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多样性的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生态多样性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商品意识形态；交换；生产；消费
一、商品意识形态的定义、产生发展及其当代表现
意识形态问题是一直以来国内外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也在不断的升华，从早期特拉西（Tracy）的观念学到马恩批判的意识形态概念，再到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批判的意识形态的发展，阿尔都赛，拉康等人的意识形态研究等等，使我们了解意识形态之于人的包含性。西方学者们最终承认没有意识形态，人不成为人。在这样的研究下，学者们怀着或是批判的，或是中性的态度探讨了各种意识形态系统，包括：经济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以及美学意识形态等概念。根据马克思哲学的观点，一切意识活动都有其物质基础，那么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出现的诸概念也对应于一定的现实基础，如经济意识形态就对应于经济活动。然而，在这么多意识形态的研究中，人们都把关注点放在了“上层建筑”中，对于在经济基础中可能出现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意识形态有所忽视。本文作者将尝试从商品出发，研究一项新的内容，即商品意识形态。
1.商品意识形态的定义
商品意识形态是指，在全面商品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以商品化思维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系统。卢卡奇曾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文中指出“商品只有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时，才能按其没有被歪曲的本质被理解”。那么要全面的研究以商品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也必须在“商品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这一时代的背景下，这个时代我认为就是当下，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其含义与哈贝马斯的同一概念基本相似。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商品（还没有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生活状态除外），经济活动的全部就是商品的活动，政治的目的是延续商品的生产与其对社会的统治，如政府对于社会经济的规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就是为商品的再生产提供条件；文化成为刺激商品消费的手段，从各种商品的实用价值到商品符号价值（各种品牌）的实现，事实上就说明了文化在商品消费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商品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社会普遍的存在。在商品意识形态的定义中还有一点需要解释的是，即所谓的商品化思维。由于长期处于商品社会，在人的思维当中出现了商品化的特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思维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成为商品生产、出售，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主体所倡导的“知识经济”就明显的带有这样的特点。然而这只是商品化思维的一个方面，只是简单的将思维等同于商品的观念，并未涉及其真实的核心，最为关键的部分。真正的商品化的思维，其核心是在思维方式上深受商品的影响，不仅仅是思维作为商品参与市场活动，更是社会普遍生产与普遍消费观念的建立，关于这一点将在以后的部分详述。
2.商品意识形态发展阶段的划分
商品意识形态就其发展来看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其划分是按照这样一种方法进行的。首先，从其物质基础分析，要了解商品在社会中处于何种地位，商品的生产方式在经济中的地位。如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仅仅是作为补充手段成为社会经济的一个部分。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将商品意识形态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即起源阶段和发展阶段。由于现代社会从特征上讲仍然处于商品社会，因此，商品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已经完全成熟的概念，它还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为了方便研究，我引入另一方法对发展阶段作了第二次区分，分为早期发展阶段和当展阶段。区分这两个阶段的标准是，通过对商品价值实现方式的差异所作的分析得出的。通过以上方法，我们可以得出商品意识形态的三个阶段：1.产生阶段；2.早期发展阶段；3.当展阶段。以下将分三个部分单独论述。
产生阶段。商品意识形态产生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随着商品的产生而产生的。“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他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适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是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生产时就被注意到了。”关于商品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商品可以归结为以交换为目的的劳动产品，交换是劳动产品为了实现其价值的方式，是商品的指向，因此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商品意识形态获得了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内容——交换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在马克思的理解当中，交换价值是建立在商品本身固有的物的使用价值之上的，是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虽然使用价值在质上是不可被比较的，但是通过历史的，社会的约定，物和物之间的不可比的使用价值被人为的规定了尺度，交换在这种尺度之上得以进行，这尺度就是交换价值，它保证了社会交换的发生。对于商品意识形态而言，商品交换——商品的出现，就在人的意识当中确立起了一种观念，即交换价值与商品使用价值之间关系的颠倒。从起源来说，商品的交换价值是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但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可量性，人们将交换价值当成了商品的本质价值，而使用价值则成为了商品附带的属性。其次，在社会中首先有了奉行货币拜物教的阶级，这就是商人阶层的兴起，商人不通过生产而只通过交换生存，他们所依靠的就是物与物之间使用价值的关系。交换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意识，社会各阶层的自觉意识，社会各阶层不再被其自身的地理环境的因素所束缚，需求能够在更广阔的地域展开，北方人能吃到南方的柑橘，英国人喝印度红茶。交换意识就在这样的商品的逐渐丰盛中建立起来。商品意识形态的产生阶段的终点可以追溯至法国重商主义，可以说重商主义是早期商品意识形态发展的顶点，货币真正获得一次展示它强大力量的机会，人们的货币拜物教观念被发展到了极致。古代社会虽然重商，但是商品仍然只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
早期发展阶段。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社会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生产”这一概念变成了商品意识形态的核心。奴隶和封建社会总体的经济方式处于自然经济阶段，生产力低下，社会自然资源处于缺乏和基本满足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社会中存在的需求是大于社会生产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一经应用，便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生产资源在社会范围内的配置，社会分工更为明确，相对于奴隶社会的生产分工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分工的范围更大，英国毛纺厂理使用的羊毛来自于美洲大陆，法国的木器厂用北欧的松木做家具，等等。分工由世界共同构成，这就为商品的进一步丰盛提供了物质的基础。从生产手段来看，奴隶社会以经验科学为生产基本手段，而资本主义社会则在经验的基础上加入了现代科学，通过理性对科学实施驾驭，生产力如火山般爆发。这些都对生产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历了对货币的崇拜后，人们的意识又将其关注点放在了生产上，生产能够换回更多货币，因为需求大于社会的生产能力。生产主义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当然伴随生产主义的还有经济危机。伴随着生产，科学获得了新生，古代科学作为技术被人使用，近代科学却成了权力，在科学的背后是大量的商品，在商品背后是大量的货币，在货币背后则是人生存的真理。商品在此时就成了维系整个社会基础的经济力量，农业工业不论什么产业都不能再说是核心产业，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商品生产，所有生产都是商品生产，这就是商品意识形态中生产的特征。同样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此时的生产仍然是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还是在以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来带动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商品意识形态起源阶段所奠定的商品价值构成的颠倒也只是观念上的，商品本身还遵循着早期的规定。换言之，商品依旧是物的商品，而不是观念的商品。这一时期的表现即是工业实业的兴起，世界由原来的庄园变成了工厂。
当展阶段。上世纪初，整个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新的技术推动了新的生产力发展，商品生产超越人们需求的增长。商品出现了巨大的丰盛，几次经济危机为生产主义敲响了警钟。生产出的商品不能够通过其使用价值被社会消费掉，换言之来不及被消费掉，商品利益得不到实现。另一方面，由于商品本身在质量等方面的进步，使得人们生存环境不断进步，这带来的就是需求的降低，一件好的产品从其使用价值而言能够用很长时间，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人对于这类商品就不再需要。商品在不断生产的，因此要求不断的有需求消费这些产品。这在社会中成为了一对矛盾，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文化的概念被引入商品属性之中，商品本身不再只是使用价值的载体，更是文化的载体。正如鲍德里亚分析的那样，消费是符号消费，“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人们通过商品得到的是社会，自我的认同，在这种文化的含义中，人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找到了自己同他人的区别，他获得了自己在社会中的符号。更重要的是，在商品的丰盛中，人似乎已经超越了现代性的压抑，获得了自由，生活在民主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商品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内容就是文化成为了新的关注点，作为划分社会的符号，它成为了无形的压制人的意识形态概念。同时，作为商品意识形态中文化的目的指向，消费成了社会活动的核心刺激消费，生产消费，成为了所有人必须去面对的问题。在这个商品时代，我们不仅要引导他人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下消费我们的商品，还要在别人的意识形态下消费别人的商品。一切以消费为目的，这就是文化意识形态带来的必然后果。
二、商品意识形态的结构分析
通过对于商品意识形态发展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到商品意识形态中的几个基本，核心概念：交换、生产和消费。这三个概念分别对应于三个时期，前资本主义时期，早期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当然，这样的对应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并不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商品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概念，事实上，这三个概念是贯穿于商品意识形态全过程的，不同的是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商品意识形态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形态结构出现的，因此交换、生产和消费在这个系统中有着结构性的联系。以下就试分析其关系：
在作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我分析的方法作以说明。我对于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划分基本沿用何怀远教授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何教授认为意识形态从功能、功能实现程度及其原因角度可以分为三个基本要素或层面：1.认知解释层面，其意义在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说清‘是什么’才能确定‘应该怎么办’。”换言之，任何意识形态系统都有一定的知识论基础，意识形态作为人观念系统，必须首先告诉人们，什么是知识，怎样用知识解释世界。认知解释层面，就为我们提供我们所要研究的意识形态的知识论基础。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知—解释系统主要是唯物史观建立的社会发展观，其科学性在于把握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从而有了可靠的知识论前提和基础。2.价值—信仰层面，“是人们价值选择的根据，也是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价值评价的尺度。”这一层面可以说是任何意识形态最为根本的核心特征，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关于真理，价值的判断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格尔顿，在总结一直以来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种种定义时也将这一层面内容作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3.目标—策略层面，“意识形态作为对现实世界意义的探寻及其对实践的导向，最终是要实现理想目标并选择实现理想目标的方式和策略”。意识形态不论在怎样的阶级基础上建立，不论其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总归有指向性，只有通过这样的指向性，意识形态才能发挥它对思想的控制功能，才是意识形态。
通过以上说明，我们可以在三个层面上理解商品意识形态，在此我将其归结为三个核心概念，即交换、生产和消费。它们分别对应于信仰价值层面，认知解释层面，目标策略层面。
1.交换——商品意识形态的核心本体
交换是商品的最基本属性，任何商品在实现上都不能离开交换。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交换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而交换价值本身又是抽象了的使用价值的比较。商品价值不管把商品如何颠来倒去切开粉碎也不能碰到，人们只能观念地承认其客观存在性。物作为使用价值是各各不同的，作为价值是各各相同的（至少在理论上可折合为多少卡热、多少牛顿力等等），因作为价值“它们都具有同一的幽灵般的现实性。它们变成了同一的升华物，同一的无差别的劳动的样品。它们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这个共同的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这样在经济活动中关于将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变成了具有量的可比性的交换价值，就造成了人在观念中对普遍性的寻求。人们为什么要在思想的领域寻求普遍性？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甚至可以在货币的意义中获得答案，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具有相似性。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在商品的流通阶段的，它代表的是商品之间交换价值的比例关系，就像桥梁一样在各种不同质的不可比的使用价值间寻求到了可比的标准，当然这样的可比关系也是在观念中的。有了这样的思想，所有商品似乎都不再是不同物，而都是商品价值这一本体的各种物质表现形式。即是说任何物都被还原为价值，多样性回到了单一性，质的差别在这里被取消了。这就是商品交换带给我们的观念，人在这种观念中也幻想现实世界本来也有同样的本体，各种不同物质的差别不过是这一本体的不同表现，世界本身有一套标准衡量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标准中人能够获得自己行为的意义，获得作为批判者的立场，获得反对权威的武器。平民认为生活决定一切，商人认为金钱决定一切，政客认为权力决定一切，哲学家认为理性决定一切。然而所有的决定不过是人的观念中的幻象，就像我们所说的商品价值一样，只具有“幽灵般的现实性”。因此所有的意识都被指责为意识形态，都是某一阶级所认可本阶级的普遍性，必然要遭到批判。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很重要一个方面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的概念。伊格尔顿在总结诸多意识形态定义时也将其作为一个方面，即：“同一性思想（identity thinking）”。通过以上分析，交换这一概念为人们意识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础，如果没有在交换中使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价值中获得量的规定性，也就没有了幻想的世界的同一性，没有了量化的失去了各个质的差异死亡的世界，也就不会有科学、实证主义关于问题概率的研究，更不会使得人们对于波普提出的证伪主义如此诧异。人们总是幻想有同一性，幻想通过这种同一性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只是时间问题——量的问题，而从另一方面看来，有时质的差异是绝对的，我们永远不能认识在我们时空之外的事物，因此在我看来关于世界的认识只在假定的意义上是有效的，只是在意识形态中有效。
关于交换，我们可以得出第二点意识形态的含义，即我们所说的“价值”。“价值”一直是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等关注的焦点，经济学上指货币的实现，哲学上指理论的创新，伦理学上指人行为的合伦理性等等。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从前面对于交换的分析，同样可知“价值”不外也是约定，也是在同一性的幻想中获得的规定性。价值也是从交换中发端的，其最早的形式是物的有用性，使用价值；当交换发展得更为广泛后，一切商品可以在商品价值的统一规定性中以量的多少相区别，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变成了商品与货币的交换，而商品与货币的交换在形式上成了根本的普遍的交换，是交换行为的源泉。在意识中，我们承认了商品与商品交换的历史在先，承认了商品与货币交换的逻辑在先逻辑的认为价值在交换前一物被生产，那么其中必然包含着价值，这价值是由劳动所创造的，交换只是这一价值实现的过程。这样的意识就是意识形态，只是人们认为的如此，就像对于“同一性”的幻想一样，我们所信仰的“价值”——那种超越时空的永恒的价值也是幻想出来的。“价值是历史性的”，正是因为有交换因此才有价值价值是在对立统一当中获得规定性的。在经济学中，物与物的使用价值是相对立的，但是在交换中不同的使用价值却在货币的度量中获得了统一，价值才具有了可把握的现实性；同样哲学中，创新理论必然是对旧理论的批判，这也是对立，但就本质而言，不论是那种理论都在人类认识的意义上做出了贡献，都在人认识的同一性中产生了相同的效果，因此才有价值；同理在伦理学中，个人的行为是相互对立的，而一旦个人行为能够对他人行为产生有利的影响，能够被他人认可，获得同一，那么个人行为就是有价值的。
由交换所引伸出的同一性，价值等概念就构成了商品意识形态在价值信仰层核心，商品意识形态所信仰的就是同一性，价值的永恒性。不论是神学还是理性主义都在一定意义上，试图以一种本体决定一切，要么是上帝，要么是理性。在方法论上，凡是自称为科学的方法，或是被认为是科学的方法都寻求最大的可通约性，以至于在学者们呼喊回到多样性，打破铁一般的单面社会时，带给人们的感受不是自由而是恐惧。
2.作为商品意识形态解释学的科学
在认知解释层面，商品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生产。生产是与商品不可分割的概念，它是自然物成为商品所必须经历的环节，是商品价值形成的过程。蕴涵于生产中的是人类劳动，劳动是人实践的基本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动，因此这里将生产作为商品意识形态认知解释层面的核心概念，正是对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的思考。
对于生产的研究，一直以来是哲学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对生产的研究尤其集中在对生产主义的研究中，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生产主义大致有以下三种含义：（1）与“消费主义”相对应的狭义的“生产主义”；（2）广义的生产主义；（3）决定论意义上的生产主义。在研究商品意识形态中作为认知解释层面的生产概念，并不能在以上三种视域中研究。这里所要研究的生产，是人类认识论意义上的生产，就是实践。实践作为认识的手段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因此商品意识形态的认知解释也不能脱离于实践，但是实践在商品意识形态中有它固定的形式，这就是生产。用生产认识世界，其核心就是以生产的手段认识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在商品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商品意识形态中，生产和科学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科学是现代生产的最基本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作为渗透性因素贯穿于生产的各个环节。同时，科学是唯一正确地认识方式，在认识论中它与理性、真理结合反对愚昧无知。科学在商品意识形态中是万能的，它之所以是万能的是因为它是生产的。首先，从各种不同的科学理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技术，都是以是否促进生产为检验其效用的标准。牛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理论导致了生产领域的革命，生产力成倍的增长才是牛顿力学真正的意义所在。在更高层次的哲学领域，科学同样也是在生产的检验中生存，19世纪到20世纪哲学的实证化转向，以及对形而上学的排斥也能够说明这一点。为什么要排斥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不生产。认识在商品意识形态当中也不再全面，它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的神圣和权威，那样无所不能，认识的巨大作用只能在生产的单向度中被理解，作为社会主流的商品意识形态不承认克尔凯郭尔绝对个人的孤独感，不承认存在主义对认识对象感性的直观，因为这些认识形式都不是生产的，或者不能还原为生产的。其次，商品意识形态中科学的单一性还表现在研究等具体的方式上。交换带来的同一性观念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使是在认识方式上寻求在一定方法形式上的同一，如同价值在商品交换中作为度量标准一般，科学认识也必须接受在方法上的评价，如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必须是可证实的，而证伪主义则认为，可证伪的才是科学的。不论其主张如何，他们都妄图在科学中寻求最一般的标准，即使是历史主义在多样性基础上提出诸如范式等概念，也未能逃脱这样的嫌疑。这同商品意识形态的基本精神是相对应的。科学方法上的另外一点就是数学化。将数学方式引入科学研究在认识论领域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向前追溯甚至可以追溯至罗吉尔·培根，通过对培根这一思想的追问不难看出这是对可通约性的另一种表达，通过数学化，科学能在一种符号中被解读，被理解。数学化还对应着量化，科学研究一直强调对于实验数据等的量化，在长期的积累运用中“量化”甚至也成为了科学的代名词，在某些时刻人们甚至认为能够被量化的都是科学的。统计学，概率论一时兴起，但最终仍被波普的证伪主义所。究其原因不外乎，人们在商品意识形态的幻像中为认识构建了同一性，把认识比作商品，能够在同一的价值中通约，能够通过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如果抛开了商品意识形态，是否有必要对科学进行重新反思？反思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了，但是我向提及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依旧在商品意识形态中反思，那么进行的只不过是另一次反思必要准备。
3.商品意识形态的指向——消费
在目标策略层面上，商品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消费。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消费是商品流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商品价值实现的最终形态，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在马克思那里，消费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只作为手段蕴含在一般的经济行为过程中。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的商品社会，消费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它蕴含着更多的社会含义。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当代社会逻辑的起点，消费成为了支持社会正常运行的根本力量，人们的拜物教，“这种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意识形态”。社会中的人自身，其主体地位的确立，阶级团体等的归属，包括自身的权利实现等等都必须在消费的符号体系中实现。更为重要的一点，即对商品意识形态有重要意义的一点即是，消费带来的丰盛。关于消费和丰盛，可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丰盛的物质产品作为基础，消费社会不会兴起，正是在现代科技发达的基础上，生产力能够为消费社会所必需的丰盛建立起应有的基础；同时，也正是消费社会的理念进一步的促进了丰盛的出现，“消费社会，人们不是为了积累财富而是为了消费而劳动，为了再生产而消费，形成的是消费欲和及时行乐意识”，及时行乐、为消费生产，为消费奋斗都是消费社会的基本理念，说到底都是要进行消费，都要买东西。通过购买商品，获得自己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这些都为商品获得文化含义提供了动力。因此，消费和丰盛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不可分割的。正是由于其不可分割的特点，丰盛在商品意识形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消费社会在思维中的制造的幻像。之所以称其为幻像，是由于在商品的意识形态中，丰盛的核心不是商品本身而是人的观念。“社会的财富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财富像商品一样不是因为它有用而成为财富，而是因为它被文化赋予特殊的意义才成为财富。财富的灵魂不再是‘物性’，而是文化灵性。一旦文化观念发生变化，物的文化有用性就必然发生变化，财富也必然发生变化。社会的财富随着物质文化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异。这一变化对财富的影响甚至比恶性通货膨胀对原有财富的影响都要重大，价值连城的财富可能因为财富观的变故而变成包袱，原来的垃圾也许价值连城。”文化，观念对于人对商品的理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观念中，商品可以被创造，瞬间价值连城，瞬间一文不名。我们谈论丰盛，丰盛的是商业品牌，而这些品牌充其量也只能作为符号价值出现，在物质性上我们并不能找到更多的差异。这就是幻像，幻像中的丰盛。
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还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增长，即丰盛；丰盛，即民主。”可见，丰盛同政治，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此，由于鲍德里亚已经作了深入讨论，我也不再赘述。但是我们可以沿着其思想方法多做一些思考，丰盛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政治上，甚至在时代精神中也可以找到其踪迹。在长期的丰盛社会的影响下，人们有了一种普遍的观念，即要求在任何领域都有足够的空间享受丰盛。具体表现就是在社会思潮中普遍存在的多元化意识，以往分析多元化，学界总是站在地域差异，文化差异等等视角看待多元化。试想一下，在商品社会已经大发展的今天，全球要寻求趋同的文化体系是何等容易，但是学者们却疾呼保留文化的多元化，这是社会选择多元化的明显例证。那么是什么推动了这样的社会思潮？我认为就是商品意识形态，是丰盛的观念。丰盛带来了选择，选择给人自由感，在商品世界中随意选择，可以是耐克、可以是阿迪达斯；在思想领域随意选择，可以是存在主义、可以是后现代主义。
三、商品意识形态的理论价值
商品意识形态这一问题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的路径所作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在于，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为种种社会现象寻找到了实实在在的基础。就本项研究而言，也是为了在人们的社会意识层面寻求实在的基础。如对同一性与商品交换的讨论，就在于澄清同一性只是在意识中的同一性，是通过长时间商品社会的发展，在人的意识中建立起的虚幻的结构。
商品意识形态对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意义。正如在文章开头我所谈到的，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学界只注意到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而没有触及到意识形态本身最为本质的基础。虽然当前看来，学界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了诸多的反思，但这并不够，比如对商品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问题，恰恰商品是时代的主流，社会发展以商品为核心，个体存在以商品为保证，但对于商品意义的追问却相对落后，在我们看来它只是一个经济学用词，一个马克思哲学的用词。其真正在人的意识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如何起作用这些问题却一直被人们忽略。我认为有必要重新重视商品，不断追问商品的意义。
商品意识形态的是否要对于商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我想批判是必要的，唯有批判后的理论才是值得人们接受的。但是并不能因为对其进行批判，就认为商品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原因在于，1.对于商品意识形态的研究刚刚开始，不能过早的下结论；2.从历史性看，商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3.对商品意识形态的无法超越，也决定了我们不能从价值上对其进行任何褒贬的判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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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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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主义”概念的多种语境及其义域》何怀远，《河北学刊》，第45～49页.
所谓“还原为生产”就是能够通过一定的方法将理论思维等转化为生产力。（笔者注）.
《消费社会》[法]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46页.
《“生产主义”概念的多种语境及其义域》何怀远，《河北学刊》，第45～49页.
第2篇：生态多样性的意义范文
［摘 要］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文化包含意识形态，同时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文化的核心价值借助意识形态得以传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文化形式表现，意识形态的整合、渗透等功能借助于文化才得以更好的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能够形成这种良性的互补、互动关系，是因为文化本身就具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叠的内容。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思考和借鉴。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寄予厚望，指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兴起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使社会主义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那么，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这里的文化指的是精神文化，在探讨文化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时，我们首先要澄清的是文化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问题。
一、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文化与意识形态是一种同心圆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带有强烈阶级意识的特殊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制约、引导、规范着文化的表现形式。虽然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都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但文化的外延要比意识形态宽阔。意识形态与文化之间有很多重叠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强烈的时代性等特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最重要的体现是价值合理，而文化的主体部分即精神文化的核心和本质同样是价值观念，［1］在价值取向方面，它们也存在着重叠。
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观念领域，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因此，文化的内容是受特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而经济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关系、阶级关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人们的创作和想象不能脱离开特定的社会生活背景，人们的思维方式受到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本质属性之一，文化生产不是自由的创造，它在客观上总是受到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制约，从根本上与阶级或集团的利益相关，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哲学、道德、法律、政治学说，只能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生产。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思想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看似最具有审美特性的文学艺术同样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
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大都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是马克思文学理论批评家中的“珍品”的伊格尔顿明确指出：文化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现实政治的问题。［2］(P43）他把文学与生产范畴结合起来，认为文学生产的不只是技巧、形式、内容或消遣对象，从本质上看，它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文艺理论家詹姆逊指出：“意识形态并不是传达意义或用来进行象征性生产的东西；相反，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3］（P67-68）同时，从概念的归属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并不是实体性概念，而是以经济政治关系为核心内容并对整个社会系统产生强烈辐射与解释效应的观念系统，因此，我们无法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待文化。撇开意识形态的纯粹的“美”或“文化”现象是不存在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
语言学看似远离意识形态，但语言的构成、句法也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考察西方近百年来句法的变化时，弗罗姆发现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名词，越来越少地使用动词，几十年前的西方人说“我忧虑”，而现在他们说“我有一个难题”，究其原因就是私有制使重占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入到人们的日常语法当中。［4］（P25-28）晚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强调这一点，在伊格尔顿看来，语言绝非中立的符号地带，而是“布满了政治历史的灾变留下的疤痕和裂隙，到处散落着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的废墟。语言学问题总是政治语言学的问题，在这个领域，进行着宗主国征服者与臣服者、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地区与全国、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争斗。”［5］（P54）可见，语言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东西，文学可以被视为是这种语言斗争的动因和结果。
在多数文学理论家看来，文学批评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性质，伊格尔顿就持这样的观点，他的论证也合情合理：既然文学理论的对象——文学已被论证为不是一个具有稳定文学本体的对象，而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文学理论则是对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思，其本身也必然具有意识形态性。他认为文学与文学理论无非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支，文学批评明显带有现实功利性和目的性，因此也必然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伊格尔顿自信地说：“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有政治性”，“‘纯’文学理论是一种学术神话”。［5］（P87）所以他倡导一种“革命批评”，要求“批评”充分利用自身的固有属性，积极发挥应用的政治功能，真正成为改造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话语实践活动，也就是要求激进批评家自觉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使“批评”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一部分。
在我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将文化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政治的附属物，把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看成是文化的唯一性质。而现时一些学者所强调的文化研究的中立立场就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对既往的、而且在今天仍然以各种形式在场的过分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深深的、几乎是集体性的厌恶与拒斥，这种心理促使人文学者反过来不能正视意识形态，从而使自己所强调的中立立场反倒并不中立了。所以，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两者的关系上，要防止两种倾向，即：将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或认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毫不相干。社会的主要文化都与意识形态相关，意识形态是文化创造的决定性力量，人类文化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得到发展。意识形态制约着文化创造的方向、方式、内容。意识形态生产和文化的生产是一个同体的过程，不仅意识形态的生产即是文化的生产，同样，文化的生产也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否认文化所代表的特殊利益和意愿，否认文化实际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意识形态的作用，通过文化途径可以得到实现。因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6］（P2-3）那么，文化对意识形态有什么作用？又通过什么途径影响意识形态？这是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问题。
二、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
文化因素虽属精神范畴，但却蕴含着无限的物质力量，它不仅是国家实力的源泉和动力，同时也是唯一能够渗透到任何领域、联结国家实力各要素的关键。20世纪中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对全球的无形影响和渗透。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更增强了西方国家对文化传播的重视，并且其目标和重点开始转向中国，而全球化浪潮更是给西方势力对我国进行文化和价值观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文化全球化已经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受到的冲击，如詹姆逊所指出的，现在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动权，可以通过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他们运用高科技传媒手段，以各种商业文化、影视文学或互联网为载体，通过各种渠道，全面宣扬西方的价值观、社会政治思想、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这就更迫切地需要我们去探索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所起的作用。
1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就是对社会关系和思想文化的聚合作用和统领作用，使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处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不是将越来越多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在外，而是将它们凝聚在自己周围，选择并吸纳非主流意识形态有益部分，引导并规范非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一主多样和谐不悖的意识形态格局，从而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从文化、观念等方面对不同的社会主体进行整合，以达成一种行动上的协调优化，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意识形态整合与军事征服和政权控制不同，不能主要依靠强力排斥和权力强制，而是通过思想交流和价值认同；而其整合功能是否发展或发展的程度如何，并不完全体现在对社会组织或社会成员观念的控制上，而是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自觉认同和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上。如果依靠政权的强力去排斥、反对非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会造成思想观念上的“大一统”局面，而且会带来人们心理上的逆反，造成形式上的虚假认同，这样更加不利于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从文化、观念方面的整合有多种方法可以利用，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至少有6种战略:宣传一种价值和信仰；对于这种价值和信仰作出自我理解；把它普遍化与中立化；批判反对它的、并与之相竞争的信仰；排斥反对它的、并与之相竞争的思想原则；掩饰社会现实(神秘化)。［7］我们认为宣传、解释、批判、排斥都是常见的手法，而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发挥文化的普遍性特性使人们认识、了解、接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文化的普遍性是体现在文化内涵中对自然、社会规律性认识的观念或思想，是一种真理性认识，这种真理包含符合人类需要和目的的价值理性。在这里我们需要去探询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相重叠的价值合理性，将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与价值诉求转化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和意识，因为较政治而言，文化属于公共领域，以知识形态出现的文化具有相对的普遍性，一种赤裸裸地用政治权力来为自己辩护的意识形态是没有“公共性”的，也无法表现自己的普遍性，“为了展示思想上的普遍性，各个阶级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必须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必须在思想的斗争中展示自己思想的普遍性。”［8］只有这样，才能拓展自己的统合力和影响力，既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提高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提供可靠的保证。
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不仅科学理论具有普遍性，哲学、道德、法律思想具有普遍性，文学艺术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再现实际生活中的一般的、典型的东西，所以也具有普遍性。毛泽东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9］（P861）文艺作品既要立足现实，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要求，又要具有提升现实生活的理想价值，提供一种超越现实且具有鼓舞人心力量的理想，这才是它的现实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将千差万别的价值取向加以协调与整合，形成共同的价值导向。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优秀作品的反封建、反教会、反神权、反蒙昧主义的精神和理想，既具有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又具有超越阶级性、超越时代性、超越民族性的全人类性，这是古往今来一切优秀作品的共同特色。
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其形成到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其整合功能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以及各种文化手段对社会成员施加的影响从而使其达到普遍认同而实现的。只有达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才能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与统合力。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更加强烈地认识到文艺作品的现实意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认为在新世纪，文学艺术的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应有所作为：以地球生态主义为出发点，直面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态危机，从全球视野和人类关怀的视角建构起宏大的生态叙事空间；深入生活的底层，密切关注民生疾苦，重振现实主义文学的雄风；整合多元而杂乱的文学局面，继续抒写大众情怀。［10］这几个方面极大地彰显出“以人为本”、“公正”、“平等”、“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社会主义理想价值，当这些价值通过文艺作品的传播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后，就会尽最大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就这样通过建构一种“普遍性”的观念而获得。以“普遍性”的形式出现符合意识形态的性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于把美好的生活方式看做是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普遍改善，从而也把美好生活方式看成是自然的和普遍的，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仅感到满意、认同，而且其他社会也因此效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于带有了这种“普遍性”的面目获得了支撑动力，开辟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2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性。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都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它不仅观念地存在着，还表现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心理当中。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普遍的无意识结构，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在人们的任何一种社会实践中，都存在着意识形态，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在当代社会，这种渗透性可谓无孔不入，不仅社会心理、日常生活，包括科学技术都被渗入了意识形态。为了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广泛而深入，我们就必须从文化入手，这里不仅涉及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包括文化的功能，如教育、信息、评价、凝聚等，同时还有文化的传播方式，我们从文化的这几个方面各选其一探讨此问题。
从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来说，从语言着手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认识到意识形态对语言学的影响，人们开始注重研究语言表达方式如何有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功能的实现。语言表达的简洁明快、朴素流畅、深入浅出、贴近生活，会使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更容易被人们认识、理解从而更加深入更加持久地渗入到人们的思想中，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语言艺术是宣传渗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典范。毛泽东活用成语、典故、警句，运用人民群众的语言，高度概括、巧用比喻、寓庄于谐，富有幽默感、亲和力，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与说服力，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入人心，具有言简意赅的中国形式和民族形式。毛泽东以自己独特的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新鲜有力的语言，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通俗化，并因而深入人心，整合了当时各种社会力量，成为改造社会、引导革命成功的宝贵经验。
文化的各种功能都会对意识形态的渗透产生作用，这从文化的评判功能就可以明显看到。文化的评判功能是指文化主体或文化生产者总是根据自己特定的利益需求来认识并评价社会的，在阶级利益的支配下，每一种文化形态总是对与自己性质相对立的经济和政治现实采取批判态度，对与自己同质的经济和政治现实采取维护的态度。当然，文化的批判功能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不同性质的经济、政治形态及其所造成的社会现实的否定，而且也包括对同一性质的经济、政治形态造成的社会现实的批判，“这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是推动社会形态自身矛盾解决的精神的、思想的力量，它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起到从根本上维护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形态的作用”，［11］这种文化评判不可能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立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文化评判氛围的长期熏陶下，整个社会的思维习惯、情感表达、行为动机和价值追求会逐渐趋同，从而导致社会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这样意识形态的外在强制性规范、思想指导就会逐渐内化为人们心理行为上的自觉自律，使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动机在不知不觉中带上了意识形态的痕迹。
在当代社会，有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渗透的一个重要途径还有文化的多元传播方式。
人们的感受、感知以及价值观是通过传媒获得的，现代传媒成为人们理解认知世界以及价值观念形成的重要源泉。由于现代传媒及传播工具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我们应当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依托信息而广泛传播，形成舆论攻势和广泛影响，从而为意识形态由理论转变为实践提供最好的途径。
西方传媒对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渗透，使我们看到了现代传媒在意识形态传播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在当今社会，现代传媒的网络化、影视化、感性化的转变，使传媒具备了便捷性、多元性、层次感、多角度特征，［12］不仅充满了一切时间和空间，而且压缩了时空距离，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信息，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形式对大众进行思想渗透和价值引导。现代传媒不仅是信息传递、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社会价值观不断被建构、传送、强化和人们接受教化的过程，因为传媒对现实的报道和反映，是从现实中选取自己认为重要的部分，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详与略的取材完全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式，通过为公众设置舆论议题，形成评价规范，从而引导社会舆论。现代传媒拓展了传播的空间，不仅能控制人的思想，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且渗透到人的心理结构，从而使人自觉自愿地接受这种控制。所以，现代传媒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不断使意识形态贴近大众，在意识形态渗透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如果我们的文化工作者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传播工具，将抽象的理论和价值观转化为大众能接受的浅显易懂的道理，就能够通过各种形式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大众中去，转化为实践行动。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在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和宣传时，传媒要注重话语系统的建设和发展，丰富话语系统，注重文风。传媒要重视受众的感受，认真地考察和研究：舆论的对象目标人群是哪些，这些目标人群有些什么样的需要，应怎样满足这些需要。这样才能对话语方式和语言做出改进，才能使受众接受正确的价值引导。当然还要注重改善文风，研究和探索既符合传媒规律又符合市场规律的新时代宣传工作，使宣传更具亲和力、感染力，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从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出发，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意见，体现人文关怀，彰显文化意蕴。
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渗透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文化的普遍性也可以对意识形态起到渗透的作用，语言、文化理论、传媒也可以起到整合的作用，我们这里只是为了问题的探讨才作了这样的划分。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是巨大的，其中所蕴含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还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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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生态多样性的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乌热尔图文学创作的生态思想丰富而成熟，他认识到“文化危机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本文着重对乌热尔图生态思想的文化批判部分做了解读，发现在许多小说和理论文章中他多次对“人类中心主义”、“虚假的文化保护主义”等导致生态危机的错误意识加以批判，倡导“以 自然 为母亲”，“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现，他坚持民族的“自我阐释和“声音的不可替代，追求文化的多元性，进而推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 科学 研究和 发展 模式的变革，以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文化批判是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美国的科学史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的著作使我们认识到生态问题远远不止是科学问题和 经济 问题，生态危机是文化危机、人文危机，甚至是人性危机，更准确地说生态危机是人类主宰地位的危机。杰出的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乌热尔图一直执着于探寻鄂温克族的深层文化意蕴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他对那些随意践踏自然的身体和尊严的“人类中心主义”大加批判;同时，他面对古老民族文化的逐渐消散痛心疾首，他要喊出弱小民族不可替代的声音。他认为多元化的民族文化依赖于多样化的生存空间，文化多元是维系生态平衡的保障。文化批判—正是乌热尔图的作品生态思想最为’可贵最为成熟的部分，本文将就这部分生态思想作初步的整理和阐释。
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第一个对人类中心主义发起直接批判的是生态思潮的始作俑者、杰出的生态思想家和生态文学家卡森。卡森认为，人类竭泽而渔地对待自然，其最主要的根源是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乌热尔图发表了《大自然一任人宰割的猎物—麦尔维尔的1851》,《有关大水的话题》、《猎者的迷惘》、《依偎在大自然怀抱的新人》、《阅读<白鲸>札记》和《生态人的梦想》等一系列有深刻见解的理论批评文章，生态思想越来越成熟，以至形成了他自己的生态理念。在这些作品中，乌热尔图提出人类是生物社会的一部分，对 现代
因此，述说的渴望一直潜藏在每个民族的群体意识当中，自我阐释才能保持民族独特的个性，才能呈现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文化多元性的消失，同一文化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多元生态系统的消失，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未来 发展 多种可能性的消失，人类前景的渺茫”。口，因此，乌热尔图认为在文化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倾听边缘化和异质的声音，注意保护多元文化所生长的土壤，保持文化多元性，建立复合型文化，才能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这正是乌热尔图对文化多元性的生态诉求。
三、对“虚假生态保护主义”的批判
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就是维护人与 自然 的和谐共存。在当今生态危机已经到来的时代，保护生态多样性更具紧迫性和现实意义。近年来，一些世界组织在全世界开展了评选“自然文化遗产”的工作，就对保护生态的多样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当今的自然保护运动和文化保护中，隐藏着严重的虚假与虚伪，或曰“虚假生态保护主义”。
在乌热尔图的小说《熊洞》中，一个林场主任以意味深长的语气说:“地球就像一个睡着了的巨人，你看，河水像不像他的血，林子应该说是他的肺，现在，他的肺要完了”，“用不了多久、地球上会有一百万物种消失”。就是这样一个有生态意识的林场主任，对熊洞感上了兴趣，他竟然想猎熊，带着难于启齿的心事，他迫不及待地探进冬眠的熊的洞里，结果被吓得双目失神，演出了一场虚伪的生态保护主义者的闹剧。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生态保护主义者”却在利益面前露出了虚伪的真面目。作者通过小说人物形象讽刺了那些虚伪的生态保护主义者，没有真正认识到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对于人类生存繁衍的重大意义。
第4篇：生态多样性的意义范文
一、高校学风的文化属性
哲学中，属性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事物有许多属性，有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之分。就本质属性而言，不同层次的本质有不同的本质属性。首先，文化是人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的观念形态成果，形式上有别于物质形态的成果，文化因此具有观念性或精神性;其次，阶级对立社会，文化主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具有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但非意识形态文化如科技、语言、逻辑等则不具有阶级性;社会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文化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因此具有人民性或民主性;最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群众意志决定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人民群众意志因此具有物质决定性。同时，人民群众意志会受到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意识形态文化内部如政治、道德、法律、历史传统、宗教、民族、习俗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就非本质属性而言，文化在不同本质层次上具有不同的非本质属性。观念性层次上，文化具有主体性、创造性、传播性等;阶级性或人民性层次上，意识形态文化具有主导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物质决定性层次上，意识形态文化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等。
(一)高校学风的本质属性作为大学文化的一种样态，高校学风同样具有文化的本质属性，包括观念性或精神性、人民性或民主性、物质决定性。首先，高校学风具有观念性或精神性。从来源看，高校学风主要源自于大学师生对大学文化的核心要素即大学理念的心理认同;从存在方式看，高校学风存在于大学的符号、行为、物质载体之上，脱离这些载体，高校学风也就不存在了;从运动过程看，高校学风的观念性或精神性体现在高校学风的形成和高校学风作用于师生的统一过程中，实质上是大学理念的价值实现与高校师生观念选择和改造的统一。一方面，大学理念内在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一所高校会有什么样的学风，高校学风的创建过程也就是大学理念的实现过程;另一方面，高校学风形成后会对师生发生作用。高校学风提供价值取向指引、行为模式参考和结果评价标准，以一定的载体为中介，经过高校师生的自主能动选择(认同或改造)，最后作用于高校师生的观念世界。其次，高校学风具有人民性或民主性。宏观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文化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意志，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文化从总体上必然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或民主性，表现在高校对“办什么样的高校”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回答上，也表现在集中代表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对高校意识形态文化的领导上。微观上，从某一所高校内部看，在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整体意志前提下，全体师生的意志决定了高校意识形态文化具有的人民性或民主性，并凝聚在一所高校的大学理念之中，进而展现在包括高校学风在内的大学文化的各种要素或样态之上。最后，高校学风具有物质决定性。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中，包括高校师生的人民群众的意志决定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高校学风的高校意识形态文化因此也具有物质决定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断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将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昌盛;同样，对高校而言，不断改善办学条件，也必然促进包括高校学风在内的大学文化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意志会受到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高校师生的集体意志同样会受到意识形态文化各部分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表现为不同高校在大学文化和学风建设水平上的不同以及同一高校的师生对大学理念的认同上存在差异性。
(二)高校学风的非本质属性非本质属性是对事物不具有决定意义的属性，是从多种维度对事物进行说明和描绘。作为大学文化的一种样态，高校学风具有文化的非本质属性。首先，从观念性或精神性层次上看，高校学风具有主体性、创造性、传播性。其一，高校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观和培育人才……但其最本质的东西是求真育人”［3］。高校教师和学生是高校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主体，他们在求真育人活动中逐渐形成一定的风气，也就是学风，对师生主体地位和作用的确认也就是对学风主体性的确认。尽管学风也会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和师生认识差异性的影响，但是并不能改变师生创造的学风的主体性;其二，学风是高校师生实践的产物，决定于高校师生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大学理念，大学理念一旦形成就具有长期稳定性，学风也因此具有长期稳定性。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大学理念蕴含的价值取向也会发生变化，相应地高校师生也会创造出新的学风。因此，学风的继承和发展实质上指向了学风的创造性;其三，文化传播的要义在于传播媒介的存在，作为大学文化的一种样态，学风的存在需要一定的载体，并借助载体为媒介实现自身的传播，对高校师生的主观世界和外部世界施加影响。因此，高校师生秉持的价值取向的实现和作用过程体现了学风的传播性。其次，从人民性或民主性层次上看，高校学风具有主导性、多样性、复杂性。其一，社会主义社会的高校是人民的高校，培养的是社会主义接班人，高校的意识形态文化当然要体现人民性或民主性，并集中体现在大学理念的价值取向之中。作为高校意识形态文化的部分之一，学风同样展现出明确的主导性或者说价值取向的引领性;其二，高校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既有体现人民性的主流文化，也存在着体现少数人价值取向的非主流文化，同时还有大量的外来文化，实际上造成了价值观的多元化现象，表现在学风上同样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其三，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在高校的冲突激荡、吸收借鉴构成了旺盛的大学文化生态。非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在为主流文化的发展提供比较借鉴的同时也不断挑战其主导地位，其中甚至不乏敌对势力及其代言人的所作所为。由此，高校学风呈现出复杂性特征。最后，从物质决定性层次上看，高校学风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其一，任何文化都具有历史传承和时代创新的特征。高校学风是师生长期实践的产物，反映了大学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同时，基于时代的新要求，高校学风也反映了大学文化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变革;其二，文化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在大学文化层面上则表现为高校在价值追求上独有的文化传统和品格，形成高校独有的文化特征，对外凸显出大学的自身形象，区别于别的大学，展现其特有的核心竞争力，对内则深刻影响这所大学师生的价值认同度，产生内在的凝聚力。大学文化的独特性也因此表现为学风的独特样貌和风格;其三，大学文化总是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地域，生长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深深打上了地域性的烙印，高校学风也因此表现出大学文化生长环境的独有特征。
二、高校学风文化属性的现实观照
高校学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毋庸讳言也存在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各个高校从师生自律和他律的角度给出了很多解决方案，但如果从教育实践一线观察和体会，会发现存在“管得住人、管不住心”的困扰，学风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上的改善。为此，作为大学文化的一种样态，高校学风的建设需要从根源上发掘和整理其固有的文化属性，并以此观照其在工作中的缺失，以期从根本上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学风建设。
(一)熔铸高校学风灵魂，坚持大学理念的价值取向大学理念内在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一所高校会有什么样的学风，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理念也就是高校学风的灵魂。高校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大学理念?对此取决于高校如何回应“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教育上的根本问题、“办什么样的大学”这一办学上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学习、研究、服务”这一高校学风的根本问题。例如，在1917年至1927年期间，蔡元培先生扭转了北大学风，并以此著称于世，关键之处在于革新其大学理念。蔡元培先生在其起草的《大学令》里对大学理念作了明确的界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4］24蔡元培先生在办学活动中始终坚持大学理念，在教师聘任、讲义要求、学术鼓励、学生活动等方面一以贯之，最终成就了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如何坚持大学理念?高校需要切实尊重和确认师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体创造性作用，建设好各种形式的学风载体。首先，高校师生是大学理念的创造者和实行者，是高校的主体。因此，高校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在体制、制度、资源安排等方面体现师生的主体地位;其次，高校应当支持和鼓励师生发挥主体创造性作用，在建设和发展重大问题上听取和采纳师生的意见和建议;最后，高校应当建设好学风载体，包括符号载体、行为载体和物质载体(制度载体和交往空间载体)。这些载体承载的大学理念能够发挥引导、激励、熏陶等功能，通过显性或者隐形的方式作用于高校师生的观念世界。
(二)塑造高校学风品格，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文化的领导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高校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代表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加强对高校意识形态文化的领导是其使命所在、责任所在。对此不能仅仅从“泛政治化”和“政治干预”的角度理解，而应当从人民性或民主性的根本角度去理解。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文化的领导，首先，应当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高校的意识形态文化要体现人民性或民主性，并集中体现在大学理念的价值取向之中，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其次，应当正确看待高校存在的价值观多元、非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等现实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既要取其精华，吸收非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养分，建设好文化生态环境，又要摈弃糟粕，防止敌对势力的渗透;最后，应当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大投入和宣传，增加高校师生对大学理念蕴含的价值取向的认同度，从而从根本上塑造高校学风的品格和风貌。
第5篇：生态多样性的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引领网络文化，必须把握网络文化的规律与趋势，确立科学的原则与方法，通过对话方式、阵地文化建构方式、“网语”开发与运用方式，建构起网络文化多样价值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体系”与“信念体系”，形成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支撑与保障机制。
在网络信息技术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网络文化已成为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网络时代社会思潮的重要载体与形式。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方式与机制，形成舆论引导与利益引导、政策引导、理论引导的统一与互动，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全新的时代课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原则与方法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原则
网络文化环境中，意识形态建设的环境有了根本改变，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网络文化的有效引领，就必须充分把握住网络生存方式与网络文化的特殊性和规律性，遵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占领网络文化阵地，给多样混杂的网络思潮以正确价值指引，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思潮与精神家园，为网络化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中全体人民团结进步提供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撑。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其目的性是十分明确的。相比之下要把握并遵照“规律性”却要困难得多，一是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根本改变了传统媒介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特点；二是网络文化自身的虚拟性、多样性、开放性、多变性，也不断对主旋律宣传的方式方法提出新的要求。能否真正把握住网络传播规律、切合网络文化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真正占领网络文化阵地，能否最终实现对多样价值的引领。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方法论探索
(1)对话方式。一是“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的对话。根据唯物史观的揭示，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实践而言具有滞后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发挥超越、引领其他文化价值形态的强大逻辑能量，体现自身在多样价值中的科学性、先进性与比较优势，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马克思指出：“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要通过不断的沟通、交流和互动的方式，实现反省和超越自身的“理论自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日趋圆融与严密、日臻科学与完善。“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的对话包括：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话；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新发展对话；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话：与西方国家建设经验和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对话等。“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网络化生存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体系内外的知识、价值系统对话无处不在。通过不断地沟通、对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在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与开放知识信息、多样价值系统中，不断实现自身理论自觉，发挥整合其他文化价值的强大力量。
二是“信念教育体系”建构中的对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构建网络受众信念体系的过程，必然是摒弃了单项度的刚性灌输方式，必然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过程。包括多样价值环境中对人世的探求、对人世活动的理想与价值追求的对话；对道德信念、道德人格追寻中的对话：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重大公共性价值渴望和呼唤中的对话；对人的尊严和主体性高扬中的对话；对生死、信仰、幸福、生存意义等人的终极关怀问题进行反思中的对话。在网络文化的虚拟世界中，尽管人的社会性、生活的现实性被淡化，但人对美好心灵、美丽人生的追求是任何时刻都存在着的。在多样价值混杂的网络文化中，关于人的价值与信念的对话有其独特魅力，因为这种对话所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冷冰冰的理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重视人的发展和人文关怀，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向度，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先进性。通过对话的方式，切合网络受众主体性不断提升和价值性需要，进入受众自主的价值世界，为广大受众营造精神家园、提供价值指引，进而建构网络文化中为网络受众所广泛接纳的科学信念体系。在网络文化多样价值环境中，网络受众有多样价值选择的自，但却容易迷失在杂乱价值世界中。只有交往、对话、厘析与明辨，才能在多样性价值世界中找到主导性、科学性价值。
(2)阵地文化建构方式。阵地文化建构的第一步是阵地资料管理，它是指网上意识形态数据库的管理模式，就是充分利用网络这个具有强大的存储、检索和互动功能的信息与传播平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理论体系通过专业网站、网页、栏目或消息报道等形式链接到网络上，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阵地资料的建设与管理。在网络传播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强化阵地意识，加强自身阵地建设，不断开发和完善适应网络文化环境的技术模式、软件模式、资料模式和教育模式，构建丰富、全面、即时、灵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阵地资料。
阵地资料管理目的在于形成强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阵地文化”，并以之为出发点实现对其他文化价值形态的整合与引领。建基于阵地资料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阵地文化培育，一方面要引导广大网络受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对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信念；另一方面，又要倡导人文关怀，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合理解决网络受众的现实生活难题与切身利益需要，科学解释现实社会道德问题，有效解决多样社会下的人们价值冲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传递时代精神、塑造时代品格、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价值导向与精神动力作用。为此，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本数字化建设与人文精神培育结合起来，既重视引领人的政治信仰与理想信念，又重视人的价值实现与生命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建构的阵地文化，是多样性文化中的主导性文化，也是网络文化多样价值中的先进文化、科学文化，发挥着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凝聚与整合其他文化形态的巨大能量。
(3)“网语体系”运用方式。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话语方式与言语表达是人类社会不同文明方式最集中、最直观的揭示。网络作为现时代人的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它对人的精神价值世界的深刻影响的途径之一就出于网络对人的语言环境 的改变。马克思说：人们“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网络语言是网络受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以网络生活为主题创造出的“键盘语言”，是网络文化下的社会思潮的载体，是网络时代网络受众“新的言语”形式。
网络语言生成于网络多样价值的环境中，是网络时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与话语形式。它的前卫性、叛逆性、简约性、直观感性化，体现了信息时代的网络受众求新、求异的个性特征，及其对社会生活理解和批评的率真性情。网络语言出现与兴起，很大程度冲击着传统规范化、样板化的思想教育的话语体系，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巨大冲击与挑战。在网络文化多样价值环境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及其对其他价值的引领，将无法回避网络语言兴起带来的挑战。网络语言就其性质而言是中性的，它给思想教育带来冲击与挑战的同时，也为现代人的思想解放、主体性发展、个性创造提供了沃土。网络境遇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应对之策，恰恰在于如何使中性的网络语言为自身建设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直面“话语权”挑战，一方面要把握网络语言的规律与趋势，对个性张扬的网络语言以科学有效的引领与规范：另—方面又要汲取与借鉴网络语言的积极因素，开发并运用自身的“网语体系”，通过网络受众喜闻乐见的话语风格与表达形式，找准理论宣传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自己的“网语体系”，使其有效融入网络受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交往话语”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支撑体系与保障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全新的时代课题，也是复杂而艰巨的难题，它不仅需要确立科学的原则与方法，而且还需要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体系与保障机制。
1.经济基础支撑。马克思说过：“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和人们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必然造成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在复杂利益关系、多样思想文化中占居主导地位、发挥引领作用，归根结底要通过它所代表和反映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因此，只有不断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2.价值事实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是建立在与之相对应的客观的价值事实基础上的，后者对前者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在多样价值并存的网络时代，要让广大网络受众选择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必须在客观层面上创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条件，让广大网络受众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事实。为此，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着力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扩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基础，进而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络多样文化中的整合力与引领作用。
3.导向合力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是一种舆论导向，它务必建立在科学的利益导向、政策导向、理论导向基础之上。利益导向必须着眼于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事实，政策导向在于形成公平正义的政策条件，理论导向在于推进相关理论教育，形成广大受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认知，建基于此，舆论导向旨在实现对社会思潮和网络文化的有效引领。在利益构成、文化形态、社会思潮多样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只有形成利益导向、政策导向、理论导向与舆论导向的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合力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才具有强大的力量源泉。
第6篇：生态多样性的意义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得益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指导。运用离散选择模型方法（probit），采用广东省广州市在校大学生的抽样数据，考察基层群众对基层意识形态工作认识现状。结果发现，认识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趋同关系、意识形态主导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等因素都会显著地影响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大发展，更好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基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实证分析
DOI：10.15938/ki.iper.2016.05.004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5-0015-06
一、引言
在2013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这也充分突显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中国和平崛起发展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基层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以利于我国未来的发展。
2008年11月，国家统计局以了解社会基层群众对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发展形势、发展理论、发展政策等的评价为重点，进行了“社会各阶层思想动态调查”。调查以问卷方式为主，在全国范围内东、中、西和东北地区18个地级市的500多个居委会、20个县（县级市）的100个村镇展开；共发放样本10000个，其中城镇7000个、农村3000个；同时辅以调研座谈的方式。调查显示，基层群众对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发展理论、发展政策具有很高的支持率和认同度。数据结果表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基层中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2]那么，基层群众对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怎样？他们的认识又受什么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有多大？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毫无疑问，对于基层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意义。
由此本文选择高校在校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从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关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分析，来考察基层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产生的原因与机理，从而为我们创新基层意识形态工作，更好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基层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供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准备。
二、理论分析前提与研究假设
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王永贵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将愈加复杂和激烈，西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更具隐蔽性、迷惑性和欺骗性，对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强烈冲击。[3]这使得指导基层群众坚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进步中的作用认识变得非常迫切。
2.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趋同关系和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趋同论”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战略，罗伯特
哈贝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开拓市场。[4]这说明两大意识形态的趋同并不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作用的发挥。
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和多样性与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王翠芳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元性指导与多样性发展的辩证统一，正确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非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规范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5]因此，面对意识形态性主导性和多样性关系时，要坚持和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4.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6]邓小平也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解释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现象，基层工作实践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以保持其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所在。
5.文化媒体传播与基层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汤普森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唯一场所。[8]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在基层意识形态工作中发挥作用，但文化媒体传播非主流意识形态是否会显著削弱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有待进一步检验。
6.对西方提出的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的态度与基层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侯惠勤认为，当下的“普世价值”热就是一些人蓄意挑起这一争论的新由头，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轨道，是他们热衷传播“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9]学者们认为接纳西方提出的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将有损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7.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与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尖锐地指出：“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10]可以说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会削弱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8.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与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任俊英指出，当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当苏共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当苏共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亡了党。尽管苏共亡党原因很多，但决定性因素在于苏共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丧失了党的先进性，被她原来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抛弃。[11]这说明共产党党员总量人数与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间并不一定存在显著性的相关关系。
9.政治体制改革与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张保权认为，必须科学认识和谨慎对待二者的关系，维护二者之间适度的张力。也就是说，长期忽视政治发展的作用而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合理的。同样，一味地推崇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不顾世情、国情、民情的变化而忽视意识形态建设，也可能会引起政治局势的动荡甚至国家政权的更替。[12]当然，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应重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和借鉴。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来增强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机制和途径对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产生影响。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假定认识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趋同关系、意识形态主导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文化媒体传播、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等都会显著地影响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运用probit模型的基础上，来检验这些因素对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分析及处理数据的主要工具软件是EViews（6.0）。
三、变量设定和实证分析
本次调研于2015年11月在广东省广州市大学开展，选择调查对象时结合使用了重点抽样和随机抽样的方法，采取无记名调查方式，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则申明调查数据不作为任何评比和思想品德评价的材料。因此，所有选项的选择结果完整可靠。此次调查项目共计发放调查问卷957份，回收调查问卷913份，其中有效问卷895份。
1.变量设定
我们采用了离散选择模型（probit）中的定性变量赋值方法，对调研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定性变量赋值，然后进行实证分析。具体赋值如下：
2.实证结果及分析。
我们发现，选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基层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和比较重要作用的人数占比达到76.4%，这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基层工作中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把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作为被解释变量，即本文研究的问题。我们运用离散选择模型（probit）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见表11。
表11显示了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基层工作中的重要性的显著并且稳健的解释变量包括：认识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主旋律影视节目的吸引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以上各方面是影响人们对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认识的关键因素。而其他的解释变量包括新闻媒体在基层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任务、对西方提出的人类社会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的基本态度、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态度、中共党员数量等并不会显著影响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根据实证结果我们分析如下：
一是人们认识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就越显著，表11结果显示，认识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呈正相关关系，其作用系数是0.784221，这表明人们心目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层意识形态工作就越重要，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基层事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与研究，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好促进基层建设发展的目的。
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趋同关系和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呈负相关关系且十分显著，其作用系数是-0.229615。表11结果显示，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趋同关系增加，会相应减少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同样，结果显示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和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呈正相关关系且十分显著，其作用系数是0.176877。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增加，会促进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面对意识形态性主导性和多样性关系时，要坚持和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以加强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作用。
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呈正相关关系且十分显著，其作用系数是0.216719。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力量在于其自身的感召力和政治动员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对现实现象上的逻辑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解释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所观察到的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就显得特别重要，这种实践的结合过程本身就是保持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越与时俱进，其作用就越重要。作为一门科学应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四是不管新闻媒体更多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还是传播非主流意识形态，都不会显著地影响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但从作用系数的方向上看，新闻媒体更多传播非主流意识形态与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因此，规范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管理，有助于凸显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而主旋律影视节目的吸引力与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呈正相关关系且显著，其作用系数是0.423487，这表明主旋律影视节目吸引力的增加，有助于加强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五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基层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呈负相关关系且十分显著，其作用系数是-0.213446。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一单位，会相应减少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近年来，经济发展进入到转型期，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大发展来弥补经济发展的瓶颈。
六是对西方人提出的人类社会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的基本态度和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态度，都不会显著地影响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普世价值和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从作用系数的方向上看，两者与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令人瞩目的是将“自由”加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实事上，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就是在于不断地给人们释放自由政策，这也验证了我们应该批判地吸收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
七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和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数量越多，并不会显著影响基层意识形态工作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相反，苏联解体是在苏联共产党员最多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二月革命了沙皇专制统治；在拥有35万多名万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地位，。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就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13]邓小平曾经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他为何格外重视这个问题呢？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兴旺都是内因起关键作用。我们党内部的问题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要在指导思想等原则问题一致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团结。如果我们的党内不团结，不仅我们的领导力会严重削弱，而且很容易为各种别有用心的其它势力所分化和利用，那样的话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只要我们的党在重大问题上团结一致，就能把我们的党员教育好，就能始终保持旺盛活力，就能永葆先进性。[14]因此，我们要在准确测算各基层共产党组织的党员适度规模和结构的基础上，探讨加强和完善基层共产党党员退出机制，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从而促进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作用。
四、结论
我们运用离散选择模型方法（probit），采用广东省广州市在校大学生的抽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影响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显著解释变量包括：认识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意识形态主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主旋律影视节目的吸引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我们认为：
第一，基层社会建设中产生的诸多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间的并存和兼容程度造成的。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趋同论，在意识形态主导性和多样性关系中，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犹若一次“急行军”，经济总量规模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处于世界第二的地位。但经济现象中一些深层面的问题开始在各界别浮出水面，如消费不足、资源耗费过大、企业没有道德底线等等。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政治改革和文化大发展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实施的是一种平缓的增量改革。因此，在现阶段就应突显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作用。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文化市场，生产出有吸引力的精品文化产品，以达到更好发挥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目的。
第三，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基层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与发展。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中国国情、改革实践、民族传统结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能够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现代化命运问题。
第四，深化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结合中国实际，以渐进、稳妥的方式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吸取世界各国政治改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断提高法治水平，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来遏制腐败。
第五，加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量控制管理，明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结构管理，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增强中国共产党党员素质和基层共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截止2013年12月底，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量已达8千6百多万，超大规模党组织的管理成本是非常巨大的，管党治党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教育党员的任务也就更加繁重，应该探索中国共产党党员退出机制，尽快出台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实施细则，不断纯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
第六，必须加强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意识形态的学习、宣传、研究、发展。正如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15]政府、企业、学校、街道、社区、社团等社会组织在宣传和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都应担负起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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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生态多样性的意义范文
其实我们面临的并不是新问题。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上半叶就曾发生过。这便是以来,中国出现的以社会主义为主导力量的思想文化变革。作过如下阐述:“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励,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1](P278)并且将此概括为一个普遍性的哲学命题:“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P277)可见,如果当代中国的文化嬗变吻合了国际性的文化走势,那也只能视为是一种不谋而合的结果,至于原因,则应首先考察本土民族文化意志的内因性作用以及本土与国际之间特殊的内在契合关系。
假如给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确定一个肇始性的年轮,1976年至1978年期间想必会得到公认。一旦如此,变化的本土基因也就愈加鲜明。熟悉历史的人们很难想象,与十年紧密续接的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启动何以能够汲取非本土的精神诗情。这是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等颇不相同的文化之变———至少在启动阶段,思想资源的封闭性是其突出的特征。尽管此时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西方先锋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均已在场,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只是一种未被感知的存在。极端而严厉的文化政策不仅封闭了人们对外了望的视野,并且禁止了任何游离于意识形态标准之外的想象。可见,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文化裂变,脱离本土的激情与动力是很难设想的。邓小平多次表达这样的观点:“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2](P224)这也深刻地意味着: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是针对本土现实而发生的事变,它是中国本土文化历史发展的自身推进需要和结果。
强调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本土性,并不等于说它是一个永远封闭的过程。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进程一经启动,很快就出现了思想引进大潮,至今滔滔不息。在转型的进程中,中国文化也确乎发生了种种西化或国际化的表现。但问题在于,这不仅不应导致对本土文化因素的忽略反而更应该激发起我们的本土关注。于是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国家意志一直是主导性的文化力量。
1978年以来,决定民族命运的三次思想解放无一不具有官方色彩并且昭示着国家意志的思想启蒙和意识形态的自我变革,随之才发生了全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才演变出知识分子文化、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文化的并存;才形成了许多学者称之为后现代的种种文化景观。面对异邦文化思潮的涌入,国家意志一直在开放与坚守之间保持着原则与张力……诸此种种,都在彰显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本土魅力。不过,人们似乎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将本土文化现实抽象化、共性化为一种国际文化景象的学术运作,或者,我们还看到,人们依据某种后现代话语的教条,正热烈地讨论着意识形态的退隐,大众文化的崛起和精英文化的衰落……
总之,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在中国,主流文化即意识形态,不仅是我们最基本的文化生态语境,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主要承担者和推动者,这也就意味,探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主流文化是我们必须首先关注的最主要的本土文化基因。
所谓主流文化,就是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它是调控一个国家所有文化形态的主导力量。所以,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实质上就是主流文化即意识形态文化的转型。无可讳言,这就涉及与邓小平之间的思想差异。对此,邓小平归结为如何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2](P116)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在形成这样的共识:“认为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原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和基础是公有制,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一贯的。”[3](P217)的确,这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强调生产关系、坚持公有制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公有制可以保证人际关系的公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尊严———这正是社会主义必须实现的价值目标之一;其二,有了公平,有了当家作主的精神欢乐就能“精神变物质”,焕发无穷无尽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所在。
显然,的社会主义观是从社会主义的经典概念出发的,他也就必然认为,无论是从社会主义的建设目的还是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来看,都必须具有一种正义的精神,都必须以这种正义精神为前提,采用量化的财富指标无法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异,社会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精神价值及其建构。所以更关注人的精神解放与完美,更关注怎样塑造符合公有制社会要求的“大公无私”的人格品行与民族精神,至于物质财富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则是这种社会主义新人诞生之后的必然硕果。于是,一种精神优先的意识形态理念与实践也就在社会生活中屡屡登场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的社会主义思想强调政治利益重于强调经济利益,强调人民群众的阶级利益重于强调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在人民群众个人价值的实现方面,强调精神鼓励重于强调物质鼓励。”[3](P532)
但是的这种乌托邦色彩的文化理想既脱离现实的生产力实际,也脱离现实国民的思想觉悟实际,于是推崇主观能动性的就自然地寄希望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了。尤其是利用意识形态对于人思想改造的权威性,借助战争年动群众斗争的成功经验,掀起了一浪高一浪的“斗私批修”运动,旨在培养符合公有制要求的“社会主义新人”。精神优先的文化特色也就越来越凸显。说:“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4](P186)人们也敏锐地发现:“夸大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夸大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归根到底都是夸大人的作用,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3](P355)由于这种夸大脱离实际,塑造“新人”的灵魂改造运动必然遭到思想冷遇和行动阻力———这便是所谓“落后人群”的出现。信奉斗争哲学的便通过政治权力来强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斗争与思想改造,并且坚定地认为,这是关系到“”的大事。因此,充其量只能算作先进与落后的思想分歧,也就与关系到社会主义存亡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合流了。面对落后人群远远多于先进人群的必然社会现实,也就必然出现了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的论断。再演绎开去,一系列激进的文化命题和激进的社会行动也就逻辑地发生了……也许,问题的产生远比上述情况复杂,但结果都是一样:的价值准则忽略了一般民众的物质诉求,也超越了对一般民众的可塑造限度,加上采取激进的强制手段来加强意识形态理念的推行,结果必然导致物极必反———的社会大动乱就是证明。
那么,邓小平自己的答案又怎样呢?我们发现,他与有一个最关键的思维差异———他考虑问题不是从“应该怎样”的精神理念出发,而是从“只能怎样”的现实实际出发。这也就导致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充满着现实的中国特色:
首先,在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认知方面。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P252)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是全面的公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将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因此而存在不公平,也必须接受。
其次,在对人民群众普遍精神境界的认知方面,邓小平认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5](P146)
根据以上两点基本认知,邓小平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这也就是说,为广大群众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应该逻辑地把“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富起来”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调动所有切实可行的手段和动力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全体社会公民的共同富裕。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更强调的是一种精神的重要性,而邓小平更强调的是一种物质的重要性。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方面,强调的是公平化的生产条件,邓小平强调的是富裕化的生产结果。诚然,与邓小平的思想体系有着更基本的共同性,包括二者都主张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但是在怎样实现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方面,两人确实存在重大差异。换言之,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精神优先还是物质优先———前者属于,后者属于邓小平。二者的差异,构成了两个不同的文化时代,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前后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当代中国的种种文化变迁,也因此而发生。
把握物质优先这一新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特色,也就能顺理成章地理解当代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一系列新举措中蕴涵的文化新观念,例如“个体”、“私营”、“致富”、“市场”、“竞争”、“交换”、“效益”、“民主”、“法制”、“发展”,等等,究其最终目的,无非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体现物质优先的价值诉求。诚然,社会主义的需求不止体现在物质方面,还有精神方面,那么,邓小平又是怎样处理二者关系的呢?众所周知,他的著名公式便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物质优先的趋向。
其一,邓小平认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5](P250)
其二,邓小平提出了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思路,亦即对少部分先进分子可以提出较高的精神道德要求,对于广大群众则采取可以普遍施行的精神道德要求,“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6](104)
其三,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还“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2](P110)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他明确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其四,邓小平还相信:“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2](P89)
由此可见对物质优先的强调。当然,这并不是说,新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已经放弃了正义的精神追求,而只是表明,第一,它认为正义的精神必须用始终不渝地发展经济来保障;第二,它根据现实矫正了某些精神目标,使之变得更加可以企及;第三,在必要的情况下,它愿意牺牲某些局部的精神价值以保证最基本的精神诉求(如用暂时的贫富差距去达到最终的共同富裕)。
进一步推敲,我们还可以发现,由于物质优先原则的确立,新的主流文化还演绎出一系列重要的文化姿态:
首先,新的主流文化在利益构成方面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这是由于物质优先的价值诉求代表了普遍的世俗群体利益,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因此,新的主流文化的阶级界限比较模糊,全民色彩比较浓郁,它较少矛盾性更多统一性。
其次,新的主流文化在自身意志实现的方式上更多民主性。这是因为新的主流文化具有较广泛的利益代表性,也就容易被认同,所以并不特别需要采取激烈的强制手段来推行自己的文化意志。
其三,新的主流文化在文化趣味上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特别是对于大众文化和异邦文化趣味,新的主流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与开放风度。这同样是因为新的主流文化具有广泛的利益代表性和兼容性造成的。
其四,新的主流文化有着更强烈的功利性。这不仅是指它对经济基础的维护性,也指它对于各种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观念与举措都能持利用态度。比如对于文化商品化、产业化的认同便是物质优先文化态度的必然反映。
综上所述,我们不仅可以强烈感受到新旧主流文化之间的对峙或差异,而且可以更进一步认识到,当代中国的种种社会变迁———阶级斗争的消解、经济主题的凸显、民主化的进程、私有意识的浮现、竞争化人生的确认、西方思潮的引进、通俗文化趣味的流行、文化产业的崛起等,都是新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积极变革的结果。而这种种文化嬗变又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指向———世俗化。总之,与时代相比,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大大强化了广大民众的世俗期盼,也多少淡化了高昂的英雄主义精神憧憬。这不禁令人想起马克思所说:“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7](P146)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在“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的意义上重构了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有学者比较说,主要是发挥了人崇高的一面,邓小平则充分利用了人平凡的一面。[3](P390)民谣亦云,要把穷人变圣人,邓小平要把穷人变富人。这都是特别生动而意味深长的文化概括。20余年来,我们就在这样一种充满诱惑也充满困惑的主流文化现实中生存着。20余年来,当代中国发生的种种文化嬗变,也只能从这样的本土文化现实中寻求基本依据。
尽管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发生了由精神优先到物质优先的嬗变,但这并不表明传统意识形态命题的全面失效。其实,绝大部分时代的意识形态理念,例如四项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规范,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根本任务等都在转型后的意识形态话语中继续弘扬。这说明,之后的国家意志更愿意在传统和变革的张力中确立自身的定位,更愿意将主流文化发生的变革理解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部诸命题之间的关系调整与补充。确切地说,就是希望在物质优先的原则下逐渐地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使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正义精神与“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现实相协调。
史实表明,在当代中国物质文明的建设历史进程中,被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重要标志的精神文明一直是又一个同步推进的社会发展目标,这便是人们熟知的“两手抓”。极力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也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2](P154)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又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及至今日“三个代表”思想中的有关先进文化的阐述,诸此种种,都恰恰表明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边界性和本土文化个性。事实上,国家意志不仅明确宣告: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社会主义性、民族性是不可动摇的。[8](P1643)也在实践中通过各种反对“自由化”和“西化”的举措证明了这种文化态度。亨廷顿承认,当代中国的变革特点“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9](P106)这也就意味着,在明眼人看来,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绝不是对于某种国际文化大潮的简单呼应或盲目归顺,更不是在国际文化大潮冲击下本土文化诉求的土崩瓦解。
然而,按照某些后现代主义的想象,当代中国的种种社会变迁,是主流文化的中心权威遭到消解后的失控。许多人相信,传统的意识形态独霸天下的局面已变为“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场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割据态势。
这种三分天下的说法暗示着:主流文化已经在另类的文化力量夹击下萎缩。这种认识与有人简单地认为主流文化便是体现英雄主义理想的主旋律文化相关,根据这种认识,很容易产生主流文化已经退缩的错觉。其实,主流文化应该包括国家认同的所有价值形态。今日主流文化虽然继续弘扬主旋律,倡导崇高的人格精神,但它也对平凡的、多样化的价值取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认同。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主旋律”与“多样性”的统一。所以,解读当下主流文化,不仅要关注它倡导的“主旋律”形态,也要考虑它容许的多样化形态,才能全面地把握其价值观体系。
此外,主流文化与其他两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也远不如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紧张。如果我们考虑到在1976年以前,这种多元文化和平共处的景象还是一种梦想,就不难发现,正是主流文化给知识分子文化和市场文化签发了“准生证”。甚至还可以认为,这种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更象一种有意设计的文化分工。当然,在这种分工中配合默契的是主流文化与市场文化,至于知识分子文化,则往往表现出卓然不群、执著于超越和批判的矫情态势———我们感受到的文化冲突大部分也是因此而来。不过,意味深长的是:这种超越和批判仍然是在主流文化的调控预期之中,并且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自诩独立的知识分子文化带来的显著贡献,哪怕是批判意义上的贡献。近年来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现象就是证明。这似乎也在暗示,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文化并非真正参与了历史。那么,谁在控制局面呢?自在不言之中。
也许,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一种情况,就是邓小平说的“不争论”。的确,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中,基本上没有出现类似时代的激进思想交锋或思想讨伐。这可谓是新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又一时代姿态。其效果不仅保证了对经济建设的全神贯注和社会的稳定,还使多样化的文化表意形态获得了相当大的话语空间。或者,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一种情况,就是近年来越来越明确的执政党思维对国家意志深刻的影响。官方文件已经宣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0](P99)这都将导致主流文化的温和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观的包容性。于是,在众语喧哗的文化格局中,也就很容易产生意识形态淡化的错觉,从而滋长出一种文化战国已经降临的幻象,这种幻象恰好又与文化无政府主义的后现代文化特征相重迭,使一些人对当代中国文化转型作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判断。
第8篇：生态多样性的意义范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迅速发展，全球范围内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日渐呈现出现代化、社会化、综合化、特色化、人性化、国际化、实效化的发展趋势。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其发展趋势作出科学、准确的分析判断，是进一步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挑战；发展趋势
当前，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和尖锐。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要求。[1]因此，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其发展趋势，是进一步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重要前提。
一、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强势地位带来的挑战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科技和资本优势，运用各种手段向全世界大肆兜售和输出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和行为方式，对社会主义进行歪曲、丑化和诋毁，在世界上制造各种人为障碍阻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妄图建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同时，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缺少面向世界传播的强有力手段和发挥影响力与感召力的经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着较之以往更广泛、更复杂、更持久、更具欺骗性的挑战。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思想观念、行为选择的复杂性、多样性带来的冲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们克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陈旧思想观念，促使人们树立效率意识、公平意识、竞争意识、信用意识和民主法治意识。与此同时，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各种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物质利益驱使下人们心理戒备放松，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评价标准受到质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在冲突和质疑中受到极大的挑战。
（三）信息网络化挑战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模式
信息网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带来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工作更加方便快捷，信息获取和传播渠道日趋多样化，极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扩展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网络的虚拟性、隐蔽性、扩张性和开放性，各类不良社会思潮、反动言论、极端思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等有害信息和垃圾信息利用网络载体大肆传播，给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因此，在教育载体、教育内容、教育阵地和工作方法等方面给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四）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主要体现在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事业发展相对落后等方面。尽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由历史的、现实的、体制的、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容易导致社会群体性沟通理解障碍，滋生冷漠、对立、不满、仇视等不良社会心理，使整个社会产生心理鸿沟，加剧社会矛盾，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引导社会舆论和心理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维持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和谐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发展趋势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日渐呈现出现代化、社会化、综合化、特色化、人性化、国际化、实效化的发展趋势。
（一）现代化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教育观念的现代化发展。更新教育观念，形成开放的、发展的、创造性、多样化、务实的教育观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教育手段的现代化转变。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要综合运用报刊、影视、广播、手机、互联网等多种大众传播媒介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服务。最后，教育内容的现代化革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实际情况，正确革新和选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内容。
（二）社会化发展趋势
当今社会变革空前深刻，社会环境全方位开放，单一的社会组织体系和人际交往方式被打破，人们的横向联系迅速发展，使人们可以从更加广阔的领域获取全方位的信息，这必然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社会化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需要依靠全社会力量，覆盖全社会，选取人们容易接受和认可的各种典型事例和焦点新闻，取材于现实生活、周围环境，通过活动载体、管理载体、文化载体、大众传媒载体把教育内容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进行教育和引导。
（三）综合化发展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选择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就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力量化解矛盾。换句话说，就是要充分利用信息科技、网络平台、大众传媒等现代化手段综合分析和引导人们思想中存在的疑惑和问题；就是要树立综合育人的观念，制定和实施综合性的方针政策，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就是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政工人员、专家学者和各种社会教育机构全面参与、相互配合，形成教育合力。
（四）特色化发展趋势
每个人、每件事、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特点和多样性、个性化的发展诉求，所以，在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切忌一刀切，避免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错误，要包容个性，尊重差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特色化发展，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的情况下，结合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传统和人文特色，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针对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群采用各具特色的教育方法和手段，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针对性和有效性。
（五）人性化发展趋势
随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人们逐渐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教育对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逐渐从工具理性向兼顾人文性的价值转变。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特别注重为政治、经济服务的一面，过分强调对人们进行规范和约束，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逐渐开始重视个体的生存发展需要，强调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六）实效化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然而，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多数情况下不计成本、不求实效地盲目进行，不仅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而且往往表现出形式主义、功利主义的弊端，影响教育的实际效果。随着人们效益观念的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必然地呈现出向实效化发展的趋势。因此，要制定科学的评价考核机制，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因素，合理有效地运用各种社会资源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从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力求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掌握人们的心理活动规律和事物发展的规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预见性、计划性和超前性，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实效化发展。
（七）国际化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是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应对国际挑战的必然选择。因此，要借助互联网、影视、报刊等现代传媒手段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向全世界广泛宣传；要突破陈旧的思维模式，树立全球眼光和开放意识，充分借鉴、吸收和利用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发展自己；要培养人们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能力，培养青年的辨别是非能力、生存适应能力、交流协作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要不断扩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时空范围，增强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总之，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尖锐复杂。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只能不断加强，绝不能削弱。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其发展趋势，不断转变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方法、途径和手段，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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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生态多样性的意义范文
“普世价值”的构造方式具有先天“不足”
一种思想观念无论正确与否，均有着自身特定的思维程式。“普世价值”所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念，从来都不是抽象思维的“陈列馆”。它所涵括的那些被抽象与固化了的价值共识，经由各种价值观念集结而成，营造出西方意识形态衰落前的寄居地。“普世价值”在思维构造层面所显现出的繁杂与错乱，不仅表明它是西方话语体系“混搭”的产物，而且也是造成思想“雾霾”的主要成分。
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经历了怎样的嬗变过程呢？其内容的散乱分布，初步呈现出离散结构的思维构造方式。首先，“普世价值”依托于多个理论源头。譬如，它沿用普遍主义的思维方式，竭力维护西方中心主义根脉；借助学术讨论形式，在传媒和学术界表露理论扩张意图；凭借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追求普世伦理和永恒人性。其次，“普世价值”运用了多种扩张手段。它融合宗教拯救之意，驻足多元文化冲突语境，构造解决文明危机的种种方案；甚而专注于传统价值理念重塑，炮制价值多元的繁华景象。再次，“普世价值”选择了多头发展路径。它打着西方人本主义旗号，抱持新自由主义姿态，宣称“私有制与私有化”才是人类获得自由幸福的秘方，主张以此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笃信社群主义的“整体论”与优越性，以期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共同体”；迎合新儒学传承布道之路，鼓吹超越世俗价值，崇尚价值绝对论和道德先验论。
“普世价值”的离散结构表明，其内在构成要素矛盾重重，其中既有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峙，也有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对抗。总之，由于深受现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经济全球化浪潮影响，“普世价值”的出现成为意识形态对抗和话语权争夺的具体表现形式。
“普世价值”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新型经济关系形式
“普世价值”作为观念产物和实践反映形式并非凭空出现。现代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渗透方式多种多样，但其本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作为不同物质利益关系对抗的特殊形式，“普世价值”表面上推崇超越现实条件的道德假定，实际上却试图通过这场观念上层建筑中的“圈地运动”，竭力维护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态和道德伦理，巧妙布设历史障眼法，企图打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程。
一方面，它反映出资本逻辑的本来面目。资本逻辑有其量身定做的话语体系，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进入疲软期，国际垄断资本对世界市场的开拓能力日趋下降，迫切需要通过与资本力量相匹配的意识形态扩张，来维护其全球利益与霸权地位。“普世价值”打出的精神旗号花样繁多，不仅巧妙维护着“资产阶级时代”这一最具灵活性的剥削制度，掩盖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新型剥削关系，甚至聚合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其他民族国家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俨然成为破解不同意识形态营垒之间紧张关系的“法器”。
另一方面，它囊括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犹如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总会发挥“牧师的职能”一样，“普世价值”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之所以能够招揽信徒，就在于兼收并蓄了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人本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核心元素，主张“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宣扬“全盘私有化”，强调“人权高于”，以理论嫁接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其理论外衣下潜藏着资产阶级全球利益诉求。这是继西方资本主义尝到了意识形态输出在剧变、、阿拉伯之春中的“甜头”之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且“悲观论”盛行的大背景下，进行意识形态包装的新尝试。一言以蔽之，“普世价值”带有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干涉、思想控制、文化奴役的明显企图。
“普世价值”充当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卫道士”
“普世价值”有着怎样的思想危害和实践图谋呢？“普世价值”有无之争可以视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异质性论战。“普世价值”在这场论战中，顽固把持着一条明显的边界线，就是颂扬并输出西方意识形态，诋毁并倾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普世价值”弥漫着一成不变、永远存续的价值幻象，但只要触及两种社会制度冲突的底线，它就会露出话语霸权的凌厉攻势。这事关意识形态与话语权争夺，归根结蒂还存留着私有制与阶级对立的影踪。
“普世价值”为何如此恋恋不忘私有制的土壤呢？私有制是阶级社会中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伫立其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周期性沦入经济危机频发、利益关系紊乱和社会协调机制钝化的困窘境地。这就自然需要借助类似于“普世价值”的话语体系，来诊疗和修复其病变机体，甚至开出自我麻醉的新处方。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普世价值”很少讨论私有制弊端的原因，相反，它对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克服自身发展中的难题始终保持怀疑。“普世价值”有无之争恰恰显现出私有制及其残余与公有制的生死角逐，反映出两种社会制度抗衡的阶段性、复杂性与长期性。
“普世价值”为何会充当西方意识形态的卫道士？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意识形态要承担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功能，无法绕开私有制所造成的不平等现象，这就迫切需要寻找安放自身话语体系的栖息地。“普世价值”以道德命题身份出现，寻求超时空意义的价值观念，不但藏匿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缺陷，而且掩盖了社会现实问题的真相，充当起西方意识形态的思想发动机。“普世价值”伪装成超越、超越民族国家的命题范式，旨在剔除价值命题的阶级内涵与本质，消弭思想冲突及其产生的根源。但这并不能改变其维护西方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来面目，并不能改变其在社会制度变革中所一贯奉行的教条主义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