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类体育运动精选(九篇)

第1篇：竞技类体育运动范文

目前，人们对“竞技体育”和“竞技运动”缺乏有意识的区分，或当作二个不相关的概念，或通用、混用，使用中无一定规范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竞技体育不同于竞技运动

这主要表现在某些文献在论述竞技体育或竞技运动时，如某些教科书和专著中，对各自的定义、特征作了一些探讨，如指出竞技运动是竞技体育的手段。但这类界定却仅仅停留在语词的表面，未进一步指出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在同一文献其他部分、章节的论述中，未有二者的区分，经常存在混用情况。

1.2　竞技体育即竞技运动

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一是明确指出竞技体育就是竞技运动——这包括某些教材的定义[1～4]，二是同一的文献和研究中，不自觉地相互串用，或不同的文献中分别用“竞技体育”或“竞技运动”，但从内容来看，并未对二者做出区分。

（2）在与英文sport（s）的转译中表现出来。一是“竞技体育”和“竞技运动”二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与文献中均被翻译成sport（s）；二是在把英文sport（s）转译成中文时，在不同文献或译成“竞技体育”，或译成“竞技运动”（但从表述和指向来看，二者具有同样的意义）。

另外，在不同的文献中，分别用“竞技体育”或“竞技运动”，但并未指出二者的区别。总的来看，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基本认为“竞技体育”与“竞技运动”是取同义。少部分文献虽然指出了竞技体育不等于竞技运动，但并没有进行恰当、具体、深入的分析。事实上，二者的混用和不加区分的使用，不仅造成认识和交流的混乱，不符合学科发展的规范性、科学性要求，还使得长期以来我们关于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等关系的争论陷于僵局。出现这种情况一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对二者进行区分的意识，即缺乏科学使用、运用术语的意识；二是与我们对体育、竞技体育、竞技运动等（特别是对竞技体育的内涵有关）的认识不清有一定的关系。以下，我们通过认识“体育”和“竞技体育”等方面来甄别“竞技体育”与“竞技运动”。

2　前提与背景：质疑“体育”

要理解竞技体育的综合与复合内涵，并进而理解“竞技体育”与“竞技运动”，必须首先对体育的概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目前，对体育的属性与功能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没有反应对体育概念界定上地体育认识。关于体育概念的界定，一是比较笼统，如“以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目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等；二是比较褊狭，如把体育只看作是教育过程或教育的下位概念。仅把体育看作狭义的体育，认为体育即体育教育的略写。对体育理解的歧义必然影响与相关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而造成分类的混乱，如由此分析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

另外，“体育”一词在我国片面的理解，还与外来词的引入有关，对体育概念的理解应排除外来词的影响与干扰。体育是一种融入社会各个方面的综合体，世界各国体育运动开展的实际状况和体制等并不相同，体育概念与术语的使用必须考虑这种因素的不同。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注意原词与翻译后，层次和涵义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把“sport（s）”译成“体育”，或把“physical education”译成“体育”其内涵就发生了偏移。诸如此类的偏移使得国内外比较时，许多概念进行的是不同位的对应，概念比较失去了基准，故并没多大意义。我们进行体育概念的分析，应超越这种对应某一外来词的局限与障碍。

体育应作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体育应涵盖各个类别意义上的总和。我国体育实践的展开，使得体育具备丰富的内涵，把体育理解成身体性活动（运动）、教育或文化现象等只是体育的某一，或说狭义方面，却不足以全面概括体育的实质。如它不仅是一种身体活动， 而且还涵盖其组织形式、运作方式、机制等方面。即，一方面，我们认为体育是泛指由身体（性）活动、运动构成的（综合国内研究结论），主要表现在运动和项目本身方面的属性，如活动形式（其中很多活动在开展时展现了一定的竞争性、规则性）；另一方面，体育又可能一定程度地包涵着组织形式、社会建制、职业和相关活动等方面内容。我们把体育这两方面属性分别指称为身体性活动、运动属性与“社会属性”。竞技体育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突显其特殊目标和具体形式而已。

在我国，虽然也从社会性活动来理解“运动”，如“政治运动”、“群众运动”，乃至“奥林匹克运动”，但单就“运动”与体育的关系来说，“运动”一般不包含、不等同于“体育”的广泛内涵，而通常理解为体育项目方面的“身体活动、动作”属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认为，“竞技体育”与“竞技运动”中的“体育”与“运动”不应看作是同一层次概念，其“体育”的多重含义应区别于“运动”的“身体活动、动作”属性。

3　“竞技体育”与“竞技运动”之辨析

3.1　对目前界定的辨析

综合各种文献，关于竞技体育主要有以下认识：

（1）如前文所述，认为竞技体育等同于竞技运动。

（2）关于竞技体育的目标。这是揭示竞技体育的根本特征，目前对此的认识比较一致，即“发挥人体极限运动能力，提高竞技能力水平，取得优异成绩，夺取优胜”。

（3）是一种活动、或社会活动过程、或社会体育活动。

关于竞技运动，主要有以下认识：

（1）认为竞技运动等同于竞技体育。

（2）是一种具有规则性、竞争性和挑战性、娱乐性和不确定性的身体（身体性）活动。它可表现与贯穿在其他体育种类中，高水平的竞技运动只不过是竞技运动诸类型之一。

第2篇：竞技类体育运动范文

摘 要 本文采取文献资料法、逻辑归纳法，从竞技运动的社会价值方面讨论竞技运动与人的关系以及竞技运动与社会的关系，主要包括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伦理价值。

关键词 竞技运动 社会价值 社会关系

一、前言

自古以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健身方式、日常行为活动以及精神文化现象，在人们的生产活动、文化生活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生理、心理、精神、道德等方面对人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它为人类社会不断演进发展提供了巨大而持久的推动力。竞技体育以其独特的公平、公正、团结、进取的体育精神为人类社会打造了一道绮丽的文化景观，吸引无数人前往参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及社会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竞技运动已超越国度、民族、肤色等因素的限制，成为广大世界人民关注的热点。由竞技体育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问题也广泛地引起了各界学者的关注和深思。

社会的进步、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促使社会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为我国竞技运动提供了发展的新契机，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综观当前我国竞技运动发展状况：一方面，我国在竞技运动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和进步，在国际竞技运动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国内竞技运动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竞技体育仍存在些许令人担忧的问题，“兴奋剂”问题、球员暴力及丑闻问题、黑哨问题等问题反映出我国竞技运动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价值观念失衡、道德观念下沉。尽管这些问题并不是我国竞技运动的全部面貌，但逐步发展的不良形势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

与此同时，对我国竞技运动的社会价值研究可以帮助运动员、教练员等树立正确的竞技观，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竞技社会价值取向，为发扬我国竞技运动的社会价值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为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改革提供一些参考，有利于我国竞技运动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因此，本研究对我国竞技运动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竞技运动的社会价值进行深入研究。

三、竞技运动的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是指人通过自身和自我实践活动满足社会或他人物质的、精神的需要所做出的贡献和承担的责任。社会价值包含了社会和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反映了人的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另一方面，表明了社会对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大小。社会与人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社会为人的发展提供环境，影响着人的发展，社会不断发展的目的也是为了最终促进人的发展。因此，社会价值是个人价值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最高表现形式，是对整个社会历史的价值审视。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竞技运动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人们对现代竞技运动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健身价值外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竞技运动的社会价值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竞技运动的社会价值主要包括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伦理价值。

（一）政治价值

现代竞技运动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国文化交流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竞技运动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来促进国际合作和发展，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提高更倾向于通过发展自身竞技运动水平来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力，努力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便是借助于竞技运动来开启外交的新局面，将乒乓球运动作为外交的特殊手段，促进与西方强国和亚洲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缓和紧张的国际关系，进而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另一方面，竞技运动对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通过开展全运会、大运会等大型运动会吸引各民族运动参加，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团结各民族的信念和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只有团结各民族人民，增强我国的民族凝聚力才能保证我国的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因此，充分利用竞技运动的政治优势，正确处理竞技运动与政治的关系对我国内政外交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内为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各党派的交流与发展搭建坚实的桥梁，对外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竞技运动水平、综合国力，巩固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二）经济价值

竞技运动早已深入人民的生活活动，并逐步发展壮大形成独立的体育产业，在第三产业行列中发光发热，为社会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竞技运动最明显的经济价值在于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竞技比赛获得巨大经济效益。体育赛事的正常进行必须有充足的物资设施的保证，促进相关的体育用品和体育设施行业的壮大与发展。一场竞技运动比赛的除了需要场地器材等基础设施外，还离不开通讯、食宿、交通等其他第三产业的服务，特别是大型国际赛事，对这些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以保证顺利开展。现代奥运会的开展为举办城市乃至举办国家开发了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在奥运会进行期间，为当地服务业、餐饮业、建筑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刺激就业市场壮大与发展，拉动国内GDP快速增长，进而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在后奥运时代，通过对奥运场馆进行综合利用开发进一步深入发展全民健身运动，带动民众体育产业的发展；同时，将部分体育场馆对所有民众开放参观，促进我国体育旅游业的发展。随着竞技运动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竞技运动对其他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此外，在人们越来越要求比赛的公正性、公平性的情况下，必须不断优化管理系统和裁判系统，加快运动医学发展以科学地诊断运动员的竞技状态，更精准检测和判断兴奋剂的使用。

（三）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是指客观事物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一定文化需要的特殊性质或者能够反映一定文化形态的属性。竞技运动作为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竞技活动的特殊需求。第一，竞技运动所提倡的公正性、公平性对社会道德文化建设起着重要作用，竞技运动所制定的行为规范和比赛规则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竞争观，端正人们在社会竞争的行为；第二，现代竞技赛事其自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礼仪文化，通过裁判员、运动员宣誓，大型文艺表演等形式表现出来；第三，竞技运动是人类伟大的文化创造成果，竞技运动者创造新成绩、新技术、新战术都意味着人类竞技运动的历程向前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社会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决定了竞技运动的发展水平，每逢新的高科技材料运用到体育用品上都会开启一段时期内竞技运动“大迈步”式的发展局面；另一方面，竞技运动自身的技术、战术创新推动其走向的发展高度，大幅度提升晋级运动水平。竞技运动的发展历程既是人类科技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挖掘人体潜能的过程。

（四）教育价值

竞技运动与教育密不可分，教育是竞技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竞技运动旨在提高身体素质、磨练意志、挑战极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竞技运动的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第一，竞技运动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能有效激发运动员和观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振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加民族凝聚力，尤其是大型体育赛事。在奥运会、亚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上，运动员的成绩不仅仅是个人能力水平的体现，更与国家的民族荣誉紧密相关，运动员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第二，竞技运动的不断发展依赖于运动技术、训练方法、管理模式与理念的传承与发展，这需要对运动员运动能力进行教育，对教练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对管理者进行高层次培训；第三，竞技运动能有效地促进人的社会化发展，一方面，竞技运动对身体素质、技术战术水平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参与者为了达到要求，必须通过训练不断提高自身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而竞技运动中践行的公平竞争原则有利于提升人们在社会上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同时对人们自我奋斗精神、勇敢拼搏意识的培养有着积极意义。

（五）伦理价值

竞技运动是人类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竞技运动的伦理价值在于竞技运动与自然的关系、竞技运动与人的关系以及竞技运动与社会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在自食工业污染带来的恶果后，意识到人类社会若想得长久持续的发展必须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近年来，这一观点也被逐步引用到竞技运动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绿色体育”、“绿色奥运”的口号以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竞技运动本质上来说，竞技运动就是以“优胜劣汰”为根本原则的体育活动，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以追求胜利，同时通过体育活动来体现竞争的公平性、公正性、公开性，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国家化竞争观念。因此，教练员应在日常训练中对运动员进行正确引导，帮助他们分辨真假善恶，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公平竞争的意识。

四、结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经济的持续增长，各民族间相互融合，现代竞技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不断丰富其自身内涵。现代竞技运动作为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深入渗透到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竞技运动通过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科学认识水平，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审美观念、分辨善恶美丑的能力来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另外，竞技运动对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竞技运动能促进国家内政外加方面的稳定，有效地维系民族团结、凝聚民族力量、维护祖国统一、弘扬民族精神。同时，竞技运动的普及和社会化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拉动国内GDP快速增长，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推力。此外，竞技运动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竞技精神、公平原则引领人们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培养社会人在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有效地促进人的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一方面，竞技运动促进了人的方面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人的发展为竞技运动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因此，要保证竞技运动持久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竞技运动与人的关系、竞技运动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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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竞技类体育运动范文

【摘要题】体育研究

我国的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始建于1983年。20年来，伴随着我国竞技运动水平的迅速提高，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近几年来，在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方面，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系列运动训练学领域的研究性专著。曹景伟等(2001)把这些独具特色并有重要理论价值的研究进展称为运动训练学理论的“中国流”，主要包括项群训练理论的提出与建立、运动员选材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竞技能力的结构及其评价、博弈理论与制胜规律以及训练理论对训练实践的指导与服务等内容。本文则拟从6个方面进行阐述。

1运动训练学三层次理论体系的确立

人们在描述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不同的构架。从横向来看，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运动训练的原则、运动训练的内容、运动训练的方法、运动训练的安排、运动训练的负荷这样5个方面。而从纵向来看，可以解释为包含着一般训练学、项群训练学和专项训练学这样3个层次。适用所有的运动项目的运动训练学的理论，称做“一般训练学”；适用于部分运动项目的运动训练学理论，称做“项群训练学”；而适用一个运动专项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则被叫做“专项训练学”。构建这样一个三层次理论体系的关键在于项群训练学的提出和建立。

1984年，田麦久提出了建立“分类训练学”的构想。1987年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题为《项群训练理论的构思与命名》的论文。1990年在北京亚科会上发表了论文《项群训练理论的建立与应用》，1998年正式出版了《项群训练理论》专著。

2000年出版的《运动训练学》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中，把“项群训练理论”列为重要的一章，这表明项群训练理论已经得到训练学界的认可，达成共识。这一章里的第一节为项群训练理论的总论，包括项群训练理论的建立及其科学意义、竞技运动项目的划分、分类及项群体系的构成和项群训练理论的应用三方面的内容；第二节则分别论述了依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所聚合的8个不同项群各自的竞技特点和训练方法。

项群训练理论问世十几年来，受到体育界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其中主要的理论进展包括：依复合主导竞技能力的项群划分、多标准多维度的项群组合、训练大周期划分的项群特点以及项群概念的广泛应用。

1.1主导竞技能力的项群划分竞技运动项目的项群划分是建立项群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1983年，田麦久首次提出以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为标准进行项目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体能主导和技能主导的两大类的项群理论体系。近年来，田麦久吸取了谢亚龙、竺义功、徐本力等对项群的划分提出的不同看法中的合理思考，建立了复合主导竞技能力的概念，依不同项目的竞技特点，实事求是地确定拥有两种主导竞技能力的项群类属。把射击、射箭等项目归属为技心能主导类项群，把各种球类项目和格斗类项目归属为技战能主导类项群（表1）。

这样一种划分，应该说，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不同项群所包含项目的竞技特点，会有更好地帮助，会使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解除若干不必要的束缚，更有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项目的竞技规律，从而确定对应的训练理论和方法。

1.2多标准多维度的项群组合经典的项群训练理论中，主要是以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运动技术的动作特征和运动成绩的评定方法为3个分类标准建立起了3个主要的分类体系。而实际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因为由于有着无穷个分类标准，项群体系的划分从理论上来讲也是有着无穷个的。所以在我们的研究过程当中，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新的项群体系，进行相应的研究。这里仅以几篇论文为例，如“持拍隔网对抗性项群男单选手基本单元竞技过程的运行模式”，用“持拍隔网对抗性项群”这一名称，概括乒乓球、羽毛球、网球3个手持球拍进行比赛的项目。又如“陆上同场对抗性项目集体球类项目”的名称，就排除了水上、冰上的同场对抗性集体球类项目，只包括足、篮、手、曲4个项目了。总之，我们在实践的研究过程当中和我们在进行分析组织训练活动当中，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的需要，按照多种标准、多个维度组织相应的项群进行研究。

表1主导竞技能力的项群划分的调整

原有项群名称调整后的项群名称

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

技能主导类表现准确性项群技心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

技能主导类同场对抗性项群技战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

技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群技战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群

技能主导类格斗对抗性项群技战能主导类格斗对抗性项群

1.3训练大周期划分的项群特点面对3个层次的训练学理论体系，任何一个训练学命题，如训练的原则，训练的内容，训练的方法，训练的负荷，训练的安排等等，都既可以在一般训练学层次进行研究，也可以在某一个项群和范畴内进行研究，还可以就一个专项的需要进行理论研究。

训练大周期的划分是否恰当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能不能使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周期性变化，适应于特定日程重大比赛的参赛需要。不同项群运动员竞技状态的主要表现特征是不同的，显然，其训练大周期的划分也应该有着明显的区别。而经典的马特维耶夫的周期学说的主体内容，是在体能主导类项目的训练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很少顾及到技能、技心能、技战能主导类项目的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变化和表现的特点。田麦久(2000)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专题研究了训练大周期划分的项群特点。他首先分析不同项群运动员良好竞技状态的主要表现和相应的指标，然后建立不同项群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评价体系，确立不同项群运动员良好竞技状态的培养途径，最后提出不同项群大周期中阶段训练的安排要点（表2）。

不同项群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表现，有着明显的区别。体能主导类项目运动员竞技状态的主要特征，就是看是否在比赛中能够表现出最佳的体能状态；体操、跳水这些项目主要是看成套动作的熟练稳定和流畅的连接；射击、射箭项目，主要是看运动员技术感觉的细腻度与心理状态的自控性；而各种对抗性项目，则主要是看技术是否合理、熟练，战术准备是否充分，战术运用是否多变而实效。不同的项群运动员竞技状态表现的主要特征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训练大周期的结构就不应该是同样的，而应该各有其特点。这一研究为非体能主导类项目运动员训练大周期的安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为人们在项群层次上开展更多内容的专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示例。

表2不同项群大周期中阶段训练的安排要点

项群大周期中阶段训练安排的要点

体能主导类各项群1.专项化程度的变化；2.负荷强度与复

合量的变化

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1.由单个动作到成套动作的完成过程；

2.有序地提高成套动作的成功率

技心能主导类表现准确性项群1.基本功训练，空射到实射的转换；2.

提高并力求完善定向的心理自控能力

技战能主导类个人对抗性项群1.技战术积累及针对性选用；2.实战性

对抗训练及热身赛安排

1.技战术积累及针对性选用；2.阵容选

技战能主导类集体对抗性项群配，组合训练及成队训练；3.实战性对

抗训练及热身赛安排

1.4项群概念的广泛应用项群训练理论被提出20年来，已经得到了体育界普遍的共识。而且，项群这一概念正日益广泛地被应用于体育工作、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体育健身、体育产业、体育管理等众多的领域。

2训练目标导向与控制作用的强化

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人的一切行为又都是为了实现其目的而展开和进行的，这是人们的一项共识。但是在我们的实践活动当中，又常常会被具体的微观事物所包围，而忘掉了为实现终极目的而做的努力。训练活动当中也是这样，如某教练员，训练课的初始目标是想让运动员很好地掌握一项技术，或改进一个动作细节。但运动员做得不好，教练员生气了，罚他再作50遍。运动员学习、掌握动作技术，本来应该是在神经系统、肌肉反应各个方面都处于良性反应的状态下、在很好的协调状态下才能够做好。这时，运动员已经疲劳了，动作也没做好，你还要罚他再做，什么时候能做好呢？运动员在疲劳的状态下即使勉强完成了动作，其动作质量也很难保证。教练员的这一要求是与其在这一堂训练课的初始目的不一致的。

所以，在2000版《运动训练学》教材中，特别强调训练目标对训练活动的导向和控制作用，专门列出一章谈“运动成绩与竞技能力”，而且，排在全书第三章这样显要的位置。发展竞技能力与提高运动成绩，是运动训练活动的直接目的，运动员在训练中完成竞技能力的变化，并在比赛中力求使它变成相应的运动成绩，得到社会的承认。训练的所有内容、各种训练负荷、各式各样的训练安排，都是为了训练目标的实现。把训练目标问题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会有利于人们强化训练目标的导向意识。

强调训练目标的导向和控制作用是竞技需要原则的体现。竞技需要原则本质上就是从实战出发的训练原则。训练是为了比赛，要从比赛的实战出发，紧紧围绕着目标的实现去组织训练活动，才能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这样一个本来是很明确的基本认识，过去却没有得到必要的关注。此前各个版本的运动训练学教材，都没有把训练目标的重要价值给予更为充分的确认和强调。新版《运动训练学》教材的这一变化，则把训练目标的导向与控制作用鲜明地突显了出来。

3训练理论时空构架相对均衡的调节

训练理论的时空观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运动训练活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在时间、空间里运动。运动训练的空间特征包括训练的内容、训练的方法和训练的手段；运动训练的时间特征则包括训练的过程、训练的周期和训练的安排。

张英波(1998)“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转移的时空协同理论”的研究认为，运动训练的空间特征和时间特征密切地协同和配合，是实现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良性转移的必要条件。其结论之一为：“运动训练的内容与方法是运动训练活动的空间构成因素，运动训练过程是训练活动的时间构成因素，运动训练的计划是时、空因素协同的组构，运动训练计划的实施则是时、空协同的具体操作。”这条结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但却是从时空观这样一个视角来认识运动训练活动，从时间、空间的关系和协同去理解运动训练活动的规律和要求。另外一条结论是：“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转移中，时、空因素良性协同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获得同样的转移效果只花费最短或者较短的时间，花费同样的时间可获得最大或者较大的转移效果。”显然，这两种协同的形式正是我们的训练活动所追求的目标。

附图

图1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转移时空协同的结构模式（引自张英波1998）

多年以来，在运动训练学的理论研究中，人们常常偏重于对运动训练空间特征，即训练的内容和方法的研究，而却相对忽视了对于运动训练时间特征，即训练的过程、节奏和安排的研究。例如，在1990年版的教材里面，反映运动员运动训练空间特征的章节很多，而反应时间特征的章节很少。但在运动训练的具体活动当中，许多教练员都是按时间特征来考虑问题的。今天练什么，明天练什么，这个月练什么，下个月练什么，这是教练员组织训练活动重要的思维路线。因此，在新版《运动训练学》教材里面，把原来的“运动训练过程的结构组织与控制”这一章，分成了“运动员多年训练计划与实施”、“运动员年度训练计划与实施”、“运动员周课训练计划与实施”一共3章，加大了关于反映运动训练活动时间特征的内容和份量，使得运动训练时空特征的均衡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4竞技能力结构的“双子模型”

研究并建立运动员竞技能力的结构模型，是实施模式训练的重要工作环节。任何运动员的竞技能力都是由其体能、技能、战术能力、心理能力和运动智能这五种子能力所构成的，刘大庆、田麦久的研究，使得我们对这五种子能力的组合方式，亦即其结构特点有了更为全面的科学认识。

根本勇（日，1985）把经济学界的“木桶模型”引入了运动训练领域。一个盛水的木桶由若干木片所围成，用桶中所盛的水平面的高度表示运动员的总体竞技水平，各个木片的长度则代表不同的子能力，即体能、技能、战术能力、心理能力和运动智能的发展状况。由于各种子能力发展的程度不同，所以各个木片的长度也不相同。在这个模型中，木桶里能够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那些长木片所代表的优势子能力，而是取决于最短的木片所代表的劣势子能力，因为，长木片本来有可能围存的水会从这块最短的木片所造成的缺口流出去。因此，我们就要找出运动员竞技能力构成中最差的子能力，及时地予以相应的发展，藉以促进运动员总体竞技水平的提高。“木桶模型”表达的是一种对于平衡的追求，要求我们注意发展不同竞技能力之间的均衡性特征，通常称之为“补短”。

刘大庆的研究中发现，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中各个子能力之间的不均衡状态是普遍存在的，呈现着非衡结构，从哲学意义上说，这种现象的存在又是绝对的。但其构成因素中某种素质或能力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其它高度发展的某种素质或能力所弥补或代偿，从而就使得总体的竞技能力保持在一个特定水平。例如，邓亚萍凶狠快速的技术风格对其较低的身高条件的补偿；朱建华出色的助跑起跳结合技术对其最大力量不足的补偿等等。

与“木桶模型”相对应，我们为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及其补偿效应设计了新的模型，称之为“积木模型”。这个新的模型如同一个积木堆，由9个小积木块构成。绿、红、黄3种颜色各有3块。我们把这个积木堆的体积比做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总体水平，绿、红、黄3种颜色的小积木块则代表不同的子能力。如果从积木堆中去掉2块黄色的小积木，再用一块绿色的小积木和1块红色的小积木“补偿”到积木堆中，积木堆的体积，即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总体水平仍然保持不变。以此直观地展示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及其补偿效应。提示我们在运动训练过程中，注意充分发挥运动员优势能力的竞技价值，通常称之为“扬长”。

“木桶模型”与“积木模型”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竞技能力的结构特征，用不同的图象展示竞技能力结构中各子能力之间的不同联系。两个模型各适用于不同的运动员，或同一个运动员不同的训练阶段。所以说，“木桶模型”与“积木模型”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反映和表述着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构成状态，我们把它们叫做竞技能力结构的《双子模型》（图2）。

附图

图2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的《双子模型》

5运动训练学基本概念科学定义的给出

在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中，基本概念的选定及其科学定义的给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建设，但多年来我国运动训练学界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许多概念的定义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缺陷。田麦久等16名运动训练学者(1999)对运动训练学的常用概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中选出190个词条作为基本概念，并分别编写了释文。

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同事们在解释这些概念时出现最多的逻辑错误有两个。一是将概念归于不恰当的类属，二是提出了不应有的理想期望。前者如把“竞技体育”归结为一种“活动过程”，后者如把“比赛战术”定义为“正确地分配力量，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限制对方特长，为战胜对手而采取的合理的有效的计谋与行动”。

一切人类的行为都可以归为一种活动过程，把“竞技体育”归结为一种“活动过程”，也不应说是错误，但不准确，类属过大。而如果将其归结为一种“体育活动”，则明确得多，准确得多。

“比赛战术”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特定的倾向性。有正确的比赛战术，也有错误的比赛战术；有实战效果很好的比赛战术，也有实战效果不好的比赛战术；有成功的比赛战术，也有不成功的比赛战术，或者失败的比赛战术。而如果把“比赛战术”定义为“正确地分配力量，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限制对方特长，为战胜对手而采取的合理的有效的计谋与行动”，做不到“充分发挥己方特长，限制对方特长”，所采取的计谋和行动不够“合理有效”，那就不是“运动战术”了，这显然有悖于运动训练的实践和运动竞赛的现实。这一证伪的结果告诉我们，原有的定义违背了对此类概念应“中性定义”的原则。我们把它改成“为战胜对手或为取得预期的比赛结果而采取的计谋与行动”，定义本身不被附加任何倾向，就具备了普遍的适用性。

《词解》的作者对大约1/3的词条作了如同上述的修订，同时为过去未见定义的近半数的词条给出了全新的定义。从而完成了对运动训练学基本概念体系的一次重要的基本定义的规范化工作。

6运动训练学理论向竞技体育学理论的扩展

运动训练是竞技体育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也在逐渐地向竞技体育学的理论扩展。竞技体育的主体活动是运动员的培养、训练及参赛的过程，沿着这一轨迹进行思考和设计，竞技体育学应该包含着运动员选材学、运动训练学和运动竞赛学以及贯彻始终的竞技体育管理学，这4个学科应该说是构成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的主体学科群（图3）。

在运动选材学方面，我们国家已经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的专著。国家体委科教司于1983年出版了《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科学选材论文汇编》；赵斌(1989)、谢燕群(1990)、刘献武(1991)、曾凡辉等(1992)、钟添发等(1995)陆续出版了有关运动员选材的若干专著。我国有组织的运动员选材工作的普及程度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许多项目运动员选材工作科学监控工作也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运动竞赛学方面，有刘建和(1990)的《运动竞赛学》和肖华富(1990)的《运动竞赛方法学》朱章玲等(1995)的《运动竞赛学》和王蒲(2001)的《运动竞赛方法研究》等。竞技体育管理学领域有关的理论专著中，比较有力度的有周爱光(1999)的《竞技运动异化论》，宋继新(1999)的《竞技教育学》、吴寿章(2001)的《实施奥运战略的历史痕迹》等。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正在为我国《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形成重要的积累。

附图

图3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的主体学科群

本文所列举的上述6个方面只是近年来我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期待，中国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必将会伴随着中国竞技体育的持续发展一步步走向成熟，也会向世界运动训练学界贡献出更多新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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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竞技类体育运动范文

关键词：游戏；体育；规训；异化；复归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6-0012-05

Abstract：[JP2]Body i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sports， and it gradually turned into a tool in order to win the gam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rom games to sports， and then to competitive sports. The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has been out of the game’s category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business and politics， the body's discipline and alienation was in flood， leading to the body lose the subject position， and the call about body return is more and more strong. Modern sports only under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t"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game to carry ou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discipline in order to show the true value of athletic body，and then reply the freedom nature of body.[JP]

Key words： game； sports； discipline ；alienation ；return

关于体育的起源，劳动说、祭祀说、军事说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体育是维系人类自身生命发展的一种内在客观需要，而游戏则是这种内在需要的一种鲜明表达” [1]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学者认同。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相当多的体育项目都是从民间传统游戏发展而来的，一直以来体育都有一种属于游戏的解释，尤其在古希腊体育运动就被定义为游戏。所有的人类活动和动物行为都必须借助身体才能得以实现，游戏活动和体育运动亦不例外，都是以身体作为基础的。在游戏与体育的发展过程中，身体从被贬损、驾驭的对象逐渐翻转成为它们存在的基础和准绳。人们对身体认识的深入，给予身体在游戏与体育中的展演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引发现代游戏与体育的快速发展。然而，与游戏相比，体育需要付出更大的身体努力，尤其是竞技体育，身体是其最基本的社会化平台和物质载体，没有身体的直接参与竞技体育社会化是无法完成的[2]。在从游戏到体育再到竞技体育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体育社会实践载体的“身体”在被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其在游戏中的自由天性。

1体育：“身体”的“游戏”[HTSS]

游戏活动是人类社会极为古老、原始和普遍的文化活动与实践行为，它出于本能的行为，源自天性的表达，始于自然的纯真，是人类野蛮与文明的集合。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游戏活动就发展成为奥林匹克竞技运动，游戏活动与体育运动相互交融、嬗变，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游戏与体育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以致人类都无法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分辨。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对近似于体育运动的游戏有一种本能的倾向。“投身于体育运动，也就是为生存而斗争、狩猎，重新找回受人类基本需求约束的、真实的、动物的身子骨儿”[3]。游戏源自人类的天性、原始的野性和文化的幽默；体育始于身体的本能、运动的天赋和自然的冲动，这两者的相遇发生在远古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成为一种寻找快乐的手段。游戏活动是体育运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帮助体育运动归纳和整理出自身的运行体系，原本体育运动只是一些与身体能力相关联的因素，是游戏让体育运动上升为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古希腊这种文化得到最为充分的证明。“体育是什么？体育是以既定的客观统一的规则进行的，以竞争为目的的游戏”[4]。

从游戏活动视角的解释就是：体育运动就是人类身体本能之中蕴涵的那些运动能力、行为方式、活动内容和能量发泄，是人类自身创造的一种社会生活的方式，一种身体锻炼的手段，一种文化传承的途径和一种延缓种族衰退的努力。它是一种自愿的行为选择，是游戏活动消遣之余的竞争、决斗、比试的“正经”过程。体育运动就是游戏活动本身隐含的那些最为实在的、自然的文化和行为内容。阿伦・古特曼在其著作《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中通过班尼斯特的运动过程阐述了游戏与体育的基本理念，并形成了一个区分游戏（play）、有组织游戏（games）、竞赛（contests）和体育（sports）的基本模型（见图1）。

[TPZK2.TIF；%95%95，BP][TS（][HT5"K][JZ]图1游戏、有组织游戏、竞赛、体育[5]区分模型

从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出体育是“游戏性的”身体竞赛这一结论。从游戏到体育，增加了有组织性、竞争性、身体性的限定。组织使人变得规训，竞争关系着胜败，而身体却是执行规训与竞争的本钱，三者共同作用才能达到人类从游戏向体育的转化。

身体是人和动物共同拥有的物质基础。没有身体，就没有人的一切，更没有人类迄今以来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游戏活动和体育运动都是以身体作为基础的，所有的游戏活动和体育运动都必须借助身体才能得以实现，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基本事实。从身体的视角看，游戏与体育之间没有明显的鸿沟，都是将身体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为工具。奥林匹克代表着西方的竞技体育，其形成之初，追求身体的强健，完美被认为是接近希腊众神的一条客观之路。但是，游戏毕竟不同于体育。尽管我们无法给游戏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从康德开始，自由作为游戏的本质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康德认为，游戏的重要特征便是感到愉悦与没有目的。因此，游戏与艺术一样，其本质是自由。即，游戏是一种思想和活动在摆脱生存羁绊下而获得的一种愉悦状态。在游戏中，游戏者通过身体的自由舒展来表现自己的生命活力，宣泄身体的能量。身体活动的形式丰富多样，同时也往往是分散、杂乱的。但是，当游戏被体育化之后，作为“体育”的游戏则提出了将身体活动加以规范化、技能化的要求。而竞技体育的竞技性、规则性对人类身体能力提出了更多的专业化要求，加之商业与政治的影响，必然产生与竞技目的相适应的身体社会化改造。

[HTH]2体育中的身体[HTSS]

2.1身体的规训

在从游戏到体育的发展过程中，“标准化”是一个关键的变革。“一村一寨各不相同的游戏被逐步标准化，制定规则，形成组织，组织大规模比赛等，游戏逐步和工业时代的一个新兴名词――体育（Physical Education/Sports/Competition等）变得不可分割”[6]。古希腊人很早就发现，有些人的身体适合跑步，而有些人则适合摔跤或者掷铁饼。在竞技体育中，为了实现“夺标”的目标，体育活动在基本身体练习的意义之上，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在身体层面上的比较。“这种比较不仅是一种游戏意义上的狂欢，更是一种争夺状态中对身体卓越的追求与体现，是有着明确胜负观念的身体竞争”[7]。为了比赛的胜利需要发挥身体卓越性的最大潜力，使之与专业性的运动项目规则相匹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运动员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身体“练习”，更需要一种全面的身体“规训”。

[JP2]“规训”是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在其知识社会学研究中发掘并最先使用的概念，用以概括近代以来一种新型的管理权力，即通过精确的计算与控制达到对人的生产与组织，这是一种技术性与肯定性的权力力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提到，“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它不是为了减弱各种力量而把它联系起来。它用这种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是为了增强和使用它们”[8]。反观现代所有竞技体育运动项目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规训原则适应所有体育项目，在规训框架下无论是身体的集中式训练或分散式训练，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获胜。身体在这种规则体系下“要通过‘训练’把大量混杂、无用、盲目流动的肉体和力量变成多样性的个别因素――小的独立细胞、有机的自治体、原生的连续统一体、结合性片断。”福柯指出，“规训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8]。对于运动员来说，这种“运作机制”的主要外在表现就是运动训练，然“规训”亦不同于运动训练。运动训练主要指为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运动成绩，在教练员的指导下，专门组织的有计划的体育活动[9]。也就是说，训练关注的是身体技术、身体素质、人体医学等范畴，是一种身体物理层面的练习；而“规训”是通过行使制度化和规训化的“身体管理”（body administration） ，创造出新型的、顺从的、训练有素的身体。在实施身体规训的同时某种规范和标准必须被引导进人的思想和意识之中，身体和灵魂统一成了一个完整的规训主体，身体的细节姿态、身体的精力和时间，都被用于发挥最大的利润和价值[8]。[JP]

人的未特定化、不完善性与环境保持着非特定的开放性关系，使人通过身体获得教育（也就是体育）既成为可能，又显得必要。人类面对大自然弱肉强食的法则和不可抗拒的威胁，若不借助文化、身体教育（即体育）的力量，作为一个自然物种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作为遵循自然界竞技法则的竞技体育亦如此。纵观现代的竞技体育，处处都充满着“规训”：运动员为了赢取比赛的胜利，不仅需要反复练习技艺、强化体能、磨练心智，还需要严格控制饮食、作息等生活方式；为了自身商业价值最大化，需要非常人般约束自己的言行，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可以说，正是规训促进了竞技体育职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使体育职业与其他行业区别开来，也正是规训成就了天才运动员精湛的技艺，提升了人类的审美，丰富了人类的生活。

人类的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可以说是充满了随意性和自由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随意性和自由性逐步受到社会理性思维的规范和改造，而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规则体系对竞技体育的规训和改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规训与改造已经潜移默化到运动员的身体当中，成为一种内隐的行为指令，引导着运动员的各种行为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在竞技运动中“人们必须通过长时间的准备，才可以成长为成熟的、羽翼丰满的运动员。为此，运动员们不得不训练自身，不断重复整合自己，甚至惩罚自己” [10]。这一切的过程，都是人类在自我找寻那些原始记忆中的生命符号。身体运动是长久的过程，是一种保持身体健康的手段，必须学会坚持、忍耐、惩罚和克服，这是人类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经验总结。竞技体育中的规则体系实质上就是社会体制对身体的规训与改造，其最终目的是使身体日渐适应这个社会，并最终为这个社会服务。

2.2身体的异化（危机）

竞技体育是运动员以竞技比赛为基本手段，满足人们审美享受及刺激等需要的社会实践，是现代体育的基本形式之一[11]。创造优异成绩、夺取比赛优胜是竞技体育的首要目标，因此，相对其他体育形态，它对身体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现代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色彩的不断加重，加之一些国家社会体制的影响，“冠军效应”日益明显。运动员为了名利双收，不断地开发竞技体育中夺取比赛胜利的物质载体――身体――的潜能，一些无节制的开发必然导致身体健康性、平等性的破坏。

[JP3]在身体选材方面，现代的教练员一般都借助科学的测试，首先选择那些具有所参与竞技项目特定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与身体素质的少年儿童；而一些天生羞怯的、身材与所参与竞技项目不符的选手即使再有兴趣也只能靠边站。在一些国家，在少体校中“业余训练”的孩子只要在某个项目中显现出一定的运动天赋，他们很可能成为长期集训名单上的一员并从此开始他们的运动生涯。年少的他们很少懂得自己享有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以及健康权、教育权、发展权、受保护权、不受歧视权等各种权利。现代的选材方式实质上就是竞技体育管理者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对其参与者主体身体的控制来实现身体资源的最优化配置[12]。在身体训练方面，竞技体育的“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成功论成为训练当中教练员激励运动员的主要手段。为了追求奖牌， 无视训练客观规律，过早地专项化训练、片面地加大训练负荷、盲目地增加训练的强度、难度，直接导致运动员训练伤病的事件层出不穷。据新华网调查显示：我国90%以上的运动员是从少儿开始投入专业训练的，常年超负荷训练和向极限挑战，致使绝大多数运动员留下不同程度的伤病[12]。比较有影响的“王德显事件”中的艾冬梅由于长期超负荷训练，其脚部重度畸形，医生甚至称相当于 70 多岁人的脚，这是长期超负荷、不当训练的结果[18]。在兴奋剂方面，医用药品的发明一开始是为了治疗疾病、拯救病人，如利尿剂，它能排除心力衰竭者滞留的体液。但是在一些对体重有控制的项目中，运动员往往采用它降低体重以达到以“大”打“小”的目的，从而获得优异的成绩。在“邹春兰事件”中，早期 6 年的训练时间里，在“非主动”情况下每天一粒“大力补”，一共 2 000 多粒药物吃到了邹春兰的身体内。虽然这些“大力补”让邹春兰增强了肌肉力量，取得了优异的比赛成绩，但也使其出现了扁平，喉结增大，胡须、腋毛、体毛明显，声音粗重等男性体征，并且卵巢、肾上腺皮质、垂体、甲状腺等器官患有疾病，这种药物所带来的潜在威胁正在危害着邹春兰的生命[13]。标准体系下身体的平等化是竞技体育最显著的一个特点，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可以无限制地研究各种科技含量较高的运动器械，却不能容忍运动员服用一点点兴奋剂。因为它不仅损害了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还破坏了运动员身体的平等性，使得竞技体育的上空缺少了公正、公平的标志性旗帜。[JP]

[JP2]一般认为，本能欲望是人类堕落之源。因此，竞技体育中为获胜而对身体不惜一切代价的开发也被认为是人类过度的物质贪欲造成的[14-15]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利益驱使仅是竞技体育异化的表层原因，竞技体育异化的根源在于运动员的身体成为精神、社会的奴隶，退化为夺取比赛胜利的纯粹工具[12-16]。随着现代体育的不断职业化发展，竞技体育运动早已与政治、经济等种种复杂的因素搅为一团而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工作”，起初纯粹的“游戏”内容逐渐丢失殆尽。因此，当竞技体育呈现出一种现实性的“工作”的情况下，也就违背了体育的本质性规定，表现出体育活动中运动者丧失主体地位，甚至被物化的体育所支配的异化现象[17]。[JP]

[HTH]3扬弃：竞技体育与游戏精神[HTSS]

竞技体育（competitive sport）是现代体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现让体育运动饱含激情，在丰富人们的体育文化生活、增强人民体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职业化是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最高形式，它不仅使竞技体育的水平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还带来非凡的市场效益。竞技体育的职业化是以职业运动员的出现为标志的。在体育发展史上，最早的职业运动员出现在工业化水平最高的英国。1823 年，在英国牛津举行的划船比赛中首次出现了“职业选手”和“业余选手”的概念[18]。时至今日，职业化已经成为全球体育发展的普遍现象，奥运会已俨然成了职业运动员的舞台，那些没有经过专门特殊训练的业余运动员极难问鼎竞技体育的奖牌。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对身体的“规训”是胜任“工作”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由于过度地追求运动成绩，正常的身体规训已经达不到人们的期望，问题（异化）自然就产生了。然而，问题不在于“规训”本身，而在于“如何”以及“为何”规训。这在深层次上涉及到我们对竞技体育本质的认识。

长期以来，体育理论界普遍将竞技体育或竞技运动（在我国体育界存在着关于“竞技体育”与“竞技运动”是否为同一个概念的争论，本文将二者视为同一个范畴）理解为一种“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人体在体格、身体能力、心理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取得优异运动成绩而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竞赛” [11]。这种理解方式重在说明竞技体育与一般大众体育运动之间的区别，它在清晰地传达了竞技体育的“竞技性”的同时，未能为其固有的“游戏”属性留有余地。事实上，在ICSPE（国际竞技体育协会）的“竞技宣言”中，“凡是含有游戏的属性并与他人进行竞争以及向自然障碍进行挑战的运动，都是竞技运动”。尽管各国学者对“sport”一词的具体解释各不相同，但在强调“sport”的游戏基础和游戏特性方面却是一致的。从 play 到game 再到 sport，展现了人类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规则下向对手或自身的极限挑战、超越自我的追求过程。比赛或竞争当然也是游戏的一般表现形式，但是，在富含“游戏”精神的体育竞赛中，运动员是自由的，他能够主宰并支配自己的身体，免于任何外在的强制和奴役，因为“在被命令之下所进行的游戏已经不能叫做游戏了”。人们在竞技中相互尊重、强健体魄、愉悦身心，尽情享受挑战人体生理、体能极限所带来的无限乐趣。然而，现代的竞技体育已不是从前的游戏体育，伴随着职业体育的发展，许多竞技项目成为人类社会万千职业中的一种，但是这一职业又不同于社会的一般性职业，往往夹杂着许多商业与政治因素。由于商业与政治的过度干预，“参与比获胜更重要”的箴言早已被“胜利就是一切”所取代，独立、自主、自由的游戏精神已荡然无存。为了在比赛中获胜，一切对于身体的有意或无意的损害往往被视为一种“必要的牺牲”，甚至可以为了取胜而不惜一切代价。体育的目的是人，人是体育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作为体育一部分的竞技体育自然逃离不了这一本体论命题。社会是人的社会，因而竞技体育的社会化发展的起点和归宿都应是人自身。身体是人的社会存在、是人类精神的载体。因此，竞技体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类身体和精神的完善，让人类生活积极健康而富有乐趣，而“竞技”应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当“手段”超越“目的”成为唯一、至上而追求时，体育必然会远离其“游戏”的本原。这是现代竞技体育中各种身体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源。

游戏状态是一种克服了人的片面和异化的最高的人性状态，是自由与解放的真实体现。胡伊青加[19]指出：竞技体育作为人类文明的辉煌灿烂的结晶，产生于游戏，发展于游戏，并理应作为游戏而继续完善成熟下去。也有学者认为，过度的商业化开发和过多的政治性干扰是对竞技体育游戏精神的践踏，也是导致竞技体育偏离游戏轨道的主要症结，要想遏制运动员身体的异化，竞技体育的发展应向游戏本原回归，摈弃目前虚假的价值观念和非理性的价值意识，重构竞技体育社会化的理论框架[20]。我们提倡让竞技体育向游戏“回归”，但这不是在形而上学的“回到原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竞技体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就之一，“回到原点”是文明倒退的表现。作为“游戏”的竞技体育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体育活动，它不仅有着严格的规则性、组织性，有些项目对人的体能和技能都有特殊的要求。这些身体素质和技能必须要通过长期的专业化训练才能具备。此外，与最初更多强调的竞技参与相比，现代的竞技体育也是一种观赏服务。运动员在赛场上只有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才能给观众带来审美的享受。可见，竞技体育中运动员为了圆满完成比赛、展现高超的技艺，身体规训势在必行。如果像在日常游戏或一般体育运动中那样“自由”“任性”，竞技体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回归”不是“回到原点”，而是辩证地“扬弃”――既要保持游戏的精神，又要合乎竞技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要求，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复归，是一种发展和进步。在这里，自主、自决的游戏精神是竞技体育的价值内核，科学、合理的身体规训是竞技体育自身的内在要求。这二者合一，才能展现身体竞技的真正价值。

[HTH]4结语[HTSS]

游戏活动是人类本能的宣泄、天性的放肆，是自由的回归。竞技体育是具有游戏精神的身体竞争，它是不能离开游戏而独立存在的，失去游戏保护的竞技体育也将丧失人类在心灵上的认可。科学合理的身体规训是竞技体育在游戏规则化发展方向上的行为标准，它意味着文明，意味着发展，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象征着人的自由权利和尊重的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然而，当体育的“竞技”这一“手段”超越体育的“育人”这一“目标”时，体育就远离了“游戏”的本源，身体的异化也就产生了。为了复归竞技体育中身体的自由本性，现代的竞技体育不仅需要科学、合理的身体规训，同时需要自主、自决的游戏精神。只有二者合一，才能展现身体竞技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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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竞技类体育运动范文

关键词：高水平运动员；竞技表现；人格塑造

中图分类号：G80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1-0119-03

The Building of Personality and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ons of Professional Athletes

LIANG Jianping, DONG Delong, FAN Anhu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bei 400715,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This text regards professional athlete's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on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thlete's personality as the structural factor. The essay thenproposes personality theory ofthree key elements, ethics, wisdom, and will. The paper help established the content system on building of personality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theory of sport training.

Key words: professional athletes;performance in competitions;building of personality

针对高水平运动员竞技表现及人格进行理论研究，是运动训练学理论中备受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也反映出了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人类对竞技场上文明理念的呼声，2008年“人文奥运”的提出也正体现了这一点。运动员竞技表现所追求的应是一种“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和谐境界，也只有在这样的和谐环境下，人类本身才能为这个世界不断创造出令人振奋的佳绩，并通过现代竞技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迈进。目前对高水平运动员竞技表现的研究主要以菜睿（北京体育大学2003年）博士毕业论文的出版为标志，提出并确立了竞技表现的概念，即竞技表现是运动员在与对手竞技的过程中竞技能力各要素在主导竞技能力上的综合体现，其构成要素的基本分解元素是体能、技能、心智能力等[1]。在这方面主要集中于某些项目或从科学工具主义的角度出发进行理论研究。在人格方面，我国对人格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而将其引入竞技体育领域对运动员这一群体进行探讨主要集中于某一项群运动员人格特征的调查及体育对人格的作用等方面。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以竞技表现为起点，分析高水平运动员竞技表现特点、人格魅力，塑造运动员人格，以期对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参考依据，推动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方法

本文以高水平运动员竞技表现和人格理念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等方法，对本文的主体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为更好的给予论证，又采用《运动员状态自信心量表》及《高级运动员意志量表》对重庆体工队15名一级及以上运动员进行问卷测评并统计得分情况，为本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 关于竞技表现研究现状

直接将竞技表现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几乎难以寻觅。目前蔡睿的博

士论文（2003）的出版主要是针对技能主导类非测量性项群竞技表现的相关研究。其它研究主要分布在田径、游泳、举重、技巧、体操、排球等项目上。

从目前整理的文献资料来看，竞技表现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极限、条件极值与理想条件极值问题。在竞技体育中这些条件可以是对手的某种技战术风格，以及自己的各种技战术优势、特长或缺陷、不足等。在这些条件约束下所求得的极值为条件极值。换言之，竞技表现的条件极值即是集合，通过不同的条件组合，将竞技双方的各种主要技术环节的优劣在竞赛现场的竞技表现信息注入模型，得到在某种特定约束条件下可达到的竞技水平极值。理想条件极值问题是指在理想的条件下竞技表现的极值问题，是指诸多条件组合里可使竞技表现最佳的组合条件及其竞技结果[1]。

在分析竞技表现相关研究综述的各部分内容之后，可以了解，前人在竞技能力构成因素、模型建立、评价系统等领域都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在个别项目的现场技术统计分析方面也有所涉猎。但也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 竞技表现在竞技能力概念集合中刚刚起步，主要针对于具体数据建立条件极值，而未能注重竞技表现的社会文化价值。

2) 人格作为竞技表现中的结构性要素研究尚少，主要是从数学模型的角度实施人体控制。

3) 竞技表现的价值主体――人格魅力还并未得到系统的解释，缺少对竞技表现的结构性分析。

3 高水平运动员竞技表现人格塑造

3.1竞技表现的真正价值实现人格魅力竞技表现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对运动员而言，是其竞技实力的最佳发挥，表现出来的是体能与技能的完美结合，另一方面是对社会而言，表现的不仅仅是体能与技能的完美结合，竞技场上的种种表现给人们留下心灵呼唤的不仅仅是那些胜利者。那些意志顽强，勇于拼搏，敢于向人类极限挑战的优秀运动员给人们展现更多的是人格魅力。基于文献资料及调查分析，笔者认为高水平运动员竞技表现人格魅力应首先具备三个条件（图1）。

图1竞技表现人格魅力结构

3.1.1自信加负责自信加负责是人格魅力表现的前题，自信心作为心理因素的一种成份，是比赛成败的关键因素。根据程黎菊（2001）试论情感因素在竞技体育运动中的作用一文[2]，提出了自信心强的运动员在比赛中较易形成大脑皮层的优势兴奋灶，有利于成绩的发挥，善于排除一切干扰保持心理稳定。为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及论证，笔者根据体育科学常用心理量表中的《运动状态自信心量表》对重庆体工队15名一级及以上运动员进行了运动自信心的调查(见表1)，结果表明：自信心得分明显较高，存在完成动作时较果断，能取得较好的动作效应，并能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他们的自信心主要表现为对自己能力确信无疑，有全力以赴参加比赛和争取比赛胜利的强烈愿望。

运动员的自信心是以自己的能力为基础的。运动员自己的能力包括运动技能水平、心理承受能力、解决困难的能力等等。如果心理承受能力强,在比赛中就能够正确看待成功与失败,能够正确处理比赛中的突况。如果解决困难的能力强,则有利于成绩的提高。解决困难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在双方比分逐渐拉大可能失败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放弃,并分析原因,研究战术,努力转变比赛局面等[3]。

3.1.2道德加操守在现代竞技体育运动中,尤其是在体育走向职业化的过程中,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竞争日趋激烈.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要想在竞争中独占鳌头,就必须具有优良的身体素质,高超的技艺,良好的竞技状态,超人的胆识和不畏强手的顽强作风,这些都是取得优异运动成绩的必要条件，也可以说是达到竞技体育目的的重要手段,因为体育本身就是一种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的社会文化活动[4]。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选择什么样的手段很重要,这些手段必须适应运动能力的提高,有益人体身心健康,且必须还是社会所认可的,而道德情操是运动员竞技表现中人格魅力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5]。运动员只有热爱自己的职业,克服艰苦性,无怨无悔,塑造自我、完善自我,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旺盛的精力投入训练中。

3.1.3牺牲加奉献奉献,从词义上看,即恭敬地交付、呈献。它是人们自觉地、主动地、诚挚地、无私地交付和呈献。奉献就是做对别人有益的事。奉献的具体体现主要是:爱心、付出和牺牲。奉献是一种特殊的财富,它特殊就特殊在是精神力量、道义力量,而且是产生精神力量、道义力量的力量,是产生物质财富的催化剂、转化力;同时,它本身往往就是物质财富,而且是产生更大更新物质财富的基因和母体[6]，孙有平在我国竞技体育的牺牲精神及道德价值一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有力的说明.对运动员来说，赛场上更多的需要运动员们的集体协作精神，需要运动员们的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团队获得最终的胜利，才能最佳的展示集体的表现力。

3.2高水平运动员人格三要素说如同马斯诺在强调人的自我实现一样，优秀运动员的最佳竞技表现可视为个体的自我实现，而这一个体的自我实现，主要取决与他的人格三要素[7]（图2）。所谓人格三要素是指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这三种人格力量具有特定的含义。

3.2.1智慧力量的含义智慧力量是指获取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的能力[6]。根据竞技体育发展中的现象可将智慧力量分为工具性智慧力量和艺术性智慧力量。目前在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浪潮中，非智力素质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在人的活动中其它心理素质的重要性。但非智力素质仍然没有摆脱“智力中心论”，智力中心论的背景是受竞技体育功利主义和近代工业革命的影响而造成的。

3.2.2道德力量的含义所谓道德力量，是个体对于自己、他人、人类、自然、以及存在本身的真诚态度，以及关于这种真诚态度的体验能力和表达能力[8]。在人格三要素中，人们往往只重视智慧力量，意志力量次之，最不重视的是道德力量，这也是造成现代竞技体育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高水平运动员的道德力量的重要功能在协调，个人通过道德力量的调解，可以减少内耗。最佳竞技表现的实质就在于使内耗尽量减少，趋近于零，将自己调整到合适的状态。

3.2.3意志力量的含义意志就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且支持行动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9]。意志品质通常分为独立性、果断性、坚持性和自制性。对优秀运动员而言，更表现出了竞争性，是指在比赛或训练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的特性，它意味着个体不甘落后，或者保持原有的态度，而是知难而进。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采用体育科学常用心理量表评定手册中的《高级运动员意志量表》对重庆体工队的15名一级及以上运动员进行了测量（表2），结果表明：除个别运动员外，在坚韧性、顽强性、果断性、自控力、目标清晰度、自信心等六个维度方面得分普遍较高。

3.3高水平运动员人格塑造的基点

3.3.1确立人文精神教育的基础地位这里重申人类竞技体育实践是身体与心灵的统一，是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一，竞技体育的自然属性是人类维持、增强和改造自身机能、形态的手段与方法；竞技体育的文化属性是改造自身精神状态的手段和方法[10]。因此，竞技体育便是人类维持、增强和改造自身机能、形态和内在精神的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竞技体育教育应该弘扬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意义，着眼于塑造良好发展的理想人格，关怀人的困难和痛苦，容忍人的弱点和缺点，发展人的自主和自觉，鼓励和促进人的创造才能，激励个性与民主发挥等，使体育在人的良好发展中，体现对人健康成长的关怀，成为人的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方式，以达到人类自我实现的崇高目标。

因此，人文精神教育思想应该成为竞技体育实践的基础，如果背离了人文精神思想必然走向异化和极端[11]。要培养有理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的人，竞技体育有其特定的意义，在运动训练过程中，一旦忽视了运动员的主体地位，忽视了他们的灵魂，竞技体育的灵魂也就泯灭了。

3.3.2关注运动员道德建设运动员的道德意识不仅已成为制约其自身竞技水平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成为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12]，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范畴,表现为体育领域中不断完善的准则和具有善恶价值的实践。21世纪,体育运动事业面临着全新的发展,其间伴随着的体育道德问题将日益增多,人们的体育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也在变化,运动员道德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现象。分析和探讨21世纪高水平运动员道德建设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3.3运动员意志品质建设运动训练实践证明,培养运动员达到优异的运动成绩,取决于运动员的身体、技术战术、意志和理论训练的统一。意志训练是这个统一体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意志训练,要在运动上取得成功是不可思议的。

运动员的意志品质是在训练和比赛中得到锻炼的,它需要经过多年有目的、有意识的培养。也就是说,意志品质的培养应成为训练过程中的固定内容,成为教练员和运动员自觉努力的目标。

3.3.4发展智慧力量的非智力因素实践证明:高水平的比赛，已不仅仅是运动员身体与技战术水平的较量，更重要的是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周明认为:高水平运动员应具有高水平的心理品质和高水平的身体素质与技能；宋纪新提出了运动水平发展的冰川学说，强调了冰川底层的基础动力性作用等的思想理念[13]。虽然目前比较注重比赛中的心理素质培养，但看似反映比赛心理状态的问题，其实反映了全年训练过程中非智力因素的训练质量问题。如在训练中如何摆脱自己的位置，对胜负的承受力如何，如何在错综复杂激烈紧张的训练比赛中保持心态平衡，以及在严酷的竞技体育竟争规则下学会做人等，这些对运动成绩的提高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不同的运动项群其非智力因素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3]。具体训练实践当中应根据项群的不同，把非智力因素作为一种运动员的能量物质开发出来。把对运动员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的开发和体能的开发摆到同样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青少年的运动训练中，生理发育速度远远超过心理发育的速度，运动员的心理方面显的非常薄弱，应该把它作为训练内容的一部分加以重视，这不是在赛前通过一般心理训练所能完成的，它应该贯穿于运动训练的整个过程中。

4结论

1） 高水平运动员竞技表现不仅是运动成绩的取得，更应注重社会文化价值的体现，也就是人格魅力的展现。

2） 运动员人格可以调控运动员的心态，提高自我意识水平和创造力，激发动机和斗志，尽管不同项群的人格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就其整体而言，人格是竞技表现的基础动力，运动员最终成绩的提高也有待于其人格的发展层次。

3） 运动员竞技表现在注重科学工具主义的同时，更应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运动员毕竟不是训练的机器，他有其主体能动性，并受多种非智力因素的推动作用，人格的塑造是竞技表现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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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黎菊.试论情感因素在竞技运动中的作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1（2）：109－110.

［3］ 荣敦国，刘一民等.非智力因素理论和实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4］ 鲍冠文.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 黄希廷.人格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6］ 孙有平.我国竞技体育的牺牲精神及道德价值［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4（5）.

［7］ 马斯洛.人本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8］ 燕国材.关于道德教育的几个问题［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2（2）.

［9］ 尹秀华.论运动员意志品质的培养［J］.安徽体育科技，1999（4）.

［10］ 金英爱.论竞技的人文性［J］.延边大学学报，2004（2）.

［11］ 卢元镇.竞技体育的强化、异化与软化［J］.文化视点，2001（6）：19－20.

第6篇：竞技类体育运动范文

论文摘要:工具理性是西方工业文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的重要产物之一，自然也深受其影响:一方面，“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和设定，使竞技体育成为各类参与者的特殊工具;另一方面，在竞技体育“工具化”发展趋势下，各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始终伴随着其全球化进程。

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人类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语权”，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余年的发展中，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扩展到世界范围，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的结果表现出来。

1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它不仅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级目标，又指向竞技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历史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奥林匹克》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砰另一方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目的的发展逻辑中，当代竟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投人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这也正如马克思}s}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 “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人的时候，这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如权力、经济、科技、政治、市场等空间。这些价值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时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人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 “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第三，当利益空间大规模延伸和拓展时，整个竞技体育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各类主体具有了明确的分工，当一类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所以，在整个体育实践过程中，各类体育参与者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满足他人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这成为竞技体育发展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于分工的客观存在和细化，参与者也成为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当体育主体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时，又以积极的姿态促成新一轮的分工。今天，体育主体的利益已经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主体层面，这些主体无法回避当代竞技体育的伟大影响力，开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和风格去构建以体育为平台的民族发展契机。

于是，各种传统、民族的资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台，并上升到象征领域的高度去寻求获得一种“现代化”的身份。这种利益联结能力的广泛提升，使竞技体育的目的化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为了体育主体，开始疯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利益空间。由此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进人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体在拓展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重新制造出各种“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就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就整体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能够利用“举国体制”这一利器快速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体育体制、体育权力格局的更迭和变换，各种权力主体进一步分割着的拥挤空间;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新的秩序始终处于孕育之中;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部门改革、法制化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等。由于新发展秩序有效性的缺失，体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而与此相应的是，在多重权力主体的运作下，竞技体育市场产生的经济空间已然被事先划定，各种主体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种非常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身份是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当然的合法性;而非常手段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经济秩序的缺失，无法采取常规性的运作手段，表现出或然的非法性，这样就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现象，在利益产生后面临诸多分配主体，“不公”成为各级或各类主体的共同诉求，各种围绕此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也层出不穷，无法调和。这些都使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的震荡中努力地寻求着新的发展路径。

2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近些年，随着竞技体育工具性价值的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主体投人到了对竞技体育工具价值的恶性追求中，各种“异化”现象也应声而至。

第一，体育主体的否定性弱化了。人与动物和其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物，是一种对现实进行不断否定的存在物。动物和其他存在物满足于自然给予它们的本质规定，它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类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加具有多样的需求。当竞技体育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存在物时，一些体育行为者也想当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使体育主体不断超越自我，拓展着他们获得更多利益回报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辖制，他们不得不要首先成为其他主体的“存在物”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样屈从于“工具价值”身份就成了无力改变的基本状况。运动员在今天竞技体育的联结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都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这一过程本无可厚非，但当运动成绩和“利益”紧密联系时，多数运动员便成为了某种实验品或牺牲品，为了获取“世界认同”，大量运动员成为“铺路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而当这种认同成为现实时，他们又被无情边缘化，成为“合法的淘汰者”。

第二，参与者的主体性被物化了。主体性是人的本质规定，它决定着竞技体育的发展，但当竞技体育被过度工具化了的时候，体育主体也成为了改造对象，主体性被物化在利益实现中，主体性价值也逐渐被湮没了。一方面，在对竞技成绩的绝对追求中，很多运动员丧失了全面接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在退役即面临“淘汰”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当代竞技体育过度的职业化、商业化趋向，“不可避免地站污了竞技体育的神圣，导致竞技体育服从于商业利益……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及相关人员屈从于利益的获得和分配，并为此不择手段，歪曲了健全的人格”。为此，何振梁撰文指出:“奥林匹克对职业运动员开放可能导致奥运会失控”，“过度的商业开放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滥用兴奋剂的根源是商业化(或政治)的考虑。它对奥林匹克起着消极的作用。它违背了体育的根本目的，损害了运动员的健康。”

第7篇：竞技类体育运动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人性观;竞技理念;竞技秩序;理想类型;奥运会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10)03-0023-04

A Study on the Idea and Order of Compet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Humanity Theory

WANG Jian1,ZHAO Yongping2

(1.Jilin Institute of P.E.,Changchun 130022,Jilin Chi na;2.Mobile Postdoctoral Station in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idea prescribes the concret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activiti es and then shapes the subject of competitive activities―the humanbe ings. Therefore, if we want to apply the spirit of people first to completion, a nd cultivate “free and allaround” individuals through completion, we must up g rade the ideas of competition. Meanwhile, idea and order of competition is diale ctically unified as a inneroutside relationship. The realization of competitio nidea requires the outer environment provided by order, which brings out the nec

essity of discussing competition order. This paper, based on Marxist humanity th eory which is the supreme achievement of humanity, reviews the prevalent competi tion idea and makes proposals for its ra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then analyzesthe corresponding competition order in the hope of bringing forward a certain re ference for the humanization of competitive activities.

Key words: Marxist humanity theory; competition ideas; competition order ; ideal type; Olympic Games

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为我国竞技的发展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那么,如何在“后 北京奥运”的时代,使我国的竞技发展向更高的层次跃迁,并通过竞技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 呢?本文认为,欲“先立乎其大者”,则应从竞技理念的反思与重构,和竞技秩序的优化入 手;而两者的共同前提,是立足于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人本思想――马克思的人性观。

1 理解竞技理念与秩序的视野:马克思的人性观

今天,“以人为本”原则已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各方面建设的灵魂,而我们所体认的“人 本”,是以马克思创立、并在中国得到丰富和发展的人本思想体系为根据的。竞技作为社会 活动的一环,也必须植根于马克思人性观的丰厚土壤,才能真正在理念和秩序的层面上推进 自身的发展,从而以竞技特有的方式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的人性观,是对传统人 道主义思想的扬弃。传统人道主义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十九世纪德国人本主义的人道主义。马 克思的人性观正是在批判、超越传统人道主义局限的过程中,实现了人性观的伟大变革。

首先,马克思从社会性的维度把握人性,这就为我们把竞技理念和竞技秩序理解为人的 横向活动范畴,并在人与人关系的变革层面上推进其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文艺复兴时的 人道主义者把人理解为自然人,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者把人理解为理性人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则把人理解为作为感性对象的人。马克思不同意对人的上述理解,认 为它们共同的局限在于只是从人和动物区别的意义上理解人的抽象的类本质,而没有从人和 人区别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的现实的、社会的本质。他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 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投稿日期:2009-12-08

作者简介:王健,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总和。”[1]对人的这种理解,具有根本的方法论意义,它是马克思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实现的根本变革之所在。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引申到 竞技理念与竞技秩序的变革当中,我们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竞技理念与竞技秩序,并不是 人以竞技的方式仅仅表现人作为“万物的灵长”的地位,而是人与人之间普遍性社会关系在 竞技领域的独特表达;同时,竞技理念与秩序又以其特殊性,能够给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反作 用,从而促进人的发展。我们稍后关于竞技理念重构与竞技秩序内涵的讨论,将把这一结论 详细展开。

其次,马克思新人性观的革新之处,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确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 观去把握人性的维度,这就为我们从人类纵向活动的角度理解竞技理念与竞技秩序,进而促 进竞技中人的历史性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马克思以前的人道主义者撇开现实条件和历史进 程来考察人,往往把整个历史过程看做是人的自我异化和复归过程,无法理解人的本质表现 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针对这一局限,马克思认为,在考察那些历史地形成的、使人的存在 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形式时,必须说明人的存在的各种历史表现,考察人的本质实现 的历史形式和历史特征。这一思想对我们考察竞技理念与竞技秩序的启示是:从历史演进的 视野去思考竞技理念和竞技秩序,既理解其现存要素的形成原因,又依据新的时代条件和精 神对其进行变革。

总之,马克思立足社会的、历史的维度,对人性进行了具体化的理解。以下,我们就以 马克思的人性观为视野,探讨这样两个相互支撑的问题――竞技理念与竞技秩序。

2 竞技理念与人的发展:反思与重构

以上分析说明,在马克思人性观的视野当中,竞技应当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一项社 会历史活动。然而在我国,由于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的干扰,我们对竞技的理解往往脱 离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维度。要想真实地贯彻马克思的人性解放旨趣,必须从反思以往对竞技 理念的异化理解入手。

2.1 竞技理念流行见解的缺陷以往中国的竞技,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夺标”而赛,在数据的意义上取得了很大成绩, 它张扬了竞技的工具理性,但抑制了竞技的价值理性。“金牌当然可贵,但金牌不能把国内 竞技‘重物轻人’的问题掩盖,其问题的解决将更有助于人的发展和金牌的增加。”[ 2]概括来说,国内对竞技认识的不足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竞技理念的认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所体认的个人全面发展的要求。提高人的 体能和运动成绩,即夺标,很大成分上是一种物化的“现象”,具有明显的流动性、易变性 和易逝性。直到现在,由于人们受传统“重物轻人”竞技思想的影响,运动训练的重心仍是 在“物化”的体能和运动成绩上。所以,其训练看似练“人”,实则练“物”,即练人的物 化成分的比例很大,而人与动物区别的那部分――心理与社会适应能力则修炼得很少。但是 完整的竞技应是一个“人物双修”的夺标育人的过程。因为运动员只有在夺标的过程中不断 地完善自我、教育他人、影响社会,竞技才有生命力,否则,必然遭到社会的最终抛弃。实 践证明,伴随着国际竞技日趋接近人的生理极限,运动员长期进行超负荷的训练,难免对身 体产生一定的负作用;竞技若对其精神、道德也产生了负作用,将是更加严重的异化。

第二,对竞技理念的认知,缺少马克思主义所憧憬的“类本位”精神――世界精神。奥 运会是竞技实践的典型,奥运宗旨的前提是“公平竞赛”,目的是“教育青年”,理想是“ 促进和平”。它是一种“公共体育精神”,因为它尊重的是世界所有参与奥运的人,包含着 人类竞技的“大爱”。它既不是一般的社会活动,也不是单纯以夺标为目的的训练和比赛, 而是赋予了竞技“育人”的基本内涵。相比之下,当前我国对竞技定义的认识,距离奥运 宗旨差距甚大,缺少国际认同度,缺少“育人”的内涵。一言以蔽之,目前我国竞技成绩接 近世界一流水平,但其深层的理念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要求差距甚远。

国内将竞技定义为单纯夺标的训练和比赛,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发展需求,也不符合人 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从马克思人性观的历史观点来看,我们认为竞技原有的“夺标”要素, 是过去人们根据社会需求和竞技最初的性质赋予它的属性,但伴随着人本、和谐社会吁求 的到来,人们对竞技本质的理解也必然要发生变化。

2.2 育人夺标是竞技理念的应然本质本文认为,当代语境的、应然趋向的“竞技”,是通过公平的竞训来进行夺标育人的娱 乐运动;“夺标育人”,是竞技理念应然的本质。从词源上考察,竞技(Sport)一词源于 拉丁语deporeare,是指人们余暇时间的各种娱乐消遣活动。它不是一种工作(work),但 目前人们已将其当成职业。美国学者休密慈说:“竞技从根本上讲是游戏的延长,其主要价 值是从游戏中派生出来的。”[3]在未来的休闲社会中,娱乐更是促进人自由全面 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理解作为娱乐运动的竞技的“夺标育人”本质呢?

第一,夺标,即夺取运动的锦标,它反映了竞技原始“固有”的娱乐属性(特有属性) 。它是竞技区别其它事物的第一性质,是人类竞技的逻辑起点。竞技虽然是游戏,但它更有 助于促进人的健康发展。竞技在一定意义上是高于体育的。人们常把奥运会看成是体育盛会 ,但是,奥运会不是体育盛会,而是竞技盛会。与体育锻炼不同,竞技比赛产生胜者和英雄 。人全面发展的规律和夺标的规律是潜藏在技术和金牌之后最基本、最稳定而起决定性作用 的要素。我们若置“夺标”于不顾,则不是历史的态度,因为只有在“夺标”所提供的竞争 平台上,才有了以运动员为表征的人类能力的增强。

第二,育人,它是竞技不可缺失的教育属性,是人类竞技的终极关怀,是决定竞技命运 的灵魂所在,但在国内它被长期忽略,隐患甚多,教训深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说:“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 的肉体生存的手段。”[4]马克思直接揭示的诚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异化生 存状态,但 更是对人类活动异化状态的一种普遍性描绘。就对竞技异化问题的警觉而言,国内远远落后 于国际先进的思想,育人是竞技的第二必要属性,在国际上早已引起高度重视。古代奥运的 中心是教育青年,其次是宗教和娱乐;现代奥运更重视竞技的教育价值。这就需要我们“连 接”竞技的历史――现实――未来的链条,为人类竞技赋予更新的教育内涵――促进人的身 、心、群素质全面的提高。马克思恩格斯说:“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 实现真正的解放”[5],要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就必须直面人的发展所 需要的一切现实的条件,在竞技问题上,也就是恢复并加强其人性化的历史初衷。

总之,我们必须要对竞技理念的认知进行这样一种范式意义上的变革,切实用马克思具 体人性及其解放的思想来对既有“竞技”理念进行新奠基。竞技的育人与其它行业不同,它 是突出培养有运动个性的、相对全面发展的人。竞技是通过公平的竞训,夺标育人的娱乐运 动,它具有娱乐与教育的双重属性。它既不是纯娱乐、也不是纯教育,是娱乐与教育的结合 体。

3 竞技秩序与人的发展:对一般社会秩序的示范意义

上述“育人夺标”竞技理念的效用发挥,必须以其外部条件――竞技秩序的相应优化作 为条件。立足马克思的人性观我们认为,遵守规则、公平竞争,不仅是竞技比赛的要求,而 且是一切人类活动的要求。竞技作为人类诸多文明创造中的一种,以在公平、严格的规则下 进行比赛为基本方式,表达着人类不断追求卓越的本性,其特有秩序相对于其他文明成果而 言,具有高度理想化的特点;竞技秩序由于情境浓缩、成本低廉的优势,对于我们思考一般 秩序问题极富启发意义,是人类推进和谐秩序构建的实验基地。“一个文明社会面临的根本 任务之一,就是像奥运那样,设计一整套旨在保障个体生命自由发挥的游戏规则,这套游戏 规则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这套游戏规则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修改和完善,但 其最基本的理念不变。”[6]

3.1 竞技秩序的演历竞技秩序之不同于经济秩序、婚姻秩序、企业秩序等等其他秩序的特殊性,正是竞技这 项特殊实践对于一般人类秩序的体现。而要分析出竞技秩序的独特内涵,首先需要我们对秩 序的类别进行简明的梳理。“在最宏观的层面上,秩序可区分为宇宙秩序、自然界秩序和人 类社会秩序三个层次”[7]。第三种秩序类型即人类社会秩序,正是竞技秩序直接 从属的上 位概念。人类社会秩序本身又是多层次的,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存在。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发展三阶段”作出了经典阐述,即 历史上的人的发展依次经历“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阶段和“自由个性”阶段。竞技追求秩序的历史形态,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的发展三阶段 ”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马克思“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为视域来探索竞技史,我们把 竞技对秩序的追求历程划分为群体本位阶段――古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个体本位阶段―― 现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两大现实阶段,而类本位阶段――当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则是目前 世界竞技正在力求实现的状态。竞技(或竞技对秩序的追求)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一方面是 历史的进步与人的自由某种实现,另一方面又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和对自由的特定压制。在这 种不断扬弃压制的辩证发展过程中,竞技活动逐步趋向类本位阶段,人在竞技中的全面自由 个性不断得以实现。

3.2 竞技秩序的独特内涵及其示范意义竞技秩序无疑是人类社会秩序大系统中的一支。由于其既以人类社会的宏观发展作为自 己的发展的前提,又反过来通过体育竞技的特殊方式表征着人的历史发展,所以具备了鲜明 的秩序类型个性,有着独特的内涵。竞技秩序是保障竞技实践得以展开的外部制度和心理文 化前提,是以竞技的特殊方式来表征人类秩序追求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竞技秩序 是“育人夺标”的竞技理念得以实现的前提。具体来说,竞技秩序这一独特内涵表现在相互 联系和相互支持的两个方面。

其一,竞技秩序相对于狭义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秩序、俗民秩序而言,是一种理 想化的秩序。在竞技秩序当中,比较彻底地贯彻了只有在基础性的科学分析当中才具备的理 想化方法,如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范畴,即抽象掉大量的非常态因素,把事 物的条件限定在少数几条公理、定律之上,从而进行逻辑化的推演。我们知道,竞技赛场已 经把各个参与比赛的主体设定为绝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公平竞争者,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 公平的竞争。至于年龄、性别、体重、种族、药物服用等可能造成竞技水平差异的因素,已 经以其预先设定的严密的竞技亚秩序(如举重、拳击、摔交比赛的级别分类,各类项目的男 女区分,参赛年龄的限制,兴奋剂检测等)消除了。而在非竞技秩序的他类社会秩序的具体 实施过程中,则很难以这样的理想化方式进行,比如政治秩序问题中的权力寻租、经济秩序 问题中的公共利益空场、文化秩序中的意识形态遮蔽科学精神等等,相对于竞技秩序的清晰 明了、公正公开、裁量权威,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俗话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清官难断家务事”。婚姻秩序的这种暧昧不明,也许能够称得上是一个社会在经济起飞阶 段或特定文明类型的发展初期中的各种社会秩序的通病。但是竞技秩序却顽强地坚持着自己 显微镜般严格的风格。这很可能就是人们特别喜欢观看竞技比赛的最重要的心理机制,在这 样一种理想化的战场或舞台上,人们以审美的方式实现着对于公平正义、纯洁崇高的心理期 待。

其二,竞技秩序以其理想化的秩序特征,为人类社会他种秩序类型的不断优化提供着不 可替代的重大借鉴价值。我们知道,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技秩序恰恰是对现实社会秩序的 一种扬弃:一方面充分吸收各类秩序对于保证各种社会实践顺利有序进行的优点,一方面又 通过公开的体育竞技表演的方式摈弃各类他种秩序不能贯彻到底的重大缺陷。从历史现实来 看,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神圣休战制度,对当时的政治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毁灭文明 的战火暂时得以熄灭,也使得参战者冷静下来反思战争的前因后果和替代方式。现代社会当 中,法国人顾拜旦在世界大战期间停办奥运会,但却坚持保留该界奥运会的界数而不进行推 延,是意味深长的。他告诉世人的是:第一,竞技秩序是人类美好的秩序试验场,但在军国 主义、强权政治的逼迫下,不可能发挥其美好的价值,这意味着竞技作为人类次生活动,从 根本上受制于经济、政治、军事形势而不可能自我封闭地发展;第二,即使在战火硝烟弥漫 的危情当中,爱好和平、热爱竞技的人们可以由于现实原因无法举办奥运会,但奥运会的应 然界数必须要永远地铭刻在那一年,这即是对强权政治、法西斯主义的巨大抗议,也表明了 和平主义者、正义的人们战胜邪恶、憧憬美好未来的坚强决心。奥林匹克的影响力,早已在 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体现出来,而且这些影响也正在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各种大小不一的 作用。就北京奥运会来说,“奥运会还能够直接对社会的和谐融合有所帮助。如果2008年北 京奥运会能够被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真正把‘人文’价值发挥出来,确实是可以弥补社会学 意义上的‘现代性断裂’,从而也有助于解决我国目前由市场改革所带来的一 些弊端,并有 效地促进社会转型的完成。这才是奥运会最大的社会效益。”这就是竞技秩序由于其产生 、发展基础不同于他种秩序,而具有的独特内涵和强大功能,集中地、理想化地展现出现代 社会所欲求的人道精神和民主精神。

从古至今人类以竞技方式所表达的对秩序的向往和追求,实质都是人类努力摆脱野蛮的 、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追求合理有序的公共生活的表现,是人之为人的自由自 觉个性不断得以实现的表征。竞技的展开需要秩序的保障,秩序的确立及其不断优化则促进 了竞技水平的提升,从而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就形成为竞技秩序――人的发展的互 动模式,而前者对于后者的文化制约既可能是积极的,由此促进良性循环,也可能是消极的 ,由此造成恶性循环。要言之,竞技要求合理的秩序为其提供发展前提,因此在应然的意义 上,竞技秩序的确立及其演化要与其时代精神和人的发展要求相契合。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的人性观出发,反思和重构竞技理念,把竞技理解为育人与夺标的 统一;挖掘竞技秩序的独特内涵,阐发其对优化一般社会秩序的示范意义――这就是本文的 主旨。而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共同服务于一个目的,即:以竞技特有的方式促进马克思人 性观所许诺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宋继新.竞技教育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

[3] 转引自:周爱光.竞技运动异化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 刘军宁.文明社会需要游戏规则――探寻奥运背后的人文精神[N].广州:南方周 末,2008-09-28.

[7] 沈湘平.理性与秩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8篇：竞技类体育运动范文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田麦久教授言辞恳切地指出，环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要从社会学与训练学这样两个维度来设立我国竞技体育2008年的发展目标。这一二维目标应分别定位于大力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科学发展和坚定地立足于国际体坛的第一集团。二者互补共强，缺一不可。只有科学设立 2008年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才会正确地引导我国竞技体育的健康快速发展。

准确把握竞技体育的社会定位

田麦久指出，在现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竞技体育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的现代社会价值。这一功能主要表现为：激励人类的自我奋斗精神；满足社会生活的观赏需求；促进社会大众的体育参与；展示国家(地区)的综合实力；促进社会与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排解社会成员的不良心绪等等。中国运动员雅典参赛的结果牵动着无数海内外华人的心。2004盛夏，亿万华夏子民通过电视画面激情地注视着雅典奥运赛场上几十次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为杜丽、为刘翔、为张怡宇、为女排而庆贺、而欢呼，正是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生动有力的展现。

但与此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竞技体育又永远只是中国体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整个国家发展和民众生活中，更只是一个非核心的构成因素。发展竞技体育，必须要注意摆正位置，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协调：在体育事业内部也必须努力促进竞技体育和建身体育的协调发展。

积极倡导“享受竞技”

享受竞技，享受奥运，是人类竞技体育理念的一大亮点。田麦久认为，从人类高层次的需求来看，享受奥运与参赛奥运同等重要。竞技体育是人类对于自身运动能力的挑战，是人类对健与美理想的追求，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展示。观看优秀运动员竞技场上的表演，无论是激励和惊喜，还是期待与失望，都饱含着情感的起伏，都是人生难忘的经历。参与竞技，观赏竞技，是真真正正的人生享受。享受奥运是体育的升华，是文明的进步。

田麦久表示，对每一个体育事业的从业者来说，尊重对手是我们必备的竞技品德。这里既包括欣赏强者，也包括鼓励失利者和赞扬失利者。雅典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中，韩国柳承敏赢了中国选手王皓．许多中国观众在为王皓惋惜的同时，也在为柳承敏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斗志和精湛的技艺而喝彩，表现出高尚的竞技品德。

努力完善竞技体育发展环境

雅典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的辉煌战绩是我国竞技体育事业举国体制的巨大胜利。国家的严密组织，资源的统一调配，社会的积极参与，民众的有力支持，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主要特征。但有一种观点认为，建立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不应该再继续保留了。

对此，田麦久认为，正如同市场经济并不只属于资本主义一样，举国体制也并不是只属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以发展适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得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都在研究和准备学习中国培养优秀选手的体制。我们的任务是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继续改进和完善优秀运动员培养体系的运行机制，使其更适应社会的进步，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另外，田麦久强调，对公平竞技的崇尚和追求是现代体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运动员在公平的环境和条件下参与竞技，竞技的结果才有价值，竞技的过程才有魅力。对于当前我国一些体育竞赛中，冒名参赛、以大充小、私下交易、黑哨官哨等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事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整饬，坚决地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要不断地与使用违禁药物的丑恶现象做最坚决的斗争，要加强对裁判执法行为的法制监督，努力为实施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

竞技目标要有弹性区间

在雅典，中国队确确实实曾经有过夺得金牌总数第一的机会，也确确实实只差一点点就会仍然留在第三的位置上。对此，田麦久的结论是，在雅典奥运会的比赛中，中国队无论金牌数第一，还是第二，亦或第三，都是可能的，也都是正常的。美、俄、中三国总体竞技实力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中国军团在雅典大赛成绩的最恰当的定位应该是，明确地立身于由世界三强组成的第一集团。而这一判断应该对设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参赛目标有所启迪。

田麦久表示，在一个综合性的大型比赛中，影响运动员比赛结果的因素很多。对任何一个参赛者来说，其中都有一些因素都是无法控制的，如对手竞技水平的变化，裁判的执法行为等等。所以，主观地硬性要求运动员在比赛中一定要得第一或者第二，常常会干扰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正常发挥，所要求必须完成的指标也常常难以完全实现。因此，设立竞技目标时，正确的、聪明的做法是确定一个适宜的弹性区间。将经过艰苦的努力有较大可能完成的弹性区间目标定为参赛目标，既能对参赛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又为非可控因素的干扰留下了调节的空间。

北京奥运：坚定跻身第一集团

第9篇：竞技类体育运动范文

关键词：竞技体育；高科技；科技理性；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4―0027―04

科技理性的现代扩张促进了科技与体育的紧密结合，成为竞技体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高科技犹如一把双刃剑，既能为运动员提供许多创造世界纪录和突破人类极限的可能，又能使运动员的主体地位下降，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成为高科技的附属；既能把竞技体育带入自由王国，又使其陷入道德困境，违背体育比赛的根本原则。竞技体育中高科技运用的价值断裂迫使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整合，加强伦理道德建设也势在必行，唯有在科技自由和人文关怀中保持适度的张力，才能使竞技体育得到健康、可持续发展。

1 科技自由：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现代扩张

科技自由，是人认识世界，改造自然的一种信念和精神，在科技活动中，主体对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动性，而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理性，一般是指主体认识客体本质和内在必然性的抽象思维形式和思维能力，科学技术是理性成果的体现和凝聚，是理性观念和物质载体，科技理性是关于科学技术活动的一种主客两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功利性和精确性，还有一种对客体探求的无限扩张的倾向。科技理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竞技体育也不例外，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实践活动就是科技理性活动与展现的结果。从主体方面来认识竞技体育中的科技自由，就是要探究科技活动在体育领域内的发展轨迹，解读人在未知体育世界的创造性。例如，游泳比赛中高科技泳衣的运用是科技与游泳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是竞技体育在科技理性指引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现代竞技体育要求实现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使科学与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有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使众多参与者被一种异己的力量所支配，丧失了主动性和控制力，成为竞技体育的附庸，处在技术社会的现代体育，也使人们原本丰富的人生蜕化为“技术的人生”。被物化侵染的运动主体，过分注重科技理性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比赛荣誉，渐渐忽略了竞技体育应有的人文精神，给运动员带来的是身体上伤害和精神上的创伤。

当人的信仰、理想、价值观等主体因素和社会因素贯穿在科技自由之中，势必要受到主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应制约而规定其自由的限度，而只有符合人类社会文明精神，符合人生真善美的崇高价值目标的科技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科技自由就意味着科技创新，只有不违背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和价值取向的科技创新，才能真正领略到无限的自由。在竞技体育领域，科技创新主体主要包括教练员、运动员和科技人员。根据运动训练需求发明的乒乓球发球机是创新；在运动实践中教练员提出的创新技术，如乒乓球的直拍横打、体操的程菲跳是创新；体育科技人员紧密结合体育运动实践，完成了有意义研究成果也是创新。竞技体育领域内的科技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而是有它相应的限度，任何自由都要接受主体理性的限制，只有在伦理道德的规约下，倡导对运动员的人文关怀，才能更好地发挥体育科技的作用。

2　人文关怀：竞技体育中价值理性的重要体现

价值理性以人的生命价值完善为向度，强调人的最终归宿和人文关怀，给人以思想和价值判断的尺度，诠释人的生命意义，有助于健全人格。价值理性是作为实践的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如社会的公平、正义、荣誉、忠诚等，而不看重行为的结果。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性、规划性、选择性的活动都追求某种“善”的目的，人自身之内的活动比自身之外的技术活动更有价值，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必然有自身期求的目的，而其他一切事情都是为着它，而且并非全部抉择都是因为他物而作出的。竞技体育本身是通过竞赛的方式，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一种体育活动，具有促进运动员身心健康、激发人类自身潜能、培养团体意识和提高民族凝聚力等功能。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无限伸展，使得“拜金主义”、“锦标主义”的大量出现，在过分追逐功利的同时，不仅导致运动主体的道德滑坡，违背了体育本有的伦理精神，还会损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因此，重视对运动员的人文关怀，追求一种“伦理关怀式”的培养则是价值理性在竞技体育中的重要体现。

竞技体育中对运动员实施人文关怀，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价值理性规约科技无限自由的一种力量。伦理道德为体育科技提供适度的弹性空间，使竞技体育中高科技自由运用与人文关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具体来讲，伦理道德对竞技体育产生的作用可以分成两方面：其一，表现在宏观层面上。把竞技体育作为宏观道德主体，置于大的社会系统和环境中，基本人类社会的公正、人本、和谐等基本伦理观，对作为制度性表现和存在的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和行为活动的评价和调整。其二，从功利和微观层面的角度。把参与竞技体育的人或群体作为微观道德主体，置于竞技体育自身的小系统内，基于具体的道德行为规范和纪律要求，对参与竞技体育的人或群体作出规范和激励作用。对运动员实施人文关怀就是要求教练员、体育科技人员、裁判员、体育观众等学会关心，避免高科技给运动员带来的身心异化，消除体育无“人”的现象，使竞技体育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3　发展代价：竞技体育中高科技运用的价值断裂

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超越，给伦理道德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对社会而言，普遍的富足与相对的贫困同在，无限的机会与巨大的风险并存；对个体而言，科学理性对主体性的张扬与理性化官僚体制对个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压抑同在，物质生活的富足与精神生活的贫乏并存。高科技在竞技体育领域内的广泛应用，一方面为竞技体育带来了新的生机，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使运动员能够创造优异成绩；另一方面，高科技不仅给竞技体育带来了发展代价，也会损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价值的断裂和规范的缺位。

3.1 造成人的主体地位下降

材料科学提供的各种新型材料被采用在体育器材、服装、建筑等器物上；电子计算机、录像、电视等电教设备应用在运动训练和教育过程中，成为一种

训练手段；各种测试工具、通讯工具、交通工具等被广泛运用到体育科研、体育竞赛之中。可以说，高科技与竞技体育的联系日益紧密，运动员为了提高运动成绩，可以借助于科技力量，无论是运动技术的创新，还是运动装备的改进，甚至是使用兴奋剂。一味地追求体育科技的工具价值，只能使运动员主体地位不断下降，体育比赛变成商家和科技的较量，胜利与否不再单靠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而在体育科技水平的高低和运动员与技术的结合程度，运动员成了科技的奴隶。运动员地位的变化导致了竞技体育的异化，竞技体育场成为了体育技术的演练场，运动员也日益演变成工具，所谓的道德人格、道德思维等人文特质，都被技术飞速旋转的车轮碾成了飞扬的尘埃，偶尔在人们的嗅觉中闪现一点气息。

3.2　违背体育竞赛的根本原则

公平、公正是体育竞赛的根本原则，是体育道德体系中最基本的内涵和基础，也是竞技体育的精神核心。《奥林匹克》明确规定：“公平竞赛是奥运赛事的根本原则，要努力在运动中普遍贯彻公平竞争的精神。”目前，科技理性在竞技体育中肆意扩张，导致了公平竞争精神日益受到破坏和侵蚀，违背了体育竞赛的根本原则。例如，在2009年罗马游泳世锦赛中，运动员借助高科技泳衣的帮助，在为期8天的比赛中43次刷新31项世界纪录，成为创造世界纪录最多的一项赛事。由于高科技对提高比赛成绩有着显而易见的功效，导致运动员过分依赖高科技，而淡化了个人努力，又由于在体育资源分配不均、体育信息不对称以及经济实力不等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参赛选手都能利用高科技来提高运动成绩。可以说，高科技的运用对不同的人群、地区和国家的竞技体育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不平等，体育科技成果分享的公正性问题是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3.3　兴奋剂泛滥带来的危害

高科技在体育领域内应用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兴奋剂的泛滥，兴奋剂的使用不仅危害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还违背了体育比赛的公正原则，威胁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兴奋剂问题的产生是运动员为追逐名誉和利益，违反体育道德而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必然结果，是科技理性在没有限度的情况下任意扩张，运动实践主体对科技自由的过分依赖造成的。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导致高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迅猛发展，而减弱了伦理道德对科技实践主体欲望的限制，这种没有限度的自由发展，使主体的需求得到暂时的满足。这样，科技理性就完全地控制了一切，价值理性被边缘化了，这种竞技体育中的价值断裂就造成了兴奋剂的泛滥。兴奋剂的研制、应用与兴奋剂的检测都得到所处时代高科技的广泛支持，这是一个高科技之间的较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邪恶与正义之间的较量。兴奋剂的检测总是落后于兴奋剂的研制，在高科技的发展为兴奋剂的检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更为先进检测方法的同时，也为研究一种又一种更新型的兴奋剂提供了支持，更加隐蔽、更具有欺骗性、代表着更高科技水平的新型兴奋剂被研发和使用，这就给反兴奋剂的斗争带来了难题和不确定性。

4　适度张力：竞技体育中科技自由与人文关怀的天半

4.1 倡导以人为本的体育科技观

竞技体育中科技的运用与道德约束之间产生的价值断裂主要是因为过分强调科技理性的手段性和工具性，忽视了体育竞赛本身所蕴涵的人文精神。所以，以价值理性为目标来规避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弊端，在“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信念下，应重视人的发展，把人性贯穿于体育科技发展始终，努力实现体育竞赛的公平竞争。一方面，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就是考虑到竞技体育主体和广大竞技体育关注者的正当利益与合理诉求，而不是把对成绩和金牌的追求放在首位，更不是损害人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体育科技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正是体育科技发展的内在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公正的实现应该与效率相统一，而效率实现是以公正为条件，没有效率就谈不上体育科技发展。体育科技的良性发展需要建立弹性机制，给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给予适当的补助，确保基本公正的实现。

4.2 明确体育科技主体的道德责任

竞技体育中的科技主体是运动员、教练员以及科技研发人员等，在科技活动中具有比较大的自由空间，但也不能滥用社会赋予的自由，而要意识到他所选择的目标和行为伴随着一定的道德责任。首先，运动员参加体育竞赛的道德责任。随着体育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进程不断加快，运动员的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运动员道德滑坡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部分运动员在高额奖金和崇高荣誉的诱使下，在竞赛中服用兴奋剂、运用高科技欺骗裁判等，违反了职业道德。因此，提高运动员的人文素质，加强道德教育势在必行。其次，明确教练员的道德责任。教练员是运动员的直接管理者，在运动员形成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对塑造和培养运动员优良的道德品质起着重要作用。教练员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不仅教育运动员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还应培养其公平竞争的精神。最后，明确科技研发人员的道德责任，体育科技研发人员作为体育科技产品的设计者和创新者，有责任避免科技产品对运动员身心健康的危害和造成不公平竞争，必须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4.3　建立体育道德评价、监督和奖惩机制

竞技体育中科技应用的道德评价是人们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和个人心理活动等形式，对竞技体育中科技应用有关的道德行为进行的善恶评判。评价的主体可以是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也可以是其他社会成员，既可进行自我评价，也可进行他人评价。评价的客体是运动主体运用高科技这一行为的善恶性质，有利于运动员公平竞争，创造优异成绩，无损身体健康的行为就是善，反之则为恶。评价的标准是运动员、教练员、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评价依据的原则是公平竞争、尊重生命、有利健康、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原则。评价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内心信念、传统习俗和社会舆论等。体育科技主体道德规范的实施以及道德行为的转化，离不开监督机制。

4.4　加强体育科技立法和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