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的含义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资源的含义范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第2篇：社会资源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管理定义；分析；启示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2-0074-03

一、管理的定义

自从管理一词进入人类的观念形态以来，中外几乎每一个思考管理问题的人，都会对管理现象作出一番描述和概括，管理的定义很多，下文择要简述。

（一）外国管理专家学者的定义

被称为“科学管理理论之父”的泰勒认为，管理是“确切了解你希望工人干些什么，然后设法使他们用最好、最节约的方法去完成它”（1911）。

被称为“经营管理理论之父”的法约尔在其名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给出的管理定义是，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1916）。

玛丽·帕克·福莱特把管理描述为“通过其他人来完成工作的艺术”（1942）。

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对管理的定义是，管理就是决策（1960）。在西蒙看来，管理者所做的一切工作归根结底是在面对现实和未来、面对环境与工作时人们要不断地做出决策，从而使组织得以不断地运行下去，达到实现人们既定目标的要求。

小詹姆斯·H·唐纳利认为，管理就是由一个或者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以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活动（1978）。

费里蒙特·E·卡斯特提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控制等活动过程（1979）。

哈罗德·孔茨指出，管理就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1993）。

斯蒂芬·P·罗宾斯和玛丽·库尔塔对管理的定义是，管理指的是和其他人一起并切实有效地完成活动的过程。这一定义把管理视作过程，它既强调了人的因素，又强调了管理的双重目标；既要完成活动，又要讲究效率，即以最低的投入换取既定的产出（1996）。

沃伦·R·普伦基特和雷蒙德·F·阿特纳把管理者定义为，对资源的使用进行分配和监督的人员。在此基础上，他们把管理定义为，一个或多个管理者单独和集体通过行使相关职能（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和控制）和利用各种资源（信息、原材料、货币和人员）来制定并达到目标的活动（1997）。

帕梅拉·S·路易斯、斯蒂芬·H·古德曼和帕特丽夏·M·范特对管理的定义是，为切实有效支配和协调资源，并努力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1998）。

理查德·L·达夫特和多萝西·马西克给管理下的定义是，管理（management）就是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组织资源，以有效益和高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2009）。该定义中有两个要点：（1）管理的四大职能：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2）以有效益和高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的目标。管理者运用多种多样的技能来履行这些职能。

（二）中国管理专家学者的定义

在杨文士和张雁主编的教材中，管理被定义为“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人员配备、指导与领导、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使别人同自己一起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1994）。

在徐国华等编著的《管理学》教材中，管理被定义为，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这五个环节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1998）。

在芮明杰主编的《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中将管理定义为，管理是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成组织既定目标与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1999）。

周三多等学者认为，“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1999）

林根祥在其主编的《管理学基础》中认为，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环节，通过协调组织内外的人、财、物、信息、时间等资源，达到有效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2006）。

姚丽娜在其主编的《管理学教程》中认为，管理是指一定组织中的某些人，通过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运用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激励和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从而使他人与自己共同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2007）。

陶学荣等认为，管理就是管理者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对组织的有限资源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进行有效的整合和配置，以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活动（2007）。

杨孝海主编的《管理学》中，认为管理是指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资源，以实现单独的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的过程（2008）。

李永平在其主编的《管理信息系统》中提出，管理是指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人员配备、指导与领导和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使别人同自己一起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2009）。

焦强、罗哲等认为，管理是指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了达到组织的目标，通过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职能活动来集合和协调组织内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时间等资源的过程（2009）。

于本海在其主编的《管理信息系统》中，将管理定义为，通过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职能对组织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和转换，实现组织预定目标的过程（2009）。

在余仰涛、友主编的《管理学实务概论》中将管理定义为，管理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等外部环境中，一个组织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由管理者对组织内部的各种资源进行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激励、控制和创新，促进其相互协调，以取得最大效益的动态过程（2009）。

在廖建桥主编的《管理学》书中认为，管理是对一个组织内的各种资源进行合理调配的过程（2010）。

二、管理定义的分析

（一）管理到底是什么

管理是什么，是一个过程、一项活动、一个艺术还是其他？这是管理定义的核心问题。通过收集到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管理所做的24个定义统计可见（见表1），中外专家学者越来越达成共识：管理是一个过程。在24个定义中有14个将其定义为“过程”，无论是国外专家学者还是国内专家学者将管理定义为“过程”都是最多的。这也与实情相符，我们说管理是一个过程，是指管理从起因到结果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蕴含了管理的规律，它提供了管理各职能间的逻辑关系，并把管理的内容、目的和方法演绎出来。

（二）管理定义包含的要素

一个定义应包括什么人在什么范围内运用什么职能达成什么目标等要素。据此统计中外管理学者对管理的定义（见表2），发现管理定义中包含最多的要素依次是职能、目标和资源。在国外管理定义中包含“范围”要素的最少；在中国管理定义中，包含“主体”要素的最少。有的定义包含五大全部要素[14]，有的定义只包含1个因素，但是发展的趋势是管理的定义包含4～5个要素，甚至更多。

（三）对管理进行定义的方法

所谓下定义，就是用简短明确的语句揭示概念的内涵。长期以来人们下定义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形象直观描述法，一种是采用“属概念+种差”的逻辑方法，即被定义概念=种差+邻近属概念。“种差”是指同一属概念下的种概念所独有的属性（即和其他属概念的本质的差别），“邻近属概念”是指包含被定义者的最小的属概念。例如帕梅拉·S·路易斯、斯蒂芬·H·古德曼和帕特丽夏·M·范特对管理的定义中，“过程”是邻近属概念。“切实有效支配和协调资源，并努力达到组织目标”是管理和其他过程的本质差别，即种差。 第一种定义方法有助于人们直观地认识什么叫管理，但是却不能揭示管理这个概念的本质特征。因为人们对管理活动的具体内容的分类和归纳的方法不同，使得人们对管理应包括哪些内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也使人们对什么是管理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而第二种定义方法即“属概念+种差”的方法，是逻辑学上给被定义概念下定义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揭示了管理这个概念的本质特征，把管理与人类的其他活动过程区分开来。据此统计，发现中外管理学者大都倾向于用“属概念+种差”的逻辑方法给管理下定义。

三、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管理定义受人的认知差别的影响，即使是管理学家，他们每一个人对管理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同时管理还受时代管理实践的制约，管理定义不能超越时代需要，脱离管理实践而进行。管理的定义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和管理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这个发展中“管理是一个过程”，对比中外管理专家学者基本达成一致。后来的管理学家从时代新发展出发，重点关注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其他一些重要管理职能，因此管理定义包含的因素会更加全面，会更多地采用科学的逻辑方法进行定义。总之，管理定义的多样化既反映了人们所处时代管理实践、认识水平、研究立场、方法和角度的不同，也反映了管理科学的不成熟性。这说明管理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是现实的结果，会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不断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对前人管理定义的替代，而是继承与丰富。

[参考文献]

[1]小詹姆斯·H·唐纳利.管理学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2]弗里蒙特·E·卡斯特.组织与管理：系统方法与权变方法[M].傅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哈罗德·孔茨，海茵茨·韦里克.管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理查德·L·达夫特，多萝西·马西克.管理学原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5.

[5]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

[6]周三多，等.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0.

[7]林根祥.管理学基础[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4-5.

[8]姚丽娜.管理学教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2.

[9]陶学荣.现代管理学[M].南昌：江西出版集团，2007：1-2.

[10]杨孝海.管理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11]李永平.管理信息系统[M].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4-25.

[12]焦强，罗哲.管理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3-4.

[13]于本海.管理信息系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4.

第3篇：社会资源的含义范文

IASB对资产要素的定义是“资产是由于过去的事项而由企业控制的、预期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资源”。我国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是“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这两种观点都属于资源观。按照资源观，资产的核心是“资源”，是满足特定条件的资源，对资源限定的三个特定条件是：1.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2.由企业拥有或控制；3.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本文将提出资产要素的改进定义：“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由企业拥有的含有经济利益的财货”。

一、将“资源”改为“财货”

资源观所定义的资产只是满足特定条件的资源，资产只是特定的资源。如果将资源看作是一个集合，资产只是资源集合的一个子集。为此，要理解资产的含义，首先必须弄清楚资源的含义，否则资产的定义就是不完整的。“资源”通常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等。阳光、空气、河流、土地、森林、草原、矿藏等属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包括经过劳动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人力资源就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总和。资源的显著特征是具有一定的物质形态。一个企业的固定资产、存货等具有物质形态的资产都属于资源集合，但是企业持有的货币资产显然不具有资源的属性。企业的资产包含了货币资产、权利资产、实物资产、无形资产等。实物资产属于资源，而将企业持有的现金、企业的应收账款看作是资源则十分牵强。

将资产定义中的“资源”修改为“财货”更符合现行会计实务确认的资产。财货这一概念是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首先提出来的，用以指代一切人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财货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具体见表1。

财货的基本属性是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的载体，只要具有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就是财货。“财货”不仅可以涵盖现行会计实务所确认的全部资产，而且为“人的财货”的会计确认预留了空间，这正是人力资本会计所追求的目标。因此，资产定义的核心部分是“财货”，资产是满足特定条件的财货。

二、“未来经济利益观”的局限性

“未来经济利益观”以未来经济利益来定义资产，代表观点是FASB的SFACNo.6，该文件将资产定义为：“资产是特定的主体因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而拥有或控制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国际会计准则认为：“资产中包含的未来经济利益，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企业的潜力。这种潜力可以是生产性的，即是企业经营活动的一部分。它也可能采取转化为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形式，或采取能够减少现金流出的形式，例如，当一项工艺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时。资产中包含的未来经济利益可以以若干方式流入企业。例如，一项资产可以：1.单独使用或与其他资产结合起来使用，生产出产品或劳务供企业出售；2.换取其他资产；3.偿还债务；4.分配给企业的业主。”

资产中包含经济利益的实质是资产具有价值，即资产具有使用价值或者具有交换价值，也就是企业通过使用该资产可以获取其使用价值或者通过交易可以获取其交换价值。

可以说，经济利益与财货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财货是经济利益的载体，是经济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而经济利益是财货的价值属性。一项财货，如果既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交换价值，就不会有人愿意拥有它，从而它就不成为财货了。经济利益（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必然包含在某种财货中。对资产的确认，其中包括判断一项财货是否含有经济利益，这是对经济利益的定性分析，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为资产的计量奠定基础；对资产的计量，则是对经济利益的定量分析，用金额来表示经济利益的量。

本文并不赞同将资产界定为“未来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只是资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资产除了要包含未来经济利益之外，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尤其是经济利益必然要有一个载体。财货是经济利益的载体，经济利益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财货。未来经济利益观将资产的财货性质抽象掉了。如果将经济利益的具体形态财货舍弃，则我们将无法对资产进行分类核算，必将导致会计信息含量极度下降，降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现行会计实务确认的资产是具有各种各样形态的，并不是抽象的经济利益。

三、“财产权利观”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英国ASB1999年公布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指出资产“是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特定主体控制的、对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rights）或其他使用权（other access）”（Par.4.6）。这种观点可称为“财产权利观”。财产权利观认为资产的核心是“权利或其他使用权”。企业可能拥有一项财产的全部权利（所有权）或只享有部分权利。在只享有财产部分权利的情况下，资产并不意味着拥有财产本身，资产只是一种权利（rights）。

本文并不赞同将资产界定为“权利”。如果将资产界定为权利，则将资产的财货属性抽象掉了。如果将资产的具体形态舍弃，企业的资产就只有权利财货了，如上所述，则我们将无法对资产进行分类核算，必将导致会计信息含量极度下降，降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财产权利观”的积极意义在于，将企业不拥有所有权、只拥有部分权利的财产也纳入了资产的视野，拓宽了资产的范围。其理由在于，任何权利对企业都是有价值的，因此就构成了企业的财货，就有可能具备确认为资产的条件。

四、“拥有或控制”合并“拥有”

资产定义中的“拥有”是指企业拥有资源的所有权；资产定义中的“控制”是指企业不拥有该资源的所有权，即不符合拥有的条件，但 是该资源能够被企业所控制。资源成为企业资产的条件要么是被企业拥有，要么是被企业控制。

企业对“资源的拥有”是指企业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也即企业能够排他性地从该资源中获取经济利益。企业对“资源的控制”是指，企业虽然不享有该资源的所有权，但享有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

“企业控制某项资源”是指企业享有该资源的大部分权利，近似等于所有权。如果说拥有是一种绝对的状态，则控制就是一种相对状态，即企业享有资源的权利接近所有权到什么程度才算作控制。比如，在现行会计实务中，融资租赁的设备属于控制，符合资产的确认标准；短期租赁的设备不属于控制，则不符合资产的确认标准，因为企业既不拥有也不控制该设备。但是，该设备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确实又发挥作用，企业拥有该设备在一定期间的使用权，对于企业拥有的这项使用权是否可以确认为企业的资产？

对于企业不拥有所有权的资产，如果企业拥有该资产的部分权利，则该部分权利就成为企业的财货。比如：1.企业购买的设备，企业拥有其所有权，该设备是企业的财货；2.企业的股权投资，获取了被投资企业的部分所有权，该“股权投资”成为企业的财货；3.企业购买了其他公司发行的债券，获取了债权，企业不拥有被投资公司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债权，该“债权投资”成为企业的财货；4.经营租赁的设备，企业不拥有该设备，但拥有该设备在租赁期内的使用权，该“设备使用权”就成为企业的财货；5.对于企业聘用的员工，企业并不能拥有，本质上也不控制，但企业拥有员工的使用权，该“劳动力使用权”成为企业的财货，企业拥有了该项财货。

按照现行会计实务，企业并不确认经营租赁设备的使用权，也不确认对员工的使用权，将“拥有或控制”的范围限定得过于狭窄。按照本文的观点，也是“财产权利观”的观点，即使企业不拥有所有权，只是拥有部分权利，如果这部分权利预期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则这部分权利也可看作是企业的资产。

综上所述，对于企业控制的财货，尽管企业不拥有该财货的所有权，但企业拥有的部分权利构成企业的权利财货，而企业拥有该权利财货的所有权，此时，“企业控制的财货”就可转化为“企业拥有的权利财货”。因此，资产定义中的“拥有或控制”可以统一为“拥有”，而舍弃“控制”。资产的显著特征是企业拥有的财货。

五、交易或事项

资产的形成必然与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相联系。比如材料采购业务形成了存货，固定资产采购业务形成了固定资产，销售业务形成了应收账款资产等。相反，企业预计未来进行的经济业务在当前不会形成资产。比如，企业有意愿购买一台设备，但采购行为尚未发生，合同尚未签订，预计购买的设备就不符合资产的定义，因此就不能确认为资产。

会计对象是企业发生的经济业务，也就是企业发生的交易或事项；预计未来发生的经济业务也就是尚未发生的经济业务，不是会计对象，不能进行任何确认。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是用于证明企业对财货拥有的证据，即企业进行会计处理的“原始凭证”。因此“交易或事项”实质上是对会计确认依据的规定。

六、对资产要素会计定义的改进

综上所述，本文给出资产要素的改进定义：“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由企业拥有的含有经济利益的财货”。这一定义是以资源观为基础进行的改进，可称之为“财货观”，即资产是满足特定条件的财货，这些特定条件包括：过去的交易或事项、企业拥有和含有经济利益三个条件。将资源改为财货，由于财货的范围较资源的范围大，尤其涵盖了各种权利财货，从而也就扩大了资产的范围；将企业只拥有部分权利的资源、只是控制的资源，转化为企业拥有的权利财货，这也为企业将只拥有部分权利的财产确认为资产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 汤云为，钱逢迎.会计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第4篇：社会资源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地本资源；教学；意识形态；诉求

doi：10.16083/ki.1671-1580.2016.01.018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1-0077-04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为“原理”）因抽象的理论性内容较多，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脱离社会现实，脱节于学生实际，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因此，“原理”课的教学，应该从特定区域以及存在于该区域的各种资源即“地本资源”出发，并以之作为教学的重要教辅资料，才能增强“原理”课的教学效果。但“地本资源”因民族、时代、内涵以及价值意蕴等限制，其所赋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或有相左之处，势必会消解或遮蔽“原理”课的教学效果。因此，探讨“原理”课运用“地本资源”的意识形态诉求，有利于大学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发展，奠定社会共识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基。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诉求

“原理”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课程，担负着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是促使大学生形成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力、影响力、感召力、说服力的重要媒介。“原理”课教学固然离不开“灌输”路径，但纯粹的理性灌输对于已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者而言，会存在理论排斥或理论拒斥现象。毕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承传范式而言，是“舶来品”，其句式结构、表述方式、逻辑范式、论证依据等都具有浓郁的西方文化禀赋。因此，“原理”课教学应该在秉承教材理论旨趣的基础上，采用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历史特点、地域特质的“地本资源”进行理论阐释和解析，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特定时空界域的“地本资源”相结合，使深奥的理论浅显化，理性的理论感性化，晦涩的理论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源自西方国家，其必然带有西方国家文化底蕴和表述范式等，“马克思主义一经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与该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相结合，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教育对象所拥有的历史资源、民族资源、时代资源、人文资源等有机融合，降低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难度，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性和生动性，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祛魅”，提高大学生学习“原理”课的兴趣，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提高识别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辨别力，免受它们的蛊惑和腐蚀，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和践行者。

毋庸讳言，“地本资源”因其滥觞和发展于特定的时空界域，因而难免会隐含着特定民族的文化理念、价值指向、思维方式等，也必然会隐含着与“原理”课教学旨趣和要求不相符甚至相对立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由此形成“原理”课教学的阻抗力。因此，在将特定时空界域和民族的“地本资源”应用于“原理”课教学时，必须明辨“地本资源”所隐含的诸类意识形态及其价值指向，辨清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融合或相对立之处，正确引导大学生科学地看待这些“地本资源”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价值指向，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审视“地本资源”所隐含的地本资源，这样才能使“地本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原理”课的教学。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经济区流传一个著名的“三婆（娘）石”传说，相传三娘湾原初只有苏、杨、李姓三个青年小伙子居住，他们以打鱼为生，随着生活水平渐好，他们便在海边建起了房子。一天，天堂三位仙女下凡，为风景优美的尘世海湾以及三位英俊勤劳的小伙子所吸引，遂留人家与他们结为秦晋之好。玉帝得知之后便命她们只能在尘世间住三年。三年后，玉帝见仙女未归，便在三个小伙子出海打鱼之际掀起狂风猛浪，使他们殁于海底。三位仙女顶风迎浪前往海边迎夫，久等未归，遂化为三柱并排而立的花岗岩石。此乃“三婆（娘）石”的由来。三娘湾也由此而得名。诸如此类的“地本资源”，无疑是运用于讲授“认识与实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认识本质的不同回答”等内容的好题材，藉以阐明“地本资源”所蕴藏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或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增强“原理”课教学的实效性，帮助学生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高“原理”课教学的实效性。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否则就会陷入非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窠臼里。

强调在“原理”课教学中运用“地本资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既是“原理课”特殊的学科属性和教育目标使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升影响力、感染力和赢得人民群众的崇高使命所趋。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上诸多迥异的意识形态会对人的思维领域和精神领域起着隐蔽性的复合性影响，且处于各种文化资源（如宗教文化资源、迷信文化资源、鬼神文化资源等）笼罩之下的人们，在马克思主义未在其思想领域构建并指导其社会实践时，必然会受到隐藏于各种资源的意识形态先人性的“污染”和“诱导”，由此其思维方式和社会实践方式会潜意识地被支配，也会潜在地阻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接受和认同。“大量事实证明，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因此，“地本资源”应用于“原理”课的教学，就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导向，帮助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范式，明晰各种“地本资源”的意识形态蕴涵，切实保证“原理”课教学并非纯粹抽象性的理论灌输，而是能从特定界域的“地本资源”认知、感悟和践行，增强“原理”课的实践化和本土化。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诉求

“原理”课的教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属性和要求，但坚守属性和要求并不等于“照本宣科”地复制和灌输，而是应该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难题进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也融汇于“原理”课教学中。毕竟“原理”课的教学目标并不仅仅在于促使学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初始的基本原理，而是在理解和掌握初始原理的基础上，系统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唯此才能科学地解读和理解本区域和本民族的“地本资源”，从而理解党和国家为促进本区域和本民族发展所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逐步培育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8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原理”课教学毫无疑问必须立足和借助“地本资源”。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曾经在全国留下了许多光辉的红色资源，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足迹印证，也是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各地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轨迹，为“原理”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地本资源”。

“原理”课应用“地本资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诉求，既是理论回应实践和实践辉映理论的需要，也是“原理”课蕴含的基本原理“落地”的需要。从教材的总体性看，“原理”课多是结论性的知识，缺乏论证性。若在教学进程中缺乏运用“地本资源”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就会让学生有空泛而难以落地之感，教学效果欠佳。此外，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日趋频繁和隐秘，“地本资源”极有可能被别有用心地歪读和误解，、新自由主义等言论和现象就会弥漫难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理论根基等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诉求，就能坚持“原理”课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指向，确保“地本资源”正向价值彰显，服务于“原理”课的教学。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部湾经济区汇聚着丰富的“地本资源”，如六峰山灵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六万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牛圩坡革命烈士墓、张世聪革命烈士纪念碑、官垌镇烈士陵园、北通镇烈士陵园等，这些“地本资源”都是讲授“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等内容的辅助材料，从而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懈奋斗和探索的光辉足迹，由此导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原理”课应用“地本资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诉求，是抵制蔓延和泛滥的需要。理论掌握群众，扩大和巩固理论的群众基础，是理论的重要使命之一。“原理”课教学实质上就是为了确保青年学生能了解、理解、掌握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高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鉴别力，增强对它们的抵制力，认同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诉求。但是，社会上存在着诸多与“原理”课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腐蚀和消解着特定时空界域的“地本资源”的正能量发挥，阻抗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提升。“原理”课作为灌输、普及和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应该敢于面对社会诸多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各种资源的解读，审视这些意识形态对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构建起“地本资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读范式，使“地本资源”的解读体现意识形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彪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的科学引领，彰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代价值。

三、坚持“原理”课的实与虚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诉求

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是理论生命力之所系。真理总是以高度凝练的抽象形式展示于人，迫使人务必进行艰苦的思维探索活动，才能感悟和体现真理。“原理”课教学的指向和旨趣，预示着“原理”课教学必须坚持抽象性的“虚”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和普适性。“原理”课并非都是务虚的结果，而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追求革命和人类解放的伟大探索中形成的务实和务虚的结晶。因此，在运用“地本资源”进行“原理”课教学时，毫无疑问要坚持“原理”课虚与实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诉求，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要求，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求。从“原理”课的学科性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旨趣来看，虚与实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和相互促进。实是虚的根基和源泉，虚是实的总结和凝练，虚依赖于实而又对实起指导作用。务虚废实，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使人对理论有空洞之感；务实废虚，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使人对实践有盲目之感。因此，“原理”课教学在运用“地本资源”时，只有坚持务虚与务实的辩证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的规律性以及教育的有效性，也才能确保“地本资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属性。

第5篇：社会资源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 劳动价值论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含义 关系

一、劳动价值论的内容及意义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无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还是生产价格理论，都以价值这一概念为基础。价值具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目前，学术理论界对于劳动价值论存在一些争议，其中怎样理解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一个重大问题。价值的量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的。所以，准确理解与把握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真正内涵，是正确理解与应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关键。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内容主要包括：（1）劳动的二重性及商品二因素的关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将商品生产过程视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2）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个别劳动时间无直接关系。（3）货币的产生及其流通。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其出现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种职能。（4）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只有劳动而且是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5）资本及资本的运动。资本是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不断在运动中谋求自身增值的价值。资本运动对其他物质性生产要素的运动及组合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之，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价值形成过程中，仅有一般性的劳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与其他生产性要素相结合才能形成价值，也就是说，从价值形成的角度考虑，劳动形成或凝结成价值是有条件的。价值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即无差别的人类的一般劳动创造价值。

二、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

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含义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表述采用的两种表面上有差异的表述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社会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简称“第一种劳动时间”。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提出另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按照市场需求的商品总量应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简称“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种含义是从社会生产条件的角度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生产同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之间形成的，它涉及的是同种商品生产上的劳动耗费。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从社会需要角度说明的，是指在生产不同商品的生产者之间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涉及的是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种商品上的分配，其作用的是不同商品的价值量被社会接受的程度。

三、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

1.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数量关系上看是统一的。

马克思双重表述这一概念的主要差别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详细论述了劳动时间与价值的关系，并准确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在这里“现有的社会生产条件”是指现时社会上同一生产部门内绝大多数商品生产者已经达到的生产条件，包括原材料、设备等，最重要的是指生产工具。理论界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定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社会需求可以改变社会劳动在某个行业中投入的总量，即第二种含义的劳动时间，从而改变某种商品的社会产出总量。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任何生产行业无论其产量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如何，利润率都将趋于一致，而决定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的正是“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商品的单位价值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讲到社会需要对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的决定意义后，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中补充指出：“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同一规律。”这就是说，无论社会对某类商品的需求量有多大，都只能改变社会投入到该领域的总劳动量，而不会改变商品的单位价值量由“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决定的价值规律。这是因为平均利润规律会使全社会的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利润率趋于一致。因此，第一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某部门生产单位商品平均必要的劳动时间，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社会总劳动时间中按比例分配给该部门的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资本论》中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价值规律及《资本论》整体逻辑的必然要求。第一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某商品的单位价值是个量、抽象、微观的形式，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构成该商品的社会总价值，是总量、具体、宏观的形式，它们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共同决定商品价值的个量和总量，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积累，二者实际上是统一的。

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本质是一致的。

从两种必要劳动时间的传导机制来说，它们的含义也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观察的角度而已。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是人类抽象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因为劳动量总是在一定时间内投入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劳动时间越长，所投入的劳动量越大。因此，商品价值量是一定劳动生产率条件下劳动时间的增函数，商品的价值量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但是，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时间不是个别生产企业的劳动时间，而是投入该商品生产全部生产企业劳动时间的加权平均值，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投入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多，商品的价值量越大，反之，商品的价值越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段话就是对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解释。但据我看来，它实际上是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本来含义的进一步引申。就是说，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诙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即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的商品上。那为什么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的商品上呢？就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把“准尺”度量某一类商品生产耗费的劳动时间时，看出该类商品在生产时耗费的劳动时间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所占份额。其问题的不同在于：一个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把“准尺”度量同类商品中某个商品生产时消耗的劳动时间，另一个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把“准尺”度量不同类商品中某一类商品生产时消耗的劳动量，从而可以看出该类商品生产时耗费的劳动量在社会总劳动量中所占的比例。这正像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把“准尺”度量同类商品中的某个商品生产时消耗的劳动量，可以比较出某个商品生产时消耗的劳动量在该类商品生产时所花费的总劳动量中的比例一样。由此可见，所谓第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是因为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把“准尺”度量生产商品时消耗劳动的不同对象引起的，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只有这本来意义上的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说事实上只有这一把“准尺”度量某个商品生产时消耗的劳动量。因此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达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

总之，马克思说价值规律在个别商品和社会总商品的生产中同时发挥作用。作为“平均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数值来源于某行业不同劳动生产率、生产规模的加权平均，它形成某个商品的价值。作为“总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数值来源于该商品的生产总量。前者形成某商品的单位价值，后者则构成该商品的社会总价值，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积累，二者实际上是统一的整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第6篇：社会资源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 影子价格 最优规划 资源配置

一、引言

经济学的出现基于资源的稀缺性。因此,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利用有限的资源去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问题。线性规划理论及方法的产生,为研究人员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数量分析方法。我们在学习规划理论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现所建立的辅助函数的相关因子被解释为目标函数的影子价格(Shadow Price),如Hamiltonian乘子,Lagrange乘子等。这些所谓的影子价格到底表示的是什么经济意义以及它与资源配置之间有何种关系,这些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最后,我们根据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如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影子价格的经济学含义

影子价格通常是利用问题线性规划对偶模型对资源决策变量做出一定的经济解释,表示在资源最优利用的条件下各种资源的“价值”。由线性规划的对偶原理可知,在用单纯形法求线性规划最优解的同时,联立对偶规划的最优解即可计算出各种资源的影子价格。如果线性规划模型属于在一定资源约束的条件下,按一定的生产消耗关系生产一组产品并寻求总体效益(如产值)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那么,其对偶模型对偶变量的最优解则分别表现为相应资源的影子价格。下面,笔者以线性规划的角度来解释影子价格的含义,下列一对线性规划称为互为对偶的规划:

在经济学中,x,y互称为影子价格。

例如,某厂生产甲、乙两种产品,需要先后经过两种机床加工。甲产品在机床1上所需加工工时为3,在机床2上为3;乙产品在机床1上所需加工工时为1,在机床2上为4;机床1、2的可用工时分别为48、120;甲、乙产品的利润分别为5、6。问题1:甲、乙产品各生产多少,能使利润最大?问题2:若将机床出租,问租金至少是多少?

解:设产品产量为x1,x2;机床租金y1,y2。则上述两问题的数学模型分别为下列两个线性规划:

容易看出,模型(A)和模型(B)互为对偶。因此,某种资源的影子价格就是一单位该资源的赢利能力,这是一种底价,因此它具有价格特性。然而,这种价格不会出现在交易中,故称为影子价格。为了对影子价格有更加清晰的理解,我们以拉格朗日系数为例,来说明其含义。

称为原问题的Lagrange函数。在求解最优化的过程中得到拉格朗日系数:

上面的例题我们可以分析出,从数学的角度出发,影子价格反映的是资源一单位的变化对效用改变量的变化的程度,或者说是目标函数对约束条件(即资源)的一阶偏导数。假设目标函数是利润函数,影子价格表示的则是在最优生产计划处,再增加一单位的资源所带来的利润。其经济学涵义是经济学家或者企业的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使用影子价格将比市场上的价格更加能够反映出单位资源真实的价格。

三、影子价格与资源的配置

前文的分析,影子价格在引导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意义不容低估,其意义甚至高于资源的市场价格。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企业或者厂商考虑到是否追加资源(使用要素),该资源或者要素影子价格具有及其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具体来说,在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影子价格对其的引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当某种资源的影子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时,说明增加一单位的资源会给企业的目标函数带来正的增长效应。此时如果决策者适当增加这种资源的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可以增加利润。但问题是,随着该资源投入量的增加,其影子价格会逐渐变小。对于既定的规模来说,增加资源实现了其优化配置。

2.当资源的影子价格等于其市场价格时,处于资源的最佳均衡点。不再增加该种资源的投入,任意增加或者减少该资源的使用,都会导致非帕累托最优,所以此时企业的决策者或者厂商不用做任何调整,类似于完全竞争厂商中的边际成本定价,即边际收益=边际成本。

3.当某种资源的影子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时,企业的决策者应把这种资源转让适当的一部分转让出去直至该资源对于企业的影子价格与市场价格处于均衡。但随着该种资源投入的减少,资源或要素的影子价格逐渐增加。

上述的分析我们得知,影子价格需要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算出。众所周知,完善的市场条件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市场的失灵导致完善的市场只是“乌托邦”,如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这些导致现成的影子价格也是不存在的,必须通过对现行价格的调整,才能求得它的近似。就这一点而言,影子价格这个概念的确有其局限性:首先,影子价格的计算所需经济数据比较复杂,计算繁冗,实际的计算中存在很大困难。最重要的一点,影子价格反映的只是一种静态配置价格,不能表现资源在不同时期动态配置时的最优价格。所以对于动态条件下,资源的影子价格的研究有待完善。最后,影子价格与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差别很大,它只反映某种资源的稀缺程度和资源与总体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代替资源本身的价值。即其存在必须要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

四、结束语

影子价格虽被定名为一种价格,但是它的内涵与意义完全超过了价格的意义。引言提出来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了。在对于影子价格的推导以及含义的理解的基础上,我们知道现实社会中影子价格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和意义:影子价格是资源配置问题的重要参数,是社会对资源真实价值的度量,它也能够比较客观地反应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它是我们在研究经济领域问题时的重要工具和方法;它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做出更为理性的决策,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影子价格正被用于各种学科,各类分析问题上。同时,克服影子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局限性也是研究过程中所要关注的。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三版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2]吴海华.关于影子价格作为企业资源配置依据的探讨[J].统计与决策,2005,(3).

[3]杨桂元.再论影子价格的经济含义[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3,(11).

第7篇：社会资源的含义范文

一、剩余价值的生产并非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广泛存在，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1]

传统观点认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在其他社会，尤其是作为资本主义取代者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可事实并非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广泛存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仅“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而且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雇人做工的私有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传统观点所指称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们当然生产剩余价值，这一点众人皆知。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而它亦生产剩余价值，因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并没有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将自己创造的价值全部占有，而是留一部分成为企业利润和国家利税，而这实际就是公有制企业职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社会，个体经济的业主也要向国家纳税，而其所纳的税实际就是个体经济的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社会，不管是公有制经济还是私有制经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实际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自用价值，满足自身及家庭的需要；另一部分则为剩余价值，成为企业利润及国家财政收人的源泉。如果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够或仅够满足自身及家庭的需要，没有一点剩余，那么企业就挣不到任何利润，国家财政也不会有一文钱的收入，从而社会经济就会停止运行，国家机器就会停止运转。

二、剩余价值的准确含义

那么，剩余价值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仔细考察“剩余价值”出现的各种场合，发现其含义并不统一，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是从价值的创造者而言，“剩余价值”是与“自用价值”相对的概念，指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及家庭需要的那部分价值；如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够或仅够满足自身及家庭的需要，没有一点剩余，那他便没有创造剩余价值。如工人创造的价值若还不抵其工资，他便没有创造剩余价值，只有创造的价值比工资多，他才创造了剩余价值。马克思说: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里的剩余价值，即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本质上也是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及家庭需要的那部分价值，因劳动力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决定的，其中包括劳动者本人的培养、教育费用和维持其家庭成员生活的费用，而这恰恰就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超过自身及家庭需要的部分——自用价值。故对剩余价值的新旧两种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旧解释是剩余价值之特殊，无普遍适用性，仅可解释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而新解释则为剩余价值之一般，具有普遍适用性，可解释一切与自用价值相对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还有第二种含义，是从价值的载体而言，是与“已用价值”相对的概念，指物品经利用后所剩的价值。这种含义不如第一种含义常见，但在电视、报刊、书籍及日常生活中也时有出现。如2000年12月12日早上8时之前，中央电视一台的“东方时空”节目曾报道有人回收“电子垃圾”再利用而取得了良好效果，尤其是印度一男子竟用此而组装成一辆摩托车，言此为利用垃圾的“剩余价值”，这里的“剩余价值”显然并非指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及家庭需要的那部分价值，而是指物品经利用后所剩的价值。我们有时会听到有人把废水的再利用称为利用水的剩余价值，把废料、废物的回收利用称为利用物品的剩余价值，此“剩余价值”也是指物品经利用后所剩的价值。

“剩余价值”的这两种含义，一个是言人所创造的价值状况，另一个则是言物品本身的价值状况，名同而实异，但根据其出现的场合，联系上下文，很容易判别其所指何义。因第一种含义很常见，第二种含义较少见，故本文主要以第一种含义为依据对剩余价值展开论述。由此而观其适用范围，便可看出:剩余价值的生产并非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原始社会末期以后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一直存在。原始社会前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尚不能满足自身及家庭的需要，人在很多时候处于忍饥挨饿的境地，故难以创造剩余价值。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除满足自身及家庭需要外，尚有少量剩余，故能生产少量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产生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最明显的便是战争得胜者不再将战俘杀掉，而是将其用作奴隶为自己生产剩余价值。封建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广泛存在，地主收的地租及国家收的各种捐税，皆来源于农民及其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生产，众所周知，其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及国家的财政收人皆来源于工人及其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社会，上文已有论述，广泛存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更加离不开剩余价值的生产，因那时会出现更多的职业种类，社会分工将更加细密，更多的人将离开物质生产部门而从事文教、卫生、公共服务等工作，如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不能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那么许多社会必须的非物质生产性的工作将无法开展，整个社会机器将停止运转。

三、剩余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剩余价值在社会生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人生价值大小及国家财力强弱的重要标尺。下面分而论之。

(一)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

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成正比。社会生产力水平越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便越少；而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则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便越多。故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以农业生产为例，一个劳动力一年的产出，原始社会，养活自己及家人尚感吃力；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产出虽有所提高，也不过除养活自己及家人外还能多养活几个而已；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因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其产出养活几十、几百人也不成问题，现达国家，百分之几的农业人口便能满足全国人口的粮食供应，便是明证。在这里，农业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不断增长便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其数量的多少便可判明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

(二)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尺

什么是人生价值?对其具体解释虽纷纭不一，但人的贡献大、影响显，则人生价值便大，却是人人都同意的观点。而人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则贡献便越大，影响便越显著，故人生价值便也越大；相反，如人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少，则贡献便越小，影响便越轻微，故人生价值也越小，如不能为社会创造任何剩余价值，则人生便毫无价值。这样，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便成了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尺。各类人中，正常人都能创造价值，但痴呆人、植物人却不能，故其不但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反而需要靠他人供养而生活，因而其人生不仅可以说毫无价值，甚至可以说是“负价值”。正常人虽都能创造价值，但某些人，如历史上的一些贵族、奴隶主、地主及现代社会的一些纯粹“食利者”却不去创造，自己却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因其不但没为社会创造剩余价值，反而消耗社会的剩余价值，故其人生也不仅毫无价值，而且为“负价值”，与痴呆人、植物人一样，纯粹为社会的附赘悬疣。创造价值的正常人，其创造的总价值包括自用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部分，人创造的总价值多，剩余价值自然也多，在价值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自用价值多则剩余价值少，自用价值少则剩余价值多，二者成反比关系，人生价值的大小便也随剩余价值的多少一同变化。如，魏征、包公、海瑞等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及焦裕禄、孔繁森、等大批共产党员，公而忘私，先人后己，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自己及家人生活却非常俭约，其自用价值非常少而剩余价值非常多，故其人生便很有价值，倍受人称颂、敬仰；而和坤、、等贪官污吏，损公肥私，虽说自己也创造价值，但因其通过贪污受贿把其创造的价值变为自用价值，剩余价值的量便很小，甚至成为负数，故其人生便毫无价值，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人唾骂。有的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摆脱不了传统教条的束缚，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才创造剩余价值，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并不创造剩余价值。故强烈反对笔者的这一观点，认为他们自己没有创造剩余价值，按笔者的观点，他们的人生便没有价值，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他们没有理解价值不过是表示有用性，即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的范畴，任何人创造了社会需要的东西就都创造了价值，创造的价值不光能满足自己及家庭的需要，还能满足其他人的需要，就都创造了价值，绝非因你不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就没有创造价值、剩余价值。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其工作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其效益远大于自己所需，远多于社会为自己支付的各类工资总额，怎么能说自己没有创造剩余价值？笔者“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尺”的观点并无错误。

(三)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是衡量国家财力强弱的重要标尺

如何衡量国家财力(注意:这里指国家财力，而非指综合国力)的强弱?目前，往往是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人来衡量，这远不如用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衡量准确。这是因为:国民生产总值虽确实与国家财力强弱密切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国家很大(如旧中国)，即使经济落后，国民生产总值也会相当多，但因国民消费量也大，国家财力实际十分弱小，根本办不成什么大事。人均国民收入虽可准确反映国民的富裕程度，但如国家太小，即使人均国民收入很高，国家财力也不可能太强，办不成什么大事，仍会受制于人。如1990年海湾战争时，科威特虽人均国民收入很高，十分富有，但因是个弹丸小国，故国家财力并不强，无力抵挡人均国民收入比自己低得多的伊拉克的侵略而一度亡国。而剩余价值总量实为国民生产总值减去国民消费总量所得之差，可准确反映国家掌握及可以调度的财富数量，可准确衡量国家财力的强弱。

综上所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概念的准确解释，便可使这一概念的理论价值大大提高，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适用于其他社会，不仅可解释、解决经济问题，而且可解释、解决人生、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更加完善，大大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第8篇：社会资源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文化 旅游 文化旅游 价值

一、文化旅游的含义与类型

关于“文化旅游”定义的界定，有多种解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美国分会认为：“作为一个名词，文化旅游对众多的人意味着众多的东西，而它的优势和缺陷也均存在于此。”加拿大学者鲍勃・麦克彻博士和澳大利亚的希拉里・迪克罗博士认为对文化旅游的定义主要有四种类型：衍生于旅游的、动机性的、经验性的以及操作性的。

1、衍生于旅游的类型

旅游的定义把文化旅游置于旅游以及旅游管理理论的宽泛框架之内，例如将文化旅游视为特色旅游的一种形式。另有一些定义把文化旅游置于旅游的系统语境之中，认为它包含了人、地方以及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将文化旅游置于人的暂时性运动这一语境中加以定义。在此类型下，人们从商务活动的视角来确定文化旅游的概念，认为文化旅游包含了针对国内外旅游者而对不同遗迹或吸引物所进行的开发与营销。

2、动机性类型

世界旅游组织把文化旅游定义为“本质上出于文化的动机而产生的人的运动，如艺术表演和文化巡游，旅行去参加节庆或其他活动，访问历史遗址遗迹，旅行去研究自然、民俗或艺术，以及宗教朝圣等”。

3、经验性或意愿性类型

对于动机性文化旅游的定义无法囊括文化旅游的内容，文化旅游也是一种经验性的活动，它还包含着某种意愿性的成分。在最低限度上，文化旅游涉及对不同地方独特的社会结构、文化遗产和特殊品质的体验和接触。人们希望旅游者通过对文化的体验除了获得娱乐之外还能得到教育，并有机会了解东道主社会。

4、操作性类型

使用最普遍的定义方法是操作性定义，而大多数衍生于旅游的定义、动机性定义和经验性定义也包含了某种操作性的成分，目的经常在于阐明其所表达的意思。文化旅游操作性定义的依据是对几乎为无限的活动或体验中的任何一种参与行为，因此常常以“文化旅游包括……访问”这样的语言来陈述。

文化旅游活动的范围界定为对下列文化遗产资产的使用：考古遗址、博物馆、城堡、宫殿、历史建筑、著名建筑物、废墟、艺术品、雕塑、工艺品、画廊、节日、盛事、音乐舞蹈、民间艺术、剧院、原始文化、亚文化、民族社区、大小教堂以及能够代表民族及其文化的其他东西。

操作性定义强调了文化旅游活动的可能范畴。从根本上看，文化旅游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无论是对被利用的资源还是对旅游者来说，都不可能绝对地限定范围。事实上，文化旅游已经变成一个伞形词语，它涵盖了范围广大的活动，其中包括历史旅游、民族旅游、艺术旅游、博物馆旅游等等。

二、文化旅游中的“文化”与“旅游”

1、关于“文化”

关于“文化”有多种解释，其内涵、外延差异很大，故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辞海》中对文化的第一种解释是：“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从狭义来说，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文化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2、关于“旅游”

“旅游”的概念也有多种解释，世界旅游组织对“旅游”的定义是：人们为休闲、商务或其他目的离开惯常环境，到其他地方访问，连续时间不超过一年的活动。这里的“惯常环境”包括居住地附近的地方和人们经常去的地方；旅游活动的主体是旅游者。总的说来，现代旅游活动是一项以不同地域间人员流动为特征，涉及经济和政治等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活动。

三、文化旅游中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文化旅游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文化旅游”实质上就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其本身就涵盖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双重内容的以体验异国他乡文化风情、丰富阅历和满足精神享受为主要目的的特殊生活方式。在文化旅游过程中，游客在欣赏和吸收旅游地文化的同时，也将自己客源地的文化带到旅游地，对旅游地产生影响，形成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以及发生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和碰撞。

文化旅游活动反映了文化旅游主体的文化需要、旅游客体的文化价值及旅游中介的文化素质，是一种以经济形式来实现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文化旅游活动的吃、住、行、游、购、娱等六要素中，都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旅游活动有物质上的消费，也有精神上的享受。对于文化旅游媒介体来说，文化旅游是一种经济行为，是一种对美的追求，文化是游客出游动机和审美对象之一。总的来说，文化旅游活动是以文化为依托的一种对文化的体验，文化旅游的本质内容就是文化，文化是文化旅游活动的灵魂。

四、文化在文化旅游中的价值作用

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是当代旅游发展的新趋势，文化性是文化旅游活动的本质属性，无论是旅游开发、旅游经营活动还是旅游消费行为都具有文化性。旅游业要可持续发展，文化是关键，文化旅游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在文化旅游中，文化的价值作用主要表现在提升文化旅游资源的品位、发现旅游者文化旅游行为规律、主导文化旅游形象定位与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三个方面。

1、文化可提升文化旅游资源品位

（1）文化可提升文化旅游资源的知名度。一旦旅游资源被赋予某种文化内涵，其知名度就会随着旅游资源的文化传播而迅速提高。如很多名人故居借助名人效应提高了知名度，成为著名的文化旅游地。文化作为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有的是旅游资源本身具有的，有的需要开发者的深度挖掘甚至创造，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就是通过发掘或创造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来提升其知名度。

（2）文化可提升文化旅游资源的附加值。文化旅游资源的附加值必须通过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加工才能体现出来。当旅游者把旅游资源当作一种文化来消费时，其文化旅游资源的附加值就体现出来了，在旅游业的发展中这种文化的价值作用显而易见。如美国的“迪斯尼乐园”将童话世界的故事还原到现实；长江三峡本是自然造化，由于李白的名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使旅游者既饱览了三峡的自然美景，又增添了一份对文化的体验与向往。这都是由于文化增加了旅游资源的附加值，而带来了良好的经济价值。

（3）文化可提升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既取决于资源本身，也取决于其文化内涵。文化旅游资源中的文化一旦形成，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吸引旅客的魅力，时间越久其文化价值体现得越明显，越能够吸引旅游者。这就充分体现了文化对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价值作用。

2、文化有助于发现文化旅游者旅游行为的规律

广义的文化旅游行为指一切与文化旅游有关的人类行为。狭义的文化旅游行为主要指文化旅游者的行为，是文化旅游者在收集有关文化旅游产品的信息进行决策和购买、消费、评估、处理文化旅游产品时的行为表现，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旅游消费行为，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在影响文化旅游者行为的各种因素中，文化是一个更具深刻性的根本因素，文化环境相同的文化旅游者具有相似的文化旅游行为，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们受到各自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在行为上的表现也各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比其他因素更为深刻地影响着文化旅游者的行为。在文化旅游行为的研究中，文化有助于找出文化旅游者旅游行为的规律，因为文化决定文化旅游者的消费观念与行为规范，造就和影响文化旅游者的习性和行为。

3、文化主导文化旅游形象定位与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1）文化主导文化旅游形象定位。文化是文化旅游形象的灵魂，其对文化旅游形象定位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文化旅游形象的构建与重塑两方面。一是文化旅游形象的构建。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构建文化旅游形象，不同的文化旅游地有不同的代表性文化，分为无形的代表文化和有形的代表文化。如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内河流多，“水上城市”就成为其有形的文化旅游形象。二是文化旅游形象重塑。文化旅游形象重塑是对原有的文化旅游形象进行重新定位，因为原有的文化旅游形象已经过时。

（2）文化主导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对于文化创造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是在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定位的资源上，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物化成产品的过程，也是将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外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由文化主导的。

文化对文化旅游开发的主导作用是旅游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如道教文化就是武当山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果将道教文化同其优越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开发，就构成了武当山文化旅游开发的“核心文化内涵”。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200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湖北省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类别与编号：一般项目 2007d449 。）

【参考文献】

[1] 鲍勃・麦克彻、希拉里・迪克罗：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2] 周源：旅游文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第9篇：社会资源的含义范文

一、对商品价值的界定否定了自然资源的价值

马克思为了说明自己的商品价值学理论，首先对“商品”的概念作了一个的界定：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在市场交易的所有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商品，都经历了人类的劳动，毫无疑义，马克思对商品概念的界定是科学的。既然所有的商品都是劳动的产品，所以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的实质就是人类劳动的交换，商品的价值就是单纯隐含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的价值：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的目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进而，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外在表现为价格）跟使用价值无关，并且他做了一个无法自圆其说但却很容易迷惑人的解释：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货币出现后便直接表现为反映价值的价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一百多年来，我们不但认同了马克思的上述基本观点，而且一直把它奉为金科玉律。直到今天，我们才恍然大悟：虽然马克思关于商品概念的界定是科学的，但是他对商品价值的界定却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并不是科学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便能说明这个问题:汽车商行一辆汽车的标价是30万元，珠宝商行一颗小小宝石的标价同样是30万元，房地产市场一块土地的标价也是30万元。我们不能否定宝石、土地是商品，被拍卖的土地也经历了人类劳动的丈量和计算。但是很明显，隐含在这三种商品中的人类劳动量是不同的，即马克思所指的劳动的价值是不同的，但是现在三者的价值是一样的（价格是价值的反映）。为什么呢？原来，有形商品的价值不但隐含了人类劳动的价值（社会资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同时隐含了自然资源的价值。商品的价值相等，但隐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并不相等。在这里，“等价交换假设”明显不成立。同时它也说明：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的交换不单纯只有人类劳动的交换，隐含在商品中的价值不单纯只有人类劳动的价值。自然，商品的价值不是单纯由隐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马克思商品价值说的第一个前提设定错误，就是他首先便否定了有形商品的价值中隐含有自然资源的价值。

很显然，马克思所发明的劳动的二重性即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以及两者跟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从一开始便在误导我们对商品价值的认识。凡有形的商品都隐含了自然资源的价值，只有无形的商品单纯隐含了社会资源的价值（主要是劳动的价值）。如果说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解释，仅局限于无形的商品，那么，他的上述基本观点是绝对正确的。遗憾的是他没有加上这个前提条件，而事实上老祖宗所指的商品的价值是指所有商品的价值，包括有形的商品和无形的商品。老祖宗理论认识上的错误便从这里显露无遗了。对有形的商品而言，并非人类劳动生产出的自然资源的价值直接表现为外在的使用价值，但是它成为了商品价值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土地、宝石之类的资源型商品的使用价值，并没有经历多少人类的劳动，但正是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才使它们有了现实的客观的超乎单纯劳动所产生的价值。

二、“等价交换假设”作为理论推演的前提是明显错误

正因为马克思首先便否定了有形商品的价值中隐含有自然资源的价值，所有才有了他那“等价交换假设”作为他的商品价值学理论推演的前提。“等价交换假设”来源于对原始的物物交换现象进行考察后的逻辑推理，即就是：

在完全自由交易的环境下，不同的物品之所以能够以不同的数量关系进行交换，其实质原因是隐含在这些物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的价值是相等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发现马克思商品价值学其理论推演前提的这个明显错误，所以也就一直无法解开这个历史的经典悖论的谜团。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生产劳动时间相同、生产工艺水平相同、款式大小相同但木质不同的家具，其价格完全不同甚至相差很大。为什么？就是隐含在商品中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外在表现为使用价值）存在明显的差异。隐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相同，但商品的价值不同。在这里，“等价交换假设”又明显是不成立的。我们的老祖宗在进行自己的理论推演时忘记了一个历史的客观事实：商品交换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不同的使用价值，凡是有形的商品，正是因为不同的使用价值隐含了不同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如果我们的老祖宗在天有灵，我相信他自己也会承认：正是因为他否定了有形商品的价值中隐含有自然资源的价值，才使他的商品价值学理论成为了一个使人不易察觉的历史的经典悖论。

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个高度模糊的概念

商品的交换为什么会有货币量的差异？马克思认为就是单纯隐含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的量存在差异。因而，他所发明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进一步误导了我们对商品价值的认识。

在前面我已经讲了，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学是建立在“等价交换假设”的基础上的，因而，他的商品价值学的创立，同时也是为了证明“等价交换假设”的成立。马克思在认定了商品的价值单纯是由抽象劳动所决定的后，他必须解决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抽象劳动的量即商品的价值量在理论上能计算出来。因为，抽象劳动的量即商品的价值量如果在理论上不能计算出来，就无法比较商品价值的大小，从而也就无法证明“等价交换假设”的成立。马克思发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便是缘于上述理论逻辑上的需要。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用具体劳动的时间来计算具体劳动的量，马克思从这里受到启示：用抽象劳动的时间来计算抽象劳动的量。什么是抽象劳动的时间，就是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悉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的出炉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殊不知，这个典型的高度模糊的概念正是老祖宗经典悖论的核心，而我们却一直蒙在鼓里。

为什么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个典型的高度模糊的概念呢？首先，“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模糊的概念；其次，“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时间”又是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模糊概念。前后两个模糊概念加在一起，也就形成了一个整体高度模糊的概念。

“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如何理解？马克思没有说明。如果我们理解为“整个社会所有生产部门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才符合马克思关于“抽象劳动”一词的解释—可以做出量的比较的“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④。但是，“整个社会所有生产部门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如何做理论上的分析、统计和衡量，老祖宗并没有讲清楚。而事实上，就是在现代科学和计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谁也无法弄出一个理论上的上参数指标。如此一来，对马克思的基本概念的正确理解反而得出了一个令世人无法诠释的理论上的高度模糊的概念。既然“整个社会所有生产部门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是一个理论上无法弄清楚的概念，那么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究竟指的又是什么呢？

无论是从计量方法的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操作的可能性上讲，“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是无法计算出来的，老祖宗玩了一个瞒天过海的文字游戏。“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指的是什么不知道，“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又无法计算出来，那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一个理论上无法弄清楚的模糊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