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经典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

关键词：经典原著学习；党校教学；方式创新；组织管理

中图分类号：D261.41.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4-0037-03

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的集中体现。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学习，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事业观、权力观、利益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何发挥党校理论教育的传统优势和特色，让经典原著进课堂、进学员头脑，把经典著作讲精、讲透、讲活，不断提高经典理论教学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当前各级党校理论教学的现实课题。

一、遵循教学规律，“四个坚持”保证经典原著教学效果

由于经典原著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一些经典著作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方面理论内容，在时空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解读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的经典著作，让学员在较短时间内获取理论知识、感知经典魅力，的确有不小的难度。为此，哈密党校在原著教学中开展“四个坚持”，以保证经典原著的教学效果。

（一）坚持“贵有恒”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学习是要有所积累、持之以恒的。多年来，哈密党校一直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学习与教学，把学经典、读原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举措，在各层次的主体班分别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经典原著课程。同时，把学经典、读原著同“班级论坛”、“学员讲坛”等班级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学习研讨，使之成为一种常态。

（二）坚持“寻本真”

在经典原著教学过程中，教员必须做到尊重经典原著，对经典原著要从背景、章节、段落到字句进行认真的解读，不能歪曲原著本意或过多引申，要“原汁原味”。学员由于学习时间有限，不可能通读原文，教师也不可能像高校那样一章一节地讲，那样既不必要，也不现实。哈密党校组织相关教师进行反复研讨，确定经典原著理论课“寻本真”的教学重点，主要有三方面：其一，要先交代经典原著针对的问题与背景；其二，要讲清经典原著的核心观点与学术框架；其三，要重点指明经典原著的前提与当代的实际有何异同。使学员通过学习，探寻经典原著的本真含义，明确经典原著的哪些结论应坚持、哪些结论应发展、怎么发展等实际问题，让经典指导工作，服务工作。

（三）坚持“先温故”

温故而知新。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内容比较深奥，学员必须要提前阅读预习，如果没有课前预习，不先对经典原著有大致了解，学员很可能对课堂教学的内容理解消化不了。考虑到学员在平时的工作学习中涉及经典原著少，有的学员只是参加党校学习后才认真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状况，教师在讲授前就向学员提供相关学习资料，安排学员对经典原著进行预习，班主任、跟班辅导老师对学员预习情况进行督促检查。通过“先温故”的学习，学员对经典原著的理解更加深刻、透彻，学习效果大大增强。

（四）坚持“双互动”

在经典原著教学中，需坚持以教师为主导，以学员为主体，充分发挥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做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通过课堂答疑、研讨答疑、论坛答疑等多种形式，为学员答疑解惑。为此，哈密党校在每个经典原著模块学习开始及结束时，坚持组织学员进行小组讨论、班级释疑等活动。比如，在县处班及中青班经典原著模块学习之前，以“学习马列原著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如何正确看待马列原著”为题组织学员讨论，教师则针对学员互动中对此问题的不同认识，提出现实思考，布置预习作业，让学员先自行寻找答案。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加强答疑解惑，并通过组织“学员讲坛”，将学员对此问题的认识再次深入研讨、交流，从而达成共识，解决学员在经典原著学习中遇到的难点、疑点问题，进一步巩固学员的学习成果。

二、创新方式方法，打造经典原著精品课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为使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教学更深入，更有效，多年来哈密党校始终坚持在方式上求多样，在方法上求创新，不断增强经典原著教学的吸引力，提升经典原著教学的水平，把经典原著教学打造成特色课、品牌课、精品课。目前，哈密党校的经典原著教学在教学方法上有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教师有独自完成专题教学的，也有合作完成专题教学的。每一个专题的讲授都要经过精心地准备、严格地试讲，力求在“精”、“深”、“新”、“用”上做好文章，突出教学的实用性，切实让学员学有所思，学有所获。

“精”就是要做到精选、精炼。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体系庞大，卷帙浩繁，内容广博。学员来党校学习，时间很有限，对经典原著不可能全部涉及。因此，在教学内容上对经典原著进行精选，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和时代意义、适应学员岗位需求的重点书目供学员学习，哈密党校在2011年主要精选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共产党宣言》及《马列主义原著》中的重点篇章进行重点学习。除了在内容上的精选以外，还突出篇目中的重要章节、重要段落，特别是注重对经典段落、经典语句的导读，用精练的语言把经典原著的精髓表达出来，既做到“原汁原味”，又避免重复嗦，既能让学员容易理解接受，又能让学员掌握经典原著的思想要义。

“深”就是做到深刻、深入浅出。教师在教学中要深入到经典原著的历史背景中去，深入到经典原著的思想体系中去，深入到经典原著的作者内心中去，深度挖掘经典原著的文本意义，深刻阐述思想观点的来龙去脉，深层剖析理论体系的历史影响，同时又要用浅出的方法、通俗的语言、现实的例证，把最真实、最具体、最全面的信息展示出来，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增强学员的学习动力。[1]例如：在讲解《共产党宣言》产生的时代背景时，适当穿插对马克思恩格斯出身、马克思与燕妮的爱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伟大友谊、马克思贫困生活等方面情况的介绍，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生动地展现出来，让学员对经典作家人生历程有所了解，这不仅有助于把经典作家与其思想理论贯通起来，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说教，而且可以使学员从经典作家的曲折经历和坎坷人生中感受其高尚的品质、坚强的意志和人格的魅力。

“新”就是做到创新讲课方法，讲出经典原著的新研究成果。经典原著的教学要善于运用讲课艺 化繁就简，抓住要害，恰到好处地给出例证，让学员想听，爱听，听有所获。为此，哈密党校在“新”字上，钻研出了一条模式，即“三个清楚，深处求新，掌握节奏，推动互动”。“三个清楚”就是要求教师要把问题想清楚，写清楚，说清楚；“深处求新”就是要求教师在吃透问题的基础上，运用多样的、新颖的教学方法及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做到深处求新、浅处求胜，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小平讲“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语言朴实无华，道理却是博大精深；“掌握节奏，推动互动”，就是说教师讲课要注意调节课堂气氛，把握讲课的节奏，同时应加强与学员的互动。有研究显示，成年人的注意力一般每十五分钟为一个单元。因此，教师讲课就需把握这个规律及节奏，课堂中适时穿插一个小故事、一个笑话调节课堂气氛，但笑话与故事也要紧扣讲题，不能游离太远[2]。经典原著的教学内容本就有些枯燥，教师只有在深钻教材的基础上，用发展的眼光和时代的要求引导学员去读经典，学原著，把经典原著的思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概述、新观点、新理论讲清，使学员坚定信念，拓展视野，在多元知识背景中去更好地比较和辨别。

“用”就是要“管用”、“实用”。学员往往是带着理论困惑进党校学习的，他们希望在党校学习期间通过研读经典，解开思想上的诸多误区。如资本主义为什么至今仍然有生命力？为什么人们对社会主义有困惑？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如何运用理论解答中国当下面临的诸多困惑和难题？这就要求党校的经典原著教学不能成为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要坚持经典原著学习与时代的主题相结合，与发展的实践相联系，与现实的工作相衔接，要触及学员思想的深层空间，让他们感受到理论上的解渴，做到“管用”、“实用”[3]。其实，经典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久远的著作至今仍在闪烁着真理的光辉，给人们以思想的启迪。因此，经典原著教学的落脚点应该放在把经典原著中的思想力量发掘出来，让学员信服，给学员信心，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三、加强管理，确保经典原著教学落到实处

在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学习与教学中，要紧紧抓住教学计划安排、课程设置、效果评估、心得交流等关键环节，精心组织，加强管理，确保经典原著的教学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教学计划安排与课程内容设置上，要针对不同班次区别对待。例如，哈密党校在为期2个月的主体班次中，设置一个教学单元板块，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系统学习，同时安排2次“班级论坛”对学习内容展开讨论，指定、推荐1-2本经典原著认真学习，并要求学员做好相应的读书笔记和撰写读书心得；在为期1个月的主体班次中，设置2至3次适应调训对象岗位需求的经典原著课程或导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进行初步介绍，安排1次“班级论坛”进行研讨，同时指定、推荐经典原著中的某些重点篇章要求学员认真学习，做好相应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定期检查，并将其作为结业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哈密党校还在校办的《理论研究》杂志、《学习动态》简报上开设专题栏目，刊发学员的学习心得、学习论文、调研报告，报道学员学习讨论情况。总之，哈密党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学中，通过多方面切实有效的管理，确保了经典原著教学落到实处，极大地提高了干部培训质量。

参考文献：

第2篇：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

第一,体例新颖,实验介绍详尽,研究过程清晰。以往许多心理学书籍,除专门的实验心理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教材外,多重视对心理学研究结果的介绍与讲解,对得到该结果的实验方法或具体过程往往介绍得不够详实,致使读者很多时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心理学经典实验书系”在编写体例上,推陈出新,以所要介绍的实验所涉及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方向为线索,以经典心理学实验为主体,详细叙述研究结论的产生过程。针对每一个具体的心理领域,都会介绍多个该领域的经典实验研究。针对每一个实验研究,都按照“研究主旨――实验目的――实验过程――实验结论――实验应用”的体例来编写,从而让读者有机会去认真把握每一个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来龙去脉,从而加深对该心理学研究成果的理解。

第二,内容丰富,实验经典。以该书系《儿童心理学》为例。该书几乎涵盖了儿童心理发生、发展的各个领域,涉及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儿童感知觉与动作发展、儿童注意与记忆发展、儿童语言与思维发展以及儿童自我了解与社会理解发展、儿童情绪发展、儿童道德发展等主题。全书介绍的儿童心理学经典实验近百个,囊括了一个世纪以来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的精华,从早期经典的华生“小艾伯特实验”、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实验”到后来的吉布森的“视崖实验”、皮亚杰的“三山实验”,再到当代的琳达的“儿童元记忆发展实验”、董奇的“儿童筷子使用技能实验”。可以说,该书实际上就是一部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传记。

第三,注重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说,心理学实验最能体现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性质。“心理学经典实验书系”把对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讨论放在第一位。全书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促使有关理论和假设产生的实验方法。这样,使读者在理解心理学知识的过程中,同时了解心理学实验研究的方法,并在对这些方法的借鉴与总结中,提高分析、批判已有知识的能力。

第四,实验联系应用,理论联系实际。该书系并不仅仅是对心理学经典实验的简单汇总与详细介绍。该书系的一大特点是作者们在对经典实验进行介绍总结之后,联系实际,将实验结果的应用予以详尽的阐述。这就为读者提供了对经典实验进行“二次加工利用”的线索。遵循这些线索,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经典实验进行加工使用。心理学科研工作者可以在对心理学实验方法与过程的得失探讨中,获取灵感或是对自己的心理学研究予以修正改进。而普通民众和教育工作者,可以将经典实验的结论更直观、更直接地使用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之中。

第五,行文流畅,语言通俗,非专业人士也可以阅读。从“心理学经典实验书系”各分册的领域涵盖我们就可以看出该丛书的一大特点就是面向生活、面向教育、面向人民大众。因此在该丛书的编写过程中,作者们行文通俗,即便是复杂的认知行为实验也力争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描述,方便非专业人士阅读。书中的内容对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具有极强的指导性,涉及工作、生活、健康的方方面面,覆盖万千心理的点点滴滴,非常适合普通大众阅读。

第3篇：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

关键词：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比较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037-02

从历时的角度来追溯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作为管理思想源头的古典管理理论和紧随其后的行为科学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基本触及现代管理的基本问题，同时，也为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清理两大理论流派的内在精神，并探求其内部相关性，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两大理论流派的追忆，而在于为现代管理提供新的视角。鉴于此，从比较的视角探寻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所内蕴的管理精神，并探究行为科学理论对古典管理理论的超越，对于现代管理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

古典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时期。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技术的先进与管理的落后成为突出矛盾而存在，一些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提出一系列管理观点。从理论体系建构上而言，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和厄威克与古利克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其理论基本特质在于，以“经济人”为前提假设，旨在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物质刺激和科学的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古典管理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管理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存在，也标志着管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化。

行为科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古典管理理论时期所确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日益显示出局限性，行为科学理论应运而生。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行为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确立和大规模发展两个时期。在确立时期主要包括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西蒙的决策理论。在大规模发展时期主要包括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为代表的个体行为理论；库尔特·卢因的团体动力理论和以布莱克与穆顿为代表的组织行为理论。此外，行为科学理论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激励理论，主要有“赫兹伯格的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理论、阿特金森的成就需要激励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弗鲁姆的期望机率模式理论、波特－劳勒的期望机率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凯利的归因理论、斯金纳等人的强化理论等等。”[1]其理论基本特质在于，以“社会人”为前提假设，“以组织中人的问题为中心，从动态的角度和社会心理方面研究人的因素对行为组织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2]其中，特别注重从心理学角度对人际关系、工作满意、工作生活质量、组织的激励措施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行为科学理论弥补了古典管理理论的一些不足，凸显了管理的人本色彩。

二、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比较

1.经验性研究转向实证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主要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其一，在古典管理理论之前，管理学正处于萌芽阶段，一些学者只留下了关于管理只言片语的观点，并没有留下经典的文献，因此，没有大量的文献供其翻阅。其二，无论是泰罗，还是法约尔，他们的管理观点主要是来源于自身的管理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源于一种“实验”，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来源于一种“体验”。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讲，他们应用的是经验归纳法，是一种描述性理论，属于经验型研究范畴之内，难以对复杂的管理实践作出全面的解释和预见。行为科学理论融入了大量的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其理论建构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通过理论假设的相关条件，建立理论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然后再通过对结论的检验，由此展开理论分析，从而建构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行为科学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而心理学研究在本质上是属于实证研究范畴之内。所以从经验性研究向实证性研究的转换促进了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发展。

2.客体性研究转向主体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其旨趣一般都在管理的客体方面，如工作条件、工作行为等标准化方面，以及对组织结构的科学性探讨等。即使涉及人的问题，也是抽剥人的主体性，将人置于客体地位进行关照和对待，使人只是作为提高效率的工具手段而存在，忽视人的主体性价值。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影响组织效率的决定因素，探求人的社会属性和多方面的需求，侧重于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组织应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提高人的主体性价值。因此，从客体性研究向主体性研究的转换进一步提升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

3.局部性研究转向系统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作业效率和生产环节层面，如泰罗主要探讨作业层次的管理，主要局限于车间的范围之内；法约尔虽然视角高于泰罗，但其主要专注于企业内部的高层管理研究；韦伯侧重于组织结构的体系设计，都带有明显的局部性特点。行为科学管理相对于古典管理理论更加系统，开始关注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巴纳德开创了社会系统研究的先河。尽管行为科学理论在系统研究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局部性研究向系统性研究的转换大大地丰富了管理研究的视阈。

4.静态性研究转向动态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管理原则、管理程序、组织结构、组织制度等问题的研究，是一种静态性研究。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从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层面介入组织管理研究，关注组织的动态因素，属于动态性研究。从静态性研究向动态性研究转换说明了管理研究方法的丰富，视野的开阔。

三、行为科学理论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超越

1.人性研究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的建构是以“经济人”为前提的，认为金钱的刺激是提高效率的唯一内在动力。诚如泰罗所言：“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3]也就是说，任务与奖金构成了古典管理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古典管理理论看来，工人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激发工人提高效率的手段则是金钱。梅奥通过霍桑实验，明确提出“社会人”的概念，认为人不仅要求物质利益，而且还要求作为组织中的一员而存在，需要得到友谊、安定和归属感。后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学说，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都从不同的层面对人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因此，相对古典管理理论的人性研究来说，行为科学管理的人性研究更为充分，大大丰富了人性研究的视野。

2.管理原则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主要致力于管理普遍原则的探讨，无论是法约尔的十四条管理原则，还是厄威克与古利克所总结的目标原则、权责相符原则、职责原则、等级系列原则、控制幅度原则、专业化原则、协调原则、明确性原则，都是从静态组织体系建构上来说的。西蒙曾指出“对几乎每个原则来讲，都能找到一个同样似是而非，并且可接受的矛盾原则。”[4]因此，可称之为“谚语”。行为科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组织理论的原则，如人格尊重的原则、相互利益原则、人性激发原则、人人参与原则、相互支持原则、协调统一原则等。这些原则是从动态的角度来把握管理中的基本问题。对于管理而言，这些管理原则的探索有利于管理有效性的实现。

3.组织视阈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研究视野完全是封闭的正式组织内部，如泰罗专注于作业现场的管理，法约尔局限于企业内部管理，韦伯从组织的角度来追求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设计。在行为科学理论时期，梅奥在霍桑实验中发现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而且意识到非正式组织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巴纳德进一步发挥了非正式组织的理论研究，对非正式组织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因此，相对于古典管理理论而言，行为科学理论时期的组织状态更加开放，而且组织视阈相对完整。

4.决策模式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的决策模式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认为决策者可以认识复杂的环境，能够制定出可供选择的全部备选方案，并能考察出每一可供抉择方案所导致的全部复杂后果，从而做到决策“最优”或者“最佳”。西蒙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性出发，认为人的理性只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是“有限理性”。因此，决策者作出的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只能是“有限理性”，追求的也不可能是“最优”或者“最佳”决策，而只能是“满意”的决策。相对而言，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更为一种理性、科学的决策模式。

总之，从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比较分析研究中，可以看到，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从“制度”层面来解读管理，而行为科学理论侧重于从“人本”层面来解读管理。虽然二者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分别触及现代管理的两个最为基本的要素，即制度与人。从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来看，其核心与目标在于实现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统一，即制度与人本的统一。因此，从比较视阈对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进行研究，并寻求二者的整合路径，对于现代管理理论发展与实践操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唯有如此，才能对管理理论形成更加科学与理性的认识，从而发挥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实现其管理价值。

参考文献：

[1]李兴山，刘潮.西方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9：7-8.

[2]唐兴霖.公共行政组织原理：体系与范围[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36.

第4篇：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一.经典阅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顺应时展的需要

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论断就足以说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项工作十分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有很多的困难，时代在改变，思政工作的环境也在改变，各校都在致力于改进和创新本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2016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学习首先要从阅读经典著作开始，经典阅读作为获取知识、开启智慧、完善道德、启迪心灵的重要途径，对引导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培养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各大高校渐渐受到重视。

众所周知，推荐阅读的经典文献有不少，马列“代表性篇目”的首篇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曾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邓小平曾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综上，他们对阅读经典的肯定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自十以来，数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实这既适用于干部理论教育，也适用于高校理论教育。在当代，通过教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固然很重要，但教材毕竟不是第一手资料，我们必须指引高校学生在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功夫。研读经典著作，具体讲就是要认真研读从马克思主义到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①把经典阅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顺应时展的需要，尽管在经典著作中，我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直接答案，但蕴含在经典著作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找到方向，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实学生的大脑，引导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从而提高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经典阅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提高哲学思维能力

“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这实际上是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论断。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始文本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途径，阅读原始文本，并不是说囫囵吞枣地大致看懂它的意思就行了，而是要仔仔细细研究、彻彻底底理解，体会其中的内在价值。通过对原始文本的分析与探究，细细品味经典著作中的价值，通过反复思考，渐渐掌握蕴含在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而提升我们的哲学思维能力。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含了人类很多伟大的思想成果，深入学习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提高哲学思维能力，有利于分析和解决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遇到的困难，具有实际意义。

2.增强明辨是非善恶和抵御消极错误思潮的能力

人要想更好地观察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揭示其本质和规律，就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②把经典著作的阅读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有利于远ㄑ生的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书中的旅行与实践中所得体会是完全不同的，高校学生要想成为国家的可塑之才，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阅读经典著作，其实是一个丰富知识、开阔视角、深化见解的过程，会使阅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前人高尚风范和人格魅力的熏陶，从而使得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得以提高。在这个新兴媒体快速发展，信息传播速度飞快的今天，一些消极错误的思潮出现在网上影响着我们。要知道，坚定信念是十分重要的，把经典阅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增强他们明辨是非善恶和抵御消极错误思潮的能力。

3.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提升民族自信心

经典著作是汇聚人类思想的“聚宝盆”，是伟大精神力量的来源。过去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带领我党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时代不管如何发展，形势不管如何变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是不可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要想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理论联系实际，正确运用从经典著作中所学的方法。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并将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唯有这样才能使高校学生都深刻领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当前，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西方发达国家借机肆意宣传他们的价值观，外来文化的入侵使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岌岌可危，坚定信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阅读经典著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高校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将大大增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并提升民族自信心。

三.经典阅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1.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外界诱惑众多，而这些诱惑使得大部分高校学生很难沉下心来认真研读经典著作。我应当明确，学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阵地，作为把经典阅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肩负着十分重要的使命。首先，学校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经典阅读纳入到高校的教学方案之中，作为学校所有专业的选修课，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必修课，通过课程设置鼓励大家研读经典。其次，精心组织各种读书和文化活动，帮助学生走进经典，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提升他们的思考能力，从而培养他们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合格的接班人。最后，学校可以适当采取一些奖励措施鼓动所有部门人员积极配合推动高校学生阅读经典，发挥其主导作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他们的修养。

2.发挥教师的指引作用

教师要想发挥在教学中指引学生阅读经典著作的重要作用，首先自身要先受教育，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才能更好地给学生指引健康的成长道路。说过：“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避免成为这样的人，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对于经典原著的学习和研究，切实提高自身的研究和教学水平，才能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过硬的“看家本领”，才能真正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其次，教师要努力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课上，教师可以适当地引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内容，让学生们对经典著作产生兴趣，从而培养起研读的自觉性。再者，教师可以为学生们指定一些比较容易读懂的经典著作，让他们在规定时间阅读完以后在课上分享自己的读后感，教师最后给出建议，并适当指导，这必将大大提高学生对经典著作的理解，有利于他们成长、成才。

3.发挥新媒体的推动作用

随着新兴媒体的崛起和壮大，高校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多媒体教学、网上教学、电视教学也日益完善，经典阅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不再只局限于过去死板的课堂教学方式。对新媒体的相关论述有很多，在当今这个传媒时代，新媒体无疑给高校学生阅读经典著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以往那种传统的教条式的教学方式得到了改变。如今，我们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还有多种新技术把经典阅读更好地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经典阅读高度融合，推动新媒体与理论学习有效融合，利用新媒体、新技术的优势增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新媒体发挥对经典阅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推动作用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机遇背后的挑战，新媒体带来的一些外来思想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也刚好证明我们急需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信仰。

参考文献

[1]孙应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重要论述[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

[2]：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6.5.18

注 释

①孙应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重要论述[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

第5篇：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

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博大深厚，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和丰富的人文精神，在促进中医药高职高专学校强化办学特色、提高教育质量等工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医经典著作是我国的传承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经过岁月的沉积而留下的经典。因此，切实加强中医经典教育，积极探讨以中医经典教育建设促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极具现实意义。

2现行中医高职教育经典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医人才的培养问题很多，虽然中医药人员数量在增加，但从社会和医疗机构的反馈信息来看，中医药教育质量明显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可持续发展，其主要原因与对经典著作的学习重视不够有关。近年来，有学者以改变知识陈旧、内容重复、学科界线不清的弊端为因由，提出取消经典著作的独立课程地位的观点，这一观点忽视了中医学发展的自身规律。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是中医学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其源于经典而且是长期稳定不变的。也有学者提出经典医著的教材应该用现代语言表述经典医著中基本内容，而将原文附其后供学生进一步钻研，否则会加大学生学习的难度，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笔者不否认用现代语言准确、完整地阐明医著的原意，吸收现代研究的成果来充实教材的内容，以更好地体现经典医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代临床实践的指导有重要意义，但经典之为经典就在于对其原文原汁原味的学习。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思维方式的架构，有别于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通过对经典的学习，把中医的一些基本概念，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学生的心灵深处，是形成中医理念、建立中医思维的必备环节。

3中医经典教育的必要性

目前，各高等中医药院校把《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设置为中医学经典必修课程，简称中医“四大经典”。中医“四大经典”历来是中医教育的核心，有着很强的理论性，它们构建了中医的基本理论框架，涵盖了中医基本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中医理论的基石，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

3．1学习经典医著，是帮助学生打牢中医理论功底的需要《内经》标志中医的理论框架的基本形成，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则进一步完善了中医理论，建立了外感、内伤杂病和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学习经典医著是系统、全面掌握中医理论的必然要求，是掌握中医理论体系的最直接、最有效方法。中医治学的根柢就作者单位：050081石家庄市，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是中医学的经典著作，经典可以示人以规矩准绳。清代医家徐灵胎认为：“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中医要遵循中医自身理论体系发展的轨迹，来探索理论与实践的客观规律和科学的内涵，所以中医经典医著对于中医学生来说理所当然应该努力学习并切实掌握。

3．2学习经典医著，是提高学生临床辨治能力的需要与现代中医教材的只言其常，不言其变的机械性体例不同，《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中有着各自的辨证理论体系，如六经辨证、脏腑经络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等，贯穿于始终的是整体观和恒动观，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辨证论治的规律。不仅理法方药一线贯通，示人规矩，而且有常有变，常变结合，从多层次、多角度上去揭示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辨证论治规律。与临床实际中的表里同病，虚实并见，寒热错杂，阴阳混淆，合病、并病，以及误治、失治后的转变等纷繁复杂情况相符，充分地体现了疾病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灵活变通的辨证论治精髓，弥补了目前统编教材的不足，锻炼了学生的辨证思维能力。

4经典教育方法

(1)中医“四大经典”要作为广大中医学生的必修课，学生不仅要弄懂经文含义，还要会背诵一些重要的经文。(2)院校应成立中医读经会，让广大中医学生对中医经典的阅读成为日常的功课。(3)学习经典必须强化“死记硬背”。“死记硬背”一直是教育界人士批判的对象，认为“死记硬背”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及想象力和创造力。但一味地放弃“死记硬背”的做法，正是当今中医教学的一大失误。“死记硬背”更是中医经典学习最基本的方式。经典医著成书己久，文字古奥难懂，语义有丰富性模糊性等特点，常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现象。而现代学生在古文字方面的修养远不及古人，因而对经典医著的理解存在不小的难度，而且中医经典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几乎无必然的联系，因此必须死记。关于经典学习的层次，《内经》概括为“诵、解、别、明、彰”等五个字。诵为朗诵，朗朗上口；解为解析，细细品味；别为辨别，不可烂从；明者，识作者之意，文章次序，轻重粗细；彰者得其旨而融汇贯通，举一反三，验于天下。学习“死记硬背”，不是否认教学方法的改革，如理解了当然有助于记忆。当然单纯以经解经，以解释清原文内容为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远远不够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教学则可采用病案讨论、床边教学等方式，让学生在讨论过程中领悟原著的精髓。在教学手段上也可充分吸收现代科技的方法，如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给学生以听觉、视觉等多方面的刺激，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这一切都可加深记忆，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死记硬背”。

第6篇：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

关键词：教师；经典阅读素养；构成；培育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4289(2014)06-0058-04

教师的经典阅读素养，是指教师阅读经典的态度、动机、能力、收获以及运用其收获等能力的综合体。良好的经典阅读素养主要体现在积极阅读经典的态度，发展自我与优化工作的阅读动机，读懂、读深、读细、读新的阅读能力，独特的体验、感悟与创生，在教书育人中积极运用读书所得的意识与技能等。阅读经典是教师走向优秀的必然，只有在经典中吸取精华，并将其转化为自我发展与优化工作的力量，才能促进专业水平的持续发展。古德蒙兹多蒂尔和舒尔曼的研究显示：“专家教师和新手教师最显著的一个差异是，前者具有更丰富的学科教学知识使得他能够从多角度看到大局，因此在选择适合主题的教学方法时更加灵活。”[1]40教育经典不但富含学科知识，而且揭示了学生成长与教育过程的规律，是人生智慧、科学智慧或教育智慧等的集合体。有较高经典阅读素养的老师，能从高处鸟瞰学科知识，游刃有余地运用教学方法。教师如果没有阅读经典作品的能力，就只能永远是在低处爬行的“教书匠”，教育的境界和教学活动的艺术性将难以提升。因此，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必须大力提升经典阅读素养；但是，教师要提高自身的经典阅读素养，需要在弄清其构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运用策略，才能有效培育和提升。

一、教师经典阅读素养的主要构成

教师的经典阅读素养，兼具了“教师阅读”、“经典阅读”和“阅读素养”多个方面的内容与要求，它是以“阅读”为核心要素，以“经典”为主要对象，以“教师”为专业特征，以“素养”为发展目的的综合性能力。主要由心理机制与主体意志、积累厚度与视野广度、思考深度与实践技能三个方面构成。

（一）心理机制与主体意志：教师经典阅读素养的情感倾向

在当代西方阅读理论中，关于阅读心理的理论主要有四种：一是姚斯提出的认同论，这种认同在文学阅读活动中主要体现为读者的某种情感介入，分为联想式、倾慕式、同情式、净化式和反讽式；二是沃尔夫冈・伊瑟尔的完型论，经典文本与具有独特经历、意识的读者个人心灵之间的交会，是文本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三是保罗・利科的同化论，这一理论指读者在文本面前，在语境和作品面前理解他自己，从文本中接受一个扩大了的自我或重塑的自我；四是诺曼・N・霍兰德的内摄论，认为文学作品可以渗过读者的自我防御，按照读者特有的欲望满足方式发生象征变形并复制自身。[2]从这四种阅读心理机制看，教师的经典素养在情感倾向上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对经典阅读充满兴趣、好奇、渴求、想象的心理机制；二是能动地认识自我、敞开自我、超越自我的主体意志，要提高经典阅读素养，必须首先在心理机制和主体意志上下功夫，才能培育积极的经典阅读动机与态度。

（二）积累厚度与视野广度：教师经典阅读素养的能力基础

教师经典阅读素养的核心构成要素是阅读经典的能力，影响经典阅读能力的基本要素是积累的厚度与视野的广度。厚度和广度是影响教师提高经典阅读素养的关键要素，是教师提高经典阅读素养的能力基础。没有一定的厚度，教师在经典面前只能浅尝辄止；没有一定的广度，教师难以将经典内容与自我、学生、教育活动等联系起来，容易降低阅读经典的效益。因此，要提高经典阅读素养，需要教师在积累中增加厚度，在视野中拓宽广度。“积累，是指阅读了多少、理解了多少、记忆了多少、默写了多少，其核心是阅读和记诵量。视野，是阅读了多少不同风格的作品，了解了多少不同流派的作家，阅读了多少不同时代的作品，对不同作家不同时代的作品特点了解多少等，其核心是阅读面。”[3]教师要形成阅读经典的能力，不仅要在理解、感悟、记忆、默诵的基础上增加阅读量，而且要围绕所读经典，不断丰富经典类型，拓宽经典的时空覆盖与种类，在大时空和多种类的经典阅读中增加视野广度。因为教师不仅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更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开拓者，这就要求教师既要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经典知识积累，加深阅读、理解和感悟量，为具备厚实的经典知识打下基础；也要积极扩展自己的视野广度，拓宽阅读面，在宽视野中提升自己的经典阅读素养。

（三）思考深度与实践技能：教师经典阅读素养的智慧表征

经典阅读的目的之一是体察他人的经验，在有限的时空内拓展自己的人生阅历，涵养自己的教育与发展智慧。阅读经典的最大价值，是在深度理解经典内核的基础上，对具有现实意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操作策略等有效地加以运用，实现经典与实践的有效互动，这种有效互动的智慧，就是阅读经典的智慧。要养成这种智慧，必须在阅读过程中加大思考的力度，穿过语言表层体察其深层内涵，用思维和智慧阅读经典，才能在经典中收获真正的智慧，才能运用经典智慧指导实践变革。因此，阅读经典时的思考深度与阅读经典后的有效实践，是教师经典阅读素养的智慧表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提到：“教师的职业现在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越来越成为一个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与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教师要实现这一角色转变，需要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与实践，才能促进学生在创造性的活动中不断发展学习能力与成长智慧。事实上，只有在阅读过程中创造性地思考和实践，才能真正吸收中外经典作品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教育要义，才能批判性地汲取经典中的主张和智慧，多元化地审视经典对自我与学生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才能将自己的感悟与收获用于日常教育工作，把思考感悟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形成教育智慧和持续不断的专业发展力。因此，教师经典阅读素养的智慧表征，应是思考深度与实践技能的有效融合，教师要提高阅读经典的智慧，需要促进思考深度与实践技能的整体发展。

二、教师经典阅读素养的培育策略

从经典阅读素养的主要构成看，教师要提高经典阅读素养，需要在情感倾向、能力基础和智慧表征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消解心理障碍，培育经典阅读的积极情感倾向

经典阅读素养的基础构成是情感倾向，只有乐读、愿读，才能把经典融入自己的内心，产生不可多得的教育智慧。情感倾向制约着教师阅读经典的内部动机，要提高经典阅读素养，需要提高经典阅读的喜爱度、投入度、意志力、勤奋度、专注度等心理品质，才能培育良好的经典阅读的心理机制与主体意志。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首先消解经典阅读的心理障碍。

1.消解经典阅读时间难调配的心理障碍

经典需要慢读，只有通过长时期的浸泡，经典中的养料才能进入读者的思想。因此，经典阅读首先需要时间做保障。有些教师认为时间调配问题很伤脑筋，上课不能迟到、早退，课后还要备课、改作业，如果是班主任，事情就更多，更何况还有家庭负担和业余生活，很少甚至没有时间阅读经典。事实上，提高教师的经典阅读素养，是帮助教师提高思考力与改革力，在实践中收获“事倍功半”的有效途径。“总的来说，对每一节课，我都是用终生的时间来备课的。”“怎样进行这种准备呢？这就是读书，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4]只有与经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才能在繁杂的琐碎的事务中寻找规律，发现捷径，使用巧劲，节约出时间阅读更多经典，形成工作、生活与阅读的良性循环。同时，教师在阅读经典作品时，还能感受到先贤的时间管理智慧，从而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时间。不难看出，不是时间调配难度大，而是没有在经典阅读中收获“事半功倍”的意识与能力。要提高经典阅读素养，必须消解阅读时间难调配的心理障碍，并掌握经典阅读与优化实践的时间调配技巧。

2.消解经典内容太深奥的心理障碍

不少教师知道阅读经典关乎教育规律、高尚心灵、优雅气质，有利于人文素养和教育思想的形成；但也有不少老师认为经典内容深奥难懂，阅读费时费力，难以“拿来就用”，没有勇气跨出阅读经典的第一步。要提高经典阅读素养，必须克服阅读的畏难情绪，打破经典的神秘感。经典是无数思考的凝聚，是大量事实的升华，是具体事实的高度概括，只要在阅读过程中把作品与生活、把事实与自我、把观点与现象联系起来，就能在抽象中链接具体，在别人的事实中联系自我，把过去的人事投射到今天，逐步消除经典深奥、抽象、久远等印象，进而读出无穷的乐趣与况味。

3.消解经典阅读多余的心理障碍

一些教师认为自己拥有一定的专业洞察力，能够精准地传授学科知识，能应付教学中的各种场面，没有阅读经典的必要。一些老师认为可以读读与自己所教学科有关的经典，如一些数学老师认为自己只要阅读罗素的《数学原则》就可以了，至于卢梭、杜威、陶行知等普适性的教育经典不必去读，《孟子》、《理想国》、《人性论》、《人类理解论》等思想著作更是多余，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人间喜剧》等经典作品纯属浪费时间。事实上，教育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教育理论的指引，教育境界的提升离不开多种经典的滋养。因此，要提升自己的经典阅读素养，必须破除这种心理倾向，既要阅读经典，也要不断拓展经典的阅读面，才能不断发展积累的厚度与视野的广度，避免把自己蜕变为单调乏味的体力劳动者的危险。

（二）积累拓展，夯实经典阅读的能力基础

经典阅读的积累和拓展，是教师提高经典阅读素养的能力基础。要夯实这一能力基础，需要学会制定适合自己的经典阅读目标、甄别经典阅读内容、活用经典阅读方法。

1.认知自我，确立经典阅读目标

阅读经典需要确立恰当的个人目标。李海林认为教师成长有三个阶段[1]307，处在不同阶段的教师应确立不同的经典阅读目标，才能在恰当的积累与拓展中夯实能力基础。对于新教师来说，经典阅读的目标应围绕“如何在课堂上利用经典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来制定；对于处在职业倦怠期也就是高原期的教师来说，经典阅读的目标应以“怎样阅读经典才能促进自己的第二次成长”为主；对于专家型教师来说，应以“追求更加幸福快乐的工作及教育教学风格与思想”为中心制定经典阅读目标。总的来说，我们要善于认知自我，明白自己所处的状态，找到自己在教学中的问题，以此确立适合自己的经典阅读目标，才能切实提高经典阅读素养。

2.善找书籍，甄别经典阅读内容

根据“教师专业知识结构的开放性认知模型”[1]32分类，可以将教师最基本的经典阅读内容确定为学科专业经典、国学经典和教育心理学经典三类。例如一个英语教师不仅需要阅读索绪尔的《语言学教程》，还需要阅读《大学》、《学记》、《论语》等国学经典，也要读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陶行知教育文集》等教育经典。这三类经典应以学科专业经典为基础，教育经典为核心，国学或文学等经典为拓展。在书目的选择上以“专”、“精”、“博”为准则，“专”意在把握自己的学科思想，“精”重在形成自己独特的有价值教育思想，“博”意在拓宽自己的视野。

3.用好方法，提高经典阅读效益

经典作品蕴含着丰富深厚的知识、思想与诸多信息，能够常读常新。“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遍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5]此外，也可按照朱熹所说的按照由易到难的顺序读经典：“读书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6]另外，还有选篇或选句法、熟读法、专一法、退步法、参读法、阙疑法、讲述法、圈点标记法、“四到法”……对任何一部经典作品，这些方法都是可用的，关键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才能提高阅读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深度实践，培育经典运用智慧

真正的经典不仅隐藏着各个领域的智慧源头，还蕴含着丰厚的教育思想、哲学思维、人伦常识、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深度实践，是指教师在实践中抓住经典内核，有效运用从经典阅读中获得的思想、知识、体验、情感、技巧等，在与学生、学校、社会、自然的交互过程中，能动性地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与自我发展能力。

1.在经典阅读中改善课堂

在新课程改革的推动下，教师、课程、教学的联系更加紧密。教师不再是教科书、教学参考资料的机械执行者，而是课程建设与开发的决策者，这种角色定位对教师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要利用自己阅读经典的体验与收获，能动地参与到课程设计和教学改革中来，将自己在经典阅读中学到的理论知识、领悟到的教学思想等与课堂实践不断磨合，内化为自己的课程观念和教学理念，创生出新的教育思想，开发出更好的教学策略，实现经典阅读的深度实践。

2.在经典阅读中群体共生

阅读经典，强化交流，在交流中收获更多信息，思考更多问题，共同反思阅读过程中的优点与不足，以此发现经典的深层内涵，才能促进自己的专业发展。要提高经典阅读素养，学校一方面要赋予教师更多经典阅读自，丰富图书馆中的各类经典；还要建立一套有利于教师交流分享、深度思考的经典阅读评价制度，鼓励教师群体创造性地合作交流，促进经典阅读的群体共生，才能在经典阅读中大范围内推动实践变革。

3.在研究创新中发挥经典的常态促进功能

在经典阅读中研究创新，才能在深度思考中把经典智慧用于日常教育教学，发挥经典的常态促进功能。优秀教师善于将自己在经典阅读中的收获转化为生产力，正如赵谦翔所说：“反思心路历程，我只走了三步路：敬业、创业、乐业。”[7]他所说的“绿化语文”之“业”，就是在广泛阅读经典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再如李吉林、魏书生、吴正宪、徐长青、钱金铎、沈雪春、姚敬华等，尽管所教学科不同，但他们都在研究创新中发挥了经典的实践改善功能，并进而形成了自己的教育风格与思想。由此可见，在阅读经典中研究创新，是形成经典阅读智慧、发挥经典常态促进功能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1]邵光华.教师专业知识发展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石在中.当代西方文学阅读理论的多向展开[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2):130-131.

[3]张伟.语文学业成就有效测评技能训练[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135.

[4]苏霍姆林斯基著杜殿坤编译.《给教师的建议》[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7.

[5]朱光潜.谈读书[A].//胡适等.怎样读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91.

第7篇：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 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 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 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 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 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书目：

    1.《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  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 douglass. c. north   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 史漫飞 ，商务印书馆， 2000

    4.《制度经济学派》，傅殷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公共选择理论》，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制度经济学》，塞谬尔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

    7.《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英）g-m-霍奇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刘凤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9.《新制度经济学》，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政治科学》（第六版），（美）迈克尔-罗金斯等，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探析》，黄新华，《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注释：

    [1] 信息问题：新古典理论认为个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认为是作出正确的决策选择的前提条件。但现实中不仅信息的获取是困难的，而且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2] 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个体主义和静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是整体的和演进的。

    [3] 在接下来的文中将会提到，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经济理论》一文中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第8篇：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

考察“典型”在中国的东渐历程，它的兴盛主要取决于中国现代文学界把握以鲁迅为代表的新形象创作的需要及“典型”理论的及时输入，其衰落导源于它的自我解构、“新时期”创作新变化、美英文论思潮输入及我国文学理论家的回应。“典型”东渐70年踪迹启示，外来理论在中国新语境的移位必然导致变形，这种移植也能生成民族的和原创的品格。中国化“典型”理论不失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一次富有民族性和原创性的理论建树。“典型”的错时既促成边缘向中心的位移又埋藏着资源匮乏的种子。“典型”还会重新被唤醒，以新的适当方式去推演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场面。

【关键词】 “典型”;东渐;移位;变形;原创;错时

从鲁迅于1921年首度使用“典型”时算起〔1〕，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典型”理论在我国文论界已风行大约70年。而在这70年中，它作为主流理论雄踞文坛至少已经长达50载。这一外来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的主流化进程曾是如此成功并如此富有权威，以致许多人容易混淆一个本来事实: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理论却原产自西方。这种混淆至少表明，在西方异域生长的“典型”理论已成功地完成其东渐使命。这种成功表现在，它在原本陌生的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还一度成为中国现代文论家族中最具权威和魅力的重要成员之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典型”在中国的影响力却转而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直到近几年来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中竟已变得芳踪难觅了。“典型”的中国化进程虽不足百年时间，竟已历经盛衰起伏，这一事实应当引人深思。现在回头对“典型”的东渐轨迹作一番简要的追踪是必要的，想必应有助于冷静而全面地梳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论建设作出新的反省和思考。

一、“典型”在西方

在重返“典型”的中国化旅行之前，有必要对我们所讨论的“典型”在西方的原有本土状况作点必要而又粗略的辨识。据朱“典型”东渐70年及其启示光潜先生的研究，“典型”(Tupos)来自希腊文，原义是铸造用的模子，与希腊文Idea为同义词，同有模子、原型、形式、种类等含义，引申而有印象、观念、思想和理想等含义。〔2〕“典型”作为美学与文论概念，在西方诚然有着久远的历史，例如从亚里士多德起就发生了并出现复杂的演化，但从其在美学与文论界的影响力或领导权来说，要的还是一个盛行于前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时期的现代范畴，即主要的活动舞台在18至19世纪欧洲美学与文论中。其主要的代表性理论家为黑格尔和别林斯基，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黑格尔在前人基础上为艺术“典型”概念注入了新的唯心辩证法内涵，使其成为一般与特殊、感性与理性、丰富与整一、现象与本质等多组对立关系的辩证统一范畴。尽管黑格尔的“典型”论拥有更多的原创性和更令人信服的权威性，但真正在我国文学界有着更高知名度并发生过显赫影响的却是在文学界忠实而出色地推演他的理论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作为著名的俄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从“典型”的高度，对以果戈理为代表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了及时、尖锐而深刻的批评，给我们留下了广为传颂并至今印象深刻的一系列著名论断:“典型化是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没有典型化，就没有创作”〔3〕;“创作的独创性的，或者更确切点说，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这典型性”;“典型”性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在一位真正有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来说都是熟识的陌生人。”①活跃的文学批评家比之严谨的理论家，确实更善于扎根肥沃的文学土壤并铸造更富有煽动力的词语去推演“典型”理论，因为他的身后是一系列活灵活现的富于感召力的可以名垂千古的“典型”形象画廊。正是凭借对于文学“典型”人物在现实干预中的巨大感召力充满高度洞察和热切期待，别林斯基才敢于跨越其宗师黑格尔而把它一举提升到艺术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这一前所未有的美学顶点，闪耀着“伟大”或“崇高”的美学光环。难怪朱光潜会评价说:“在近代美学家中，别林斯基是第一个人把典型化提到艺术创作的首要地位。”〔4〕

更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原创的先进的唯物主义思想武器，对以黑格尔为代表唯心“典型”观作了空前的富于革命性的转型式改造。他们的富于革命性的转型式改造的关键点在于两方面:一是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论理解转变为唯物辩证论阐释，引申出凭借“典型”去认识世界、认识生活的美学主张;二是进一步把“典型”同现实生活的革命性改造目标联系起来，翻转出“典型”所蕴含的新的审美的认识和改造现实的美学价值。这两方面主要表现在，他们出于“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这一崭新意图，去强调“典型”应是与“个性”统一的艺术整体，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及要“按照美的规律”去塑造等。②他们心仪的能够创造上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作家是后来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

可以说，回顾“典型”理论在西方发生、发展与演化的历程可知，它主要地是18、19世纪欧洲美学与文论的一项富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5〕，尤其是紧紧依托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为文艺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与批评资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同样要看到，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陆续登上文坛，“典型”理论在西方逐渐衰落并最终趋于沉寂，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趣的是，当“典型”在西方本土日趋没落时，却正值其在中国东渐过程中愈加风光时，这一种错时又错位的兴衰更替现象不能不耐人寻味。

二、“典型”东渐踪迹

来自西方的“典型”观念是从晚清时起逐渐传入中国的，这个东渐过程先后经历大体上的发生、发展、高潮和衰落四阶段。我把“典型”的登陆期指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年，恰是根据本文开头提到的鲁迅的那篇文章。也正是从20年代初年起，围绕对于鲁迅本人创作的阿Q等后来被恰当地命名为“典型”的新型人物形象的批评，沈雁冰、成仿吾、郑振铎等在寻找新的合适的美学理论去解读的过程中，紧紧抓住来自西方的“典型”新说，在论争中使其正式顺利抢滩中国文坛。可以说，“典型”登陆中国时的第一个文学“港口”便是鲁迅和他的创作。1924年，成仿吾在分析鲁迅创造的阿Q等人物群像时第一次使用“各样的典型的性格(typical character)”、“这一个的典型”等表述，并把这种“典型”视为衡量文学创作成就的重要的美学标尺(尽管他对鲁迅的理解存在片面性)〔6〕，这标志着“典型”自此成为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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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发展期或勃兴期则大约属于30年代。那时，伴随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深入和成功的中国化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五封书信等著述中表述的“典型”理论迅速传布，影响日盛。回头看，不少文学理论家为“典型”理论输入中国以及中国化做出了努力，但首功应属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于1931年重新拿起笔杆子，在与鲁迅合作领导左翼文学运动的过程中，大力译介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典型”观，同胡风、周扬、冯雪峰等文艺理论家一道努力开创中国化“典型”理论的道路。胡风的《什么是“典型”和“类型”》(1935)、周扬的《现实主义试论》(1936)及《典型与个性》(1936)、冯雪峰的《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1937)等论文及其参与的论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化“典型”理论的生成。如果说，勃兴期“典型”理论往往伴随着一种开拓性激情和神秘感的话，那么，进入40年代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化“典型”理论进入主流期或高潮期，在我国现代文学界体现出一种无可争辩的美学权威性。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为代表，中国化“典型”理论获得了系统表述并拥有主流地位。毛泽东出于让文艺作品承担感染和动员群众的目的，要求文艺作品注重“典型性”，走“典型化”的创作道路，因为他认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他看来，文艺作品的“典型化”极大地有助于动员群众投身于“改造自己的环境”的“斗争”，“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典型”东渐70年及其启示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7〕。同样在40年代，继毛泽东之后，蔡仪在自己的美学体系中有机地输入了“典型”范畴，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整个美学体系的基石。他在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史上首次明确地规定，美是“典型”，“典型”是美。美作为“典型”，意味着个别中显现一般的东西;相应地，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也就是个别中显现种类的一般。美被视为是个别显著地表现着一般、必然，具体显著地表现事物的本质、规律。蔡仪随后在他主编的高校文学理论课程教材《文学概论》(1979)中，主张创造既有鲜明、生动的性格特点又有普遍的社会意义的文学“典型”，并把“典型”性作为文学形象的一个基本规定，认为文学形象当其“有可能描写出鲜明而生动的现象、个别性以充分地表现它的本质、普遍性，使它具有突出的特征而又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时，就具有了“典型”性。〔8〕这部教材还进一步标举文学形象的“典型化”:这是创作中那种“概括一定阶级的、一定人群的性格的本质特征而具现于一个人物身上，使他既有一定的代表性又有完全独特的个别性”的过程。〔9〕正是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论家把中国化“典型”理论推向成熟。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只是在个人的理论和批评著述中主张一种积极的和革命性的“典型”观，而毛泽东则可以把它根本性地转变成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一整套实实在在的文学体制化举措，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运动、文学教育、文学宣传、文学生产等多种体制运作过程，从而使得艺术“典型”观成为我国文学现代性和更广泛的文化现代性体制的构成要素。“典型”理论在中国走向边缘期或衰落期，是在大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在这一被称为“新时期”的时段里，文论界和创作界的兴奋的中枢神经区却再也容不下曾经显赫一时、风光无限的“典型”的身躯了，竟然转而张开双臂去纵情接纳“朦胧”说、“积淀”说、“文学主体性”论、“向内转”论、“先锋主义”、“新写实”论等与“典型”范畴难以兼容的种种新学，使得曾经位居主流的“典型”理论逐渐被冷落一边，不得不向边缘移位，直到走向衰落。〔10〕

三、“典型”之盛衰

“典型”在中国盛衰的原因是什么?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有赖时日，但这里不妨作出一种初步的简明扼要的概括:它在中国的兴盛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那时期正日益高涨的中国文学现代性在新的文学形象阐释上的特殊的美学需要:对内力充满失望而对外力满怀期待的中国现代文学家，敏锐地捕捉到来自俄苏的“典型”理论有助于阐释现代文学中的以阿Q为代表的一种特殊的新型人物现象，于是大胆加以借鉴，从而才有力地促成“典型”的东渐的成功。可以说，正是依靠来自西方的新范畴“典型”，中国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找到了借以洞悉中国现代文艺与中国现实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束强光。当然，另一方面，同时也需要看到，那时的前苏联和第三国际主动向中国输出革命，而“典型”理论不过是那时输入我国的种种革命理论和实践武器中的一种罢了(这需要称职的专家去作专门研究)。回顾“典型”论在这两个时期的演进动因，可以说前苏联因主动输出马克思主义而充当了主要的外因，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则扮演次要的辅助角色。可以总起来说，一方面是中国现代文学界把握以鲁迅为代表的新形象创作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是“典型这一富有理论威力的西方理论的及时输入，这两方面的合力才终于确保“典型”在中国文艺界平稳着陆直到登上主流宝座。至于“典型”走向衰落的原因，也需要作多方面的分析，我想这些分析是离不开如下三方面的(当然远不止这些)。第一，“典型”走向衰落其实是它的自我解构的一种必然后果。随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1966)及其标举的“三突出”、“高大全”等理论对“典型”论的过度滥用，“典型”在“文革”十年终于走向恶性膨胀的极端，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重新觉醒的“新时期”人们对它的激烈质疑和冷酷抛弃，这就把它推向自我解构的绝境。这一点与其说出于一种清晰的理论推导，不如说更出于一种无需证明的素朴的情感判断。第二，这种衰落更是出于“新时期”创作出现新变化并由此发出新挑战的结果。“伤痕”、“改革”、“反思”、“寻根”等文学思潮一再对“典型”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镜子”的权威性以及对“典型化”作为文艺创作的基本法则的权威性均构成严峻的挑战，从而迫使文学批评家们无法再像别林斯基及周扬等当年那样充满自信地运用“典型”武器了，转而探索前面曾提及的“朦胧”、“积淀”、“文学主体性”和“向内转”等新理论。第三，还需要同时看到来自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合力作用: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再是来自前苏联和东欧而是来自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文论思潮如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先后抢滩中国，竭力冲击“典型”的王座;另一方面，我国文学理论家们面对这场以“语言论转向”为标志的新的欧风美雨不得不展开新的积极回应，尝试借机加紧耕种自己的文论园地，包括寻求自身文论传统的积极的现代性变革。正是这两方面的汇合，促使“典型”逐渐地让出理论原野的中心地位而退居边缘。

四、“典型”东渐的启示

在“典型”东渐过程告一段落的时候，对这个不平常的段落加以回顾是必要的，这种回顾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辨识脚下继续延伸的新道路。我首先想到的一点是，一种理论在异域的移位本身就意味着变形。当“典型”离开“泰西”本土东渐时，东方黄土地必然会以自身特有的生态环境去接纳新客人。这种新生态环境下的接纳对陌生的西方客人来说，势必意味着一种本土未有的新变形。也就是说，中国新语境必然会导致“典型”发生一种在其本土未遇的变形过程。理解西方“典型”理论的原貌对借鉴诚然十分必要，但真正根本性的却是，中国理论家们总是为着自身的新需要而创造性地运用它。没有鲁迅和他的不朽创作阿Q，何来“典型”这理论之需?不是“典型”理论需要阿Q去证明，而是阿Q需要“典型”理论去把握。正由于这种中国现代文学形象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果戈理等创造的西方艺术“典型”存在着相通而又不同的情形，因而阐释过程中生成的“典型”及其内涵就与西方原有“典型”出现特定的差异。这就是说，新的阐释对象必然导致原有理论内涵发生某种微妙而又重要的变形。

如果从积极方面去理解这种变形就可知，移植的外来理论也能生成民族的和原创的品格。由于中国理论家们在阿Q等形象的阐释中对西方“典型”作了能动的变形，因而这种“典型”理论已经打上了中国民族特色文学理论或具有原创因素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明显烙印。如果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典型”就应当是这个理论家族中的一个当然成员。诚然它起初是外来的而非民族的，但正是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地被赋予了民族的和“典型”东渐70年及其启示原创的内涵。阿Q形象创造之初，人们对它感到震惊和陌生，一时显出阐释的困窘。但由于创造性地移植这一外来理论，阿Q才终于获得了民族的可理解品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化“典型”理论不失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一次富有民族性和原创性的理论建树。

同时要看到，“典型”在中国的盛衰历程与在西方本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时现象，即当其在中国兴盛时恰是在西方衰落时，这决定了“典型”理论的持续的外来资源供给会出现匮乏。这种错时本身正宛如一把同时插向盛与衰的双刃剑，它既能促成“典型”由边缘向中心的迅猛位移，因为新的异域土地有着新的强烈渴求;同时又埋藏着令其资源匮乏的种子，因为，当虚心好学的国人在重新开放时一旦发觉“典型”在西方已零落成明日黄花，那么其抛弃的冲动想必同当初接纳时的冲动一样来得势不可挡。这也提醒我们，外来理论种子当其尚未深深扎根于中土时，必然会出现这种后果。

作为西方理论在中国的一次成功的旅行，“典型”在中国畅行大约70年后衰落了，但我揣摩，它不大可能会就此轻易退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舞台。因为，一旦文学创作界生出新的适宜的阐释需要，它就会重新复活并登场。或许，当浩瀚黄土地的某一角落在某一天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呼唤时，它会重新被唤醒，以新的适当方式去推演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场面。或许这种声音已经响起来了，夹杂在众声喧哗中，需要我们以超常的耐心去静心倾听和辨别。只是它的新的作用方式究竟是什么，是全新的再生整体，还是被肢解的某些碎片，或是多种异质美学范畴的碎片式重组?尚不便妄加预测。

〔参考文献〕

〔1〕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7.

〔2〕〔4〕〔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95，543，702-707.

〔3〕别林斯基.评《现代人》〔A〕.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43.

〔6〕成仿吾.《呐喊》的评论〔A〕.李何林.鲁迅论〔C〕.上海:上海北新书局，1930.229.

〔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1.

第9篇：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

将范式的观念运用于经济学，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经历着范式的演变。

一、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建立

经济学最初的范式是由亚当·斯密（A.Smith）建立起来的。斯密建立起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标志是1776年《国富论》发表）。马克思指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注：转引自陈冬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1.经济人假设

所谓经济人假设，就是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斯密将其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努力”。其实斯密并非只看到个人私利而不重视人类的道德伦理（可以参见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他也是在反复思考了“经济人”和“道德人”后，才确认经济人是更加符合实际的假设，并且更有利于建立经济科学。

2.看不见的手假设

斯密认为个人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斯密认为国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个人经济自由，而非干涉市场。

3.社会分工假设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促进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

4.研究对象

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经济、政治以至各种上层建筑，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

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继承

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而非范式的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A.Marshall）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其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得狭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脱去了“政治”两个字，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可以概括为两条。

1.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假设实际是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延续。理性人假设是指个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进行选择，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个人总是能够使效用达到最大化。

2.市场均衡假设

在给定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市场总是能达到均衡（瓦尔拉斯均衡），而此时的资源配置是最优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以价格为核心，研究市场如何配置资源。

三、凯恩斯革命——范式的革命

从斯密到马歇尔，经济学的范式发生了继承和延续，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是由凯恩斯（J.M.Keynes）来进行的。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的力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经济学家无法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一场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并成功地解释了大萧条。这一革命以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为标志。

凯恩斯理论的范式可以概括为3点。

1.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萨伊定律）。

2.工资刚性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

3.市场无法自动出清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价格的迅速变化总是能使供需自动达到均衡，因此反对国家干预市场。

由于大萧条的出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再有效，而凯恩斯的范式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凯恩斯的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因此称为宏观经济学。他的追随者在他建立的范式上发展完善了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Economics），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四、新古典综合派——新旧范式的结合

所谓新古典综合，就是指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两种不同范式的结合。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1937年，希克斯（J.R.Hicks）画出了最早的IS－LM曲线，其中运用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的开端。（注：参见赵汉平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库》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1948年，萨缪尔森（P.A.Samuelson）的《经济学》出版，标志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1961年，《经济学》第三版中，萨缪尔森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他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而如果充分就业（均衡）实现了，那就恰恰满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范式）。因此他将凯恩斯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放在同一本教科书中。他本人也成为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isSchool）的代表人物。新古典综合的实质是为了更有效地解释经济现象，而将经济学的新旧两种范式结合在一起，但是它并没能取消两者的矛盾，只是掩盖了矛盾。

五、一场更大规模的革命——第二次革命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现象。凯恩斯理论的范式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人们开始厌恶国家干预，重新向往自由市场。在这种背景上，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展开了。以弗里德曼（M.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者首先对新古典综合派发起攻击。他们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藉以批评凯恩斯主义者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经济自由。理性预期学派（SchoolofRationalExpectations）的卢卡斯（R.Lucas）走得更远。他借助于理性预期的假设，并通过运用现代数学，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范式——有效需求不足、工资刚性以及市场的无法自动出清，从而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卢卡斯的结论是稳定的政策都能被预期到，而能被预期到的政策是无效的。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市场失灵现象实际上是变化不定的政策造成的。这是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全面反动，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在更广的范围内，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得以恢复和发展。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在人力资本理论方面，布坎南（J.Buchanan）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都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将研究对象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了非经济领域，包括政治、婚姻、家庭、犯罪等各种不同领域。在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过程中，对范式的革新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企业的出现，也不能解释制度的变迁。于是他们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重新解释了产权。新的范式是将人们的交换行为设想为一系列谈判过程，而谈判是需要谈判者付出代价（即交易费用）的。因此理性的人就需要在交换（收益）和交易费用（成本）之间进行选择。产权实际上是交换的前提，而制度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手段。在这个范式上，科斯（R.Coase）和诺斯（D.North）等经济学家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注：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理论真正起源于1937年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但其获得实质性发展是在80年代以后，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则主要是在60年代以后起步。）等等。

八十年代以来，由纳什（J.Nash）、泽尔腾（R.Selten）、海萨尼（J.Harsanyi）领导的博奕论开始应用于经济学。博奕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在后者的范式下隐含了两个基本假定。一个是假定市场参与者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充分竞争性的；另一个是假定参与者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在现实中，市场参与者是有限的，在有限人数下，人们的行为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同样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也常常是不对称的。在假设参与者行为相互影响的范式上，博奕论的研究得以展开。而在不对称信息的范式上，以维克瑞（W.Vickery）和莫里斯（J.Mirrless）为代表人物的信息经济学（实质上是非对称信息博奕论）也得到了发展。（注：参见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页。）

我们看到，这是经济学上一次浩浩荡荡的运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重新接替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其自身也获得了发展和革新。同时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们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注：本文所提及的，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均已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弗里德曼（1976），舒尔茨（1979），布坎南（1986），科斯（1991），贝克尔（1992），诺斯（1993），纳什、泽尔腾、海萨尼（1994），卢卡斯（1995），维克瑞，莫里斯（1996）。）他们的理论汇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

六、杨小凯的工作——第二次综合

最后我将提及澳洲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正在试图创建一门新的经济学，他自称为新兴的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其中他引入了当年亚当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的范式。在这个范式上，他通过运用现代数学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进行了重新描述，并且希望在此过程中，将宏、微观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奕论等各种理论体系整合在一起。（注：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这将是经济学范式上的一次大综合，其意义可能超过新古典综合。因为后者的综合只是将两种相互矛盾的范式简单地合在一起，并没能取消矛盾。而前者是通过一种新的范式来解释原先不同的范式，因此原先的矛盾在新范式里被取消了。当然新的范式仍将面临新的矛盾，仍可能被另一种更新的范式所替代。

七、结论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演变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建立——继承——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不同的范式根据它们对客观经济现象解释的有效性而相互接替，或者说是根据它们接近被观察现象实质的程度而相互接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