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科学技术概念精选(九篇)

第1篇：刑事科学技术概念范文

【关键词】刑法解释 常识化 专业解释 裁判规范

一、法律解释常识化的观念

翻阅刑法学方面的书籍和文章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刑法学理与司法实践两者之间，在认知范围、思维方式和理解程度等方面的差别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无论是研究领域的专著、教科书，还是实践领域中的司法解释，基本上都是在现象的范围内讨论刑法条文的内容、法律适用的条件，根据具体案件的个别特征，经验性地阐述和说明刑法规范的含义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模式。这种以常识知识为基础解读刑法条文的普遍现象，似乎使人感觉到刑法解释只关心如何才能符合“人情常理”，却不在意解释的根据是否建立在法律科学的基础之上，或许以为，经验常识与刑法理论之间原本就不像其他科学那样有着很大的差别。难怪刑法学经常会被其他学科称为典型的“实践法学”，是一种“缺乏理论思辨根基”的经验知识体系。

人们习惯于在常识的层面上分析、讨论和评价刑法条文的规定和刑法学的理论问题，原因是由于刑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是对公众的社会举止提出的强制性要求，所以，只要了解汉语词句基本的使用方法和表达习惯，并具有一定的日常生活经验，就应当能够读懂法律条文，并且不辜负法律的期待实施法律所允许的行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对刑法规范理解的正确与否，更多情况下是以符合社会一般公众的常识性认识为标准的，当然，人们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也会发生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司法机关或权威人士做出的解释是无可置疑的，尽管这些解释也是经验的、常识性的，但却不应当是脱离法律的客观性、科学性而随意做出的。法律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够得到普遍地遵守，而社会公众对法律规范的理解、接受，对于规范社会行为和维护生活的稳定、有序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只要能够得到公众观念认同的刑法解释就是正确有效和无可怀疑的。[1]

条文解释的常识化和学理研究的经验化，虽然是我国刑法学研究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我国刑法学却没有对“常识化解释”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所以，人们对这一概念可能会感到很陌生。其实，常识观念与法律观念之间的冲突一直伴随刑法学研究和发展的各个阶段。所谓“常识化解释”在刑法学中大致有两种表述形式：一种被称之为“刑法解释上的公众认同”，如周光权博士提到的，以“市民规范性意识”、“市民感觉”、“刑法的国民认同感”、“国民的经验、情感”、“一般人的常识”、“公众的一般感觉”为标准对刑法规范作出的解释。[2]这种刑法的常识化解释，就是从法律遵守的意义上以社会公众根据生活经验能够直接理解、认同和接受为标准来确定刑法规定的内容和含义的，对法律规范理解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一般国民的判断能力和水平，而违背社会生活经验的，即使是权威性的解释也毫无例外地被认为是错误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所谓的“社会相当性”。如日本刑法学教科书中提到的社会伦理规范、社会文化规范。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所谓的社会秩序，是以各个生活领域中所形成的一般妥当的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而得以维持的，而刑法所追求的就是以这种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的现实存在的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发展。[3]从这一意义上讲，刑法乃至一切法律的制定、适用和遵守，都是在常识观念指导下的经验性过程。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刑法条文规定的构成要件，是按照一般社会观念将应当处罚的行为进行类型化的东西，因此按照一般社会观念认定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并追究其责任是妥当的。[4]在这一意义上，常识化解释是从法律适用的立场强调刑法解释要以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因为刑法所维持和发展的现实存在的社会秩序，是以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的。所谓社会伦理规范，按照大谷实教授的理解，是以人们的智慧为基础作为社会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历史形成的。行为只要不与社会伦理规范相抵触，就不会侵害社会秩序，也不会唤起社会公众惩治处罚的情感需求。[5]因此，不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刑法解释也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

根据上述两种表述形式，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常识化解释：所谓刑法的常识化解释，实际上是指运用一般人具有的常识经验、伦理观念和通俗的生活语言，对刑法规范的内容和应用范围所作出的感性描述和直观说明；是为了使人们能够在专业性知识之外理解、接受、遵守和应用刑罚法规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作为关于刑罚法规知识介绍和说明的方法，常识化解释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通俗易懂、符合生活常识，没有概念的抽象性，不存在专业术语的障碍，对法律条文的分析、论证、推断和结论，都是在常识观念的语境中进行的。在笔者看来，常识化解释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

（1）解释者以生活常识为基础，从经验的层面勾画、描述和构建刑法规范的可感性模型。例如，刑法第三条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大多数教科书都解释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聆听者不必经过专门的法科学习，也无需了解法学原理中的专门知识，只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常识和生活经验，就可以通过这种解释在头脑中形成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象。

（2）运用通俗的语言，将条文中僵硬的文字转化成日常生活中多彩的社会现象，将单调或者陌生的法律概念演绎成具体、生动的画面。日常生活语言的普及性，使人们对所有的法律问题都可以进行交流、讨论，不必担心专业术语的障碍、法学基础理论的晦涩，以及法律思维的严谨会对他们理解法律规范带来影响。例如，将刑法中的犯罪概念解释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其中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阐述，所以通常是抽象的、晦涩难懂的，以通俗的语言化解概念的抽象性是常识化解释的重要特征。

我们知道，一般公民与司法机关对刑法规范理解的同一性是建立在日常用语基础之上的，而汉语的特点和表意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又是耳熟能详、众所周知的。因此在常识化解释的范围内，律师、法官、学者与社会公众在条文词句的理解上应当是无差别的、平等的，在现代汉语语言表述规则的范围内，很难形成有“高人一等”或“胜人一筹”的“学术权威”。[6]作为刑罚法规的刑法，既约束一般公民的社会行为，也规范司法机关的刑事裁量活动，限制学者们对规范内容以及适用条件的认识。“常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共同经验，它使人们的行为方式得到最直接的相互协调”。[7]正是在常识观念的范围内，刑法解释的权威性才不被少数的法学家、法官所垄断，人们对法律认识的统一性才能够得以实现。当人们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产生争论时，即使拥有最终解释权的国家审判机关或者法官，也必须对自己的决定作出符合常识观念的解释。

（3）感性直观构成要件与行为事实的符合性。常识化解释可以将案件个别事实与法律条文的一般性规定加以对照、比较，使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理解或认同该行为是否为法律所禁止，以及依法应当承担多重的刑事责任。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刑法解释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阐述法律条文基本含义的基础上，说明案件事实是否属于某一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之内。如果说刑罚法规是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客观标准，那么生活经验和常识知识就是衡量行为事实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尺度。脱离感性经验或者不符合常识的刑法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对广大社会公众而言，法律的公正性和效率性取决于它所作出的规定能否在经验常识的层面上得到普遍的认同、信服，而不仅在于它的强制性。因此，有助于法律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是常识性解释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4）是一种现象层面的解释，通常不涉及刑罚法规的本质、规律和价值等方面内容。犯罪构成是违法性和责任的表象，符合构成要件的现象是个别的、感性的、易变的和多样化的，对同一刑法规范的感性认识，可能会因角度的不同而得出诸多不同的结论。而违法性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则是一般的、本质的、稳定的。所以，当现象层面的解释发生分歧和争论的场合，如果不通过科学的解释，往往是无法判断其结论的正确性与客观性的。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的权威解释者是审判机关（在更多场合下是法官），它有权对争执不休的各种意见作出最后的选择。这样一来，“解释效力”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而解释的科学性、客观性只有在被效力解释接受的场合才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刑法的常识化作为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其作用是重要的、可替代的。这种方法在刑法适用和普及法律的宣传教育活动中，既方便国民对法律的理解和遵守，也便于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以及其他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和支持，从这一点上，常识化解释是合理的、正确的和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刑法学是一门法律科学，所谓科学是对事物的本质以及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识，是“具有严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普遍的解释性和规范性的概念发展体系”，对法律条文含义的经验性解说应当以刑法科学的普遍性、客观性为前提，这是科学研究及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二、法律科学中常识化解释的悖论

在刑法学的学习和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有人初学法律，甚至连法理学的基本概念还没有弄清楚，就可以高谈阔论“刑法理论”中某一主要观点，指出法律中存在的各种漏洞和不足；而有人从事刑法教学研究多年，对刑法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感性经验和常识知识的水平。人们不禁要问，刑法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要回答的就是：什么是科学？在科学领域中生活常识与专业知识是不是应当有所区别呢？什么是理论？概念思维与经验知觉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应当有所不同呢？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结合是否意味着两者可以混淆或者互相代替呢？笔者不想在该文中对诸如科学、理论、概念思维、专业知识、经验感知等概念作详细地分析论证，但至少有一点应当肯定，那就是对这些概念含义的理解和解释不是随心所欲、任意性的，而应当是规范的、确定的，与之相关的基础性知识应当是统一的。并且这些内容都是作为一门科学知识体系所不可或缺的。

首先，我们要面对的是刑法专业知识与生活常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常识经验与专业知识是有差别的。专业知识通常是指某一领域中所特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相关的操作程序和行业术语等方面的系统性学问，是从事某种“职业”、“业务”所必须运用，的专门化知识。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必须受过专门的培训、考核，包括法学基础知识的学习、职业技能的培训和法律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训练，因为只有通过专门学习并考试合格的人员，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和应用这些知识、技能，才能够胜任具有严格职业或职务要求的法律工作。对于一般公民来说，尽管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他们的自身安全密切相连，所以他们应当对法律有所了解、关心，必须知道遵守法律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可是他们大都并没有经过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局限于常识和经验的范围，法律对他们的要求也只限于能够对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行为作出一般性的判断。当然，随着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法律意识的增强，法律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加严格，但要求再高，也很难达到法律专业人士的水准。对于法律实务工作者而言，刑法是一种职业上的操作规程和制度，法律的适用有着特殊的专业要求和严格的技术规范，并非只是单纯地应合、随附社会公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心理，对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刑事案件，要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做出分析判断，要遵循司法职业技术的基本要求进行裁量，刑事法律作为司法机关和法律职业群体职务行为的操作规范，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实务工作者在履行职责的操作中违反规程，首先表现为一种渎职行为，甚至可能构成犯罪。我国在现阶段对职业法律工作者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恰恰说明了法律工作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性，而不能始终停留在常识经验的水平。

常识性认识是零散的、模糊的、个别的和自发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则是系统的、确定的、普遍的和自觉的。专业人员对于案件事实的认识，通常是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展开的。例如，造成他人伤害、死亡的行为，无论是从常识的角度还是站在专业的立场上，一般被认为是构成犯罪的。但是，与一般公民的常识观念不同，专业人员能够较为准确地说明，在哪些情况下行为虽然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但行为人却不构成犯罪；在哪些情况下行为造成同样的危害后果会减免或者加重行为人的责任；能够判断该行为在何种情况下符合伤害罪或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何种情况下应当认定为其他的罪名；根据专业知识区分何种情况下是一罪、何种情况下是数罪等等，这些通常是一般公民所做不到的。也就是说，在犯罪性质认定和刑事责任判断等重要问题上，仅依靠公众的常识性观念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排除缺乏专业知识的人也能讲出符合“人情事故”的道理来说明该行为事实违法、犯罪的性质，甚至十分的生动感人，而且谁也没有权利禁止他们这样理解和解释法律，但在涉及如何公正、合理地行使国家刑罚权力、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上，常识化理解必须让位于专业化解释。

常识化与专业性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两者之间的矛盾集中地表现在：具体案件适用法律的过程中，究竟是以专业化解释的规范性、确定性为指导，避免常识观念的任意性、变化性，还是以常识观念为标准衡量专业化解释的合理性、有效性。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实务部门的一些同志存在模糊的认识，而且在学理研究领域也是“见仁见智”。一方面强调要尊重国民法律情感和规范性意识，主张“刑法解释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一般国民的判断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根据“违法性意识不要说”，行为人对法律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影响法律的适用，强调法律规范的内容及适用应当以司法机关的专业性认识为标准来确定[8]。刑法不仅是一般的行为规范，作为制裁法的裁判规范，它的遵守和适用直接涉及对法益保护的有效性、及时性，也关系到规范司法、保障人权的公正性、正义性。由于专业与常识之间的差别使得法律的遵守和法律的适用在某些场合下不相一致，这种情况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刑法功能的发挥。因此，刑法解释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将专业性的知识转化为一般公众的常识观念。

常识化解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刑法学的理论问题。理论是任何一门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理论，或者相关的知识体系不能被称之为理论，我们就不能将其视为科学。人们通常将书本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或者学者们的某些学术观点称之为“刑法理论”是有道理的，这是由于书本上的内容和学者们的观点通常不是针对某一具体案件中的特殊问题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从一般性的角度说明这类问题所对应的基本原则和普遍原理，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例都是偶然的、特殊的”，而理论只关心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在我国，刑法学书籍基本上都是从经验或者技术性的层面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围绕具体案件的事实情节讨论行为所构成的个罪罪名。例如，关于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是否要求有暴力行为的实施、是否要求当场劫取财物的争论；企业改制后国家工作人员性质认定中的“委派”应当如何理解；预谋绑架，采取先杀人后勒索财物的行为究竟是认定绑架罪还是认定故意杀人罪、是一罪还是数罪等等。还有一些书籍采取的是望文生义的解释方法，例如，对刑法中犯罪故意的解释：在认识方面，必须是明知，所谓“明知”是对自己行为和结果可能发生或者必然发生有认识；在意志方面，必须持有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希望”就是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放任”就是对结果的发生听之任之。又如，对“共犯”的解释：共同犯罪也称“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对“重罪”的解释：是指法定刑在三年以上的自由刑、死刑的犯罪；对法条竞合的解释：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法律条文等等。从这些书籍中我们不但找不到理论性的表述，甚至找不到专业化的痕迹。坦诚地说，笔者并不认为立足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而对刑法条文作出通俗的解释有什么不当之处，然而，单就这种解释来看的确毫无理论性可言。

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说：“理论不能脱离实践经验”或者“理论来源于实践经验”这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那就是理论不是实践。理论与实践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不是感性认识，不是可以直接操作的技术、技能，更不是生活经验，如果不明确两者之间的界限或者将他们混同起来，至少是一种误解。应当看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研究中十分注重理论的严谨性，尽管那些国家的刑法学者们也是以自己国家的刑法典为特殊研究对象，但他们是站在刑法的客观性、规律性和目的性立场上阐述法律规范的社会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我们经常以法律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为借口拒斥外国刑法理论研究取得的科学成果，甚至以极为轻蔑的态度歪曲刑法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可是这些我们始终在不断批判的基本原理，却时时刻刻地涉及我国犯罪构成学说和刑罚论的知识领域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例如，我国刑法学肯定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却不赞同结果无价值学说的有效性；承认主观故意或过失与客观危害行为的统一是成立犯罪的基本条件，却否认心理责任的合理性；拥护在无责任能力、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不能成立犯罪，却拒绝接受期待可能性学说和规范责任的客观性；坚持刑事责任是法律对犯罪人的谴责和否定，却无视有责性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等等。在与外国刑法学研究方法的比较中会发现，我国刑法学领域缺乏的是在概念思维指导下的理论研究，而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是刑法科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别导致了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在实践中，刑法作为行为规范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所以，对刑法条文的注释和对法律规范内容的说明应当通俗易懂、贴近日常生活，以方便人们的普遍遵守；另一方面，作为法律科学的刑法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作为裁判规范的刑法是针对法律职业群体而言的。对刑法条文的“熟知”与对法律规范的“真知”之间是有区别的，检察官、律师和法官们对刑法作出的解释并不局限于法条文字的常识性注释，还要对刑法适用的目的、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等专业性问题有较为清楚和准确的认识；以刑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们，还要对刑法的“概念框架”、“体系结构”、“价值评判的标准”、“罪刑关系的理论根据”和“刑法发展的一般规律”等方面的问题作出分析、评价和诠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刑法理论的魅力不在于它对刑罚法规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作出如何生动的经验性表述，也不在于从现象层面对个案事实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演绎多么合情合理，而是集中地表现在它对刑法概念框架的逻辑建构、对罪刑基本关系的思辨和对刑罚价值判断标准的反省。质言之，在刑法的遵守和适用等实践的层面，刑法学中的法条解释只能是常识化、经验性的，而在刑法科学的层面，理论作为条文注释的科学根据、解释规则和客观标准，则应当是抽象、思辨和超验的。

三、常识化的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

刑法教科书根据解释主体的不同，将刑法解释的种类划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这种划分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考虑解释效力的权威性。在司法实践中，当人们对刑罚法规的理解和应用发生争论和分歧时，尤其是分歧发生在刑法专业知识的范围时，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为标准理解和适用刑法的规定，将效力解释视为对法律条文的正确答案似乎是一条普遍的真理。同时，检验各种意见或观点是否正确，不仅以法律条文的规定为尺度，而且必须与效力性解释相一致、相符合。然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肯定和支持刑法规范解释的效力性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还必须以理论的科学性为根据对效力解释的合理性、客观性做出分析、评价和判断。因为在科研领域中，只有客观、合理地理解和运用刑法规范，才能真正地实现刑罚的目的，才具有权威性。由于刑罚法规的客观性、真理性并不自发地包含在效力性解释之中，所以解释的效力性绝不能代替或者等同于“刑罚法规”自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当然，效力解释与科学解释并不是对立的，笔者也无意否认效力解释中的科学性成分，但是科学性与效力性毕竟是有差别的，刑法解释的效力性与科学性之间，既有相互联系、统一和谐的一面，也有相互区别、对立冲突的一面。刑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实现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的统一。无需讳言，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未必合理，而科学的解释因不具有效力而被否定”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刑法解释中，“效力优先”原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常识性解释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在于它能够使得人们对法律规定的认识和理解统一起来，而效力解释的重要作用恰恰业也在于此。法律作为社会行为规范，能否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理解和接受，直接关系到法律社会功能的实现，然而，刑法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不仅在于人们对法律认识的一致性、无差别性，更在于社会公众能否准确、客观地认识和遵守刑法规范提出的各项要求。对法律的任何理解都是基于认知主体的利益和需要而产生的，都会融入认知主体的目的和愿望。刑法解释的科学性并不在于排斥这些主观因素的存在，而是要认真探索和努力实现对刑法理解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效力性解释首先解决了法律认识的统一性问题，而科学解释则更加关注如何引导社会公众在正确、客观的基础上统一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刑法的效力解释只有建立在法律科学的基础之上，才能不但在实践中而且在科学领域具有真正的权威性。质言之，引导人们更加合理、更加科学地理解、遵守和应用刑法规范，是效力解释的基本方向和重要目标。刑法的效力解释通常是建立在常识或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作为经验和常识中的法律是一种表象，现象是不断变化的，除非能够把握它的本质。在经验范围内解决对刑法认识的分歧是难以得出确定答案的，唯一的方法是依赖解释的效力性。而在科学范围内衡量法律解释合理性的方法却有所不同，既可以通过程序的合法性来保障实体的合理，也可以通过理论的科学性检验解释的客观性。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之间的矛盾是常识化解释必须回答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在笔者看来，刑法解释有广狭二义之分，狭义的刑法解释是对法律条文的注释和说明，主要是解决具体事实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问题；广义的刑法解释除了对刑法条文的注解之外，还应当包括对刑法的逻辑结构、概念框架、本质特征、基本原则、客观规律、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内容的建构、辨析、整合、诠释和探索。任何科学都是关于其研究对象的分析和解释，离开了对研究对象的科学分析和解释，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科学领域。换言之，所谓刑法科学，实际上就是对刑法规范整体作出的解释和说明，从这一意义上说，刑法学实际上就是“刑法解释学”。刑法科学不但要对具体应用法律条文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更要对刑法规范在适用中的规律性问题与目的性问题作出确定的说明。针对不同的需要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而各种不同的解释方法又统一于刑法科学的客观性和目的性之中。

在法律遵守和法律适用中，对法条文字的原本含义作出（典型性）的说明，按照法条文字、词语的一般意义对刑法规范的内容和适用范围进行经验的、通俗的解释，无疑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然而，一旦进入更为广阔的领域，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就会明显地暴露出来。

正如恩格斯在评价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时候曾经指出的那样：常识在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是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惊人的变故。……一旦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并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9]由于立法技术、社会发展以及立法者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疏漏、空缺和滞后性等问题会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出现，给刑法的适用和遵守带来一定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结合特定的背景环境和具体的行为事实，对法律规定作出相关的解释和说明时，如果完全从文字的一般含义、条文词语的日常理解来解释法律规范的要求和应用，就会陷入各种疑惑和困扰。也就是说，由于法律规定无法避免的缺陷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刑法规范在其具体应用的过程中，法律解释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会超出刑法的目的和功能的范围，更不能改变刑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质言之，解释的变化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具有确定性、客观性。倘若从常识知识或者感性经验的角度出发，解释的变化性就可能导致对法律条文理解的任意性和解释的随意性，因为脱离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标准，就无法检验我们认识的合理性、正确性。在专制制度下，权力者的主张就是最正确、最合理、最具有权威性的，而在民主制度下，法律的终极目标、客观规律和价值观念决定着裁判者应当如何作出选择。

刑法，是对司法机关和法官追究、裁判犯罪人责任等司法活动的规制和限定，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的司法机关和裁判者，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必须根据基本的刑事政策和专业性技术要求解释法律、适用刑法。无论从法律专业知识的掌握，还是司法、审判经验的积累，或者是对刑法的整体性了解以及对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领会，以法官为代表的法律职业群体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与社会一般公民的法律意识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差别不但要反映在专业知识的系统性与技术规范的确定性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认知与反省。引导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这是法律专业化、规范化解释的一项重要任务。

人们对法律的认识通常取决于他们对法律的需要，希望法律给他们带来安全、保护他们的权益。所以，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从整体上看，对法律的需要大致可以包括三个层次：（1）在行为规范的范围内，一般公民从守法和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立场上形成的对法律认识和理解的需要，所追求的是自我利益的保护；（2）在裁判规范的适用中，作为法律职业群体的实务工作者，根据各自的诉讼地位从法律应用的角度产生的对法律规范解释和说明的需要，期盼的是解决“定罪量刑”的合理性、均衡性问题；（3）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内，理论工作者从法学基本原理的视角所萌发的对刑法规范诠释和构筑的需要，探寻的是刑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途径和实质。正是由于对刑法规定理解的各种不同需要，决定了刑法解释层次划分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三种需要是相互联系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别性是显而易见的，要实现在对法律规范理解、遵守和应用上的一致性，应当有一个统一的基础和相互融合的条件。片面地强调效力解释的权威性是不妥当的，尽管这是一种客观现实。在笔者看来，真正满足社会整体需要的基础和条件应当是效力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效力性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以客观性与目的性结合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性则是永恒的、无条件的、绝对的。

四、常识化解释的合理性认知

刑法的常识化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一点是有目共睹、无可置疑的，但是在刑法知识的常识化普及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无论在法律实践的范围还是在学理研究的领域，普遍存在着一种误解，这种理解上的偏误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刑法解释中存在的“专业知识常识化的倾向”，即将常识性认识与刑法专业知识等同起来不加区分，把符合常识观念视为刑法解释的唯一标准和途径，以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和社会经验为基准，统一人们对刑法规范的理解和认识，以行为规范的标准指导裁判规范的应用；二是混淆刑法学中职业技术知识和法律科学之间的界限，将感性经验等同于科学理论，坚信“理论”的唯一价值就是直接对应个别现象，解决具体问题。刑法理论应当与生活实践一样，具有直观性、可感性和可操作性。

（一）常识性认识的专业化反省

刑法的专业知识与“人情常理”都具有可感性、直观性的特点，在对具体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时，两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密切联系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常识观念中的故意和过失与刑法主观要件的含义十分接近，甚至在典型案例中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理解上并不会出现什么障碍。然而，当出现复杂情节的时候，故意、过失作为构成要件与日常生活用语两者的区别就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种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例如，在防卫过当中，防卫人存在着符合构成要件的故意要素，同时又存在着防卫不法侵害的故意。符合构成要件的故意作为犯罪成立的条件，防卫不法侵害的故意，则作为阻却或减免责任的要素，如果不具备后者则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存在与日常生活中故意的不同，还存在着构成要件故意与责任故意的区别。由于我们将常识中的词汇与专业术语相混淆，那么，由于常识性认识的不确定性、多义性，必然会导致法律解释出现分歧和争论。这些问题不但困扰着司法实务部门，而且经常成为教学科研领域的主要话题。因此，无论专业知识与常识性认识在某些方面如何接近，两者的界限必须明确。在教科书和司法解释中，或许是为了方便人们对刑法规范的理解和接受，并没有对两者作出严格地区分，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原来所谓的专业人员、学者也是在常识层面上理解法律规范内容的呀！那他们对法律的理解与社会一般公众是不应当有什么区别的啊！所不同的就是由于职务或职业的特殊性，使他们对法律条文更熟悉一些，接触的案件更多一点、相关的司法解释了解得更多一些、更早一些而已。这样一来，就会经常出现没有学过法律的人，从常识的立场反对和批评熟悉专业知识的司法人员和“资深的学者”对法律问题作出的判断和观点（当然他们是有权利这样做的），尽管这些批评和反对意见有许多是错误的、可笑的；法律专业人员、学者有时也会脱离专业知识的基本规范，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要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观点，在不同的场合下对法律规范作出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释。

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混淆了刑法双重规范之间的界限与差别。

刑法首先是作为行为规范而发挥作用的，是对社会公众行为提出的要求和限制。刑法与其他法律规范不同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对国民行为的限制和要求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隐含在刑法条文的规定之中，即只要刑法规定以刑罚方式加以处罚的行为，就是禁止人们实施的行为，要求国民以刑罚法规的存在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得实施法律以刑罚方式所禁止的行为”。例如，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表面上看，条文只规定了刑罚适用的条件和范围，但是其中包含了“不得杀人”这一行为规范的前提。

从行为规范的立场出发，刑法必须符合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和国民的法律意识，这对于公民接受、遵守法律和预防犯罪是极为重要的。日本学者曾根威彦认为：作为行为规范，刑法基本上与社会伦理规范相一致，所以不在刑法规定中明文显示，而只规定有关裁判规范的内容。行为人在意图作出某种行为的选择时，必须能够判断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为刑法所允许，只要不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就绝对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刑法保证国民行动自由的重要方面。作为行为规范；从一般人的立场以及根据行为时的事实理解和解释刑法规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刑法更重要的是作为裁判规范约束和规制法官审判行为，从裁判规范的立场出发，刑法具有命令法官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裁判的作用。作为规制社会手段的刑法，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约束实际适用刑法的法官的判断和行动，防止根据国家刑罚权任意地适用刑罚，而单纯强调刑法行为规范的特点就会忽视刑法的这种存在的意义，这是值得提防的。[10] 从行为规范的立场，任何背离国民意识、公众观念的法律解释都将被认为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或者其他法律职业群体要放弃专业知识和技术规范，无条件地服从公民对法律的常识化认识。作为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常识化主要是从法律遵守和刑法应用的实践出发的，将专业知识和技术性问题转换为公众语言或常识观念，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普遍地接受和认同刑罚法规，引导公民更加科学、合理地理解法律提出的要求，自觉地遵守法律规范，实现法律对社会公众行为的规制的有效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常识化解释才是正确的、有意义的，而不是为了将人们对法律的理解限制在常识化的认识水平，或者片面地追求专业知识常识化，将法官的法律素养等同于一般老百姓的常识观念。

（二）感性经验的理论批判

刑法专业知识在许多方面并不属于理论的范畴，确切的说在这些知识中绝大部分属于未加概括和归纳的感性经验，尽管这些感性认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可能会给我们以很大的帮助，但我们还是不能够将这些内容称其为理论。

当代法学研究成果认为，法学和法律科学不是同一逻辑层面上的概念，法学既包括法律科学又包括关于法律的学问。而法律科学与关于法律知识的学问，起码有两个方面的不同：[11]

其一，从方法上看，法律科学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法律现象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法律知识进行准确（尽量科学化）地表述，而关于法律的学问则不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概括和总结。比如古代社会关于法律的一些知识我们很难称之为科学，但我们谁也不否认古人关于法律的知识具有一定程度的学问。其二，从研究的结果上看，法律科学得出的结论应当是规律性的东西，因为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但是我们看到的大量关于法律研究的成果，几乎都是仁智之见，究竟哪些成果属于科学的范畴实在难以定论。甚至有学者认为，谁也不能否认法律科学的存在，但谁的研究成果是科学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而多数法学著作都可被视为关于法律的知识和学问。

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者通常将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来研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刑法学者，他们对刑法学体系的构造、基本概念的逻辑关系所作出的阐述和理论思维的方法，完全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的；而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则更多是将法学视为一种职业技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很多人将法学院的法学课程视为一种高级的职业技术训练，也有一部分学者把法学视为关于法律的知识和经验的学问。[12]我国有学者指出，英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经验，价值目标是实用；大陆法系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是概念，价值目标是完善。[13]由此可见，刑法学本身存在着专业经验和科学理论两个不同的层面，它们在刑法学中有其各自的地位和特殊的功能。从法律遵守和应用的角度，刑法学侧重于实用性、操作性、具体性和经验性，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从法律科学的立场，刑法学研究的问题则是刑法的客观性、合理性、目的性和普遍性，是一种建立在基本概念和逻辑思维基础上的理论体系。由于两者在刑法学研究中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从当代刑法学研究的发展趋向上看，大陆法系国家以较为成熟的刑法理论为基础，更加关注实践操作中具体问题的讨论，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以普通法为根基，愈加注重刑法理论层面的研究。[14]刑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学科，既是一门科学理论又是一种职业技能，所以，对刑法的解释既有常识化、经验性和可操作性的一面，同时又具有科学性、概念性和客观性的一面，两个方面既是紧密结合、相互联系的，又有严格的界限和不同的功能。

刑法学作为职业技术、专业技能方面的知识，在常识观念的领域内是极受欢迎和尊敬的。在这一范围内，刑法条文、司法解释与常识知识是一致的、无差别的，任何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的人都能够理解法律或司法提出的要求和限制。“不因不知法而免责”的法谚甚至要求文化水平更低的人也必须知晓法律的内容不得违反规范。在大多数刑法条文中，法律规定是用通俗化的语言表述的，诸如“故意杀人”、“窃取财物”、“放火”、“伪造货币”等等，这些在立法时已经考虑到社会公众接受和理解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无需进行解释。有一些规定虽然条文表述使用了行业术语，涉及某些专业或技术等方面的知识，由于是对某一特定领域中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所以，尽管一般社会公众可能在理解上会有一些困难，但行为人通常是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认识能力的人员，对于他们来说也无需做出特别的解释。例如，经济犯罪中关于违反公司法、金融法规；违反商标法、专利法；违反税法、工商管理法规等规定，对这些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仍然是现象的、经验性的，并不具有理论的普遍性。[15]

作为操作规则和专业技能方面知识的刑法学，具有实用性、直观性和可操作性，会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经验、方法和技巧，例如，具体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上，经验可以帮助我们通过个别事实的对照比较，提供曾经被使用过的各种选择方案，推测该案最终的判决结果；或者可以通过法院以往判决的经验性分析，衡量当前案件事实是否可以适用该法条的规定，甚至将过去的“判决理由”作为该案定罪量刑的依据；其次，经验可以告诉我们要密切关注司法解释的新动向、新内容，有哪些“司法解释”可以为我们在分析个案与法律条文时提供帮助。经验会告诉我们，司法解释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经验还可以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在何种立场上如何变换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更有利于自己目的和需要的实现等等。但是，经验总是具体的、特殊的，经验会使概念表象化，混淆现象与本质的区别。

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是对刑法规范和刑法思想的诠释与建构，它不但要分析和说明刑法条文中含蕴着的规范内容，还要阐述和论证刑法的本质特征、运作规律和可罚性根据。刑法学关于刑法所有问题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对刑法的解释展开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刑法学是关于刑法解释的科学，是一门以刑法规范为解释对象的法律学科。刑法科学的要求是：关于刑法条文的解释应当是实证的、经验性的，作为条文注释根据的刑法理论则应当具有思辨性、先验性的特点。在科学的领域内，常识化解释的客观性、普遍性是受到怀疑的，多变、不真实的经验表象是不能被当成真理而成为科学中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内，科学解释的权威性高于效力解释，对概念普遍性的理解精确于对经验特殊性的直观，刑法规范和法律事实的客观性优先于“专家学者”们经验认识的主观性。混淆经验性认识和刑法理论的界限，并将此误认为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十分有害的。

【注释】

[1]陈兴良主编：《法治的界面——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法论坛》，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页以下。

[2]前引[1]，第426．428、434、435页。

[3]（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82页。

[4]前引[3]，第162页。

[5]前引[3]，第69—70页。

[6]在司法实践中，社会公众确信自己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是正确的，对法官、学者所作出的解释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错误的、不合理的。这种现象说明，常识观念是人们认识统一性的基础，在经验范围内，法官、学者的解释如果不能被常识观念所接受，其正确性就会被否认。

[7]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以下。

[8]关于法律认识错误的问题，究竟以谁的认识为标准来判断对法律认识的正确与否呢？教科书认为“行为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通常不影响法律适用”的主张，而行为人作为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识能力和水平大多表现为常识化的认识。如果这种认识错误并不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不是也可以称为法律的认识错误呢？

[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10]（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

[11]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2]前引[11]。

[13]储怀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4]（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美）保罗·H．罗宾逊：《刑法的结构与功能》，何秉松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第1页（作者序）。

第2篇：刑事科学技术概念范文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与修改，标志着我国技术侦查步入了法治轨道。分析了影响我国技术侦查措施法治化进程发展的因素，提出促进技术侦查措施侦查实践运用的几点思考和建议，力图加快推进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制化进程，提高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效率，更好的保护国家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技术侦查;司法;法律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3015602

0 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为了保护发展成就，维护经济快速发展趋势，面对社会转型加快、刑事犯罪总量攀升、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特殊时期的工作要求，抑制多发性、复杂性和智能性的犯罪态势，我国在1976年后，就明文规定技术侦查可以用于刑事侦查。但由于技术侦查具体的使用情况长期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其执行部门、操作流程、手段种类、监督约束等问题一直仅有内部人员知晓，连相关资料也很少外流，使得公众和法律研究者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认识常常是一知半解、朦朦胧胧。这不仅引起了学界对其在实践中广泛使用的合法性的强烈讨论，也阻碍了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研究，造成当前对技术侦查措施概念理解的各种分歧、对技术侦查措施制度规范的种种质疑等，不利于技术侦查措施的合法化进程。

1 对我国技术侦查内涵的界定

技术侦查，即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运用多年，但对其概念的界定在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主要为以下三种观点：（1）从技术性出发，认为技术侦查指侦查活动中的一切具有技术内涵的调查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即广义上的技术侦查;（2）从秘密性出发，认为技术侦查是指为了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采取隐蔽身份使用专门的手段和侦查方法，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搜集证据、侦破案件、抓捕犯罪嫌疑的侦查行为。即狭义上的技术侦查;（3）结合技术性、秘密性的特点，将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进行综合，得出既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又遵循秘密侦查规则的侦查活动的概念。

针对我国现阶段学界对技术侦查概念研究的不同意见，对技术侦查涵义的界定，可以不只单纯的从技术性、秘密性等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技术侦查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技术侦查是指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利下，由公安侦查机关、国家安全侦查机关、军队职能部门运用专门手段，在工作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从事守卫国家安全、保卫国家利益、维持社会秩序、打击犯罪活动的秘密侦查手段。狭义的技术侦查可定义为：公安机关、安全机关等具有侦查权的国家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重大案件或者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依靠专门手段依法实施的不为当事人知晓的侦查行为。

2 我国法律对技术侦查司法实践影响的现状

技术侦查其实在我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侦查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所破获的重特大案件也不胜枚举。出于保密的需要，我国技术侦查长期游离于法律规定之外，仅有的几部相关法律对技术侦查也仅是对其使用条件的宽泛概述，并未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技术侦查规范体系。2012年修改的新《刑事诉讼法》不仅专门设立了一节关于技术侦查的法律条文明确了技术侦查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合法地位，而且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技术侦查的使用主体、程序和范围进行了规定，在技术侦查的法治化进程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提升了我国技术侦查在司法实践中的使用和效能。

技术侦查作为我国刑事侦查中长期使用的一种侦查手段，在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前已大量运用于刑事案件的侦破活动中，但基于其历史传统而形成的高度保密的工作流程和运行机制却将技术侦查掩盖在公众的视野之下而不为众人所了解，法律工作者及学者不断争论这种处于法律监管之外的特殊模式能否有效的进行自我约束和纠正，而不会成为公民权利被轻易侵犯的跳板。由于技术侦查缺乏法律的授权、合法性备受质疑，技术侦查工作中所获取的材料无法直接当做证据使用，需要经过重新转换、提前公开化或庭外核实等方式才能使用，降低了技术侦查的工作效能，同时也影响了诉讼程序的整体效率，对打击犯罪增添了一道无形枷锁。

因此，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通过，体现了权利法定的原则，赋予相应侦查机关正当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利，同时提升了技术侦查相关法律的法律效力，解决了技术侦查合法性的问题。突破了技术侦查只能为刑事侦查工作提供线索和参考依据的限制，增强了侦查机关打击刑事犯罪的能力，推动技术侦查从刑事侦查的幕后走到台前，在法定程序的框架内发挥其侦查利器的特点，使得侦查机关得以适应犯罪智能化和犯罪率上升的现状，提升社会安定程度和人民群众安全感。

3 我国技术侦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技术侦查虽然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对技术侦查的法律研究起步较晚，当前技术侦查相关的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影响了技术侦查在刑事侦查中效能的发挥，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3.1 增加普通刑事案件破案难度

技术侦查通过秘密地对公民通讯等权力的合法干预和限制，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可以获取到传统侦查手段无法取得信息，从而更加准确、高效的打击犯罪分子，是现代刑事侦查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对犯罪分子通讯的控制也是侦查机关破获案件的重要途径和保证。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及重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将技术侦查限定在重大案件的侦查上，是为了避免技术侦查参与到一般刑事案件中、减少技术侦查对社会大众隐私权利的侵犯，实现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目的。但从实际出发，一方面社会安定程度更多的是从伤害类和侵财类犯罪的发案率得到体现，因此如将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定于重大案件，不能为普通刑事案件提供技术支持和辅助，将造成普通刑事案件的破案周期延长、破案效率下降、破案费用大幅增加，对犯罪活动打击力度下降导致犯罪活动受不到控制而不断增加，影响到公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运行。

3.2 对技术侦查手段暴露的担忧

新法律规定实施，意味着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技术侦查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于此同时，由于相关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技术侦查手段是否会因法院庭审的质证程序或其他方式而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从而影响到技术侦查手段以后的使用效果成为了侦查机关极为关心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将技术侦查纳入法律轨道后，只是将技术侦查的法律属性和适用程序加以公布，并不是将技术侦查的各种侦查机密予以公开，不会让技术侦查手段暴露丧失其打击犯罪的优势，可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技术侦查手段暴露而导致手段不灵的案例不在少数。比如在早些年的打击犯罪的活动中，很多侦查员由于保密意识不强，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或者与朋友交谈的过程中曾透露出是通过监听吸贩毒人员的电话从而掌握交易的详情。一段时间后，所有的吸贩毒人员则全部都不使用电话进行联系，即便是使用电话也往往通过暗语进行交流，对打击犯罪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3.3 侦查机关对新法产生抵触情绪

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过于简单，可操作性不强，无法确切指导技术侦查的司法实践工作，让部分侦查人员误以为这些规定出台了跟没出台一样，没有用、也没有约束力，仍然按照过去传统的工作程序和方法开展工作，对法律规定不以为然，也不愿意学习和领会法治环境下对技术侦查的新要求新思路，增加了技术侦查法治化进程的难度。不仅如此，新《刑事诉讼法》的施行将产生新的工作程序和工作要求，一些新的制度和规章需要学习和适应，一些侦查员由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愿耗费精力在学习新规范适应新要求上，从而内心对新《刑事诉讼法》产生排斥，认为旧有的体制制度就已经很好了、也够用了，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是没有必要的，内心滋生不满情绪，影响了技术侦查工作的开展。

4 对提升技术侦查司法实践效能的建议

任何法律的改进和完善，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法律的变化与发展也是被动的、滞后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律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法律的相对滞后性与僵化性是必然的。可以从以下方面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4.1 发展多样化侦查措施

除了技术侦查之外，刑事侦查措施还包括法医技术、毒化检验、痕迹检验、图形侦查、网络侦查、大数据等多种方式方法，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进步，还会有更多的高新科技装备和技术可以应用到刑事侦查之中，侦查机关和侦查员可以拓展思路，一方面深度挖掘传统侦查手段的潜力，研究新的技战术、侦查策略和侦查技巧，加强人才培养，运用科学设备和先进技术提高侦查效率，充分发挥传统侦查手段特点;另一方面大力培养新兴侦查措施，加强相关措施建设，积极探索侦查应用，早出成效，通过多种措施的结合使用有效打击一般刑事犯罪，使技术侦查在打击重大案件或严重危害社会安全案件中发挥。

4.2 找到手段保密与权力保护的平衡点

技术侦查措施的保密和被告人行使知情权和辩护权是一件不可能让两者都随心如愿的事情，应遵循适度公开和必要限制的原则。适度公开即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内涵和外延可以在法律规定中进行体现，但不应涉及到具体的技术实现原理和技术特点;必要限制是指从保护国家权利的意义出发适度限制被告人一些权利，比如通过庭外审查来对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进行合法性审查，还可以由技术侦查机关来承担证据材料的合法举证责任，避免侦查人员被暴露。要找到手段保密与权力保护的平衡点，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程序和实体都要重视，不偏不倚，才能在保守秘密的同时满足公民权利的需求，实现刑事诉讼的公平正义。

4.3 发挥组织能力加强队伍管理

要转变侦查人员对新《刑事诉讼法》及技术侦查法律体系的抵触心里，首先侦查机关要弘扬法治精神，要在侦查机关和侦查员中形成相信法律、遵守法律、依靠法律、维护法律、执行法律的一种法治思维、法治文化、法治行为，引导侦查员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其次要强化职业道德的培育，让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素质修养这些素质通过领导干部、先进同志的自我要求，感染、带动其他侦查人员共同进步，形成互相学习、互相监督的良好氛围;最后要落实科学考核机制，使干的好的有动力、干不好的有压力，遇到困难能自觉应对，不从客观找原因。

参考文献

[1]王瑞山.我国技术侦查的法律困境与出路选择[J].犯罪研究，2011，（1）.

[2]郭永亮.论我国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J].湖北社会科学，2010，（3）.

[3]张迪飞.贿赂犯罪案件殊侦查运用研究[J].公安大学学报，2011，（2）.

第3篇：刑事科学技术概念范文

【关键词】刑法学 刑法哲学 刑法理论

刑法方法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任何方法都是服从于、服务于一定目的的，就是说方法从来不是自我决定的，而是受目的支配的。而什么样的目的才是正当的，正当的目的之界限何在，又是一个理论问题。既然理论决定方法，于是不难理解，刑法理论决定刑法方法。进一步深究，任何刑法理论都还有一个“前理解”问题，那就是刑法理论观。一种刑法理论未必是哲学式的，而刑法理论观则必属于哲学问题，只不过不是一般哲学问题，而是刑法哲学问题。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1]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无论是习惯刑法，还是成文刑法，其唯一的实践模式就是司法模式，只不过这种司法模式的具体内容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经历着历史的演变。随着社会对刑事司法的需求日益提高，随着刑事司法日渐文明化，出现了一种以为刑事司法服务为目的的刑法理论，在我国古代表现为律学，在西方的古罗马时代表现为注释法学。作为一种专门的理论形式，面向司法实践的刑法理论无疑是人类社会第一种刑法理论。当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也出现了注释刑法学，由于对注释刑法学的不满，学界又出现了规范刑法学、刑法解释学、刑法教义学⑴、刑法信条学⑵等不同诉求。尽管表现形式和理论逻辑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都致力于为刑事司法服务。因此，这种层面的刑法理论不仅务求“有用”，而且“用”在司法，这是人的实践理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和要求。

应该说，在这方面，我国刑法学者具有高度共识，即致力于为正确解释和适用刑法而从事理论研究，是刑法学者的基本使命。但是，万万不要以为，在这个领域，刑法理论观已然成熟和没有问题了。笔者认为，在高度共识之下掩盖着一个严重通病，即没有真正从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判断出发建构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由于在我国传统中，刑事司法隶属于行政，而在当前政治体制中，刑事司法又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这是价值诉求问题，但并未因此改变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同时又由于片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国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就不自觉地采取了行政逻辑方法，而非司法逻辑方法。考虑到这一点，为了使这个层面的刑法理论真正面向司法，笔者提出并倡导“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区别于前述各种刑法理论。“司法刑法学”的提法并不是要造一个新名词，而是为了表征理论与方法的创新。⑶

司法是一种就具体行为发起的两造俱备、居中裁判的国家活动或政治共同体活动。作为司法法，刑法只能以司法的方式实施，并且首先是裁判规范。⑷罪刑法定主义把规范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刑事权力、保障人权放在首要地位，因而要求刑法规范必须具有形式理性的封闭性特征，刑事司法权就被封闭在形式理性所划定的界限内。刑事司法权不得逾越的界限之外，正是人们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领域。这种形式理性是实现刑法的确定性、安定性所必需的，尽管封闭起来的刑法规范对某些从自然正义来看理应受到刑事惩罚的行为鞭长莫及，但这是保障人权所不可避免的代价。而在这个封闭的规范界限内，并不意味着凡是进入界限之内的行为都是犯罪，都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罪刑法定主义看来，界限之外的行为绝对不是犯罪，界限之内的行为有可能不是犯罪。即是说，罪刑法定主义的刑法虽然首先强调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但绝不无视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而对于这种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不能只从哲学上理解和界定，更要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意味着：

第一，要从个案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是个案裁判活动，而不是像行政那样可以一次性批量决定若干互不相干的同类行为如何处理。因此，司法的一个不同于行政之处在于强调个案之间的差异，否则对于后来出现的同类行为就没必要再走司法程序，只要按照行政模式对号入座即可。在刑法注重行为人主观心态事实及其评价、注重预防犯罪和矫正罪犯的意义上，刑法是最强调个案差异的司法法。当然，这种理论上的个案差异性，在司法实践中只是在少数案件中才变得明显和重要，在大多数案件中刑事司法官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但这已足以表明，个案裁判必定是始于对个案行为的形式理性规范评判，而终于实质理性规范评判。只不过，对个案行为的实质理性规范评判，只是在少数案件中才变得明显和重要，这是由于此时在控辩双方之间发生了实质理性规范评判的分歧；而在大多数案件中，由于控辩双方不存在这种实质分歧，因而实质理性规范评判被遮蔽在形式理性规范评判之下而变得不明显、不重要了。

第二，要从诉讼构造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活动中的基本关系表现为由控辩审三方构成的三角形关系，而不是像行政关系那样是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形成的两极性关系。因此，对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要从它们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上把握。笔者认为，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载体是控方主体，或者说控诉职能依赖的主要是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载体则是辩方主体，或者说辩护职能依赖的主要是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而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在法官那里得到了有机统一。因为很显然，明显不是犯罪的行为，检察官通常是不会错误地起诉的，而其起诉的行为通常具备了法律明文规定的要件。在一些案件中，轻视辩护权是危险的，因为只有辩方才能提出行为不是犯罪的实质理性规范评判，也只有在此种前提下法官才能将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统一起来。

这就是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总根据。若由此展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应坚持以下准则：

其一，司法刑法学应关注司法过程，而不应只关注司法结论。传统刑法学看到了司法结论，而没有看到司法过程。正因如此，传统刑法学津津乐道于“司法三段论”方法。其实，司法过程具有两种机制，即成案机制和定案机制。由于忽视了司法过程，传统刑法学就只注目于定案机制，而忽略了成案机制，“司法三段论”只关注定案。对于成案机制，我们可理解如下：首先，对于绝大多数社会行为，显然不是先经过刑法判断才确定它们不是犯罪，而是根本没有进入刑事司法视域。这类行为之所以不会花费任何刑事司法资源，只是基于民众“朴素的犯罪观”。其次，许多行为是犯罪，显然是理智正常的人都知道的，司法三段论纯属多余。再次，有些行为不是只根据“朴素的犯罪观”就能判定为犯罪的，但也不是先确定律犯哪条才成案的，而是基于“专业（法律人）的犯罪观”加以初步判定，再从刑法规定中加以验证的。但是，由于成案问题没有进入传统刑法学的视域，朴素的犯罪观和专业（法律人）的犯罪观就不可能被区分，更不可能被从上述意义上理解。即便是对定案机制，传统刑法学也失之偏颇。因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定案机制不是一种单边主义的行政机制，而是一种由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的司法机制。定罪被长期理解为一种认识活动，体现到实践中，就是采取行政逻辑，而其司法性被长期遮蔽着。因此，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犯罪构成模式，往往是司法结论式的犯罪要件体系，而不是司法过程式的规范评判体系。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司法逻辑原则。

其二，司法刑法学应是辩护之学而非控诉之学，应是权利之学而非权力之学。罪刑法定主义的精髓在于人权保障，其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故其司法逻辑重心在行为为何“不为罪”、为何“不处罚”，而不在为何定罪、为何处罚。强大国家机器加上高度形式理性，使追诉犯罪易而为被告辩护难。司法刑法学应着力于满足刑事辩护的理论需要，以抵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形式主义追诉的威胁，使自身成为规制刑事权力的有力武器。作为定罪模式的犯罪构成，是且只能是控辩审三方共同使用的司法话语平台，尤其是辩方的诉讼防卫平台。在定罪活动中，辩方的辩护是防卫性的，即便需要其承担一定诉讼证明责任，也不要求自证无罪，而只要求证明至引起法庭合理怀疑，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责任不可动摇地总是在控方。因此，辩方的防卫都是以否定式命题提出。作为辩护之内容的否定式命题，在犯罪构成模式内应有一席之地，这必然就表现为在逻辑上继构成要件之后的排除性或消极性条件。[2]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权利逻辑原则。

其三，司法刑法学应致力于交谈客观性而非科学客观性，应致力于公平正义而非仅逻辑正确。司法刑法学是规范科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刑法规范是形式与内容（实质）的有机统一，其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浓重的本土性，并且是自发性规范与权力性规范的合体，所以司法刑法学视域中的刑法规范是中国的刑法规范。司法刑法学要做到将文本上的刑法规范变成现实中的刑法规范，实现公平正义，就必须关注我们社会自己的刑法生活，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和深刻阐释刑法第1条所说“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的法理。为此，笔者提倡对我国的刑法生活进行“描述——经验”维度的研究，并在“规范——实践”层面正确处理刑法生活与刑事政策的关系。[3]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生活逻辑原则。

在理论内容上，司法刑法学应以定罪论与量刑论为基本板块。为什么这样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注释刑法学由总论与分论组成，其中总论是按照“罪——刑”结构编排。犯罪论和刑罚论是当时刑法总论的基本框架。1990年代初，传统的“罪——刑”结构开始演变为“罪——责——刑”结构，即在犯罪论与刑罚论之间，加入一个“刑事责任论”。⑸此外，有的学者认为，（注释）刑法学体系（总论）应按照“责—罪—刑”结构建立，而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学体系应按照“罪——责”结构建立。现在看来，这些主张之所以不妥，首先是因为其刑法学思维缺乏分化和在分化基础上的整合。思维形式的不断分化和整合，既是思维活动不断逻辑化和科学化的结果，也是其前提和基础。没有刑法学思维的分化，就没有刑法学体系的科学化。刑法学思维分化为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下节予以探讨）与司法刑法学的不同层面，有利于刑法学思维的主观逻辑更符合刑法现象的客观逻辑。如果刑法学思维扁平化乃至平面化，势必使刑法学思维陷于混沌。因此，抽象谈论犯罪论与刑罚论，是很难论清犯罪与刑罚的。其次，定罪活动和量刑活动都是刑事司法活动，也都是刑法解释活动，同时又都不是由单边主体进行的非公共性、非程序性活动。因此，司法刑法学应研究作为一种司法模式的定罪和量刑。在此基础上，司法刑法学应为定罪和量刑活动的参与者提供参与定罪和量刑的技术手段。关于定罪的模式和技术的司法刑法学理论就是定罪论，关于量刑的模式和技术的司法刑法学理论就是量刑论。

二、关于立法刑法学与基础刑法学

在历史上，边沁为了在英国实现法典化并进行全面的法律改革，提出首先应建立一门“说明性”的法律科学。奥斯丁和边沁都认为，这门法律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的一般实在法。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断言，以往法律理论尤其是自然法理论，不恰当地将法律和人类主观好恶及价值理想联系起来，不恰当地将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学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分析法学看来，法学家关心的是法律是什么，立法者或伦理学家关心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4]正是由于分析法学的努力，法律科学才得以建立和发展。18、19世纪之交，萨维尼最终确认了法学是一门实证法而非自然法的学科，从而使法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掀开了法学真正独立发展的历史。[5]“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是以“一种带有救世主式的附加条款的实证主义”、一种“有合法性的实证主义”，创立刑法学的。新派学者李斯特，较之费尔巴哈具有更为显著的实证主义倾向。[6]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把实证主义观念和方法引入刑法理论，他才被称为“近代刑法学之父”。这表明，刑法学是作为一种研究实证刑法的法律科学而存在的，其为刑法科学而非刑法哲学。在他之前的贝卡利亚，其划时代性的《论犯罪与刑罚》无可否认也是一种刑法理论，但不是实证的，而是思辨的，不是刑法科学的，而是刑法哲学的，故不应称贝卡利亚是刑法学之父，也不应认为他是刑法学家。由于法律实证主义主张立法学之类的与主观愿望密切联系的学问不属于法律科学，[4]因此在传统的刑法学体系中，面向立法的刑法学是没有存在合理性的，而没有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之分，刑法学的司法面向就必是被混沌地表述，因为这种刑法学事实上不得不顾及立法，其理论逻辑往往在司法与立法之间滑来滑去。

科学的立法学始于边沁。[7]但直到法学开始超越法律实证主义时，刑法学的立法面向才渐浮出水面。在1990年代前期及以前，我国通行刑法学体系是将刑法学分为绪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罪刑各论，前三者合称刑法总论。[8]在这种被称为注释刑法学的体系中并没有立法理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后，通行的刑法理论观认为，刑法学的核心是刑法解释学，它通过对刑法的基本制度、犯罪构成的一般要件和特殊要件以及刑罚适用的解释，阐明刑法规范的客观意义，不仅有助于司法机关正确地适用刑法和帮助公民学习刑法，而且有助于刑法的修改、发展和完善。[9]这里，刑法学的立法面向仍是模糊的。在“理论刑法学”的探索中，有的学者提出刑法学体系由立法论、定罪论、量刑论、行刑论四大板块组成。[10]其中，立法论包括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刑事立法学体系、刑事立法结构、刑事立法解释。[11]近年来，有的学者也提出将刑法学分为注释刑法学、刑事立法学和刑法哲学。[12]很明显，司法需要理论指导，立法亦然，没有理论指导的立法不可能是科学的立法。法律实证主义之所以拒斥立法理论，是因为它在当时盲信立法是完美无缺的、立法能力是无限的，而这些观念渐成泡影，随之便提出了立法理论问题。但是，这个面向立法的刑法学体系，不宜称之为刑事立法学，这一称谓不如立法刑法学来得准确。司法刑法学的基本范畴是定罪论与量刑论，而立法刑法学的基本范畴则是立罪论与设刑论。

当前有一种强大的学术声音，认为法学不要动辄论及立法建议或立法完善。这一主张的动机是好的，因为其所反对的是当前严重存在的那种在根本不理解现行法律或在没有对现行法律进行充分解释情况下轻率评论立法的不良倾向。但如果再向前一步，即以此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就“谬以千里”了。第一，当今是一个立法频繁的时代，也是一个立法民主化的时代，立法以及立法评论活动亟需相关立法理论指导。第二，立法面向的刑法学之所以比司法面向的刑法学出现得晚，是一个历史现象，不能以古非今，以传统理论范式束缚当今理论面貌。第三，事实上在刑法领域存在许多分散的立法研究，而且谁也否认不了刑法解释的局限性，立法完善既不可避免，立法研究既比比皆是，就不能回避在刑法学中发展出体系性的立法刑法学的需要。

如果说，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都是刑法学的技术科学，那么，基础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基础科学。有的日本学者和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基础刑法学，是指成为刑法解释学的基础的学问领域，包括刑法哲学、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犯罪学及刑事政策学等。[9]这种观点是很成问题的。如后所述，刑法哲学不是刑法学，故不是基础刑法学；刑法史学、刑事政策学等都不是基础刑法学，否则基础刑法学只是一个统称而已。由于古典学派法律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报应主义的刑法观念局限了刑法学研究的视野，妨碍了对犯罪和刑法本质的认识，以德国学者李斯特为代表的实证学派主张将刑法学研究从狭窄的法律概念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李斯特提出了建立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罚学和行刑学在内的“全体刑法学”设想。这种亦被称为“整体刑法学”的体系，是“为了克服专业的片面性，实现各部分的有机统一”，是“冯·李斯特所追求的伟大目标”。但是在德国，“由于各专业的任务和方法的不同，在这一领域并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学科”。⑹实际上，由学科建构规律和规范所决定，⑺这样的全体刑法学是不可能的。在我国，首先倡导刑事一体化的，是储槐植教授“在刑法之中、刑法之外和刑法之上研究刑法”的主张。有的学者据此主张建立“一体化刑法学”，在一体化刑法学中，狭义刑法学应处于核心地位，其次是刑事政策学、犯罪学、行刑学和刑事诉讼法学。[12]在方法论上重谈李斯特的老调是没有意义的，刑事一体化是先见之明，但应理解为刑法学者要立足于实体法而关照程序法，刑诉法学者要立足于程序法而关照实体法，如此等等，而不能理解为将各相关学科整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没有重心的大杂烩。

基础刑法学，也可称为刑法法理学或理论刑法学、元刑法学，是总结刑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概括立法刑法学和司法刑法学的研究成果而建构起来的刑法学之基础科学。基础刑法学是对一定的刑法哲学理论的科学转化和延伸，同时也是立法刑法学和司法刑法学据以建立和展开的科学基础。如果大体上说，司法刑法学是司法参与者的刑法学，立法刑法学是立法参与者的刑法学，那么基础刑法学则可视为刑法学者的刑法学。因此，基础刑法学不应像立法刑法学或司法刑法学那样，不得不拘泥于民族国家一时一地实在刑法的立法实践或司法实践，而应放眼于全世界的刑法实践，寻求建立普遍性概念、原理和体系。19世纪初期，费尔巴哈就已明确提出了“普遍法学”概念。[14]费尔巴哈之后，耶林对历史法学派的狭隘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如果科学不决心把普遍性的思想与民族的思想作为同质之物，并行不悖，就无法把握科学自身所处的世界。它不仅会使法学沦落到“国土法学”境地，还会使法学的境界下降到政治的境界。他竭力倡导一种普遍法律科学。沃勒斯坦在对19世纪社会科学进行反思过程中，首先也批判了那种视国家为唯一分析单位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15]这种观念，就是基础刑法学的指导原则。

这也意味着，不应把刑法学整体上定性为应用法学。应该反思那种将关于某种对象的科学研究要么归为理论科学要么归为实践科学（应用科学）的理论观。对任何对象的科学研究，都既有“理论的”，也有“应用的”。即使是巫术也分为“理论巫术”和“应用巫术”。弗雷泽认为，巫术作为一种自然法则体系，即关于决定世上各种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的一种陈述，可称为“理论巫术”；而巫术作为人们为达到其目的所必须遵守的戒律，则可称为“应用巫术”。[16]同样，由巫术发展而来的宗教也包含着理论与实践两大部分，即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使其息怒的种种企图。在两者之中，信仰在先，因为必须信仰神的存在，然后才会想到取悦于神。[16]以历史眼光看，学科体系建构会逐渐消除以往那种非此即彼的线性分类倾向。对任何一种实义客体，都可能也应该从不同层面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是功能互补，而无高低之分的。刑法学界前些年有学者主张刑法理论应是一种刑法哲学，有学者则主张刑法理论应是刑法解释学，⑻这也表现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人在思考任何对象时，思维的一极总是牵挂着终极抽象，而另一极总是牵挂着终极具体，在这两极之间，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或从具体到抽象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这些阶段便分别是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科学技术的领域；而终极抽象的一极便是哲学（包括部门哲学）。所有这些思维，都是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相沟通的途径。

三、关于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

由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组成的规范刑法学是刑法学的核心学科，而由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等组成的实证刑法学（非规范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边缘学科。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刑法学包括广义的刑法学和狭义的刑法学。前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类学、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国际刑法学；后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17]论者能够看到实证刑法学的广阔前景是值得赞赏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分类是混杂的，并没有厘清其间的逻辑关系。首先，刑法哲学是不应与属于刑法科学的各学科并列在一个序列中的。其次，虽同属刑法科学，但具有实证科学性质的刑法数学、刑法人类学等是不应与具有规范科学性质的“刑事立法学”（本文所谓立法刑法学）等并列在同一序列中的。再次，所谓刑法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含义是模糊的，并不能据此确定各类、各种理论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复次，实证刑法学的具体学科是难以一一列举的，实际上有多少种实证科学，几乎就有多少种研究刑法的实证方法，就可以形成多少种实证刑法学。最后，刑事政策学并不属于刑法学，因为前者是一种权力科学，而后者是一种权利科学。

有的学者指出，学术上分就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使用规范科学、经验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与理工科技等各种不同的学科与研究方法，研究犯罪问题与犯罪行为人及犯罪被害人，这些以有效抗制犯罪与预防犯罪为其共同终极目的的各种不同学科，在学术上可以统称为刑事学，其中包括刑事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犯罪侦查学等。刑事法学乃是就法学的观点、研究犯罪行为及其法律效果，以及犯罪的追诉、审判与执行的规范科学，包括刑法学（又称刑事实体法学）、刑事程序法学（含刑事诉讼法学与刑事证据法学）、刑事执行法学（含监狱学）等。犯罪学乃是采用科际整合的实证方法，研究犯罪（包括刑法尚未明文规定的新兴犯罪行为和自杀等社会偏差行为，下同）现象、犯罪行为与犯罪行为人的经验科学。刑事政策学乃是就法律政策的观点，研究各种促生抗制犯罪与预防犯罪成效的对策，包括刑罚理论与刑罚手段、保安处分理论与保安处分手段、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执行政策等。犯罪侦查学乃是研究刑事科学侦查与鉴识，运用物理学、化学等科学与技术，转化成为刑事科学或刑事科技，用以从事科学与科技的犯罪侦查、刑事证据的收集与鉴识。[18]这一观点所作分类较为妥当。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在科学而非哲学的意义上界定“刑法学”。有人可能会说，一切皆变，因此完全可以约定，刑法学现在是指刑法科学和刑法哲学的统称。有的学者便提倡一种中间意义的刑法学，即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的统一体，但必要时会涉及刑法史学与比较刑法学；并认为，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没有明显的界限，两者并非性质不同的两种学问；既不能要求我国的刑法学从刑法解释学向刑法哲学转变，也不能一概要求将刑法解释学提升为刑法哲学。[19]这种刑法理论观并不妥当。理论形态的分化与整合是一种需要循序渐进的辩证过程。在刑法哲学与刑法科学需要分立的当代，用刑法学指称两者的统一既不符合刑法学的近代史实，也不利于刑法哲学与刑法科学的分立，其实质是不利于刑法哲学的发育，或者说很可能使刑法哲学落入纯法学的倾向。刑法哲学是思辨的和超验的，而刑法学则是实证的和经验的，将两者统称为刑法学，极易抹煞这种区别。刑法学，一方面应包含实证的科学研究，即采取价值无涉的立场，这种刑法学应效仿自然科学的范式；另一方面，刑法学又不是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科学，而包含了文化科学的研究，即采取价值关联的立场。作为实证科学，刑法学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的刑法现象；作为文化科学，刑法学研究作为社会规范的刑法规范。由于刑法学的基本使命是为现实刑事立法与司法提供服务，故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作为文化科学的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而作为实证科学的各种刑法科学学科只能处于刑法学的边缘地带。在刑法学范围内，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的分类框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提升刑法学的学术品位，促进刑法理论的学术分工，提高刑法理论的学术效率。

刑法学的国土法学化流弊十分顽固，刑法学对立法亦步亦趋的流弊也十分明显。这两种弊端的克服，要靠基础刑法学的理论成长以及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分立。长期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理论联系实际”被在很多程度上庸俗化和片面化，似乎不能解决或不能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某些理论向度的研究被嘲笑，而且面向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往往被指为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其结果，自然是实践经验比理论研究更实在，进一步的结果，自然是理论工作受到贬低。这就存在一个理论观问题。事实上，上述陈旧的理论观把刑法学者几乎通通变成刑法专家，似乎不能成为实践专家的刑法学者是没有价值的。其实，与“实际”密切联系的刑法理论只是“技术刑法学”，而不是刑法学的全部，更非刑法理论的全部。在刑法理论中，基础刑法学与“实际”就明显疏远；而刑法哲学，如后所述，更是远离“实际”。只有远离“实际”，才能看清“实际”，才能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实际”。刑法理论的学术品位，从而刑法理论研究者的尊严，靠的往往也是远离“实际”。只要以自然与精神的实体性合一为基本思维方式，人的理性就还裹挟在感性之中而未觉醒；只要以理论与实际的实体性合一为基本思维方式，人的理性就至多是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刑法理论的“有用”只涉及刑法之“用”，刑法理论更需要关心刑法之“体”，这并非技术刑法学所能胜任，因为对刑法的自然理性和人道尊严的确证，不能用“有用性”来衡量，因为它恰恰是对“有用性”的质疑和反思。

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迟早要导致理论的社会分工的细化，毋宁说，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是理论界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需要之反映。刑法理论只有进一步分化，才能使刑法学人“术业有专攻”，才能高效率整合社会学术资源和个人学术精力，才能尽量避免学术资源和学术精力的重复投入和低效产出，也才能促发刑法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合作。“理想主义者无法持久，除非他是个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者也无法持久，除非他是个理想主义者。”[20]要在每一个刑法学人之内实现刑法学的整合是不可能的，现实的办法只能是在刑法理论界之内、刑法学人之间实现这种整合。这就需要一种学术心态，即每种研究向度的刑法学人都有义务尊重其他向度的刑法学人。

第二，扩展刑法课程的学习视野，提高刑法学人的学习动力，培育刑法人才的后备力量。

笔者在几所大学里从事多年刑法教学，一个真切感触是，各层次的法科学生常将自己的刑法理论视野局限于刑法教科书（注释刑法学、刑法解释学、规范刑法学或刑法教义学）所确立的知识范围，尤其是硕士研究生，每年“生产”出来的学位论文，选题范围几乎无出于刑法教科书目录或标题，论域和论证方式也十分单一化。学生们在学习刑法或专攻刑法之时，常常想当然认为自己的课程或专业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等没有内在关系或没有多大关系，至于与数学、动物学、生物学、考古学、医学等等就更没有关系或没有多大关系了。“博览群书”对研习刑法的意义，并不为他们所理解。这种状况显然与刑法理论观乃至法律理论观的误区存在重要关联。在这种理论观看来，刑法理论的研究范围（形式客体）与研究对象（实义客体）同一化了，因此只能是就刑法研究刑法，或在刑法之内研究刑法。这样培养的刑法专业学生以及法科学生，知识面之狭窄，从而法律观之浅薄，以及问题意识之缺乏（没有从社会中发现法律问题的意识），从而研究能力（没有运用各种学科观点和方法研究法律的能力）之薄弱，常令法科教师油然而生悲哀感；当然，学生未必不如老师当年，也不能说法学教育退步了。但在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今天，不进则退。难道这是仅通过法学教育模式、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吗？非也。必须转变法律理论观，就本文而言，就是转变刑法理论观，非此不能打开遮蔽已久的刑法理论视野，非此不能充分准备刑法人才的后备军。

四、刑法哲学的理论与方法

根据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说法，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而在神学与科学之间，有一片受到夹击的无人之域，即哲学；与神学一样，哲学包含着人类对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诸人类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的；而哲学之所以被称为“无人之域”，是因为哲学所回答的，是那些似乎永远无法给予确切答案的问题，它没有科学那种能够给生活带来实际效果或者神学那种能够满足心灵对永恒追求的实用价值。[21]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但神学不诉诸理性吗？神学也是一种典型的理性化之举，对于神学而言，是理性证明了上帝的存在。[22]

科学、哲学和神学是人类精神诉求的三个向度，但作为理论形态，它们对于研究具体问题又具有方法意义。人们面对一切具体对象，都可能用哲学、科学或神学的方法加以思考。用哲学的方法思考一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上认识对象的智慧诉求；用科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内与从对象之外认识对象的知识诉求；用神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与神祗的关系认识对象的宗教诉求。对刑法问题，同样可能用这三种方法进行思考。人们以哲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哲学；以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科学；以神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神学。就特定社会来说，这些理论形态的生存条件各不相同；但从整个人类来看，这些理论形态必定是不可或缺的。

德国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说，法哲学是哲学而非法学的分支；通俗地说，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因此，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哲学家必须兼通法学、哲学两门学问，因为纯法学倾向的法哲学家落入科学主义误区，他们高估法教义学和片面醉心于科学思维，此种法哲学家企图离开哲学去回答法哲学问题，这种法律科学主义被称为“法哲学的安乐死”；相反，哲学主义是那些只受哲学激励和引导的法哲学家的误区，他们不关心法律问题，不关心法学此时此刻对哲学提出的问题。[23]将刑法哲学与刑法学区分开来，有利于使刑法科学成为真正的刑法科学，也有利于刑法哲学的发育成长。相反，把刑法哲学看作是刑法学的一部分，既不符合哲学与科学相区分的本来面目，也容易导致对刑法哲学这种刑法理论形态的漠视，这对于十分稚嫩和脆弱的当代中国刑法哲学而言，不是件好事。当然，可以把刑法学与刑法哲学统称为刑法理论。

刑法哲学包括刑法本体论、刑法认识论、刑法价值论。本体论的研究不仅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社会和人类；对于社会进行专门的本体论研究，是现时代的要求。[24]刑法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一定是社会本体论，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25]但是，社会本体论不可能回应刑法研究者对刑法的存在性的惊异。只要这种惊异客观存在，就必须进行专门的刑法本体论研究。所谓刑法的本原与本质、刑法的起源与演变、刑法的前途与命运、刑法的作用与局限等，都是刑法本体论的论域。

刑法研究者不可能绕开刑法认识论问题。刑事立法与司法，首先是认识过程，需要相应的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如何保证一种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是可靠的？比如，犯罪成立理论是一个定罪推理模型，建立无论什么样的犯罪成立理论都需要得到刑法认识论的支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刑法解释与刑法适用的关系、刑法演绎与刑法归纳的关系等等，都是刑法认识论关注的问题。同时，刑法认识论也具有刑法学哲学的意义。因为，科学是有事实可求、有统计可考的学问，“但是科学的对象，还有观察试验或统计所无从着手；而人的思想又不能不到的，于是又演出假定的理论。这就是科学的哲学。例如数学的哲学、物理的哲学、生物学的哲学、法律哲学、宗教哲学等”。[26]

人类在取得巨大实践成就的同时，却面临着严重的价值危机。当今，哲学重心转向了真理与价值的重新统一。然而，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流派都认为真理与价值不可调和。[27]真理与价值能够统一且应当统一，其统一的基础则是社会本身，所以讨论价值论应以本体论为逻辑前提。但是，本体论无法替代价值论。刑法价值论，是一个重要的刑法哲学范畴。不厘清这个问题，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都缺乏价值基础，都容易偏离正当性。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刑事法制转型期，刑法价值论尤为重要。因为，“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和重大的历史斗争，都需要有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作为其精神基础和价值支撑。”⑼

刑法哲学不能直接为现实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技术性支撑，甚至不能直接为其提供原理性论证，因而显得十分无用，非急功近利之人所能理解，但是要看到，“用”从其中来，故而是最大的用。在中国刑事法制走向现代化之际，尤其如此。按照弗洛姆的说法，这表现在刑法哲学为刑法共同体（包括刑法的实践者、研究者）提供其不可或缺的“定向架构”（“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图”）与“献身架构”。[28]“科学依赖于某些基本的、非经验的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29]这一命题自然也适用于理解刑法学与刑法哲学的关系。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刑法教义学的说法来自德国。德国学者认为，法教义学可用来描述下述活动，即以形成某些内容确定的概念，对原则作进一步填补，以及指明个别或多数规范与这些概念和原则之间关系为主要任务的活动。透过此活动而发现的语句，之所以为教条，是因为它们在法教义学看来具有法律权威性。教义学一词表示认识程序须受到此范围内不可质疑的法律规定的拘束。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7—108页。在拉伦茨看来，尽管法教义学包含一定价值导向，但其所持的是一种价值中立立场，因为它假定法规范是正确之法。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载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德国学者还认为，法教义学是一个多维度学科，它包括对现行法律的描述、对这种法律之概念的体系研究、提出解决疑难法律案件的建议，因此法教义学有三个维度，即描述——经验、逻辑——分析、规范——实践的维度。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德国学者认为，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刑法教义学，其基础和界限源自于刑法法规，致力于研究法规范的概念、内容和结构，将法律素材编排成一个体系，并试图寻找概念构成和系统学的新方法。作为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桥梁，刑法教义学在对司法实践进行批判性检验、比较和总结基础上，对现行法律进行解释，以便利法院适当、逐渐翻新地适用刑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法安全和法公正。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⑵“刑法信条学”来自我国学者对刑法教义学这一名称的质疑。论者认为教义学说法已不符合现代德语的标准意思，而且教义的说法与宗教意思太近。相对于法学信条来说，法律理论仍处于探讨阶段；相对于法律理论来说，信条已成为一般接受的基础、一门学科基础的理论。在德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信条学是在李斯特和宾丁时代创立的。根据罗克辛的说法，刑法信条学是研究刑法领域中各种法律规定和各种学术观点的解释、体系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学科。刑法信条学特别表现在刑法总论部分关于犯罪行为的理论即一般犯罪理论，而分则的基本理论与总则的信条学有重大区别，刑法信条学的主要任务是便于法学教育和发展刑法理论体系。刑法信条学的主要方法是体系性研究方法，以及问题性研究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不仅使概念内容得以明确和体系结构得以形成，而且还可以探索新概念和创建新体系。体系性方法的优点是：有利于减少审查案件的难度；有利于平等地区别适用法律的条件；有利于简化法律并使法律适用工作具有更好的操作性，有利于法律和法学的继续发展。但体系性方法的缺点是：有可能忽略具体案件的公正性，有可能减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能把刑事政策作为合法的体系性指示；容易导致人们使用抽象概念，使人忽视和歪曲法律材料的不同结构。为了克服体系性方法的缺陷，人们在刑法信条学中尝试了问题性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从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公正和符合目的的可能性。问题性方法同样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目前，在德国刑法信条学中，体系性方法是主要方法。但起先存在本质主义和规范主义的体系性方法之争，现在基本采取了折中立场。在德国，传统刑法信条学以违反规范的行为为导向的观点，已被功能主义体系所取代。功能主义的主张是，刑法信条学的全部概念应从刑法的任务出发加以界定。根据客观归责论，不法和责任是刑法信条学两个中心范畴。参见王世洲：《关于刑法方法理论的思考》，载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4页。

⑶刑法解释学名称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未能准确把握刑法解释。刑法解释不同于注疏文化经典等解释活动，它不是一种私人活动和非程序性活动，而是具有特定的公共性质和程序意义，这种性质和意义集中体现为司法性。一旦忽视了刑法解释的司法性，所谓对刑法的解释也就充满了个人性和非程序性，亦即非司法性。因此，与其称之为刑法解释学，不如称之为司法刑法学，更有利于提醒人们注意从刑法解释的司法性来理解和把握刑法解释。同时，面向司法的刑法学并不以刑法解释为其全部内容，除了刑法解释外，它还探讨其他相关问题。因此，刑法解释学对司法面向的覆盖也不全面。如后文所述，刑法教义学或刑法信条学等称谓亦未必能成为辩护之学、权利之学，其对司法过程未必给予了应有关注，其所寻求的也未必是交谈客观性。司法刑法学这一称谓是可取的。司法刑法学为刑事司法中的实体问题服务，既表明了其刑事实体法学的性质，也表明了其为司法而非立法服务的面向。这一称谓的表达功能具有优势。此外，司法刑法学这一概念具有对应性，其是对应于立法刑法学的。

⑷刑法作为裁判规范的意义是完整的，而作为行为规范的意义是不完整的，因为与刑罚有关的行为规范，不能靠刑法本身来提供，而要靠刑法的前位法（行政法）或者伦理道德来提供，否则国民不可能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当然也不能否认刑法规范具有行为规范的意义，刑法是在“第二次性”的意义上确认和强调行为规范的。

⑸参见杨春洗等主编《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⑹[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⑺有的学者在评论时下颇为时髦的“国学”时深刻指出：“设学科，立机构，就好比画圆：半径要一定，长度应适中；否则圆将忘了其中心，忘了其几何的性质。这一点，乃现代学术分科的要求，也是现代学术进步之所在。”缪哲：《国学的学与术》，载《南方周末》2010年3月4日第24版。

⑻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1页；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⑼唐凯麟：《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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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刑事科学技术概念范文

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进行讯问时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等方法逼取其供认犯罪的行为。由于受封建社会瘤毒的影响，特别是司法实践中部分侦查人员政治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对民警队伍管理不够规范、对刑讯逼供违法犯罪行为处罚不力，以及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缺位等原因，长期以来，刑讯逼供行为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危害、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笔者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法律和司法实际，就如何遏制刑讯逼供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刑讯逼供 遏制对策

推进司法改革,切实保障人权,是世界司法文明的大势所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在刑事诉讼领域,转变司法观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长期以来,刑讯逼供行为的屡禁不止,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严重危害.能否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行为,成为影响我国刑事司法文明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认识,笔者结合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就如何遏制刑讯逼供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刑讯逼供的概念。

关于刑讯逼供的概念，法学界和实际部门的同志认识不同，表述不尽一致。笔者择其要者略加评析。有的学者认为，刑讯逼供“是剥削阶级国家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时，对人犯进行人身摧残和折磨，逼取口供，搜集‘证据’的一种野蛮、残酷的审讯方法。”笔者认为，此概念只适用于对剥削阶级国家的司法官吏，有失片面。有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部门的同志认为，刑讯逼供，是指“在诉讼过程中， 司法人员对被告人、嫌疑人、证人等进行讯问时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以及精神折磨逼取口供的审讯方法”.①还有的学者认为，刑讯逼供，是指“办案人员，在审讯活动中，对被告人、嫌疑人、证人施行肉刑或变相肉刑以逼取口供的非法行为”.②笔者认为，这两个概念中，将证人也当作刑讯逼供的对象是错误的。因为，按照原刑法第136条和现刑法第274条的规定，刑讯逼供的对象，专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不包括证人。有的实际部门的同志说，刑讯逼供，是指“审讯人员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施行肉刑和精神折磨以逼取口供的行为。”笔者认为，此概念对刑讯时采用的方法缺少“变相肉刑”这一种。有的同志讲，刑讯逼供，是“指用摧残肉体或精神折磨的方法在审讯时强制逼迫被告人供述并套取虚假口供的违法行为。”笔者认为，此概念有两点之不足：其一，刑讯的方法中缺少“变相肉刑”这一种；其二，说刑讯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套取虚假口供”不符合客观实际。因为，办案人员采用刑讯行为逼供，从其主观愿望而言，是为了逼出真供，而不是假供，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刑讯过程中供出假供，还不是办案人员所希望获取的。有鉴于此，不能认为刑讯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套取虚假口供”。有的实际部门的同志认为“所谓刑讯逼供，就是通过肉刑和变相肉刑的审讯方式，逼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口供的行为。”笔者认为，这种界定比较正确。但是，还应当在刑讯方式中将“精神折磨”纳入。

笔者认为，刑讯逼供的概念，其内容，既应适用于古代，又应适用于现代，既应适用于外国，又应适用于中国；要有理论上的根据，又应符合司法实践。为此，试作如下界定：“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进行讯问时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等方法逼取其供认犯罪的行为。”其中，追诉者是在侦查中承办案件的人员：在古代，是指承办刑事案件的司法官吏；在国外，是指警官、检察官和法官；在我国现代，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监狱中狱侦科的侦查人员和军队保卫部门办案的侦查员。“被追诉者”，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肉刑”，是指对被追诉者的肉体进行摧残或伤害，如殴打、夹指、捆绑、吊起、用警棍电击等。“变相肉刑”，是指罚站、罚跑、罚冻、罚晒、罚饿等；“精神折磨”，是指用药剂催眠、搞车轮战等；“逼取”，是指逼迫和获取。“供认”，是指供述和承认。“刑讯行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法律中有的被规定为法定的取供行为，属于合法行为；现在各国法律规定是非法取供行为。“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

二、刑讯逼生的原因

1、封建社会瘤毒的影响。封建社会公德规定司法官员，可以通过刑讯采用法定刑具和手段来逼取被告人口供。有些司法人员搞刑讯逼供，是受封建时代刑讯逼供传统的瘤毒毒害造成的。例如：按《汉律》规定，对犯罪的被告人，如果有充分证据足以证明，而他不服、狡辩的，即可拷打，但应把已予查证清楚的和抵赖的情况在汇报材料中注明。

2、部分侦查人员业务素质比较低，缺乏应有的法制观念和人权保障意识，特权思想严重，认为只要能破案就不择手段，况且，侦查是国家的权力，犯罪嫌疑人不过是受讯问的对象而已，施以刑讯是应该的，只要承认犯罪，将案件破获就行，所以侦查人员将破案的希望主要放在逼取口供上，而不是将主要力量放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运用科技手段收集其他证据上，这是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之一。

3、领导对民警队伍的教育不够、管理不严、对民警刑讯逼供现象不去查处，而是轻描谈写，认为如果处理民警就会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对民警的逼供现象进行迁就、放纵、制止不力、庇护、开脱，甚至有的领导亲自参与刑讯逼供。

4、有些办案人员的业务不熟，办理案件时，不注意收集证据或收集证据不全，错过了证据收集的最佳时间，不能证明案件的真实性，当嫌疑人狡辩或否定事实时，认为其不老实，便对其采取肉刑、精神折磨以此来强制取供。

5、对刑讯逼供的违法犯罪者处罚不力。在处理这种违法犯罪案件中，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处罚不力。例如：对有刑讯逼供违法行为的民警，有的负责人认为是办公事，为了破案，就睁一眼，闭一只眼，对上级派去查处刑讯逼供案件的人员设置障碍阻止查处或想法从轻处罚，这些做法不仅对办案人员刑讯逼供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刑讯逼供的不正之风。

6、办案急功近利，偷工减料思想作怪。有了问题不喜欢去调查，不喜欢去实践，不去发案现场去寻找证据，不向群众请教，而是沉溺于讯问犯罪嫌疑人。正如有位民警说的“明明是他干的，却死活不承认，给他几下他就会把问题给交代清的，根本不用东奔西跑”。想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难道会不出现刑讯逼供！

7、《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的权利，同时也给了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力。痛恨犯罪嫌疑人是人们的普遍心理，不打不招是犯罪嫌疑人的普遍做法，只要有一线希望，绝大数的犯罪分子都不会主动放弃逃避法律制裁的希望。这样，当犯罪嫌疑人不回答或回答的内容不符合侦查人员心目中的标准时，就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抵赖，于是为获取口供侦查人员难免会动手或者动用具械，刑讯逼供就这样发生了。理论上，第93条“如实回答”是指在否定刑讯逼供，然而在事实上却起到了变相鼓励侦察人员重口供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8、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刑讯逼供盛行的另外的原因是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显得非常弱小，力量微薄，关键的相关配套制度跟不上。象没有侦押分离制度，没有录像制度，没有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等！这些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也是刑讯逼供盛行的原因。

三、刑讯逼供的性质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我们认为，刑讯逼供不是一般的工作错误，而是违法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将修改后的刑法的这一规定，与修改前刑法第136条关于刑讯逼供的规定相比较，修改后的刑法对刑讯逼供致人

死亡的行为按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为从严惩治刑讯逼供者提供了法律依据，加大了打击的力度。另外，修改前、后的刑法对刑讯逼供均没有用“情节严重”之类的限制性词语加以限制，只要实施了刑讯逼供的行为即构成犯罪。只不过造成伤残、死亡后果的，修改后的刑法更明确地要求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而已。所以，我们决不能把刑讯逼供看成是一般性的工作错误，而应当作为犯罪行为同它进行斗争。

四、刑讯逼供的危害

（1）侵犯人权。刑讯逼供的最直接的危害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公民的权利都受宪法和法律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限制或剥夺。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刑法将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所以，刑讯逼供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

（2）损害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文明执法，文明办案，是公安司法人员的起码职业道德。刑讯逼供的行为，不仅违反了职业道德，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而且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破坏了党和国家的威信，易导致被讯问者及其亲友与政府产生对立情绪，形成不安定因素，破坏了国家的法治形象。

（3）容易酿成错案。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是导致错案、冤案的主要原因。实践中，有的嫌疑人因刑讯不堪忍受，被迫承认了自己没犯的罪行，结果造成错案、冤案。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4）容易造成积案、疑案。司法工作人员办案时，往往把精力用于对付犯罪嫌疑人，围绕口供花费过多的时间，这往往耽误了收集其他证据的有利时机，使有些证据因为时过境迁而灭失，难以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即使勉强取得一些口供，也会因案中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时供时翻，先供后翻而使案件扑朔迷离，造成长期破不了的积案，或者难以认定和处理的疑案。

五、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1、领导重视是解决刑讯逼供屡禁不止问题的关键

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在本单位、本部门各项工作中起着主导、决策的作用，具有组织指挥、管理、监督的权利，也有制定本单位、本部门规章制度指示，执行各项规定的权利，同时有对本单位、本部门不合理、不合法的事件进行制止、纠正的权利。所以，他们在解决本单位、本部门出现的刑讯逼供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好的领导，在刑侦工作中，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智慧、经验、技能来突破刑事案件，用艺术化的讯问技巧来讯问嫌疑人；素质较差的领导会以打骂、体罚（即使有时只是含有体罚的趋势）来讯问嫌疑人员。在本单位，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成了民警同志日常工作中借鉴的样本。禁止刑讯逼供，首先要让领导同志从内心深入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刑讯逼供是与我国目前进行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背道而驰的，它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倒退的表现。（2）、刑讯逼供极易造成冤案假错案，影响大，后果严重，使好人得不到保护，案犯得不到打击，同时也使案侦工作走向误区。（3）、刑讯逼供会影响到社会的平安，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割裂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血肉关系。其次，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对刑讯逼供问题要常抓不懈，对自己、对民警要加强时事政治、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学习，树立全局观念，增加民警同志的政治敏锐力，自觉克服刑讯逼供的陋习，把搞刑讯逼供的事件如数、彻底曝光，同时把这一问题上升到民警政治上是否合格，是否可靠的高度来认识。

2、提高警察队伍素质，是解决刑讯逼供问题的有效途径

（1）政治素质好，就会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自觉地将自己的言行用国家

政策和法律加以约束，对工作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业务素质好，就能出战斗力，就能够破大案、难案、复杂案件，队伍中产生刑讯逼供的概率就低。就民警个人来说，有较高的业务素质，以熟练的业务知识和业务技能，与嫌疑人展开激烈的、机智的斗争，他总会想办法和有办法对案件打开突破口。

（3）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民警心理素质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处理。

要提高民警的综合素质，首先要加强对民警政治思想教育，提高民警的政治敏锐力，思想教育是提高民警政治素质的必要手段。其次，开展各种形式的业务培训，提高干警的业务技能。各级公安机关可根据实际情况办理各种业务培训班次，有计划地对民警进行全面的业务培训；也可以有计划地安排公安战线的老同志介绍经验，搞好传帮带；还可以通过典型案件、疑难案件，分析研究讨论，提高民警的办案能力。再次，要加强对干警的心理素质的培养和调研。公安民警、特别是基层公安民警，每一天，每一刻都要面对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有时遭到受蒙蔽群众的误解时，他们的心理素质极有可能发生倾斜。正因如此，必须加强对他们心理素质的培养和调研，增强干警稳重、沉着的心理素质，做到遇事不慌、处变不惊。

3、深化刑侦体制改革，提高刑侦科学技术向科技要警力是解决刑讯逼供屡禁不止问题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科学技术的提高，将大大地缓减警力的严重不足，减少民警的压力和急躁情绪，从而降低刑讯逼供的发生。科学的分析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找到案侦的突破口；科学的指挥能使我们少走弯路；科学的收集证据，能给我们提供有力的指控依据，彻底打跨嫌疑人的抵抗狡辩和侥幸心理；科学的鉴定识别及先进科技器材是我们公安民警的得力助手。提高刑侦科学技术，首先国家增大公安机关科技教育的投入，在刑事案件侦查中推广和应用高新技术；提高公安机关的办案素质和效率。二是要普及刑侦科学技术，要使每一个刑侦人员都能掌握尽可能多的专业技术。三是要加强科学技术硬件设施的建设。

4、完善公安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对实施刑讯逼供的人员严肃查处

《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不得刑讯逼供，对有此种行为的，给予行政处分。

《人民警察督察条例》也规定了督察机构可以对警察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这就为公安机关从内部对刑讯行为进行监督提供了依据和具体的规则。这些规定要落到实处，关键在于公安机关要从根本上予以重视，严格执法，一旦发现，主动追究，严肃查办，绝不姑息纵容。为强化内部监督机制，我们建议在公安机关内部成立一个警察违法惩戒委员会负责，不为本级公安机关行政领导所左右。

5、提高侦查技术，改变破案主要依赖于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状况

对犯罪的侦查就是靠获取各种证据去证明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尤其有些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以后毁灭证据、伪造现场，更使侦查工作变得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破案任务，侦查人员往往把希望寄托在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上，一旦其不开口或认为其没讲真话，便施以刑讯，逼取口供。实践表明，尽管这一办法在客观上有一定效果，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够承受得住刑讯对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但由此造成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因为它不仅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往往冤及无辜，危害社会的长久安定。为了在客观上摆脱主要通过口供破案的现状，我们认为十分有必要在提高技术侦查手段方面加大投入，使技术手段广泛运用于侦查，从而为获取其他证据方面加大投入，使技术手段广泛运用于侦查，从而为获取其他证据提供手段上的保障。在侦查实践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侦查技术的提高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测谎器、语言分析仪等技术手段在侦查中的使用便是例证。这些手段的使用在提高侦查效率的同时，也可以使侦查人员较少地依赖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破案，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的作用，更加符合诉讼文明的要求。

6、检察机关加强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的监督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审查批捕和审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施行监督。对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达到犯罪程度的，还有权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由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效果并不明显。从长远来看，欲改变这种状况应对我国的司法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或者在制度上有突破性改进。目前，检察机关应把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充分行使起来，对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顶住压力，克服困难，认真查处，不应有所顾虑。

7、公安机关应保障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正确对待律师介入侦查

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聘请律师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对此，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使刑诉法关于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原则规定细化和变得更有操作性，保障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落到实处，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应认真执行《规定》，保障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能够真正切实地行使。

8、建立、完善预防刑讯逼供的有关制度。笔者认为，预防刑讯逼供的有关制度主要包括：其一，建立比较科学的讯问制度。例如，明确要求讯问人员讯问前必须熟知案情，拟定讯问提纲和重点等；严禁缺乏讯问素质的办案人员讯问；不允许治安联防队员参加讯问；严禁带警具进讯问室，讯问中不得搞肉刑，变相肉刑以及精神折磨；有条件的，可建立讯问人员与被讯问人分离的讯问室，并实行录像监控，等等。其二，建立讯问责任制度。例如，规定讯问时两人中有一人为主讯人，主讯人员负主要责任，搞了刑讯逼供，一经查实，按二人的责任大小承担法律责任；并规定探长或有关办案单位的主管领导承担教育、监督下属警官不得搞刑讯逼供等等。

9、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严肃查处实施了刑讯逼供的责任人员。要使侦查人员自觉做到，既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又接受本机关中法制部门、纪检和政纪部门对刑讯逼供的监督；既要接受人大、政协委员的监督，又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既接受律师的监督，也接受广大公民的监督等等。为此，公安机关应当经常检查接受监督的情况，对已发现刑讯逼供的，及时纠正。对犯有一般刑讯逼供违法行为的，查清后及时给予党纪、政纪处理；对构成刑讯逼供罪的，应依法惩治，不允许任何人消极对抗，更不准设置障碍。对重大刑讯逼供案件，不仅应查处直接责任人，而且应查处纵容、包庇、失职的负责人。只有这样，才能以一儆百，惩前毖后。从而减少、遏制、杜绝刑讯逼供的发生。

总之，刑讯逼供问题，从古到今长期得不到解决，今后一定要加强执法监督，完善

立法，提高办案人员的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加强制度建设和队伍管理，从深层次入手、深化体制改革，为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诉讼法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222页。

②《中国公安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647页。

参考资料

1、陈秉志著《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2、《刑事诉讼法》主编王国枢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2版

3、《证据学》主编 樊崇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4、《刑事侦查学》主编 孟宪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2版

第5篇：刑事科学技术概念范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侦查学的发展走过了相当曲折又相当辉煌的路程。概括而言，从建国初期至50年代末是我国侦查学的酝酿初建时期；从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国侦查学的停滞倒退时期；从70年代末至今是我国侦查学的恢复发展时期。

在恢复发展的20年，我国侦查学经过重建取得了长足进步，其显著特征表现为大量科研成果不断涌现。1979年，公安部原三局组织编写了《刑事侦察学》，成为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侦查学知识的专业书籍。同年司法部和教育部联合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作为这套教材之一的《犯罪侦查学》1982年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体系比较完整的高等学校侦查学教材。尔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编写的《刑事侦查》、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的《刑事侦查学》、公安部民警干校编写的《刑事侦察》、西南政法学院编写的《刑事侦察学讲义》等教材相继问世。与此同时，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侦查学论文，而且有数十种侦查学译著和专著出版。进入90年代，侦查学理论研究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译著、专著和论文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的提高，侦查学教材的品类更加齐全。在普通高等教育系统中，除了供本科生使用的不同种类的侦查学教材外，还出现了面对研究生、大专生和进修生的教材。在职业教育系统中，除了公安机关的各层次侦查学教材外，检察机关也编写了专门的侦查学教材。

纵观20年来我国侦查学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前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科的基本建设方面，如学科的名称、对象、体系、性质等问题：8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则转入对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各种侦查措施和方法、侦查思维和侦查谋略、各类犯罪案件的侦查规律、以及侦查学科体系的重组等较深层次的问题上；90年代以来，随着犯罪侦查实践的发展变化，侦查学研究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态势。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很多，包括学科理论体系、侦查体制改革、侦查基本方针、依法办案、科学办案、侦查意识、侦查思维、侦查行为、智能化犯罪和反侦查行为的侦查对策、以及针对经济犯罪、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计算机犯罪和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等新型犯罪的侦查对策等。

二、理论研究述要

为更清楚和准确地了解我国侦查学20年的发展历程，下面便简要介绍这一时期侦查学领域内主要讨论的问题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

（一）关于学科的名称问题

我国侦查学的学科名称经历了多次变化。“文化大革命”以前，高等院校的课程名称曾经用过“犯罪对策学”和“刑事侦察”等。当我国侦查学在70年代末开始重建的时候，各政法院系使用的学科名称未能统一，有的定名为“刑事侦察学”，有的定名为“刑事侦查学”等等。许多学者也在专业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学科的名称。一时间，学科名称成为了侦查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当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1.“侦察”与“侦查”。在本学科的名称中，究竟应该使用“侦察”一词还是“侦查”一词，这曾经是一个争论得非常激烈的问题。对此问题，学者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侦察”与“侦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本学科的内容主要为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业务，而公安机关又长期使用“刑事侦察”的术语，所以本学科的名称乃至具体内容中的相关用语都应该使用“侦察”一词。第二种观点，“侦查”与“侦察”是两个不同的术语。“侦查”是法律术语：“侦察”是公安工作中借用的军事术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经明确肯定了“侦查”一词，所以本学科的名称和具体内容中的相关用语都应该使用“侦查”一词。第三种观点，“侦查”和“侦察”是两个内涵和外延都完全相同的概念，二者可以相互代用。但是，既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使用了“侦查”一词，那么本学科的名称和具体内容中的相关用语应该使用“侦查”一词，放弃“侦察”一词。第四种观点，“侦察”和“侦查”是两个具有从属关系的相容概念，“侦察”是属概念，“侦查”是种概念，“侦察”应该包括“侦查”。具体来说，“侦查”仅指《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而“侦察”还包括公安机关在办案中使用的各种秘密措施和手段。因此，做为整个学科的名称，应该使用“侦察”一词。第五种观点，“侦查”和“侦察”是两个交叉概念。虽然“侦查”不包括“侦察”中的秘密措施和手段，但是作为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的一项专门工作而言，“侦查”应该包括“侦察”。公安机关的刑事侦察工作仅是“侦查”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后者不仅包括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案件调查工作，还包括公安机关预审部门的案件调查工作和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调查工作。由此可见，本学科名称还应该使用“侦查”一词。

2.“刑事”与“犯罪”。在本学科的名称中，究竟应该使用“刑事”二字还是“犯罪”二字，这也曾经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本学科名称中应该使用“刑事”二字，因为这符合公安工作中的用语习惯。我国公安机关在工作中把犯罪分为刑事犯罪和政治犯罪（或者反革命犯罪）两大类，而且公安机关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刑侦”与“政侦”的业务分工。由于本学科主要研究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工作，所以名称中应该使用“刑事”二字，不应使用“犯罪”二字。第二种观点：本学科名称中应该使用“刑事”二字，因为这与刑事法学体系相一致。我国的刑事法学体系主要由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侦查学组成。虽然“刑事”和“犯罪”两个词的意思基本相同，但是为了保持刑事法学名称的统一，还是使用“刑事”二字为宜。第三种观点：本学科名称中应该使用“犯罪”二字，因为本学科的内容不仅适用于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工作，也适用于公安机关政侦部门和预审部门的工作，还适用于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工作。如果使用“刑事”二字，容易与公安机关习惯使用的“刑侦”一词混淆，使人误以为本学科仅与公安机关的刑侦工作有关。第四种观点：本学科的名称中无须使用“刑事”或“犯罪”做限定词，直称“侦查学”即可。在汉语中，“侦查”一词与“调查”和“侦察”两个词不同。调查可以有民事调查和刑事调查，侦察也可以用于军事领域，如果这两个词前没有限定，会使人产生误解。但“侦查”专指犯罪案件的调查，不加限定，人们也不会理解为“民事侦查”或“军事侦查”。诚然，做为强调语，人们在“侦查”一词面前加上“犯罪”或“刑事”二字，亦无不可，但是做为学科名称，还是用“侦查学”比较简洁明了，而且可以避开“刑事”与“犯罪”的争论。虽然学科的名称问题本不该成为学科理论研究的重点，但是在这一讨论过程中，人们也加深了对学科内涵的理解，也明确了对学科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因此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科的成熟和发展。

（二）关于学科的对象体系问题

1.学科对象。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这种特定的研究对象是每门学科建立的基础，也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依据。明确侦查学的研究对象，对于侦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确立学科的体系更具有直接的意义，因此这一问题上的著述甚丰。专家学者们在侦查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可谓众说纷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1）“侦查活动的规律和方法说”， 即侦查学的研究对象是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的规律和方法。（2）“侦查技术、 侦查措施和侦查方法说”，即侦查学的研究对象是侦查机关对犯罪进行侦查时采用的各种技术、措施和方法。（3）“侦查途径、 策略和方法说”，这种观点认为，在物证技术学同侦查学分离后，不宜再将侦查技术作为侦查学的研究对象，但应增加对侦查策略或谋略的研究。（4 ）“侦查行为规律说”，该观点认为侦查学研究的是侦查行为最普遍意义上的一般规律。（5）“侦察活动说”，即研究侦察活动及其规律。（6）“犯罪、侦察活动说”、即研究犯罪活动与侦察活动及其规律。此外，还有“侦察和预防犯罪说”、“犯罪的控制调查活动说”等。

2.学科体系。由于学科体系同研究对象有着密切关联，所以专家学者们在侦查学的体系问题上亦莫衷一是。虽然学者们都承认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同课程体系不同，同一门课程其体系可以因院校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是学科体系应该统一，以便促进本学科体系的日臻完善。然而，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如何统一，人们尚有不同观点，如“二块说”、“三块说”、“四块说”、“五块说”等。在“二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由犯罪活动规律特点和侦查对策构成；另一种意见认为从总体上看侦查学学科体系可分为基础理论部分和应用理论部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侦察对策和侦察谋略两部分。在“三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可分为刑事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刑事侦查的一般措施策略和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三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比较研究三部分。在“四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关于侦查和侦查学的一般原理、关于侦查措施的规律和方法、关于案件侦查的规律和方法及其他有关内容四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侦查原理、侦查措施、侦查策略、侦查方法四部分。在“五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由侦察主体与客体、侦察决策活动、侦察情报信息、侦察谋略以及侦察措施与方法组成；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学科体系由犯罪规律、侦察对策、预防犯罪、国外刑侦理论及实践、刑侦组织机构组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学科体系由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部分、侦察措施和策略部分、侦察情报部分，侦察技术和技能部分、侦察程序和方法部分构成。

（三）关于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

侦查学的基础理论是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问题。80年代中期以来，《公安大学学报》等专业刊物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争鸣文章。经过讨论，多数学者达成一个共识，即侦查学的理论基础理论不同于其理论基础。他们指出：侦查学的理论基础是该学科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侦查学的基础理论是侦查学自身的立论依据和研究起点。但究竟什么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学术界则有不同的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三论说”， 即认为现代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 （2）“侦察哲学说”，即认为哲学或“侦察哲学”应成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3）“同一认定理论说”， 即认为同一认定理论应该是侦查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内容；（4）“同一论和犯罪侦察系统论说”， 即将同一论和犯罪侦察系统论结合起来，并立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5 ）“基本理论问题说”，即认为刑事侦查学的概念、性质、任务、历史和研究方法，以及其结构体系和发展规律等的基本原理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

在侦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许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争鸣。有的学者认为，“三论”只是一般科学方法，不可能成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有的学者将“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引入，代替“老三论”作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一些学者对同一认定理论作为侦查学基础理论提出质疑，另有学者则强调“同一认定的基础理论是刑事侦察学的特定的基础理论”。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侦察哲学说”的观点，另一些学者提出否定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理论框架上分析了侦查学基础理论的包含内容，其观点可视为前述“基本理论问题说”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有的学者认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不是某单一的理论可囊括，具有多层次、综合性，是一个理论体系或系统”。毫无疑问，阐明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推动侦查学理论研究工作和指导侦查实践工作都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侦查工作方针问题

公安部于1978年制定的《刑事侦察工作细则》中确定“依靠群众、抓住战机、积极侦察、及时破案”的刑侦工作方针。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转型和司法环境转变，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犯罪活动趋于智能化和恶性发展，这一方针似乎已经不适应形势了。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和探讨新时期或现代侦查工作方针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有的学者提出，超前、快速、高效、精细应成为刑侦工作的发展方向；还有学者则指出，在深化刑侦工作改革之时应努力形成以破促防、以防促破、防破并举、管建相济的新格局。1996年《公安学刊》发表《论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一文，该文作者阐述了“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的依据、观念、途径及关键。该文产生的影响导致了1997年杭州“现代刑侦工作方针专家座谈会”的召开。在杭州会议上，学者们针对侦查工作方针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学者在分析原刑侦工作方针不足的基础上，从制订侦查方针的依据、内容方面进行探索，提出了“专群结合、破防并举、科学办案、狠抓战机”的新方针建议。有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充分肯定了“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认为它应作为新时期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有的学者还由此提出了对传统侦查工作的反思，主张将侦查工作置于大治安中，强调公安机关要把预防犯罪和打击犯罪作为侦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的学者认为，争取把更多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是侦查工作走出低效益的关键环节，强调以此为突破口转变思想深化公安侦查改革。还有学者进行了配套论证，认为贯彻落实“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应树立服务观、效率观、全局观、群众观、科学观五大新概念。还有些学者指出，群众路线作为侦查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并没有过时，但是应该根据当前的社会实际情况采用依靠群众破案的新方法和新手段。总之，围绕侦查工作方针的讨论所产生的影响相当深远广泛，促进了人们对我国侦查学和侦查工作的全面思考。

（五）关于侦查体制改革问题

关于侦查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是适应我国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要求而提上议事日程的。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侦查权警检分工体制的改革；二是公安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三是检察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

1.侦查权警检分工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人力有限，加上情报网络、侦查措施手段不如公安机关，难以胜任侦查任务，因此应将其侦查权收缩转移至公安机关；还有的学者从检察机关侦查管辖过宽不利于行使其主要的法律监督职能出发，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另有学者从国际潮流出发，提出应分离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权，成立独立的反贪污贿赂局或第三侦查机关。与此相反，一部分学者从维护法律监督职能、考察检察机关侦查工作成效、保证对职务犯罪追究的公正性有效性出发，提出检察机关的侦察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还有的学者提出对法律规定的有关警检侦查分工范围进行调整，调整的原则是：将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限制在职务犯罪上，对不属于职务犯罪的案件一律划归其他部门管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我国立法的确认。

2.公安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随着社会情况的发展变化。我国公安机关原有的侦查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于是，侦查体制改革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旧体制制约侦查效率的种种表现，并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与设想，如“大刑侦体制”、“探长制”和“侦审合一制”等。

“大刑侦体制”是一种新的侦查组织模式。不同的学者对其内涵作出了不同的注解。有人认为大刑侦体制是指自上而下的、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警种进行侦查合作的体制；有人认为大刑侦体制是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条块结合的工作体系。有些学者还分析了大刑侦体制下刑侦部门的上下级关系，讨论了大刑侦体制下派出所是否承担侦查破案任务的问题。有的学者还指出，大刑侦体制不仅指公安侦查机关的协作，还包括动员、吸收人民群众等社会力量参与侦破工作。此外，有些学者对近几年来一些地区试行“大刑侦体制”的经验进行了研究和总结。

“探长制”是一种侦查人员责任制，也是我国刑侦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自然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对实践中“探长制”作法进行调研后得出该制度在充分发挥刑警队的职能作用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探讨了实行“探长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的学者对“探长制”中落实破案责任、建立激励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证；有的学者对实行“探长制”中流于形式的作法提出了批评。

侦审分离是我国公安机关长期使用的做法，也面临改革的需要，有的学者剖析了我国公安机关内部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别设置及其工作互相交叉的现象与不良后果，主张实现侦审合一制度，这一想法越来越得到学术界和实践中多数人的认同。但是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侦审分离体制亦有其科学性。目前，公安机关的侦审合一改革正在进行。

3.检察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检察机关侦查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集中在是否应设反贪局、是否应实行侦审分离制度等。在各级检察院设立反贪局之前，学者们曾就侦查贪污贿赂案件是否有必要增设特别侦查机构展开讨论，学术讨论的结果推动了反贪局的设立，现在有的学者又提出反贪局应该从检察机关中分离出去的观点，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我国检察机关侦查中一向实行侦查“预审”一体化的工作体制。有的学者认为该体制缺乏监督与制约，应当改革为侦审分立的侦查工作体制；另有些学者则认为我国检察机关从1989年开始实行侦、捕、诉分开，已经有了内部监督和制约，没有必要再实行侦审分立体制。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内部应建立特别的侦查队伍等。

（六）关于侦查谋略问题

侦查谋略是我国侦查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它对于侦查工作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对其研究难以把握。仅名称之争，学者们就有“刑侦计谋”、“侦查策略”、“刑事侦察策略”、“侦察谋略”、“侦查谋略”等不同说法。我国学者对其研究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结合我国古代兵法知识，加以借鉴、吸收成为侦查谋略的内容；二是结合侦查实践经验，在谋略特征的指导下予以提炼、总结。早在1980年，北京政法学院编辑的《刑事侦察文辑》第一期上发表了《侦察计谋》一文，率先对侦察谋略进行了探讨。1984年《辽宁公安》上开辟了“浅谈谋略”专栏。此后，侦查谋略的论文常见于专业报刊。《公安大学学报》于1991年陆续刊发了侦查谋略的系列性文章。后来，有关专著也不断出现，在有关教科书中也出现了“侦查谋略”专章。学术界对侦查谋略的研究，大多从不同角度论述侦查谋略的原则、分类及施用等内容，因为其实践性较强，故争议的问题并不多。现在，关于侦查谋略的研究已经呈现细化趋势。

（七）关于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问题

随着侦查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加强对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研究的重要性。有关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的论文因也陆续见于报刊，有人还撰写了侦查思维学的专著。关于侦查思维问题，有些学者提出了侦查思维的基本模式和基本方法。如5w2h法（何时、何地、何事、何物、何人及情形如何、程度怎样的思维方法）；有的学者将侦查思维划分为横向思维、纵向思维、逆向思维、多向思维、综合思维、直觉思维等类型；有的学者批判地分析了不同学者提出的侦查思维的特点，认为侦查思维的特点表现为思维主体的特殊性、思维客体的复杂性、思维内容的谋略性；有的学者则论述了侦查人的思维品质的内容、培训途径等。还有学者对侦查中对抗思维方法、逆向思维方法进行了论述；亦有学者探讨了逻辑思维的形式等。关于侦查意识问题，有的学者全面分析了侦查人员应具备的现代侦查意识，认为其包括法律意识、科技意识、情报意识、证据意识、战机意识和协同意识；有的学者又进一步扩充为侦查人员的10种侦查意识；有的学者则结合类案谈了侦查人员缺乏侦查意识的原因、侦查意识与侦查僵局的关系等。

对侦查思维与侦查意识的研究，已经从一般性分析转入对具体侦查思维与侦查意识的形态的论证，从而对其理论体系有了一定的完善。但目前研究尚不深入，更没形成合力，故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的研究还未成完整体系。

（八）关于侦查措施、方法和对策问题

第6篇：刑事科学技术概念范文

一、刑事科学界说

刑事科学是由一系列刑事学科组成的科学总体。“刑事”一词，在国内，与“民事”相对称，指关联犯罪、刑罚之事；在英语中，“刑事”的对应词汇有“crime”、“penalty”，翻译成中文，则“刑事”与“犯罪”、“不法”、“刑罚”、“惩罚”有关。可见，国内外在“刑事”一词的使用上尽管有所不同，但都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相关。因而，刑事科学就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科学，它是将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作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刑事学科的集合，包括刑法学、刑法史学、刑诉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政策学等。

以往，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密切相关的学科总体，用“刑法学”（最广义的）或“刑事法学”来表述。晚近有人提出，应区分刑法学与刑事法学，刑事法学与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在地位上并列。

我们认为，将该类学科总体称为“刑法学”，如果从学科演进历史考虑，即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都是逐步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的学科，有一定的正确性；但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独立，而仍将其称为刑法学（即便是最广义的），至少在用语上会产生混乱。“刑事法学”的称谓，在我国无疑是受“法学”学科的影响，但如果从某些具体刑事学科的学科属性考虑，将这些学科均纳入“法学”学科则未必准确，如犯罪学并非纯法学学科。

以“刑事科学”一词来概括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密切相关的学科总体，不仅能避免上述称谓的缺陷，而且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首先，各门刑事学科在总体上研究对象的同一和研究价值的一致，使得作为总称的“刑事科学”有了存在的可能。各门刑事学科尽管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其始终是以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整体或其中一部分为研究对象，而其研究价值最终都服务于控制和预防犯罪的共同目的。其次，确立刑事科学术语，有利于明确各门刑事学科的研究范围，避免将非本学科的内容纳入研究范围，从而使该学科的理论范畴日趋科学、理论体系日趋严谨；有利于明确只有作为总体的刑事科学才能完成对犯罪的控制和预防任务；有利于树立刑事一体化的观念，充分利用各刑事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犯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二、刑事科学的学科构成演变

刑事科学是由一系列研究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刑事学科构成。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研究水平的不同，刑事科学的学科构成也不一样。

刑事科学的形成最初渊源于刑法学的分化。我国古代唐朝以前（包括唐朝）的刑法学是无所不包的大刑法学，并未分化。[2]有关刑法的基本理论、刑事政策、诉讼程序、刑事技术、刑罚执行及刑法史等均纳入刑法学研究视野，其研究方向大体包括刑法观念研究、注释研究及历史性研究。[3]那时，刑事科学仅由刑法学一门学科构成。唐朝以后，大刑法学开始分化，出现了专门的刑事技术学科研究成果，其最明显的是以宋朝《洗冤集录》为标志的法医学学科的形成。因此，唐朝以后的古代刑事科学包括刑法学和法医学两门刑事学科。

迨至近代，导源于清末“改制”和大规模修律运动，西法东渐，尤其受日本的影响，我国的刑事学科开始出现枝叶繁茂的景象，无论是大刑法学还是刑事技术学科，都逐渐分化出若干学科。在分化过程中，各学科总体上最初都是从翻译和介绍西方有关学科开始，后期则开始联系中国实际，对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展开研究。赵琛（1898—1969）在《监狱学》一书中列表指出，刑事科学的研究目的在于预防及镇压犯罪，包括的学科有：刑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刑事部分）、监狱法、监狱学、比较刑法学、刑法沿革史、刑法哲学、刑法思想史、刑事人类学、刑事心理学、刑事社会学、刑事统计学、审判心理学、刑事术式学、刑事侦探学、刑事精神医学、裁判化学、法医学、刑事政策等。[2]（p1055）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刑事科学是在完全否定旧中国刑事科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最初完全移植前苏联的刑事科学，包括学科构成、学科体系、学科的基本范畴及学科分类等方面，后来始有自己特色的刑事科学。就学科构成看，学界较一致地认为，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史学、刑事政策学、刑事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司法鉴定学等学科，已经成为刑事科学中的独立学科。随着认识的提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些刑事学科已经或正在细化，其途径大体有两种：一是由某一刑事学科内部的不断自我分化而成，如刑法学分化为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等；二是某一刑事学科与其他刑事学科或刑事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成，如犯罪学与社会学交叉渗透而形成的犯罪社会学等。刑事学科的细化，不仅使刑事科学的总体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使这些刑事学科本身又具有学科群的特点。

三、我国刑事科学的学科结构现状及评析

（一）我国刑事科学学科结构的现状

首先，学科范围不明。从大刑法学中逐渐分化出的若干刑事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并进一步分化，又带有学科群特点。无论是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还是刑事诉讼法学，都已形成自己的学科群并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然而这些学科群应当包括哪些学科，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无论是刑法学界还是犯罪学或其他刑事学科界，都在尽力描述其宏大的学科体系，从而导致各学科群学科范围的矛盾。这里仅以刑法学为例加以说明。

刑事科学的形成始于刑法学的细化。被细化之后的刑法学应当包括哪些学科，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在学界就一直存在争论，加之近年来“刑事一体化”[4]观念的提出，使学科范围之争尤显复杂。就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学界基本上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加以说明。80年代初，有人提出狭义的刑法学就是刑法解释学，广义的刑法学还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比较刑法学、中国刑法史、中国刑法思想史、外国刑法史、外国刑法思想史，其他为刑法学的邻近学科。[3]（p25-285）90年代之后，刑法学学科范围之争沿两个方向进行：其一，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分化、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的独立，学界对广义刑法学的范围有了重新认识；其二，一些学者通过对狭义刑法学的反思，对狭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又提出了若干新观点。对于前者，有人认为，刑法学的研究方向除狭义刑法学外还包括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以及逐步形成的经济刑法学、行政刑法学、环境刑法学；有人认为，广义刑法学还包括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学、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和国际刑法学。对于后者，有人主张狭义刑法学有刑法哲学和刑法解释学两个方向[4]（p2）；有人主张刑法学是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的统一体，是一种中间意义的刑法学；[5]（p1） 有人主张在注释刑法学之外再建立概念刑法学与理论刑法学；[6]（p216）还有人在反思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狭义刑法学包括理论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三门学科。[7]（p87）由此可见，学界对广义和狭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表现在：其一，犯罪学、刑事执行法学（监狱法学）不再属于广义刑法学的子学科；其二，狭义刑法学绝不仅仅是注释刑法学。分歧主要表现在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应否属于刑法学的子学科等。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刑事一体化”精神内涵的挖掘，主张在狭义和广义刑法学两个层面展开一体化研究，而其所建立的狭义刑法学主要包括刑事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刑事法理学三个基本分支学科，广义刑法学主要包括犯罪学、狭义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刑学、刑事政策学五个基本分支学科。[8]（p14） [14]这样一来，关于刑法学尤其是广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已达成的基本共识，又被“刑事一体化”下的刑法学学科范围所推翻。

其次，学科属性不清。学科属性解决的是学科归属问题。哪些学科应归属于刑事科学，学界有不同认识。这里以犯罪学为例加以说明。

犯罪学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其学科的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逐步走向独立并壮大的过程。对犯罪学的学科归属，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重大争论。[9]（p13－17）有的认为它是刑事科学的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社会学和法学的边缘学科，属于社会法学范畴，有的认为是综合性学科。即便在综合性学科下，有的认为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以法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以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为统一学科归属的认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专门将犯罪学的学科归属作为一个议题，与会者提出了三种旗鼓相当的观点，即“综合学科论”、“刑事学科论”、“社会学分支学科论”。[10]（p10 ）

（二）对刑事科学学科结构现状的评析

从上述关于学科范围和学科属性存在的问题中不难看出，我国刑事科学界尚缺乏整体的学科结构意识。学科范围上表现出“圈地运动”，力图以“广义”模式建构宏大学科体系，将其他学科收归旗下以凸显本门学科的地位，这是很不科学的。首先，由于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去构建其学科体系，必然造成“广义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在学科结构体系上的矛盾；其次，它容易混淆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而易使已独立学科逐渐丧失其地位；最后，“广义的”模式是一种平面模式，将不同层次的学科放在同一平面结构内，实质上是没有弄清各学科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即哪些学科属于同一层次，哪些学科属于下一层次。

学科属性之争涉及到学科分类问题。学科分类，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依据某些原则划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确定各门学科在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并阐明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边界越清楚，学科分类就越明确。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与学科交叉渗透的现象越来越多，单独将某门交叉而成的学科纳入交叉前某一学科门类，实际上是未对其学科属性进行全面考虑。我国刑事科学界对若干学科的属性之争，正是这种未全面考虑的体现。在科学学界，本着解决交叉而成的学科在整个科学结构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经过长期讨论，基本上达成共识，即应当承认交叉科学的独立地位。

就我国刑事科学而言，各刑事学科在整体上表现为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价值，而刑事科学的形成史又揭示出刑事学科不断分化与交叉的规律。因此在学科结构上，既要将所有研究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学科纳入刑事科学范畴，以便正确认识和控制犯罪，又应当承认交叉科学在刑事科学内和刑事科学外的独立地位，以便解决分化与交叉后学科的属性问题。

四、刑事科学的结构

（一）刑事科学的外部结构

刑事科学的外部结构关涉的是刑事科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结构关系。由于刑事科学中若干学科是在刑事学科与刑事科学外部（包括法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科之间交叉渗透而成，因而这些学科不仅具有刑事的属性，也具有其他属性，单独将其归入刑事或非刑事范畴都不是正确的做法。作为独立类别的交叉科学地位的确立，有利于解决这些学科的属性问题。

首先，刑事科学与法学的结构关系。法学是研究法的学问。而对于“法”本身至今仍没有一个世界公认的概念，法学发展史中形形色色的法学理论和学说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国内，有的将“法”理解为法律，有的则认为将法与法律等量齐观是人为地限制了法学研究，主张法包括客观法、主观法和实在法。[11]（p70 ）无论将法作狭义或广义的理解，刑事科学和法学都不存在包含关系，而只能是交叉关系。我们可以说普通的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包含在法学体系中，但从中分化出的若干学科则并非完全具有法学性质，如犯罪学、法医学、司法精神病学、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监狱学等。

其次，刑事科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关系。除法学外，人文社会科学还包括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统计学、体育学等众多科学分支，它们是将人文社会中某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刑事科学中绝大部分学科都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如普通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它们的分支学科往往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成，如刑法史学、刑法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统计学等。因而刑事科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关系也是交叉关系。

再次，刑事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结构关系。毫无疑问，目前刑事科学学科中只有极少数是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成的，如刑法数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学、司法鉴定学、犯罪地理学等。它们既有刑事科学属性，又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特点，因而刑事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结构关系也只能是交叉关系。

（二）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

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涉及到刑事科学中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交叉科学独立地位的确立以及它并不否认交叉学科属性的多重性，为刑事科学内部结构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为清晰理解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若干刑事学科群的内部结构关系。目前，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已进一步细化，使这些学科带有学科群的特点。这里以刑法学为例说明其学科内部结构体系，其他刑事学科群的内部结构体系可以此为参照。

一般认为，刑法学科群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哲学、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法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等学科。这些学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刑法规范对一般特点和规律研究而形成的普通刑法学；二是普通刑法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交叉科学，包括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法史学、刑法哲学、刑法经济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普通刑法学与交叉科学在地位上并列，而交叉科学中的学科与普通刑法学的关系在逻辑上并非同一层次，其功能则都是从不同角度服务于普通刑法学；在普通刑法学中，理论刑法学、刑法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属于对现行刑法进行本体研究的同一层次。当然，普通刑法学也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同一层次的划分，如按地域和国别划分为中国普通刑法学、外国普通刑法学、国别普通刑法学等。刑法学科群的内部结构关系可以用如下图表示（图略）

其次，刑事学科群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若干刑事学科可以在同一层次上划分为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两大类。刑事基础学科侧重于对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整体或某一部分进行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已经独立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都属于刑事基础学科；刑事技术学科则侧重于实用技术、策略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包括刑事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司法鉴定学等学科。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在结构层次上属于同一层次，处于同等地位，二者互不包含，这是其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刑事基础学科能够为刑事技术学科提供理论指导，它的理论研究成果有助于刑事技术学科的深入发展；同时，刑事技术学科的深入发展反过来促进刑事基础学科的进一步深化。因而，从总体上看，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在刑事基础学科内部，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政策学在地位上届于同一层次，它们都有各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价值。从这个层次上说，它们都不是为了服务对方才有存在的必要，这正是它们自身经过若干年发展才成为独立学科之本。因而，我们既不赞成那种以某门学科（如刑法学或犯罪学）为本，将其他学科纳入其中而建立宏观结构体系的做法，也反对一门学科是为另一门学科服务的说法（如犯罪学服务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服务于刑法学等）。当然，这些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探讨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整体或某一部分，因而在各自独立存在的基础上又表现出十分密切的联系。从这个层面上说，它们又是统一的。应注意的是，这种统一只是在这些学科的上位统一，决非其中一门学科或几门学科为另一门学科所吞并。

五、关于“刑事一体化”问题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自然、人类、社会三大系统要协调发展，要运用各门知识、各种理论和方法，依靠不同的学科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复杂多样的现实世界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12]（p48）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科学发展最终会走向统一，走向综合。当今科学学界提出的“科学一体化”，正是对科学发展规律认识的反映。

在刑事科学界，基于对刑事科学发展历史和刑事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把握，国外早就有人提出了刑事一体化。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提出“全体刑法学”概念，将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法学、行刑学融入其中。在国内，已故甘雨沛先生主张建立一个融刑事立法论、适用解释论、行刑与保安处分论以及刑事政策论等为一炉的全面规制的“全体刑法学”。[5]储槐植教授提出必须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其基本点是，“刑法和刑法运行处于内外协调状态，才能实现最佳社会效益”。[13]（p294－304）此后，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倾注于“刑事一体化”研究。有学者从刑事一体化角度构建了包括犯罪学、狭义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刑学、刑事政策学在内的广义刑法学科体系；有学者通过界定刑事一体化的内涵，指出实体与程序、制度与规范、政策与规范、人与机制等方面的一体化具体指向；[14]（p11－15）陈兴良教授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作为《刑事法评论》的编辑宗旨，提出应当打破壁垒，在刑事法的名目下，将与刑事法相关的学科纳入刑事法的研究视野，建构一体化的刑事法学研究模式。[6]

“刑事一体化”如果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即从多学科角度研究某一课题，是很可取的；如果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则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刑事一体化”是几门学科的一体化还是整个刑事学科的一体化？“刑事一体化”是统一于刑法学还是刑事科学？我们认为，刑事一体化既不是几门刑事学科简单地拼盘，也不是一门学科吃掉其他学科。实际上，刑法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学、刑事政策学等各自独立但又密切联系；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各自使命不同但又共同服务于抗制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因而，“刑事一体化”应是建立“刑事科学学”这一新的科学。那种将各刑事学科统一于刑法学中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各学科研究对象不同，将其他学科统一于刑法学中，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实现。

刑事科学学的创立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囿于篇幅，本文只谈几点基本认识。

首先，刑事科学学只能是建立在各刑事学科独立地位的确立以及深入把握各学科相互之间结构关系的基础上。换言之，刑事科学学不是要消灭各刑事学科，而是立足于各刑事学科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以及各刑事学科又密切联系的基础上。

其次，刑事科学学的实现有赖于各刑事学科的自身建设，而各科的自身建设应以一体化作为观念指导。只有加强各刑事学科的自身建设，才能保障其独立地位的确立；只有以一体化作为观念指导，才不至于割断各刑事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避免自认为大的局面。

再次，刑事科学学的建立既不否定各门刑事学科在具体研究对象上的特殊性，也不否认它们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提出的抗制和预防犯罪模式，而是基于刑事科学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既表现在各刑事学科研究内容所涉及范畴的某些共同性，也表现在各刑事学科研究价值均含抗制和预防犯罪的共同目的性。刑事科学学的使命，是要深化对各刑事学科共同范畴及其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并站在各刑事学科总体的高度提出抗制和预防犯罪模式。因而，刑事科学学并不取代各门刑事学科，也不是它们的简单“拼盘”，而是理论上和价值上的认识升华。刑事科学学在内容上，应当研究各刑事学科共同关注的范畴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如对犯罪、刑事责任等范畴的认识及其相互关系、基本规律的把握；应当关注对各刑事学科研究均有指导意义的内容，如刑事学派、刑事基本原则及基本研究方法等；应当站在刑事科学总体的高度，探讨预防和抗制犯罪的“当为”模式。在理论体系上，由于各门刑事学科实际上均从不同角度探讨犯罪和犯罪人，因而刑事科学学可以以犯罪和犯罪人为中心构建其理论体系。关于刑事科学学的具体内容，应另行文加以研究。

最后，刑事科学学应作为一门课程在高等法学院校开设。目前，各高校法学院系在刑事学科课程设置上，都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作为必修课，其他为选修课。这种课程设置模式，不利于保证刑事学科知识的完整性。针对这种不足，改革的构想是将刑事科学学作为必修课。主要理由在于，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所有刑事学科的学习，而开设刑事科学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使学生能够在宏观上掌握各种刑事学科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

「注释

[1] 张文（1940－），男，辽宁阜新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2] 学科的现代化概念在我国的出现始于清末。尽管如此，刑法学作为研究刑法的学问，在我国古代是存在的。

[3] 战国时期是对刑法观念研究最为集中的时期，“礼治”与“法治”之争涉及到刑法的本质与目的、刑罚的功用以及刑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刑法中的根本性问题。战国以后，对刑法观念研究尽管存在，但主要研究方向已让位于对刑法的注释研究和历史研究。参阅李晓明主编：《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5页。

[4] 国内学界对“刑事一体化”的内涵尚有争议。其渊源可追溯到已故甘雨沛先生提出的“全体刑法学”观念，储槐植教授明确提出“刑事一体化”，陈兴良教授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作为《刑事法评论》的编辑宗旨。有关“刑事一体化”的具体分析见后文。

[5] 甘雨沛先生的该种主张实际上是国内“刑事一体化”观念的雏形。参见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前言”部分。

[6] 陈兴良教授的观点可参阅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一卷），“主编絮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参考文献

[1]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北京大学《刑事法学要论》编写组。刑事法学要论——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高铭暄。刑法学研究精品集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李晓明。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张明楷。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6]冯亚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7]刘远。刑法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8]梁根林，何慧新。二十世纪中国刑法学[J].中外法学，1999，（4）。

[9]康树华。犯罪学过去、现在与未来[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10]张昌荣。我国犯罪学科建设纵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述评[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4）。

[11]曹义孙。从法学研究对象看法学体系[J].法商研究，1994，（6）。

[12]李光。关于科学学理论与实践的几个关系问题[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7，（5）。

[13]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第7篇：刑事科学技术概念范文

【关 键 词】物证技术 物证

引 言

  自人类出现了审判活动，证据自然就在其中得到应用，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对证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讲究证据的证明能力与证明力。而证据分为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由于物证本身的客观性和稳定性，所以物证具有较高的证明价值，故人们对它有更大的信任，在当代审判活动中也越来越注重对它的应用。正如美国著名法庭科学家赫伯特•卖克唐奈所言：“物证不怕恫吓。物证不会遗忘。物证不会像人那样受外界影响而情绪激动，物证总是耐心地等待着真正的识货的人士去发现和提取，然后再接受内行人的检验与诉断，这就是物证的性格。……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会说谎，证人会说谎，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会说谎，甚至法官也会说谎，惟有物证不会说谎。”

  但是实物证据是不会说话的，其中的内涵必须要通过人们自己去发掘。在人类早期，各个地域都出现过神判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物证技术不够发达，导致审判者只好借助神灵的名义，听从“神的指示”，来证明其审判的公正。

后  来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物证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物证的要求高了，自然对物证技术的要求就高了，物证技术发展进步了，就大大促进了物证制度的发展。下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物证技术的发展，并分析对物证概念、物证分类的影响，并展望一下物证技术学的研究深入对物证制度的影响。

一、中国物证技术发展简单回顾

  在中国物证技术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发展：物证技术伴随着刑法的产生而产生，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得以发展。中国古代的物证技术有着渊源的历史，其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周时期，该阶段是物证技术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是物证技术的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为汉朝到唐朝，此为发展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宋朝，这是物证技术的鼎盛阶段；第五个阶段历经元明清三朝，是物证技术的衰弱阶段。

  八十年代开始，随着现代分析方法联用技术、激光技术、微区分析技术、电子计算机及其图像处理技术、声纹技术等应用于物证检验领域，传统的物证检验技术与现代尖端分析技术的结合，解决了过去我们无法识别的许多问题．

物证技术是科学技术与物证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科技领域，物证的使用往往要借助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邓小平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样，刑事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破案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物证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这对我国有效的预防和打击犯罪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只能用手工方法绘制现场平面图，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常有漏测。

  现在，一个“现场自动测绘系统”己经由北京市公安局物证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成功，并投入使用。这个系统是物证技术中现场绘图技术的一大突破，对测绘范围大、客体多、测量繁杂、易有漏测的出事现场，帮助很大。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己经实行罪犯指纹登记制度20多年，但手工查对，费工费时，而且也不是每次都能查出结果，这就影响了发挥指纹档案的作用。

  在，北京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的物证技术部门，己经成功地研制了“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利用这个系统，查对指纹库中是否有现场提取的罪犯指纹．只需几分钟，如果罪犯过去曾有过指纹登记．通过查对指纹档案就可迅速破案。这对打击惯犯，十分有利。

在文书物证方面，技术上突破也很多。过去，恢复被涂污字迹，显示纸张上的压痕字迹，都是难题。现在，利用公安机关物证技术部门研制的红外文检仪、静电压痕显示仪、加压显文机，以及867A、867B技术方法，己能顺利地解决这些难题。过去，确定文书写成相对的时间，也是难题。现在一种用显微分光光度仪检验图章印文印泥因时变化的吸收光光谱技术，己经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法。

至于在化学物证、生物物证、音像物证等技术鉴定领域，由于引进了各种化学分析仪器、DNA和PCR检验技术（即基因技术和扩增技术）．以及声纹鉴定仪等先进技术和设备，技术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

  应当看到，物证技术实践的发展，也促进了物证技术理论研究的发展，在这方面，提出“物证技术”新概念，建立“物证技术学”新学科是最主要的成果之一。[10]这对构建适应我国诉讼的物证制度具有新的重大意义，为建设法治国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物证技术的发展大大拓宽了物证检验的范围，促使人们对沿袭多年的传统物证概念重新认识。

二、对物证概念的影响

  人类使用物证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据我国“周礼”记载，周朝已有门“掌盗罪之任器货贿”的官吏，说明在当时的诉讼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像凶器、赃物这样一些物品的证据作用，这就是物证。当然，“物证”这一概念明确出现在法条中却较晚，现在一般认为，“物证”的概念最早见之于1808年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物证的使用既有悠久的历史，那么，什么是物证呢？

物证，英国学者称之为实物证据。他们给实物证据所下的定义是：“交由法庭查验的文件之外的物体。”[1]这个提法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物证都提交法庭检验。原苏联法律上给物证所下的定义是：“物证，是曾供犯罪使用的工具，保有犯罪痕迹的物品，或者曾为被告人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物，以及其他可供发觉罪犯，查获罪犯的物品和文件。”[2]这是用列举物证类型的方式所下的定义，这样下定义很难完满地揭示出物证的实质。

物证是证据体系中重要的科学证据，我国法律虽明确规定了证据的概念，却没有规定什么是物证，在众多的诉讼法学证据学专著、教材和专题文章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物证概念有两种：

（一） 传统意义上物证的概念：

  物证，就是指对案件事实情况有价值的物品和痕迹。如：犯罪凶器、被窃财物、现指纹等（区别与“人证”）。见《现代汉语大词典》（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该定义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也相当普遍的出现的法学著作里。但是随着物证技术的不断发展，该定义的弊端也就日益的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这一种差未能指明物证所特有的属性。

2、“物品和痕迹”只是物证一部分，未能囊括所有的物证表现形式。[3]

  十年代中期，有些学者意识到物证概念的不足，开始进行修正。如：“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质。”[4]“物证是指据以查明案件事实情况的客观实在物。”[5] 这两种定义指出物证的属概念是一切物质或客观实在物，避免了犯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但是所选择的种差依然没有揭示出物证的特有属性。

第8篇：刑事科学技术概念范文

    【关键词】技术侦查措施 刑事诉讼法 重罪原则 程序法定

    2012年3月14日修正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从程序基本法的层面正式规定了“技术侦查”,并从实施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期限以及证据运用等方面确立了技术侦查的基本制度框架。技术侦查措施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由此得以合法化,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由于相关条文规定过于原则,因理解歧义和规则不明而导致的实施困难在所难免,为此,厘清思想认识并细化相应的程序规则,就成为此项制度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保障。

    一、狭义与广义:技术侦查的概念解读

    技术侦查作为程序基本法中的一个正式概念,是在新《刑事诉讼法》中首次出现的。但从概念使用的渊源上看,我们还可以从更早的其他法律中找到与之相近的表述。例如,1993年2月22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2月28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虽然这两部法律中使用的都是技术侦察而非技术侦查,但通说认为这只是采用了侦查机关内部的习惯用语,此处的技术侦察也即技术侦查。⑴

    关于技术侦查的概念界定,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应否将秘密性作为技术侦查的重要特征这一问题上。赞成将秘密性作为技术侦查重要特征的观点又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秘密侦查的外延大于技术侦查,技术侦查只能是秘密侦查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⑵另一种观点认为技术侦查就是秘密侦查,两者可以等同使用。所谓秘密侦查即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活动。由于秘密侦查往往要使用一些专门的科学技术手段,所以又称为技术侦查。⑶反对将秘密性作为技术侦查重要特征的观点认为,技术侦查既有秘密进行的,也有公开进行的,将技术侦查解释为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有悖于其通常的含义。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相互独立,互不隶属。这种观点将技术性侦查措施的种类和秘密性侦查措施的种类进行了不同的归类。前者包括测谎检查、网上查控、通讯工具控制、模拟画像、刑事鉴定、警犬使用、会计资料勘验、脑纹识别;后者包括刑事特情侦查、卧底侦查、秘密逮捕、密搜密取、秘密辨认、跟踪盯梢、守候监视、秘密监听、密录密拍、邮件检查、便衣侦查。另一种观点认为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是交叉关系。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最大的区别在于实施方式上。秘密侦查强调侦查的秘密性,不论其是否有技术含量;而技术侦查强调技术性,只要具有技术性,就可纳入技术侦查的范畴。技术侦查可以采取公开方式也可以采取秘密方式。因此,有些侦查措施既可纳入秘密侦查范畴也可纳入技术侦查范畴。采取秘密方式实施的技术侦查,如监听、秘密拍照等,既属于技术侦查也属于秘密侦查。采取秘密方式实施的秘密辨认、秘密搜查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措施就只属于秘密侦查,而不应视为技术侦查。同理,采取公开方式实施的带有技术含量的侦查措施,如测谎检查,就只属于技术侦查,而不应视为秘密侦查。

    从立法条文的基本结构上看,新《刑事诉讼法》认可了技术侦查所具有的秘密性,即认为技术侦查在外延上包括学者通常所理解的秘密侦查。⑸笔者认为,为实现对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程序控制,应该强调技术侦查内涵中“技术性”与“秘密性”的结合(但不一定要两者兼备),从广义的角度理解技术侦查的概念。为此,所谓技术侦查,是侦查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或专门的秘密手段,查获犯罪嫌疑人或调查、收集案件证据而采取的各种特殊侦查措施的总称。这样的理解与新《刑事诉讼法》第2章第8节的节名所指的“技术侦查措施”相对应,而相关条文中的“技术侦查措施”则应作狭义理解,所指的是具有科学技术含量的技术侦查手段。前者是对技术侦查行为的类的概括,强调的是各种具体的特殊侦查形式或侦查手段的总和;后者则是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类的具体化,表述的是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技术侦查形式或侦查手段。

    二、概括与具体:技术侦查措施的外延界定

    在2012年出台的新《刑事诉讼法》的草案讨论稿中,立法机关曾力图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外延进行界定,为此提出了两种表述方式:一种为“技术侦查是指采取监控通信、对公民住宅等场所秘密拍照、录音录像、截取计算机网络信息等技术手段获取犯罪证据的措施”;另一种为“技术侦查是指采取监控通信、秘密拍照、录音录像、截取计算机网络信息等技术手段,影响公民通信、住宅或者隐私权利的措施”。但这样的表述均难以解释司法实践中经常使用的新型特殊侦查手段,如手机定位、电脑定位、查询通话记录等,是否属于技侦手段。⑹考虑到定义的困难和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突破,新《刑事诉讼法》虽然专门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但却并未界定其内涵和外延。而与此同时,学界对技术侦查的概念也一直存有争议而没有达成共识。如果不厘清认识必然会导致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进行任意解释或随意裁量。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明确技术侦查概念的同时,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外延进行限定,即避免过于概括的立法表述方式,明确列举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或表现形式。根据上述理解,结合侦查实践,笔者认为,技术侦查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秘密监控

    秘密监控是侦查人员通过不与相对人直接接触的方式,秘密监视和控制相对人的活动或其持有的物品的秘密侦查方法。司法实践中的秘密监控涵盖了多种侦查手段,包括通讯监控、行动监控和场所监控。通讯监控是指对有关人员的信件、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手机等进行的监控;行动监控是指对有关人员的行动进行的监控,如秘密录像、照相、追踪定位等;场所监控是指对可能涉案的场所或物品所采取的秘密搜查或秘密提取等。

    秘密监控一般需要借助于专门的技术设备,但也可以是侦查人员以普通人的身份就可完成的侦查方式,如守候、跟踪等。无论如何,这种侦查方式最为本质的特征就在于,侦查活动是在不为相对人所觉察的情况下进行的,即注重侦查人员对于侦查相对人的“秘密性”。

    (二)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警察设置圈套,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侦查对象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方法。诱惑侦查属于主动型侦查。通常是在某项犯罪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之际开始相应的侦查活动,有时甚至只有实施犯罪的可能性时就展开了侦查。诱惑侦查是侦查人员掩饰真实身份和真实目的,以假面目示人而实施的,因此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诱惑侦查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就是设计犯罪情景、提供犯罪机会,或是创造犯罪条件,甚至诱导、强化相对人的犯罪意图,因而又具有一定的诱惑性。

    在我国,诱惑侦查作为一种新型的侦查手段在实践中得到了大量运用。在某些特殊的犯罪主要是毒品犯罪的侦查中成为一种常用方法,在走私、盗窃、抢劫、强奸以及其他系列案件的侦查中也经常被运用。但是,过度的诱惑行为可能影响公民意思自决的自由,冲击社会信用体系,加剧司法诚信危机。因此,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判断,不同国家有不同标准,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也无法统一认识。为此,应该特别注意在法律上对其进行规制。

    (三)卧底侦查

    卧底侦查是指侦查人员以伪装的特殊身份于一定时间内潜人犯罪组织内部,收集犯罪信息和证据,并协助侦破犯罪案件的一种秘密侦查方式。卧底侦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行为主体特定。实施卧底侦查的主体只能是侦查人员,不能是普通公民。(2)适用范围特定。卧底侦查只能适用于对社会秩序有重大危害,用常规侦查方式难以侦破的重大的有组织犯罪。(3)侦查方式特殊。卧底侦查的方式是侦查人员潜入犯罪组织内部,取得犯罪组织的信任,并进而收集犯罪信息或证据。

    卧底侦查与诱惑侦查在表现形式上极其相似,即都具有主动性和欺骗性的特征。但卧底侦查与诱惑侦查的区别也非常明显:(1)适用范围不同。卧底侦查仅在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伪造货币罪、武器交易等特定的重罪中才能适用,而诱惑侦查不限于此。(2)隐匿身份的持续时间不同。卧底侦查与诱惑侦查中的侦查人员虽然都会隐匿自身真实身份,但诱惑侦查中隐匿身份往往是短时期的,而卧底侦查潜入犯罪组织内部的时间较长。(3)行为方式不同。诱惑侦查强调诱惑性,通过提供犯罪机会或强化犯罪意图,诱惑相对人犯罪。而卧底侦查的目的主要在于监控而非诱导,即卧底侦查强调潜入犯罪组织内部进行监控,并以组织成员的身份在犯罪集团内部收集情报,而无需发起或推动犯罪,其最终目的乃是准确掌握情况,选择适当时机,便于里应外合,将犯罪组织一网打尽。

    卧底侦查与诱惑侦查虽然是两种不同的侦查手段,但在侦查实践中却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经常存在并用的情况。例如,在涉及毒品犯罪的案件中,侦查机关可以通过卧底侦查获悉毒品交易信息,而后再进行情景设置,由卧底警察牵线,派出乔装成买主的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毒品交易,从而抓捕犯罪嫌疑人及其所在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

第9篇：刑事科学技术概念范文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那么为何要修刑事诉讼法，修改刑事诉讼法对司法考试与学校法学教学将产生哪些影响·笔者拟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必要性，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司法考试的影响，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我校法学教学的影响三方面加以探析。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法是我国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我国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制定，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进行了第一次修正。实践证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总体上是科学的、合理的。自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16年来，虽然经济社会呈现快速平稳发展的良好趋势，但在刑事犯罪方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的许多相关法律已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的社会发展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认真梳理议案、深入总结经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刑事诉讼法予以修改完善。

（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完善司法体制改革的需要。

虽然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只有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才能解决当前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使不同的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之间保持协调一致，最终实现司法体制的完善。

（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进一步加强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需要。

当前，在惩罚犯罪工作中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对于如何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权利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各界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十分关注，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保障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

（三）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严重暴力犯罪增多，犯罪的种类和手段出现了新的变化，原有的相关制度已不能满足当前形势的需要，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都有必要进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司法考试的影响分析

（一）刑事诉讼法在司法考试中的重要性。

“得民法者得天下，得刑法者得诸侯”。由此可见这两科在司法考试中的地位，其实诉讼法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它在司法考试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刑事诉讼法是三大程序法的组成部分，在法学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司法考试的重点。从具体分值来看，就以近五年的分值（总分均为600分）为例：2007年分值72分，2008年分值72分，2009年分值73分，2010年分值73分，2011年分值74分。总体上，本学科在历年的司法考试中都占据了12％左右的分值。显然，如此多的分值，值得我们重视，需要花很多工夫进行学习。

（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司法考试带来的影响。

2012年对于司法考试考生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一年，其一是依据《司法部关于确定国家司法考试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的意见》（司发通［2007］38号）及有关规定，自2007年5月起至2011年12月31日，部分地区的国家司法考试报名学历条件可以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户籍在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报名时申请享受放宽地方政策、成绩合格可以申领b类或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由于今年是2012年，因此一度关于各种司法考试改革的信息满天飞，直到2012年6月5日，司法部关于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有关事项的公告的公布才最终确定今年司法考试改革的走势。而另一方面一门重要得分学科刑事诉讼法已进行了全面修订。

与2011年相比，2012年刑事诉讼法部分调整较大，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大纲及教材重新梳理和撰写，大纲新增考点32个，即第六章第四节“刑事”中，新增考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和“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中的”；第八章第六节“逮捕”中，新增考点“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第十二章“侦查”第二节“侦查行为”中，新增考点“技术侦查”，包括子考点“技术侦查的概念”和“技术侦查的程序和要求”，新增第六节“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申诉、控告”，包括考点“申诉、控告的范围”和“申诉、控告的受理及处理”；第十三章“起诉”第一节“起诉的概念和意义”中，新增考点“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犯罪追诉机制”，第二节“提起公诉的程序”中，新增考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等。

刑事诉讼法新大纲的调整力度如此之大，必将对今年刑事诉讼法出题产生较大影响，刑事诉讼法大纲新增考点，也必将成为今年刑事诉讼法司法考试出题的重点，因此，我们必须下工夫将新增考点理解和掌握。

三、诉讼法修改对我校法学教学的影响分析

（一）诉讼法在法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刑事诉讼法是法学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是法科学生的必修课程，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确定的法学专业本科生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

刑事诉讼法课程主要包括总则（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管辖、回避、辩护与、证据、强制措施等），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审判（审判组织、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特别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等）等内容。该课程的要求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刑事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各项诉讼程序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熟悉刑事诉讼法律条文，培养和提高分析、解决刑事诉讼问题的能力。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我校法学教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