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制度精选(九篇)

第1篇：税费制度范文

完全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国家石油工业对内对外完全开放，石油税收对国内外各类石油公司都采用单一标准，一视同仁。政府所得主要来自以所得税为中心的直接税。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其石油勘探开发活动主要是以现代租让制为基础的。同时，这些国家往往实现分税制，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有权征税。

大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石油工业对外开放程度很大，石油勘探活动主要以产量分成合同或者租让制为基础，石油税收对内对外实行两套标准。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一些开放较早的发展中国家，其石油勘探活动主要是以产量分成合同或者租让制为基础的。虽然国家对外国石油企业主要征收公司所得税和矿区使用费，但是国家有大量的来自产量分成和政府参股的非税收入。因为这些国家一般都有国家石油公司，所以政府对其设置的税收没有实际意义。

小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对外开放的范围小，其石油税制结构简单，主要征收公司所得税。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一些开放比较晚的几个大的石油输出国，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以及拉美地区的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石油工业主要靠国内的石油公司在支撑，税收主体也主要是国内的石油企业。尽管国家对外国石油企业征收公司所得税和油气出口税，但是这些税额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

国外石油财税制度类型

政府获取石油税费的方式主要体现于石油财税制度。石油财税制度是指一个国家的油气税收和合同安排，它囊括了构成资源国政府与外国石油公司关系的所有合同和财税因素，其主要内容是与成本回收和利润分配有关的财税条款和规定。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产油国都拥有专门针对油气勘探与开发的财税制度。

世界上石油财税制度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种是租让制，一种是合同制。租让制允许私人获得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矿产所有者将矿产权转让给石油公司，而石油公司向矿产所有者支付矿区使用费。合同制政府保留矿产的所有权，而石油公司可通过产量分成合同或服务合同获得油气产量或其销售收入的分成权。合同制又细分为服务合同和产量分成合同，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承包公司所获得的报酬是现金还是实物（原油）。其中，在服务合同下，勘探开发成果归政府所有，承包公司只能根据合同约定以现金形式回收成本并获得一定报酬；在产量分成制下，承包公司除回收成本外还可获得产量分成。服务合同又进一步分为风险服务合同和单纯服务合同。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根据利润收费。在风险合同下，承包公司可根据利润收费，而在单纯服务合同下，承包公司的收费与利润无关。

租让制与合同制的根本差别在于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处理不同。在租让制下，石油公司可以得到矿产权；在合同制下，矿产权仍然归政府所有。

不同石油财税制度下有不同的石油税费项目。租让制下的税费项目主要有定金、土地租金、矿区使用费、所得税、生产税或开采税及其它税。产量分成合同税费项目主要有：定金、矿区使用费、产量分成、税收及政府参股。石油税费在不同阶段，征收项目也不同。在油气发现前，政府主要获取定金和土地租金；发现油气后，政府开始参股；在开始生产后，首先征收矿区使用费及生产税和从价税，然后是产量分成，最后是所得税，各种附加税均在所得税后征收。通过对国外石油税费项目、征收途径和过程分析可知，不仅税费种类和费率对石油公司的行为产生影响，税费项目的性质及其征收顺序对石油公司的行为也同样产生影响。在上述税费项目中，定金和矿区使用费大多具有递减性质，并且是首先征收，这就人为地抬高了石油公司的成本，从而使低品味的储量难以得到有效开发，而政府的收益也难以随着油田效益的提高而提高，这是使用具有递减税性质的税费项目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外油气矿业主要税费种类

国外重要产油国石油税费基本上由两大部分构成：油气矿业特有的税费，如权利金、资源租金税、矿业权租金等；适用于所有工业企业的普通税费，如所得税、增值税等。

权利金。权利金也称“矿区使用费”，是指采矿权人向油气资源所有权人因开采和耗竭了不可再生的油气资源而进行的支付，是油气资源所有者经济权益的体现，其所调节的是油气资源所有权人与油气资源开采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资源租金税。资源租金税也称“资源税”，是指对石油企业超过基本的投资收益水平以上的利润征收的税收，从性质上看，属于应由采矿权人返回给油气资源所有权人的一部分或全部的超额利润。资源租金税是作为权利金制度的一种必要补充，体现矿产资源所有权人经济权益中的级差地租部分，目的在于调节因不同石油企业的资源丰度等自然条件不同而造成的采矿权人收益上的显著差距，保证公平竞争。

矿业权租金。矿业权租金也称矿业权使用费，是指矿业权人依法向油气资源所有权人缴纳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其租金费率各国都不一样，一般根据矿业活动的类型按面积收费。矿业权租金虽然是按照所占土地面积征收的，但它与土地权无关，而是矿地租金，也是源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体现的是油气资源所有权人与矿业权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所得税。所得税是最重要的一个税种，通常按应税所得的一定百分比计征。不同国家所得税税基的确定方法不同，所得税税率也各不相同。所得税税率较多采取单一税率制或累进税率制。

增值税。增值税的类型有消费型、收入型和生产型三种。但国外基本上都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税率一般为20%左右，如丹麦、瑞典税率为25%，芬兰为22%。其特点是，在计征时允许将固定资产购置时，已纳税款一次性全部扣除。

结论

石油勘探开发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行业，诸如投资开采的高风险性、开采与输送的巨额资本需求、相当长的投资准备期及投资偿还期、储量的可耗竭性等。因此，在制订石油税费制度时必须认真考虑和研究石油工业发展的特点。经过多年的实践，世界各国逐步完善并形成了以所得税和权利金为主的较有特色的石油税费制度。

与石油勘探开发有关的财税制度是一套由税法、石油法及其附属法规、投资法、国家资源政策及能源政策或特别法等组成的复杂体系，是调整石油生产经营过程中诸多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条例乃至管理体制的总和。

石油勘探开发是一项具有高风险性、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其税制既要服从一般性的税制规定与要求，又要体现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及政府对其发展给予的鼓励政策。为此，大多数国家在制定税制时给予这一行业诸多的优惠。

石油勘探开发业是资金密集行业，其税制多体现以下特点：允许投资有适当的收益率；对于筹集的风险资金所支付的利息和股息在计税时有合理的扣减；允许通过加速折旧等各种办法尽可能早地收回投资。

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开采公司为了补偿日益耗竭的储量，必须投资于勘查，不断寻找新的接替储量。为此，许多国家在税制中采取了“耗竭补贴”制度，这种耗竭补贴的实质是通过降低公司的应税收入而减少公司的税负。

对天然气的消费，虽然各国都规定了较高的消费税或增值税税率，但对商业性用气均规定有“可以返还”的优惠，以体现对天然气工业发展和消费的鼓励政策。

由于石油工业本身发展具有周期性以及世界石油市场变化频繁，石油税收政策调整的频率因此大大加快；同时由于石油勘探和开发条件恶化，石油工业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使得税收条件相对宽松。

参考文献：

1.单卫国.国外石油税制研究(上)[J].国际石油经济，1996（3）

2.杜吉家.国外石油税费分析及调整国内石油财税政策建议.经济师，2007（3）

3.谈捷.中外石油税制对比分析及政策改革建议[J].当代石油石化，2004（10）

第2篇：税费制度范文

一、转移支付的必要性

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规范农村税费制度，遏制面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一项重大措施。既有利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又有利于贯彻依法治国，推进农村基层政府转变职能，精简机构，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农民负担将明显减轻，地方政府收入也将相应减少。对此，农村基层政府必须转变职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大力节减经费开支。但是，完全依靠地方政府消化有一定难度，中央财政有必要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对地方给予适当支持，以推动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实施。

二、转移支付的目标和原则

为保证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央财政统筹考虑各地区提高农业税税率增收因素和取消乡镇统筹、降低农业特产税税率、取消屠宰税减收、调整村提留提取办法等因素，对地方净减收部分，通过转移支付给予适当补助。转移支付的目标是：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

转移支付的原则是：

（一）统一与规范。对现行乡镇开支项目和标准进行合理界定，选取相关客观因素，按照统一公式测算各地区的乡镇标准支出需求。

（二）公正与合理。根据各地区的财力结构和财政困难程度，合理确定中央财政对不同地区的补助力度，适当照顾粮食主产区、少数民族地区和特殊困难地区。

（三）公开与透明。转移支付测算方法和考虑的客观因素公开，测算过程透明。

三、转移支付数额的确定

转移支付按照基层必不可少的开支和因政策调整造成的收入增减变化相抵后的净减收数额，并根据各地财政状况以及农村税费改革实施过程中各地不可预见的减收增支等因素计算确定。

转移支付额的确定，参照税费改革前各地区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乡村道路修建、民兵训练、村级基本经费以及教育集资等统计数据，按照客观因素核定各地区上述各项经费开支需求和税费改革后地方减少收入额，根据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转移支付额的计算公式为：

某地区转移支付额=乡镇转移支付+村级转移支付+教育集资转移支付

其中：

该地区乡镇转移支付=（该地区乡村两级办学经费+该地区计划生育经费+该地区优抚经费+该地区乡村道路修建经费+该地区民兵训练费+其他统筹支出+该地区屠宰税减收+该地区农业特产税政策性减收+该地区农业税增收）×该地区转移支付系数

1．乡村办学经费

乡村办学经费根据税费改革前乡镇统筹中安排的乡村两级办学经费总额、乡村个数、农村中小学生数以及相关开支水平等因素计算确定。

2．计划生育经费

计划生育经费根据各地乡镇个数、育龄妇女人数等因素，并参考各地乡镇统筹费中安排的计划生育经费总额计算确定。

3．优抚经费

优抚经费根据税费改革前乡镇统筹中安排的优抚经费总额，各地义务兵家属户数，伤残、复员和退伍军人人数及当地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等因素计算确定。

4．乡村道路修建经费

乡村道路修建经费根据税费改革前乡镇统筹中安排的乡村道路修建经费数额、乡村道路面积等因素计算确定。

5．民兵训练经费

民兵训练经费根据税费改革前乡镇统筹费中安排的民兵训练费总额、各地民兵训练工作量及相关开支标准等因素计算确定。

6．其他统筹支出

其他统筹支出按照前五项统筹的标准支出和全国其他统筹支出对五项统筹支出的比例确定。

7．屠宰税减收额

屠宰税减收额根据屠宰税决算收入数确定。

8．农业特产税减收额

农业特产税减收额根据农业特产税决算收入及其税率调整情况计算确定。

9．农业税增收数

农业税增收数按照各地农业税计税常产、计税价格和改革后农业税税率计算确定。

10．村级支出

补助村级支出数根据各地行政村个数、五保户人数、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及转移支付系数等因素计算确定。

11、教育集资支出

教育集资支出根据各地县镇、农村中小学生人数、乡镇和村行政区划数及转移支付系数等因素计算确定。

12．转移支付系数

转移支付系数是指中央财政对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的补助程度。各地的转移支付系数，根据农村税费改革前各地财力对农村税费的依赖程度和财政困难程度以及中央补助总规模计算确定。其中，各地财力对农村税费的依赖程度根据其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和乡镇统筹（以下简称农业税等四项收入）占其财力比重计算确定；各地财政困难程度参照其人员经费和基本公用经费占其财力的比重计算确定。民族省区的转移支付系数在按统一办法计算确定的转移支付系数基础上增加0.05，非民族省区的民族自治州适当增加补助。转移支付系数的计算用公式表示：

某地区转移支付系数=（该地区农业税等四项收入占其财力比重÷全国平均农业税等四项收入占地方财力比重×权重+该地区人员经费和基本公用经费占其地方财力比重÷全国平均人员经费和基本公用经费占地方财力比重×权重）×中央财政负担系数

四、关于转移支付的配套措施

除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外，试点地区省级财政和有条件的市、县财政，都要加大对改革试点的支持力度，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千方百计安排足够资金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各地在制定具体办法时，要区别对待，对山区、库区、湖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给予照顾。各地制定的省对下转移支付办法要报财政部备案。

要切实做到“三个确保”。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各地要严格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规定，除按政策规定收取农业税及其附加和国家政策规定的“一事一议”外，一律不得再向农民收费、集资和摊派；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要努力保证乡镇机构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

第3篇：税费制度范文

税费执法风险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税费执法越位。主体越位，作为执法主体的下级税务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上级税务机关行使的职权。管辖越位，为完成税费任务，采取降低征收率，或者用经济补偿手段，外引税费。职能越位，有的税务机关出于种种考虑，超越职能征缴税费。二是税费执法缺位。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应作为的，但税务机关和工作人员不作为、未完全作为、错作为，甚至乱作为，这就形成了税费管理和执法的缺位。三是税费执法不严。四是执法程序不到位。五是自由裁量权失当。

税费执法风险存在的根源，一是执法依据不规范，给税费执法带来风险。国家税费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是税务机关税费征缴的依据。但这些依据也存在一些问题，给税费执法带来一定风险。税法体系不健全，法律级次低。至今没有税收基本法和税收组织法，税收执法机构、税收职能等基本性问题，只散见于《税收征管法》之中。法律级次过低，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的税收法律，目前仍只有《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三部，《社会保险法》仍在审议过程中。程序法的规定过于原则，给税费执法带来遵循难度。

二是社保费征缴主体地位不明，执法风险大。社保费收入在不少省、市、县已占当地地税机关总收入的半壁江山，但执法主体地位一直不明。《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虽然全国20多个省市区明确由税务机关征收，但不少地方登记、变更、申报等仍归劳动部门管理，容易导致责任不明，征缴难度加大。

三是实体法内容滞后，操作难度大。现行税收实体法，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出台的，明显滞后于形势的发展。有的税种税目设计复杂，部分法律法规规定过于简单，赋予执法人员较大自由裁量权，也给执法增加了操作难度。

四是规范性文件不严谨，实施效果差。部分税收规范性文件本身存在漏洞，影响实体法的实施效果。有的政策存在难以把握的因素，造成税务人员执法存在不确定性。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仅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规章作参照，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没有效力，据此作出的执法行为，其执法风险不可避免地存在。

防范和化解税费执法风险，安徽省巢湖市地税局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总结工作实践，笔者认为应该依靠制度抓防范。

对于社保费执法中存在的风险，建议国家尽早出台《社会保险法》，提升立法级次，赋予税务机关对社会保险费实行税收式征管的权力，确立地税机关的征收主体地位，赋予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的职能。明确授予税务机关社会保险费参保登记、申报缴费和计费工资基数核定以及检查、处罚等征收管理各个环节完整的管辖权。

同时，税务部门应建立完备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包括执法责任、考核评议、过错追究等一系列执法管理制度；建立票证管理、发票管理、登记管理、税款核定、申报征收、税费同查、税费减免等一整套征收管理办法；建立规范性文件管理、税收执法评议员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税费执法检查等一整套监督管理机制。

制定制度前，应进行大量的调研和反复论证；实施后要跟踪问效，还要定期进行清理修订。把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目标，细化分解到每个岗位每个人。在县区地税局设立税收法制办公室和基金征集办公室，配备专职业务骨干，在基层分局全面实施税收法制员制度，从机构设置上>！

第4篇：税费制度范文

《中国海关》:海关总署与商业银行签订开展税费网上支付担保协议的背景是什么？

盛光祖:长期以来，海关税收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全国海关共征收税款15781亿元，其中2004年为4744亿元，在中央财政收入中的比例超过32%。海关税收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随着海关税收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海关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地位的日益重要，如何正确处理好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加强税收征管、确保国家税收安全的关系，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建立海关税收担保制度是解决这一课题的重要途径。

在国际上，为企业提供进出口税费支付担保是一项相当成熟的银行业务。由于受法律和制度环境的制约，在我国，这项业务开展得并不理想，作为网上税费支付的银行担保才刚刚起步，还没有为人们普遍熟悉。

随着海关税收规模的日益扩大，网上支付等新的税费支付方式的广泛应用，确保税收安全的课题也日益突出。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税收担保制度更加迫切。海关总署从今年开始启动了有关税费网上支付担保的研究工作。2005年9月海关总署制定并了第40号公告，明确了网上支付税费担保的基本原则和操作办法，随后完成了相应的计算机操作管理系统，海关税收担保制度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

《中国海关》:网上税费支付担保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盛光祖:网上税费支付担保实质上是电子支付方式和税收担保制度的有机结合，它是通过商业银行与进出口纳税人之间签订担保协议，由商业银行向海关提供纳税义务人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担保的一项新兴银行业务。凡已办理网上支付手续并按海关要求由银行提供了网上税费支付担保的纳税义务人，可以在海关审结报关单证后，在税费实际支付前提取货物。

《中国海关》:与传统的税费担保相比，网上税费支付担保有什么特点？

盛光祖:这种担保业务主要有三个特点。

网上支付税费担保是一种可循环使用的总担保。目前进口税费多是一票一担保，如果企业要对多笔税费提供担保，则需要多次办理担保手续。网上支付税费担保则不同，纳税义务人只需向海关提交一次担保备案，就可以在担保总额内对连续进口的多笔税费进行担保，而且一旦某笔税费的担保义务解除，相应的担保额度自动恢复，从而可以循环使用。

是否提供网上税费支付担保、为哪些企业提供担保完全由银行自主评估决定。在过去，哪些企业能够申请担保、担保额度多少均要由海关核定，纳税义务人要按照海关要求向银行申请担保。网上税费支付担保则完全是由银行按照自身规定和市场规则，对企业的资信情况审核，并决定是否给予担保以及相应的担保额度。纳税义务人取得银行担保文件后，只需按要求向海关备案即可。

网上支付税费担保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即通过网上支付方式实现的担保。网上支付是指纳税义务人、银行、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和海关按照《海关网上支付项目管理规定》等的规定，通过中国电子口岸数据平台办理进出口税费缴纳手续的电子付税方式。2001年开始，海关总署与中国银行等开始了税费电子支付的尝试，2003年以电子支付为主要内容的网上税费支付项目开始投入运营，至今全国已经有10家银行正式参与了网上支付项目。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网上支付税费规模迅速扩大，今年前10个月通过网上支付缴纳的税款近400亿元。网上支付税费担保就是借助网上支付平台，实现了担保电子化，担保请求、担保审核、担保确认等全部通过电子方式实现，十分方便、快捷和安全。

《中国海关》:网上税费支付将给企业、银行和海关各自带来什么？

盛光祖:海关总署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签署了关于开展税费网上支付银行担保的协议，上述3家商业银行正式成为首批为进出口企业提供税费网上支付担保的银行。这一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海关税收担保制度建设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商业银行拓展了一项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新兴业务，广大的进出口企业将获得更大的通关便利。企业、银行和海关将通过这项业务的开展，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将在这一合作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建立网上税费支付的担保制度是海关税收担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在充分利用现代电子支付手段的基础上，引入由银行作为担保人的第三方税收担保机制，从而在实现高效便捷通关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税收安全。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银行，或是海关，都将在这一制度建设中受益。

我相信，随着这一制度的不断完善，网上税费支付将得到巨大发展，银行和企业可以充分享受到电子支付和担保制度所带来的巨大效益，海关税收征管效率也会有很大提高，国家税收安全更有保障，从而真正实现企业、银行和海关“三赢”。

《中国海关》:您认为作为“三赢”主体的企业、银行和海关，在这一制度建设中将具体“赢”在何处？

盛光祖:参与网上支付税费担保的各方均可受益。实行网上支付税费担保可以有效促进贸易发展，促进贸易便利化，减少企业成本。在传统的进出口模式下，纳税义务人在海关审结报关单证后，必须先向指定银行缴纳税费，然后才能提取货物，不仅对资金流转要求高，而且通关时间长。在担保制度下，纳税义务人无需缴纳有关税费，在海关审结有关单证后即可提取货物，税费可以在规定的缴款期限内任意一天通过网上支付平台缴纳。税单的取送工作则由银行完成，纳税义务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税费缴纳的全部工作。因此，税费担保制度的实施符合现代物流要求，大大减少了企业资金占用，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

实行网上支付税费担保有利于扩展银行业务，增加银行收益。网上支付税费担保对银行业来说是一项新的业务，据我所知，中国银行已经把此项业务作为一项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向市场推出。这样既可以为现有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可以吸引新的客户。随着网上支付项目的推广，以及担保制度的全面铺开，税费担保业务的市场潜力十分巨大。2005年海关税收总额将达到5000多亿元，而目前网上税费支付担保业务量还是零，因此可以说这5000亿元都是银行的潜在市场。谁能抢占先机，谁就有可能分得最大份额。

实行税费网上支付担保有利于保障海关税费安全。商业银行作为市场运行的主体之一，相对政府而言，更能全面了解和评定纳税人的资信。在海关与纳税义务人之间引入由银行作第三方的担保制度，可以充分发挥银行在企业资信评估方面的优势，由银行按市场要求向企业提供担保比按海关要求提供担保更为科学合理。另外，银行提供担保的同时，也就承担税费缴纳的连带责任，海关税费安全更有保障。

网上支付税费担保业务的完善和发展，也将为下一步进出口通关完全“电子化”创造条件。现代海关制度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提高通关效率，实现通关无纸化。由于税费缴纳是通关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税费缴纳业务的电子化，也就不可能实现整个通关的无纸化。因此，成熟的网上支付和担保制度是实现税费支付全部电子化的重要基础，也是现代海关制度推广建立的重要内容和条件之一。

《中国海关》:在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签订开展税费网上支付担保协议之后，海关在税收担保制度建设方面的下一步动作将是什么？

第5篇：税费制度范文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费改税”属于一种制度变迁，因此可以利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运用有关制度变迁的两个假说，即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和制度互补假说。前者是说，制度变迁是在多元主体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的主体对制度变迁持有不同的态度，发挥不同的作用，对制度变迁产生不同的影响力；后者是指，制度变迁不仅仅是单独一项制度的变迁，而是一系列制度的变迁，只有这样，制度变迁才会降低变迁成本，发挥最大的潜力。我们准备利用这两个假说来分析我国“费改税”问题。

一、“费改税”：多元主体博弈

从实质上讲，农村税费改革就是对农村利益关系的一种调整，同时也是一次税制的变革。“费改税”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基层财政费大于税的收入格局。基层财政之所以产生这种收入格局，主要是由于基层政府支出过大、冗员过多，而税收收入弹性小，税收收入的增长跟不上支出的增长，增加各项规费收入便成了弥补收支缺口的有效手段。费大于税的收入格局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主要是加重了农民负担，影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同时易滋生腐败，政府职能不到位等等。因此，必须改变这种格局。

（一） “费改税”制度变迁中各参与主体扮演的角色

在“费改税”这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大致有3类主体参与，即农民、基层干部和政府高层。农民和政府高层是支持者，基层干部是反对者。下面进行详细说明。

在目前我国的农业税费中，税收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屠宰税和农村个体户承担的工商税，农村收费包括乡统筹、村提留、“三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等等。1994年到1999年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如表1所示。①表1中的农业各税包括农业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社会负担包括集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款等。

在农业各税的征收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重复征税、提前征税和过度征税现象。尤其是农业特产税，寅吃卯粮现象最为严重，在许多地方，特产作物还没有成熟就已经征税，并且在征税时往往高估作物产量，在征收上也有刚性，只有增收没有减收。按照国家规定，农民的人均提留统筹费不准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但是，由于各个地方都虚报农民收入，人为地提高了税基，从而提高了征收上限。在许多地方的税费征收过程中，往往是先由乡镇政府定下一揽子税费总额，然后向各个自然村按照人头分解，层层落实，这样使得税费负担有失公平。有些地区，强行将两工（劳动义务工和积累工）货币化，实行以资代劳，并且人为提高以资代劳的负担。以1999年为例，以资代劳负担就达到人均6.9元，劳均13.6元。除此之外，农村乱收费现象更是花样繁多，要么自立项目强行收费，要么人为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费率，要么强买强卖、强行服务、甚至不服务等等。例如，最近在浙江的一项调查发现，国家规定农民申请结婚的过程中只需要缴纳约100元的婚姻状况证明费、婚前健康检查费和结婚证工本费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交费情况是少则700元，多则2800元，增收数额较大，浮动范围也较大，农民乱收费负担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如果“费改税”确实能够规范农村的税费征缴，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话，农民肯定是“费改税”的最大得益群体，从而也就是最坚决的支持者。

基层干部，主要是指村级和乡镇级的政府官员，这类主体直接向农民征收各项杂费、政府基金、集资等项目，如果“费改税”确实规范了各项不规范的收入，那么，基层干部将成为受损者。因为从目前来看，他们所从事职能的主要收入来源（甚至包括其工资收入以及不规范的灰色收入等）就是收费、基金、集资等，如果将这部分收入进行规范，将会降低收入的弹性，对这部分人是不利的。因此“费改税”会侵犯基层干部的利益，如果在“费改税”的同时不解决基层干部的既得利益损失问题，基层干部将是“费改税”的反对者或者说阳奉阴违者。

政府高层，主要是指中央和省一级的政府机构，这类主体较多地从大局出发，考虑的是整个国家或者整个省份的综合效益，是决定是否“费改税”、以及怎样进行“费改税”的主体，不过他们的决定会受到来自下层信息的干扰，例如基层干部的汇报或者农民的上访等等，这类主体的态度会根据他们对各项信息的综合所作出的判断而定。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基层乡镇政府除外）一直十分重视农民减负问题，有关文件不断下发，出台的措施也不少，仅就中央来看，自1990年起，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先后了27个涉及农民减负的文件，例如，1991年12月国务院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1993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等等。由此可见，政府高层对农民减负问题是有决心的，从这一点来看，到目前为止，政府高层是“费改税”的支持者。

从角色来看，“费改税”制度变迁过程中，支持者是农民和政府高层，反对者是基层干部。

（二）各参与主体的影响力及博弈过程

农民人数众多，其整体力量不可忽视。不过，由于农民数量较多，这一利益团体内部的协商成本较大，搭便车行为比较严重。再加上中国农民比较多的接受了儒家文化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性思想，从而使得这一团体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农民较少会想到通过政治渠道来为自己谋求利益，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允许，农民较多的做法就是上访、写群众意见信，以期待当政者重视自己的处境，有少数的农民则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走向绝路。②基层干部是直接执行各项有关费改税措施的主体，因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会对“费改税”的进程和成效有很大的影响。政府高层的力量更是强大的，在“费改税”的初始阶段，对费改税的进程和效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③在“费改税”的过程中会出现基层干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也就是说，在政府高层决定费改税以前，基层干部会隐藏有关农民负担情况的信息，尽量使得政府高层不作出“费改税”的决定，一旦政府高层决定进行费改税后，基层干部便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来扭曲“费改税”的过程。因此，在这三者之间的一般博弈过程应该是，当农民的税费负担足够大的时候，农民会采取上访、写信、以死抗争的手段引起政府高层的重视，此时基层政府没有办法再来隐瞒农民负担的真实情况，政府高层就会决定进行“费改税”，在“费改税”的初始阶段，政府高层会将较多的精力放在“费改税”上，基层干部在政府高层的强大压力下会表现出配合的姿态来，一旦政府高层有所懈怠，基层干部便会阳奉阴违，或者采取向上汇报等手段改变政府高层的认识，给费改税的进程造成阻力。只要农民的负担不是大到足够大的程度，中国广大农民对这一现象也是逆来顺受，当农民的税费负担又达到没有进行“费改税”前的程度的时候，农民上访、以死抗争的情况又多起来，基层干部无法再隐瞒农民的负担情况，这就又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从而又开始下一轮的税费改革。这种往复循环的状况可谓对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真实描述，中央政府三番五次地有关农民减负文件可以看作是每次循环的起始标志。安徽省“费改税”的试点情况也可以证实这一结论。安徽省试点改革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可以从表2中看出来。

但是，安徽省“费改税”试点改革使得乡镇和自然村等基层组织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影响其正常运转。“费改税”后每个自然村基层组织收入平均减少3.32万元，比改革前平均减少63%，年均收入只有1.99万元，而一般村的最低开支为1.5万元，用来支付村级干部的工资和五保户的补助，即“吃饭”部分，基本没有任何建设资金，村级财政难有作为。此外，取消教育集资之后，农村教育投资建设资金难有着落，取消“两工”后，农村水利建设组织困难，使得农村村级组织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村级干部普遍感到工作难做，都有情绪。因此可以说，基层干部是这次税费改革的利益受损者，他们自内心里对费改税就有抵触情绪。安徽省“费改税”试点之所以在起初阶段取得了成效，就是因为政府高层的重视起了关键作用。在安徽试点中，成立了全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亲自挂帅，任组长，省长任副组长，并且从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全省各地市、县和乡镇组建相应的机构，从而将“费改税”工作置于超常强化的领导之下。在这种超常压力之下，基层干部为了个人前途着想不会顶风行事，只有配合政府高层的工作。但是，一旦省政府放松督促，将工作重点转移，基层干部便会花样百出，想方设法地扭曲“费改税”的本来面目，异化“费改税”的过程，因为“费改税”确实使得乡镇财政捉襟见肘。基层干部可以采取很多方式阻挠“费改税”的进程。例如歪曲执行“费改税”方案，向上级反映要求改变“费改税”方案，向农民隐瞒相关政策，将从事种植业的农户负担转嫁给农民开办的乡镇企业等等。因此，如果没有在互补制度——行政体制发生相应变迁的基础上，单独进行“费改税”的话，“费改税”必然会是一个走走停停的过程。

二、“费改税”：制度互补假说

“费改税”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独进行“费改税”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制度变迁。“费改税”的制度变迁过程还要配以相关制度的变迁才能够进行互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同“费改税”最为相关的制度是行政体制。在农村，我国行政体制基本上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服务意识差，公共物品无效供给或者强制性供给④大于需求，而真正适合农民需求的供给偏少，冗员过多，吃饭财政所占比例较大。这种行政体制直接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行政机构支出过大，当前的财税体制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规范性收入来弥补支出，这样，基层干部只有通过谋求非规范性收入来填平收支缺口；二是由于这块收入是不规范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所以这种收入的开征为基层干部层层加码提供了机会，易滋生腐败。这样，改革行政体制、精简冗员、缩小开支，就降低了基层干部收取不规范收入的可能性；进行“费改税”，规范财政收入，培育地方的主体税种，增大税收收入的弹性，同时也杜绝了基层干部收取不规范收入的可能性，因此，这两项制度的变迁是互补的。

从表3可以看出，乡镇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花在了人员支出上。在2000年财政支出决算中，教育事业费431.8万元，占总支出的41.495%，行政管理费226.9万元，占总支出的21.805%，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128.9万元，占总支出的12.387%.其中，在教育事业费支出中占比例最大的是教师工资，该乡镇教师月工资额为370326元，在2000年度该乡镇财政平均拖欠教师工资4个月，但是这一事实并未在财政决算表中予以反映，扣除这一影响后，教育事业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为27.260%.通过进一步的调查我们了解到，拖欠教师工资的支出流向是装修乡镇办公大楼。其实，表3已经被该乡镇统计人员润色过了，据我们调查，在表中除了装修乡镇办公大楼的开支没有反映外，还有许多不便言表的大块支出项目没有如实反映，例如招待费等。教育支出是基层干部抵制“费改税”改革的一张王牌，在安徽省的试点中，县乡级政府向上级反映“费改税”给地方形成的收入过少，无法保障基本的教育支出，因为教育是安国利民的大事，因而政府高层会慎重考虑这一问题。但是实际情况是，基层政府在向上级汇报时，往往夸大教育支出占乡镇财政支出的比例，而在实际支出时，却想方设法压缩这一比例，并且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的缺口是比较大的，那么，这块支出的流向就会变得大有文章可作了。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建议，“费改税”过程中必须对基础教育的事权财权划分进行调整，将现行财税体制下归属地方支出的教育支出划给中央，由中央统管，统一办学，这一方面堵死了基层干部任意扩大非规范收入的口子，另一方面也是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保证了全民的基本受教育水平。同时将原来与教育有关的地方税费收入经过调整后划给中央，以解决中央的教育支出收入来源问题，当然，如果地方政府有财力，也可以在中央已拨经费的基础上增加办学经费。

从表3还可以看出，在该乡镇财政收入预算中，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都是15万元，占总收入的1.442%，但实际执行情况是，行政性收费收入为210.6万元，占总收入的20.95%，所占比例最大，罚没收入为70万元，占总收入的6.96%.再看一下乡镇人员的构成。在1980年以前，综合乡镇文秘、民政、文卫、公安、农业、工业、财粮等各个部门的人员，充其量不过30余人，因为大多数人员都是交叉任职。现在，乡镇政府下属机构多达20个左右，人员也在300人左右。当然，一部分人员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更大的原因在于乡镇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很多岗位不是因岗设人，而是因人设岗，造成机构的膨胀。这样，乡镇财政收支状况给我们的基本印象是，乡镇冗员多“吃饭”开支大规范收入不足不规范收入膨胀、灰色收入多。因此，要想压缩乡镇政府开支，首要的就是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

其实，政府高层一直在倡导精简政府机构，但是政府机构的精简在基层很难得到真正的执行，在省、地市级政府机构中，精简人员往往是下派到下一级政府机构中或者是国有企业中，而在县、乡镇级政府的精简过程中，由于基层政府没有再下一级的政府机构并且国有企业相对较少。所以，基层政府的精简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冗员安排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农村产业化的思路，发展农村的农业、工业，形成产业化经营，创造出就业岗位，吸纳冗员。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但是不能因为存在困难就回避行政机构的改革，基层政府机构无论如何总是要精简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精简基层政府也是在削弱“费改税”制度变迁中的阻力，因为基层干部是“费改税”的阻挠者，精简基层政府就使得阻挠者群体变小，削弱其力量。不过，行政体制改革的更为根本的含义在于，作为一个互补性的制度变迁过程，行政体制改革压缩了基层政府的开支，降低了基层干部收取不规范收入的迫切性，以利于“费改税”各项措施的推行。可以想象，行政体制改革与“费改税”的配套进行，在初始阶段肯定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精简行政机构阻力很大，这样制度变迁的效益比较低，增长缓慢，但是当配套改革进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行政机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精简，“费改税”的各项措施实施过程中阻力减小，实施力度就会加大，改革的速度也会加快，制度变迁的效益也会以递增的速度增加，只有当“费改税”制度变迁的潜力发挥殆尽的时候，改革速度才会减缓，改革效益增长速度也会随之降下来。这个变迁过程可以用图1的曲线来展示。我们将制度变迁的这一变化规律称之为“制度变迁效益先增后减假说”。

三、简要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到两点基本结论：（1）我国“费改税”的进展程度和实施效果取决于农民、基层干部与政府高层三者博弈的结果；（2）在“费改税”的同时，行政体制也应该进行变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制度互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使得“费改税”取得最好的效果。

主要参考资料：

（1） 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 黄少安、魏 建《制度互补与企业发展》（载《管理世界》2000年第3期）。

（3） 魏 建、黄少安《产权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的良性互动》（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年第5期）。

（4） 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新假说及其验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5） 黄少安《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变革及政府在变革进程中的角色》（载《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6）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7） 诺 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

（8） 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出版）。

（9）樊纲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

（10）韦 森《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①本文所采用的资料和论据主要来自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主持的课题“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研究”的详细报告（载《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24期）。

②在山东、河南一带因税费征缴问题逼死人命的现象时有发生。

第6篇：税费制度范文

关键词：扣除范围；指数化；联合申报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它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税制结构中最为重要的税种。我国从1980年起开征个人所得税，至今已有25年，这二十多年我国 经济 结构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革，居民收入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差距都发生了迅猛的变化。我国现行所得税法自1994年起施行以来，收入逐年增长，到2001年已经 发展 为我国工商税制中第四大税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1737亿元,其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职能日益突出，但是随着 社会 经济形势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制度也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税制模式的选择、费用扣除问题、税率的设计以及征管手段等，迫切需要进行调整。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

2005年12月1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83号）规定，纳税人自2006年1月1日起就其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按照1600元／月的减除费用标准， 计算 缴纳个人所得税。调整费用扣除水平可以缓解低收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但仅仅调高工资薪金的免征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个人所得税的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缺陷，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费用扣除方式，调整费用扣除范围，从而加强个人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分配等方面的功能。

一、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现状

目前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采用的是分项定额扣除与定率扣除法相结合的 方法 ，对纳税人不同性质的所得分别进行扣除。其中，对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允许从每月的收入中扣除费用800元。2006年1月1日起，工资、薪金所得扣除费用是每月1600元，对在我国境内没有住所而取得来源于我国境内工资、薪金所得的外籍人员或者在我国境内有住所而有来源于我国境外工资、薪金所得的外籍人员，可以附加扣除费用3200元；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可以扣除的费用为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对 企业 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扣除费用为每月800元；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的扣除费用实行定额和定率相结合的扣除方法，每次收入不超过4 000元的，定额扣除800元；每次收入在4 000元（含4 000元）以上的，定率扣除20%；财产转让所得的扣除费用为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利息、股息、红利、偶然所得不扣除任何费用，以每次取得收入为计税所得。

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存在的问题

1. 费用扣除范围过窄，不能很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中，一般都针对纳税人不同的社会负担情况规定相应的扣除标准。以加拿大为例，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费用包括了养家糊口的“生计费”，如注册退休金、储蓄款、小孩照料费、保姆费、安家费、生活费等。显而易见，国外的生计扣除给予了纳税人基本的生活保证，减少了纳税人因经济活动失败带来的风险。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费用扣除标准的设计上，未能充分考虑纳税人的个体差异、纳税能力以及纳税人的住房、养老、失业和赡养人口的多寡、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年龄大小、 教育 子女等因素，对净所得征税的特征表现不明显。综观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制，像我国这样费用扣除不考虑家庭支出是很少的。

2. 费用扣除缺乏灵活性，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计算纳税人的生计费用，这种费用的扣除方法比较简单，征纳双方都易于掌握。但是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点。

首先，由于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未能与物价指数挂钩，从而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在1994年—2003年期间，我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12.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26.3个百分点，伴随着物价的上涨，纳税人的基本生活费用也在相应增加，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长期未变，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 科学 的。

其次，这种费用扣除方法对不同纳税人采取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之间家庭结构的差别，从而会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比如，有两个人口结构、收入水平均相同、但收入来源不同的两个家庭甲、乙，按现行税法计算个人所得税如下：

表4 收入水平均相同的两个家庭的纳税比较

家 庭 收 入 应纳税额

甲 丈夫每月工资收入2500元

妻子每月工资收入1000元 （2500-1600）×10%-25=65（元）

乙 丈夫每月工资收入3500元

妻子失业，无工作无收入 （3500-1600）×10%-25=165（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有着同样纳税能力的两个家庭却承担着不同的税收负担。这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

第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基本上采用按月计征税款的办法，年终不汇算清缴（采掘业、远洋运输业、远洋捕捞业及财政部规定的特殊行业除外）。这种方法，难以适应由于许多行业生产经营季节性带来的纳税人各月份之间收入不均衡的特点，容易造成税收负担的不平衡。

3.费用扣除内外有别，也不利于公平纳税

税法规定，对在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单位中工作的外籍人员与外聘在我国境内工作的外籍专家，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时，按月附加减除3200元费用；对外籍人员从外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以及房补、洗衣费、探亲费、子女教育费免征个人所得税。这种内外有别的规定明显不符合公平原则中的横向公平的要求。

2．实行费用扣除指数化调整

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取税收指数化措施。费用扣除指数化是指按照每年消费物价指数的涨落，相应调整纳税扣除额，以便剔除通货膨胀的名义所得增减的 影响 。也就是说，扣除额的多少应该随工资水平、物价水平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避免通货膨胀对个人生计构成明显的影响，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增强个人所得税制的弹性。我们可以借鉴英、美等国的做法，赋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扣除额进行调整的权利，每年按照物价变动情况对扣除额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经济 形势，满足国家和纳税人的共同需要。

3．增加联合申报方式，公平税收负担

可以增加已婚纳税人联合申报方式，联合申报的费用扣除额应设计为单独申报的两倍，这样，可以平衡同等纳税能力但不同收入来源的家庭的税收负担。如上例的甲、乙两个家庭，假设收入水平、收入来源、费用扣除水平和税率不变，承上例。但是将费用扣除设计为单独申报扣除1600元，联合申报扣除3200元，则两个家庭的纳税情况如下：

表5 收入水平均相同的两个家庭的纳税比较

家 庭 收 入 应纳税额

单独申报 联合申报

甲 丈夫每月工资收入2500元

妻子每月工资收入1000元 （2500-1600）×10%-25

=65（元） （3500-3200）×5%

=15（元）

乙 丈夫每月工资收入3500元

妻子失业，无工作无收入 （3500-1600）×10%-25

=165（元） （3500-3200）×5%

=15（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如果有了联合申报方式，两个同等纳税能力的家庭的税收负担基本持平。至于哪一种申报方式更合适，有赖于纳税人根据自己的收入以及税收制度的规定作出选择。

4．统一费用扣除标准

按照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和wto的税收国民待遇原则，在设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时应给予本国公民和外籍个人同等待遇，而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而言，外籍居民规定的单独扣除费用的 内容 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市场经济的 发展 决定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竞争应该基于一种公平的税收环境，这就要求政府在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尽快统一内外有别的税收制度，从而实现税收的公平。

四、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配套措施。

1. 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税收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一个税种在 社会 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机关对该税种的征收管理能力。 目前 我国还不具备对个人收入实行有效监控的能力,并且信用不发达、征管手段还比较落后，信息化在税收征管中的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家虽然已经对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实行了实名制，但银行与税务机关的联网工作尚未展开。这种状况说明，我国目前还不适合选择综合所得课税模式，而应选择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在这一前提之下，可以考虑将工薪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具有较强连续性、经常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中；而对于财产转让、特许权使用费、利息、红利、股息等其他所得，仍然按照比例税率进行分项征收。

2．抓好申报纳税，强化代扣代缴。

2005年9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自 2005年10月1日起执行。《办法》中明确提出了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思路，要求建立个人收入档案制度、代扣代缴明细帐制度、协税制度和逐步实现全员全额管理制度。“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全员全额管理”将意味着，每一个纳税人都将被建立一个专门的档案，实现个人收入“一户式”管理，不管你的收入是否达到纳税标准，都应该要进行纳税申报。《办法》中还提出，要社会各部门协税，税务机关应重点加强与公安、检察、法院、工商、银行、文化 体育 、财政、劳动、房管、 交通 、审计、外汇管理等部门的协调配合。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 方法 主要有两种：申报法和代扣代缴。据了解， “代扣代缴明细帐制度”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开展了先期的试点工作，也就是税务机关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和有关规定，“要求扣缴义务人按规定报送其支付收入的个人所有的基本信息、支付个人收入和扣缴税款明细信息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并对每个扣缴义务人建立档案”的一项制度。“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和“与社会各部门配合的协税制度”同样在具体实践中已经初露端倪。

各地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结合不同行业的特点，强化代扣代缴，实行源泉控制。各征收机构应选择行业，狠抓落实“支付个人收入明细表制度”的执行情况。同时，应进一步明确代扣代缴义务人的 法律 责任，以加强对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约束。目前，全方位、深层次落实代扣代缴是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最有效的途径。在此基础上，要尽快规范纳税人的纳税申报制度，在条件成熟情况下，推行个人所得税双向申报制度。

3．大力推行信息化和源泉课征相结合的办法。

在目前已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尽快实行“银税联网”，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的 问题 ，提高税收征管效果。同时改革 金融 体制，严格控制现金流通，增加信用程度，实现所有个人收入都必须通过银行结算，以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偷税行为。

4．强化执法力度。

众所周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查管偏松，处罚不力。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严管重罚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严管就是政策设计要严密，法律制度要健全，征收管理要严格。重罚就是对违犯税收法律制度的行为，处罚要严厉，使之产生强烈的震慑效应，以严管重罚来约束纳税人的行为，减少税收流失，增加财政收入，从而达到个人所得税设计的目的。近期，应尽快制定和惩处偷漏个人所得税的有关法规以及具体规定。明确有关单位对税务部门配合的法律责任。条件成熟时，可设立税务法庭，加强税收执法力度，加大偷逃税的各种成本和风险。

主要 参考 文献 ：

[1] 孟红，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几点思考，《税务 研究 》, 2002.11；

[2]《个人所得税制国际比较研究》，蔡秀云著，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第7篇：税费制度范文

土地是古老的税基和税源，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土地税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各国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土地税的地位逐渐被商品税和所得税取代。但是，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土地税是一种良好的和稳定的税源。现代土地课税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财产和收入的分配上，它将在加强对土地资源利用的管理，在抑制投机交易、抑制贫富过分悬殊等诸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当今世界各国土地税费政策发展的共同取向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土地税费制度建设，由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土地多为私有，因此土地税收关系比较明确。土地税收是建立在一定的土地制度基础之上的，虽然不同国家的土地制度的差异导致了土地税收性质的不同以及征收的方式和办法的不同，但是总体说来都存在着共同的政策取向。通过对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土地税费政策的比较研究，现将其共同点归纳如下：

1、“正税、少费”是各国土地税费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国外，主要采取土地税收的形式，对于房地产而言无论它处于社会再生产任何环节，要缴纳的规费种类都很少且额度很低，一般仅占房地产价值的2%左右。即便如此，在西方许多国家都把收缴的规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明确它的使用方向和范围，而不列入预算的规费一般都被设置特定的作用。在采用托伦斯登记制度的国家，政府在登记所有权人缴纳的费用中，还创设一种保证基金，以赔偿通过登记但权益未获保障而引起房地产所有人蒙受的损失。

2、各国的土地税收完全是地方税种，并且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有效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激发地方政府征收房地产税额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扩大地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规模，从而形成税收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这在美国体现得最为明显，房地产税由各市、镇征收，大多数收入归地方政府所有，用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房地产税一般要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0%—80%。

3、从税收的总体结构来看，各国的土地税都由土地保有课税、土地开发利用课税、土地取得和转让课税三个环节组成；从税收的分布结构来看，各国重视对房地产保有的征税，而房地产权属转让的税收则相对较少。

各国的土地税收都是把土地看作一种基本生产要素，按照生产要素的流通过程进行课税，从而保证了课税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强化土地保有课税将会刺激土地的经济供给和频繁的交易活动发生，有利于房地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4、各国在调节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都是运用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而不是借助单一税种来实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运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等等都是分离的，从而土地运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会给不同主体带来不同利益，只有对与土地有关的不同主体的收益都调节到了，才能达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之目的。所以，各国在土地税制建设中，都是从宏观调节出发，把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看待，建立有关土地的复税制体系。

5、从税负水平来看，各国土地税收政策坚持“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的基本原则。

所谓“宽税基”是指除了对公共、宗教、慈善等机构的不动产实行免征外，其余的均要征税，这就为稳定充足的房地产税收入提供了物质基础；“少税种”，即国外设置的有关房地产的税收种类相对较少，一方面可以避免因税种复杂而导致重复征税等税负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又可以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税收效率；“低税率”，国外房地产税率虽然不高，但能在税基较宽、征收效率较高的条件下，为地方财政创造相对充足和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样的税制搭配可以说代表了房地产税收作为财产税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对入世后我国土地税费制度改革的全方位思考

（一）与wto原则和内容相一致的土地税费制度自身改革问题

1、积极推进“费”改“税”

wto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和透明度原则，要求我国现行的土地税费制度应该具有公开、公正、透明的特点。然而在我国土地税费制度各种税外收费是一个突出现象，且其中很大一部分税外收费不符合国际惯例的要求，是不合理、不符合规定的，对经济产生了极强的扭曲作用，也给市场准入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据有关资料表明，许多地方仅官方认定的土地收费项目至少在百项以上，如果把搭车收费等乱收费项目计算在内，估计多达二百项之多。与其他国家相比，其实我国与土地开发相关的税收负担并不重，属于中等税负国家。可是我国有关土地开发的各种收费却大大超过了税收负担，据估算，我国土地税收约占房地产开发总成本的10%左右，而各种收费却占总成本的30%以上，而国外与土地开发有关的费用仅占房地产价值的2%左右。可以说，目前我国的土地收费状况与入世的要求极不适应，对开放和繁荣我国房地产市场产生了极大的阻碍。

纵观世界各国的土地收费情况，可以说涉及房地产收费的项目少而又少，且费额很低，主要是以税收的形式，甚至有些国家还出现了“税”改“费”的情况。在发达国家，即使很少的费用也要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对税和费实行分列预算和分别管理，任何收费项目均要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变动收费标准需经过严格复杂的法律和行政程序，还要经过严密的计算和公众讨论。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可以说“正税、少费”已经成为国际土地税费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2、适用wto国民待遇原则，建立国内外统一的土地税费征收标准

国民待遇原则（national treatment）通常是指一国给予其境内的外国国民的待遇不低于或等同于其本国国民所享受的权利和待遇。目前我国土地税费的征收标准存在两大差异：一是国内和国外之间的差异，二是国内城镇和乡镇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不平等竞争，这将有悖于wto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以城镇土地使用税为例，该税只向国内企业和本国纳税人征收，且该税只对城镇和工矿用地开征，对城镇以外的乡镇企业用地则不征收；对外资企业用地征收的是场地使用费。此外，耕地占用税和城镇维护建设税等也只对内开征。因此，建议对目前我国现行所有的土地税费制度进行清理，统一土地税费对国内外的征收标准，体现公平税收，保障公平竞争。

（二）适应加入wto形势，如何充分发挥土地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问题

1、加重对土地保有课税，按具体用地类型实行差别税率，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

加入wto以后，大量的国际资本将会渗入我国的各行各业，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其资产的显化会更加强烈，今后土地资源利用效益的高低将成为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益，实现其优化和合理配置，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才能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就要求对当前土地税收体系的设计要考虑能够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同时配合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由劣势产业向优势产业的集中。

目前我国土地保有环节的课税主要是城镇土地使用税，该税采用四级定额税率，最高税额仅为10元/ m2，土地保有成本过低，不利于促进土地使用者合理、节约使用，不利于土地向优势产业集中。从世界各国的税收分布结构来看，各国非常重视对房地产保有的课税，而对房地产权属转让的税收则相对较少。不少国家和地区将土地保有课税作为一种房地产政策，其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征收保有税，提高不动产占有成本，从而促进不动产的流转和有效利用，提高不动产的供给量。台湾的土地保有税具有非常明显的政策意义，此外还有法国、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其保有税的设计值得借鉴。

建议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税率，同时按照具体用地类型采用差别税率，在原有按大、中、小城市和县城、建制镇、工矿区分类的基础上，区别对待居住用地、工业、商业用地和其他用地，对工业和商业用地采用较高的税率，对居住用地采用一般税率。此外，改现行土地闲置费为土地闲置税，充分发挥税收的制约作用，对占而不用的土地征收高额税率，要面向国内外企业和个人征收。

2、完善耕地占用税，加强对农地资源特别是对耕地资源的保护

加入wto后，必然会大大增加对农地的需求量，大量的农地将非农化。目前能对农地保护发挥一定作用的土地税种只有耕地占用税，但是目前的耕地占用税最高税额只有15元/ m2，最低税额仅为1元/ m2，且该税率十多年未作调整；同时该税的课税范围过于狭窄，该税所指的耕地是指用于种植农作物（包括菜地、园地）的土地，对林地、草地、养殖水面等非耕地则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对占用农地但又未占用耕地的行为无税收上的约束，不利于农地资源的保护。建议对所有农地均征收农地占用税，按地类的不同实行差别税率。

由于耕地保护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民族安危的全局性战略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任何时不能放松，所以应该在入世后为避免耕地的流失，对耕地采取特殊保护，建议开征耕地保护特种税，采用高税率。同时应要求对农地占用税（包括耕地保护特种税）的税款必须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用，专项用于农地（耕地）的开发、治理和保护。此外，可以考虑借鉴台湾的做法开征荒芜土地税，即对可利用而逾期未利用，或作低度利用和违法利用的农用土地课以重税。

3、降低现行农业税税率，规范农业收费，间接保护弱势的农业

加入wto以后，对我国冲击最大的是农产品市场。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如何实施对我国农业的保护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我国对农村土地的课税一直隐含在农业税中，现行的农业税收实际是由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组成。笔者认为要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就要降低成本，其中降低农业税税率，规范农业收费是一种间接的保护途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征收统一的所得税，在计算应税所得时都作了必要的扣除，基本上将农业所得归入到综合所得，一般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的做法值得参考。

（三）适应国际土地税费种类设置的发展趋势，补充和完善我国现行土地税费种类问题

1、开征赠与税和遗产税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在房地产无偿转让环节开征了遗产税或继承税和赠与税，各国都把遗产税或继承税和赠与税看成是所得税的补充，当作调节和平均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实行累进税率。而我国当前却缺乏这一环节的课税，随着我国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有必要对房地产的无偿流转开征遗产税或继承税和赠与税。

2、开征受益税或工程受益费

任何一项土地投资必然对周围土地的利用产生一定影响，从而使土地价值提高。因此，各国政府在进行一次性土地投资时，总是要看受益程度的大小对周围的土地所有者征收受益税或工程受益费。以台湾为例，其工程受益费的征收总额，最高不超过该项工程实际所需费用的80%，最低不少于35%。我国也可以借鉴这一做法。

第8篇：税费制度范文

一、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财政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有所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是税收，即对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遗产与赠予税等，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范畴。我国自1980年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个人所得税收入逐年增长，由1994年的72.67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660亿元，6年净增加587.33亿元，增长808.21%，年均增长134.70%；由1994年占税收收入总额的1.42%，增加到2000年占税收收入总额的5.21%.个人所得税正逐渐成为我国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税种。

通常实施和执行税收政策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以供政府运转，其二是实现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即实现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转及社会成员的公平。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税收的情况时就指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1）。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中也指出：“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于合理，防止两极分化”。这就说明，在我国征收个人所得税，除了像其他税收一样，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强“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外，主要在于以“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规范收入分配”，从而达到“调节过高收入”，“使收入差距趋于合理”的目的。可见，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个人所得税的重要任务在于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二、公平，是一个主观色彩较浓厚的概念，因为它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历史上曾经存在四种较有代表性的公平观，即平均主义、罗尔斯主义、功利主义和市场导向的公平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具有客观性的公平观是一种能综合体现“平等生存权”和“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观既不是平均主义的，也不是市场导向的公平观。

平等生存权是现代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应当拥有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要真实地体现在每个成员对基本生存资料的拥有上。而基本生存资料的标准是可以变化的，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生存资料的标准也不断提高。

而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它主要是从激励角度来体现公平。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来源近九成来自工薪阶层、个体户所缴税款。2000年，来自于工薪所得、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和银行利息所得三个项目的个人所得税，合计分别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42.86%、20.12%和28.27%，占个人所得税的总收入的91.68%，而来自其他的个人所得税还不足其总收入的10%（2）。难怪有人说：个人所得税只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新生贵族”，更管不住那些“灰色收入”、“寻租收入”。这就说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得到充分贯彻“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这一公平原则。

那么，“平等生存权”这一公平原则是否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中得到体现了呢？我国近几年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居民、职工工资也增长很快。据统计，职工年平均工资：1993年国有单位为3532元，城镇集体单位为2592元，其他单位为4966元；2000年国有单位为9552元，城镇集体单位为6262元，其他单位为10984元（3）。虽然平均货币工资增长达两倍多，但同期物价水平也上涨37.8%，个人生活费支出也逐年上升。

而且，近年来我国已推出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多项改革措施，使得我国个人的基本生存资料不仅包含衣、食，而且还要包含住、行、教育等诸多方面。但是，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自1994年以来一直未变（对我国居民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税起征点每月定额800元；对外国居民和中国非居民每月定额4000元；对其他所得采取定额800元或定率20%扣除费用）。这样一来，很多中等收入的职工、甚至较低收入者也要被征收个人所得税，职工增加的工资相当一部分用在了缴纳个人所得税上。

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从纵向上看，超额累进税率意味着收入越高，适用的税率越高。这看起来十分公平，因为税收征收的原则就是纳税能力越强，则税收越多。但如前所述，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所采用的单一、简单的费用扣除标准，并没有考虑个人具体的负担能力，如老人的赡养费用、子女的教育费用、夫妇一方工作单独负担家庭费用等情况。举例而言，有相同收入的二人，其中一人需要抚养一个小孩，那么他的平均收入就只相当于另一个人的二分之一。但根据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他们将要支付等额的所得税。因此，实际上他们所面临的就不是超额累进税而是比例税了。马克思说过：“试问按公道来说，能不能指望一个每天赚一角二分钱的人缴纳一分钱和每天赚十二块钱的缴纳一元钱那么容易？按比例来说，他们每人都交出了自己收入中的同样一分，但是这一捐税对他们的生活需要的影响，程度却完全不同。”（4）因此，按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这一费用标准扣除后的征收，并不能实现纳税能力越高纳税越多这一目的，造成了事实上的横向不公平，有违税收公平的量能负担原则。所谓量能负担原则，即是指对于两个收入相同的纳税人来说，由于财富积累的不同、各自家庭状况的不同，造成各自负税能力的差别，从而要求各自适应有差别的税收政策。

由此可见，目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简单规定，忽略了纳税人的自然状况，如婚否、子女等家庭状况，使得个人所得税偏离了其调节收入分配，特别是调节过高收入的本意，有悖于“平等生存权”这一社会公平原则。因此，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不应只纠缠于起征点的高低，而应建立一个全面细致的费用扣除制度。

第一，个人所得税的特点是对纯收入征税，因此在确定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或征税范围）之后，还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办法，从个人收入总额（或各种毛收入）中，扣除各项成本费用以及赡养纳税人本人及其家属的生计费用和其他必要的费用，仅就扣除费用后的余额征税。个人在取得各项收入时，总要发生相应的耗费和支出，而且有些收入项目，其收入数额的多少与支付相应的费用的多少又有内在联系，往往是收入数额大者，支付的费用也多，而收入数额小者支付的费用也少。因此，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就应该承认个人为取得收入所花费的必要耗费和支出，并准予从总收入中扣除。

第二，个人在生活中还有一些必要的生活支出（如维持人的再生产支出），也应根据不同情况加以扣除。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力的价值时指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必须保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5）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就不能光以满足生存-

需要和一般“种的繁殖”为标准，还要满足享受和发展的需要，要不断提高消费层次和质量。

因此，确定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意义在于对纳税人的毛所得中排除掉不反映其纳税能力的部分，而保留能反映其纳税能力的部分，然后据以征税。概括起来，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不仅包括与获取所得直接有关的费用，而且包括与获取所得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但又是进行获取所得活动所必需的生活开支。这些费用均是纳税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如果不给予相应的扣除，就要影响个人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和工作的积极性。对这部分费用，世界各国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都是允许扣除的。如美国，可从所得总额中扣除的项目至少包括不予列计项目、费用开支、扣除项目、个人宽免额等四大类。在其他国家，扣除项目多少不一，但均作为一个要素存在。而且，税前扣除和列支是个人所得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一要素，可以实现政府公平分配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进行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主要内容就是根据居民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的提高，对低收入者采取“标准扣除”和“宽免”的办法，较好地体现了平等生存权这一公平原则。例如，荷兰的个人所得税扣减项目主要有老年准备金增加、独立劳动者扣减、企业辅助扣减、个人义务（特殊支出）、例外支出、可扣除的馈赠等项。此外还包含个人折扣。个人折扣在纳税前从总的净收入中扣除，折扣程度由纳税人所处的税收等级决定，并考虑个人环境。起征点优惠为7102荷兰盾；对有无收入的配偶或伴侣的已婚纳税人或独身的纳税人，优惠为14204荷兰盾；有孩子的单亲家庭为12784荷兰盾，如果这些孩子的父（或母）是受雇佣而获得报酬的，这个金额最多还可增加5682荷兰盾；65岁以上老人可增加923荷兰盾。法国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的免税所得包括就业津贴、家庭津贴、工伤事故的赔偿和战争牺牲者的抚恤金、终身养老金、荣誉勋章及军人勋章津贴，对慈善机构捐款等。加拿大从2001年起在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中增加教育费的扣除，从每月200元与60元，分别增为400元与120元；对伤残的税收扣除从4293元增加至6000元；增加子女照顾费与年老体弱赡养费的税收扣除，从2386元增加到3500元。德国1990年扩大了个人收入中的免税部分，对未婚和已婚者个别收入中的基本免税额及子女免税额部分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韩国的个人所得税规定：家庭成员中有65岁以上的老人或残疾人，以及只有一个6岁儿童的，可享受附加扣除。从这些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措施来看，目的就是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者，免除个人所得税，使个人所得税更符合保护穷人、调节富人的良税性质。综上所述，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采用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模式。目前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是综合所得税制或混合所得税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普遍采用综合所得税制。我国的分类课税模式存在着既缺乏弹性又加大了征税成本的弊端，但在目前要完全放弃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也不现实，会加剧税源失控，税收流失。因此，建议我国个人所得税制采用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制，按照不同所得进行合理分类：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宜分类所得征税；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承包承租、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项目，宜实行综合征收。

其次，通过科学测算，健全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一是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有关费用，二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生计费”，这部分费用应根据纳税人赡养人口的多寡、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年龄大小等进行扣除。具体而言，可以设想为：随着我国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住房、医疗、保险等福利制度改革的实现，同时也因综合课征项目的增加，个人综合课征项目的综合收入将大幅度提高。因此，纳税人个人生计扣除的基础标准也宜相应提高，至少应提高至1500元/月（合18000元/年）。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单职工的三口之家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月500元（年6000元）（6）时，基本能维持生活。另外，还应根据最低生活保障要求和教育支出的需要，对于无收入来源的配偶、赡养的老人、抚养的受教育子女等，设计按年扣除的配偶扣除和养老育幼扣除。其中，个人基础扣除可在工薪所得按月（或按季）预缴（或源泉扣缴）时计扣，以免影响广大工薪者的基本生活支出，并减少年终汇缴的退税面；而其他扣除项目仅在年终汇算清缴时计扣。

再次，以家庭为纳税单位，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原则。个人所得税的最基本目标是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主要体现在家庭收入水平的差距上，即是个人收入的差距最终要体现在家庭收入差距上。而且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观念非常重，对家庭行为的调节成为调节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本点，因而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完全可以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所以，个人所得税应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力争做到相同收入的家庭纳各自相当的税，更好地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可以实现相同收入的家庭纳相同的个人所得税，以实现按综合能力来征税。并且以家庭为单位可以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目标。

最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低效，逃、避税现象比较普遍，税收流失严重，原因之一就是税基隐性问题。为此应采取措施尽可能使个人收入显性化，而解决这个问题并非税务部门所能解决的，需要相关部门出台各种配套措施来进行。具体为：

（1）尽快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可以界定个人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还可使税务机关加强对财产税、遗产税等税源控制。

（2）实行并完善储蓄存款实名制。这一举措已经在2000年实行，但只是初步的，还很不完善。不但要在所有银行之间联网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而且要在银税微机联网的基础上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的问题。

（3）实行居民身份证号码与纳税号码固定终身化制度，并在条件具备时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即在存、取款和进行债券、股票交易时均需登记居民身份证号码，为税务机关掌握个人收入创造有利条件。

第9篇：税费制度范文

【关键词】矿产资源 税费制度 比较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里，矿业企业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支撑了整个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我国矿业企业暴露出自身的许多问题和缺陷，同时也凸显了我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内外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的比较研究，找出我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期为我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我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

（一）矿区使用费

矿区使用费是我国最早征收的矿产资源税费项目，主要是为了调节矿产资源所有者与开发投资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是，矿区使用费主要是针对油气开采企业征收的，其他矿业企业并不适用。我国在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中规定，参与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中国企业、外国企业都应当交纳矿区使用费。此后，财政部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的《开采海洋石油资源交纳矿区使用费的规定》和《中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交纳矿区使用费暂行规定》，对开采海洋石油的中外企业和中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的企业征收矿区使用费。同时规定，已经交纳矿区使用费的企业，不再交纳矿产资源补偿费，并且暂不征收资源税，矿区使用费纳入中央财政收入统一支配。

（二）资源税

资源税是对在我国境内开采应税矿产品和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1984年9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对开采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企业开征资源税。1993年12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标志着我国资源税制的基本建立。从2004年开始，又陆续调整了煤炭、原油、天然气、锰矿石等资源的税额标准。2010年5月，国家决定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2011年1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标志着我国资源税逐渐由从量计征向从价计征转变，征收范围在石油天然气的基础上扩展到其他资源产品。

（三）矿产资源补偿费

矿产资源补偿费是由国家向开采矿产资源的采矿权人征收的费用。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和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而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权益。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是根据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而征收的，按照矿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从价计征，费率为0.5%～4%。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需及时全额上缴中央金库。年终，中央与省、直辖市按5：5的分成比例、中央与自治区按4：6的分成比例进行单独结算。

（四）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

我国在1996年修订后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了我国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1998年颁布实施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中规定，探矿权申请人需要交纳探矿权使用费才能办理登记手续，领取勘查许可证，成为探矿权人。1998年颁布实施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中规定，采矿权申请人需要交纳采矿权使用费才能办理登记手续，领取采矿许可证，成为采矿权人。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1999实施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规定，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分别归属中央和省级财政。

（五）探矿权采矿权价款

我国在1998年颁布实施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中规定，探矿权申请人申请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探矿权，除需要交纳探矿权使用费外，还需要交纳探矿权价款才能办理登记手续，领取勘查许可证，成为探矿权人。1998年颁布实施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中规定，采矿权申请人申请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采矿权，除需要交纳采矿权使用费外，还需要交纳采矿权价款才能办理登记手续，领取采矿许可证，成为采矿权人。2006年的《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规定：“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是指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探矿权采矿权审批登记机关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方式或以协议方式出让国家出资（包括中央财政出资、地方财政出资和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勘查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时所收取的全部收入，以及国有企业补缴其无偿占有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的价款。”

（六）石油特别收益金

石油特别收益金是国家对石油开采企业在销售国产原油时，因销售价格超过一定水平所获得的超额收益按比例征收的费用。2006年3月25日，财政部印发的《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管理办法》中规定，石油特别收益金实行5级超额累进从价定率计征，按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原油的月加权平均价格确定征收比率，起征点为40美元/桶。石油特别收益金属中央财政非税收入，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理。

二、国外矿产资源税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