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民族教育论文范文

独特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在教育和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研究上，以往的相关研究过多地集中在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影响方面，对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这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文化单因素对教育的影响作用，甚至把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无限夸大，认为一切问题最终都可以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找到根本答案，同样是错误的。一般而言，一提及教育发展的社会制约因素，许多学者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政治、经济、文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个因素几乎囊括了社会影响的各个方面和层面。然而，在真正着手研究时，许多研究者却抛弃了这三个要素的全面分析，仅仅从其中的一个层面进行研究，具体体现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就是仅从民族文化差异方面对民族教育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分析，似乎民族地区的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如果说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存在着“文化差异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现象，实不为过。众所周知，因素分析法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按照变量的不同可分为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其中，单因素分析主要是通过把实验分析的变量控制在一个，以便检测出这个变量是不是导致观测结果的诱因；而多因素分析则是变量在两个以上，研究多个变量相互之间，以及多个变量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的方法。后来因素分析法也被借鉴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效。然而，对于教育问题研究而言，由于教育活动开展的环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室，虽然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控制各种变量的方式，对教育研究的环境加以控制，但是，依靠这些方法得出的结论却很难有效地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有时候在单因素分析中的有效变量，在多因素中就无效了。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多变量是无法控制的，因而，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在对变量加以控制的研究中得出的因果关系，在现实中却难以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甚至会出现研究结论在现实中无效的情况，更遑论按照研究者提出的对策加以实施的问题。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所在。曾对西双版纳傣族学生的学习态度进行过较为深入的实地考察，在考察中发现与当地的汉族学生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傣族学生对待学校教育的态度十分消极。为了弄清这一现象的成因，曾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进行过分析。首先，从政策层面来看，我国对民族教育一直坚持优惠政策，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升学考试上享有比汉族学生更多的优惠措施，这些优惠政策应该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具有激励作用，因此，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不但不应该抑制傣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相反，还应有助于其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西双版纳傣族是一个经济富裕的民族，某些民族地区存在的“因贫辍学”和“因学致贫”而导致学生产生消极学习态度的问题也不存在；再次，从文化因素层面来看，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寺庙教育是傣族传统的教育形态，它与学校教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寺庙教育代表的是具有地域性的、非主流的某一民族的文化，而学校教育代表的则是国家的、主流的文化。从这一点来看，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成因似乎就可以定位在文化差异上。而最初的考察也似乎证明了这一推论：相对而言，与学校教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相一致的该地区汉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高，家长对孩子上学的态度也十分积极；而代表着具有地域性的、非主流的傣族文化的傣族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态度则相反，并且，相比较而言，他们接受代表傣族文化的寺庙教育的积极性更高。据此，似乎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文化差异是导致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根本原因。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和比较分析就会发现这一推论是错误的。通过对西双版纳地区汉族学生和家长的访谈得知，汉族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性之所以较高，其原因是当地的汉族学生多为外来打工人员的子女，在当地没有土地，只靠打工、做生意过活，相对于傣族来说，生活十分艰辛，因而，家长十分希望孩子通过考大学来摆脱当前的生存困境。而傣族学生的家庭条件普遍较为富裕，大多拥有大片的橡胶林和其他适合经济作物生长的土地，传统的耕作方式不需要太多的科学知识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他们没有通过学校教育改变生活条件的需求，所以，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导致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最终原因恰恰是其富裕的经济条件。而同样与学校教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不一致的西双版纳哈尼族学生和家长对待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结论。西双版纳哈尼族也是世居于此的一个民族，然而，虽然同在西双版纳地区，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并没有像傣族那样占据西双版纳土地最为肥沃的坝区，而是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山区，那里的生存条件相对恶劣，生活艰难。因此，他们对子女的学校教育也持积极的态度，希望子女通过上学摆脱目前的生存困境。并且，我国西南许多民族地区都是多民族杂居区，但是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文化间的不同而导致冲突的案例极为稀少，这也充分说明了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导致相应问题的必然因素。当然，不要过分地夸大文化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并不是对文化对教育影响作用的否定，文化间的冲突而导致的教育问题的确存在。之所以要强调避免文化单因素决定论，是希望民族教育研究者在分析相关问题时，避免把文化因素从复杂的影响因素中剥离出来，仅从文化的角度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因为如此一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找到问题存在的根源，也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无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总之，在对民族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时，一定要摒弃有差异就必然产生问题的固定思维，避免文化单因素决定论，要从实际出发，从多个层面、多角度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只有如此，才能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为提出有效地解决途径提供前提条件。

二、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倾向

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有别于研究者的“他文化”状态下的民族教育问题的研究，由于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对一些现象的认识可能存在着较大差异。如果此时用研究者自身所处文化的价值观来认识和分析“他文化”的某些内容，极有可能会产生误解，甚至形成完全错误的结论。针对这一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在对“他文化”的研究中，首先要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并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来理解他们的各种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主位立场的研究方式。这种观点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只有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才能够真正理解其各种观念和行为方式形成的原因，才能对其文化有全面而客观地把握，也才能找到问题出现的根源。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赞同。如果一味地站在主位立场研究问题，那么任何问题的存在似乎都有其合理性，如此一来，也就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了，更无法对其进行评判，这就必定会走向文化相对主义的极端。文化相对主义的代表人物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也曾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文化具有相对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一个民族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制度制约的，有自己独特的评判标准，其价值的判定来自本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需要，是各族人民适应自身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结果，因此，文化是多元的、平等的、相对的存在，没有低级高级之分，更不能笼统地说某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为先进。但是，文化相对主义过分地强调民族文化是一个地域的范畴，强调文化的相对性、极端本土性，甚至于不可交流、不可理解、不可通约，这就使文化相对主义走到了一个极端。不同的文化间并非只存在着差异，也有一些普遍的、共性的方面，这源于创造了文化的人的共性。而文化相对主义片面地强调了文化的相对性，对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共性却加以完全否定，这当然是错误的。文化相对主义以强调文化的差异性来捍卫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应该说是值得称颂的，然而，一旦将这种观念情绪化，就会因过分地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不足，从而在研究中把对民族文化个性的寻求转化为对他文化的排斥，把对差异性的考察演变为对立依据的探寻，并由此走向封闭、孤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由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而言，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主流文化又常以代表国家的姿态加以推行，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很容易被主流文化同化而消失，因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并不是要使其静止不变、固步自封，更不是要使其恢复到许多典籍所记载的“经典”状态中去。由于文化自身的复杂性，一种文化从整体上而言很难做出先进和落后的区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种文化的内部都存在着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而其区分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人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里的需要一定是原生的、内源式的需要，而非外部强加的。既然文化有了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划分标准，那么在对“他文化”的研究中，就不仅仅要站在主位立场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地了解，以便尽可能地逼近所考察地区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真实，确保结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同时，还要从主位立场中走出来，依据是否有利于人与社会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标准，站到客位立场来对“他文化”进行分析。当然，作为有着自身文化背景的研究者，要让其彻底地站到客位立场来分析问题是很难的，在研究中，研究者或多或少都会把自己所处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带入整个研究过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研究中，研究者只能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来避免主观介入，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真实有效；同时，也要明确：绝对的客位立场和绝对的客观在事实上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为理性地对待民族教育研究中对“他文化”的研究。

三、民族教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

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都是受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支配的。这一理论萌芽于古希腊时代，当时的哲学家希波格拉底在《论环境》一书中通过研究气候季节变化对人的肉体和心灵的影响，得出了“人的性格和智慧是由气候决定”的结论。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其观点后经孟德斯鸠的发挥，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而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热带地区气候炎热、身体疲惫，没有勇气，所以奴性重，通常为专制主义所笼罩。寒带人体质和精神能从事长久、艰苦、宏伟和勇敢的活动，保持政治自由，所以欧洲多民主政体”。根据这一理论，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当涉及到民族文化问题时，许多研究者都会将各种文化现象与该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甚至将地理环境作为决定性的因素。如：有的研究者通过对贵州高原少数民族传统生育文化形成的考察，认为由于贵州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民族传统生育文化积淀很深，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规范，导致了少数民族人口出现增长较快，生育水平偏高，早婚早育等问题，给贵州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有的研究者还认为由于我国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和多民族长期共存的格局，并使得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既表现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文化内向汇集和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的确，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最初都与其所生存地区的地理、地貌、气候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由其决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谁都无法否认地理环境在文化形成的最初时期曾经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最早的人类文明都诞生在地势低平、降雨量充沛的大河流域，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最早的人类文明都诞生在北纬23度至38度之间，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即便在当今这个生产率高出古代成千上万倍的‘后工业’信息时代（而非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不便的古代），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也仍然集中在地势低平、适合农耕的地区。”但是，文化一旦产生便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德国人类文化哲学的代表人物卡西尔在其代表性著作《人论》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人创造了符号，符号又反过来创造了人，就是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最好阐述。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使得文化可以脱离其所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而实现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变迁。如今，根本不可能找到一种纯而又纯的文化———由于时空的变化、主体的流动，以及电视、网络、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各种文化间的交流、融合不可避免，并且，这也是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文化的融合并不等于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而是不同的文化在动态的、相互的作用中实现文化的互补性发展。过分地强调文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不但不利于文化的保存，相反，还可能为了保持这种静止的、“经典”的文化状态而走向固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加速文化的消亡，因为文化的生存活力正在于文化的不断变迁之中。正如美国学者赛义德所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文化借鉴的历史，文化不是什么密不透风的东西。

第2篇：民族教育论文范文

目前对办学及研究方向进行分析，显而易见全国各地高等音乐院校地区性研究特色还未形成，欧洲音乐及教育依然是集中研究的主流，但欧洲音乐概念及教育体系不具备普遍性和世界性特征，地方性特征较强，研究西方和欧洲音乐及教育体系也仅是世界音乐的一部分而已。因此，把中国的音乐学院定位在一种模式和方向以及特色方面，这样就会使教学和科研范围过于狭窄，而且表现为极大的重复与浪费科研方面人力财力投入，音乐研究国际化水平很难形成，致使认识人类音乐局限性较大，而且开发利用音乐资源范围狭窄。

2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传承

形成和生存以及发展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社会形态极具特殊性。就云南少数民族来看，其生存的社会和自然地理环境极具复杂性，而且历史发展状况也极为复杂，在云南这个地方历来聚集和碰撞，以及融合和分解着多种文化。云南少数民族拥有25个，而全国的少数民族也仅55个，几乎占到一半，在全国范围内的省区中拥有最多和最复杂的民族成分，具有多样的地理环境，较低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经济文化。多样和复杂的云南民族音乐文化主要源于云南各少数民族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历史文化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存在的差异。使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最终形成集本土和中原，以及东南亚和藏音乐这些音乐文化为一身。而从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传承来看，拥有自己文字的并不多，即便拥有本民族文字，但对其掌握的人也并不多。口承性特征突出，其传承方式主要表现为口头传承，就民歌而言，继承与发展崇拜和历史地理以及民俗文化等都是通过口头传承实现的。自然和家族以及师徒传承是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的主要表现形态，主要特征都体现为“口传心授”。

3教育在音乐传承中的地位及作用

今天，在实现相互交融不同种族文化，传播与继承同一民族传统文化过程中，教育成为重要手段和主要途径。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必须成为民族音乐发展的载体，需要把自身的传承模式建立起来。而高等艺术院校民族音乐教育则应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把现代民族音乐艺术传播者培养出来，向社会输送专门人才，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在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教学中，对于民族音乐教学模式比率值应成为我们重点考虑的内容，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艺术院校更为重要。培养方向受到传统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潜移默化的影响极深，体现个人的技能成为音乐表演专业的重点，音乐教育专业与表演专业形成攀比的势头。管建华先生指出，在很多音乐教育专业高校，学“钢琴专业”或“声乐专业”，的学生很多，而学习“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则屈指可数，培养综合素质以被放在次要地位。在课程设置上出现西洋体系音乐理论课程与纯粹模仿民族音乐课程的结合，这对于民族音乐教育发展而言，是否是最佳方案值得人们深思。就高等艺术院校办学方向而言，民族文化背景和社会形态，以及自然环境和历史变迁等因素应成为少数民族音乐教学的立足之本，对其研究应实现综合性，具备多层面和全方位特征。在划分教学内容上做到细致化，同时紧密衔接和科学设置教学内容进程也极为重要，从而能够精显独立学科重点，形成宽泛的学科内容，实现相互依托各个学科，致使少数民族音乐教学体系更为完善。

4结论

第3篇：民族教育论文范文

从宏观的声乐艺术角度来讲，一切人声歌词中所蕴含和所要表现的思想与情感都要通过音乐载体和高水准的歌唱技术相结合才能完美实现，对于任何形式的声乐艺术而言高水平的歌唱技术和扎实的音乐素质都是缺一不可的。声乐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音乐表现艺术，它包括了音乐、文学、表演等诸多方面，对于一向注重声情并茂的我国民族声乐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也就要求民族声乐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须要具备全面综合的素质和能力。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声乐都完全属于音乐的范畴，但在我们的实际教学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是很多学生基本都处于“重技术，轻音乐”的“一条腿走路”的状态，这对于我们高等民族声乐教育和民族声乐艺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都是十分不利的。这并不是要否定技术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歌唱技术是实现音乐表现的手段，而音乐所蕴含的思想和情感则是音乐表现的目的，“手段”和“目的”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很多学生，包括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不自觉的将“手段”当成了“目的”，而却忽视了民族声乐演唱的真正“目的”所在，这也不符合声乐艺术的本质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学生或民族声乐歌手在演唱时虽然具备良好的音色和音响，却欠缺音乐情感的表达和传递，总是让人感觉意犹未尽，不尽如人意。虽然我们的在我们的传统民族声乐审美体系中的确一向非常重视技术的运用，但同样不能改变技术“手段”与音乐“目的”的“本末”关系。对于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学科设置的，更具时代性、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学术性、艺术性的新民族声乐或现代民族声乐来说更是如此，而作为民族声乐演唱人才的高等民族声乐教育则更应该对音乐素质对于我们的民族声乐教学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有一个深刻、全面的理解、认知与掌握。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民族声乐演唱人才的质量和民族声乐舞台的艺术品质。正如之前提到的，声乐是最具综合性的音乐表现形式，因此要想真正演唱好一首专业的民族声乐作品同样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的层面，要在具有良好歌唱技术的基础上，将歌唱技术与音乐表现有机的、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从多方面入手，做到面面俱到，才是真正完美、专业的演唱。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层面：首先，对声乐作品作者的了解，包括词曲作者及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和词曲作者的艺术风格与艺术个性。只有他们有一个完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才能从客观的角度入手，深入理解作者及他们创作作品所要表现的思想和情感。第二，对声乐作品的音乐类型、音乐风格的了解。这其中包括调式、调性、节拍、节奏类型、速度要求、旋律及伴奏的和声特点、曲式结构等方面。这就涉及到了民族声乐专业学生在学习中必须具备，但又有所欠缺的音乐素质的两个层面：音乐理论类知识与音乐技能类知识。高校学生的音乐素质主要包括音乐理论类知识和音乐技能类知识两个层面，音乐理论知识包括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赏析等文字类音乐理论；音乐技能类知识包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复调等技术性较强的音乐素养。

音乐素质对于民族声乐专业学生的重要性在于，首先，我们必须深刻、清晰的认识到，当前我们高等教育学科序列中的现代民族声乐或称为新民族声乐艺术意境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学术化的人文艺术类学科，无论是其演唱方法还是声乐作品都承载着大量的人文与审美内涵。从音乐理论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现代民族声乐中既包含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同时又包含着西洋美声唱法的审美特质，因此，专业、完美的民族声乐演唱绝不肤浅的停留在音色和音响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要从深层次的文化与审美内涵去理解和诠释民族声乐艺术。

第二，从演唱方法的角度来说，我国传统民族声乐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审美特质及其总体歌唱理念是现代民族声乐专业学生必须深入、全面理解和掌握，这也是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而在此基础学生还必须对现代民族声乐中所包含的西洋美声唱法的文化背景、审美取向，尤其是其歌唱理念与技术规格有所了解，同时学生还应对现代民族声乐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及其特有的东西方音乐融合的艺术特质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理解我们的现代民族声乐唱法。从具体的声乐作品来讲，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已经早已被列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序列多年，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学术性、科学性与规范性，这些不仅体现在演唱理念、演唱方法和演唱规格上，而更加鲜明的体现在民族声乐的作品中。当前我国的民族声乐作品无论是从体裁、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更丰富、更全面、更复杂，承载的文化与艺术含量也更大，从形式上来说不仅仅只有艺术歌曲，还有歌剧咏叹调，及近几年兴起的以传统文学为素材的清唱剧作品等等，这就要求学生在演唱这些作品时必须对这些体裁的艺术特征与审美特质都要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同时声乐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也更加丰富。当前我国的民族声乐作品的题材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已经不仅仅只局限于曾经的政治体裁、歌颂祖国之类，同时还有爱情题材、文学题材、历史题材、地方题材、民族题材甚至国际风格等等，与曾经单调的“颂歌”相比如今的民族声乐作品无疑包含了更多的文化、艺术与审美内涵，因此学生如果要想真正完美准确的演唱这些作品，对这些音乐理论全面深入的了解、认知和掌握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前提。声乐是既抽象又具体的音乐表现形式，只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掌握这些声乐作品中具体的音乐细节才能真正的理解作品；才能在演唱中做到有的放矢的运用歌唱技术；才能表现出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的，看似抽象的思想与情感，带给观众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真正的美的感受和体验，同时也更有利于学生自身的艺术二度创作，将自身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观融入到作品当中，表现出自身的艺术魅力，同时也为作品本身增光添彩。如果说音乐理论对于民族声乐学习者或歌手是一种深层次的、内在的底蕴积淀，会对学生演唱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厚积薄发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必须通过音乐的载体或音乐的语汇来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民族声乐的任何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审美特质、艺术魅力、艺术价值都要通过具体的声乐作品、具体的音乐形式、具体的旋律、具体的节奏表现出来，而音乐素质的另一层面，具体的音乐基础技能知识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乐理知识与视唱听音对于民族声乐专业学生的重要性

如果提到乐理知识也许很多人会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小题大做，但事实上这恰恰是很多民族声乐专业，甚至包括其他声乐专业学生所欠缺的。这一点在我们民族声乐专业学生中表现的非常突出，基本的乐理知识和视唱听觉能力是掌握其他基础音乐技能知识的最基本前提和基础，但很多学生都不能熟练的阅读五线谱，有些甚至根本不识五线谱，并且这些人决不占少数。很多学生甚至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只要掌握了歌唱方法、技术，能够完整的演唱歌曲就是掌握了民族唱法的真谛，这种对于民族声乐的认知是完全错误的，也不利于学生水平歌唱水平的全面提高。诚然，民族声乐作品教材存在大量的简谱记谱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在现代民族声乐问世之初，很多声乐作品的音乐结构或音乐形式都较为初级，技术含量偏低，因此初级的简谱完全能够完整的记录这些作品。但随着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民族声乐作品几乎含概了所有声乐创作的类型，如歌剧、清唱剧等等，都非常复杂化、专业化，因此，毫无疑问，初级的简谱记谱已经不能满足这些作品所承载的音乐含量，同时大量的五线谱记谱的民族声乐教材也开始大量的出现，越来越占据民族声乐教材整体的主流，要想演唱好这些作品就必须具有较高的阅读五线谱、理解五线谱的能力，这也就要求学生必须要具有扎实的乐理知识基础和视唱及听辨能力。

2.和声知识对于民族声乐专业学生的重要性

正如之前提到的，民族声乐作品形式的丰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都对民族声乐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我们必须要让学生清醒深刻的认识到这样一个声乐艺术的原理，声乐作品，尤其是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声乐作品，它们既是由一个个的音符所组成的，同时又不是由单独的音符组成的。任何单独的音符独立的出现时都不具有任何意义，只有多个音符组合出现，形成一种连续的并列关系才能构成真正的音乐，这种音符之间的并列关系就是和声。也许很多学生只要一听到和声二字很可能马上会下意识的想到和弦，或和声只存在于钢琴伴奏中，但却忘记了和弦又分为立体和弦和分解和弦，和声关系不仅仅存在于钢琴伴奏中，同样存在于歌曲的旋律当中，存在与每个小节、每个乐句、每个乐段之中，越是专业水平较高的、艺术水平较高的声乐作品越是如此。因此，要想真正理解一首优秀的民族声乐作品就必须对和声知识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深刻的理解一首声乐作品的乐思，才能更准确深入的去诠释作品。

3.曲式分析对于民族声乐专业学生的重要性

民族声乐作品创作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音乐结构，也就是曲式结构的丰富和复杂化。当前我们的很多民族声乐作品已经完全不是早期“颂歌”时期简单，甚至幼稚的曲式结构，很多都具有精巧曲式结构构思，结构完整甚至庞大的声乐作品。这一点在民族声乐的歌剧咏叹调作品、清唱剧作品及艺术歌曲作品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和明显。要想演唱好这些作品就必须具有一种视角开阔的音乐大局观，这样才能在演唱曲式结构复杂或庞大的作品时做到精心布局，从容的、有的放矢的完整演唱和诠释作品。如果只从曾经的民族声乐中“颂歌”类作品的角度来讲的确不需要太多的曲式的知识与曲式分析的能力，但面对日益发展和进步的专业化的民族声乐创作作品，我们必须做到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更好的演唱新时期的这些艺术水平、音乐层次与规格都更高民族声乐作品。

4.民族声乐专业学生还应对复调有所了解

复调音乐(polyphony)是与主调音乐(homophony)相对应的概念。主调音乐织体是由一条旋律线（主旋律）加和声衬托性声部构成的。复调音乐是由若干（两条或两条以上）各自具有独立性（或相对独立）的旋律线，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同时结合或相继结合）出现，协调地流动，展开所构成的多声部音乐。复调音乐在我国早就存在于民间音乐中。如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侗、瑶、壮、苗、毛南等）为代表的多声部民歌，还有传统音乐中的戏曲、曲艺音乐，宗教音乐等都存在着大量复调音乐形态（有其以衬腔式支声复调为多见）。20世纪以来，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欧洲复调音乐作品及其技术理论体系逐渐传入中国，中国作曲家将这一理论体系与民族音乐文化相结合，创作出许多表现中国社会风貌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的新音乐传统。事实上早在20世纪上半页，我国的音乐先驱们在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中就开始尝试复调技法，如贺绿汀、冼星海等人的音乐创作。当时创作的很多作品都极具专业性和艺术性，但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完全进入一种业余的状态，没有任何专业性、音乐性、艺术性可言，复调，这一重要的音乐创作和表现技法当然也更无从谈起。随着近几十年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思想与精神层次的提高，我国越来越多的作曲家们开始在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中运用复调技术，这也极大的提升了民族声乐作品的专业性与艺术魅力。虽然复调技术在当前的民族声乐作品中运用还不够广泛，但这种发展的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易未雨而绸缪，当前我们民族声乐专业的学生必须要重视复调课程的学习，这样才能提高自身的艺术与审美层次和规格，为真正走上社会的大舞台做好准备。二、我国高等专业艺术院校中民族声乐专业学生音乐素质欠缺的具体表现当前我们的民族声乐专业学生音乐素养的欠缺则呈现出“全方位”的态势，首先是音乐理论知识的欠缺。民族声乐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对我国的传统艺术理论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同时还要对西洋美声唱法及其它唱法的相关音乐理论有所认知。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艺术多元化发展，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也自然不可避免，要想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民族声乐专业学生还要对其他声乐艺术种类有所了解和涉猎，这就对民族声乐专业学生的音乐理论水平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学生不仅对西洋美声唱法的相关理论知之甚少，同时对本民族的传统民族声乐也不甚了解，更不用说其他种类的声乐艺术了。这也就造成很多学生在演唱作品时虽然技术上乘，但缺乏一种内在的底蕴和美感。其次，当前很多学生还没有及时的扭转自己的观念，不注重音乐技能知识的学习，这就使很多学生的音乐技能知识极度匮乏，甚至空白，也就直接造成学生练习作品时不能做到准确、全面、细致、深入，演唱也自然就会流于浅薄。在演唱艺术水准、专业水平较高，音乐结构复杂或庞大的作品时表现的尤为突出、明显。

二、关于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解决民族声乐专业学生音乐素质问题的几点建议

1.民族声乐的专业教学模式

更类似于我国传统的“师徒”关系，与一般文理科专业相比，某种程度上民族声乐专业从本科学习阶段就已经完全是“导师制”模式。因此专业教师对学生的专业学习有着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影响。因此首先专业教师自身必须对音乐素质的重要性作用和意义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并要在日常的教学中采用多种手段和方式有目的的去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

2.配套音乐课程要更具针对性

当前虽然大部分专业院校对音乐素质的相关课程都较为完备，但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很多课程都欠缺一定的针对性，尤其对民族声乐专业学生来说。由于民族声乐专业“融汇中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特殊艺术特征与审美特质也必然对学生的音乐素养提出更高、更全面更具针对性的要求。但反观我们大部分音乐高等院校中很多基础音乐课程都是所有专业一起共同授课，这实际上并不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有效的应用于自身的专业学习和提高。因此，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争取音乐基础课程不同专业分别授课的教学模式，这样就能够使音乐基础素质课程的教学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也能够使学生更好的“学以致用”，提高学习效率，更好的促进专业水平的提高和进步。

3.民族声乐专业考试模式

第4篇：民族教育论文范文

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上看，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无意识的萌芽生成阶段;朱利安(Marc-AntoineJullien)、库森(VictorCousin)、阿诺德(MatthewAmold)、贺拉斯•曼(HoraceMann)、巴纳德(HenryBarnard)等倡导的访问和借鉴阶段;萨德勒(MichaelSadler)、康德尔(IsaacLeonKandel)、施奈德(FriedrichSchneider)、汉斯(NicholasHans)等开拓的因素分析阶段;贝雷迪(GeorgeZ．F．Bereday)、诺亚(HaroldJ．Noah)、埃克斯坦(MaxA．Eckstein)、埃德蒙•金(EdmundKing)、霍姆斯(BrainHolms)等推动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阶段。在不同的学科发展阶段，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及理论分析框架也在发生着转变。从较早的因素论分析框架，发展到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等都对比较教育学的本体建设和适应不同时代背景起到过关键性作用。然而，在诸多的研究框架、参照系或理论模式的争鸣与地位变换中，比较方法始终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础。这里探讨的“比较”并非其他教育学科研究中将其视为工具性特征的具体研究方法，而是从工具客体演绎为研究者内在的研究思维路径，并上升为研究主体审视研究对象的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这种“比较”也就是冯增俊、陈时见等先生所说的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思维方式。［4］基于此，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可以从四个层次进行分解和运用。第一，比较教育研究的心理准备———比较的意识。比较是每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个体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比较无处不在，它是人们通过某一标准判断客观事物存在价值或意义的方法。因此，比较的意识是比较方法层次性中的初级层次，然而它也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发生构建了心理层面的支持。第二，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表征———比较教育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的比较教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形成科学的认识。比较教育学在借鉴吸收各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因素分析法、统计分析法、阶段分析法、教育洞察法等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说是处于工具层面上的科学方法，并在技术层面上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途径。第三，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本质特征———比较的视野。比较视野是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认识和解析研究对象过程中，所持有的固有的、习惯性的研究视角，是生发至研究者思想中的自觉自主运用的看事物的方法。基于此，作为比较教育研究者，就需要自觉地将研究对象放在多元文化、多种教育类型当中进行研究。第四，比较教育研究者的统一路径———比较的范式。比较的范式决定了比较教育研究者们在看待研究对象时所持有的研究共识和价值观念。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四个层次规定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方向和手段。通过比较意识的准备、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视野的引导、比较范式的导向可以为民族教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比较的层次性对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借鉴意义

我国民族教育学从20世纪初发展至今，其学科概念、理论体系、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以及研究方法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转变。民族教育学既重视主流社会教育研究也关注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是符合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需要的。全方位审视和剖析主体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教育、少数民族之间的教育才能丰富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全面解决民族教育问题，使中华民族整体的教育质量得到根本性提升。而要完成这一任务，比较的方法显然可以帮助我们加强民族教育之间的互动，融合各民族教育的优良之处，达到各民族教育的共同繁荣。

1．带着比较的意识深入研究“场域”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对不同地域、社会文化形态和背景下的民族教育开展研究时，要深入研究场域，要对被访人的叙述及考察资料展开意义诠释。［5］然而，研究者所关注或融入的研究对象并非孤立存在于某一区域，其教育特征的呈现、教育问题的产生、内在发展条件等因素均和其历史传承及周边乃至整体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所谓整体与部分是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形式，它们保持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因此，研究主体仅关注客体对象的直观信息和资料时，往往会忽略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大环境，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基于比较方法的要求，在遵循系统性原则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带着比较的意识深入研究现场，以联系的观点审视研究对象，构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研究网络，通过比较的心理准备，全面考量客观数据和现象，有助于更为有效地寻找“真实”。

2．以比较的视野审视各民族的文化与教育长久以来，我们在对主体民族的现代教育的关注中，不断地追寻着理想的教育模式，不断地强调教育的单向借鉴和输入，从而实现一致性或相适应的理想。然而，在全球化发展以及各民族相互交流和互动的进程中，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各种教育类型和文化传承也突显出各自的价值。因此，应当注重文化和教育交流的多向性和互动性，强调不同教育的历史和文化的自我认同。民族教育研究者可以透过比较的视野，将研究对象放在多种教育类型和多元文化的视野中进行研究，在关注和诠释他民族的教育特征和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合理化地发展自我。比较的视野除了借鉴和参照外，还注重合作和整体发展，只有这样，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教育才能共同进步，才能使全社会的教育质量和水平呈现出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3．从比较方法的逻辑出发开展多维度比较研究比较方法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一种逻辑思维方式，在审视研究对象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张力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研究机制。比较方法在实践的磨练中分化出普遍主义比较、民族主义比较、描述性比较、历史解释和文化传统比较、因素比较、区域比较、跨国比较等多维度的比较方式。民族教育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教育比较研究角度，对不同民族、区域或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教育开展比较研究。这种做法不但有助于实现对民族教育的宏观关照和整体把握，还有助于通过不同研究纬度对比研究对象的微观优势，从而发现不同民族或民族地区教育的闪光点和长处。

4．运用比较教育的具体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无论是社会科学研究还是自然科学研究，研究方法的共享和借鉴已是普遍现象。因此，将比较教育的具体研究方法应用于民族教育研究实践中，显然是大有裨益的。下文列举几种研究方法，以期为丰富民族教育研究方法提供启示。第一，具备工具特性的比较法。在运用比较法时，应当注意事物的可比性，掌握比较的标准，诸如概念的统一、取样的统一、背景的统一等。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通过跨文化比较、跨地域比较、跨民族比较等方式有助于明确研究目的、对象和任务，同时还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民族教育中的问题，从而探明民族教育的普遍性并衍生出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多种教育形式所共有的教育特征。第二，因素分析法。阿瑟•H•穆尔曼认为:“为了达到研究目的，必须选定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区域的教育方向、组织和作用具有决定作用的长期因素，并将长期因素所包含的主要问题和课题依靠一对相反命题(如人口的量与质、政治的自由与纪律等)的均衡与调和获得解决。”［6］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要通过对决定各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现象和制度的诸因素的解释分析，探求其形成的原因。既要强调政治、社会、文化、国民性等对民族教育的影响，又要关注民族教育的内部发展动力。通过内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正确解释和评价影响民族教育的诸因素。第三，阶段分析法。贝雷迪将阶段分析法分为描述、解释、并置和比较四个阶段。在开展民族教育研究时，首先通过文献收集和实地考察的方式对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进行周密而全面的记录和描述(不加个人分析);其次针对影响研究对象发展的原因和相关因素，借助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观点和知识进行解释和评判;再次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系统化，在同一类目资料中确定统一的标准，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同性和差异性，形成分析假说;最后通过“同时比较”和“阐释比较”证明分析假说是否正确。［7］除了以上方法外，诸如假说验证法、问题研究法、教育洞察法等均可以在具体教育实践中探索性地运用于民族教育研究之中。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开展民族教育的综合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民族教育问题，改善民族地区的教育状况。

三、结语

第5篇：民族教育论文范文

 

社会教育是民族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之一。在一些博物馆事业发达的国家，博物馆是社会教育理论的理想课堂之一，许多人都把它视为自己的“终身学校”、“生动的百科全书”。博物馆在教育上的贡献和作用在于它是正式教育的一种重要补充，是社会的表达，是文化连续性的保证者。[5]民族博物馆作为民族历史文化遗存的载体，凝聚着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叙述着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展示着民族文明与智慧，具有独特的教育资源优势。特别是在民族文化传承教育还不够深入的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民族博物馆作为青少年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重要阵地，应发挥其特有功能，创造良好条件，为日渐式微的民族文化传承事业注入蓬勃生机，并实现博物馆教育与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在文化传承上的有效衔接。

 

宁德俗称闽东，是全国最主要的畲族聚居地。闽东畲族文物馆坐落于宁德市蕉城区中华畲族宫内。中华畲族宫是宁德市标志性建筑之一，为全国唯一畲族朝圣地，现已成为宁德市知名旅游景点。闽东畲族文物馆展厅面积1200平方米，馆藏畲族文物1000余件(套)，全面展现畲族历史进程、经济发展、革命斗争史、文化艺术等民族历史文化和独特风情。2007年，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被中国民族博物馆列为“畲族分馆”。2012年，被福建省委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命名为“民族工作理论宁德研究基地”。2013年，被福建省民宗厅和体育局命名为“福建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训练基地”。2015年，被宁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命名为“宁德华侨文化交流基地”。自2007年免费对外开放以来，已接待各界人士50余万人次，其中青少年儿童约占参观人数的30%。闽东畲族文物馆作为畲族专题博物馆，开馆以来，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通过各种途径创设教育条件，在畲族文化传承教育上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取得一定成效。

 

一、突出主题教育，确立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理念

 

《文物保护法》第40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应充分发挥馆藏文物的作用，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民族博物馆具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和文化知识资源，是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极佳场所，也是培养青少年高尚情操，增强民族团结意识的重要教育基地。我馆在文物陈列内容的安排上，精心策划、科学陈列、生动展示，力求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闽东畲族文物馆在建馆之初，为全面展示畲族悠久的历史进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各类畲族文物，充分展现了畲族文化丰富性、独特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一是展示畲族悠久的发展历史，促进各民族间相互了解和紧密团结;二是展示畲族传统文化和独特风情，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三是展示畲族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事迹，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四是展示畲族经济、文化等发展成就，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讴歌英才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系统有序的畲族文物成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民族文化符号。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系统在少数民族中代代相传的过程，亦即下一代对其民族特定符号了解、识别、认同、记忆与应用的过程，也是其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2]

 

二、开展丰富活动，形成民族文化传承的浓厚氛围

 

开展文化活动是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既有助于扩大民族影响力，同时也能满足大众文化需求。近年来，闽东畲族文物馆通过各种形式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如，2009年9月，举办“畲歌颂祖国──畲族人民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 畲族歌会;2010年8月，举办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展示活动;2012年10月，举办畲族风情油画展;2013年11月，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丰收节歌会;2013年12月，举行畲族祭祖大典;2014年10月，举办畲族书法家雷雅群榜书艺术展;2015年4月，举行福建省第四届“三月三”畲族文化节暨第八届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丰收节分会场畲族民俗表演活动。实践证明，通过举办丰富的民族文化活动，对群众加深理解畲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传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有着显著效果。

 

三、加强馆校合作，参与校本课程教材编写和教学

 

学校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具有精确性、系统性和权威性，具有系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功能。[3]而学校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设置校本课程进行民族文化教育。闽东畲族文物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通过参与审稿、编写教材和教学协助学校进行民族文化教育。一是参与编审校本教材。近年来，参与编写和审稿的校本教材有宁德市民族中学的《畲族文化简说》、《畲族文化读本》、《畲族文化常识》，宁德蕉城金涵亭坪民族希望小学的《畲寨风情》，宁德蕉城民族中学的《畲族文化》，宁德蕉城民族实验小学的《畲族文化读本》。二是安排工作人员进入课堂进行畲族文化授课。自2013年起，每周二下午，我馆安排2名工作人员分别到宁德市蕉城区民族中学和民族实验小学授课。授课人员对博物馆自身资源进行深度挖掘，设计制作的教材，图片精美、版式活泼，比较适应学生的求知特点，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四、设立非遗传习中心，培养畲族传统技艺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以宁德为例，2015年12月全市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部级有6项，省级有12项，市级有25项，内容包含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技艺等。相应的传承人，部级有4人，省级有15人和市级有31人。闽东畲族文物馆高度重视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保护和研究工作，通过设立传习中心进行各项传统技艺的传承教育。一是设立畲族传统武术训练基地。充分发挥省级训练基地的辐射作用，长期开展畲族传统武术的训练、交流和比赛活动。近年来，通过传帮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畲族武术运动员，多次参加全国、全省民运会，取得佳绩。二是设立畲歌传习所。传习所邀请畲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授课，已培养了数十位畲族小歌手。三设立畲族民俗展示中心。2009年，我馆建成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展示中心，日常供畲族群众对歌及各项非遗技艺的训练。扣人心弦的畲族民俗表演活动“起洪楼”、“上刀山”和“过火海”曾多次在展示中心演出，吸引了大量市区民众和外来游客。

 

五、结语

 

如果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时，其只能称为遗产，不能成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为资源。[4]将丰富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大众可利用的学习资源，是民族博物馆的核心价值。文化学家认为，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而且更是一个教育过程。[4]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工程，需要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下，学校、家庭和社会合力开展的长期工作。目前，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文化传承教育上尚未形成有效机制，特别是传承教育的主阵地学校，由于课程设置、升学压力等，未能有效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的教育教学。民族博物馆作为民族地区单一或多个少数民族的专题博物馆，其独特的文化资源和影响力，决定着在民族文化传承教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应发挥起“排头兵”的作用。

第6篇：民族教育论文范文

1.丰富人们的音乐生活，提高人们的音乐素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悠久的音乐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出了数不胜数的乐器，其中既包括汉民族的传统乐器也包括少数民族乐器。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体现本民族的内在精神品质，民族乐器是我国音乐文化存在的重要依托性工具。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中开展中国民族乐器教学可以保证学生在音乐学习的初级阶段接受中国传统音乐的滋养，不断丰富自身的心灵世界，提高个人文化修养。学生在掌握了民族乐器演奏技法之后，不仅可以用作表演，也可陶冶情操，提升生活品位。

2.促进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在基础音乐教育阶段加强中国民族乐器教学可以摆脱单一的西方式的音乐教学模式，使本民族音乐充分走进音乐课堂，增强学生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了解与学习，并逐渐激活本民族音乐的生命力。学生学习民族乐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继承与弘扬本民族音乐文化的过程。学生只有在精通本民族乐器之后，才可保证民族音乐文化的生命力，并逐渐将其发扬光大。

3.增强民族凝聚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音乐教学模式采用西方的音乐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民族音乐的艺术魅力以及影响力受到遮蔽。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应当具有共同的文化追求与文化艺术信仰，并且懂得敬畏本民族艺术文化，通过民族文化使本民族人民形成精神共鸣，增强我国民族凝聚力。我国民族乐器的教学可以拓宽人们对本民族文化艺术了解的途径，充分满足人们在稳定感、归属感以及安全感等方面的精神心理需求，使人民更加坚定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使我们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中能够保持民族自尊心与民族凝聚力。

二、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中开展民族乐器教学的可行性

1.开展中国民族乐器的教学符合新课程标准提出的相关要求

我国新课程改革标准中对基础音乐教育的本质与价值进行重新的全面的解释，而且也在基础音乐教学理念与教学内容方面做了全新的阐释。新课程标准要求基础音乐教育应当遵循课程的综合性与音乐文化的民族性、多元性原则，因此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中开展中国民族乐器教学符合新课程改革的标准。另外，新课程改革标准注重教材的开放性以及教学方式与教学过程的体验性、实践性，中国民族乐器的练习与演奏本身带有丰富多彩的实践表演性，体现实践教学与体验教学的思想。

2.中国民族乐器教学具有诸多教学优势

中国音乐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民族乐器种类繁多，而且演奏方式多种多样，每一种乐器都体现出独特的人文价值与审美观念。无论是传统汉民族的古典乐器还是少数民族的乐器均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将民族乐器的教学引进基础音乐教育课堂可以大大丰富乐器教学内容，充分发挥民族乐器的教学优势。

3.开展中国民族乐器教学符合中小学生的心理与兴趣

基础音乐教育主要针对中小学生，中小学生年龄比较小，音乐思维与想象力均比较活跃，在音乐教学中介绍中国民族乐器会使学生产生一种新鲜感，形式多样的民族乐器会大大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接受了大量的西方音乐理念之后获得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这样十分有利于学生对中国民族乐器的接受。

三、开展民族乐器教学的主要策略以及注意事项

1.音乐教师提高自身民族乐器演奏技术，提升教学质量

音乐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应利用业余时间勤加练习民族乐器，可以专门性地练习几种乐器，在练习过程中不断思考，探索科学有效的练习技巧与教学方式。音乐教师在民族乐器教学中最主要的教学内容为动作的示范以及演奏技巧的规范，所以教师应当严格要求自己在乐器练习演奏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演奏技法，发挥好示范作用，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以保证学生能够掌握正确的演奏方式。

2.民族乐器教学过程中应当选择适合于中小学生的乐曲与乐器

对于中小学生的民族乐器学习，教师在乐器选择过程中尽量不要选择那些演奏难度较高、训练学习周期较长的乐器，要主要选择一些易于学习且不会占用学生过多时间、精力的乐器。另外，民族乐器的选择还要遵循经济实惠与音效好噪音少的原则，并且适合于在课堂上进行演奏练习。可供参考选择的乐器有葫芦丝、竹笛、埙等，简单的乐器练习可当作乐器学习的入门基础，在学生的提高完善阶段，教师可介绍一些练习难度较大的乐器，如古筝、二胡、三弦等弦乐器。练习乐曲的选择应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这样能够使学生循序渐进地得到锻炼与提高。

3.在民族乐器教学过程中注重讲解与乐器有关的历史文化内涵

民族乐器的教学说到底是让传统历史文化得到较好的传承，每一种民族乐器中都包含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辛劳与智慧，同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诸多文化故事传说等。教师在乐器演奏技术教学过程中，可以向学生们介绍一些有关于乐器的一些历史故事与奇闻异事等，让学生加深对民族乐器历史的了解，不断提升音乐品味。如在教授古琴曲《高山流水》时，教师可以向学生们讲述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使学生深刻领会到此曲的内在意蕴。

4.教师在科学指导之余，要鼓励学生的学习自觉性让学生进行自主练习

民族器乐的传承与发扬不只是学校音乐教育的责任，还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学校和家庭是学生成长的主要环境，所以我们应大力加强学校音乐教育与家庭音乐教育以及社会音乐教育之间的联系与配合。只有实现各方力量的紧密配合，民族器乐教育才能得以持久、有效的开展，从而形成弘扬民族音乐的舆论和社会环境，形成人人了解民族音乐、人人懂得民族音乐的局面。这样，我们的民族音乐才能长久不衰、继承发扬。

四、结语

第7篇：民族教育论文范文

民族是基于共同的历史、语言、宗教、行为、生物特征而形成的共同体。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基于共同的居住地点、生活方式和历史习俗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标识，各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又千姿百态，具有多样性和相对性。民族文化是民族心理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各民族在主动和能动地创造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将民族文化内化于自己的心灵，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观念体系。1957年，英国思想家波兰尼(M．Polanyi)在《人的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人类有两种知识，一种是通过理性和逻辑分析获得的可以用语言清晰表达的知识，即“外显知识”;另一种是在社会生活当中无意识获得的、不能系统反思和清晰陈述的知识，即“内隐知识”。［2］现代心理学不仅通过实验证实这两种知识独立地存在于人的记忆系统中，而且发现这两种知识具有不同的信息加工方式和提取机制。外显知识的提取是一种控制化的、缓慢的信息串行过程，而内隐知识在提取时是一种快速的信息并行输出过程，不消耗或很少消耗心理资源，不受短时记忆容量的限制，不需要意志努力。因此，相对教育中获得的外显性观念，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更具有自动化和无意识的特点，容易被自动激活，是某一民族人们心理和行为最迅速、最直接的支配力量。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进入大学后，虽然脱离了土生土长的社会环境，转移了生活空间，离开了一直浸染的民族文化环境，但原有民族文化观念并不会消失，而是以隐性的方式持续地发挥作用，－33－自动地、无意识地影响他们对新观念的接受以及行为选择。首先，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接受。少数民族大学生长期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中，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在思想观念深处不自觉地留下印记。这些散布于头脑中的民族文化观念有些与新的文化观念相一致，有些则可能与之矛盾或相悖。当矛盾或相悖的情况出现时，由于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具有自发性特点，它会极大地阻碍和干扰新观念的接受。其次，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新观念系统的践行。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尽管少数民族大学生经过系统的学习，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了新观点和新观念，愿意将它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观念能够马上成为支配行为的力量。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内隐的文化观念具有极强的潜在性和稳定性，它不会因为新观念的出现而消失。在此阶段，就会导致内隐和外显“双重观念”的出现。与外显观念相比，内隐民族文化观念较少需要心理能量和动机从记忆中去检索，所以在没有主观意志控制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积淀下来的无意识痕迹，它会首先被激活，成为少数民族大学生行为反应的最直接的支配力量。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民族文化的忽视

既然民族文化观念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的先在性生成因素，并持续隐性地产生影响，那么，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就必须建立在对民族文化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不能无视民族文化的存在。然而，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无民族文化”或“超越民族文化”的现象非常普遍，民族文化成了教育过程中的被忽视的无关变量，这极大地制约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一)心理健康标准忽视民族文化的适应性

为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各高校纷纷开展大学生的心理普查工作，为所有在校大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使用的心理健康标准和测量问卷基本上是基于西方文化语境的，我们并没有对其局限性和文化适应性进行足够的反思和认识。受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影响，西方心理学把心理看作是一种独立在主体之外的类似于“客观存在”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认识、反映，并确定科学化的标准。但这个标准是孤立的，它从几个孤立的方面来认识人的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标准是静止的，它从某段静止的时间来认识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待;这个标准是普适性的，它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人的心理，而忽视心理的文化相对性。心理异常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在于心理与行为表现与特定文化契合性。健康、常态的心理并没有统一的、普适的标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有着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心理行为表现。受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在遇到困扰时，不同民族大学生的情绪和行为表现是不一样的。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往往只是从科学的、普适的心理健康标准出发，忽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反应的文化性和独特性认知。目前许多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适应障碍和心理问题，如，焦虑不安、情绪波动、消极悲观、缺乏自信、人际敏感、强迫倾向等。这种标准化、表面化的测试无法深入各族学生的心灵深处，会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失去深入了解学生的机会，更糟糕的是容易夸大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程度和性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带来师源性伤害。

(二)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忽视民族文化的适应性

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照搬西方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以追求客观合理、科学、普遍的方法和手段为目的，认为只要方法得当，心理问题的解决和心理疾病的治愈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大的社会背景和少数民族学生所经历的独特的文化背景成了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理应忽略的无关变量。这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是科学化的、标准化的、去文化的。事实上，任何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都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建构起来的，“潜意识”、“认知失调”和“真实自我”等并非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只不过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人的一种理解而已。所以，这些理论具有文化适用性。当把这些理论放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时，因为缺少特定的文化土壤，可能就会失去其本来的效用。当心理健康教师在教学和咨询中简单地搬用那些西方的心理健康理论，有意或无意地使用那些让人倍感“神秘”的概念和令人“困惑”的推理时，很容易让少数民族大学生产生距离感和疏离感。同时，当这些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以科学化的面目出现时，那些非主流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心理健康理念和方法似乎就变成了非科学的，这无形当中会给各族学生带来一种压迫感。目前，在我国的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求助愿望不强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一项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求助意愿的调查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向校内心理咨询机构求助的仅占5%，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少数民族学生，大多倾向“内省”、“感悟”和“自我解脱”，而不喜欢向专业的心理咨询求援。［3］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学生因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在遇到心理困扰时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也说明那些所谓科学的心理学理论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缺乏契合性，那些冷漠的分析和冰冷的结论很容易让少数民族大学生望而却步，对学校的心理咨询失去必要的信任感。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民族学生，使他们健康成长。如果少数民族学生不相信心理咨询的效果，不愿主动寻求心理咨询老师的帮助，那么这一目的就无法实现，其实效性也就无从谈起。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须保持民族文化敏感

文化心理学家阿克逊和苏(Sue)等人说过:“心理健康服务是一种助人过程，其理论和实践上都平等地重视咨询者和求助者的文化印记。咨询专业者必须考虑咨询者和求助者在语言、社会阶层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会成为有效介入咨询的潜在障碍，因而咨询者需要努力克服这些因素可能造成的障碍。”［4］文化敏感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应有之意。在进行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敏感能力，充分考虑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发展中的作用，从纵深的民族文化视角解读学生，以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一)树立宽容、开放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理念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其教育对象有着独特的、多元的文化背景。在实际的工作中，以共性的科学心理学理论作为指导固然重要，但仅用这些理论来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学生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心理学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存在着许多相似的普遍共性，但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所以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是不同的。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如何从纵深的、民族文化的脉络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是建立深入的共情关系，采用有效的教育方法之基础。正如建构主义所言，“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或真正意义上的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知识，应当是有着显著差异的活生生、具体鲜活的关于个体和个别事物的知识。由于每个个体都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那一个”，因此知识的要义不在于找到事物的共性，相反，而是应发现其个性。”［5］但在实际的工作中，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出发，发现个性，深入地理解学生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心理咨询教师不可能对每个民族文化都能完全了解。因此，文化心理学一贯秉承的开放、宽容的态度应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理念。开放、宽容的前提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承认自己对学生的成长背景和文化背景知之甚少，抛开既有的理论体系去理解学生，对学生的成长经历和民族文化保持一种探索的兴趣。在宽容、开放的理念下，心理咨询教师通过详细的倾听了解各族学生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特有的方式和方法，从学生的参照体系出发，与学生共同分析问题、建构发展目标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一种对等和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不再站在权力一方，不再是独立于学生的观察者、判断者，而是学生的密切伙伴、参与性的观察者。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深入的信任关系，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潜能、促进学生心理发展。

(二)树立生态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

生态哲学把人的心理看做是一个与外在环境交互作用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树立生态化的心理健康观有利于全面、系统地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进而采用切实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首先，生态化的心理健康观认为，心理健康应该是心理系统整体功能的良好状态，也就是说心理作为一个整体能有效地发挥自身的功能，不断向内部与外部平衡统一的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心理健康应该是一种整体的、动态的平衡，在发展过程中，心理的某个部分功能的缺失或者某个部分发展的暂时滞后并不一定意味会破坏整体功能。因此“问题”并不意味着不健康。因为当心理的某个部分出现问题时，整体发展趋势自然会对部分进行调整或修复，从而使得整体的功能处于稳定和谐的状态。这要求我们在确定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心理的某个部分的健康状况进行界定，而必须有整体层次的把握，对心理整体机能的状态加以评定。同时，在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时候，教师要注重学生的整体心理素质的培养，审慎地对待和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文化适应中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不可轻易做出“心理不健康”的结论。其次，生态化的心理健康观认为，心理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着交互作用，心理健康取决于心理与环境的动态平衡。因此，评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必须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入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如，由于多灾多难的历史和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苗族人养成了封闭收敛的心理定势，形成了自律内敛的性格特征。而蒙古族由于一直过着游牧生活，草原部落游牧的生活习俗已经扎根于蒙古族人民的心理，蒙古人具有开放、热情、豪放的性格特征。不同民族性格的人在具体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会有所不同。如果不从民族文化背景来考量，只用静止、孤立、统一的标准来认识和衡量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是极其有害的。

(三)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中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

第8篇：民族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四川藏区 幼儿民族文化教育 困境 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0-0213-01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建设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中，学前教育普及度低成为了发展过程中的首要难题。受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未能普及到区域内的所有儿童，以四川省藏族地区为例，四川藏区的32个县，约有16万左右3-6岁的儿童，其中却只有7万名左右的儿童能够入园就读，接受学前教育。而且，入园就读的儿童当中大部分是在县城居住的，来自乡镇、农村的儿童比例很少。针对民族地区幼儿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像重视义务教育一样重视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建设，特别是对师资力量的储备，要将之纳入到整个教育建设的规划中。把师资力量配备好，把幼儿园的选址工作、建园工作做好，才能使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真正发挥其教育价值。

一、四川藏族地区幼儿民族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分析

首先，幼儿民族文化教育小学化严重。民族地区很多家长由于没有接受过高层次的学校教育，罔顾教学规律，大多数家长只关心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学了多少字、做了多少题，忽视了幼儿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与学习。与之相应的，是许多幼儿园又不懂得如何改变家长的错误观念，一味地迎合家长，造成了该地区幼儿教育的教育内容趋向小学教育水平，教学难度远高于幼儿接受程度的现象。在四川藏族地区的一些幼儿教师没有掌握幼儿教育的正确方式和方法，现有教学内容主要以故事、儿歌、识字和写字为主，教育方式主要以口头背诵或者机械记忆为主。

其次，高素质双语教师人才储备不足。民族地区的幼儿园收费较低，相应的，幼儿教师的收入也很低。本地区高校毕业的师范学生都不愿意到民族地区的幼儿园从事教育工作，优秀人才招聘难，留住人才更加困难。现有的一些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并不是很高，有些双语幼儿园尽管教授藏语和汉语，但是教学质量普遍不高，要么藏语教学能力较差，要么汉语教学水平不高，严重影响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开展和地区教育水平的进步。由于双语教师人才的储备不足，民族地区幼儿在学习过程中对本民族的文化知识了解不足，十分不利于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其三，专业教辅教材缺乏。在民族地区很多幼儿园都实行双语教学，在幼儿园中既有藏族孩子，还有汉族孩子。孩子们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可以通过游戏、交流掌握汉藏双语的简单日常对话。但在双语的专业教学中，教材不足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课本多为内地的小学课本，缺乏专门的藏文教材，因此藏文老师只能按照内地小学第一册的课本来上，到了幼儿园大班也只能接受一些简单的藏文字母教学。这不利于民族语言、文化对幼儿教育的补益，不利于地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加快编制、补充适合民族地区幼儿教学的藏语教材是当务之急。

二、四川藏族地区幼儿民族文化教育对策分析

首先，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监督作用。要想更好地发展四川藏族地区幼儿民族文化教育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投入，需要教育部门提高重视程度，需要将建设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列入到政府的财政预算当中。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幼儿园规划建设和配套设施建设，改善当前的办学条件，给更多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幼儿教师待遇，吸引更多的高素质教育人才投身到少数民族幼儿教育中来。

其次，加强民族地区高素质幼儿教师队伍建设。要想加强民族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就需要提高幼儿教师的整体待遇水平，通过与民族地区师范高校进行战略合作，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投身于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领域；同时还要积极鼓励现有教师队伍通过自学考试提升自身专业水平，为民族地区幼儿教师提供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不断提升教育队伍的专业素质，从而对整个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优化升级。

其三，加强双语教学科研工作。地区教育部门应该重视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科研工作，尤其在以藏族少数民族为主的幼儿园中，应加大对藏语幼儿教材的科研投入，加强学前教育教材、藏文基础教材的编译和出版工作，通过多方论证和研究，编写并出版一系列适合藏族地区幼儿园使用的学前教材、藏文教材，从而更好地满足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论少数民族地区幼儿民族文化教育的困境》[J].田景正，周端云. 当代教育论坛（下半月刊）. 2009（05）

第9篇：民族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族地区 教育 文化

由于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农村多山和多河流地区，这种天然的地理屏障决定了其生产方式较多以传统的农耕方式为主，并且大部分地区还保留着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与，也正因为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速度慢等客观原因，使得当地人的教育观在一定程度上与主流教育观不同，带有特殊性。民族教育研究者应该用客观、理解的眼光看待民族地区的传统与教育问题。

一、立场转变――从“客位”到“主位”

在教育领域，我们习惯用“统一的”教育思想来指导教育实践，包括在教育研究和政策制定方面。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状况，如果不深入到民族地区内部，以“客位”身份走马观花地看一通，很容易陷入用本民族导向的认识观来看待和评价民族地区教育的误区。还有些研究者看到别人的研究里的材料不加鉴别求证就用来作为自己研究的材料，这难免会使自己产生与客观情况相背离的理解，进而形成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解释。这样的教育研究方法是不利于我国民族教育研究发展的。

由于研究对象的价值多样性和研究者价值观的多元性，研究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认识研究对象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通过分析他所处的特定社会对他思想的影响，或许有可能形成一种个人的思维模式，但他却不可能发现该社会本身的结构，也无法发现别的时代的历史学家及其他社会成员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结构。”[1] 不仅是在历史研究中，而且在人文科学的各种研究领域中，研究者应该有“主位”的立场是从事研究最基本的要求。

伽达默尔曾指出，理解者所处于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和制约他对文本的理解。想当然地以国家或者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以客位文化教育观去理解某个民族的教育，或者想当然地以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理解其教育，都有可能把特定民族的教育问题简单化。[2]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他人的文化？江天骥教授曾指出：“理解异己文化的尝试是两个不同文化的遭遇，研究者自己的文化传统卷入另一个文化传统中，同一个传统进行对话。通过这种对话，研究者既理解了另一种文化，同时也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文化。”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研究者，我们不再是以旁观者的立场和身份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进行发问，而应该获得比较适合这一研究对象的理解，即在深刻理解少数民族特殊的社会、历史地理和文化条件的基础上，结合教育学理论进行分析研究。

对某一民族地区教育进行研究前除了需要做好“时间”和“空间”两大方面的考察准备外，还要区分以下概念。

1．“文化”与“文明”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总和，包括物质、制度、思想三个层面的内容；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文明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进步状态，是人类社会不断创造的一切进步成果。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价值取向上来看，我们平时所说的不符合时展的那部分东西应该是与“文明”相对的概念。很多研究者并没有区分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就笼统地统称为“文化”的做法是不科学的。观察到某一民族地区举行宗教仪式这一现象，回来就高呼要通过学校教育“提升当地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纠正当地人“落后”“封建”的观念，却没有认识到这种仪式是该地区的一种习俗和文化传统。

2．“科学”与“宗教”

是不是凡是“科学”就是正确的，是真理；“宗教”就是落后的，应该被摒弃？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也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某一问题的正确结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会有其局限性。科学也不是判断文化合理性的标准。“只要宗教、仪式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可被理解，能够指引当时大的活动，那就是合理的。”[3] 信仰和宗教仪式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封建的、愚昧的思想，不加理解就高呼要“加强普通学校教育，普及科学知识宣传”的口号。作为民族地区的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来保护好这种文化传统，处理好学校教育与宗教教育的关系。

二、认识转变――从“普适性”到“特殊性”

学校是学生获得知识与经验的主要场所。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不仅承担着普通学校所发挥的使命（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为社会培养合格劳动力），而且也承担着本民族文化传承和延续的功能。有些研究者不但以主流、优越性价值观主导下的“旁观者”姿态考虑民族学校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而且在提出建议和对策方面，也多是提倡运用同解决普通学校问题一样的方法，即用“统一”“均质化”导向的建议解决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问题。如果照他们的想法去实践，久而久之，许多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基因就会慢慢消亡。

教育的本质在于发展人，而每个人又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基础上发展来的。在不同的空间内，每个人受到的文化影响必然不同。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全国一致的课程改革，忽略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因此在教育中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部分课程和内容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是根本无法开展或不科学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当地“读书无用论”的观念。

特别是在某些民族地区，同一所学校中不一定只是单一民族的学生和教师，有些学校是多民族学生共校，有些老师和学生的民族不同，因此在研究民族教育问题时，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如果没有对这些基本情况进行了解，是不能客观准确地找准原因的，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不同民族间的误解。

三、方式转变――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

从以往的教育研究著作来看，多为“自上而下”宏大的叙事研究，教育研究的对象多为“抽象的人”，即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空下的人，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用“抽象”来取代“具体”的教育研究，无论诠释得多么丰富和完美，实际上也是一种无意义的口号，没有价值，也不利于教育的发展。

教育的逻辑起点是培养人，是“具体的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活生生的具有能动性的人，教育是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发展成长的培养。教育活动本身是与人息息相关的，并且存在于一定的具体的某个历史情境中，而凡是与人直接相关的东西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蕴，因此，教育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具体的人”。

民族地区教育就是这种处于一定文化背景下，具有独特社会历史性的研究对象，民族地区的教育不是简单、自上而下的贯彻、推广和利用普通学校教育制度就能够促进其发展的。

民族地区的教育需要研究者用“主位”的态度，“因地制宜”地、“自下而上”地深入考察实践，从具体的活生生的学生出发，从一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下展开，深入到不同民族地区的内部，才能真正地提出能够解决民族地区教育问题的对策，才能真正地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重庆 北碚，400715）

参考文献：

［1］［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