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精选(九篇)

第1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第2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一是确定适当的教学目标是有效教学的前提。教学目标是对教学活动结果的预期，它不仅是教师确定教学重心、明确教学主线、开展预设与生成的依据，而且也是学生明确学习重点、丰富内心情感的保证。课标要求，通过本课学习，学生应能“概述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笔者通过整合教材，把目标明确为：知道古代商业发展在商人、城市、商路、政策等方面的表现；了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这样，本课的教学内容就比较明确，重心也很清楚——通过商业经济的发展了解中国古代商业经济的基本特征，进而感悟传统的商业文化。这个教学目标的确定比教材更有条理性，实践中也容易操作。

二是设计顺畅的教学流程是有效教学的基础。教学流程包括本课有几个教学环节，每个环节有什么活动，解决什么任务，达到何种意图，各环节间有何内在联系等。教师要特别注意各环节间的逻辑。清晰流畅的教学流程有利于教师开展教学，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本课设计了两条线索。从历史内在逻辑来看，第一部分介绍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主要是商业现象；第二部分着眼于商业现象背后的政策，探究统治者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第三部分透过商业看商人，力图发掘传统商业文化的精华。这条线可归纳为从商业现象到商业政策再到商业文化，由表及里，逐渐深入。从学习过程来看，第一部分由于教科书的表述琐碎，教师指导学生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分别探究春秋、唐朝、宋朝和明清的商业发展状况，梳理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概括其特点，为学生的建构提供知识基础。第二部分通过聚焦个案，探究统治者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因素，以达到体验探究、反思历史的意图，为学生的建构提供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力图从枯燥的商业史中发掘出人性与人文，还原商人的真实形象，达到清晰认识、传承文化的意图，为学生的建构提供情感基础。本课通过内外双线的安排，层次清晰，意图明确，为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设置让学生充分参与的情境是有效教学的关键。考虑到学生不易理解古代的商业，笔者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出发，创设情境，化解历史与现实的隔膜，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在导入时，笔者出示了一副学校周边示意简图。可以看出，以景山学校为中心，有米市大街、灯草胡同、油坊胡同、大豆腐巷等学生比较熟悉的地名，它们都是古代的商业市场。同时笔者提问，学校周边这些老街巷曾经是做什么的?看到这些街巷的名字你能想到什么?这些熟悉的地名引发了学生的热烈讨论。在新课中，笔者设置了几个历史情境：到春秋跑买卖、到唐朝做外贸、到宋朝开饭店、到清朝办票号，让学生通过四种商业活动，体验历史，感受不同时期商业发展的状况。情境体验容易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激发其主动探究的兴趣。

第3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政策管理 政策调节 抑商政策 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所谓中国古代政府的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就是指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常常采用的在一个领域、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内靠抓紧一部分政策而放松另一部分政策；或对某一政策实施力度上的一抓一放、抓抓放放的办法，对国家政策实行的一张一弛、一收一放的有序管理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使中国古代政策的运行轨迹呈现出波浪式起伏的特点。古代政府正是通过这种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使国家政策能够有效、灵活地适应各种实际情况的变动，实现政府对中国巨大版图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动态管理和控制。

一、以政策管理为特点的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与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古代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法律，比如在战国时期魏文侯相李悝编纂的《法典》，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只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完整性和作用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能够成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古代中国，对形成和建立社会秩序起基础作用的是作为国家正统政治文化的儒家学说以及中国古代政府颁布的对人们行为进行强制性正式约束的政策。所谓政策，就是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的谋略或规定。中国古代国家的政策就是国家为表现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意志和要求，以权威形式规定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是由一系列方案、措施、策略所组成的完整的体系。它规定了政府管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意向。它不仅仅是一种条文规定，而且包含整个实施过程。

在古代中国，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和以“抓”和“放”两种手段对政策进行调节和管理。政策在政府管理中的这种重要作用，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模式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古代中国，政策的作用既是实施管理的向导和目标，也是实施管理的依据和手段。政策手段在管理中的作用是其他手段不可代替的。古代国家对财政、税赋、土地等等的行政管理，都是遵循相关政策实施的。

政策的作用可以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强盛中看得很清楚。秦国执行的以发展农业和对外扩张为目的的“农战”政策，使得秦国在国内建立起强大的农业，形成强大的国力，对外靠其强悍的军事力量，兼并了各诸侯国，终于建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那些没有实行这一政策，或实行这一政策不力的诸侯国都一一被打败了。然而得政策之利的秦国，在统一六国十几年后迅速失败，也是因为其没有将“得天下”的政策及时转变成“治天下”的政策。同样汉初政权之所以能够在多重矛盾中生存和巩固下来，根本上来看，也是因为汉高祖把“得天下”的政策改为“治天下”的政策，与民“休养生息”的结果。这些都反映了政策在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中的巨大作用。

政策对国家生活的这种重要指导作用，是其他政府管理办法所不能比拟的。在古代中国，一项好的政策，能激起亿万人民的热情，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同样一项不好的，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必然给社会带来苦难和悲剧。政策对中国历史发展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也就是政策管理，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一大特点。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诸多的矛盾需要中国古代政府去进行调节。而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中，中国社会获得了平衡的发展，其中中国古代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管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抓抓放放之间，中国古代政府给各种因素留下了生存的余地，并限制它们只能在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生存和发展。转贴于

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的抓放式调节机制，首先来源于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人文、地理和历史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在自然、地域、经济、民族和风俗上的千差万别，决定了皇帝和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管理只能是一体化发展方向上的管理和基本原则指导下的政策性管理。

其次，从思想根源看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抓放式的调节，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翕辟成变的原理和轻重论的经济指导思想，它们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思想，并自然而然地习惯以一张一弛的办法，来平衡政策的实施力度，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得以避免偏颇和失衡，并在这种一张一弛之中，一步一步地向既定目标推进。

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政策往往会处于一对矛盾的斗争状态之中。一是保证皇帝及其官僚的租金最大化，也就是皇帝和官僚能从他们的政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另一个要降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也就是要应用最小的国家开支达到全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可以在皇帝和官僚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保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以达到国家税赋最大化和社会平衡。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就是对这一对矛盾进行及时调整的平衡机制。

因此，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抓一放的态势并不是盲目出现的，这是中国古代政府根据当时当地的各种情况，为了实现自己的治国目标，对政府和百姓在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和其他阻碍社会继续发展的矛盾，所自觉采取的一种以政策控制为主要手段的，以对政策的抓和放为调节机制的管理方法的表现，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特点。

二、中国古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抓放式调节机制

当我们对中国古代政府的政策进行分类时，可以看到这里面包括了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科技政策等等。所谓经济政策，就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方面所规定的政策。经济政策是调整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规范和准则。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是最主要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几乎涉及人们的全部生活，因此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政策之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决定着国家的兴衰。中国古代国家就是通过经济政策，正确地处理了经济生活的各种矛盾，在古代有限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尽量实现了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中国古代农业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经济政策也是古代国家实现其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主要方式。政府按照国强民富的经济政策总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各负其责的财政、生产、专卖(榷)、市场等管理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配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有序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协调各种关系，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和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从经济政策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和各个环节。从宏观上来考察，经济政策是一个社会经济目标和各项经济政策的综合体系。从中观上看，国家经济政策又可以分为农业、手工业、商业、财税、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的政策。在每一项产业政策下面，又可分为若干微观政策。如农业政策，又可分为种植业政策、林业政策、畜牧业政策、渔业政策和农副产品加工政策等等。手工业政策，下面也可分为采矿、冶炼、陶瓷、制盐、纺织、铸币、兵器、食品政策等等。

本文探讨的经济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主要是指对那些管理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意义的，属于稳态型的经济政策的调节。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和在一些具体领域中执行的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政策，不作为本文探讨的对象，尽管这些政策也有一个抓放式调节的问题，但它们的变化会更快一些，从而在政策调节中，有关制定新政策和革新旧政策等问题将更为明显，这与作为基本国策的政策调节管理是不同的。

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表明，在中国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皇帝和中央政府的集权式领导，在制定、贯彻、监督、检查、调整各项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使全国经济向着同一个方向有效地运行着。其中，从政策管理的角度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围绕着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央政府往往用更严格或更松懈的补充政策，对前一阶段地方执行政策的情况进行调整。而从微观层次上看，对政策如何执行，也往往得由地方政权自行制定补充政策来贯彻中央政府的精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通过政策的一张一弛而进行的一种趋势管理和原则管理来保证中央对地方集权化管理的。而对于地方来说，除了极少数地方官员不执行或违反了中央政策以外，绝大多数的问题也都属于执行政策不力的。而且这种抓放式的政策管理办法，往往还打上了皇帝和重臣们个人风格的烙印。

三、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效率的实证分析——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抑商政策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人们从商或用重税来对付从商的人们；二是加强对从商者的惩处力度。抑商政策对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中国古代政府通过对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实现了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有序化发展。其主要的调节原则是：当商品经济的发展威胁到政府对全国政治经济控制能力的时候，政府就会以“收”的政策，对商人和商品经济采取压制或限制的态度。但是当经济活力减少，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就又会采取“放”的政策，竭力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使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一张一弛的轨迹。

春秋之前政府不抑商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起决定作用的生产部门，商业和手工业都是基于农业而发展起来。从人口的就业分布看，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农民，这非但使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得到了劳动力的保证，而且为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生产力的基础。早在春秋以前，出于生产条件的限制，人们自然十分重视农业，却并不因此抑制或轻视工商业。《周礼》把“百工饬化八材”和“商贾阜通财贿”与“三农生九谷”等农业活动并列为“任万民”选择的“九职”。《史记》曾引用《周书》，说农工商虞都是“民所衣食之原也”。①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传统和习惯的。如古代商朝人就具有明显的经商传统。商先公王亥曾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有易氏经商，被有易氏杀害。这说明商部落首领已经参与和控制商品交换的活动了。商朝建立后，随着商王朝的强大，商王室和奴隶主贵族就在更大规模和程度上参与商业活动了。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或交换提供的产品就越来越多了。这时取得了国家权力的商王和奴隶主贵族，也已不像以往的部落首领那样亲自参与交换活动了，他们将交易交给了奴隶管家和诸如“小臣”之类的官员具体负责。从这种情况看，似乎中国古代的商品交易从一开始就具有“官商”即官府买卖的性质了。

尤其在商朝后期，商品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六韬》上说：“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这里的所谓市指的是官府设立的特定的交易市场。据说姜太公吕尚就曾在肉肆、酒肆上做过买卖。当时人们对经商的重视和普遍，还可从《尚书·酒诰》上看到，上面记载周初的统治者教育卫国的殷民，要专心种植黍稷，勤勉地侍奉父辈，农事完后，要牵牛赶车，到远处的地方去从事贸易。这说明农耕和到外地去从事贸易，都是殷民经常从事的事业。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商业的特点是经商权控制在奴隶制国家各级官府和奴隶主贵族手中。主要的商业活动是在商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主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的大宗商品是奴隶主国家和奴隶主贵族所需要的商品。平民之间彼此出售一些剩余产品，在商业交换中占不了多大比重。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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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商业的这种特点主要是由当时尚处于典型的自然经济的奴隶制时代决定的。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西周贵族领地，具有内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性质，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经济实体。当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个体私人工商业，但工商业都是直接为奴隶主掌握并为他们直接服务的。直至西周末年以后，私人工商业才真正发展起来，商业活动也才跟民众有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家的君主，非但不会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反而实行“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利器”的政策，以便坐收物资流通的便利，加快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事实也证明，那些商业发展较快的国家，的确强盛得比其他诸侯国更快一些。而且当时的许多工商业大户就是在国家重商政策下发展起来的。

经济转变时期的就业失衡与出现抑商政策的历史背景

战国时代的各国君主，为了鼓励农奴的生产积极性，纷纷通过变法，加速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这使得许多奴隶变成拥有自己私人土地的农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各诸侯国的君主开始在自己统治的地域上建立起领地制经济。这是一种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经济形态。自耕农在经营土地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贫富分化，围绕着地权交易，土地自由买卖已然势不可挡。地主制经济由此得到巨大发展并日渐成熟起来。

然而，从事农业劳动和商业活动所取得的不同报酬，却使社会的就业结构产生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一般在领主制经济下，农民(准确地说是农奴)不能随意迁徙，对领主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被束缚在份地上，不能改变职业。于是在领地制向地主制经济过渡中的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感到已经没有必要世代为农了，一批农民开始流向工商业领域。这批进入经商或手工业领域的农民，在流通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社会上也由此出现了经商、做工和务农这几种社会职业在报酬上的严重差距。人们普遍认识到，“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司马迁将这种共识在《史记》中概括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文不如倚市门”。①

这种投入与产出比率上的巨大差别，使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弃农就商的热潮。这种就业趋势对于当时尚处于较低水平的社会经济生活，是一次严重的危机。这一情况非但造成社会就业结构上的不平衡，更重要的是由农业经济的不稳定而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动荡。比如，原先那些取得了份地的农民是国家赋役的基本来源，现在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人因利益驱使转向了工商业，这首先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影响。另外，商人常常用其在经商中获得的利润，来吞并和购买另一些仍留在份地上务农的人们的土地，这部分丧失了土地的自耕农，被迫沦为私家地主豪富的佃客或奴仆，这就从另一个方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赋人与兵源。以往对经商毫无约束的政策已经开始危及到国家的赋役收入及其存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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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仍处于较低农业生产力水平情况下的古代中国，大人人口的弃农，造成了普遍的粮荒和贫穷，尤其那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更经不起战争和灾荒的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的流民。这时，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控制职能的国家政府不能不认真考虑商业的自由发展问题了。适应这种统治需要，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开始考虑和研究如何在新的地主制经济条件下，保证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使国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以实现国强民富目标的问题。秦国改革家商鞅说道，“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①这里的居者是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商鞅在这里已经把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明智地找到了就业结构的症结上来了。转贴于

他开始明确认识到，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人口就业结构和劳动力流动，必须从属于农业生产的客观需要。据此，他把是否能够把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否能够把农业人口和其他职业人口的比例，限制到适当的范围内，提到了国家君主能否王天下，国家能否强盛的高度来认识。商鞅的认识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率水平还很低下，因此社会上有所谓“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②的说法，可见要保证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向社会提供必要物质条件的话，就一定要有绝大多数的人从事农业劳动。这种把农业生产作为当时社会财富的基本来源，是富国强兵之本的思想，与后来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重农学派理论的基础思想是吻合的。

那么如何调节劳动力的流向，使之保持合理的比例呢?这个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君主政权的身上。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商鞅等一批具有重农思想的政治家，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他们的目的是，“驱民归农”，使广大农民回到传统的农业劳动中来，以解决工商业与农业争民的问题。他们在论述重农抑商的政策时，经常有过份贬低工商的言论。对此我们就不必苛求古人了，任何时代的政策都不免会带上时代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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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子》卷一《农战第三》。

② 《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从以上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经济学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一个社会能有多少人从事工商业活动，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满足其自身消费外，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只有遵循这种比例关系，农业社会的各个经济部门才能协调发展。这也说明我们的祖先当时已经开始具有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就业结构理论的思想萌芽了。以这些思想为基础，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很长时期内起主导作用的一种政策。

汉代对抑商政策的抓放式调节

继承了秦朝大一统制度的汉朝政府，在政策上也继承了秦朝政权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此以后，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中贯彻始终，成为最基本的国策；但又因为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离不开工商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得依靠工商业，因此各朝各代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总得对抑商政策的执行力度采取抓抓放放的调节措施，使得工商业不至因抓得过死而失却生命。而这种抓放式的调节机制，又严格遵循着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无商不活，商过又乱的规律，一张一弛地发挥着调节作用，以便使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农业和工商业的结构能始终处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之中。

汉朝政府对抑商政策的抓和放，就是为了寻求这种合理结构和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而采取的。在汉朝初，政府采取了放松的抑商政策，以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来帮助国民经济的恢复。不过，汉高祖虽然允许人们经营工商业，但对商人加倍增收其人头税，并禁止商人穿丝织服装和乘坐马车。不过总的来看，这段时间政府的抑商政策还是以放为其主要倾向的。此后，汉初因工商业太过自由，又导致原来的奴隶主贵族利用对工商业的控制来与国争利，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财政力量，出现了商过又乱的局面。《汉书·食货志上》记载大臣晁错上疏皇帝，大声疾呼“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于是，政府又以盐铁官营政策，严重打击了民间工商业。作为抑商政策组成部分的官营政策的执行，说明西汉政府抑商政策从以放为主向以抓为主转变了。

此后，西汉政府的抑商政策虽然实现了抑商的目的，但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使社会生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和大臣卜式等都撰文反对这种政策，认为这种政策是“与民争利”，使社会上的商品流通阻塞，产品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主张“盐铁皆归于民”。桑弘羊和董仲舒等人在抑商政策抓放力度上的分歧，导致了政府内部关于是否继续严格执行盐铁官营的抑商政策的辩论，最后国家不得不对抑商政策进行调整。政府先放弃了榷酤政策，接着又停止了盐铁官营。需要说明的是，西汉政府对官营政策的停止执行，不等于停止执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只是这时政府对抑商政策采取了放的管理而已。

唐代抑商政策的抓放相济

唐代总结了西汉抑商思想和政策的成败得失，看到了抑商政策的两重性并采取了两重措施：在政治上，禁止商人力量过分强大和禁止其进入政界，确保工商业掌握在朝廷手中，以利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便利人民的日常生活。为此，唐代在立国之初，就颁布法令，规定工商业者是社会中的低等人群，不得参加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宋朝才被取消。在经济上，唐朝统治者也看到，唐代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它与社会经济和封建财政的密切关系，是封建体制必须要利用和可以利用的力量。为此，唐朝采取了在法律上贱商人，在实际上容许商人富起来的政策。也就是采取一方面禁止工商人士当官，另一方面准许工商业者经营工商业，为社会经济服务的政策。

由此可见，唐朝统治者从其对工商业意义的认识出发，在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上对工商业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政府的抑商思想和传统政策向放松方向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大一统政府内部时时会因此产生分歧意见，在政策上也时时会出现抓抓放放的局面。比如，在唐朝的各个时期中，对很多重要的财经问题，如税权、币制、市场规范、盐业与茶业产销体制等等，一些主要官员在政策的制定中都曾出现过许多争议，表现了旧的抑商思想与新的重商思想的对立。诸如崔融、刘晏、韩愈、白居易等政治家、理财家和思想家，都在这些争论中担任了主角，竭力主张采取重视工商业的政策，他们的意见大多也被朝廷所采纳了。

唐朝政权对抑商政策的全面理解，使他们对抑商政策进行了改进，将这一政策分别从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进行抓放相济的措施。在政治上，他们对工商业人士的限制是严重的，是一种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进行限制的抓的抑商政策；在经济上，他们对工商业人士的社会作用却是肯定的，采取了给予工商业较大自由发展空间的放的抑商政策。唐代政府这种抓放相济的经济政策，为唐代的强盛提供了政策保证。

宋朝以后国家抑商政策的松懈

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代，中国商人群体已经显示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历史上抑商政策在这时也日渐松懈了。这时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反映了明代商人社会地位明显变化的新四民论。在历史上，四民的排序是士农工商。新四民论的特点是把农和商排在并列的位置上。万历初的内阁首辅政治家张居正认为农与商是相互依存、彼此不可分开的：农业生产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商业则使财物得以流通，“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哲学家王阳明则提出了“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的理论。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工商皆本”的口号。这说明，当农业商品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时，农和商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了。而历代政府对民间商业的抑制政策，这时也被迫走向了松懈，这是中国历史的进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古代商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地域为特点的商帮，并在清代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由于经商可致富而且具有与其他几个民相同的地位，因此明中后期一些地方上出现了士、商互流的趋势，即一方面，一些科举无望的科子进入了商人的队伍；另一方面，一些商人子弟，科举中了榜，成了国家官僚。以徽商为例，明代徽州有进士392人，举人298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的子弟。在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政治待遇有所改观，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而且商人自身也可以捐资买官。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对商人封闭的仕途大门彻底打开了。而且商人的奢侈生活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明中后期人们的消费观念，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股商品经济的浪潮，冲击着封建制度的统治，预示着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力萌芽的发展。

从中国传统的抑商政策来看，经历了漫长的一千多年的历史，这时已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出现了全面的松懈。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抑商政策的松懈并没有使国家放弃对工商业专卖。传统抑商政策中国家专卖的政策，一直为历代的政府所沿袭。

第4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旅游项目；商业古建；设计

仿古建筑继承了我国传统建筑的精华，因而在近年来的旅游项目中，仿古建筑设计俨然成为一个亮点[1]。如何做好仿古建筑设计成了业内人士普遍关心的焦点和热点。下文将基于肇庆包公楼片区的商业仿古建筑设计进行相关探讨。

1 项目概况――肇庆包公楼片区

1.1 区位分析

项目位于肇庆城市东北部鼎湖区，砚洲岛东侧，与肇庆新港隔江相望。砚洲岛位于西江羚羊峡下游，岛在江中心，总面积6km2，其中有自然冲积而成的沙滩2km2，有烧烤区及溜冰场等中小型旅游点，拥有专用码头，除了包公祠，岛上还有陈家祠（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焕章祖屋）等旅游景点。

1.2 现状建设情况

地内道路为一车道水泥路，主要供村民生产生活使用。基地内现有建筑主要为包公楼，建筑质量较好。另在渡口有入口城楼，钢筋混凝土结构，瓷面砖，风格与景区格格不入，需要重新设计。从渡口到包公楼道路两侧布局着临时的旅游产品商店，整体风格设计老化，空间单调乏味，需要重新设计，见图1、图2。

2 设计思路

2.1 总体定位

文化之舟――宋文华、法家文化、廉政文化的载体；休闲之心――都市人群放松心灵，洗涤倦怠的自然疗养胜地；田园之梦――体验原汁原味的田园诗意生活，打造都市倦族的郊野花园。

以文化之舟为例。以宋文化资源开发为重点，以挖掘包公文化为突破口，打造“北有开封，南有肇庆”的宋文化、法家文化、廉政文化展示区。以现有包公楼为核心，扩建祈福片区，新增三大旅游项目：①再现宋朝古端州包公府衙场景，重现南宋衙门办公的特色景点。设置“包公事迹展览馆”，“法学文化基地”及“廉政培训基地”；②宋朝商品经济发达，宋朝结束了前代唐朝的里坊制，形成了繁荣的街市。为重现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再造清明上河图的胜景，设置集“饮食、购物”于一体的文化、商业“宋街”；③设置宋文化体验馆，如蜡像展览，宋瓷艺术展览、宋词展示、宋朝书画展览等展示体验平台。

2.2 街区规划

在设计现代都市交通时，应满足宽敞通达的特点，而在设计商业旅游交通时，则需要满足步行观赏的需求。现代商业业态给建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其宽高亮透，另一方面要求其具有一定的仿古风貌，而这两方面又存在不小的矛盾[2]。

片区部分街道虽然在形式上进行仿古，然而由于街面尺度太大，且缺少停车位置，因而越来越不适宜现代商业旅游；部分街道虽然大体上满足了现代商业的一般需要，然而缺少宋文化的传统风貌，因而也就没有发挥传统建筑所具有的文化传承作用；部分街道存在街道宽度和两旁建筑高度无法协调的问题，虽然宽阔有余，但是收拢不足，亲和感不理想。所以，应使道路两旁的房屋高度适当大于街宽，如此可给游客以视觉上的繁华享受，另外，商业仿古建筑一方面要适应21世纪商业业态所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还应尽可能地复兴传统风貌，这样能够让游客在亲近商业的过程中更好地亲近建筑本身[3]。

2.3 建筑平面设计

传统商业以经营手工业产品以及农牧产品为主，所以，大部分属于小门小户，拥有1～3间店面。现代商业所兜售的商品大多奢侈华贵（如金银珠宝店等），要求内部空间开敞，同时要求店面宽阔。由此可见，传统商业和现代商业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包公楼片区的商业街虽然曾经是老字号林立，创造和拥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然而更需要观察到时代的变迁，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顾客群体的变化等。老字号商业业态中的相当一部分无法满足当前购买群体的需要。因此，不管是何地的商业区，均不可以纯粹地凭借“老”这一元素来创造新的商机。通过实践总结发现，对商业仿古建筑进行平面设计时，建议采用外碎里整的设计手法，换而言之，应合理规划立面分间长度，不宜过长，以2～5间为宜，而对内部进行改造，采用大柱网（7.5～8.5m）形式[4]，同时留设一定的纵深。这样设计，一方面能够较大程度保证传统商业区建筑面貌，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商业经营的实际需要，从而实现二者的协调与统一，见图3。

2.4 建筑立面设计

传统建筑在外立面上大多采取封闭式设计手法，借助墙、窗以实现室内外的隔绝，而现代商业建筑对大橱窗以及落地窗等表现出了更大的需求。为解决该矛盾，则需要对门窗样式予以重新设计，如采用现代材料制作门窗，然后借助传统图案等点缀出传统门窗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不宜整个街区全部采用相同设计手法以避免导致游客的视觉疲劳。另外，位于街区重要地段的发挥广告作用的传统招幌，其起到的装饰效果也不容小视。除此之外，若想使建筑立面更好地表现传统建筑的独特质感，建议选用真材实料。面砖、仿石、涂料等最好不要应用于仿古建筑的立面装修，如果使用，则有可能产生浮躁之气[5]，势必会严重影响仿古建筑本身的韵味，见图4～图7。

3 外古内新

仿古建筑下方可设计有地下室以解决仓储、设备间以及公共管道等相关配套设施问题，与此同时，还可对上部房屋的基础设计进行必要简化。

对于仿古建筑而言，其结构主体不仅可以使用传统材料砖，也可以使用以钢筋混凝土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建筑材料，如此可在不影响建筑整体外观的前提下，强化仿古建筑质量，使其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借助钩连搭设计，有机利用屋顶中间的平台合理摆放空调机位，从而有效避免室外机给仿古建筑立面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在设计建筑外部照明的过程中，应结合装修要求考虑，除泛光照明之外，建筑自身灯饰应尽可能地巧妙隐藏起来，最好达到一种“见光不见源”的效果。除此之外，全街照明最好接受统一规划布置，防止个别“亮点”太过突兀，影响全街夜景的和谐。

4 结束语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现代商业业态环境中，如何设计出更加出色的仿古建筑是一种新型的、重要的课题。出色的仿古建筑设计能够为旅游项目增光添彩，吸引更多的游客，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有必要予以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慧娟.西岳庙古建一条街改造规划设计研究[J].山西建筑，2012，26：19～21.

[2]未宫瑾，尹梅芳.古建动画自动生成系统中构件推理的设计实现[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0，13：3484～3488.

[3]傅峥嵘.传统古建园林营建的一次探索――金庸书院设计[J].浙江建筑，2013，05：1-4+22.

第5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7月21日至24日，区政协主席张德业、区政府副区长解翠红带领区房管局、大街开发保护办公室负责人赴浙江省乌镇、杭州、绍兴、东阳等地进行了参观学习。期间，与桐乡市政府、市政协、市旅游局分管负责人座谈交流了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情况,参观了乌镇景区、杭州宋城、绍兴鲁迅纪念馆及东阳卢宅。参观学习行程虽短，但收获颇丰，几个城市尤其是乌镇在旅游开发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乌镇等地的基本情况和主要做法

乌镇地处浙北地区两省三市交界之处，隶属于桐乡市，是江南着名的六大古镇之一。乌镇的旅游开发在江南六大古镇中起步最晚，过去只有茅盾故居一个景点，每年游客接待量只有3万人次，一年的门票收入只有18万元。面对“古镇热”的旅游大背景，桐乡市委、市政府确立了“高起点、高标准、求精品”的思路，并且树立了“赶超周庄”的信心和决心。1999年开始对乌镇古镇实施保护与旅游开发，2001年正式对外开放，当年接待游客180万人，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达到130万人。乌镇古镇一期工程以观光为主，投资1.2亿元，于2003年全部收回，目前正投资6亿元实施二期工程，以休闲娱乐为主，今年年底对外开放，最终实现旅游目的地的建设目标。乌镇用短短两年的时间，创造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的最佳极品，取得了一般景区5-10年的经营成绩，全面超过了周庄，成为江南六大古镇之首，被阮仪三教授称为“中国古镇保护开发中的典范”。

杭州宋城是由中国最大的民营旅游投资集团宋城集团投资建设的，于1996年5月份开园，是浙江省第一家主题公园。她的建成打破了杭州长期以西湖为中心的传统旅游格局，西湖、宋城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杭州真正意义上的旅游目的地，开业以来经济效益稳居杭州景区之首。投资5千万元打造的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每年观众逾一百万人次，成为杭州标志性演出。

鲁迅纪念馆位于浙江省绍兴市都昌坊口，建成于1953年1月，由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鲁迅生平事迹陈列厅组成。卢宅古建筑群位于浙江省东阳市，是一座至今保存较好的明清时期封建士大夫家庭住宅群，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这个古建筑群不仅规模宏大、布局严谨，而且集木雕、彩绘、砖雕等艺术为一体，堪称“中国民间第一宅”，是中国现存古民居中唯一与北京故宫结构相同的，因此有“小故宫”之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分析乌镇、杭州宋城、绍兴、东阳等地的旅游业之所以人气旺盛，就是因为他们深入挖掘丰富的山水资源和深厚的文化资源，在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四季皆宜上下功夫，精心打造出了一批具有心灵震撼力和永久吸引力的旅游特色精品，让山水具有人文气息，让传统文化具有时代内涵，使旅游资源与市场更加紧密结合，以鲜明的主题和独特的创意创造了中国旅游的优秀品牌。各地也都因地制宜，走出了适合自己的旅游发展道路，特别是乌镇在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方面很值得我区借鉴。总结乌镇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出规划的超前性。由于乌镇开发较晚，在制定规划时吸收借鉴其他古镇的经验教训，按照古镇保护的要求，坚持超前规划、高起点规划，确立了“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先后从“面、线、点”三个方面对乌镇镇区、保护区、重点建筑进行不同功能的规划，自主编制了《乌镇古镇保护规划》、《乌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等，提出了“保护古镇、开发新区”的保护思路，明确了古镇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整体发展方向，使古建筑得到了及时保护。同时，市政府制定了《乌镇古镇保护条例》，以政府规章的形式规范了具体行为。二是突出管理的创新性。乌镇旅游开发是由市政府直接领导，而不是以镇政府为主，在组织领导、人员调配、资金投入等方面市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组建了市政府派出机构——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管理委员会，确立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的运作机制。同时，为加大资金投入，市政府组织市建设局、国土局等13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单位，组建了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管委会合二为一，具体实施景区的保护整治与合理开发。三是突出古建筑修复的原真性。为了使古镇达到历史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目标，在整个古镇保护过程中，在恢复原真性上下功夫，将修复目标定位在100年前，多处征集寻求100年前的建筑材料，对部分重要厅堂、典型民居进行了彻底的整修，恢复了原貌，真正做到了修旧如旧，较好地凸显出古镇的原始风貌，使游客一进入乌镇景区就犹如走入100年前的生活场景。四是突出古镇的文化特性。“小桥、流水、人家”是江南水乡古镇的共性，乌镇在充分展现共性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突出抓住茅盾故居这一特殊历史文化资源，做好“名人文化”文章，争取到了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回故里乌镇颁奖，并定期组织许多与茅盾相关的研究活动。同时，积极弘扬传统文化，在景区内重现传统节日“香市”、皮影戏、花鼓戏等表演活动，组建了乌镇越剧队、老年京剧队等群众团体，为乌镇的风光旅游增添了人文气息。五是突出市场宣传的针对性。针对不同的客源市场，乌镇在宣传促销方面增强了针对性。对海外游客，大力宣传乌镇的中国历史特色，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对北方游客，宣传乌镇“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特色，用原汁原味的“枕水人家”吸引了大量的北方游客；对城市居民，则打出乡土品牌，吸引城市人来体验纯朴的乡土气息。通过科学地市场分析和定位，乌镇将上海、江浙一带作为市场的主攻目标，打出了“一样的古镇、不一样的乌镇”的宣传口号，使乌镇的旅游宣传取得了较大成功。去年乌镇的门票收入达到8000万，整个桐乡市旅游收入达到22.4亿元，占全市GDP的10%。

另外，杭州宋城勇于冲破西湖传统旅游大环境，盯准市场，在休闲旅游方面大投入、大开发的气魄，鲁迅故居、东阳卢宅立足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做深做细、做精做活的信心和决心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二、关于加快我区旅游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对比乌镇等地，我区在旅游资源、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周村古商城被中国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誉为“中国活着的古商业街市博物馆群”，2001年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旅游开发项目。同时，周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特别是芯子、传统花灯制作及全国独有剧种“五音戏”等，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目前，周村旅游资源以鲁商文化、民俗文化积淀之深厚在淄博独树一帜，正成为我市旅游南山、北水、中蒲、东齐、西商中的重要一环，列入了淄博市“十一五”旅游产业规划中重点发展旅游项目。但是，通过学习也看到，我区的景点建设不够精细，规划管理的水平不够高，功能不配套，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宣传促销力度不够，在知名度和游客量等方面远远落后于乌镇等地区，距离建设旅游目的地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结合这次考察学习和我区旅游业发展的优势，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区应当借鉴乌镇等地的先进经验，提高对旅游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创新管理体制，切实加快旅游业发展步伐。

（一）转变观念，在全区形成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共识。从乌镇的经验看，领导重视，形成共识，是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前提。旅游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发展潜力大，是第三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和重中之重。我区各级各有关部门应进一步转变观念，坚持抓旅游就是抓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抓结构调整，就是抓财政增收，就是抓环境建设，围绕旅游做文章，为旅游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发展思路方面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的路子，举全区之力发展旅游，使旅游业尽快成为我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二）创新思路，切实理顺管理体制。桐乡市为加强对乌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领导，成立了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一位政协副主席、市长助理兼任，并同时担任桐乡市旅游局局长、乌镇镇党委书记，使乌镇在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初期做到了统一规划、指导、协调和管理。我区古商城也正处于保护开发的初级阶段，需要大量的规划、建设、拆迁等工作，需要各有关部门的协调和配合。因此，建议单独设立旅游局，同时在大街开发保护管理办公室基础上成立古商城保护开发管理委员会，与旅游局合署办公，一套人马，统一负责我区旅游景点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切实担当起周村旅游发展龙头的重任。

（三）规划先行，确保旅游开发健康有序发展。坚持规划先行、规划优先、规划指导项目建设的原则，按照深度开发、做大做强、打造精品的要求，尽快完成《周村旅游规划》，进一步完善提高《周村古商城旅游规划》、《周村大街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使周村古商城的保护开发达到法制化、规范化，减少盲目性、随意性，确保高质量、高档次、高品位，经得起历史考验。当前，应着重做好涿河以西、古商城以北规划控制区的详细规划，明确功能分区，与古商城融为一体，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确保我区旅游开发实现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并重的良性循环轨道。

（四）市场运作，不断加大资金投入。为筹集资金，桐乡市政府组建了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筹集股本金2340万元，并以此为基础向商业银行贷款和借款近1亿元，作为第一期工程的建设资金。同时，三年内市财政旅游发展统筹基金还每年安排100万元，用于乌镇的保护与开发。我区应在旅游开发中强化市场运作，尽快启动古商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公司名义对外招商，吸纳社会资金，承接财政贴息贷款，对古商城内景点、房屋进行市场运营，建立良性资金运作机制。建议政府划出一些地段，交由古商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所得利润回补到古商城建设中。建议区政府每年列出100万作为旅游发展统筹资金，并参考乌镇做法，由机关事业单位出资入股，筹措古商城建设开发资金。今后我区组织各种招商引资活动时应增加旅游项目招商，以基础设施与重大项目为重点，鼓励和吸引外资、民资投资参与古商城的建设与开发，加大投入力度，尽快形成规模。

（五）规范管理，培育壮大市场。建议将古商城定位为步行街，进一步规范对古商城的管理。建议在古商城内实行“扎口收费、统一管理”，古商城内的经营业户，归口由古商城管理委员会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管理，所有经营业户实行免费办证（主要是工商、国税、地税办证）。各种税费实行扎口管理，除公安、消防检查等之外，任何部门不进入古商城内收取费用，税费委托古商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可在三年内减收各种税费，再现历史上“今日无税”的发展环境，以培育壮大市场。

（六）准确定位，突出商业文化特色。乌镇为避免出现周庄旅游商业化的现象，在开发中专门开辟商业区，使古建筑得到较好保护。我区古商城是以“商”为特色的，因此在经营方面要体现古商业文化名城的特色，规范经营范围。凡从事文物古董、字画装裱、茶叶、丝绸服装、金银玉器、地方小吃、文房四宝、旅游纪念品、文化娱乐、传统手工作坊等与文化旅游有关系的经营业户，方可入驻古商城内经营。同时，按照专业街区的特点，进行整街装修、整体招商、专业化经营，达到一街一景，一街一品，打造特色街区，特色品牌。

（七）做精做活，打造旅游特色精品。特色是旅游业的生命。乌镇景区根据当地特产和民风民俗，推出了独具特色的手工作坊、戏剧表演等项目，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杭州宋城不断推出灵活多样、设计新颖的能吸引游客参与的现代化节目，如大型演出《宋城千古情》以及根据季节变化推出的泼水节、火把节等节目，实现了景点与游客的互动，为整个景区增添了活力。今后我区在景点建设方面要注重向深层次拓展，把景点做精做细，提高文化品位，彰显地方特色。我区应紧紧抓住当前新一轮“旅游热”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发娱乐性、参与性、体验性旅游产品，利用现有资源，开辟民俗旅游村、生态农业旅游基地及“周村烧饼”、“王村黄酒”、“王村醋”等传统工业产品旅游车间，增加特色旅游项目。建议在涿河街区改造建设中借鉴杭州宋城的经验，建设一处集观光、休闲、娱乐于一体的高档次休闲主题公园，切实增强我区旅游的吸引力，不但解决有人来的问题，还要解决留住人的问题，把我区建设成为旅游目的地。

第6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香港艺博时代

香港在亚洲艺术市场向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全球两大艺术品拍卖公司佳士得和苏富比在港一直持续举行春秋两季的拍卖会，作为亚洲贸易往来重要枢纽的香港早已成为亚洲地区重要的艺术品交易中心及拍卖场所，不少收藏家、古董商、艺术品经纪人等均不时在香港停留。随着全球经济重心从西方移向亚洲，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蓬勃发展，不少欧美的画廊、古董商及艺术品经纪人也想打开他们的中国市场，一些欧美重要画廊如GagosianGallery、Ben Brown Fine Art和White Cube Gallery亦来港开店。2011年Art Basel入股Art HK艺术博览会，让市场憧憬香港成为重要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同时香港政府着意创意产业，于2009年成立“创意香港”，推动本港创意经济并引入外资在港经营。西九龙文化艺术区正式启动兴建，续渐让香港从商贸转口港变成文化产业的交易和转口港。香港三个艺博会“香港国际艺术展”(以下简称Art HK)、“香港国际古玩及艺术品博览会”(Fine Art Asia，以下简称FAA)和“亚洲国际艺术古董展”(Asia International Arts&Antiques Fair，以下简称古董展)，正在这些背景下成长，并全面覆盖从当代艺术到古董精品博览会市场。

Art HK与古董展都在五月举行，刚好与佳士得春季拍卖时间一起。FAA则在十月举行，也是特别挑选了苏富比秋季拍卖的时间。三个博览会中，以Art HK及FAA为最大规模，两者今年都分别有逾一百间参展商。另外，FAA同时销售中国古董和现代艺术，不免让人将之与Art HK相比。综观FAA过去七届发展，从2006年首届成立时只有数十间参展商，到今届超过一百间，并增加了来自欧美及日本古董艺术商，亦不乏销售当代和现代艺术的画廊参与，展现了一种古今艺术混合的艺博会。

时尚vs典雅=Art HKⅦFine Art Asia

在创办之初，Art HK和FAA两者皆被业界予以观望态度。因为当时香港古董业没有艺博文化，ArtBasel代表千禧年后曾来港探路时，仍不看好香港艺术市场的潜力，Art HK创办者来自博览会专业而非艺术业界人士，所以两个艺博会当时被认为难于持续。最后各种市场因素，加上香港简单税制和专业的物流以及博览会服务等基本条件，让两个艺博会各就其位，各自精彩。今年五月的Art HK，不乏外国著名画廊和国际级艺术家如Damien Hirst、Rirkrit Tiravanija的作品，亦展出由美国波普艺术大师Jeff Koons设计外观的BMW房车的，符合近年知名艺术家参与高级品牌的设计或推广活动的潮流，突显时尚品味。有别于Art HK，FAA的展销内容属混合式，主力销售中国古董，副推现代艺术及艺术精品如珠宝、钻饰等。两个艺博又有意无意地分别以灰黑和白为场地主色，Art HK的白色会场上展示着色彩鲜艳的当代艺术品，FAA的灰黑色会场是灯火通明，反射着古董和玉器的润泽与钻饰的光彩。两个艺博会构成“时尚”与“典雅”的风格对比。

FAA独特品牌：古今混合

虽然有批评认为FAA同时销售古今艺术和高级珠宝，流于混杂，但FAA坚持甄选高质素有声誉的参展商，构成多元典雅的艺博会性格。当中古今中西艺术精品兼备正好与香港社会的文化交汇的特质相呼应。今年FAA的个性更见明显。首先是古董商由过去清色是香港和大陆参展商，到今年有更多高质素的欧美参展商，他们除了销售中国古董的，亦有销售西方古董的，包括销售十七至十九世纪古典油画的Hagemann Gallery、专营古董家具的Hallett和艺术家具的Geoffrey Dinner Gallery等，这些欧美和台湾古董商都带来了高质量的青铜器和文案古玩，真正刺激海内外藏家洽商。

FAA的特展部分“Project Discovery”由不同画廊以“一画廊一艺术家”的个展方式推介新锐艺术家作品，成功为艺博会带来一新耳目。这个项目由香港的艺术顾问单位3812 ContemporaEy Art Pr。jects策划，形式不免像Art Basel的Art Statement。“Project Discovery”邀请了七家来自日本、中国的画廊参展，每家画廊只展出一位年青或新晋艺术家。在大阪经营超过廿年的日本画廊Tezukayama Gallery展出的小松孝英的布本绘画，是用丙烯胶彩和金叶创作，以西方现代绘画技术结合传统日本画(Nihonga)的风格。Art Labor的婴野赋以中国传统工笔画风绘出各式小童造型和奇特姿态。他们的作品都有古今艺术风格相融的特色，为FAA古今混合的艺术精品，互相辉映的效果，构成独特的艺博风格。

不过艺博会场内各式展区如古董、钻饰和现代艺术的分区应该透过鲜明的布置来突出各分区，藉以强化各区和特展“Project Discovery”的号召力，以及艺博会整体的品牌特色。如果将一众当代艺术画廊，包括华人当代艺术的万玉堂、香港艺术家的嘉图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家作品及版画的Fabrik Contemporary Art、日本艺术家的Gallery Kogure以及来自伦敦的亚洲现代艺术老牌大腕Michael Goedhuis等知名画廊更加集合一展区，可以更能突出其艺术品的特色。以古今风格结合的艺术品同时突出FAA的混合式艺博会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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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清代蒙古　经济立法　旅蒙商　互市贸易

一、研究意义

清代，随着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边疆开发活动的逐步深入，蒙古与周边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商业贸易活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蒙古民族内外贸易活动频繁，二是蒙古地区大量“旅蒙商”出现，三是带动了蒙俄贸易互市。

清政府根据塞外的自然条件和牧区形势环境，封疆划界，确定边地官牧业的范围，严格规定各类牧场的界限，不得逾越，违者重罚，这对维持畜牧业生产、稳定畜牧业秩序非常有利。另外，为适应官牧业生产的需要，尽快繁殖或孳生牲畜，请政府还指令统一配备各牧群的公畜和母畜的数目比例，不论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都按公母1：5的比例执行，对今天的经济法鏖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清代蒙古地区的经济立法

(一)清朝对蒙古立法的进程

清朝对蒙古立法经历了萌芽、创立、发展、成熟四个阶段。关外时期因军事联盟需要而对归附清朝的蒙古各部陆续颁布了称为《盛京定例》的法规，可以认为这是清朝对蒙古立法的萌芽阶段。崇德八年(1643年)，理藩院对皇太极时期颁布的“蒙古例”进行整理和汇编，颁布了《蒙古律书》，这一阶段可以认为是清朝对蒙古立法的创立阶段。清朝入关后，理藩院修订《蒙古律书》，并在此基础上对蒙古律进行分门别类的系统整理，进行大规模的纂修，于乾隆六年(1741年)制定适用于整个蒙古法规1102卷的《蒙古律例》，这标志着清朝对蒙古立法进入了发展阶段。18世纪，清朝完成对全国统一后，开始考虑制定一部适用于治理北部、西部边疆民族的综合性法规。嘉庆二十年(1815年)着手制定《外藩蒙古理藩院则例》，后经嘉庆、道光、光绪三朝屡次增删、修改、增纂，《理藩院则例》正式颁布，在蒙古、回疆、青海、等边疆地区颁布实施，这可以看成是清朝对蒙古立法的成熟阶段。

(二)清代蒙古地区的经济立法

为调整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关系，清政府制定了专门适用于少数民族的法律，如《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苗律》等。而针对蒙古地区的法律法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蒙古律例》有关经济立法。《蒙古律例》共12卷，209条，制定最早，内容比较详细。有关经济方面的规定散见户口(卷二)、差役(卷三)、朝贡(卷六)、盗贼(卷十一)、喇嘛例等方面。《蒙古律例》在清初主要以蒙古文刊刻和颁行，乾隆、嘉庆年间在蒙古地方设了很多将军、大臣、都统等兼理蒙古事务，各地官府也需要有汉文本《蒙古律例》，从而不得不将其译为满文、汉文。史籍记载，乾隆五十四年校订本就是满、蒙、汉3种文字的版本。

2，《理藩院则例》有关经济立法。嘉庆年间在《蒙古律例》的基础上扩展内容编制成《理藩院则例》，是清朝治理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专门法规，增加了地亩、仓储、俸缎俸银、宴赉等新规定，体例划分更加详细，内容更加完备。它是清朝制定的民族法规中体系最为庞大、内容最为丰富、适用范围最为广泛的一部。它把行政法规、军事法规、民事法规等部门法规的内容囊括一体，成为蒙古地区一部容量巨大的混合法规，一直沿用到民国年间。

(三)清代蒙古地方经济立法

清朝对蒙古地区一方面实行封禁政策，以巩固其统治；另一方面对蒙古王公贵族给予一定的特权和优厚待遇即一定的自，允许他们根据民族地区特点自行制定地方法规条例。清朝蒙古地区的地方立法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1，《喀尔喀法典》，是清代蒙古地方法的一个代表作，在蒙古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木龙年春三月初七法典》(1724年)是关于追索债务的规定；(1726年夏四月十八日法典》是关于贸易买卖的规定；(1745年春三月十七日法典》是关于债务的规定。《1770年夏七月十七日关于策旺疫畜传染疾病案》是一则案例，有关传染疾病的法律条文，凡把有疫病之畜赶至别人的牲畜附近，使之得疾病，损失多少赔偿多少。此法体现了经济赔偿。

2，《阿拉善蒙古律例》。阿拉善和硕特额鲁特蒙古第四任札萨克玛哈巴拉亲王，于道光元年(1821)作为定例立档留存在蒙文档案中的律例，今称为《阿拉善蒙古律例》，是蒙古地区盟旗自行制定颁布的地方法规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其中第4、5件是关于经商交易方面的规定；第8件是关于买卖牲畜定价之规定。

3，《查干乌拉庙庙规》。蒙古贵族皈依黄教以后，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目前保存较完备的有察哈尔正镶白旗的馇干乌拉庙庙规》。这是一部独具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寺庙法规，含有庙仓畜银账目除大家共同看外，不许拿到自己家里；禁忌达喇嘛等首领拿庙仓之银自己使用不归还，或虽归还本金不给利息，或以不足价的财物、牲畜顶账目等财政制度。

三、清代蒙古地区经济制度及政策

清朝政府仅通过立法，还以各种制度和政策加以控制。对蒙古地区的控制起初是封禁政策――不许蒙汉之间直接经济往来，禁止蒙古人随意进人长城内贸易互市，禁止汉民到蒙古地区开垦、贸易，不许蒙古各旗越界放牧等等。后来在经济上采取了比较重视和扶持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扩大边疆贸易和允许内地商人到蒙古牧区经商的政策，这十分有利于蒙古牧区市场的形成。

(一)旅蒙商推动了蒙古地区的商品贸易

旅蒙商是泛指清代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内地商人。它是适应蒙古地区与中原内地互通有无、发展经济交流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是推动蒙古草原丝路贸易再度繁荣的一度最为活跃的力量。旅蒙商原为清朝政府服务的一种随军贸易，即为清朝远征军队贩运粮食、军需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从中牟利的一种交易活动。在此过程中，商人们也与沿途的蒙古人进行交易，用日常生活用品换取牲畜及畜产品。由于与蒙古人的易物贸易利润很大，旅蒙商贸易很快发展起来。这种方式也改变了塞外延续近千年的茶马贸易。

为了有效地控制蒙古，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在政治上实行分而治之的同时，在经济方面以是否有利于稳定边疆的秩序为着眼点，在支持旅蒙商业的同时，也对旅蒙商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条规，对内地旅蒙商出塞贸易人数、时问、携带物品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凡赴蒙贸易的旅蒙商人向主管蒙古事务的理藩院或设在归化、察哈尔、多伦诺尔、库伦等地的将军、都统、参赞领取“部票”，上面写有商人的名字、经营商品名称、数量、经商地点、起讫时间；不准携带家眷、娶妻立户、建筑房屋；严禁输入除铁锅、小铁器以外的金属物品；严禁放贷白银等；须在指定的蒙旗境内经商贸易，由当

地盟旗札萨克衙门监督下进行。此外，还课征各种税赋，对违反规定的要处以罚金、没收财物、驱逐出蒙古、取消经商权，甚至依法治罪。清政府还派重兵驻守在长城沿边各关隘道口，限制蒙汉商民互市贸易往来联系。旅蒙商贸易成为农牧两种生产方式互相补充的桥梁。在清末西方资本冲击之前，旅蒙商一直是蒙古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角，并带动了当地手工业、饮食服务业和运输业的发展。

(二)北部边疆的互市、集镇贸易

自清代以后，往来于内地与蒙古草原地区的内地商人逐渐增多，形成了典型的交易方式即互市贸易。互市主要有京师互市和边口互市。

京师互市是指来京朝觐的蒙古王公携带一定规模的商队经由指定的关口入京贸易。清朝规定，蒙古台吉每年进贡一次。由地方查明人数贡物，一般商队人数为二三百人。清政府在北京御河西岸的南部设立里馆，在安定门内外设立外馆，专供来京贸易的蒙古王公及商队居住。限定进京的人数，限额以外的商队人员留在指定的关口互市。例如：186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严格限定各部贡使人数，只准200人，其余在张家口、归化城贸易。张家口和归化城是清初指定的新疆厄鲁特和漠北蒙古各部商队边口互市贸易的地方。

边口互市也是清廷颁令设立的，“凡外藩各蒙古来贸易者，俱令驻于边外，照常贸易，勿得阻抑。其喀尔喀部落来马者令驻于口外，申报户部。”蒙古各部把边口作为与内地贸易的主要场所。主要边口除了张家口、归化城，还有古北口、定边、花马池、西宁外、杀虎口、八沟、塔子沟、三座塔、乌兰哈达、东科尔、肃州等。当时蒙古商人多以马、牛、羊、骆驼、皮张、药材等进行交易，以换取日常生活必需品。

内蒙古地区还有另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集镇和集市贸易，即以寺庙和兵营为中心进行的定期交易活动。初期的集镇贸易点有归化城、多伦诺尔、库伦、乌里雅苏台，后来这些集镇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城市。比较有名的集市、庙会有：甘珠尔庙、大阪、贝子庙、准噶尔庙、百灵庙、南寺等。

这种经营贸易方式从清初起步到遍布漠南漠北，甚至涉足国际市场，垄断了蒙古民族贸易，足足经历了300多年的旅蒙商兴衰史。

(三)畜牧业经济的管理

清朝统一蒙古各部落后，实行盟旗制度。以旗为单位固定牧场，规定不得随意“越自己所分地界，肆意游牧”。这一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蒙古各部封建主之间为争夺牧地发生战争，减少了蒙古各部移牧迁徙的不安定状况，使蒙古获得了一定的和平安定环境和生计养息的时间，蒙古地区的畜牧业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遇到自然灾害或战争侵袭，清政府对受灾的旗县拨放粮食、银两、牲畜等，在康熙二十年至六十年(1681-1772)间，赈济就达40多次。另外允许受灾严重的牧民“越境游牧”，如：康熙三十年曾晓谕各扎萨克王公：“嗣后具择好水草游牧，轻役减税，务求永远营生之道”。

第8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仿古商业建筑； 经济价值； 文化价值； 设计手法

Abstract:There is much dispute about archaized commercial buildings， but the economic benefit they brought attracted many land agents.In addition to， it is a kind of exploration originated by architects who want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owever， most of domestic archaized commercial buildings is not so consummate. Through analysing and comparing existing project， 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ir merits and drawbacks， at the same time discussed new design method in order to prompt the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ubsequent works.

Keywords:archaized commercial buildings； economic value； culture value； design method

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涌现了一大批的仿古商业建筑。不论是在大的文化名城如北京、南京、杭州，还是在小的古镇如锦里、浔阳、凤凰等地方，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盖着琉璃瓦，挂着大红灯笼的仿古商业建筑，而近年来这种趋势仍然有增无减。尽管仿古商业建筑的数量越来越多，然而争议却一直不断。有人认为它们媚俗，有人认为它们是虚伪的“假古董”，有人认为它们在形式上生搬硬套……但我们应该批判地对待它们。“存在即有合理性”①，为什么我们不能抱着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去看待仿古商业建筑呢？现在是一个多元文化时代，前卫时尚的建筑自有它们的吸引力，难道源远流长了五千年的建筑文化就没有魅力吗？说到底，仿古商业建筑是建筑师在新时代追寻和发扬本国建筑文化过程中的一种探索。在已建成的那些仿古商业建筑中，有些尺度还不合时宜，有些形式还停留在对过去的直接模仿，还有一些现代的生活内容与传统的建筑形式发生了冲突，但我们都知道，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存在着反复，所以我们应该理解在探索和求新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1新建仿古商业建筑的经济和文化价值

1.1 经济价值

传统的商业建筑主要以满足消费者的购物需求为主，而现代的消费者不仅仅满足于购物，同时对体验性与游乐性有着很高的要求。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从单纯的物质需要向广泛的精神需要发展，要求购物活动中能够有更多的享受与体验，因此购物空间应该更多地与游乐、文化、休闲相结合。

我们都知道，由于现代主义“国际式建筑”的大量出现，曾一度造成了城市景观的单调乏味，引起了人们的反感。“物以稀为贵”，现代人开始对日渐消失的传统文化十分怀念，同时对异地文化非常好奇。所以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仿古商业建筑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欢迎，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在里面购物，同时也可以旅游和休闲。而另一方面，仿古商业建筑因其形式的特殊化，增加了识别性，加深了购物者对它的印象，同样很有利于吸引消费者。

1.2 文化价值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开放，商业建筑的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的增长。它们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对社会经济有重大的作用，强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模式；它们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亮点，记录着城市的繁荣，标志着地方的特色，也传承了历史文化”②，对城市特色的继承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国人皆知南京秦淮河畔夫子庙，上海城隍庙旁豫园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们发掘了城市过去的文化，延续了城市的文脉，融合了历史和现代文化，是整个城市的标志和象征。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仿古商业建筑不仅仅是一个购物和营销的空间，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体验传统文化的场所。拉斯姆森曾在《建筑体验》中写道：“体验对于建筑非常重要。”他认为，建筑的外部特征成为把感情及态度从一人传递给他人的手段。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仿古商业建筑通过对传统建筑具象或抽象地模仿，再现了传统建筑的风貌，那些古朴的砖墙，形式优美的牌坊，精雕细琢的门窗，从视觉上演绎了传统建筑的文化意象。不仅如此，我们到夫子庙观赏灯会，于秦淮河上泛舟，到豫园游湖心亭，尝百年特色小吃，而到锦里拜武侯祠，穿张飞盔甲……这些可以亲身参与的活动从心理上带给了消费者更深层次的体验。老建筑外观的历史感和内部的新内涵将过去与现在联系了起来，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里得以融合，这，就是仿古商业建筑的魅力所在。

2对国内典型实例的分析和比较

“既有需要，又有合理性，我们应该予以满足”③。但不能随意而为之，否则只会泛滥成灾。因此，分析已有的仿古商业建筑，可以借鉴经验，吸取教训。

对上面几个实例进行分析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和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1) 仿古商业建筑大都建在有一定历史的地段，具有传统特色的文化底蕴，而且这样的文化底蕴非常重要。因为在商业竞争非常激烈的今天，只有真正具有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住消费者。隆福寺商业广场的前后发展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在遭受火灾之前隆福寺商业街因庙会的兴起而得名，随后聚集了众多小吃、小百货等店铺，这正是它的特色所在，因此它成为了北京最火的商圈之一，而在火灾重建后由于定位不准，将其改造成数码广场这样的经营场所，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底蕴，导致经营惨淡。

2) 将锦里、豫园商城、夫子庙与新东安市场、隆福寺、西大街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前者的尺度更适合于人们步行逛街，聚敛人气。而后者大面积的现代墙面加上传统的大屋顶却难以给人亲切感。

3) 国内的新建仿古商业建筑形式基本上仍停留在具象的模仿传统建筑，或将古建筑元素予以简化后附加于现代建筑形式之上，因此设计手法仍有待改进。

3对仿古商业建筑中传统文化特色表达的探讨

因此，征对上述的几点，提出几点改善意见。前面我们总结了，只有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仿古商业建筑才能真正吸引消费者，那么，怎样去表现有传统特色的文化底蕴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1）传统文化可以通过视觉的形式来表达，卡伦认为视觉会"唤醒我们的记忆体验，以及那些一旦勾起就难再平息的情感波澜。这就牵涉到建筑的形式问题，一种简单的方法是具象地模仿以再现传统建筑风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去研究传统建筑的尺度和比例，切忌粗制滥造，生搬硬套，因为传统建筑皆由人工所造，其精美和准确度都因匠人积累的经验决定。对于缺乏知识和技法积累的现代人来说，其难度和复杂程度不可小觑，如果不认真地学习传统技艺，深入体会古代建筑的意境，设计就会成为无本之源。反之，即使是“假古董”，那也是受众人欢迎的“假古董”。如南京的夫子庙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而另外一种方式是“仿古新做”，既要仿古，又要体现现代精神，该如何让这两者结合呢？只是简单地将传统符号加诸于现代形式之上吗？问题是当传统的形式被嫁接过来时，已经与结构和功能分开了，就像隆福寺广场那样，简化了的屋顶架在简洁的现代墙面上，两者难以融合，所以最后给人的感觉还是“假”。因此我们要努力做的，是让那些能表达出传统意象的元素自然地从建筑本身生长出来，让形式重新和结构、功能结合，与现代的材料，生产方式结合。

2）“从形式到形式是创造不出新路子来的”④，而且，视觉的表达依然停留在表层的意义上，如果想要追求更深层次的表达，传统建筑的空间首当其冲。卢绍明在《建筑体验》一书中描叙人“在空间体验中建立了一种人与场所的关联，在体验中获得了灵感，在心理描绘中建立了自己的一种场所感，一种飞腾的想象与回忆，一种意义的升华，一种美学满意”。因此，传统建筑中的游廊、院坝、照壁、过街楼等等这些空间情节，提供了一系列的情感、秩序、场所感——使消费者身临其境，通过完整的视觉、声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的感受，创造了一种真实的体验，在感受中完善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当然，“对本土文化体验的注重，要运用时代的新技术新方法重新体察传统文化，空间设计不再是表象复现，而是意境再现。”⑤ 图9是艾未未所做的江南会所，现代的菱形图案代替了过去的花窗，建筑外观仅保留黑瓦和山墙的白，丢弃了传统的形式，但是，木材温润的质感和暗红的颜色依旧透着古色古香。当阳光穿过菱形网状的瞬间，漂移的光线落在墙上和地面时，生动的光影带来的扑朔迷离与古代的花窗所营造的空间效果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

3）如果说空间是骨架，那么其承载的生活情节和其中的景观就是肉体。它们让整个空间更为丰满。店铺老板的吆喝，古玩店挑挑拣拣的顾客，充满趣味的民间艺术展演，这样的生活场景是“一个城市、一个集镇、一个空间、一个景致的场所记忆的一种具体体现。”⑥而景观，同样在向人们阐释着文化的意义。红色的灯笼，店铺的幌子、嫁娶的花轿——这是唤起对过去回忆的地方的象征物。还有地区文化记忆中或传说中的神话故事到日常的习俗，它们在不同的角度和层次上刺激着人们的感官。

仿古商业建筑的存在是合理的，它们对整个城市、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需要严谨地对待。除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外，要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表达，形式不能丢弃，但不能局限于“形”的泥潭中，要从空间、场所、景观等方面来挖掘更深层次的表达。

参考文献：

[1] 王晓，闫春林.现代商业建筑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 张庭伟，汪云，宋洁，涂胜杰.现代购物中心-选址.规划.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第9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古建筑；设计；现代建筑；融合

中图分类号： S611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中华民族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如何正确运用传统文化，使它披上时代的彩霞是每个设计师应该考虑的问题，同时也要做到减少资源浪费，做到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一、古代建筑的特点

1、主要材料;古代建筑多数都是以木材作为建筑的主材料，所以从古代建筑遗产中可以看出,古代的建筑是由台基、园梁、山墙、廊壁等要素共同构成在结构上软性连接,富有韧性。古代建筑墙体是不承重的,可以敞开也可以是幕墙,到处是隔而不断的流动空间。

2.平面特征;我国古代建筑一般都是以打木桩作为建筑的主体,木桩的范围是以这个建筑物的有多大,然后再设计怎么安放,建筑物的大小是以间的大小和间数的多少来定的。中国古代以奇数为吉祥数,因此,建筑物的开间一般为单数,而且以开间越多为等级越高。

3、建筑群体;中国的古建筑全部都是以庭院和由间形成的,一层层渐进,古代建筑视角丰富与花样多变。在群体上讲究点、线、面的合理布局,强调有层次、有主次、有广度、有深度、有变化的审美理念。特别讲究中轴线的确立,古建筑的群体布局,大都采用对称和对比的手法,重点建筑置于中轴线上,次点建筑置于两侧,既突出重点,又保持严格的对称和均衡。

4、当今的古建筑结合了现代社会的色彩，不在像以前那么单调，装饰多样化，是的现代古建筑丰富多彩。古建筑的装饰细部是梁枋、斗拱、檩、椽等结构构件,经过艺术加工而发挥其装饰作用的。在匾额、楹联、门窗、棂格上综合运用了绘画、雕刻、书法、工艺美术等方法,丰富多彩,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传统风格和文化底蕴。

二、中国现代建筑的设计

（一）形式对功能的服从

在功能化的时代中，我们使用电梯使楼层越建越高，自动火灾系统、电子防盗使我们更安全；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如此方便的功能却将我们的生活同一化，本该多变的建筑形式被圈框起来。“形式服从功能”使建筑师的思想被条款限制，这些功能使建筑师看不清自己本国的传统文化，建筑周围的客观环境等等，从而产生出一些没有特征的建筑。

（二）把握本质，演化出更多更有创意的东西。

很多人认为东西方的建筑理念是相同的，设计是无国界的，但是如果具体到一个项目，传统的文脉必须要尊重，特别是居住建筑与人的生活习俗、地方气候条件、居住模式等决定因素要在设计方案里得到很好的反映，就不能够随便引入一些外国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讲它又是有国界的。

三、现代商业街仿古建筑方法

现在的商业街改造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对旧建筑整体拆除，然后重新定位风格年代重建。

某商业步行街完全拆除了原来的老街道和旁边的建筑，以完全现代的风格重造商业街。商业步行街由二大核心街区组成，其中一条作为百年老街，沉淀了久远的历史情结，在整体的表现上，更多的突出古朴的元素；而另一条街是改造而成的。由于商业街新建筑的风格都是现代的，为了体现街道原来的历史，特地在商业街的东西两头设立牌坊以作纪念。这种把旧的建筑完全拆除的方法，从施工方和设计方的角度来说是节约时间和资金的。由于旧街道房屋被整体，设计者相当于从一张白纸上描绘新蓝图。不用为如何保护文物伤脑筋，新的商业街设计风格就更容易确定，从程序上、人力和物力上都简化了。这虽然支持了城市化进程，刺激了投资，繁荣了商贸。但是，对一个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没有好处，类似于中国朝代更替运动中，新建立的君王要把前朝统治者的宫殿烧毁的举动。这种设计方法，抹杀了人们对旧街道的记忆，剥夺了后代人感受传统建筑文化底蕴的权利。这个百年老街，是先人留下的物质遗产，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先人给后辈子孙们留下的财富，不是属于某一代人的。我们没有权利摧毁它。第二种，在保留原建筑的基础上通过局部外观的改造和对旧街道整体进行景观的规划和形象的包装。一般旅游景点采取这种方法的比较多。

四、古建设计与现代建筑设计的融合

（一）古建设计与现代的比较

从建筑材料来看，在我国古典建筑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现代我们的建筑都由更加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做框架，木材已经退出了建筑历史的大舞台。木结构确实有着很多问题，砍伐树木会导致森林减少，同时木房屋也存在防火，防虫，防潮等大量问题。材料的转变也带来了结构上的转变，钢筋混凝土在抗压抗拉能力上远远高于木材，所以建筑才可以越建越高，既节省空间又开创了一种建筑的新格局，同时在安全性上也得到了保证。

中国建筑的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古建的特点如前文所述，就空间上来说古建在平面上讲究围合，即房屋包围院子。房屋、墙垣等围合成院落，以院为中心。而现代中国建筑受西方建筑的影响，为了节省空间主要以楼房为主，形成一个功能完善的小区（即包含多个建筑），楼与楼之间配以绿化。也就是说中国建筑由平面展开向竖向延伸发展。

（二）思想上的融合

“中国固有式”建筑的正式提法出自民国政府，具体而言它是指运用西方建筑技术手段，同时又具有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某些形式特征与视觉效果的中国近代建筑。这一阶段的建筑师们纷纷提出“依据旧式，采取新法”，即在思想上仍然禁锢在中国古建筑的设计思想上，但在材料和技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可以说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建筑师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

“民族形式”建筑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便使这一阶段的建筑设计思想充满了政治性和传统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形势与社会的不稳定使得建筑师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思想，出现了以宫殿式大房顶来表现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师们抛开低矮的木式建筑，将古代中国式的屋顶架在砖与水泥的结合体上，以衬托“民族”特色。

由横向发展变纵向发展，有人认为做到三层就已经不能算是中式建筑了，这种思想大大限制了中式建筑的发展空间。而部分项目把中式建筑的精华和理念应用于小高层、高层设计，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

中国的传统住宅与西方的住宅在空间格局上的不同之处在庭院，西方是以起居室为核心来布置它的功能，而中国是以院子为核心的，生活的场景都在院子里面展开。因此，做好院子与房子的布局关系，也就做出了中式建筑的精髓。

结束语：

中国古建设计与现代的融合还有很大空间，我们既可从传统、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又可以从国外借鉴经验，也可谓效法自然。今后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建筑的“意”“境”，找出属于中国的文化建筑。

参考文献：

[1]海.论博物馆的现代化[J].中国博物馆,2007(1):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