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信息科学方法论精选(九篇)

第1篇：地理信息科学方法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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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伦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一个新兴学科，它的出现是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作为一门在信息科学与伦理学交叉点建立起来的信息伦理学，是一门以信息伦理为研究对象，探讨信息伦理的生成、本质、功能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当今，人类身处新世纪的初始阶段，社会信息化给信息伦理学的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经过国内外学者近30多年的初步探索，信息伦理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随着信息伦理理论研究的深入，构建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已成为信息界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共同关心的一个课题。

1.构建我国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原则

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它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理论体系，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这是一门学科建立的标志。学科理论体系是否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关于理论体系在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性，黑格尔在谈到哲学的理论体系对哲学的重要性时的看法很具有代表性。他曾提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说或个人的主观确信而已。鉴于理论体系在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构建学科理论体系一直是学科建设的重心所在。因此，著名科学史学家G霍尔顿提出；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那些混乱和不断变化的现象中探索出一个有秩序和有意义的协调一致的结构，并以这种方式解释和超越直接的经验。”对于信息伦理学学科而言，这些道理同样是适用的。

万物皆系统。信息伦理学及其理论也不例外。我们在构建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时，除了应用唯物辩证法外，还应以系统论所提示的一系列科学方法、原则作为指导。

1.1整体性原则

我们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伦理和伦理学，而应开阔视野，将宏观信息与传统的伦理学统一起来，透过各个子系统、要素之间的组织性、相关性、有机性，从总体上构建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

1.2有序性和动态原则

有序性原则认为，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有一定规则，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认识一个系统也就是要认识相关性中产生的“有序性”或规则性。这一原则表明，系统内部的“序”必须在与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动态交流中，才能保持和发展起来。人们从系统内在的有序过程和系统与环境的交换过程来分析系统，认识就进入到系统整体性的本质中。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时，要充分考虑理论体系内部各个理论要素之间的相关性，使之保持有序性；同时，要从动态上研究信息伦理学理论与信息环境之间的关系。以社会信息环境作为研究的起点，可深入到信息伦理系统整体性的本质中。

1.3等级系统和系统发展原则

等级系统原则就是将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划分为等级式的不同层次。系统的形成是从无序向有序、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从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不断演化的历史过程。因此，系统的等级存在本身是系统自身发展变化的产物。我们必须从发展的观点，从有序性不断飞跃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时，要充分考虑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层次性。

2.构建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

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科学认识活动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科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只有应用科学的方法才能

真正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建立起科学体系。科学的方法论是构建一门学科的根本前提，也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构建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必须以科学的方法论为基础。

2.1确定学科的逻辑起点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关键

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是指该门学科的概念和联结这些概念的判断所组成的逻辑系统。构建学科理论体系，关键就在于确定学科的逻辑起点。所谓学科的逻辑起点，就是学科理论体系中最抽象、最简单的概念，是范畴体系的出发点或称逻辑始项[3]。作为构建学科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符合以下几个规定：

首先，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科学的概念。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概念有科学概念和日常概念之分。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科学概念，必须是反映客观现实的概念而非主观臆造的概念，必须是经过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思维过程所形成的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的概念，人们对该概念所指代的东西不会产生误解和歧义。

其次，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学科概念中最基本、最简单、最抽象的概念。任何一门学科都会有很多科学概念，但并不是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充当逻辑起点，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在科学理论体系中属于核心地位、起着基础性作用的概念，本门学科的其它概念均可以通过它加以说明。

再次，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包含了所有研究对象的一切矛盾的“胚胎”和“萌芽”的概念，从这个概念出发，可以推演出学科理论体系中的所有概念和关系。

最后，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能体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维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形式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4]从恩格斯的话可以看出，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与学科研究对象领域内人类实践活动的起点相一致，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演进应与学科研究对象领域内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相吻合，能够体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2.2从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

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任何理论体系都是一个范畴体系，都是通过范畴体系来解释其所研究的全部对象的。那么，怎样确立范畴体系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沿着从具体到抽象、由抽象到具体两条道路进行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学科理论体系的展开（叙述)虽然必须在对具体材料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但学科理论体系的展开方法（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它是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先验结构开始的。总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构建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方法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2.3逻辑分析、演绎推理等思维过程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主要手段

我们把学科理论体系中最抽象、最简单的概念作为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相应地，我们把与之相对应的最具体的概念、原理称之为逻辑终点。从逻辑起点向逻辑终点，即从最抽象的范畴向最具体的概念推进，必须通过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思维过程，推演出一系列中介概念，使理论体系的构建沿着最抽象的概念这个逻辑起点经一系列中介概念到达逻辑终点，同时找出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原理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构建起学科的理论体系。

在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思维过程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通过归纳、分析、综合对经验事实进行整理总结，形成学科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之后又通过分析、综合特别是演绎推理揭示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和原理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单纯依靠其中某一种或几种思维过程去构建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都是不现实的。

以上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精神。按照这种方法论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典范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么，按照这种方法论构建的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又是什么样的呢？

3我国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和内容

按照科学的方法论构建信息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就是要将信息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按照从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的思路展开。首先，要找出该门学科的最基本、最抽象的科学概念作为理论体系展开的逻辑起点。由于确定逻辑起点的实质是揭示该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种什么样存在，因此一般将这一部分内容称之为存在论。其次，从作为逻辑起点的最基本、最抽象的概念推演出能够抵达逻辑终点的中介概念，形成与之相联系的相应的判断，即该门学科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揭示事物的本质。由于这一部分主要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因此，一般将这一部分称之为本质论。最后，从基本原理和规律向逻辑终点推进，推演出基本原理和规律在具体中的体现，得出各种具体的逻辑结论。在应用性学科中，逻辑终点就是基本原理和规律在实践中的应用，因此这一部分一般称之为实践论。

3.1信息伦理学存在论

存在论部分的中心任务就是确定信息伦理学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我们认为信息伦理学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信息伦理观（即规范信息人员行为的伦理道德观念)。那么，这一概念是否符合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所必须具备的规定性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信息伦理观是一个科学概念，它所反映的是现实的客观存在，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是广为人们接受的概念。其次，信息伦理观是信息伦理学学科中最基本、最简单、最抽象的概念，其它概念（如信息伦理意识、信息伦理关系、信息伦理活动）均可以通过信息伦理观加以说明，它们都是客观存在和发展的。信息伦理观在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起着基础性作用。再次，信息伦理观包含了信息伦理学一切矛盾的“胚胎”和“萌芽”。由此我们可以推演出信息伦理的本质、信息伦理的基本规律、信息伦理准则、信息传播伦理等一系列下位概念。

存在论部分主要讨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信息伦理的历史沿革。由于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与学科研究对象领域内人类实践活动的起点相一致，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演进应与学科研究对象领域内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相吻合,因此,存在论中我们首先从信息伦理的历史发展来探讨信息伦理学是如何顺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信息伦理问题的研究始于美国信息学家WeihergG.M,他于1971年出版了《计算机程序编写心理学》—书，首先对信息技术对社会伦理问题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2)信息伦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信息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信息社会伦理问题，如侵犯知识产权、非法存取信息、信息技术的非法使用、信息责任归属、信息授权、侵犯个人隐私权和肖像权等。这些社会信息伦理问题应用以往的社会伦理法则是难以定义、解释和调整的，而且，以往的相关法律法规又具有相对的滞后性。这种现状需要信息人员、科研人员和法律界共同研究和探讨[6]。

(3)信息伦理的存在价值。信息伦理是社会信息现象中的伦理道德，是一定的社会道德和道德因素在社会作用下的综合体。它可以指导和纠正个人的信息行为，又可以指导和纠正团体的信息行为，使其符合信息社会基本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准则,从而使社会信息活动中的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和谐和完善。

3.2信息伦理学本质论

信息伦理学本质论，主要是探讨信息伦理的基本原理。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

(1)信息伦理的本质。信息伦理是信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对信息伦理的认识直接制约着人们对信息伦理学的理解和把握。信息伦理又称信息道德，它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信息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信息伦理不是由国家强行制约和强行执行的，而是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依靠我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来维持的m。

(2)信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信息伦理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即信息的激增、信息经济的崛起与壮大、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更新。因此，我们可以说，它的形成根植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其存在和发展有牢固的根基。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信息伦理学的本质是一门应用性和综合性的伦理学，是一门以信息伦理为研究对象，探讨信息伦理的生成、本质、功能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3.3信息伦理学实践论

揭示信息伦理学的本质和研究对象，目的在于用理论指导实践。由于信息伦理学主要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因此，实践论在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实践论部分主要讨论的问题有：

(1)信息伦理学原理：主要研究信息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理论基础和相关学科等。

(2)信息伦理学方法论：主要研究信息伦理学方法体系构成及其内容。

(3)信息伦理学发展史：人类的信息伦理可追溯到古代传统的伦理，因而，研究信息伦理的历史沿革无疑是必要的。通过对其发展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借鉴以往的经验，为现代信息伦理流动提供有益的启示。

(4)信息资源理论研究：以信息资源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信息资源的基本概念、类型、结构、布局以及信息资源的成本、价值问题，目的是对信息伦理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5)信息政策研究：主要以信息政策的作用、类型，制定的原则、程序等为研究方向，从理论上为信息政策的制定和有效实施提供保证。

(6)信息伦理教育学：该分支学科探讨社会环境对信息伦理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实际技能、人才本身的素质等方面的要求，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研究，以及如何确定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以更利于人才的培养等等。

(7)信息心理学：该分支学科主要研究人与信息的关系，信息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及如何消除信息给人们造成的不利心理影响，如何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等。

(8)比较信息伦理学：该学科主要是通过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历史的角度对跨国、跨地区和不同环境下的信息伦理活动进行比较分析，以及信息伦理与其它学科关系的跨学科研究等。

第2篇：地理信息科学方法论范文

计算机理论论信息时代高校科研人貝的信息素养

科学研究过程实际上是通过信息的交流，对信息进行创新的过程。科研人员的信息素养指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获取、使用、创造和传递信息的能力，主要包括：对前沿科研信息的敏感意识；对信息的基本操作能力，即能主动、有效地检索信息、对信息进行质量评价、提炼和整合后充分应用；信息创新能力；信息道德。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能否利用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高效获取、准确评价和充分吸收信息，不仅对本身的科研活动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提高高校整体乃至国家的科研水平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信息素养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性

科研工作是一个创造性、探索性和累积性的工作，各个阶段都离不开科研信息的使用。可以说科研信息贯穿了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协助科研人员寻找突破口，加快科研进程，提高科研水平和成果产出率。

(一)选题阶段，促进科研工作的准确定位

准确的选题是科学研究的良好开端，甚至可以说是成功的一半。在选题阶段，科研人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大量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全面地、准确地对他人所研究的成果进行分析，对各种数据进行计算，了解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现状、研究水平和发展趋势，避免重复劳动。同时，认真检索本研究领域中已获得资助的项目信息，找出尚待研究的问题，确定选题，以及对此选题的合理性进行综合和分析来证明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明确具体研究内容、技术关键，从而完成课题论证工作。此阶段是科研人员已具备的知识和获取的信息有机结合的创造性思维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在开展研究工作时才能节约时间，目标明确，少走弯路，避免人力和时间的浪费。

(二)研究阶段，保证科研工作的有效开展

科研人员所开展的每一次科研工作，全过程都离不开获取信息，对信息进行分析、对比和应用。科研人员结合课题的研究计划，随着课题的进展情况，有步骤地查找、搜集、提供参考数据、工艺、方法、标准等有利于扩展思路的有关资料，与课题研究密切配合，同步发展。占有的资料要体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能够反映学科前沿最新进展与发展方向的最新理论与发现，代表学科最高水平和发展方向的高质量的文献资料，保证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或进行理论推导时资料丰富，数据翔实，引据充分。如果研究有实验阶段，这时研究人员需要了解国内外同研究实验所需要的仪器设备、材料、实验方法和手段等，需要追踪同类科研课题的进展情况，通过新的实验方法和手段来证明原先设想的正确性，以期得到创新的成果。由此可见，科研人员的信息素养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获取的信息对科学研究起到启发、调整、充实和提高的作用。

(三)总结阶段，促进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出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通过获取的信息，一方面促进成果的产生，另一方面通过信息对比分析客观评价成果的水平。在此阶段，科研人员要按照研究预定的成果目标和水平，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资料，包括对比资料，反映客观事物本质联系和发展趋势的信息，高标准对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分析和评价，从而阐明该研究成果的水平、意义和价值，为研究工作的鉴定提供参考依据。也同时促成科研人员及早发现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和成果的不足，并加以改进，使研究工作最终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新的突破，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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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理论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

教育部颁布最新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标准》规定高中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总目标是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在现在的高中信息技术课中，虽已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但中心还是围绕考纲，所以现在的教学过程中运用的多的还是仅仅以掌握一些基本操作作为主，至于如何获取信息、怎样获取信息，如何获取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的能力，教之甚少。比如，高中学生学业考试网上报名填个人信息时，只要根据括号内的例子在前面的文本框填好个人信息就行了，但许多同学对这个例子视而不见，甚至认为这个例子多余的，当它不存在，有的干脆坐着等老师来解决。其实他们只要动动鼠标在空文本框上点击一下，下拉菜单中也已有提示。所以说培养高中学生的信息素养是势在必行的。下面，我结合自己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尝试，谈一谈如何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对学生信息素养进行培养。

一、充分利用教学常规管理，有效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在信息技术课中我们要求学生养成最基本的信息素养习惯。第一：要求学生遵守机房的规章制度。要求学生上课时应对号入座，操作时要规范，不浏览不良网站，不沉溺虚拟游戏，不要为了躲避老师，乱拔网线或是破坏键盘等，要爱护设备。第二：保持机房整洁美观。学生进入机房要穿布鞋套，除跟上课有关的都不允许带入。第三：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形成。在必修教材最后一章中我们也讲到信息资源的管理：如何有序管理好信息资源，使之井井有条。比如电脑中文件夹的管理、桌面的管理等等。通过信息资源管理来提高信息利用的效率，更好地实现了信息的价值。生活中处处包含信息素养的影子。

二、信息素养构成标准及存在的不足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2004年了《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信息素养标准》(草案)，该标准用以指导信息素养教学过程以及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描述了五方面标准：一是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明确所需信息的性质和范围；二是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有效地、有能力地获取所需的信息；三是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准确评估所获取的信息和它的出处，进而决定是修改最初的检索式，还是寻求另外的资源，以及是否建立一个新的研究过程；四是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团体的成员，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要能够认识与信息使用与信息技术有关的经济、伦理、法律和社会观点，有效地、合理合法地利用信息，以实现特定的目的；五是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够了解信息素养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和终身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认可对他所在领域的最新进展保持了解的必要性。

虽然这个科技信息素养标准是主要针对高等院校的学生在科学、工程与技术领域的信息素养能力而制定的，但标准的制定也是根据科学技术教育和研究过程的特点，所以也同样适用于科研人员。科研人员的信息素养构成标准主要是：一是具有敏锐的信息意识，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能够从完成科研任务的角度重视信息能力；二是能够了解和确定信息源，熟练掌握信息检索方法，通过信息检索高效地获取所需信息；三是能够批判性地评价和有效地使用获取的信息，经过对信息的整合和应用，实现信息的创新；四是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注意知识产权问题，合法使用信息。

目前，虽然信息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因为教育体制、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科研人员的信息素养普遍不太高，主要表现在：一是信息意识不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科研人员信息素养培训的忽视，使科研人员信息意识淡薄，对信息缺乏敏感性，不会积极、主动地获取和整理信息；或者研究方式观念陈旧，获取科研信息的途径单一，还没有意识到数据库和网络信息资源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二是信息技能不高。大多数科研人员虽然有信息需求意识，但由于缺乏基本的文献检索知识，不了解检索系统结构，使科研人员不能充分准确表达自己的信息要求，造成检索效率低。三是信息综合能力较低。不能有效地对信息进行评价、组织、处理等综合分析，以实现信息的增值，从而达到知识创新的目标。

因此，只有提高科研人员的信息素养，强化其信息意识和能力，使其及时掌握准确的信息，才能有效地发挥自身优势，增强科研竞争力。所以迫切需要通过有效途径对科研人员的信息素养进行培养。

三、培养科研人员信息素养的途径

(一)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优势培养科研人员的信息素养

高校图书馆是高等学校的信息资源中心，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高素质的信息服务人员、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支持及良好的学习环境等优势，是渎者获取知识、信息、技术、能力和接受终身教育的主要场所。高校图书馆开展信息素质教育，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注重对科研人员信息认知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利用能力等信息素养的培养。一方面，让科研人员熟练掌握不同类型信息资源的各种检索途径、技能和策略，使其具备快速、准确、精确获取信息的技能，并具有一定的信息鉴别、选择、分析、有效利用的能力；另一方面，针对科学研究开展以高深信息理论和高级检索方法为主的高层次教育，重点是各种高深信息资源的获取策略与方法、整理与利用以及高深信息资源的二次、三次开发等。

(二)充分利用高校开设的文献检索课培养科研人员的信息素养

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与讲授文献检索课的教师积极沟通，根据不同学科的研究需求，制定对科研人员进行课堂教学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信息素养教学体系。主要对科研人员进行信息获取的基本技能、技巧教育，旨在让科研人员熟知获取各种信息所需的常用检索工具或途径，注重进行各种检索方法、检索工具的实际操作使用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同时加强对信息道德、信息安全、法律等方面的教育，规范科研人员的信息行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自觉维护良好的信息交流环境。

(三)积极开展讲座、研讨等多种形式培养科研人员的信息素养

对于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科研人员来讲，信息素养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激发学习的兴趣。可采用理论与实践研讨班、讲座等多种形式，如开展针对某一类型和某一学科个性化信息需求和使用的专题讲座；对现代信息检索技术的新发展、新动向结合科研实际进行的专题讲座；对刚开始进行科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开展资料积累整理的方法以及科研论文的写作技巧方面的讲座和研讨；等等。

参考文献：

[2]ALA／ACRUS73科技领城信息素养任务组[J]。李玲，张冬荣，译，图书情报工作动态，2006，(4)：7－12

[3]赵志宏，论高校图书馆如何开展信息素质教育[J]，大理学院学报，2005，(4)：100-101

第3篇：地理信息科学方法论范文

一、信息哲学:自然化运动进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20世纪英美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它在当代的复苏和盛行，则首先得益于自然科学在解释世界时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相对于前科学时代的一切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体系，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规律对世界的解释更能令人信服。以物理学为主要代表的自然科学的昌盛，使自然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所以，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几乎没有哲学家乐意说自己是一个非自然主义者。［1］121分析哲学是自然主义盛行的另一个动力。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就表达了鲜明的自然主义倾向:能说的东西就是能用自然科学命题所说的东西。此后的分析哲学家无不受此倾向影响。从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到奎因再到普特南和福多，分析哲学的演进同时体现出自然主义的发展脉络。自然主义者认为，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在目的和方法上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两者关注的对象不同。自然科学关注具体问题，而哲学则关注一般性问题。世界是统一的实在，因而可以构建统一的理论来加以说明，这就是自然主义的总则。自然主义的研究纲领和操作方法称为自然化(naturalizing)，就是要运用分析、还原等方法，通过自然科学的概念、术语、原则，对传统哲学所关注的意义、价值、认识、真理等一般性问题做出自然主义的说明。通过自然化就可以使要说明的对象具有科学上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而证明它在自然界中具有存在地位。自然化的方案众多，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一切学科都可以充当解释项。所以整个自然科学就既是一种本体论标准，又是一个“终极解释装置”。质言之，科学是存在的尺度。不能被科学验证的东西是值得怀疑的，其或者没有研究的价值，或者在认识地位上次于科学。自然主义所引发的争论在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点体现在方法论上，表现出的问题是:有没有诸如第一哲学之类的东西?第二点体现在本体论上，表现出的问题是:世界能否被自然化?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代表着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承诺。自然主义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既然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那么当然就不可能存在先在于或者独立于感觉经验和经验科学的第一哲学。第二个问题是自然主义关注的焦点和难点，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心理现象，特别是意向性问题。“任何想要把人类和心理现象当做自然序列的一部分的人都必须用自然主义的术语来解释意向关系(intentionalrelations)。”①所以，当代自然主义者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对心理现象，尤其是意向性的自然化展开的。

对意向性的自然化就是用自然科学术语来说明意向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自然主义哲学家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自然科学领域中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被自然主义者当做工具，纳入到自然化的解决方案当中。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自然主义哲学家往往会使用他所依据的自然科学的学科名称或者概念来命名他所建立的自然化理论。比如，阿姆斯特朗(D．Armstrong)、刘易斯(D．Lewis)等人以物理学为基础对意向性进行的“同一论”说明，米利肯(R．Millikan)、博格丹(R．Bogdan)和塞尔(J．Searle)等人分别依托生物科学作出的“新目的论”说明和“生物学自然主义”说明，哈曼(G．Har-man)、沃菲尔德(T．Warfield)、布洛克(N．Block)等人借用计算机科学中十分流行的“功能作用”概念进行的“功能作用语义学”说明，德雷斯基(F．Dretske)以通信理论为基础作出的“信息语义学”说明，福多(J．Fodor)以计算机模块理论进行的“模块论”说明等。自然主义者在运用各种科学技术理论对意向性进行自然化时，体现出很强的宽容性和开放性。因此，即便在表面上看来他们建立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从事的却是相同的工作。所以也有人称哲学正在经历一场“自然化转向”。［2］452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自然化运动中增添了“信息”元素。德雷斯基、福多等哲学家在探索意向性自然化的新路径时，发现信息科学技术存在着巨大的解释潜力，因而将信息及其相关概念引进到自然化的解决方案当中。德雷斯基在1981年出版的《知识与信息流》(KnowledgeandtheFlowofInfor-mation)时至今日，仍然是以信息为基础进行自然化操作的代表作，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完全利用信息概念对知识、信念、意向性等作出自然主义的说明。正如德雷斯基自己所言，他的“整个工程可以被视为自然主义的一次实践”［3］。而在福多看来，有信息封装的计算系统就是模块，利用模块理论对意向性进行的自然化就是“为表征构筑自然主义条件”［4］31。正是通过这些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哲学家的努力，原本只是单纯作为科学概念的信息在哲学中有了一席之地。所以从渊源和背景来看，如果说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科学技术和通信理论的发展为信息哲学的诞生准备了技术前提的话，那么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尤其是自然化运动则可以被视为信息哲学的思想背景。如果需要在哲学史中为信息哲学进行定位的话，我们认为其逻辑顺序是这样的:自然主义传统科学主义传统和分析哲学自然化运动信息哲学。自然主义传统在近代科学的刺激下复苏，进而通过科学主义表现出来，在分析哲学的推动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自然化运动，而信息哲学则只是自然化运动所采用的众多方案中的一种。所以，从起源来看，信息哲学完全是在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传统主导下的自然化运动的一个“副产品”。

二、信息哲学与自然化运动内在关联的逻辑起点之发生学演进

“信息”作为信息哲学的核心和基础概念，是信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信息概念进行历时性考察，探究其如何从单纯的科学概念演化为一个具有“哲学身份”的概念，能够在逻辑上再现信息哲学的发生过程，在发生学上揭示信息哲学与自然主义和自然化运动的内在关联。按照信息概念内涵的演化，这一过程可大致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科学概念”阶段。20世纪中叶，《信息论》和《控制论》问世，信息概念成为“科学概念”。1948年信息论之父申农(Shannon)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第一次将信息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通过这篇论文，信息正式成为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科学概念。但是，作为科学概念的信息只关心信息量，而不关心信息内容。因此，申农所创立的信息论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的数学理论。在此背景下，申农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降低或者可能性的减少。在同年出版的《控制论》中，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主要奠基人维纳(Wiener)对信息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5］155申农和维纳都看到了信息概念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但受制于其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和背景，他们对信息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科学层面。维纳对世界的“物质、信息、能量”三元论说明过于简单和草率，在哲学界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是，他们对信息的科学说明却为哲学家的工作奠定了基础。(2)“科学概念”向“哲学概念”的过渡阶段。早在1953年，受到物理主义影响的卡尔纳普(R．Car-nap)为了对符号的意义进行自然化，便在《语义信息》一文中大胆预测，申农的信息论“会在不久的将来发挥重大影响”［6］147－157。在该文中，他还率先提出，对语义信息(semanticinformation)和实用信息(pragmaticinformation)进行区分是一项重要工作。［6］147－157从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决信息语义问题，至此开始成为哲学家切入信息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路径。麦凯(D．Mackay)于1969年提出“定性信息的定量理论”，认为信息与其接收者知识的增加有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信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引起了自然主义哲学家的广泛关注。信息概念开始出现在各种自然化理论当中，由此迎来了信息概念的第二次质变。对信息进行哲学界定一时间成为哲学界的时尚，哲学家互相抱怨对方误解和误用了真正的信息概念。西尔(Sayre)批评“阿姆斯特朗和丹尼特滥用了‘信息’一词”［7］53。哈姆斯(Harms)也认为查莫斯(Charlmers)“不应该把信息理论看作是可能存在的状态，以及这些状态如何相关和构造”［8］475。在这一时期，美国哲学家德雷斯基所做的工作最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在他看来，进行意向性的自然化，主要就是要说明“纯物理系统如何可能处在知识和信念(内容)的状态之中”［3］。为此，他从申农的通信理论出发，用信息来说明知识和信念。他认为，申农所建立的信息论目的虽然在于对信息的量进行度量，但其中也隐含着说明信息内容的功能。这种功能是作为自然科学成果的通信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所以利用这种功能所进行的信息论说明就是纯粹的自然化的说明。为了满足自然化的需要，信息概念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因果论层面都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说明。正是自然主义者从事的这些工作，才使信息完成了从科学概念向哲学概念的过渡。［1］121(3)“哲学概念”的认可阶段。以信息论为基础的自然化，使信息概念在哲学中的地位获得日益广泛的认可。丹内特甚至断言:“信息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的理论中。”［9］对信息与知识、表征、真理、意向性等之间关系的探讨，带动了对信息的本质、地位和存在方式等信息哲学元问题的研究。1998年，《元哲学》出版的《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对信息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肯定。［10］1随后，英国哲学家弗洛里迪(L．Floridi)又发表了《什么是信息哲学》等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信息哲学研究的范式、目标和纲领。进入新世纪之后，以信息哲学为研究课题的著作不断涌现，标志了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得到哲学界的认可。从对信息概念内涵演化之三个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信息概念为逻辑起点的信息哲学与自然主义和自然化运动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对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分支的“认可”，并未表明信息哲学从此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并未表明其已独立于自然化运动。因为其一，信息概念被纳入到自然化方案当中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尽管其强大的解释功效逐渐显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投身到此项研究当中，但结果只是造就了一个以信息概念为共同基础的强势自然化派别的出现。其二，自信息概念被引入哲学领域以来，围绕信息的哲学研究在方法、旨趣、纲领等方面从未发生过根本性变化，即使弗洛里迪抛出“信息哲学”的提法，其实际意义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重大，从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决信息的语义问题，仍然是信息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或者说信息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没有超出自然主义的视域。事实上，信息哲学试图建立统一信息理论的核心目标，就崭露着无法掩饰的自然化烙印。

三、哲学的“信息转向”现实地蕴涵于自然化运动

第4篇：地理信息科学方法论范文

1　信息与情报

1.1　“信息链”

信息与情报是情报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情报？对这些基本概念如果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对情报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解。“信息”和“情报”，英语都是“Information”。英语的Information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信息链”由事实（Facts）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智能”（Intelligence）五个链环构成。简单地说，“事实”是人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客观映射。“数据”是事实的数字化、编码化、序列化、结构化。“信息”是数据在信息媒介上的映射。“知识”是对信息的加工、吸收、提取、评价的结果。“情报”、“智能”则是运用知识的能力。换句话说，“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五个链环组成“信息链”（Information Chain）。在“信息链”中，“信息”的下游是面向物理属性的，上游是面向认知属性的。作为中心链环的“信息”既有物理属性也有认知属性，因此成为“信息链”的代表称谓。

1.2　“三个世界”模型

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Popper）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从哲学高度阐述了信息的属性。波普尔认为，信息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物理领域，第二世界是主观现实领域，第三世界是客观知识领域。根据这个理论，信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有关客观物理世界的信息，即本体论意义上的信息，它反映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的方式；第二类是有关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隐性信息，它反映人类能感受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处于意识、思维状态；第三类是有关客观意义上概念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显性信息，它反映人类所表述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用语言、文字、图像、影视、数据等各种载体来表示，汇成一个实在的自主的“信息世界”。以“三个世界”的理论来研究信息、知识、情报，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并列关系。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

转化关系。数据不会自动变成信息，信息也不会自动变成知识，数据、信息、知识同样也不会自动变成情报。实现从数据到情报的关键要素是人。是人通过信息组织与管理，知识组织与管理来实现信息、知识、情报相互转化。知识本身也是一种信息，情报本身也是一种信息，相互之间可以转化。但是，知识、情报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体现人的认知因素而且在运用中能改变人的行为的特殊信息。

包含关系。信息存在于全部的三个世界中（主观世界、客观的物理世界、客观的概念世界），知识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但不存在于客观物理世界中，因此知识包含于信息之中。情报也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中，是活化了的知识信息，包含于知识、信息之中。

层次关系。从数据提升到信息，主要是对数据之间建立相关性，使其有序化和结构化。从信息提升到知识，主要根据信息的相关性、有序性，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和概括，从中发现问题的本质。从数据、信息、知识提升到情报，主要是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激活它们。

2　情报学研究范式

情报学的多学科特性，正是由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决定的。围绕情报学理论研究，可归纳为以下研究范式。

2.1　机构范式（Institution Paradigm）

机构范式是一种视图书馆和情报中心为社会机构的一组思想和观念，以社会学和教育学观点研究图书馆，从图书馆实践出发，研究资料（采集文献）、组织（行政机构和人员管理）、知识属性（分类、编目、采编政策等），从而驱动资料和组织的有效管理以发挥机构的社会功能。我国20世纪60—70年代情报学以及所探讨的文献合理布局，情报所的地位、作用以及情报政策、管理等都是从机构范式出发，对本行业的问题进行研究。

2.2　信息运动范式（Information Movement Paradigm）

该范式起始于申农和维纳《通信数学理论》一书的通信数学模式：即信息源—传输器—噪音—接受器—信息端。信息运动范式关注的是信息运动的过程——反馈和控制。它构成了当代情报检索系统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显然，通信数学模式的概念不适合应用在信息语义上，情报用户被视为情报检索系统以外的被动接受者，要去适应检索系统，利用现有的信息。因此，该范式只是从系统角度去对待情报用户，而不是从情报用户角度了解用户的情报需求。

2.3　解释学范式（Hermeneutics Paradigm）

伽尔默尔提出解释学的依据是人对信息、情报的解读、解释因人的知识与经验的不同而取舍，因此要研究传播、语言、文字、知识、理解及解释。如果说卡尔·波普尔偏向把情报作为静态的客观知识来加以纯技术性的分析和处理，伽尔默尔的解释学认为，社会文化以及情报消费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状态在查询、解读和利用情报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关注情报流动过程中情报客体与情报消费主体的交融。

2.4　技术主导范式（IT-centered Paradigm）

V.布什关于实现情报检索自动化的构想，使情报学研究的主流向着利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范式演变，技术范式对情报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计算机技术突破了人类生产、处理和存贮信息的能力在数量、时间和智力等方面的限制，通信技术的进步，突破了人类传递信息的能力在距离和时间两方面的限制，信息内容开发从点（字、词）、线（字符串、全文文本）、面（数据库、关系数据库）、立体（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结合）、三维空间（A/V、数据挖掘）到万象空间（虚拟真实）不断向纵深发展。 情报学研究致力于发展各种先进、高效的情报系统和信息技术应用，但是，情报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情报学的全部内容，不但如此，由于过分夸大技术的作用，反而导致了重技术轻理论的倾向，忽略情报学的整体研究。

2.5　认知范式（Cognitive Paradigm）

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语言等，来观察信息和情报现象。认知范式强调入的知识结构，研究人的信息处理原理，关注情报的利用和吸收，目的是支持和改善情报系统的设计和情报服务。认知观的变迁意味着情报学研究主体从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扩大到强调情报用户的知识结构、认知过程、情报行为和人机交互等认知范围。

2.6　知识主导范式（Knowledge-based Paradigm）

传统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单元而不是知识内容。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1980年提出了著名的布鲁克斯基本方程式，明确地指出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情报学要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和组织，以便绘制出知识的“认识地图”并最终按“认识地图”来组织知识。情报学从文献层次向知识层次的深化、演进与发展是情报学研究的新趋势。知识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显性知识存在于信息载体上，通常经过符号化、编码化或结构化等文献处理，内容是固定的，外在的。隐性知识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行为上及概念里，是个人的，没有经过文献化、内部化的，以经验为基础的。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能激活灵感和启发创新，是一种更有价值的知识，但以往这类知识只能靠个人交流获取，无法收集和加工利用。情报学要超越显性知识，研究收集、筛选、加工、整理隐性知识的理论和规律。当前知识经济、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发现、数据挖掘、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情报学界研究热点和学科体系成长的标志，最终将使情报学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一门学科。

2.7　经济学范式（Economics Paradigm）

情报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早期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等基本方法，借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模式来评价情报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的价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等也成为情报经济学的主要议题。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国际情报经济学年会，内容主要围绕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等方面。面向21世纪，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网络革命掀起的全球信息化所提出的众多理论课题与实践课题正在推动情报经济学开拓新的领域。例如，信息（情报）经纪业、竞争情报、博弈论、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等，都成为情报经济学研究热点。

2.8　人文范式（Culture Paradigm）

以人为本的思想必然要同人文科学这一更高层次的概念进行整合，从而研究信息民主与信息专制、信息自由与信息保护、信息平等与信息歧视、信息富裕与信息贫穷、信息共享与信息垄断以及信息污染、信息灾害、信息伦理、信息法律、信息政策、信息文化等以人为主体的信息环境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突出人文因素的研究，提高人的信息素养，将使情报学更加符合信息化时代特征和情报学自身的发展要求。

3　国内外情报学发展现状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拓展了情报学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使情报学研究带有时代特征，同信息科学群的其他学科协调、融合、互补，进入了一个情报学整体更新的发展阶段。信息技术是情报学创新的原动力，但国外情报学研究迅速改变“技术至上”的倾向，技术与理论并重，技术与人文并重，技术与经济并重，不断探索情报与技术最佳匹配模式。情报学研究从强调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重视以用户为中心来设计信息系统和情报检索开始，逐步引入解释学、认知观、人文因素等新成分，现在关注的焦点移向知识管理和利用、以人为本、用户/信息/技术/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平衡。情报学不断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与时代的要求俱进，与技术的发展俱进，与社会的进步俱进，不断拓宽情报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目前已形成为一门多范式交叉、多学科集成的全方位情报学。

我国情报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个高潮是引进国外情报理论，开始学习和探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布鲁克斯的知识方程式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等，为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打下基础，一些有影响的情报学专著如《情报学概论》、《情报数学》等相继问世。另一个高潮是开始计算机情报检索的试验、应用和研究，出现了计算机编制主题表、汉字切分、中文全文检索、自动标引等应用研究。我国情报学关注领域和研究重点开始从文献转向技术，从理论转向应用。截止1998年统计，新中国成立50年来情报学领域计18369篇，按11个论文主题分类，论文数排名分别是情报组织管理、情报基础理论、情报检索、情报分析研究、情报服务、情报搜集、情报技术、情报事业、国外情报事业、情报整理、情报教育。关于理论研究方面，情报学界出版了《现代情报学理论》等专著，近年来在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情报学研究的定量化、情报学认知观、经济情报学、知识组织和管理、竞争情报、内容开发等广泛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说明我国情报学研究有新的发展。据2000年9月统计，我国目前培养情报学硕士的高等院校和情报中心有22个；培养情报学博士的单位有4个；情报学作为一级学科单位的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2个。

4　情报学与相关学科

4.1　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文献学

美国学者S.Hemer 1984年在“JASIS”上发表的《情报学简史》认为，情报学是在图书馆学、计算机和穿孔卡片、研究与发展、文献学、文献与索引技术、传播学、行为科学、微观与宏观出版、视频与光学等学科领域相互整合的结果。情报学与图书馆、文献学在学科性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都要研究编目与分类、存档与索引、检索与获取等技术。图书馆学和文献学是情报学的基础之一。图书馆学是以图书期刊为对象，以馆藏、出纳、阅览等为工作重点；文献学以文献为对象，以揭示报道、加工、研究、提供每篇文献以至每个数据的内容为重点。情报学以信息和知识为对象，以内容开发利用为重点，广泛采用情报技术产生、搜集、整理、检索、传递、分析、利用情报。情报学对信息加工组织有质的飞跃，对组织信息是由线性组织（字符串、全文文本）、平面组织（数据库、关系数据库）到立体组织（A/V数据），进而到虚拟组织（虚拟真实、时空信息）。

4.2　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群

信息科学群的崛起，是信息现象日趋复杂化、信息爆炸性增长、知识重要性增加、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学科领域对信息现象的共同探索，形成了信息科学群。信息科学群是以信息为基本研究对象，以信息运动规律和应用方法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扩展 人类信息功能为中心研究目标而形成的一个横断性、综合性学科群体。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起着重要作用，为信息科学群各个范畴提供新思路、新概念和新方法。综合有关研究，信息科学群的研究范围包括：哲学范畴、认知范畴、计算机科学范畴、信息交流与管理范畴、社会科学范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有关信息范畴等。

4.3　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

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具有血缘关系和学科延续性，信息管理学在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二者之间不是一种取代关系，而是一种衔接关系。从发展趋势看，两者将形成互补互动的学科关系。情报学50多年的发展形成的研究方法体系可为信息管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提供借鉴。信息管理学开发和利用当代信息资源的新技术和方法可为情报学弥补学科空缺领域提供借鉴。对于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来说，一方的研究向另一方研究领域发展会给双方学科带来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

5　情报学核心研究内容

情报学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研究内容。情报学作为信息科学群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阐述信息现象并回答有关信息查寻过程中的智力行为问题，而且这种回答必须是科学的并基于在一定程度上是本领域独有的调研方法。ASIS主席萨拉塞维克（T.Saracevic）认为，情报学科分为两大块：情报分析和情报检索。情报分析是指：情报学家对文献和文献结构的分析研究，研究作为内容载体的文本；研究不同群体中的信息传播，尤其是科学传播；情报的社会背景；情报利用；情报搜寻和情报行为；关于情报和相关论题的各种理论。现在情报分析与情报检索之间存在鸿沟，情报学的任务就是填平这道鸿沟。他认为，“待这两端成功相连之际，便是情报学这门学科羽翼丰满之时”。综合萨拉塞维克等学者的观点并从现实出发，情报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可包括理论方法、信息管理和服务、情报分析、信息检索、知识管理、信息技术应用等6个组成部分。核心领域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理论方法。主要探讨和研究情报的性质、现象和过程、各种理论范式、情报学与相邻科学的关系等学科建设方向。当前尤其需要关注信息与社会进步、信息与经济活动、信息与大众传媒、信息与教育、信息与人文、信息构筑、信息生态、信息政策法规、信息伦理、知识产权、行为科学等课题。

2）研究方法。需要关注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以及情报的量化分析、引文分析、文献知识发现等课题。

3）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传播、分析和服务活动；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分类、信息资源管理体系、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信息生产者与用户的关系；信息系统质量评价等；有关信息格式、内容加工和传输的各种标准和规范等。

4）信息检索。以信息处理和情报内容加工为主的研究。包括：元数据、界面设计、可视化、主题词表、分类表、概念分类、Web网站构筑、多媒体检索、跨语言检索、检索策略、搜索引擎等。

5）知识管理。知识单元、知识存储和管理、知识获取、知识提取、知识发现、知识表述和分类、知识挖掘、自然语言理解、语料库、知识工程应用研究、知识管理与统计学、机器学习、自动推理、问题求解、人类常识和专业知识的分析研究、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和实践团体 （Community of Practice，COP）、协同网等。

6）情报分析研究。从信息挖掘、抽取，对信息进行分析、加工，提供情报咨询服务，以及其相应的信息系统，如竞争情报（CI）、电子数据处理系统（EDPS）、决策支持系统（DSS）、群体决策支持系统（GDSS）、在线分析处理（OLAP）系统、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CSCW）等。

7）应用和服务。应用范围包括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在线教育、在线学习、在线保健、在线娱乐、在线金融等。服务范围包括网络接入商（LAP）、网络服务商（ISP）、网络内容商（ICP）、应用服务商（ASP）、网络培训商（ITP）、系统集成商（SI）、网络咨询等。

8）技术应用。技术对情报学发展的影响。信息内容技术：信息数字化、全文检索、搜索引擎、多媒体内容检索、自动标引、自动翻译、自动摘要、数据挖掘、文本挖掘、信息提取等。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支持的知识内容加工和知识吸收、转换等。数字图书馆技术。

9）信息教育与人才培养。包括数字鸿沟、计算机文明、信息技能、专业结构、人才素质、教育制度、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网络教育、网络学习等课题。

6　情报学研究方法

1）社会调查法。情报调查法是指人们在社会情报实践活动中对客观情报情况的调查了解与分析研究方法，是搜索、跟踪、获取和开发利用情报资源的一种基本的、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又可分作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两大类，前者主要是用现场观察法，后者又分作访问调查与调查表调查。

2）引文分析法。研究文献的被使用和被引用，也就是研究质量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由于《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办，引文分析法已成为一个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情报学分支。对引文这一线索进行研究，可以了解某项发明或技术的应用范围、现状、著作水平、学科发展趋势等。

3）系统科学方法。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出发，主要研究科技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最优设计，以及解决科技情报系统的最佳运行、实现最优服务等问题。

4）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包括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引文规律、文献老化规律、文献增长与冗余等已形成的理论体系。文献计量法开始向其他学科输出、扩散、渗透，利用文献计量统计方法，可以描述和解释许多分布机制相似的社会现象，如收入分布、利润分布、人口分布、不合格元件分布、通信间隔分布等。

5）科学计量法。科学计量试图通过定量方法寻找科学活动的内在规律和准规律，并为更有效率地开展科研提供指导。20世纪60年代初，D.普赖斯等人倡导并采用定量方法来研究科学自身，E.加菲尔德创建了“SCI”大型数据库，视为科学计量学的肇端。30多年来，许多情报学研究人员在该领域作出了许多重要成果，此外社会学和政策研究人员也投入这一新领域，使其研究对象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科学研究的生产率问题、科研资金投入的最优化、预测学科发展趋势、识别不同学科之间以至科学活动同技术活动之间的联系、科研绩效评估、描述科学活动规律和准规律、研究科技人才和科技教育问题等等，形成蔚为大观之势。

6）信息计量法。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和他的学生埃格希（L.Egghe）1988年主张用信息计量学代替文献计量学，提出了如下信息计量的发展逻辑过程：书目统计学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的提出表明情报学定量化研究已由文献单元深入到文献中的各个信息单元、知识单元；已由文献计量分析发展到信息计量分析，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将真正实现“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的这一飞跃。

7）网络计量法。1997年Almind和Ingwersen首次提出网络环境下引文分析的概念和“网络计量学”（Webomet-rics），将传统信息计量方法使用在Web分析上，对诸如语言、单词、词汇、频次、作者特征、作者合作的能力和程度，以及对作者的引文分析，学科或数据库增长的测量，新概念、新定义的增长，信息的测量，检索措施的形式与特征进行了研究。网络计量法可用于研究因特网的知识结构、学科性质、信息组织特征，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科学信息交流规律，探讨学科、机构、国家、地区的科学发展趋势，研究网络用户的信息需求和网络查寻行为，指导网络建设和网站管理。

8）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由于科技文献和知识的爆炸 增长，科学分工越来越细，跨学科的信息传递变得更加困难，就会产生知识的分裂，并且随着知识的持续增长，分裂现象会更加严重，尽管现代每个人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必定有许多未被人们发现的知识点、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假设某学科发现医学状况A与症状B相联系，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发现某营养成分缺乏C与症状B相联系，则A与C也发生了关系。但是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学科隔行如隔山，A与C的联系则长期蛰伏着，未被发现。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情报学专家K.Swanson博士创立了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并开发了Arrowsmith系统。

7　情报学前沿领域

情报学的发展将通过与不同学科的碰撞交叉而产生前沿研究领域，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和扩大研究范围。据有关研究，前沿领域有：

1）“数据库知识发现”（KDD）研究。数据库知识发现是目前十分活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情报学家利用“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开发出各种软件系统，揭示数据库中不同领域知识的联系和问题的答案，找到了知识发现的新途径。

2）语义网研究。语义网实际上是一种智能网络技术，能理解人类语言，并能推理，不仅可以理解词和概念的涵义，而且还能理出其间的逻辑关系。语义网技术一夜之间得出的组合方式将比一个人穷尽一辈子心力想得到的还要多，有助于人们提高自身的直觉和分析能力，促进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合作。美国互联网之父伯纳斯·李希望到2005年用“语义互联网”取代目前的万维网。他将互联网变成一个巨型大脑，每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都能享受人类自5000年以来的全部知识。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语义网问题，也是情报学将有很大作为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项目有：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语法、语义计算机模式的研究，潜在的语义索引，复合词的分析模型研究，自动构成多语种词库，存取多语种信息，用户自适应集合分类法研究，知识共生现象研究，网络知识搜寻等。

3）3G（Great Global Grid）研究。欧洲各国正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3G技术，主要目的是将各种网络信息资源连接起来，像今天的电力网格一样，方便地送到每个用户那里。目前在因特网上，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网络站点，将来，可以通过网格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对用户提供各种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也就是将分布于全世界的计算机、数据、信息、知识等组织成一个逻辑整体，用户可通过网格门户透明地使用整个网格资源。核心技术包括：信息优化使用技术，网格资源管理技术，网格中的作业调度技术，网格安全技术。

4）信息构建（Information Architecture）。美国建筑师R. S.Wurman于1976年在美国建筑师协会年会上首次提出IA的概念。1989年，他在《信息悬念》（Information Anxiety）一书中对IA作了定义，就是如何组织信息，把复杂的信息变成明晰，以帮助人们有效地实现其信息需求。随后，随着因特网的发展，IA的理念和应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情报学界和信息管理学界。IA是把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组织信息和构建信息环境，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的一门科学和艺术，已引起国际情报学界重视和关注，成为情报学的核心问题，并把它的理念合理地运用到情报学研究领域上来。

5）知识管理研究。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本身的管理，还包括对知识有关的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等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目前的研究热点在于：知识组织、知识链、知识发现、自然语言理解、知识管理工具、知识转换模式和4力场（4Ba’s）研究、实践社区、最佳实践库、智能、知识网络化研究等。

6）数字图书馆研究。数字图书馆正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媒介迁移运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一些文化机构将进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传统文化资源将被开发成经济资源，导致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数字图书馆需要跨行业、跨学科、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共同解决技术问题、管理问题、运营问题和法律等问题，不同学科将从不同领域对发展数字图书馆作出贡献。情报学的理论、方法、技术是建设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支柱，同时情报学也将吸收数字图书馆集成的各个学科的养分进一步实现现代化。

7）信息技术应用。技术方面前沿课题很多，包括：元数据技术、语料库技术、海量信息存储与压缩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图像检索技术、语言检索技术、人机界面技术、多语言浏览器、跨语言信息检索、自然语言理解、人工智能、大规模真实文本处理、自动抽词、自动索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概念分类（Ontology）、信息安全和保护技术等。当前要着重内容和知识开发利用的新技术和新应用的研究和探索，以及实现这些技术和应用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基础建设和标准规范的采用。

8）小世界现象。从很大的人口中任意挑出两个人，这两个人彼此认识的概率有多大？任意挑出的两个人当中要达到彼此认识的最短链条是多长？1967年，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Milgram）做了一个实验。他给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随意选择的300多人发信，要求他们把他的这封信寄到波士顿市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人，分别由每个人独自联系。米尔格拉姆告诉每个发信人有关目标人的信息，包括姓名、所在地、职业，如果发信人不认识这个目标人，他们把这封信寄给他们认为与目标人比较近的，而且是他们认识的一个人。于是开始了发信人的链条，链上的每个成员都力图把这封信寄给他们的朋友、家庭成员、商业同事或偶然熟人，以便很快到达目标人。米尔格拉姆发现，有60个链条最终到达目标人，链条中平均步骤大约为6，这个结果说成“六度分离”（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广为传播。“六度分离”在学术上称为“小世界现象”或“小世界问题”。近年来，小世界现象引起了数学家、情报学家、物理学家、计算科学家、行为科学家、数理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展现出广阔的应用领域。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的世界中，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是我们情报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而且统计表明，尽管互联网上信息数以亿计，但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L最多达到19，因此互联网连接具有小世界现象。可以运用小世界网络理论来改善因特网中的信息流。“小世界现象”对于情报工作者如何快捷、准确获取网上信息提供新思路。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曾民族教授等的大力协助，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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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地理信息科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信息管理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体例研究流派

1、引言

“信息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和一门课程的名称，在20年前的中国图书情报界还是个新概念和新研究课题。20年过去了，随着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信息管理学教育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自1995年国家教委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中确立信息管理学这门课程为核心课程以来，全国目前有600家大学开设了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专业，信息管理学人才队伍迅速壮大，信息管理学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由于信息管理学专业在我国主要由5个专业合并而成，各个专业都有其学科背景和学科特色，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和研究氛围中，国内学者对信息管理学进行的研究不仅成果丰硕，而且由于对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体例和研究方法等的理解不同，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体例和流派。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2、信息管理学研究着作的出版概况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OPAC进行了粗略统计，中国上世纪80年代信息管理学著作仅有3种。最早出版的是1986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信息管理学》，作者为张醒初。其余两种分别是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陈德维和柳思维合著的《商业信息管理学》，198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崇华的《实用信息管理学》。

近20年来，国内学者编撰的信息管理学研究著作已经达到35种，其中绝大多数是1995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从出版时间来看，2000年以后出版的占绝对数量，说明中国信息管理学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最近10年间取得的。收录了以信息管理学或者信息管理学概论、信息管理学基础等为书名的著作。收录了专门领域的信息管理学著作。

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笔者对信息管理学著作的主题词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进而探讨了中国特色的信息管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基本轮廓。

收录了24种通论性信息管理学著作，收录11种专门领域的信息管理学著作。可以看出，通论性信息管理学著作占信息管理学著作的67.65％，以企业信息管理学为代表的专门的信息管理学著作占信息管理学著作的32.35％。

3、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基本概念

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的探讨，在和列举的著作中可谓众说纷纭。岳剑波在《信息管理学基础》中指出：“信息管理学是以信息资源和人类的信息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信息管理的基本原理、通用方法和运用规律的科学。”他的观点影响了很多后来的信息管理学研究者和信息管理学著作。

李兴国、左春荣等主编的《信息管理学》认为：信息管理学是研究科学地组织信息管理工作的理论与应用方法的一门学科。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其理论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

伴随着信息管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学者们无法回避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信息管理学大厦的基石之一——学科的基本概念问题。这些著作都探讨了信息、信息资源、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信息活动、信息政策与法规、信息环境、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等这些无法回避的概念。

4、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体例

所调查的著作都认为：信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信息科学和管理科学，信息管理学是这两门科学相结合而产生的综合性交叉学科。不同的是，这些著作对老三论和新三论的理论和方法、管理学理论、信息技术和方法的论述有所取舍和侧重，均探讨了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范畴，进而构建自己的信息管理学体系。

这些著作对信息管理系统、信息管理方法、信息管理技术、信息管理的基本原理的探讨都占据了大量篇幅。对信息管理活动的外在环境，比如信息法规政策等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涉及。很显然，信息管理的基本原理、普遍规律和通用方法是信息管理学的核心内容，也是信息管理学著作普遍论述的主要内容。

所列的著作，许多还从信息管理学研究的特点和基础出发，分别论述了信息管理实践的发展阶段，借鉴了古今中外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信息管理的理论和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信息管理理论研究框架。较之于信息管理学的姐妹学科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学虽然起源于国外，但国人著作中翻译的痕迹却不多，很少生搬硬套国外信息管理学的理论。这反映了国内学者对中国特色信息管理学研究的积极探索精神，同时也说明了信息管理学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属性。

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著作还有：李兴国、左春荣等主编的《信息管理学》在编辑体例中明确地将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分成两大板块：理论信息管理学和应用信息管理学。该书2003年出版，2007年再版。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它主要以信息为研究对象，从管理的五项职能出发展开核心研究内容。应用信息管理学则直接面向信息管理的主要实践领域展开。该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国内学者对信息管理体系研究取得的新成就。

此外，一些著作还就政府信息管理、电子政务、企业信息管理等进行了论述。这样，对上述内容的论述基本形成了中国信息管理类著作的主要研究体例。这个体例很明显，一般包括信息管理学的基础理论、信息管理的方法与过程(包括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系统)、信息环境与具体实践领域(比如企业信息化、电子政务和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等)。或者是信息管理理论篇和信息管理应用篇(包括宏观、中观、微观的信息管理)。转贴于

5、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和范畴

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上述著作从不同的信息管理的研究对象出发，对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做了不同的归纳和概述。

岳剑波在《信息管理基础》一书中指出：信息管理学以广义的信息资源和人类的信息活动为研究对象。人类的信息活动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信息管理的基础理论、信息系统管理、信息产品管理、信息产业(人类信息活动的体现)管理。而濮小金、刘文、师全民等在《信息管理学》一书中指出：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信息管理学理论研究、宏观信息管理学和微观信息管理学。微观信息管理主要是具体信息产品的生产和管理，涉及到信息的搜集、加工、处理、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多个方面。宏观信息管理主要围绕宏观信息资源的配置和管理展开。这两部著作对信息管理的研究内容和范畴的理解可以认为比较一致，对信息管理学的理论做的探讨比较深入和扎实，并且对信息管理活动的诸要素，比如信息系统、信息技术、信息产品的加工、信息 人才的培养、信息政策与法规等问题也都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王明明的《信息管理概论》、周贺来等的《信息管理基础》，主要围绕信息管理的理论问题、信息管理活动的关键要素诸如技术问题、包括体现先进管理理念的各个类型的信息系统、信息法规、信息人才等要素进行研究。比较简洁明快直抒胸臆。类似这样的著作在列举的23种著作中占了很大比例，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6、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流派

从列举的信息管理学的著作来看，由于信息管理学在我国发展的特定背景和研究氛围，可以分成三大流派，列举的著作很多是信息管理学的综合性、概论性的著作，作者很多是国内知名大学的科研和教育工作者。他们的著作多以深厚而坚实的理论研究见长，对信息管理学的理论、信息活动的环境、信息管理的具体方法、过程等，包括信息法规、信息人才等都进行了全面和深刻的阐述，人文积淀深厚，显示了学院派作者的学风和学术水准，可以称为学院派。

列举的是专门信息管理学的著作，所列举的著作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比喻为信息管理学的干流和支流的关系。从对这些专门的信息管理学著作的研究主题和内容来分析，他们在信息管理的原理、方法上基本和学院派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更专注于信息管理本身，对信息管理技术、信息管理系统等核心关键问题研究得更深入。他们以用信息管理的理论技术方法解决具体的信息管理的实践问题见长。也会涉猎到信息技术和管理学相结合的理论和技术部分。他们的特色是更偏重技术和信息系统，可以称为理论和技术相结合的学派。

第6篇：地理信息科学方法论范文

【摘  要  题】理论探索

【关  键  词】情报学/经济学化/情报经济/情报经济学/信息经济/信息经济学

1　“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

近数十年来，经济学不断地向其他社会科学扩张与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学科。经济学界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学帝国主义”[1]。情报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界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文献[2]明确提出情报学就是一门社会科学；文献[3]则认为情报学是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这种观点在国内情报学界一度影响较大；而文献[4]则针对这种分歧，就国外的最新进展情况，对上述情报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作了综述研究，予以了有关问题以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指出国外情报学界目前依然有许多研究者把情报科学视作一门社会科学。尽管情报学的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定位至今在理论界仍未完全取得一致，但是不管怎样，情报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情报学本身就具有着社会科学的属性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已经渗透、侵入到情报学领域已是不争的事实，情报经济学的产生如同法律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已经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具体表象。

“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情报学的这种侵入与扩散换一个角度而言实际上也就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情报学具有跨学科领域的本质。国外有研究者将情报学研究划分为三大领域：管理问题（如工作表现测评、个人技能、个人隐私）、核心活动（如数字图书馆、智能、交互性、情报检索、知识管理）、应用性（如工作流、文献管理、互联网与内部网），情报学这三大领域的发展涉及并依赖于多个学科领域：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5]。可见，情报学研究所呈现出的经济学化特征就是作为其来源与支柱的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领域对上述三大领域的情报学研究发展施以影响与作用的必然结果。情报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与情报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正是这种影响与作用的具体表象，它的向前发展则表明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情报学是为了解决情报需求与情报服务而产生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作为信息产业的组成部分，情报工作的开展、情报事业的发展必然要涉及到现实经济问题，必然要认真地考虑其经济效益。尤其当处在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这个大背景下，情报工作更加强化经济核算与管理，突出经济效率与效益这一目标；整个情报事业开始市场化；情报产品不再作为一种福利品而是成为一种商品；出现情报产业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与情报经济这种新的经济现象已成为必然。纵览情报事业的整个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情报事业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一部情报事业的经济化演进历程，情报产业与情报经济现象的出现是其最终必然结果，我们可以将它的整个发展历程简约地归纳成以下演进路线：情报工作的诞生、情报机构的建立与情报事业、数据库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情报事业的产业化、情报产业[6]，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当然有研究者为了突出情报检索在情报工作与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如下的演进路向：情报（的产生）、情报检索（的出现）、情报检索技术及系统（的出现）、数据库（的产生）、数据库服务产生（情报服务产业）的兴起[7]，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与上述情报事业的经济化发展演进路向相对应的则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顺应形势发展针对实践需要而不断向前深入推进。

2　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历程回顾

最初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与情报检索的评价研究相联系的，即主要是评价情报检索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商品化、情报的价值与价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与情报事业的经济管理也成为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主要议题，再接着是情报市场、情报（检索）产业、情报事业的经济发展及其宏观经济研究等领域，直至最后作为一门学科形式关注整个情报经济现象，使有关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成果得到了系统化了的“情报经济学”的产生。情报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标志是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性的情报经济学年会。经过20多年的发展，情报经济学已初具雏形，与情报研究学、情报检索学、情报咨询学、情报管理学等一道成为了情报学众所周知的重要分支学科。理论界就认为包括情报经济学在内的共计11门具体的分支学科共同构成了情报学的整个分支学科体系[8]。对于情报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国外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情报产品和情报服务的成本分析、情报的价格、情报服务的效果与效率、情报传播的成本——收益分析、情报价值的实例分析、情报和生产力的宏观经济研究以及情报服务的增值过程、联机检索的经济问题、情报处理的经济问题等9个领域[9]，而国内的学者则将其归纳为情报价值的研究、情报商品属性的研究、情报产业的研究、情报市场的研究、情报资源分配与管理的研究、情报效益的研究、情报成本与价格的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的研究、情报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情报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这10个方面[10]。但通常我们一般将情报经济学研究归纳为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这4个方面，围绕上述4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内阶段性的集大成著作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11]。这些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进一步证实“经济学帝国主义”存在的同时，也更加明显地表明了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化特征与趋势。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面向新千年的20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化”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情报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被纳入到“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更为宽阔的范围内加以研究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情报学的“经济学”研究从围绕某一主题零散地开展研究，如情报的经济问题[12][13]、情报市场[14][15]、情报产业[16]、情报商品[17]等等，发展到体系化地、系统地进行研究，如相应地正式出现了以“情报经济学”命名的理论著作[18]（以上举例均指国内的研究情况，不涉及国外的情况，以下举例与此相同），这是一次飞跃。现在又由情报经济学的系统化研究发展到站在信息这样一个新高度，在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更为宽阔的视野内系统化地研究情报经济学[19]，则又是一次飞跃。在实践工作中，“情报”与“信息”是难以绝对区分开的，而“情报”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知识信息，一种情报信息，因此将“情报经济学”纳入到“信息经济学”中进行研究，这表明了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的向前推进与发展。情报经济学在信息经济学中的定位是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分支学科，具体地讲，就是信息经济学是以一切有关信息转换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而情报经济学则仅仅只是其中的有关“知识与情报传输系统的经济研究”[20]，或者说，仅仅是其中的有关“知识信息服务的经济研究”[21]。当前情报经济学已经很少单独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而是更多地将它纳入或者说融入信息经济学中，以信息经济为对象予以研究。对于这一点，有人提出了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曾经流行于图书情报界的情报经济学之所以会销声匿迹，其原因就在于情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能成立的；情报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是同一门学科，二者具有同一性；这是由于两门学科共一个英文学名因而在学术界造成的学科分类混乱现象[22]。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情报经济学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而被纳入到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进行研究，并不能否定情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存在的事实，二者不是同一学科[23]。实际上，情报经济学的发展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作为其上位类学科的信息经济学的影响，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也同时促使情报经济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不断得以拓展和创新。对于由情报经济学拓展演化而来的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有研究者从经济行为中的信息活动、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信息系统和信息市场、信息产业、社会信息化这5个方面对信息经济学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和归纳，描绘了经过20世纪的大发展，面向21世纪的信息经济学的新景观，指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信息经济学带有浓厚的信息学（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学）色彩，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则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味道了”[24]。总的说来，20世纪情报学视野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其涉足领域主要围绕着信息与信息资源、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营销、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效益、信息投资、信息工作经济管理、宏观信息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信息经纪人等主题而深入展开[25][26]。

20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所取得的新发展所体现出来的另外一方面特点，在于它随着所处社会经济这个大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它所运用、移植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以及由此而来的它的实践取向随着经济学自身发展而得以发展。还是以国内研究为例。大致地说，国内经济在改革开放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从1992年起至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内的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工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所处经济环境的烙印，而随着上述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发展。这可以从诸如《论计划经济下的竞争情报》[27]、《市场经济与情报信息工作》[28]这一类学术论文的文题及其内容得以清楚地反映。又如，我们国家自1958年建立起科技情报事业，一直到改革开放，都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一样，由于实行的是单一的传统计划经济，对商品经济持否定态度，因而理论界严格遵循前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的观点：“科学情报不是商品”[29]，而不将情报当作商品，认为社会应无偿使用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产品，整个情报机构属于非经济性、非赢利性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机构。但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取向经济改革的向前推进，情报开始商品化，情报理论界及其实践体现——情报机构与情报事业也相应发生转变，于是乎曾经作为计划经济棋盘中一个棋子的情报机构也开始相应地进行情报体制改革，使之转型为作为市场经济大家庭一员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性实体”[30]。再如，即使同样是探讨“情报经营”的论文，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也会明显地发现有的烙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痕迹[31]，而有的则烙着“市场经济”的痕迹[32]。

3　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的发展及其未来展望

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在早期还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方法等这些基本方法，借鉴当时流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制等经济实践模式，作为其研究基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劳动价值论，而研究所用的经济学范多也还是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阶段模式[33]。但是随着经济学自身理论研究的向前发展，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所运用的经济学概念、方法，以及基础原理，甚至是“范式”、整个的理论体系也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为了更加深刻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情报（信息）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这一问题为例。信息商品的定价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情报理论界与实践界。总的来看，有关信息商品的定价基础，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垄断价格论[34]、效用价格论（使用价值决定论）[35][36]、价值决定论（价值价格论）[37]。前面的两种观点尽管很早就同价值决定论一道被提出，但是由于受所处外部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与束缚，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从整体上说国内情报学界对前两种观点持的是否定或批判的态度，而对价值决定论则持肯定或者说维护的态度。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奉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为“圣经”，不敢越雷池半步。受经济学界这种认识的影响，国内情报学界对于情报（信息）商品的定价基础问题也采取了与这一时期经济学界相一致的做法，即不容置疑的主流理论观点是“劳动价值论是信息商品价格的理论基础”[38]，而对其它观点横加批判，或者依然以劳动价值论为主，借鉴其它观点进行“折衷”，如有研究者就认为信息商品生产过程所具有的不同于物质商品生产的非重复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信息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事实上具有了同一性，二者在信息商品中是等价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信息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既是信息商品的价值，也是它的效用（或使用价值）[39]。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价值决定论与效用决定者进行“折衷”，其分析方法与研究框架依然还是属于价值决定论范畴，其实质是在价值决定论的范围内进行局部的修补与改良。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建立，一批充分体现上述精神与认识的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纷纷出版[40][41]。可以说，这些认识在改变国内经济学界原有的旧观念的同时，正在日益成为理论界新的主流观点。与此相对应，国内情报学界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开始对长期以来处在主流地位的将劳动价值论作为信息商品价格基础的这一观点予以重新的审视，这一迹象早在国内经济学界开始争论要不要捍卫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显露，如文献[42]就从价值决定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或者说价值规律出发，通过论证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所面临的危机和价值决定论对信息市场的种种误导，明确地对长期处在“话语霸权”状态的信息商品价值决定论提出了置疑，指出在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时代，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其后的100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这些理论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补充和发展。因此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大力提倡信息商品的价格市场决定论，以此来取代长时期在情报学界处于主导地位，流行一时的信息商品价格价值决定论。

除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身发展会推动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向前发展之外，国内经济学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重新审视与评价也极大地促进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目前，随着国内较以前更加注重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引进，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甚至是前沿理论被引入到情报学的研究中来，这也极大地推动了当前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化发展趋势。例如，运用从经济学的“母体”中脱胎而来的市场营销理论来竞争情报研究[43]；运用经济管理领域的供应链管理理论来从事竞争情报研究[44]和（情报）信息服务模式研究[45]；运用经济管理领域的另一热点理论——流程再造理论来审视网络环境下的情报工作[46]。又如，引入当前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委托－理论”对情报（信息）经纪业进行了深入探讨[47]。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情报学研究中对于博奕论理论的引进。自从1994年三位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荣获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博奕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学思想和方法，被经济学界广为运用，成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有研究者敏锐地抓住这一前沿，将博弈论引入了竞争情报研究[48]。更有研究者指出“经济学中研究的信息其实质就是情报学意义上的‘竞争情报’”，“经济学（特别是引入博弈论后的经济学）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了竞争情报的作用方式”，通过介绍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里的“库诺特”（古诺）模型在引入博弈论后的几种演变模型，对竞争情报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了要充分利用博奕论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加强竞争情报研究中的情报分析手段[49]。此外，作为市场经济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竞争理论也与竞争情报研究联系了起来[50]，在竞争情报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竞争情报理论体系，从而为竞争情报实践提供高水准的理论与操作指导，已经成为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7篇：地理信息科学方法论范文

一、对信息混淆与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

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理性选择是对信息的偏好,如对知识、数据、计算机、网络、新闻消息等各种信息的依赖。与此相伴生的是,现代生活所提供和生产的信息量增长速度迅猛。这样,必然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在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相关决策时必须首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大量的信息中分辨、剖析、寻找到最满意的信息,以备使用。然而一旦考虑到信息在经济生活中具体存在的形式,实际的选择并不会轻易地得到。

信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多是以混淆的形式出现的,对于混淆的信息,人们是无法用肉眼、感觉等去进行直接分辨的。混淆在一起的信息,是以单一信息的面貌出现的,而这一信息虽然是以一个单元出现,但实质上则包含着若干个不同单元的单一的信息。例如,一些产品销售具有周期变动的特点,其销售周期就可能包含了销售的趋势因素、季节因素以及不规则的变动因素等。混淆的信息,它围绕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周围而存在,其中一些信息是有用的和非常重要的,而可能更多的信息则根本是无用的。人们面对众多混淆的信息又怎会轻易地找到自己满意的信息,以供使用和相应决策呢?

因此,在对信息经济的研究中,对信息混淆和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便成为首要的工作。

信息混淆,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它就好比通讯中受到各种噪音干扰后最终接收到的信号,是混有噪音的一样,人们观察到的最终的信息也是混有噪音的信息集合。由此,信息混淆也决定了信息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方面。但限于这一认识,则是不够的。对混淆在一起的信息,必须要能够对它们进行识别,就如同人们必须滤除通讯中的噪音一样,将失真的信号还原为原来的信号,我们也必须将经济生活中混淆信息中的噪音滤除,从而达到充分利用那些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带有混淆性质的信息。因此,这就进一步提出了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客观要求。对信息混淆进行相应处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将混淆的单一单元的信息,按经济实质过滤出混淆前的原来的信息。这种技术,就被称为信息滤波。根据对信息混淆定义的类似方式,信息滤波被界定为:信息滤波就是将信息单元(a)消除作用力,还原为以前信息单元(b)的技术。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信息滤波是针对信息混淆问题产生的一个方法问题。与信息混淆相比,信息滤波则明显具有技术方法研究的特点。如果说,信息混淆是对信息表述方面的研究,信息滤波则是对信息处理方法方面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

对信息滤波方法进行较为理论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信息科学中对通讯信息的研究,其后,这一研究则蔓延到经济领域。

滤波思想在信息科学中由最初提出,进而发展为其主要学科分支——控制论中的一般滤波处理方法。信息科学的研究指出:信息由信源发出,在传输过程中,由于内部环境和外部噪音的干扰,常常会出现种种失真的情况,为了尽量减少信息的失真损失,达到较优的传输和接收效果,在信息论的具体研究中就提出了滤波理论。因而,一般滤波思想主要针对的问题是通讯与控制中的信息干扰处理。具体来讲,指的就是从获得的信号与干扰中尽可能地滤除干扰,分离出所期望的消息,或者说,是通过对一系列带有误差的实际测量值的处理,得出所期望数据的估计值。

一般滤波处理方法的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有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而在这一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主要有维纳(wiener)、柯莫哥洛夫、雅格洛姆、卡尔曼(kalman)和布西(bucy)等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西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中来。

尽管滤波理论的提出,最初并非出于经济学的目的,然而有关一般滤波理论的思想及对信息处理的相应方法,在经济学中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信息混淆状态的分离、辨析,一般滤波理论提供了一套方法论。经济学中所指的信息尽管同通讯、控制中的信息不同,然而在对信息所反映现象的本质上,两者却有着非常类似的描述,在这一点上,两者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差别不过是所反映的范畴不同罢了。因此,经济学中的信息处理,同样可以将通讯、控制中的滤波思想和方法吸收过来:经济活动中所获取的各种经济信息变量中,排除信息混淆状态,分离出所期望的信息变量。

经济滤波的研究,是将上述对信息科学中的信息滤波处理的思想引入到经济领域中的结果。这也可视为是一般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扩展应用。但是,即使我们将经济滤波视为一般滤波在经济领域的扩展,经济滤波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一般滤波在一块“新的土地”上的翻版,因为:第一,信息科学中的信息论,本身是统计学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统计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和科学,它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得到应用,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得到广泛应用,信息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因为,方法论是具有一般性的。第二,一般滤波理论在经济领域中被引入后,某些方法出现了新的创新,比如,时间序列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后,既推动了对一般滤波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增加了将滤波方法和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研究的可能性;第三,一般滤波与经济滤波在研究对象上虽都是信息,但信息在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中所实指的具体含义毕竟是不同的,因而,滤波处理的思想虽是相同的,但滤波处理的技巧和方法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muth)和卢卡斯(lucas)两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信息滤波问题。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可支配收入可以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持久收入,另一个是暂时收入。穆斯将这一研究结论系统化,并提出了从可支配收入变化中观察持久收入变化的原始滤波方法。穆斯(1960)总结为,一些经济现象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持久现象,另一部分是暂时现象。根据穆斯的结论,人们能够得到的观察,只能是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的合成现象,而不能分别观察到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如果要从合成现象的变化中,观察它的两个分量的变化,这就构成了一个滤波问题。卢卡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则从区分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着手,考虑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他在继承魏克赛尔(wicksell)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价格变化也应区分为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重要观点。就企业产品价格,卢卡斯指出,可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相对价格变化分量,另一个是一般物价水平分量。企业的决策是依据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做出的,因为只有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才能提供市场供需的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穆斯和卢卡斯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并不是出于直接目的,他们都是在对理性预期的研究中,接触并进入到这一领域的。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是出于对形成预期的要素研究的需要。出于这种目的,信息与预期被联系在了一起。穆斯在对预期概念的定义中,直接就将信息的充分利用作为一个界定条件。

三、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认识

尽管信息混淆与滤波处理理论的相关思想已在经济学中明确提出,然而,在经济研究的实际中,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高度关联,对信息混淆的滤波处理在现实中仍然很难确凿把握。不过,在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已趋一致:

1.动态的经济系统与动态的信息系统。尽管信息作为客观的表象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就能被充分发现。经济系统是动态发展的,人们对信息混淆的认识,不能只看到其静态的存在,对其价值释放也不能只做简单的概括。而且,人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实质是“有效信息”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原始的信息集合中,分离出应该能够反映这种变化及需求的信息预期变量,谋求其能量的释放方式。由于信息作为系统的存在是呈动态性的,混淆也是呈动态特性的。简单地将信息混淆划分为可观测的变量及不可观测的变量,这种方法虽然很有效,但并非是科学的完全概括。

2.信息混淆的内涵可能是多样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从一般均衡到动态均衡,取得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的实质是理论的探讨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复归,但这种描述可能还远远不够。可以说,现代经济理论的难点仍然是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细致性探讨。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从信息的角度,对经济现象抽出其主要的线条,这可能会使经济学的探讨更接近于本质,更具有规律性,使复杂的问题(信息集合)分离成众多的单独信息变量,而且更宜于操作。作为信息集合的分离难点,显然首先来自于信息混淆的确切类型,其次才是滤波处理的具体方法。信息混淆内涵无论被归纳为长期信息与短期信息的混淆,还是被描述为名义值与实际值的混淆、内生变量影响与外生变量影响的混淆,这实质上都是反映信息混淆的某些类别,除此,还可能存在着上述概括以外的大量信息混淆类型,而涉及后者的判别,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涉及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领域。然而,人类的认知及相应处理的方法,在此显然是不够的。

3.由于信号作用而产生的信息混淆。已有的分析,基本着重于各种因素对信息的信源和信道的影响,从而造成信息混淆。如果从信号分析着手,那么在经济学方面,信号所传递的最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当然,除此还有其它一些内容。若对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进行干扰,则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混淆便是价格信号混淆和质量信号混淆。对于价格信号及其混淆,我们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市场的作用是建立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效能的基础上,因而,价格作为信息符号,作用着供需双方,从而影响均衡态势。如果价格信号产生混淆,供需同样受到冲击,进而冲击均衡。价格信号混淆的典型例子便是蛛网波动。质量信号一般都被忽视了,阿罗(arrow)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未走得太远。可喜的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人们在这一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4.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是具有机会成本的。滤波理论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较侧重于对信息量的分离上,对每一信息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并未重视。信息是具有多维性的,出于单一的目的,对信息采取滤波处理,在精确分辨的同时,必然导致同一信息在其他用途方面的损失。

5.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斯蒂格勒(stiger)放宽完全信息假设,提出的“搜寻”理论,试图说明买卖双方若要查明市场价格,需要提供一定的代价,即所谓搜寻成本。在该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为价格信号。价格信号的分散,使寻找必须付出成本。在这里,寻找的过程,实质就是对信号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过程。另一方面,滤波处理是有成本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对滤波处理的方法选择或其在实际中的运用进行了约束。而约束边界的有关问题,是需要借助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来完成的。搜寻理论充满了滤波的思想,主体要对分散的价格信号进行优化选择,就得去对信号进行处理,这种处理直到搜寻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为止。

四、统计滤波理论的提出

从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该理论对于信息混淆的处理,多是从经济理论范式进行的探讨。现有的滤波理论着重于对实际测量值进行修正,以期得到有关信息变量以及变量值,这种思路和继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明显不足是,具体的滤波处理技术缺少量化方法的支持,并且这种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因此,在对信息混淆滤波处理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统计滤波理论。

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统计滤波理论从经济统计角度人手,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进行了量化突破,并形成一个相对系统的滤波处理体系。相比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而言,统计滤波理论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经济生活中的信息所做的观察更为系统和全面,进而对信息混淆进行的滤波处理更完整些。由于sna严格按照复式会计原则及经济帐户的方法对包括国民收入诸量进行核算,以相互连接的平衡结构方式对现实经济进行描述,从而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动。.这保证了统计滤波对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宏观经济信息进行系统量化的基础。不同于传统信息混淆及滤波理论的根本地方是,统计滤波对信息的描述和对信息混淆所做的相关工作及进行的滤波处理,体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流程描述中。并且,这种滤波处理更明确地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研究,首先是对经济活动行为进行的不同分解或模拟上,这实质上是起到了改变信道环境的作用。

如果将统计滤波理论视为基础性的宏观经济滤波理论,很显然,该理论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发展。它不仅使信息滤波理论更系统化,也使滤波处理技术变得更有操作性。

参考文献:

①j.e.stiglitz,1985. 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a perspective,the economic journal.

②john f.muth,1961.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econometrica,vol. 29,no.6.

③王雨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8篇：地理信息科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　法律硕士　信息素质教育　基本途径　研究

分类号　G640

截止到2008年，我国司法JM(Jufisprudence Master)(法律硕士)教育已开设了13周年。13年来，法律硕士(本文仅指全日制法律硕士)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硕士教育制度和培养体系。在逐渐健全的法律硕士培养体制中，对法律硕士的信息素质教育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不仅影响着法律硕士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更影响着我国能否培养出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新型法律人才。有鉴于此，进一步阐明法律硕士信息素质教育的特征，分析法律硕士信息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找出提高法律硕士信息素质教育的途径，对于仍处于研究和探索中的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十分必要。

1　法律硕士信息素质教育的特征

1.1　教育阶段：非法律本科后阶段的教育

我们常说“以本为本”是法学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是因为法学专业基础知识的教育都是在本科阶段完成的，而法学硕士、博士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化。与法学硕士相同，法律硕士教育是一种本科后教育，即属于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与法学硕士教育属于同一层次、同一规格(但教育类型不同)，属于一种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硕士仅限于招收非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他们具有非法律本科专业背景，事先掌握的仅仅是法律专业几门最基础的知识，并未系统地接受过法学教育。成为法律硕士后，首次系统地接受法学教育，最终获得第一个法学学位。美国法学院一般把法律硕士界定为“the first degree in law”，准确地揭示了作为非法律本科的法律硕士的内涵。

处在这样一个阶段的法律硕士信息素质教育，其特征与法学硕士相比必然会有所区别。由于本科阶段的学科背景不同，对法学专业知识缺乏系统的了解，法律硕士不可能与法学硕士一样，对法学信息资源的社会职能和分布规律的认知有一定的了解，即便能了解，也无足够的能力有意识地运用一定的标准来确定该信息与其他来源的信息相左或相证，把纷杂无序的信息转化成有序知识，并对知识进行创新。可以说，法律硕士更为直接的信息素质是多元化的素质，而不是法律信息素质本身，是以多元化的信息素质来支撑法律信息素质。

1.2　教育内容：应用型的法律信息素质教育

应用型人才是相对于学术型人才而言的。一般来讲，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法律人。法律硕士教育的培养目标，不是把他们培养成一般的具有法律知识的人，更不是培养具有良好法律素质的公民，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理实兼备”、能直接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特定意义上的法律人，以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和法律监督等法律工作岗位为其直接的服务对象。法律硕士所培养的人才类型重在“应用”、“实务”或“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典型的如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广义上还包括公证、仲裁、调解、法律顾问及法律教师等)，一般统称为“法律职业”。

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决定了法律硕士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设置。相对于法学硕士重理论研究而言，法律硕士信息素质教育更应重视应用型信息素质的培养。两者都是研究生教育，但研究生教育并不仅仅是“研究型教育”，而且是职业教育。法律硕士教育就是职业教育，因此其信息素质教育应该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即侧重于法律规则使用的有关信息素质，在检索法律信息资源中注意检索轨迹：规则形成信息一规则局限性信息一规则未来趋势信息――规则如何运用于个案信息。这些信息素质的内容体现了法律硕士特有的应用型的特征。

1.3　培养目标：复合型人才的信息素质教育

在信息化的社会里，法律硕士发展的前途在于学科交叉与知识融合，当不同领域的知识和经验融合交叉时，就会出现新的知识生长点，出现知识创新。把法律硕士培养成复合型人才是为了适应法制建设而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要。法律硕士限招非法律专业的本科生，因此它是一种跨学科教育。鉴于法律硕士不同的专业背景，具备不同的专业知识，他们在知识、素养、技能和方法上更具有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和全面推进法治化进程急需的复合型法律人才的特质。

复合型人才与法律硕士信息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直接关联。法律硕士的直接优势在于有多元化的学科背景，这意味着法律硕士具备有多元化的知识背景去支撑法学学习。法律之外的任何信息对于领悟法律不是多余的，都可以通过它们与法学有机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对于复合型的法律硕士，应该强调培养他们对不同学科信息的选择、处理、分析、运用等综合能力，在掌握法律知识与相关知识时，能依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判断信息价值，理解并接受。只有如此，才能全面性、创造性、多思路地解决问题。

2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

一般来说，法律硕士信息素质教育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

2.1　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是人脑对信息在社会发展中的性质、地位、价值和功能的认识和反应，它决定人们捕捉、判断和利用信息的自觉程度。法律硕士在获取信息过程当中，明显地表现为对信息的敏感程度感到不足，即捕捉、判断并及时获取有用信息的自觉程度不足。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与学科背景有关。由于是非法律本科教育，本科段的学科体系与法学并无多大关联，所以没有一定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没有对法律信息源潜意识的需求，这是法律硕士的通病；二是高校明知法律硕士的通病，却缺乏针对性的课程教育，陈旧、死板、一成不变的教学方式，基本生搬硬套本科段法学教学的课程安排，大大影响了法律硕士对信息意识的培养；三是在我国目前极度缺乏英美法体系案例教学的教师队伍。虽然我国法学界已经充分意识到案例式教育的重要性，在形式上也逐步在靠近，例如设置案例式教学研究所和教室，但实质上并未具体实施，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缺乏能进行案例式教育的师资队伍，无法有效地进行理论兼职业教育的培养方案。

2.2　信息能力

信息能力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图书馆基础应用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第二层次是基于学科的信息能力，是对学科知识进行识别、检索、评价的能力，是适用于学生所在学科的专门的信息素质能力。第二层次的能力建立在第一层次基础上，以第一层次的能力为基础。

在本科阶段，法律硕士已经具备了第一层次的基础能力，即具备了图书馆基础使用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也因为有了这些能力，他们基本掌握了本科段的学科知识。但他们缺少了基于法学学科的信息能力。原因是：进入法律硕士

后，因为没有系统的法学学科的理论背景，面对浩瀚的法律信息源，他们往往没有能力对法律信息资源进行识别、筛选，更别说对多种类型与格式的潜在信息源进行检索、利用和评价。所以薄弱的法学学科信息能力影响了他们对法学理论的深入和钻研，无法对有价值的法律信息与创造性思维进行有机结合，再次升华为新的有价值的法律信息资源。

2.3　信息道德

信息道德是指人们在信息行为实施过程中必须要遵循的社会法律法规、伦理道德体系。它对信息素质有重要的影响。由于法律硕士属于高等教育，所以学校对他们的毕业要求与法学硕士几乎相同。但他们在法硕期间所接受的教育与本科生相差无几，本科生雷同的教学安排与研究生教学课程相矛盾，以本科生的知识系统来完成法律硕士的研究生教育显然有悖研究生培养目标。

为了顺利毕业，完成学校科研成果的要求，法律硕士就有可能急功近利，在信息道德上容易走向误区，即便是了解信息与信息技术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道德体系，在存取、使用信息资源时，有些法律硕士仍不能够遵守有关知识产权法规以及约定俗成的一些规则。如在研究过程中，轻者对引用的成果未以一定的方式表示感谢，重者剽窃他人成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

3　提高法律硕士信息素质教育的基本途径

从以上三方面的主要问题可看出，只有重视和提高法律硕士信息素质教育，才能使法律硕士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培养法律硕士的创新能力，成为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

3.1　课程建设

在美国，法律硕士是法学的第一学位，入学考试不考法律，认为让从来没有学过法律的人去考法律既违反常理，也没有任何评估价值。但在中国，报考法律硕士要考民法、刑法、宪法、诉讼法等，尽管报考学生从来没有受过法律教育，但还是要考这些法律。所以学生在入学后就自然给我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带来困惑，也给法律硕士的法律信息素质教育带来难题：是开展本科课程的信息素质教育还是开展研究生课程的信息素质教育?目前课程设置问题在我国高校还未得到妥善解决。

笔者认为，不管高校如何设计课程，是接近本科还是接近研究生，始终要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既然要把法律硕士培养成应用型、复合型的人才，课程设置就应该建立在法学理论和实践性教学基础上，而信息素质教育也应该与之相配套，做到有的放矢，否则法律硕士就难以成才，也难以提高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最终会出现上文所提到的信息道德问题。

3.2　实践性教学

法律硕士的实践性教学主要包括案例教学、庭审实务教学、法律咨询、社会调查、专题辩论、模拟法庭、疑案辩论和实习等。这些实践性教学，能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实务能力。通过校内实践性教学和校外实习等方式增加法律实践的机会，一方面培养了法律硕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促使法律硕士了解现实的法律生活，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也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特色。

实践性教学不仅是培养法律硕士实践能力、职业道德的重要方式，也是增强法律硕士获取信息资源主动性的重要途径。比如案例教学，必须针对某一法学理论或法律规范检索到与之相符的典型司法判例加以剖析，从而加深对该法律和法律规范的认识及理解。这种英美法系的教学方法，着重培养法律硕士掌握法律信息资源的主动性，促使学生在课前大量阅读法律资料，掌握与案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线索一。在有限的时间把握有效的法律信息资源，法律硕士必然非常注重法律信息的检索方法和检索途径，这对法律信息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将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以后的法律职业生涯打下了信息检索手段的良好基础。

3.3　师资建设

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是成为应用型人才。它不仅要求法律硕士掌握法学理论，而且更为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但我们的法学教师大多是从学校到学校，对法律的认知大都来自于书本，知识结构一般为纯理论性知识，缺乏法律实践工作经验。法学教师这种宣扬只有“深邃”的法学理论才是法学教育的基础和根本的思想和做法，导致在掌握法律信息资源方面和检索内容方面，他们过多重视法学理论到理论的信息检索，而忽视了大量的司法案例的检索，这必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教学效果，法律硕士法律实践性信息能力就难以在他们的指导下提高。所以要培养法律硕士信息素质的全面性，首先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经典案例与法学理论有机结合，通过教授法律硕士如何通过文献资源、数据库资源、网络信息资源检索法学理论信息和案例信息，才能真正培养出拥有全面信息素质能力的职业型、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

另外，教师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引导法律硕士对案例进行讨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即利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将收集的各种与案例分析有关的资料素材、课程中的相关内容设置链接，并在网上设立教师资料区等，使法律硕士进入教师资料库，查阅一些必要的参考资料，对相应的思考题进行分析，要把自己放到案例的情景中去，根据情景提出相关的问题。这种网络环境下情景式的法学案例教学对教师和法律硕士的信息素质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3.4　法律信息检索课

除了法律硕士本人的努力和法学专业教师的指导，法律硕士信息素质的提高与图书馆的专业馆员分不开。图书馆馆员不仅要承担收集资料(馆藏发展及管理)、组织资料(编目)、保存资料(收藏及保护资料)及检索(提供目录检索和使用参考出版物等)的任务，还要承担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为学生提供法律信息检索课。通过开设法律信息检索课，帮助他们了解法律信息资源的内容、分类，提高他们法律信息检索的能力。针对法律硕士的特点，开设的信息检索课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

・制定检索策略。指导法律硕士如何准确、方便的检索系统，培养他们对检索语言的分析能力、检索式的确定能力、检索途径的选择能力和对检索结果的评价能力。

・法律信息资源判断。指导法律硕士评估馆藏资源的内容、形式及其检索性，评价不同法律数据的质量，确保他们使用良好的数据库。

・法律信息处理。帮助他们通过检索手段寻找法学理论与案件的矛盾焦点，迅速查找所分析案件需要的法律法规和各种司法解释。

・法律信息交流。培养他们运用现代信息检索手段和多媒体技术，积极参与网络环境下的法学案例教学。

3.5　图书馆馆藏资源

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对法律硕士信息素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没有丰富的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法律硕士的信息素质培养和教育就没有一个良好的平台。图书馆不仅要收藏印刷型的文献信息资源，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建立数字化的信息资源已经成为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第9篇：地理信息科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测绘学 新技术 应用

测绘学古老而现代，绘学现在正在向一门刚兴起的学科―地球空间科学发展。测绘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测绘学的发展在世界上古史时代，就有利用测绘学治理尼罗河泛滥后农田边界整理的传说。公元前7世纪，管仲在其所著《管子》一书中已收集了早期的地图27幅。公元前5世界至3世纪，我国已有利用磁石制成最早的指南工具“司南”的记载。公元前130年，西汉初期便有了《地形图》和《驻军图》，为目前所发现我国最早的地图。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测绘学科的理论、技术、方法及其学科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当代，由于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测绘学的理论基础、工程技术体系、研究领域和科学目标与传统意义上的测绘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测绘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球（当然再未来将发展到外太空，研究其他的星球）。人类对地球形状认识的逐步深化，要求精确测定地球的形状和大小，从而促进了测绘学发展。因此，测绘学可以说是地球科学的一个分支。测绘学的研究成果是以地图为代表的信息产品，地图的演变及其制作过程、方法是测绘学进步的一个主要标志。测绘学获取观测数据的工具是测量仪器，测量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测绘方法和测绘仪器的创造和改革。测绘仪器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游标经纬仪到小平板、大平板仪、水准仪、航空摄影机、摆仪、重力仪、全站仪，测量机器人，数字绘图机。成果也从原来的手绘地图到数字地图，由原来的二维地图到现在的三维地图，四维地图，最近由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制的“天地图”这一伟大成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

测绘学的科学地位和作用意义重大。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测绘学在探索地球奥秘和规律、深入认识和研究地球的各种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在的测量技术可以提供几乎任意时区域分辨率系列，具有检测瞬时地理事件如地壳运动，重力场的时空变化，地球的潮汐和自转等问题，这些观测成果可以用于地球内部物质的研究，尤其在解决地球物理方面可以起到辅助作用。测绘学在国民经济上的作用是广泛。丰富的地理信息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基础，为构建“数字城市”“数字中国”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在现代化战争的今天，测绘学在武器的定位、发射、精确制导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另外在防灾减灾方面，测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作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中，测量所的的地图在救灾中起指导作用，减少了灾难等带来的重大损失。在以后的发展中，测绘在防灾、减灾上仍然将发挥它的作用。

测绘学的分类。随着测绘科技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大地测量学、普通测量学、摄影测量学、工程测量学、海洋测绘和地图制图学等分支学科。大地测量学研究和测定地球的形状、大小和地球重力场，以及地面点的几何位置的理论和方法。普通测量学 研究地球表面局部区域内控制测量和地形图测绘的理论和方法。局部区域是指在该区域内进行测绘时，可以不顾及地球曲率，把它当作平面处理，而不影响测图精度。摄影测量学 研究利用摄影机或其他传感器采集被测物体的图像信息，经过加工处理和分析，以确定被测物体的形状、大小和位置，并判断其性质的理论和方法。测绘大面积的地表形态，主要用航空摄影测量。工程测量学 研究工程建设中设计、施工和管理各阶段测量工作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为工程建设提供精确的测量数据和大比例尺地图，保障工程选址合理，按设计施工和进行有效管理。海洋测绘 研究对海洋水体和海底进行测量与制图的理论和技术。为舰船航行安全、海洋工程建设提供保障。地图制图学 研究地图及其编制的理论和方法。

工程测量学。工程测量学是研究工程建设和自然资源开发中各个阶段进行的控制和地形测绘、施工放样、变形监测的理论和技术的学科。测绘科学和技术(或称测绘学)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和现展的一级学科。该学科无论怎样发展，服务领域无论怎样拓宽，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无论怎样增多或加强，学科无论出现怎样的综合和细分，学科名称无论怎样改变，学科的本质和特点都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