟同样需要实践的空间。从科学传播与科学民主化实践的空间看，除了科学机构、工业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科技政策领域外，还有明确致力于科学传播的空间，大众传媒就是其中一种。大众传媒包括图书、杂志、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尤其是网络等新传媒技术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有效的互动平台。按照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思想，大众传媒的科学传播范式在于它不仅是展示科学的平台，而且就此形成了科学的公众形象。

三、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大众传媒角色

科学共同体和大众传媒，是有着不同旨趣的两个群体，科学是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工作，创造知识，接受同行评议。大众传媒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提供娱乐和信息，新闻记者用新闻的语言转述科学知识。基于发行量和收视率的需要，新闻性是主要的追求目标。因此，就科学的一般性质和媒体的需求而言，科学的知识体系并不是新闻的最佳来源。此外，也还存在着媒体对科学文化的偏见、科学家和记者在时间尺度、优先次序和客观性等问题上的差异[5]。

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观点，当科学成为新闻时，专业媒体或许还可以从提供战略性专家知识入手，大众传媒则往往采用“轰动性”和“骇人听闻”模式。然而，大众传媒的角色并非只是“猎奇的”和“肤浅的”，在科学传播理论日益成熟和丰满，科学传播多种模式并存的状态下，大众传媒的视域变得广阔，形成了多种层次的科学传播，比如从教育背景来理解的知识层次；从商业和政治背景来理解的实用层次；将科学理解为文化实在和资源的文化层次；以及在“民主社会”中理解和使用科学的公民层次。大众传媒在不同的传播层次和科学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科学情景视窗、科学——社会媒介、科学讨论广场以及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

（一）科学情景视窗角色

就大众传媒的新闻、宣传、教育和娱乐的内容属性来看，科学情景视窗主要以传播知识为主，也起到通报信息的功能，向社会报告科学进展。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中心广播的作用。据中国科协统计，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我国公众获得科学信息的主要渠道。2010年，我国公众从不同媒体获取科学信息的统计如下：电视85.7%；广播24.6%；报纸59.1%；图书刊物34.6%；网络26.6%[6]。值得一提的是，网络渠道在2005年的数据为6.4%，显示出很好的发展势头。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大众传媒在时间、内容上加强科学传播将是有前途的做法，比如增加版面、设置专栏、打造品牌等。另外，以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科学期刊为代表的专业科学媒体是科学信息的可靠来源，大众传媒有效利用和新闻化这部分内容，将拉近科学和公众的距离，发挥传播科学信息和培养公众科学素养的功能。因此，大众传媒应加强与科技期刊的沟通，西方国家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建立的比较固定的信息和信息反馈渠道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美国科学促进会提供的EurekAlert!系统，每天都会向免费注册的记者们提供30~40篇各种科技期刊即将发表的重要论文的新闻稿。欧洲则有类似的Alpha-Galileo系统[7]，科技方面的事件、图像和背景资料。

（二）科学—社会媒介角色

有关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自默顿以来，已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在社会发展中，科学呈现了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娇儿”、创造了巨大社会生产力“阿拉丁的洞穴”到威胁人类的“潘多拉盒子”的多种面目[8]。在科学与社会分离，以及科学呈现日益严峻态势的情况下，科学共同体有必要从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赋予科学与社会互动以新的视角，促进科学与社会关系和谐发展，强化科学与公众的对话，拉近科学与社会的距离。

对科学界来说，大众传媒依然是其确立合法性的首选，公众理解科学作为缺失模型虽然不断遭到诟病，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科学传播模式。例如，作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发起者，英国是公众理解科学方面领先和极富创新的国家，在发展大量与科普有关的各种组织、技术和活动方面居领先地位。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认为大众媒体需要的更多和更高质量的科学报道，离不开科学共同体的努力。提出要对培训科学家利用媒体与公众进行交流给予一定的关注。相关的行动包括媒体工作室计划，培训科学家有关媒体沟通的艺术；奖学金计划，保证科学家们能够与媒体一起工作等。皇家学会设立了让专家与记者接触的科学媒体中心。这些举措也为媒体建立客观公正的科学形象提供了条件。

（三）科学讨论广场角色

在一个开放的、科学信息可以自由流通和交往的社会中，科学技术、政治和社会之间能形成一种对话机制，这种机制则是在依靠公众舆论的公共领域内运行的[9]。在大众传媒创立的科学讨论广场的空间，科学家、政治家、媒体的新参与者、厂商、新闻记者、公众展开科学议题的讨论，形成争议性科学的有效管理机制。

公众参与讨论的科学内容，来源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商业化支配与本地化知识运用等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以英国《每日邮报》和《快报》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为“转基因争论”提供了讨论空间，正式建立起“英国转基因国家工程”[1]讨论机制。尽管政府对媒体的“骇人听闻”模式满怀抱怨，但终究于2000年年初在《星期日独立报》上做出让步，并表示了国家实现政府管理体系公开、透明和全面性的决心。2002年夏天，英国政府正式批准转基因国家工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转基因问题大讨论，工程涉及一系列的研讨会、问卷、审议及科学评估，仅公众讨论就包括了大约630个地方性讨论小组、40个郡县委员会讨论小组和6个区域讨论小组，大约有参与者20000名。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和各种利益机构网站在内的媒体则担当了信息的主要传播者，也成为观点碰撞的舞台。在此基础上，2004年的一场共识会议把大讨论推向高潮。

（四）政策议程推手角色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体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10]。在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看来，媒体掌握着民意的制造过程，大众传媒已经逐渐建立起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角色[11]。科学政策也不例外，在一些重大的具有争议和社会风险的科学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时，大众传媒或将成为政策咨询的主战场，扮演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

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民主化实践走向规范的同时，我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典型案例。在媒体的推动下，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事件、厦门PX事件以及新近发生的PM2.5事件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以PM2.5事件为例，从2011年10月美国大使馆自测空气质量PM2.5指数达到美国国家环保局认定的“危险”级别开始，PM2.5开始进入中国公众的视线。11月中旬，环境保护部公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第二次征求意见。12月，环保部公布了各地实施监测PM2.5的时间表，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修订后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2012年1月，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开始监测并PM2.5数据。2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始部署加强大气污染综合防治重点工作。

在整个事件中，微博这种新兴媒体全程参与了整个过程[12]，设置了环境政策讨论的议程。大众传媒把科学危机置于争论的风暴眼，促进了正式决策的形成。而这种决策已经脱离了单纯的科学模式和政治模式，走向了协商主义模式，走向了民主。

在分析大众传媒在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功能时，不可否认大众传媒还存在着负面的角色和功能，比如为单一意识形态所控制的狭窄性、扭曲事实的出发点以及对商业利益的追逐等。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尤其是近年来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科学的新型参与和传播方式将更加丰富。作为内容和技术的组织者，大众传媒在解决好开放空间还是单一管道，客观优先还是主观臆断，编辑方针和商业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将把科学传播和科学民主化带进引人瞩目的领地。

参考文献：

[1] (瑞士)萨拜因·马森,(德)彼德·魏因加.专业知识的民主化:探求 科学咨询的新模式[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2] 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科学文化讲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 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J].科普研究,2009(4).

[4] 曹昱.科学传播“民主模型”的现实意义[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8).

[5] (奥)乌里克·费尔特等.优化公众理解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6.

[6] 王章豹,伍正兴.我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11(14).

[7] 贾鹤鹏,赵彦.沟通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意义、方法与挑战[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8(4).

[8] 徐道稳.科学与社会的互动——“默顿命题”评析[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2).

[9] 艾志强.走向民主的技术[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10] 刘兵,侯强.科学传播中的议程设置[J].科技导报,2005(10).

第5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and widespread use of Internet， new media as a new carrier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s changing people's work and life at an alarming rate， and the new media has penetrated into 95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in all aspects of life，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ir lives， their thoughts and behaviors of the inevitable by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information. How to combin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new media technology are combine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new topic placed in fro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ers.

Key words new medi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lemma； path

新媒体是有别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新兴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2016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和普及，作为信息传播新载体的新媒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人们的工作生活，并且新媒体已经渗透到95后高职高专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的思想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媒体信息的影响。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主阵地，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能否利用好新媒体平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作用，是我们培养人才过程中所面临的新课题。在2016年12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再次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怎样把思想政治工作和新媒体技术有效?Y合起来，提高高职高专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

1 新媒体时代下，高职高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1）新媒体时代信息的开放性和共享性加大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新媒体的开放性和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或信息，这虽然拓展了大学生的知识面，但信息传播的匿名性、超时空性增加了高职高专思想政治教育引导舆论的难度。新媒体的开放性依托互联网平台，各种包罗万象、良莠不齐的信息资源，比如一些消极负面的言论，低俗的信息，甚至各种反社会主义、反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借助此平台大肆传播，这些言论对于涉世未深的大学生，特别是高职高专大学生来说，他们的理论知识、判断和辨别能力还远远不够，他们很容易受这些负面思想的诱导，并最终导致他们日渐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淡化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形成混乱的价值观。

（2）新媒体时代的便捷性和娱乐性使学生容易产生手机综合依赖症。智能手机的问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当今，手机在大学校园的持有率将近百分之百，大学生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社交娱乐生活学习。无论是学习交流，还是吃喝玩乐，QQ群、微信群、微博等都是他们重要的社交平台。“小学上课费嘴，初中上课费笔，高中上课费脑，大学上课费流量”，这句网络流行语是当下大学生学习状态的真实写照。随着手机娱乐功能的不断增多，特别是手机QQ、飞信聊天、手机新闻网页、网络视频、网络游戏及网络小说等软件更是得到大学生的异常追捧。手机轻而易举地“溜进”现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并且很快得到大学生的青睐。部分大学生甚至用手机来消磨课堂时间，整天挂着QQ、刷着微博、逛着淘宝、玩着网游，手机成为课堂上的“毒物”。在大学校园、在课堂上、在食堂，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低头族，导致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影响课堂教学，甚至也影响大学生独立自主科研学习能力的培养。不少大学生长期依赖网络，不愿自主思考和解决问题，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查找资料并加以简单拼凑完成作业，甚至在学术论文写作方面，论文都是“复制、粘贴”出来的，这些现象就造成当下大学生严重缺乏独立思考和学习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手机的“奴隶”。

（3）新媒体弱化了教师的权威性和主导地位。新媒体时代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实时性和虚拟性，使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特权、年龄等因素都在弱化。传统课堂中，教师是知识的权威，教师是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者，教师是知识的象征，是学生获得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教师处于课堂教学的中心。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知识更新周期的缩短，教师的权威性正在弱化。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对于充满好奇的大学生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开放共享的庞大知识资源是大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教育工作者的权威性的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提出了严峻挑战。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授课内容，学生可能早已通过新媒体有所了解，这就消解了学生的听课兴趣；另一方面，可能学生在网络时代运用的新名词、新术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闻所未闻，进而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成效。

2 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高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摆脱困境的路径研究

（1）更新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回归务实教育。思想政治课不仅是一门政治课，而且是一门生活课、艺术课。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立足于不断的自我充实与提高，在讲清楚科学政治理论的同时，引导学生掌握辩证思维，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质，坚持正确的立场，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其次积极利用现代化教学条件，设计制作教学课件。创设乐学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发展学生的思维，使枯燥抽象的课文内容形象化，优化了教学过程。最后在上课过程中，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课本知识与学生的专业、学生的生活?h境和社会热点相结合，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课堂的能力，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如2016年“聂树斌案改判”事件发生后，学生通过手机新闻第一时间就了解到了这则消息。随着案件的水落石出，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精神，教师结合法律知识和法律精神对案件进行讲解，既帮助学生弄清楚了事实真相，又帮助学生了解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进程和基本法律常识。这样的鲜活案例教育起到了良好的德育效果。

（2）加强高职高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提高教育者的工作水平。提高高职高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关键在于培养一支既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熟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同时又能掌握新媒体技术，熟悉媒体文化的高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思想教育工作队伍是大思政队伍，包括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教师、团学干部、学工干部、专兼职辅导员等专门的人才队伍，加强对人才的培训和考核，引导他们运用新媒体技术开展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工作者要提高自身素质，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坚定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觉悟。在新媒体环境下，教育工作者要认清当前的形势，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并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在复杂的新媒体环境中同敌对势力、虚假信息和伪科学做斗争，将主流价值观念和正能量传递给大学生。其次，要不断培养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政治理论素质。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加强对原著的阅读和认识，提高教师政治理论水平，坚持理论自信。同时，教育工作者还应该掌握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就要有一桶水”。只有自身专业知识扎实，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准确生动地传递给学生，才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召力和认同度。最后，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提升自身的新媒体技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掌握新媒体技能，如微信、新媒体下载、微博、网络杀毒等技能，能运用最新的信息传播平台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递给学生，通过新媒体平台加强与学生的对话和交流，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同时，教育工作者还应该提高自身的信息敏锐度。新媒体通过平台及时快速地传播信息，很多信息并没有被加以甄别，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一些突发事件和过激行为有可能会发生，这就需要教学工作者增强信息敏锐度，提高警惕，剔除不良信息，对学生思想和行为加以及时有效的引导。

（3）运用新媒体加强高职高专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媒体传播技术，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侵袭。高校作为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上有所作为的特殊群体，他们年轻、朝气蓬勃、有个性，他们的价值取向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发展的“风向标”。大学生群体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不仅是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而且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引领方向。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内化为大学生的行为模式，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直接关系到大学生成才，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传承。（下转第103页）（上接第73页）高职学院应该运用新媒体技术，尤其是新闻网站、微信公众号、校园官方微博等平台，多渠道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不同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将声音、画面、图片、文字等多种表现手法于一体，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强化校园网络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强网络监管，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网络环境。校园网要整合各种资源，开通思想政治教育专栏，积极有效进行资源更新和热点新闻评论，开通师生网络互动平台，开展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

第6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时政新闻：特殊的意识形态产品

国内的时政新闻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产品，之所以会成为主流媒体的专营品，主要是由国家政治制度决定的。时政新闻涉及到党和国家、军队重大时政活动或重要领导人动态，具有重大的新闻价值和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敏感性。2014年8月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中，对“时政类新闻信息”做了专门说明：“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该界定与宣传部门、新闻出版和广电部门的观点完全一致。国内的时政新闻向来有两个舆论场：一是主流舆论场。通过主流平台、渠道报道传播的时政新闻，通常要求有一致的口径，属于意识形态专属领地。一般自然人不允许擅自时政类新闻信息，广电媒体的新闻及新闻类节目生产不允许搞制播分离。主流媒体的时政新闻报道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必须严格遵守宣传纪律，要反映党、国家和军队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观点及重大战略决策、重大举措等重要内容，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二是民间舆论场。时政新闻永远是民间最感兴趣和津津乐道的东西，特别是这个依旧由男权主导的商业社会，政治与仍是“有闲阶层”茶余饭后最惬意的消遣品，通常以“小道消息”及社交、人际的方式传播。

微博、微信等网络传播和社交工具的兴起，为人们议论时政提供了极其广阔自由的场所，几乎所有的突发性公共事件报道及舆论生成都源起于网络，主流媒体的新闻专属领地实际上已被突破。近年来，政府对时政新闻信息的行政监管由传统媒体向互联网新媒体领域延伸，如采取微博实名制;严打散布谣言、传播虚假信息、非法网络攻关等网络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也了《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网络上发微博、微信捏造虚假恐怖信息应承担法律责任。目前各大网站微博基本上实行了实名制，而微信作为一个熟人网络交流平台和私密性传播空间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法外之地，此番国信办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主要是对服务提供者的资质要求和对公众账号、转载时政类新闻设限。《规定》明确提出，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其他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得、转载时政类新闻;即时通信服务提供者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动，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这一系列措施就是要从源头上规范时政类新闻的互联网传播。

近年来，国家在证照、资质、竞争规则等方面赋予广电、党报等传统主流媒体诸多优先权和倾斜政策，鼓励其以时政新闻为优势积极向互联网新媒体空间拓展，但是，如此多的政策利好之下，传统媒体在互联网上的时政新闻作为仅限于开办官网、微博、微信、客户端，总体思维仍脱不开身在主流、以自我为中心及政策依赖的定势，实际上是以应用者或用户身份对互联网平台及业务的单向式进入。如今很多传统媒体在与互联网媒体进行优劣势比较分析时还将“新闻采访权”作为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是将面对新媒体竞争时的弱势心态表露无疑。商业新闻网站虽然没有获得“新闻采访权”，事实上已具备了很强的新闻原创能力，通过博客、微博、演播室、相关分析软件等方式实现了大量内容的自采，如新浪除了时政新闻外，80%～90%的内容都是自采。①因此，传统媒体的时政新闻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以传统媒体思维深入新媒体腹地的盲目自负、眼高手低，实为许多国内主流媒体的通病。

时政新闻“生意”的政策与市场逻辑

国内的时政新闻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政治属性。特殊国情及现行政治制度下，时政新闻的政治性被强化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产品，并为主流媒体独家专营;二是经济属性。传媒市场化条件下，时政新闻被纳入主流媒体整体运营之中，事实上已具有经营性。从传媒经济视域看，时政新闻的经济价值直观地体现为传播价值和广告价值，也隐身于以成本支付和消费的方式纳入社会经济循环。

时政新闻之所以成为“生意”，有其特殊的政策与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政策理论来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媒体由单纯的宣传单位转变为集宣传喉舌、公共服务、产业发展“三位一体”的新主体。党的十六大做出了改革文化体制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从理论上确认了包括传媒业在内的文化领域的经济属性和产业属性，为时政新闻在传媒运营中成为最具传播价值的经营要素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政策理论依据。国家在传媒体制内将时政新闻定义为公益性事业，但多年来传统媒体的整体运营一直处于事业产业混营状态，时政新闻实为主流媒体经营范畴内的一个子项，而且是最具商业广告价值的内容产品。二是从实践来看，这些年来传媒业市场化改革、产业化发展及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的实际情况表明，时政新闻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产品已成为主流媒体“垄断”专营的媒介内容产品。如早在2006年有关论坛上的央视《新闻联播》26.6亿元的品牌价值及持续十多年的广告标王营销就是明证。2014年上海报业集团的新媒体项目“澎湃新闻”，更是不再矫情地回避时政新闻的产品属性和经济属性，而是“在商言商”，将自己定位为“政经类新闻产品”“中国第一个新闻问答产品”，实际上是确认了自己“互联网时政内容供应商”的企业角色。三是从经济社会环境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的作用无处不在，主流媒体必须将时政新闻当作“生意”来做，通过获得市场上的成功来更好地履行其喉舌、公共职能，有效提升舆论引导力及媒介影响力。诚如喻国明教授所说，“当传媒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时，它作为产业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重”，“一切政治上的成功都是以经济上的成功为前提，市场上的弱势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边缘化”，“今天的媒介，无论承担什么政治责任，如果没有市场的成功，就谈不上政治上的责任和对群众的影响力”。②四是从完全商业化的媒介市场环境来看，主流媒体的时政新闻时刻要面对各大门户网站、微博、即时通信工具等强大对手的白热化竞争，不论是从维持媒体日常运作还是一般从业者养家糊口的生计来说，它实际上都已成为一门“生意”。

时政新闻所背负的新闻理想、时政情怀与商业诉求、市场压力之间的乖离，使时政新闻及其从业者成为一个矛盾体。主要体现为两个冲突：一是新闻观的冲突。做时政新闻必须自始至终坚持“主流新闻观”，即把发挥喉舌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放在第一位，承担把握导向、引导舆论和弘扬主流价值观等宣传任务，但同时，时政新闻又被一些媒体精英和社会精英寄予了新闻改革和回归传媒独立社会角色本位的期待，其中也掺杂了新闻报道的纯客观性标准、“中立把关人”等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成分。尽管这些年来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现代新闻意识的提升，主流新闻观里也汲取了一些新闻专业主义的有益因素，但两者毕竟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因此，主流媒体在时政新闻生产运营过程中时常会不可避免地在新闻立场、素材处理、价值评析等方面产生矛盾冲突。二是功能诉求的冲突。目前的时政新闻有两张“面孔”，即传统媒体面孔与互联网面孔。也可以说是新的媒介格局中时政新闻的两种传播平台及呈现方式，前者如传统报业、广电等主流媒体，后者如新上线的“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客户端，均为独立运作的传媒主体。但是，不论传统主流媒体还是新兴主流网络媒体，其时政新闻运作总体上仍然是主流与市场结合、公益与商业混营的二元模式，主体人格亦呈多重状态，在实际运营中难免会在盈利与非盈利、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陷入矛盾纠结。

时政新闻改革走向及其互联网模式

2014年4月，部长刘奇葆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一文，对媒体融合的背景、目标、路径、方法进行了全面阐述。2014年8月18日，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勾画了蓝图，并将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4年7月22日，上海报业集团东方早报的新媒体项目――“澎湃新闻”客户端正式上线，总投资超2.8亿元，先于中央的“指导意见”出台。作为上海报业集团改革后的第一个成果，其“专注时政与思想”和主打“政经类新闻产品”的主张，全新的互联网商业媒体思维和现代股份制企业的制度构架，似乎要为“新型主流媒体”率先提供某种范式。

首先，媒体定位。“澎湃新闻”上线以来，从其定位陈述和市场表现可以看出，它绝非将传统主流媒体搬到互联网上，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这个“新”至少有四个涵义：一是新闻。“澎湃”的总体定位是“专注时政与思想的媒体开放平台”，向都市中高端人群推送原创的、互动的、严肃的、有思想和价值观的原创新闻和政经类新闻产品，并宣称要成为“中国时政第一品牌”。其产品定位是：新闻追问、新闻跟踪、最便利的分享、清晰简洁的内容架构，共有49类专栏，无不涉及民众关心的焦点、热点问题，甚至很多属于敏感事件。二是新兴媒体。“澎湃”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媒体，从项目策划、版式设计到上线运作都贯穿了互联网思维，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方便用户参与、满足用户个性化的要求为出发点，目前“澎湃新闻”已全面覆盖网页版（http：//）、客户端（苹果App Store，安卓市场）、wap网页版（），还开通了微博与微信账号，形成了对网民网络信息传播关系网络的全覆盖。三是新制度。“澎湃”项目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中股份制企业的治理结构模式，设置公司的组织机构、产权结构、分配和激励机制及管理制度，真正做到了新项目新机制。四是新的新闻生产方式。“澎湃”把专业新闻团队与网民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新闻生产方式和开放式新闻聚合平台，并要成为“中国第一个新闻问答产品”，如澎湃App设计了“提问”和“跟踪”两大功能，通过帮助读者发问和便于读者对感兴趣的主题及相关内容进行长期跟踪阅读，让媒介与读者互动，分辨真相和谣言，并将核实结果实时更新。③虽然这些功能创新能否成功还留待于市场和用户的检验，但无疑顺应了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发展的潮流和未来时政新闻生产运营的趋向。

其次，产权结构。“澎湃”项目在资本构成上吸纳文化资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社会资本等共同进入，在制度安排上采取股债结合、核心团队出资持股的结构安排。项目总投资量超过2.8亿元，其中，上海东方报业控股性出资1.213亿元（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130万元，上海报业集团增资1亿元）;绿地集团出资1亿元;联想弘毅资本出资2000万元;核心管理团队出资4000万元，约占20%左右。④这种多元股权的“混合制”产权模式，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中股份制企业治理结构模式，尝试从资本价值和产业层面解决传媒国企新媒体项目的产权结构问题，触及到了文化传媒业改革的核心问题，通过国资控股、社会资本参与、核心团队激励明确和强化各投资主体及利益共同体的责权利关系，特别是核心管理团队股权激励可以说是重大突破，让每个核心团队成员都“当家做主人”，将新闻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或自己的“生意”。这对传统主流媒体深化内部分配激励机制改革和解决人才流失问题有一定积极意义。

其三，运营模式。一是版式设计。主页左侧庞大的内容方阵中，可供用户选择性订阅的有“一号专案”（司法案件报道）、“及第行”（房地产报道）、“10%公司”（上市公司）、“自贸区邮报”（以自贸区报道），以及“纸牌屋”“人事风向”“中国政库”“绿政公署”“知道分子”等49个专栏，名称别致而时尚，给人以内容琳琅满目的感觉，颇有视觉冲击力。同时，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打上了“澎湃新闻”的标识，强化其辨识度及品牌效应。二是盈利模式。上海报业设计的模式主要有两种：通过优质原创内容吸引流量，靠海量用户来获取广告收入;面对窄众人群，以高度专业化的内容和精准服务获得用户付费收入。目前“澎湃”项目的盈利方式主要靠前者。三是营销方式。“澎湃”项目从策划到上线运作走的都是比较典型的互联网产品营销路线，如上线前期用微信公众号在媒体圈发消息，通过微博大V们议论转发预热造势，酝酿和提升公众期待值，用发刊词成功引爆公众话题，时政内容主要靠反腐报道赚得大名，“打虎记”栏目里不断爆出各种级别老虎的“猛料”，深得当前反腐形势之“天时”和拥有互联网时政新闻牌照之“地利”，迅速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澎湃新闻”项目运作模式无疑对时政新闻改革走向提供了一种具有借鉴意义的范本，未来“澎湃”的时政新闻“生意”能否做得好也直接关系到该范本是否具有普遍推广价值。关键取决于三者：一是如何保证优质时政新闻内容的持续高产和供给;二是如何开展持续有效的互联网新闻产品营销、媒体形象营销及品牌塑造;三是如何积极探索形成卖内容、卖广告、卖服务的多元盈利模式。

“澎湃”范式并非独创，也没什么新意，基本上是照搬互联网商业媒体的运作模式，如今的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新闻改革需要这种突破性案例，更何况互联网新媒体是完全市场化领域。“澎湃”要与商业网络媒体和其他主流网络媒体进行竞争，无论形与神、内在与外在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媒体，否则鸡与鸭争，双方很难形成良性竞争关系。目前“澎湃”仍处于烧钱期，与常态化日常运营不一样。上线犹如办婚礼，其基调是大手笔消费、浓烈、爆点频出;而常态化运营则是居家过日子，基调是冗长、琐碎、枯燥、绚烂归于平淡。当开办费烧完之后就是严冬期，是否还有新钱可烧，如何熬过可能很漫长的不挣钱时日，则是无法回避的事。

（作者单位：山西省广播电视协会）栏目责编：邵满春

注释：①郭全中：《媒体转型中需要思考的七大问题》，《新闻与写作》，2014（8）。

②喻国明：《未来的世界离不开传播学》，《新闻与写作》，2014（8）。

第7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摘要]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已经与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和全国新闻传媒业的生存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入手，提出了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第8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关键词：传媒法；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合作教学科研；培养模式

一、发达国家的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

在法治国家，新闻人与法律人被并称为“社会的良心”，两者拥有相似的价值观和社会功能，因此，新闻与法律两个学科和职业的联系非常紧密。如中国人民大学这样，新闻与法学院系合作培养通晓两门学科知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的做法，在发达国家已很常见。

1. 英美知名高校培养传媒与法律复合型人才情况

在英美等国，各知名高校都很重视传媒法的教育和传媒与法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这些大学多开设了专门的传媒法项目及课程，分别设在新闻学院或法学院，教授内容十分丰富，目标就是培养懂媒体的法律职业者和懂法律的媒体从业人员。其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作为美国大学中设立最早的新闻系，采取与法学院联合办学的方式来培养复合型人才。其联合培养已达到硕士和博士层次，包括新闻硕士学位与法律博士双学位项目（MA Journalism/ JD Law）；法律与冲突解决方向的新闻学硕士培养模式项目（Master’s Model in Law and Conflict Resolution）；新闻学博士“法律与冲突解决”辅修项目（The PhD Minor in Law and Conflict Resolution）兼获法律博士学位的新闻学博士项目（JD/PhD）。其中新闻硕士与法律博士双学位项目，是为了使学生在职业选择方面有更大的空间，通过这样的教育，他们同时兼具合格的新闻人才和法律人才双重属性。法律与冲突解决方向的新闻学硕士项目的培养目

标是，对那些今后想从事法律报道的记者和编辑提供专门的专业发展，同时也为那些今后从事媒体管理或战略通讯方面职业的学生提供对于媒体法律环境的更多了解。新闻学博士“法律与冲突解决”辅修项目是专门为那些在新闻学院或传播系有兴趣从事新闻、法律和冲突解决教学和研究的新闻学博士提供专门的课程。联合培养的两类学生的课程设置如下：（1）历史、法律和伦理方向博士生课程，主要课程有：伦理和媒介批评、新闻哲学、新闻文学、媒介伦理、新闻阅读、伦理学概论、历史和法律、传播法的讨论、大众传媒的批评分析、博士生研讨会、博士生研究讨论、新闻学中的定量研究方法。（2）“法律和冲突解决”硕士课程，主要课程有：核心计划、新闻实践或者传播战略原则或者新闻广播、大众媒介讨论、新闻学中的定量研究方法、传播法讨论、法律和冲突解决。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是美国最年轻的顶尖法学院，成立于1950年，特点是着重研究文化娱乐产业的法律问题，研究内容前沿，培养的人才针对性强。该学院设有“娱乐与媒体法律及政策法律硕士”项目。有高年级的法律博士和法律硕士两种。该校认为，这一项目为在美国学习娱乐和媒体法律提供了系统、先进、具有创新性的平台。修业完成的学生将具备从事电影、电视、音乐和其他关涉创意和艺术事项行业所需的法律、惯例、理论和政策方面坚实的基础。主要课程有：版权法或知识产权法、娱乐法、电信法及政策、宪法第一修正案、音乐产业法、艺术及文化财产法、国际知识产权法、体育与法律、电影发行、电影商务交易、高级版权法、娱乐媒体及知识产权法学术研讨、娱乐法研究与写作、法与好莱坞的实践。

耶鲁大学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法律、媒体和新闻的交叉领域问题。法学院设立的授予法律博士学位的“法律与媒体”项目就是这一关注的体现。该项目被用来培养那些想成为新闻记者、记者的诉讼人、媒体行业的政策制定者或领导者的学生，也为更深刻地理解法律、媒体和政策的职业记者，研究法律与媒体的前沿问题的学者提供帮助。这一项目向所有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开放，无需特别的程序去申请。主要课程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传播法、知识产权简介、网络法、电子商务法、实践环节、信息隐私法、网络隐私、媒介自由与信息获取诊所教学、媒介法。

纽约大学法学院在1977年就成立了媒体中心（Media Centre），专门研究电讯、新媒体和媒体法律及政策。该院还是美国最早开展媒体律师培训的学院。设有“法律与新闻”项目。该项目设计的课程便是为了适应通晓媒体的法律从业者和娴熟的法律记者两方面人才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该中心为传媒法学生共开设了三类课程：传媒规制法类课程、知识产权法类课程、媒体及娱乐法类课程。

英国东英格兰大学法学院设有传媒法法律硕士项目。该项目设立的目的，是让学生对传媒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有系统了解。主要内容包括：英国传媒行业结构的介绍；传媒管制的不同模式。主要的社会、技术和管制对大众传媒发展的影响等。该项目还考虑包括诽谤和隐私保护在内的相关问题，以及与新闻相关的法律问题。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以下专题：媒体与社会、网络法与互联网治理、媒体市场与规制、隐私权及名誉权的保护及管理。

牛津大学社会法研究中心的比较传媒法规与政策项目， 设立于1996年。该项目组织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媒体从业者一起来研究全球媒介法和政策问题。实现该目标有三种途径：进行学术和政策性研究；支持和发展网络；提供学术训练和支持。该项目主持门罗· E·布莱斯国际媒体法模拟法庭控辩、安南堡—牛津全球媒介政策暑期学校等年度项目。国际媒体律师协会的秘书处也设在该项目。该项目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全球传播研究中心、中欧大学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等紧密合作。2012年6月，该项目与这两个研究机构分别在牛津、布达佩斯举办暑期学校，研讨媒体法与政策，特别是与网络表达自由、互联网治理等相关的问题。

2. 英美高校传媒法教育分析

从英美国家高校传媒法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情况看，其培养目标的设定清晰、明确，针对培养目标开设的课程具有鲜明的实务导向。从具体课程设置来看，耶鲁大学专门开设了传媒法的实习课，让学生通过参与项目的方式来促进知识吸收和技能提高。哈佛大学开设了专门的互联网律师实务课程。每所大学都开设法律诊所课程，让学生通过亲自案件，提高实务能力。

在媒体与法律项目的各种培养和训练环节设计上，丰富多样。上述大学的课程大多采取了专题讨论会或研讨会的方式，并非教师的单向讲授，而是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参与、双向互动的方式，增强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根据不同学生的需求，许多大学还利用网络技术，开设了在线授课和讨论的课程。

二、我国高校传媒法教育的问题与不足

尽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强化、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对于复合型传媒与法律人才的需求在扩大，传媒法的研究领域也随之不断拓展。但是，尚处在起步期的我国传媒法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很多方面不尽如人意。

一是培养规模小。在培养规模和数量上，远不能适应社会现实的发展需要。我国已是传媒大国，现有较小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模与互联网时代的传媒大格局极不相称。

二是培养理念不明确，培养模式单一。从美国、英国经验看，对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具体目标虽然明确，但并不仅仅局限于记者和律师的培养，对于一个民主法治国家，需要的是兼具这两种知识和技能的各种经营人才、管理人才、研究人才、教学人才等，这些都是在教育过程中兼顾的。在培养模式上，国外对本科、硕士、博士层面的教育，都有针对不同背景来源学生的不同课程模块设计，对于同一项目下，不同培养目标也有不同的课程种类和学分要求。相比而言，我们在培养理念、培养目标的设计上还不够具体，针对全日制的学生的培养，灵活性、针对性不够，没有实现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和层次化。

三是教学科研跟不上。目前，传媒法的教育除了少数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开设的以外，总体数量较少。国内高校新闻院系对传媒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基本课程开设的不多，有关版权的问题、媒体管制问题、媒体产业中的法律问题、广告问题等广义传媒法课程，开设的数量更是不够。相关问题的研究更加欠缺。现实情形是，我国传媒产业在原有新闻事业的格局下演变和发展，大量从事新闻实务、传媒管理、传媒业务人员，特别是相关专业毕业的业界后备力量，没有任何相关法律知识和技能的储备，难以适应现实社会发展需要。

四是课程体系、教育方法需要改进和提升。英美国家的高校中传媒与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内容丰富，学科门类众多，并能结合传媒运营的实际和法律制度问题展开学习探讨。但由于我国传媒法研究刚刚起步，同时此类研究还有诸多学术束缚，因此，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所能提供的教学资源、课程内容、教学手段等都显不足。

五是教学内容和教学理念存在问题。在新闻法规的课程中，仍然存在不少以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和话语方式替代法律专业标准和专业表达的情形。这样的僵化教条式的教育，不能体现新闻传播和法学领域最新成果，难以培养新闻从业人员的法治理念、独立精神、新闻职业品格，对推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走向民主法治发挥不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三、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与路径

在对国内外高校做法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法学实验班一学年来的教学情况作为具体分析对象，对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科研实践等进行剖析，探索新形势下推进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可行模式与路径。

1. 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法学实验班教学情况的考察

该实验班从新闻学院、法学院的2011级本科生中选拔招收了23名本科生，实验班学生在大学期间要同时学习新闻学与法学专业的相关课程，通过四年的学习、修满相应学分、考核合格后将授予新闻学院学生文学主修学位、法学副修学位，授予法学院学生法学主修学位、文学副修学位。

该实验班的培养目标被描述为：通过系统学习新闻学与法学专业知识，让学生“能够独立分析、解决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新闻学、法学基本功比较扎实，“能够熟练运用现代传播技术从事法治新闻传播工作”，培养具有新闻传播学与法学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发展潜质的高端复合型本科人才。“毕业生适宜在新闻媒体从事法治新闻报道，在政府、企事业单位从事公共传播与宣传管理工作，还可以从事立法、司法与法律服务工作，以及在相关领域从事教育与科研工作。”

为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对实验班学生设置了统一的课程，未根据学生来源的不同作出区分。23名实验班学生除了学习全校共同课和全校选修课外，学科基础课有：新闻实务基础（一）、新闻实务基础（二）、数字传播技术应用、音频视频内容制作、新闻摄影、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与传播理论、公共关系与广告、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法理学、宪法学、民法总论、民法分论、刑法总论、刑法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专业必修课有：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采访写作、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

专业选修课有：信息图表编辑、杂志编辑、摄影采访与图片编辑、网络新闻编辑、广播新闻报道、电视新闻报道、新闻传播技术基础、舆论调查原理与方法、媒介经营与管理、播音与主持、广播电视节目策划、传媒经济理论与实务、传播研究方法、专业英语、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双语）、危机传播管理、记者形象管理、传媒就业指导、论文写作指导、传播与社会、公司法、竞争法、银行法、国际商法、产业法、消费者法、婚姻继承法、律师学、证据调查学、法律英语、诊所法律教育、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除了考察实验班课程设置，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对部分实验班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大家对实验班第一学年的教学情况满意程度不高，其中反映最集中的一条意见竟然是：希望开设传媒法一课！

目前，实验班的课程基本是新闻学院、法学院本科课程的“简单堆积”，并未体现传媒法学科的交叉性与特殊性。从目前所设课程看，实验班对传媒法的学科特性还缺乏基本认识。尽管办学目标是培养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但并未做到新闻、法学两个学科的真正融合，还是“两张皮”，两学科的界限和藩篱犹在。应该看到，传媒法有自身特点，并不是新闻学、传播学与法学捏合在一起，就自然成了传媒法学，就能培养出素质高、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

传媒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要探讨所有与传媒有关的法律问题，不仅涵盖了传统的公法领域和私法领域的诸多问题，而且在这一领域相对于其他法域有其特殊的价值冲突问题。发达国家不仅在立法上有专门针对传媒的立法，而且传媒法学也是一个专门的法学和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领域。同时，通过传媒法的教育所培养的兼具法律与新闻传媒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也是民主法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专业人才。就我国高等教育来说，充分认识传媒法的特点和具体要求，将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进行教育和研究，并进行专门人才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大有用处的。

反观国内其他高校，限于学科建设不齐全、学术实力达不到等种种因素，不少学校只是着眼于形成办学特色和满足学生就业需要，以新闻传播院系设立“法制新闻”或法学院系设立“传媒法”专业，依然在本院系、专业内运行，形式大于内容，概念大于实质，难以体现传媒法作为交叉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也难以培养出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不少学校的传媒法教育起点偏低，只着眼于局部，没有看到全局，更没有根据国家需要、未来学科走向，来筹划学科建设，规划教学科研，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2. 对推进新闻—法学合作教学科研的思考与建议

本文认为，国内高校应着眼建设法治国家、传媒强国、文化强国的大局，高起点、大手笔地筹划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合作方案和教学培养办法，在教学科研方面强强联手，找准定位，把传媒法当做一片教学科研的“蓝海”， 把“传媒法”培育成新的教学科研强势品牌，在教学、科研和服务国家社会方面结出丰硕成果。

培养理念与目标定位方面，应综合、全盘考虑，确立长远的发展理念和可行的目标。具体而言，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可细分为：培养懂法（具备法治理念、法律思维和法律知识）的新闻人；懂新闻（熟悉新闻传媒功能及相关实务）的法律人；熟悉新闻传媒、具备法律知识的文化产业人才。因具体培养目标的不同，在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上有所区别。

新闻—法学本科实验班应突出联合培养的“宽口径、厚基础、重应用、强能力”特点，能适应新闻传媒、法律及政府、企业管理工作要求的复合型人才。本科层次注重实务，在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学生和社会进行调研，逐步探索扩大联合培养规模，以更好满足社会需要。适时把合作办学层次提高到硕士层面，该层次培养实行科学研究、实务并重。

培养模式方面，传媒法专业人才有其特殊的专业要求，新闻操作和法律思维是两回事，新闻人才与法律人才的培养不可等量齐观。

从中国人民大学首次尝试设立的“新闻-法学”实验班看，新闻学院15名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懂法律的新闻人”，法学院8名学生的目标则是成为“懂新闻的法律人”。在新闻传媒与法学交叉的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兼以培养具有法律素养和法律思维的新闻人和具有一定新闻媒体知识和能力的法律职业人为目标，就不能忽视两个目标的差异性，就要从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体系上来通盘考虑，有所侧重，既要保证法学课程体系的完整性以及相应的法律职业思维训练的系统性，也要考虑新闻传媒教育的特点和要求。在课程设计上，不能简单地将新闻传媒课程与法学课程各占一半，而是要根据培养目标，进行探索和研究，并不断改进，确保课程体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以实现培养新闻—法学、法学—新闻两种复合型人才的目标。这就要求高校应根据不同培养目标、培养层次，明确并不断细化相应的培养模式，设立不同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设置方面，合作培养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的教学中，应改变课程简单叠加的做法，借鉴国外高校做法，创造条件开设如下课程：传媒法基本理论、传媒伦理、传媒产业法与政策、传媒与版权法、各国传媒制度比较、媒介政策、中外传媒政策史与比较、传媒管理、传媒与宪法学专题、传媒与司法、法理学、人权法、传媒行政法学专题、行政法学、传媒与侵权法、传媒侵权法实务、国际传播与国际法、影视法理论与实务、传媒模拟法庭、新闻业务、传播学、传媒经济学、中外新闻传播史、文化产业促进法、文化产业政策专题、传媒法研讨、文化产业促进研讨、社会科学方法。

教师授课时，要改变教师单向讲授的做法，更多采取教师引导、学生参与、双向互动的方式，增强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学生主要的考核方式包括考试、论文、课程作业、实践环节，以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提交的论文质量、实践情况为主要评价依据。

第9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关键词: 社会实践 专业实践 韶关日报社会实践模式 思想政治教育

一、引言

社会实践是锻炼学生实践能力,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培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它旨在达到使大学生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的目的。“探索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服务社会、勤工助学、择业就业、创新创业相结合的管理体制”①是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长效机制之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暑期社会实践,致力于实现社会实践的长期化和基地化,通过组织更加有效、有深度的活动,建立长期实习基地,促进学校与农村企业等之间的联系,为专业实践的开展提供平台。

专业实践是检验学生理论水平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最佳途径。新闻与传播学院现设有新闻学、广告学、播音主持艺术三个专业。三个专业具有一个共同点:对学生提出了较高的专业实践要求。我院常规的专业实践安排在大四暑期。为解决时间安排上的矛盾,我院从实际出发,在学校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选派学生参加校新闻社、校资讯中心、校广播台、院资讯中心等,锻炼学生实践能力。

专业的理论教学与新闻业界、广告业界等媒体单位的实际需要常常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因此,在保持学生学习专业理论的兴趣的同时,创造机会联系理论界和业界,是培养具有过硬专业能力的大学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社会实践的根本要求和专业锻炼的根本要求在我院三个专业出现了交集。通过社会实践去锻炼专业能力,利用专业能力锻炼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意识,提高当代大学生关注社会,关注农村问题,关注弱势群体的自觉性,将是有机结合社会实践与专业实践的有效途径。

二、社会实践与专业实践融合的现实可行性

1.融合的可能性

我院与社会新闻媒体、广告公司、播音传播机构等联系十分密切。从成立至今,学院已成功建立8个专业实践基地,包括韶关日报社、佛山传媒集团、惠州传媒集团、中山日报集团等专业实习基地。暑期社会实践要求学生走出校门,增长才干,接受锻炼。能否寻找到合适的社会实践基地是能否有效结合社会实践与专业的重要前提。在原有的以义教为主的社会实践基地,参加社会实践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向当地的学生传授知识,丰富学生的思想。义教和调研起到了开阔学生视野,了解民情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探索,认为将专业实践与社会实践融合的最佳方式,就是韶关日报实践模式。该模式的主要内容有:安排学生到媒体单位接受7―15天的专业实践;专业训练的内容与学校每年暑期的社会实践主题相结合;学生在社会实践主题的引导下,在新闻媒体从事新闻采编写与报道,反映社会主义各建设领域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

韶关日报实践模式的现实可行性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学生具备较强的新闻业务理论知识、丰富的校内外新闻媒体实践经验。参加该模式实践的学生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拔。考核内容包括专业成绩、校内或其他社会媒体实习经验、发表文章或采访数目及质量、综合能力等多方面的内容。我院学生经过两年左右的专业学习和一定的媒体实习,在大学三年级很多都具备参加该实践模式的可能性。

(2)学院全方位的支持。该实践模式的成功需要学院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我院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学生的专业实践与学习,尤其是社会实践和道德素质的培养。新闻媒体的从业实践是锻炼学生实践能力,衡量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考验学生职业操守的最佳方式。在这个指导思想的推动下,学院领导一直十分重视校外媒体实践基地的建设和发展。韶关日报社在2006年便与我院签订专业实践协议,同意接受我院学生前往其单位参加实践,接受新闻业务的培养和锻炼;在资金方面,学院对该实践队伍的投入等于或大于对其他社会实践队伍的投入。学院指定专业教师担任队伍的指导老师,在第一线给予学生最专业、最详细的指导;学院领导在学生实习期间前往实习基地进行考察和监督。

(3)新闻媒体单位的专业支持。要将社会实践的主题贯穿在专业实践的各环节,新闻媒体单位的大力支持是最根本的保证。以2008年暑期韶关日报社的实际情况为例来说明。2008年我校社会实践的主题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我院学生在制定详细的实习计划后,及时与韶关日报社沟通。通过相互协商,韶关日报社同意拿出两个版面的空间,在2008年7月24日刊登我院学生的采写文章,主题为韶关地区新农村建设。学生先被分派到各县镇采访调查,然后集中到报社,由报社的资深编辑为学生开展排版培训,学生自主排版刊发。在此过程中,韶关日报总编辑及各部门的职员在资金、交通、专业指导等方面给予了我院学生最充分、最认真、最专业的帮助。离开新闻媒体的大力支持,学生的专业实践与社会实践很难实现有机协调。

三、社会实践与专业实践融合(韶关日报社实践模式)的特色和成效

社会实践是该模式中的主要内容,而专业实践是实现社会实践的主要载体。在开展韶关日报实习期间,我们坚持了以下原则:“坚持社会实践与党政工作热点相结合,坚持社会实践与大学生的成才就业相结合。”②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韶关日报社会实践模式形成了以下特色,取得了以下成绩。

1.学校学生和新闻媒体单位双赢

韶关日报实践模式创新性地将专业实践与思政教育类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取得了双赢的结果。一方面,在实践的过程中检验了学生所掌握的课堂理论知识,巩固了学生的新闻采编写能力;学生在走访县镇农村的过程中,亲身接受、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增进了对国家政策的掌握,真实地获取第一手的农村现实情况,增强了社会责任感,陶冶了情操;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自主完成了采访、汇总、编写等业务,提高了社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实践开展的过程中,韶关日报社掌握了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了解掌握了新闻理论界的最新研究和进展,加强了教学单位与媒体单位的沟通。聘请教学单位教师开展教学等方式提高了媒体单位员工的新闻知识与敏感性。

2.丰富了大学生思政教育途径

大学生需要通过思政课和社会实践了解国情,认识社会,掌握世界风云。韶关日报社实践模式就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在大学中,思政类的课堂教育不能完全满足当代大学生对国家政策了解的需求,枯燥的课堂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大学生对时事的关注度。在韶关日报实践模式中,我院学生在社会实践主题的引导下,深入韶关市6县1区及多个农村,深入采访粤北地区特有的经济现象,宣传报道了粤北地区农村副业发展情况。在新闻采访过程中,学生掌握了最真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成绩,发现了存在的不足,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关注弱势群体的主动性。

3.实践成果显著

在韶关日报实践过程中,报社大力配合,学生积极参与,学院老师大力指导,该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08年7月24日,韶关日报在第二、三版刊登了“粤北大地尽春晖――广外大学子眼中的韶关新农村建设”的专题报道。在引言中,编者指出:“7月17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真善美’实践队前往韶关日报社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活动。北到南雄,南至翁源,涉足韶关六大县市,文化古镇,瑶族风情,驿路国香,‘仙桃’情缘,河口新貌,龙归变迁,所在这些都让他们激动不已。他们感动于农民的辛勤劳动与自主创新,他们受教于创业致富者的指导,他们喜悦于心农村建设的欣欣向荣……”③学生的成果在报纸重要版面刊登,质量得到了报社总编辑的肯定,形式得到了学校党委领导的好评,效果远远超出了学生的设想。

韶关日报实践模式的实现需要新闻媒体的支持和学院政策的支持,不一定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但是作为将社会实践(尤其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途径)与专业实践相融合的例子,其寓专业实践于社会实践来提升大学生对国家政策的了解,增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培养掌握中国发展实际情况的合格接班人的形式,丰富了高校社会实践的内容。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司等组编.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件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翁铁辉.高校学生辅导员行动指南.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③韶关日报,2008年7月24日第二版.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司等组编.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件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翁铁辉.高校学生辅导员行动指南.中国福利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