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征管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税费征管论文范文

关键词：环境税 税收征管 制度设计 征管能力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税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都引入了专门的环境税种，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果和财政效果。环境税同时具备约束和激励的双重功能，既可以涵盖生产活动，也可以涵盖消费活动，能有效地引导企业和家庭以有利于环境的方式生产和消费；同时环境税顺应了从命令强制手段向经济手段转变解决环境问题的趋势，作为柔性手段被各国政府所青睐；在国际贸易中，环境税也经常被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来使用。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推动，开征环境税已经被列入我国环境保护发展规划和“十二五”规划纲要，可以预见，环境税即将迈入实施阶段，必将在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的环境税理论研究已经迈过了介绍与论证阶段，正处于融合、创新、制度创建的新的时期，有关机构和院校联合组成的课题组已经开始环境税具体税种的设计，这些研究的重点是环境税的作用机制、实施效应分析、环境税种的选择、税制要素的设计等。虽然目前对环境税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对环境税的保障性制度还没有展开充分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环境税研究的焦点是主体税种的确定及实施路线图，征管问题研究滞后于税制设计也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对环境税征管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对环境税特殊的征管要求还不够重视。 环境税的征管工作是环境税实施的基础工作，是环境税政策效果实现的重要保证，而环境税的主体税种污染排放税的征管要求与现有税种有明显差异，要保证环境税在十二五期间顺利推出，就必须对环境税的征管特点展开分析，对国内外环境税（费）征管经验进行借鉴，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征管制度设计和征管能力建设。

二、环境税分类、征管特征现状分析

（一）环境税的定义和分类

环境税的定义和分类是研究环境税征管问题的起点。国际上对环境税的定义较为宽泛，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能源署和欧洲委员会将环境税称为“与环境相关的税收”（Environmentally Related Taxes），可以看出，国际上通常所称的“环境税”不是一个独立税种，而是以环境保护作为设计目标的税种的集合。国内学界关于环境税的定义，根据其内涵的不同，存在狭义说、中义说、广义说之分，但综合来讲，环境税是国家基于环境保护目的，筹集环境保护资金，调节纳税人环境保护行为而征收的税收和采取的税收措施，具体包括：污染排放税、污染产品（服务）税、环境收入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收措施。有学者将资源税也纳入环境税的研究范畴，因为资源税更多的是体现资源租税和级差租税，并且已经存在与之相配套的征管制度，因此本文未涉及资源税的征管问题。污染排放税是指对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征收的税，是一种同所导致的污染的实际数值（或估计量）直接相关的环境税类，如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水污染物排放税、固体废弃物排放税、噪音税等。按污染物命名的污染排放税又称为独立环境税，这一税类对排污的控制性较强，但征管成本较高。污染产品（服务）税，是指对使用过程（服务）中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服务），或者使用以后残留物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所征收的税。是一种针对污染产品生产或消费金额以及造成污染后果的服务行为营业额按比例税率或定额税率征收的环境税类，是一种间接税，如能源税、汽车税、农药税等。环境收入税是指以筹集环境保护资金为主要目的而征收的税，是一种财政性税收，一般是随已有的主体税种加成征收，类似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收措施，是指能产生环境保护刺激或激励作用的税收手段，如差别税率、税收优惠等。

（二）环境税的征管特点

污染产品（服务）税可以通过增加消费税税目、营业税税目的方式开征，其征管制度是比较健全的；环境收入税随主税种一起征收，在征管上并没有特殊要求；只有污染排放税是一类新颖的税种，有着独特的征管特性：（1）征管对象的特殊性。污染排放税属于行为税，发生排污行为的组织和个人都是环境税的纳税人，排污行为的广泛性决定了污染排放税纳税人的广泛性。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可能涉及很多行业、众多企业，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更加面广量大，大量非企业单位、家庭甚至个人都可能成为污染排放税的纳税人。（2）征管环节的特殊性。污染排放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的排污量，而排污量一般只能在排污行为发生时才能记录下来，如一些有害气体的排污量是通过记录排放浓度、排放时间等测算出来的，如果未及时记录很难再推算出排污量。有些污染事件事后甚至难以确定排污者，更无法确定计税依据。（3）征管规模的特殊性。从学者们提出的各种设计方案来看，结合现有排污费的征收情况，污染排放税的收入规模不会很大，户均税额也不会太高；随着治污技术的提高和纳税人治污能力的增强，污染排放税税基趋于收缩，纳税人总体税负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4）征管技术的特殊性。污染排放税计税依据即排污量的确定有三种方法，收入法是根据产品的产量核定排污量，投入法是根据生产投入物中的化合物或污染物含量核定排污量，监测法是根据生产过程中监测设备记录的数据确定排污量。根据理论研究的结果，通过监测设备确定排污量是最准确，而且是环境效应最显著的方法，这种方法直接刺激排污者采取各种手段减少排污量，有效实现环保目标，因此在实际征收中应广泛采用。但监测法的技术性很强，需要配备专业的测试设备和计算设备，需要专业技术人员，需要定期监测和采集数据；由于排污量数据不是建立在财务核算基础之上，没有上下游企业可以调查比对，一旦数据丢失，计税依据难以确定。（5）征管目的的特殊性。开征污染排放税是为了将纳税人的边际生产成本提高到社会边际成本之上，促使纳税人在权衡得失后开展排污治理减少污染排放，因此环境税的环境目的高于组织收入目的，即使单位税款征管成本很高，仍然需要加强征管以保证排污行为机会成本的存在。（6）税收优惠的多样性。为了通过市场信号，合理地引导微观经济主体自发地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以达到环境效果，环境税通常都规定有许多税收差别和税收优惠政策，纳税人如采取了规定的措施或排放达到了规定的标准将会获得税收差别对待或税收优惠。污染排放税是环境税的主要税种，是一个国家税制是否绿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引入环境税初期计划开征的主体税种，因此在征管上必须予以特别的保障。现行的征管制度对行为课税的管理制度较少，缺乏必须的制度建设，同时征税机关缺乏专业设备和专业人才，纳税人的检测设备安装远未普及，征纳双方的硬件条件不能满足征管技术需求，在征管准备上市场价格传导机制还不完善，征纳双方乃至整个社会对开征新税种的心理建设非常不充分，这些都将会对污染排放税的征收产生负面影响。

（三）我国排污费征管制度分析

排污费是我国现行环保收费制度中规模最大征管最为规范的一种收费，也是污染排放税征收前的过渡形式。2003年，国务院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排污收费制度；在《条例》的基础上，有关部委陆续出台了《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关于排污费征收核定有关工作的通知》和《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法规与规章，与《条例》一起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排污费征管制度。现行的排污费征管制度既有着鲜明的优点，也存在明显的缺陷。（1）现行排污费征管制度的优点。第一，实现了按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以污染当量为单位实行总量多因子排污收费。即实现了由单一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相结合的收费转变；由单因子收费向多因子收费转变。第二，规定了仪器监测数据可以作为征收的依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国家规定强制检定的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仪器对污染物排放的监测数据可以作为核定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的依据；并规定排污者安装的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仪器，应当依法定期进行校验。2008年3月环境保护部颁布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运行管理作出了详细的规定。第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监测体系。全国性的环境监测网络已经建成并逐渐完善。污染物排放监测技术水平得到不断改进，监控手段已日渐成熟，国家污染源自动监控计划稳步推进。第四，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按照“环保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原则，征收的排污费一律上缴财政，纳入财政预算，列入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管理。第五，规定了罚款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处罚手段。《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对不缴或者欠缴排污费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拒不缴纳的，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产停业整顿。（2）现行排污费征管制度的缺点。第一，征管规定以部门规章的形式颁布，法律层次较低，且不具有完全的强制性，导致在征收时阻力大，协议收费、人情收费、行政干预收费现象严重；同时收费的性质容易与其他经营性费用相混淆，在公众意识中也没有税收的地位高，因此排污费难免会受到缴费人的排斥。第二，征收成本高，收费项目多而杂，缓缴、减免范围各地不一，征收效率较低；对一些生产工艺复杂、排污节点和污染因子多的大型企业，排放的污染物种类不清，排放量核定不准确，计征的污染因子不够，如对燃煤锅炉，只征收烟尘一项，而污染当量数较多的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却没有计征。第三，没有明确规定排污单位的申报义务。作为收费依据的排污量均由征收部门通过监测主动获取，缴费人不但不需要主动申报排污量，还想方设法隐瞒排污量，导致漏征逃费现象非常普遍，也严重挫伤了依法缴费人的积极性。第四，目前环保性收费还存在“多部门征收”和入库级次不一的情况，政出多门导致征管较为混乱。

三、我国环境税征管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税款征收

（1）征收主体的选择。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全部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管，第二种是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和执法，环保部门配合，负责监测和提供排污数据，第三种是环保部门，税务部门只负责税款核算。本文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其他部门如海关、财政税收已有先例，二是因为环保部门已经有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监测设备，有完善的监测体系，税务部门再重复投入会造成极大浪费，三是因为环保部门有征收排污费的场所和经验，征收的软硬件都有一定的基础，四是征收和监管集中于环保部门，有利于职责和权力的统一，便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有利于形成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相互监督的良好机制。（2）申报和征收方式的选择。税收的征收方式有核定征收、查验征收、查账征收、委托、定期定额征收等几种方式，申报方式有自行申报、定额征收、源泉扣缴等几种方式。环境税的申报和征收方式应实行以自行申报、查验征收加核定征收为主，委托为辅的申报征收方式，慎用定期定额征收方式。同其他税种一样，环境税要以纳税人自行申报为主，在对排污信息的掌握上，纳税人比征收部门更具信息优势，要吸取排污费征收的经验教训，赋予环境税纳税人自行申报义务才能解决面广量大的排污者排污数据采集问题，征税机关定期查验纳税人申报数据的准确性。当纳税人无法准确计量排污量，或排污量信息丢失时，征税部门采用合理的方法核定排污量作为征税的依据；对分布广泛税额不大的纳税人，可以采取委托的方式，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税成本。定期定额征收方式对生产型纳税人要慎用，因为对于生产型纳税人，定期定额方式实际上是同意这些排污人在缴纳固定费用后就可以无限制排放污染物，显然这种方式不但没有收到环境效果，反而起到鼓励污染排放的作用，对按照实际排放量征税的纳税人也不公平，对这一类纳税人可以按照用水、用电量或者营业额核定征收。（3）计税依据的确定。有监测条件的，从自行检测、委托检测、环保部门监测中选择一种方式，没有监测条件的，按物料衡算法确定。自行检测是指排污人购入指定的或符合一定标准的检测设备并安装后，经征收部门测试认可，按照设备记录的数据征税；自行检测设备投入较大，需要做好数据保管工作，防止检测数据被篡改或丢失。委托检测是指排污人委托经过资质认证的社会中介机构或专业组织，对排污人的排污情况进行检测，经征收部门认可后，按照受托人提供的检测数据征税；委托检测可以减少初期检测设备投入成本，由专业人员进行管理能提高检测效率，但委托检测需要定期支付费用，而且防范排污人和受托人串通篡改数据也是一个难题。环保部门检测是指由环保部门购买并安装检测设备，数据由环保部门实时获取或定期采集并传送给征收部门；这种方式可以减少纳税人负担，但国家的征税成本较高。

（二）修订征管法律

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国家向人民课税必须要有法律的规定。征收环境税不仅要制订实体性的环境税法，还要根据环境税征管的特点，制订必要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对现行的《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修订来实现法律完备。一方面可以提高环境税征管制度的法律层次，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另立新法，浪费立法资源。内容包括：一是明确环境税的征管适用《税收征管法》；二是如果选择环保部门作为征收部门，要将征收部门在环境税征管中的权力和义务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三是增加纳税人负有提供或妥善保管检测数据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条款；四是增加纳税人故意破坏监测设备或者篡改监测数据的法律责任的条款；五是增加受托检测的中介机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条款；六是增加征收部门有责令违法纳税人停产停业整顿的处罚权的条款，这样可以不削弱环保部门已有的执法权。除了法律的修改完善，还要根据环境税征管的实际需要制订配套的征税制度，如必须制订环境税特有的监测设备安装使用制度、委托检测制度等。

（三）征管能力建设 环境税征管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环境监测水平。环境监测是指运用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方法，间断或连续地测定环境中污染物的含量（水平），并跟踪观察、分析其变化及对环境影响的过程；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一项基础工作，为环境管理提供基础性资料，同时为环境税的征收提供计税依据。环境监测是环境税征管的基础工作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监测水平就反映了环境税征管水平。只有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加快监测网络及点位、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化、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数据传送和处理的研究，引入物联网技术等最新科技成果，才能不断提高环境税征管水平。

（四）提供纳税服务

加大环境税法宣传力度，使广大纳税人全面了解环境税的税制要求，了解在环保和纳税上的权利和义务。环境税法宣传存在指引作用，告知纳税人哪些是国家鼓励的，哪些是国家限制的，从而引导纳税人改变行为模式，顺应环保需要，同样有利于实现环境税的政策目的。环境税法宣传还要和环保宣传相结合，广泛宣传环境税的环保功能，使环境税获得纳税人的认可，促进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征税机关还要经常开展环境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宣讲，便于纳税人及时了解政策，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五）增加执法刚性

我国环境收费的强制性一直较弱，环境税实施后要充分利用税收强制性的特点，加强征管、严格执法，通过执法刚性体现出税法的严肃性。环境税的计税依据储存在监测设备中，容易丢失或被篡改，监测设备也容易被关闭或破坏，因此征收部门要加强对数据异常企业的监控，发现偷税行为及时查处；对故意破坏监测设备或者改变监测数据的行为要按照法律规定，单独予以处罚；对逃避缴纳欠税的，按照征管法的规定给予处罚并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六）提升征管效率

制度设计能够有效提升环境税的征管效率，而且几乎没有实施成本，因此应非常注重通过制度设计来提升征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和征管难度。一般来说，制度设计越简单、纳税人越少的税种，偷逃税的可能性就越低，征收率也就越高，因此环境税的税种不宜设置过多，主要选择排放量大、对环境破坏严重的污染物和污染产品征税；设定较高的起征点或免征额，可以大幅度削减纳税人的数量；通过税收优惠或税收差别引导纳税人主动安装检测仪器，提供准确的排污数据。当然环境税的制度设计也不是越简单越好，环境税制度设计越细致，它所带来的环境效果越好，因此需要寻找环境效果和征管效率的平衡点。

（七）做好开征准备

（1）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只有健全的市场，才能使环境税的变化通过价格波动及时将信息传递给微观经济主体，然后微观经济主体再根据价格的变化调整经济决策，从而使政府能够利用环境税实现环保目的。如果市场不健全，传导机制中的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政策落空。（2）提高环境税制的透明度。借鉴国外经验，开征环境税前必须提前一段时间公布环境税改革的细节，高度重视环境税税制的透明度，公众对环境税传导机制的理解和认知有助于环境税引导生产和消费功能的实现。环境税的征管工作对于征税机关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除上述谈征管制度和措施以外，还需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强税务机关和环保机关、财政机关之间的交流和协作等，只有做好充分的征管安排，才能保证环境税平稳顺利地付诸实施。

参考文献：

［1］刘白：《试论现行排污收费制度的缺陷及改革》，《环境保护》2007年第9期。

［2］于卿婵：《中国税制改革背景下的环境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3］蒋海勇、秦艳：《发达国家环境税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启示》，《税务与经济》2010年第4期。

［4］宋国君：《环境政策分析》，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第2篇：税费征管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燃油税改革的分析

 

自1994年起，人们期待已久的燃油税改革历经十四年“千呼万唤始出来”。这是当前我国税制改革中继增值税转型改革后出台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对社会许多行业及人们的生活将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委属企业经济指标的影响不明显。

一、 燃油税改革基本内容

2008年12月18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通知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原在成品油价外征收的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同时，将价内征收的汽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每升提高0.8元，即由每升0.2元提高到1元；柴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每升提高0.7元，即由每升0.1元提高到0.8元；其他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相应提高。

燃油税改革就是将现有的养路费转换成燃油税，实行“捆绑”收费。这种燃油税制实质上是通过将养路费“捆绑”到油价上，将每辆汽车要交的养路费转换成税费，在道路等公共设施日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大背景下，更多地体现了“多用多缴，少用少缴”的公平原则。它利用税收杠杆引导燃油消费者节能减排，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于国于民是利大于弊的好事情。

二、关于燃油税的税负及征收问题

1、燃油税占汽油零售价34.6%

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施燃油税。美国对汽油征收30%的燃油税，英国税率是73%项目管理论文，日本税率是120%，德国税率是260%，法国税率是300%。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燃油税税负大体为40%左右，韩国、印度、新加坡、俄罗斯、中国香港和澳门的汽油零售价格中燃油税所占比重分别为31.5%、52.1%、26.1%、44.2%和39.3%。

我国成品油消费税改革后，税在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格中所占比重将分别达到34.6%和30.7%，仍低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燃油税税负的平均水平。

2、燃油税通过生产环节征收

目前我国90%以上的成品油是由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大集团生产的，燃油税通过生产环节征收，纳税人和税源相对集中，可以降低征纳成本。如果在批发和零售环节征收，核算比较复杂，同时容易造成税收大量流失。

此外，在生产环节征收成品油消费税，还可以促进中央与地方政府理顺分配机制。成品油消费税是从原属于地方收入的养路费等转化而来的，改革后先作为中央税，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将收入分配给地方，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加强监管，保证成品油消费税收入专款专用。

3、燃油税从量征收多用多缴

从国际来看，燃油税的征收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从量征收，二是从价征收。从量征收，由所使用燃油的量多少来决定，使用量大的，自然需要多缴，如美国、加拿大等国；而从价征收，即以现有成品油价格为基准按一定的比例征收，并根据油价变动而浮动，如德国。

这次税费改革采取从量征收主要是为了形成税收与油品价格变动没有直接关系，只与用油量多少直接关联的机制，而且成品油消费税从量征收比较简便站。

三、燃油税改革对四大行业的影响

2009年1月1日，《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将开始实施，对与此相关的汽车运输、石油化工、汽车、航空航运等四大行业影响各不相同。

1、汽车运输业：费用明显降低

燃油税改革对汽车运输业而言，将减少公路养路费、公路运

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三项费用支出，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以河北省一辆25吨的货车为例，每月每吨养路费190元，养路费月支出4750元；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每月1500元左右，三项费用合计6千余元，全年可降低费用7-8万元。

2、石油化工: 炼油毛利由亏转盈

由于国家和地方都没有含税油的总量数据,石油商通常会减少含税油量而增加非含税油量。这样项目管理论文，本来随着国际油价的下降而相应下调的国内成品油价格，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保住了原来高价位,燃油税改后，两大石油集团业绩会比大家预期的要好。同时,推进成品油价改,有利于长期理顺价格机制。2009年国内炼油毛利将从-752元/吨上升至68.7元/吨以上，实现扭亏为盈。银河证券认为,因为燃油税改革的推出将上调中国石油2009年业绩至1.05元，上调中国石化2009年业绩预测至0.65元,。

3、汽车业: 小排量受益大

2008年前5个月，国产越野车销量同比增长39.72%，进口越野车更是增势迅猛。缺乏税收等经济调控手段正是高油价背景下“耗油大车”仍大行其道的原因。而燃油税的推出，行业对于中小排量车型、柴油车型以及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与生产将有所倾斜，也将给一些具有先进动力技术的生产企业带来空前的机遇。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拥有家庭轿车的私家车主而言，在考虑税费支出时可以计算税费平衡点的行驶里程。改革后按河北省标准，每月可减少养路费支出105元，年节约1260元。由于每升汽油增税0.8元，按百公里耗油量10升测算，税费平衡点为每月行驶1312.5公里，即月行驶超过1312.5公里，燃油税大于养路费;月行驶不超过1312.5公里，燃油税小于养路费，与改革前相比费用减少。

4、航空航运业:直接影响有限

对航运业而言,船舶使用的成品油主要是船用燃料油和柴油。船用燃料油为动力油,而柴油主要用于船舶发电,两者的比例约为9:1。根据目前情况,船用燃料油征收燃油税的可能性不大,而柴油由于占比较低,其价格上涨对上公司业绩影响不大。

对航空业而言,由于航油不属于燃油税征收范围,故开征燃油税对航空业没有影响。考虑到航油占航空公司总成本的比例已高达40％,随着国内航油价格的下调，将有利于缓解航空公司经营压力,对航空公司形成利好。

第3篇：税费征管论文范文

一、我国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农业税制立法是以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主，包括其后（主要是80年代以来）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专门规定农业税的行政法规，如1994年的《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与农业税有关的法律规范。

《条例》颁行至今已有40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今日，我国的农业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农业产品、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收入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农业税制及其立法却几乎保持不变，这与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大为脱节，由此而导致的问题甚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并存所造成的问题。农业特产税即农业特产农业税的简称，它是为了平衡农业特产品和其他农作物之间的税收负担而从农业税中逐步分离出来的。但是，国务院有关规定都未将其明确为独立税种。然而实践中，它已突破了附属于农业税并作为农业税一个税目的立法本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税种。这一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具体表现在：（1）税种法定性质不清。从理论上讲，农业特产税应当附属于农业税，同样类归所得税类。但农业特产税主要是针对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征收，亦应属流转税类。（2）征税范围划分不清。这不仅导致了重复征税现象（包括对同一农产品既征收农业税又征收农业特产税，或是在不同环节征收农业特产税），还漏征了一些收入水平高的应税所得，特别是一些随着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而出现的技术含量高、成本低的农产品收入。（3）在税收征收管理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因对某些同一征税对象并行设置两种税，且计税依据不同，分别计征，人为地造成了一户两税、一地两税的状况，同时征管手续也较为繁琐复杂。

另一方面，农业税立法的严重滞后性。其主要表现在：（1）计税产量与实际产量差距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粮食产量比50年代已翻了两番，而计税产量一直维持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2）计税土地与实际耕地不符。对许多新开垦的土地不计征农业税，即所谓“有地无税”。一些被实际占用（包括正常占用和非法占用）的耕地，仍要缴纳农业税，即所谓“有税无地”。（3）税率偏低，因计税产量低于实际产量，导致实际税负偏低，且税收负担不平衡。如原来为了调节地区间农业收入而采用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由于40年来各地区情况的巨大变化，现在已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再如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税负畸重畸轻。（4）征管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处罚措施单调、疲软。如纳税人已经从最初的生产队发展到现在多种类型并存的纳税人，结算单位扩大数十倍，征管难度大为增加。而199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农业税只规定“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1]导致对农业税的欠、漏、偷、抗税等违法行为的约束力弱化。

二、对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展望

《条例》虽然名为“条例”，但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所以从立法权限的角度来看，其实质上应当是“税收法律”，而且还是我国仅有的少数几个税收法律之一，在税法的渊源中仅次于有关税收的宪法性规范，其效力高于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

从80年代初直至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后，完善农业税法和改革农业税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许多理论研究者或实际工作者都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和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是三大类：第一类是农用耕地税（或称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产品税并行，简称“两税型”；第二类是实行农业所得税，简称“单税型”；第三类则认为，由现行农业税制向行为税（土地使用税）和流转税（产品税）转变，最终将两税型与单税型作为我国农业税制发展与完善的阶段性目标与发展方向，并且通过对《条例》的修订以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来逐步实现上述目标，简称“过渡型”。我们赞同“过渡型”，但不同的是：其一，不论是“两税型”还是“过渡型”，仍然主张有“产品税”税种。鉴于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已取消了产品税，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批发零售商业普遍征收增值税。因此，我们主张以“农业增值税”代替前述“两税型”和“过渡型”中的“农业产品税”。其二，依第三类观点，将来实行的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即除了农业所得税的主体税种以外，还有其他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如耕地占用税、屠宰税等，甚至还可能包括在广大农村地区征收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车船使用税等各税类中的其他非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实际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税制”。而我们所探讨的是“农业税制”，仅包括有关农业税的征收管理等规定，在目前就是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两税型”下，就是指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增值税；在“单税型”下，就是指农业所得税。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制应当向以“所得税”为单一税种的方向发展，而不再包括农业土地使用税或农业增值税。至于某些未纳入所得税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应当包括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征税范围之内，“各司其责”。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文论及。

我们之所以提出“过渡型”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1）考虑到我国农业经济的现实状况和农业税制实行40年来给农业已经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采用由现行农业税制向“两税型”转变的方式显得更为自然、平缓，不致于给农民的纳税观念造成过分的冲击，有利于新旧税制的前后衔接。同时，参考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加上农业税的纳税人在数量上将会多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陡然转变为“单税型”显然不太切合实际，也会给本来已困难重重的农业税的征管增加更大的难度。应该有俟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模式走向完善和成熟时，农业税制再向所得税的方向发展。目前，以“两税型”作为过渡性的安排是较为稳妥的，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2）在我国整体税制与国际接轨的大环境中，农业税制也存在着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般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征收所得税，即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扣除一定的成本费用后，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税，如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因此，将所得税作为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必要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农业税制的改革中，存在着农业税的税种与其他税种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农业土地使用税与土地使用税以及耕地占用税的关系，农业增值税与增值税的关系，乃至农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关系等。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基本实行的是一套独立的税制体系，这也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中，是继续保持其独立性，还是依法将农业税或其部分征税对象与其他税种合并征收，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有的学者就建议“开征农业产品税把农业特产税和一部分农村工商税合并征收，解决了农民长期反映强烈的一个产品征两道税的误解”。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提出从“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入手来现行农业税赋问题，并认为：“在税赋之课征上，以职业为区分之标准，理论上即有其缺陷。在税赋稽征之立场而言，农民与非农民并无不同，农业税赋与非农业税赋之差别，仅在于针对产业之特性而异。因此，不论农民或非农民均一律须申报综合所得税，并订定合理的最低基本所得下限，不论农民或非农民之所得未达此基本所得时，即毋须缴纳综合所得税，但超过此下限者，即须按其所得之多少缴纳特定之税赋。”[4]

我们认为，对待这一问题，亦应采取区分阶段性目标与最终发展方向二者关系的态度。换言之，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应当保持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今后在农业经济体制和农业经济结构趋于稳定，农业的商品化已达到一定程度，且征管体制网络化、成熟化时，应当逐步减弱并最终消灭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即“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当然，“在我国要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对农业与其它纳税对象实行同样的税制，恐怕还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事情”。

三、与农业税制改革关系密切的农村税费和税收征管问题

还必须清楚认识到，仅仅依靠修订《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并不能够对现在的农业税的征管状况带来根本上的改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税费”现象。实践中，农业税已经无法保持其独立性，而是与众多的“费”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一般所说的“农民的负担”主要指的也就是“农业税费”，而且实际上其中“费的负担”要远重于“税的负担”。同时，农村税收征管“难”中，“收费难”亦占据了相当的地位。

当然，“税费不分”并不是农业税收中独有的现象。“在中国，目前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占比偏低”，“税收占比偏低的同时，便是各种收费和债务收入占比的偏高。由税收‘缺位’和各种收费、债务收入‘越位’可能引发的诸方面风险，不容忽视”。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所以这一现象在农业税收中反映极为突出，“有引发或激化社会矛盾的可能”。[8]以至于法理学家们在探讨“当代中国法与正义、利益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时，都把“农民负担合理与否”作为展开论证的引例。[9]

农业税收处于农村税收乃至整个财政税收的大环境中，仅靠修订《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是“孤掌难鸣”的，必须实施一项系统工程。

其一，税费不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办法、非税的方式组织收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又加上了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的约束这一条，更是大开了收费之门。于是，形成了一股包括中央各部门的基金性收费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收费在内的全国范围自立收费项目浪潮。税外收费趋势的蔓延和收费规模的日渐增大，既冲击了税基，又在相当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税收的注意力”。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通过立法形式“改费为税”，这“可能是在目前条件下，解决收费项目泛滥问题的一个有效且可行的办法”，“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治本之法”。

其二，在改进农业税收征管模式，加强其征管力度方面，也不单单是靠农业税制自身的改革所能实现的。固然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从法律角度确定农业税征管的法律依据，尤其是要明确对各种违反农业税法的行为，如偷、漏、欠、抗税等行为的处罚措施。“因此，尽快建立一套‘严管理、重处罚’的税收征管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税收征管秩序的确立和运行，不单单是税务部门一家的事情，它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内的共同努力。比如，没有公安、邮电、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海关、技术监督等部门的积极配合，再完备的税收征管制度，实行起来，效果也要打折扣。没有司法机关的有效支持，查处税收违法犯罪案件的工作，既很难到位，亦缺乏必要的司法保障。

最后需要强调两点：一方面，尽管我们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发现和分析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解决之，但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税制及其立法的“圈子”中。“就事论事”，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实质性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把农业税制及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放到国家整体税制，甚至国家整个财政体制、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并从中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实现途径。这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另一方面，不论是“分清税费”还是建立“严管理、重处罚”的征管制度，其实现与操作最后都必须落实到法制中去。制度的构建与实现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获得并依靠法律的保障。“制度与法规是相辅相成的，……立意良好的制度若缺乏适当的法规之辅助，执行成效必不如预期理想。”若再加上执行制度的人员素质不高等其他不良因素，又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和惩处，后果就会更糟。因此，农业税制的构建与运作、乃至改革与完善都必须通过农业税收法制来实现。

「注释

[1]2001年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28条第2款规定：“农业税应纳税额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定。”第90条规定：“…农业税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税收征管法》对农业税征收的规定还是很不够的。

[2]有关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观点，参见乌杰主编：《中国经济文库·税收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561页、第1720－1723页、第1745－1747页。

[3]赵复蔚：《改革现行农业税制的意见》，载乌杰主编：《中国经济文库·税收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4]黄健儿：《现行台湾农业税赋之演变及检讨》，《台湾经济》1995年第4期。

[5]唐仁健：《农业税赋制度改革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期。

[6]农民的负担还包括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不断扩大而使农民承受的“隐性负担”。

[7]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8]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第4篇：税费征管论文范文

关键词：税收征管智能化；税收负担；减税降费；税务智能

近年来，减税降费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2019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这显示了减税降费政策初具成效。但与此同时，这也是首次扭转了我国常年持续的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局面。由于减税降费政策的目的在于结构性地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因此在这个背景下，重新讨论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具有现实意义。税收从根本上决定于经济，但现实中税收直接决定于税收征管模式，而我国税收征管模式长期实行“以计划任务为中心”的模式（冯海波，2009），即税务机关以计划的税收数额为目标开展征管活动，这使得税收受到税收征管水平较大的影响。学术界对于宏观政策和税收征管模式如何影响企业税收负担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代表的观点认为税收计划的制定，会传导征管压力，进而影响企业税收负担（薛伟等，2020）。现有研究文献从税收征管机制层面解释了如何实现从宏观到微观的跨越，但较少文献从税收征管的执行层面来进行讨论。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界定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基本内涵，分析税收征管智能化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为进一步推进税收征管智能化发展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税收征管智能化与税务智能

税收征管智能化往往会被等同于人工智能在税收征管的应用来理解，但这两者存在区别与联系。人工智能最早被构思设计应用于商业智能，其具备数据读取与分析、红色报警、报表展示等功能，进而在税收征管领域得到应用。智能是从大数据中获取有用信息、发现模式及其变化的能力。而税务智能是基于税收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和理论模型，利用数据仓库、OLAP分析、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大量的涉税数据进行推理、归纳和演绎分析，深度挖掘有效信息、总结潜在规律和经验，从而帮助税务部门进行税收征收管理、制定税收政策和决策的程序系统。税收征管智能化则是指借助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在对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使得包括税收分析、纳税服务、风险管理、税务稽查等在内的税收征管全流程逐步实现电子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税收征管智能化与税务智能的共同之处在于依托以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计算机技术，实现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的提升、纳税人纳税遵从度的提高。但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税收征管智能化侧重于过程，而税务智能更侧重于结果。随着税务机关的征管水平逐步提高，最终实现税务智能的普遍应用。

二、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发展历程

具体来说，税收征管智能化是分阶段发展和推进的，可以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初级阶段，主要任务是实现申报纳税和涉税信息、资料、数据的无纸化和电子化，税务机关可以全面搜集、记录、储存、查阅涉税数据，为进一步的分析积累大数据。在大数据作为开展税收征管的基础后，税务机关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针对具体实际业务设计供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使用的操作平台，将大量的重复性、低风险、程序化程度高的工作在平台上完成，逐步实现办理业务的自动化、后台化、高效化。同时，在税收征管智能化的中级阶段，税务机关会有意识地运用数据进行分析，比如在税收风险管理时，税务机关会根据实际工作经验构建风险指标体系，以风险指标体系为主导，计算机随机选取为辅助，开展重点税务稽查的选案环节。进入税收征管智能化的高级阶段的前提条件是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较为成熟，专业人工智能已经普及应用。税务智能会深度挖掘纳税人的涉税信息背后的行为模式和偏好，针对不同纳税人提供个性化的纳税服务。另外，税务智能会参与到税源管理工作和决策中，利用大数据分析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的税收增长和经济运行状况，对税收征管做出预测、规划、判断和辅助决策。在税收征管智能化的高级阶段，区块链技术也得到充分应用，首先会实现政府机关内部的数据共享，税务智能可以从第三方获取数据进行分析和验证，比如纳税人在办理出口退税时，税务智能可以自动调取、比对海关部门的报关数据，再次验证纳税人出口退税资料的真实性，进而防止出现海关无报关记录，而税务机关进行退税的情况。税收征管智能化的三个阶段按照智能化程度的高低可以进行重新划分，初级阶段的智能化程度较低，中级阶段的智能化程度有所提高，高级阶段的智能化程度达到较高水平。因此，税收征管智能化又可以划分为低智能化阶段、半智能化阶段和高智能化阶段。

三、税收征管智能化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理论分析

税务机关税收征管面临主要的问题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税务机关作为征税一方，依法征税时享有要求纳税人提交准确纳税资料的权利，而纳税人须要依法履行纳税申报的义务。但现实中，纳税人出于降低自身经营成本的考虑，往往不会将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和利润告知税务机关，甚至通过多列支出、少列收入、虚假申报等方法，作出偷逃税等违法行为。而税务机关由于自身技术条件以及执法队伍规模的限制，无法对众多的纳税人逐一进行检查，在实地检查时，也出现了传统税务检查方法落后、不能对纳税人纳税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进行独立验证等情况。税收征管智能化可以实现在事前对纳税人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在事中对纳税人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进行验证，在事后对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和风险进行评估管理，这将大大改善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税收征管智能化改善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后，由于企业无法继续隐瞒收入或者转移利润，企业实际承担的税收负担将有所提高，同时税务机关征收的税收收入也将有所提高，且提高的幅度随着税收征管智能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税收负担按照承担税负的主体和范围的差异，可以划分为宏观税收负担和微观税收负担。宏观税收负担是一国（地区）税收收入与国内（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而微观税收负担是某个企业的税收负担与经营收入（或销售收入）的比值。由于企业是纳税人的主体，所以宏观税收负担也可以通过将微观税收负担与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由于税收征管智能化的提高将影响所有企业的微观税收负担，而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波动较小，因此宏观税收负担也会受到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影响。由于名义税率短期内不会变动、长期内不会大幅变动，因此税收与经济之间会保持一个基本固定的比例，进行同步增长。但现实中，早期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时，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无法征收到企业实际应该负担的税收，往往企业实际缴纳的税收少于实际应该负担的税收，这形成了早一期与晚一期之间的一个“缺口”。而这个“缺口”会因为税收征管智能化的逐渐提高而逐步缩小，在这个逐步缩小过程中，税收征管智能化会给税收带来了一个额外增长。这也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了常年来税收超经济增长的现象。图2反映了我国2004~2018年税收收入与GDP的整体变动情况。从图1中可知，各省平均税收收入增速常年高于各省平均GDP增速，但在2009年、2015年和2016年这三个年份税收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前者是由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受到冲击，大量企业营业收入与利润下滑，税收收入明显减少；而后者则是在2015年《预算法》出台后，税务机关逐步开始放弃以税收计划为中心的征管模式，而是逐步加强税收征管的智能化建设，因此当年的税收收入有所调整，进而影响税收收入增速。

第5篇：税费征管论文范文

我国现行农业税制立法是以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主，包括其后（主要是80年代以来）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专门规定农业税的行政法规，如1994年的《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与农业税有关的法律规范。

《条例》颁行至今已有40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今日，我国的农业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农业产品、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收入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农业税制及其立法却几乎保持不变，这与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大为脱节，由此而导致的问题甚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并存所造成的问题。农业特产税即农业特产农业税的简称，它是为了平衡农业特产品和其他农作物之间的税收负担而从农业税中逐步分离出来的。但是，国务院有关规定都未将其明确为独立税种。然而实践中，它已突破了附属于农业税并作为农业税一个税目的立法本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税种。这一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具体表现在：（1）税种法定性质不清。从理论上讲，农业特产税应当附属于农业税，同样类归所得税类。但农业特产税主要是针对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征收，亦应属流转税类。（2）征税范围划分不清。这不仅导致了重复征税现象（包括对同一农产品既征收农业税又征收农业特产税，或是在不同环节征收农业特产税），还漏征了一些收入水平高的应税所得，特别是一些随着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而出现的技术含量高、成本低的农产品收入。（3）在税收征收管理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因对某些同一征税对象并行设置两种税，且计税依据不同，分别计征，人为地造成了一户两税、一地两税的状况，同时征管手续也较为繁琐复杂。

另一方面，农业税立法的严重滞后性。其主要表现在：（1）计税产量与实际产量差距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粮食产量比50年代已翻了两番，而计税产量一直维持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2）计税土地与实际耕地不符。对许多新开垦的土地不计征农业税，即所谓“有地无税”；一些被实际占用（包括正常占用和非法占用）的耕地，仍要缴纳农业税，即所谓“有税无地”。（3）税率偏低。因计税产量低于实际产量，导致实际税负偏低，且税收负担不平衡。如原来为了调节地区间农业收入而采用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由于40年来各地区情况的巨大变化，现在已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再如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税负畸重畸轻。（4）征管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处罚措施单调、疲软。如纳税人已经从最初的生产队发展到现在多种类型并存的纳税人，结算单位扩大数十倍，征管难度大为增加。而199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农业税只规定“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导致对农业税的欠、漏、偷、抗税等违法行为的约束力弱化。

二

《条例》虽然名为“条例”，但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所以从立法权限的角度来看，其实质上应当是“税收法律”，而且还是我国仅有的少数几个税收法律之一，在税法的渊源中仅次于有关税收的宪法性规范，其效力高于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

从80年代初直至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后，完善农业税法和改革农业税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许多理论研究者或实际工作者都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和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是三大类：[1]第一类是农用耕地税（或称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产品税并行，简称“两税型”；第二类是实行农业所得税，简称“单税型”；第三类则认为，由现行农业税制向行为税（土地使用税）和流转税（产品税）转变，最终将两税型与单税型作为我国农业税制发展与完善的阶段性目标与发展方向，并且通过对《条例》的修订以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来逐步实现上述目标，简称“过渡型”。我们赞同“过渡型”，但不同的是：其一，不论是“两税型”还是“过渡型”，仍然主张有“产品税”税种。鉴于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已取消了产品税，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批发零售商业普遍征收增值税。因此，我们主张以“农业增值税”代替前述“两税型”和“过渡型”中的“农业产品税”。其二，依第三类观点，将来实行的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即除了农业所得税的主体税种以外，还有其他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如耕地占用税、屠宰税等，甚至还可能包括在广大农村地区征收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车船使用税等各税类中的其他非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实际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税制”。而我们所探讨的是“农业税制”，仅包括有关农业税的征收管理等规定，在目前就是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两税型”下，就是指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增值税；在“单税型”下，就是指农业所得税。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制应当向以“所得税”为单一税种的方向发展，而不再包括农业土地使用税或农业增值税。至于某些未纳入所得税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应当包括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征税范围之内，“各司其责”。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文论及。

我们之所以提出“过渡型”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1）考虑到我国农业经济的现实状况和农业税制实行40年来给广大农业已经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采用由现行农业税制向“两税型”转变的方式显得更为自然、平缓，不致于给农民的纳税观念造成过分的冲击，有利于新旧税制的前后衔接。同时，参考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加上农业税的纳税人在数量上将会多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陡然转变为“单税型”显然不太切合实际，也会给本来已困难重重的农业税的征管增加更大的难度。应该有俟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模式走向完善和成熟时，农业税制再向所得税的方向发展。目前，以“两税型”作为过渡性的安排是较为稳妥的，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2）在我国整体税制与国际接轨的大环境中，农业税制也存在着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般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征收所得税，即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扣除一定的成本费用后，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税，如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因此，将所得税作为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长远发展目标也是必要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农业税制的改革中，存在着农业税的税种与其他税种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农业土地使用税与土地使用税以及耕地占用税的关系，农业增值税与增值税的关系，乃至农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关系等。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基本实行的是一套独立的税制体系，这也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中，是继续保持其独立性，还是依法将农业税或其部分征税对象与其他税种合并征收，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有的学者就建议“开征农业产品税把农业特产税和一部分农村工商税合并征收，解决了农民长期反映强烈的一个产品征两道税的误解。”[2]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提出从“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入手来现行农业税赋问题，并认为：“在税赋之课征上，以职业为区分之标准，理论上即有其缺陷。在税赋稽征之立场而言

，农民与非农民并无不同，农业税赋与非农业税赋之差别，仅在于针对产业之特性而异。因此，不论农民或非农民均一律须申报综合所得税，并订定合理的最低基本所得下限，不论农民或非农民之所得未达此基本所得时，即毋须缴纳综合所得税，但超过此下限者，即须按其所得之多少缴纳特定之税赋。”[3]

我们认为，对待这一问题，亦应采取区分阶段性目标与最终发展方向二者关系的态度。换言之，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应当保持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今后在农业经济体制和农业经济结构趋于稳定，农业的商品化已达到一定程度，且征管体制网络化、成熟化时，应当逐步减弱并最终消灭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即“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当然，“在我国要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对农业与其它纳税对象实行同样的税制，恐怕还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事情。”[4]

三

还必须清楚认识到，仅仅依靠修订《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并不能够对现在的农业税的征管状况带来根本上的改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税费”现象。实践中，农业税已经无法保持其独立性，而是与众多的“费”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一般所说的“农民的负担”主要指的也就是“农业税费”，[5]而且实际上其中“费的负担”要远重于“税的负担”。同时，农村税收征管“难”中，“收费难”亦占据了相当的地位。

当然，“税费不分”并不是农业税收中独有的现象。“在中国，目前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占比偏低”，“税收占比偏低的同时，便是各种收费和债务收入占比的偏高。由税收‘缺位’和各种收费、债务收入‘越位’可能引发的诸方面风险，不容忽视”。[6]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所以这一现象在农业税收中反映极为突出，“有引发或激化社会矛盾的可能”。[7]以至于法理学家们在探讨“当代中国法与正义、利益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时，都把“农民负担合理与否”作为展开论证的引例。[8]

农业税收处于农村税收乃至整个财政税收的大环境中，仅靠修订《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是“孤掌难鸣”的，必须实施一项系统工程。

其一，税费不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办法、非税的方式组织收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又加上了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的约束这一条，更是大开了收费之门。于是，形成了一股包括中央各部门的基金性收费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收费在内的全国范围自立收费项目浪潮。税外收费趋势的蔓延和收费规模的日渐增大，既冲击了税基，又在相当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税收的注意力。”[9]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通过立法形式“改费为税”，这“可能是在目前条件下，解决收费项目泛滥问题的一个有效且可行的办法”，“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治本之法”。[10]同时不止于此，还要通过对国家整体立法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来进一步改进税收立法体制，即在纵向效力从属关系上要合理，适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在若干限定条件下赋予地方开征新税种的权力，可以改变目前许多地方因无开征新税种的权力而变相地开征一些具有税收性质与作用的费用和基金的做法；在横向协作分配关系和立法形式方面，合理划分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税收立法权限。[11]

其二，在改进农业税收征管模式，加强其征管力度方面，也不单单是靠农业税制自身的改革所能实现的。固然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从法律角度确定农业税征管的法律依据，尤其是要明确对各种违反农业税法的行为，如偷、漏、欠、抗税等行为的处罚措施。“因此，尽快建立一套‘严管理、重处罚’的税收征管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税收征管秩序的确立和运行，不单单是税务部门一家的事情，它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内的共同努力。比如，没有公安、邮电、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海关、技术监督等部门的积极配合，再完备的税收征管制度，实行起来，效果也要打折扣。没有司法机关的有效支持，查处税收违法犯罪案件的工作，既很难到位，亦缺乏必要的司法保障。”[12]

最后需要强调两点：一方面，尽管我们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发现和分析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解决之，但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税制及其立法的“圈子”中。“就事论事”，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实质性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把农业税制及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放到国家整体税制，甚至国家整个财政体制、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并从中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实现途径。这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另一方面，不论是“分清税费”还是建立“严管理、重处罚”的征管制度，其实现与操作最后都必须落实到法制中去。虽然本文看似重在探讨“农业税制”，好像与“农业税制立法”之题不太相称，但法制本就是法律与制度的总称。[13] 制度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法制的核心问题是依法办事，[14]制度的构建与实现又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获得并依靠法律的保障。“制度与法规是相辅相成的，……立意良好的制度若缺乏适当的法规之辅助，执行成效必不如预期理想。”[15]若再加上执行制度的人员素质不高等其他不良因素，又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和惩处，后果就会更糟。因此，农业税制的构建与运作、乃至改革与完善都必须通过农业税收法制来实现。

「注释

[1]有关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观点，参见乌杰主编：《中国经济文库·税收卷》，中国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561页、第1720～1723页、第1745～1747页。

[2]赵复蔚：《改革现行农业税制的意见》，载乌杰主编：《中国经济文库·税收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3]黄健儿：《现行台湾农业税赋之演变及检讨》，《台湾经济》1995年第4期，第33页。

[4]唐仁健：《农业税赋制度改革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期，第38页。

[5]农民的负担还包括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不断扩大而使农民承受的“隐性负担”。

[6]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7]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8]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9]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10]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11]参见戴海先：《略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问题》，《税收经济研究》1996年第7期，第28页。

[12]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13]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184页。

[14]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184页。

第6篇：税费征管论文范文

在满怀信心、憧憬未来的同时，我们更要按照十六大及十六大四中全会的精神，以更高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审视和分析税收工作面临的机遇、问题和困难。结合十六大构画出的宏伟蓝图，按照省市局总体工作部署，我们把2005年的税收工作的指导思想确定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市局工作会议精神，继续坚持依法治税、从严治队，以组织税费收入为中心，以强化税收征管为重点,以提升干部队伍素质为保障，以税收征管改革为动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动税收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按照这一思想，今年工作的具体部署和要求是： （一）、以组织税收收入为中心，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今年，从我区目前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税收收入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是我区地方经济发展缓慢与政府加快经济建设,需要更大的财力支撑的矛盾进一步加大；二是重点税源企业的发展仍然处于低迷状态，使重点税源持续增长与税收计划增长不一致的矛盾日益显漏。三是我区下岗职工日益增加，增加财政救助资金、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与加大再就业税收政策支持力度的矛盾日益突出。所以， 2005年的收入工作不仅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且任务繁重，工作压力加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年收入工作的有力条件：一是政府继续扩大招商引资，加强城市基础建设，必将出现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热，仅此一项预计增加税金600万元；二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生产步入良型循环，效益日益好转。只要我们全体干部深入落实“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方针，切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千方百计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聚精会神、一心一意把组织收入工作做实做细，税收收入任务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一是加强税源管理，落实税收计划。计征科要对全区税源分布情况、增收因素、减收因素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对影响全局收入的重点税源企业要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针对每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欠税、资金运用等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征收办法，做到一厂一策，确保应收尽收。继续实行收入目标责任制，按2002年税收计划基数，将税收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征收、稽查、执行等部门，并将收入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目标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是加强欠税和外埠施工队伍的管理. 监控执行科要完善对欠税企业的税源监控办法，加强对欠税企业的资金、资产的监控，认真贯彻执行新《税收征管法》及其细则的要求，严格缓缴税款的审批，加大滞纳金征收制度，最大限度地压缩陈欠，尽可能地杜绝新欠。实行欠税公告制度，对欠税企业定期在向社会公告，用社会舆论的压力督触欠税企业及时缴纳欠税。对外埠施工队伍要进行注册税务登记,建立施工档案。加强同质检站、规划局、建设局等与建筑施工环节有关的部门日的联系，依靠各方面力量收集各种信息，把所有的外埠施工队伍全部纳入日常管理，要管到位、征到位。 三是进一步加强所得税的管理.中央与地方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比例调整为60：40，而且新办企业所得税纳入国税局征管，所以我们要加强对税务登记的源头控管，三月底前要对全区的企事业单位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彻底摸清我们征管的家底，建立企业登记台帐。加强注销企业和废业企业的管理，对新办企业进行认真、全面的调查、鉴定，防止企业翻牌新建，造成税源流失。五月底前要完成未建帐股份、私营企业的所得税的核定工作。认真落实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制度，不断扩大代扣代缴面，强化行政、事业单位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狠抓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促进个人所得税收入稳定增长。 （二）、以规范管理为目标，促进社保费征缴工作实现新突破。 今年，我们的社保费征缴计划预计9000万元，尽管我们在社保费征收过程中存在征收职能不到位、执法手段不硬、缴费单位意识淡薄等困难和矛盾，但完成社保费收入任务对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十六大精神的具体体现，所以对于社保费征缴工作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只能做好，而且要把社保费征缴工作作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是加强宣传力度。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进行广泛的社保费知识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社保费征收工作的认识，取得社会舆论对社保费征收工作的支持和理解，调动参保企业和人员缴费的积极性。二是规范征收程序。从社保费的基础抓起，建立一套从申报、征收、核算到上解费金全面的、完整的、符合实际的征收管理程序，使社保费的征缴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三是规范管理办法。建立和完善社保费征收管理制度和办法，逐步规范社保费的征收、管理和检查工作，规范执法行为。四是规范费源管理。要深入缴费单位进行费源调查，建立缴费单位和个人征管基础资料库，对全区费源情况进行动态管理。对占社保费收入80％的缴费单位实行专人、专户的重点管理。有效运用加收滞纳金、处罚等手段，加大征收力度。 （三）、以提高税收征管质量为目的，进一步强化税收征管基础建设 现代税收管理需要有坚实的税收征管基础、高效的税收征管质量为保障。为全面提高税收征管水平，促进税收征管质量的提高，今年,我们要以“总结经验、夯实基础、整体推进、专题突破”为原则，全面加强税收征管的基础建设。 一是加强个体税收的管理。对个体纳税人全面实施分类管理制度，按照“分等量化、科学双定”的原则，制定不同行业合理的最低定额标准，在按街道、行业、规模等指标进行修正，来完善个体工商户的定额管理。实行“定缴双公开”，定期公布个体业户的定额和缴税情况，接受纳税人监督，有效制止“人情税”和“关系税”。全面推行个体税收的征管考核和征管质量“七率”考核，加大催报催缴力度，提高申报率和税款入库率。 二是完善地域管理制度。地域户籍管理制度自2000年实施以来，对我们强化税收征管，提高征管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征管中，黑户、漏征漏管户、假停业户、逾期未申报户还大量存在，说明我们目前的地域管理工作还不能有效解决“疏与管理、淡化责任”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和方法，着重解决漏征漏管户清理中出现科室衔接不协调，黑户、假停业户打击力度不够、逾期未申报户催缴不及时，监督考核不到位问题。要制定与地域管理配套的处罚奖励办法，落实责任、双向考核，以激励机制推动地域管理工作，有效提高征管质量，堵塞征管漏洞。 三是规范稽查管理。案件审理科在3月底前，制定税务文书使用标准，按标准严格进行稽查文书质量考核。在稽查选案上，严格选案程序，避免重复检查，注重事前排摸，有的放矢，提高选案中标率。在稽查实施过程中,要坚持从重从严的原则，对列入重点稽查的对象，要查必彻底、罚必严厉，对一般行业的偷税者，至少处以不缴或少缴税款50%以上的罚款；对严重的偷税行为，则至少处以1倍以上的罚款，以此严肃税收法纪，依法打击严重违反税收法规的行为，增强了地税稽查的威慑力。稽查审理上，加强检查差错率、查补税款入库率、稽查案例等指标的考核，严格执行案件移送制度，达到立案标准的要及时立案，及时移送检察机关。 四是理顺税收征管程序。按照规范化管理中职能化、专业化、标准化、数量化、簿记化、电算化的要求，从新编写税收征管程序。建立贯穿税务计划、决策、控制、组织和监督等一系列管理活动全过程的一整套科学、合理、严密的管理程序和规范制度，要涵盖从部门到个人，从作风到行为，从业务到行政等一系列税务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使每个部门、个人的行为和每项工作都能遵循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 五是规范征管资料管理。要保证征管资料采集的及时性和完整性，每个纳税人的征管资料要全面反映纳税人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缴纳税款、生产经营等情况，做到户户齐全。征管资料的归档要建立统一的标准，做到系统、完整、真实、易查，资料的保管要做到档案化、标准化、规范化。要加强税收缴款书的填开、票证使用的审核，要明确责任，对审核不认真，出现级次混淆、串库的，要直接对责任人进行追究。 (四)、 以现代科技和征管网络为依托，着力开展税收信息化建设 按照省局的总体要求，今年地税系统的信息化建设总体要求是：重点抓应用，全面抓规范，适度拓展，稳步发展。为加快我局税收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我们今年重点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计算机应用普及要达标。分局成立计算机普及应用考核小组，领导班子带头学习计算机应用，10月1日前进行计算机技能等级考试，45岁以上干部要学会使用一种中文输入法，学会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学会网上浏览下载公文，学会使用税收征管信息管理系统。 45岁以下干部要熟练掌握WINDOWS操作系统，熟练掌握文字、表格处理软件，熟练操作税收征管信息管理系统。二是要提高现行税收征管软件的应用水平。广域网税收征管系统推行一年多，我们还有部分模块没有应用，一些影响到征管质量考核的数据没有及时录入，今年要把各个模块和各个功能菜单全部应用到位，把各种征收、管理、稽查数据全部录入到系统中，尤其是稽查模块和票证模块，确保市局考核无差错.三是建立税务公文网络浏览系统。办公室要依托局域网系统建立公文浏览网站，各科室利用计算机在局域网内浏览、下载公文，实现公文批阅、浏览、督办的网络化。四是做好网上报税的推广工作.今年要逐步实现所有重点税源企业都通过互联网进行纳税申报、税银联网结算的申报缴税方式，进而实现企业会计报告涉税信息的网上传输录入和企业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分析的自动化，为稽查选案提供科学依据。五是搞好社保费软件的应用。要应用社保费征管软件实现社保费申报、缴税、核算、报表的电算化。 （五）、以依法治税为重点，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手段 依法治税是税收征管的灵魂，在规范税收执法行为，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培养纳税意识，改善征纳关系，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创新税收征管手段，不断推动依法治税进程。 一是创新税法宣传的形式,加强税收法制宣传力度.要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充分利用每一个空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集中抓好树立地税形象和普及地税知识的宣传，重点宣传地税机关的职能、作用、征收的税种及相关地税知识。在宣传形式上不要局限于发传单、搞培训等，要有创新，要把税收法规政策宣传真正落到实处，营造一个依法纳税、诚信纳税的良好税收环境。 二是创新稽查方法和手段,强化税收稽查的效能。传统就帐论帐的稽查方法对资金体外循环，多头建户等偷税手段已经不适应，这就需要稽查人员针对股份制会计制度的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等新经济形式，积极探索和创新稽查方法和手段，打击日益复杂的偷税和避税行为。分局要定期召开典型案例分析会，稽查一、二、三科要对所负责的行业的典型偷税案件进行归纳总结，在分析会进行交流，促进全局稽查质量的提高。 三是创新执法责任制考核办法，进一步规范税收执法行为.要结合分局实际制定一个规范又切合实际的系统的、科学完善的税务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将税收执法权进行全面的分解,对每一个执法岗位的工作职责、执法权限、操作程序、处理时限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对税务行政行为进行全程监督，杜绝了执法权力监控的“真空”。为确保执法检查不流于形式，要实行执法责任连带追究制,要建立执法过错追究档案，对检查人员敷衍应付、隐瞒问题，一经查实，由检查人员承担全部执法过错责任,从而有效保证检查考核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四是进一步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今年，我们在完成国家税务总局和省局统一布置的专项稽查任务外，还要根据我区实际，选择若干个社会反响强烈，税收征管比较薄弱的行业进行专项稽查，开展对娱乐业、餐饮业、广告业、邮电通讯器材经营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和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等税种的专项稽查。继续深入开展集贸市场税收专项整治工作，认真清理漏征漏管户，加大对集贸市场内收入高、利润大行业定额调整的力度，减少税款的流失。 五是进一步加强发票的管理。要加强发票使用情况的检查，严厉打击发票制假造假行为，打击虚开、代开、串用发票的行为。要严格发票代开制度，代开发票只能由税务机关进行，对以前代开发票的机关要进行清理回收。加强对饮食业有奖发票的宣传，要加大对拒开发票纳税人的处罚力度，一经发现要停止对其发售发票。 （六）、以队伍素质的提高为动力，全面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力度 治税先治己，没有一支素质高、作风优良的队伍，要完成今年的各项工作是很难的。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逐步深入、税收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税务信息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对我们税务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今年，我们要从“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新观念出发，努力构建科学、有效的现代培训模式和制度体系，把教育培训和奖励激励机制挂钩，适当拉开各类人员的收入档次，以有效地激励竞争机制促进干部业务素质的提高。 一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发展型人才。领导班子一方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严格落实中心组学习制度，理论联系实际，并经常性地进行探讨和交流，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另一方面努力学习税收政策法规、高科技知识，做业务上的明白人,不断增强班子驾驭工作的能力。同时严格坚持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认真开好每一次民主生活会，使班子成员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不断增强班子的战斗力。 二是加强科、所长的管理意识，倡导团队精神。要今年强化中层干部最新的经济、法律、科技和管理知识的培训，提高中层干部理大事、搞协调、抓落实的综合能力。为转变科所长重业务、轻管理的观念，对科室建设的考核时，实行个人积分与科室积分相结合的考核管理办法.个人考核积分制度，即将个人平时各项考核结果以积分的形式进行累计，以全年累计结果作为创优评先、提拔任免的硬指标，科室积分由个人积分进行累计，以结果作为评选文明科室，发放各种奖励的指标。 三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要在2002年的基础上，要分层次、有步骤的开展税收征管法和细则的培训，开展稽查实务培训和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培训，通过背诵征管法比赛，开展“创建学习型税务机关”活动，努力培养更多的高层次的税政、法律、征收方面的人才。 四是广泛开展文明创建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继续开展争创“文明名税干标兵”、“最佳征收员”、“最佳税务员”、“最佳征收窗口”等创建活动。组织开展征文比赛、书画展、摄影展、篮球赛、乒乓球赛等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五是端正服务意识，树立良好的地税形象。“双评”工作虽然获得的了四连冠，但我们为纳税人服好务的思想不能丢，要更加牢固树立经营意识、环境意识、服务意识和文明意识，克服本位思想，关心经济发展大环境，把着眼点放在提高窗口单位文明服务水平、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上来，坚持在服务中严格执法、在执法中开展服务，逐步把为纳税人的服务延伸到征管查三个环节，贯穿于征管的全过程。 六是转变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坚持每日工作手册制度，使工作内容、时间安排、落实情况、备忘事项等实现量化管理和目标管理，加强对个人、岗位和部门工作效率、工作实绩的考评，改变工作拖沓，时限不明、目标不清的作风，鼓励干部争创突出政绩，从而提高全局整体行政工作效率。 同志们,回顾2004年,税收工作硕果累累,展望2005年，税收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外贸出口不容乐观。继续保持和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任务繁重。这些都给税收工作带来较大的压力。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要有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充分思想准备和周全的应对之策，认清形势，迎接挑战。但在看到今年税收工作艰巨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做好今年税收工作的许多有利条件：有省、市局党组的坚强领导，有一支敢打硬仗、善打硬仗、勇于创新的队伍；特别是，近年来通过依法治税、从严治队以及科技加管理“三篇文章”的贯彻落实，我已经积累了做好税收工作的许多有益经验，这些都使我们坚定了做好今年税收工作的信心。我们一要有紧迫感，珍惜时间，只争朝夕，抓紧工作，坚持抓早、抓实、抓出成效的工作思路，按日按月按季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赢得时间就赢得了胜利。二要有责任感。地税事业的发展，不光是领导阶层的事，也不光是哪一级组织的事，而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我们都是地税事业的主人，地税事业的繁荣发展，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要发扬主人翁精神，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做好本职工作，尽心尽力，为地税事业添震砖加瓦。三要有使命感。扩大招商引资，构建多元化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是实现富拉尔基快速发展、缩短与发达地区差距的历史良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每一个地税人都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我们要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对富区发展负责，对地税事业负责的态度，扎实工作，奋发进取，用优异的工作实绩，回报时代的厚爱，不辜负历史的重托。 时间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地税事业也将翻开新的一页，而且必将是更加辉煌的一页。对此，我们全体干部职工应信心百倍。让我们紧紧依靠上级的正确领导，按照市局党委的周密部署，继续发扬地税的艰苦创业精神，排除万难，开拓进取，再接再厉，以优异的工作实绩，为新世纪起好步，开好头，全面开创地税事业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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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税费征管论文范文

说得通俗点，就是增值税纳税人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后续支付的技术维护费用由国家买单。

财政部又于2012年7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企业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2]13号），对“二项费用”抵减增值税应纳税额的会计处理进行规范：增值税纳税人购入的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含税价计入固定资产，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计入递延收益，按期计提折旧计入管理费用并同时冲减递延收益；缴纳的技术维护费，计入管理费用，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冲减管理费用。对此会计处理规定，笔者持有不同意见。

一、对“二项费用抵减增值税应纳税额会计处理规定”的不同意见

笔者认为，此规定在会计核算一贯性、重要性以及与税收法规协调性等方面都存有不足之处。

（一）与相同或类似经济事项会计处理方法不一致

按规定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实质是一种直接减税，与税收返还同属税收优惠，区别只在于优惠的形式不同。财税[2012]15号文也要求增值税纳税人在进行纳税申报时，将抵减金额填入“应纳税额减征额”项。

对于相同或类似经济事项，应当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方法。财会[2012]13号文规定的会计处理，与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对此类经济事项的会计处理规定均不相同。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要求企业将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或用于补偿本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亏损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或在确认相关费用或发生亏损的期间，计入营业外收入；用于补偿本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亏损的，直接计入营业外收入。但会计准则对直接减征、免征、增加计税抵扣额、抵免部分税额等形式的税收优惠的会计处理未作出规定。笔者认为，此类税收优惠的会计处理可以参照会计准则。实际上，财会[2012]13号文规定的会计处理也是参照了政府补助准则的相关规定，不同点在于会计处理的最终结果是冲减管理费用，而不是计入营业外收入。

《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小企业按照规定实行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先征后返的，应当在实际收到返还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不含出口退税）、消费税、营业税时，计入营业外收入。

对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的会计处理，财政部在财会[2013]24号文中作了如下规定：小微企业在取得销售收入时，应当按照税法的规定计算应交增值税，并确认为应交税费，在达到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条件时，将有关应交增值税转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收到“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税后返还”的增值税时，应借记：“银行存款”，贷记：“补贴收入”；如果是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直接减免（法定减免）的增值税，则应作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贷记：“补贴收入”的会计处理。

综上所述，对于直接减征、免征、返还的增值税，根据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规定和会计处理惯例，计入营业外收入是比较恰当的，比冲减管理费用更符合会计核算的一贯性原则。

（二）没有遵循重要性原则

“二项费用”无论从性质还是从规模角度，都难以称的上是企业的重要经济事项。从各地税务机关公布的价格标准来看，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价值一般在2000元以下。如，常州市专用设备价格为1416元/套，技术维护费用价格为370元/年。按财会[2012]13号文的规定，企业需要将购入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确认为递延收益，然后再根据计提的折旧，按期冲减管理费用。且不说对于一项金额小且偶然发生，不会影响企业决策的经济事项，如此复杂的会计处理有多大的必要性；而且专用设备的价值是否能够达到企业确认固定资产的标准也值得怀疑。

（三）缺少与税收法规的协调性

“二项费用”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属于财政资金。按照相关税收法规的规定，企业取得未明确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不得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因此，“二项费用”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应在抵减当期计入收入总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财会[2012]13号文规定的会计处理，是将“专用设备”抵减的增值税应纳额在抵减当期确认为递延收益，费用的冲减需与“专用设备”计提折旧同步。

虽然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存在差异是常态，但这种差异过多无论对会计还是对税务都不是好事。从目前我国新颁布的税收法规来看，税务机关在制定法规时已刻意在减少与会计准则的差异。如，新近颁布的税收法规规定：“企业固定资产会计折旧年限如果长于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其折旧应按会计折旧年限计算扣除”。会计处理规定是否也应当适度考虑与税收法规的协调性，在不违反会计准则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与税收法规一致。

（四）没有考虑固定资产残值因素

假如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符合企业固定资产标准，那么财会[2012]13号文规定的会计处理没有考虑固定资产残值因素。当该专用设备提足折旧保留残值继续使用时，残值额对应的递延损益将如何处理？若一次性冲减管理费用，则管理费用中已没有该设备对应的折旧可冲减；若于留待设备处置时再进行会计处理，是冲减设备处置损失，还是冲减管理费用，或者作为设备处置收入？笔者认为无论是冲减设备处置损失，还是冲减管理费用，或者作为设备处置收入，都是讲不通的。

二、对“二项费用抵减增值税应纳税额会计处理”的建议

财会[2012]13号文件对“二项费用”抵减增值税应纳额的会计处理规定，是基于“二项费用”与“抵减增值税应纳税额”是同一经济事项的考虑作出的。笔者认为，实际上完全可以将两者作为两个经济事项分别进行会计处理，因为抵减增值税应纳税额与直接拨付财政资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企业购置专用设备时，按正常的资产购置计入固定资产或低值易耗品，借记“固定资产”或“低值易耗品”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等科目；按规定计提折旧或摊销时，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累计折旧”或“低值易耗品”科目。

企业支付技术维护费时，按正常的费用开支计入管理费用，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等科目。

第8篇：税费征管论文范文

（浙江财经大学，浙江杭州371000）

摘要：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促使环境保护税制度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如何利用税收这一重要的经济手段来配合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热议的话题，本文首先从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理论支撑入手，说明了环境保护税的定义和相关理论，阐述了我国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必要性，同时分析了目前在我国开征环保税所存在的问题及难点，进而对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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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保护税绿色税收必要性难点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5-0107-02

一、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理论支撑

1、环境保护税定义

广义的环境保护税也叫绿色税收，是指政府征收的所有有关自然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方面的税收，不仅包括具体的自然资源税，如硫税，二氧化碳税等，还包括为实现政府对于特定的环境保护目的而筹集资金的税收[1]。狭义的环境保护税是指单位和个人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污染而对其征收一系列的税收[2]。

2、相关理论

（一）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为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支撑，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市场机制在以其“看不见的手”有效调节生产经营活动的同时，存在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的情况下忽视对环境的保护，则会产生环境污染问题，产生负的外部性，个人消费方面，由于秉持不正确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使其产生对环境的过度消耗和破坏，这种企业和个人对环境产生的负的外部性，征收环境保护税将是一个有利的经济手段[3]。

根据英国“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的分析，生产者的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成本中并没有直接反映出对于环境的破坏所带来的成本，这将导致企业所花费的成本和社会所承担的成本之间出现偏差，然而市场并不能消化由于对环境的污染而产生的外部成本，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将对环境所产生的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的价格上，从而将企业对环境的污染成本内部化，这种以提高私人成本以促使其减少污染，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的构想，形成了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基本理论框架。

（二）“稀缺资源”论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由于资源是稀缺的，为了更高效率的利用资源则需要对如何使用资源，使用何种资源进行筛选和选择，法国的布拉马基等提出了稀缺性理论，他们认为数量较多的东西比数量较少的东西价值大，由于某样东西数量庞大，人们可以肆意的使用它，不必为得到它而花费更多，价值较小，相对的，对于数量少的物品，在使用上存在竞争，人们会更珍惜使用，因而价值也较大。自古以来，人们认为环境是公有的，对于环境的破坏不需要个人承担成本或予以补偿，但是随着环境破坏程度的日益加深，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环境的稀缺性逐渐凸显，征收环境保护税可以视作对于环境这种“稀缺资源”的使用的付费[4]。

（三）绿猫理论

美国纽的弗里德曼提出绿猫理论，认为环境的好坏成为吸引人才流动的重要因素，对于知识丰富，能力超强的人才而言，一个环境优雅的工作环境工资水平却较低的工作要比环境污染但工资水平高的工作更有吸引力，可见，征收环境保护税以使环境更加舒适优雅，在长期内可以更多的吸引人才，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2]。

二、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必要性

1、生态问题严峻，迫切需要企业提高技术水平，缓解生态压力。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汽车尾气排放，工业废水废气排放等造成水污染，空气污染，环境保护问题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开征环境保护税迫在眉睫[5]，对于工业废水废气排放的主体--企业而言，调节税制结构，开征环保税有利于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力度，对于排污重的企业予以惩罚，处以罚金，增加税收缴纳等措施督促其改善，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节能减排的企业予以税收减免等措施以示鼓励，另外，在生产管理条件，技术等比较落后的乡镇企业，同样应按照排污的标准，从环保税的角度对其参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效果进行评价，分别予以鼓励和惩罚，督促其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环境污染压力的目的[6]。

2、治理环境的资金缺口巨大，急需征收保税，设立环保专项资金。

治理环境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单靠国家财政收入难以为继，征收环境保护税不仅可以增加专项的环保资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促使全社会共同为环保事业贡献力量[5]。目前我国的环保资金征收潜力巨大，环保专项资金数额客观，通过合理完善的税收手段征收环保税，能够为政府提供强大资金支持，用以治理环境污染，缓解生态压力。

3、环保税的征收有利于完善我国税制结构，缓解排污费收费弊端问题。

税收作为国家参与环境问题治理的重要手段，在环保问题上作用日益明显，但是从我国目前实行的税制结构可以看出，税收主要为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但在环保事业上的投入并不明显，此外，我国目前的排污费制度存在一定弊端[1]，征收的标准过低，收费制度混乱，存在乱收费现象等，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完全起到环保的目的，为从排污源头上治理污染问题，设立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目成为必然趋势，也是完善我国税制结构的必然要求[7]。

4、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有利于借鉴国际经验，适应国际环境。

目前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税征收方面取得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另外，伴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贸易业务需求量巨大，如果我国商品的价格上没有体现环保成本，则将导致我国环境遭到破坏的同时遭到国外低价产品的生态污染转移[7]，为了避免国外将那些廉价却生态污染严重的产品生产转移到我国，征收环境保护税迫在眉睫[6]。

5、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税收手段做为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5]，两者的有机结合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纵观我国的发展历史，目前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而来的却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经济的高速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开征环境保护税有利于运用税收的杠杆作用调节经济的同时，督促排污企业和个人提高环保意识，从自我做起，使我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面对崭新的国际环境，把握机遇，迎接挑战[1]。

三、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存在的问题及难点

1、税制的设计问题，如何确定税率等存在难点

在设计税制的问题上，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既不能脱离现有税制结构，又要专门设置环保项目，同时考虑到与其它税目的协调配合[8]。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几个技术问题，如怎样精确的确定污染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程度，如何获得真实有效的污染企业的污染数据[9]，这不仅要求各部门协调配合，同时要求配合税收体制改革，完善税制结构，考虑税收征收监管效率的问题[8]。

2、与现有税制结构的融合，及各部门协调配合方面存在难点。

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体系较为复杂，税收条目众多，如何与现行的环保方面的收费制度相协调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9]，环保税如何征收是个系统的大工程，污染程度的测度，需要专业部门的配合，这就要求环保部门等各个部门与税务机关协调配合，共同完成环保税制的设定和税费的征收和监管工作[8]。

3、如果解决来自被征收企业的征收难问题存在难点。

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多的是关注经济效益，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征收环境保护税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如何使被征收企业按时交纳环保税，破除来自企业的征收壁垒问题难点重重，特别是排污较重，征收税负较多的企业，征收环保税的同时不得过分加重企业的税费负担，以免降低企业的生产积极性[9]。

4、对于征收环境保护税方面经验不足，税收收入的管理上存在难点

虽然国际上对于环保税的征收监管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我国此方面经验并不多，国外较多采用基金管理模式，首先由税收征管部门征收上来税费，以基金管理模式进行运作，获得收入再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专项资金开支，对此，我国应结合国情，借鉴国外先进征管模式，摸索出适合我国实际的税收征收管理体系[10]。

四、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政策建议

1、对现有税制进行完善补充。

在现有税收制度上曾设环境保护税目，这里需要注意，税率的设置不应过高，征收范围不易过于宽泛，从简到难，循序渐进，对于征收税费较易的征收对象入手，逐步规范征收体系[9]。鼓励企业购买使用除尘机械设备，设置所得税优惠政策，激励那些环保除尘设备投资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适时地对农药化肥等必要投入的农业生产原料物质征税，推广绿色环保的有机农药化肥，利用征收上来的农药化肥税收收入压低有机生产原料的价格，鼓励绿色生产。扩大资源税的征收的范围，使资源税费征收面扩大，涉及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等方方面面，不仅仅局限于开采的矿产资源，对于不可再生的资源提高其单位税率，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循环使用可再生资源，开发绿色能源。对于居民而言，适时地开征垃圾税，鼓励垃圾分类，采取绿色无污染方式处理销毁垃圾，以家庭为单位，根据所产生的垃圾量为单位征收垃圾税，以弥补单纯依靠1元卫生费而产生的处理垃圾费用匮乏问题[11]。

2、充分借鉴国外已有的环保税方面先进成果

利用信息技术资源，完善环保税征收监管网络体系，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提高环保税的征收效率，同时将排污企业信用记录纳入征管网络体系，便于对信用良好，积极节能减排且参与环保税征收的企业予以政策鼓励与优惠，提高环保税收征收使用的公开透明度，接受公众的监督，使征收上来的税款切实的用到环保事业当中，避免滥用环保税收的不法行为，此外，网络化管理程序的设置能够简化征收程序，节约社会资源成本。

3、鼓励全民参与，共同征收环保税营造好的征收环境。

环保事业任重道远，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应当加强对公民有关征收环境保护税意义的宣传活动，提高全民节约能源的环保意识，同时加强自觉缴纳环保税的思想意识，促进全民保护环境责任感的提升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完善税费支付体系，塑造庄严有序的征税环境，确保环境保护税的有效缴纳，环保政策的有效实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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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郭聪聪.关于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思考.决策参考.

[2]阮宜胜.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研究.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11.12.

[3]农晓丹.对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思考.政策与法规

[4]谢秋凌.关于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法律思考.学术探索.2007.

03.

[5]隋英杰.关于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探讨.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学报.1999.10.

[6]谭敏.关于我国征收环境保护税的思考.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8.09.

[7]郭乔明.设立环境保护税之管见.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07.04

[8]刘源邹正峰.国内外关于环境保护税问题研究的文献评述.

财经政法资讯.2011.02.

[9]王译靖梁飞媛.关于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问题思考及对策

建议.税收与税.

[10]龚文龙.论新形势下我国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之构建.四川

师范大学学报.2014.07.

第9篇：税费征管论文范文

我国现行农业税制立法是以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主，包括其后（主要是80 年代以来）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专门规定农业税的行政法规，如 1994年的《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与农业税有关的法律规范。

《条例》颁行至今已有40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今日，我国的农业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农业产品、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收入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农业税制及其立法却几乎保持不变，这与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大为脱节，由此而导致的问题甚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并存所造成的问题。农业特产税即农业特产农业税的简称，它是为了平衡农业特产品和其他农作物之间的税收负担而从农业税中逐步分离出来的。但是，国务院有关规定都未将其明确为独立税种。然而实践中，它已突破了附属于农业税并作为农业税一个税目的立法本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税种。这一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具体表现在：（1）税种法定性质不清。从理论上讲，农业特产税应当附属于农业税，同样类归所得税类。但农业特产税主要是针对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征收，亦应属流转税类。（2）征税范围划分不清。这不仅导致了重复征税现象（包括对同一农产品既征收农业税又征收农业特产税，或是在不同环节征收农业特产税），还漏征了一些收入水平高的应税所得，特别是一些随着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而出现的技术含量高、成本低的农产品收入。（3）在税收征收管理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因对某些同一征税对象并行设置两种税，且计税依据不同，分别计征，人为地造成了一户两税、一地两税的状况，同时征管手续也较为繁琐复杂。

另一方面，农业税立法的严重滞后性。其主要表现在：（1）计税产量与实际产量差距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粮食产量比50年代已翻了两番，而计税产量一直维持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2）计税土地与实际耕地不符。对许多新开垦的土地不计征农业税，即所谓“有地无税”。一些被实际占用（包括正常占用和非法占用）的耕地，仍要缴纳农业税，即所谓“有税无地”。（3）税率偏低，因计税产量低于实际产量，导致实际税负偏低，且税收负担不平衡。如原来为了调节地区间农业收入而采用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由于40年来各地区情况的巨大变化，现在已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再如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税负畸重畸轻。（4）征管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处罚措施单调、疲软。如纳税人已经从最初的生产队发展到现在多种类型并存的纳税人，结算单位扩大数十倍，征管难度大为增加。而 199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农业税只规定“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1]导致对农业税的欠、漏、偷、抗税等违法行为的约束力弱化。

（二）对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展望

《条例》虽然名为“条例”，但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所以从立法权限的角度来看，其实质上应当是“税收法律”，而且还是我国仅有的少数几个税收法律之一，在税法的渊源中仅次于有关税收的宪法性规范，其效力高于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

从80年代初直至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后，完善农业税法和改革农业税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许多理论研究者或实际工作者都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和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是三大类：第一类是农用耕地税（或称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产品税并行，简称“两税型”；第二类是实行农业所得税，简称“单税型”；第三类则认为，由现行农业税制向行为税（土地使用税）和流转税（产品税）转变，最终将两税型与单税型作为我国农业税制发展与完善的阶段性目标与发展方向，并且通过对《条例》的修订以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来逐步实现上述目标，简称“过渡型”。我们赞同“过渡型”，但不同的是：其一，不论是“两税型”还是“过渡型”，仍然主张有“产品税”税种。鉴于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已取消了产品税，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批发零售商业普遍征收增值税。因此，我们主张以“农业增值税”代替前述“两税型”和“过渡型”中的“农业产品税”。其二，依第三类观点，将来实行的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即除了农业所得税的主体税种以外，还有其他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如耕地占用税、屠宰税等，甚至还可能包括在广大农村地区征收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车船使用税等各税类中的其他非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实际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税制”。而我们所探讨的是“农业税制”，仅包括有关农业税的征收管理等规定，在目前就是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两税型”下，就是指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增值税；在“单税型”下，就是指农业所得税。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制应当向以“所得税”为单一税种的方向发展，而不再包括农业土地使用税或农业增值税。至于某些未纳入所得税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应当包括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征税范围之内，“各司其责”。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文论及。

我们之所以提出“过渡型”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1）考虑到我国农业经济的现实状况和农业税制实行40年来给农业已经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采用由现行农业税制向“两税型”转变的方式显得更为自然、平缓，不致于给农民的纳税观念造成过分的冲击，有利于新旧税制的前后衔接。同时，参考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加上农业税的纳税人在数量上将会多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陡然转变为“单税型”显然不太切合实际，也会给本来已困难重重的农业税的征管增加更大的难度。应该有俟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模式走向完善和成熟时，农业税制再向所得税的方向发展。目前，以“两税型”作为过渡性的安排是较为稳妥的，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2）在我国整体税制与国际接轨的大环境中，农业税制也存在着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般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征收所得税，即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扣除一定的成本费用后，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税，如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因此，将所得税作为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必要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农业税制的改革中，存在着农业税的税种与其他税种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农业土地使用税与土地使用税以及耕地占用税的关系，农业增值税与增值税的关系，乃至农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关系等。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基本实行的是一套独立的税制体系，这也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中，是继续保持其独立性，还是依法将农业税或其部分征税对象与其他税种合并征收，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有的学者就建议“开征农业产品税把农业特产税和一部分农村工商税合并征收，解决了农民长期反映强烈的一个产品征两道税的误解”。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提出从“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入手来现行农业税赋问题，并认为：“在税赋之课征上，以职业为区分之标准，理论上即有其缺陷。在税赋稽征之立场而言，农民与非农民并无不同，农业税赋与非农业税赋之差别，仅在于针对产业之特性而异。因此，不论农民或非农民均一律须申报综合所得税，并订定合理的最低基本所得下限，不论农民或非农民之所得未达此基本所得时，即毋须缴纳综合所得税，但超过此下限者，即须按其所得之多少缴纳特定之税赋。” [4]

我们认为，对待这一问题，亦应采取区分阶段性目标与最终发展方向二者关系的态度。换言之，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应当保持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今后在农业经济体制和农业经济结构趋于稳定，农业的商品化已达到一定程度，且征管体制网络化、成熟化时，应当逐步减弱并最终消灭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即“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当然，“在我国要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对农业与其它纳税对象实行同样的税制，恐怕还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事情”。

（三）与农业税制改革关系密切的农村税费和税收征管问题

还必须清楚认识到，仅仅依靠修订《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并不能够对现在的农业税的征管状况带来根本上的改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农业税费”现象。实践中，农业税已经无法保持其独立性，而是与众多的“费”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一般所说的“农民的负担”主要指的也就是“农业税费” ，而且实际上其中“费的负担”要远重于“税的负担”。同时，农村税收征管“难”中，“收费难”亦占据了相当的地位。

当然，“税费不分”并不是农业税收中独有的现象。“在中国，目前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占比偏低”，“税收占比偏低的同时，便是各种收费和债务收入占比的偏高。由税收‘缺位’和各种收费、债务收入‘越位’可能引发的诸方面风险，不容忽视”。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所以这一现象在农业税收中反映极为突出，“有引发或激化社会矛盾的可能”。 [8] 以至于法理学家们在探讨“当代中国法与正义、利益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时，都把“农民负担合理与否”作为展开论证的引例。[9]

农业税收处于农村税收乃至整个财政税收的大环境中，仅靠修订《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是“孤掌难鸣”的，必须实施一项系统工程。

其一，税费不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办法、非税的方式组织收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又加上了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的约束这一条，更是大开了收费之门。于是，形成了一股包括中央各部门的基金性收费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收费在内的全国范围自立收费项目浪潮。税外收费趋势的蔓延和收费规模的日渐增大，既冲击了税基，又在相当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税收的注意力”。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通过立法形式“改费为税”，这“可能是在目前条件下，解决收费项目泛滥问题的一个有效且可行的办法”，“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治本之法”。[11] 同时不止于此，还要通过对国家整体立法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来进一礁慕?笆樟⒎ㄌ逯疲?丛谧菹蛐ЯΥ邮艄叵瞪弦?侠怼⑹识然?种醒胗氲胤剿笆樟⒎ㄈㄏ蓿?谌舾上薅ㄌ跫?赂秤璧胤娇?餍滤爸值娜?Γ?梢愿谋淠壳靶矶嗟胤揭蛭蘅?餍滤爸值娜?Χ?湎嗟乜?饕恍┚哂兴笆招灾视胱饔玫姆延煤突?鸬淖龇ǎ辉诤嵯蛐?鞣峙涔叵岛土⒎ㄐ问椒矫妫?侠砘?秩???赜胄姓??刂?涞乃笆樟⒎ㄈㄏ蕖？[12]

其二，在改进农业税收征管模式，加强其征管力度方面，也不单单是靠农业税制自身的改革所能实现的。固然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从法律角度确定农业税征管的法律依据，尤其是要明确对各种违反农业税法的行为，如偷、漏、欠、抗税等行为的处罚措施。“因此，尽快建立一套‘严管理、重处罚’的税收征管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税收征管秩序的确立和运行，不单单是税务部门一家的事情，它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内的共同努力。比如，没有公安、邮电、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海关、技术监督等部门的积极配合，再完备的税收征管制度，实行起来，效果也要打折扣。没有司法机关的有效支持，查处税收违法犯罪案件的工作，既很难到位，亦缺乏必要的司法保障。

最后需要强调两点：一方面，尽管我们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发现和分析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解决之，但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税制及其立法的 “圈子”中。“就事论事”，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实质性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把农业税制及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放到国家整体税制，甚至国家整个财政体制、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并从中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实现途径。这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另一方面，不论是“分清税费”还是建立“严管理、重处罚”的征管制度，其实现与操作最后都必须落实到法制中去。制度的构建与实现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获得并依靠法律的保障。“制度与法规是相辅相成的，……立意良好的制度若缺乏适当的法规之辅助，执行成效必不如预期理想。”若再加上执行制度的人员素质不高等其他不良因素，又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和惩处，后果就会更糟。因此，农业税制的构建与运作、乃至改革与完善都必须通过农业税收法制来实现。

「注释

[1] 2001年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28条第2款规定：“农业税应纳税额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定。”第90条规定：“…农业税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税收征管法》对农业税征收的规定还是很不够的。

[2]有关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观点，参见乌杰主编：《中国经济文库·税收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561页、第1720－1723页、第1745－1747页。

[3]赵复蔚：《改革现行农业税制的意见》，载乌杰主编：《中国经济文库·税收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4]黄健儿：《现行台湾农业税赋之演变及检讨》，《台湾经济》1995年第4期。

[5]唐仁健：《农业税赋制度改革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期。

[6]农民的负担还包括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不断扩大而使农民承受的“隐性负担”。

[7]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8]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9]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10]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11]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12]参见戴海先：《略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问题》，《税收经济研究》199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