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类劳动合同精选(九篇)

第1篇：教育类劳动合同范文

[关键词] 劳务派遣；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上海市

[中图分类号] C9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2-0052-06

一、问题的提出

劳务派遣（Labor dispatch）是指劳务派遣机构根据用工单位的需求，招聘合适劳动力并派遣至用工单位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批外商投资机构进驻中国，因其无法直接雇用中方员工，只能通过中介机构间接聘用员工，从而催生了劳务派遣。近年来，劳务派遣的范围不断扩大，已逐渐成为我国人力资源配置的一个基本途径。以上海市为例，2003 年劳务派遣工占上海各企业全部用工人数的28.3%，2006 年上升至33.8%，2007 年为38.3%，2008 年达到39.7%，截止 2010年，派遣类员工已经超过100万[1]，并形成以外资（合资）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为补充，机关事业单位改制为增长点的劳务派遣市场格局。[2]

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中，派遣类员工处于相对被动地位，他们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这不仅会导致潜在的劳动力浪费和可能的消极就业，而且不利于劳动力诚信流动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对此，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关于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问题的成因。贾燕等的调查显示，许多用工单位认为劳务派遣是“只用人不养人”且流动性大，因此忽视了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周期长的特点[3]；王萍等运用李克特量表对杭州中小企业的劳务派遣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派遣类员工对“及时对派遣人员进行培训”等的满意度仅为3.67，最主要的原因是单位忽视甚至无视这项工作[4]；夏学贤等指出，由于派遣类员工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使得用工单位有可能消极对待其岗位配置、教育培训和职业生涯管理等方面的责任，导致派遣类员工难以形成正常的职业生涯，无法实现对职业稳定的期望；派遣机构将劳动力使用权让渡以后，又可能推脱对人力资源的再投资，而只侧重行政和事务性管理，由于派遣工作不稳定，派遣员工无法有计划地学习、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很难在派遣工作中得到充分的技能训练。[5]

第二，关于满足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主要途径。马昌定提出加强教育培训，努力提高职业素质，对一些在高风险岗位从业的派遣类员工，要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和业务操作规程方面的培训，使他们具备保证安全生产的技能，并开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遵纪守法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6]；万建忠指出，需要鼓励从事辅岗位工作的派遣类员工不断学习和成长，鼓励这一群体参加学历教育和职称考试，提升自身素质，建立员工不断成长的职业生涯机制[7]；山东省人才服务中心总结了本省的一些做法，即对派遣人员进行有目标的培训和有计划的储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派遣类员工培训，整合教育资源，完善培训教育体系，建立政府、企业、学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培训机制[8]；王木春认为，针对派遣类员工的培训必须关注员工工作技能与客户公司需求的匹配，同时应具有前瞻性，要在技能培训软件的基础上，开发专门针对员工交流、谈判、创意等“软能力”的培训课程等等，提升派遣类员工的综合能力。[9]

本文对于已有文献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拓展了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研究视角。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缺失是劳务派遣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是三方力量不均衡博弈的结果，本文拟超越部门、行业的局限，从派遣类员工的需求角度出发，研究满足其职业发展预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效路径；二是将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政策设计三者有机结合，强化对劳务派遣这一现实问题的学理分析，与调查结果共同作为政策建议的主要依据。因此，本文以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为切入点，以上海地区为实证调查范围，深入探讨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等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之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政策价值。除本部分外，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进行学理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进行研究设计，第四部分对实证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局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机构（用人单位）与派遣类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同时，派遣机构与被派遣单位（用工单位）签订协议或商业契约，其中，劳务派遣机构负责派遣类员工的薪酬发放、社保缴纳、劳动纠纷处理等管理工作。因此，劳务派遣的基本结构是由两个合同和三方当事人组成。三方当事人分别为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和派遣类员工，两个契约合同分别是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及用人单位与派遣类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三方当事人构成了劳务派遣的核心框架，派遣类员工与劳务派遣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劳动人事关系，用工单位与用人单位是租赁关系，派遣类员工与用工单位是工作服务关系。但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合理背后却隐含着博弈三方之间的权益失衡，由于派遣类员工的地位非常被动与脆弱，个人权益成为了被博弈的对象，其中，职业教育与培训权益普遍被忽略。

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增强职工从业能力、提高职业素质和技能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与培训法》和《就业促进法》的相关条款分别对职工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周期、组织机制、经费额度等进行了具体规定，但用人单位不用工，用工单位不用人，使相关规定无法得到有效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据此，《上海市职业教育与培训条例》进一步规定：“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职业培训经费；职工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以按照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关键在于：派遣类员工是否属于用工单位的职工范畴？这主要由用工单位自主决定，多数用工单位通常忽略了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职业规划，并成为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诱因。

（一）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

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来源地及年龄。在当前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不同性别、年龄及来源地的员工均面临着专业技能的适应与提升问题，并且对于职业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心理需求。范融（2011）主要介绍了80后、90后劳务派遣工（包括异地派遣工）对劳动关系、工作环境、劳动报酬的对等性的关注等问题，认为提升技能是这一年龄段派遣类员工需求变化的第三阶段。[10]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更加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适应异地工作环境，以及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1： 派遣类员工的性别、年龄、来源地等个体特征与其职业教育及培训需求呈相关关系。

（二）派遣类员工的学历特征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务派遣仅限于临时性、辅、替代性岗位。但事实上，吴如巧等的研究显示，劳务派遣已经开始向高学历人群延伸[11]，这使劳务派遣问题更趋复杂。总体上来看，低学历、低技能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有限，更加需要借助于各种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和适应性。张贞启认为，派遣类员工的培训非常重要，并且在实际的培训安排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这一群体的年龄及文化程度等因素。[12]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2： 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越低，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越强。

（三）派遣类员工的派遣年限

派遣类员工作为特殊的从业群体，不仅需要适应相对特殊的从业身份，而且需要不断熟悉和应对模糊的法律规定所隐含的潜在风险，加强就业保护。相对而言，被派遣时间较短的员工更需要加大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并且更需要积累职业技能，使自己能在相对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中获得一定的稳定感。周玉成等分析了较长派遣年限的员工在业务方面的优势，认为派遣年限直接影响到这一群体的职业发展需求。[13]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3：员工被派遣的年限越短，越需要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

（四）派遣类员工的单位性质

劳务派遣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产物，但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政策效应不同，派遣类员工在用工单位普遍面临着“差序格局”的困境。[14]倪宝贵等的研究显示，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党政机构等在使用派遣类员工过程中，具有相对稳定的工资与福利保障体系及专业、规范的人事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派遣类员工提供稳定的就业环境和较好的就业预期[15]，但体制外的一些中小型私营企业不仅难以保障用工的规范与安全，而且时常通过规避法律风险、逃避法律责任等，加大派遣类员工的工作风险和心理成本。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4：党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而体制外的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更为强烈。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2011年3月至5月，在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编办等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面向在沪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派遣类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工作。调查对象的基本界定：一是中专（技校）以上学历，或者拥有至少一种职业技术资格证书；二是与派遣机构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沪实际工作超过半年（即为常住人口）；三是60周岁以下。调查历时3个月，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以实名制纸质问卷调查为主，辅之以个案分析、重点访谈、座谈会等形式，对上海地区的派遣类员工及用工单位进行了大规模实证调查。其中，面向派遣类员工发放问卷803份，回收791份，剔除废卷及空白卷24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767份，有效回收率为95.52%。有效样本分布基本符合上海市派遣类员工的行业（部门）分布现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变量选取与定义

在上述调查数据及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从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学历（技能）层次、派遣年限、用工单位性质等维度着手，重点了解其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我国劳务派遣制度的优化提供依据。根据变量在模型中发挥的作用差异，本项研究将纳入模型的变量分为“因变量”与“自变量”两大类别。如表1所示，“因变量”即“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该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取值“0”表示“没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取值“1”表示“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纳入模型的“自变量”包括下述四个维度：

1.个体特征维度

派遣类员工的“性别”为二分类变量，取值为“男”与“女”，以女性群体为参照组；“来源地”为二分类变量，取值为“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本研究以“上海本市员工”群体为参照组；“年龄”为定序变量，取值依次为“29岁及以下”、“30-39岁”及“40岁及以上”，以“40岁及以上”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2.学历（技能）维度

“学历（技能）”为定序变量，取值依次为“本科及以上”、“大专”及“中专/技校及以下”，以“中专/技校及以下”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并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以便获得该维度的总体考察结果。

3.连续派遣年限维度

“连续派遣年限”为定序变量，取值分别为“5年以下”与“5年及以上”，以派遣年限在“5年以下”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4.用工单位性质维度

“用工单位性质”为定类变量，取值分别为“党政机构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私营/外资企业”，以“私营/外资企业”的派遣类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二）交互分析

从767份有效样本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覆盖面来看，61.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此类需求，另有38.1%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有相关需求。现根据研究假设，将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与其个体特征、学历（技能）、接受劳务派遣的年限、用工单位的性质分别进行交互分析，以便进一步了解上述自变量对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影响程度。

个体特征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从性别来看，如表3所示，36.4%的女性派遣工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略低于男性派遣工的有效需求比例（39.2%），但差别不大。

从来源地来看，在沪各单位的派遣类员工中，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的比例为三比一，由表4可见，上海本市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为33.1%，而外省市来沪员工的相关需求为42.6%，明显高于前者，反映出异地派遣类员工对职业教育与培训具有更强的需求与期望。

从年龄来看，如表5所示，29岁以下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比例为44.2%，40岁以上员工的需求比例为35.9%，而30—39岁年龄段的这一需求仅为25.7%。显然，80后一代最期望得到相关教育与培训，以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学历（技能）层次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由于我国普遍存在滥用劳务派遣现象，大量劳务派遣岗位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临时性、辅、替代性职位范畴，从而使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呈现多样化趋势。如表6所示，中专/技校水平（技能）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比例最高，达到47.2%，大专学历者的这一比例为34.1%，本科以上学历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最低，仅为23.5%，三类群体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存在明显递减趋势。

连续派遣年限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通常而言，连续接受派遣时间越长，业务越熟悉，对劳务派遣流程及风险的了解越多。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连续接受派遣不足5年者的教育培训需求比例为43.3%，而连续接受派遣5年以上者的比例仅为23.9%。

用工单位性质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在调查过程中，按照单位性质，将用工单位分为党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三类。统计结果如表8所示，私营/外资企业中派遣类员工的职、教育与培训需求最高，达到42.3%，党政事业单位派遣类员工的比例为37.2%，而国有企业派遣类员工的需求比例为36.8%。显然，在不同性质的用工单位中，派遣类员工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从表9可见，第一，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来源地与年龄三项指标，从性别差异来看，Pr=0.336>0.1，男性与女性之间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没有显著差别；从来源地来看，Pr=0.231>0.1，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没有显著差别；从年龄段来看，相对于“40岁及以上”群体，“30-39岁”群体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与之无显著差别（Pr=0.234>0.1），“29岁及以下”群体则与之有显著差别（Pr=0.006

第二，从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来看，“大专”学历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与“中专/技校”派遣类员工有显著差别，Pr=0.00

第三，从连续接受劳务派遣的年限来看，“5年及以上”群体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与“5年以下”群体存在显著差别，Pr=0.044

第四，从用工单位性质来看，“国有企业”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的需求与“私营/外资企业”群体存在显著差别，Pr=0.0920.1。假设4得到局部性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

劳务派遣起源于西方，但中国的劳务派遣是经济体制转轨阶段逐步分离用人权与用工权的一种特殊用工形式，这就意味着相关的政策设计不能单纯从劳动管理的角度着手，而必须充分考虑到用人与管人两者分离背景下规避风险、逃避责任的可能性。就职业教育与培训而言，由于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相互推卸责任，使处于被动地位、面临就业压力的派遣类员工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在防范上述问题、为派遣类员工提供必要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劳动力市场配置的基本内容，也是市场化条件下所有适龄劳动力的基本权益，相关政策法规不能沿袭部门、行业立法的传统，而必须从劳动力权力主体的平等地位与实际需求出发，使所有劳动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权益能够得到法律和制度保障。

第二，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提高劳动技能和劳动者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强地方人力资源市场吸引力的主要手段，相关执法部门和地方政府必须拓宽视野、提高认识，充分意识到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在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劳务派遣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职业教育与培训是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员工、包括派遣类员工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职业教育法》等上位法均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但很多单位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相关规定，这就要求有关管理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协助派遣类员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逐步改变这一群体在三方博弈中的显著弱势地位。

简言之，基于用人权与用工权分离的劳务派遣政策所衍生的二元现象将成为我国就业形态多元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仍面临着诸多制约，需要在适度限制劳务派遣规模、规范派遣流程的同时，规定和落实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的责任分工，力求满足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1）由于劳务派遣形式多样，在一些地方存在逆向派遣甚至非法派遣现象，加之少数用工单位不愿意配合调查，样本采集只能面向具有合法身份的派遣类员工，无法涵盖不规范用工甚至非法用工现象；（2）本文仅以派遣类员工超过100万的上海市作为实证调查地点，某些统计结果难免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还会遇到一些不同情况。总之，鉴于取样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样本总量的不足，只能从一定程度上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需要进一步克服调查本身的某些局限性，以期更为全面、准确地反映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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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教育类劳动合同范文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生产;现代教育;“教劳结合”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人类的劳动分工是十分粗浅的、笼统的,教育基本上是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到了近代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为典型的“第二大(社会)形态”阶段,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人类劳动的体力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分裂、对立达到了顶点,人被视为完全不需要具备任何专门技艺的工具,人手的灵巧被机器的精确所代替,他只需被动地伺候机器的运转,在资本眼里,人仅仅是大机器工业中的一个活部件。马克思说道:“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再次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

自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学校教育又开始被要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与改良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谋生、糊口联系在一起。产业革命的发展,要求学校教育突破古代学校教育对原始社会广义职业教育的异化,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教育——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这成为近代学校教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职业教育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现代生产的客观规律,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技术为基础。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以机器生产形式代替了手工业的生产形式,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它使单个人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而使人类世代所积累的生产经验,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经验,即间接经验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了进行生产劳动,劳动者再也不能仅仅凭借个人直接在生产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而主要依靠间接经验。因此,通过专门的学校教育和训练,授以劳动者各种间接经验,就成了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手段。现代国家和有为政府就必须重视与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

其次,近代大机器生产和学校职业教育是同社会分工细化、专门技能技巧深化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革命以后,现代生产体系和技术分工基本形成,并在社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现代生产中的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不断出现,促进了技术革命,于是就对劳动者的操作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劳动者应该掌握一定的科学基础知识,具有符合社会规范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熟悉机器的结构、原理和操作技术。这同时也就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学校教育必须同现代生产活动相结合,传授生产中需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技巧,培养适应现代工业生产性质的操作型、技能型的实用人才。这就说明,现代职业教育是现代社会分工和大工业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生死攸关的问题。

职业教育打破了古代社会以来学校教育仅服务于统治阶级治国治民需要的局限,使教育重新回归于本初状态,即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为人类的生存繁衍服务。同时它也冲破了正规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时间和空间,直接为社会生产服务。就当时的职业教育具体形式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18世纪末出现的技术工人讲习所(MechanicsInstitutes),如1799年,在格拉斯哥大学生产科学仪器的工厂中开设的科学和数学夜校讲习班,对象是技术工人;二是政府强力推进建立的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批准开办的公共工程中心学校(1794)、综合技术学校(1795,即后来着名的巴黎理工学校)、德国虔信派牧师开设的“实科学校”(1708、1747)等。但马克思并不推崇这两种形式的职业教育,而是从工厂教育的实践中发现了未来教育的方向,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历史上最早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人是托马斯·莫尔,他在《乌托邦》一书中阐述了教育与农业、手工业劳动结合的思想。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勒斯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中提出建立“劳动学校”的想法,首次明确提出教育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主张。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劳动是儿童教育和发展最重要的条件,适当的体力劳动能够促进人的智慧和道德发展。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主张并进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试验。

二

在19世纪初的英国,工厂生产中使用童工是普遍现象,童工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4—16小时,其体力、智力及道德备受摧残。1800年1月,29岁的欧文从岳父大卫·戴尔手里接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经理一职,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学说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工厂中实施了“通过改变环境来塑造人的性格,从而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的改革 计划。他将每天劳动时问缩短为10小时半,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工人子女开办公共学前教育机构,为6~10岁的儿童开办初等学校,为11~17岁的童工开办夜校,教授适合儿童年龄并且对未来生活有用的知识。1816年1月,欧文将他的工厂教育机构命名为“性格陶冶馆”。

由于欧文的示范作用,加上其他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英国议会先后三次通过工厂法,规定若干保护童工的措施,并附有童工教育条款。例如,《1802年工厂法》规定,工厂主应对童工进行读、写、算的教育;《1833年工厂法》规定,纺织厂14岁以下童工每天必须接受2小时的义务教育;《1844年工厂法》规定,8~13岁童工每周须在学校学习6个半天或3天,否则不得受雇。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他发现工厂教育制度中实践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是改造旧教育、促使人全面协调发展的唯一途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人的个性、才能和世界观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

二是马克思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揭示了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劳动同教育的早期结合,必然发展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的结合。

三是马克思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上。他们通过对现代工业生产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了现代工业生产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了物质条件。提出了客观的需求。

四是马克思直接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人的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优秀思想成果,确立了科学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并且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工厂教育制度,从《工厂法》中看到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萌芽。

马克思十分推崇欧文在自己工厂中的教育实践活动。他在《资本论》中说道:“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我们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它的基本原意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是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客观发展规律中预见到了未来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歪曲。”

第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主要是指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亦即现代工业性质的生产劳动;所说的教育是家庭以外的教育,主要是指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学校形态教育。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的结合。

第三,马克思所说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包括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包括科学知识同生产劳动结合,也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专门指出,技术教育与培训“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

在以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学校形态职业教育出现之前,职业与教育是分离的:从事谋生糊口的职业劳动者一生一世都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而从事传道授业的教育活动者也是一生一世都远离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颠覆了之前以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为基础的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它第一次使职业教育建立在以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和新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既可以使学校教育获得社会实践的基础,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提高教育质量,又可以使生产劳动受到科学原理和智力活动的指导,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指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之间的互相作用问题。现代生产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现代生产使教育在体系结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教育第一次在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有了完整的体系,既“劳心”又“劳力”,并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合二为一。但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十分强调治“学”的正统观念,长期以培养治国的“接班人”为目的。不屑培养治“事”的“建设者”,所以,职业教育的地位十分尴尬,既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边缘位置。

21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对提高生产力,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以及对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的作用,都得到各个国家的一致认可,都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马克思这句话的重点是强调教育的作用,强调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那么,职业教育对现代生产都有哪些作用呢?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职业教育起着传递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重要作用。科学是一种一般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没有物化的生产力。把科学物化在生产中就可以变为直接生产力。这种物化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把科学变为生产技术,物化在生产工具中,改革工具,革新技术;其二是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劳动者,使劳动者具有生产技术和能力,提高智力水平。职业教育是实施这两种物化的重要措施,是这种物化的最有效的形式。在现代职业教育中,人类长期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是经过有目的的选择、提炼和概括传授给学生的。同时,学生的学习又是在教师科学传授方法引导下进行的,因此具有较高的效率。这对于现代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现代教育所传授的某些部门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运用于生产中,转化为生产的一个条件,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短期训练在这方面的作用更为显着。另一方面,现代学校教育还起着促进科学知识的联系、积累和发展,从而促进社会一般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如各类学校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学科,都不是某一历史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的知识结晶。在这一积累和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职业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和造就具有知识技能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直接参加了劳动力的训练和培养过程,不仅要为社会生产培养有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劳动后备大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和造就从事脑力劳动的专门人才,即工程师、科学家和各种技术人员等。这些人将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力。马克思有一句重要的话:“充分发展起来的个人自身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里说的“反作用”,主要是指人通过学校教育,从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到训练成专门劳动力的过程。人通过教育过程的培养和训练,就会使自身充分发展起来,具有较高水平的劳动能力。

第3篇：教育类劳动合同范文

1对幼儿予以解放，正确的指导幼儿进行游戏

陶行知先生在实际实践中指出，在进行幼儿教学过程当中，需要使幼儿的头脑予以解放，使幼儿真正的做到会想；需要对幼儿的双手进行解放，使幼儿能够做到会做。对幼儿的双眼予以解放，使幼儿就到会看；对幼儿的嘴巴进行解放，使幼儿能够做到有效的有效的表达；对幼儿的空间进行解放，使幼儿能够充分的开拓其眼界；对幼儿的时间进行解放，使其能够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进行综合性的实践。幼儿天生会对游戏产生高度的喜爱之情，在游戏开展过程中会对其天性予以解放，并且对头脑及双手予以解放，而在此过程当中，为了帮助幼儿游戏氛围有效的创造，在幼儿园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充分的思考如何将空间及时间交于幼儿，使幼儿能够在广阔的空间之内进行游戏，而如若全面放手，将会使实际游戏规则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并且在全角度产生诸多隐患。而教师如何指导进行游戏，则需要进行深入性的研究。优质的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会提供部分较为优质的教学手段，并且构建更为创新型的媒介平台，由此使其能够充分的对幼儿的学游戏学习目的进行综合性的了解，对游戏进行实施，对游戏评价进行有效的开展，充分的指导幼儿。举例说明，会投入我幼儿记录单以及一日游戏计划等诸多内容，对游戏进行记录引导幼儿时参与到实际的游戏计划中，以下对具体的方方式进行详细的分析。

1.1使教师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指导

幼儿游戏记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是教师游戏指导中极为重要的手段，举例说明，在进行游戏开展之前，需要进一步的强化教师对幼儿的情况了解。举例说明，部分幼儿在构建区会设计天安门，而部分幼儿在科学区会设置豆子游戏，部分幼儿在实际的折纸区会制作折纸步骤图。在不同的游戏中，教师可以针对性的对幼儿开展进一步的引导，由此进行有效的材料更新，对教学工具予以丰富，做到因材施教，同时需要进一步的强化幼儿记录表的实际管理，并且使幼儿进行有效的交流及分享，对幼儿在不同游戏中所具有的进步以及需求进行综合性的考量，为幼儿的实际评价提供更为充分的依据。

1.2促进幼儿开展更加自主性地参与游戏

幼儿喜欢更加自由地开展各类活动投入记录表，并不是对幼儿进行约束，也不是使幼儿进行记录或者设计诸多高度完善性的表格及计划，而是希望通过不同的基本模式，通过通打工绘画涂色等诸多方法，使幼儿受到鼓励，使幼儿能够对其游戏进行及时且具有高度积极性的记录，对幼儿游戏的痕迹进行综合性的保留。

1.3使幼儿得到全方位的发展

幼儿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其自身的思维会以形象思维为主，其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思维活跃性较高，并且拥有更强的好奇心，勇于对各类游戏进行探索，在实际记录过程中，幼儿会应用诸多符号以及方式，对实际的与游戏结果进行表达，并且促进幼儿所有的抽象思维能力的优化，而在此过程中，使得幼儿所具有的语言组织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动手操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教师对游戏记录进行综合性的整理，能够进一步帮助幼儿生成相应的档案，有利于使幼儿对各类游戏经验进行整理，使其自身所具有的综合能力得到更有效的发展，重视劳动价值，对劳动能力进行培育。劳动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有的物质财富，也是极为优质的精神财富。劳动在实际发展过程当中是创造世界，并且对未来进行创造的根本性内容，教育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的与劳动与社会实践进行有效结合，进一步的使幼儿获得全方位的发展。而幼儿园在实际劳动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除了需要进一步的引导与鼓励幼儿对力所能及的各类体育劳动予以参与之外，同样需要进一步的使幼儿对各类劳动工具进行有效的认知，并且需要进一步的通过各类劳动教育使幼儿能够充分提升对劳动的情感，培育幼儿所具有的自我意识，提升幼儿在发展过程中，为他人服务的综合能力，使幼儿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能够形成更为优质的劳动习惯。陶行知的劳动教育思想在构建过程中会对手脑并用以及行知行等诸多内涵特征予以体现，在幼儿园的实际构建过程中，能够进一步的使劳动教育的实施及发展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手脑并用在开展过程中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实际发展过程当中所具有的具体目标，同时也是劳动教育思想所具有的现实目的。幼儿园教师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需要注重劳动，对实际幼儿教育的价进行分析。在自我服务方面，需要使幼儿做到分发图书，整理玩具等诸多内容。在为他人服务角度，幼儿需要进一步的获得教师准备的各类劳动环境，并且获得创造劳动的相应机会。举例说明，户外游戏开展过程中，可以使幼儿共同准备相应的体育玩具，帮助对物品进行传递而自我服务以及他人与集体服务的劳动。在开展过程中，不仅能够使幼儿其自身所具有的劳动能力得以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幼儿所具有的劳动，使其独立态度以及独立自主能力得以大幅度的提升，使幼儿左右的思想品质以及自身所存在的社会情感波动充分的激发。

2开展劳动实践课程，在劳动中进行游戏

3-6岁是幼儿其自身自理能力养成并且形成各类优质生活习惯的关键时期，需要充分的对幼儿对于实际劳动所具有的热爱予以培育，并且能够充分的对劳动意义，尊重劳动。在幼儿教育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具有着高度学习意见的特性，进一步激发幼儿尝试原本劳动课程的实际实践及开发，并且基于相应的课程游戏化的观念，能够使幼儿园的劳动教育内容进一步的分化，其形式得到不断的完善，能够将游戏精神予以体现。

2.1对一日活动进行开展，对劳动进行观察

在一日活动开展过程中，需要充分的依照幼儿园各年龄段所做的学习以及发展目标合理的改进当前劳动的实践活动。一日之计在于晨，劳动在晨间活动的开展过程当中，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渗透，进一步的开启幼儿在园中较为充实的一天。而在放学前，教师也可以进一步的与幼儿进行有效的谈话，与幼儿谈论在幼儿园一天发生的各类事情。同时，教师可与幼儿交谈自然角的小动物以及各类植物，鼓励幼儿主动的对动植物进行照看，并且参与到实际的劳动以及观察过程中。班级自然角可以养乌龟，并且可将相应的角落称呼为“乌龟之家”，在活动中，幼儿会经常去自然角对小乌龟进行照顾，并且将相应的精彩瞬间拍成照片制作成展板在乌龟之家的墙壁之上进行悬挂，而在展板之上，不仅有幼儿与小乌龟的著作合影，同样拥有乌龟喜欢在何处予以生活，乌龟喜欢吃何种东西？每天对乌龟进行喂食的次数，以及数量以及水缸水缸如何换水等诸多内容。通过相应的展板，一方面而言，能够对幼儿劳动过程的各类资料照片进行收集，能够对幼儿在照顾乌龟中所存在的成长以及不同收获进行有效的研究。而另一方面而言，能够进一步的使幼儿更加全面的对照顾乌龟的工作进行有效的了解，进一步的更加科学化的方式掌握乌龟的照顾方法，由此使幼儿在长期的坚持之下养成自主，自愿并且喜爱参与劳动的优良习惯。

2.2开展游戏活动，提升服务意识

在实际幼儿园的游戏活动开展过程中，可将其具体的分为角色游戏以及其他游戏角色游戏。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幼儿可以进行角色想象并进行有效的扮演，创造性的对自身对于实际生活的印象进行有效的表现。角色游戏在实际构建过程中，能够对主题性予以体现。举例说明，可以设置爱心药房、快乐工地等诸多游戏内容，可将其称之为主题角色游戏。角色主题游戏，在当前幼儿教育过程当中是较为典型且常见的游戏。其他游戏在实际开展过程当中，可将其分为体育游戏、智力的游戏以及生活的游戏等诸多具有规则性的游戏。在实际构建过程中，会将规则作为中心，而现在的规则会有成人予以编制，大多会拥有具体的情节以及相应的实物，其他游戏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基于幼儿园音乐活动的实际游戏情况进行综合性的补充，由此制定具有一定弹性化的游戏环节。依照不同年龄段幼儿所具有的发展需求，以及班级的实际情况的具体需求，教师可以自主性的对实际的教学内容进行综合性的安排，进行统筹规划。在各种具有差异化形式的游戏开展过程中，教师可以进一步通过操作，使幼儿自主服务的功能力以及意识得以大幅度的提升。由此可见，学校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为幼儿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材料，使幼儿能够获得更加多元化的服务机会，同时，需要进一步的使教师准确的对幼儿绩效引导及帮助。角色游戏“快乐工地”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幼儿会带上安全帽进行开工，并且会与其他同学对今天上班中所具有的任务予以制定，而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对幼儿游戏中所做的各类作品进行有效的记录，并且在分享过程当中对作品予以出示。由此，能够充分的在积木构建的游戏过程中，使幼儿对劳动者的辛劳以及工作的神圣性予以体会，使其在具体的合作构建过程当中，能够形成更为优质的合作意识，并且形成为他人服务的综合意识，使幼儿获得更加全面的成长。

2.3进行户外活动，提升学生的创造能力

为了进一步使幼儿获得更加多元化的空间，并且使用能够获得更加高效的活动时间，参与到具体的游戏中。幼儿园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需要对各类户外的活动进行有效的开展。室外活动在开展过程中，是指幼儿班级教学室内以外的各类活动。室外分区在构建过程当中可将其具体细分为涂鸦区、野战区、种植区、拓展区等诸多内容。在实际的创设专用教室构建过程中，可以拥有生活操作室、科学探索室以及办公室等诸多内容。在实际构建过程中，学生的创造能力与动手能力具有着较密切的现实联系，教师需要进一步的帮助幼儿激发其创作欲望，并且提升其创作灵感，充分的使空间与平台得到有效的构建，使幼儿能够进一步的对自我予以解放，接近大自然，拓宽其视野。

3结语

第4篇：教育类劳动合同范文

关键词 职业教育；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1-0049-04

一、引言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定的就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必由之路。为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华东区域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包括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五市在内的江苏苏北地区、安徽、山东是华东的经济洼地，也是华东农村劳动力转移任务最重的地区。职业教育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紧密，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人力资本配置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化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的研究，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策略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对职业教育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杜睿云、安树伟（2012）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在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方面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了比较，归纳出职业教育具备应用性、灵活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提出了“契合农村劳动力成长特点、降低受教育者成本与风险、满足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需要等方面都具有很大比较优势”的理论观点，并据此指出职业教育可以成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教育补偿的有效方法[1]。李敏（2015）分析了苏北职业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三个保障”“四项建设”“五个统筹”等相关策略[2]。阚大学，吕连菊（2014）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克服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职业教育促进了中国城镇化建设，推动中国城镇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升级[3]。

另一个领域是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提升路径方面。唐瑾（2014）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就业压力出发，分析了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机理，并从宏观制度和具体策略两个层面提出了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4]。马建富（2014）从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困境的角度提出了职业教育制度配置和政策创新的培训策略[5]。

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多基于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方面进行理论突破，多基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方面的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以华东六省一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数据为样本，整理和收集2003―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给予实证分析，得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判断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平稳时间序列中，如果变量（A，B）之间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则需要判定是变量A的变化引起了变量B的变化，还是变量B的变化引起了变量A的变化，或者是两个变量A、B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统计学意义上可以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判定因果关系的方向，从而判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变量是果，或者互为因果关系。

从上述对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对一个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时有一个前提条件，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所以首先要对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可看出本文中的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的，这时需要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随机性趋势，即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判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二）数据来源和说明

采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招生人数这两个变量表示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和成人中专几类学校的数量之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也为这几种院校的招生人数之和；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数据从华东六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中获得。其中，职业教育规模用职业教育部门费用支出代表，收录于我国华东六省市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中的教育统计，职业教育及培训人数的数据获得于华东各省市教育部门和农业部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来源于华东各省市农业部门。

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对职业学校的数量、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取自然对数（Lsc：代表职业学校的数量，Lst代表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Lmp代表劳动力转移人数）。为了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实证检验导致的虚假回归问题，先对统计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Lsc、Lst和Lmp的水平值都没有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当对三个变量取一阶差分后，各变量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可以判断三个变量皆为一阶单整变量。这样变量之间就可能具有稳定的协整关系，为进行下一步检验提供了可能性。

2.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从表2的Johanson 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Lsc，Lst 和Lmp 在1%显著水平和5%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和最多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而在1%显著水平下接受了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职业学校的数量、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存在协整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确认。首先，对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3给出了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承认了职业学校的数量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格兰杰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不是职业学校的数量的格兰杰因，即职业学校的数量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其次，对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4给出了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承认了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格兰杰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也是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格兰杰因，即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职业教育规模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促进作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产生积极影响；反过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也会促进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

首先，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扩大，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增加，从而使得农村劳动力能够更好地获得就业准备知识。这些就业准备知识包括相关工作岗位的基本知识、专业知识和必要的安全知识等，就业准备知识对农村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职业学校的数量增加，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相关知识更全面，可以更好地适应各种职I需求，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从而转变为市民。因此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市民这一过程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会增加需要获得相关知识的需求，而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就需要扩大职业教育规模，这时主要是促进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增加。而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对于获得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更好地融入市民生活。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更多种类的职业学校就会发展起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就促进了职业学校数量的增加。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促进了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

三、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水平策略

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产生了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便捷、准确的方式，同时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对于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镇化进程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考虑到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华东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进程中，要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作用。

首先，各地政府要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体制的投入。在思想上要有前瞻性，通过政策的及时跟进，对各类职业教育与培训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实施严格的监管与评价体制，“完善和推广第三方监管机制，切实将监管政策落到实处，加强对培训资金使用、培训内容及培训满意度、培训师资等多方面的监管”。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完善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制度，加大职业培训补贴政策落实力度，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培训和取得技能证书的积极性。第三，各地政府还要积极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宣传工作，提高他们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积极性与意愿。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渠道，宣传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培训以及创业培训的相关政策；大力宣传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和创业的典型案例，报道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好处，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氛围。

（二）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各地政府要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软硬件投入。在硬件方面，要加强教育与培训基地建设，提供强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硬件设施。各地要利用现有的职业院校、各街道社区、工会、妇联等各类培训资源，改造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示范基地，各地政府要主动承担培训任务，购买培训需要的各类设施设备，提高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软件方面，要开发适合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内容，根据转移劳动力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开展多形式、多样化的培训。坚持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等形式，通过课堂教学、电视广播教学、网络课程、移动端微课等教育方式，全方位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

（三）提倡多主体协同机制

第5篇：教育类劳动合同范文

一、《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立法的必要性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历经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是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法律制度，其既具备了实体法特征，也具备了对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犯罪人员决定劳动教养的程序设置。从其性质来看，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将其规定为行政处罚，但是其处罚的严厉程度有时候又超越了刑事处罚中的拘役、管制以及部分短期的有期徒刑，它既可以适用于违法行为，也可以适用于轻微的犯罪行为，实际上同时具备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完善，劳动教养制度也逐渐暴露出其方式简单、自由裁量空间极大、手段严厉等固有缺陷，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已经成为必然。

但是，在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的今天，已经出现了其原有的处罚对象无法可依，无法可罚，尤其是各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惯犯等，只能够与其他普通违法行为人一样，实施最高1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但是对于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其实施的违法行为已经接近刑罚的行为人而言，这样的处罚已经不能够实现对其过罚相当的原则。大多数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在接受了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后，依旧会继续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废除了劳动教养之后的行政处罚，已经远远不能够实现对这类人的惩罚和教育作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作为替代劳动教养制度的较优选择，将必然进入立法进程，弥补这一法律空白。

二、《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原则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作为一项替代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其必然要矫正劳动教养制度的种种缺陷，遵循下列法律原则。

（一）遵循宪法原则

劳动教养制度最大的缺陷就是实施了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但却仅仅只是一个由国务院颁布的文件，而非经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法律。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在立法时应当明确其法律属性，更正劳动教养制度长久以来性质不明的漏洞。《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性质，根据该法面对的对象和处罚的期限、手段等，应当明确为行政处罚。因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一方面的对象是给予一般行政处罚偏轻，但又不够刑事处罚的这类群体，一旦行为人触犯了刑律，将按照刑法给予刑事处罚，不属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处罚范畴；另一方面该法应当发挥教育、矫治、惩罚三重功效，并侧重教育、矫治功能，不像刑罚是侧重惩治犯罪的手段，更不是一种具有临时性的行政措施或行政强制措施，因此将该法定位于行政处罚是较为合适的选择。

（二）遵循适度性原则

从实践操作中看来，现有的劳动教养制度在过与罚之间的裁量过于简单划一。劳动教养制度几乎包括了所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种类，凡是故意实施了一定违法行为，但是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均可以纳入劳动教养的范围内。但是如此多种类的违法行为却只有一个量罚标准――“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这样笼统的量罚标准很难体现出过与罚之间应有的适度性原则，也使得量罚既不均衡，又不合理。同时这样笼统的裁量标准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难以定夺的问题，甚至出现乱决定劳动教养期限的现象。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在立法过程中应当遵循适度性原则。其对象应当限制于两年内实施三次以上（含三次）同一种类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并针对违法行为性质、违法次数的多少、违法程度的轻重以及造成社会危害的大小等等，在均衡合理的范围内，综合考虑其教育矫治的年限，建议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期限最长不能超过一年，如有经教育矫治后仍不能够实现远离违法犯罪的目标的，最多可以再延长半年。这里并不是说在立法中要彻底消灭自由裁量权，而是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细化裁量标准，限制自由裁量权，杜绝原有劳动教养制度“一锅端”的现象出现。因此，《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既应当尽可能地细化裁量标准，但同时也应当赋予决定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予以区别对待各种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以便更好地实现该法的适度性原则。

（三）遵循程序正当原则

劳动教养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一直以来都缺乏外部监督。劳动教养名义上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实际上现如今的劳动教养案件，从调查取证到审批决定全部由公安机关独立负责完成，检察机关虽然也负有监督公安机关工作、检查劳动教养案卷的职责，但是从实践中看来，检察机关也怠于行使其对劳动教养案件的监督职能，一般公安机关向其送交劳动教养决定书后，就没有后续的监督检查工作。由此导致了劳动教养案件办理不透明、不公开，任何公安机关无法移送起诉，而采取治安管理处罚又嫌过轻的案件，均采取劳动教养的形式。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应当纳入决定教育矫治的办理机关、决定机关、监督机关，改变原有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一家独揽的情况。建议由公安机关作为办理机关，由法院作为决定机关，由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公安机关承办各类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案件，负责证据的收集、违法事实认定、前科材料收集等，在符合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情况下，应将案卷直接移送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简易程序开庭审理，人民检察院应对案件全程履行监督职责，公安机关在必要时也应当出庭作证，最后由人民法院决定教育矫治的期限和方式。这样加入外部监督，可以保证案件办理、决定的公平、公正，摒弃了一个机关从办案到决定全权独揽的弊端。

三、《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立法中应加以考虑的新手段、新方式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在考虑教育矫治手段时，也应根据违法行为适用不同的手段。

根据劳动教养制度的实践情况以及我国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的幅度，当违法行为较重时，教育矫治的年限最多不能超过一年，且应当采取集中矫治的方式；当违法行为较轻时，应当可以采取开放式的教育矫治方式。这两种教育矫治方式可以分开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一）可以选择采取集中矫治的方式

采取集中矫治应当改变劳动教养以限制人身自由作为唯一惩罚的方式，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侧重点应当在教育和矫治方面，限制人身自由是对违法行为人采取教育、矫治的手段之一，其目的是使违法行为人能够在一个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氛围内，受到教育，受到对其违法行为的矫治，而不是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基础上，对其采取种种惩罚措施。

集中矫治的场所应当采取军事化管理方式，能够保证被教育矫治人的正常作息，不应当像劳动教养场所和看守所、监狱等场所那样建设管理，由于被教育矫治人员需要得到的是思想认识上的教育矫治，应当像建设寄宿学校那样来规划集中矫治的场所。集中矫治场所应当配备有能够教授专业劳动技能的教师，具备有能够进行劳动技能实践的场所和相关器械。要有能够让被教育矫治人享受充分休息权利的干净卫生整洁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应当有专门的娱乐活动场所和图书馆，不应建有高墙、高压电网等设施。被教育矫治人应当在一个活泼、积极、正面、向上的氛围中，受到教育矫治，应当与被剥夺人身自由被羁押的情况区别对待。

在教育矫治期间，如果被教育矫治人需要回家探亲或者有重大事项需要离校，在其申请后符合条件的，应当予以准许离校，不应采取过多的限制。可以对被教育矫治人采取安排适当劳动的方式来矫治其不劳而获的不良习气，被教育矫治人的各项合法权利应当受到保障，并享有正常的劳动和休息的权利。

采取集中矫治的被教育矫治人，一旦能够掌握一定的谋生技能，并且在思想矫治方面表现较好，达到教育矫治的目的后，应当及时对其解除集中教育矫治，改为开放式教育矫治或者彻底解除教育矫治。

（二）可以采取不集中矫治的方式

开放式的教育矫治方式，针对的对象是违法行为较轻的行为人，或是集中教育矫治后，表现良好、思想认识达到一定标准的被教育矫治人。

第6篇：教育类劳动合同范文

关键词：生产劳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演变；反思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2

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贯彻“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时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公益社会劳动

主要是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绿化学校和街道、在实习园地工作等，以此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曾经掀起了“红专问题”与“参加体力劳动”的辩论，引出“参加体力劳动是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等争论，并使得大学生纷纷走出课堂，在公益劳动中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

（二）勤工俭学

随着报刊、杂志发表的大量宣传勤工俭学文章，勤工俭学活动在高校开展起来，形式主要有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劳动、基本建设工地和运输业的劳动、校内外的服务性劳动和工业生产劳动等。[1]

（三）校办工厂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和《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大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一切有条件的大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高校六十条”中还明确规定校办工厂必须安排学生劳动，并规定了学生每年参加劳动的时间。由此，校办工厂成为这一时期学生进行生产劳动的另一种形式。

（四）大炼钢铁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形成了全民炼钢的高潮。同年9月26日《山西日报》的社论《以钢为纲大搞教育革命》，号召教育也要以钢为纲。与此同时，全国普遍停课，有的高校还建立起小炼钢炉、小炼铁炉，各地高校师生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

反思这一时期的生产劳动形式，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我们党非常重视劳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的作用。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钱俊瑞就提出，为了有效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应当把学习与参加劳动生产等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大的成效。通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2]其次，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上，还存在劳动过多、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直接影响到高校教学的质量以及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党逐渐认识到摆正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的重要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纠正高校师生在生产劳动上过多、过长的问题。

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过程中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半工半读、半农半读”

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被当作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3]“就是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一种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4]形式主要有：隔周轮换、隔双周轮换、隔三天轮换等办法，后来还补充了“四四制”的形式，即“四小时工作，四小时读书，这是厂校完全结合的”，“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5]高等学校是半工半读试验的重点，有的通过厂（农场）校合一的途径实行半工半读；有的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确定大学的办学方针为“两个结合”，即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有的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者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者半耕半读的学校。截止到1965年底，全国66所高等农业院校中，已经试行半农半读的37所，半农半读学生数占在校学生数的15%。[6]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一时期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一律称为“四清”运动。[7]自浙江省委组织1963年大学毕业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从1964年冬季开始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分批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高等学校理工科师生从暑假起分期分批参加“四清”运动。有的高校利用原定当年的劳动时间、社会调查时间进行，有的高校利用两年的寒暑假时间进行。

反思这一时期的生产劳动形式，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校是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试点产物，“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办学方式，在当时被认为是培养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最佳方式，代表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9]究其实质，一方面带有浓厚的“左”的指导思想色彩，过高地估计了当时高校尤其是文科院校所受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严重，错误地认为文科毕业生将来会掌握国家的上层建筑，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另一方面，在这场由高校文科生为重点、理工科生后来也加入进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采取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形式，促使大学生积极参加实际斗争和生产劳动，在实践中提高了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

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末，在“”中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七・二一工人大学”里的“两化”

“七・二一工人大学”源自1968年7月21日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段话：“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0]同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各地纷纷效仿。至1976年7月，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增加到一万五千多所，学员发展到七十八万多人。[11]“七・二一工人大学”被当作实现“两化”的重要途径，即：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按照规定，整个大学期间，学员既要进行脱产学习，又必须定期回到车间参加劳动。

（二）朝阳农学院的“几上几下”

反思这一时期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无论是“七・二一工人大学”里的“两化”，还是朝阳农学院的“几上几下”，都带有深深的“”时期的历史烙印。首先，它们与这一时期“开门办学”的教育思想相吻合。早在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七名学生给中央和的信，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提出“学生每年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13]同年底，中共中央指示，认为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1968年底《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第五期发表的调查报告《“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提出农业院校要统统搬到农村、要从“土专家”中招收、教学内容要联系各地区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从1969年起，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全国各级学校以“五七指示”为纲领，组织师生下厂、下乡参加劳动，实行“开门办学”。生产劳动，成为转变学生思想的主要手段。其次，它们最终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负面影响。“七・二一工人大学”“不是什么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无产阶级的工具。它首先是政治大学。”[14]最终沦为破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在学习朝阳农学院经验的过程中，朝农经验被散布为“大学就是大家来学”、要把各类大学办成“政治大学”等谬论，一些农、林、医、师范等类院校纷纷迁往农村，或建立分校、教学点等，不少农林院校几经搬迁，一些工科院校也在农村建立分校，不仅耗费了大量物资和资金，而且大批校舍被占、大量图书和仪器等设备被毁坏，造成很大损失。

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至今，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以知识服务社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教育部号召大学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群众和社会服务，“只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才是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唯一正确道路”。[15]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级各类学校把组织学生适当参加一定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各地高校掀起了“以知识服务社会”的多种劳动形式，例如，清华、北大等首都14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利用暑假期间，组成“好儿女志在四方参观团”；南开大学团委组织学生利用寒假期间开展“让南开校徽在祖国各地闪光”的为民服务活动；辽宁省各高等院校组织大学生开展“把知识献给人民”的活动；上海高校发起大学生勤工助学活动，鼓励大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为社会提供技术性劳动服务；有些高校激励大学生结合自己所学专业，积极进行自主创新创业；还有些高校积极组织学生到社会企事业、部队、农村或机关服务社会。

（二）社会实践基地

社会实践是促进理论与实际、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有效途径，高等学校把劳动教育、军政训练等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既重视课堂教育，又注重引导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这一时期，部分高校开展了“社会实践周”活动，更多高校与社会企事业、部队、农村和机关共建了社会实践基地，积极探索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与服务社会、与勤工助学、与择业就业以及与创新创业等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引导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接受教育，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反思这一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肯定课堂教授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主要环节和基本形式的前提下，仍然强调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必要性。不过，相对于此前的劳动形式而言，这一时期的生产劳动已经抛开单纯的体力劳动形式，更强调学生结合自己所学专业来服务社会。同时，为了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继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时，提出了“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把生产劳动作为社会实践的形式之一，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一起纳入教学计划，并在争取和借助社会各种教育力量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实践教育基地，为包括生产劳动在内的实践活动形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不过，如何在新世纪新阶段充分发挥包括生产劳动在内的社会实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既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理论难题，更是一个急需解答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4][12]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467-468,470.

[2]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857.

[3][5][6][8][9][1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372,388,383,378,372,403.

[7]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版社,1991:470.

[10]建国以来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05.

[11]石云霞.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史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92.

第7篇：教育类劳动合同范文

关键词 马卡连柯 劳动教育 现实意义

安・谢・马卡连柯（1888―1939）是苏联早期的教育家和作家，他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的同时，还勤于著述，撰写了许多教育著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劳动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分析马卡连柯的劳动教育思想，以期对现代儿童劳动教育有所启示。

1马卡连柯劳动教育的意义和作用

在马卡连柯关于劳动教育的论述中，他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来讨论劳动的教育意义，其教育著作《儿童教育讲座》中就提出了劳动教育的价值：“正确的苏维埃教育如果不是劳动的教育，那是不能想象的。劳动永远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创造人类生活和文明幸福的基础。”劳动教育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教育能使儿童了解劳动的必要性，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养成劳动的习惯。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儿童会养成劳动的牢固习惯，产生对劳动的兴趣，会把劳动当作表现其人格和才能的主要形式，形成劳动最光荣的价值观，养成儿童热爱劳动的情绪情感。

（2）劳动不仅可以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提高儿童的劳动能力，还可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劳动可以使儿童手脑并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促进智力的发展，在劳动的过程中，儿童能感受到我能帮助别人，但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形成初步合作的意识，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

（3）劳动教育的最大价值体现在儿童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儿童在劳动的过程中，通过为自己或者为他人的服务，或是体验参与他人劳动的境况，有助于儿童获得自我存在的价值，培养责任感，增强自信心，从而进行自我肯定，自我发展。对儿童开展适宜的劳动教育，还能培养儿童珍惜劳动成果，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质。

2集体劳动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形式

马卡连柯认为学校是开展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在所有的教育实践中，马卡连柯把劳动教育和集体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他把“通过集体” 、“ 在集体中” 和“为了集体”而教育的思想广泛地运用到劳动教育之中，因为他认为，组织一个良好的集体是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正是在集体组织中进行分工和协作，把劳动教育与集体教育结合起来，才能使每个成员都能做到热爱劳动，关爱集体和他人，发现集体力量的伟大，体验个人的价值存在，养成珍惜个人和他人劳动成果的习惯。反之，如果没有集体，就没有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儿童也不能更好地感受个人价值和集体存在的意义。

如果说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学校，那么劳动教育的重要辅助则是家庭。马卡连柯十分重视儿童的家庭劳动教育。他曾指出：“在教育自己儿童的工作中，父母永远不应该忘记劳动的原则……正是家庭的劳动锻炼，对于人们未来的熟练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家庭里获得了正确劳动教育的儿童，以后就会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专门教育。”马卡连柯认为家庭劳动教育与儿童未来的工作技术有密切关系，即能否进行合理的劳动教育会影响儿童未来熟练技术的获得。因此在家庭里获得了正确劳动教育经验的儿童，在未来生活中就能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专门教育。如果儿童期在家庭里没有接受任何劳动经验的儿童，虽然以后他会接受相应的教育机构的教育，但他也不会获得很好的熟练技术，还可能会面临各种失败，可能会成为不合格的工作者。所以家庭是儿童劳动教育的重要辅助场所，对儿童劳动教育观念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马卡连柯劳动教育思想对儿童劳动教育的启示

3.1一日活动中贯穿劳动教育

儿童的一日活动中有专门的教育活动、游戏活动和生活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我们可以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劳动教育，比如在相关的语言领域、社会领域，我们可以直接提出相应的劳动态度和劳动技能的培养目标，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地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在游戏活动中，可以采取游戏的方式开展劳动教育，寓教于乐；儿童还可以参与环境创设体验劳动的乐趣。在生活的各个环节，都充满了劳动教育的契机，在日常生活中，贯穿劳动教育，能提高儿童的自我服务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能体会到为他人服务的价值感，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

3.2重视家庭中的劳动教育

目前，因为独生子女家庭较多，家长较重视儿童早期智能教育，身体健康教育，但却普遍忽视了儿童的劳动教育。儿童时期是劳动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家长的劳动行为可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形成爱劳动的习惯。家长可借鉴马卡连柯的思想，正确认识劳动教育的意义，合理利用家庭教育的优势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让儿童做力所能及的事，使家庭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

3.3注意劳动教育与品德教育相结合

马卡连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特别强调在对儿童开展劳动教育时应当进行相应的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的教育，让儿童通过劳动感受对错、美丑、善恶，促进儿童精神的成长，从而体现儿童劳动所蕴含的教育性，发挥劳动的教化作用。比如，在语言领域活动中，可以通过讲故事让儿童了解劳动创造了人类并推动人类进步，对待劳动要诚实，有社会责任感，不管事大事小，都要认真对待；在音乐活动中，可学唱《劳动最光荣》，理解劳动的光荣与伟大；鼓励儿童自己的事自己做，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参考文献

第8篇：教育类劳动合同范文

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中的劳技教育，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还及时调整劳技教育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目的是使其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与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及时发展变化。国际上中小学劳技教育课程发展的总趋势是：课程目标向以基本技术教育为主线转移，课程内容中提高现代科学技术含量，很多国家已把信息技术作为劳技课程的必学项目；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创新意识和技术实践能力。例如，英国从1990年开始，从小学一年级至初中开设“设计与技术”必修课；法国从1985年开始在中小学开设“科学与技术”必修课；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从小学起至中学开设“工艺”必修课，1999年开始，在教学计划中又增加了“劳动培训”和“制图课”。我国香港地区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也已把“技术”纳入中小学的主要学习范畴。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实施中小学劳技教育课程，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面向世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加强基本技术教育已成为世界性潮流的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反思。我国社会生产劳动从体制、结构、内容到方式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与技术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已经加入WTO，要在更广阔、更大的范围内与世界上科技与经济强国进行直接竞争，各行各业都需尽快提高劳动者的创新精神和技术创新能力。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我国现行的中小学劳技教育课程，不论在课程目标的时代性、课程内容的科技含量与先进性方面，还是在课程的实施、评价以及与之配套的师资培训、基地建设、仪器工具配备等方面，都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不足；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整体构建符合时展和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必须对现行中小学劳技教育课程进行深化改革。

二、树立“育人为本”的现代课程观

课程是社会历史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进行，人们逐渐深化了课程的本质和内涵，提出了“育人为本”的现代课程观。“育人为本”的课程观认为：“课程是由一定的育人目标、学习内容及学习活动方式组成的用以指导学校育人标准和引导学生认识世界、了解和提高自己的媒体。”这种课程观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吸取了各种课程观的合理部分，防止了各执一端、顾此失彼和产生片面性。正如廖哲勋先生所论述的：“根据课程产生、发展的规律，中小学课程设计应以育人为中心。其基本精神是，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出发点，把促进学生各项基本素质全面而各有特色的发展问题置于课程设计的中心，从而全面辩证地反映社会、知识、学生三因素对课程设计的必然要求。”这种“育人为本”的课程观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和素质教育的精神实质，是能指导我们构建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现代课程观。用这种课程观来审视中小学的课程体系，才能认识到在中小学课程结构中不可缺少劳技教育课程。

（一）社会发展需要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先后掀起面向21世纪的课程改革浪潮，其共性是“整个教育内容为适应社会科技文化进步和劳动世界需要而演变”；其共同特点之一是加强道德、情感和劳动技术教育；其目的不仅是对现代学校课程弊端的纠正，而且是为培养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课程结构的变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中指出：未来社会人口增长、科技飞速发展并日益深入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终身教育时代的学习期与劳动期将更经常地同时与交替进行：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始将技术和生产劳动结合进整个校内外活动之中，并成为课程整体设计中的内容。

另外，终身教育时代已经到来。终生发展需要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包括学习能力、职业能力、生存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我们知道，个体态度和技能的形成是不可能靠传授的，必须让学生从小就参加适时、适量、适度的体脑结合的生产与生活劳动和社会实践。21世纪是高度科技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文盲已不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不会使用计算机、不懂技术、跟不上科学飞速发展和技术不断更新的人。由于以上发展和变化，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内容也应有所发展和变化。因此，包含技术、劳动和多方面综合科学知识在内的，以培养学生态度和技能为主，可以有效培养学生技术创新意识和创造性动手实践能力的劳动技术教育课程，是社会发展需要的课程。

（二）学生发展需要

现代社会在信息传递、知识增长、技术创新、经济发展、职业流动等方面的变化速度越来越快。这些变化使学生将来的求职、生存和发展，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即学生的发展需要具有择业、竞争、创业和应变的意识与能力，要具有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足够的生存能力。

而且，终身教育时代的学习与劳动经常是同时或交替进行的。如果现在的学生不改变传统课程观下“死读书”和单一注重记忆的学习方式，不会在劳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也将不能适应未来社会自身发展和学习与工作的需要。

为使学生适应现代社会这些急剧的变化，就必须从小对他们进行了解和驾驭外在人造“工具系统”和构建自身内在“工艺结构”（态度、技能、意志、情感等）的劳动技术教育。

在学生亲身参与的与社会一般职业密切联系的劳动实践中，可使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天资和才能发挥的劳动项目及职业种类，从而能从小培养他们的职业兴趣、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个性特长。这些兴趣、特长和精神有助于他们将来的择业和创业。

另外，根据现代脑科学的有关研究成果，劳技教育课程与人脑功能开发也存在着密切关系。人的双手是“脑的器官”，手的操作要在脑的指挥下进行。少年儿童在生长发育期间，动手操作是其思维和感知觉形式的主要来源之一。用手操作的技术性劳动，可促使他们变得注意力集中、反应机敏、记忆增强和思维精确。多方面的研究已证明，少年儿童在物化自己劳动产品的精细操作中，有利于其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灵活而有机的结合，能够促进其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因而能有效地锻炼、提高和开发脑功能。由此可见，中小学开设劳技教育课程是学生发展的需要。

（三）知识发展需要

知识和技术的重要作用与地位，随着生产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日益显现出来。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已不再是传统中知识的概念，而是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涵义；已经突破认识和经验的范畴，进入实践和创造的领域。知识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和结晶，更是从事实践与创造的思想、工具与手段。知识的内涵已包含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全面反映。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西方学者提出了对知识“再概化”的观点和知识走向“世俗化”的理念。

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国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把人类迄今创造的所有知识分为四大类，即：事实知识、原理知识、技术知识、人力知识。上述前两类知识一般通过学习、传授就可以获得。而后两类则属于隐含性经验知识，蕴含着操作与管理的知识与能力，而且更强调其中的能力部分。它们需要在劳动实践中通过个体思维、行动、综合体验和内化才能真正获得。

知识的这种发展，使学生“学习最有用知识”的学校课程，自然也要随之变革和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课程内容跟上知识的发展，使学校课程跟上时代的发展，使课程加速对教育和学习进程进行改造；最终目的是培养出知识结构和人才素质结构都符合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劳动技术教育课程使中小学课程体系增加了实践环节，把劳动、技术和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打破了以书本知识为中心的学术理性课程体系；有利于培养学生获得上述第三类、第四类难以在书本文化课中获得的知识，还可促使学生在现实生活世界去理解、探究、创造和发展知识，显然，开设劳技教育课程，是知识发展的需要。

一、国内外劳技教育课程发展概况

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中的劳技教育，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还及时调整劳技教育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目的是使其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与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及时发展变化。国际上中小学劳技教育课程发展的总趋势是：课程目标向以基本技术教育为主线转移，课程内容中提高现代科学技术含量，很多国家已把信息技术作为劳技课程的必学项目；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创新意识和技术实践能力。例如，英国从1990年开始，从小学一年级至初中开设“设计与技术”必修课；法国从1985年开始在中小学开设“科学与技术”必修课；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从小学起至中学开设“工艺”必修课，1999年开始，在教学计划中又增加了“劳动培训”和“制图课”。我国香港地区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也已把“技术”纳入中小学的主要学习范畴。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实施中小学劳技教育课程，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面向世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加强基本技术教育已成为世界性潮流的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反思。我国社会生产劳动从体制、结构、内容到方式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与技术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已经加入WTO，要在更广阔、更大的范围内与世界上科技与经济强国进行直接竞争，各行各业都需尽快提高劳动者的创新精神和技术创新能力。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我国现行的中小学劳技教育课程，不论在课程目标的时代性、课程内容的科技含量与先进性方面，还是在课程的实施、评价以及与之配套的师资培训、基地建设、仪器工具配备等方面，都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不足；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整体构建符合时展和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必须对现行中小学劳技教育课程进行深化改革。

二、树立“育人为本”的现代课程观

课程是社会历史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进行，人们逐渐深化了课程的本质和内涵，提出了“育人为本”的现代课程观。“育人为本”的课程观认为：“课程是由一定的育人目标、学习内容及学习活动方式组成的用以指导学校育人标准和引导学生认识世界、了解和提高自己的媒体。”这种课程观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吸取了各种课程观的合理部分，防止了各执一端、顾此失彼和产生片面性。正如廖哲勋先生所论述的：“根据课程产生、发展的规律，中小学课程设计应以育人为中心。其基本精神是，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出发点，把促进学生各项基本素质全面而各有特色的发展问题置于课程设计的中心，从而全面辩证地反映社会、知识、学生三因素对课程设计的必然要求。”这种“育人为本”的课程观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和素质教育的精神实质，是能指导我们构建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现代课程观。用这种课程观来审视中小学的课程体系，才能认识到在中小学课程结构中不可缺少劳技教育课程。

（一）社会发展需要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先后掀起面向21世纪的课程改革浪潮，其共性是“整个教育内容为适应社会科技文化进步和劳动世界需要而演变”；其共同特点之一是加强道德、情感和劳动技术教育；其目的不仅是对现代学校课程弊端的纠正，而且是为培养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课程结构的变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中指出：未来社会人口增长、科技飞速发展并日益深入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终身教育时代的学习期与劳动期将更经常地同时与交替进行：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始将技术和生产劳动结合进整个校内外活动之中，并成为课程整体设计中的内容。

另外，终身教育时代已经到来。终生发展需要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包括学习能力、职业能力、生存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我们知道，个体态度和技能的形成是不可能靠传授的，必须让学生从小就参加适时、适量、适度的体脑结合的生产与生活劳动和社会实践。21世纪是高度科技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文盲已不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不会使用计算机、不懂技术、跟不上科学飞速发展和技术不断更新的人。由于以上发展和变化，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内容也应有所发展和变化。因此，包含技术、劳动和多方面综合科学知识在内的，以培养学生态度和技能为主，可以有效培养学生技术创新意识和创造性动手实践能力的劳动技术教育课程，是社会发展需要的课程。

（二）学生发展需要

现代社会在信息传递、知识增长、技术创新、经济发展、职业流动等方面的变化速度越来越快。这些变化使学生将来的求职、生存和发展，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即学生的发展需要具有择业、竞争、创业和应变的意识与能力，要具有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足够的生存能力。

而且，终身教育时代的学习与劳动经常是同时或交替进行的。如果现在的学生不改变传统课程观下“死读书”和单一注重记忆的学习方式，不会在劳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也将不能适应未来社会自身发展和学习与工作的需要。

为使学生适应现代社会这些急剧的变化，就必须从小对他们进行了解和驾驭外在人造“工具系统”和构建自身内在“工艺结构”（态度、技能、意志、情感等）的劳动技术教育。

在学生亲身参与的与社会一般职业密切联系的劳动实践中，可使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天资和才能发挥的劳动项目及职业种类，从而能从小培养他们的职业兴趣、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个性特长。这些兴趣、特长和精神有助于他们将来的择业和创业。

另外，根据现代脑科学的有关研究成果，劳技教育课程与人脑功能开发也存在着密切关系。人的双手是“脑的器官”，手的操作要在脑的指挥下进行。少年儿童在生长发育期间，动手操作是其思维和感知觉形式的主要来源之一。用手操作的技术性劳动，可促使他们变得注意力集中、反应机敏、记忆增强和思维精确。多方面的研究已证明，少年儿童在物化自己劳动产品的精细操作中，有利于其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灵活而有机的结合，能够促进其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因而能有效地锻炼、提高和开发脑功能。由此可见，中小学开设劳技教育课程是学生发展的需要。

（三）知识发展需要

知识和技术的重要作用与地位，随着生产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日益显现出来。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已不再是传统中知识的概念，而是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涵义；已经突破认识和经验的范畴，进入实践和创造的领域。知识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和结晶，更是从事实践与创造的思想、工具与手段。知识的内涵已包含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全面反映。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西方学者提出了对知识“再概化”的观点和知识走向“世俗化”的理念。

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国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把人类迄今创造的所有知识分为四大类，即：事实知识、原理知识、技术知识、人力知识。上述前两类知识一般通过学习、传授就可以获得。而后两类则属于隐含性经验知识，蕴含着操作与管理的知识与能力，而且更强调其中的能力部分。它们需要在劳动实践中通过个体思维、行动、综合体验和内化才能真正获得。

第9篇：教育类劳动合同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8-0023-06

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高等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协调不仅关系到大学生人生价值的实现，也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对社会发挥的作用以及教育作为振兴国民经济这一重要国策的实施。目前新疆区域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表面上表现为技能需求方式发生了变化，更深刻的是表现为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变化对新疆高等教育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影响。新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可以使新疆高等教育发展更好地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一、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分析

1.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人才就业状况分析

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所创造的工作岗位的数量，通常用就业弹性和就业效应来表示。由表1可以看出，新疆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就业压力较小。新疆劳动力市场对普通高校大学生的总体需求也高于全国水平。新疆和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弹性基本都大于1，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同时，新疆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弹性也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即新疆对大学生的需求缺口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近十来年，新疆增加的人口几乎都是劳动力人口，但是，就业人口数量却远远低于劳动力人口的增加速度（如图1）。从而使得新疆劳动力市场在供求总量上是一个供过于求、存在一定就业压力的市场。

由此可见，新疆劳动力市场总体就业存在压力，但对普通高校大学生的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

2.新疆高等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变化的关联分析

为了反映出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联程度，笔者选取了反映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指标：从业人员数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一段时间内的从业人员数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而高等学校的在校生人数是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重要反映。

表2显示的是新疆自2002年以来的相关数据统计。通过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关联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3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发展（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劳动力市场（从业人员数）的相关系数为0.964，统计结果反映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劳动力市场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分析表明，新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在逐步增加，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也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不断扩张，新疆高等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相适应。

3.未来新疆劳动力市场对人才资源的需求预测

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人才的关系时，不约而同地都借鉴采用了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进步。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借鉴武汉化工学院杜昭明教授提出的含独立人才因子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使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人才需求预测模型，对新疆人才资源需求状况进行短期、中期预测。为研究经济增长与人才需求的关系，预测人才需求，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改造，增加一个变量R为投入人才量，将上式改造为：模型中L为投入劳动量，为产出量；为技术进步水平；L为投入劳动量；K为资金投入量；参数和称为弹性系数，为Y对L的弹性系数，又称劳动投入弹性系数，为Y对K的弹性系数，又称资本投入弹性系数。表4给出了1991-2009年新疆经济发展及从业人员状况的统计数据。

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v-Fuller）检验法，利用EViews5，0统计分析软件，

通过Eviews5.0对上述变量LNY、LNR、LNK的进行检验，存在因果关系，即LNY是LNR变化的Granger原因，LNK是LNY变化的Granger原因。

利用样本数据结合SAS软件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线性化函数线性化方程Y=ALαKβARγeμ做OLS参数估计，得到以下回归方程：1nYt-lnYt-1=0.28696（1nRt-1nRt-11）+0.27369（1nKt-1nKt-1）

2t=3.61，VIF=2.69843，R=0.939，F=100.03，DW=2.03，IOA=0.108

可以看出，变量的显著性和方程的显著性极高，拟合优度也很好。方差膨胀因子Vlf=2.69843

将生产函数模型进行转换，得出人才需求预测模型为：

R=EXP（1nRt-1+（1nYt-1nYt-1）-0.27369（1nKt-1nKt-1）/0.28696）

运用上述系列模型对新疆2005-2015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才总量进行预测（如表5）。据预测结果2005年和2010年新疆人才需求量分别为137.9万人、186.7万人，与2005年及2010年新疆从业人员人员中大中专以上学历人数126.66万人、176.48万人基本吻合，说明该预测模型具有较高准确率。据预测，到2015年人才需求达247.1万人，占从业人员的30.1%，比2010年人才需求要增加60.4万，年均增长6.4%。以上预测结果的分析表明。为确保新疆经济快速增长，首先要扩大新疆人才数量，形成与经济增长需要相适应的合理人才比例，但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时期，对人才的质量要求则更加明显，就不能过于片面的追求人才数量的扩张而忽视了人才质量的提高，这样是不可能真正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的。

二、现阶段新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失衡分析

近年来，虽然新疆的GDP一直保持强势的增长，但对劳动力的吸纳总量一直表现疲软，随着近几年高校扩招的毕业生进入市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总量失衡进一步加剧。

1.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够深入完善。造成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匹配度差

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以及招生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等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并未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真正形成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面向社会进行资源交换、面向社会多渠道多元化筹措经费的新格局，进而使高等教育形成多形式、多类型、多层次的能满足社会各方面、各阶层需要的，能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和提供各种方式服务的开放性体制。政府主导的办学主体在新疆高等教育中占极大比重，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仍未能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和束缚。高等教育改革的滞后和不完善，造成了高等学校办学缺少时代特色、地域特色、行业特色和学校特色，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错位，相互失衡。虽然从长远来看，新疆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呈上升趋势，但在短期内却形成了区域的“教育过度”。如此一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不仅无法应对社会经济的进步反而还加重了就业的负担。

2.劳动力市场转型期高等教育科类结构变化滞后，相互失衡

新疆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失衡体现在不同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面临不同处境，因为新疆经济高速发展。人才缺口很大，总体上表现为“教育不足”：但新疆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局部的相对的“教育过剩”问题，有的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社会需求旺盛；而有的学科和专业毕业生则供过于求，出现过剩状况。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的存在较大偏差。

在“十一五”期间，新疆经济产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二、三产业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这对新疆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新疆高等学校对相关专业毕业生的供给却很有限，造成部分专业人才的紧缺。

此外，新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失衡。据新疆教育相关部门近几年统计数据显示，新疆高校专科毕业生总体上不到一半的就业率，专科、高职毕业生明显供大于求，本科生就业率低于70%，本、专科层次的人才出现“就业困难”状况。

3.新疆高等教育区域空间分布不均衡。形成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失衡

高等教育地域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失衡，高等院校多集中在自治区首府城市，如首府城市乌鲁木齐市有普通高校高等学校16所，拥有学生124467人，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区没有一所高等学校。造成经济发达、人才密集的地方接受毕业生多，出现高层次人才局部过剩，而经济不发达，人才稀缺的地区接受毕业生越少，出现人才严重短缺。地区性人才失衡的形成，从深层的原因讲，固然是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所致，但它与人才市场的二元分割以及高等教育信息不通畅也有密切的关系。

三、对策与建议

1.调整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适应劳动力市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劳动力市场所处的水平，通常是由产业结构的水平和生产技术的水平决定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就是随着第一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一方面新增劳动力主要涌向第三产业，另一方面第一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开始释放出来，逐步转移到高层次的第三产业部门就业。教育以其层次和类型实现对劳动力的甄别配置功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主要是指不同程度和要求的高等教育的构成状态，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结构。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以及招生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等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仍未能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和束缚。此外，高校分工不明、定位不清的现象依然严重。新疆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制度及院校类型应当更加多样化，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应具有不同的培养目标、模式与特色。近年来新疆高等职业院校、民办高校多种高等教育形式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普通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但是其培养目标定位模糊、办学同质化、师资力量弱、办学条件差、教学质量低的状况令人忧虑，培养出的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明显较弱。因此，在探索更加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办学形式的同时。也要注意对现有的多种高等教育形式进行改革完善，促使其找准在劳动力市场的目标定位，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

2.调整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适应劳动力市场由卖方向买方的转变

在中国具体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条件下，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不均衡，导致高等教育供给压力的加大及人力资源闲置，即所谓的“教育不足”和“教育过剩”。新疆经济高速发展，人才缺口很大，总体上表现为“教育不足”：但新疆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局部的相对“教育过剩”问题，如某些学科、某些专业毕业生的社会需求少，就业很不理想，这种情况说明劳动力市场正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在买方市场中，大学生就业需由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而高等学校则只有培养出“适销对路”的人才产品，才会赢得劳动力市场的青睐。为了培养新时期新疆急需的各类高层次专业人才，各高校应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变动，准确地做好人才需求预测，并综合考虑多方面的现实因素对专业结构进行适时的调整，以培养出适销对路、宽口径、厚基础量强、办学经验丰富、教学资源充实等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革课程体系，加大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升、改造传统学科专业的力度，实现新的发展。应大力发展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应用型特色学科专业。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应用型专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然落后于新疆经济社会对高层次应用性特色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新疆高等院校应立足地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特色，合理调整和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积极开设面向地方经济的应用型学科专业，为地方经济输送各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

3.建立高等教育市场化评价与反馈机制，增强与劳动力市场的动态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