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管理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生态管理论文范文

【摘要题】出版业

【关键词】出版生态/出版种群/出版群落/出版生态系统/出版生态学

【正文】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后，我国出版业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形式的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增长迅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出版界喊出了“狼来了”。“做大做强”似乎成了迎接挑战的必然选择，出版集团、报业集团、传媒集团纷纷组建起来，各出版媒介也纷纷扩大规模。由于出版业的高利润的诱惑，各路资金也对介入出版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03年我国出版图书190391种，总印数66.7亿册；期刊9074种，总印数4287万册；报纸2119种，总印数383.12亿份；录音制品1333种，出版数量2.2亿盒（张）；录像制品14891种，出版数量3.54亿盒（张）；电子出版物4961种，9320.89万张。[1](P1-9)我国已成为出版大国。

但出版大国并不意味着出版强国。在繁荣之下，我国出版界也还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1)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新闻出版的审批制和出版资源的配置仍然是计划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势。不少出版媒介内部机制僵化，压制了人才的创造性和活力。2)粗放型掠夺式经营，使得出版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低层次、低水平重复出版严重地浪费了出版资源。3)品种结构不合理，出版规模扩张过快，致使品种增加，印数下降，效益低下。4)市场不规范。出版物市场的区域割据和地区垄断现象仍然存在；行业内诚信意识薄弱，回款难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出版媒介；假冒伪劣泛滥、盗版猖獗。5)出版媒介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如严重违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宣传纪律，有的出版媒介甚至出卖书号、刊号。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破坏了出版生态，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日本出版的“大崩溃”[2]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国出版的“大崩溃”恐怕就为时不远了。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用生态学的原理来研究出版，也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观、层次观、系统观和协同进化观，对出版业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生态学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结合，已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如文化生态学、知识生态学、信息生态学、媒介生态学等。[3-6]曾有人对出版生态问题作过一些讨论[7-11]，但尚未见对出版生态学做系统的、深层次的探讨。本文试图对出版生态学的概念、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作粗浅的探讨。

一出版生态学的概念

生态学研究的是生命体即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版媒介具有生命体的特征：出版媒介具有新陈代谢的功能，它不断地进行着人员的更替，不断地从外界获得物质和能量，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伴随着新陈代谢的过程，出版媒介有诞生、成长、壮大、衰老、死亡或再生的过程。出版媒介在发展过程中，也在继承（遗传）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着创新（变异），从而使出版媒介的组织形式、出版物形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版媒介对外界刺激能做出一定的反应，即根据社会和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来确定自己的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否则就会被淘汰。出版媒介也是在不断进化的，从最初的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再到胶印；从单一的纸质出版物，到现在的包括纸质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出版物；从过去的手工作坊，到现在的跨国出版集团，这些都是出版媒介进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把出版媒介看作生命体，从生态学的视角考察出版现象。

所谓出版生态就是出版媒介与影响出版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相互关系的总和。它是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出版生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媒介环境，即互为环境的出版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都影响着出版媒介的生存和发展。政治制度决定了出版政策和出版法律、法规，也决定着出版工作的性质。经济的发展对出版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出版无不打着其文化的烙印，而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也离不开出版载体。教育的发展为出版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为教育服务也是出版的一大职能。科技与出版更是密不可分，没有文字、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就不可能有出版，出版也承担着和传播科技成果的责任。

出版生态学就是研究出版媒介与出版媒介之间，以及出版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和机理的科学。出版生态学是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出版学研究的结果。出版生态学是出版学的拓展，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开展出版生态学研究可以弄清出版媒介与影响出版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因素的相互关系，明确出版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及其进化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进而探索调节以至优化出版生态系统、保护出版生态平衡、保证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二出版生态学的相关学科和分支学科

出版生态学既不同于编辑出版应用学科，也不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学。它所研究的既不是具体的编辑出版业务知识，也不是自然界的生态关系，而是出版媒介与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生态关系。它研究的出版生态规律既不同于传统出版学中一般的编辑出版工作规律，也不同于自然界的生态规律。因此出版生态学是出版学与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是对出版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作为出版学的拓展，它与传统的出版学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所创新。“出版学是研究出版物、出版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图书和期刊。[12](P14)出版学的研究成果为出版生态学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出版生态学不去研究具体的出版业务知识，而是以整体的、发展的、系统的眼光研究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它所研究的媒介涉及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但并不去研究某一具体形态的出版物的性质和功能，而是研究同种媒介之间与不同媒介之间的生态关系，及其在出版生态系统进化中的作用。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学科，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13]出版生态学运用生态学的原理来研究出版学，因此出版生态学与生态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出版生态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中的出版现象，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广泛地向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社会、历史、美学、伦理、哲学等众多领域渗透，推动了许多新兴学科的发展。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出版生态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行为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学科。[14]传播是出版的重要功能之一，因此出版学与传播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传播学研究的媒介范围很广，但侧重于研究广播、电视、报纸、网络这样的新闻媒介，与出版生态学中研究的媒介各有侧重，研究角度也不完全相同。

此外，出版生态学与管理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也有密切的关系。

出版生态学研究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的特点，因此它有许多分支学科。按照出版媒介的层次性划分，可分为个体出版生态学、种群出版生态学、群落出版生态学和出版生态系统生态学。按照出版媒介的分类来划分，可分为图书出版生态学、期刊出版生态学、音像出版生态学、电子出版生态学和网络出版生态学。按照出版媒介的组织环节划分，可分为编辑生态学、发行生态学、出版管理生态学等。按照出版生态演替的过程，又可分为古代出版生态学和现代出版生态学。

三出版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只有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下，科学研究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出版学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法、古今中外法、分析综合法在出版学研究中曾经是主要的研究手段，[15](P27-29)但这些方法远远不能满足出版生态学研究的需要。作为新兴边缘学科的出版生态学，应当在借鉴这些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方法，并积极吸取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加强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发展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总的趋势是，由定性研究趋向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分析，从局部研究到整体研究。

(1)调查研究的方法。出版生态研究离不开出版活动的各种数据、资料，这些数据资料不能凭空得来，必须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取得。随着数学方法的引入，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日趋完善。进行出版生态调查研究，必须首先明确研究目的，然后制订研究方案，包括确定调查对象、抽样范围、抽样方法、测量方式、问题设计，并实施调查。取得数据、资料后，还要进行整理和归类，再根据需要，分析各类数据，抽出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理论，总结出观点，最后形成研究成果。这里就用到了概率与统计的方法，对大量复杂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也离不开计算机技术。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法。定性分析的目的在于识别研究单位的属性，分析它的组成要素，并根据不同的属性进行分类。定量分析则是对事物量的方面的揭示。在出版生态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利用定性研究来定义问题，寻找处理问题的途径。定量分析则可以用以验证定性研究中的假设。定量分析之前通常要以适当的定性研究开路。有时定性研究也用于解释由定量分析所得的结果。因此，尽管定量分析能够得到精确的结果，但定量分析不能取代定性分析，而必须以定性分析为前提。只有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才更有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

(3)出版系统分析与综合研究法。系统分析是指在研究中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通过对系统内各要素、结构和关系的考察，研究如何优化系统的结构以发挥系统的最佳功能的方法。通过系统分析，可以对系统的发展作出预测、决策和实行控制，可以找出系统从一种状态突然转化为另一种具有新功能的状态的条件、机制。而系统综合则是按照系统的诸要素、结构层次、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在思维中复制和设计系统整体的综合方法。在把部分综合为整体时，能够揭示各部分所不具有的新质态、新规律；它着眼于系统的最优效应，通过对系统各部分的创造性组合，实现系统设计的最优方案。

(4)宏观出版生态与微观出版生态相结合研究法。出版生态也可分为宏观出版生态与微观出版生态，宏观出版生态指整个出版业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科技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不同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微观出版生态则指出版媒介与作者、读者、经销商、印刷商，以及出版媒介内部各环节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宏观分析是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对宏观出版生态进行的研究。微观分析则是指从构成出版业生产与流通整体的各环节、各部门、各工序、各层次、各方面，对微观出版生态进行研究。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既可以全面地揭示出版生态规律，又可以通过科学分析找到维护出版生态平衡，保证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应当指出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方法相互移植与借用的结果。因为一种方法就是一种视角，从新的视角就可以发现新的问题，从而可以大大扩大思维空间，促使新思想、新学科的产生，出版生态学的产生就是如此。随着出版生态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会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体系也会逐步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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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出版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把出版与生态联系起来，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作为研究对象，并从系统整体上去研究其结构、功能和动态，以至优化和调控。

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在微观生态方面，应当着重研究编、印、发、管等各个环节在整个出版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在宏观生态方面，则应从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层次研究出版的生态规律，这也是出版生态学研究的中心。

1.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个体生态学也称生理生态学，它研究生物对环境适应性的生理机制。生理适应使生物在不良或极端环境中得以生存，提高存活力。同样出版媒介也必须适应社会环境才能够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出版媒介（个体）与生态因子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以及组成这些个体的部门如编辑部、发行部（器官），以至编辑人员、发行人员（细胞），甚至可以小到稿件（基因），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出版媒介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灵活的适应机制，使自己保持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出版媒介内部的各个环节的联系，及其人员的素质是关键。那么，它需要建立怎样的联系，其人员需要怎样的素质？影响媒介的限制性因子是什么？出版媒介适应社会环境，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环境，这种反作用有正面的，也可能有负面的。如何提高出版媒介的耐度，以增强出版媒介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如何使出版媒介对社会环境产生正面的影响，抑制其负面的影响？这都是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2.种群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全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各种方式彼此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整体，即为种群。[13]在自然界，种群和种群之间存在地理隔离和生殖隔离。同一地区的个体共享同一资源，因而在对待资源的关系上又表现出种内竞争或合作关系。在信息化社会，严格地说不存在相互隔离的出版种群，但是为了研究方便，在目前我国出版物市场被人为分割的情况下[16]，我们姑且给出版种群下如下的定义：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通过一定的条件联系起来的相同类型出版媒介的群体，称为出版种群。种群层次的出版生态学就是要研究在这种分割条件下的出版媒介个体之间，以及其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出版种群的数量、分布密度及其数量变动规律；研究出版种群的组成及出版种群的结构。各种形式的出版集团、报刊集团、传媒集团可看作是出版种群。目前我国的这些集团大多是靠行政手段组建的，并不完全是自发的市场行为的产物。如何合理地配置出版资源，规范竞争，加强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战，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仍是有待研究的课题。研究种群层次的出版生态，将为此提供有益的参考。

在研究出版种群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书商。有些书商已不满足于仅仅做书刊流通的中介，而是通过买书号、刊号、版号进入出版媒介的行列中，可以称之为隐性媒介。这样的隐性媒介有多少？可能难以统计。在我国出版审批制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国有出版媒介不能积极有效地应对市场挑战，市场就会来配置出版资源，买卖书号、刊号和版号的现象就难以杜绝。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合理地解释出版种群的变动。由于买卖书号的不合法性，书商在资源分配上处于先天的劣势，但由于他们更加了解市场，畅通的销售渠道弥补了他们的劣势。但作为隐性媒介的书商也是不稳定的，其规模和数量均变动频繁。

3.群落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所谓群落，是指生活在一定生境中的全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各种方式彼此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整体。例如一片由多种不同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的森林，和生活在森林里面的许多动物和大量的微生物，共同构成一个生物群落。生物群落只相当于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部分。群落生态学主要研究生物群落的组成及其结构、性质与功能、群落内的种间关系、群落的发展与演替、群落的丰富度、多样性与稳定性，群落的分类和排序等。[17](P4-5)我们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图书媒介、期刊媒介、报纸媒介、音像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出版种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组成的整体看作出版群落。不同的出版种群构成了出版群落的出版媒介多样性；不同的出版媒介具有不同的形态，或具有不同的载体，它们既有竞争，又有协作，各自占有相应的生态位，表现出出版群落的层次性；出版群落中各种出版媒介的数量不同，由此可计算出各种出版媒介之间的比例，即相对数量。出版群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演替。在不同的空间位置上的出版媒介有不同的生态位。

由哪些出版媒介种群构成了出版群落？在出版群落中，其结构关系如何？出版群落的功能是什么？出版群落怎样由最初的图书媒介演替到现代的多种出版媒介种群构成的复杂群落？不同出版媒介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其演替的规律是什么？出版群落的演替趋势是怎样的？等等。这些都是群落层次的出版生态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4.生态系统层次的出版生态学研究

一定空间中的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系统，其中各成员借助能流和物质循环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功能复合体，这就是生态系统。[13]生态系统生态学主要研究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及生态系统的发育和进化。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研究的重点。我们可以尝试为出版生态系统下一个定义：一定地域内的出版群落与其生存的社会环境组成的系统即为出版生态系统，其中的出版媒介与其环境，以及出版媒介与出版媒介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有特定功能的整体。出版生态系统也是出版生态学重点研究的内容。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通过怎样的联系组成了出版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有怎样的结构？出版生态系统的功能是什么？出版生态系统中的能量通过什么方式流动？物质通过什么方式循环？信息通过什么途径传递？出版生态系统进化的规律是怎样的？如何使出版生态系统达到最优化，并保持出版生态的平衡，以保证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这都是生态系统出版生态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上探讨了出版生态学的概念、出版生态学的分支学科及相关学科、出版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由于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对其中许多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因此其不完善是不可避免的。对此还需要不断地深化研究，逐渐明确和完善出版生态学的学科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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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袁亮主编.出版学概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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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袁亮主编.出版学概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第2篇：生态管理论文范文

一、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水资源演化问题

西北地区为干旱半干旱区，土地广阔，但水资源相对贫乏，水资源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主要限制因子。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未来西北地区水资源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既是重要的科学问题，又对规划当地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施雅风对西北地区的气候与水资源变化进行了很多研究。他认为西北干旱区在20世纪处于气候干旱化、水资源萎缩过程中，而乌梢岭、日月山以西的西北西部地区于80年代末出现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现象。2005年6月在兰州“科学与中国”报告会上，他进一步明确了如下观点：“未来降水量增加趋势明显，结合冰川融水增加，则西北和青藏高原径流量或地表水资源量也存在增加趋势，西北东部与黄河源区已持续多年的干旱现象将会转入多雨的丰水期，但还不能确切预估转向湿润的具体年份”。

西北地区西部降水从80年代末呈增加趋势已得到气象和水文资料的证实。但关于温度升高后蒸发的变化趋势则有不同的认识。一些研究认为陆面蒸发量会增加，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蒸发会下降。特别是对气候暖湿（或暖干）转变导致的内陆河流域两个水源地——冰雪带与森林带径流变化对山区总径流变化的综合效应，仍需深入探讨。

目前，回答这一问题最大的障碍之一是没有满足研究（模型模拟）所需要的山区不同地带的综合观测。今后，在加强冰雪带与森林带径流变化观测的基础上，应重点研究以下问题：（1）西北地区气候暖干与暖湿转型在时空尺度上的变化；（2）气候变化背景下西北地区蒸发将如何变化？（3）气候变化对山区冰雪带和森林带径流变化的总体效应。

二、生态用水与生产生活用水的协调问题

流域生态需水量是指维持流域正常的生态和环境功能所必需蓄存和消耗的水资源量。长期以来，由于对生态需水的重视不够，西北干旱区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的现象普遍存在。生态需水被大量挤占，生态和环境质量恶化问题非常严重。如塔里木河、黑河、石羊河，由于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导致了其河流下游水资源量锐减、河道断流、湖泊沼泽萎缩（台特玛湖、居延海、青土湖等已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植被（胡杨、红柳等）枯死、生物栖息地破碎、消失等生态和环境退化现象。

在西北干旱地区，由于降水稀少，使水成为维系生态系统的关键因子。只有在降雨较多的山区和平原的河流两岸才有较好的植被分布。西北地区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用水矛盾非常突出。要解决这一矛盾，合理配置两者的用水量，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生态需水的定量估算。

生态需水估算的常用方法包括：（1）传统的水文流量计算方法（标准流量法）；（2）基于水力学基础的水力学方法；（3）基于生物学基础的生物栖息地方法。然而，对于西北内陆河流域生态需水量的估算，传统方法仍存在很多问题。如：如何确定下游适宜的生态水位？它与沿岸植被生长的关系如何？与河水水位和流量的关系如何？尾闾湖泊要保护到什么程度？需水量如何确定？天然绿洲的变化与河流水量是什么关系？与洪水流量和淹没范围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问题，现有方法都很难确定。缺乏足够的观测数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今后重点科研工作包括：（1）加强生态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水与生态系统变化关系的规律性研究；（2）将生态用水、生产生活用水的配置与流域水循环和水量平衡结合起来，开展研究；（3）综合研究不同水资源配置下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效应。

三、草地退化问题

据北方地区实测的样方资料，目前西北五省区草地总面积11975万ha，因各种因素造成的退化草地总面积为6960万ha，占草地总面积的58％。其中轻度退化面积3020.9万ha，占退化总面积的43.4％；中度退化2650.7万ha，占退化总面积的38％；重度退化面积1289万ha，占退化总面积的18.5％。与80年代和90年代的调查结果比较，草地退化有加剧的趋势。关于如何控制西北干旱区草地的退化、走可持续草原畜牧业经营之路，争论的焦点是：在我国西北生态这样脆弱的地区，应该粗放还是集约？是较大尺度的自然轮牧还是定居？支持集约的观点认为：（1）集约化的草地畜牧业生产是现代草业发展的方向；（2）人工草地建设是解决饲养家畜饲草料稳定来源的有效途径；（3）人工草地的建设有利于草场的管理；（4）可以减轻天然草地压力；（5）有利于社区建设和草原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支持粗放的观点认为：（1）游牧和季节性迁移生产方式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牧业地区（包括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牧民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符合北方地区草地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季节性差异大的特点。而定居高强度的草地畜牧业生产在北方和西北的干旱地区更容易造成草地的退化；（2）在澳大利亚等国家类似我国西北的内陆干旱地区也实行粗放的经营方式，并不提倡集约化的生产；（3）大规模的人工草地建设，由于耗费土壤水分，造成土壤干化。

实际上，因地制宜，在空间上合理配置集约化和粗放化经营，才是正确的选择。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尚有许多科学问题有待探讨：（1）在气候的季节和年际波动都很大的我国西北地区，如何合理确定放牧“压力”，合理计算草地承载力？特别是如何根据草地承载力的时空变化选择合理的经营方式？（2）如何综合考虑草地退化的状况与牧民生计，合理确定经营性草地和保护性草地面积的比例？

四、沙尘暴灾害与荒漠化问题

2000年及随后几年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灾害的加剧，引起各界对我国生态状况的广泛关注，也是政府增加生态建设工程投入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然而，近几年沙尘暴的加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说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与荒漠化有关？又在多大程度上说与气候波动有关？学者们的观点莫衷一是。

争论的焦点是沙尘来源和沙尘暴的发展趋势。关于沙尘的来源，人类活动成因说认为：沙漠中的沙尘含量百分率低，流沙的风沙流中，只有5％的粉砂和粘土。从而推论说沙尘天气的物质来源为沙漠边缘的沙漠化土地。气候波动说则认为，流沙中沙尘含量低并不能否定沙尘天气的主要物质来源是沙漠，况且沙漠景观中并不都是流沙，存在大量的细物质。沙漠和戈壁在不断产生细物质，其机理并未搞清楚。

关于建国后沙尘天气的发展趋势，人类活动成因说主要依据媒体报道的强度沙尘天气在50—90年代间有增加的趋势；而持气候波动说的学者则认为这一统计不够全面。根据北方681个气象站的记录，45年（1954—1998）间，三种沙尘天气（沙尘暴、扬沙、浮尘）都呈现减弱趋势，只有朱日和、海兴两站例外。

对于沙尘来源和沙尘暴形成机制的认识，决定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和措施，来应对这一自然灾害。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包括：（1）沙漠中细物质产生的机理；（2）粉尘来源的定量监测；（3）统一标准的沙漠化土地变化定期制图。

五、生态建设中需统筹和协调的深层次问题

大自然是各种要素密切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而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的各方利益不同。统筹和协调产业之间、城乡之间、上下游之间、自然生态与人类发展之间以及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才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目前，西北地区生态建设中需统筹和协调的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禁牧、退耕政策与农牧民生计的统筹问题。西北地区的农牧区群众生活一般都比较贫困，农牧业以外的从业机会较少，其生计主要来源于农牧业，即对于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利用。这注定了农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干旱年份，生产性用地难以维持农牧民的生计，部分地区实施“禁牧”，难度很大。

（2）生态建设措施实施中“一刀切”的问题。西北地区环境复杂，区域差异较大，生态建设应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然而这在管理上存在难度。许多地区在植树造林、人工草地的牧草引种、人工草地的栽培方式以及草地的恢复等方面，违反地带性原则和因地制宜原则，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违反自然生态规律，给农林牧业发展带来损害。

（3）各地区尤其是上下游之间利益的统筹问题。流域是一个上中下游功能互补、相互联系的整体。然而，在资源尤其是西北地区紧缺的水资源的利用上，在产业发展的环境效应上，流域上下游之间往往存在着利益冲突。没有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共同努力，西北地区生态质量的整体提高是不可能的。

第3篇：生态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古、华北、鹿、生态环境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问题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研究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目前，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陨钊胩教郑夥浅S兄谖颐侨嫒鲜兜钡氐纳淝ㄊ贰U馐且蛭谝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镏掷嗉捌渲秩菏康谋浠唤鍪粲谏淝ǖ囊桓鲋匾矫妫乙彩嵌陨淝ǖ淖芴宸从场2还匀唤缰卸锏闹掷嗉倍啵颐俏薹?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文献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发展，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政治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

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历史文献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现代动物学研究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时代开始，中国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自然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治疗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社会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问题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经济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

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时代，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应用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方法，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社会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

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文献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自然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影响；而所谓经济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时代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研究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发展，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在这一估算中，他提到了鹿和以鹿为食的虎、狼、狐、雕鹗，其中鹿的数字特别大，一年中要被猛兽捕食掉的即可达十二万头；其它动物的数目也甚为不小：虎有600头，狼有500头，狐则多达10,000头。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数字是否是经调查所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其数字有很大的夸张，也并非完全是信口开河。高柔并不具备现代生态学知识，但他所举陈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数量比例却是符合生态金字塔理论的。无论如何，至少，当时该地区栖息有数量可观的虎、狼和狐等食肉野兽这一点，是完全可信的。

第4篇：生态管理论文范文

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旅游是一种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兴的旅游形式，也是当前旅游界的一个热门话题。1999年是中国国家旅游局规定的生态旅游年。世界人士预测，以走向保护区、亲近大自然为主题的"生态旅游热"将在全球兴起。就在人们为我国旅游业面临难得的机遇而欣喜若狂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是旅游业对环境造成的近期和远期的危害。特别是目前有的人打着生态旅游的旗号，而实际上却做着破坏环境的旅游。因此，必须对生态旅游的真正内涵加以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制订出生态旅游的法制法规和管理措施，并使生态旅游成为对旅游者进行生态教育的一所大学校。以此来保护我们的自然景观与文化遗产，使旅游业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 一、 生态旅游概念的衍变与真正内涵 生态旅游是针对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和倡导的一种全新的旅游业。1988年，给生态旅游的定义是：生态旅游作为常规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游客在观赏和游览古今文化遗产的同时，置身于相对古朴、原始的自然区域，尽情考察和享乐旖旎风光和野生动植物。这时期生态旅游的概念是指一种旅游业中的"复归自然"、"返朴归真"的观念。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更愿意到大自然中游览而不是去现代的城市和海滨度假，强调发展旅游业中对自然景观的开发。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生态旅游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的内涵更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生态旅游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与自然和谐，并且必须使当代人享受旅游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机会与后代人相平等，即不能以当代人享受和牺牲旅游资源为代价，剥夺后代人本应合理地享有同等旅游资源的机会，甚至当代人在不破坏前人创造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前提下，为后代人建设和提供新的人文景观。并且，生态旅游的全过程中，必须使旅游者受到生动具体的生态教育。 真正的生态旅游是一种学习自然、保护自然的高层次的旅游活动和教育活动，单纯的盈利活动是与生态旅游背道而驰的。同时，生态旅游也是一项科技含量很高的绿色产业，需要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多学科的论证，方能投产。需要认真研究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的承受能力。否则，将对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干扰和破坏。同时，生态旅游应该把环境教育、科学普及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核心内容，真正使生态旅游成为人们学习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大学校。 二、 我国生态旅游的现状 生态旅游的开展，不仅提高了人们走进自然，欣赏自然的兴致，也提高了自然旅游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和赚取外汇的份额。据前不久召开的世界生态旅游大会介绍，生态旅游给全球带来了至少200亿美元的年产值，生态旅游已成为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 我国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良好条件：一是拥有巨大的客源市场，且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对生态旅游的需求将不断增长；二是拥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截至1997年底，我国已建立起各类自然保护区932个(列为部级的124个)，被正式批准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有14个。这些保护区集中了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中最精华的区域，是生态旅游的理想处所。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全国100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已有82个保护区正式开办旅游，年旅游人次在10万人以上的保护区已达到12个。目前国内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方兴未艾，年总旅游人次近2500万，年旅游总收入近5.2亿元。一些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龙头"。 但由于我国的旅游业开发史较短，目前尚为发展中国家旅游开发模式。人们对旅游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尚缺乏科学理解，那种"旅游业是无烟工业"的观念还较流行，生态旅游的发展大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强调到大自然中旅游，强调对旅游资源的开发而忽视了旅游本身对环境的影响和资源的破坏。实际上，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已经给环境带来较严重的污染，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旅游资源的粗放开发和盲目利用 许多地区的政府有关部门在开发旅游资源时，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全面的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便匆忙开发。特别是新旅游区的开发，开发者急功近利，在缺少必要论证与总体

第5篇：生态管理论文范文

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为您提供生态旅游现状及其发展论文，内容如下： 论我国生态旅游的现状及其发展 一、我国生态旅游的现状 （一）、生态旅游的概念与内涵 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生态旅游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的内涵更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生态旅游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与自然和谐，而且必须是当代人享受旅游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机会与后代人向平等，既不能以当代人享受和牺牲旅游资源为代价，剥夺后代人本应合理的享有同等旅游资源的机会，甚至当代人在不破坏前人创造的人文景观和自认景观的前提下，为后代人建设和提供新的人文景观。并且，生态旅游的全过程中，必须是旅游者受到生动具体的生态教育。 森林生态旅游除了给人们提供一个观光，度假的空间外，其实也是一个环保教育的“大课堂”。旅游者通过观赏森林生态系统奇特的五种形态，群落结构，呼吸新鲜空气，饮用洁净的泉水，从而了解森林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成语循环，认识森林保护物种，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美化和改良区域环境等多种功能。森林里的每棵树，每只动物，每条消息，都是极具雄辩力的环保“活”教材。而只有环保意识深入人心，才能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达到经济的良性循环。然而，森林生态旅游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对旅游业，林业的发展市场潜力很大。相反，如果发展事务，也会带来环境的灾难。因此，在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的同时，要注意不要讲传统旅游的发展经验生搬硬套。因为森林生态旅游从目标，受益者，管理方式，效果等方面都不一样：森林生态旅游以保护生态为主，并非追求最大利润；森林生态旅游的受益者除游客和经营者外，还有附近的居民，当前的经济，未来居民，未来经济；环保是森林生态旅游的核心，只能有选择的满足游客需要；传统旅游不同程度上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森林生态旅游则以改良生态与发展旅游经济紧密结合。 生态旅游的产生是人类认识自然，重新审视自我行为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生态旅游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价值的综合体现，是以良好生态环仅为基础，保护环境，陶冶情操的高尚社会经济活动。随着经济发展，物质消费已不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需要。于是人走向自然，感受自然的美好。通过参加生态旅游活动，实现与自然的交流，满足精神消费的需要，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旅游融休闲和科学区及教育为一体，需要依靠科学高标准进行规划和管理，对管理者，游客，导游和经营者都有较高的要求。 (二)、我国生态旅游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据考证，中国生态旅游始于舜，盛于唐，宋，即我国生态旅游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种产业则是近代的事，即生态旅游，尤其是森林公园建设，则是一项新兴产业。森林公园的涧流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游览，观光，度假，健身，科学考察，探险等多种形式的森林生态旅游场所。我国具有开展森林生态旅游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兹1982年我国在湖南诞生了第一个正式命名的国家森林公园几张家界森林公园以来，只1997年底，我国建立了926个自然保护区，其中包括鼎湖山，长白山，扎龙，神农架，西双版纳，武夷山和天目山等名山，还有列入《国际湿地公约》重要湿地名录的黑龙江扎龙，吉林向海，青海鸟岛，江西鄱阳湖和湖南洞庭湖等湿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还以国有林场为依托建立了一批国家森林公园，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大部分森林公园已基本形成配套服务体系，不少森林公园已成为我国新的旅游胜地，年接待游客5000人次以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齐发展。 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为您提供生态旅游现状及其发展论文，内容如下： 论我国生态旅游的现状及其发展 一、我国生态旅游的现状 （一）、生态旅游的概念与内涵 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生态旅游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的内涵更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生态旅游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与自然和谐，而且必须是当代人享受旅游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第6篇：生态管理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从稻田条件、鱼种选择、养鱼设施建设和管理等方面介绍了稻田养鱼技术，以期指导稻田生态养殖的推广。

稻田养殖可充分利用水体，改良水质，实现互利共生。在稻田里养鱼有许多好处：首先，可以充分利用稻田里的水面；其次，稻田里养的鱼可以吞食大量的害虫，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既降低了成本又减轻了污染；第三，鱼粪是良好的有机肥料，可减少化肥的投入，促进稻苗生长。

1稻田条件

应选水质好、水源充足、进排方便、保水好、连片面积较大的低洼、浅滩。稻田的水源和土质要好，保证在养鱼后不怕缺水；稻田的地形地势保证在雨季中不会被大水淹没。施足基肥，视水稻生长情况，少量追肥，一般不用除草剂和农药。水稻应选生育期短、耐肥抗倒状、抗病害的高产品种，采用大苗移栽，栽足基本苗，宽行密植。

2因地制宜选择鱼种

稻田水浅，受气温影响大，盛夏时水温有时可达40℃；在饵料方面，稻田中杂草、昆虫和底栖动物较多，浮游生物较少。因此，稻田中适宜养殖耐浅水、耐高温、性情温和、不易外逃的杂食或草食性鱼类。稻田养食用鱼以鲤鱼为主，培育鱼种可以草鱼为主，适当搭配鲤、鲢、鳙及鳊鱼、团头鲂等。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养杂交鲤、罗非鱼、鲫鱼等。

3养鱼设施建设

3.1加高增宽田埂

农田整修时，须将田埂加高增宽，必要时采用条石或三合土护坡。田埂高度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稻田而定：丘陵地区应高出稻田40～50cm，平原地区应高出稻田50～70cm，冬闲水田和湖区低洼田的田埂应高出稻田80cm以上，田埂顶宽50cm以上。

3.2开挖鱼凼和鱼沟

开挖鱼凼和鱼沟是稻田养鱼的一项重要措施，鱼凼最好用条石修，也可用三合土护坡。鱼凼面积占稻田总面积的8%左右，每田1个，由田面向下挖深1.5～2.5m，由田面向上筑埂30cm，鱼凼面积50～100m2。田块小者，可几块田共建一凼，平均1hm2稻田拥有鱼凼面积750m2。鱼凼位置以田中为宜，不要过于靠近田埂，每凼四周有缺口与鱼沟相通，并设闸门可随时切断通道，宽沟式稻田养鱼以沟代凼，同样以放凼的要求设计和设工，其面积可按本田面积80%～100%设计，沟宽1.5～2.5m、深1.5～2.5m，长度则按田块而定，其位置可横贯田中部，或田边，但离田埂应保持80cm以上距离，以免影响田埂的牢固性。

3.3开好进、排水口

进、排水口的地点应选择在稻田相对两角的田埂上，如此，进、排水时，可使整个稻田的水顺利流转。进、排水口要设置拦鱼栅，避免跑鱼。拦鱼栅可用竹、木、砂网、尼龙网、铁丝网等制作，安装时使其呈弧形，凸面向田内，并插入田埂157cm以上，左右两侧嵌入田埂口子的两边，拦栅务必扎实牢固，若在进水口内侧附近加上一道竹帘或树枝篱笆，可有效地防止鱼顶流跃逃与拦截渣杂塞拦而引起阻水或倒栏。

4科学管理

4.1适时放养

4.1.1放养种类及规格。放养鲤鱼，一般放养当年鱼种3.3cm以上，鲫鱼在3cm左右即可放养。

4.1.2放养密度。放养草鱼为主的稻田一般是培育鱼种，可放养草鱼夏花1.95万尾/hm2左右，再搭配混养鲢、鳙、鲤、鳊鱼等6000～7500尾/hm2，气温高、生长期长、养鱼条件好的则可多放；反之，应酌情少放。

4.1.3放养时间。如当年鱼种应力争早放，一般在秧苗返青后即可放入，早放可延长鱼在稻田中的生长期。放养隔年鱼种不宜过早，约在栽秧后20d左右放养为宜，放养过早鱼会吃秧，过迟对鱼、稻生长不利。晚稻田养鱼，只要耙田结束就可投放鱼种。鱼放养后要绝对禁止鸭子下田，以免养鱼失败。

4.2专人管理

养鱼稻田要有专人管理，每天检查巡视，做好防洪、排涝和防逃工作，特别是下大雨要防止田水漫埂、冲垮拦鱼设备，造成逃鱼。平时注意维修及清理进、排水口的拦鱼设备，晒田前要疏通鱼沟和鱼溜，田埂漏水要及时堵塞。

4.3适时调节水深

养鱼稻田水深最好保持7～16cm，养鱼苗或当年鱼种水深保持10cm左右，到禾苗发蔸拨节以后水深应加到13～17cm，养2龄鱼的水则应保持15～20cm。

4.4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稻田中水温在盛夏期常达38～40℃，已超过鲤鱼致死温度（当年鲤鱼38～39℃，二年鲤鱼30～37℃），如不采取措施，轻则影响鱼的生长，重则引起大批死亡。因此当水温达到35℃以上时，应及时换水降温或适当加深田水。

第7篇：生态管理论文范文

1加强思想领域的认知和领导水平的提高

我国各级林业部门都要加强对林业管理工作的重视，积极做到从召开大规模高规格会议，从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对林业管理工作进行细致部署和安排。同时不断深化管理人员对林业管理工作的责任意识，本着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和优化环境抓好宣传，抓时机抓重点的工作原则，保证林业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能完全达标，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林业的健康发展。此外，还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对森林资源保护的宣传，比如通过电视、互联网、标语、简报等渠道。来达到林业管理教育深入人心，提高社会广泛参与性，从而实现全民绿化、全民造林的林业管理模式。

2建立健全林业管理的法律体系

根据各区域林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快建立全方面的，能够促进本区域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法律体系。将林业管理上升到法律层面，促进林业管理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同时还要进行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工作，根据新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使之符合当前林业管理工作的需要，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3加强林业管理的科技化建设，不断提高科技化管理水平

针对我国林业管理工作中缺乏较高水平的技术管理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林业管理技术和经验，来提高我国林业管理工作的科技化水平。不仅如此，我国还要树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识，不断加强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发，结合绿色经济的要求，在发展中不断融入高科技，将我国林业系统的发展真正提升到我国经济战略发展的高度，不断提升林业管理工作的高科技管理水平和质量，来实现我国林业发展建设的信息化、科技化发展。

二、结语

第8篇：生态管理论文范文

近年来，我区大力实施“三个鼎城”、“二次创业”发展战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认为，还必须同时推进“生态鼎城”建设，实现“工业鼎城、商贸鼎城、城市鼎城、生态鼎城”的战略目标。

一、推进生态建设的必要性

1、推进生态建设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当今世界，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人类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的破坏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生态承载力与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节约资源，保护生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

2、推进生态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今年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一年，推进生态建设，建设生态文明不仅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而且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推进人类社会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3、推进生态建设是鼎城实现长远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市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生态建设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投入偏低，时机不太成熟，效果不是很明显。目前提出建设生态鼎城，时机已经成熟，是顺应时代潮流，切合鼎城实际，惠及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

二、提出生态鼎城建设的可行性

1、提出生态鼎城建设有可靠的政策基础。我区既是农业大区，也是重点林区，有2451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有100万亩的山林，100万亩的耕地，70万亩的水面，俗有“三山两水四分田，一分道路与庄园”之称，有着很好的自然基础。近年来，国家在农业、林业、农机、能源、水利、科技文卫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支农惠农补贴政策。每年争取国家、省级财政对我区投入补贴资金亿元以上。特别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出现，去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4万亿元的十项投资计划，第五项就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为生态鼎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保障。

2、提出生态鼎城建设有扎实的工作基础。近年来，我区深入开展了“创绿色家园、建宜居新村”和“镇村同治”活动，大力推进各项生态示范工程建设。现已建成新农村示范村51个，其中灌溪镇的富贵村、石板滩镇的毛栗岗村、荷花堰村被评为全省示范村。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已覆盖26个乡镇村，受益8.5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1%。已建成沼气池2.5万个，惠及2.5万农户，农村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特别是在加快生态林业建设上，“十.五”期间，全区完成人工造林19.7万亩，义务植树960万株，生态公益林保护范围扩大到31万亩，森林覆盖率从原常德县的26.1％提高到目前的37.1％。生态旅游业蓬勃发展，花岩溪、石板滩森林休闲旅游已走出常德、跨出湖南、迈向全国。这一切为生态鼎城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工作基础。

3、提出生态鼎城建设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我区自1998年撤县建区以来，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实施“工业鼎城、商贸鼎城、城市鼎城”发展战略以来，各方面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区域经济实力不断壮大。2007年，全区GDP生产总值完成88亿元，同比增长12.5%；完成全社会固定资金投资16.1亿元；全区实现财政总收入1.9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10908元和4029元。近年来，区委、区政府把工业作为壮大区域经济实力的重中之重来抓，充分依靠灌溪和桥南工业园的发展后劲，以工业促农业，为生态鼎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

4、提出生态鼎城建设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纵观世界，本世纪以来，全球气候日益变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们对如何改变生态环境、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近看鼎城，近几年来，全区围绕几个鼎城一起上，各项事业发展迅猛，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群众生活不断提高、生活观念不断改变，上至领导层，下到老百姓，已开始讲究“衣、食、住、行、玩”，追求“绿色、环保、健康与休闲”。花岩溪森林游、石板滩农家乐成了无数城里人理想的休闲场所。这也必将为生态鼎城建设获取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三、打造生态鼎城的几点建议

生态鼎城建设是一个全方位的建设体系，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力打造生态鼎城建设。

1、突出特色，推进生态农业建设。我区是全国重点农业县，抓好生态农业建设意义重大，要科学确立鼎城农业优质品牌。确立以种草养畜、生猪养殖、网箱养鱼为主的畜牧水产业；以柑桔和林副产品开发为主的林果业；以优质水稻、棉花、瓜菜为主的高效经济作业的生态农业发展框架，建立无公害生产基地。要继续抓好镇村同治，建设宜居新村，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大力推广农村猪-沼-粮、猪-沼-果、猪-沼-鱼、猪-沼-菜的种养模式，不断推进全区生态农业快速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2、优化环境，加快生态工业建设。推进新型工业化是鼎城“二次创业”的重点。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力争工业污染源100％排放达标，关停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企业；要完善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系统，实现工业的节能减排；要积极推进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单位GDP能耗要低于0.9吨标准煤／万元，为鼎城生态工业的长期发展打好基础。

3、紧抓机遇，加强生态林业建设。抓住国家近年对生态林业建设投入资金大，项目工程多的机遇，找准差距，进一步加快造林步伐、提高绿化标准。目前重点就是结合新农村建设，搞好道路和村庄的绿化，到2020年以前全面完成道路和村庄的绿化工作；结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二类荒山的造林改造力度，搞高全区森林质量，增加森林生态效益；结合国家油茶产业发展规划，加快全区油茶低改品改步伐，促进林农增产增收。同时，要突出重点，进一步完善财政投入；优化结构，进一步开展湿地保护；严格奖惩，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

第9篇：生态管理论文范文

旅游资源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即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自然旅游资源主要是以自然界中的山水树木、鸟兽虫鱼、奇石绝景等为载体。因此,在自然旅游资源为主的景区中,如何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始、自然和完整,便成为摆在管理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九寨沟景区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始终坚持对九寨沟生态环境的强力保护和合理开发,不为眼前的经济利益放弃生态保护的长远目标,为中外游客保存了一个原始古朴的自然环境,从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前往参观游览。

为了贯彻生态旅游的理念,九寨沟成功地实现了“沟内游、沟外住”的构想。从2001年4月30日起,九寨沟关闭了景区内的所有宾馆;2003—2004年,大规模拆除景区经营性房屋建筑和违章建筑12万平方米,恢复植被2万余平方米,有效遏制了景区城市化现象,维护了世界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景区每年拨专款836万元作为景区居民的生活保障费,组织景区居民入股,建设并运营诺日朗旅游服务中心,优先安排沟内居民从事保护、环卫和相关旅游服务工作,保障居民利益,引导居民致富,有效解决了“保景”与“富民”的世界性难题。

九寨沟景区引入国际标准化管理,确立“绿色旅游”的新理念。九寨沟的“绿色旅游”将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资源、满足“绿色消费”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管理和发展中,主要表现在:科学测定环境承载量,实施“限量旅游”政策,严格控制日进沟游客数量;开通绿色环保观光车,尾气排放达到欧三标准,大大降低了汽车尾气对九寨沟生态环境的影响;拆除景区内的所有旱厕,引入智能型全自动免水冲环保生态厕所和环保型车载式流动厕所,从而实现了景区内污染物零排放;景区内的诺日朗旅游服务中心以旅游咨询、环境教育为主要功能;开发以绿色为主题的原始森林旅游路线等。九寨沟在旅游开发的同时,保证了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优秀文化精髓的传播,将旅游和自然、文化、人类生存环境结为有机的整体。

九寨沟广泛、深入地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使其生态旅游管理进一步向着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其举措包括:每年外派专业人士出国考察,不断吸纳先进的管理经验,注重景区员工的素养提升,以改善景区服务质量;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就环境工程、环境教育和森林生态学等内容进行科研合作;与四川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优山美地国家公园合作,成立“九寨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配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九寨沟开展实地调研,并与建设部、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共同合作开展“中国世界遗产地生物多样性项目”研究。正是由于景区采取了科学、生态的管理方式,保持了九寨沟生态旅游资源的原始性和真实性,将自然的韵味与地域文化特色结合起来,才吸引了不计其数的游客慕名而来。

二、多元化的环境保护主体

在全国的其他一些地区,自然景区内往往存在着景区内居民与景区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一些景区管理局为了保护环境,往往限制或取缔景区内的居民参与旅游服务业活动;而居民为了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时常置景区的生态保护于不顾,二者由此形成了紧张对峙的关系。

九寨沟景区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采取了重要举措扭转这种常见的问题。九寨沟管理局认为,景区内居民是景区保护的动力,九寨沟人既然始终坚持“以旅游发展促进生态保护,以生态保护促进旅游发展”的理念,那么就必须想方设法将景区内居民纳入到环境保护的体系之中,使之成为监督、批评和参与的重要力量。为此,九寨沟开创了居民参与景区保护的管理新模式。九寨沟管理局通过倡导、引导、疏导、指导的方法,使沟内居民认识到保护九寨沟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增强其主人翁观念和忧患意识,变被动的、强制的环保为居民自觉主动的参与;同时,不断强化保护环境的相关规章制度,形成一个完善的保护机制,遇到问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而大大减少了危害生态环境的问题的产生。

为了杜绝日常生活垃圾的污染,九寨沟管理局严格控制沟内餐厅等服务项目的数量,努力实现服务经营项目向沟外发展的目标,切实地避免景区的日常污染;杜绝外来人口对沟内餐厅、摊位的承包、租赁,限制外来人口迁入沟内,从而使环境保护和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落到了实处。为了实现多位一体的环境监管目标,九寨沟景区管理局还以沟内居民为骨干,组建120余人的“3队10站”:护林防火专职消防队、环境卫生队、保护区道路养护队,长海、日则、诺日朗等七个保护站、生物病虫害监测站、环境监测站、泥石流监测站,从而使保护任务落到实处。九寨沟这种以保护为前提和维护居民利益相一致的管理模式,以规范的行政手段、开放的经济手段和严格的法律手段及当地居民的高度自觉,显示出了强有力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

三、精细化的景区管理举措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九寨沟景区从日常工作的细微之处着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2003年3月,九寨沟管理局出台了一项新举措——实施精细化管理。要求景区员工做到“六精”(精神、精华、精髓、精品、精密、精通)和“五细”(细分市场和客户、细分职能和岗位、细分每一个管理、细化程序和环节、细化成本控制),立足于细,扎根于实。通过具体的细节,一方面,可以让游客体会到一流景区的人性化服务,增加对九寨沟的满意度、信誉度、美誉度和忠诚度;另一方面,则可以使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真正地落到实处,让每一个管理者、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个景区居民乃至每一个游客都树立起保护自然环境的观念。

“六精”中的“精华”体现了生态理念的内涵。“精华”是指有效地创造、运用、输出景区先进文化精华(九寨沟自然文化、民俗文化、管理文化)、技术精华、智慧精华等,全面掌握本行业的先进技术,通过不断的科学研究,使其具有处于领先行业地位的核心技术,有力促进景区的全面、快速、健康的发展。这种创造、运用、输出景区先进文化精华的理念,在九寨沟管理文化的实践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九寨沟景区一方面是运用、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生态旅游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总结和传播自己的生态旅游管理举措,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文化氛围。

“五细”之中则包括:细分组织机构中的职能和岗位、健全和完善内部管理体系,使责权利明确,并落实到位;细分每一个战略、决策、目标、任务、计划、指令,采取层层目标管理,使之落实到人;细化全局管理制度的制定、实施、控制、检查、激励等程序、环节,做到制度到位。在生态旅游管理实践中,九寨沟景区管理者真正地将生态保护的理念融入九寨沟旅游的全过程之中,使游客不仅是生态旅游的消费者和主体,而且也逐渐转变成为生态保护和景区环境工作的监督者、批评者,以此构建一个管理者与游客相互监督的新局面。为了帮助游客建立生态观念、强化生态旅游中的教育功能,九寨沟生态旅游景区设计了一些专门用来提高游客生态保护意识的旅游项目及辅助措施,切实有效地建立起从管理者、工作人员、景区居民到普通游客的多位一体的生态保护机制。

同时,九寨沟景区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自然环境保护和管理。景区管理局设置了专门的保护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对景区进行科学化管理、维护、调查、观测、监测、研究,遇到有损于生态环境的事情及时处理,并强化保护措施;景区管理局还依法建立健全保护区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将生态保护的理念细化到一条条具体的规章制度中。

九寨沟景区被誉为“世界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之一”,其成功的景区管理经验,值得国内其他旅游景区学习和借鉴,是中国生态旅游管理和发展的典范。

参考文献:

[1]任啸.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参与管理模式探索——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为例[J].旅游科学,2005,(3):16-19.

[2]罗高飞.走出无烟产业的误区——“绿色时代”与“绿色旅游”浅议[J].旅游科学,1996,(3):9-l2.

[3]黄瑞华,李书剑.旅游景区容量管理新举措——以九寨沟景区为例[J].太原大学学报,2007,(1):11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