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精选(九篇)

第1篇：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范文

关键词：家庭劳动；服务自我；激励实践

劳动实践活动是对小学生优良道德品质培养的一种基本途径。目前以学校为主体的小学生劳动实践活动已广泛开展，学校的劳动技术课也参与其中。但是实际中的家庭劳动实践却未被引起足够重视。

现在家庭独生子女较之上代人有相当的优越性，有的不是独生子女的也是留守儿童，家庭大多成为小学生成长的“温床”，长期以来，他们娇生惯养，劳动观念差，动手能力弱，劳动意识淡薄，劳动技能低下，有不珍惜劳动成果的不良倾向，使学校劳动教育在家庭中丧失功能。因而就必须彻底治理家庭劳动实践这一死角，进行家庭劳动实践可以从以下方面去做。

一、培养学生的自理能力

在家庭劳动中要让学生自我服务和自我保护，从这种自我服务中加强劳动锻炼，对小学生进行生活自理的培养，使学生养成“自己的事自己做”的良好劳动习惯，老师找家长要通过这种教育进行评比、分析，随时加以指导。

二、学习家庭劳动技能

家庭劳动的技能，首先要教给小学生一定的家庭劳动基础知识，如编织、做饭洗衣、房间打扫、室内布置等；再者学校组织学生学习，要选定学习内容，上好专门的劳动辅导课，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家庭劳动环境，让学生自己动手。

三、给学生劳动时间

学生在家不要像小皇帝那样“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方面，要让学生能在劳动中有空间，家长与学校要为这些孩子制造点儿难题，面临难题时让学生自己独立去处理，让学生自己在劳动空间里学习到技能，以不断来完善自我，养成家庭的事情争着做的好行为；另一方面，脑力劳动为家长提供财政开支，如房子的布置、家庭动物养殖，家长给予一定的支持，这样既能使孩子有一个爱劳动的习惯，同时也为家庭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四、激励学生的家庭劳动行为

巩固家庭劳动效果的有益方式必须采用学校与家长相结合的评价方式，以克服学生娇生惯养的不良现象。（1）给孩子一种奖励。在家做得好的学生，学校评出“孝心孩子”，授予称号或奖品。对在家没有完成任务的或者做得不好的学生进行批评。（2）组织学生分组到家进行比较评比，对不学或消极参与家庭劳动的学生适当地给以批评，以纠正劳动行为的偏差，警惕学生的懒惰行为。

第2篇：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范文

论文摘要:对河南省农村成人教育水平的调查分析表明，目前农村成人教育基础薄弱，农民整体素质低下，受教育水平不高。因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将继续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切实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这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中新农民继续教育现状调查》课题组在河南省17个地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河南省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和定量分析，旨在调查清楚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的现状，探讨出对农民继续教育的新模式，为河南省有关部门领导为新农村建设决策提供第一手原始材料。

一、数据整理和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教育现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次调查采取了多阶段抽样调查。第一阶段抽取地市中17个县市；第二阶段抽取17个行政村；第三阶段在抽取的行政村中，实行等距随机抽样，共抽取有效样本698个，构成了这次调查分析的主体。调查数据显示：我省农民整体受教育的水平不高。在接受调查的460户家庭中， 27.3%的家庭中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高为小学，55.2%的家庭为初中，14.7%的家庭为高中，2.1%的家庭为中专，0.6%的家庭为大专。家庭人口平均数为4.19人，由此可以推断出每个家庭中劳动力一般在2人或2人以上，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一般来说比较低。

1.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职业选择的影响

调查数据显示，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职业选择机会增加，从事的职业明显呈现多样化。在问卷中我们列出了10个职业，包括种植业、家庭加工业、养殖业、社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工业、其他职业等。劳动力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家庭，从事的职业分布在种植业、养殖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初中水平的家庭从事的职业有8个；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家庭从事的职业有10个。这表明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知识和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而且为职业的重新选择提供了可能。同时，随着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从事种植业的比例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2．对经济收入来源的影响

通过建立受教育水平与主要经济来源的交互分类统计数据显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现状影响着农村

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和小学以下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比较单一，随着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呈现多样化趋势，并且主要经济来源分布相对比较均匀。同时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种植业收入所占的比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劳动力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和小学以下的、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占到57.8%，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的家庭以种植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为37.6%，高中及以上的家庭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为22.4%。以企业的工资收入、养殖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随着其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3．对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影响

通过对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年收入、月支出作Eta系数的相关分析，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月支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通过了F检验，说明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均年收入就越高，人均月支出也就越高，家庭的整体生活状况良好。

4．对家庭生活状况的影响

对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该家庭在本村的生活状况作Gamma系数分析，呈现显著的强相关关系，并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在本村的生活状况就越好。

（二）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

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农村工作和生活前所接受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实际上他们一旦进入农村工作和生活，这种教育就基本上与他们脱离，而离开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再教育，主要是通过农村成人教育来完成的。

目前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如何？在问及“村里有没有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时，在被访问460户家庭中，8.3%的家庭认为“经常搞，主要是文化教育”，6.6%的家庭认为“经常搞，主要是技术教育”，两者合计共有14.9%的家庭认为村里经常对农民进行文化或技术教育；20.6%的家庭认为村里针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很少搞”；32.6%的家庭认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是“做样子”；32.2%的家庭认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从未搞过”。这表明基层组织对农民的教育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将这项工作作为日常工作来抓。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而这项工作的开展显然不到位。

另外对村民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农村缺乏专门负责对村民进行教育的机构和组织，在村级基层组织一般只有这样一个职务——农业技术人员。然而在问及“村里有没有农业技术人员”时，在被访问的460户家庭中44.1%的家庭认为“没有”，有11.2%的家庭认为“不知道”，只有44.7%的家庭认为“有”。这说明农技员在农村并未真正起到推广农业技术的作用，因而导致其影响不大。从农村访谈中我们发现，农技员并没有什么实际工作。这一点在对知道有农技员的家庭调查中可以得到反映：35.9%家庭认为，农技员“从来没有向他们推广过农业技术”，另有18.6%的家庭认为“有，只不过是做样子”，有26.8%的家庭认为“有，但不多”，只有18.7%的家庭认为“有，很多”。对于农技员推广农业技术的问题，在对农村家庭了解农业知识主要途径的调查中也可以得到较好的回答。只有21.2%的家庭认为农业技术来自于“农技员的推广”。村级基层组织未能履行好自己对村民的教育职能，导致对村民进行教育的途径产生断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发展。

最后在问及有没有必要进行这些教育时，村民给予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在被访问的460户家庭中，88.6%的家庭认为“非常必要”或“有必要。农民非常渴望能够接受多种形式的教育，也非常希望有关部门与单位送科技下乡，传授农民急需的农业科技知识。

二、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社会变迁

国际成人教育协会秘书长罗杰斯指出，成人教育是现在教育面临世界性危机的一部分。而对于我省的农村成人教育而言，占全省人口70%强的农村教育以及对潜在和现实的农村劳动者教育的实施和保障等方面的“危机”和“忧虑”，并没有融入现有的、主流的教育危机与忧患意识之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成为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就业模式的改变，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技术的进步，都大大加速了农村社会变迁的进程。每个人都必须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参与社会，参与社会的全面服务。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里，农村成人教育在农村社会变迁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将直接推动着农民这个主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促使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是传播和教育。社会变迁有三个阶段：发明、传播、取得成果。发明是指新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传播是把新思想传送给社会广大成员的过程；取得成果是指采用或者拒绝这种成果，从而引发的社会系统的变迁。

农村成人教育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推动，社会提供可供选择的教育途径；二是农民必须有较强的受教育意识；三是对教育的投资。教育的投资是前两者实现结合的关键。西方学者一般用恩格尔系数来测定人们的教育投资需求，当恩格尔系数低于40%时，受教育者才有强烈的要求进行教育投资，而2006年，我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8.6%，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并没有较强的教育投资意愿。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基层组织应将对农民的教育放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来认识，切实转变作风，实现村民自治所规定的内容。切实将对农民的教育与传播实用技术结合起来，力求获得实效，不走过场，使之对贫困人群产生吸引力，再逐步过渡到对农民的全面教育，使乡村社会成为农村实施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

参考文献

[1]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就河南怎样就怎样建设新农村答记者问 GOV.cn，2006.3.5

第3篇：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范文

[关键词]农村弱势群体教育培训

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是构建和谐社会中最不和谐的一个音符。在公平成为社会发展大趋势的今天，农村弱势群体却依然面临严峻的不公平。论文百事通农村弱势群体一出生便被赋予不平等的社会出身和自然天赋，这些差别他们不仅不能加以选择，而且还将对他们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生活于贫困中的他们，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缺少向上的动力；经济的贫困，导致他们缺少受教育的机会；文化技术层次低下，使得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处于社会的低位上；这种职业和地位使得他们更为贫困。低社会资源——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低社会资源的恶性循环是农村弱势群体贫穷的主要表现。

一、农村弱势群体的解读

农村弱势群体是指由于各种资源和机会的不利，而在经济收入、发展机会、社会地位、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的劳动者所构成的相对落后于社会发展先进水平的农民群体。资源的不利不但体现在经济利益上处于劣势，还体现在权利、信息、能力等诸方面存在不足。有统计数据表明，2002年我国农村弱势群体有8752万人，他们不具备学历教育、职业技能、社会关系、家庭出身、年龄等方面的任何优势，与权利、热门行业几乎无缘，他们的基本生活处于温饱线上下，有的甚至生活都难以维持。

“弱势群体”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救济、扶助的工具，而是弱者追求社会公平，争取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平等权利的一个坚强武器。弱势群体的产生，是对社会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贫困差距”现象不满的表现。关注弱势群体，实质上是对社会分化状况的一定程度的接受和正视。

二、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及培训现状

由于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行、不平等，农村教育，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及培训现状，2006年暑假，笔者对湖南省15个贫困县的90户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及220名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一）低社会资源——低教育水平

1.农村弱势群体家庭教育水平分布

农村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很低。调查发现，有24.61％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小学，有37.8％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初中，只有26％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高中，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11.6％。教育年限只是一个方面，高辍学率更是贫困对个人教育造成的重大影响。调查中发现，有70户家庭的小孩发生过辍学，其中，辍学发生在小学阶段的占16.36％，初中阶段的占54.55％，高中阶段的占23.64％，大专及本科阶段的占5.45％。

教育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收入贫困带来的。问到小孩学费的负担情况时，有22.98％的家庭无能力支付小孩学费，31.17％的家庭只能支付部分学费。在问及小孩辍学的原因时，选择经济困难的有56.86％、学习成绩差的有39.22％、小孩厌学的有23.64％。

2.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教育及培训

随着农村改革的日益深化，农村经济日益趋向生产过程机械化、农村社会城镇化、生产组织社会化，对农村劳动力提出了人力资源知识化的要求。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着其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情况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偏低。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年限在6年以下的劳动力有110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0％，这其中有2名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13名是20—30岁之间的青年，30-40岁之间的有26名，40-50岁之间有39人;教育年限在6-9年的占34.10％;教育年限在9—12年的占11.80％;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的仅占4.1％。

(2)劳动力培训情况不容乐观。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有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和资源配置的改善。培训是提升农民素质，提高其就业能力，扩大收入途径的主要渠道之一。对农村弱势群体而言，培训是帮扶其摆脱贫困、实现自救的有效途径。在笔者调查的220名劳动力中，仅有29人参加过培训，占13.2％;未经培训的劳动力占到了86.8％。

3.农村弱势群体对教育及培训的态度

收入的贫困和机会的缺失，使得农村弱势群体没有受到平等的教育，但他们对于教育及培训的态度却非常积极。在问到教育投资的作用时，52.94％的家庭认为教育投资会增加家庭收入，仅有9.41％的家庭认为教育投资不能增加家庭收入，还有37.65％的家庭态度不明朗，选择“不知道”。可见大部分家庭都对教育抱有很大的期望，对教育的作用是了解的。在培训方面，有89.16％的家庭表示，只要经济条件许可，愿意让家庭成员接受培训。农村弱势群体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需要，但是缺乏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和经费。

（二）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

许多研究证明，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改变农民的就业结构，促进农民就业，是农民脱贫致富、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出路。但是农村弱势群体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效益偏低的农业领域，既使有部分人进入了非农领域，非农收入也并不高。这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劳动就业制度、劳动信息、劳动力流动成本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更重要的是农村弱势群体本身在非农就业方面的主观障碍——教育及培训。

1.动力非农化水平不高

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比较效益较低的农业领域。在参与调查的劳动力中，有123名劳动力专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占56％;有97名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占44％。

2.劳动力非农收入偏低

调查发现，与农业劳动力相比，非农劳动力的收入水平略高一点，但优势不显著。非农劳动力的收入优势主要体现在3000元以上阶段和1000元以下阶段。非农劳动力有39.78％的人数年收入在3000元以上，而农业劳动力仅有10.24％;非农劳动力只有21.51％的人数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而农业劳动力有40.97％。但是，年收入水平在1000元以下有21.51％，而3000元以上只有39.78％的非农收入是非常低的。

3.非农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水平低

教育和培训水平的低下，严重影响了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水平。在参与调查的从事非农职业的97名劳动力中，有31.96％的人教育年限在6年以下，仅有7.22％的人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对于培训，情况则更差，只有18名非农劳动力参加过培训，仅占18.56％，未接受培训的占了81.44％。

贫困地区农村的非农经济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从劳动力自身素质来看，能力低下是最根本的原因。农村弱势群体家庭贫困根源在于“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的不断循环。

三、相关思考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问题。在过去几十年的扶贫历程中，中央和各级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帮助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帮扶方式也由救济式扶贫一开发式扶贫一转移式扶贫一输血式扶贫发展到了现在的造血式扶贫。然而，笔者认为，要帮扶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现状，根本是自救，关键是教育，而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非农职业培训是重中之重。

（一）自救是根本

农村弱势群体并不是天生的素质差、技能低，他们只是因为无法改变的社会出身剥夺了其受教育的权利。为其创造一定的条件，他们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帮扶农村弱势群体的根本是如何促进他们发挥自身的最大价值，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贫穷不是弱者获得怜悯的武器，而应是他们奋斗的动力，只有把他们那双伸向救济的手变成创造价值的劳动之手的时候，才是他们真正摆脱贫穷的时候。

（二）教育是关键

教育水平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农民的就业弱势地位，从而影响了农村弱势群体的家庭收入。舒尔茨在《人的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中断言：“改善人类福利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因此，让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关键是要为其创造接受各类型各层次教育的机会，以更新其观念，提高其生存和发展的技能，最终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获得创造和增加收入的机会。

第4篇：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范文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加大，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也不断增加。据统计，2002年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为2806万，到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3550和3691万人，2006年年底已达到4747万人。不仅如此，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占转移总人数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2002年，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占总转移人数的29.89%，2004年达到34.6%，到2006年，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比例已达到36%。但我们仍应看到，虽然自2002年以来，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人数和比例有所增加，但其转移规模仍然远远落后于男性劳动力，劳动力转移的主体仍然是农村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只占总人数的1/3。

二、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分析

（一）受教育程度低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有女孩的父母，特别是农村父母认为，对女孩的教育或者技能培养是不明智的投资。在这些父母的认知中，女孩将来要嫁人，对女孩的投资是很少甚至是没有回报的，因此多数家庭很少对女孩进行教育方面的投资。很多农村女性劳动力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而辍学之后大量不够就业年龄的农村女性劳动力过早地加入劳动力队伍，由此带来的短期经济利益又刺激更多的家庭放弃对女孩的教育，由此导致大多数农村女孩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素质整体落后于男性劳动力。因此，她们的视野不够开阔，外出就业的观念就比较淡薄，就算有外出务工的打算，可供她们选择的职业也会因为自身技能和素质有限而受到限制，进入城市从事的也大多是一些底层的职业。

（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两种相互交织的过程，所以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然灾害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健全，没有完善的保险和信贷体系，在农业生产遭遇自然灾害和市场失灵问题时，农村家庭无法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帮助，所以很多家庭为分散风险，会安排部分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是无法加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一旦没有获得收入或者遇到挫折，则只能以家庭所获得的农业收入作为支撑。所以，农村家庭出于分散和规避风险的考虑，会安排部分家庭成员外出打工，部分家庭成员留守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家庭成员的性别和年龄不一样，技能和素质也不一样，应根据不同家庭成员的比较或相对优势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到各种活动中。任何在市场上具有某种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应该完全参与市场，而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则留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由于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生理上的差异，使得男性劳动力具有从事户外劳动的比较优势，而女性劳动力则具有从事以养育子女为主的家务劳动方面的比较优势。所以，从家庭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家庭中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农村男性劳动力会选择外出打工来增加收入，而农村女性劳动力则选择留守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照顾老人和养育子女等工作。

（三）劳动力市场的歧视

首先，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不平衡，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到了一个与城市居民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上， 只能进入那种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属劳动力市场。

其次，在劳动力市场中，在某种程度上“重男轻女”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性导致的，社会观念和习俗的影响很少有企业能够超脱。比如，在对待两性劳动力的态度和评价方面，几乎所有企业都会认为男性劳动力的生产劳动率水平要高于女性劳动力，且女性劳动力在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就面临着结婚生子以及照顾家庭的责任。因此，一般情况下多数企业会选择直接倾向于男性劳动力。虽然两性劳动力的生理及心理差别影响了他们生产力水平的发挥程度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更加不可否认的是，重男轻女的观念甚至是性别歧视的行为在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

可想而知，作为女性与农民两个身份的叠加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更难获得就业机会。

三、推动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一） 努力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首先，政府和社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义务教育的贯彻实施，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特别要注意的是要防止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女生辍学的现象，防止女性文盲的出现，全面提高农村女性劳动的受教育程度。

其次，在保证农村女性劳动力接受基础教育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大部分农村女性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就业难的现象是因为她们往往没有一技之长。因此，政府和社会应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通过开展各种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素质，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二）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免除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

在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是农村家庭的惟一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险。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一日不解决，农村家庭与土地的紧密依存关系必然存在，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能实现整体的、彻底的转移，进而造成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转移难度加大。

（三）消除就业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就业

受传统观念以及我国当前社会进步程度的影响，男尊女卑的腐朽观念依然残存在社会生活中。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伦理道德规范，通过开展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培训等多种形式增强全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消除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偏见和歧视。建立健全保护女性劳动力权益的法律法规，保护女性劳动力的各种权利，在法律层面上消除劳动用工中的性别歧视，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建立城乡统一、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

参考文献：

[1]刘霞.城市化进程中的山东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问题[J].理论学刊，2009（9）.

第5篇：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范文

关键词：子女教育；丈夫收入；已婚女性；劳动供给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1-0088-11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韩国的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现象对家庭、社会和国家发展开始产生一系列冲击。而研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缓解韩国社会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的重要议题。当前，韩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表现出停滞状态。25～35岁未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68.2%，而25～55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仍停留在50.4%的水平。

一般而言，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相比其他劳动群体具有特殊性。未婚女性和男性的劳动供给主要受到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而已婚女性受到家庭收入、生育、子女抚养等家庭相关因素的影响。关于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问题有不少研究，但主要限定在对生育、抚养婴儿和学龄前儿童的分析。根据文献，已婚女性的工作经历、收入与学历、育儿费用等都是影响劳动供给的原因。法兰西克尼（Francesconi）认为，比起工作的成就感，已婚女性更加注重对劳动的补偿，而且高收入的已婚女性对生育的偏好比低工资已婚女性低。克内里（Connelly）则认为育儿费用增加将降低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尤其是学龄前儿童人数的增加将有效降低妇女的劳动供给。

崔（Choi）以韩国大城市30～40岁的女性为研究对象，分析子女教育对妇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中上收入阶层校外教育费用支出的增加带来妇女劳动供给相对大幅降低。黄等人（Whang）虽然未把重点放在高年级子女教育的效应上，但他们在研究影响已婚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度与工作时间的因素时发现，对未满8岁的子女的抚养会增加已婚女性的保留薪资，成为抑制劳动力供给的决定性因素。

除了已婚女性自身的因素以外，丈夫的收入与就业情况也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韩国统计数据显示，父亲学历为大学以上时，其对子女的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是初中以下学历父亲的4.4倍；而且，高学历父母的子女校外教育参与率达到88%，初中以下学历父母的子女的校外教育参与率达到36.6%，显示出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校外教育费用与校外教育参与率上升的现象。

金（Kim）利用第五次韩国劳动调查资料，分析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的因素。结果显示，36岁以后已婚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度下降，丈夫的劳动收入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对已婚女性的就业产生负的影响，而且家庭生活费用支出越高，已婚女性的就业概率就越高。朴（Park）在研究丈夫学历对已婚女性就业选择的影响时发现，一般情况下，丈夫的学历高或处在就业状态时，妻子的学历也较高，且处在就业状态，而且未满6岁的子女数将降低已婚女性的就业率。

综合以上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以上女性劳动相关文献有以下局限性：第一，大多数研究将焦点放在学龄前婴幼儿的抚养负担上，而未考虑到高年级有升学压力子女的教育问题。第二，研究的已婚女性的年龄范围较窄，有些将女性的年龄限定在20岁中期至30岁后期或者40岁后期。由于样本的限制，无法研究已婚女性在各年龄阶段的劳动供给选择，也无法观测相应对子女教育的影响。第三，借强调高学历来说明已婚妇女的劳动供给与某些现实不符。如前所述，由于已婚女性的学历与丈夫的收入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各不相同，所以当同时考虑已婚女性的学历与丈夫的收入情况时，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文既要考虑丈夫的收入情况，也要根据已婚女性的学历程度，结合其他家庭信息，针对高年级学龄子女的校外教育支出对30～55岁的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已婚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与子女教育费用

从韩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角度看，韩国女性就业具有明显特征，在各年龄阶段女性劳动参与率呈M型形态。据韩国统计厅进行的2006年经济活动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女性劳动参与率在26岁时为72.6%，达到最高值，之后呈下降趋势，在34岁时降到47.2%的最低点。35岁时劳动参与率又开始持续上升，并在40岁初期达到65%的另一峰值，之后再次下降。这种特征反映了已婚女性在30岁初期完成生育和育儿之后，回归职场的现实。另外，劳动参与率的最高值出现在生育前，这表明一些女性在完成生育和育儿之后，不再回归经济活动，并且除了生育和育儿之后存在其他阻碍女性参与劳动的因素。

表1反映了丈夫收入差异对已婚女性经济活动的影响。表1中，将丈夫收入等级由低到高，按40%、50%、10%的比例分为三组，分别代表低、中、高收入。2003年丈夫收入属于低、中、高收入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为51.1%、42.8%和34.3%，这表明丈夫收入越高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越少。2006年的情形也呈现类似现象，但2006年的已婚女性就业率比2003年高出3.5%，这可以归因于中等收入已婚女性的就业率比2003年上升6.4%。

这一结果表明丈夫收入属于高收入的已婚女性的保留薪资水平较高，劳动供给的诱因较小，而丈夫收入属低收入的已婚女性则显示出较高的就业率。就业率相对较低的中等收入已婚女性对劳动力市场变化最为敏感。而且观察丈夫属中等收入的女性中，大学学历的女性就业率低于初中学历女性。正如前所述，高学历女性更倾向于留在家庭专注于子女教育。

丈夫收入影响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可以从不同年龄阶段已婚女性的就业率进一步分析。图1为不同丈夫收入分类下，已婚女性不同年龄阶段就业率。

图1显示，当丈夫收人属于低收入时，韩国已婚女性的各年龄阶段就业率随年龄急剧上升，在40～44岁年龄段达到70%的最高值，而该值在三种收入组女性中最高。这表明丈夫属低收入的已婚女性在30岁初期完成生育后快速回到职场。丈夫属中等收入的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与低收入女性情况类似。丈夫收入属于高收入的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从30～34岁阶段以后开始上升，而从35岁（子女开始上小学）至40～49岁（子女上初高中）阶段就业率停留在40%左右。这一结果表明丈夫属高收入的已婚女性为了子女教育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非常大。

对于丈夫属于高收入的已婚女性而言，子女教育问题制约劳动供给的可能性较大。韩国历来是重视教育的国家。在大企业和政坛盛行学历主义的背景下，父母千方百计地送子女进入名牌大学读书，而近年更是以送子女上特殊目的高中（special high school）的方式来提前做准备。在这种氛围下，韩国教育开发院2005年的调查显示小学生中有87%的学生，初中生中有75%的学生，高中生中有59%的学生在接受校外教育。而且在升学过程中，父母的作用，尤其是母亲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母亲为帮助子女上名牌高校，通过参加升学说明会搜集信息、向专家咨询、督导子女的学习、照料子女健康等方式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子女的升学机会。在经济约束方面，丈夫属高收入的女性比丈夫属低收入的女性受到的制约更少，进而放弃劳动，用更多的精力专注子女教育。

实际上，已婚女性对子女教育的热情从对子女教育的支出中也可判断。韩国统计厅进行的2006年全国家庭调查资料中，针对拥有上学子女的家庭进行调查的结果是，每个家庭教育费用为483183韩元/月，占整个家庭总支出的15.4%，占家庭消费性支出的18.4%。而且抚养上学子女的家庭中，有81.7%的家庭在支付除学校教育以外的额外教育支出。而且在支付额外教育支出的家庭中，有47.2%的家庭在支付校外教育费（升学辅导或补习班费用）。特长技能培养费用高达到314351韩元/月，占总教育费用支出的65.1%，校外教育费用达到146822韩元/月，占总教育费用的30.4%。校外教育费用高于学校教育费用，成为韩国家庭不小的负担。

为了分析子女教育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本文使用韩国统计厅的2006年全国家庭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该调查包括全国8700个样本户。全国家庭调查为了把握家庭经济状况及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将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按照各项类别进行调查。本文主要以30～55岁已婚有配偶女性为分析对象，小于30岁的已婚女性没有学龄子女的可能性很高，而55岁以后的已婚女性仍有未上大学的子女的可能性较低，同时该年龄属于退休年龄阶段，因而被排除。而且离婚、分居等原因承担家庭生计的女性因受到经济约束，缺乏凭子女教育决定劳动供给的能力，因而只把已婚且有配偶的女性作为分析对象。

这种教育投资因丈夫收人差异而不同。表2列出了不同丈夫收人下子女各学习阶段每人特长技能培养费的数额。为得到表2的结果，使用了如下的计算式。

其中，Xh代表家庭h的总特长技能培养费，Nhk代表家庭h的k学习阶段子女数。将（1）式仅对有上学子女的家庭进行回归，得到的札估计值视为k学习阶段子女每人的平均特长技能培养费用。

表2中可以看出，随着丈夫收入由低到高，子女的特长技能培养费用明显增加。家庭有小学生子女时，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该项花费的差异达到2.6倍，家庭有初中生子女时，其差异达到2.3倍，有高中生子女时该差异高达3.2倍。校外教育费用在家庭中有初中生子女情形下最高，这表明学生的初中学校上课时间比高中少，利于接受课外辅导。

校外教育费用可以成为父母对子女教育热情程度的变量。校外教育费用与母亲的劳动供给之间可能存在正负两种关系。父母对子女有教育热情，增加课外辅导支出，并退出劳动市场时，两者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大体上主要对应于有高收入丈夫的已婚女性。相反，为了增加校外教育费用的投入，需要额外的收入，而母亲为此参与劳动市场时，二者存在正向关系。这主要对应于丈夫为低收入的已婚女性。但是定义课外辅导与母亲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困难。因为教育热情无法观测，并且具有两种关系。而且诱发母亲劳动供给的因素是课外辅导支出，是一种单位费用。但实际数据中被观测的不是单位费用，而是实际支出额。因此，很难精确定义教育支出额与母亲的劳动供给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母亲就业增加收入导致校外教育费用支出增加，还是校外教育费用高导致母亲就业存在内生性问题。

因此，本文用如下方法分析校外教育费用与母亲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首先，在校外教育决定式中，估计丈夫收入、妻子收入和妻子就业效应，判断已婚女性对劳动供给的决定。即如果不存在已婚女性为校外教育费用而增加劳动供给的效应，女性的收入不会有明显作用，但如果女性就业是为了负担校外教育费用，那么校外教育费用就会因女性收人而敏感地变化。其次，在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决定式中，用校外教育支出作为解释变量。

表3给出了有上学子女的家庭校外教育费用支出决定式的估计结果。夫妇的学历、丈夫的收入、妻子是否就业、妻子的劳动收入等作为解释变量，并且用各学习阶段的子女数作为控制变量。分析结果显示，夫妇的学历越高，校外教育费用支出越多。尤其在丈夫收入相同的家庭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女性对子女的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更多。这可以解释为高学历父母比低学历父母更重视孩子的教育。

在丈夫收入对课外辅导支出的影响方面，丈夫收入每增加100万韩元，校外教育费用支出增加18400韩元。观察女性的就业对校外教育费用支出的影响，丈夫收入为低收入时，就业的已婚女性比未就业的已婚女性多支出19400韩元校外教育费用。这表明低收入丈夫的女性更愿意参与劳动。有高收入丈夫的已婚女性中，未就业已婚女性的课外辅导支出比就业的女性更高.这表明高收入阶层的未就业女性的教育热情更高，受到的经济约束更少，更有可能专注于子女教育。相反，高收入阶层的就业女性虽然收入高，其课外辅导支出却比未就业女性低，说明与其是为了子女教育而参与劳动，更不如说是为了对其他因素，如对工作的追求等而参与劳动。

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得知，教育热情高可能导致有高收入丈夫的女性降低劳动供给。具体原因如下：首先是从高收入已婚女性的各年龄段就业情况来看，该群体在子女上初高中的年龄段上就业率明显低；其次是控制丈夫收入后，未就业的高收入已婚女性与就业的高收入女性相比，前者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更高；最后是高收入已婚女性的就业收入未用于课外辅导支出。

下面通过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来验证上述结论。

三、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

下面将通过加入控制变量，估计已婚女性参与劳动的决定式，并探讨考虑丈夫收入的差异时子女教育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影响。表4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考察的已婚女性就业问题，结果只有两种，就业或不就业。根据模型特点。本文采用二元logit模型。将已婚女性选择“就业”时，取值为1，“不就业”时，取值为0。被解释变量为已婚女性的就业情况，解释变量为初中以下（wmld）、高中（wsenhs）、大专及以上（wcollg）的女性学历、年龄（age）、是否有婴幼儿（infant）、幼儿园（kidgd）、小学（elmts）、初中（midds）、高中（senhs）及大学以上（collg）学历的子女、丈夫高中（husbsenhs）和大专以上学历（husbcollg）、丈夫中等收入（husbmidd）和丈夫高收入（husbhigh）等。一般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市场中可获得的潜在工资越高，并且劳动市场参与机会也提高，因此，学历将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正的影响。年龄可以控制因年龄差异出现的劳动需求与供给差异。丈夫收入定义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和，它与幼小子女一样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负的影响。

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最基本的估计式为：

其中，p为已婚女性劳动供给概率，pi/（1-pi）为参与劳动和不参与劳动的概率之比，是女性劳动供给的机会比率。β0为截距项，β1，β2、…、βn是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表5中反映了已婚女性就业的决定因素。模型1为基本模型，在参与劳动市场决定式中，包含了女性学历、年龄、丈夫收入、丈夫学历以及子女类型虚拟变量。模型1中，家庭中有婴幼儿或幼儿园子女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大幅下降，而在家庭中有小学生子女的情形下却不显著。而且随着子女进入初高中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随之增加。这体现了已婚女性完成育儿之后回归劳动力市场的现象。丈夫的收入越高，已婚女性劳动供给越低，很好地为此前所述的假设提供了依据。女性学历为大专以上时，有增加就业的效应，而丈夫的学历越高，女性就业率越低。年龄对就业的影响以二次项形式体现（即包含平方项），以40岁为峰值。

模型2为了观察在丈夫收入变化的情况下子女教育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增加了丈夫收入虚拟变量和有无子女的交叉项。结果显示，当丈夫收入为低收入时，已婚女性若有婴幼儿和幼儿园子女，则降低劳动供给，而当子女上小学后开始增加劳动供给。这种结果可以解释为低收入阶层女性在度过子女婴幼儿抚养期后，为生计或子女教育支出而参与劳动。相反，丈夫收入为中等和高收入时，小学生以上子女会降低女性的劳动供给。尤其丈夫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已婚女性在子女进入高中阶段后，其就业率急剧下降，可以看出子女大学升学对已婚女性就业具有重要影响。中等和高收人阶层的已婚女性会在子女婴幼期增加劳动供给。这可以解释由于这两个阶层已婚女性所在的家庭收入高，所以她们可通过家政服务抚养婴幼儿与低龄子女。

模型3控制了劳动供给的年龄函数在不同学历的差异。通过该模型可以分析各年龄阶段女性劳动供给在不同学历下的差异。结果显示，子女效应虽然有所下降，但女性的就业增减符号仍与之前的模型相同。丈夫收入为低收入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从子女进入小学开始上升。当丈夫属中等收入时，子女从进入小学至高中为止，已婚女性就业率一直下降。在估计女性各年龄段学历函数时，发现高学历女性的系数最高，这反映了劳动市场对高学历女性的劳动需求。而且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就业率分别以42岁、41岁、38岁为最高点，之后下降，可以看出高学历女性最先从劳动市场退出，这表明高学历女性为子女教育而较快回归家庭。

为了分析丈夫收入的作用，模型4增加了校外教育费支出和丈夫收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结果显示，丈夫收入属低收入时，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有提高已婚女性就业率的效应，而丈夫属高收入时，校外教育费用支出降低已婚女性的就业率，这与表3的结果一致。低收入阶层女性为了子女的课外辅导支出更倾向于参与劳动市场，而高收入阶层女性此倾向较小。高收入阶层女性的教育热情相对更高，更愿意留在家庭中专注子女的教育。

前面的分析显示，校外教育费用支出会影响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这是通过教育热情这一无法观测到的变量为媒介的。为了更准确地进行分析，现将利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通过它控制教育热情，缓解与校外教育费用相关的内生性问题。这里采用的工具变量参考安格尔斯特（Angrit）等人和金（kim）的研究，采用子女性别比例。表6和表7分别显示了一阶段校外教育费用和二阶段Logit估计结果。

一阶段校外教育费用估计中，不包含女性的就业变量，采用子女中儿子的比重作为工具变量。结果显示，儿子的比重有着增加校外教育费支出的效应，而其他变量与表3无大的差别。此校外教育费的估计值是只考虑子女数和性别（未包含交叉项）等基本变量估计的基础值，若超过此支出，可视为相对教育热情高并对子女教育超额支出。若达不到，则认为是教育热情低，导致对子女教育支出低。即校外教育费决定式的残差可以反映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费支出程度。

表7的二阶段模型的第一个估计式中包含所估计的校外教育费支出估计值和丈夫收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第二个估计式在第一个估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残差和丈夫收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结果显示，两种情形下子女虚拟变量都与表5的模型4的估计结果大体相似。尤其是丈夫收入属于中高收入的已婚女性家庭中有高中生子女时，该情况具有降低就业的效果。

包含校外教育费估计值与丈夫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的估计式中，丈夫属低收入时，就业率增加效应比其他阶层更大，由此表明，低收入阶层女性通过参加劳动市场的方式缓解校外教育费用支出需求的增加。第二个估计式中，低收入已婚女性的估计系数为正数，高收入阶层已婚女性的系数为负数。这可以解释为由于教育热情导致的校外教育费过度支出提高了低收入阶层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而高收入阶层女性则经济负担较少，更愿意为子女教育付出时间。

四、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韩国统计厅2006年的全国家庭调查资料，分析了丈夫收入差异下子女教育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影响。其分析结果如下。第一，有婴幼儿或幼儿园子女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大幅下降，而子女进入初高中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会上升。第二，丈夫属于中高收入时，从子女上小学开始，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降低，尤其高收入女性在子女进入高中后，就业率急剧下降。这可以被认为是已婚女性考虑子女的大学升学而减少劳动供给。第三，丈夫收入属低收入时，已婚女性的校外教育支出越增加，就业率越会上升，而高收入阶层已婚女性则在子女的校外教育费用支出上升时减少就业。这可以判断为低收入阶层已婚妇女为子女的校外教育而参加工作，而高收入阶层已婚妇女则经济条件宽裕，更愿意留在家庭中专注子女教育。

正如韩国一样，中国也正在进入低生育率和人口红利减少的时代。19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参与率一直持续下降，从1990年的80%下降至2008年的73.8%，劳动力市场压力加大。尤其是45～54岁年龄组的女性就业率在五大城市中已经下降到40%左右。而且我国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总体水平明显低于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5.0%，而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为72.2%，而且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有较明显的下降。这种现象与韩国中高收入家庭妇女劳动参与率较低，而低收入家庭妇女劳动参与率较高的现象非常相似。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提高我国妇女劳动参与率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劳动参与率与社会保障系统有密切联系。正如文中所示，由于婴幼儿等学龄前子女成为抑制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科学的妇女劳动保护制度有利于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目前，我国已婚女性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在事业单位的享受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单位，而个体、私营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提供的社会保障最低。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公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2002年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40.1%的已婚女性在孕期没有受到劳动保护，25.6%的妇女在哺乳期没有受到保护。加强对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的劳动保护，并在各种形式的就业中，为已婚妇女建立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托儿所等设施，都会促进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针对妇女的社会保障系统如医疗保险、产假制度、育儿休假制度等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第二，可以适当放宽已婚女性的就业选择权利。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教育是女性退出劳动市场的重要原因。而在现今制度下，妇女工作年龄往往是一刀切，比男性退休早5年。较早的退休年龄使妇女在愿意就业时往往受到限制。适当放宽女性工作年龄的限制，给女性自主选择的权利将有助于因养育子女而过早退出劳动市场的妇女重新回到就业岗位。

第6篇：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范文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收入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231-05

陈琦（1978-），男，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湖北武汉 430079）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农村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规模大大降低。但是，贫困地区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般经济增长已无法有效带动、常规扶贫手段也难以奏效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区仍然面临着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减贫工作难度大的现实问题，扶贫工作推进相对较慢。201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调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未来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1年11月，中央启动了首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试点的启动，标志着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大幕已经拉开。

纵观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经济增长之外，人力资本匮乏也降低了反贫困效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落后、生产技能缺乏所导致的参与式扶贫积极性不高、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产业扶贫无法有效开展等，都阻碍了当地的反贫困进程。人力资本匮乏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经获得共识，在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开发中，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和目标。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现状、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为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攻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贫困认知

人类对贫困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研究者将贫困界定为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如朗特里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则该家庭为贫困家庭。此后对贫困的认知，又历经了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经济贫困到能力贫困的转变等。同样，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的成因进行了诠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认为贫困的产生主要是缺乏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要素。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唯资本论”，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从政治学角度看，认为贫困的产生源于制度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的短缺。例如，汤森认为个人之所以沦为贫困并不是个人因素或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是整个社会与经济建构的结果。从人口学角度看，认为人口数量增长以及人口素质低下导致了贫困。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与生活资料的算术级数增长之间的矛盾会导致贫困。此外，社会学家又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贫困功能理论、贫困结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用于解释贫困的成因。可以发现，在各种角度对贫困成因的解释中，人的因素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

人力资本理论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60年提出，他指出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要重要得多。人力资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劳动力的各种投资。其中包括教育投资，用于增加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力水平和质量；保健投资，用于减少人们的疾病和死亡，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工作能力；劳动力迁徙投资，用于发展劳动力市场行情调研机构，协助劳动力流动等。…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引起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兴趣，并将人力资本投资付诸于反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许多国家将教育摆到了重要的位置，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并在实践中收获了重要成果。

在国内，人力资本理论也被视为贫困成因的一个重要解释，许多研究者围绕人力资本与反贫困做出了各种有益探索。一方面，探讨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力资本对反贫困的作用。如高玉喜探讨了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缺乏导致了缓解贫困的低效率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周晓梅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崔俊富等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不足会损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使经济停滞不前，陷入贫困陷阱。另一方面，直接研究人力资本与反贫困的关系，指出人力资本如何影响贫困并提出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反贫困对策。如魏洛明从理论上综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困地区发展的关系；赵曦研究了人力资本理论与反贫困的问题；杨云探讨了人力资本视野下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路径。

国内外的研究同时表明，人力资本与贫困之间关联紧密，人力资本投资对反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有研究在两个层面的涉足相对较少，一是对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研究较少；二是现有研究较少以家庭为单位考察人力资本状况。连片特困地区的家庭人力资本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家庭人力资本有何差异，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有何影响等问题，正是本文需要侧重考察的领域。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联合进行的“武陵山区减贫战略研究基线调研”项目。本次调查选取了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4省（市）8县，样本覆盖到贵州省印江县、思南县，湖南省凤凰县、泸溪县，湖北省宣恩县、咸丰县和重庆市秀山县、酉阳县等地149个村庄。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删除缺失值个案的方法对样本缺失值进行了处理，最终得到566个有效样本。样本分布为：湖北133份，湖南104份，重庆200份，贵州129份。

（二）指标说明

本文采取指标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依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选取家庭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三个指标考察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和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在分析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时，引入这两个相关变量用作参考。

几个主要指标的解释如下：（1）劳动力人均收入是指粮食作物收入、经济作物收入、养殖业收入、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之和除以家庭劳动力数量，这里的收入未扣除取得收入所投入的成本；（2）家庭劳动力人口数是指16岁以上，在家务农、外出打工或开展经营活动等有经济收入的劳动人口；（3）受教育程度直接通过受教育年数来度量；（4）健康状况分为差、一般和好三种类型，分别赋予1分、2分和3分的值，最终获得一个健康指数；（5）接受培训状况直接以接受培训的次数来度量，在回归分析中将变量转换为是否接受过培训的虚拟变量；（6）非农就业状况以是否外出打工来度量，为二分变量，在回归分析中转换为虚拟变量。

四、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

（一）人力资本现状

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的64个县，从整体上来看，人力资本比较匮乏，各个不同省区的农村家庭在劳动力人均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1显示：（1）在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年均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仅为4480元。其中重庆和贵州地区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较高，分别达到5625元和5125元；而湖南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最低，仅为2098元。（2）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6.15年，大致相当于小学毕业水平，整体偏低。分省区比较，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高到低依次为重庆（6.71年）、湖北（6.05年）、贵州（6.04年）、湖南（5.29年）。（3）四省区农村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整体较好。（4）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的状态整体不尽如人意，人均接受培训次数仅为0.31次，绝大部分劳动力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较多的地区为重庆（0.51次）和贵州（0.48次），湖南（0.10次）和湖北（0.02次）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非常低。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差异

为了比较人力资本不同是否导致收入上的差异，文中进行了方差分析。据研究需要对定距数据进行分组处理后，通过单因方差的分析，来进一步比较不同的人力资本因素与收入差异。对于通过F检验的变量，再进一步使用LSD事后比较方法，进行多重比较，以便于了解具体差异在什么方面。

表2显示，劳动力人口数、劳动力健康状况、劳动力教育程度以及劳动力培训次数四个变量均能通过F检验，这说明不同的变量中至少有两个组别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存在差异。进一步通过LSD比较可以发现：（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水平（1-6年）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文盲（0年）、初中（7～9年），高中（10～12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均高于1～6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该组数据中，虽然可以直观看到文盲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初中（7～9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平均收入，但是在LSD的检验中并没有得到证实。（2）从健康状况来看，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平均收入明显高于健康状况差或者一般的劳动力。（3）从培训情况来看，仅受培训1次的劳动力的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培训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得到了证实，接受2次及以上培训的劳动力与仅有1次培训或未接受培训的劳动力之间，在平均收入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劳动力培训与劳动力平均收入的直接关系并不是非常明显。

（三）人力资本与收入相关

表3考察了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关系的强度。可以清楚看到，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非农就业状态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相关。但是，从具体相关系数值来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呈现出低度相关（r

表4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各变量对收入贡献的大小。在回归分析之前，对自变量的分布、线性关系、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可以基本满足简单线性回归的条件。表4显示，模型的统计值F达到显著，说明5个自变量对劳动力平均收入的解释都达到显著。但是，模型的决定系数R2较小，说明这5个自变量用于解释和预测收入贫困不够全面，意味着在5个设定的变量之外，还存在着较大的未知因素影响着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具体考察每个变量的贡献大小发现：（1）劳动力技能培训对收入贫困的解释力最小，只能解释0.7%的变异量。一方面说明培训对连片特困地区传统落后的种植业收入的提升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说明培训对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的作用不明显。（2）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也比预期要小，只能解释2.9%的变异量。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连片特困地区的传统产业形态与基于义务教育所获取的知识关联性不大；第二，教育投资的效率发挥局限于农村家庭较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少作用的平台；第三，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业对知识的需求不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高低不能明显体现出收入差别。（3）健康状况对收入贫困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健康是决定劳动力收入的一个基础条件。（4）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比较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整个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特别是教育水平偏低，这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劳动力教育水平偏低不仅影响到其发展意识，而且制约了其发展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影响到参与式扶贫的开展，致使扶贫开发项目实施困难，减贫进展缓慢。

2.不同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培训状况的劳动力，其收入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可以证实的是，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更高；有过1次培训经历的劳动力收入水平较高。这种差异性，说明家庭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作用机理，在扶贫开发中应该区别对待。

3.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直接相关的程度较低。一方面，印证了以往研究中人力资本与收入存在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其特殊性，人力资本对提升收入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4.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培训状况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非常微弱，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则相对较大。整体来看，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度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政策建议

依据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大对连片特困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匮乏是我国新十年扶贫攻坚面临的重要挑战，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较于物质资本的投入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会更高。因此，必须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使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真正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实现由“外部推动式”发展向“内部自生式”发展的转变。

第7篇：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范文

1.重智育，轻德育如今，在一些家庭中，家长过于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略了孩子的德育教育。很多孩子还在幼儿园，家长已经开始教小学课程，虽然明文禁止幼儿园期间对孩子进行拼音、识字、珠心算等教育，但是为了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家长们乐此不疲，除了小学课程的内容之外，家长们还给孩子安排了艺术课。家长将本该属于孩子游戏、交朋友的时间无情剥夺。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高分决定一切现实还没有真正改变，教育体制还不够完善，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2.德育内容太单调由于家长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习培训，所以对于家庭德育处在“想当然”“我认为”的认知层次上。大部分家长在有了德育意识后，对于孩子的德育并没有具体、实在的东西，只不过一味要求孩子“学好人，做好人”，偶尔用简单的名人小故事来告诉孩子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在家庭教育中，公益心、孩子的爱国情感、公民意识、社会公德和中华传统美德等等，都是家庭德育的内容，但家长只强调德育的某一方面，不能使孩子发展成为一个德育健全的人。未成年人家庭德育问题探析高韵淇（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摘要：家庭德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着直接、基础、深刻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家庭德育却存在重智育轻

3.德育方式不恰当现在很多家庭对孩子的德育主要在于说教，效果不佳，甚至引起孩子与家长的对立情绪。现在的孩子多为独生子女，生活在家庭溺爱的环境中，家庭德育已偏离正轨，剥夺了孩子独立发展的机会。家长对于传统教育故事，不能结合当代社会实际进行选择；有些家长认为教育就是板着脸进行的教育，让孩子们难以接受；更有些家长的道德规范缺失，言行不一给孩子带来不良影响。（四）校园德育和家庭德育脱节德育仅仅靠家庭教育是不行的，还是要与学校德育教育配合，两者共同对孩子的思想言行进行引导和管理，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学校的教育是影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学校里，孩子们能按照老师教授的德育知识去做，一旦走出学校大门，就全部抛到脑后，恢复到自我状态。

二、家庭德育的对策

1.重智育更要重德育父母素质不断提高，对孩子的早期教育越来越重视，各种早教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发孩子智力、为孩子的将来插上翅膀、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已经深入民心。然而，在重视对孩子进行智育教育的同时，更要重视德育教育。基本上每个家庭的教育都是从德育入手的，从孩子牙牙学语时，家长们就会教给孩子“你好”“谢谢”“再见”等礼貌用语。在孩子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家长要告诉孩子尊老爱幼，懂得感恩。家长还需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给他们独立展示的机会，让孩子在生活实践中学会担当、懂得包容。因此，家长要与时俱进，切实改变重智轻德的思想。

2.德育教育内容要丰富多彩活泼好动、兴趣广泛、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接受能力强、可塑性强是未成年人的特点，家长要根据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充分利用身边各种资源，丰富家庭德育的内容，帮助孩子成为一个德智健全的人。可以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之中对孩子进行礼仪教育和爱心教育，让孩子成为一个有教养、有爱心的孩子；通过家庭劳动、社会实践劳动等，帮助孩子理解劳动蕴含的意义，知道劳动果实的来之不易，从而磨炼孩子意志，培养孩子的责任心，珍惜劳动成果。除此之外，还要开辟途径让孩子形成正直、勇敢、诚实、上进、有毅力等优良品格，让孩子受益终生。

3.德育教育方式要灵活多样进行家庭德育教育时，不要以说教、训斥为主，主张家长采用引导、开导孩子的教育方法；尊重未成年人的主人地位，给孩子足够的尊重和信任，和孩子平等互动；抓住生活中的细节对孩子进行德育教育，为孩子选择正确的榜样，让孩子进行学习；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习惯，家长的言谈举止、行为习惯、是非标准都在无形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所以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做到言行一致，真正起到榜样作用。还可适时带领孩子参加公益活动、志愿者活动等，让孩子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接受德育感化。

第8篇：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范文

关键词：农村中学生；教育误区；规避改正

农村学生的教育问题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现在由于许多农村父母的自身文化水平过低，在教育孩子方面，往往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因为父母的不懂得教育，导致他们在孩子教育问题方面放任不管或者使用错误的教育方法。这些情况对孩子日后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物质和文化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需求，人们的思想与时俱进进而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农村家庭的家长受自己父辈等方面的影响，可能会觉得“棍棒之下出孝子”，从而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误区。

一、当今农村家庭教育的误区

关于劳动的误区，农村家长狭义地认为做事就是劳动，其实劳动并不是单单指做事情。劳动是对自身品质的提高。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作为当代中学生，我们应该劳动，而且应该热爱劳动，在劳动中，我们会养成吃苦耐劳的品德。同时，在农村家庭中，也存在着父母对于价值问题的缺失，农村家长可能会认为学习好就行了，其他的不重要。农村家长并不注重培养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他们仅仅认为学习好就行了。然而，中学阶段正是价值观的萌芽阶段，如果孩子的价值观得不到正确的指引，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中学生，我们应该让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不是侧重孩子在单一方面的发展，所以家长要转变思想，不能有重智育轻教育的思想，对中学生的成长要进行多方面的培养。农村家庭的家长往往揠苗助长，忽视了孩子的学习规律。由于农村家长文化偏低，对文化的渴望全都加载到了孩子的身上，还会因为自身的虚荣心与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比较，所以他们就会把孩子送进各个辅导班，忽视孩子的意愿。而且他们崇拜名校，不惜花重金把孩子送进去，以为名师可以点石成金，不考虑孩子的接受能力、学习基础，还有心理方面的教育，最后往往适得其反。农村的辍学率较高，由于家长的文化水平偏低，认为孩子上几年学不仅花钱而且还浪费时间，认为读书不如出门学个手艺，将来可以趁早出来打工赚钱补贴家用，家长们总是缺少长远的眼光，不相信教育是对孩子一生重要的长久的投资，这个观点导致现今大部分学生高中甚至九年义务教育都没完成就辍学回家了，白白浪费了孩子的大好青春。

二、规避农村家庭教育误区的方法

在农村家庭教育中，首先应当改变的是农村家长的观念，家长不应该认为学习是没有用的。读书不仅能够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更可能在将来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家长也应当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将眼光放长远，这样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家长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应当多关心孩子的内心世界，了解孩子在想什么，及时纠正孩子的错误想法，了解孩子需要什么，尽量满足孩子在学习方面的需求。在与孩子交流时，切记不可使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这样只会起到反作用，应该与孩子平等交流。在一个农村家庭中，父母与孩子的平等关系也同样重要。尤其是在孩子的青春期，心理开始有逆反情绪时，在家庭中，父母不可以认为孩子对自己尊重是应该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也应当有相应的尊重，这样孩子才会主动与父母交流，当出现某些问题时不会有所隐瞒。而且只有构建了平等的交流环境，父母与孩子才能更好地交流，才能加强相互理解，这样的关系有助于家长对孩子的各方面进行教育，有助于父母理解孩子，有助于孩子接受父母的管教而不产生抵触情绪。农村家庭的父母由于生计不得不离开家庭，出门打工来补贴家用。孩子只能与兄弟姐妹或者与其他长辈住在一起。这时父母不仅不应该掉以轻心，而应该高度重视孩子的成长以及教育问题，多与孩子交流，在百忙之中尽可能多地陪伴孩子。家长也可以与学校联合起来，不仅应该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应该关注学生内心的成长，一旦孩子有不正常的举动，学校可以尽快通知家长，加强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从而避免孩子出现不好的情况。综上所述，在农村家庭教育中，虽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只要端正了自己对孩子的态度，真正重视自己的孩子，找对了解决方法，就可以避免许多问题，让自己的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建青．辅导人生：心理咨询学［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第9篇：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范文

关键词：初中生 劳动技能 心理障碍 成因 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对有心理障碍学生的研究，国内外的心理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都已作过深入探讨。关于“劳动技能”，大致可以归入动作技能一大类。对于动作技能，不同的心理学家有不同的定义，但一致认为：动作技能是一种习得的能力，表现于迅速、精确、流畅和娴熟的身体运动之中。劳动技能就是指在劳动技术课的学习过程中表现出习得能力和操作练习中的有规则的身体运动。劳动技能也可以称心因运动技能。意思是指一些动作不是简单的外显反应，而是受内部心理过程控制。一个人的动作技能外显行为往往与内部心理不可分割。探讨的目的，是想通过初中生在劳技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外显行为，理解和探讨他们内在心理，及时排除障碍，调整心态，迅速习得，掌握技能，为以后踏上社会奠定基础。

二、初中生劳动技能形成中心理障碍的成因

据调查，在劳技形成过程中，初中生有心理障碍占一定比例。常见心理障碍大致有以下几种：紧张感、焦虑感、自卑感和孤僻、缺少协作精神等。形成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应试教育的负作用

当前，教育工作者都在为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而不遗余力，应试教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初中学生劳动技能形成过程中产生心理障碍的重要客观因素。

1.片面追求升学率，导致学生心理压抑和能力畸形发展

据调查，初中学生对生活、生产等各方面的知识相当贫乏：73%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生产加工类；52%不知道尖嘴钳、螺丝刀、板手的用途；12%的学生针、线从未碰过；6%的学生从来不做家务。学生严重脱离生活，在学习技能的初期，容易产生紧张的心理障碍。例如：编织这门与生活有密切相关的学科，在初中学生眼里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由于缺少动手机会，在生活生产方面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力，初中学生在劳动技能学习的初级阶段产生的紧张的心理障碍往往阻碍了技能的初步掌握，给以后的学习也带来一定困难。

2.重文化课，轻劳技课

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教师只重视文化知识课的分数，而忽略了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这样，很多教师自然不会认真对待学生的劳技课。

（二）个体心理因素

诚然，教育上的一些失误，造成了学生心理障碍，影响了劳动技能的学习，但是，学生自身的因素，也与心理障碍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学生劳技学习的指导思想，大多数学生比较明确。有部分学生目的不明确，大致有轻松休闲型、一无所知型和自以为是型等。

其次，从学生原有的技能基础和学习兴趣看，他们比较重视信息类的科目，而对家政类、生产加工类比较淡漠。

最后，通过对优生、差生学习劳动技能的情况分析表明：原则上优、差生在学习劳技中没有明显的差别，优生不占明显优势，差生经过努力也会取得成绩，但要消除优生怕学不好而产生的焦虑，差生因没有自信而自卑的心理，还是需要一定的努力。

（三）家庭因素

调查表明，大多数家庭有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较好的家庭条件为学生培养动手能力提供了较理想的机会。但诸事包办的也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些家长只要求孩子读好书。孩子的生活常识严重欠缺，生话能力极其低下，他们在学习劳动技能过程中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在所难免。

与此相反的，也有少数家长对子女不闻不问，任其发展。这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相当不利，也给劳动技能的学习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三、建议与对策

初中生的心理障碍严重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创造能力的发展，影响了劳动技能的形成和掌握。因此，必须对症下药，消除障碍，提高劳技课的教育效果和质量。

（一）全面提升劳技教师素质，提高教学质量

劳技教师更需要更新观念，提高自身素质，适应现代化教育的需要。

1.提高教师政治、业务素质，增强教育责任心

来自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劳技教师要抓住一切机会提高自己政治、业务素质。一个合格的劳技教师，要具备良好的师德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敬业爱岗，为人师表；在业务上，要不断进取，掌握教育理论与技术，博学多闻。总之，教师要运用所具有的各种知识来消除学生学习技能初始阶段的心理障碍，为新知识、新技能的迁移打好基础。

2.善于应用心理学知识，调节学生情绪

杜威认为：“教育必须从心理学上探索儿童的能力、兴趣和习惯开始。”

据调查，80%以上的学生对于劳技课是有兴趣的，但这种兴趣仅仅建立在对劳技课的一知半解之上。教与学是个双向的交流过程，劳技教师技能的传授不是师傅带徒弟，要掌握学生的心理，调节他们的情绪。切不可简单粗暴地加以指责，更不要轻易和其它学生比较，剌伤他们的积极性。因为教育是“不断地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的。

3.讲究教学艺术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学习科学和教学的艺术历来是教育者与心理学家所重视的。教学是一门艺术，一个优秀的教师更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同样，要上好劳技课，劳技教师要讲究教学艺术和手段。

教学环境熏陶，是劳技课的一大特色。在每一个教室里，都陈列着不同学生的优秀作品，这样的布置，不仅美化了教学环境，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身临其境，充分接受了艺术熏陶。

把现代技术应用到教育体系中去，这是教育的进步。教具的使用和电化教学的普及，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条途径。现在利用教学录像大大降低学习的难度，借助重复、特写、放大、分解等功能展现每一个步骤，使学生掌握。

“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成为主人，进行自我教育，从中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做事。

（二）劳技教育应走向家庭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