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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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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

第1篇: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的民族认同问题并不突出。冷战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内部形成了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少数族群社区,导致西方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内部层级结构性要素的多元化,进而出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新情况。

    第一,20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开始出现种族右翼主义、排外主义和反移民政治运动。例如,在现代史上,英国民族身份的框架和定义是固定的;二战以后,种族主义在英国一直保持主导地位。而冷战后,随着来自加勒比、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乌干达和斯里兰卡人加速移民到英国,英国身份的长期确定性边界首次被分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系谱性的传统分层结构首次遭到质疑,英国民族身份的连续性、历史性和自我确证性首次被有效削弱。英国社会出现了绝对主义性质的文化种族主义倾向和极端主义的反移民运动,英国合法的左一右翼政党甚至结成反移民联盟,以进攻性的英国主义立场来重建、修补和扞卫英国民族身份。

    第二,西方社会国际移民被迫采取防御性的文化传统主义复兴运动,宗教正统主义运动,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政治分离主义运动来建构反种族主义运动阵线。例如,英国第二代加勒比黑人青年发起一种符号主义运动,通过塔法里教的象征物和图形符号,认同他们非洲起源的血统和传统。加勒比黑人和亚裔社区共同形成反种族主义的新身份联盟,提供一种新身份运动:即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黑色”运动;“黑色”不是文化上、种族上、语言学上或自然体质上的颜色,而是他们被主导种族主义文化视为“异样的”,即非白人、“他者”;黑色身份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平等轴心”的新身份。亨廷顿也认为,冷战后时期,移民导致的美国边界失控是对国家安全最大的单一威胁;国际移民和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构成亨廷顿提出的“盎格鲁-新教”美国正统民族身份的一种新威胁,并且潜在地分解美国。因此,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引发的民族认同危机是一种新问题领域。

    关于20世纪末西方社会反移民运动的研究文献以获取工作机会的个体层面的经济理性选择为基本视角,关于排外主义的研究文献以多元主义社区层面的文化适应为基本视角,关于国际移民引起的主权危机的研究文献以国际社会层面的全球化时期跨国主义为基本视角。与以上相对照,国际学术界关于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的研究文献以群体性身份认同分析为基本视角,这种群体性身份就是族群。

    一、国际移民民族认同的类型和阶段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史中形成广泛影响力的具有民族意识的群体性身份有三种:种族(race)、族群(ethnic)和民族(nation)。

    第一,种族术语,基于封闭性的人类生物性特征,在18世纪早期还很少见,在19世纪初期开始运用于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被广泛使用。歧视性运用“种族”,是在现代早期由移民群体中发展而来的,那些被定义为低级种族的群体被假定为不值得拥有作为一种民族的承认资格。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这些群体被排除在竞争之外。基于肤色、宗教和其他标准的歧视,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但是在现代早期,这种歧视通过帝国人类学“科学的”论证而获得了正当性。种族主义,是群体生物性特征政治化的极端主义形式。

    第二,族群,基于开放性的文化性特征,如语言、宗教、地域或历史,族群概念具有较少程度的政治性。自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是文化性群体身份政治化的激进主义形式。

    第三,民族,是一种与身份政治紧密结合的共同体概念,基于一种系谱性共同历史,具有从继承性向建构性过渡的演化过程,可以由跨地域、跨语言、跨族群和跨宗教群体构成的一种密不可分的综合性的历史共同体。

    学术界一般把民族概念的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民族意识阶段、现代民族主义阶段和后民族阶段。

    1.早期民族意识阶段。早期民族意识有两个类别,即基于种族特征的生物性民族意识和基于文化特征的文化性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从种族性民族意识演化到文化性民族意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民族意识是人类早期群体意识,具有较少程度的政治特点。从词源来看,民族一词,系古希伯来用语,该术语来自一种15世纪圣经译本,指自然性继承。在中世纪学院中,一个“民族”指来自同一地区的一群学生。在西班牙语和罗马语中,“民族”与“出生”的词源联系。属于某个与出生相联系的群体,使得个体身份具有了一种决定性因素,即一种归属性身份,或者一种终极的群体性身份认同。民族意识,逐渐归属于基于自然遗传性的一个群体,在成为现代民族主义之前,该概念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历史。

    2.现代民族主义阶段。现代民族主义与国家有明确的关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民族主义术语已经在共通用法上有效地使用了,民族主义概念正式被赋予民族国家的政治涵义。1780-1830的50年间,民族单位出现并持续发展,民族从以前的政治形式中分离出来。18世纪80年代,美国被承认为一个独立民族;18世纪90年代,法国重新确认自身为一个民族;海地在1804年获得民族独立;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美洲大陆殖民地获得民族独立。到19世纪中期,经过一个世纪的政治变革,民族意指具有一个民族政府的群体。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确立新的民族身份,创造了一种新等级结构,没有民族国家的民族被置于一种更加低级的层次上。在1850年,法兰西、荷兰和巴西被认为是民族,伊博族和孟加拉族被标志为部落。同一时期,“种族”意义改变了,增加了一种自然类型或生物类型等级,不再具有民族性的等级结构。新教移民群体创建了美利坚民族与共和国,较早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征。因此,北美洲新大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点发源于移民群体,即移民群体民族性和公民性的制度化,并在19—20世纪得到了充分发展。20世纪,民族概念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标准定义,包括四个要素:一个中央政府,明确的边界,具有民族身份意识的公民,以及国际承认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因此,现代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群体身份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也可以指民族国家认同,即现代民族主义身份共同体形式是民族国家。

    3.后民族阶段。后民族是指20世纪中期以后,西欧建立地区共同体欧盟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后民族身份认同形式。欧洲的这种精英主义阶层后民族身份是否具有跨阶层的开放性,学术界存在争议,目前在第三世界国家也难以成为主流话语。

    人类史是一部移民史,移民群体是不同历史时期创造民族身份要求的中心变量。第一,美洲案例。在19世纪,现代民族身份历史要求的出现归因于移民。例如,在美洲的欧洲移居者,即使仍忠诚于祖籍地,但依然发展了以围绕被占领土为中心创造新身份的不同的要求和联盟;在美洲的非洲奴隶也是如此,即使处于奴隶地位上,也在被占领土上发展了新要求、新联盟和共同体愿景;美洲原住民,同样发展了一种新身份,无论他们是否被征服、被驱逐或者被要求与新邻居发展社区关系。第二,欧洲案例。在19世纪之前,欧洲被称为“旧世界”,在欧洲形成和发展民族性方面,移民起到了显着作用。例如,法国拿破仑在民族建立方面,通过移民和征服,在全欧洲推广了一种民族意识,加速了民族身份的增长,尤其在欧洲“塌陷的中心区域”的德国自此开始建立自己的民族,并发展德国文化和商业。除了法国、德国,19世纪初期大移民也发生于欧洲的其他地方。20世纪末期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国际移民危机,在这个角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由于国际移民导致产生的一种民族认同危机。

    二、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与族群身份再定位

    20世纪末期西方社会的国际移民危机可以作为考察民族认同的案例。19世纪浪漫民族主义运动时期、20世纪前半期自由民族主义运动时期以及20世纪晚期欧洲多民族国家的衰落时期,民族认同对历史事件都具有影响力,对人类世界产生各种不同的后果,其中民族身份都可以作为基本参考点来考察各个阶段和各种类型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从民族认同角度考察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危机现象具有同样的历史依据和分类学标准。

第2篇: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危机预防文化忧患意识

以跨越式发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象其它国家一样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有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如过度工业化造成的能源、环境危机,也有来自社会环境内部的,如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问题激增,那么我们除了应对危机,换个角度思考:是不是这些危机爆发时,我们只能坐等,而后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解决?

答案一、 预防才是最有效的危机管理

古往今来,人们都重视对危机的预防。 中国倡导“勿临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绸缪”①,“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②,西方的危机管理体系也强调预防危机,而非处理危机。英国著名危机管理专家麦克尔・李杰斯特曾在《危机管理》一书中明确指出,“不管对危机的警戒和准备是自发的,还是法律所要求的,危机管理的关键是危机预防”。实践证明,在发现危机征兆和危机信号并进行确认后,或者在危机已经开始来临但还没有造成巨大损失时,应该迅速采取措施,对危机进行及时有效的控制,尽可能用较小的代价化解危机,避免危机扩大和升级。自然灾害危机和社会灾难危机的发生有其必然的、人力无法完全控制的一面,但是就多数危机而言,又都是可以预见、预防的。应对灾害,事先预防和事后补救,其结果有着天壤之别。 1993年2月,云南普尔地区发生里氏6.3级地震,倒塌房屋近3000间,但却无一人死亡,堪称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事发前地震部门就已准确地预测到这次地震的发生,曾专门召开会议,布置防震知识普及工作,使大部分人掌握了自救、互救的方法。由于应变措施得当,损失被降至最低。

2008年春节我国南方发生雪灾,十几个省份几千万人受灾,高速路封闭、公路堵塞,数以万计的人滞留车站、机场;供电、供水设备严重受损,停水、断电;燃煤告急、食品告急、御寒物品告急……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500多亿元。这场危机,折射出有关部门危机意识的严重缺失和灾害防御能力的低下,暴露出我国危机预警系统的薄弱、迟缓和被动。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预防危机才是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最有效的危机管理不在于事后的干预和补救,而在于事先消除导致危机的可能性,从源头上防止危机的形成和爆发。答案二、传统忧患意识是现代危机预防的文化根基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渊源至深,它与和谐意识、人本意识、道德意识和实践品格构成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影响。忧患意识是指“人们从忧患境遇的困扰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的心态。它包涵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意义”。③

1、“吉凶与民同患”、“明于忧患与故”④ 是祖先阐发忧患意识所提出的起始性命题。在《易》中忧患意识体现为一种敢于承担人间忧患的悲悯情怀,由于作者是怀着商代灭亡的历史教训写作的,所以充满忧患或忧惧心情;教导后世特别要洞察忧患意识和变故之间的对应关系;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平安的时候不能够忘记危难,存活的时候不能够忘记衰亡,大治的时候不能忘记动乱。

2、“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⑤的思想出自古代浪漫主义哲学的推崇者庄子,意为虽然身处偏野和低贱的地位,却想到朝廷上的事,虽不在其位,亦思谋其政,为国效力。在逍遥、放浪的庄子的心目中,那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特征,向往美好、崇尚自由,是比起朝堂上腐败懦弱的官员,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3、“人无远虑,必有近忧”⑥由孔子倡导,他首次指出忧患意识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忧患意识上升到承担责任的高度,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⑦的著名命题,这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精神,构成了传统忧患意识的核心内涵。从一定角度说,正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包含的忧患意识,才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传统忧患意识在历史进程中演化、历练成为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忧国忧民”思想,并激发、引领着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无论是杜甫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欧阳修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无不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历史画卷。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传统忧患意识的产生有着悠远的文化渊源,从思想内涵来看,传统忧患意识从单纯的对自然界、对生存环境的忧惧逐渐内化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一种深切的责任意识,一种昂扬的奋进意识,一种理性的超前意识。

答案三、古为今用,以传统忧患意识推进危机预防管理理念本土化

危机预防管理作为现代企业管理、公共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从组织内部管理入手,建立内外配合、上下协调一致的危机预防、应对体系,有效解决各类突发事件,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危机预防实践中,我们更多地推崇、依赖来自西方的“正宗”“原版”理论体系,较少地从我国传统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国民的民族性格来汲取西方理论不能给予我们的元素,本文尝试从此角度,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1、组织的凝聚力有理由来自员工的忧患意识

组织凝聚力是组织能否有战斗力、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它对组织行为和组织效能的发挥有着重要作用。有的组织关系融洽、凝聚力强、 意见一致、团结合作,能顺利完成任务;有的组织成员之间意见分歧、关系紧张、相互摩擦、凝聚力差、一盘散沙,不利于任务的完成。那么,在中国这个设定的环境,组织靠什么把成员凝聚在一起?

用现代管理理念讲,就是用“愿景”(共同奋斗目标)把大家栓在一起,让大家对实现目标的方式互相认同,此外,才涉及到薪酬、上下沟通、企业文化、领导个人魅力等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组织凝聚力更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包含认识、情感、行为、个性和人际关系等成分,比如员工的归属感、责任感、忠诚度作为情感因素是衡量组织凝聚力的重要指标。

传统文化中 “家国天下”思想是营造员工归属感的有效途径。儒家把身、家、国、天下看成是一个相通一贯的大系统,讲求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从家族管理推广至国家管理,这种文化传统延续至今,大部分中国人自觉地把个体和组织有机联系起来,设身处地为组织考虑发展的相关问题:薪酬是否合理、激励是否对等、领导是否称职等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阿里巴巴等大公司在创业初期,那么艰难,却能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责任感在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中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以古代诗歌为例,主题可归纳为忧国忧民、怀乡思亲、立志伤时、闲情逸致四个大类,其中以忧国忧民的诗歌数量最多、分量最重、最具现实主义。儒家强调学而优则仕,所以文人不谈政治、不关心天下苍生的就很少。春秋战国时期,文人代表人物屈原,他清醒地看到百姓生活的悲苦,也使他更加明白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对于国家苍生的重要性。虽饱经坎坷、颠沛流离,境遇潦倒,但内心仍然满含对国家前途、百姓命运的担忧,为天下苍生振臂高呼。类似的文人志士数不胜数,代代相传,也诞生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独有的“气节”。

再说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诸葛亮为汉朝的中兴理想而奋斗了大半生,并取得了那样大的成绩,刘备死后,面对刘禅那样的庸君,仍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对汉室宗业的忠诚可见一斑;曹操雄才大略,能文能武,在历史上却是奸臣的代名词,是逆贼,二者有何区别?不言而名,是“忠义”,对国是忠,对家是孝。无论你说它是愚忠还是汉民族文化的人格缺陷,在竞争激烈、强调组织价值观的今天,我们在维系组织、推动组织发展时,难道能够轻而易举地忽视、丢弃我们血液中冲刷不掉的东西吗?

2、传统忧患意识与培养危机意识不谋而合

从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中我们知道蔡桓公死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没有危机意识。而具体到企业,也要树立这样的危机意识: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比尔盖茨告诉他的员工:微软距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尽管海尔做得很大,舵手张瑞敏却说:“我每天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华为,服务于“全球电信运营商50强”中的31家,可就是这样一家高速发展的企业,领导人任正非却大谈危机,在业界广为流传《华为的冬天》一书中他说:“华为的危机、萎缩、破产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这十多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危机、失败、破产,我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有的只是危机感,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危机感,我的企业才活了十年,甚至于可以活更长的时间!”3、古曲新唱,赋传统忧患意识以新意

忧患意识来源于生存意识,但忧患意识的本质决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如何规避和防范危机的文化战略。危机是客观存在的,难于控制,而预防危机却是主观能动部分,是决策者完全可以掌控的。危机往往在鼎盛期发生,一个组织越是满足于过去的成就,就容易忽略竞争环境的变化,而丧失危机意识。缺乏危机意识的组织其变革的意愿就越小、创新的动力就越不足,也就越可能在竞争的洪流中遭受挫败。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昨天的辉煌不是今天的辉煌,更不是明天的辉煌。

研究我们的近邻,就会发现日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结合自身的国情形成特有的文化传统。日本的忧患意识不仅具有应对灾难等突发性事件的功能,而且逐渐成为日本民族独有的性格特征,即使在环境好转时也不会轻易丢弃。比如日本政府提出列岛沉没论、资源匮乏论、生存危机论等,都是在激发国民奋发图强、不甘落后的忧患意识。所以造就了日本人不论收人多少,都在一滴水、一度电上精打细算;人口老龄化在我们看是一种社会现象,在日本是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危机,无论从数量、程度、影响上,远远大于日本,却没看见我们如此的“小题大做”。

忧患意识让组织保持活力。“鲶鱼效应”即采取一种手段或措施,刺激一些企业活跃起来投入到市场中积极参与竞争,从而激活市场中的同行业企业。挪威人喜欢吃活的沙丁鱼,渔民经过许多努力,绝大部分的鱼还是在途中窒息而死,然而总有一条船总能让大部分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原来船长在鱼槽里放入一条吃鱼的鲶鱼,沙丁鱼为了躲避鲶鱼加速游动,这样便活蹦乱跳地回到了渔港。“鲶鱼效应”实质是一种负激励,是激活员工队伍之奥秘。“鲶鱼效应”发人深思。

忧患意识更是超越一定高度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自我批判是为了组织的优化和建设,目的是为了提升核心竞争力,从成员到组织层层的自我批判,正是组织脱胎换骨、涅重生的过程。

参考文献

明代思想家朱伯庐《治家格言》

《礼记・中庸》

邵汉明《儒家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现代透视》

《易传・系辞下传》

《庄子・让王》

第3篇: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

(一)世界金融危机对高职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世界金融危机有利于高职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在高职生核心价值观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高职生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高职生核心价值观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高职生形成正确核心价值观的关键。

其次,世界金融危机高职生坚信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现阶段,要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历史的重任就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他们有了正确的理想,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我们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不断显现,才能有利于广大高职生树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再次,世界金融危机可以激发高职生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民族又形成了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时代精神。这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的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把世界变成地球村,使部分高职生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越来越弱,民族精神比较模糊,甚至有些高职生认为中国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缺少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在处理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活跃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为全世界摆脱金融危机作出巨大贡献,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越来越重,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开始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我们可以通过正确引导,可以增强高职生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激发高职生为国家、为民族努力拼搏的时代精神。

(二)世界金融危机对高职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经济形势低落,会使部分高职生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怀疑。现在,我国主要通过加大政府投入来拉动经济发展,能否保证我国经济长久快速发展还是存在许多变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能否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创造经济奇迹,圆中华民族大国崛起之梦,在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还在蔓延的情况下,许多高职生表示出担忧,如果我们不正确引导,就容易使高职生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社会主义信念就容易动摇。

其次,社会矛盾凸显,使部分高职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刻,各种利益冲突加剧,新老矛盾交织,主要表现在: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再次,就业形势严峻,会使部分高职生对社会主义理想感到迷茫。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形势本来就不容乐观,而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2008年和2009年,我国供大于求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没有得以缓解,反而因为金融危机更为紧张。今年,全国将有600多万大学生面临毕业就业的问题,将有200万左右大学毕业生无法实现就业。大学毕业生的低就业率,使部分高职生对前途感到茫然,对工作感到忧虑忡忡,理想与信念受到了冲击,影响他们正确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二、在当前金融危机条件下加强高职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对策

(一)紧密联系当前实际,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一方面,必须联系金融危机的实际,科学回答当前的现实问题。在世界金融危机风暴到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社会矛盾交织缠绕,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交替凸显,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交融激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接受者的高职生的思想也空前活跃,他们关注着社会的变革,关注着国内外的大事,关注国家前途和命运。所以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必须紧密结合民族地区实际,重点进行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教育,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二)改革和完善教育方法,增强教育的吸引力

一是充分发挥好政治课的主渠道作用。在认真组织实施政治课课程设置新方案,不断进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的基础上,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利用讨论、辩论、案例分析等等教学形式,让学生深入探讨金融危机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战胜金融危机的有效措施,使学生从中明辨事理,受到教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我们要开辟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专栏、开展政治课、学生党校网上教学、推动校园文化网上行活动,开展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网络文化活动,构建起一个内容丰富多彩、形势活泼多样的网上思想教育系统。三是根据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和高职生的实际,开展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职业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一定的物质环境和精神氛围,使生活在其中的高职生都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心理因素、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等方面与现实文化发生认同,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在潜移默化中感染人的感情、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

(三)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形成强大的合力

第4篇: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民族认同

族群是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1],20世纪中叶依据我国族群实际情况进行的民族识别重要依据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借助民族识别的政治属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属性[2],产生了我国现在的56个民族。换言之,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文化的重构只有以不失本质为前提,才可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影响下重构频发。文化重构是对文化的重新建设,从解构到重构,通过对文化现象的加工与创新,重新认识与接纳文化。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本民族成员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新挑战,作为族群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民族认同的内涵也由此发生变化[3]。

一、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系统

民族认同之于少数民族,是让民族成员确认相异于其他民族之处,具体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多元。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个体对所属文化产生归属感,便会将其价值体系内化,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对变化与重构语境下“我文化”认同成为个体的情感归属和价值取向,稳定了少数民族内部社会结构。民族认同的文化系统由民族情感和心理认同、民族意识认同、民族精神认同三个部分构成。

(一)民族心理认同。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着特定的经济政治背景、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由此形成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是少数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均认为:民族心理是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民族心理认同可看作是一个民族长期的交往方式经过历史积淀所留下的共同心理特征。由于民族生境、历史文化、生产方式的差异,各民族的心理特征不尽相同,如藏族多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在文化多次重构之下,形成了隐忍、善良的心理特征;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傣族,文化重构之下形成了热情、奔放的民族心理特征。出于人类需求的共性,各民族在和平时期的心理特征也有和平、包容等许多相似之处,少数民族的文化重构让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是民族认同行为发生的内部吸引。

(二)民族意识认同。迪尔凯姆的“集体意识”是分析民族意识认同较好的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民族意识就是民族集体意识,与客观的民族生活相关,具有客观性。各民族的文化重构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过程,传统的民族意识认同是通过民族特有方式教化而产生的民族共识,是民族群体对自我存在的无意识文化本能表达,是重构之后的民族意识在群体发展方向引导性的内部有机团结。在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在集体意识之中的体现更与现代元素相关,在体现民族群体的社会特征之余,更说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民族融合成为民族文化重构的主要内容。民族意识在一定语境下即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推动民族向前发展的动力。

(三)民族精神认同。少数民族的形成有特定的血缘与地缘基础,也有特定的信仰和精神认同。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等的支配,民族精神涵盖以上所指。后现代语境下民族精神时常与时代精神相关,时代精神一般是民族精神重构的结果。文化哲学观点认为,民族成员对所属文化和族群的心理依附和情感归属即是民族认同。民族精神被称为民族文化之灵魂,是民族文化历史记载的主要内容,被广为传颂。蒙古族民族英雄嘎达梅林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被蒙古族同胞广为传颂,与嘎达梅林相关的文化现象体现了蒙古族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信念。若将民族精神看做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不能简单反映与直译民族自我意识,应全面反映民族集体意识、民族品格、审美情趣等。民族精神的相对稳定性不排斥民族文化的重构,相反只有精神传承与创新并重,才能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的民族认同困境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让民族文化从多元向一体转变,文化重构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变得模糊,当主流文化与母体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之时,他文化的采借和我文化的模糊成为文化适应的必经过程。[4]

(一)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相对化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在民族社会最直接的体现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大场域,民族身份不再是最重要、也不是唯一的识别标准,而是一个相对的、多中之一的判断标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促成了文化的无边界性,文化的表达出现了多渠道。借用社会学的角色扮演理论,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多重角色的集合,不再可能以简单的姓名、民族等标识来对一个人进行界定,也不再可能以职业、社会阶层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5]吉登斯认为社会制度的多维度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现代性忽略了空间,更重视社会体系和知识体系。少数民族的身份相对性可以解释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约定下民族身份才有特定意义。经济发展和文化重构所致的民族身份相对化导致民族身份认同的场域更加复杂,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在传统方法基础上进行反思。

(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加强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少数民族认同保留了文化对族群的原始表征,但是其可操作性必须存在于正在进行的对比之中———不是对自我文化的自说自话,是在与其他族往之中唤起自我觉察的民族自豪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引发社会文化交流加强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主流物质文化的依赖。少数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过程。社会学研究发现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呈现正关联,文化适应初期的民族认同模糊概率高于文化适应中后期。少数民族早期文化适应导致弥散民族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成员慢慢淡忘自己民族身份,对自己民族的事情不感兴趣。弥散民族认同导致少数民族群体被动接受主流文化,过度认可他族文化,造成对文化交流刻板印象的全盘接受和民族认同困境的无意识状态。民族学理论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模糊与自我认同模糊是同一时间进行,所以通过民族认同的研究可以对民族群体的社会适应进行预测与调整,制定较好的民族发展政策与制度。传统乡土模式的民族认同基本依据地缘、血缘、族群等外在空间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族际流动也伴随社会流动不断加强,民族认同作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情感过程被解构,因性别、民族、宗教所划分的社会阶层之间因为社会流动不再有明显的界限。为了体现个体的竞争力,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中渴望从摆脱乡土性的束缚,以国民性的标准自我要求,少数民族认同感在强烈的经济和政治权威约束下出现界限模糊、归属感散失。

(三)少数民族文化危机中的民族认同困境

文化危机是从文化功能角度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化危机是指主导性的文化由于转型或重构所导致的功能失效。多样化是少数民族文化重构的特点,文化因子、文化元素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被完整替代,这些要素通过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方式慢慢发生变化。换言之,少数民族文化危机的发生是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之下导致各文化各元素之间的冲突,是保持文化本质的同时对文化功能失效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文化失范。面对当下主流文化的稳定性,少数民族文化危机还体现为对自身文化存在合理性的怀疑与民族自卑感。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沿用了许久,但是由于其生态破坏性与对现代法规违背,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纵观各民族生产方式改变的过程,是传统文化在危机背景下的转型。生活在云南大理山地的彝族以种植土豆、玉米为主,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的退出经历了反对、偷偷进行、完全接受的过程。彝族将具有民族自在性的耕作方式作为文化元素进行转变是文化危机的表现之一,这一危机的解决是民族群体对主流耕作方式跨越性的接受。总之,文化危机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困境是少数民族群体对生存的深层精神维度的认同困惑,对长久以来稳定的文化模式变化的不安,对主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制度的冲击所产生的群体紧张。

三、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路径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其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方式的“我文化”及“他文化”的双重鉴定。历史上,少数民族因为文化结构的封闭性、滞后性制约其发展,于是适时的文化重构成为需求。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种现代性因素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成为民族认同的前提。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发展民族经济,激发民族自豪感,才能让民族认同成为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以文化重构促进经济发展,支持民族认同

自觉与自在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被抽象出来的,而是发生在特大的经济环境之中,因此也适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结构限于其经济发展程度,其功能单一与老化,传统的文化模式无法真正让民族成员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6]经济发展对文化重构最大的贡献是让其文化结构具有了更多的新方向和意义导向,更多从发展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现状为出发点。生活在云南元阳的哈尼人,以稻作文化为物质基础,世代努力才创造出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大田小田相间,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仅仅从耕作与收获的原功能来说,稻作文化之于元阳梯田不外乎是哈尼族居民基本解决温饱。但经过文化重构的元阳梯田文化从旅游文化、农耕文化、农业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推介,让“梯田”成为元阳哈尼族民族识别的载体,通过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当地哈尼族居民经济条件不断改善,文化内核不再是不可触摸,集体认同变得有血有肉。总之,以安身立命为前提,文化重构所产生的技术和经济推动力的普遍性让民族认同变得更具说服力。

(二)以文化重构激发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认同

文化重构之后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对文化原始性的标本式的保存和传承,而是在文化互动过程之中,结构发生解构与重构,文化的内容和意义有了新的诠释。少数民族文化记载社会事实,同样也是民族的历史,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荣的情感过程称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卑感而相对存在。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心理,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将本民族的文化接受范围不再局限于本民族精英与传统,而用更加普世的方法让所有民族成员便于接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让一些集体性记忆不断再现[7],不断增强了本民族文化的亲近性。

(三)以文化重构增加理论支持,引导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过程常常遇到根基性与工具性的冲突,那些植根于少数民族原生生活之中的文化与现代性的工具之间的博弈体现在主流外部文化与族群传统的冲突。以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及多个交叉学科理论为我国少数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民族认同的社会支持来自民族本身,也来自外部社会的经济、政治、理论等。民族理论的适用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典民族理论到中国特色的本土民族理论,我国民族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如今56个民族和谐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最新表达,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制度确立、少数民族生存状况、语言、音乐、体育、艺术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很高的理论与实践指导。[8]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存,不免有许多不一致的观点存在,小可影响小群体行为,大则破坏团结,解决的办法是利用理论指导,明辨是非,而不是粗涉与阻断,理论引导是解决民族偏见、民族歧视、民族刻板印象,指导民族工作的不二选择,理论指导从文化、心理层面使得民族认同成为民族成员的内在需求。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与反思性,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连续动态过程;不是单枪匹马能完成,是众多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意识的启蒙,通过启蒙使民族成员正确理解当下的位置,不再盲目抱守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不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可结合时代精神,运用现代性的表达来振奋民族精神,让本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诉求机制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是民族认同的载体,通过新文化形式对本民族文化的论证使民族成员产生认同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共生问题,其核心在于以公民认同为前提的各民族认同体系在中华民族语境下承认和支持各少数民族的自我民族认同。我国各民族认同是将超民族主义的“单一场域”和民族主义的“多场域”有机结合,以文化重构为基础的互补、共进的认同模式。

作者:孙丽莉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参考文献:

[5]王明珂.过去、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的族群经验[A].中研院近代所.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C],1994,249-275.

[6]戴晓东.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J].欧洲研究,2006,(3):18-35.

第5篇: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两少一宽刑事政策依法从宽

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提出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保留着他们各自的传统和特点。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相对于汉族地区来说,仍然是比较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落后,有的少数民族尚以刀耕火种方法进行生产,许多地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比较贫困。另外,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具有各自鲜明特点的风俗习惯和,这些都有着深厚的基础。虽然大多是与法律不冲突,但也确有一些直接与法制原则相违背。新中国成立以前,除原始社会制度下的习惯法以外,其他剥削阶级的类型的法制均为不同统治阶级的最严厉的统治工具,推行民族压迫的政策,推行民族歧视,制造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仇恨,强制同化,残暴镇压,毫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可言。广大民族群众处于反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受旧法制的桎梏,过着非人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少数民族的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从整体上看,由于历史的原因,同汉族和汉族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着许多特殊问题,代表着一些方面的差别。社会主义法制逐步代替了旧法制。但是,不能否认原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仍然有一些影响存在,宗教和习惯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由于历史的影响,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道德观念与社会一般的道德观念存在一些差别,有的道德观念甚至颠倒。在这种情况下,对少数民族强求在法律上的一律是行不通的。①

我国在民族地区的法制工作,历来坚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并同时兼顾民族和民族地区特点的原则,即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在任何地方都应得到一体遵行,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充分承认民族和民族地区存在特殊性问题的客观现实,有限度地采取灵活的变通做法,以使法律结合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点更有效地得以贯彻执行。于是国家在这一前提下就提出了“两少一宽”的政策,它是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变通或补充的刑法规范的指导思想和刑事司法工作的行动指南。这一政策的依据就在于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实行区别对待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罪行轻重的刑法理论。②其基本精神是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根据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在整体上的特殊性,比照对汉族犯罪分子类似行为的一般处理上,要从宽掌握,在认定和处罚上,变通执行法律。“在内容上有三点:一是要根据少数民族特点,区分罪与非罪,在定罪上从宽掌握;对一般犯罪在量刑上从宽处理;对特别严重的犯罪在判处死刑上严格掌握,少判处死刑。”③

二、“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意义和出现的问题

“两少一宽”的刑事政策对我国少数民族地方的司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从各地的司法实践来看,较常见的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案件类型主要是:杀人、伤害、、奸淫、非法拘禁、非法搜查、盗伐滥伐、盗窃、抢劫、抢夺、毁坏财产、制售枪支弹药、偷越国边境等。对这类案件的处理,依照“两少、从宽”的政策,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一般的原则是:危害不大严重的,可以不定罪处罚;危害较重需要处罚的,一般从轻量刑;危害特别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根据少数民族特殊情况,慎重掌握。④如果将其归类,其具体的案件类型可分为:第一,与性有关的案件:如某些少数民族的抢婚习俗,一些民族地区新娘新婚夜的表面反抗,许多少数民族普遍存在早婚早恋的习惯而导致同十三、四岁女孩在恋爱中发生越轨行为,有的民族地区的重婚纳妾行为等等。第二,涉及生命和健康的案件。由于历史原因而产生民族间的械斗,教派的争斗而导致的伤亡,由于迷信意识而导致的伤害(如打死“放蛊”的无辜者),少数民族嗜酒而导致的酒后伤害案等等。第三,涉及人身自由的案件。主要表现为非法拘禁、非法搜查等。这是由于受宗法观念影响所致,沿用旧的习惯法,用其族规族约解决。第四,同少数民族粗放经营和生活特点相关的案件。“刀耕火种”导致放火罪、滥伐林木罪,携带刀枪的习惯,私自买卖金银等等。

在刑法与少数民族习俗的协调方面,出现不依法的情况是频繁的。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采用的方法就是变通司法和直接以政策为依据办案。“所谓变通司法,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司法机关在贯彻执行刑法的过程中,依据当地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作出适当的变通处理,如对于一些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一般不采用法律措施进行处理,对于一些应当给予刑罚处罚的行为,一般从宽处理。……所谓以政策为依据办案,是指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依据1984年党中央提出的对犯罪的少数民族公民,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的刑事政策,认为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分子的处理,同罪行和认罪态度最相类似的汉族犯罪分子的处理相比较,一般要适当从宽,并要坚持少捕少杀。”⑤这些做法有些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在刑法规定的定罪量刑幅度内进行的,可以说是依法而进行从宽。但有些做法则实质上是在刑法所确立的严格罪刑标准之外,由司法人员另外树立了一套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准,其出发点虽是好的,但问题就在于:以法定授权考量,这并非是行使民族自治权的体现,而是滥用权力;以刑法理论考量,它违反了罪刑法定这一刑法的基本原则,导致本应由立法机关行使的确立罪刑标准的权力转到司法官员个人手中,是司法权对立法权领域的不适当侵入;以实际效果考量,不依法缺乏统一的尺度,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官员素质参差不一的现实情况下,难免会出现量刑畸重畸轻的现象。

三、如何坚持“两少一宽”政策下的依法从宽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两少一宽”刑事政策下,针对以上的问题应该如何坚持依法从宽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充分运用法律的授权,增加刑法变通规定

在少数民族地区,应当利用宪法和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机关的变通刑事立法的权力,将民族刑事政策和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予以法律化、制度化,作为办理少数民族公民犯罪案件的刑事法律依据。刑法第90条:“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民族自治地方指在我国领域内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民族自治县、自治州或者自治区。“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是指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群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风俗习惯、传统的特殊性。《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五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立法法》第66条第二款,“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这些规定是国家对于少数民族进行刑事方面变通规定的授权。

关于刑法变通规定的性质问题,“刑法学者有委托刑法、授权刑法、补充刑法、变通刑法、自治刑法、民族刑法、区域刑法等提法。我们认为,把民族自治地方对刑法的变通、补充规定,成为‘民族自治地方特别刑法’较为妥当。”⑥笔者认同将变通规定视为“民族自治地方特别刑法”的说法。关于变通立法的原则,有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大体应该尊重如下三项原则:刑法法制统一原则、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原则、确实必要原则。不少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部门在多年的民族刑事司法工作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已经具备将多年的刑事司法经验及“两少一宽”的民族刑事政策纳入变通立法的条件,所以加强民族刑事政策变通立法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对于变通立法具体的几个建议如下:第一、扩大亲告罪的适用范围。扩大“亲告罪”的适用范围对于协调少数民族习惯与刑法的冲突问题有极大的价值。“亲告罪”的立法价值从社会层面上看首先体现在它符合少数民族熟人社会的特点;同时其价值还在于可以减少轻微刑事案件的审理数目,缓解司法资源相对有限与犯罪数量增加之间的反差与矛盾。从法律层面上看,首先,它可以减少规避刑事法律的现象从而维护法制的权威;其次,可以缩小刑罚使用面,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⑦“亲告罪”的扩大设置,就是赋予少数民族自主选择、决定的权力与自由。第二、年龄可以考虑变通。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的早婚早恋易导致“奸淫”的情况发生,而这种早婚早恋一方面是民族习惯的问题,一方面有生物学上的早熟问题。十四周岁是以汉族人为标准而制定的,在少数民族地区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更。第三、酗酒习俗问题。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是有酗酒习惯的。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点在少数民族地区似乎可以做适当变通,改成可以减轻刑事责任。

(二)在依法框架下的灵活从宽

针对少数民族特点的刑事案件,首先在量刑上,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灵活地从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此条做出从宽处理。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在针对少数民族特点的案件,法官在能判缓刑的情况下可以多适用缓刑。其次在认识错误的问题上,法官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根据当事人不知法而排除其犯罪故意,从而使当事人免罪。“如果行为人由于某种原因确实不知该法律,不知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也就不可能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而不具备故意的认识因素,不成立故意。”⑧比如在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确实是不知法,也没办法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直接依法排除其违法的故意。

在这里,有一个要重点讨论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危害性”能否在处理少数民族特点的案件中适用。因为在多数案件中,要依法从宽的话,如果没有刑法第13条的运用将难以实现既依法又从宽。刑法第13条规定了“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规定了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例外情况。这是对犯罪概念的重要补充。它是从不认为是犯罪的例外情况说明什么是犯罪,进一步划清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即行为人的危害行为虽属于刑法规定禁止的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其社会危害尚未达到应当受刑罚处罚的程度,法律不认为是犯罪。”⑨

针对“社会危害性”问题,高铭暄教授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时间、地点、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原来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可能变成没有社会危害性,原来没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可能变成有社会危害性。”⑩马克昌教授认为,“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及程度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有些行为因民族发展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改变其作用和影响的性质或程度。有些行为在汉族一般群众看来是犯罪甚至应当严厉处罚,但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则为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所允许而认为无社会危害性,或者危害性较小。这些差别不但影响到刑事责任的轻重,甚至影响刑事责任的有无。主客观相统一是我国刑法中的定罪原则。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可能在客观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危害不大,即使在客观上具有危害性,而当地民族的行为人由于其民族心理素质的影响,在主观上则不具有危害社会的心理态度或者主观恶性不大,这也影响刑事责任的有无或轻重。”可见,学界的通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是可以进入司法领域,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案件处理中,运用社会危害性是有其重要作用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把握上,应当适应各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作一种较汉族地区更为宽容的解释,使得少数民族犯罪更为广泛地依赖出罪途径实现除罪化。

笔者认为,社会危害性进入少数民族特点的刑事案件是一种当前实然的妥协。“立法上的犯罪概念,是指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由刑法规定为犯罪、适用刑罚予以处罚的行为。司法上的犯罪概念,是指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条件、应当适用刑罚予以处罚的行为。”将犯罪概念分为立法和司法概念,并且阻止社会危害性进入司法活动中,是一种应然的良好状态。但在少数民族犯罪问题上,一则几乎没有少数民族犯罪学理论的支撑,而且我国的刑法是“汉族刑法”,在立法中基本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定情况,使得犯罪概念上难免要承受“立法概念”之重。就目前来看,立法机关没有专门就少数民族的行为应不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进行过讨论,所以这就使得司法机关承受着本该由立法机关解决的问题。“中国刑法中的双重结构犯罪概念的理论特色,从客观原因上说,是在中国刑事立法的工作特别艰巨,以及中国的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的研究与发展尚不能对刑事立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的背景下形成的。”而目前在少数民族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上,面临的困局和早期刑法学界的困局是类似的,所以“社会危害性”这个概念在此特定问题上还是有其必要性也是有它的价值所在。这个概念可以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刑法理论得以建立和发展,为少数民族的刑事立法规定一个总纲。

注释:

1.3.4.肖扬.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259页,第264页,第265页.

2.11.马克昌.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425页.

⑤梁华仁,石玉春.论刑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变通.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上).赵秉志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⑥宣炳昭,江献军.民族自治地方的刑法变通补充问题初探.赵秉志主编.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⑦齐文远.“亲告罪”的立法价值初探.法学研究.1997(6).

⑧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

⑨胡康生,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第6篇: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不论是在理论的宣传上,还是在实践革命中,都更重视关于文化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问题。但是在抗战前后,中共党人逐渐形成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三十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讨论的推动1935年1月10日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为主体,建设现代国家,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宣言发表后引发了学术界持续一年多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争论,西化派的文化选择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了时展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已落后于时代性。中国本位文化派则强调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接受西方文化,其立足点是民族性。三十年代中期这场关于文化选择的论争是激烈和复杂的,这场在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的论战中,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似乎同时被凸显出来。

由于当时与共产党的关系,中共党人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发生在国统区的文化论争,但这场讨论却给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借鉴和启发,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讨论中学者们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认为“文化之有民族性,亦犹文化之有阶级性,两者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近代中国屈辱落后的社会面前,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不久之后,北平左翼文化界就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联系起来。显然,后来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中逐渐形成的“民族性”特征,这场讨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可以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第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影响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更是把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此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强烈冲击下,已经投身于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民族危机意识强烈冲击下的新启蒙运动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民族性”特征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形势的变化逐渐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也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斗争矛头指向日本。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而反映在中共文化政策上,就是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优秀传统,强调对于一切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和发扬,体现了发扬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民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便激励全国人民更高的爱国热情。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民族性自然就成为了文化领域的重要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中共重视利用传统文化宣传民族统一战线,在外敌人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宣传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对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唤起全中华民族的救亡意识,激发爱国热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实现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的现实意义

新民主主义文化,曾经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起了推动作用。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对于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文化自身具有一种民族凝集力和自我继承的力量,而民族凝聚力作为是沟通民族全体成员的心灵的精神纽带,必然以传统文化精神为思想源泉。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弘扬民族的历史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建构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资源,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伦理精神和价值观念,尊重传统、继承传统,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赋予其新的内涵,从而成为当代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创造新的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时代要求,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既能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风格和内涵,又能积极借鉴汲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保留和弘扬优秀传统,勇于创新,以适应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需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价值趋向多元化的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挑战,增强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和自强意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凸显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第二,民族性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是开放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应该从文化的世界性中得到提升,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关于文化民族性的思想强调文化的世界共性,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中国文化本位。这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世界性,坚持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则,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7篇: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

1.关于新文化运动与现代设计学

关于设计学科(建筑、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的现代化问题,建筑学方面的讨论已经有不少了。但在景观、或者说风景园林方面的,还远远没有引起重视。也难怪,生在今日的中国,做一名景观设计师是幸运又痛苦的: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有以往几代人都没有的实践机会;痛苦的是,这个时代的变化是如此的剧烈,在混乱的学科定位面前,在如过江之鲫的流派、风格、理论面前,我们又很难把握。思考的高度、时间和深度都局限着理论的总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笔者深信,立足本土,扩大视野,站在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高度进行反思,有助于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潮流,早日实现设计学科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五四”开始,八十五年过去了,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20世纪一切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自五四始”(张静如,1999)。“五四”精神,关于新的文化、新的语言、关于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永远值得追怀。正如有学者指出:“'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青的人自愿为它而推动。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不完的事业”(周策纵,1999)。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现代化的目标只在白话文里得到最完全的体现,我们的小说,我们的散文,我们的诗歌是最早实现了现代化的模范。

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运动,它起初试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公平。广义上讲,是一场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革命,倡导全方位现代化(周策纵,1999)。既然如此,我们当然期望它也推动了设计学科的现代化。八十多年前的1910-20年代,中国的设计学还在痛苦的草创之中,在现代建筑被动输入的情况下,一切还处于一片蒙昧。只是在“五四”这“铁屋中的呐喊”过后,中国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们才浮出海面,不能说他们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但时间的阴差阳错、建筑文化的特殊性使他们选择了多种不同的道路,一些人探索继承传统建筑,一些人探索中国的现代建筑,还有一些人则开创性地整理和保护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详参邹德侬,2003,1-40)。无疑这些工作都是当时迫切需要进行的,正是先辈们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形成今天设计学科的成就和发展。回顾历史,先辈们的伟岸身影仿佛在召唤我们去完成他们未竞的事业。

八十五年过去了,从新文化运动的宏伟目标来看,就我们所关心的设计学科成就巨大,但是,也应该有更多的期待。特别是中国的园林,几乎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成为封建士大夫文化和精神的最后避难所(在此申明,决不是要砸烂这些园林,珍惜和保护文化遗产本身是现代设计学的重要精神)。我坚信,真正的实现全面文艺复兴机会是在当代中国,而在设计学中尤其如此。我们有理由继续高唱新文化运动之歌,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边缘时代。

2.认识危机是复兴的起始,当代中国面临两大危机: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

传统上,我们这个行业是不喜欢有人谈时代背景、谈理论的。我们习惯的是一上来就画,就展示一点徒手能力,“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好的图画”,但面对中国这样一张饱经沧桑的纸张,我们仅仅有一点工程师的知识、有一点美术功底恐怕是不够的。如果说五十年代陈占祥先生提出不要让建筑师变成描图机器(陈占祥,1957,参杨永生,2003,147-148),是呼吁回到设计学科本身的话,在设计人员的自由度大大增加的今天,恐怕更需要一种大的、不局限于设计学科本身的视野。

那么,对于设计学科来说,这样的大视野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首要的认识是中国是正处在一个边缘上的大国,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边缘,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边缘。正是一个蓬勃发展而又有危机的时代。“危机”二字在中文中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同在。没有危机意识就不可能有复兴。处在这样的时代、处在这样的中国、在这样的剧烈变化的边缘中,如果不是愚昧无知的话,看不见前景和机会无疑是悲观主义的,而装着看不见危险则显然是不道德的。

基于“危机”与复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上曾经有两大文艺复兴,一个是在欧洲的本来意义上的文艺复兴(1350-1600),来源于包括黑死病在内的危机和恐惧,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的蒙昧,开始走向科学与人性时代,最终成为工业革命和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第二大文艺复兴是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来自与法西斯独裁的战争、冷战和核武器的恐惧和危机,从而有了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将人的创造力与创业精神体现到了极致,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见Winslow,1995)。就“五四”和与之几成同义词的新文化运动而言,当年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意识是根本的基础。可以说文化的落后、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积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机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的驱使下,陈独秀才追求脱离羁绊的“解放”,李大钊才要求冲破历史的网罗,创造青春之中华。鲁迅才弃医从文,胡适才倡导《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到1918年由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创办的《新潮》(the Renaissance),中国的文艺复兴,或者说新文化运动,便在知识界浓重的危机意识下拉开了序幕。

与当年相比,当代中国也面临两大危机,认识这两大危机足已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设计学中尤其如此:

2.1 第一大危机,中国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所谓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identity)即是梁启超所谓的中国民族与文化“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和特性(1995)。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identity被视同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从政治学上讲,它是形成国家、建立国家和现代化、民主政治过程的政治资源,现在国家的核心情感和象征。(见张汝伦,2001)。作为现象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Identity在文化景观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含义是一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地理特性,是对场所精神的适应,即认定自己属于某一地方,这个地方由自然的和文化的一切现象所构成,是一个环境的总体。通过认同该地方,人类拥有其外部世界,感到自己与更大的世界相联系,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Seamon,1980;Relph,1976; Norberg-Schulg,1979,1984,俞孔坚,2002)。如果说景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和符号的话(Cosgrove,1984),那么,我们有理由说景观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证。

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在当今中国尤其令人担忧。在200年以前或者150年前我们可以说中国有一种明确的民族身份,或者说不存在文化认同问题。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年了,大家都认同这个民族,黄种人,黄皮肤,认同于我们的祖先黄帝;地理空间上,我们认同于“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的整体环境;无论夷夏,我们认同于华夏文化,这个民族的身份鲜明地表现在封建帝王的大一统下,我们认同于乾隆大帝,认同于康熙大帝,认同于唐太宗,甚至认同于秦始皇;我们的身份证便是帝王们的紫禁城甚至于他们挥霍民脂民膏建设的离宫别苑、士大夫们的山水园林、无数同胞血汗构筑的长城, 无数劳役开凿的大运河。古典的、封建的帝王的中国,这种民族身份是很鲜明的,所以世界的其他民族会把中国人称作唐人或者宋人,或者叫汉人,正因为认同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特征,独特的建筑和独特的文化。翻开到2003年为止的世界遗产目录,被认为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有29项,除了其中的4项为自然遗产和为数可怜的反映人民生活历史的文化景观外,绝大多数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们的宫苑和死后的坟墓、及其为维护其统治的宗教庙宇建筑。我们当然要万分珍惜历史遗产,保护和善待它们是文明程度的标志。但作为现代中国人,难道还要继续这种古典的认同吗,或者别的?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呢?用什么来作为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证?

综观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发生有其历史性,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开始就有了的,文化认同的危机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因。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洋务派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有了“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反思;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事实反差,使得“五四”先贤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使得他们从“器”与“技”的局部思考转而向海外寻求民族解放和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成了五四的标志性口号,以至于一些学者对于“五四”彻底颠覆传统文化长期以来耿耿于怀。但即便如此,“五四”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高高飘扬的旗帜。

时展到今天,在封闭多年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落差再一次凸现在我们面前,加之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化认同的危机,包括对新的由“五四”和建国以来形成的对文化传统的认同危机,在知识界再次发生。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新国学热”,“后现代热”,“新市民文化热”,以及各种知识分子话题的讨论,多少都表现了寻找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的焦灼心理(陈思和,1996)。

与此同时,作为民族身份证的中国建筑文化在今天正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包括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下地域文化的失落、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等等(吴良镛,2003)。这种建筑文化危机正是又一次文化认同危机的结果,城市景观建设中的贪大求洋、欧陆风的兴起无不是这种危机的表现。

如果说殖民建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式的公园,以及对传统中国建筑的模仿,是“五四”时代第一次文化认同危机在设计学领域的体现的话,“城市化妆运动”正是当代第二次文化认同危机为城市景观建设带来的恶果(俞孔坚,2003)。作为当代中国设计师,我们应该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城市化妆运动”背后的落后思想遮挡设计学的现代化,特别是景观设计领域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是每一个设计师所应该回答的问题。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非常宏伟巨大,它跟圆明园是同时代的,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国的紫禁城,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经典,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当年希克斯图氏五世(Sixtus V)和相继的多位罗马教皇,通过向信徒们卖“赎罪卷”,营造了一个圣比德广场,而我们的教科书却把它当作宝典,顶礼膜拜。从古希腊,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如同一个不散的幽灵,最终来到了中国的城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主动或被动的认同。几乎每一个城市至少有一个大广场,几乎所有这些广场的模范就是凡尔赛宫前的广场和模纹花坛,或是罗马圣比德广场,或者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广场:我们在认同古典欧洲的君主和教皇、或者认同于古典中国的帝王和士大夫。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认同于所谓“最现代”的建筑和景观,杰出的例证是国家大剧院,它是法国建筑师在中国首都的杰作,它将迫使未来的中国人去认同。另一个例证是中国央视大楼,在传媒时代央视大楼相当于一个民族最权威的象征,一张不可误认的民族身份证,这是中国人正在准备要认同的。我本人不试图从建筑学本身的角度来评论它们,它们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是这种建筑的背后,作为接受了这种建筑的人们,实际上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理性、科学与民主、功能服从形式:而是在用十倍、甚至更昂贵的花费,在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展示建筑。正是在当代的中国,那些“帝国”建筑师们实现了他们的“帝国”梦想。我似乎重新听到了100年前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建筑师Daniel 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见Pregill and Volkman, 1993,p540);我也回想起英帝国主义建筑师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在他们的的新德里的宏伟设计被采用时的兴高采烈和手舞足蹈,高呼:帝国主义万岁,专制万岁(见Hall, 1997,p186)。所幸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大大加速了中国真正走向一个理性、科学、民主和平民化时代的进程,“帝国”建筑的短命是可以预见的。作为当代中国设计师,我们更应当深刻领会中央的改革与创新精神,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帝国”建筑,遮挡民主和科学道路的前景。转贴于

边缘上的中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面临身份的危机:是古典的西方帝国?封建的中国古典?还是帝国的现代西方?

2.2 第二大危机,中国人地关系的危机

回忆新文化运动当年的危机,当时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还没有生态危机,人地关系危机还没有今天严重,广大的乡村还被西方人士描写成“诗情画意般的”(Boerschmann, 1906)。而我们这个时代又多了一层危机,就是人地关系的危机。

去年中国人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想,神州5号遨游太空,这是了不起的,值得全体炎黄子孙的欢呼。中国人得以亲眼看到中国大地的全貌。我则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那是一幅何等辽阔而又如此枯黄的土地!与她的邻国相比,她的绿色是何等希缺。我似乎看到年迈多病的母亲在向贪婪的儿女们济尽最后的乳汁。而如果我们将这影像在某一点放大,就可以看到湖南山中的一座吊脚楼前,三五位老乡正用被几代人使用过的锄头,将一株百龄老樟树,从祖先的坟旁连根挖起,砍掉茂密的枝叶,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大树收购商手里接过60元人民币,眼巴巴地望着拖拉机将那断了枝叶的祖先手植树拉往城里……当她们再次出现在城市景观大道旁边或高档别墅区里时,已是生价万计,而留给土地的不仅仅是那个黄土坑,还有那黄色的溪流;失去的也不仅仅是茂密的枝叶,还有包括那棵树上的昆虫和地下的蚯蚓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以及那庇护家园的“风水。”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美化和绿化,在搞所谓的房地产建设和城市建设。而整个过程中,设计师多半是个帮凶。

关于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许多学者都有论述(如吴良镛,2002; 胡序威,2000; 周一星、曹广忠,1999等)。据研究,在未来近十多年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6%达到65%(吴良镛,2002; 胡序威,2000; 周一星、曹广忠,1999)。同时,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也已经开始,并日益严重(周一星,孟延春,2000)。以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为例,可以发现城市无节制的蔓延是多么的快速,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的剧烈和让人生畏。我们在远离土地。再看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示了未来中国居民的身份和处境。再看那被填去、污染的、和被硬化的河流……中国人地关系面临空前的危机。

人地关系包括人对土地的依赖性和人所具有的主动地位。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人类作用的加强,存在着过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片面地按照人类需求来改造环境,有时会违背自然规律,酿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苦果(郑度,1994)。当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主要表现为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这一矛盾。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没有善待土地,在无知与无畏的态度下,虐待、糟蹋有限的土地(俞孔坚等,2000,2003)。

高速城市化扩张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区的扩大,包括新的城市地域、城市景观的涌现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原来的农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种多样的土地镶嵌体都变成了单一的城市建成区。大地景观正在发生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化,其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

3.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

在一个实现了民族独立,开始走向国家强盛的时代,面对严峻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这两大危机,继续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五四”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和反帝反封建,完成八十五年前没有完全实现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对设计学可的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巨大的成果。回顾和对照一下当年对文言文的批判,再来认识我们现在城市景观建设领域的某些思想意识,就会发现历史是何其惊人的相似。

在当时,由于历史造成的分离,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早已脱离普通民众,脱离日常生活,仅仅作为一种上层身份的标识存在于正式的通电、文告之中。因此,白话文倡导者们提出要打倒和废除这些“死文字”,因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胡适,1981)。而在旧派人士,却一定要维护文言文这“天下至美”的文字,维护士大夫与“引车卖浆之徒”相区别的一种身份。所以,鲁迅曾讲,“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鲁迅,1982)。”胡适当年尖锐地批判到:“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正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1981,《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以他宣告:“死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要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也许他是偏激了,但他关于白话文的奋力呼唤难道不值得当代中国设计学的聆听吗?

作为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近80多年了,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园林,除了将“拆”旧建新外,却似乎并没有受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洗礼。相反,暴发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观成为当今城市化妆运动的主角(见俞孔坚等2000,2003)。一向被奉为国粹的封建士大夫园林却成为中国五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最终庇护所,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相杂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是作者对中国目前城市景观、城市的建筑、特别是城市的园林和建设的一种危机感。

为什么中国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会落后呢?简单的讲有以下几大原因:

第一个方面,五四之后,从思想文化本身来讲,新文化运动没能继续走向深层,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于社会深处;

第二个方面,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阴差阳错,很多杰出的设计师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开展现代景观设计研究和实践,而层出不穷的政治动荡,和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都使中国设计界在国际现代设计思潮最活跃的时代,失去了参和交流的机会。

第三个方面,改革开放后,在已经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文化认同上的混乱导致了两种反差极大的设计思潮,一方面是崇洋运动,误解现代设计的精神,而把西方设计的形式当作现代;另一方面是国粹运动,所谓夺回古城风貌运动,这两者实际上都是现代化的敌人。而所有这些方面,最根本的是体现在景观设计教育上的落后,其中包括全民设计美育上的空白。

必须强调的是,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和白话城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的形式,而是理性与科学、民主和平民化的精神。陈志华先生说得好:“我们中国,不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有大量看上去很'现代'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用民主性和科学性去衡量,它们未必有很高的现代性。这就是说,它们仿了西方现代建筑的外形,却并没有获得现代建筑的本质(1999)。”我们城市街上看到很多的现代建筑,甚至我们看到央视大楼也是极其现代的,我们看到的大剧院也是现代形式的,但是它不是现代建筑的本质,它没有现代建筑内容,它只是形式。哪怕是最现代的形式,如同旧传统和古典的形式一样,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和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和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愈来愈远。因为,它们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识和暴发户意识以及古典中国封建士大夫意识的幽灵附体。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观现代观的体现。特别是园林,我们还在摇头晃脑陶醉于我们的国粹园林,当然我决不是置疑它们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如果还是用它的原则,用它的理念来造现代中国广大城市居民日常需要的城市景观,重新拾起士大夫的精神,那显然是大错特错。转贴于

经过20多年,或者说在改革开放后经过了整整一代人的经验和教训积累,而更重要的是,现代精神日益在中国社会中被领悟,我们终于有了实践和实现现代设计的土壤。所以说,我们有条件来继续新文化运动没能完成的使命,将新文化运动进行到设计领域,呼唤景观设计的白话运动,来建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的、日常的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这个“白话文”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俞孔坚 2001)。它是对中国面临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两大危机的应对:

(1)所谓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当代中华民族自己的身份,“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以界他时而自立于当代。它的对立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古典中国、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西方现代。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是白话和平常景观的敌人。

(2)所谓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善待和适应土地和土地上的自然及人文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经济或其他意义上的土地。重新认识土地是美的、土地是人类的栖居地、土地是需要科学地解读和规划设计的生命系统、土地是充满意味的符号、土地是人人所以之为归属和寄托的“神”—土地之神。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

早在四十多年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个学生就发出了《我们要现代建筑》(蒋维泓,金志强,1956)的呼吁,可惜时代的错误却让他们怀壁其罪。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还他们以公正。“能够表达我们时代的建筑”曾是他们的出发点,景观何尝又不是如此呢?能够表达我们时代的景观,提倡城市景观的“白话文”,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让城市平民化、地方化,生态化,正是科学与理性,自由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体现。这是一种现代设计学必须抱有的新的社会和土地的伦理。正是平民的、日常的、适宜技术的景观,正是尊重和适应土地及土地上过程的设计,构成城市景观的“白话文”。设计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无疑是中国现代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艰巨而令人激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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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

论文摘要:乌热尔图文学创作的生态思想丰富而成熟,他认识到“文化危机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本文着重对乌热尔图生态思想的文化批判部分做了解读,发现在许多小说和理论文章中他多次对“人类中心主义”、“虚假的文化保护主义”等导致生态危机的错误意识加以批判,倡导“以 自然 为母亲”,“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现,他坚持民族的“自我阐释和“声音的不可替代,追求文化的多元性,进而推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 科学 研究和 发展 模式的变革,以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文化批判是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美国的科学史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的著作使我们认识到生态问题远远不止是科学问题和 经济 问题,生态危机是文化危机、人文危机,甚至是人性危机,更准确地说生态危机是人类主宰地位的危机。杰出的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乌热尔图一直执着于探寻鄂温克族的深层文化意蕴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他对那些随意践踏自然的身体和尊严的“人类中心主义”大加批判;同时,他面对古老民族文化的逐渐消散痛心疾首,他要喊出弱小民族不可替代的声音。他认为多元化的民族文化依赖于多样化的生存空间,文化多元是维系生态平衡的保障。文化批判—正是乌热尔图的作品生态思想最为’可贵最为成熟的部分,本文将就这部分生态思想作初步的整理和阐释。

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第一个对人类中心主义发起直接批判的是生态思潮的始作俑者、杰出的生态思想家和生态文学家卡森。卡森认为,人类竭泽而渔地对待自然,其最主要的根源是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乌热尔图发表了《大自然一任人宰割的猎物—麦尔维尔的1851》,《有关大水的话题》、《猎者的迷惘》、《依偎在大自然怀抱的新人》、《阅读<白鲸>札记》和《生态人的梦想》等一系列有深刻见解的理论批评文章,生态思想越来越成熟,以至形成了他自己的生态理念。在这些作品中,乌热尔图提出人类是生物社会的一部分,对 现代

因此,述说的渴望一直潜藏在每个民族的群体意识当中,自我阐释才能保持民族独特的个性,才能呈现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文化多元性的消失,同一文化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多元生态系统的消失,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未来 发展 多种可能性的消失,人类前景的渺茫”。口,因此,乌热尔图认为在文化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倾听边缘化和异质的声音,注意保护多元文化所生长的土壤,保持文化多元性,建立复合型文化,才能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这正是乌热尔图对文化多元性的生态诉求。

三、对“虚假生态保护主义”的批判

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就是维护人与 自然 的和谐共存。在当今生态危机已经到来的时代,保护生态多样性更具紧迫性和现实意义。近年来,一些世界组织在全世界开展了评选“自然文化遗产”的工作,就对保护生态的多样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当今的自然保护运动和文化保护中,隐藏着严重的虚假与虚伪,或曰“虚假生态保护主义”。

在乌热尔图的小说《熊洞》中,一个林场主任以意味深长的语气说:“地球就像一个睡着了的巨人,你看,河水像不像他的血,林子应该说是他的肺,现在,他的肺要完了”,“用不了多久、地球上会有一百万物种消失”。就是这样一个有生态意识的林场主任,对熊洞感上了兴趣,他竟然想猎熊,带着难于启齿的心事,他迫不及待地探进冬眠的熊的洞里,结果被吓得双目失神,演出了一场虚伪的生态保护主义者的闹剧。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生态保护主义者”却在利益面前露出了虚伪的真面目。作者通过小说人物形象讽刺了那些虚伪的生态保护主义者,没有真正认识到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对于人类生存繁衍的重大意义。

第9篇: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忧患意识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

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中便有“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之说;孔子也提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孟子则提醒人们“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先哲的这些警世名言,是从当时社会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包含着社会政治中“安危”、“存亡”、“治乱”、“生死”等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由于统治者常怀忧患之思和自警之心而造就“太平盛世”的现象不胜枚举,如唐太宗接纳魏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建议,励精图治,从而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当然,因为统治者不思进取而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譬如清朝晚期,统治者夜郎自大,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因循守旧,最终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及至近现代,中华民族又以其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和抗争,促使无数仁人志士艰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最终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赶走了帝国主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反复证明,增强忧患意识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达到政治清明、社会进步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的历史经验

承载着救国救民的庄严历史使命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依靠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自律机制,凭借其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逐步从一个成立时仅有50多名党员且处于秘密状态的党,发展成为目前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3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执政大党。是一个在忧患中诞生、奋斗并不断壮大的政党。

回顾中国共产党近86年的历史,强烈的忧患意识一直贯穿始终。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同志就特别强调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明确指出,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在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他又提醒全党同志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也再三要求全党同志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同志也多次提出,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繁重的改革和建设的任务,要向全党同志十分鲜明地强调,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务必居安思危。实践表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托,与长期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是分不开的。

增强忧患意识是针对新时期国内外形势所作的战略思考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骄人成就,但是,同志仍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复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20__年末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他就发出号召,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20__年初,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他又强调指出:“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面向未来,我们党任重道远,担子更重,责任更大。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和评估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同年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他再次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刚刚闭幕的“两会”上,他再次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

同志身处“盛世”而发出的上述“警言”,不仅源于对我国历史上爱国志士忧患传统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忧患意识的继承发展,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科学运用,更是基于对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冷静分析,基于对当今时代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正确把握。

从世情看: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多,我们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从国情看: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突出成就,但是,我国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更加繁重而艰巨;从党情看: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使我们党和广大党员干部所处的地位、环境以及所承担的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目前主要面临执政和改革开放两大考验以及由此带来的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同志用了两个“前所未有”来概括,即“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无论是抓机遇还是迎挑战,都需要一种包含崇高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强烈忧患意识。

增强忧患意识是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

“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期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种价值理念,忧患意识主要包含三重含义:其一,它体现的是一种居安思危的精神,要求执政者居于安全、

成功之时,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正如古人所语:“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其二,它以人民利益、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每个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从国家的大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升华为党员、干部自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三,它是一种科学的预见意识和积极的防范意识,要求自觉正视问题,在忧患中发现差距、唤起警觉,在忧患中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增强忧患意识,必须要把忧患意识落实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上。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才能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正是基于此,同志反复强调:“讲忧患意识,首先要忧党”;同志更是多次深刻论述了增强忧患意识与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关系:“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每个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把忧患意识作为自己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时刻牢记自己对党的事业应该具有的使命感,把忧患意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把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把应对困难的措施考虑得周全一些,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