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业技术精选(九篇)

第1篇：古代农业技术范文

一、古代农业研究指导思想确定的陈列

我国对古代农业历史研究工作，以往多集中于著书，古籍立说发表著作方面，读者面小而往往又不易理解，通过农业文物、资料等集中收藏，经过研究、设计，用实物形象将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成就展现，对不同文化层次的现实所感受，影响范围较大，社会效益明显。从陈列内容来看，我国传统农业技术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它既有宝贵经验，同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方面对古代农业遗产中宝贵的东西需要加以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和科学都是不断进步的，对传统农业技术应当用现代科学加以检验，取其精华。在内容上要求做到观点明确，资料翔实，系统、科学正确反映农业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设计强调准确性、科学性、艺术性，力求科学内容与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生动活泼，雅俗共赏。

我国古代农业有近万年的历史，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古代农业涉及时间长，门类多、范围广、问题复杂，如农业史包括农艺史、园艺史、农具史等。利用研究古代农业陈定陈列内容，制定陈列方案和设计。通过社会调查研究，我们应以社会和现实要求为考虑对象。一是使一般客观者了解古代农业基本知识，二是专业人员了解某种专业技术发展过程和其经验。在陈列结构上作深入的研究和大胆的改革，采用通史与专业史相结合的方法选定内容。

二、利用古代农业的研究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古代农业科学历史是农业古籍、农业文物资料等体现的。是古代文明的物质表现，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这些古代农业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各历史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凝结着我们祖先的杰出智惠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是一部物化了的中华民族生存史、奋斗史和发展史，科学地利用古代农业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人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民族凝聚力，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振奋精神，继往开来，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利用古代农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既是古代农业中的自身客观规律现实需要，只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做到古代农业研究成果的合理利用。同时，注意到对社会效益有关学术的处理，一般情况通史研究，只是处理农业技术发展历史的分期问题。对于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的发展过程，按历史朝代划分时期，但历代王朝的更替并不是古代农业技术发展的原因，不能反映农业技术发展的历史阶段，将其古代农业研究很难说明。历史上农区的人口比牧区的人口多很多，他们以粮食为主食，肉类为副食。“民以食为天”中的“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指粮食。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关心年景的好坏，收成的多少。《春秋》中谷不熟则书，可见历史上以生产粮食为主种植业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础。因此确定以大田作物精耕细作技术的发生发展作为农业技术历史分期主要依据，这样不仅脉络清楚，突出了农业技术本身的特点，也是自身发展过程，利用古代农业研究中产生社会效益。

三、正确处理古代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保护是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但不是研究工作的唯一任务，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也是研究工作的主要方面。文化遗产利用包括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历史的、科学的研究，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等许多方面，当然也包括合理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创造经济效益。农业文化遗产利用必须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我们强调社会效益，但并不排斥经济效益，而且要争取好的经济效益，使经济效益能够反馈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上。如果只讲保护，不讲利用，就保护抓保护，就难以使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得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就难以解决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严重不足的矛盾；就难以尽快改变文博单位长期“守着金山讨饭吃”的尴尬局面.就难以调动和维护广大古代农业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有效地保护古代农业文化遗产是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基础，合理地利用古代农业中的文化遗产是有效保护文化遗产的动力，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第2篇：古代农业技术范文

关键词：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体系

中图分类号：F253.9 文献标识码：A

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是指利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运用现代组织和管理方式，将农畜产品物流过程中产生的全部或部分信息进行采集、分类、传递、汇总、识别、跟踪、查询等一系列处理活动，以实现对农畜产品流动过程中的控制，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管理活动。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是农畜产品现代物流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基石。

1 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内蒙古是全国重要的农畜产品基地。目前已形成了河套、土默川平原的优质小麦基地，西辽河流域的优质玉米基地，大兴安岭岭东的优质大豆基地和阴山、燕山丘陵区的优质杂粮基地。另外呼伦贝尔、科尔沁、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阿拉善等六大草原生产的优质农畜产品大量销往区外和国外。这些农畜产品数量大、品种多，大多数需要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环节。发展现代农牧业物流，有利于促进内蒙古农畜产品市场布局优化、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是带动内蒙古农牧业大发展的新路径，对于加快内蒙古现代农牧业进程，提高农畜产品竞争力和增加农牧民收入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1 全国流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与内蒙古农畜产品大量自产自销的矛盾要求提高物流信息化体系建设水平

流通市场化是流通发展的重要内容。虽然目前我国流通产业还达不到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但是，近些年随着政府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和扶持，以及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态势需要，流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内蒙古农畜产品的流通却仍然沿袭传统方式，即自产自销、小规模、无组织式的流通方式，这与蓬勃发展的流通市场化现状形成了反差。内蒙古地区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建设总体上还处在萌芽阶段，绝大部分物流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物流企业物流信息化建设的重点还主要集中在基础网络建设及应用软件系统建设的初级阶段，供应链管理极为罕见，企业间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落后，其物流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

1.2 内蒙古农畜产品供给流通的高成本与城镇居民需求农畜产品的低价格之间的矛盾要求提高物流信息化体系建设水平

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牧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提出应采取措施降低农畜产品流通成本。内蒙古农牧区远离城市，农副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转运不便。加上地区内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比较落后，运输条件差。没有科学的冷藏设备，鲜活农产品难以运输、加工。没有公共的信息平台，物流信息难以处理和发挥作用，造成农畜产品上下游之间的信息流没有打通，流通环节成本居高不下。造成农畜产品供给流通的高成本与城镇居民需求农畜产品的低价格之间的矛盾突出。加快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体系建设，提供其物流建设水平是缓解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

1.3 内蒙古农牧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要求提高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水平

内蒙古地区农牧民增产不增收的重要原因是生产的东西销不出去，如2011年乌兰察布市的土豆、巴彦淖尔市的西红柿，尽管当年产量较大，但是这些产品的价格却很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产销渠道不畅。建立健全农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和采购商数据库，开展农畜产品产销网上对接并建立长效机制，有助于指导农牧民生产与销售，促进内蒙古农畜产品的流通水平。

2 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体系发展现状

2.1 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发展的机遇和条件

“十二五”时期，国家实施向北开放战略，并把物流业列入调整和振兴的十大产业，内蒙古加快推进绿色农畜产品加工基地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发展现代农牧业物流面临诸多机遇；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园区建设步伐加快，“十一五”累计开工建设78个投资1亿元以上的物流园区，赤峰红山物流园、通辽经济开发区物流园、鄂尔多斯阿康物流园、巴彦淖尔临河农畜产品（保税）物流园等一批重点物流园区项目建设成效显著；内蒙古农畜产品专业化体系逐步形成。内蒙古围绕农牧业产业化发展，加快建设了一批农畜产品市场及冷链系统，培育并初步形成了粮油、瓜果、蔬菜、肉禽蛋等农畜产品物流体系。

2.2 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发展现状

2.2.1 内蒙古农畜产品的条码及射频技术普及率不高

条码及射频技术作为一种物品识别的应用，在我国企业中开展得较早，但在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中普及率不高。目前在内蒙古地区虽有一些农畜产品物流企业已在某些方面引进了计算机等信息手段，但仍以传统的人工操作为主，货运单元条码、储运单元条码以及位置码的应用还很低，直接影响了计算机物流系统的运作，极大地限制了仓库管理自动化的实现。条码及射频技术普及不高，还直接影响了整个物流流程的信息采集与反馈，影响物流企业与农畜产品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物流作业的自动化。内蒙古现有的农畜产品第三方物流企业大多都是传统运输和仓储企业的转型，规模相对不大，不具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处理物流信息的能力。较低的物流信息技术水平已经成为制约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2.2.2 EDI、GIS、GPS的应用十分有限

EDI是电子数据交换技术，EDI的应用提供了更多的需求和库存信息，提高了信息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使物流更加完善和迅速。然而EDI作为一种新型、有效的信息管理手段在物流企业的应用十分有限，真正意义上的EDI应用还远未开展。其原因在于：一是企业信息技术基础差，多数企业无法应用；二是开发成本高，多数企业无资金实力；三是上下游企业未达成共识，影响企业应用。GIS是一种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PS是一种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加拿大20世纪70年代在铁路运输中采用GPS使铁路通过率提高了33%，美国公路运输采用GIS和GPS后，空驶率降低了30%。在我国目前只有少数大型物流企业采用，在物流领域应用还十分有限。在内蒙古地区物流领域的应用基本为零。

2.2.3 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行业运作水平较低

目前，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行业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协调，多数物流企业实力有限，难以提供高效率的现代物流服务，存在低附加值、被动适应、供给零散、成本高、市场乱等问题。行业技术、装备和运作水平落后。主要业务为运输、托运和少量的搬运装卸，至于深层次的配送、信息等服务则很少涉及。

2.2.4 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信息人才相对缺乏

内蒙古目前既缺少高层次的农畜产品物流管理人才，也缺少企业层面的管理人才，而大量的操作人才更是严重短缺。不少员工虽然有丰富的传统统物流实践经验，但对现代物流的概念认识不清，对信息管理的作用也相当模糊，很多员工不具备基本的计算机技能，致使许多自动化处理过程不能实施。

3 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体系建设框架

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的基本框架表示为7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即：（1）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2）物流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3）物流信息标准化体系建设；（4）物流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完善；（5）物流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6）物流信息化政策法规环境建设；（7）物流信息化知识培训与人才培养（见图1）。

4 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体系建设措施

4.1 充分利用政府的信誉和资源推进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体系建设

4.1.1 强化对物流信息化建设的统一领导

建议由内蒙古自治区信息化主管部门牵头，成立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协调领导小组，物流相关的部门，如工业、商务、交通、海关、口岸、检验检疫、技监、税务、银行等参加，建立统一、高效、权威的内蒙古部门协调机制，打破条块分割和各部门、各地方各自为政的状况。

4.1.2 统一制定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发展规划和物流信息化建设规划

加强对各地方宏观指导和总体协调，制定农畜产品物流产业发展政策，协调指导各地农畜产品物流园区建设，加强农畜产品物流信息资源的整合，引导企业开展信息技术应用，推进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建设。

4.1.3 加强政府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建设的财政扶持

要充分利用政府的技术改造、技术创新、科研开发等专项资金扶持企业开展物流信息化建设。重点支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技术、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以及物流信息标准制定和物流信息化试点项目等。

4.2 加强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市场环境建设

4.2.1 政府要培育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

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打破条块分割和地区封锁，清除地区和行业壁垒，创造并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各种物流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充分竞争，自由流动，并提高农畜产品物流监管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

4.2.2 加强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的标准化工作

加快制定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分类与编码标准，完善农畜产品物流信息交换业务流程规范和单证标准，推广信息采集技术标准，结合国际通用标准，制定符合农畜产品应用实际的标准。

4.2.3 加快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法律法规建设和物流信息安全体系建设

制定有关的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法律法规，如与物流相关的电子签名、电子文件、信息交换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严密的管理制度和健全的安全机制相结合，切实保障网络和物流信息内容的安全，促进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的健康发展。加快数字证书认证体系的建设，完善安全认证基础设施，建立安全认证体系。

4.3 加快智能农畜产品物流建设

首先，对内蒙古地区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体系进行定位，建设农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与物流园区。其次，加强内蒙古农畜产品网络交易平台建设，将电子商务与物流有机结合，建设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平台。再次，加强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行业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将物流公共信息交换平台、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EDI网络服务中心有效地应用到内蒙古的农畜产品流通上，以期完成信息的采集、分类、传递、汇总、识别、跟踪、查询等一系列处理活动，实现对货物流动过程的控制，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第四，要加强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数据分析平台建设，建设农牧业产品物流数据分析平台，进行价格指导和第二年产能投入指导，以宏观调控生产与市场交易。第五，加大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科研和技术攻关，要面向市场、面向应用，组织农畜产品物流软件的研究开发，支持产业关联度大、市场前景好、有利于农畜产品产业升级与改造的物流应用软硬件产品的技术攻关，如智能仓库管理、供应商管理库存、智能运输管理、物流供应链管理、托盘流通信息交换技术等。

4.4 积极开展农畜产品物流金融整合创新

通过大力拓展农村物流“融通仓”模式，拓宽银行的业务范围，分散银行信贷风险。利用“制度金融”、“合作金融”和“民间金融”加强对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体系建设的支持。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建立市场准入制度，放开对民间金融的管制，引导并鼓励民间资本或境外资本投入。通过价值链联保小组，实现农户或农户联盟、物流企业、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商、农产品需求方四类主体共同发展。允许仓单质押融资，以农产品储存的价值凭证作为仓单，在乡村银行进行抵押。建立贷款保险基金，预防部分风险。充分利用乡村银行对农村物流业资金链条熟悉的优势，帮助农村物流企业合理安 排运营资金，并对会员农村物流企业进行流动性管理、资金保值升值管理，促进农畜产品物流企业的发展，壮大农村物流链的规模。

4.5 加强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人才培训

依托内蒙古农业大学和内蒙古财经大学等高校加强农畜产品物流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研究建立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规范农畜产品流信息化人才的岗位业务。农畜产品物流培训要结合内蒙古农畜产品物流发展的具体实践，注意引进消化和吸收先进的培训方法和培训教程，着力培养内蒙古农畜产品的实用性人才，特别是物流管理师和物流技术工程师的培训；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积极利用农畜产品物流协会、信息协会、电子商务协会、RHD协会等组织的力量开展农畜产品物流信息化建设，大力支持其开展信息化咨询、监理、人才培训等服务。

参考文献：

[1] 刘文俊.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物流体系建设研究[J]. 当代经济，2010（16）：90-91.

第3篇：古代农业技术范文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著，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著，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2]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3]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朱自振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董智勇主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著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著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著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著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著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5]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著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著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6]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7]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著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繆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著，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转贴于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著，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著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著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著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著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2]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6]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9]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第4篇：古代农业技术范文

关键词：内蒙古；农业发展；耕地利用

农业的发展与人民切身利益、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发展有着紧密联系，也直接影响着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独立自主。内蒙古农业发展和耕地利用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如农作物及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农田水利建设水准有所提高等，但为进一步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仍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加快农业的发展，加强耕地利用。

一、内蒙古农业发展策略

1.优化农业发展政策

内蒙古耕地总面积700hm2，占全国耕地面积的7个百分点以上，因此，加快内蒙古农业发展意义重大。要想促进内蒙古农业发展，首当其冲的是要立足于国家政策，走一条与自治区实际相符合的具有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即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这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和过渡的必由途径。另外，还应当坚持以家庭承包为基础，充分结合基本经营制度，切实让广大农民从农业生产活动中受益，以此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新型的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更好地解决“三农”中所存在的问题。

2.引进科学技术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提高农业产量和质量，关键是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第一，树立科技生产的理念，重视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依靠科技的进步提高农业生产质量，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消耗，进而促进农业生产效益的实现。第二，提高农民农业科技的素养。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生产方式与观念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活动。为了将科学技术更好地引进和落实到农业生产活动中，必须加大对农民农业科技的教育，提高全体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使其成为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第三，加大对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教育。人才是核心竞争力，在农业科技推广和指导活动中，应当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科技队伍，并将高科技人才下放到基层农业生产活动中，从事专门的农业生产活动指导工作。

3.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农业生产活动是以一定的投入为前提基础的，增加农业投入，确保农业物资生产资料充足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农业投入主要分为物质投入和资金投入，资金投入即是对农业生产活动投入一定量的农用资金，或者对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投入研发资金，以及对改善和建设农业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等现象，都属于资金投入行为。而物质投入是物资的形式，如化肥、农膜、农业机械、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加大农业投入，才能确保农业物质生产资料的供应顺畅，从而促进内蒙古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但在开展农业投入时，需要注意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优化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4.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科学的农业发展理念，是以市场为主导，农户为基础，工业化思路谋划和加快农业发展的方法。农业产业化是与市场经济环境下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经营模式，是实现我国农业发展道路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效地实现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经营方式，将千千万万个农户和千变万化的市场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加强农业生产活动与市场经济的紧密联系。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内蒙古地区还可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发挥对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民就业等的优势，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中转点，以此加快内蒙古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二、内蒙古耕地利用策略

1.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制度

农用耕地是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前提，将农业耕地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是实现我国农业稳产的重要保障。农业耕地作为一种宝贵且相对紧缺的资源，数量有限，特别是对于内蒙古而言，近年来由于建设用地及生态恶化等因素，农业耕地范围大量减少，而且由于对耕地保护意识的淡薄，造成了部分农业耕地污染，导致土壤肥料下降，耕地品质不高等。因此，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制度，完善相应的法律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第一，实行最少耕地保护制度，明确规定耕地数量的最低限额，同时，加强对用地总量的控制和监督，严禁开垦荒地等行为，确保农用耕地总量在合理的范围内。第二，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对于明确违反耕地利用和保护的违法行为，应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还要采取加倍处以罚款、赔偿等手段。

2.做好耕地保护及治理

耕地保护及治理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耕地治理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面临的问题多样复杂，比如建造栽培设施、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等，为了加快治理的速度和成效，必须以连续性投入大量治理资金为保障。所以，要加大对耕地的治理，就要保证资金的投入和供给。由于非耕地相对于可耕地而言，自然环境条件更为恶劣，因此，加强非耕地的保护及治理更为急迫，要把非耕地的保护及治理放在重点，要加大对非耕地地区的投入。另外，对于基础设施与技术装备的建设资金，内蒙古各级政府要建设专项农业治理和保护资金，专款专用，以此确保耕地保护及治理的有序、稳定进行。政府部门还可以发挥主导功能，主动牵头，呼吁社会力量参与到项目建设中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社会投入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体制，为耕地保护及治理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三、结语

农业是我国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是一种特殊的农业生产资料。耕地利用、农业发展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加强耕地利用，促进农业发展时，内蒙古还应当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发挥信息资源的优势，促进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张立伟，衣保中.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竞争力的制约因素及提升对策[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2):117-120.

第5篇：古代农业技术范文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内蒙古农牧业发展承担着保障农牧民收入、保障国家和自治区的粮食安全、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重大责任。但是，内蒙古农牧户缺乏对现代种植、养殖技术的应用，科技创新推广机制滞后，分散生产的经营模式不利于发展现代设施农牧业，基于此，我公司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依托现代化、科学化的技术，改善了传统农牧业的缺点，坚持集约化、产业化、规模化原则，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牧业，着力帮助提升农牧民收入。

2内蒙古农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内蒙古农牧业发展承担着保障农牧民收入，保障国家和自治区的粮食安全，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重大责任。内蒙古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发展现代农牧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有诸多问题值得关注，需要深入研究逐步缓解。

2.1内蒙古农牧业发展现状

第一产业增加值持续增长。2006年――2013年内蒙古农牧业的年增长率均处于较高的水平，同自治区整体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保持一致，第一产业基础地位进一步稳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稳健增长。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农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平稳运行。农业产值所占比重下降，畜牧业产值所占比重上升。内蒙古初步建成了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农畜产品加工水平已经处于国内前列，牛奶、羊绒等部分农畜产品生产加工保持国内领先。

2. 2内蒙古农牧业存在问题

农牧业的物质装备水平较低，机械化程度尚不能满足现代农牧业发展的需求，农牧业科技成果转化困难，科技贡献率不高。目前，我区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70%，进入基本实现农牧业机械化阶段，但属于低层次、简单机械化阶段，主要作物关键环节机械化程度仍然较低，特别是牧区畜牧业机械化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只有一些打草、捆草等简单机械。由于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科技基础的不同，全区各地农机化发展不平衡，根据有关资料，呼伦贝尔市的农机化综合水平已进入比较高级的阶段，达到70%以上，而呼和浩特市的综合机械化水平还在初级阶段，仅38.6%。内蒙古农牧业机械服务体系发育不全，服务能力较低。首先，农机生产企业一般把维修站设在市一级农机销售单位，县乡两级维修站很少，农牧民为修理农机需要付出很大精力和财力。其次，农机具品牌和配件品种多，更新换代速度快，而现有维修服务网点设备简陋、规模小，不能从事大型农业机械的大修保养，只能以换件维修为主。最后，农牧户家庭经营、分散生产的经营模式不利于耕地资源的整合利用、草牧场连片经营，那些已经习惯于个体、家庭经营的牧民大多担心合作带来的潜在或不可预知的风险，不利于发展现代设施农牧业。

3基于内蒙古发展背景的设施农牧业产品初探

3.1施农牧业发展策略

1、提高对设施农牧业重要性的认识

要从战略高度去认识设施农牧业，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助推现代农牧业发展。既不能“一窝蜂”式扩大设施农牧业的规模，也不能“蜗牛式”发展设施农牧业。要正确认识设施农牧业，要结合实际，要用发展眼光、超前意识科学制定发展规划，积极引导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

2、加强生产队伍素质建设

设施农牧业对从事设施农牧业生产和开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先进设施和技术只有由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高素质生产者运作，才能充分发挥设施和技术的先进性，充分发挥巨大的增产潜力。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大力引进、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现代农业思想、熟悉现代农业理论、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并且具备创新能力的精干的技术、经营管理和研究开发人才队伍，提高生产队伍的素质。

3、制定优惠政策

要制订扶持设施农业发展的产业、人才、金融等优惠政策，要设立发展设施农牧业专项资金增加投人，解决农牧民的资金投入问题。对于内蒙古中东部地区，给予政策和资金适当支持，重点发展温室、大棚，积极发展大中棚;对于经济薄弱的西部地区，要给予更大政策倾斜和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同时引导和鼓励经济发达地区“三资”投向设施农牧业，重点发展标准化节能型设施农畜牧业。

4、推进设施农业规模化

连片成规模，规模出品牌，品牌出效益。设施农牧业投入高、产出高、效益高，只有进行规模化生产才可能形成品牌效应，占领市场，使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优势得到有效的开发与持续利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要培育一批重点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中扶持和培育规模化的设施农业基地，加快设施农业企业的发展。

5、培育专业合作组织

实践证明，发展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开辟农产品销售渠道、有效增强农民市场竞争力的基本手段，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个体农民的市场力量较弱，缺乏竞争力。要引导那些具有近乎相同的产品、相同的利益、相同市场地位的农户组成利益共同体，大力培育适合市场竞争的共同利益集体，促进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同时，建立相应的政策与法规，规范各类型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健康运行。

6、加强技术创新研究

要加强技术创新研究，加大科研开发力度，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难题，特别是加强基质栽培、节水滴灌、营养液配置及管理、生物防治、环境、计算机控制等技术的应用和研究;重视协作攻关，积极开展配套技术开发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设施农业设备和技术，形成集成优势，促进设施农业的技术。

3.2设施农牧业产品模式初探

本产品是铰接链式三角形模块相拼接的凸圆形、多功能镶嵌式、一体化的设施农业建筑，主要分为农业与畜牧业两大部分，运用高科技进行牛、羊、鸡等多种养殖以及各类植物和有机农作物的种植，改粗放型传统农畜牧业为高度集约型的现代化农业，发展节地、节能、节水、经济型的设施农畜牧业也是我国农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设施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集中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形成了以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和劳动力密集为主要特征的集约型、高效型产业。本产品最大单体设施面积达到463平方米，具有高附加值、高效益、高科技含量等特点，体现了集约化、产业化、模块化等理念。

公司产品根据目标市场消费者的需求不同，分为家庭型、集体型以及企业型，规模可大可小，充分满足消费者的各类需求。另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制定了设施农业的财政、税收上的优惠政策，再加上公司产品价格合理、收益高，可以促进设施农业协调有序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本产品具有如下优势：

第一，结构现代化、模块化，易拆卸，易拼装，不损害土地，可以因地制宜搭建；

第二，采用风光互补的自然能源方式，独自供电供热，其风电达到2000瓦，且光伏搭建在建筑顶部，同时可以起到遮阳调节作用；

第三，采用养殖的粪便沼气发酵处理，沼气可用于民用生活燃气，发酵粪便可直接还田；

第四，考虑到地区太阳直射角1.7，采用逐步退台，可保持光照，同时顶部采用集约化喷灌，起到了顶部与支撑作用；

第五，产品结构轻型稳定，造价低，通风自如，整体具有合理力性结构，空间大且适于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种养殖，顶部用PE薄片安装，具有透光性好，不易破碎，使用年限长等特点。

3.3产品简介

本产品是铰接链式三角形模块相拼接的凸圆形、多功能镶嵌式、一体化的设施农业建筑，运用高科技进行牛、羊、鸡等多种养殖以及各类植物和有机农作物的种植，最大单体设施面积达到463平方米，具有高附加值、高效益、高科技含量等特点，体现了集约化、产业化、模块化等理念。

3.4产品分类

公司产品根据目标市场消费者的需求不同，分为家庭型、集体型以及企业型，规模可大可小，充分满足消费者的各类需求。另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制定了设施农业的财政、税收上的优惠政策，再加上公司产品价格合理、收益高，可以促进设施农业协调有序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3.5产品优势

本产品具有如下优势

第一，结构现代化、模块化，易拆卸，易拼装，不损害土地，可以因地制宜搭建；

第二，采用风光互补的自然能源方式，独自供电供热，其风电达到2000瓦，且光伏搭建在建筑顶部，同时可以起到遮阳调节作用；

第三，采用养殖的粪便沼气发酵处理，沼气可用于民用生活燃气，发酵粪便可直接还田；

第6篇：古代农业技术范文

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必然会提到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因为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所著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而研究沈括和《梦溪笔谈》必然要提到胡道静。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将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见耳闻心思记录下来，内容涉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方面，其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就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这样一本书原本视为“有补于世”的著作，在一个重道轻艺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1]。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有了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胡道静也因此饮誉学界。《梦溪笔谈》乃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其后几年进入了一个高潮。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骕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

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祕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3]，等等。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在海外的胡适博士在读到《梦溪笔谈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学者梅原郁等在将《梦溪笔谈》译成日文时，就曾参考了胡道静的工作，并称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以及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活字板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考证等，还完成了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书稿、以及《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等。与此同时，胡道静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农书和农史的研究中来。

60年代初，刚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成就了胡道静农史研究事业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岁前后的胡道静，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古农书钩沉觅遗与研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永乐大典》中，找出了宋吴怿撰著的《种艺必用》、温革的《分门琐碎录》、明人王藏的《稼圃辑》、陈正学的《灌园草木识》、清人姜皋的《浦泖农咨》、民国时叶景葵（揆初）辑录的《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稀见古农书，完成了《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并出版了《种艺必用校注》一书。这些发现，为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的发现，对于了解从北魏《齐民要术》到元代《农桑辑要》，长达700余年的农业技术的演进更有莫大的帮助。他还撰文对《种艺必用》等稀见古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阐述。在整理农书的基础上，胡道静还对一些农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山东的农学传统”、“释菽篇”、“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释菽篇”，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与特性很早就有认识。“”前，胡道静还完成了《中国古农书总录》，该书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约100多万字。

胡道静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启的研究。胡道静虽自称为泾县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渡过，他研究上海的历史，自然也包括上海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可以说，在古代科学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静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启了。如同徐光启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农田水利之学一样，胡道静对于徐光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学方面，他撰文对徐光启农学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胡道静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随着“”的爆发而停止。中，他不仅经历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国古类书》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以及多年积累的有关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论文。

再出发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点仍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静原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正》。[5]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胡道静已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颗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在他认为“太长”的战线上老骥奋蹄。用他在《沈括诗词辑存》一书“后记”中的话来说：“余虽驽疲、闻钲和嘶，亦安得不跃起也。”[6]胡道静这颗大树上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梦溪笔谈》在国外”、“《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梦溪忘怀录钩沉”、“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试论宋代改历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还出版了《沈括诗词辑存》、《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全译》。

在农书、农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围绕着徐光启来展开的。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界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并将徐光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他辑录了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农遗杂疏》，并分别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还发表了“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1983）、“徐光启农学三书题记”、“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北方引种水稻技术措施上的徐光启战略擘划与实践”等系列论文。这一时期，他还对朝鲜汉文农书《农学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状》、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了研究。还结集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胡道静有关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集中。1990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農業博物誌考》，该书较之《农书、农史论集》内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统，除了收入先前有关农史、农书的研究之外，还加入有关考古发掘、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以及后来一些有关农史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静，学术战线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拉得更长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启和农书之外，还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宋代历法，以及黄道婆、宋应星、孙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转入道教的研究。许多大部头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编或参与主编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选刊》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书》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周易十谈》（1992）等。这一时期，他还单独或与人合编了《简明古籍辞典》（1989）、《十大科学家》（1991年）、《国学大师论国学》（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AcademyofHistoryofScience,IAHS)，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序号448）。这一时期，胡道静同时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科技史）组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上海科技史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等多项社会工作。同时还为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学校的研究生讲授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课程。

开篇时提到的对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的评介，见于195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由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第一卷“导论”，同年的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道静先生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并开始系统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胡道静在为《梦溪笔谈校证》所写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约瑟对于《梦溪笔谈》的分析和评价。而在《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之后，胡道静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重视。他们成了同道中人。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道静，并在他的书房“海隅文库”亲切交谈。胡道静将他对李约瑟的情谊融入到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专门为纪念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而征集的论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静转入道教的研究，也很显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响。他在1991年春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7]

如今李约瑟和胡道静两位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儒硕学都已归道山，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周俊元，虽九死其犹未悔——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人物1987年，第1期。

2.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3.施宣圆，博学贯中西精思著妙文——悼念胡道静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3.11.14版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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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四。海南出版社，1999年，628页。

[2]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校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3]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599页。

[4]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309页。

[5]农书·农史论集，自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7页。

第7篇：古代农业技术范文

一.栽培技术

唐代稻作的栽培技术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围绕着稻麦复种、育秧移栽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关于稻麦复种技术。李伯重在《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一文中，主要借助对史料的梳理，通过《蛮书》中关于南诏境内稻麦复种制的记述、《吴郡图经续记》中有关北宋苏州实行稻麦复种的明确记载、唐诗中的有关诗句、唐代关于官员替代时职田收获的处理办法的变化和两税法的实行等五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为：我国稻麦复种大约在高宗武后时期的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方已出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实行的种植制度大约形成于盛唐中唐时代，实行的区域主要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带。到晚唐以后，更加进一步扩大。(1)林立平则从技术层面分析了唐代稻麦复种制产生的原因。他指出，在水稻栽培移栽以及耕作技术和养地程度都有显著提高的基础上，稻麦复种制产生和发展起来。(2)而蓝勇和韩茂莉则从气候的变化和差异入手，分析唐代稻麦两熟制出现和推广的原因，并认为江南实行稻麦两熟耕作方式可能要比云南滞后些。(3)(4)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的观点则是稻麦两熟制初现于唐代，盛于宋代(5)。持唐代已出现稻麦复种制观点的论著和论文还有：吴存浩《中国农业史》(6)、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7)、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8)、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式及自然灾害原因》(9)。李根蟠则不同意唐代已出现了稻麦复种制的观点。他通过对李伯重所提出的五点论据（见上文）的逐一分析，认为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的根据尚不充分；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才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形成一种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长江三角洲在这一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10)。鲁西奇在《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稻麦复种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唐代甚至宋代均未得到全面推广；唐中期到宋元时期，汉水流域已开始出现稻麦轮作复种制度，但不普遍，只是在少数地方实施，绝大数地区还是实行稻或者麦（或者其它杂粮）一熟连作制(11)。郑学檬也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唐五代太湖地区实行稻麦连作两熟制或早晚稻连续栽种，而闽、赣地区稻麦轮作或早晚稻轮作制亦有可能五代宋初存在(12)。

关于育秧移栽技术。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中认为，至迟在唐中期南方已采用育秧移栽技术(2)。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亦持此观点(13)。另一日本学者大泽正昭从农具和耕地、整地技术的提高说明唐代中叶插秧法已经普及(14)。齐涛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中阐明唐代南方水稻移植已渐普遍(15)。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一文中认为：育秧移栽技术至迟出现在汉代，隋唐时期，育秧技术在南方已很普遍(16)。曾雄生认为，江南地区的水稻移栽是在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17)。韩茂莉也赞同水稻育秧移栽技术最早出现在唐代的观点(4)。桂慕文援引已故北京农大王毓瑚教授的观点，从唐代诗人提到了插秧可以推知移栽法已在唐代许多地方实行，一年两熟的做法一定也在逐渐推广(18)。综合起来，唐代已经出现了育秧移栽技术这一观点学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二.种植区域

唐代稻作的种植区域是学者们聚焦的另一个问题。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相对较多。张泽咸将汉唐间的水稻种植分为华北地区和江淮地区。在华北地区，又具体为长期种植和某些种植的地区。前者如长安、关中地区、洛阳地区、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地区、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区。（南阳盆地除外），后者如山东、河北、山西、西北地区。江淮以南地区，著名的稻作区有汉中、巴蜀地区、南阳盆地、湘鄂赣地区、淮南地区(19)。游修龄认为，汉唐时期北方水稻分布区主要有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河北地区（即河南省黄河以北部分及河北省南部）、黄淮平原、幽蓟地区（即今北京地区及河北涿县、新城一带），另有零星种植，如河套平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等地，并且特别指出，黄河流域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普遍开发了稻田。该区域水稻种植特点是：没有连续性，时废时兴。同时西北地区的水稻分布处于微不足道的状态，东北地区水稻的开拓同不同时期的朝鲜人有关，该区稻作最初是渤海国时代（公元698-926年）由高句丽人所开拓的(20)。华林甫在《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一文中，依据文献记载，探讨了唐一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状况、布局变迁形成的原因，认为：水稻生产大致分布在幽州-并州-绛州-同州-京兆府-陇州-渭州-兰州一线以南地区，主要分布区则在长江流域，尤其集中在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地区、汉水流域和成都平原，具有多而集中的特点；黄河流域则只有稀疏种植，集中在关中平原、伊洛河流域、相卫怀和汴陈许地区，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此外，岭南、福建某些地方也有零星分布。而在安史之乱后，南方水稻生产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种植区域日趋扩大(21)。周立三从分析初唐水利发展入手，论述了由于唐展了引黄、引汾灌溉，促进了关中、伊洛河内、河套和蓟州等地的水稻生产，并引相关古代著述，认为伊州和渤海都有水稻生产，从而推论出水稻生产已向北推移并发展到了新疆、东北地区(7)。王双怀在对开元时期农业发展状况分析后指出：江淮岭南的水稻经营十分普遍，北方地区也有水稻生产，河北、河东、陇右亦有少量栽培，只是不占比重而已。开元时期稻作主要分布在秦淮以南包括汉中、四川在内的南方地区(22)。齐涛则认为，隋唐时代，北方水稻的种植面积有了扩展，如长安、河南道、洛阳等地。而水稻栽培仍以南方为最主要区域(15)。综合学者们对稻作种植区域的认识，长江流域，尤其是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巴蜀地区、汉水流域及江淮地区，水稻种植区域面积广大；北方之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黄淮平原等均有相当面积水稻的栽种，而西北、东北地区几乎没有水稻种植或种植区域相对狭小。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观点是大致是一致的。

三.品种类型

研究唐代稻作品种的专著、专论并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仅能从一些论著、论文的某一章节获取点滴信息。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通过对唐诗中有关描写水稻的诗句的分析，认定唐代的水稻品种有白稻、香稻（或香粳）、红莲、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游氏在文中注释中还说：“赵丰翻检了全唐诗，又摘得海稻、五月稻、青粳稻、青龙稻、水上稻、节米（乌节米）、黄陆米、三破糯、高公米、御田谷米、折粳米等十几余个品种，合计约二十余个品种。”(20)这是所见及的论述唐代稻作品种最详细的内容。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23)和范楚玉、董恺忱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均采纳了游修龄的研究成果(24)。赵滕芳的《香稻的考察和开发》则针对香稻的历史渊源、品种的调查，做了具体的阐述，在此基础上，预见了香稻未来的开发(25)。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稻作学》列举了一些水稻的品种，但未明确标明哪些是唐代的稻作品种(26)。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在江南稻作农业中，南北朝以前水稻品种的名称从唐代以后就几乎消失了，在宋代又出现了两百种以上的新品种(13)。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丁颖的《丁颖稻作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中，丁颖从理论上阐述了我国稻作品种多样性的原因，虽未涉及唐代具体的稻作品种，但对探究唐代稻作品种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27)。另外，《农业考古》开设有“稻作起源研究”专栏，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稻作起源时间、地点等问题，但为研究唐代稻作品种提供了信息渊源。与唐代稻作研究的其他内容相比，该部分显然相对薄弱。而对唐代稻作品种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会对今天有关地区的稻业生产及优良品种的开发提供历史资料上的支持，或启发一种思路，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对唐代稻作品种的研究有必要加强。

四.区域稻作

区域稻作是指以一个具体地区或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为研究范围，以稻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课题，它的研究和区域经济开发密切相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国家重视区域经济开发，全国出现许多经济开发区，因而区域经济研究勃兴。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农业经济往往是学者们着重谈论的问题之一。正是在谈论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唐代区域稻作研究逐渐深入。唐启淮的《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讨论了唐五代时期插秧技术和稻麦复种轮作制度对湖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28)。杜文玉的《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水稻生产中普遍采用移栽技术、稻麦复种制和早、晚稻两熟制的推广作为江西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29)。方亚光则通过揭示江东犁和唐代江苏地区稻作农业的关系，认为江东犁的诞生和运用，是江苏乃至江南地区稻作农业发展的产物(30)。张剑光、邹国慰的《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文认为，环太湖地区是唐代最重要的产稻区，该区稻田成片，水稻大规模推广，成为农民主粮，并特别提到了“红稻”和“红莲”这两个稻作品种(31)。李伯重通过分析唐代江南稻种、稻麦复种制、稻桑苎麻亩产量等问题，考察了该区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从而总体评价了唐代江南地区的农业(32)。李敬洵在《唐代四川经济》一书中，以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为据，认为该平原是四川最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入唐以后，范围扩大到绵州、眉州及沱江、嘉陵江、长江等河流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上。另外，四川水稻栽培以育秧移栽技术普及最为重要，水旱轮作制已在四川水田稻作区有不同程度的普及，两熟制成为较完善的耕作制度(33)。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一文分析杜甫在夔州生活时留下的诗句后指出，唐代夔州虽有水稻种植，但规模不大，且有高质量的水稻品种(34)。马雪芹对中原地区稻作做了专门研究。她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对包括唐代在内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做了细致考证，认为豫北、豫东、豫西、南阳、豫南都有水稻种植(35)。而宁志新则推究了河北的水稻生产。他通过对河北地区水稻种植分布的三个中心即以邺县为中心的漳水流域（河北南部）、以定州为中心的河北中部、以幽州、涿州为中心的河北北部的考察，结论出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沿着由南向北的方向传播且始终含有用水改造低洼盐碱地的主观意图，同时直至隋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基本上还是政府行为的观点(36)。邹逸麟从环境因素入手，考察了唐代黄河流域的水稻地域分布，得出和游修龄类似的观点：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37)。于德源以农业人口为据，推考唐代幽、檀、妫三州农田开发水平，结论出在三州水源充足的地带也有比较集中的稻作区(38)。鲁西奇引用唐诗中的诗句分析了汉水流域水稻种植概况，得出唐代汉水流域的水稻种植非常普遍的观点(11)。

除上述所列论著、论文外，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39)、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和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40)、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搞》(41)、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42)、黄惠贤、李文澜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43)、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44)、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45)、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46)、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47)、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48)、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49)、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50)、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51)、游修龄《稻作史论集》(52)、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53)、鲁西奇《历史时期汉江流域农业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变》(54)、陈红《四川水稻发展小史》(55)等论著和论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均涉及唐代稻作的有关内容。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唐代区域稻作研究，可谓星罗棋布、星光灿烂。这既丰富了唐代稻作研究的内容，又给唐代稻作研究开辟了新的拓展空间。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朝代。在农业为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封建社会，水稻又是农作物的一个极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因而研究唐代稻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当今国家开发区域农业经济如火如荼的情况下，作物的种植技术、品种类型和区域栽培概况等的研究有助于对今天的农业开发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研究唐代稻作又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基于此认识，不少学者关注唐代稻作研究，无疑是极其有益的。这也是唐代稻作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原因。在肯定研究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研究的依据主要是历史文献资料，对文献以外的其他资料如考古资料重视不够。其次，区域稻作的研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其他地区的研究相对不够充分。再次，区域稻作研究相对独立，其间之相互关系和影响的探讨有待深入。另外，唐代稻作研究属于农史研究的范围，而农史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因而要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最后还要注意区域稻作特色品种的研究和探索。

注释：

(1)李伯重. 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J］.农业考古,1982(2)。

(2)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轮作复种制［J］.暨南学报,1984(1)。

(3)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1)。

(4)韩茂莉.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略论［J］.中国农史,2000(3)。

(5)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M］农作物卷.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1。

(6)吴存浩.中国农业史［M］.北京：警官学校出版社,1996。

(7)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8)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J］中国农史,1984(1)。

(9)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成及自然灾害原因［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5)。

(10)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J］.历史研究,2002(5)。

(11)鲁西奇.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J］.中国农史,2001(3)。

(12)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3)(日本)西定生.中国经济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

(14)(日本)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时期农业社会史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1996。

(15)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16)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J］.中国农史, 2001(2)。

(17)曾雄生.江南稻作文化中的若干问题略论［J］.农业考古,1998(3)。

(18)桂慕文.中国水稻育秧发展史［J］.农业考古,1988(2)。

(19)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J］.文史,第18辑。

(20)游修龄.中国稻作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21)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J］.中国农史,1992(2)。

(22)王双怀.试论开元时期农业的发展［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4)。

(23)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24)范楚玉,董恺忱.中国科学技术史［M］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5)赵滕芳.香稻的考察和开发［J］.农业考古,1985(2)。

(26)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稻作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

(27)丁颖.丁颖稻作论文集［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28)唐启淮.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4)。

(29)杜文玉.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江西社会科学,1989(4)。

(30)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J］.中国史研究,1993(1)。

(31)张剑光,邹国慰.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J］.苏州大学学报,1999(3)。

(32)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33)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34)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6)。

(35)马雪芹.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J］.农业考古,1998(3)。

(36)宁志新.汉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生产［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4)。

(37)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J］复旦大学学报,1985(3)。

(38)于德源.唐代幽、妫、檀州农田与作物分布蠡测［J］.中国农史,1992(2)。

(39)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0)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C］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41)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42)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1985。

(43)黄惠贤,李文澜.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44))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J］.扬州师院学报,1982(2)

(45)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1982(4)。

(46)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J］.学术月刊,1983(2)。

(47)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J］.史学集刊,1984(2)。

(48)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4)。

(49)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50)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

(51)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J］.湖北大学学报,1993(5)。

(52)游修龄.稻作史论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53)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J］.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3)。

第8篇：古代农业技术范文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的特点.我国古代社会从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末,一直绵延不断,既不曾发生过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也不曾经历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就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世代相传、连续积累,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自己的巅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两汉(尤其是东汉)与宋元(尤其是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外因素又都显示出阶段性的高潮.

(二)官办为主.几千年来,天象记录、历法编制都是连续不断,代代相传,和它相关的大型天文仪器的研制,大规模的天体测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治水理论的探讨,地理志的编纂,一些大型药典的修撰等方面都是在"士"的积极参与下由统治者组织庞大人力、物力来完成的.另外,技术的绝大多数精华也都掌握在官办企业及其人员手中.《考工记》、《武备志》、《营造法式》等技术著作也都是在官办情况下编纂完成.对各门科学技术有重要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多数人又均出身于官僚世家,而本人也都是现任的高官.

(三)以满足封建自然经济和统治阶级生活等需要为目的的实用科学技术得到发展.从总体上、从主导方面来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基本上属于经验科学.重视经验而忽视理论抽象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技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这一缺点在中国古代实用科学体系终于走到了经验科学形态的尽头之后便暴露出来,它使中国古代科学迟迟难以过渡到近代科学形态.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实用科学特别注重生产实践和直接经验,注重工艺过程、工艺方法和实际操作的效益,具有实际经验的工匠、文人、医生对实用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实用科学把研究的最后落脚点放在应用上,如把天文学的研究建立在观测的基础上,以便更好地为修订历法服务.

二、中国近代科技发展滞后的原因

(一)从地理上来看,地理因素对社会的发展、民族的特色、人们的思维模式等都是有影响的.我国处于东亚,地势相对闭塞,东西文化交流不易,中世纪时基本未吸收古希腊文化,也未能吸收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的文明.传统文化一直在本土发展,虽然保证了它的延续性,但无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刺激,就很难更新文化模式.于是,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就很难再有突破,渐趋衰落.在经济基础方面,中国这个农业大国自古以农耕经济为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规模狭小,分工不发达,男耕女织即可安居乐业,似乎并无扩大生产规模,积累更多财富的迫切需要.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统治阶级一直采取的政策就是"重农抑商",严重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大规模生产,这就使中国没有催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土壤.

因此,改写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四大发明对中国的贡献远不如对西方;各个行业的许多个人独创,祖传秘方不仅难以形成大的生产规模,得以不断创新,甚至根本得不到推广,有的还几乎失传.

(二)在意识形态方面,先从政治上来看,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不利于科技进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重道轻器"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观念上,上自统治阶级,下到黎民百姓,都不重视科技发展,不重视科技人员.技术被视作"末技",技工社会地位也极低下.在制度上,封建专制国家一方面垄断全国的各种资源,控制各行各业的生产,独占天下之利并独占一切获利之途;另一方面又通过选举制度和科举制度操纵天下人的荣辱沉浮,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那些与国家命运、国家政务无关的学科极难生存;即使是比较发达的农、医、天、算、地等学科也都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科技不过是国家政治的附庸.由此也造成了中国未能形成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独立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三)从文化因素来看,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造就了其教育特点和文化心理.封建国家的官办学校都致力于培养政治奴仆,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科学技术或被排斥,或受到忽视,教育对象为贵族子弟,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更不重视培养科技人才.民间办学也多重于经书理学,希望学子能藉此走上仕途.可以说科技在正式的教育中得不到滋养,科技人才在正式的教育中也找不到成长的土壤.在民族文化心理方面,农耕经济决定了先民的务实观念,农民重视的在于农业、历法、水利、建筑、医疗等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而对物理、化学、光学、声学等理论性知识缺乏兴趣.农业型社会造就了中国古代人民的保守性,安定的生活和生存模式使他们易于满足,缺乏趋新求变和积极开拓精神.

第9篇：古代农业技术范文

1.1 国外研究现状

农业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多集中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农业信息化发展中普遍采用农机设备自动控制、跨行业平台数据采集、农业大数据研发、农业大数据挖掘、农业大数据自动分析等现代化信息技术。“互联网+农业”已经渗透到了这些国家农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农业信息化发展模式。

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欧盟国家通过农业信息的共享，在欧盟的各个成员国中协调农产品信息沟通，实现了农业技术的优势互补和互惠互利。日本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基本实现了农业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信息化。通过采用精准计算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量和广泛收集农产品相关数据等手段，使农业产业发展进入高效节能的信息化时代。美国农业生产注重实用服务，主要通过农业市场信息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来做出正确决策，以此规范农业市场中的各个行为主体，促进市场有序发展，有效避免了由于市场信息相对滞后而造成的农产品随意生产。

尽管发达国家的农业信息化发展时间和水平不同，但是仍存在一些共同的特点: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智慧农业，注重农业信息效率，农业信息化发展模式适合国情，确保农业产业多元化服务。

1.2 国内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传统农业正在加快向信息化、智能化农业转型的步伐，通过农业产业和信息技术的深度集成，以“互联网+农业”的方式，逐步实现智慧农业。近年来，根据农业市场化需求，物联网技术在农产品质量可追溯性、精确农业生产管理、农业市场信息收集和分析，农情监测和信息资源的使用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重大突破。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和分析技术已经大大改善，提高了农业市场信息服务水平与监控预警能力。智慧农业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2 农业大数据关键技术

2.1 数据获取技术

根据农业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数据来源的领域分类，大致可分为农业生产数据、农业资源和环境数据、农业市场数据和管理数据。根据数据模块分类，数据采集技术主要包括感知技术、识别技术、智能移动采集技术。感知技术主要从各个方面感知动物和植物本身及其生存环境的信息，如利用遥感技术宏观观测地面作物信息;识别技术主要为农业监测预警服务，包括农产品安全可追溯性的射频识别技术，分别从粮食原材料、农产品加工、销售等所有环节保证可被跟踪追溯，几乎做到透明化;智能终端移动采集技术主要为农产品产出过程的各个环节的信息收集而服务。

2.2 数据分析

处理技术在大数据的浪潮中，由于数据量越来越大，人们已经无法利用简单的数理统计方法对现有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比，所以需要更加复杂的方式来进行深度分析，将数据做到可视化。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彻底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传统的小样本统计分析。大数据处理更加注重数据之间的关联，通过挖掘它们之间的深层联系而得出相关推论，也就是利用数据建模的方法来分析数据。2.3服务应用技术近年来，已经有大量广告投放到“互联网+”的领域当中，人们对大数据做出的贡献非常认可，许多投资方也看好这一方向。很多大数据平台甚至对用户的内心消费倾向进行分析。农业部通过实施“信息进村入户”项目，开通12316热线，启动国家农业云服务平台建设等方式，促进我国农业信息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民众对农业信息服务的满意度大大提升。在农业信息服务技术方面，主要开通了农业专家决策系统和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另外，通过开发农业信息资源手机APP使农业信息实现可视化。利用信息推送服务和手机APP等对农产品加工过程的每个阶段服务，建立了智慧农业的监测数据模型;针对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发展了大型数据可视化追溯。

3 农业大数据应用实例分析

内蒙古农牧业产品具有独特的天然优势和地域特点，但产品的生产、加工等过程还未实现全面的信息化且并未形成系统性的大数据，导致优势产品不能品牌化推向市场。内蒙古自治区云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云谷公司)致力于蔬菜产业的行业大数据系统的建立与运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本着与各方“合作共建共享”的方式，打造“安全、可追溯、标准化”的“赛罕无公害”区域品牌。利用云谷公司开发的手机APP，市民可以随时查看每日关心的蔬菜、粮油、肉的价格。

云谷公司与赛罕区科技局、蔬菜局合作共建“赛罕无公害蔬菜信息化平台”，该公司负责平台的开发、信息采集及运营，平台建立后菜农可以当天的蔬菜上市量及价格，公司同时提供数据的统计分析及可视化服务。由于数据是菜农自己的可交易数据，因此，数据的准确度和可信度比较高。目前，云谷公司正在与赛罕区科技局、蔬菜局开展“赛罕区标准化种植试点”项目的合作，负责合作者生产过程的信息化，包括基地信息、生产者信息、种植产品信息等。

目前，云谷公司正在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合作实施“内蒙古农畜产品追溯系统”项目，该公司负责“三品一标”认证企业的信息收集及录入。录入信息包括产地信息、生产者信息、种植产品信息、生产过程信息等。

3.1 合作事项

云谷公司提供运营模式设计、平台设计开发、数据共享服务，数据包括共享数据(产地信息、生产者信息、产品信息)和私有数据(土壤监测数据、产品农残检测结果)，负责提供“赛罕无公害”平台的合作基地及辅助数据，并且负责平台的运营及维护。公司可与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的相关部门合作，开展日常的基地监测及产品检测工作。生产监测大数据是通过对土壤酸碱度及营养成分进行定期检测，形成监测大数据，并将结果录入系统，检测结果可自动上传到网络，实现检测结果的共享。上市产品检测大数据是通过收集生产环节的农药使用情况检测及上市产品的农残类检测数据，形成入市蔬菜质量安全监测大数据。

3.2 未来发展方向

首先建立“内蒙古蔬菜质量安全体系信息化平台”，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资质优势和平台共享的“生产环节用药情况数据”“销售渠道走向”，建立“蔬菜安全体系”的安全预测及监管平台。

农业信息单位牵头协调农业各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并共享数据(含有上市产量、价格、种植面积和产品渠道走向信息)，运用数据建模工具，结合平台的信息，开展农产品价格预警、上市产量预警、种植面积预警等研究;实现各类检测结果的信息化，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发类病虫害防治专项研究及技术引进和用药指导等。技术体系成熟时，可把“蔬菜安全体系”套用在其他农牧业相关产品，例如:猪肉、牛羊肉农业信息预警;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全产业链信息分析;新品种引进和新技术的宣传推广工作(专家现场指导交流会、农事指导纪录片)。

4 大数据的市场发展趋势

目前，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正在扩展应用程序，已成为数据和信息的重要来源，智能系统在各领域中的应用，必将引起爆炸性的增长数据:数据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容量越来越大，而越来越复杂的数据结构和越来越多的冗余数据，使数据处理和应用变得越来越困难。新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衍生出“大数据”这一概念，农业与大数据融合发展获得了各行各业的关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十意见》和《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后，使大数据的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大数据从炒作概念到实际应用，其发展前景广泛，更多相关技术的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相关市场收入也将继续扩大。今后，数据资源将成为国家的战略资源，大数据将成为促进现代农业进步发展的新竞争力。

在此基础上，结合内蒙古地区农业发展现状，探索内蒙古农业大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制度，实现农业数据的连通性，提高数据的采集效率，推动内蒙古农业领域大数据应用体系建设，对于促进内蒙古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用体系的建设将以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农业设备材料为保障，促进农业系统的组织和管理创新，实现自动数据采集，逐步构建信息管理在智慧农业的生产经营网络，最终实现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5 内蒙古农业领域大数据应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意义和作用

在精准农业和智慧农业的需求下，快速发展的农业大数据也呈现爆炸性增长，数据从存储到挖掘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基于大数据的理论和技术，推动“互联网+农业”思维的创新和应用，结合国家农业信息发展战略，突破农业大数据的关键技术瓶颈，启动一批大型农业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的示范项目，使大数据与物联网和云计算同样重要。

5.1 有利于推动内蒙古地区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农业产业的优化与升级

内蒙古农业领域大数据应用体系的建设，有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支持，能够有效整合各种农业科学和教育信息资源，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通过高效的现代农业管理技术，如手机APP实时农民关注的信息，可提高内蒙古地区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信息化水平，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对内蒙古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具有积极意义。

5.2 有利于推进内蒙古地区农产品供需结构改革，提高农业各领域要素的利用效率

市场决定经济发展并引导农业产业化。以盈利为中心，专注于产业发展和产品开发，开展大数据分析和农业监测预警研究，通过分析农产品终端消费市场倾向于选择的类型、质量、价格等，优化农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价格，为农业生产带来经济效益。

5.3 有利于提高内蒙古地区“互联网+农业”的智慧水平

“互联网+农业”通过实时采集数据并使用云计算、数据挖掘等技术开展多层次的分析，实现精准农业生产管理，可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不仅能够改变大部分农民进城打工不务农的现象，而且可以实现大规模集约化种植，提高农业生产应对自然环境风险的能力。

5.4 有利于增强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和准确性，协助政府宏观调控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准确监测，使用平台信息，为相关团队开展农业信息分析和预警研究提供数据源，从而可以判断农业经济的聚焦点，提供科学、可靠的技术和政策基础，为政府提供反馈信息，实现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6 内蒙古农业领域大数据应用体系建设的效益分析

6.1 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物联网对农业数据进行实时收集、分析、预测和科学管理，提高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科学性，减少低效投资，消除传统农业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造成的不良影响，从而降低投资，节约资源，改善环境，以提高农户的经济效益。

通过构建基于物联网的农田环境远程控制平台，改变传统的信息采集模式，实现作物生产信息的实时检测和控制，并实现智能农业生产的科学管理。同时，加强生产过程中半成品的蛋白质、水分、脂肪、营养成分、掺假物质、微生物等含量的检测，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赢得更好的市场声誉，提高产品的销量，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同时，高端产品可以吸引高端客户，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可以提高企业单位产品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使企业做大做强。

通过建立可追溯体系，食品加工企业的产品质量得到有效控制，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追溯从原材料到产品销售过程的食品安全信息，可以实现食品生产加工、存储状态和装运情况的跟踪管理，实现快速定位，降低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风险。通过建立农产品追溯平台，使得产品质量可以动态追踪，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产品质量控制。

6.2 社会效益分析

粮食加工食品的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而大部分的农产品供应面临严格的质量检验，无污染食品严重缺乏、供不应求。产品追溯的整个过程能有效提高食品质量，促进无公害生产，从根本上推动食品加工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出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满足市场对高品质粮食加工食品的需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高质量的农产品需求也越来越大。农业领域大数据应用体系的建设，可以提高食品生产、加工行业的整体水平，粮食加工行业的安全生产可以提高粮食食品的附加值，提高产业的经济效益。这不仅符合国家可持续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政策，而且对提高粮食加工产业的效益、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保护消费者健康具有重大意义。

农业领域大数据应用体系的建设可以使消费者追溯生产商和加工商绝大部分信息以及生产过程，让消费者了解食品的真实情况，据此决定是否购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