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哲学基础精选(九篇)

第1篇：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新中国；思想交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3-0177-0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过了一次又一次从思想到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的结果[1]。在当前的学术理论界，虽然从思想交锋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一方面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挖掘。本文试图进一步理清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

一、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若干次激烈的思想交锋，主要表现在：1952年，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争；1955年，经济建设中关于“冒进”与“反冒进”的争论与斗争；1958年，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1963年，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1978年，“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1996年，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1997年，关于改革开放是进步还是倒退的争论；2007年，关于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果还是失败；等等。而这些思想交锋中心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问题。因此，要理清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就必须先弄明白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问题。

（一）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境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来分析、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具有世界普遍性。相比而言，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就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普遍与特殊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就会有差异性，要实现其统一，就会不断地相互斗争。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科学理论，理论与中国的实际也是一对矛盾，要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仍避不开斗争。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个相对真理，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也是需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也要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也有其不科学的一面。因此，其理论本身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会遭到质疑。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时，就出现了普遍与特殊的矛盾问题。马克思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公有制经济。而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中国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封建社会。此时，不就引发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吗？

（二）思想交锋常常表现为“马”与“非马”的对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交锋，无论是学术争鸣还是政治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都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1952年，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争，形成了两大经济基础论，即单一经济基础论和综合经济基础论。以艾思奇等为代表的单一经济基础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才是过渡时期唯一的经济基础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上层建筑只能为这一基础服务。这种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违背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观点，是一种伪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以杨献珍为代表的综合经济基础论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一个综合的、过渡的基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是由它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在还有多种经济成分亦即还有多种生产关系的社会中，只能说是生产关系的综合组成社会经济形态，不能说是某一种生产关系组成社会形态。”[2] 以此，他们批评单一经济基础论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客观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是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和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这样纯哲学争论的问题最后被严重的政治化，这一行为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毁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性与现实性基础。针对“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邓小平成功引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还有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与斗争、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和斗争，就是一种用固守陈规的思想观念来抵制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的思想观念，而这种对抗实质上就是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立。

（三）思想交锋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3] 这也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世界观，还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1978年，关于“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解决，主要运用了矛盾分析法找到其核心问题是要改革开放还是要“两个凡是”。又具体运用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正确评价了“”以及解决了当时人们心中的疑虑，从而确定了一个崭新的治国方略。姓“资”姓“社”的论争的解决，主要是运用矛盾分析法找到其中心问题是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又运用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解决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姓“公”姓“私”的争论的解决，仍旧是得益于运用矛盾分析法找到了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私营经济是活水还是祸水。着重运用了实事求是的方法、社会分析法和价值评价法成功地解决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世界背景下，中国必须融入世界，就必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争论的解决，还是运用矛盾分析法首先发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在经济、社会、生态、道德等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然后，主要运用系统方法、全面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辩证思维的方法和人的分析法创造性地提出要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事实证明，思想交锋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思想交锋的历史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难发现，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围绕“教条主义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斗争问题”展开的；邓小平理论则是在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新旧思想交锋中不断发展成熟的[4] 。结束以后，中国该向何处去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及思想，这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推动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实践到理论的思想大解放，实现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最关键时刻，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严峻考验，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把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邓小平又通过“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5]。冲破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崇拜，增强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意识。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普遍地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视为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非凡的胆识，既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又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的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性问题，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时期。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式称为邓小平理论，明确把它当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写入，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飞速上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却遭到质疑，此时，“三个代表”的及时提出正是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为了增强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科学发展观则回答的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针对发展中的不协调、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引发的“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思想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和邓小平理论一起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二、思想交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作用

从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一步中国化都与思想交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每一阶段成果都是思想交锋的结果。所以思想交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推进作用，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的社会资源。

（一）思想交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扫清了思想障碍

真理越辩越明，思想越理越清。1976年10月，随着“”的而宣告结束。但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仍旧“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狠批“”当做当前主题、当前各项工作的纲，还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两个凡是”不仅阻碍了人们纠正过去的错误，还严重制约了新的社会局面的开创，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失望和强烈的不满。面对严峻的形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并成功引导了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使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和思想观点得到澄清，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它使人们认识到：“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而是个人崇拜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是思想的根本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和我们工作做得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通过姓“社”姓“资”的争论，冲破了对计划经济的崇拜，让人们懂得：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企业改革姓“公”姓“私”的争论，冲破了对“所有制”崇拜，使人们认识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才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发展模式。总之，思想交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

（二）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催化剂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普世的价值学说，但是它是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而新中国则是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并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更明确的表述：“无论哪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6] 因此，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肯定有众多的不适应、众多的困难和众多的矛盾和斗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不是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吗？“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大争论，不是冲破了主观主义的“个人崇拜”，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吗？姓“资”姓“社”的争论，不是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诞生吗？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不也催生了科学发展观的最终形成吗？

（三）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效途径

纵观马克思的理论的形成，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唯心主义的思想观点、“虚无的历史主义”和各种不同声音以及与反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激烈思想交锋的结果。在“青年黑格尔”时期，马克思已认识到，继续跟随费希特，必然会陷入主观主义的空想之中。“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7] 他决意和以往唯心主义告别，去寻求“事物的本身的理性。”在《德法年鉴》时期，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上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从而初步确立了其唯物主义的思想。《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交锋中形成了。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被誉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思想的形成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同主观主义特别是同教条主义不断进行思想交锋的结果。结束以后，中国该向何处去及如何正确对待及思想，这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等领导人成功引导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进入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最关键时刻，有些人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搞市场经济就会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8]。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时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这次思想交锋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在一系列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最终建立和完善，也是在姓“公”姓“私”的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形成的。2007年，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突显而引发的“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争论，直接催生了科学发展观的最终形成。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绕开思想交锋的产物，而是思想交锋的结果。

（四）思想交锋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形成过程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围绕“教条主义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斗争问题”展开的。邓小平理论也正是在中国的建设时期新旧思想交锋中不断发展成熟的。结束以后，中国该向何处去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及思想，这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推动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实践到理论的思想大解放，实现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最关键时刻，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严峻考验，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把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邓小平又通过“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 冲破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崇拜，增强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意识。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普遍地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视为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非凡的胆识，既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又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性问题，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时期。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式称为邓小平理论，明确把它当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写入，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飞速上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名誉受到挑战，此时，“三个代表”的及时提出正是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为了增强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科学发展观则回答的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针对发展中的不协调、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引发的“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果还是失败”的思想提出的。思想交锋的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和邓小平理论一起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发生了多次思想交锋，这一次次思想交锋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到中国化，每一次阶段性的理论成果都是思想交锋的结果。因此，从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联可以看出，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绕不开也离不开思想交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思想交锋。但思想交锋是一把双刃剑，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也要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合理的挖掘、正确引导，这样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罗贤娇.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理论导刊，2011，（3）.

[2]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李宝艳.论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的思想交锋[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2）.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2篇：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首先，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其理论客观性何在？

可以这样认识问题：其一，应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构建进行前提性的反思，这一前提性的反思则必然要求进入哲学的语境，进入哲学的视域。所谓“哲学基础”，其意涵包括理论前提的廓清、学科内容设定、方法论原则规范与价值导向的反思等基本方面，这些基本方面是由哲学的根本精神所规定的。探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首要的问题当然是其客观性及其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就其客观性而言，管理的行为与活动在以往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无可避免，现代管理在今天的现代化过程中同样无可避免。因而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理论作为管理活动与过程的反映与反思，包括对于相应管理思想与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与升华一样无可避免。就其必要性与可能性而言，没有实践的理论是虚无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有实践的理论还必须有哲学的基础与指导，笛卡儿在《沉思录》中将人类的知识体系比喻为一棵大树，而树根则是哲学。法国学者麦基也曾在《思想家》一书中指出：哲学不过是人类文化的地基。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就在于对知识系统进行前提性的廓清与厘定，并进行反思。这就要求必须从哲学的角度认真考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设计与内容配置问题。其二，应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进行意义性的反思，这也要求必须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置于哲学的论域之中。因为，哲学的根本精神还指向对终极意义的关切，赫舍尔曾写道：“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所以，任何理论都应当从意义的维度反省其旨归，这一维度也成为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必要性；其三，管理理论与其哲学基础应该在一种思辨的张力中同步生成，没有实践基础与哲学基础的管理理论，是不彻底的、无根基的管理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要求学界必须遵循并探析其隐含在管理实践过程中的哲学基础。

其次，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努力何以可能？

或可这样理解问题：一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必然都有其隐蔽的前提与基础，都暗含着某种价值判断与价值导向。因此，尽管目前国内学术界较少论及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现代管理过程中的思维、理念与哲学基础在现实中是空缺的，只是意味着其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不过是隐而不显，有待开显、论证、理论化与系统化而已。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然包含在现实的管理活动之中并蕴含着其独特的哲学基础，这是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构建其哲学基础的现实前提。二是，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环境与条件已经日趋成熟，主要体现为中国现代管理方面的学术成果日益丰富，并初步形成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为开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奠定了现实条件。三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实践性与时代性的特色，是管理学普适规律的具体化，又是管理学普适规律的国别化，并贯穿着时代性的鲜明特征。直面中国的、具体的、现实的管理过程中的践行问题“，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服务中心。”这就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的生成奠定了现实背景，从而，完全可能从时代性与中国化的角度去探思与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历史

结构：从单极主体性哲学到多元博弈性哲学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因其突出的实践性而具有明显的历史性质，具有相应的历史形态及其历史结构。因而，沿着实践与历史的维度去剖析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必要的。从实践与历史的双重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流情况，宏观经济的管理是从指令型的计划体制模式到博弈型的市场体制模式的转型历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决定性”，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力度将进一步深化。在从“计划决定”到“市场决定”的转型历程中，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也将从单极主体性哲学转变为多元博弈性哲学。就指令型计划管理理论来看，其哲学基础主要包括如下层次：其一，理性管理论。实质上，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其暗含的哲学基础就在于，对于经济活动、资源配置所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即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人们是可能以自身的预测、设计、计算、规划、布局去指导、整合、规划、监管以及协调的，换言之，相信存在着某种机构，它具备合理处理供给与需求的信息的权能，其核心的哲学理念是对于人或机构的理性能力的坚定自信，从而把人们的理想追求与社会的实际存在人为地“理性化”与“一致化”了。其二，事先决定论。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供给与需求应该被置入预期的和先期的管制之中，并且这种预先的规划与管制可以有效地规避资本主义市场化管理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缺陷与“市场失灵”，从而更优地实现管理的效能。因此，调配资源的事先计划性被摆置到第一位的地位。其背后所潜藏的哲学基础是强调信息系统的“客观性”与人类活动对于过程的“可控性”，并突出“事先”的优位性。其三，权力主体性。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将指令、计划、规划的主体确立为政府与权力，即以政府与权力作为配置资源、实现资源管理的中心与平台，强调政府与权力在整个管理活动与管理理论上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形成改革开放前我国宏观管理的活动与理论总是以政府为核心的状况，权力驱动的特征在客观的管理实践上则成为最显著的特点。其四，整体优先论。我国指令性计划管理确立并推行的是单一主体性，即在管理实践中践行个体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在个体与集体、下级与上级、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渗透与体现的均是整体重于局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整体论哲学思想。总之，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管理理论，其哲学基础可以被视为“单极主体性”，所谓“单极”指的就是在“预定”与“博弈”中信赖“理性”，在“预期”与“过程”中突出“事先”，在“政府”与“市场”中重视“权力”，在“总体”与“个体”中优先“整体”，即从一种假设的二元性结构出发，并将其中某一者视为基础与核心，而将另一者“依附”于前者的基础之上，以寻求结构的统一。这是典型的基础主义哲学思想。

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管理理论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前管理理论的校正与纠偏。管理实践持续性的现代化，必将突出“现代”的运动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有学者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内各环节的关系精辟地概括为“互相依存、互为条件”“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带动、相互促进”，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具有主体多元性、要素互动性、因素复杂化等特征。从哲学角度看，这就必然强调多元、交互的主体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逐步确立了市场模式，其实，市场管理思维的哲学背景就在于强调人类活动的过程性与复杂性，这种过程性与复杂性其实是利益多元性的体现与实现。市场思维认为：供给与需求的问题，资源配置与管理的问题，其流通渠道、过程管理、决策机制、监控体系、反馈模式等都是多元因素参与的，且各种复杂因素都会交互作用，处于变动不居的博弈之中，根本不可能一次性地、也不可能事先地给予绝对的理性化的把握。在这方面，西方学者的思想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例如，哈耶克不仅假定人接受、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最关键的在于，高度现代化时期，信息不再是一种可以提前预知的事物，信息本身就必须通过实践、通过接触，才可能有所把握。吉登斯认为，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面临初级现代化的管理时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到了发达的现代化阶段，计划模式则不可能有效。因此，在不断拓展与深化的现代化历史条件下，在信息总量无限与快速变化的环境面前，理性、预期、政府、权力、整体根本不能单一地发挥作用，它们均只能作为一种元素参与到系统的管理之中，管理的主体绝对不是简单的单极性的，更不能从基础主义的哲学角度去理解现代管理问题，而必须将单极化的基础主义哲学观念发展为多元化、交互性、过程性、博弈性的现代哲学观念，只有在这一平台上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奠定哲学基础。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历史辩证法

研讨并建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应注意这样一个前提：即在与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的比较中突显中国特色。对此，国内学者将其精炼地论述为：“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对自身的管理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进行总结，在探索和把握管理科学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关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尝试建立一个既有普适性又具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努力实现管理理论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的现代管理理论所应指涉的背景应含有空间与时间两个层次，空间指的是突出中国的地方性，时间指的是突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这一时代性。由此而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从西方管理哲学的思维框架中突围，必须从中国的时代背景与地方背景出发，必须凝聚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与回答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声音。毋庸置疑，历史辩证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为什么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确立为历史辩证法？

首先，根据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中国化”性质。由于“中国化”既具有相对性，同时又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涵之一，因此，必须将具有普适意义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作为其参照背景，才能深入开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方法论的特色性。一般而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可以概述为两种对峙的方法论原则：一种是经验论原则。这种方法论原则就是将西方管理理论作为纯然合理的体系加以接纳，再以实证化的态度提炼其哲学方法论前提，因此，它采取的是对以往管理理论的无批判态度，坚持并将单一的效率原则、定量计算原则、组织理性化等思想提升到哲学的层面。经验论原则接受并认可日趋固化与物化的管理经验，在物质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突出信息化特征；在人事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构成与之匹配的层级制；在绩效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强调量化效益与物化成果，如此等等。以人为本、人的因素以及管理的适合性被主动忽视。也就是说，西方现代管理哲学之经验论原则的实质是一种建基于物化基础之上的观念，而“物化的概念存在物只存在于肯定的特征之中，且静静地在其自身的有限中持续着。”因此，这种物化的经验论原则终究是一种对以往事实与过程的潜在肯定与辩护。另一种则是完全反对前者的超越论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从物化的以往事实与过程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中突围，强调对相应管理理论所暗含的哲学前提进行反省与反思。超越论原则反对经验论对于效率原则、定量计算、物化理念、工具理性的无批判态度，其实质在于揭示并指认现代管理理论对人的压抑与侵吞，将一种诞生于启蒙时代的浪漫主义思绪延续至今。

在当代，卢卡奇对物化理念的批判，海德格尔对技术时代数学化的批判，阿多诺对启蒙精神之工具理性的反思，都可归入这一思想框架。应该说，上述二者均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也是对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哲学回应。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源出西方现代化背景的方法论原则是否契合中国现代管理的实践与理论的需要，是否有利于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实际上，它们都不契合、不适合中国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管理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践。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其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尽快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并迅速提升生产力水平，依赖并借鉴科学技术，以系统化、信息化的思维对管理对象进行合理化的管控，这是必须经历的、不可绕过的过程。其中可能发生的某些“物化行为”，往往带有必然性，不能简单地否弃，也不要一味地从先验的对其进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道德评估与价值审判。必须认识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有自己特定的国情基础，有从实际出发的适合的哲学基础。如果忘记了这“两个基础”，也就是忘记了历史辩证法，忘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其次，也不能简单地认同并接纳现代西方管理理论之“经验论”与“超越论”之外的其他方法论原则。这是因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反思的题中之义就暗含着对现代管理理论的前提检审与价值反思。一方面，哲学方法论原则必须具有超越性的维度，而不能沦为对日常经验的尾随与附庸，批判与创新精神是必须彰显的，也是哲学反思的意义所在。进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是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最大意义就是有效支撑突破西方管理哲学的“经验论”与“超越论”，构建崭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及其话语空间。简要地说，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与“超越论”的哲学方法论不同，不是从某种既定的价值原则、道德标准出发，其反对外在于现实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辩证法对于实践的进程，对于历史本身有着积极的、肯定的态度，并且这种进程有着“回复自身”的辩证逻辑，因为实践本身就会开显出一个价值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即马克思以历史辩证法的思路研究资本主义，强调只有历经资本主义的洗礼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内在超越与积极扬弃，从而在历史的现实进程中开启一个价值正当的世界。其正当性与意义性，恰恰内在于历史的辩证逻辑之中。历史辩证法也拒斥“经验论”的哲学方法论，并不完全认可物化的世界，它强调从现实的空间，经由历史的进程对工具理性、计算思维进行审视。其关键在于，这种审视绝不是先验式的、外在的突围，而是辩证式的否定与扬弃，是历史性的、内在性的否定。因此，必须经历并接纳物化管理的阶段，在物化管理阶段全面深入展开的同时也就孕育着其自身趋于瓦解的历史命运。可见，历史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写道：“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进而，就辩证法的否定性而言，马尔库塞写道：“辩证法的力量存在于批判的确信之中，全部的辩证法都被一种弥漫着本质否定的存在形式的概念联系着。

这种概念的内容和运动也是被否定所限定的。辩证法批判所有的实证哲学。”而物化的管理哲学就是实证哲学在管理理论上的思想投射。马尔库塞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属性，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构筑的历史话语，将辩证法与历史观有机地融合起来。他写道：“马克思精心制作的辩证法，是作为领悟内在对抗性的社会的一种概念性工具。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固定不变的概念分解为矛盾的组成部分，是为了‘反映’历史的实际结构和运动；辩证法就是要在理论上再现现实的本质。为了恰当地再现它，为了提供一种合适的历史理论，传统的范畴必须重新加以规定，因为它们隐藏了而不是暴露了发生过的东西。然而，思想结构与现实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只是反映与相符。”奥尔曼则突出了辩证法的革命性与历史性，他写道：“辩证法是革命的，因为它帮助我们将现在看成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它迫使我们将现在的来源和趋势作为它本身的一部分而加以考察；还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作为这个过程中———其中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的行动者与牺牲者，我们有能力影响这个过程。在维护‘一切都在变化’这一朴素真理的过程中，未来是作为一种选择被提出来的，其中惟一不能选择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因此，历史辩证法并不否弃超越，只是将超越视为内在于历史进程中的超越。这些哲学性话语，置换于管理理论的语境中，就是说，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基于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力落后的现实局面，正如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国情客观地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历史定位”。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背景下，一味根据某种外在的价值标准对管理理论进行哲学性的批判，这种超越论的方法论原则并不适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建与发展；当然，中国的国情与逻辑也要求进一步深入发展现代管理的工具理性，突出管理的效率化与系统性，进一步强化管理理论的信息化运作与思维。同此，在这一推进的实践进程中，物化管理模式会逐步暴露其自身的矛盾，构建超越于效率之上与计算思维平面上的价值合理性才会被提上历史的议程，并进而现实地予以解决。马克思对此曾概括道“：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輯訛輥因而，只有在成熟的历史时段，才会发生实质性的理念跃迁，建立于物化基础上的管理才能真正被内在地超越。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说：“‘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的结束恰恰意味着，人与人的具体关系，即物化开始把它的力量交还给人。”輰訛輥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也说：“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輱訛輥。这样，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方法论原则的历史辩证法就超出了现代西方管理哲学的先验超越论批判方法，也超出了现代西方管理哲学浅表化的经验论对管理理论的无反思性态度，紧扣时代主题与中国国情，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风格的“中国回答”与“中国声音”，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权变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例外原则）、实事求是（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统筹与可持续原则）等方法论原则，从而形塑并彰显了中国化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特色。

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以人为本

有学者指出，现代管理的首要基本原则即以人为本，“在管理活动中，人是管理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整个管理过程以及管理对象的其他因素都要由人去掌握和推动，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管理。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人的因素从来都是管理活动与管理绩效的第一因素，是管理实践中的根本问题。”輲訛輥同时，现代管理理论的趋势在于“越来越人本化”。輳訛輥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从哲学的视域来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理应是以人为本，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其一，以人为本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诉求。

应当注意到，现代管理理论密切关涉经济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密切相关。《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为集中的表达，其所深藏的价值诉求即以人为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通过揭批资本主义对无产者尊严的虚妄与劳动价值的剥夺以实现其理论的人文关怀向度。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自然成为其价值诉求。

其二，以人为本是对物化管理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是建基于物化这一哲学思想架构之上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处境下的人们，“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輴訛輥从而，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会被物所遮蔽与替代，并受“物”的运动所支配，这是物化的一种典型体现，进而“物”仿佛有着天然的属性或魔力———商品化、市场化，人们活动的社会性表现为一种人与人相对抗的、异己性的存在，这就是人的活动在市场经济中的异化现象。对此，马克思写道：“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輵訛輥马克思认为这一情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体现得最为显著。因此，在物化的背景下，必然忽视人之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反而颠倒性地将物之关系视为基础，这样一来，对物的管理将压迫性地转换为对人的机械性管理，这实际上就是“泰罗制”规范管理体系隐秘的哲学基础。在这种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视域中，人被视为“机器”的延伸或单纯的“工具”。卢卡奇引述并认同马克斯•韦伯的看法，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催生了理性、计算的精神和气质，并渗透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法律、行政管理的层制等各个方面。资本主义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用韦伯的话讲，人被困于理性的铁笼。因此，现代西方管理哲学中始终渗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思想底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所给予的深刻启迪是，必须超越物化与管理的一体化结构，以人本精神构建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价值导向。

其三，以人为本是管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

第3篇：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中极其重要的，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与经济、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及其运动是有自身可循的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考察当代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第4篇：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一）从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演变历史来考察

“赠地大学”把合法性地位建立在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服务上。这些高等学校获得合法性地位的不同途径出现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或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3］。在美国建立早期，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学院或大学被看做为培养律师、医师、牧师和教师的场所，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依据也是政治性的。随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美国大学开始重视研究，逐渐成为一个像德国大学体制一样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高等教育开始以认识论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主要根据。到19世纪末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在美国大学里面共同存在。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贯穿19世纪的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的力量以及知识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占优势或主导地位的研究性大学所提供的学术知识催生了工业生产上的奇迹。政治论和认识论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开始并驾齐驱，政治论的哲学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哲学。“威斯康辛思想”的出现被看做是这两种理论并驾齐驱的最早例证。虽然“威斯康辛思想”获得了成功，但是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之间仍然缺乏和谐。政治论哲学以价值影响为核心，而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哲学强调价值无涉并希望摆脱价值影响。这才是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矛盾的根源所在。综上所述，历史性是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产生与发展的显著特点，认识论和哲学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交替着在美国大学占据统治地位。营利性大学，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其哲学基础也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历史及人们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上的。

（二）从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发展历史与教育市场需求来考察

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地时期的私立学校，尽管它被排斥在主流的高等教育之外，然而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满足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需求。1862年“莫雷尔赠地法”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正式把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由于就业结构和产业调整的巨大变化，青少年人口的剧增迅速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自1945年后的3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年代，以非营利性大学的迅速增长为表征。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被看做是一种公共产品。它的公益性使高校能获得政府巨额的补助和捐款，使以利润为动机的社会资本难以参与公平竞争。70年代之前，普通高等学校的营利行为极其罕见，营利性大学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它被不屑一顾地排斥在主流高等教育之外。70年代后市场化理论、服务产品理论、知识经济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逐渐应用于教育领域，伴随着传统非营利性高校的营利行为的出现，营利性大学从9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1996年美国凤凰城大学公开上市，由私人资本控股的营利性教育集团开始出现，这对于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来说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从此大量私人资本开始涌入教育产业。美国教育部公布《高等教育法》（1996）新标准，高校类型被分为三大类，即公立非营利性高校、私立非营利性高校和私立营利性高校。1998～1999年，私立营利性教育类别开始定期出现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报告中“通过对九千所学校的统计，三类高校所占的比例如下：营利性高校47％；公立高校23％；私立非营利性高校29％”［4］。从国家政策与制度上，营利性大学获得了认可，并且在此领域快速发展。《2012搜狐教育行业白皮书》指出，“美国营利性学院每年的入学人数约为300万人”［5］。人的教育需求可能才是导致营利性大学产生、存在和发展繁荣的根本。这一需求被商人抓住才产生了营利性大学，才衍生出经济利益、高等学校的政治影响。“市场力量迫使营利性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哪里有人需要，哪里就有营利性教育”［6］。“营利性教育机构锁定了大批量的非精英学习者，为他们提供实用性，以就业为导向的学位。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快速增长，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运用技术远远强大于他的竞争对手———传统教育。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新形式迎合了学习者的需求，技术的广泛应用既满足国内又伸向跨境教育”［7］。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营利性大学哲学基础的产生既不是来自于认识论，又不是来自于政治论的哲学观点。那么，营利性大学产生与存在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

二、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对营利性大学褒贬不一，主要是因为人们是持认识论立场，还是持政治论立场看待营利性大学这一现象。认识论哲学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独特机构，具有知识的理性价值，政治论哲学重视高等教育应该为国家服务，通过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实现社会的公平。如果没有政治论哲学，高等教育就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国家发展就失去了发动机。如果没有认识论哲学，大学就无法成为区分善恶、区别真理和谬误的伟大仲裁者，成为树立知识标准和思想标准的精神阵地，成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8］。从两种哲学观看，营利性大学既不为国家的政治目标作出努力，也不献身于对价值无涉的真理进行探索，是没有存在理由的。杨红霞把哲学的多元化看做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资本论强调高等教育在创造文化财富时，也直接创造着经济价值。如果没有资本论，高等教育就难以脱身于经费的困扰，对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构成威胁。对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而言，建立在单一的高等教育哲学上也是难以想象的［9］。对于一所普通的高等学校来说，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主导哲学观，其发展也必然是盲目的。作为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一）从大学功能上看

无论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高深的知识，整理、分析、批判已有的知识，并创造新的学问。在现代社会中，这个机构就是大学，是人们对知识学问进行分析、鉴别、阐述与深入探究的地方。威斯康辛思想出现之前，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而现代大学又肩负起为公众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营利性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或许服务社会占得比重更大一点。因此，从大学功能上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偏向于政治论。

（二）从国家政策或制度上看

1996年，美国联邦教育部重新修订《高等教育法》，对高等教育机构给予新的解释，对公立学校、私立非营利性学校和营利性学校进行了界定。营利性大学必须开设准学士学位或准学士学位以上课程，课程授课时间在300个学时以上，学校开办2年以上并和教育部签署加入协议。1996年前，美国教育部把高等教育机构限定为那些教育部承认的认证机构评估认可的学校。这一规定将大多数营利性学校拒之门外（李丽洁，2009）。重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对营利性教育机构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分类进行管理，还提供法律保障。这清楚地表明营利性大学获得教育部所需达到的标准，并在教育领域获得一定的地位。从国家政策或制度来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也是偏向于政治论的。

（三）从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考察

伯顿•克拉克曾说过：“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他机构的产生”［10］。传统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第一，招生的学术性倾向。传统高等教育重视学生的学术测验成绩（SAT）和高中学业测评（GPA），这使得很多学生因学业成绩而无法入学。而营利性大学快速反映市场需求，向学生提供所需求的学位教育。它们所关注的不是学生入学时的学业成绩，而是如何满足学生对职业技能和实践应用方面的要求，以及如何实现高就业率。第二，课程设置的灵活度。传统高校的课程设置以学科为导向，而营利性大学的课程设置面向市场需求，课程快速更新以适应市场需求，让学生能够便捷地获得自己满意的服务。美国学者詹姆斯（E　James）认为，从需求角度看，存在着过度需求和差异需求。所谓过度需求是指政府提供的教育机会不足、学位数量有限；所谓差异需求指学生和家庭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学校教育资源具有稀缺性。非营利机构不能满足这两种需求，在适宜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中，就有寻利性的资本涌入该领域来填补非营利性高等学校留下的市场空间。James（2010）认为市场力量迫使营利性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哪里有人需要，哪里就有营利性教育。Ann（2004）认为全球化与通信技术是高等教育变革的主要动力，美国成人学习的巨大需求与传统大学的高费用，推动了营利性大学的产生。营利性大学灵活的现代市场特征也是影响营利性教育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11］。高等教育市场需求不断增大，传统的非营利性高等学校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这便为营利性大学留下广阔的市场空间。作为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的营利性大学，不仅满足了教育市场的巨大需求，而且通过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实现社会的公平，从而实现了大学的政治功能。从这一点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也是偏向于政治论的。

（四）从营利性大学与非营利性大学的区别性

特征看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学校的区别性特征看，利润动机是营利性大学的显著特征（如表1）。“营利性大学，不需要隐藏追求利润的动机，它们对使用财务资源负有责任，对追求利润的动机不需要什么借口。如果高等教育没有什么利润可赚，这些机构也不会首先考虑进军这一产业”［12］。利润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营利是股东模式企业不可避免的动机。对于营利性大学，利润动机被诠释为一种影响整个机构的要点法则。营利性大学营利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把收费标准定位在能赢利的基础上，同时在学生市场这一水平上又具有竞争性，能够被学生接受。市场经济的存在是营利性教育存在的最根本原因。利润的吸引也是营利性教育产生的重要原因。而投资收益与利润动机才是营利性大学产生与发展的内部驱动力。综述所述，在大学功能、国家政策与制度、满足社会需求及服务社会功能上看，营利性大学是倾向政治论的哲学基础，从营利性大学的办学价值理念与营利行为看，营利性大学倾向于投资收益的经济论哲学。因此，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是政治经济三、营利性大学哲学基础的经济要素教育既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投资。在过去，人们往往只是认识到教育的消费功效，而忽略了其投资的功效，认为教育是非生产性的，不会带来物质利益。1960年舒尔茨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其核心思想为，人力资本应纳入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人类的生产能力大于其他形式生产能力之总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成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构成资本，并产生生产性作用。其主要内容为：（1）人力资本需要投资。（2）人力资本对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增加的贡献大于物质资本和劳动者数量。（3）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具有成本。（4）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投资教育［13］。贝克尔于1964年发表《人力资本》，其主要贡献是对人力资本的微观分析，其创新点在于家庭生育行为具有经济决策和成本效用，如孩子培养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家庭的时间价值和时间资源配置，教育与培训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支出与收入的分析等［14］。以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对人的投资，教育带来的结果是人力资本的累积。从高等教育的特点来看，高等教育属于教育中的中高层次的部分，有利于提高个人收入，进而改善受教育者的福利状况”。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教育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投资的理念，奠定了教育市场化的基础。美国经济学家F•马克鲁普（F．Machlup）首次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15］。1971年，库兹涅茨（S．Kuznet）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知识存量的增长［16］。90年代起，“知识产业”理论逐步完善发展成“知识经济”理论。知识经济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在全球知识产业发展中，教育占主体地位和领头产业的作用［17］。知识经济理论确立了知识的经济价值，知识作为商品，具有投资与消费的价值。服务产品理论为教育成为产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背景。按第三产业经济学划分，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消费资料包括实物消费品和服务消费品。服务消费品是指生活消费的服务品，如用于生活消费的教育服务、文娱服务等，亦称服务消费品。教育的产品是教育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教育服务产品的提供者是知识拥有者，可以是学校、机构或者教师等。教育消费者是需求教育的人，可以是学生或者在职从业者等；如果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知识交易关系，营利就这样产生了。

第5篇：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主体性；生态文明；理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态学哲学理念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工业发展使人们对土地疯狂掠夺，对森林植被无限破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生态问题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预示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学是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都是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关系，生态学必然会发展到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生态学发展而来，主要是研究生态问题的哲学理论。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探讨人、社会、技术、工具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统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认识世界是否成功的关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个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阐明了生态哲学是按照什么样的自然规律运行，揭示了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破坏严重，马克思生态哲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内容概述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关春玲.生态哲学的重生:论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3]王仕国.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视野与历史使命[J].求实，2010（11）.

第6篇：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关系,有点类似于马克思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包括他的后继者们的思想。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讨论人的权利、自由、平等、正义等的形而上学基础,当然需要体现马克思哲学的独特视野和立场。政治哲学不同于政治学,政治哲学应该具有形而上学特征,即追问一些比政治学更具前提性的问题,因为政治哲学无非是为政治学建立形而上学根基。从西方的文化源头看,哲学同政治的确存在着本然的联系,因为在古希腊,人是政治的动物。但这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还不是一个问题,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在另外意义上成立的。我们不同意把政治哲学广义化。马克思政治哲学只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层面而已,似乎不能用政治哲学来界定整个马克思思想的性质。马克思政治哲学究竟是有自己的独特领域和研究范式,还是仅仅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对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做出某种回答,给出自己的答案?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①因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专属于马克思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属于马克思后继者的。另外,马克思政治哲学不能与马克思的政治学划等号,把所谓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等也算进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例如想当然地把所谓的马克思的国家观、阶级观、人民群众观等政治学的内容也算进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要对国家、阶级、人民群众等概念作哲学诠释和审视,但是不能把这些概念算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但不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本身。马克思政治哲学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部门”哲学,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当代形态。核心内容应该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民主、平等等,例如如何实现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马克思研究劳动平等的目的、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等。

正是由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特殊性,因此在诠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时,笔者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是阶级概念。这一逻辑起点,使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学说有了明显区别。政治哲学是作为“哲学的基本假设”(人类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生活在一个比现在好的制度之中)加以强调的。作为逻辑起点的阶级概念贯穿于他的全部学说,因而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是全部政治哲学学说建立的基点。虽然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阐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他们并未将阶级概念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点,更不可能将此概念作为终身的实践指南。

二、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剩余产品的出现是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可以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②

社会由于分成了不同的人群而产生了不同的需求,形成了与他人相区别的要求。“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产生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人类所存在的一切手段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的需要。“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③“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④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的文明时代就是人类分裂的时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社会的分化与人类对利益分配的差异而出现了不同的集团,为阶级的出现做了充分的准备。

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的重要条件。“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Ge-meindewesen],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⑤因此,劳动和分工是一切人类社会生存的条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就是奴隶制。”①阶级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各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的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因此,我们讲阶级斗争的历史应该是把原始社会排除在外,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都是阶级所属的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分工产生了阶级。而正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分工产生了阶级,所以马克思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恩格斯的加注表明了人类社会的所谓文明发展历史是和阶级的存在、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国家的产生为了服务于阶级、政权的存在同样与阶级的利益分配结合在一起,民主的追求是和阶级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平等的存在和每个阶级的根本利益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对各个阶级社会的主要阶级都作了专门的描绘,例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就是“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③“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④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马克思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特殊性,“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而无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基于不同的利益集合是不可能调和的,与国家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尽管“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⑤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不容许与自己的利益集团相冲突的阶级来分享统治权力的,更不用说作为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了。当然,作为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出现也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准备了条件,因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⑥“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无产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生意的好坏,取决于不受限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⑦实际上,无产阶级不仅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而且也是20世纪的劳动阶级,更是21世纪的劳动阶级。因为“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尽管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也需要无产阶级。作为反映资本和劳动这一对矛盾存在的两个阶级,是一个相伴生的存在,而且“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因为“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⑧马克思特别指出了无产阶级与以往一切阶级的区别,论证了无产阶级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因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⑨可见,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核心思想是为了争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为了无产阶级的劳动分配平等的正义追求,阶级范畴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是不可缺少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有着明显区别,他不是关心一切人的命运,更不是只关心个人的命运,他关心的是当时社会中遭受剥削、压迫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运,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所阐述的思想都说明这一点。只要无产阶级的生存命运得以解决,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命运也都得以解决。所以,他渴望无产阶级的解放,其著述全在诉述无产阶级怎样遭受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他指出,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述了上述思想,但只有当《资本论》(第一卷)问世,马克思才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出了经济学的论证,使马克思的政治号召有了严谨的经济学依据。马克思进而指出,无产阶级的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他描述的共产主义蓝图是:那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不再有阶级斗争,不再有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也没有人对人的政治压迫。在那里,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强制性的分工。这是一个人人自由平等,每个人可以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曾鼓舞无数热血青年皈依无产阶级,投奔革命。可见,无产阶级不仅是一个“革命阶级”,还是一个“救世阶级”,马克思把社会进步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这一伟大的阶级。马克思强调,必须经过无产阶级,方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郑重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①马克思为无产阶级设定了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国家。

以上概述,可以展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逻辑框架: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体味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我们认为有两点应该引起今人思考:第一,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为此,他把他的智慧及其一生都贡献给了这个受苦的阶级。他的道义与人格令人敬仰,但也因此他不得不放弃某些重要的学术原则,从理论研究到学说创立,如科学价值中立的原则。在考察当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关系时,他细致、深入地分析了无产阶级不合理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却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者与组织者———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对资产阶级创立的新型文明几乎作了全盘否定,以致资产阶级只是作为剥削者的罪恶形象烙刻在人们心中。这是导致(特别是经济落后的一些东方国家)对资产阶级及其文化采取“左倾”政策的重要原因,使这些国家在现代文明转型中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二,马克思学说中的若干重要结论只是预言,并非实践经验的概括。譬如,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结构到政治上层建筑是否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只有彻底否定它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无产阶级是否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除了对抗、对立一面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互相协作的一面?特别是“无产阶级”这个命题,马克思说,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这意味着,它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但经过这个“转变时期”之后,人类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吗?如此理想的社会只经过一个较短的“转变时期”就能成为现实吗?另外,怎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特别是,这一是在全部废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国家机器之后建立的,那么,怎样才能确保这一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更民主、更自由呢?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无论在大的框架上还是在制度细节上,马克思都缺乏具体的说明,这不能不使他的学说潜伏着不测之命运。

三、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那里,阶级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而不是一个哲学范畴,更不是一个政治学范畴。也就是说,阶级是一个利益集团。我们论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在于指出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物质利益的对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在物质利益即经济利益互相对立和冲突的基础上发生的,归根到底也都是围绕着物质利益而进行的。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首先在各个社会形态的两大基本阶级之间展开,如奴隶社会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代表新生产关系的剥削阶级和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另一个剥削阶级之间,也会发生激烈的斗争。例如,在奴隶社会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在封建社会末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自从阶级产生以来,阶级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在它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是由它所决定的。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社会又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阶级斗争具有多种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斗争发展最完备的社会形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三种基本形式。我们现在有些学者不认同阶级斗争观点的存在,原因有二:一是在于没有对马克思的阶级范畴给予充分的诠释,仅仅由于“”时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进而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二是由于把阶级范畴的内涵扩大化,把阶级范畴的经济学含义掺加了政治学含义在其中,因为阶级只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

恩格斯指出:“以血族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①也就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0世纪和21世纪的经济危机验证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理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②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现代化所带来的后果。所以,“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③因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源,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指出:“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④所以“现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⑤阶级斗争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占有政治权力实行政治统治而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⑥在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阶级解放进行的。”⑦阶级范畴本身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②“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保卫它在立法机关中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③

第7篇：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定位与实质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对马克思主义文献了解的不足，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均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来研究，只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思想萌芽。李达则不同，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仅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阐释、再创造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新探索，而且自觉地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上，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的深入研究，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进程。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基本定位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开篇就提出：“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摄取了人类认识的全部历史的成果而积极的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之时，必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孕育、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指出这个哲学实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人类认识史的总和”，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形态，因而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个原理、观点作绝对化、封闭化的理解，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富有生命活力不能离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成为僵死的教条和狭隘的学说。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定下了基调。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认识集中表现在他与陈独秀的观点分歧上。陈独秀与李达在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态度大相径庭。在李达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因此，他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并自觉地将其转化为指导革命实践的方法论。陈独秀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偏重实行，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研究的轻视倾向。只有在深刻掌握理论的同时，使之转换为科学的方法去指导革命实践，才能顺利开展革命运动并取得革命成功。因此，笼统地要求多点实践、少点理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2.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李达是中国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他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但“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并强调：“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画，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显然，李达在这里已经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强调决不能离开中国国情来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这实际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实质。

一般来说，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必须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否具备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李达是通过与张东荪、梁启超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论战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中，李达全面批判了梁启超等认为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而应当先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一是批判了“中国无地主资本家，没有阶级的区别，不能倡社会革命”的说法。李达指出，中国现在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发达，但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要大得多，而劳资两阶级的对立与欧美日本也没有不同。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现时的革命。二是批判了梁启超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指出“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在李达看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事业的发达，因此，“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②三是针对梁启超主张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而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看法，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超国界成为国际性的，“劳动者要谋国际的团结，要扫灭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的教训。”这些看法代表了当时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观点。四是为社会主义进行正名。梁启超和张东荪都是以社会主义运动热心者的面貌出现的，他们的论调一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特别是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中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主张资本主义。在李达看来，张、梁所谓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即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实行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是通过劳资协调以救资本主义之弊。李达指出，这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平均主义的思维定式对社会主义的附会。李达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生与实质。他指出，社会主义是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的事情，社会主义运动在于设法造出共有的生产机关，避去欧美资本

主义制度的弊端，使生产得到有秩序、有政府的发展。李达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来分析问题，基本准确阐述了马克思的原意，分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

第二，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和改造中国？李达认为，绝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规范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运动，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运动相结合。对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十项措施，李达认为，根据马克思所说，这些措施只有在最进步的各国才能采用，而且只有最进步的各国无产阶级执政时才能采用；而在落后的中国情况就不相同，“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那么，将来采用的政策当然可以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决定了。’①不难看出，李达的这个观点是很有前瞻性的，与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一些思想是一致的。

李达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很好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对当代中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主要内容

1923年秋，李达因与陈独秀存在严重分歧而脱党。脱党期间，李达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工作中则继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期间，他的一系列哲学着译成为毛泽东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参考书，而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方面的深入探索，一方面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一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系统研究唯物史观及其方法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李达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唯心史观社会学和历史机械论，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具体探索和运用了一些特殊的唯物史观的方法，为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提供了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方法论武器。

(1) 社会矛盾分析法。社会革命的真正起源是激烈的社会矛盾，李达运用社会矛盾分析法分别对“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世界革命”和“马克思之共产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研究和具体分析，提出并论述了由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民族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领导权以及民族革命同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得出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已沦为“国际半殖民地”的结论，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革命作了有力的理论论证。

(2) 社会结构分析法。李达特别重视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上层建筑可直接影响或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李达还对社会存在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社会形态的全貌等问题展开了论述。

(3) 系统分析法。李达是最先进行系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人与自然的

合体。社会是人类的系统， 社会之中有三个要素，即物、人与观念。社会的系统中，含有物的系统，人的系统和观念的系统。这三个系统，互相关联，互相影响，构成社会的系统。这三个系统，又是互相调和和互相均势地存在着。换言之，这三个系统若不是互相适应地存在着，社会便不能存在。”②显然这是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4)阶级分析法。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坚持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出发，不仅科学阐明了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社会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还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分析提出了富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和观点，并由此全面阐述了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政党和个别人物的活动与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关系。

2. 大量翻译唯物辩证法着作，对毛泽东哲学方法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所贡献

李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这些翻译工作对于当时处于理论饥渴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在当时翻译的众多辩证法唯物论着作中，对我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着作，就是李达与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本书也是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哲学着作。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不难看到，毛泽东多次多遍批读了此书的全部，重点批注了部分章节，毛泽东哲学方法论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大多源于此书。

毛泽东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的吸收改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吸收改造《教程》中认识辩证法的内容。毛泽东对《教程》第2章“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约28000字）批划了9000字，写了约40多条共1700字的批注，并在赞同原着观点的基础上对精要部分进行了归纳、转述，其中关于主观认识随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关于人们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在改造外界的同时改变自己；关于实践以外不能认识客观世界；关于认识过程感性和理性阶段的分析；关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地感觉它；关于实践是真理的证明，贯穿于认识全过程，是认识之第一的和根本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由“自在阶级”进到“自为阶级”阶段的举例；关于经验论和唯理论错误的分析等，则直接被《实践论》作为观点或资料采用。二是直接改造《教程》中的“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毛泽东对《教程》第3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约46000字）批注有120余条，约10000字，毛泽东将内部矛盾决定一切客观过程的发展；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仅要认识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还要认识事物各方面矛盾的特殊性；矛盾双方互相联结、互相渗透；对抗是某些过程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矛盾的解决方法与对抗的解决方法不同；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起主导作用；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及关于均衡论的批判等观点，直接纳入或改造为《矛盾论》的观点体系之中。三是吸收其他重要的观点，如哲学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能动性是唯物辩证法的最重要方面，而旧唯物论是被动的反映论；不顾内部情况，全然从外部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公式化是错误的；理论是政治斗争的主因素、组成部分，离开辩证唯物论就要犯大的政治错误；本质的矛盾或根本的矛盾才是社会形态发展的根据等，这些都吸收在毛泽东后来的哲学方法论思想之中。

3.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

当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非常盛行，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唯物主义或本体论的实践论，其实这个观点在李达于1937年正式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就有相似的提法。李达在这本代表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着作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论”，在李达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为“实践的唯物论”，首先就在于“唯物辩证法，是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是以实践为其基石的。所谓“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是指唯物辩证法包括了历史观和自然观，是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既包括了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又包括了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不能把唯物辩证法仅看作是一种自然观，也不能把唯物辩证法仅看作是一种历史观。所谓以实践为其基石，是指不论从历史看还是从逻辑看，即不论是从唯物辩证法的形成看还是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看，实践都具有最根本的意义。不过有所不同的是，李达并不认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本体论的“实践的唯物论”，而是看作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可以称作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呢？李达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起点是政治生活实践。李达认为，马克思从《莱茵报》时代成为唯物主义者起，就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应用辩证的方法研究现实实践中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及各种历史事实，特别是通过研究当时法国的劳动运动与英国的宪章运动，发现了法律关系与国家形态是以社会的经济构造为基础的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强调和凸显的本质内容是生产实践。李达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而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生产实践。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强调和凸显了实践在哲学中的位置。第三，从根本上解决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困境是由于在认识论中引入了实践概念。李达说：“从来形而上学唯物论的认识论，只知道认识是客观实在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却不能理解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的契机。因此，这种旧唯物论，不知道实践是认识的发展的原动力，所以不能说明认识的发展、认识的相对性与绝对的客观的真理的关系，即不能理解认识发展的辩证法。至于实践的唯物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发展的杠杆，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的生产及社会斗争，并主张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契机和真理性的规准，阐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因而克服了旧唯物论的缺陷。所以实践唯物论的认识论，实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就是说，只有实践概念的引入，才使唯物主义认识论真正获得了认识的基础与辩证的性质，获得了一种历史性的飞跃。正是实践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区别开来。

用“实践的唯物论”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的唯物论”的提出，意义非同凡响：一是强调和凸显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标志着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方法论化有利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斗争的旗帜和实践的指南。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所致，又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是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一个突出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不断推进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把研究和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阐释和维护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作为自己的崇高职责，与此同时，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进程。

1.在深刻解读《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

毛泽东于1950年和1952年重新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李达主动承担起解读《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任，分别撰写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两书和一系列的解读文章。李达在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由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进程。例如，关于社会矛盾分析法，李达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指出：“社会生活中的对抗性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的表现，这类矛盾只有用不妥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解决。至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则只有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去解决。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在于消灭社会。

生活中的对抗性的矛盾，建立无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许多非对抗性的矛盾仍是存在的。”又说:“不过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是在完全的新的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成员的利益的根本的共同线上发生作用的。”①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主义下，不会发展为对抗，社会有可能做到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使生产力不断地向上发展。”②李达的这些思想为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奠定了重要基础。

2. 在强调正确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反对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内在地包含着自我否定的批判精神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教条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李达特别强调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要有科学的态度，不能采用教条主义来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1956年，他针对当时某些人的论文不断复述经典作家和伟大人物的论点发表了《谈“百家争鸣”》一文，尖锐地指出：“这种缺乏探索精神的、缺乏独立见解的、足以窒息生机的教条主义态度，是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根本抵触的。”

第8篇：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 课程资源 哲学案例

课程资源开发是推动课程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渠道。笔者在教学《生活与哲学》中发现，教师不妨转变自己的“教材观”，带着哲学“串门”，开发利用学科内、学科间的哲学案例资源，提高哲学教学实效。

一、从本学科内开发哲学案例资源

学科教材是进行教学的基本载体。除了《生活与哲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都有集中体现。开发运用这些学科教材资源，一方面学生因熟悉教材而容易理解，提高学习哲学的兴趣，另一方面可以重温学过的知识，使学生体验到哲学知识的有用性。

以“矛盾观”为例，简要分析政治学科内的哲学资源开发。例如可以使用《经济生活》教材第31页“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说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原理。第40页“一家企业能否经营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第43页“树立自主择业观。根据个人的兴趣、专长和条件自主选择职业”的表述说明矛盾的特殊性，要求企业和劳动者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62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和公平具有一致性。……效率和公平分别强调不同的方面，二者又存在矛盾”和第94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表述说明矛盾即对立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要求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第82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表述说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

《政治生活》教材第59页“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的伟大创造……”可以用来说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第77页“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性情况决定……”的表述则体现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文化生活》教材第31页“由于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实践有其共性，有普遍的规律，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不同民族文化也有共性和普遍规律。同时，各民族间经济的和政治的、历史的和地理的多种因素的不同，决定了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第62页“中华各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民族特性”的表述体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等等。

二、从相关学科中开发哲学案例资源

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对具体学科有指导作用。教师要善于从高中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开发哲学教学资源，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下面，以高中语文、物理和地理学科教材为例，抛砖引玉，简要分析哲学案例的开发。

例如，人教版必修三《高中语文》第三单元的课文《劝学》段落：“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教师可以在带领学生诵读经典时，引导学生思考“跬步”和“千里”、“小流”和“江海”是什么关系？“千里”是“跬步”开始的，“江海”不断由“小流”汇集而成，又体现什么哲学道理？进而理解事物发展是从量变开始，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人教版必修二《高中物理》第六章第1节“行星的运动”段落：“在太阳系学说的发展中，哥白尼了托勒密关于地球是宇宙不动的中心的错误学说，但是并不是全盘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同样，开普勒是对哥白尼学说也是批判和继承……牛顿的力学学说和开普勒学说之间也是肯定和否定的关系……”教师可以用课件呈现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的理论提出是不是对前人认识的完全和否定？学生思考后很快认识到，新的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对原有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过程。这样理解教材关于“辩证的否定是联系的环节和发展的环节，它的实质是扬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人教版必修一《高中地理》“太阳直射点的移动”的段落：“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不同位置，地表接受太阳垂直照射的点（太阳直射点）是有变化的。北半球夏至日（6月22日前后），太阳直射在北纬23°26′，之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南移。到了秋分日（9月23日前后），太阳直射赤道。冬至日（12月22日前后），太阳直射在南纬23°26′，之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北返。春分日（3月21日前后），太阳直射赤道。到了夏至日，太阳再次直射北纬23°26′。”教师可以根据材料设计两个问题：（1）结合自然地理知识，画一条太阳直射点的移动轨迹曲线；（2）太阳直射点在地球南北回归线之间往返运动，说明了什么哲学道理？学生在画图中，既感受到趣味性，又理解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事物运动固有的、稳定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三、从思想政治教师教学用书中开发哲学案例资源

教师教学用书是教师备课的配套用书，开发利用教参资源，有助于教师准确把握课程标准，明确教材编写目的。《教师教学用书》中的教学内容分析、重点难点分析、教学资源链接（包括名词解释、理论动态）和补充资源都是最直接的教学案例资源。

例如《生活与哲学》教材89页对“经济基础”的表述，只有一句话：“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对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区别，学生很难理解，可见这是一个难点问题，而《教师教学用书》第257页教学重点与难点分析，第261页教学资源链接都对经济基础做出详细的解释：“经济基础是指一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所谓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各方面的总和，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关系三个方面。这个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现实基础。”教参中对于经济基础的解释突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对概念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在具体教学操作中，教师可以把教学参考关于经济基础的解释作为哲学案例呈现给学生。

总之，开发哲学案例，提高《生活与哲学》教学实效，教师应善于从高中课程资源中获取灵感和汲取营养。我们相信，通过精心设计的一个个学科内、学科间的哲学案例，教师和学生将在哲学的殿堂里探寻世界的奥秘，点亮思维的火花。

参考文献：

第9篇：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辩证唯物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  合法性 

在二十一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理解的对立出现了凸显的理论现象。这个问题的凸显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重大挫折和中国社会主义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是自由主义作为国际性理论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部分中国的理论精英思想理论的显性与隐性的意识形态。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到最近“郎顾之争”中显现的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某种重大影响，都表明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和重组。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这些论争中的失语和缺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想理论现象。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喧嚣与骚动” 在这种思想理论背景下就成为极不正常的理论现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学术话语从其基本理论资源看，在大量地引进和介绍西方的哲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注重于与西方理论的接轨和研究；个性化研究、价值中立原则和以青年马克思为基本理论资源成为这种研究的基本的导向。在这里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元化――这是一个民主的理论学术环境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某种统一的、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需要的，但是某种统一的、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合法性在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话语中面临着持续的、强有力的挑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就成为确立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一，对立的互文本阅读 

我们注意到在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上，中国学者对此持极为对立的两种立场。这里对立的互文本阅读，可能能够使我们理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两种基本立场的理论线索。陆剑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的现实状况的两个概念。他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的“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1917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只是一种外来的哲学思想，只能称之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了后来，在被逐步运用于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时候，它才向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向发展。”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为了给‘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研究工作以一定的地位”“凡是中国学者，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的、学理的、历史的学术研究，都可以承认其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这个概念的另一个意义是：防止和抵制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的企图和倾向。”  从陆文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叙述中可以看出，显然，陆文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通常理解的“教科书体系” ，而且它“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原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基础的”。 在同一期上的胡为雄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现状与前景》则持相反的立场，认为这一原理体系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相去太远，几乎是两个话语体系”，不应再“精心修补了，而是转向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从而提出了要“走向‘后原理’时代”。 显然胡文的观点在陆文中只能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称不上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陆文的观点在胡文看来正是应当从根本上颠覆的教科书体系，因为它基本上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为陆文观点的对照，黄楠森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只能被发展而不会被消解》 则批驳了“否定或取消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几个理由，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之间的内在关联，力图证明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作为胡文观点的对照和深化，作为“转向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的实际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向，张一兵、胡大平、张亮的《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 则指出了“走向后原理”时代的实质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与传统教科书的地位高度相关，前者是突破教科书的最重要资源之一，并随着教科书地位的衰落而繁荣。” 其原因，张一兵在另一文章中认为是“传统教科书”“它显然将带来理论上的无根性。” 即无马克思理论之根。这种区别马克思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部分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引人注目的思想理论现象，可以视为一种论述的策略，其中的内涵是意味着以往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能并不是来源于－不是个别的方面而是从总体上－马克思的思想。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相关性的深层意味，它们所共同围绕的是中国学者哲学思维方式变化这个中心问题。”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关‘实践’‘异化’等专题的讨论之间的关系变得明了了，因为随着这些中心范畴的广泛使用，它的人本主义整体思维方式也开始成为潜在支配许多中国学者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无意识前提，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存在主义风格’――以主体性为内核的人学旗帜高扬。”并指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知识分子之理论革命的特征”6。张一兵的“无根”与“回到”和胡文的颠覆与“走向后原理时代”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也可以明晰这种“后原理时代”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事实上这十多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是否是来源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都把回到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的前提，但从解释学的角度看都是在多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基础上的选择：哪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是“真正”符合马克思的本真精神的。 

作这种互文本阅读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讨论，已经从一个所谓的学术讨论进入了思想价值上的对立。无论“自我放逐”或者“喧嚣与骚动”也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可置疑地进入到它的“危机阶段”。危机正是理论创新甚至如何创造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常发展的理论环境的机遇。我认为，这就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二， 为什么肯定“教科书体系”是必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所谓合法性，在通常的意义上是指的合于一定的法律 ，在广义上即人们通常使用的情况看，包括合于一定的伦理、风俗习惯以及传统。从一种理论来说则是合于它的（或者某些方面）理论传统、源流和基本原则、基本精神。这是一种社会事物(一种社会的制度、活动、现象、思想理论等等)得到认可、承认、认同的基础和前提。黄楠森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只能被发展而不会被消解》 认为：“一般说来，所谓‘转型”是一个东西的表现形态转换了，但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东西。”就是从一种理论与其理论传统和基本精神的承继关系而言的，即是否存在被认可、承认、认同的基础和前提。例如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某些思想资源的渊源和思想立场上表现出的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立场这一基本点上，人们把他归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因此，根据这一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形态转换的问题，这显然应当是以肯定原有形态的某种合法性为前提，起码承认原有形态的历史合法性为前提。而辩证唯物主义恰恰是在当前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型的那“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看到，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合法性的观点，在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转型时，则是以根本颠覆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为前提。在他们看来，马克思逝世后，从恩格斯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出现了断裂，只是在卢卡奇等等人为源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才真正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真正的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因为马克思的本真精神就是他的批判理论。这样就提出了马克思的本真精神是否仅仅是他的批判理论？这一精神是否是抽象的、超历史的精神？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是否就没有体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唯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才体现了这一精神？等等问题 。从辩证唯物主义批评者的观点看，他们事实上对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历史发展采取的是一种理论传统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这就使我们有必要从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历史传统的合法性、理论合法性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作用三个方面论证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具有历史传统的合法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直接相关的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看着是它的根本特征。从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历史看，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这种理论应用和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必须把它放到这整个过程中来理解。从这个过程来看，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历史合法性是无可置疑的。正如我在另一文章中认为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即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所谓“教科书”体系）虽然从今天的眼光看存在着种种问题――诸如教条主义和片面性等等，但它曾经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过革命的、能动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重大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合法性的前提。因此将所谓“传统教科书”体系归结为“无”马克思理论之“根”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理论虚无主义的表现，其理论前提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割裂开来，不承认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把经恩格斯阐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传统解释框架，认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上的空白和断裂。同时这种理解也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曾经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过革命的、能动的作用的事实。事实上，当代中国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讲到改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时，都是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9 

认为教科书体系是僵化的、是无根的观点的一个重大的论述上的策略，是把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与以往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分离开来，然后在与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中，断言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形态相比，教科书体系只能是近代哲学形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教科书体系是非马克思的哲学，仅仅是斯大林主义的哲学。在这里不准备对这种在不同哲学的对比中断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近代哲学的观点进行分析，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这里仅仅就“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标签作一分析。我认为所谓对斯大林主义的评价从根本上说是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的问题。斯大林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者，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虽然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历史性错误，但他身前从来没有自称自己的思想是斯大林主义，而是对列宁主义的发展和应用（其中存在重大的曲解和错误）。虽然在批判斯大林的浪潮中，其批判策略是创立一个“斯大林主义”的概念以便区别于列宁主义，但由于斯大林事实上在理论上并没有根本的创新，理论的基本思想与社会主义实践基本是遵循的列宁主义，因而批判的目标最终是指向列宁主义的。这从前苏东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即可看出。在中国的某些学者那里同样存在这样的思想倾向，即将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归结为斯大林主义哲学，从而给予全面的批判和否定。这样对教科书体系的评价就它的实际的内涵来讲，实际上也就是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直接渊源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从而也同时是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评价。我们同意卢之超、王正泉在《斯大林与社会主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剖析》一书中的观点：“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列主义的当然组成部分” 。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我们同意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观点。 

那么，对教科书体系的评价是否能脱离它在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中的作用来认识呢？这显然是一种设想理论只是遵循理论发展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而不是首先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为社会实践发展的逻辑所决定的意识过程。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和继续，是社会主义的自我改进和改良，这就决定了我们对教科书体系的评价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语境。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是与对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相联系的，有的学者在有意或无意的精神状态下，正是在否定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上否定教科书体系的历史合法性，是那股反思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的思想过程的极端的思想表现形式。在反思以往社会主义实践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的改革和深入发展的问题，是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的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但是这是在肯定以往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的超越与发展，决不是全盘否定以往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 

对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置疑是与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模式的置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基目《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 一书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人本主义思潮在前苏联的这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理论功能，在戈尔巴乔夫主张的抽象的“全人类利益”“人的尊严”等等理论口号中，其实际的(特殊的)社会内容一方面是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全盘否定，另一方面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崛起，回归资本主义。该书的研究成果指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被指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的重大弊端是对人的尊严和个人自由的严重侵犯，就是在前苏联人们“看到的是不合理性，是暴力、不人道。”12。在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则被指认为缺乏“主体性”，没有人和人的地位。正如对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本主义思潮，我们要问抽象的“人”和人的地位，突显的是何类人？是何种主体性？那么传统的社会主义在经过暴力革命建立时，它突显的是何类“人”，何种主体性？那么，作为阶级整体的无产阶级以及劳动群众的解放无疑是这种革命的目标。我们可以说这种政治的解放必须伴以经济的解放(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经济解放决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资料的占有问题)的深化，而经济解放无疑决不仅仅是如政治解放那样通过革命可以实现的，而是一个必须通过长期的、技术上的变革和发展实现的过程。但是，劳动者地位的提高，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虽然其中存在许多值得总结和批判的经验教训；对这些经验和教训的批判的吸取则为我们继续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而不应是全盘的否定。在中国，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和冲击，也是与社会主义改革的社会进程相联系的。虽然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个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批判的过程，但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则被认为是与中国的改革实践相一致的。所以，最初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往往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理论合法性的老一辈哲学家。但是讨论的深入很快引起了分歧：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合法性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在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口号中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资源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解，构成了肯定和否定教科书体系的理论合法性的两种不同的理解。 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话语主要依据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 所以在中国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口号的转换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介绍和传播相一致的。张一兵先生也把教科书体系的衰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繁荣联系在一起，就不是偶然的。 

所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历史合法性是与认识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历史合法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那么，这就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体统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不是一种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改进和改良”？如果对这一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对于“体统教科书体系”的回答，也会是肯定的：因为作为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意识形态反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正是对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历史实践的合法性论证作为基础的。而我们看到，被我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国际）持批判立场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列宁主义、尤其是批判东方现实社会主义，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特征。这就是所谓“‘批判’的‘视界融合’的特征”，即它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物的异化现象的批判，也是对东方的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所谓“极权主义”“官僚主义”导致的“人的异化”现象的批判。 显然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肯定性的理论资源。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繁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过渡阶段中的一种暂时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实践功能的合法性。 

其次，认为这一原理体系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相去太远，几乎是两个话语体系”，不应再“精心修补了，而是转向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的说法，是否是对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呢？这里涉及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理论来源的理论合法性问题。这显然是事实根据不足的。一般说来，这一说法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立的即断裂为前提的。认为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这是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观点 ，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胡文刻意从外语的原意上证明marxism“是指‘原生态的marxism而不包括其他”正是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中国式解读的表现。奇怪的是他总是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提，而在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中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源头，例如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自然辩证法等等观点。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在理论上不彻底的表现。）。其次，是以突显青年马克思和贬抑成熟期的马克思(或者以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解读成熟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为基础的。他们认为早期马克思的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从学者们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人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主要依据的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出现的批判理论的理论倾向正是以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范畴为立论的核心的。从前一种断裂中引申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被人为地割裂，在某些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那里（例如张一兵那里），认为只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的思想才得到了真正的继承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则被认为是无马克思理论之根的哲学。在有的学者那里，认为它仅仅是斯大林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后一种凸显和贬抑中，出现的是用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础来重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趋向，例如证明“异化”始终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础范畴。 

应当承认，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定于一尊是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小册子直接相关的，并且，一旦定于一尊，成为官方的、唯一的哲学体系会产生“受人供奉，也代人受过”这种理论现象 ，也是一种历史的常态。斯大林逝世以后对体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和批判，尤其是前苏东的巨变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人们不仅对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而且对与体统社会主义体制相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理论来源的合法性加以置疑，在“反思”的意义上进行研究。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正如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在二十世纪的伟大实践一样，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也并不仅仅是斯大林的理论创造，而是一个来源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理解，并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等等著作中初步具有一个理论系统，而后经过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和发展，再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以及早期苏联的哲学家们的讨论，由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固定化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并不仅仅是那种理解真正符合马克思思想本身，而是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从批判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者的观点看，他们的理论逻辑也是导向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 

第三，从改革开放中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社会作用方面看，辩证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基础。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直接的实践成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导因和基础，它的直接结果是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正是这一思想路线的确立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开始和发展确立了思想理论前提。因此，否认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合法性也就是事实上否定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最终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否定。其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的社会主义的自我改进和完善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历次推动改革的决议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把辩证唯物主义视作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基础。因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某些观点极力否认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理论合法性相反，中国共产党在其实践中从来没有否认过辩证唯物主义的合法性及其在改革实践中的社会作用。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具备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功能 

有的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对马克思的文本作了准确的解读，而且按照张一兵先生的说法，二十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随着教科书地位的衰落而繁荣。而回到马克思，作为一种中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正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有的学者那里就是何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来源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回到马克思的口号的真实含义也在于此(我们并非反对要不断地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灵感)。所以问题就成了是否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而且可以被唯一的解释，可以为某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所垄断，具有完全的合法性。显然根据解释学的观点，这种理解是存在问题的。虽然马克思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客观对象，任何正确的理解必然是对文本思想的接近，也就是说存在着绝对的因素，但因为理解的条件性、时间间距、前理解等等因素的作用，解释本身也是多元的。而且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传统也是多元的：不仅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传统；还有起源于卢卡奇等等人为源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今天西方新（后）马克思主义传统；源于伯恩斯坦主义与考茨基主义合流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托洛茨基主义传统（它的直接源头显然是列宁主义）；拉丁美洲的神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等等。从中国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的情况看，显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从五四运动后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其代表人物不仅有陈独秀、李大钊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有李达、艾思奇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代表。因此问题就被转换为哪种理论传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其它的理论传统是否具有取代这一理论传统的现实需要和理论功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其产生的历史看，虽然自称把探索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看，虽然他们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探索到一条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道路。 除了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完全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不仅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持普遍的否定的态度，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哲学的内在逻辑，因此，虽然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但是远离实践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致命伤。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个以大学中的左翼学者为主体，在理论上主要是回到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主要是从文化的、心理的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的问题的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决定了它不具备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功能。 

首先，它与辩证唯物主义公开声明自己的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不同，它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因而也具有左翼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持一种民间的、批判的立场的一般特征 。事实上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的人文知识分子，由于其以关注社会及其知识发展为职业，因而往往对社会持一种民间的、批判的立场，这是与其职业地位相联系的。近年出现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一方面是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在中国的回响，另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出现也与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的职业地位直接相关。如果说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斯还以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启蒙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从而建构无产阶级革命的能动主体的问题以外，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以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为理由，转向了以资本主义社会的边缘人群，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自身为革命的主体的思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仅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尤其是脱离了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理论逻辑――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通向人类解放的必然路径，它是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的历史实践过程。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还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除其早期的卢卡奇等人以外，都是以大学中的学者为主体，他们不仅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而且除了存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持一种批判的立场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共同点，和致力于一种大学学院派的激进话语的构建以外，他们内部观点各异，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思潮相结合的着眼点也各异，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也是多种多样。他们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学说进行研究，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学术研究的态度，这种态度实质上回归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的知识创造的老路 。他们凸显“批判”，称自己的理论是社会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虽然他们在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方面确实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对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思想文化现象具有启发的意义，但是这种批判只发生在瞬间 ，实质上是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的偏转：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逻辑是导向实践批判的批判理论，主张的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要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才有后来的东方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左翼知识分子那种高调的“批判”是与实践上的无所作为相联系的，这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致命伤。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具备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的功能，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决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哲学批判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西方的一种应用和发展，但是它首先是一种从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出发的话语体系，这表现在它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的和心理上的异化状态，而不是马克思关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对无产阶级的基本权利的剥夺状态。因而其基本理论必然地发生了理论逻辑上的偏转：它关注的不是无产阶级以及劳动群众的解放，而是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异化感，首先是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物化的现实的异化感及其认知 。因此它并不导向实际的运动和实践（最多是1968年的法国红五月风暴那样的青年知识分子运动，而这一运动同时又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而是全面地转向了大学的讲坛。这种植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在西方资本主义有其现实意义，是消解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理论力量，对今天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下，如果如中国的信奉者那样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出发，构建一个中国式的社会批判理论，那么其理论逻辑必然地不是导向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是导向否定；不是导向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例如汪晖先生的观点）的结论。这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理论逻辑是完全相悖的。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形成的历史境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在中国的应用出现了新的理论趋向：新左派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某些学者的言说，表现为力图建构一个中国形态的社会批判理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一种民间的、反对的立场，这就有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地位，有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思想立场。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具备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功能，还在于它的基本理论逻辑是抽象的“批判异化，实现人类解放”，而不是马克思理论内在具有的理论逻辑“通过异化，扬弃异化，实现人类解放”。异化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主要是一个文化的、心理的概念（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异化是一个社会存在论的概念，而在后来，则不仅成为从属性的概念而且主要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里才能得到说明。），它在现象形态上是人在自己的活动（劳动、思想等等）中感到自身的活动不是由自己自主的支配（虽然它表面上具有自主的、因而是自由的形式—这正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的一般特点。），而是由人自身活动的产物、过程以及其它外在的因素所决定。虽然异化的根源总是经济的、社会的原因，但是异化现象本身却是表现为文化的、心理的非自主性。这种非自主性虽然在市场经济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现象，但是在不同的社会集团那里却有不同的感受：劳动阶级因生存条件感受到的是生存的艰辛，在极端的情况下是一种反抗的意识，而主要不是自身活动及其结果的异已感，更不会导向形成自觉地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列宁主义反复论证了自在的工人阶级只有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才能上升为自为的阶级；有产阶级因占有财产普遍感受到的是奠基在财富占有基础上的支配感和聚敛财富的冲动感，金钱的拥有给他们最多的感受是“自由”：对物、对他人、对社会的影响的自主感，虽然有时他们也会有不自主的感受，但决不会是异化理论想象的感到自己被奴役，因为他们是那个社会的主人；唯有在从事文化心理活动的人文知识分子那里，一方面远离社会的管理活动与经济活动，另一方面自身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倾向于追求一种文化的、精神上地自主，因而对市场经济下的人的活动受金钱的支配会强烈地产生一种文化的心理的异化感。可以说异化理论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映，事实上异化理论在现代的境况下总是具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对社会的批判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讨论的语境下总是以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为依据，而不是以成熟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为依据。它的人本主义基础和“知识分子之理论革命的特征”，使异化理论的“人类解放”的承诺不是导向实践运动，而是仅仅导向一种左翼的学术理论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