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精选(九篇)

第1篇：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产业政策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和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货币政策与以往相比肩负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也面临更多的挑战。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存在诸多模糊、边界不清的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准确处理好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深层次挖掘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才能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货币政策和财政、外汇、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四者既有着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也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

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关系

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一是在宏观调控中相互配合、优势互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各有特点，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在实际操作中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不同的政策时效，所以二者可以形成合力，共同对经济进行调控。二是同是资金分配的渠道，都与货币流通密切相关，二者的出发点都在于对资金流通中出现的对有悖于货币流通和市场供求的现象进行调控。三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别通过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和采用税收增减、发行国债、调整支出规模与结构等手段实现对全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二者都是主要通过实施扩张性或者紧缩性政策，调控总体经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使之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但同时二者的调控范围存在差异，在流通领域中货币政策起主要作用，在分配领域中财政政策起主要作用。四是货币政策具有鲜明的总量特征，而财政政策的结构特征较为突出。二者虽然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货币政策具有更鲜明的总量特征，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全国的货币供给总量。财政政策具有更鲜明的结构特征，财政政策可以调节不同地区、产业、企业甚至个人的收入水平①。五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侧重于货币稳定，而财政政策的目标则更为广泛。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收支平衡等都是二者调控的目标，但各有侧重。其中，货币政策侧重于价格和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财政政策起着调节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的作用。在调节收入分配公平方面，货币政策也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一般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手段来解决②。

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的关系。一是外汇占款的增加会导致货币供给量扩张、供给结构改变及供给内生性增强。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占款持续增长。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外商直接投资及热钱的流入也导致了外汇占款的增加。截止2014年3月末，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余额为272149.14亿元，较2014年2月末的270407.88亿元增加1741亿元，为连续第九个月增长。可见，外汇占款是货币供给的主渠道之一，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首先，外汇占款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扩张。随着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不断增加。根据货币供给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随着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加，货币供给量扩张。其次，外汇占款使货币供给结构发生改变。外汇占款导致对外部门资金充裕，对内部门资金匮乏，从而对外部门发展较快，对内部门发展受到限制。我国的外向型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向型企业主要集中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远好于内陆地区，这将加剧我国的“二元结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再次，外汇占款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大量企业或个人的外汇收入卖给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不能独立自主地控制货币供给量，增加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③。二是汇率的灵活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随着我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资本流动加剧，汇率的灵活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另外，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微观主体适应汇率变化的意识增强。

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一是产业政策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引，起到方向性作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会把握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把产业政策的方向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二是货币政策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引导资金流向政府希望发展的行业，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配合，实际上是通过信贷政策来最终实现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控制产能过剩的行业的信贷投放力度，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另外一方面货币政策从信贷政策出发向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倾斜，降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金融门槛，通过贷款优惠鼓励行业投资。三是产业政策作为结构调控政策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不足。货币政策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具有总量特征。而产业政策是指向产业的特定政策，从而可以作为结构调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不足。

货币政策受到的挑战和限制

货币政策面临平衡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挑战。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最重要目标在于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总体上是一对矛盾，只要增长速度、不顾物价稳定，或只要物价稳定、不顾增长速度都相对容易，难的是二者兼顾。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往往会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如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增加投资，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造成物价上涨，这样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就出现了矛盾④。如何平衡好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把二者的目标设计在一个合理的波动范围内，将是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货币政策面临平衡独立性与政府干预的挑战。央行独立性的提高，可以有效地遏制政府扩张经济的冲动，提高中央银行的信誉，更低成本地遏制通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在不断提高，这主要体现在目标独立性和经济独立性上，而政治独立性依然较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实施货币政策的这一安排是合适的，当前这个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未来货币政策对独立性的要求会逐步提升，如何平衡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将成为货币政策未来重要的挑战之一。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存在“缺位”、“越位”及配合协调机制不充分问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缺位”主要表现在：近年来社会资金总量、结构存在扭曲现象，一方面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资金结构不合理、资金供求失调现象较为普遍。二者“越位”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界限模糊、互相挤占。第二，银行在宏观调控中代行财政职能，如在有些地区用银行贷款充任财政拨款和补贴，财政与信贷存在扭曲现象。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缺乏充分的协商研究和紧密联系的机制，政策配合不够，容易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消。

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外汇政策的考验。在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有时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而被动吸收外汇，此时货币投放量会增加；而有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控制货币供给量，又无法维持汇率稳定，使得货币政策陷入抑制通货膨胀与维持汇率稳定两难的境地。为解决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之间的冲突，中央银行只能采取再贷款进行冲销。但是目前，同时把握这两个目标难度也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资本流动不断加快，中央银行既要协调内部均衡又要协调外部均衡，还要不断应对外来冲击，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峻考验⑤。

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货币、财政与产业政策之间缺乏协调。在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财政部希望中央银行能够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其财政借贷的成本，而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在于维护币值稳定和物价稳定，这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愿景就有所冲突。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会存在互相扯皮的情况，相互间的政策协调可能演变为政策内耗，这会进一步影响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⑥。

理顺我国货币政策的建议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建立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发改委、外管局等部门的协调机制及信息共享平台。目前，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和外管局等部门之间没有真正建立起各政策部门的交流通道。长远来看，我国应该考虑建立持续性的货币、财政、产业、外汇政策之间的磋商机制。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可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委员会，成员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及外管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构成，定期召开政策协调会议，就不同调控政策进行协调。评估前期不同政策实施效果的同时，再针对下一阶段的预估从政策协调的视角提出改进政策措施的意见，并向其他部门通报下一阶段本部门拟采取的政策措施，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避免不同政策之间的冲突或内耗。另外，要建立各部门间统一的政策信息数据库，完成对各部门政策实施信息的汇总、整理及分析，为各部门下一阶段的政策提供依据，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以避免决策口径的偏差，提高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效应。

货币政策应引导商业银行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但增加对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等的倾斜。第一，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银行信贷，引导商业银行减少对过剩、落后产能的贷款，加强信贷管理、着力优化信贷结构。第二，适当加大对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和服务业等的贷款投放，降低这些行业的金融门槛，并给予优惠的贷款利率。

政府应加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目前，社会已进入信用经济时代，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信用成为信用经济中重要的一环。但目前，我国金融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完善，金融信用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应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是建立金融信用法律体系，使得金融信用能够有法可依，在法律框架下实现信用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二是以中央银行作为依托，建立金融信用平台，既包括对企业的信用管理，也包括对个人的信用管理。三是完善信用奖惩机制，惩罚不良信用的同时，对信用良好予以奖励，以保障信用体系的高效运作⑦。

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定位，进一步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中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为“咨询议事”机构，但这从法律角度来讲是不够明确的，从其近年来实际发挥的作用来看，是一个“准决策”机构。短期内，应当从法律的角度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准决策机构”的地位，从法律上厘清与政府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逐步由“咨询议事”机构、“准决策”机构向专门的货币政策决策机构转变⑧。

调整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结构，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一是调整成员结构。为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可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结构，增加中央银行内部成员、工商业界的代表及学术界代表。同时，要明确委员的任期，并且要增加一定比例的专职委员。二是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信息披露制度，并向社会公布货币政策决策的程序、决策过程所依据的经济金融信息，披露会议记录及投票的情况，以让市场和公众更好地了解货币政策趋势，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

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合理调整各项政策配合的重心。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中，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对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的引导作用。首先，要进一步提升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样能够使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有迹可循⑨。其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化，在制定国家的产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要充分考虑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并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为其他政策的制定提供最新的方向。

新时期，可以利用深化金融改革的时机，进一步理顺我国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总体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外汇政策、产业政策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同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四者既有着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也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货币政策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当前货币政策提高有效性的重要途径之一。

同时，货币政策与政府之间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如何理顺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的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委员会；在行业层面，引导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增加对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的贷款投放力度；对于货币政策委员会，一方面要明确其定位，进一步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调整其成员结构，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金融信用方面，要加强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最后，要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合理调整各项政策配合的重心。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注释】

①《中国金融》编辑部：“金融改革发展建言录―两会经济金融界部分代表委员谈金融”，《中国金融》，2014年第6期。

②贾康，孟艳：“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几个问题”，《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7期。

③王爱俭，王Z怡，武鑫：“国际资本流动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基于外汇占款传导路径的分析”，《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④黄燕芬，顾严，翁仁木：“近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1期。

⑤朱亚培：“开放经济下国际收支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⑥吴盼文，任碧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华北金融》，2007年第9期。

⑦岳隆杰：“金融信用体系建设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途径”，《济南金融》，2004年第3期。

⑧何运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性的作用与边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第2篇：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

［关键词］地方高校 融资 结构

1998年我国高校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为中央和省两级政府，由行业主管的高校多数归地方管理，同时启动了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合并。至2009年，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已达2285.15万人。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大，支出日益加大，资金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新形势下，高等教育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需要高校进行多渠道融资。研究地方高校融资结构及其优化问题，有助于地方高校不断完善融资结构，提高独立自主办学能力，促进地方高校可持续发展。

一、地方高校融资结构的现状

1.我国地方属高校融资结构

我国地方属高校以各省级人民政府管理为主，少数院校由教育部及其他部委管理。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是地方属高校财政经费的主要来源。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沿海非沿海的各省区经济发展差异甚大，受地方财力的影响各地政府对高校发展投入力度也存在很大差异。目前我国共有高校3529所，其中中央部属109所，多数高校划归地方政府管理。从表一中对比中央属高校和地方属高校的融资结构，可以发现，中央属高校财政投入占高校的经费收入的比重明显高了很多，前者点总收入的比重为55.79%，而后者仅43.79%；而2008年仅学费收入地方属高校占总收入的41.03%，中央属高校仅占17.76%，同时可以看出中央属高校的社会收入及捐赠收入更多，而地方高校则过多依赖财政拨款和学杂费收入。作为本研究样本省份的福建省在各项融资收入的构成比例上与全国地方属高校基本一致。

2.福建省高校融资结构

2008年福建省地方普通高等学校共92所，在校生522217人，高校收入1998年至2008年的11年间收入由7.8亿元增长至9.0亿元，增长了11.48倍。从收入构成看，高校的教育经费主要由财政拨款、事业收入、校办产业等社会服务收入、捐赠收入和其他收入这五类构成。福建省高校融资的主要来源为财政拨款和事业收入，而事业收入以学杂费收入为主。除财政拨款和学杂费外，科研经费、社会服务、捐赠和其他收入是高校收入的主要补充来源。从融资收入来源渠道上看除了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外，还有学校房产出租、科研成果转让、合作办学收入、捐赠等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资料显示2008年福建省地方普通高校共计取得各种收入886.7亿元，其中财政拨款360.14亿元，约占40.62%；事业收入共取得454.15亿元，约占51.22%，其中学杂费收入363.82亿元，约占总收入的41.03%；捐资收入6.10亿元，约占0.69%；校办产业等用于教育的收入0.26亿元，约占总收入的0.03%；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计24.90亿元，约占总收入的2.81%;其他收入41.15亿元，约占总收入的4.63%。

从表2可以看出，1998年至2008年各收入结构的比重中，财政拨款在高校融资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55.39%下降为40.62%；1999年和2000年财政拨款占融资总收入的比重较高，分别为70.26%和62.62%，说明在扩招的初期，福建省在高等教育方面的重视，体现上办学经费的支持。2003、2004年福建省许多高校启动大学城建设，福建省财政对进入大学城地区的高校给予了更多的财政投入，同时重点大学建设也在这两年启动，省属重点大学的财政投入显著增长。2001年至2008年，财政拨款在融资总收中比重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

与此同时，事业收入（包括学历教育的学杂费、非学历教育的培训费等）在高校融资中的比重呈显著上升，由31.40%上升至51.22%，其中学杂费收入构成事业收入的主要部分从1998年的21.63%上升至41.03%，说明扩招后福建省地方高校学费收入显著增长，实现高校多渠道融资办学，对地方高校增加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校办产业等社会服务收入由1.45%下降为0.03%，捐赠收入由1.658%下降为0.698%，其他收入由10.11%下降为4.63%。

通过分析纵向的数据，我们发现，1998年校办产业等服务业收入、捐赠收入、其他收入这三项收入占总收入的13.21%，在扩招后的10年间，虽然各项融资收入明显增长，但这三项收入的总比重却不足总收入的5%，占高校总收入的比例依然偏低。同时可以发现，1998年扩招后至2004年前后，相对于高校经费总量的上涨，福建省高校融资结构似乎已经趋于稳定，福建省地方属高校的经费来源仍以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为主要融资渠道，这两个主要的融资来源在福建省高校融资收入中的比重在95%左右；福建省地方高校多渠道融资能力十分弱，除教学和科研外的其他活动并未给高校带来更多的经费支持。

二、地方高校融资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融资渠道较单一

我国高等教育筹措资金的渠道历来单一，主要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学杂费、科研经费收入、校办产业服务收入和社会集资等都是高校融资的主要渠道。虽然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生很大变化，但财政拨款和事业收入的在地方高校融资结构中的比重变化不大。这说明，我国多数地方高校的融资来源比较单一，过多地依赖公共财政拨款和个人投入，对提供服务收入和资源有偿利用等其他渠道融资的能力十分弱。虽然高等学校承担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任务，拥有教学培训和科研成果方面的天然优势，然而，由于缺乏与市场对接机制和转化平台，地方高校的成果转化及非学历培训方面的优势却通常没有得到发挥。此外，地方高校的其他融资渠道通常有房产出租、校办企业上缴利润、捐赠收入、专利使用等，这些收入在总体融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十分低，而且并无一般的规律可循。

2.高校融资制度不健全

《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都规定财政拨款是高校的主要资金来源，高等学校的举办者应当保证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十七大报告也指出公共财政要加大教育的投入。地方政府作为地方高校的办学主体，以财政拨款的形式对地方高校投入办学经费。财政拨款包括综合定额拨款、项目拨款、专项拨款等。其中综合定额拨款是按定额确定的，财政部门根据学生数、教职工确定经费拨款数额，但其他拨款并不确定。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为高校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但可以看到，地方财政对高校的投入并没有随着招生数的增加而增长，生均经费逐年下降。

此外，除财政拨款和学杂费收入外，其他融资渠道的收入也是无法确定，并无制度保障。高等学校的办学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学校除了财政拨款外，更多地要依靠高校自身完成融资。同时，金融工具创新给高校融资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高校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兴办校办产业，运用基金进行融资，联合或合作进行股票融资等。但这些金融工具在高校中的运用，需要有法制法规的完善、政府的政策保障、高校适应的管理体制。虽然国内高校也有金融工具创新的成功案例，但现阶段高校融资制度不健全，全面实现利用金融创新工具对高校进行融资存在一定的障碍。

3.公共财政拨款与个人投入比重差距逐渐缩小

财政拨款无疑是高校最主要的融资来源，虽然我国高校学费标准从2000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但近年来，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高校收入中学杂费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高校从其他渠道的融资来源十分有限，生均财政拨款数额在减少，学杂费在高校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因而财政拨款和学杂费在地方高校收入比重逐渐缩小。虽然扩招为地方高校融资带来了增收，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招生规模扩张需要教学设施购置、仪器设备等更新、师资力量、人才队伍的配套，导致资金的需求剧增。同时现有学费标准虽然已很多年未进行调整，但现在的研究表明已超出居民家庭的承受能力，学费提高的空间有限。对高校而言，通过学杂费进行融资的空间有限。

三、高校融资结构优化建议

1.提高公共政策扶持力度

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校适当减免税收，可以降低高校服务成本，增加高校创收的积极性，提高高校竞争及创收能力。适当控制高校招生规模，实现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与社会经济增长的同步，促进高等教育的稳步发展。

2.开拓渠道筹集资金，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1）加强学校资产管理，充分利用校区资源，用既有的固定资产、专利技术、实验室、仪器设备等，使其发挥经济效益。

（2）积极争取科研经费，进行合作办学，招收海外学生等，将高校的智力资源转换为资金优势。

（3）除争取校友捐赠资金外，高校也要开发适合捐赠的项目，如学术活动、学生活动方面的资助。

（4）科学合理运用可行的融资方式进行多渠道筹资。除采用适当贷款外，科学论证引入BOT项目建设融资方式，开展融资租赁进行设备购置，资产转换等。

3.高校应制定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

高校应根据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和融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制定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降低资金成本和风险，优化融资结构。不仅要合理搭配短、中、长期的融资期限，也要科学搭配直接和间接的融资品种，避免资金闲置和集中支出，进行多元化的融资策略和最优资金成本，达到降低财务风险、资金效益实现最大化的目标。

4.建立高校办学资金绩效考评和监督约束机制

对高校资金的资金使用进行科学有效的绩效考评，同时对高校经费的合法有效性进行全面评估，有利于高校强化内部管理，提高资金管理的有效性。建立高校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对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离任审计。此外，从法律的层面上，对高校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资金管理效益目标、民主决策执行情况等做出规定，将高校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全面结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参考文献：

[1] 赵兴河 张为：对公立高校融资渠道多元化的探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9(3):52-55

第3篇：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作用的发挥，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而金融杠杆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财政杠杆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而金融杠杆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财政杠杆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而金融杠杆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由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效果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货币政策，做到财政分配总规模的大体平衡；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包括税收杠杆、补贴杠杆、预算杠杆、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杠杆等；加速包括金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在内的市场建设，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建立在市场行为之上。

2006年我国应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

2005年我国实行了“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模式，经过2005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为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从中可以看出，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因此，2006年我们应该掌握以下原则：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2006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在即，银监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硬性的要求，中国的银行业呈现出一个“松货币，紧信贷”的局面。因此，央行的政策重点应放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抚平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基本稳定上。

近年来，在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不断扩大、外贸顺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稳定的任务应优先于保持人民币国内价格的稳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后，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不减，体现为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呈逐渐上升的态势。截至2005年10月中旬，人民币汇率与汇率改革时升值2%的水平相比，进一步上升了0.3%，境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出现抬头之势。在这种条件下，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的稳定关系到外部需求的利用，从而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紧密相关。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做好反周期操作，抑制不稳定因素。

第4篇：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

关键词：农民收入结构；农村消费；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农业信贷投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

中图分类号：F014.5；F323.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2003409

一、引言

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而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费乏力、投资过热、外需不足和经济结构失调。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内生增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一过程又必然需要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但是事实情况却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高速、持续的增长势头，而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不断走低，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低下。“十二五”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继续加快推进农民增收、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扩大财政金融支农力度、打开农村消费市场、保持农村消费扩张是拉动内需、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扩大内需的关键还是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口从82.08%（1978年）下降至47.43%（2012年），但农村消费总量却不足全国的1/3。从城乡居民消费对比情况来看（见图1），城镇居民消费占比一直不断上升，而农村居民消费占比却从62.1%（1978年）大幅下降至22.2%（2012年）。单就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而言，近年来农村消费进一步出现萎缩现象，1978―2012年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长率为11.75%，而1997―2012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仅有8.78%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3）计算所得。 。不可否认，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分配不公是直接因素，农民增收渠道及收入来源单一化是主要困境，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引导偏颇是关键环节所在。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改革开放前是相对稳定的，改革开放之后城乡收入比从2.57（1978年）扩大到了3.10（2012年）。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见图2），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一直是农民收入的主体部分，且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持续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比重不断上升；近年来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自2008年起两者比重之和开始突破总收入的10%。从财政金融支农来看，1997―2011年人均财政支农年均增长率为22.23%，人均农业贷款年均增长率为23.09%，但这些支农支出大多以补贴的形式进入农民手中，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大打折扣。由此看来，在当前乃至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要提升我国消费空间，必须把握好扩大内需的关键，努力实现农村消费增长。这就需要从收入着手刺激最为广阔的农村消费市场，并通过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引导广大农民成为合理的消费市场群体。因此，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变迁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引导对农村消费的影响，不仅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关注的重点，也是当前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王小华：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外部输血性引导与扩大农村消费

西方经济学家对收入与消费及其结构的关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Edward首次提出家庭消费结构支出分类法。现代消费理论则起源于凯恩斯（Keynes，1936）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Duesenberry，1949）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和布努伯格（Modigliani & 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7）的永久收入假说。之后Hall（1978）考虑到不确定性的存在，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提出随机游走假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预防性储蓄理论（Leland，1968）获得极大发展，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在吸收了理想预期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进行了重要拓展，发展起了流动性约束假说（Zeldes，1989）、预防性储蓄假说（Caballearo，1990）以及各种预防性储蓄模型（Zeldes，1989； Deaton，1991；Carroll，1992；Guiso et al，1992；Dynan，1993；Wilson，1998；Carroll，2006），使理论对实际消费数据的解释能力不断加强。

借鉴国外经典的收入―消费理论，近年来国内学者针对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的研究明显增多。李锐和项海容（2004）指出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水平，但暂时性收入对消费支出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蔡跃洲（2009）在对我国农民收入构成进行分解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农民消费的各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指出当前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及国家财政农村救济费支出。张秋惠和刘金星（2010）基于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正处于升级变动之中，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而非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却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祁毓（2010）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对于农民而言，虽然家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但与家庭经营收入相比，工资收入增加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更大；转移性收入增加能够显著地影响农民消费，财产性收入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却并不显著。温涛等（2013）基于2004―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各项收入对各项消费的作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其分项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在有关经济问题的研究中，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往往是两个广受重视的解释变量，财政金融支出无疑成为探讨消费问题的核心制度因素。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将通过乘数效应带动产出的成倍增长，再通过消费函数拉动居民消费。新凯恩斯主义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进一步再现了这一结论，于是基于此的研究大多得出政府支出会挤入私人消费的结论（Karras，1994；Blanchard et al，2002；刘溶沧 等，2001；胡书东，2002）。但Bailey（1971）首先认为在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也就是挤出效应。Barro（1985）通过建立一个关于政府在消费和服务上的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拓展了Bailey的研究，认为虽然政府的公共支出在短期和长期都具有正的消费与产出效应，但政府支出短期内增加引起消费增加的幅度小于政府支出增加的幅度，而政府支出长期增加的产出与消费效应比政府短期支出增加的产出与消费效应更低，这进一步显示了长期中政府支出对消费与产出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 Aschauer（1985）和Ahmed（2000）等。具体到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也主要存在以下分歧：一种认为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是挤出的（Kormendi，1983；Andrew et al，2008；殷善福 等，2011；李伶俐 等，2012），另一种则认为是挤入的（Devereux et al，1996；Barnett et al，2010；胡永刚 等，2009；李晓嘉，2010）。另外，尽管以往的研究证明农业信贷补贴政策在不少情况下无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但是，Jappelli等（1998）研究发现，越是信贷受约束的个人越是有较大的消费敏感性。刘广明（2011）指出，金融支持是农村消费市场开拓的关键环节所在，金融将通过投资和消费信贷两种注入方式推动农村消费。李伶俐和王小华（2012）运用我国1952―2009年的数据研究表明，农村信贷的增加对农村消费有强劲的促进作用。

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者已经对农民收入与农民消费、财政金融支农投入与农民消费的关系做出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对农民收入不同构成、财政金融支农投入与农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焦点。但相关文献却更多的只是从整体层面所进行的分析，少有研究考虑到不同时空内农民收入构成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显著差异对消费产生的不同影响，因此制约农村居民消费扩张的因素还有待于进一步揭示。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农民收入结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与农民消费之间的时空差异进行深入探索。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1.实证模型推导与构建

根据Hayashi（1982）的研究思路，我们首先可以得到一个农村经济的总消费函数：

（2）式中，如果β>0，则说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促进（挤入）的作用，反之则反。

对于式（1），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收入是农村居民财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根本性因素。然而，在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等诸多因素影响之下，不同性质的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假设中国农民既是消费者，又是直接的生产经营者和投资者，其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是密不可分的。由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复杂，支出去向多样化，本文假设农村经济中存在借贷的情况，我们可以把农村居民（消费者）的财富总量写成其各项收入现金流量的现值总和，即：

考虑到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作用，我们把gt移项后并入到Gt中，然后用β1、β2和β3分别表示项Yt、Gt和Lt 前的系数，式（5）可简化为：

因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其性质可分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所以式（6）可进一步转化为：

上式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受到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水平（G）、金融机构农业信贷投入水平（L）以及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Y1）、经营性收入水平（Y2）、财产性收入水平（Y3）和转移性收入水平（Y4）的综合影响。

2.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被解释变量：consumption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2）。

解释变量：（1）农民收入结构，wageit、businessit、propertyit和transferit分别表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2）。（2）外部输血性引导，fiscalit和loanit分别表示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指标，用以反映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农民消费的推动作用。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可通过信贷和财政支持实现为“三农”“输血”，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供求的矛盾，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提升农民消费水平的目标。因此，本研究采用人均财政支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人口之比）和人均农业信贷量（农业信贷年末余额总额除以农村人口）来衡量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进而分析外部输血性引导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以及2010―2012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文中变量均以人均数而非总水平值表示，是为了更好地排除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影响；同时考虑到面板数据固有特性，为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多重共线性等问题，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处理。表1为实证研究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做面板数据分析时，首先应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最优测度。为此，进行面板模型的F检验，如果F值大于临界值则摒弃混合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Hausman检验，如果Hausman值大于临界值，则说明应该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否则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本文使用STATA12.0软件对1997―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包括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投入）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另外，为了验证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段的差异，本文第一个模型采用了全样本进行回归，然后的9个模型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也就是每7年为一个时间段，后一阶段为前一阶段剔除最前面的一年之后再增加一年），各个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不难看出，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模型I―X均采用固定效应影响形式。从面板模型的拟合优度看，每个回归模型的R2均大于0.625，完全满足面板数据的估计精度要求；所有模型的F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能通过检验，表明模型中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很好。另外，所有模型中的同一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各项回归系数保持符号完全一致，只是其显著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说明农民的各项收入以及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长期关系比较稳定。除此之外，模型II―X的拟合优度呈逐渐扩大的趋势，足见各解释变量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在不断增强。

由表2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1997―2011年，农村居民的各项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和和农业信贷投入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均表现为显著的挤入作用，且收入结构的回归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一直以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只是近年来有所下降，但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之比仍在45%以上），因此对消费的贡献作用也最大，与预期相符。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组成部分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仅次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并且近年来两者占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靠近，但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却远远小于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虽远远小于家庭经营和工资性收入，但对消费的贡献却明显大于工资性收入（0.12>0.09），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民的消费支出存在明显的“心理账户”心理学中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理论认为，人们会根据财富来源的不同将收入与支出划分成不同性质的、收入与支出相互对应的多个心理分账户，每个分账户有单独的预算和支配规则，金钱并不能容易地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Thaler，1985），因此，不同来源的收入具有不同的消费结构和资金支配方向（李爱梅 等，2007）。 现象，通常当收入位于某一水平之下的情况下，人们会把辛苦挣来的钱存起来不舍得花，但是如果有一笔“意外之财”，则可能很快就花掉。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其转移性收入具有暂时性、非传统收入的特征，虽然在收入构成中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在农民消费支出过程中却表现出相对宽松的状态，从而对生活消费的拉动效应就较为明显（温涛 等，2013）。财产性收入的回归系数最小，可能原因是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过于单一，且数额太小（1985年至今，财产性收入占比一直低于4%）。这就客观上要求逐渐、稳步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丰富收入来源渠道，使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对于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长，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措施就是确定农民的“三权”农民的财产权包括土地的经营承包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经济的收益权，即农民的“三权”。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认为，农民“三权”资产化，是解决农民创业、解决农民资金缺乏，进而解决家庭收入增收的一个重要手段。允许农民把“三权”作为一种资产进行抵押贷款，这样农民在外地打工需要买房定居时，可以使用这笔贷款解决面临的问题。 ，因为能为农民带来收入的财产是具有增值能力、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具有流动性的财产，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条件是要让农民拥有财产并得到法律有效保护，要创新相关金融产品，发展农村金融市场，要让更多的农民具有金融知识和金融意识。

从外部输血性引导的相关变量来看，虽然总体上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投入均对农村居民消费起到了显著的挤入作用，但近年来，这种挤入作用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弱化趋势（模型II到模型X中财政支农和农业信贷对应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均有所降低）。一方面的原因可能在于财政金融政策对“三农”的支持还存在结构效应，意味着不同类型的支农支出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机理与路径不同，导致影响效果不同。比如有的研究认为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补贴性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朱建军 等，2009）；尹学群等（2011）的研究表明，农户信贷中的农业生产性信贷水平对农户消费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消费型信贷水平却与农户平均消费水平有负相关关系。当支农支出在各种类型的分配偏重不同时，便会改变其对农村消费挤入作用的强弱程度。另一方面的可能原因是财政金融支农政策长期以来作为一种外部输血性引导的外生机制，不可避免会带有投入随意性比较大、短期频繁波动、应急色彩浓厚等突出问题（温涛 等，2012），因此在长期内，对于促进中国农村消费市场的作用极为有限。再加上长期、重复的财政支农容易使各方形成补贴依赖，不利于农民和农业的自身发展，对农村消费困境的摆脱也只能是“杯水车薪”。面对数量庞大的贫农，资金明显不足和相关政策不够完善，最终导致大量财政金融支农资金配置不合理，部分真正急需消费的穷人可能处于财政支农政策的“锚定”之外，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作为一种外生力量对拉动内需的重任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在长期内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形成明确的原则、使用方向、操作规则和监督检查制度，否则可能造成资源分配不当和浪费（王小鲁 等，2005），同时需要注重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密切配合，才能对扩大农村消费起到互补增效的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表示外部输血性引导，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民收入结构（包括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变迁（包括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投入）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农民的各项收入对其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但是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相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其消费的贡献却在逐渐降低。（2）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也对农民消费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出了明显的弱化趋势，且其作用明显小于各项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扩大农村消费不再是简单地提高农民收入总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调整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的配置方向。因此，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在不断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更加重视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优化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引导方向，最终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体来说：（1）继续推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务农、务工收入，在保障与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总额的增长的同时，积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扩张，保证原有重要性收入份额的同时尽量丰富收入来源渠道，使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2）财政支出是政府行使职能的重要体现，金融支持是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所在，两者作为重要的外部输血性引导，其规模的合理化和结构的优化对于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要适应农民的需求，调整财政金融支农结构，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和农村信贷中的生产性信贷投入。另一方面应解决好长期以来财政金融支农投入随意性比较大、短期波动频繁、应急色彩浓厚等突出问题，尽快构建并健全长效机制，确保财政金融支农投入随国家财力增长和金融发展而合理地持续较快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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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

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协调配合运用两个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四，信贷集中与“惜贷”并存，扩张的货币政策缺乏必要的传导机制，淡化了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当前，一方面，金融机构存在大量闲置的供给型资金与经济发展急需的巨额资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运用。截止到2002年末，预计全国金融机构存大于贷将超过4.5万亿元，比通货紧缩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万多亿元，其中近几年新增近2万亿元，银行资金运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资金浪费和效益滑坡，金融运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各产业主体又急需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财政可支配资金无力担此重任，“造血”与“输血”严重脱节。如何将充足的金融资源总量优化、结构配置到各产业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下，从1997年开始，中国金融体系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取得显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银行内部法人制度和授权授信制度，银行评估项目、管理资金更为严格、谨慎和科学，同时也削弱了整体金融供给资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机构无贷款审批权限）。这种日趋理性的经济金融环境降低了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运行效率，形成了信贷资源向优势地区（沿海地区）、优势行业（电力、电信、烟草等）、优势企业（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集中，且呈不断强化的态势。内陆地区、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形成了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闲置与营销“惜贷”的结论。对此有人从货币渠道传导机制上寻求破解上述课题的答案。从疏通传导机制出发增大积极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会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当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确立以后，货币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运行传导机制和载体，形成与市场金融运行相适应的风险利益配置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主体在传导货币政策缺乏主动性、创造性的体制诱回，是克服信贷传递渠道不畅的根本出路。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第六，财政政策淡出、货币政策弥补问题。当前，相当一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正在积极探讨以货币政策来弥补积极财政政策退出空间的问题。货币政策弥补财政政策的退出，其关键在于促进经济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以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部门，往往是信贷可得性比较高的部门，而不是融资困难的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政策没有必要来弥补财政政策的退出空间，只有在总量意义上，促进经济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和稳定价格指数这些方面，货币政策才有发挥作用的必要。对此，货币政策的政策空间主要有：（1）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尤其是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可以降低社会的投资成本，促进社会投资。目前，我国的贷款利率仍在5%以上，商业银行的利差有3个百分点以上，因此贷款利率仍然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2）加大对中小金融机构资金的扶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的投资，增加中小民营经济的信贷资金支持，促进社会总投资的增长，稳定价格指数。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政策具有弥补积极财政政策退出空间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周荣芳，王晓蕾，方昕。英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框架和传导机制[J].中国货币市场，2002，（7）：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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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海鸥。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6]　王朝弟。转型时期中国金融热点问题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第6篇：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经济的回暖。但在后危机时期，我们将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怎样科学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又应怎样协调?这些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尽管财政政策在长期内会影响经济增长，但从短期来看，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无助于经济稳定；货币政策更适合于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须协调配合。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上述观点。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阐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完全独立，因为两者共同受到一个统一跨时政府预算方程约束。如果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无法持续，最终势必迫使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诺德豪斯(1994)运用博弈模型开创性地证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不合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损害相当之大，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财政部的目标侧重于增加产出和提高就业，倾向于扩张的财政政策；而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中央银行预料到这一点后就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图消除或者缓解因财政扩张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时纳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财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间投资，结果财政赤字并没有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产出。Luca Lambertini和Rieeeardo 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

总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协调配合，否则会损害经济效益。

(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分析框架

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凯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利率与收入的决定，分析揭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经济中总产出水平的条件，使得政府能够通过IS-LM框架(以某种精致的数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国经济的大型计量经济模型中)来选择能使政府实现特定产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

(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点

一是宏观调控目标的配合。我们知道，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最终目标都必须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通过稳定币值创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央银行可以用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微调；而财政政策具有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杠杆，能够调节企业利润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够保证一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水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达到既可以掌控经济增长总量、又能够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而在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两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侧重。在经济过热时期，要更多地通过紧缩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降温；而在经济不景气的萧条时期，则要更多地倚重于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强刺激作用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配合。货币政策通过对信贷资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导和控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财政政策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举措，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引导金融部门和民间的资金流向，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既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又有利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一般情况下，在结构调整方面，财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货币政策而且见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时滞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国债发行与央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等；政策时滞的配合，是指货币政策的长时滞与财政政策短时滞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货币政策具有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并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协调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二、扩张性宏观调控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准确，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从两大政策的长期目标来看，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主要有：经济稳定和增长目标，财政收入目标，公平分配目标，总量平衡目标和结构调整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回顾我国宏观调控的历史，实际上两大政策一直发挥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职能。长久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目标都定位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目标只是侧重于总量调控。在两种政策的实际配合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没有发挥结构调节的作用，两大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使得整个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缺乏体制上的依托，导致内需结构失衡及调整缓慢，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

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再次被运用，促进了经济的短期增长，但结构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二)政策职能混淆，导致了货币的财政内生供给

长期以来，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形成财政政策的货币化。如我国的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银行信贷的行政色彩比较浓厚，逐渐形成了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配合的财政模式，造成了货币的内生供给。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而国债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达1.32亿元，为国债投资的2倍。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实行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并安排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庞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资，而是由财政资金配套信贷资金的模式实现，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由此可见，我国财政扩张导致了信贷扩张，而信贷扩张导致了货币扩张。因此，财政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货币扩张。

(三)政策传导机制欠佳，量化效应明显

一是两大政策调控的量化效应明显，机制效应欠佳。财政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都是超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仅显著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增减，疏于虚实经济协调和调节。

二是传导渠道不畅。如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增强流动性，但企业资金紧张而股市过度膨胀，形成“流动性误导”。

三是财政、货币乘数的变异。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逐步形成分层式财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渐深化金融创新，这样一来财政分配乘数与货币乘数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储蓄不断提高的作用下，我国近年的边际消费倾向逐年下滑，财政、货币政策乘数逐渐降低，不维持较高的货币供应量及市场流动性，经济难以启动，始终难以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规范，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以常用的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工具财政存款、国债为例。

1.财政存款。一是部分财政存款游离于财政存款缴存体系之外对全社会流动性影响较大。据调查，近年来财政部门有相当多的现金并未存放国库，而是通过企业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业银行。部分地区抽样调查显示，近几年来这样的财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间波动，数额较大，这部分财政存款向金融体系注入巨量流动性，增加了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的压力。二是财政存款数额的季节性波动明显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财政存款数额季节性波动明显。以月为周期衡量，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10％，以季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20％左右，以年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30％左右。这使得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还必须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2.国债。在西方国家，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国债。然而，国债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只担当着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债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国债因为其特有的灵活性，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国短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小，中长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大，致使中央银行持有的短期国库券数量偏少；而且，商业银行将持有的大量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所有这些，导致市场交易不旺、国债二级市场运行不畅，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机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及协调策略

在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受输入性通胀、结构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进入长期高速增长路径下的短期波动下行区间。因此经济调控政策的正确选择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减弱政策扩张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以财政政策为主体推进结构调整，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供给；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灵活运用政策工具提高协调效率，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明确政策协调的目标：调节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

后危机时代恰逢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攻坚阶段，集于“高储蓄、高失业及高产能”的现状，极易引发通缩和速度抑制型就业。因此，该阶段必须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胀才能支撑发展与就业，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防止资产泡沫。因此两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配合：

一是配套促进经济以稳定的态势均衡增长。两大政策要合力调节经济增速、增量与增质，以发展化解需求不足、就业等矛盾。以内需逐步增长为退出起点，协调实施财政、货币政策，财政上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应适度调整，货币政策退出已是大势所趋，但退出不宜过急。根据发展适时选择速度克制性配套(紧缩货币政策、适度扩张财政政策)、通胀允诺型配套(适度紧缩财政、货币政策)和通缩抑制型配套(同时扩张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政策调节的灵活性与准确度。

二是以货币政策为主，控制资产价格膨胀，管理通胀预期。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当的“紧缩”措施，合理地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进而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同时，要加快货币供给制度改革，积极引入货币政策规则。财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

(二)突出政策协调的核心：以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为主，改善供给管理，推进结构调整

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机时代，面对缓慢的经济复苏及全球经济再平衡，单纯依赖需求管理的总量扩张会带来滞胀的风险。因此要通过供给面的管理进行结构调整(贾康，2008)，特别是供给面的结构与效率。一是优化投资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坚持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使经济增长客观反映资源环境成本。三是加快环境保护力度，增设环境税，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实施全民环保计划。四是更加注重推进自主创新，有效提高产出效率的财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落实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改善储蓄结构和发展消费信贷。

(三)完善政策协调的机制：健全体制基础，深化财政金融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成熟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效用的基础。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伴随着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政策调节能力。在健全财政体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调整财政分配结构，强化均衡服务，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网；建立健全税收分配格局，推进结构性增支，加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调节，加强资源性、财产性分配调节，建立分层分级的税收、公债、财政体制与预算调节体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货币政策调节能力。健全中央银行调控机制；加速推进金融市场化，也即资产价格市场化、业务经营自由化、市场准入市场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合理调整汇率水平；加强资本市场建设，提升资本市场的效率和规模。

(四)灵活运用政策协调的工具：系统协调总量、速率与结构手段

提高协调效率的基础在于手段的协调。一是总量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规模、债务率与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贷差、货币流动性的控制，共同构筑总量增速、总量增效调节体系。二是速度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递增速度的协调。三是结构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发挥财政性税收、补贴、公债、金融性利率、汇率的结构调节的协调，协作调节使经济、产业、区域乃至阶层的国民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逐步将两大政策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为宏观调节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强逆周期风险、预期的调节：超前防范、超前导向

进入后危机时代后，风险与导向性调节将成为两大协调的另一重点。风险调节的重点在于防范债务风险、停涨风险及国际贸易失衡风险；而导向性调节的重点，则在于根据政策的时滞，建立财政、货币政策预期系统，涉及总量、结构及预期导向指标等，实施窗口导向，使其成为国民经济较为灵敏的导向标。

(六)把握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背景：要与当前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形势相适应

随着全球经济的初步复苏，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把握好度，要考虑到中国经济趋势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不仅要视中国经济状况而定，还要根据国际金融、经济的发展形势而定，要保持实时地检测与变更，以期达到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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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巫建国，后危机时代：我国反周期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J].经济学家,2010,(10).

第7篇：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 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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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

我们这次会议是虎年春节过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县性的重要会议，市委常委、县委书记赵应云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出席会议并将作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县委、县政府对财税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充分说明了财税金融工作举足轻重的地位作用。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全省财税工作会议和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财税金融形势，安排部署今年财税金融工作。下面，我讲五点意见。

一、要充分肯定财税金融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

刚刚过去的2009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竣挑战，全县上下特别是财税金融系统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感，深入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力以赴抓收入，千方百计保增长，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科学跨越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全年地方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2亿大关，达到2.35亿元，同比增长43.67%，高出全市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市第一；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54亿元，增长33.1%，高出全市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超过预期目标6.8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市第二。其中：国税部门完成1900万元，增收436万元，增长29.78%；地税部门完成6750万元，增收2241万元，增长49.7%；财政部门完成6736万元，增收1146万元，增长20.5%。

2、财政运行质量显著提高。全年完成税收收入1.08亿元，增长46.42%，占一般预算收入的70%，高于去年同期7个百分点，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特别是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耕地占用税等主体税种增幅较大，全年累计完成8242万元，占一般预算收入的53.5%，分别同比增长21.69%、22.04%、150%、36.28%；完成非税收入4623万元，占一般预算收入的30%，同比下降7个百分点，低于全市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3、财政支出结构明显优化。全县财政一般预算支出5.65亿元，同比净增支出1.24亿元，增长27.57％。财政投入向“三农”、卫生、教育、文化、社保等民生领域倾斜，向城乡基层倾斜，公共财政的职能日益凸现。全年安排农业专项经费7052万元，增长51.8%，其中发放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等涉农补贴3330.8万元，增长37%;安排卫生专项资金5207万元，增长98.8%，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1853万元，使全县86%的农村人口享受到医疗保障;安排教育专项资金4498万元，增长33%;安排文化事业专项资金309万元,增长77.5%;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专项资金5313万元，增长32.9%;安排村（居）级运转经费870万元，全县各行政村和居委会的运转经费分别达到4万元和2万元，村专职干部工资提高到每年4800元，同比增长100%。

4、财源建设进一步加强。2009年县财政安排新型城镇化引导资金1500万元、现代农业发展引导资金390万元、新型工业化引导资金260万元，有力地撬动了产业发展和财源开发。全县招商引资项目17个，新增规模工业企业4家，规模工业企业总数达到35家。全年完成工业实缴税金1.14亿元，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74.7%，工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能力大大增强,特别是金大地公司、铜电公司和电力公司三家骨干企业分别完成税收2340万元、1548万元、221万元，其中金大地公司和铜电公司税收增幅分别达到2.1倍和1.1倍，成为推动全县财税收入大幅度增长的中坚力量。

5、争资融资工作取得较大突破。抢抓中央实施4万亿新增投资计划的重大机遇，积极争取各类项目专项资金。全年累计争取上级项目资金1.8亿元，其中县发改局口子争取的项目到位资金就达9091万元，项目资金过1000万的有水利、卫生、交通3个部门，上100万的有教育、农村能源、房产、畜牧、林业5个部门。注重融资平台建设，致力于做大做强县经济建设投资公司和县工业园农业产业化建设投资公司，融资功能显著增强，全年完成银行融资6800万元。大力推动政银企合作，实行地方存贷款挂钩制和驻县金融机构放贷目标管理责任制。各类金融机构在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加大、放贷控制趋严的形势下，坚持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努力扩大信贷投放，互利共赢效应初步显现。截止2009年末，驻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8.2亿元，贷款余额达5.8亿元，分别增长32%和52%;驻县各类金融机构累计发放贷款9.7亿元，新增2.7亿元，贷款增量居全市前列，其中：建行支行累计发放3.5亿元，新增11706万元；县农村信用联社累计发放5.3亿元，新增6705万元；2009年初落户的农行支行、农发行方园支行分别放贷4750万元和3900万元。

6、财税金融改革迈出新步伐。部门预算编制改革不断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扎实推进，实行政府财经领导小组集体理财制度，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明显提高。“乡财县管”体制逐步完善，实现了乡镇财权事权的基本统一。政府采购规模逐渐加大，2009年全县政府采购4787.98万元，同比增长32.5%，节约资金788.35万元，综合节约率达14.12%。引进农发行方园支行和农行支行，驻县金融机构达到4家。

7、财税征管力度不断加大。一年来,各级财税部门从规范管理、夯实基础入手，坚持科技兴税，创新征管方式，建立健全了税源监控、纳税评估、纳税服务、征管考核等一系列管理机制，优化了征管业务流程，不断加大税务稽查、代收代缴、以票控税、税法宣传、退税管理的工作力度，征管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高。在税源监控上，建立健全了财税分析联席会议制度，初步建立了“联合办公、税检同步、源泉控税、协同管理”的征管机制，加大对重点税源、重点税种、重点项目和新增税源的监控力度，堵塞了跑冒滴漏。全年协助征税366.8万元，清缴往年欠税1645万元，做到了应收尽收。在服务行业全面推行税控收款机，新增税金达680万元。

取得这些成绩，是全县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协同作战的结果，是全县财税金融系统干部职工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结果，我们诚挚感谢，深表敬意。希望全县财税金融系统干部职工乘势而上，加压奋进，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过去的一年，我县财税金融工作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总量不大。2009年，尽管我县地方财政总收入增幅居全市第一，但总量排名第六，位居沅陵、鹤城、溆浦、辰溪、洪江等县（市区）之后，比排名第一的沅陵县相差2.4亿元。同时，我县财政仍为“吃饭财政”，去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占财政总支出的27.4%，意味着我县财政总支出的72.6%来自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全县干部职工工资支付总额达2.2亿元，占到全县地方财政总收入的93.6％，总体水平仍然停留在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上，可用财力非常有限。二是财税结构单一。我县财税收入主要依靠少数骨干企业，例如：2009年金大地公司、铜电公司、电力公司等3家企业（金大地公司2340万元、铜电公司1548万元、电力公司221万元），分别占一般预算收入的15.2%、6.6%、1.4%。过于倚重少数骨干企业的财税结构，致使我县财力风险较大。三是财政支出压力大。从年初的财政收支预算看，财政预算收入计划完成37460万元，而支出预算中干部职工工资支出达21412万元、专项支出达15389万元，仅此两项支出就占全年预算收入的98.24%。同时，还有几笔大的支出未列入支出预算，比如：2009年财政挂账3400万元、中央扩内需项目配套资金、第二步规范公务员津补贴、县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等。因此，我们的预算盘子是一个很紧的盘子，承受的支出压力超乎想象。四是金融服务网络建设滞后。目前县城虽然设有金融机构4家，但行政中心办公区仅有建行支行一家，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尚未在县城设立支行，金融机构不健全，服务网点不完善，金融服务县域经济的功能亟待加强。

二、要切实增强做好财税金融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财税金融工作是职责所在、大势所趋和发展所需，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好财税金融工作。

从财税金融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看，加强财税金融工作是职责所在。财税金融工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快不快、发展质量高不高，除了看经济增长的速度、GDP的规模等指标，更重要的是要看综合反映社会经济效益情况的财税金融水平。财税金融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财税金融工作既是体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准的主要标志和综合反映，又是保障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工具和调控手段。经济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科学跨越关键靠加大投入，加大投入关键在财税金融。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用足用够财政货币政策，用足用够财税金融手段。财税金融还是检验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试金石”。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不懂财税、不懂金融的领导不是合格的领导，不抓财税、不抓金融的领导不是称职的领导。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经济发展看效益、效益提高看财税、财税增长看入库”的效益观和质量观，牢固树立“拉动发展靠投资、扩大投资靠融资、加大融资靠信贷”的投资观和理财观，善于用财税金融的视角审视经济运行情况，用财税金融的杠杆撬动县域经济发展提速。

从当前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看，加强财税金融工作是大势所趋。从有利条件看：全球经济大环境趋暖，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总体好于去年。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对民生领域、社会事业、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安排全国财政赤字10500亿元，地方债券2000亿元并列入省级财政预算，明确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左右，等等。今年省委、省政府全面启动“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扩权强县的政策举措。比如，加大对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省财政因调整财政体制集中的收入增量，全部用于减免财政困难县市的财政体制上解和增加对财政困难县市的转移支付补助；建立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加大“五奖二补”政策实施力度；调整省对县市的“两税”返还，省财政不再按0.1系数集中各县市的“两税”返还；转移支付资金和专项资金将由省财政厅会同省直相关部门直接分配下达给县市。这有利于我们向上争取各类项目资金和政策扶持，为做好今年财税金融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不利因素看：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巨大，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不足。财政实行“省直管县”后，原属于县级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将实行省与县分享，分享比例为25﹕75，按照改革收入分享比例，预计2010年我县税收上划与返还存在300万元左右的差额。由于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在我县税收份额中占比重大，这一差额今后随着我县经济的发展还将不断拉大。面对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要被困难吓倒，而是要提振信心，积极作为，以财税金融为抓手，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巩固扩大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的成果。

从富民强县科学跨越的内在要求看，加强财税金融工作是发展所需。经过建县11年的艰苦创业，我县财政收入由小变大，经济实力由弱到强，县域经济实现了“量”和“质”的全面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财税金融部门功不可没，财税金融工作业绩可嘉。当前，我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立足新起点、实现新跨越的关键时期，县委三届四次全会明确提出“一年一大步、三年一大变”的阶段性目标，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县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明确提出今年要树立“五新”标杆、跨好关键一步的目标任务，要求全县地方财政总收入增长25%以上，达到2.9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增长30％以上，登上2亿元的台阶。具体分解到征收部门，组织收入的任务分别是：县财政局8630万元，增长28%；县国税局2470万元，增长30%；县地税局7820万元，增长35%；湖天地税局1080万元，增长12%。同时，今年要全面启动创建金融生态县，务必实现银行融资新突破，确保各类金融机构新增贷款4亿元以上，增长38%，力争达到4.5亿元以上。其中：建行支行1.2亿元，农行支行1亿元，农发行方园支行1亿元，县信用联社8000万元。这是一个“跳起来摘桃子”的目标任务，是实现“一年一大步、三年一大变”的新的起点。实现上述目标任务，必须进一步提升工作标杆，坚定发展信心，以大干、苦干、实干的精神开创财税金融工作新局面，使更多的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本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更强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支撑财税金融事业的振兴。

三、要积极探索构建效益财政创新财税工作的有效途径

1、围绕效益财政，转变发展理念。效益财政是以追求财政运行效益最大化为取向的生财观、理财观和用财观，其本质是要逐步使财政增长方式从过去重规模、重速度转向重质量、重效益。构建效益财政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然要求，更是新形势下推动我县财政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树立效益财政理念，一是要把提高综合效益作为构建效益财政的出发点。效益财政所追求的效益，不但包括经济效益，还包括政治效益、社会效益。要始终坚持一切从效益出发，在财政收入组织上，既要做到应收尽收，严防跑冒滴漏，又要坚持勤征细管，降低征管成本;在财政支出安排上，既要做到财尽其用，确保效率优先，又要坚持以人为本，讲求社会公平。二是要把增收节支作为构建效益财政的着眼点。要坚持开源节流，既要支持经济发展，加强产业建设，完善财源体系，把财政增收的基础夯实，把财政收入的“蛋糕”做大，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又要倡导厉行节约，严格控制支出，做到少花钱、多办事，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财政收入的“蛋糕”分好，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社会成员。三是要把培植财源作为构建效益财政的根本点。要不断坚持和完善财源建设激励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乡镇、县直机关、广大企业和社会力量发展经济、创税增收的积极性。同时，充分发挥财政引导资金的乘数效应，吸引社会投资，推动财源建设。四是要把改革创新作为构建效益财政的突破点。要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激发财政活力，提高财政管理精细化和集约化程度。建立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完善财政绩效评价机制，推动效益财政建设。

2、加强财源建设，壮大财政实力。财源是财政之本，增强财政实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效益财政的中心任务。一要充分发挥财政投入的杠杆作用。要充分利用新型工业化引导资金，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壮大金大地材料股份、恒裕实业等一批税收过千万的骨干财源企业，确保全年完成工业投入11.5亿元，增长35.3%;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10亿元，增长25%;规模企业实交税金1.5亿元，增长45%。要充分利用新型城镇化引导资金，抓住强势推进旺市融城的契机，加快县城房地产、商贸物流、文化娱乐、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提高县城第三产业的税收贡献能力。要充分利用现代农业发展引导资金，培育特色经济，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乡镇财源建设由速度型、数量型向效益型、质量型转变。要充分利用招商引资专项资金，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确保引进县外资金10亿元，增长25%，力争达到11亿元;引进规模工业企业5家以上，其中加工贸易企业2家，投资过1亿元的企业1家，过2000万的企业2家。二要加大向上争资力度。抓住“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机遇，突出抓好一般转移支付、省财政奖励、企业自主创新项目开发等项目资金争取工作，尤其要确保一般性转移支付到位资金增长10%，达到7410万元。三要强化财源建设激励机制。这次会议印发了《县财源建设奖励办法》，对为财源建设、财政增收作出突出贡献的乡镇及县直部门、纳税大户将按不同标准予以奖励，并对县国税局、县地税局、县财政局、县乡财局、县国土局、县工业经济局、县商务局、县工业园、县经建司等9个单位实行财源建设目标管理责任制，将递交责任状，年底按责任状严格考核、兑现奖惩。

3、坚持依法治税，强化税收征管。强化税收征管是增加财政收入、构建效益财政的关键所在。今年，要按照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双过半”、三季度赶80%、四季度保全年的进度要求，实行旬评比、月考核、季通报，确保月月达到收入进度，实现税收均衡入库。一要完善治税体系。要实行财税联席会议制度和收入动态报告制度，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每季度向县委、政府报告一次财税征收进展情况。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协税护税网络，优化征税环境。各企业要忠实履行纳税义务，积极配合财税部门，做到主动申报，定期缴纳。二要强化财源监控。积极开展税源专项调查，进一步摸清摸透全县税源底子，强化源头控管。要突出税源监控重点，加强房地产、建筑安装、交通运输、餐饮服务、文化娱乐以及商贸流通等行业的税收征管。加强税收薄弱环节征管,对微利申报企业、个体重点税源，要适时调整定额，确保应收尽收。改进监管征收手段，推广普及网络报税、委托代收、以票控税等措施，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抓好税收征管，堵塞收入漏洞。三要强化税收综合执法。加大税法宣传和执行力度，国税、地税、财政部门要有重点地开展专项稽查行动，集中力量对征管基础相对薄弱、税收管理偏松、税负偏低的区域、行业和企业开展专项检查和整顿。对恶性偷逃骗税的重大案件要公开曝光，及时提交公检法部门予以严厉打击，依法作出处理、处罚。

4、严格监督管理，提高资金效益。加强财政资金监督管理，是构建效益财政的重要保障。一是严格预算管理。要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财政批复的预算执行，不得擅自突破单位经费预算，不得随意打报告向财政要钱，更不得以各种名目挤占挪用建设性专项资金和乱发津贴、补助、奖金。二是优化支出结构。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厉行节约的原则安排支出，倡导勤俭节约，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最大限度地集中资金用于事业发展。要把效益财政建设作为财政工作的方向，能够由市场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再投入，着力解决用市场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要保证规范津贴补贴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的落实，加强资金调度，确保干部职工工资及时按标准发放；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确保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全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需要。三是健全监督机制。要把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运行的各个环节，实现对财政资金运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控，充分发挥财政监督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充分发挥财政投资评审的作用，切实提高投资评审质量。要积极研究推进财政政务公开工作，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推动财政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5、推进改革创新，增强财税活力。财政改革是深化效益财政建设的力量源泉。一要扎实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抓紧摸清原属于省级税收企业名单，核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基数，全面清理县与市上解、市补助于县的专项拨款及其他结算事项，逐项提出划转意见，确保我县财政既得利益不受影响。二要进一步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围绕提高预算管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健全公用经费定额管理标准体系，完善专项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强化预算编制、执行与监督相互分离、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的机制。严格控制预算外追加，继续实行政府财经领导小组集体理财制度。稳步推进非税收入年度预算编审工作，加快实行非税收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和统筹安排。三要继续深化乡镇财政综合改革。深入推进乡村财政财务精细化管理，积极推行村级会计委托制度，建立健全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大力推进“乡财县管乡用”改革，扩大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范围，积极清理化解农村债务。深化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和发放方式改革，实现县级统一打卡发放，全面实施惠民直达工程。四要切实抓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要按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工作要求，扩大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力争今年将全县所有预算单位的财政性资金纳入改革范围，年内完成县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转轨工作，全面推行公务卡结算，提高资金运行的透明度。加强银行账户管理，进一步完善国库单一帐户体系。五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适时启动第二步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工作，全面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推动奖励性补贴管理规范化。同时，抓紧制定完善金财工程建设规划，进一步完善项目建设、网络安全、软件准入、硬件采购、运行维护及统一数据库平台管理等制度，确保金财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四、扎实推进“金融生态县”创建工作

县委、县政府决定，从今年开始，在全县上下深入开展创建“金融生态县”活动，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县建设成为全市乃至全省内外环境和谐、金融服务优良、支持经济有力、良性互动发展的金融安全区。

1、加强信用环境建设。诚信是金融生态县创建的灵魂。大力开展诚信宣传教育。组织开展金融知识“进乡镇、进企业、进村组”等活动，加强全社会诚信意识宣传教育，使诚信观念深入人心，增强社会各界积极维护诚信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性。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信用支持体系，成立县诚信协会，切实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健全中小企业资信评级体系，制定中小企业资信等级评估办法，推动全县企业提高资信水平。完善信用整治体系，加大对金融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力度，强化社会信用奖惩机制，对诚实守信的企业和个人实行奖励和重点扶持，对逃废债务企业和个人实行联合制裁，提高防范金融风险能力。广泛开展信用创建活动。深入推进信用企业、信用乡镇、信用户创建评审活动，引导金融机构优先满足诚信者的信贷需求。

2、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强和改进金融服务是创建金融生态县的重要抓手。健全金融服务网络体系。积极引导鼓励市金融部门来设立分支机构，加快村镇银行组建进度，不断拓宽金融服务网点。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金融机构要抓住国家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大机遇，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创新信贷产品，主动向各自的分行汇报好、推介好的发展态势、优势产业和重点项目，尽可能增加信贷投放总量。加强担保体系建设。鼓励支持重点行业和骨干企业创建担保公司，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在银企合作中的桥梁纽带作用。上半年争取设立1家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试点，积极探索金融服务“三农”的新办法、新途经，切实解决“中小企业难贷款”和“银行贷款难”的“两难”问题。

3、完善政银企合作长效机制。深化政银企合作是金融生态县创建的“生命线”。建立健全联动机制。推行经济金融分析联席会议制度，坚持每季度定期召开会议，听取金融运行情况汇报，分析经济金融运行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继续推行政银企合作洽谈会制度，建立重大项目推介和资金需求资料库，定期向金融机构推荐企业产品、项目资源和资金需求等情况，加强金融机构与企业、项目业主的沟通。完善考核激励机制。为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我们出台了《县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奖励办法》，对各类金融机构为我县建设项目当年发放贷款期限一年以上的新增贷款按不同标准予以奖励。同时，继续实行地方存贷挂钩制度，根据年内新增贷款总量调整财政性存款。

4、倾力打造融资平台。核心是要做大做强县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确保全年完成银行合同融资总额不少于1.2亿元，其中到账不少于8000万元。要充实公司优质资产，年内配置土地不少于500亩，资产总额突破12亿元，增长20%以上。要优化公司组织结构，加快宏翔房地产公司、镇城建司等子公司资源整合和资产重组进度，尽快实现企业集团化。要研究出台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从今年开始，凡由政府全额投资和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建设项目，均由县经建司作为业主单位统筹实施。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公司经营机制，提高内部管理水平。要严密防范县经建司的信贷风险和财政风险，加强对公司财务运行情况的财政监督和审计监督。县经建司要建立健全项目投资决策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定期向县财政局报送财务报表。同时，要抓好县工业园农业产业化建设投资公司融资平台建设。

五、进一步加强对财税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要摆正位置。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要把财税金融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全力支持，竭诚服务。县政府成立由县长任组长、常务副县长任副组长的财经领导小组和创建“金融生态县”工作领导小组，强化财税金融办公室的综合协调和牵头作用，并实行定期研究财税金融工作制度，切实帮助财税金融部门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同时，要加大对财税金融工作的政策支持力度，这次会议印发的两个《实施意见》和两个《奖励办法》，一定要遵照执行，并在实践中探索完善。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财税金融知识，努力掌握财税金融工作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提高运用财税金融手段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

二要强化责任。要将财政收入和银行放贷任务逐级分解到单位，分解到企业，分解到人头，形成人人头上有指标、个个肩上有担子、齐心协力抓落实的局面。要明确时间任务，坚持按月通报、按季总结、半年初评、年终总评，确保财政收入均衡入库，银行放贷如期到位。要严格按照奖励办法和考核结果，兑现奖惩措施。

三要凝聚合力。大力发扬团队精神，加强财政、国税、地税、金融部门的配合与协作，形成信息共享机制和协调工作机制。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履行协税护税职责，财税部门要积极主动向县委、政府汇报情况，努力提高聚财理财水平；金融部门要配合财政部门，依法调度资金，实现收入及时入库；宣传部门要运用媒体大力宣传财税金融政策法律法规，大力推介依法纳税、培植财源和金融支持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好典型、好经验，为财税金融工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财政监督，严肃财经纪律；公、检、法、司等部门要依法规范财税征管秩序，严厉打击暴力抗税等违纪违法行为，为财税工作保驾护航。

四要转变作风。财税金融部门要善于从大局出发，紧密结合当前财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增强“为民聚财、为民理财”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加强监督检查，用法律和制度规范财税干部的行为，大力倡导艰苦奋斗、勤简办事、厉行节约的良好风气，努力塑造财税金融工作人员昂扬的精神面貌和良好的对外形象。

五要带好队伍。财税金融部门干部职工要不断加强学习，特别要加强财经理论、财税业务和金融知识的学习，积极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培养业务能手，努力提高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正确对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财税金融部门主要领导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打造一支精干的财税金融队伍。

第9篇：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

(一)财政资金渠道长期以来．财政性资金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按照财政性资金的投向和具体使用方式．财政资金渠道主要可以分为项目资本金、企业资本金和项目投资三个渠道。

1.项目资本金渠道。在投资者以货币方式认缴的项目资本金中，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内资金、国家批准的各种专项建设基金、“拨改贷”和经营性基本建设基金回收的本息、土地批租收入、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地方人民政府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的各种规费及其他预算外资金是其重要的资金来源。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尤其是纯公共物品性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般而言．项目资本金有四个来源．一是未来的税收返还．二是土地出让政府净收益．三是规费收费权投入．四是财政资金注入．其中主要来源渠道是政府财政性资金。

2．企业资本金渠道这种渠道主要是针对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财政支持渠道。通过财政资金注入平台企业资本金．使融资平台发挥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平台．其注册资金很大部分是政府财政性资金．并且在后期发展壮大过程中也存在政府财政性资金的支持．这是财政性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政府财政性资金注入这些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企业．形成企业资本金并发挥弓1导和示范作用．提高了平台企业的融资能力。为进一步聚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提供了保障。

3．项目融资渠道。对具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言．在满足项目资本金的要求之后．后续投资虽然可以利用其他融资方式弥补资金缺口．但对于某些纯公共物品性质的城市基础设施．无法依靠其他融资手段吸引到足够的项目建设资金．也就是整个建设项目的投资主要靠财政性资金完成财政性资金用于项目投资的．要严格按照相应的法规和程序进行各阶段的审批，一般包括项目建议书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初步设计审查、概算审核、施工图设计审查等方面地方财政部门应根据年度财政投资项目计划和预算按工程建设进度分期拨付建设资金．建设资金实行直接拨付制度。财政投资项目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地方财政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财务活动实施管理和监督．并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

(二)银行贷款渠道银行贷款渠道可以分为国外贷款和国内贷款。国外贷款包括世界银行贷款、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外国政府贷款等等．这些贷款一般都是长期承诺性贷款．贷款条件比较优厚．来源比较稳定．但是贷款政策要求比较高总体来看．由于国内贷款的规模远大于国外贷款．因此本文仅研究国内银行贷款目前国内银行贷款渠道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成立融资平台公司．以平台公司作为项目借款人，而通过财政安排和项目收人等方式作为还款来源。

截至2009年末．全国各级政府融资平台机构达3800多家．其中70％以上为区县级平台公司．总资产8万亿元．贷款余额为7_38万亿元．占一般贷款余额的比重为20．4％．全年新增贷款3．05万亿元．占全部新增一般贷款的比重为34．5％。从运营模式来看，政府融资平台多以土地为核心．主要依靠财政还款。土地收益成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重要担保来源．国土资源部数据．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十一五”期间我国土地出让收益总计超过7万亿元。土地出让收益成为地方融资平台的重要担保．保守估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中有一半以上融资以土地收益为潜在担保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年度内的财政资金安排已不能满足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因此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依靠银行贷款融资渠道特别是在分税制改革以后．大部分财政收入集中到中央政府．导致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单纯依靠财政收入难以满足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等义务所需要的资金因此，成立各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积极利用银行贷款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

(三)其他融资渠道除了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两种主要的融资渠道以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融资渠道还包括各类债务性融资、股票市场融资、公私合作经营融资、产业投资基金融资等等。总的来看．这些新型融资渠道更多的发挥补充作用．与财政渠道和银行渠道相比处于从属地位。

1．债务类融资渠道从国外经验来看．地方债是一种很常见的融资渠道．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对于地方债发行存在限制．只是在近两年开始通过财政的方式进行了地方债的尝试．2009年通过这种方式发行地方债规模为2000亿元债务类融资渠道的另一种方式是发行企业债．企业作为发债主体进行融资1998年以来．中央企业累计发行债券超过9000亿元．2004年以来．地方企业债发行累计超过5000亿元可以看出．无论是地方债还是企业债．在发行规模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

2．股票市场融资渠道进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公司可以通过上市的方式获得外源性融资对于经营有稳定收入来源项目的公司来说．发展成为上市公司不仅可以获得更广泛的融资渠道．而且有助于公司治理方式的完善。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国的道路建设类公司．截止到2009年2月．全国共有19家高速公路类的上市公司．分布在l7个省市．累计融资超过150亿元从数量来看．目前基础设施建设类上市公司数量仍然较少．融资规模也不大。主要原因在于上市公司的要求较高．很多公司难以通过上市1]槛

3．公私合作经营融资渠道。公私合作经营融资渠道又称为“PPP模式”．简单地说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公共部1]和私人部门共同完成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等环节的过程PPP模式的核心单位是项目公司．一般是由民营部门在获得政府授权后．以特许经营公司的形式建立。围绕在项目公司周围、通过与项目公司发生联系参与PPP模式建设的其他组织主要包括：政府公共部门、民营部门、金融机构、建设部门、项目经营承包商近些年．我国部分省市虽然出台了基础设施项目特许经营制度的相关规章．但部分规定在操作中缺乏实用性、适用性同时．我国缺乏有效的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监管体系因此．公私合作经营融资渠道目前在我国仅限于具体案例．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发挥作用的融资渠道。

4．产业投资基金融资渠道从产业投资基金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特点来看．既有间接融资的特征．又有直接融资的特征产业投资基金吸取各种渠道的资金．形成一个资金池．通过资金池投资于各家企业．从融资企业与初始资金来源的渠道来看．具有间接融资的特征：另一方面．产业投资基金在进行投资以后．一般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实现企业价值的不断增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融资方式具有直接融资的特征截止到2009年末．国家发改委已批准成立了10家全国性产业投资基金但总体来看．我国产业投资基金数量和规模较小．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能力有限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结构的主要问题以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为主要渠道的融资结构．在一段时期内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财政预算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城镇化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的提高．财政支出越来越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在银行信贷结构中．以政府融资平台为主要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主体．近些年其信贷规模逐年增加．对银行的信贷风险具有～定影响总体来看。现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结构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财政难以通过债务工具满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随着财政预算制度的不断完善．财政资金规模难以满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的问题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地方财政难以通过债务工具．以未来财政收入满足即期财政支出。我国地方政府财力有限，资金来源渠道较窄。虽然国家出台了地方债政策．但地方债发行规模很小．而且是采取财政部的形式．难以满足各地财政支出缺口而采用成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司．以投资公司的名义发放债券或贷款，面临融资成本高、隐性利用政府信用对金融机构经营造成风险等问题。

（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增加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出现．是对单纯依靠财政资金的一种补充．即通过贷款方式将即期支出在未来分期偿还但是平台公司贷款的主要还款来源还是未来年度各级财政资金和土地收入．而这两项收入都与宏观环境密切相关长期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投资支出的增长程度存在不确定性。投资支出的增长是否能与贷款增长相适应．将极大地决定贷款的潜在风险目前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占比的不断增加．存在对商业银行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三）基础设施的公益性与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存在矛盾理论上．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应当完全由财政支出负担，因为其不存在可以用于支付的未来现金流。但是实践中．很多政府融资平台同时具有经营性项目和公益性其贷款使用的具体目的难以完全区分从商业银行经营的角度来看．只有能够产生稳定预期现金流的项目．才真正符合商业性贷款的标准环渤海经济暗望2011年第3期财金投资如果将贷款用于公益性项目。则这种资金使用与商业银行的盈利性目标存在矛盾造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配套资金不足，同时缺乏其他融资渠道．使得贷款方式也被应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

（四）其他融资渠道受到各种限制．发展缓慢除了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以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其他融资渠道都存在不同的限制，使其发展比较缓慢。比如．债务性融资渠道受国家对地方政府融资的规定限制：股票市场融资渠道受到上市公司门槛的限制：公私合作经营融资渠道受到私人部门盈利方式单一和产品定价规则不完善的限制：产业投资基金融资渠道受到审批制度和退出规则不完善的限制。这些限制的存在制约了其他融资渠道的发展．使目前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难以获得多渠道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的选择——基于经营性和项目周期的二维视角对于任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来说．合理的融资渠道选择应考虑很多因素．其中核心的两个标准应当是项目类型和建设周期项目类型决定了项目的经营性程度．项目的建设周期则决定了资金使用的期限。通过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进行总体设计。

(一)基于项目经营性程度的融资渠道选择一般按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经营性程度．可以将项目类型分为非经营性项目(公益性项目)、准经营性项目和可经营性项目对于非经营性项目．本质来说属于纯公共产品．从其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考虑．应由政府提供．通过财政资金渠道进行融资．在具体融资方式中，可以通过财政预算支出或财政拨款方式进行：

对于准经营性项目．其具有一定的收益．但是全部成本的回收需要经过较长的时期．一些项目甚至不能完全通过收益弥补成本．对于这类项目，应考虑将财政资金与私人资金相结合，将所需建设成本进行分解．根据成本的用途采用不同的融资渠道。在具体融资方式中．可以采用各种方式的PPP模式：对于可经营性项目，应主要通过私人资金进行建设．并保证建设者可以获得经营权．在具体融资方式中．可以通过成立融资平台以间接融资的方式获得资金，或者利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图1按照项目可经营性的强弱对融资渠道进行选择。

(二)基于项目周期的融资渠道选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整个周期来看．可以区分为项目建设前期、项目建设初期、项目建设中期、项目建成期以及项目运行期。另外，根据项目建设时间的长短．又可以分为短期项目和长期项目。在项目建设前期，通常需要成立项目公司．在资金需求方面需要对项目公司的资本金进行融资，这部分资金通常由财政支出：项目建设初期，公司的支出项目较多．涉及到固定资产的购人和流动资金等．在融资渠道上可以采取财政支出或者短期贷款；项目建设中期，公司的建设相对具有规划性．因此对各年资金的使用相对容易测算．可以通过发行债务工具满足资金需求．具有未来经营收入的项目可以采取中长期贷款方式进行融资：项目建成和运行阶段．对于经营性项目来说．为提高经营效率．可以采取私人经营的方式．在融资渠道选择上应多吸取私人部门资金．采用PPP模式或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见图2。

(三)基于项目的可经营性和建设周期的二维视角下融资渠道选择在分别基于项目可经营性和建设周期的独立分析基础上．可以将这两个因素的影响纳入一个融资渠道选择矩阵．综合考虑各种融资方式对于不同的项目、在同一项目的不同建设阶段的适用性图3设计了一个二维融资渠道选择矩阵。总体来说，财政资金适用于纯公共性产品．并主要应在项目建设初期发挥启动资金作用：如果地方政府债务工具可以继续扩大规模和应用范围．则既可以对公益性项目发挥作用．又可以成为较为稳定的中长周期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对于建设和经营周期都较长的项目．应寻求多渠道的融资方式．包括中长期贷款和资本市场等长期融资方式．并应积极发挥私人部门的作用：在可经营性较强的项目投入运营后．应要求经营单位自负盈亏。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体系的政策建议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选择有其理论上的标准．但是也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未来应从完善融资渠道体系的高度．建立多渠道的基础设施融资方式．逐渐改变过多依赖财政资金和信贷支持的现状。

(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体制首先．必须明确财权与事权．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建立县级主体税种．实施中央、省、市县三级预算，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事权、税种与责任。

根据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原则和目标．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并根据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能赋予适当的财权．构建合理的地方税体系。其次，应当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平衡地区差异．增强调控能力。调整转移支付机构．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减少和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最后．应进一步地完善分配制度．采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和规范化的分配手段．将转移支付资金和项目纳入整个预算体制通盘考虑．从制度上构建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二)进一步发挥产业投资基金的支持作用国家已经批准的产业投资基金共有10家。在各自重点支持的地域、领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产业投资基金的数量和资金规模有限．发挥作用的能力还有待加强。未来在产业投资基金的建立制度中．可以考虑由审批制向核准制转变．并逐渐扩大产业投资基金能够支持的领域：在基金的资金来源方面应逐步转向市场化，特别是吸引私人部门资金的参与；对于基金的使用应有明确的规划，使基金对具体产业的支持名副其实，应避免基金的过分逐利性：在基金使用过程中应及时对使用情况进行动态监测，保证基金发挥作用．特别是对项目的初始建设阶段发挥作用：在制度上应建立完整的基金募集、适用、交易和退出制度．特别是退出制度，为私人资本的引入提供更加有效的保障。

(三)应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进行分类整合应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主要职能角度进行分类．实现平台公司的整合。一是对于原有的以经营性项目为主的平台．未来应使其不再承担公益性项目．并逐渐将这类平台公司视同一般企业对待．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考察其风险，并在贷款发放的分析和流程方面严格执行企业标准．这样有利于平台公司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更容易获得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