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事业；本义新闻学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7-0138-03

一、引 言

白润生教授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指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具体来说，应该包括民族新闻，以少数民族语文传播的新闻，民族新闻机构及其业务活动，以中国少数民族语文传播的新闻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建设和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白教授的这一观点，笔者是基本同意的。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的实际，笔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事业所指范畴，还应将“新闻”的“传播活动”纳入研究视野。

新闻事业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前，新闻传播活动大量存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后，新闻传播活动更加活跃，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如此。如果少数民族新闻学不研究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活动，而仅针对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做讨论，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的，既不符合现实情况，也不符合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点。

二、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现状

（一）新闻事业的涵义

新闻事业是指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系统的新闻媒介有组织的采集、报道、评述和传播新闻以影响舆论、服务社会的经常活动。资料显示，到2006年9月为止，我国民族地区的各类报纸已达到 200 多种，共有 99种民族文字报纸和223种民族文字期刊，用10余种民族文字出版。

此外，我国现有出版民族文字图书的各类出版社32家，用20 多种民族文字出版图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广播电台每天用 21 种民族语言进行播音。

（二）新闻事业在少数名族新闻学中的地位

将新闻事业作为少数民族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毋庸置疑。实际上，现在学界所从事的理论研究也多是从大众媒介入手的。如张斌的《浅谈如何做好新时期民族新闻报道》，刘亮明的《认识和把握民族地区新闻报道的特点》，刘眷歌、 金林的《浅析主流媒体的少数民族新闻报道——以〈人民日报〉为例》，张通生、马哲的《关于改进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思考》；李勤的《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阿斯买?尼亚孜、金玉萍的《维吾尔民文党报传播效果研究》，李克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现状调查》等。马树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概略》，白润生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周德仓的《新闻传播史》，崔相哲的《中国朝鲜族报纸、广播、杂志史》，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电视发展史》等系列专著，使得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三）少数民族聚居区新闻事业的制约因素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逐步认识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新闻事业发展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类地区一般交通不便、地形复杂、经济落后，因为缺乏获取发行和广告利润的动力，大量商业性质的报刊不愿将发行点铺设至县级市；同时，在欠发达地区，一般而言，党媒往往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唯一类型的本地新闻媒体，其运作经费主要来源与地方财政收入和上级拨款，由于经济落后，地方财政收入少，本地党媒的内容制作和新闻传播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另外，少数民族聚居区因为交通不便，大多数农村居民平时的交际圈仅限于本群族内部，使用汉字和汉语普通话的能力较弱，使得该类地区的居民不愿购买信息产品或媒介终端[1]。

新闻事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和应用与当地实际情况有着密切关联，这种关联性往往超越了新闻事业的一般发展规律，显示出了强烈的特殊性。总体来说，对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学术界已初步形成研究范式，总结出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三、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现状

（一）新闻传播活动产生的历史来源

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前，有没有新闻传播活动？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理论新闻界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回答。

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2]，是人们之间相互进行的获取新情况、交流新信息的社会传播活动。 在人类还远远没有新闻意识的情况下，它就开始了。它与人类社会共生，与一般传播同步。

（二）新闻传播活动的涵义

新闻传播活动在“人们之间相互进行”，“这首先表示新闻传播并不只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传播媒介出现以后的新闻传播活动或仅仅是这些媒介所从事的活动。它包括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在不同层次、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获取新情况、新信息的一切活动[2]”。“新闻信息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在人类活动的早期，融于一般信息的传播之中，难以以一种绝对的标准予以判断[3]”。

以新闻概念的出现，或以新闻传播业的诞生作为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现象发生的标志，显然不符合人类新闻传播发生史的真实面目，在理论上也很难形成符合逻辑的解释[4]。宁树藩教授为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一书作序时认为“新闻学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故称之为广义新闻学。”

（三）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殊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阶段。由于进入社会化进程的历史起点不一样，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痕迹与惯性依然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产生有其特殊性，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兴起始于20世纪初叶，比古代汉族地区的报刊相比晚了近100年。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事业出现之始，往往与当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并不相符，大多是政府“输血”的结果，而并非商品经济的产物。

如在地区，姑且不论1907年联豫创办《白话报》的历史条件，就是在1956年创办《日报》也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水平。

同时，即便是今天，新闻传播事业也并没有完全覆盖少数民族地区。以为例，自治区是中国人口最少、密度最小的省区，人口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2.03人，只有全国平均数的1/60。大众传媒的传播力可想而知。在广大农牧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居住高度分散，自然环境恶劣，还有约15%左右的地方收看不到广播电视节目。在一些地方，《日报》被延迟为“周报”、“旬刊”、“月报”，而在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日报几成“年报”。

制约新闻事业发展的还有教育水平、电力、经济实力等因素。这正是新闻传播的真实性所在[5]。根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数据，1949～1999年的文盲率高达95%。近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的文盲率已经降低，但依然位居全国第一，高达32.5%。高文盲率必然导致低读报率，目前报纸的个人订户极少[6]。

在大众传媒无法到达，或者影响力非常有限的少数民族地区，苛求新闻事业的规律和普遍性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以大众传媒的视域解读“新闻”传播现象，也是不尽合理的。

这些地区并非不存在“新闻”的“传播活动”，而研究此类新闻传播活动正是少数民族理论新闻界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所指“新闻传播活动”正是非新闻事业所进行、没有“自觉”的“新闻”的“传播活动”。

四、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对于少数民族新闻学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类型大致可以分为采集渔猎型、畜牧经济型、农耕经济型。乡土社会依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熟人中，我们的话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乡土社会中，“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7]”今天，在我国一些民族聚居地，现代传媒还尚未直接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重要信息源。以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的高山彝族农民为例，他们能明白县政府、乡、村的概念，是因为他们在接收扶贫帮助中，一些物资就是由这些主体给予的。而对没有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民族”、“省委”、“州委”、“法院”等概念，他们就显得很茫然，其本民族原有语言既无此词汇，他们也从未目睹过此类事物。

现代化的新闻事业似乎和乡土社会天然横亘着格格不入。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而55个少数民族中仍然有26个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对于没有本民族文字、又不使用汉字的少数民族而言，显然存在着信息交流，一些信息中混杂着具有“新闻”特性的东西。以“新闻事业”视角来考察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撰文立论。 “学术界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忽视或轻视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倾向。一些学者轻描淡写，用‘新闻迹象’这一说法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必去考察它是如何‘从猿到人’的。似乎中国新闻事业即从近代开始，并且有着具体的起点：1850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诚然，新闻事业从本质上讲属于近代文明，但这不应是古代新闻传播活动失去学术价值的理由[8]”。“前者（新闻传播活动）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

可是，长期以来，对新闻的研究不被重视。历史上，当新闻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出现时，其内容实为广义新闻学，对新闻的研究，往往置于次要地位。[9]”

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目前，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总人数为63万，其聚集村有53.9%是贫困村；绝对贫困人口为19万；平均文盲率为42.3%。这样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显然很难适应现代化的新闻传播体系。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特殊性正在于，新闻传播渠道和手段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始姿态，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大众媒体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正经历着“从猿到人”的蜕变，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史的活化石。以的珞巴族为例，珞巴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解放前还过着于刀耕火种、刻木结绳的生活。1951年印度扩张主义者企图派兵侵占德根和梅楚卡地区，这个消息被博噶尔部落仰崩村的牙莫头人知道后，立即给德根头人送去一份信：一根扎有红羊毛的木棍，表示博噶尔人同德根人一道坚决抗击人侵者。德根人接信后，迅速做好了迎战准备，给了人侵者以沉重的打击。以这种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为蓝本，考察其仍活跃于生产、生活中的新闻传播活动，远比研究在政府“输血”和帮助下建立的新闻事业机构丰富和有趣得多。

实际上，其他方式的新闻传播活动并没有因大众传播的掀起、盛行而消亡，它们不仅和大众传媒同时存在，而且此消彼长，互为补充，以叠加的方式向前发展，使得人类的新闻传播不断呈现丰富与多样性的色彩。这也恰恰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魅力所在。

胡钰博士在《新闻传播导论》中将新闻传播分为三个形态：初级形态，从有人时代开始，持续到完整的语言文字体系的形成；中级形态，即人类在掌握语言文字后，意识到个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不但在物质形式上不能脱离，在意识形态上也不能脱离，因而出现了古代报刊；高级形态，以现代报刊诞生为标志，出现大众传媒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事业。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这三个形态中均有体现，甚至初级形态和中级形态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种比重也恰恰是该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真实反映。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正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同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也正经历着从初、中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变。而这正符合新闻规律的一般特征。

五、小 结

目前，学术界关于新闻的定义尚有争议，主要的观点包括报道说、事实说、信息说、手段说。除事实说外，其他三种新闻定义都将新闻与大众传媒紧密相连，也就是说，没有大众传媒就不存在“新闻”定义。这种新闻定义，在大众传媒盛行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机械地运用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显然就不甚妥当了。而复旦大学的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为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就提出了两种新闻学的概念，即把以新闻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称之为“本义新闻学”，实为报学的那种新闻学称之为“广义新闻学”。并大力倡导对“本义新闻学”的重视与研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学应是以少数民族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传播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注重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的一门科学。

参考文献：

[1] 罗鸣.中国发展新闻学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 黄旦.新闻传播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

[3] 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4] 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5] 周德仓.新闻传播30年[J].民族学院学报,2008(5).

[6] 张征,张玉荣.“战场”不能被当做改革的遁词[J].国际新闻界,2010(2).

[7]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第2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第3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新闻史；新史学；社会史范式；叙事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210.9；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新闻史研究的地位，在中国向来比较尴尬。一方面，谁都不否认新闻史研究的基础意义，不否认其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另一方面，谁也不觉得新闻史研究同新闻传播有多少非此不可的关联，最多谈谈古为今用的道理。然而，真正践行古为今用的又少之又少，相反，倒是眼见许多“古人”的弯路，今人又义无返顾、乐此不疲地重走一遭。在遍地开花的新闻院系，新闻史研究的尴尬处境尤为突出。一方面，从老师到学生，无不认为这是一项基础功课；而另一方面，从老师到学生，又无不为之头疼，教者昏昏，学者沉沉。于是，对待新闻史研究，常见的情形总是束之高阁，敬而远之，就像过去宗祠里的祖先牌位，逢年过节的时候受受朝拜，平时则冷冷清清，寂寂寥寥，灰头土脸，无人过问。

问题与症结

那么，问题及其症结在哪儿呢？既然新闻史研究在新闻传播学科具有首屈一指的基础地位，那么为什么又门前冷落车马稀呢？简要分析一下不难发现，如同新闻学的其他研究一样，受益于新闻史研究的主要有三方，即业界、学者和学子。显然，业界基本不关注新闻史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同新闻实践貌似风马牛不相及，也确实没有多少记者、编辑、老总、制片人等，会怎么关心历史上的某份报纸、某个报人、某篇报道，这些“陈糠子、烂谷子”看上去同风风火火的新闻实践仿佛关系不大。新闻院系的学子同样如此，除了必修课、拿学分、完成培养方案等，绝大多数本科生、研究生也不觉得新闻史有什么意义，最多了解一些新闻传播的演进脉络，而且不等毕业说不定就全部交还老师了。三方里只有学者才会由于某种需要，认真而偶尔地翻检一下有关新闻史研究，就像查字典一般确认某个事项。于是，说起来地位显赫的“基础学科”，却与广大新闻人基本无关，与众多新闻学子基本无关，而仅仅成为专家学者“寻章摘句”的领域。由此一来，新闻史研究自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欲不尴尬，其可得乎。

莫非数以百万计的新闻人、数以十万计的新闻学者和学子，真的不喜欢、不需要、不关注新闻史研究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对克罗齐所谓“真的历史”或者真的新闻史，始终热情不减，青睐有加。以2006年去世的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为例，不少中国记者就坦言自己深受其影响。再如，面对全球化的潮流和趋势，人们越来越关注对外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课题，深为目前“外宣”局面所困扰，有关方面也不惜血本展开研究，可惜成效似不显著。其实回顾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外宣工作的成败得失，就有许多值得汲取和提炼的有益内容，如外文局前局长段连成就是一座研究“富矿”，他的《阳光•阴影•希望――南游百日记》等文本及其背景就值得深入讨论。近年问世的《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孙玉胜）、《冰点故事》（李大同）等业界人士撰写的新闻史著述，甚至成为坊间畅销书。至于许多新闻史的“警句”更是流播人口，深入人心，如“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等。总之，新闻史研究并非“鸡肋”，而是同新闻实践密不可分的有机构成。那么，新闻史研究何以处境尴尬呢？

对此，各方已经多所论列，不乏精辟之见，比如常说的“革命史范式”及其局限。只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多年来情况似乎依然如故，未见多少改观。大约十年前，笔者曾在《新闻大学》撰文，侈谈所谓“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还蒙编辑部加了“编者按”。其中，也谈到新闻史研究的问题及其根源：

横着看，是深受近世科学理性支配、以所谓“积累准确的知识”为唯一目标的实证主义史学；纵着看，是华夏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史官文化”。其特征或可归结为“微观•实证•事态”，即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甚至不惮其烦追索万千报刊的起止日期，堆砌云遮雾绕的如山史料。……

新闻史研究的症结或可归结为对思想的抽象和对诗意的想象之轻视……在我们看来，真正的历史既不是死且不朽的“出土文物”，真正的史学家也不是矜奇炫博的“古董迷”，史学家皮雷纳说得好：“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中大诗大美的眷恋，正是揭示历史进程、展现历史魅力的动力与源泉，也是新史学提倡由今及古的“倒溯”法，张扬以人为本位、以问题为主导、以想象为法门的研究立意之所在。（1996）

现在看来，这些认识不免肤浅，尚不成熟，正如编者按所指出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光见到人仍然是不够的，还应看到人和事件背后的客观规律，并运用它来指导实践才是我们追寻的目标。”不过，即使如此，其中对新闻史研究及其问题的感觉应该说还是切当的，一言以蔽之就是有知识、没思想，有专业、没文化。也就是说，新闻史研究虽有汗牛充栋、成千累万的历史知识，却没有多少耐人寻味、启人心智的思想理论；虽有考订精慎、辨析入微的专业积累，却没有什么千回百转、留韵无穷的文化蕴涵。总之，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过于受制传统的实证主义史观，过于强调实证、考据、数据、材料等僵死名物，而未免忽略历史与史学的鲜活要义。这大概才是新闻史研究不尴不尬的症结吧。

新史学与旧史学

为了突破这种尴尬局面，许多学人一直在积极探求，一些博士论文尤为突出，如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赵月枝等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等。笔者近年来也在艰难探索，希望走出一条新闻史研究的新路，至少希望对新闻学子能有一点启发性，甚至吸引力。比照当代“新史学”，不妨将这种不同既往的新闻史研究称为“新新闻史”。

关于新史学，已有大量研究和论述。简言之，新史学不同旧史学者主要有三点，一是更注重史学的“当代性”，二是更注重史学的“思想性”，三是更注重史学的“叙事性”。在新史学看来，历史从来不是僵死的过去，不是考古的名物，而是生生不息的人类实践和息息相通的社会运动，既包含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往昔纠葛，更体现着当下此刻的现实关怀。按照新史学的一般理解，所谓历史乃是由两面所构成，犹如一张纸的两面：一面是当时发生的事实，一面是后来讲述的事实。没有事实而只有讲述则属于文学，只有事实而没有讲述则属于乌有。事实固然是第一位的，没有事实便没有历史，但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则在于人的讲述。任何历史说到底都是人的讲述，而不可能是已经发生、一去不返的事实。为了避免混淆，不妨将历史的两面分别称为历史和史学。历史都是一次性的，一旦发生便不可能重演，正如不能让红军再

走一遍长征，而史学则是对历史的叙述、复述或讲述。除了亲历，一般所知所说的历史，说到底都是后来的讲述即史学，不可能是当时发生的一次性事实即历史。对此，法国思想家、史学家雷蒙•阿隆，在回答“什么是历史”时有一段精当的论述：

人人都知道，历史这个词，不管是在德文、法文还是在英文中，都是模糊的，它既指现实也指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在以上三种语言中都存在着一些可以对以上两种情况进行区别的词。英国人用history这个词，也用story（故事）这个词；如果想给历史一个定义，他们会说：history is the story of the dead told by the living，用法语讲：历史是活人讲的关于死人的故事。德国人区别Geschichte和Histoire这两个词：Geschichte既指现实也指我们对它的认识，Histoire则只指认识，或我们重建、讲述、撰写过去的方式。在法语中，必要时，我们可以用historiographie（历史编撰）这个词来与模棱两可的histoire形成对立，特指撰写历史的方式；但事实上，大部分关于历史理论及治史法的书往往不对历史这个词作明确的区别，轮换着使用它的两个含义，既用它指认识历史这一主观现象，也用它指假定存在的客观或客观化的现象。（2003：95－96）

将历史分为事实与讲述，分为事实性的社会实践与讲述性的史学研究，并将立足点从前者转向后者，是各种新史学的共同立意与核心观点，由此出发自然形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等命题（详见拙著《全球新闻传播史》导言）。由此出发，也就可以大致理解“新新闻史”的基本思路和学术志向。

社会史范式

那么，究竟何谓“新新闻史”呢？大略说来，就是立足当下，面向历史，然后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所谓社会史的范式，就是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而不是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就人物谈人物。不言而喻，社会史的范式有利于摆脱目前比较单一、乃至逼仄的研究思路，特别是那种一报、一刊、一社、一台的考据式研究。考据式的研究固然必不可少，可以作为新闻史研究的资料，可以成为编年史的依据，但不可能成为活生生的历史。什么是活生生的历史或新闻史呢？按照通常的理解，历史也好，新闻史也罢，无非是些“陈年老帐”，是些“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逸闻趣事。所以，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当然没有谁有兴趣去翻检这些陈年旧帐，特别是在全球化风起云涌、新媒体日新月异的时代，更没有谁有心思关心那些“断烂朝报”。其实，如前所述，如果懂得新闻史远非一次性发生的“历史”，而是不断讲述的“史学”，而这种讲述又同当下的社会情景息息相关，并且构成当代新闻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和专业认同的命脉，进而使新闻史研究的轴心从思古幽情的畴昔转向生机盎然的当下，成为影响现实、左右实践、推动学术的一大动力，那么，新闻史的形象与意义自然就另当别论了。

至于社会史的范式，早已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大趋势。这种范式既不同于“伟人家谱”的铺陈，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名人行止，也不同于“意识形态”的说辞，如“联共（布）党史”、“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等理论主张。社会史研究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或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类似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追求。而目前通行的新闻史研究，则主要着眼于新闻事业本身的状况，局限于报刊等媒体活动的具体层面，至多属于新闻传播的本体叙事。社会史范式的理路则有所不同，它不仅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而且更注重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多重关联，致力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而非满眼树木，不见森林，满地珍珠，不见项链，即赵世瑜先生概括的：“综合地、总体地研究某一历史现象，正是社会史的特征；或许，当人们从社会史的角度，利用社会史的范式去研究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军事史的时候，后面的这些学科分支也会被改造成总体史、综合史。”（1999）马敏先生的一段论述说得更加周详：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或称“新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显然，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与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2003：503－504）

具体说来，社会史的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可以体现为三个融合，一是新闻与社会的融合，二是理论与历史的融合，三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新闻与社会的融合，是将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打通，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理论与历史的融合，是将新闻理论与新闻历史打通，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而不是纯粹罗列史实或纯粹讲解理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是将新闻学与传播学打通，以兼容新闻与传播的视角，透视新闻传播的纷繁图景，追索其脉络，描绘其状貌，解析其意义，探究其规律。

叙事学方法

有关史学的叙事问题，也是当代新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特别是后现代史学，更是将史学径直当作文学。且不管怎样看待新闻史研究，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即新闻史研究缺乏叙事，少情寡趣。特别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新闻史，不管是课堂讲授，还是教材内容，似乎总是一种刻板模式，即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出版某份报刊，几开几版，发行几多，刊发什么报道，产生什么影响等。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流水帐，里面难以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满目多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如今尽管增加了广播、电视、网络等内容，但这一叙事模式依然如故。本来，历史是活生生的，社会是活生生，新闻更是活生生的，为什么讲述他们的新闻史却总是死板板的呢？难道真如先贤所说的，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2006年的“易中天现象”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其中透露的信息值得史家留意。这种现象也从一个方面提示人们：史学首先是一种叙事。事实上，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史学、脍炙人口的史学，首先都体现为生动有趣的叙事，而不是干巴枯索的说教。如果说思想是史学的灵魂，那么叙事就是史学的生命。遗憾的是，新闻史研究不仅常常丢失自己的灵魂，而且每每丧失

自己的生命，最后往往只剩下一具木乃伊似的躯壳，而躯壳除了猎奇和考古的嗜好，当然不容易赢得人们的好感了。

其实，史学与叙事的关联可谓源远流长。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文史不分家”，追溯起来这句话还是从古代治史传统引申而来的。众所周知，中国古典史传往往具有鲜明生动的叙事意味，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不妨当文学作品看待。比如，先秦时代的《左传》、《战国策》、《国语》、《吕氏春秋》等，无不文笔鲜活，文采斐然；司马迁甚至被径直称为一个“文学家”（《为人民服务》），他的《史记》更被鲁迅先生盛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魏晋风度和魏晋风流画像的文人笔记《世说新语》，在记人叙事上同样出神入化，活灵活现，含蓄隽永，耐人寻味，等等。唐代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回答古往今来为什么有名的文人多而出色的史家少的问题时，曾将优秀史家的禀赋概括为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即所谓才、学、识。学自然指学问，史家不能凿空而论，而必须言必有据。识则指见识或思想，没有思想，再多学问也难成大家。至于才则指文才或才华，史家如果没有文才或才华，那么即便学问很大，见识很高，可惜写出东西来却了无生趣，索然无味，干巴巴犹如寡妇脸，同样难成大家。可见，中国古代的治史传统对文笔、文采、文辞等叙事因素一直非常注重。

不独中国有文史不分的特征，西方以及其他文明的治史传统也同样如此。比如，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就把一部《希罗多德历史》写得摇曳生姿，妙趣横生。另外，同时期的其他史学名著，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息底德）、《塔西佗历史》（塔西佗）、《长征记》（色诺芬）、《高卢战记》（恺撒）等，也无不以优美的文笔、生动的故事和出色的叙事见长。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专司历史的女神克利俄（Clio）不仅属于九位艺术女神之一，而且名列九位缪斯之首。以至于英国现代史学家屈维廉（G.M.Trevelyen），为批评实证主义史学而发表文章就以《克利俄：一位缪斯》为题。当代的例子同样举不胜举，别的不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风靡天下数十年，其中除去精深的研究与独到的思想，也得益于鲜活有趣的叙事。甚至罗杰斯的传播著作《传播学史》，居然也以叙事生动、引人入胜著称。

第4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大众传播；历史研究；新闻史

要论说“传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顾新闻史的研究。

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滥觞；1917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闻史研究专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1)百余年来，新闻史从无到有，至今已蔚为大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潮流中，新闻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为一级学会，足见新闻史作为一门显学的学科地位。仅以学会成立后的6年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累计达88种”。(2)

1996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专业，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一过程中，新闻史研究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传播学已经同新闻学并驾齐驱，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对中国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既有新闻学，又有传播学；既有新闻史，又有大众传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

这里所说的“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的不同，在于“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的不同。将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同归于“传播”旗下，已是学界的共识。若按传播方式可将传播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类；如果站在新闻的立场上，又可以把传播按照内容分为新闻活动和非新闻活动两类。这四个概念相交叉，就构成人类社会传播的一个图景，其关系如下表所示：

大众传播

人际传播

新闻活动

A.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如报纸的消息报道、电影的新闻纪录片等。

C.人际新闻传播活动，如口头新闻等。

非新闻活动

B.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的文艺副刊、电视的综艺节目以及电影故事片等，图书及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版也在其中。

D.人际非新闻活动，如一般性聊天、打电话等。

大众传播既包括一些新闻活动，又包括一些非新闻活动，即表中A、B两部分。而新闻事业是由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新闻活动，即表中A部分。

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体是A中的报纸新闻部分，近年来兼顾到广播电视新闻。虽然或多或少也涉及到一些属于大众传播领域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副刊等，但是在戈公振等学术先驱所开创并延续至今的“报学”研究范型(paradigm)之中，在报纸新闻研究的总体格局的深层制约之下，此类内容只是作为附庸，处于类似“补白”的从属地位。大众传播的B部分尤其缺乏传播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代报纸产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所谓大众传播媒介基本上只有一家，即报社。而报社显然是以新闻活动为主的，因此，将报业等同于新闻事业，将新闻事业等同于大众传播也就顺理成章了；新闻史研究把报纸新闻的发展历史作为研究的核心，也事出必然。然而，这样的观念在媒介结构与功能发生巨变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和电视的勃兴，人类进入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时代。如果说，过去称报社、通讯社为新闻机构还算差强人意的话，现在还把电台、电视台叫做新闻机构，就无论如何说不通了。广播电视的非新闻节目如教育、娱乐、广告等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重要程度并不逊于新闻节目。即使报纸也在发生变化，不仅综合报纸的非新闻内容比重大大增加，还出现了各种专门传播知识和刊载文艺作品、美术作品的报纸。从形态上，不能不承认它们也是报纸，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纸”。这样，单一化的“新闻媒介”就发展为多样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此同时，电影及录音录像制品在传播方式上与报纸、广播、电视有根本的相同之处，也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是B部分，也是相当有限的。电视史、电影史的研究都只是单个媒介的专史，尚无包括B部分所有内容的媒介史。

大众传播史的位置应当处于一般史与新闻史、电影史、广播史等专史之间。对于一般史而言，它是专门针对大众传播这一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对于各种媒介的专史而言，它又是大众传播这一特定层面上的一般史。它以宏观综合性和系统性为特色，涉及大众传播的政治层面、产业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内容涵盖各分支媒介发生发展的历史，著名人物的活动和传播思想，有影响的传播事件，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等。

我们期待的大众传播史研究，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我国全体大众传播媒介及其全部活动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必要性

无论是新闻史还是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各种媒介的专史，都不能取代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大众传播史对于新闻传播发展的实际、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以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都会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发展与交互融合呼唤大众传播历史研究

时至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区域政治一体化加深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不同区域从敌对走向协作，力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企业走上了集团化道路，作为现代社会重要产业的大众传媒也迈出了“多媒体”联合的步伐。在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美国，单一媒介的发展，很难在竞争中取得生存发展的有利地位。美国的报业集团，早已突破了印刷媒介集合体的范畴，而是拥有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在内的综合化媒介托拉斯，以“联合舰队”的形式抵御市场竞争的大风大浪。以纽约时报公司为例，它的旗下有美国第三大通讯社——纽约时报通讯社，有大规模的特稿辛迪加——美国报业联盟，还有多家日报、周报、杂志以及电台、电视台、电子报刊、图片社和造纸厂等，在1993—1999年中，纽约时报在激烈竞争中稳步前进，利润不断增加，股票市值由21美元上升到71美元，多媒体集团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了。(3)

中国的传媒业自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来，快速走上媒介集团化的道路。尽管目前尚未出现报刊媒体与广播电视媒体的实质性联盟，但是跨媒介联合乃大势所趋。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与北京有线电视台合作，推出了一个由经济日报独立创意并独立制作的经济类节目，以期在发展经济日报行业权威优势的同时增强电视节目的力度和深度。这样一来，报刊社会与电视台互不渗透的传统格局打破了，成为“多媒体”联合、优势互补、发展媒介立体空间的一个典范。在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以及无集团之名而有其实的解放日报集团形成双龙戏珠之势，双方旗下都有十来种报刊媒体。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负责人赵凯曾明确表明：上海传媒界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三种媒体，即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之间“拆围墙”，组建成为拥有各种媒体的媒体集团。(4)

如果说，传统媒介的“多媒体”集团化发展令人咂舌，那么网络媒体的出现对于传媒业来说更是石破天惊的重大进步。网络将使原来既相互竞争又井水不犯河水的各种不同形态的传统媒介进一步整合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1、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传输的平台，为多种媒介提供了施展技能的场所，新闻的、生活服务的、教育的、游戏娱乐的内容乃至商务运作都包容在其中，这种融合是前所未有的；2、传统媒介向互联网靠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信息，作为自身的补充；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结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组成媒介产业的巨无霸。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大趋势为相互融合、交互汇聚，互联网等传媒新技术的发展也使新型媒介与传统媒介互相渗透，加速了媒介大汇流的进程。那么如何更准确地理解这些现象？如何更准确地把握这一趋势、预测其未来发展动向？今天的现状，是昨天历史的结果，要解释今天、预测明天，就要追溯昨天。面对媒介的综合发展趋势，只有整个大众传播的历史研究才能提供相应的历史经验。只提供某一特定领域历史经验的各种媒介的专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在大众传播层面上的“一般史”就是很有研究的必要。史学巨擘布洛赫曾提出“总体史”(UNIVERSAL　HISTORY)的思想——“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5)他认为，对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在于由古及今地描述事件，而在于由今及古地提出问题，即所谓“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当前，媒介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而且它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相对于当今世界加速度的变化而言），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提出问题的时候，不能不考察它的历史；我们在研究单个媒介的专史之时，也一定有必要研究大众传播这一层面的“总体史”，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更好地解答现实问题。

二、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文学批评，有整个一部文学史作为支撑；现今的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同样，新闻学研究依托的是新闻史；那么，新闻传播学学科则呼唤大众传播史研究，这样一来，无论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还是注重实证的经济研究，都会突破“现在”的局限，以昨天的历史理解“现在”、预测未来。新闻传播学需要大众传播史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基础。

1、　大众传播史研究对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促进作用

对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学者指陈其一个重要缺陷为“习惯于单独研究个别新闻媒介，忽视对不同传媒的综合研究”。(6)大众传播史研究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促进新闻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某些不易在新闻学自身领域解答的问题，可以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中，通过对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予以解答。应当说，这一点在传统新闻学中也是一个重点，但是仍受到研究领域的限制，例如，新闻史论及五、六十年代报纸对英雄模范人物的宣

传，如果结合电影、图书出版进行综合考察，无疑会给人一幅更为清晰、完整的历史图景，不同媒介运作方式及所取得效果的不同也自然容易体现出来。再如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就涉及到电影作品、报纸新闻等多种传播活动的联动关系，也适合于综合考察。

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往往把报纸新闻、图书出版、电影、广播电视以及思想文化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而新闻史或其他媒介史研究往往把涉及自身领域的某一方面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如果有一部综合的大众传播史，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完整深入地领会其要旨。

就新闻史的重要课题“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而言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往往不只局限于新闻事业，而且一开始集中表现于出版事业。后来，广播电视的非新闻传播以及电影、录音录像也都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领域。如果有一部整合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历史，对于我们勾勒出言论自由斗争的历史会大有助益。

2、　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的意义更为直接

传播学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其所以成为必然，也许同传播学的综合性及跨学科性质有关。毕竟，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在包容多种文化、多种思想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目前，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各类课程仍旧是美国大学里跨学科研修者最多的科目之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仍旧是其综合性、包容性的魅力。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大学教材的情况反映出来。以美国大学流行的教材而言，绝大多数为《大众传播导论》、《媒介通论》之类，内容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制品（近年来出版的新著已将新媒介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广告、公共关系、国际传播等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在历史研究方面，这种融汇各类媒介的综合性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即是。这些教材大多数次重版，有的多达十余次，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7)

如果说，在横断面的媒介知识、理论方面，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者已经通过一定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填补了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空白，并继续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在媒介发展史方面，这种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研究却还是一片空白。“史”与“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翼，只有共同发展、协调发展，才能互为促进，作用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实践。

刘建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仅以大众传播而言，所有的大众传播学者都没有系统地谈过出版规律，甚至对电影也很少研究。由于传播学研究者对传播学“泛化”的特点认识不足，传播学研究真正立得住的东西不多，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更少。(8)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我们可以断言，有了中国自己的大众传播史，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引导研究关注新闻媒介的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媒介的传播。

从刘建明教授的一些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出，传播学的“泛化”和“玄化”是其特点，也是其致命的缺点。因为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固定的研究领域和清晰的轮廓是必不可少的，而传播学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演绎出种种模糊不清的结论，必然会使其失去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地位。考虑到这一点。大而化之的“传播史”是不可取的，但立足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却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以为趋于“泛化”、“玄化”的传播学研究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划定大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一些抽象理论也得以通过历史经验予以检验，而不仅仅通过现时的实地调查或控制实验来加以验证。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由此可以得到巩固。

就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与未来趋势而言，也迫切需要一部中国大众传播史。传播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新闻学，第二阶段是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传播学，第三阶段则以1992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更名为社会信息研究所为标志。可以说，传播学走向社会信息学研究阶段，是信息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桂敬一教授说，新闻研究所更名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近几十年来信息媒介多样化和人们信息行为的变化这一所谓高度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将自己的领域扩展到具有社会意义的所有信息形态和现象”。(9)应当说，1992年之后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发展大大加快了这种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中，传播学研究更不可能囿於新闻学的传统范畴，新闻史更无法替代整个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

我们的传播学是舶来品，而在引进过程之中，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仅仅依托以往的新闻史不足以胜任，必须在整个大众传播领域进行综合性的历史研究。

三、　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作用于现实。以大众传播史培育传播人才，就是这一专史研究体现其功能的重要途径。

大众传播史能够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媒介历史全图，而非支离破碎的知识汇集。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也便于其他专业的学生高效率地了解传播媒介知识，从业人员也有了可以集中学习的媒介知识综合参考书。美国传播史家史密斯说得好：“一旦现今的传播者获知了关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更加清楚、更加准确的历史情况，他们就会更好地计划前进的方向。”(10)

广告、公共关系、对外传播等专业领域的人才，都需要掌握多种媒介知识。以往的新闻史可以提供的历史经验只局限于报纸等主要的新闻媒介，局限于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即使分门别类学习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专史，仍旧欠缺真正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各种媒介之间相互的关系，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社会形成互动关系，仍没有很好地解决。

网络的发展更需要熟悉多种传媒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独立的网站媒体（ICP）不断将传统媒介的传播内容吸纳进来，传统媒体也积极开设网站作为自身的补充，网络同各种传统媒介的联系已经日益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样就要求新型的传播人才特别是网络人才具备多种媒介知识，才能更好地将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等不同类型的媒介都纳入网络这一巨大无比的平台上来。网络的同一页面上，可能囊括了图片、动画、广告、文字稿。　新闻性内容与非新闻性内容可以任意链接，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一部涵盖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无疑能够为他们提供综合的历史借鉴，使他们从宏观的、综合的层次历时性地了解各种媒介的知识，从而起到开阔眼界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今年4月，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新作《骑在子弹上飞行》首次在线出版，两天之内即被全球50余万读者以网络下载形式“购买”；美国的亚马逊网上书店4年来已为150多个国家的1700万顾客提供了网上书籍。可以说，数字化出版前景可观。这就要求出版人才突破传统传播观念的藩篱，运用发散型思维，把图书的概念从“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延展开去，同其他新型媒介结合起来；同时，又要求专业的网络人才了解出版规律，懂得图书与报纸、期刊等不同媒介的区别，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拓展在线出版业务。

我国各种媒体都越来越重视经营管理。管理要求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而在各种媒介多元化发展、相互融合的态势下，更要求管理人员特别是多媒体集团的管理人员具备多种媒介的综合知识。大众传播史对这些人才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可行性

修撰《中国大众传播史》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创新领域，我们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但也有相当成熟的条件。

首先，大众传播各种媒介的历史都有研究。报纸自不必说，广播有上海市档案局等单位合编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和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电视有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电影有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和陈荒煤的《当代中国电影》；图书、期刊则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和胡道静的《上海图书馆史》等。另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方面的各种年鉴也可以利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各种媒介的历史研究简单相加就可大功告成，而且应当在掌握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其次，其他学科也在这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等都涉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而且，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探索传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此外，我们也有具体的传播史研究经验可以参考。这方面以美国学者的研究最为重要。琼·福克茨和德怀特·L·梯忒尔的《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部史书的撰述基于这样的前提：“美国的媒介是多元的。”作者把大众传播媒介看做“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机构”，看做不同群体的“许多声音的产物”；而且“各种媒介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所以，其历史也同其他社会机构交织在一起”。(11)于是，宏观地考察大众传播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的关系成为该书的重头戏，大众传播的非新闻活动如广告、公共关系、娱乐等也同新闻活动平起平坐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始终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历史，这一点从各章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例如第7章“反奴隶制运动和内战中的传播议题”，第8章“现代化与印刷工业”，第9章“大众市场与大众文化”等，都没有把某一种媒介单独列出。

中国学者也有把各种媒介综合起来考察的先例，如张国良教授的《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具有同《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相似的特点。该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国外大众传播的发展史，但是仍是可贵的探索。尤其是中日两国在新闻事业、大众传播事业方面有一些相近之处，该书可以给我们本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者很多启发。

电视综合了图像、声音和文字等多种传播符号，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媒介”；网络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综合了诸多媒介的优势，有凌驾于所有传统媒介之势；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边缘化、交叉化已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在当前媒介相互渗透、学科相互融汇的大背景下，以综合性、宏观性为特点的大众传播专史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传播人才的培养以及多学科交融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方汉奇《骅骝开道路

鹰隼出风尘》，载《新闻春秋》1998年专辑。

(3)参见孙建健《从三大基本结构看媒介的现状和走势》，载《新闻通讯》1999年第8期。

(4)赵凯《上海传媒业集团化发展的现状、思路》，载《中国报业》1999年第7期。

(5)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6)吴崇杰《二十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成果与缺陷》，载《中国广播》1999年第7期。

(7)例如Warren　K.Agee等合著的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s已再版至少11次。

(8)参见韩运荣《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载《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

(9)参见朱光烈《我们将化为‘泡沫’》，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第5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摘要】群众路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被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新闻传播工作的本质就是群众工作并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将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就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剖析、梳理，通过对其历史渊源、基本内容、学术意义等内容的研究，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新闻思想对做好我国新时期的新闻工作具有的重大指导意义和现实启示，从而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并寻找出研究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 毛泽东新闻思想 群众观 研究概况

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国内相关研究已从多角度展开。研究毛泽东新闻思想的著作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丁淦林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窦其文著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和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等。代表性的论文有童兵教授的《依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办报———毛泽东新闻思想要点之三》、刘国云《试述毛泽东关于群众办报的新闻思想》等等。本文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笔者认真研读毛泽东相关经典原著及重要讲话、相关文件及文献选编、有关“群众路线”和“毛泽东新闻思想”硕博士论文、核心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等，这些都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新闻思想提供了系统而又可靠的原材料。本文在撰写过程中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一、研究现状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卓越的领导人，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党的新闻传播事业是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毛泽东同志极度重视新闻传播事业的群众性。从毛泽东同志群众路线新闻思想的确立到现在，国内学术界一直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其进行探索和研究。通过相关著作、论文和文章的梳理大体观点归纳如下：

1、对毛泽东群众路线新闻思想历史渊源的研究

研究发现有很大一部分著作都是论述毛泽东同志新闻思想的理论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1945 党的“七大”时期，“群众论”是由毛泽东创立的，他强调我们的报纸要靠大家来办，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著作、中国资产阶级报刊活动家的办报实践与报刊思想、新闻教育、自身的新闻实践这五点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主要来源。陈建军、李朝霞《试论毛泽东新闻思想中的群众观的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我党的群众路线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群众观的理论基础。童兵认为，中国共产党党报学说和新中国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为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和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2、对毛泽东群众路线新闻思想基本内容的研究

（1）党报必须走群众路线，强调新闻的党性原则，重视为无产阶级服务。人民性是党性的基础，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全党办报” 集中体现了党的新闻事业的无产阶级性与群众性相结合的原则，1957 年6 月14 日，毛泽东指出“在世界上存在着经济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徐占焜《新闻工作的灯塔—学习党的三代领导人新闻思想笔记》一文中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最显著的标志。”

（2）把握新闻的真实性，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假话一定不可讲。有一分说一分，反对弄虚作假，‘不偷、不装、不吹’，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是不可修改的根本原则。” 新闻传播必须讲真话，拿事实说话，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唐玮鸿认为，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一种态度。新闻界最大的危险是讲假话，新闻界最大的危机是信任危机。胡正强认为，真实性是新闻传播的第一原则和进行媒介批评活动的基本理论出发点。

（3）“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当代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根本办报路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使得全党群众路线最终形成。1948 年4 月2 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讲到：“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才能有生气，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未能贯彻实行群众路线。”唐维红认为，毛泽东在新闻实践中高度重视群众的感受和创造、强调要坚持依靠群众办报。刘国民认为，党报要反映群众，又要群众自己反映自己。童兵教授认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引入新闻传播活动，实行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这个方针，报纸与党的生命息息相关。

（4）贴近群众、深入群众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一贯追求。毛泽东新闻思想历来重视通过新闻手段反映人民群众和新闻工作者的文风问题，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原则，强调新闻工作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反映生活、了解群众，写出具有吸引力、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新闻报道。试想如果当今社会中缺少“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新闻思想，那么被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会越来越少。

（5）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毛泽东所提出的一些新闻观点，使我们侧重从群众的角度来认识党的新闻事业的功能、作用、工作特征与要求，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认识。他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包涵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把群众的新问题、新思想、新创造集中起来进行总结和传播。1942 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郎劲松和童兵教授《毛泽东新闻思想与邓小平新闻理论比较》一文中认为坚持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吴廷俊认为，党的新闻工作要求新闻工作必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取得经验，贯彻群众，指导工作。陈建军、李朝霞《试论毛泽东新闻思想中的群众观的现实意义》一文从报刊要鼓动群众的热情、联系群众和教育群众、贴近群众的阅读习惯、号召群众积极参与、号召群众和反应群众、群众因素纳入评价标准等方面详细的论述了毛泽东群众路线新闻思想的基本内容。

（6）鲜明生动的报道文风，提升群众认可的艺术。毛泽东沿用马列主义文风教育广大宣传工作者要改进文风，抛弃空洞、干瘪的语言。彭焕萍《论毛泽东新闻思想中以人为本的受众观》中认为新闻报道形式生动活泼、语言通俗易懂、形式贴近群众，重视受众来信、来访，建立健全通讯员队伍并吸引广大群众支持并参与。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发出了《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再次提倡新闻报道要“短、实、新”，反对“假、长、空”。

3、对毛泽东群众性新闻思想学术意义的研究

（1）突出历史地位。唐维红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实践证明。朱清河认为，群众办报，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新闻宣传战线中的集中体现，是无产阶级执政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闻工作光荣传统和作风，是“全党办报”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郑保卫认为，毛泽东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经验与传统的集中概括，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基础。朱清河认为，“‘群众办报’在新闻传播领域及其历史发展进程中，表征着现代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基本特质与核心属性。”

（2）强调现实意义。陈建军、李朝霞《试论毛泽东新闻思想中的群众观的现实意义》一文指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和强化新闻媒体的责任意识需要我们坚持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群众观。乔尚云《坚持毛泽东新闻思想和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政治家办报和新闻的党性原则初步探讨论述得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博大精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群众工作群众路线是党的新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胡少兆在《毛泽东新闻思想浅识》一文中试图对毛泽东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历史使命以及论新闻的真实性、指导性等方面进行探析认为，毛泽东新闻思想对于当前新闻工作者队伍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陈力丹认为，毛泽东新闻思想视角不能着眼于行业化的新闻传播，而是需要通过新闻媒体加强政治性的宣传。杨祖恩认为，毛泽东新闻思想有助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新闻媒体的监督与促进作用。

二、研究不足

1、研究单一，不够全面

目前，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并没有系统的涉及毛泽东新闻思想，也没有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历史形成、主要内容、基本特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更没有完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毛泽东群众性新闻思想体系，甚至有些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

2、纵向研究，不够深入

从目前研究程度上来看缺乏对毛泽东群众性新闻思想的深入研究和系统的研究。研究大多只是立足于实践，或者仅仅只是研究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某个方面、某个层次，未作深入的理论研究和科学概括。

3、缺乏独立性、针对性

部分研究与毛泽东政治工作思想交织在一起，研究的独立性、针对性不够，未能突出新闻思想研究的独特性与个性。这些文献成果为我们进一歩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需要深入改进的地方。应力求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时代，力求整体、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群众性新闻思想。

三、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首先，可以从中国新闻学术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学术体系的高度探索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学术地位视角进行相关的研究，研究者应充分利用自己的学科背景，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将该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下去，使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更为深入。

其次，研究视线并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毛泽东本人的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而是要扩展到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对毛泽东的影响、探讨他们的新闻思想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对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贡献等方面。

最后，应该用毛泽东新闻思想去回答现实问题，挖掘具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改进新闻文风，进行新闻队伍建设，更好地联系中国新闻事业实际，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新闻报道更贴近群众、贴近民生。这些不仅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的课题，而且需要用毛泽东新闻思想给予回答。

在全球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党的新闻思想的全球视野，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新闻。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时无刻不体现出独特魅力，发出诱人光芒。它在革命战争与现代化建设中，始终指导着中国不断前进，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发展。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上、下）》[M].新华出版社，1983

②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③窦其文：《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M].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

④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⑤郎劲松、童兵，《毛泽东新闻思想与邓小平新闻理论比较》[J].《社会科学战线》，2000（6）

⑥童兵，《依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办报———毛泽东新闻思想之三》[J].《新闻与写作》，1993（8）

⑦童兵，《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贡献—学习毛泽东新闻思想盛纪念毛泽东班辰100 周年》[J].《新疆新闻界》，1993（8）

⑧徐占焜，《新闻工作的灯塔———学习党的三代领导人新闻思想笔记》[J].《新闻前哨》，1997（4）

⑨胡正强，《毛泽东媒介批评实践与思想论略》[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0（10）

第6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基金项目：2011年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文化变革中的媒介场域角逐：以五四时期上海报纸副刊为中心的考察”，批准号：wym11042】

参考文献

①吴文虎，《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误区》，《新闻大学》，2007（1）

②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1）

③方汉奇、曹立新，《多挖深井多做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新闻大学》，2007（3）

第7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当代马克思主义　传播与社会变迁　传播政治经济学

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发展之重要转折，资本流动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生态等方面的现代危机不断加深，社会结构急剧调整。与之相应，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实践与传播体制，既助推着全球社会变迁，更面临着自身深刻转型。秉具社会历史之宽宏视野与人类解放之终极价值，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消亡，而是由此重焕生机。那么，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深远影响的中国传播学界如何在当代历史境遇下重新整理、理解与反思这一理论传统，显出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5月13日至14日“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之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举办。

知识视野：传播与理论建构

马克思主义不仅突破了媒介中心主义的偏狭研究视野，更蕴藏着丰富的传播理论资源。此次会议成果之一，即在立足当代问题从基础理论层面发现、梳理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对传播学的重要影响。

1.马克思主义与传播学理论研究

全球化危机与转型之下，马克思主义传播劳动、自主传播与新闻自由思想成为国内外学者理论建构的重点。

传播政治经济学重镇、加拿大皇后大学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教授重返马克思元典阐释其所谓“传播劳动”观念，强调以往多被忽略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理解其“传播劳动”的较早源头与关键环节。其中预言，未来资本主义不再直接依赖物质劳力消耗，而在于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传播流动，传播在使资本全球化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一种商品。莫斯可教授还指出，作为新闻记者的马克思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其作为实践总结并首现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新闻从业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审查制度，倡导言论自由是一种政治批判。

围绕“新闻自由”的话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系统梳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自由的表述与实践，从马恩的“新闻出版自由”、列宁的“出版自由”、毛泽东的“舆论一律”与“舆论不一律”、邓小平的“避免大民主，实行小民主”到卢森堡的“人民参与”、葛兰西的“文学的人民性”、铁托支持下的新闻自由法规等，认为传统与非传统马克思主义都非常看重新闻自由在公共生活和政党生存中的作用，无论是前者作为对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性的斗争还是后者作为对无产阶级政党官僚化的批判，都十分具有借鉴意义。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陈学明教授通过析评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披露，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虚假民主展开批判。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新闻学院赵月枝教授还立足当下，认为数字传播时代有必要呼吁一种不同于专业新闻记者和媒体组织自由的“公民传播自由”。

2.马克思主义与传播学方法研究

马克思主义批判与经验的多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为一些学者所关注。

英国拉夫堡大学格拉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教授指出，无论是马克思在《工人调查》中的问卷调查研究还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参与观察研究，再或是马克思在《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中的定量定性整合的个案研究，都启发传播学应该在不同学科、不同方法论之间灵活机动，将批判研究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邱林川等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批判性与经验性研究方法整合运用到以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劳工为对象的传播研究中，如将结构性因素融入田野作业的“批判民族志研究”、自下而上的审视社会历史变迁的“社会问题史研究”、劳工使用媒介传播的“参与式行动研究”等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则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哲学高度，对韦伯的“价值无涉”进行解读。其强调社会科学方法要求将经验事实与文化科学相结合，反对一切普世规律，同时个体的不同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及他人的反思与挑战。

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播学定位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视野之下，还有学者探讨全球传播格局下中国“对外传播”与“公共传播”的传播学定位与建设问题。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教授认为，全球化为中国传播走向世界提供了机遇，中国应确立全球化的传播目标，即在世界传播格局中争取与本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话语权相称的地位。为此须在传播内容上以事实代替评论，以谦虚代替夸耀，以负面题材、和平崛起代替正面报道、大国论调；传播形式上要打好客观、公开、国际参与及适当软化四张王牌。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博士生龚伟亮则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中国传播研究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双重公共性的缺失，即学术共同体内的学科公共性的缺失与社会共同体内学术公共性的缺失。其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伦理和人类立场，并引入布洛维的社会学分类法，倡导在传播学家与公众之间建立起对话关系的“公共传播学”，即一种基于公众面向的议题互设、参与实践的传播学建构。

实践品格：传播与社会批判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学关注现实社会变迁的三个动态过程：一是资本流动所带来的传播商品化问题，二是传播商品化所产生的媒介扩张和传媒变革，三是媒介与传播变革所引动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对上述议题的批判研究构成本次会议的又一成果。

1.传播商品化研究

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杰弗瑞·怀特（Jeffrey Whyte）博士强调近年美国传播商品化呈现新动向，即军事领域也参与了商品化过程。其以美国军方与“苏珊·戴维斯国际公司”合作打造的“美国支持你”（ASY）为个案，揭示国家和军队在受众商品的生产、销售、消费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新闻学院黄樱棻则敏锐发现当下中国新兴阶级所参与的受众商品化传播，其以大陆热播剧《蜗居》为文本，析述其所彰显的私人资本与国家合谋生产出的城市中产阶级受众商品类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廖圣清副教授还试图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大学生作为大众媒介身体意象的受众商品化程度。

2.传播空间化研究

全球化资本扩张所带来的媒介圈地、制度变革以及传播公地问题也被不同程度论及。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丹·席勒（Dan Schiller）教授在书面发言中，着重阐明“数字资本主义”概念，其例举近年美国传统经济衰落，而代之以数字通讯技术产业的崛起垄断，说明数字传播引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新一轮的资本积累和扩张冲动，并推动世界政治经济的全面变革。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就当下中国传媒格局之“三网融合”现象尖锐指出，“三网融合”的本质是以市场导向和商品扩张为特征、以利益集团资本积累为目的，但其预见“三网融合”最终需回到公共利益，参与更为公平、公正的社会结构的重建。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冯建三教授关注当下中国的媒介补贴形式，其指出媒介交叉补贴有市场和政府两种来源，在全球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中国媒介交叉补贴仍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点在于主要出于政治考量，但仍须继续探明适合新时期社会主义媒介交叉补贴的合理模式。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斯拉甫科·斯皮里乔尔（Slavko Splichal）教授认为，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府将经济利益置于公民民主权利之上，使得“公共领域”的跨国性转向成为一个趋向。其以20世纪晚期的欧盟为例，说明跨国性“公共领域”一方面体现了人道主义的解放，另一方面也会对普通公民的真正公共性有所损抑。国内学者对传媒的公共建设也开出诸多良方，武汉大学新闻学院陈刚副教授建议，在传统媒体中，“公共新闻”议题与“公共协商”取向对建构媒介公共性具有重要意义，因二者强调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以及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主体性。

3.传播结构化研究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传播商品、媒介圈地也必然带来地区、阶级、宗教、性别等社会结构的日益极化。社会阶层如何通过媒介传播的控制与反控制来实施霸权与实现抵抗，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

国外一些学者尤为致力于资本信息不平衡所招致的地区冲突与社会运动批判。美国匹兹堡大学穆罕默德·贝米耶（Mohammed A. Bamyeh）教授将研究视角投向阿拉伯新兴反抗运动，重点探视现代通讯技术将边缘地区自发性的普通抗议发展为全国性的顽强运动所起的革命性作用。美国纽约大学赫嘉·塔维尔·索芮（Helga T. Souri）教授以巴勒斯坦-以色列为个案，分析指出数字媒介技术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开放、自由，不同民族国家对媒介设施可以施加不同控制，以色列就通过数字封锁以设定边界，并进而造成中东及其以外地区的运动冲突。阿根廷科马修国立大学安德鲁斯·迪米特里厄（Andrés M. Dimitriu）教授建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应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和新圈地运动所带来的城市生态传播危机研究作为一个迫切命题。

第8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但对于其存在的问题，却没能得到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或解决方案，实际解决问题的功效并不显着。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相对以往，个案研究更加细化，历史嬗变成新晋热点，现代化与其关系的流变有待商榷，道德伦理的建构亦有待探讨。同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延伸，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更加紧密，并试图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进一步探讨其发展前景。笔者通过阅读，整理归纳了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关研究文本，力图引导大家关注到该课题在本年度取得的进步，并对问题所在有所警醒。

一、更加细化的个案研究

个案切入,以小见大是论文写作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面研究进一步细化，不仅针对具体案例、具体媒介进行分析，而且更注重可操作性。

以《南方周末》为例。有学者认为,该报所强调的“新闻专业主义”可从报纸理念变迁、采编团队的管理模式、新闻操作的创新三个角度去了解。从该报口号的变迁可见其时刻未忘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也折射出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理解的逐渐深入。业务导向则体现在该报日常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①。

另有研究者引入冲突性事件的报道概念，从《南方周末》从业者对记者角色和媒体功能的认识、从业者从业心态、新闻操作方法三个维度，分析该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抑或背离。“《南方周末》的媒体观是‘推动历史’更多于‘记录历史’，记者观是‘事件参与者’更多于‘事件记录者’。这是其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出入的地方。”②

二、本土化研究的历史嬗变

田新玲、张晓多合作撰写的《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做了一个梳理，认为“具体说来，建国以来我国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以宣传为本位’、‘以事实为本位’和‘以信息为本位’三个阶段。”③

另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的近三十年研究成果调查发现，学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分散、多元的格局，且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也偏重理论结合实际的个案研究。研究视野的深度和广度虽有明显进步，但仍存在学科运用单一、系统化研究不充分和重复性研究等不足之处。因此，国内学者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媒介融合下的新现象、新动态，并运用多学科知识来分析问题，不断拓展研究的视野与方法④。

还有作者侧重于一个时期的历史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影响。王倩指出，清末新政是没落的清政府为挽救统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变法，尽管它并未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但变法的多项内容却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传播生态：清末民初，一系列独立报人走上历史舞台，以其实践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工作原则。报人开始自发地成立新闻团体，进而形成共同的作业准则，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实践，但它客观上促进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促进着公共空间、公共舆论的生成，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并生成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⑤。

亦有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入考察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通过检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分析国内几项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结果,认为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看, 真正对中国媒体和从业者具有“描述”意义或起“规范”作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被称之为“底色”的东西⑥。

三、历史人物的全新解读

2010年度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中除了对本土化嬗变的梳理，历史长河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拓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空间。

想必多数读者对邹韬奋不会陌生，他以《生活》系列为阵地，永远从大众的立场出发，逐渐形成了后人景仰的韬奋精神。即便在当下，韬奋精神也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韬奋精神没有被放入博物馆，却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大力提倡，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因是他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保留了中国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启示我们在理解和建构这些理念时要注意把西方理念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⑦。

类似的文章还有《张季鸾：新闻专业主义的追寻者》。在这个新研究领域内出现了多篇力度与理论深度兼具的好文章。

四、现代化视域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

北京大学传播学博士云国强、郑寅淑合作撰写的《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既从宏观维度深层次书写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史，对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作出社会文化剖析，试图捕捉这种形成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语境下，考察它的形成谱系与发展脉络，探究哪些社会因素或力量参与塑造了它的形态，同时进一步分析它是如何孕育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如何制约新闻行业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它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是如何产生影响和如何陷于无力根源的⑧。

五、新闻职业伦理的考量

进入21世纪，什么是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今天，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研究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可能’的问题。在当前世界多层次、多方位深刻全球化的历史性语境中，当然有必要设置一些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的具体规范，诸如新闻传媒及其专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与问责、真理与客观性、隐私与公共性等，世界许多重要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但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是思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可能这一元问题，在先设定生命、自由、财产等最为基本的个体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制度安排，以便从策略上保障全球新闻专业主义的逐步形成。”⑨

论及网络舆论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罗宁认为，目前的现状是我国新闻行业和从业人员还未完全具备专业主义的素质。而且，我国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混同，使得它容易成为违法乱纪者重点行贿的对象；另外，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记者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造成了职业精神的淡化。以上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新闻职业伦理缺失的原因⑩。

然而，任何能保护自由的权力也能威胁自由。网络，也有着致命的缺陷——信息的准确性无法核实。网络的开放性也带来了虚假信息的泛滥，直接导致人们形成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意见，甚至产生思想混乱和极端行为。“捐款门”等事件频频敲响警钟。重新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是造成企业品牌“地震”不断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⑾。

亦有学者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出发，指出：传统媒体的报道决不能只盯在物质生活的“幸福”选题上，还应强化维护公民尊严的新闻价值取向。传统媒体要积极地与新媒体互动，在“与民尊严”的进取中形成舆论的合力，同时政府部门也应为传统媒体在维护人民尊严方面创造良好的报道环境⑿。

六、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

笔者将理论统称为“知”，实践统称为“行”，紧扣时代热点，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是2010年度新闻专业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

近几年房地产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郭磊通过阅读cnki上近五年来以“房地产报道”为关键词的文本，认为“研究者们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报纸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报道的内容分类、房地产报道中的民生问题、房地产报道内容的客观性和媒体立场的讨论三方面研究上。”⒀

还有学者将视角延伸到现如今高校的新闻学教学中，进一步分析新闻专业主义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和在我国发展的张力，探讨新闻专业主义的教学实践问题，以期在新闻教学中，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养成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⒁。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使得媒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时代新的媒体格局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杨艺蓓在《探析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一文中力图从媒介观、新闻观、记者观、受众观四个维度来考察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探究其在新时期继续发展的实践操作性⒂。

结语

从总体看，相对于新媒体、媒介融合等舆论热点的研究，2010年新闻专业主义方面的研究相对冷静和客观，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同时更注意结合实际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固然需要紧贴实践，解决问题，但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①向熹，《南方周末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创新》[j].《传媒》，2010（7）：32-34

②李渊航，《从冲突性报道看南方周末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或背离》[j].《新闻知识》，2010（5）：22-24

③田新玲、张晓多，《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j].《前沿观察》，2010（2）：29-31

④刘思文，《近三十年国内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1979—2009)》[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第11卷第3期，p54-58

⑤王倩，《论晚清新政背景下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展开》[j].《新西部》，2010（8）143-144

⑥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1）56-62

⑦陈清晗、李娜，《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解读韬奋精神》[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10（2）：151

⑧云国强、郑寅淑，《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0年第24卷，第5期，p10-15

⑨郑涵、牛海坤，《跨文化视野下国际传媒文化面临的新困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之反思》[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月第17卷第3期，p120-133

⑩罗宁，《网络舆论对我国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2010（2）：25-26

⑾杨岑，《从“捐款门”事件看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j].《电视时空》，2010（3）：30-32

⑿范以锦、段惠婧,《“媒”求尊严：传统媒体更有担当》[j].《新闻实践》，2010（5）：14-16

⒀郭磊，《房地产媒体报道文献综述》[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7）：325-326

第9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在可见的正式文献中，最早提出构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命题的当是白润生先生的文章《创立和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新闻传播学》（《当代传播》2003年第一期）。虽然此时提出的命题也仅仅是从新闻传播“史学”的视角出发，但实际上已经具有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和前瞻性。近些年来，致力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学者，逐渐就建设“少数民族新闻学”达成共识，认为这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战略目标。梁黎在《期待中的民族新闻学》（《中国民族》2007年第十期）就非常明确地梳理了“民族新闻学”酝酿的历史，并提出“民族新闻实践呼唤学科建设”。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审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质。尽管目前对“民族新闻”概念的界定尚存争议，但关于“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和“民族语言媒介的”的研究，构成了民族新闻传播的基本研究范畴。而这里的“民族”之称，当然特指“少数民族”，而非广义的“民族”指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质，就在于建立于中国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特殊环境之上的新闻事业，在很多方面突出显示出不同于中国非民族地区汉语语境下新闻事业的特殊性。无论其历史文化环境、政治生态，还是媒介语言、传播方式等，都与中国国家的主流大众传播有显著的区别。主流的新闻传播研究框架和理论，已不足以诠释少数民族新闻的历史和现实，就有必要开辟出新的学科体系，完整地研究少数民族新闻的历史、理论和实践。

新闻传播之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在进入21世纪以来愈加凸显。在国际视野中，民族的冲突和融合，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难题。新闻传播在民族问题的衍生和化解中，扮演着文化和政治“导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民族政策的风向标，并驾驭着民族问题的走向。在中国、新疆发生的“3.14”、“7.5”事件中，媒体功能的重要性，已经达到极端敏感的程度，甚至因为对时局影响至巨，媒体是否关闭，又如何传播信息，竟引发巨大争议。对民族地区而言，新闻媒体不仅是国家民族政策和各种信息的平台，而且是传承民族文化，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传播民族真实形象，塑造国家良好形象的文化媒介。

民族新闻传播已有的研究基础，为“少数民族新闻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少数民族新闻”的概念虽未确定，但作为一种新闻传播现象，却为学者和大众所认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研究的完整成果，基本完成了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发展历程的梳理，不仅构建了历史框架，而且积淀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经验和规律，蕴藏着少数民族新闻的学理基础。实际上，历史往往是理论的前夜。而关于少数民族新闻特殊性的多维探讨，也在逐渐酝酿着少数民族新闻的实践操作体系。以历史研究为标志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实绩，实际上已搭建出“少数民族新闻学”学科框架的雏形。

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研究，必将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一个突破口。新闻传播学科，西渐而东学，缺乏学科应有的深厚文化背景和适宜土壤，常被以舶来品视之。实现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化、本土化，一直是学者的抱负。由此，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被看作是新闻传播学科中国化、本土化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也是一种学科落地生根的角度。也许可以说：民族新闻的研究，将会是新闻传播学科实现中国化、本土化另一极具潜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