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征管体系精选(九篇)

第1篇：税费征管体系范文

关键词：分税制  地方税体系  问题剖析  改革方向

一九九四年以分税制为中心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建立公共财政为目标，适应党的十四大所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扭转了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这两个比重过低的困扰

设税、教育费附加划归中央；（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成为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附征税费，导致此税收入不能稳定；（三）将收入增长潜力巨大的个人所得税、地方企业所得税改成分享税，减少地方收入；（四）将印花税中对深沪两地股市交易开征的证券交易税的收入大部分划归中央；（五）将资源税中的海洋石油资源税划归中央；

以上所举例子无一不说明地方税税源的萎缩，而按照建立混合式分税制的要求，地方政府承担的事务极其繁杂，如果地方政府没有一定的财力，过份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是无法保证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履行其职能的。因此如何建立健全地方税主体税种建设实系攸关。建议：（一）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改为独立税种，单独以销售或营业收入为计征依据，使之随国民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二）将营业税全部划为地方收入，并将之作为省级政府的主体税种，随着第三产业与房地产业的发展，这一税种将稳趋增长；（三）将有必要开征的环境保护税，社会保障税，物业税、教育税、遗产与赠与税划归地方税体系，有利于地方政府履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职能，特别是要把潜力巨大的房地产税收建设为未来的市县级政府的主体税种；（四）对于企业所得税可以实行税基式分享，将企业所得税率划分为一个国家税率与一个地方税率，使地方也获得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五）将目前适用于外资的车船使用牌照税与城市房地产税和适用于内资的车船使用税与房产税合并，对外资也适用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逐步实现内外资税收待遇的公平。

三 地税部门要回归当地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国税部门自一九九四年财政体制改革后即在人员编制、经费、管理等方面采取垂直管理方式，而地税部门也先后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方式，这就意味着市县级政府没有自已独立的征税机构。对于地税的垂直管理模式有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可以强化地税机关的独立性，防止地方政府的越权干预，更能做到依法治税；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按照 分税制的精神，一级政府应当有其相应的一级征税机构，这个也是国际上的惯例，比如美国的联邦，州，县三级政权相应有其各自的征税机构，日本的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也是如此。

          其实这牵涉到依法制国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如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政企不分、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过热、重复建设、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搞形象工程等现象仍很严重，这些现象归根到底还是政府职能没有过渡到依法治国所要求的轨道上来，没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角色的定位要求上来，因此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治国。只有这样才能使一级政府拥有一级征税机构成为可能。才能既保证地方政府有其直辖征税机构，更好实现地方政府的职能，又能使地税机关坚持依法治税，不受地方政府的非法干预。

但是对于一级政府要有一级征税机构也不能简单模式化，目前的地方政权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地级市、自治州一级，县、自治县、县级市一级和乡镇一级，共四级政权，另外还存在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这两个特殊形式的行政建制。根据我国未来行政区划改革的方向，应坚持将地方税务机构划分为省与市县两级征税机构的方向，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涉农税收与收费的取消，乡镇财政已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没有必要设置相应征收机构，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区划改革方向主要是取消具有承上启下功能的地级市这一级政权，直接由省辖县，提高行政效率，因此将县市征收机构归并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四 征税机关相互关系需清晰界定。由于彼此间缺乏配合协调机制使地税部门处于被动地位。目前我国有四个征税部门，即海关、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财政部门所属农业税征管机构。现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涉农税收不少地方仍然由财政部门征管，形成了一级政府两套征税机构，弱化了地税部门作为地方收入征管机构的地位。而在此前为解决三农问题，农林特产税、屠宰税已取消。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人大会上，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明确了提前实现免征农业税的要求，因此目前财政部门所征收的税收将只有契税与耕地占用税两项，其中契税并不仅限于农村地区征收，而是以城乡的所有权发生变动的不动产为征税对象普遍征收，因此有必要将这两项税收划归地税部门征收管理，有利于地方税收入征管的统一。形成地税部门征管税收收入，财政部门主管支出的规范模式。（二）在国家税务局与地方税务局的关系上，现在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随增值税、消费税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因为前者归国税征管，后者归地税征管，而由于国税部门与地税部门的相互不衔接，导致不少地方国税部门在征收增值税与消费税后，如果纳税人不主动向地税部门申报交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这两项收入就会流失；再如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由于一些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未建帐立制，地税部门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往往按照

相关法规采取以核定销售收入和成本利润率来征收，而国税部门也是采用核定销售收入来征收增值税与消费税，而由于两个税务部门相互不协调，往往造成了对同一纳税户，地税部门与国税部门核定的销售收入出现不一致，引起了纳税人的困惑与抵制，也对税务部门依法治税、公平纳税的原则提出了挑战；另外于二零零二年开始施行的企业所得税征管体制改革，以二零零二年六月为分界点，之前办理工商税务登记的企业由地税征管，之后办理的企业由国税征管，出现了一种税收由两个税务部门征管的现象，而由于企业所得税是最为复杂的税种之一，两个部门征管尺度不一常导致在同一区域的企业在所得税负担上标准不一，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项建议：（一）坚持依法治税的方向，通过法律来合理界定各个征税机关的相互关系，这样做一方面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把相互间的职责用法律条文确定下来，有利于长期的稳定和避免个人因素的干扰；（二）针对存在的问题，在完善税制上做文章，找出症结，对症下药，比如前文所述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改成独立税种，将企业所得税由国税机关征收，而将原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率一分为二，，分别按各自税率由国税机关将收入划入中央金库与地方金库；（三）建立各征收机关定期联系协调机制，定期进行问题分析，提高办事效率，为保证这一机制不流于形式，需加强考核，建立相关激励惩戒机制，通过以上的三项举措对各征税机关之间关系进行合理明晰的界定。既分权清楚，又配合协调。严肃税法，取信于民。

五 税费改革滞后使地税局成为收费局。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的不少地方政府将一些基金、收费项目划归地税部门征管，希望通过税务部门的较强征管力度与先进技术装备来增加这些基金、收费收入。

比如防洪保安资金、市场物价调节基金、粮食风险基金、地方教育附加费、人民教育基金、人民防空建设基金、残疾人保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等现在都成了税务部门的项目。导致地税部门不仅要负责地方税的征管，同时担负了大量繁杂的收费任务，而且由于不少地方政府以高额手续费鼓励地税机关征收相关费用和基金，以致于有些地税局的收费收入超过了税收收入，被一些纳税人讥称为收费局，这种主次不分的现象必须得到遏制。

而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的唯一方法就是继续推进税费体制改革，按照清费立税的要求，强化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清理整顿，（一）一些明显属于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的三乱项目，因其干扰市场正常竞争秩序，加重纳税人负担，应明令取消；（二）对于一些本应由政府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收费应取消；（三）将政府向社会实施某些特定管理或提供特殊服务收取的必要的规费予以保留，但要实行规范化财政管理；（四）按照 有偿使用原则，政府也可向开发利用国有资源者收取相应使用费，并对这些费用依法征税；（五）对主要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项目，应变收费为收税，具体可以通过扩大税基或提高税率将其并入现行的有关税种统一征收，或者根据其性质与来源，设立新的税种，另定征收办法，目前达成共识的费改税项目主要是将公路养路费改征燃油税，将环保收费改征环保税，将相关教育收费改征教育税，将社会保障收费改征社会保障税，随着时机的成熟，这些税种将会陆续推出。（六）在改革中要考虑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这三个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率，既要保证税费改革的顺利推进，减少预算外与制度外收入，规范政府收入方式，同时也要避免加重纳税人负担而影响经济健康快速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在这一进程中各级政府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五个统筹，坚持可持续发展，因此作为公共财政支柱之一的地方税体系的建设对于地方政府履行上述职能就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在地方税体系中所存在的上述问题，按照适应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与建设公共财政的需要尽早加以解决。相信地方税体系的建设一定会在模式创新与制度创新中，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程而不断发展完善，服务于发展、改革、稳定的大局，

第2篇：税费征管体系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险费　税式征管　必要性　可行性

一、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必要性

社会保险费征收税式管理是社保费筹资制度发展的必然这既是扩大参保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增强基金抗风险能力的需要，同时也是有效控制参保单位和职工在参保和缴费问题上的逆向选择、防止参保缴费上的道德风险的需要，除此之外还有如下两点。

(1)税式征管是进一步明确社会保险各主体之间法律责任的需要。目前，社会保险费征缴环节中的核定制度带来的突出问题是：申报主体、核定主体和征缴主体三方之间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参保单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少报、漏报社保费现象，还有一些社会保险机构(包括行业垂直管理系统的代办机构)将归集的社保费不按期如实向核定机关和征收机关申报解缴，而是占压(有的跨月份短期占压，有的跨年度长期占压)，有的甚至挪用于炒股；有的把社保费作为收入当工资发放等现象。检查机关发现这些问题时，因法律责任难以界定而无法处罚。因为缴费人在缴纳社会保险费之前需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参保人数和缴费基数进核定，核定确认的缴费数是征收机关依法征缴的依据，企业未申报的，但又确实是那些代办机构归集的社保费。面对参保人利益受到损害和社保费隐性流失等情况，检查机关无处罚的法律依据，只好不了了之。执法部门在划分上述三者之间的法律责任时，感到有些无奈，即缴费人本应承担的如实申报的责任转嫁给了核定机关和征收机关，核定机关没有足额核定，应核定尽核；征收机关没有足额征收，应收尽收。如果对缴费人不如实申报事实进行处罚也不妥，因为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的缴费数是经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盖章认可的，这种认可具有法律效率。如要缴费人承担不如实申报的法律责任，则法律依据不足，因为征收机关以核定机关的核定数为征收依据，企业申报不实，核定机关有责任。实行税式征管后，建立参保单位和缴费个人自行申报制度，征收机关将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数作为征收依据。如果参保缴费单位不如实申报，一旦发现，就可以追究申报主体的法律责任。所以，实行税式征管，建立自行申报制度，自核自缴，既有利于明确社会保险费征纳双方的法律责任，又能提高全社会参保缴费的法律责任和意识，还能强化府保险费足额征收，使地税部门和社保部门真正做到各负其责，相互协调。

(2)税式征管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实施规范管理，进一步提高社保基金征缴率的需要。目前社会保险缴费制度安排导致企业申报核定的工资总额与企业的实际工资总额不相符。以湖北省省直统筹为例，社会保险费申报不足核定不足情况普遍存在。没有做到应核尽核，应征尽征，30％费源流失(见表1)。国家政策规定了申报缴费的下限和上限，即参保人申报缴费工资基数按参保的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至300％进行保底和封项。社保费实施地税全责征收后，通过实行“双基数”申报，能解决社保费旧征缴办法中基数核定欠规范的问题，并能按企业的实际用工情况和实际工资水平确定企业应缴社保费数额，确保所产生的原始应征数据真实可靠，从而有效抑制目前社保费申报和征缴中出现的费源流失问题。

2、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的可行性

(1)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已具备“准税收”的属性。国家是社会保险费的唯一管理主体，有比较完备而且具备一定立法层次的政策制度体系，确定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征收管理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固定性和规范性。从养老保险制度改为统账分离，统筹账户要向个人账户划拨的问题得到破解。社保费实行税式管理，税务机关可以根据企业工资总额据实征收，有效调节平衡参保人员利益分配，发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的优势。现有养老保险制度为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税务机关征收的实践为实行社保费税式管理奠定了工作基础。全国已有20个省、市、区实行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税务机关充分利用税收征收管理资源、优势和经验，对社会保险费实行费式管理，建立费源台账，实行源泉控制；建立了社会保险费费源管理制度，开展征缴稽查，清收各类欠费；开发了征缴软件，对社会保险费实行了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实行税务征收省市较之以前普遍征缴率和收入总量都大幅提高，即社保基金征缴率相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的省份，其征缴率要高出10％以上，每年征缴率均高达95％以上。税务机关是专业化的、社会化的征收组织，基础设施好，管理规范，特别是“金税工程”的实施，大大提高了科技化、精细化管理的水平，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征管信息网络。税务机关可以借用税收征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税务机构遍布全国，拥有经验丰富的税务人员、严格的管理机制和完善的征管手段，便于规模化、集约化管理，降低税费征收成本。

(3)国内一些省份率先推行地税机关全责征收社保费的实践为全面推行税式征管提出了可能性。如广东省于2005年就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地税机关全责征收社保费，劳动社保部门将不再负责社保费的申报、核定、追缴工作，建立起了地税部门负责社保费申报、核定、征收、追欠、查处、统计和化解，社保部门负责社保费登记、计账、待遇审批和基金发放管理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真正实现了社保费“收支两条线”。广东省还建立“缴费人自行申报缴纳，地税机关重点稽查、以查促管”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明确企业应按有关缴费政策规定和要求自行计算、如实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律责任，强化了缴费人自觉申报缴费意识，明确征缴双方法律责任，理顺征缴双方关系。

(4)国际经验也证明了社保费税式征管在实践上的可行性。世界上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32个国家和地区是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保税或费。许多国家社保基金筹资形式的主要部分是“费”而非“税”，但征管体制则归属于税务部门。如英国上议院决定于1999年4月1日将原社会保障部的社会保障缴款征收机构及其征收职能并入税务署，国家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缴款政策由税务署制定。俄罗斯也实行了社会保险“费改税”的改革。2000年8月5日普京签署新《税法典》，将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付费部分改为统一的社会税，养老保险费由改革前的缴费形式变为以统一社会税形式缴纳，其征收机关由原来的社会保障部门改为税务部门。国外的经验为我国改革社保费筹资方式、实行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提供了可行性参考。

二、推行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建议

1、理顺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体制

首先，要从国家决策层上统一认识，尽快改变目前在征管上的“双轨制”，在全国明确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的主体地位。其次，赋予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的职能。按照谋其事、负其责、授其权的原则，实行事、责、权的高度统一，明确授予税务部门社会保险费参保登记、申报缴费和计费工资基数核定以及检查、处罚等征收管理各个环节完整的管辖权，以利于税务部门充分发挥征收管理优势，强化社保费的征收管理。

2、在缴费工资基数上，实行“双基数”申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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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企业缴费工资基数和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其中，企业缴费工资基数，应按本单位全部职工申报缴费工资之和，实行保底不封顶进行申报核定，即取消按社会平均工资或按职工平均工资为核定依据的做法，改为以企业全部工资(包括各种津补贴、奖金、加班工资，年薪等货币化收入)作为申报的依据，据实申报征收。个人缴费工资基数按原政策规定，实行按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一300％保底和封顶进行申报核定。既避免高收入者逃缴个人所得税，也避免把初次分配的差距带入再分配领域。

3、实行社会保险费与税收一体化管理

一是强化登记管理。企业在办理税务登记的同时，必须办理参保登记；税务部门每年对企业进行年审时，应一并审查企业是否已纳入参保范围，加大强制参保的力度，做到应保尽保。二是强化征收管理。税务部门在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一并对社保费的计费工资基数加强管理，确保计费工资基数的真实、准确，确保如实计算。三是强化稽查管理，把社保费一并纳入税务稽查范围，查税必查费。

4、建立简洁、便民等多元化缴费方式

参保企业直接到税务缴费大厅申报缴费；对灵活就业人员应按照便民原则，由税务部门委托国有商业银行，让参保者就地选档划卡缴费。即凡属参保范围的缴费人在社区区点办理了参保登记手续后，自行确定一张用于缴费的有效银行卡，实行划卡缴费，这样既可以方便缴费人交款，又可以节约征缴成本，提高征缴效率。

5、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用省级统筹制度的步伐

不仅养老保险应当实行省级统筹，医疗保险等其他险种也应当实行省级统筹，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费的税式征管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必要选择、必然要求和必备条件。

6、加快社保费征收的信息化建设

特别是要借用税收网络平台，尽快建立参保人员数据库和费源管理基础信息体系，积极推进与社保、财政、银行、国库等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为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税务征管)社保费奠定坚实的基础，为社会各界的监督提供充分的依据。还要在税务机关内部完善管理职能，整合业务流程，完善征管统计软件，加强社保费申报开票、征、管、查之间的协调配合，各个环节和职能既分工负责又紧密衔接。

第3篇：税费征管体系范文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分析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税式征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推行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提出了建议。

一、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必要性

社会保险费征收税式管理是社保费筹资制度发展的必然这既是扩大参保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增强基金抗风险能力的需要,同时也是有效控制参保单位和职工在参保和缴费问题上的逆向选择、防止参保缴费上的道德风险的需要,除此之外还有如下两点。

(1)税式征管是进一步明确社会保险各主体之间法律责任的需要。目前,社会保险费征缴环节中的核定制度带来的突出问题是:申报主体、核定主体和征缴主体三方之间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参保单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少报、漏报社保费现象,还有一些社会保险机构(包括行业垂直管理系统的代办机构)将归集的社保费不按期如实向核定机关和征收机关申报解缴,而是占压(有的跨月份短期占压,有的跨年度长期占压),有的甚至挪用于炒股;有的把社保费作为收入当工资发放等现象。检查机关发现这些问题时,因法律责任难以界定而无法处罚。因为缴费人在缴纳社会保险费之前需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参保人数和缴费基数进核定,核定确认的缴费数是征收机关依法征缴的依据,企业未申报的,但又确实是那些代办机构归集的社保费。面对参保人利益受到损害和社保费隐性流失等情况,检查机关无处罚的法律依据,只好不了了之。执法部门在划分上述三者之间的法律责任时,感到有些无奈,即缴费人本应承担的如实申报的责任转嫁给了核定机关和征收机关,核定机关没有足额核定,应核定尽核;征收机关没有足额征收,应收尽收。如果对缴费人不如实申报事实进行处罚也不妥,因为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的缴费数是经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盖章认可的,这种认可具有法律效率。如要缴费人承担不如实申报的法律责任,则法律依据不足,因为征收机关以核定机关的核定数为征收依据,企业申报不实,核定机关有责任。实行税式征管后,建立参保单位和缴费个人自行申报制度,征收机关将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数作为征收依据。如果参保缴费单位不如实申报,一旦发现,就可以追究申报主体的法律责任。所以,实行税式征管,建立自行申报制度,自核自缴,既有利于明确社会保险费征纳双方的法律责任,又能提高全社会参保缴费的法律责任和意识,还能强化府保险费足额征收,使地税部门和社保部门真正做到各负其责,相互协调。

(2)税式征管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实施规范管理,进一步提高社保基金征缴率的需要。目前社会保险缴费制度安排导致企业申报核定的工资总额与企业的实际工资总额不相符。以湖北省省直统筹为例,社会保险费申报不足核定不足情况普遍存在。没有做到应核尽核,应征尽征,30%费源流失(见表1)。国家政策规定了申报缴费的下限和上限,即参保人申报缴费工资基数按参保的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至300%进行保底和封项。社保费实施地税全责征收后,通过实行“双基数”申报,能解决社保费旧征缴办法中基数核定欠规范的问题,并能按企业的实际用工情况和实际工资水平确定企业应缴社保费数额,确保所产生的原始应征数据真实可靠,从而有效抑制目前社保费申报和征缴中出现的费源流失问题。

2、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的可行性

(1)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已具备“准税收”的属性。国家是社会保险费的唯一管理主体,有比较完备而且具备一定立法层次的政策制度体系,确定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征收管理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固定性和规范性。从养老保险制度改为统账分离,统筹账户要向个人账户划拨的问题得到破解。社保费实行税式管理,税务机关可以根据企业工资总额据实征收,有效调节平衡参保人员利益分配,发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的优势。现有养老保险制度为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税务机关征收的实践为实行社保费税式管理奠定了工作基础。全国已有20个省、市、区实行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税务机关充分利用税收征收管理资源、优势和经验,对社会保险费实行费式管理,建立费源台账,实行源泉控制;建立了社会保险费费源管理制度,开展征缴稽查,清收各类欠费;开发了征缴软件,对社会保险费实行了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实行税务征收省市较之以前普遍征缴率和收入总量都大幅提高,即社保基金征缴率相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的省份,其征缴率要高出10%以上,每年征缴率均高达95%以上。税务机关是专业化的、社会化的征收组织,基础设施好,管理规范,特别是“金税工程”的实施,大大提高了科技化、精细化管理的水平,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征管信息网络。税务机关可以借用税收征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税务机构遍布全国,拥有经验丰富的税务人员、严格的管理机制和完善的征管手段,便于规模化、集约化管理,降低税费征收成本。

(3)国内一些省份率先推行地税机关全责征收社保费的实践为全面推行税式征管提出了可能性。如广东省于2005年就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地税机关全责征收社保费,劳动社保部门将不再负责社保费的申报、核定、追缴工作,建立起了地税部门负责社保费申报、核定、征收、追欠、查处、统计和化解,社保部门负责社保费登记、计账、待遇审批和基金发放管理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真正实现了社保费“收支两条线”。广东省还建立“缴费人自行申报缴纳,地税机关重点稽查、以查促管”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明确企业应按有关缴费政策规定和要求自行计算、如实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律责任,强化了缴费人自觉申报缴费意识,明确征缴双方法律责任,理顺征缴双方关系。

(4)国际经验也证明了社保费税式征管在实践上的可行性。世界上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32个国家和地区是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保税或费。许多国家社保基金筹资形式的主要部分是“费”而非“税”,但征管体制则归属于税务部门。如英国上议院决定于1999年4月1日将原社会保障部的社会保障缴款征收机构及其征收职能并入税务署,国家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缴款政策由税务署制定。俄罗斯也实行了社会保险“费改税”的改革。2000年8月5日普京签署新《税法典》,将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付费部分改为统一的社会税,养老保险费由改革前的缴费形式变为以统一社会税形式缴纳,其征收机关由原来的社会保障部门改为税务部门。国外的经验为我国改革社保费筹资方式、实行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提供了可行性参考。

二、推行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建议

1、理顺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体

制

首先,要从国家决策层上统一认识,尽快改变目前在征管上的“双轨制”,在全国明确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的主体地位。其次,赋予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的职能。按照谋其事、负其责、授其权的原则,实行事、责、权的高度统一,明确授予税务部门社会保险费参保登记、申报缴费和计费工资基数核定以及检查、处罚等征收管理各个环节完整的管辖权,以利于税务部门充分发挥征收管理优势,强化社保费的征收管理。

2、在缴费工资基数上,实行“双基数”申报制度

分为企业缴费工资基数和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其中,企业缴费工资基数,应按本单位全部职工申报缴费工资之和,实行保底不封顶进行申报核定,即取消按社会平均工资或按职工平均工资为核定依据的做法,改为以企业全部工资(包括各种津补贴、奖金、加班工资,年薪等货币化收入)作为申报的依据,据实申报征收。个人缴费工资基数按原政策规定,实行按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一300%保底和封顶进行申报核定。既避免高收入者逃缴个人所得税,也避免把初次分配的差距带入再分配领域。

3、实行社会保险费与税收一体化管理

一是强化登记管理。企业在办理税务登记的同时,必须办理参保登记;税务部门每年对企业进行年审时,应一并审查企业是否已纳入参保范围,加大强制参保的力度,做到应保尽保。二是强化征收管理。税务部门在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一并对社保费的计费工资基数加强管理,确保计费工资基数的真实、准确,确保如实计算。三是强化稽查管理,把社保费一并纳入税务稽查范围,查税必查费。

4、建立简洁、便民等多元化缴费方式

参保企业直接到税务缴费大厅申报缴费;对灵活就业人员应按照便民原则,由税务部门委托国有商业银行,让参保者就地选档划卡缴费。即凡属参保范围的缴费人在社区区点办理了参保登记手续后,自行确定一张用于缴费的有效银行卡,实行划卡缴费,这样既可以方便缴费人交款,又可以节约征缴成本,提高征缴效率。

5、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用省级统筹制度的步伐

不仅养老保险应当实行省级统筹,医疗保险等其他险种也应当实行省级统筹,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费的税式征管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必要选择、必然要求和必备条件。

6、加快社保费征收的信息化建设

特别是要借用税收网络平台,尽快建立参保人员数据库和费源管理基础信息体系,积极推进与社保、财政、银行、国库等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为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税务征管)社保费奠定坚实的基础,为社会各界的监督提供充分的依据。还要在税务机关内部完善管理职能,整合业务流程,完善征管统计软件,加强社保费申报开票、征、管、查之间的协调配合,各个环节和职能既分工负责又紧密衔接。

第4篇：税费征管体系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险费；税务部门；统征

一、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意义

(一)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有利于保证和加大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力度

在我国，税务部门肩负着筹集国家财政资金、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支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等重要职能。经过多年实践，它们积累了大量和丰富的征管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支作风过硬、业务精熟、能打硬仗的干部队伍。同时，税务部门机构遍布全国城乡，拥有在登记、申报、征收、管理、统计、检查、清欠等环节征管工作的优势和手段。因此，实行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不仅可以充分发挥税务部门的征收优势和运行机制，而且还可以不断规范社会保险费征收行为、提高征管质量和降低征收成本，有利于保证和加大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力度。

(二)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有利于促进社会保险费征管体制的完善

由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按照税收征管模式对社会保险费实行规范化征管，不仅促进了社会保障资金由收支混合管理向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转变，而且实现了社会保障资金收、支、管、用等运行过程的有序化和规范化，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管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同时，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又大大减轻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量，能够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繁重的征收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工作，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三)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有利于促进税务机关地位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

征收社会保险费，是税务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是税务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为国分忧的具体体现。税务部门通过征收社会保险费，不仅扩大了收入规模，而且更多地参与了同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这将直接有助于税务部门地位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此外，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还可以为进一步探索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准备条件。

二、云南省某市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成效

按照《云南省社会保险费统一征收实行办法》的规定和要求，该市地方税务局于2003年7月正式启动了社会保险费统征试点工作。三年来，该市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取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初步建立和规范了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各项具体制度

两年多来，该市税务部门围绕着抓紧抓实组织收入、强化征管和优化服务的原则，初步实现了以“统一征收机构、统一征收范围、统一征收办法、统一入库方式和统一征收票据”为内容的“五个统一”；将税收机制全面引入到社会保险费征收工作中，逐步形成了“税费同步征管”制度和模式；着手费源监控管理，不断强化和规范欠费管理及清缴措施；加快推进全市性的部门协调，促进建立和完善部门协调制度和系统内部管理制度等等，从而使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不断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二)社会保险费收入稳步增长，征缴力度不断加强

从收入总量来看，2003年，该市共计征收社会保险费170,282万元，比2002年增长了17.15%；2004年，共计征收社会保险费229,241万元，比上年增长了34.62%；2005年，实现社会保险费收入263,641万元，比上年增长了15.01%，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保险费收入的稳步增长。同时，不断强化欠费清缴，努力推进征收扩面，征缴力度得到不断加强。以2005年为例，全年共扩面4,600户，约占全年实收社会保险费户数的8.85%。

(三)统征社会保险费的信息化建设初见成效

信息化建设直接关系着社会保险费征管系统的有效运行和统征工作的实际成效。为打破信息化建设滞后的“瓶颈”制约，该市地方税务局已先后两期进行了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建设。一期中，该市地税部门一方面加大硬件投入，及时补充、调整和维护征收一线的计算机和网络设备；另一方面，通过对原有医疗保险等征管软件的功能拓展和使用层次延伸，不断修改、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管系统软件。特别是第二期以数据大集中模式的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系统的成功开发并于2005年1月1日起的正式上线运行，不仅基本实现了部门内部信息资源共享和促进了征管流程的进一步规范，而且全面提高了该市地税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技术层次和信息化水平。

三、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统征社会保险费的相关立法滞后

当前，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而该条例总体上沿用的是原劳动保障部门的征收模式。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后，其征收方式按收支两条线管理原则必须进行相应变革，原有模式显然已难适应税务部门统征的需要。比较而言，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实践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其立法进程，相关立法的滞后导致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缺乏全面和完整的法律规范，并造成税务部门在实际征收工作中缺乏有力的法律约束措施。社会保险费虽然由税务部门征收，但并没有赋予税务机关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手段，税务部门很难象适用税法那样采取诸如冻结账户、银行扣款、查封资产等征缴措施，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税务部门征收只是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就不仅给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带来了难度，而且还严重制约了社会保险费征缴率的提高和征管力度的加强。

(二)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各项制度尚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首先，统征社会保险费还存在各险种缴费基数口径、参保范围不同等问题。社会保险费各险种缴费基数构成口径的不统一和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间参保范围的不同，直接带来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间的费负不均，不仅不利于公平竞争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而且还影响了缴费人的积极性和统征制度的规范。

其次，社会保险费欠费问题依然突出，征缴面扩大尚有一定困难。虽然该市税务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多种强化清理欠费的措施，但欠费问题依然突出，欠费管理办法和制度急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目前，五个险种都存在欠费问题，尤以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最为突出。

第三，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征管流程尚需进一步规范。虽然“税费同步征管”制度和模式的推行，确保了社会保险费在征管流程上的初步规范和有效运行，但是，社会保险费的征管离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目前社会保险费核定权和征收权的分离，税务部门在扩大覆盖面、核实缴费基数等方面就很难解决在征收前就可能存在的“跑、冒、滴、漏”等问题，不仅影响了缴费的快捷性，而且也影响了缴费人的积极性。

(三)统征社会保险费的运行保障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首先，部门权责尚未有效协调。就目前而言，虽然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主体已明确规定可以是税务部门，有关法律和规定已从宏观层面对部门权责进行了界定，但由于统征涉及的部门较多，客观上依然存在着交叉管理严重、权责脱节、管理成本相对较高等现象，有的甚至限制了税务部门征收职能的充分发挥。

其次，统征社会保险费的社会宣传力度不够。社会保险费的统征，在税务部门内部已基本做到了思想认识统一，工作目标和重点明确，组织领导保障有力，但仍然存在社会宣传不够深入，形式较为单一，内容不够丰富和充实，缺乏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等不足，致使有的单位和个人对社会保险费的知识知之甚少，思想意识不高，难以及时、自觉纳费，客观上给征收工作增加了难度，影响着社会保险费收入的均衡入库和征缴管理。

第三，信息化建设不能很好地满足统征社会保险费的需要。虽然该市税务部门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信息化建设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依然存在着基础信息收集难、各部门间信息不对称、部门协调机制不完善、欠费催缴方式与管理信息系统不匹配等问题。

四、完善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对策及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加快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法制建设

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法制建设和完善，是规范社会保险费执法秩序、健全统征社会保险费制度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立法和加快法制建设，首要的是立足于强化税务部门的征收主体地位，从法律、法规及征管体制上逐步实现税务部门作为社会保险费统征唯一执法部门的地位，以便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强制执行手段，完成包括征收入库、处罚、催缴等方面的全部工作，有权对不缴纳或欠缴的参保单位、企业采取如税收一样的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以提高社会保险费征收效率和刚性。

(二)切实推进统征社会保险费各项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首先，努力夯实基础管理，进一步规范征管流程。夯实基础管理，就是要尽快实现缴费基数、参保范围、基础资料和参保代码等的统一。要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进一步规范缴费登记程序、建档管理程序、申报程序、征收程序，不断规范检查程序、催缴处罚程序、接受举报及处理程序和内部管理程序，实现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科学规范。

其次，加强费源监控，积极稳妥地推进欠费问题的解决。加强费源监控，客观上要求确定费源监管的权责主体，定期、深入地开展费源调查，强化缴费人户籍管理和动态管理，对不同费源实行分类监管，建立对有效费源特别是重点费源的重点监控制度，不断促进有效费源培育，完善费源监控管理办法等。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保险费欠费管理和清缴，努力提高征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第三，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积极稳妥地推进征缴面的扩大。当前，在没有相关法规出台的前提下，要扩大社会保险费征缴面，首要的任务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保证法规覆盖的单位应保尽保，同时，积极开展试点，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将为数众多的非公经济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覆盖范围，不断争取社会保险费征缴面的扩大。

(三)不断改进和完善统征社会保险费的运行保障机制

首先，进一步促进和加强部门间有效协调。为此，必须进一步合理界定和明确各部门的责、权、利范围和工作职责，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和特点，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由政府牵头负总责，劳动保障、财政、税务、工商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制度化监督协调机制，实现部门间的有效协调。

其次，严格依法征费，规范执法。依法征费、规范执法，是各级税务部门在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这要求税务部门在组织社会保险费收入和清缴欠费等工作中，必须始终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正确、有效地运用法律赋予的各种征管手段和工具，应收尽收。同时，还必须坚持贯彻“税费同等重要”的原则，促进征税和征费良性互动的实现。

第三，加大社会宣传，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可以税收宣传带动社会保险费宣传的办法，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的长期宣传制度和机制，多渠道多形式地征费信息和告知事项，包括建立对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以及欠费单位予以曝光、对诚信缴费的单位予以表彰奖励等制度和措施，逐步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意识氛围，不断提高缴费人的遵从度和支持度。同时，必须继续加强业务培训和学习，采取形式多样、求真务实的培训方式，将社会保险费业务培训纳入税务部门基本业务培训的范畴；要从体制和机制上杜绝“重税轻费”的思想，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能力。

第四，加快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统征社会保险费的质量和效率。社会保险费的统征涉及面广，数据量大，数据内部层次和关联多，数据的存储时间长，只有依靠信息化手段，才能适应当前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的需要。可行的选择是进一步强化税务部门在信息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绝对优势，以税务部门数据大集中和医保现有系统为平台，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积极推广多种申报方式简化申报、缴费程序，加快实现社会保险费信息资源在财政、税务、银行、劳动、社保等部门和单位的数据联网和共享。此外，统征社会保险费，还必须牢固树立成本意识，应积极采取各项具体措施从各个层次上努力降低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制度成本、征管成本、遵从成本等。

参考文献：

[1]亳州市地税局课题组.社保费征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税收科技，2002，(09).

[2]董树奎.对我国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体制的分析[J].税务研究，2001，(11).

[3]王潇颖.谈税务机关与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工作[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3，(03).

[4]吴亚荣.社会保险费征管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税务，2003，(05).

[5]王素平.开创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新局面——全国税务机关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座谈会综述[J].中国税务，2003，(10).

[6]武汉市地方税务局课题组.“费改税”是我国筹措社会保障资金的必然选择[J].税务研究，2004，(08).

第5篇：税费征管体系范文

一、改革前的农税征收方式及其弊端

湖北麻城市是老革命根据地，也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发生地。全市面积3747平方公里，总人口116.3万，是湖北省黄冈市的第一大县市。20世纪80年代改革以来，麻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1986年撤县设市，成为大别山地区唯一的县级市，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早在1998年，麻城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2.6亿元（不变价），财政收入达2.2亿元。全市综合经济实力跨入全省山区五强县（市）行列，综合经济效益位居全省十强县（市）行列。

麻城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是湖北的农业大市，也是国家和省定的商品粮（棉）生产基地县（市）之一。2001年，农业四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加上屠宰税占全部财政收入（2.6亿）的20%以上，而财政部门征收的税费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8%.[②]面向农村的税费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农村税费的征收也一直是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农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税费改革以前，税费征收体制及其方式有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多头征收”：农村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分别由财政、地税和经管等不同部门分别征收；

二是“政府征税”：虽然农村税费由不同部门征收，但是，这些部门通常将农村税费征收任务分派给乡镇政府及村民委员会，由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征收。为此，还实行一定形式的责任制，如将完成征收任务和财政上交与乡村干部工资直接挂钩。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取决于税费收缴完成状况。在实践中，乡村干部不得不将税费征收作为头等大事，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税费征收工作。乡镇政府及村民委员会组织及乡村干部事实上是税费征收的主体；

三是“户交村结”：虽然有关文件要求农村税费征收要“户交户结”，征收到户、结算到户，但实际上，乡镇通常是将任务分解到村，由村组再分解到户，农民和农户向村委会上缴，征收机关则只与村一级结算，税票开到村。事实上是由村代缴，间接征收。

四是“突击征收”，每年夏秋两季，各乡镇及村组干部都展开税费征缴行动，集中时间和力量对税费进行突击征收；

五是“行政强制”，一方面对抗拒不交的农民“拔钉子”，对完不成上缴任务的干部克扣工资和资金，给予一定的处罚；另一方面对于完不成任务的乡镇政府和村组实行“硬结账”，政府完不成任务可以从下拨款中扣除，而有不少村组及干部则不得不先借款垫解上交。

显然，税费改革前农村税费征收体制是一种“税政不分”、“以政代税”的体制，不仅政府的行政管理权与征税权不分，而且农村基层政府成为征税的主体。在实践中，一些乡村干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投入到完成税费任务之中，难以有效地进行公共管理，也难以给农民提供服务，其结果是乡镇政府“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上述体制也是一种“委托”的间接征税体制。不仅乡镇政府成为征税部门的执行者，村组也成为税费征收的者。由于税费征收机关与纳税者脱节，不可避免地出现征管“盲区”，难以了解每个农户的税收任务及完成状况，也不可能杜绝村民所反映的税费“分配不公”和“层层加码”的问题，出现随意核定税费任务、转稼负担，出现所谓的“有地无税”、“有税无地”和“平均摊派”等问题：“户交村结”及行政强制迫使村委会及村组干部借贷上交，这是形成村级债务的重要原因。据对麻城市熊家铺的调查，全乡22个行政村，截止1998年底，村级负债总额高达368万元，村平均16.8万元，最高的达40.2万元，村人平313.5元，最低也有几千元，几乎村村负债，资不抵债的村有3个，赤字金额达18.3万元，公积金（积累亏空）有赤字的村有19个，赤字金额214.7万元，村平11.3万元。[③]究其原因，主要是“该收的收不上来，而支出不断增大，村干部只有拆东墙补西墙。有的乡、总支干部、村组干部靠高息借贷完成财贸任务，只管当年过得去，不管后果。[④]依托行政部门并靠行政手段征收税费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行政强制，特别是在农民负担较重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引发干群矛盾，近些年乡村干群之间的冲突也大都是由于税费征收引发的。因此，农村税费征收体制的不顺，征收行为不规范，不仅引发农村诸多的矛盾，也是加重农民负担的重要原因。

二、农税征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2002年，麻城市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税费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农民负担的“减轻、规范和稳定”。税费改革不仅仅是税费的归并和减免，或“费改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以规范农民负担及农村税费的征收行为。也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就要求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农税“实行科学规范的分配制度和简便易行的征收方式。采取以农业税收为主的方式，把农民负担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轨道。实行符合农民意愿、能够为农民所接受的税收征收办法，便于基层操作和群众监督。”[⑤]基于此，在税费改革过程中，麻城市在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大力推进农税征管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此项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农税征收主体。根据《湖北省农业税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试行），麻城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农税征管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农业税及其附加由各级财政机关负责征收，只有农税干部才能履行农业税征收职能，行使税收执法权；农税征收过程中，必须是农税干部开票和收税。

第三，重建农税征缴网络。一是在全市20个乡镇办建立了农业纳税大厅，实行微机管理，进行常年征收；二是在全市718个村都建立了农业税收纳税点，在边远山区、分散的自然湾、村、组，设立流动纳税点。实行“定点征收、定时征收、定额征收”的三定征收方式，方便农民交税。盐田河镇山大人稀，农税人员每到一个自然湾，就竖起一个“农税流动纳税点”的牌子，被人戏称为“农税大篷车”。从而形成了固定纳税点和流动纳税点相结合遍及乡村的征收网络。

其次，建立协税护税制度。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不再直接征税，乡村干部也不再是征税的主体，只是协税护税；2003年全市聘请了协税护税员2000多名，每个村2-3名。协税员的主要职责是：做好税收政策宣传、掌握和提供涉税资料、送达有关税收文书、协调征纳双方关系和督促动员纳税人履行义务等项工作，但是不得直接经手票款，不能直接进入农户收税。

第四，完善委托制度。麻城有着丰富的农业特产资源，针对麻城蚕茧、粮食等农产品集中季节性上市的特点，与收购部门建立委托制度，并根据委托的数额在农业税征收经费中给予一定的报酬，充分调动部门的积极性。

总之，农村税费改革后，麻城初步建立了“以村组干部协税护税为基础，以农税干部直接征收为主体，以‘三定’征收为方向，以有关部门代扣代缴为补充的征管模式，初步形成了由农税干部、乡镇、村组干部及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职责明确、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征税、协税、护税网络。”[⑥]

从实践来看，麻城改革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从2003年上半年夏征的情况看，全市农税征收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的“双过半”目标。尽管有4-5月份“非典”的干扰，但截止5月22日，全市农税入库1450万元，占全年任务6926万元的21%；到6月底，税收任务完成全年任务的70%以上。出现了多年少有的高效率地完成农税征收任务的局面。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农税任务的迅速完成无疑与全体农税干部们辛勤工作分不开。不少农税干部上山下乡、走村串巷地宣传和催征，如歧亭财政所的冯进贤经过耐心地工作，使连续14年从未交税的两个村民组一次性结清欠款。在征收中，农税人员采取灵活多样的征收办法，如对于主动一次性完成全年任务的纳税户给一定的奖励等等。这些都对动员和鼓励农民纳税起了积极作用。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农税征收效率的提高本身与农村税费改革及征管体制的改革有直接的关联。

2002年，麻城进行了比较彻底的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税费改（革）后，全市农民总负担（两税两附加）为6926万元，比改革前减少5437万元，下降43%；亩平负担82.14元，比改革前减少61.6元，下降43.2%；人平负担69.51元，减少45.27元，减负39%以上。在我们调查的有些农户甚至减少50%以上。税费减轻了，农民上交的积极性及支付能力也增强了，不少多年未交税费的“钉子户”和“困难户”也主动上交，出现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农民踊跃纳税的喜人局面”。

税费改革不仅减轻了农民的税费负担，一系列配套改革也有效地制止了乱收费、乱摊派的行为，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和农税的征收方式，为农村税费征缴提供了制度条件。尤其是改革大大强化了农税干部的责任，要求他们从简接的征管者向征收者转变，努力完成征管任务。从麻城农税夏征中，我们也发现，农税征收体制及征收方式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是从乡村干部征收为主向农税干部征收为主转变；二是农税干部从间接向直接催征转变；三是从向农民收税向农民主动纳税转变；四是从农税的突击征收向常年征收转变。这些均表明改革在实践中开始发生作用。在农税干部的征收行为和征收方式发生变化的同时，农民的纳税行为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其结果是大大提高了征税的效率。

其实，农税征收体制及征收方式的转变不只是具有效率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尤其是麻城的改革旨在建立一种相对独立的农税征管系统，独立行使征税权，而乡镇政府不再直接征税，从而实现“税政分离”，这对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及农村基层治理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意义。

三、农村基层治理的转型与变革

在任何社会中，国家“征税”和政府“收费”在本质上都是对社会资源的吸取，涉及到公民与国家的利益分配。在我国乡村，尤其是像麻城这样的农业县市，税费的主要来源及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农民群众。税费关系也直接体现为国家、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从税费改革以前的国家与农民的税费关系来看，基本上可以用农民的话来概括，这就是“交完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农民的收获在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分配。这种分配的基础是农村现存的产权制度。一方面是国家基于产权的保护即社会公共管理而获取“税收”，另一方面是乡村集体组织基于土地产权的拥有而获取的“费收”，其实质是“地租”。农民在向国家交税的同时也向村集体交“租”（费）。在税费的征纳方式上，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税也常常是通过村集体代收的。当村集体收齐农民上交的税后，统一上交国家，村集体也因此成为纳税单位及国家与村民之间的中介。如果仅从农民上交的角度看，可以说农民交给国家的税不过是交给集体的租的一部分，或者说是集体从所收的租之中提出一部分上交国家。由此，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集体的税赋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农民与集体的租费关系。由此结成国家、集体与农民的“三元结构”。

在税费征缴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村（村委会和村集体）与农民三者的利益和权力关系是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及权力关系，三者的互动及权利交换也构成了乡村最基本的政治和权力结构或称“治理结构”。从集体产权的角度看，农村税费改革前村委会代收代缴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现行的村委会即是村民自治组织，又是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实际上是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的行使者。村民不过是集体土地的承包人，村民与村集体的关系不过是一种“租佃关系”。在此情形下，村集体作为所有者应是纳税的主体，而村民则只需向村集体交纳“租费”。换句话说，从农民上交税费的角度看，农民完全可以不与国家发生关系，只需要上缴集体，由集体上交国家，而国家征税所面对的是集体而非个人。国家事实上无权、也没有必要向农民直接收取税费。也正因如此，国家通过村集体（村委会）征缴税费具有合理性。

然而，我们看到，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措施就是归并现行的税费，取消“三提五统”，仅收取“两税”、“两附加”，另一方在征收方式上由过去由村委会代收代缴转变为由财税干部直接征收。农民的“两税”和“两附加”事实上也不再由村集体来确定和分摊，而是由国家按承包的耕地面积及常年产量来计算。农民的上交也不再上交村集体，而由乡镇为代表的政府直接收取。这一改革表明村集体和村委会已经不再能直接向村民收取“承包费”，其收入已经不再是依产权获得的收益（如原有的“三提”），而仅仅是从国家税收中返回的“两附加”。由此，村集体事实上丧失了依据集体产权向农民独立自主地收取“租费”或占有生产剩余的权力和地位。换言之，村集体变成了国家税收的分配、计量及协助征收的单位，而不再是拥有独立产权的主体。按照一些村干部的说法，“村被架空了”。这也表明，国家权力进一步下伸到乡村社会并直接面对农民，原来的国家、集体与农民的“三元结构”正向“国家与农民”的“二元结构”转变。这无疑是税费改革及农税征收方式改革所引发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及乡村治理结构的革命性变化。

不仅如此，税费改革及税费征收方式的变化也促成了乡镇政府的功能及其行为方式的转变。如前所述，税费改革前农村税费征收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乡镇“税政不分”及由此出现的“以政代税”，乡镇政府直接从事税费征收并成为事实上的征收主体。这种做法不只是乡镇政府功能混乱和变异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其本质是政府行政机关直接从事税费收缴，集收支大权于一体。由于税收本身具有无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一旦与行政权合一，“既花钱、又收钱”，不仅违背了政府机关职能分工、相互制约的原则，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权力的扩张和专横，难以杜绝乱收费、乱花钱及形形的“违规”和腐败行为，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加重农民的负担，并引发干群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其实，早在英国革命时期，1679年的《权利法案》就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和支配税收，从而确定了现代民主政治中“行政权、征税权及预算权”相对独立的原则，作为“花钱”的政府不得直接“收钱”（征税）。事实上，我国的《预算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也对严格预算管理及依法独立征税作了明确的规定，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九条就规定，“除税务机关、税务人员以及经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委托的单位和人员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税款征收活动。”税法还特别指出，“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从而明确税收执法主体及征税权的独立性。麻城在农税征管体制改革中切实贯彻了这项原则，开始实现从传统的由政府直接征收向税务部门直接征收的转变，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不仅使乡镇政府从繁重的税费征缴工作中解脱出来，更专职地从事为农服务和公共管理，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此项改革促成了农村基层政权内部的职能分工及行政权力的重新定位。改革削弱了行政部门的直接征税权，为对行政权力的监控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显然，从麻城的改革和实践来看，农税征管体制的改革不仅引起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也促成了政府职能的分工及行为方式的转变。尤其是乡村征税权的独立、征税系统的重建以及乡镇政府的职责转换表明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及治理方式正发生着历史性的转型和变革。

四、有待解决的矛盾和困难

改革本身是充满风险的事业。在任何时代，改革和创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任何一位改革者都会深深体会到其中的艰难。应该说，迄今麻城农税征管体制的改革是成功且富有成效的。但是，他们自身也意识到其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国家农税征管立法滞后，农业税征管条例一直未出台，而所依据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农税征收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不强，难以为农税征收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目前一些乡镇债务比较严重，农民要求以债抵税、以欠抵税，造成农税征管的矛盾和困难。不过，农税征收体制改革与实践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征收任务与征管能力的矛盾和困难。

麻城是一个农业大县，在近120万人口中，97.1万是农业人口，30多万个农户。税费改革后，农税部门成为农税征收的主体。然而，目前全市乡镇农税征管人员为386人，平均每人要承担农业税收任务20多万元，负担2个村800多个农户的征收工作。盐田河镇一个农税人员要负责5个村的农税征收，铁门岗乡一个农税人员要承担近70万元的农税征收。特别是，麻城有不少乡镇山大人稀，居民分散，面对如此分散而人数众多的征收对象，现有的农税人员直接征税征管能力明显不足。不仅如此，近年来农民流动日益频繁，相当数量的农民举家外出，有的人走田荒，给农税收缴造成困难。有鉴于此，人们提出增加农税干部，强化征管队伍的建议。应该说，这在目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尤其是当乡镇政府不再直接从事税费征管之后，部分富裕人员可以充实农税征管队伍。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增加征管人员也意味直接增加农税征收的成本，降低征管效益。特别在现行地方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增加人员不仅面临政策上困难，也有财政承受能力的局限，过度的增加征管人员也将使税费征收得不偿失。

解决征管任务和征管能力矛盾的另一种对策选择是充分发挥乡村组织和干部的协税作用，甚至采取一定形式的委托。也正因如此，麻城市在农税征管体制改革中建立了协税护税制度，每个村聘用2-3名协税员，协助农税的征收。在2003年的夏征过程中，对乡镇和村组实行“两挂钩”办法，对乡镇将任务完成情况与资金调度和专款拨付挂钩，对村组与转移支付挂钩，“即对完成情况好的乡镇在资金调度、专款拨付上优先考虑，对村、组把两附加和转移支付与村完成任务情况挂钩。”显然，这也是旨在通过调用现有乡镇和村组织的力量来弥补专职农税征管能力的不足。这无疑是为了缓解征管力量不足的一种现实的选择。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协税在目前情况下依然是一种的办法，与改革前对乡村的委托并无多大差别。尤其是一旦与直接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强制结合起来，虽然的确可以强化征管能力，但委托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危险依然存在。

从历史上看，历代王朝在农村税费的征收上代有不同，如明代有的地方也曾实行过“自封投柜”的办法，就是由纳税人依次到县衙门前缴纳赋税，自己包封银两，亲自投入木制的银柜中。但是，基本的方式是“民收民解”，利用乡里组织及乡绅代缴，者通常无薪，完不成任务则以家财充抵。这不仅是因为皇权控制能力的局限，也是降低征收和治理成本的需要。然而，历代均未能消除者欺上瞒下、加征加派、从中渔利的弊病，也难以杜绝因上催下抗难以完成粮款任务使者陷入倾家荡产、无人应役的境地。如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规定里正负责催税及承担本县差役（充当衙前）。而里正一旦充当衙前，往往倾家荡产。所以，民不敢露富，贫不敢求富，人争相逃脱为里正衙前，甚至出现民以死求免充里正衙前的惨状。[⑦]其实，这种状况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之中，当代中国的农村一些地方也的确发生过。如2000年湖北省云梦县下辛店镇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就因为借贷上缴，被债主所逼又得不到上级支持而服毒自杀。[⑧]同样，税费改革前，麻城也曾出现不少村组干部采取借贷上交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情形也是代缴体制必然的产物和结果。因为，在任何社会中，委托者与受托者之间的信息始终是不对称的，委托者也难以对受托者进行有效地监督。过分地放纵和过分地施压都会使受托者的行为发生变异。也正因如此，委托有着内在的危险和风险，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

当然，基于农税本身的不合理性及其高成本以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的有限性，国家可以考虑取消农业税，正如现在一些地方取消农业特产税那样。这无疑是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不能有效地解决，即使低税或无税均不可能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历史上有不少时期实行“什一税”甚至“三十税一”，但农民负担依然沉重，究其原因也在于，为了生存，地方政府和官吏不得不巧立名目、上下其手、自行加派，进而成为“小民的无尽的负担”。对于当前已经陷入财政困难的农业县市来说，如何保障其合理的稳定的财政来源，显然是取消农税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农民负担同样可能反弹。当然，取消农业税及农业特产税并不是取消农村所有的税种，更不是不需要独立而高效的农村税务征管机构。因此，对于农村税费征管体制的改革仍然有其现实性和必要性。麻城的改革也因此具有其历史的地位和现实的意义。至于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并不仅仅是麻城独有，它也是全国农村改革中普遍存在且必须解决的问题。毕竟，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面对广阔的乡村和分散的农民，征收任务与征管能力之间的矛盾将是永存的，而如何以最小的征收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则始终是一个民族的难题。其实，这也是中国乡村治理的困难之所在。

[①]本文是2003年6月份笔者与汪志强、袁方成等对麻城市调查基础撰写的，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的支持，也是乡村公共财政和农村税费改革项目研究成果之一。在此特别感谢麻城市委、市政府、市委市政府办公室、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对我们的调查工作的信任、支持和大力协助！

[②]据《麻城市2001年财政收入分税种完成情况表》测算，参见麻城市人民政府网站：/Myweb3/zfzc.htm

[③]戴福生：《山区农村村级债务成因及对策》，麻城人民政府网站：/Myweb3/mczfb/web/37.html

[④]戴福生：《浅谈村级债务》，麻城人民政府网站：/Myweb3/mczfb/web/36.html

[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发[2000]7号），2000年3月2日，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手册》，2003年1月版，第6页。

[⑥]麻城市财政局：《全面转换征收主体、努力创新征管模式》（打印稿），2003年6月。

第6篇：税费征管体系范文

关键词:地方税制;分税制;地方税体系;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10)12-0061-02

我国分税制财政体系自实施16年以来,对合理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关系、加强宏观调控、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前地方税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地方税制的改革和完善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一、现行地方税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层次低,缺乏税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税法是国家向纳税人征税的法律依据,是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立法必须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应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颁布。但现行的地方税种中,除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外,其余大多数是分税制改革前由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来制定的,立法层次较低,有失税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二)税收管理权限划分不尽合理,税权高度集中

分税制是以立法权为核心的税收管理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合理划分,并以此确定各自财力范围,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现行分税制没有对税收管理权限做出合理的划分,在地方税种的设置和税收条例的立法上,地方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形成税权集中于中央,事权倾斜于地方,违背了分税制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政府运用税收杠杆调控宏观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三)税制改革缓慢,地方税体系不完整,结构不合理,主体税种不明显

1.地方税制改革缓慢。自我国工商税制改革后,虽然对营业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进行了修订,但是城市维护建设税还是附征税,还有一些如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教育税等应该开征的地方税税种尚未开征,而是以“收费”与“基金”的形式为补充,助长了乱收费。

2.地方税体系不够完整,主体税种不明显。从我国现行分税制对税收收入的划分来看,一是共享税比重过大,带有收入分成的性质;二是地方税缺乏主体税种,目前地方税种是以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其余大多是小税种,不利于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和“量入为出”合理安排预算支出,容易使地方政府尤其是财力较薄弱的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过分倚重税收的收入职能,忽视税收的调节职能等其他职能,影响地方政府职能的完成,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地方税税种划分缺乏科学性, 界限不清,有逐步演化为共享税的趋势

收入来源稳定、税源集中、 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都列为中央固定收入或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而留给地方的几乎是收入不稳定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的小税种,而且,中央税与地方税界限不清,有逐步演化为共享税的趋势,比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造成地方支出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过分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和地方非税收入,来满足弥补财政支出的缺口。

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现行税制统一考虑,全面谋划,改革和完善地方税体系,使之达到税收立法明确,各级政府权责分明,税收管理效率较高,司法保障完善有力,税收服务健全周到的目标。本着改一批、废一批、立一批的总体思路,构建税权合理,税种健全,税制简化,主体税种突出,征管统一的地方税体系,以便更好地调动和发挥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

二、改革和完善地方税体系的若干设想

(一)提高税收立法级次,适度下放税收管理权限

1.提高税收立法级次,提升税法的权威性。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颁布;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法实施细则,授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税法和实施细则范围内的解释权。同时,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基本法律范围内根据当地实际可以立法和制定政策,包括制定实施办法、税目税率的调整、税收的减免等,解决全国统一立法难以适应地方实际的问题,提高地方税法规的执行力。

2.调整税收管理体制,适度下放地方税的管理权限。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在保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赋予地方一定的管理权限。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模式,兼顾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对全国统一开征,并且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地方税,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由中央制定基本法规,将部分政策调整权和征收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对全国统一开征,但对宏观经济影响小,而对本地区经济影响大的地方税,除由中央制定基本法规外,实施办法、政策解释、税目、税率的调整、税收减免和征收管理等权限应赋予地方;对于全国不统一开征,具有明显区域性特点的地方税的立法权、征收权、管理权应全部划归地方;地方政府结合当地资源优势,报经中央批准,可决定开征某些地方性税种。对于地方制定的税收法规,都应上报中央备案;凡与国家法律、法规有抵触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或授权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予以纠正。

(二)调整中央与地方税种划分原则,使之更加科学合理

对于具体税种的归属问题,总的划分依据是根据不同税种的特征、税源大小以及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等因素,确定不同税种分别作为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凡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有利于发挥中央政府职能和便于中央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税种划归中央,作为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关系密切、税源分散、需要发挥地方积极性组织征收的税种划归地方,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与整个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税种划为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使中央和地方在财政利益上有一个“联结点”。具体来讲,需要依靠地方政府扶持发展,与当地经济密切关联的税种全部划归地方,由地税局征收。如:营业税、城乡维护建设税、一般消费税、地方企业的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财产行为税全部划归地方;把社会保险税、教育税、环境保护税等改为共享税,由中央和地方同源课税,分率计征,把增值税、中央企业的所得税、车辆购置税、关税全部划归中央,作为中央的主体税种,以确保中央财政收入的主体地位。

(三)通过“废、改、立”一系列改革,建立新的地方税体系

1.改革完善地方税税种。一是继续完善营业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二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项相结合的税制模式;三是修改城市维护建设税,改为“城乡维护建设税”,将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征收的市政设施配套费、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占道费等收费纳入其中,将纳税人扩大到外资企业,计税依据为生产、经营的销售额或营业额,税率由中央制定幅度比例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城乡维护建设的需要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四是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将目前收取的水资源费、矿产资源补偿费、河道采砂管理费等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

2.清费立税,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积极推进“费改税”是完善地方税制的紧迫任务。名目繁多的收费不仅加重了企业与社会的负担,还干扰了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侵蚀了地方税的税基。“费改税”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多数收费都是地方政府为了满足其支出需要,如何填补“费改税”带来的地方政府的可用财力缺口,是“费改税”成功与否的关键。“费改税”宜分步实施:第一步,对具有税的性质而且对地方财政收入有较大影响的收费,实行“费改税”; 第二步,对确需收取,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收费仍予保留,进一步完善其管理和使用;第三步,对不再体现政府职能的收费,转为经营性收费,并依法征税。

3.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可借鉴国际经验,配合企业、劳动、人事、医疗等制度的改革,结合费改税,从有利于社会保险资金的社会化发放,增强和规范管理,提高征缴率,节约征收成本的角度出发,积极创造条件开征社会保障税,把目前的各种社会保险收费纳入税收的范围,使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和使用纳入法制化轨道。

4.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教育税、遗产和赠与税。一是开征遗产和赠与税,遗产和赠与税可下设遗产和赠与两个税目,在新开征期间可采用稍微偏低的税率水平,待适合的时候再予调整;二是开征环境保护税,将排污费、超标排污费、垃圾收费等环境污染收费并入其中;三是开征教育税,将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等收费相关收费并入其中。

通过以上“废、改、立”的改革措施,在我国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地方税体系,以充分发挥地方税收的财政收入和宏观经济调控职能作用。

参考文献

[1]刘佐.地方税制度的改革[J].财政研究,2006,(9).

[2]周莉,张超.当前地方税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J].商业时代,2009,(22).

[3]张超.浅析我国地方税制运行情况与存在问题[J].经济研究导刊,2009,(23).

[4]王宏娟.我国地方税主体税种问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

第7篇：税费征管体系范文

   关键词：地方税制；问题；对策

abstract: our country's tax distribution system undergoes ten several years adjustment and the consummation has laid the local tax system's foundation initially, but divides the tax financial control system's request from the establishment standard's graduation to look, our country's local tax system still has the prominent problem which some urgently await to be solved, but must consummate our country place tax system, should in be clear about the concrete countermeasure which the whole reform mentality under the premise adopts step by step implements.

    key word: place tax system; question; countermeasure

一、我国地方税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税权高度集中的状况尚未打破

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仅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划分税种，还要求适度划分税权，这既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对税收管理体制的基本要求，也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分配关系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但从当前的现实看，虽然中央税、地方税划分已大致明确，但税收立法权仍高度集中于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按照这一规定，目前几乎所有地方税税种的税法、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都是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的，只是把屠宰税、筵席税的某些税权（如是否征收及征收额度）下划给地方。地方税的其它税权，如税法解释权、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制订税收优惠减免政策的权力也基本集中在中央。这种高度集权的税权管理模式很难与我国各地复杂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千差万别的税源状况相适应，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不利于地方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调控地方经济运行，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的手脚。

（二）地方税收体系过于薄弱，缺乏主体税种

按照分税制改革的有关规定，划给地方政府的税种数量并不少，但这些税种往往都是税源比较分散、征管难度比较大、税收收入数量少的小税种。税源集中、税收收入数量大的税种要么划为中央税（如消费税、关税），要么划成共享税（如增值税），而且中央在分成比例上占大头。营业税是地方税体系中一个比较大的税种，但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归中央，使之也具有了共享税性质。个人所得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十分重要的税种，在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时，由于收入量少，征管难度大，划为了地方税，但随着近年来收入的增加，又被中央调整为共享税。总之，地方税体系单薄，缺少主体税种的问题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一直没有解决。虽然分税制改革是在不侵犯地方政府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但中央政府毕竟在收入增量分配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增量越来越大，分配越来越向中央政府倾斜，而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却有增无减，地方税体系单薄对地方政府财力造成的负面影响体现得也就越来越明显。这种状况越到基层财政特别是县乡财政就越严重。在通过正常的分税渠道无法获取足够财力，收支矛盾突出，而税权划分又高度集中、地方财政无法通过增加地方税收入来增加财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通过盲目扩大地方收费权限和收费规模来保证政府职能的实现。另外，我国地方税制的税种设计也不适应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遗产税、赠予税、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等税种尚未开征，税收聚财功能、调节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其他地方税，如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等也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三）地方税制不够稳定且内外有别

实行分税制的目的在于通过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保证各级政府所需财力，调动两级政府生财、聚财、理财的积极性。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应该保证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如果制度变化过于频繁，不容易使地方政府产生稳定的预期，进而合理安排自己的行为。近年来，在中央税体系得到加强，中央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中央对地方税体系中发展较好、便于征管、税源较广的税种的税目或税率陆续作了调整。比如，金融行业提高了营业税税率，对个人存款利息课征个人所得税，但收入都归中央。几乎每项新出台的增税措施，都有利于中央收入规模的扩大，而减收的大多是地方税收，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企业所得税、农业税、契税政策的调整等，从而使地方税制的相对稳定性受到影响。另外，现行地方税制对内资企业适用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外资企业适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等，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暂时停征）、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只适用于内资企业。这不仅不利于公平税负和内外资企业间平等竞争，也不利于我国税制与国际税制接轨。

（四）地方税立法层次不高

目前我国尚无统领整个税收体系的税收基本法，不利于对我国税收的性质、作用、立法原则、管理体制、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各级税务机关职责、政府与税务机关权限划分、地方税税种开征及调节等重大问题进行科学、合理、具体、严密的规定，整个税收体系建设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和行为规范。对于各地方税税种而言，大多是以行政机关颁布的条例作为分配依据，这从加强税收法制建设的角度分析，明显没有走完立法程序，使地方税的权威性、规范性和严肃性得不到充分体现。

（五）地方税征管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首先，国税局和地税局在地方税征管权限的划分上存在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分税制改革建立了国税和地税两套税务征管系统，并明确规定国税系统负责征收中央税和共享税，地税系统负责征收地方税，但在具体运作中却出现了下列问题：一是从税款征收权来看，国税局与地税局的征管权限交叉，部分属于地方税的收入，如个体税收及涉外税收等由国税局，城建税因其附加税性质决定了大部分税基由国税控制。地税部门对属于自己的收入不能充分行使管辖权，不能有效掌握其税源，容易导致地税流失。这与建立国税、地税两套税务征管机构的初衷不相符，未能完全实现按照收入归属划分税收征管权限的目标，从而使地税与国税产生一些难以协调的矛盾。二是征税权与其它执法权相脱节。部分地方收入由国税局后，其它执法权如管理权、检查权、复议权的归属如何与征税权一致起来，就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从税务管理权看，按照现行规定，地税部门只对单纯缴纳地方税的纳税人有税务登记权，而对既缴纳增值税又缴纳地方税的纳税人没有税务登记权，造成征税权和管理权的脱节，淡化了这些纳税人到地税机关申报纳税的意识；从发票管理权看，现行规定对普通发票的管理按流转税的归属划分，造成了地税部门对所管的大多数纳税人没有发票管理权，失去了“以票管税”加强税源控制的有效手段。

其次，地税征管与地方分级财政体制脱节。地方政府为平衡国、地税机构待遇和稳定地税队伍，对地税征管机构也采取了垂直管理。这就阻碍了地方预算收支计划的确定和执行，强化了市县地税机构相对地方财政的独立性，不利于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入库。

二、完善我国地方税制的对策

（一）整体改革思路

首先，完善我国地方税制必须有开阔的视野，不能就地方税制论地方税制，应该把地方税制的改革、完善作为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性工作，应该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划分以及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合理划分作为采取各项对策的前提，以确定合适的分税方法并实现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协调为完善地方税制的目标和归宿。其次，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及各项事业发展的要求，应本着简化税制、公平税负的原则，对地方税制的构成进行必要调整，取消陈旧税种，开征新税种，调整原有税种，合并内外税制。再次，应认识到相对独立的地方税权的确定是完善我国地方税制的重点和难点。完全依靠中央政府来调整完善地方税制，由于受信息不充分的制约，事实上难以实现地方税制的优化，从动态角度考察就更是如此，而明确地方政府拥有相对独立的税权（一定的立法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开征停征权）则便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发挥地方政府的比较优势，使其能因地制宜地制订相应对策来实现地方税制的优化。最后，与我国经济的整体改革思路相适应，完善我国的地方税制也应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选择改革措施，采取分步实施的具体对策。

（二）分步实施的具体对策

1.近期对策

（1）税种的调整

①取消陈旧的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税种，如屠宰税和筵席税。在农业税取消的背景下，应把现行的税收体系延伸到农业，逐步构建成城乡统一、充分体现公平和效率原则的现代化税收体系。

②开征新税种。一是燃油税。将现有的车辆收费改为征税，以规范征管和降低成本。燃油税以油价为计税价格，税率可设计在5%左右。为照顾地方利益和便于征管，最好在销售环节征收，由销售者缴纳。二为环境保护税。应将现有各种有关环境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对污染行为或污染物征收。主要对排放废气、废水、废物和噪音等4种行为征收，纳税人为污染的制造者，为体现4种污染对生态环境的不同危害，可设计不同的税率，实行从量计征。三为教育税。将现有的教育费附加、职工个人教育费和农村教育费改为教育税，以纳税人的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税率以1%左右为宜，具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四为社会保障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国际上多数国家都开征了社会保障税。我国目前征集的各种社会保险基金，虽有缴纳人直接受益性质，但主要内涵属于税，现在有的省、市已由税务机关征收。借鉴国际经验，应积极创造条件开征社会保障税，它能有效克服社会保险统筹基金在缴纳和使用管理上的混乱现象，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

③调整原有税种：一是调整营业税，将行政事业服务收费纳入征税范围，从制度上扩大税基；对混合销售行为确定具体标准，从政策上划清征收增值税还是征收营业税的界限，力求避免混税、混级行为发生；将金融业营业税税率降为5%，以减轻税负，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同一收入税不重征，对房屋出租的租金收入，征收营业税就不再征收房产税。二是调整资源税。扩大资源税课税范围，将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纳入课征范围，以支持“环保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适当提高原油、天然气、金矿、有色金属矿等资源的税负，限制过度开采不可再生资源；将资源收费转化为资源征税，以规范征收管理，降低征收成本，推进税费改革。三是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首先扩大征收范围，凡有经营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不分国内外企业或个人，都明确为城建税纳税人。其次改变征收办法，由附加征收改为独立征收，以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全国不再按行政区划设计分档税率，可考虑由中央规定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城乡建设发展情况确定，幅度税率可设计为1%～2%.五是调整个人所得税。首先是改现行分类税制为综合税制或综合分类税制。其次是全面加强个人收入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严格源泉扣缴。再次是实现税前扣除标准科学化，国家不统一规定具体扣除标准，而是根据经济发展、职工收入、物价指数等经济指标规定幅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在规定幅度内具体确定。最后是合理界定生计费用的扣除标准，可从目前以个人为单位逐步向以家庭和个人为单位并存转化，充分考虑家庭因素，照顾家庭利益。

④调整已经成为共享税的企业所得税。一是要简并税率，不分经济性质、规模大小、地区差别，统一实行30%左右的比例税率；对确需实施税收优惠的，可在一定时间内减征。二是统一税基，不论企业经济性质、行业差别，所得税应税收入的确定和税前扣除范围与标准必须基本统一，通过税法明确规定，不受企业财务制度影响。三是规范税收优惠，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应体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机电、纺织、服装行业等。

（2）调整税收划分方法。一是对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应划归地方固定收入，使营业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税种。二是在统一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税制的基础上，近期可将企业所得税收入全部划归地方，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中央减少的收入可通过将个人所得税划为中央税加以弥补，以利于收入公平分配并与国际惯例接轨。

（3）合并内外税制。第一，适应wt0规则，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简并税率，不分经济性质、规模大小、地区差别，统一实行30%左右的比例税率；对确需实施税收优惠的，可在一定时间内减征；统一税基，所得税应税收入的确定和税前扣除范围与标准必须统一；税基由税法确定，不受企业财务制度影响；规范税收优惠，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应体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机电、纺织、服装行业等。第二，合并对内和对外分别征收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制定统一的房产税：改变计税依据，与国际惯例接轨，把按房产原值减除一定比例后的余额计税的办法，改为按评估值计税，以公平税负，减少税收流失；改进税率设计，由中央统一制定幅度比例税率，以适应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别很大的实际情况，便于地方根据本地实际确定适用税率。第三，制定统一的土地使用税。目前，很多外资企业和大型内资企业，不是设在城镇，而是设在城镇以外的地区，因此，将原“城镇土地使用税”改为“土地使用税”更为确切；内外资企业及其他纳税人应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建议修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有关外商投资企业不征收土地使用税的条款，以贯彻国民待遇原则。

（4）解决地方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本着“分权、分税、分征、分管”的原则，解决国税与地税部门在征管权限和征管范围上的交叉问题。对确需由国税部门、代管的少数地税征管业务，尽可能不要采用模糊而缺乏约束力的协商方式，而是要明确者应承但的责任并采取必要的监督制约措施。除此之外，应将与国税业务存在联系的地方税收完全划归地方税务部门征管，这可能导致操作上的某些不便并加大征管成本，但从长远考虑，对于规范地方税收征管体制还是利大于弊。其次，按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政、一级预算”的原则，规范地方各级政府的税收征管范围，改变地税机构的垂直管理格局，实行横向管理，地税机构对同级政府负责，以利于地方收支关系的协调。第三，对一级政府所属的地方税收的征管，要予以归并，由地税部门统一征管。

2.中长期的对策

（1）解决税权过于集中的问题，调整地方政府费大于税的格局。根据当前的现状及国际经验，调整和完善我国的税权划分，从总体思路上需要把握以下两个要点：首先，要摒弃传统税权过度集中的模式，走适度分权的道路，高度分权的模式行不通。选择中央税权相对集中的模式，一方面是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另一方面也是借鉴国际有益经验的必然结果。其次，要在适当分散税权的同时，整顿规范地方的收费权。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导向，将现行各种名目的收费按其性质、类别分流归位，还其本来面貌，发挥各自特有的功能作用。应采取多种渠道分流的方法：对巧立名目或重复收取的乱收费，要坚决取消；对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必要的少量收费，如“规费”和“使用费”仍予保留，可继续采取费的形式征收，但收费标准要适当，并要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对那些不以提供公共设施或特定服务为基础，而以取得财政收入为目的的收费，应改费为税。由于原有的收费千差万别，统一由中央立法困难很多，需要地方税收立法的配合，因此应尽快给予地方政府相应的地方税立法权，这是费能否改为税的必要条件；对不再体现政府职能，事实上是通过市场渠道形成的收费，应转为经营性收费，并依法征税。

（2）解决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问题。贾康等学者明确指出，在五级政府的架构下，让地方财政按照分税分级的框架完成财力分配，都有主体税种，都有稳定的税基不太可能，至少在基层是看不到出路的。因此，他们主张减少政府级次，把乡级政府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把市级政府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从而形成中央、省、县三级政府架构。这就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提供了基础条件，也便于与国际接轨。省级政府可以营业税为主体税种，而县级财政则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从而形成稳定的分级分税财政体制。

（3）提高地方税的立法层次。首先，应加快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基本法。该法不仅要对中央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的主体税种作出规定，而且要对税收的立法权、管理权、收入规模、税种设置、管理体制、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税收强制执行手段等重大问题进行规范，还要对税务机构的设置、管理体制等作出规定，以便为加快地方税制建设步伐创造基础条件。其次，对由行政机关制订的地方税各税种的条例、规定，应积极创造条件提请全国人大审批，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税法，以增强地方税税制建设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

  　[1]苏明。当前我国地方税税权划分存在的主要问题[j].财政与税务，2000，（10）。

[2]四川省地方税务局课题组。关于优化地方税收体系的研究[eb/ol]。

第8篇：税费征管体系范文

[关键词]地方税制；问题；对策

一、我国地方税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税权高度集中的状况尚未打破

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仅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划分税种，还要求适度划分税权，这既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对税收管理体制的基本要求，也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分配关系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但从当前的现实看，虽然中央税、地方税划分已大致明确，但税收立法权仍高度集中于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按照这一规定，目前几乎所有地方税税种的税法、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都是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的，只是把屠宰税、筵席税的某些税权（如是否征收及征收额度）下划给地方。地方税的其它税权，如税法解释权、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制订税收优惠减免政策的权力也基本集中在中央。这种高度集权的税权管理模式很难与我国各地复杂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千差万别的税源状况相适应，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不利于地方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调控地方经济运行，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的手脚。

（二）地方税收体系过于薄弱，缺乏主体税种

按照分税制改革的有关规定，划给地方政府的税种数量并不少，但这些税种往往都是税源比较分散、征管难度比较大、税收收入数量少的小税种。税源集中、税收收入数量大的税种要么划为中央税（如消费税、关税），要么划成共享税（如增值税），而且中央在分成比例上占大头。营业税是地方税体系中一个比较大的税种，但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归中央，使之也具有了共享税性质。个人所得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十分重要的税种，在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时，由于收入量少，征管难度大，划为了地方税，但随着近年来收入的增加，又被中央调整为共享税。总之，地方税体系单薄，缺少主体税种的问题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一直没有解决。虽然分税制改革是在不侵犯地方政府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但中央政府毕竟在收入增量分配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增量越来越大，分配越来越向中央政府倾斜，而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却有增无减，地方税体系单薄对地方政府财力造成的负面影响体现得也就越来越明显。这种状况越到基层财政特别是县乡财政就越严重。在通过正常的分税渠道无法获取足够财力，收支矛盾突出，而税权划分又高度集中、地方财政无法通过增加地方税收入来增加财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通过盲目扩大地方收费权限和收费规模来保证政府职能的实现。另外，我国地方税制的税种设计也不适应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遗产税、赠予税、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等税种尚未开征，税收聚财功能、调节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其他地方税，如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等也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三）地方税制不够稳定且内外有别

实行分税制的目的在于通过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保证各级政府所需财力，调动两级政府生财、聚财、理财的积极性。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应该保证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如果制度变化过于频繁，不容易使地方政府产生稳定的预期，进而合理安排自己的行为。近年来，在中央税体系得到加强，中央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中央对地方税体系中发展较好、便于征管、税源较广的税种的税目或税率陆续作了调整。比如，金融行业提高了营业税税率，对个人存款利息课征个人所得税，但收入都归中央。几乎每项新出台的增税措施，都有利于中央收入规模的扩大，而减收的大多是地方税收，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企业所得税、农业税、契税政策的调整等，从而使地方税制的相对稳定性受到影响。另外，现行地方税制对内资企业适用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外资企业适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等，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暂时停征）、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只适用于内资企业。这不仅不利于公平税负和内外资企业间平等竞争，也不利于我国税制与国际税制接轨。

（四）地方税立法层次不高

目前我国尚无统领整个税收体系的税收基本法，不利于对我国税收的性质、作用、立法原则、管理体制、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各级税务机关职责、政府与税务机关权限划分、地方税税种开征及调节等重大问题进行科学、合理、具体、严密的规定，整个税收体系建设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和行为规范。对于各地方税税种而言，大多是以行政机关颁布的条例作为分配依据，这从加强税收法制建设的角度分析，明显没有走完立法程序，使地方税的权威性、规范性和严肃性得不到充分体现。

（五）地方税征管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首先，国税局和地税局在地方税征管权限的划分上存在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分税制改革建立了国税和地税两套税务征管系统，并明确规定国税系统负责征收中央税和共享税，地税系统负责征收地方税，但在具体运作中却出现了下列问题：一是从税款征收权来看，国税局与地税局的征管权限交叉，部分属于地方税的收入，如个体税收及涉外税收等由国税局，城建税因其附加税性质决定了大部分税基由国税控制。地税部门对属于自己的收入不能充分行使管辖权，不能有效掌握其税源，容易导致地税流失。这与建立国税、地税两套税务征管机构的初衷不相符，未能完全实现按照收入归属划分税收征管权限的目标，从而使地税与国税产生一些难以协调的矛盾。二是征税权与其它执法权相脱节。部分地方收入由国税局后，其它执法权如管理权、检查权、复议权的归属如何与征税权一致起来，就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从税务管理权看，按照现行规定，地税部门只对单纯缴纳地方税的纳税人有税务登记权，而对既缴纳增值税又缴纳地方税的纳税人没有税务登记权，造成征税权和管理权的脱节，淡化了这些纳税人到地税机关申报纳税的意识；从发票管理权看，现行规定对普通发票的管理按流转税的归属划分，造成了地税部门对所管的大多数纳税人没有发票管理权，失去了“以票管税”加强税源控制的有效手段。

其次，地税征管与地方分级财政体制脱节。地方政府为平衡国、地税机构待遇和稳定地税队伍，对地税征管机构也采取了垂直管理。这就阻碍了地方预算收支计划的确定和执行，强化了市县地税机构相对地方财政的独立性，不利于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入库。

二、完善我国地方税制的对策

（一）整体改革思路

首先，完善我国地方税制必须有开阔的视野，不能就地方税制论地方税制，应该把地方税制的改革、完善作为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性工作，应该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划分以及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合理划分作为采取各项对策的前提，以确定合适的分税方法并实现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协调为完善地方税制的目标和归宿。其次，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及各项事业发展的要求，应本着简化税制、公平税负的原则，对地方税制的构成进行必要调整，取消陈旧税种，开征新税种，调整原有税种，合并内外税制。再次，应认识到相对独立的地方税权的确定是完善我国地方税制的重点和难点。完全依靠中央政府来调整完善地方税制，由于受信息不充分的制约，事实上难以实现地方税制的优化，从动态角度考察就更是如此，而明确地方政府拥有相对独立的税权（一定的立法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开征停征权）则便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发挥地方政府的比较优势，使其能因地制宜地制订相应对策来实现地方税制的优化。最后，与我国经济的整体改革思路相适应，完善我国的地方税制也应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选择改革措施，采取分步实施的具体对策。

（二）分步实施的具体对策

1.近期对策

（1）税种的调整

①取消陈旧的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税种，如屠宰税和筵席税。在农业税取消的背景下，应把现行的税收体系延伸到农业，逐步构建成城乡统一、充分体现公平和效率原则的现代化税收体系。

②开征新税种。一是燃油税。将现有的车辆收费改为征税，以规范征管和降低成本。燃油税以油价为计税价格，税率可设计在5%左右。为照顾地方利益和便于征管，最好在销售环节征收，由销售者缴纳。二为环境保护税。应将现有各种有关环境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对污染行为或污染物征收。主要对排放废气、废水、废物和噪音等4种行为征收，纳税人为污染的制造者，为体现4种污染对生态环境的不同危害，可设计不同的税率，实行从量计征。三为教育税。将现有的教育费附加、职工个人教育费和农村教育费改为教育税，以纳税人的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税率以1%左右为宜，具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四为社会保障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国际上多数国家都开征了社会保障税。我国目前征集的各种社会保险基金，虽有缴纳人直接受益性质，但主要内涵属于税，现在有的省、市已由税务机关征收。借鉴国际经验，应积极创造条件开征社会保障税，它能有效克服社会保险统筹基金在缴纳和使用管理上的混乱现象，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

③调整原有税种：一是调整营业税，将行政事业服务收费纳入征税范围，从制度上扩大税基；对混合销售行为确定具体标准，从政策上划清征收增值税还是征收营业税的界限，力求避免混税、混级行为发生；将金融业营业税税率降为5%，以减轻税负，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同一收入税不重征，对房屋出租的租金收入，征收营业税就不再征收房产税。二是调整资源税。扩大资源税课税范围，将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纳入课征范围，以支持“环保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适当提高原油、天然气、金矿、有色金属矿等资源的税负，限制过度开采不可再生资源；将资源收费转化为资源征税，以规范征收管理，降低征收成本，推进税费改革。三是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首先扩大征收范围，凡有经营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不分国内外企业或个人，都明确为城建税纳税人。其次改变征收办法，由附加征收改为独立征收，以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全国不再按行政区划设计分档税率，可考虑由中央规定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城乡建设发展情况确定，幅度税率可设计为1%～2%.五是调整个人所得税。首先是改现行分类税制为综合税制或综合分类税制。其次是全面加强个人收入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严格源泉扣缴。再次是实现税前扣除标准科学化，国家不统一规定具体扣除标准，而是根据经济发展、职工收入、物价指数等经济指标规定幅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在规定幅度内具体确定。最后是合理界定生计费用的扣除标准，可从目前以个人为单位逐步向以家庭和个人为单位并存转化，充分考虑家庭因素，照顾家庭利益。

④调整已经成为共享税的企业所得税。一是要简并税率，不分经济性质、规模大小、地区差别，统一实行30%左右的比例税率；对确需实施税收优惠的，可在一定时间内减征。二是统一税基，不论企业经济性质、行业差别，所得税应税收入的确定和税前扣除范围与标准必须基本统一，通过税法明确规定，不受企业财务制度影响。三是规范税收优惠，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应体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机电、纺织、服装行业等。

（2）合并内外税制。第一，适应WT0规则，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简并税率，不分经济性质、规模大小、地区差别，统一实行30%左右的比例税率；对确需实施税收优惠的，可在一定时间内减征；统一税基，所得税应税收入的确定和税前扣除范围与标准必须统一；税基由税法确定，不受企业财务制度影响；规范税收优惠，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应体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机电、纺织、服装行业等。第二，合并对内和对外分别征收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制定统一的房产税：改变计税依据，与国际惯例接轨，把按房产原值减除一定比例后的余额计税的办法，改为按评估值计税，以公平税负，减少税收流失；改进税率设计，由中央统一制定幅度比例税率，以适应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别很大的实际情况，便于地方根据本地实际确定适用税率。第三，制定统一的土地使用税。目前，很多外资企业和大型内资企业，不是设在城镇，而是设在城镇以外的地区，因此，将原“城镇土地使用税”改为“土地使用税”更为确切；内外资企业及其他纳税人应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建议修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有关外商投资企业不征收土地使用税的条款，以贯彻国民待遇原则。

（3）调整税收划分方法。一是对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应划归地方固定收入，使营业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税种。二是在统一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税制的基础上，近期可将企业所得税收入全部划归地方，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中央减少的收入可通过将个人所得税划为中央税加以弥补，以利于收入公平分配并与国际惯例接轨。

（4）解决地方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本着“分权、分税、分征、分管”的原则，解决国税与地税部门在征管权限和征管范围上的交叉问题。对确需由国税部门、代管的少数地税征管业务，尽可能不要采用模糊而缺乏约束力的协商方式，而是要明确者应承但的责任并采取必要的监督制约措施。除此之外，应将与国税业务存在联系的地方税收完全划归地方税务部门征管，这可能导致操作上的某些不便并加大征管成本，但从长远考虑，对于规范地方税收征管体制还是利大于弊。其次，按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政、一级预算”的原则，规范地方各级政府的税收征管范围，改变地税机构的垂直管理格局，实行横向管理，地税机构对同级政府负责，以利于地方收支关系的协调。第三，对一级政府所属的地方税收的征管，要予以归并，由地税部门统一征管。

2.中长期的对策

（1）解决税权过于集中的问题，调整地方政府费大于税的格局。根据当前的现状及国际经验，调整和完善我国的税权划分，从总体思路上需要把握以下两个要点：首先，要摒弃传统税权过度集中的模式，走适度分权的道路，高度分权的模式行不通。选择中央税权相对集中的模式，一方面是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另一方面也是借鉴国际有益经验的必然结果。其次，要在适当分散税权的同时，整顿规范地方的收费权。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导向，将现行各种名目的收费按其性质、类别分流归位，还其本来面貌，发挥各自特有的功能作用。应采取多种渠道分流的方法：对巧立名目或重复收取的乱收费，要坚决取消；对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必要的少量收费，如“规费”和“使用费”仍予保留，可继续采取费的形式征收，但收费标准要适当，并要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对那些不以提供公共设施或特定服务为基础，而以取得财政收入为目的的收费，应改费为税。由于原有的收费千差万别，统一由中央立法困难很多，需要地方税收立法的配合，因此应尽快给予地方政府相应的地方税立法权，这是费能否改为税的必要条件；对不再体现政府职能，事实上是通过市场渠道形成的收费，应转为经营性收费，并依法征税。

（2）解决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问题。贾康等学者明确指出，在五级政府的架构下，让地方财政按照分税分级的框架完成财力分配，都有主体税种，都有稳定的税基不太可能，至少在基层是看不到出路的。因此，他们主张减少政府级次，把乡级政府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把市级政府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从而形成中央、省、县三级政府架构。这就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提供了基础条件，也便于与国际接轨。省级政府可以营业税为主体税种，而县级财政则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从而形成稳定的分级分税财政体制。

（3）提高地方税的立法层次。首先，应加快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基本法。该法不仅要对中央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的主体税种作出规定，而且要对税收的立法权、管理权、收入规模、税种设置、管理体制、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税收强制执行手段等重大问题进行规范，还要对税务机构的设置、管理体制等作出规定，以便为加快地方税制建设步伐创造基础条件。其次，对由行政机关制订的地方税各税种的条例、规定，应积极创造条件提请全国人大审批，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税法，以增强地方税税制建设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

[1]苏明。当前我国地方税税权划分存在的主要问题[J].财政与税务，2000，（10）。

[2]四川省地方税务局课题组。关于优化地方税收体系的研究[EB/OL]。

第9篇：税费征管体系范文

（一）税权高度集中的状况尚未打破

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仅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划分税种，还要求适度划分税权，这既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对税收管理体制的基本要求，也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分配关系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但从当前的现实看，虽然中央税、地方税划分已大致明确，但税收立法权仍高度集中于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按照这一规定，目前几乎所有地方税税种的税法、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都是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的，只是把屠宰税、筵席税的某些税权（如是否征收及征收额度）下划给地方。地方税的其它税权，如税法解释权、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制订税收优惠减免政策的权力也基本集中在中央。这种高度集权的税权管理模式很难与我国各地复杂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千差万别的税源状况相适应，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不利于地方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调控地方经济运行，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的手脚。

（二）地方税收体系过于薄弱，缺乏主体税种

按照分税制改革的有关规定，划给地方政府的税种数量并不少，但这些税种往往都是税源比较分散、征管难度比较大、税收收入数量少的小税种。税源集中、税收收入数量大的税种要么划为中央税（如消费税、关税），要么划成共享税（如增值税），而且中央在分成比例上占大头。营业税是地方税体系中一个比较大的税种，但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归中央，使之也具有了共享税性质。个人所得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十分重要的税种，在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时，由于收入量少，征管难度大，划为了地方税，但随着近年来收入的增加，又被中央调整为共享税。总之，地方税体系单薄，缺少主体税种的问题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一直没有解决。虽然分税制改革是在不侵犯地方政府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但中央政府毕竟在收入增量分配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增量越来越大，分配越来越向中央政府倾斜，而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却有增无减，地方税体系单薄对地方政府财力造成的负面影响体现得也就越来越明显。这种状况越到基层财政特别是县乡财政就越严重。在通过正常的分税渠道无法获取足够财力，收支矛盾突出，而税权划分又高度集中、地方财政无法通过增加地方税收入来增加财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通过盲目扩大地方收费权限和收费规模来保证政府职能的实现。另外，我国地方税制的税种设计也不适应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遗产税、赠予税、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等税种尚未开征，税收聚财功能、调节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其他地方税，如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等也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三）地方税制不够稳定且内外有别

实行分税制的目的在于通过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保证各级政府所需财力，调动两级政府生财、聚财、理财的积极性。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应该保证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如果制度变化过于频繁，不容易使地方政府产生稳定的预期，进而合理安排自己的行为。近年来，在中央税体系得到加强，中央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中央对地方税体系中发展较好、便于征管、税源较广的税种的税目或税率陆续作了调整。比如，金融行业提高了营业税税率，对个人存款利息课征个人所得税，但收入都归中央。几乎每项新出台的增税措施，都有利于中央收入规模的扩大，而减收的大多是地方税收，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企业所得税、农业税、契税政策的调整等，从而使地方税制的相对稳定性受到影响。另外，现行地方税制对内资企业适用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外资企业适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等，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暂时停征）、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只适用于内资企业。这不仅不利于公平税负和内外资企业间平等竞争，也不利于我国税制与国际税制接轨。

（四）地方税立法层次不高

目前我国尚无统领整个税收体系的税收基本法，不利于对我国税收的性质、作用、立法原则、管理体制、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各级税务机关职责、政府与税务机关权限划分、地方税税种开征及调节等重大问题进行科学、合理、具体、严密的规定，整个税收体系建设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和行为规范。对于各地方税税种而言，大多是以行政机关颁布的条例作为分配依据，这从加强税收法制建设的角度分析，明显没有走完立法程序，使地方税的权威性、规范性和严肃性得不到充分体现。

（五）地方税征管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首先，国税局和地税局在地方税征管权限的划分上存在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分税制改革建立了国税和地税两套税务征管系统，并明确规定国税系统负责征收中央税和共享税，地税系统负责征收地方税，但在具体运作中却出现了下列问题：一是从税款征收权来看，国税局与地税局的征管权限交叉，部分属于地方税的收入，如个体税收及涉外税收等由国税局，城建税因其附加税性质决定了大部分税基由国税控制。地税部门对属于自己的收入不能充分行使管辖权，不能有效掌握其税源，容易导致地税流失。这与建立国税、地税两套税务征管机构的初衷不相符，未能完全实现按照收入归属划分税收征管权限的目标，从而使地税与国税产生一些难以协调的矛盾。二是征税权与其它执法权相脱节。部分地方收入由国税局后，其它执法权如管理权、检查权、复议权的归属如何与征税权一致起来，就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从税务管理权看，按照现行规定，地税部门只对单纯缴纳地方税的纳税人有税务登记权，而对既缴纳增值税又缴纳地方税的纳税人没有税务登记权，造成征税权和管理权的脱节，淡化了这些纳税人到地税机关申报纳税的意识；从发票管理权看，现行规定对普通发票的管理按流转税的归属划分，造成了地税部门对所管的大多数纳税人没有发票管理权，失去了“以票管税”加强税源控制的有效手段。

其次，地税征管与地方分级财政体制脱节。地方政府为平衡国、地税机构待遇和稳定地税队伍，对地税征管机构也采取了垂直管理。这就阻碍了地方预算收支计划的确定和执行，强化了市县地税机构相对地方财政的独立性，不利于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入库。

二、完善我国地方税制的对策

（一）整体改革思路

首先，完善我国地方税制必须有开阔的视野，不能就地方税制论地方税制，应该把地方税制的改革、完善作为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性工作，应该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划分以及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合理划分作为采取各项对策的前提，以确定合适的分税方法并实现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协调为完善地方税制的目标和归宿。其次，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及各项事业发展的要求，应本着简化税制、公平税负的原则，对地方税制的构成进行必要调整，取消陈旧税种，开征新税种，调整原有税种，合并内外税制。再次，应认识到相对独立的地方税权的确定是完善我国地方税制的重点和难点。完全依靠中央政府来调整完善地方税制，由于受信息不充分的制约，事实上难以实现地方税制的优化，从动态角度考察就更是如此，而明确地方政府拥有相对独立的税权（一定的立法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开征停征权）则便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发挥地方政府的比较优势，

使其能因地制宜地制订相应对策来实现地方税制的优化。最后，与我国经济的整体改革思路相适应，完善我国的地方税制也应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选择改革措施，采取分步实施的具体对策。

（二）分步实施的具体对策

1.近期对策

（1）税种的调整

①取消陈旧的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税种，如屠宰税和筵席税。在农业税取消的背景下，应把现行的税收体系延伸到农业，逐步构建成城乡统一、充分体现公平和效率原则的现代化税收体系。

②开征新税种。一是燃油税。将现有的车辆收费改为征税，以规范征管和降低成本。燃油税以油价为计税价格，税率可设计在5%左右。为照顾地方利益和便于征管，最好在销售环节征收，由销售者缴纳。二为环境保护税。应将现有各种有关环境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对污染行为或污染物征收。主要对排放废气、废水、废物和噪音等4种行为征收，纳税人为污染的制造者，为体现4种污染对生态环境的不同危害，可设计不同的税率，实行从量计征。三为教育税。将现有的教育费附加、职工个人教育费和农村教育费改为教育税，以纳税人的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税率以1%左右为宜，具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四为社会保障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国际上多数国家都开征了社会保障税。我国目前征集的各种社会保险基金，虽有缴纳人直接受益性质，但主要内涵属于税，现在有的省、市已由税务机关征收。借鉴国际经验，应积极创造条件开征社会保障税，它能有效克服社会保险统筹基金在缴纳和使用管理上的混乱现象，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

③调整原有税种：一是调整营业税，将行政事业服务收费纳入征税范围，从制度上扩大税基；对混合销售行为确定具体标准，从政策上划清征收增值税还是征收营业税的界限，力求避免混税、混级行为发生；将金融业营业税税率降为5%，以减轻税负，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同一收入税不重征，对房屋出租的租金收入，征收营业税就不再征收房产税。二是调整资源税。扩大资源税课税范围，将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纳入课征范围，以支持“环保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适当提高原油、天然气、金矿、有色金属矿等资源的税负，限制过度开采不可再生资源；将资源收费转化为资源征税，以规范征收管理，降低征收成本，推进税费改革。三是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首先扩大征收范围，凡有经营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不分国内外企业或个人，都明确为城建税纳税人。其次改变征收办法，由附加征收改为独立征收，以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全国不再按行政区划设计分档税率，可考虑由中央规定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城乡建设发展情况确定，幅度税率可设计为1%～2%.五是调整个人所得税。首先是改现行分类税制为综合税制或综合分类税制。其次是全面加强个人收入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严格源泉扣缴。再次是实现税前扣除标准科学化，国家不统一规定具体扣除标准，而是根据经济发展、职工收入、物价指数等经济指标规定幅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在规定幅度内具体确定。最后是合理界定生计费用的扣除标准，可从目前以个人为单位逐步向以家庭和个人为单位并存转化，充分考虑家庭因素，照顾家庭利益。

④调整已经成为共享税的企业所得税。一是要简并税率，不分经济性质、规模大小、地区差别，统一实行30%左右的比例税率；对确需实施税收优惠的，可在一定时间内减征。二是统一税基，不论企业经济性质、行业差别，所得税应税收入的确定和税前扣除范围与标准必须基本统一，通过税法明确规定，不受企业财务制度影响。三是规范税收优惠，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应体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机电、纺织、服装行业等。

（2）调整税收划分方法。一是对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应划归地方固定收入，使营业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税种。二是在统一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税制的基础上，近期可将企业所得税收入全部划归地方，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中央减少的收入可通过将个人所得税划为中央税加以弥补，以利于收入公平分配并与国际惯例接轨。

（3）合并内外税制。第一，适应WT0规则，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简并税率，不分经济性质、规模大小、地区差别，统一实行30%左右的比例税率；对确需实施税收优惠的，可在一定时间内减征；统一税基，所得税应税收入的确定和税前扣除范围与标准必须统一；税基由税法确定，不受企业财务制度影响；规范税收优惠，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应体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机电、纺织、服装行业等。第二，合并对内和对外分别征收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制定统一的房产税：改变计税依据，与国际惯例接轨，把按房产原值减除一定比例后的余额计税的办法，改为按评估值计税，以公平税负，减少税收流失；改进税率设计，由中央统一制定幅度比例税率，以适应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别很大的实际情况，便于地方根据本地实际确定适用税率。第三，制定统一的土地使用税。目前，很多外资企业和大型内资企业，不是设在城镇，而是设在城镇以外的地区，因此，将原“城镇土地使用税”改为“土地使用税”更为确切；内外资企业及其他纳税人应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建议修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有关外商投资企业不征收土地使用税的条款，以贯彻国民待遇原则。

（4）解决地方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本着“分权、分税、分征、分管”的原则，解决国税与地税部门在征管权限和征管范围上的交叉问题。对确需由国税部门、代管的少数地税征管业务，尽可能不要采用模糊而缺乏约束力的协商方式，而是要明确者应承但的责任并采取必要的监督制约措施。除此之外，应将与国税业务存在联系的地方税收完全划归地方税务部门征管，这可能导致操作上的某些不便并加大征管成本，但从长远考虑，对于规范地方税收征管体制还是利大于弊。其次，按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政、一级预算”的原则，规范地方各级政府的税收征管范围，改变地税机构的垂直管理格局，实行横向管理，地税机构对同级政府负责，以利于地方收支关系的协调。第三，对一级政府所属的地方税收的征管，要予以归并，由地税部门统一征管。

2.中长期的对策

（1）解决税权过于集中的问题，调整地方政府费大于税的格局。根据当前的现状及国际经验，调整和完善我国的税权划分，从总体思路上需要把握以下两个要点：首先，要摒弃传统税权过度集中的模式，走适度分权的道路，高度分权的模式行不通。选择中央税权相对集中的模式，一方面是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另一方面也是借鉴国际有益经验的必然结果。其次，要在适当分散税权的同时，整顿规范地方的收费权。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导向，将现行各种名目的收费按其性质、类别分流归位，还其本来面貌，发挥各自特有的功能作用。应采取多种渠道分流的方法：对巧立名目或重复收取的乱收费，要坚决取消；对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必要的少量收费，如“规费”和“使用费”仍予保留，可继续采取费的形式征收，但收费标准要适当，并要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对那些不以提供公共设施或特定服务为基础，而以取得财政收入为目的的收费，应改费为税。由于原有的收费千差万别，统一由中央立法困难很多，需要地方税收立法的配合，因此应尽快给予地方政府相应的地方税立法权，这是费能否改为税的必要条件；对不再体现政府职能，事实上是通过市场渠道形成的收费，应转为经营性收费，并依法征税。

（2）解决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问题。贾康等学者明确指出，在五级政府的架构下，让地方财政按照分税分级的框架完成财力分配，都有主体税种，都有稳定的税基不太可能，至少在基层是看不到出路的。因此，他们主张减少政府级次，把乡级政府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把市级政府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从而形成中央、省、县三级政府架构。这就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提供了基础条件，也便于与国际接轨。省级政府可以营业税为主体税种，而县级财政则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从而形成稳定的分级分税财政体制。

（3）提高地方税的立法层次。首先，应加快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基本法。该法不仅要对中央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的主体税种作出规定，而且要对税收的立法权、管理权、收入规模、税种设置、管理体制、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税收强制执行手段等重大问题进行规范，还要对税务机构的设置、管理体制等作出规定，以便为加快地方税制建设步伐创造基础条件。其次，对由行政机关制订的地方税各税种的条例、规定，应积极创造条件提请全国人大审批，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税法，以增强地方税税制建设的规范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