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本思维原理精选(九篇)

第1篇：中医基本思维原理范文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 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  “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 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 “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 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 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 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 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 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 ；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 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 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 ”， “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 。“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 物质 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 、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 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 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 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 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 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 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 “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 “修补” 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 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 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 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注 释：

 ① 邹伟俊主编《医易新探》(1986年，内部版)，邹学熹《中国医易学》(1989年，四川科技版)，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年，北京科技版)，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年，中国医药科技版)，麻福昌《易经与传统医学》(1989年，贵州人民版)，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年人民卫生版)，何少初《古代名医解周易》(1991年，中国医药科技版)，孟庆云《周易文化与中医学》(1995年，福建科技版)，张其成主编《易医文化与应用》(1995年，华夏版)，张其成《易学与中医》(1999年，中国书店版)等。

②  1986年12月南京“医易研讨会”，1989年10月贵阳“医易相关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11月泰安“国际周易与中医学思想研讨会”，1991年12月福州“海峡两岸医易学术研讨会”，1993年11月贵阳“国际周易与传统医学文化研讨会”，1995年3月南京“国际易医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国际中医与周易学术研讨会”，1998年10月北京“国际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周易)研讨会”等。

③  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④  薛公忱：《略评“医易同源”及“医源于易”》，载《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⑤ 李申：《周易与中医关系略论》，载《易医文化与应用》，华夏出版社，1995年。

⑥ 张其成：《易学与中医》（第2版），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

张其成：《论周易与内经的关系》，《国际易学研究》第6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11月。

⑦ 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载《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第4期。

⑧ 张其成：《中医理论模型的特征、意义与不足》，载《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2期。

第2篇：中医基本思维原理范文

【关键词】 中医;思维模式;中医教育

自中医人才培养进入院校教育以来，关于中医人才的培养模式和质量，一直是困扰中医教育者的首要问题。尽管有许多人呼吁恢复师承制的培养方式，但社会的发展、现代教育的开放性和人才素质多元化要求，师承制只能作为院校教育方式的补充，不可能成为主流。因此，中医教育的成败仍取决于对院校教育的改革和完善。而保证学生中医思维模式的建立是中医教育的首要任务。

1 中医思维模式的特殊性

中医学是在我国古代特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在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其理论基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是把万事万物相互间的变化、和谐、联系及其支配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作为研究人体疾病的出发点，具有“形而上”的超自然性。其思维特点是整体恒动观、天人一体观、辨证观，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具有直觉体悟、取象类比等思维特点。这些特点与现代人习惯的分析还原思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因此，在没有建立中医思维模式的情况下学习中医，无疑是空中楼阁、水中捞月。

2 目前影响建立中医思维模式的因素

2.1 传统文化知识教育不足，直接弱化了学生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和掌握。首先，中医学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统一体，其理论基础更具人文特点。所以，学好中医，必须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广博的人文知识做基础，建立直觉思维之上的“悟性”非常重要。而现在的学生由于教育体制原因，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很少接触和系统学习中国传统的“国学”知识，受数理化的长期训练，形成了逻辑化、概念化的思维习惯。在中医院校课程安排上除医古文外，基本没有开设其他人文知识课程，使学生对中医的取象类比思维存在先天排斥心理。其次，招生以理工科为主，学生的来源不对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接受知识的过程应该是同化—顺应—平衡的过程。同化既是把所学知识整合到自己原有知识结构中的过程;顺应既是本身知识结构因所接受知识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而理工科学生的思维习惯是分析、还原，是有别与中医思维模式的，这就造成学生学习中医时，必须面临对固有的方法论、认识论和知识结构的转变，即“顺应”的强度加大，这就难免对阴阳、五行等中医基础概念产生“玄学”念头和排斥心理，进而排斥中医。

2.2 课程设置上，中西医课并行，干扰了中医思维的建立。从现代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和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来考虑，中医学生学习西医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哪个阶段学习和西医课程量的多少是中医教学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教育评价学在教学目标设计的技术要求上有两点原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是“教学目标之间以及目标与其他积极的非预期效应的相容性。”［1］ 就是说在教学目标设计中，须考虑目标之间的一致性，目标之间不能相冲突，目标相冲突就会造成教育活动的混乱。二是“正确分配目标的权重和优先顺序”［1］ 即教学目标的重点放在哪里，教学资源优先配置给谁。而目前的中医院校在中医教学计划安排上，明显违背了这两项要求。中西医课程比例大约在6:4左右，西医课的比例过大，而且基本是中医基础课和西医基础课同时开，把两种不同思维模式指导下的知识，同时传授给学生，无疑会造成了学习者的思维混乱，无形中也遏制了学生建立中医思维模式的优先权。此外，西医的分析还原思维模式适合现代人的思维特点，对西医知识学生很容易“同化”，导致学生难以完整、准确掌握中医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体系，进而对中医传统理论产生困惑、误解，无法巩固专业思想，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只能是不中不西，临床能力不如师承教育的学徒，西医诊疗技术不如西医院校的毕业生，形成中医人才培养整体滑坡。

2.3 不重视经典学习，难以把握中医理论的精髓。以《黄帝内经》为首的中医四大经典，历来是指导中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著作，是打开中医理论的钥匙，“读经”是通往中医科学的必经之路，受历代医人所推崇。但是由于它们年代久远，文字意深难懂，难以和现代人的思维合拍，给教和学造成很大难度，对其重视程度一降再降，甚至分割其系统性，把内容分散到各个学科当中去，使学生难以用系统的中医思维去把握疾病机理。

3 建议

第3篇：中医基本思维原理范文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第4篇：中医基本思维原理范文

关键词:思维能力医学生临床

医学生临床思维是指临床医学生在临床实习过程中,通过采集病例相关信息,结合自己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全面分析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逻辑推理,是包括分析、比较、逻辑等思维能力的综合[1]。本次研究以于我院实习的医学生和医院的带教老师为研究对象,对其实施问卷调查,以分析临床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为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提供指导,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学生组均为五年制本科医学生,其中87名男性,73名女性,年龄22~24,平均年龄(22.8±0.4)岁。教师组其中有6名教授,8名副教授,16名讲师及教师以下。

1.2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存在的不足,问卷内容包括:基础知识掌握情况、问诊、诊断与拟定治疗法案能力。教师组同样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带教老师在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中存在的不足,以及目前临床教学存在的问题。

2结果

2.1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存在的问题

收回的156份问卷中有113名医学生在入科实习前会提前预习课本相关知识,但多数学生并不能真正理解所学知识,这是导致临床思维能力缺乏的主要原因。分析病例时,124名不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病史询问不详细,体征观察不仔细,过度依赖辅助检查,综合分析能力差,忽视重要体征,看到某种症状不经思考即判定为某种疾病。从而总结出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存在思维被动性、片面性、表面性、依赖性等问题。

2.2带教老师对临床教学提出的问题

教师组共收回30份问卷,临床带教老师提出目前临床教学存在的问题包括:理论与实践脱节、临床带教老师缺乏、考试形式单一、教学内容过多、教学方式单一、临床工作量大,备课时间少。

3讨论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导致临床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薄弱的原因包括医学生自身与带教老师两方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以提高临床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1)掌握好理论基础知识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良好的知识结构是培养临床思维的基础。这就要求医学生在入科实习前,做好相关知识的预习。而带教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将教学内容与课本知识相融合,使知识结构系统化。让医学生与病人多接触,培养医学生独立收集病例资料的能力[2]。

(2)通过提问,以激发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临床教学中,应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已在较多的医学院校中开展,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助于提高医学生的思维能力。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具有以下优点:①让医学生带着问题翻看书本、查阅相关资料,这使得学习具有目的性。②在讨论过程中,以医学生作为主体,而带教老师在一旁提供合理的指导,有助于激发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学者[3]提出,与传统教学法相比,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可有效提高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3)注重医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可通过以下方法提高医学生的思维能力:①做好教学查房工作。带教老师在查房过程中,不能仅仅只是检查患者、做出医嘱,应针对具体的病例,通过向医学生讲解主诉、病史,并结合相关检查结果作出综合分析,提出诊断与治疗方案。②鼓励医学生参与到病例的讨论中,在病例讨论过程中,带教老师应积极调动医学生讨论的积极性,做好引导工作,让医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基础知识分析、解决遇到的临床问题,还可在讨论结束后,查阅相关资料拓展知识面,这有助于培养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训练语言表达能力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③拟定考核试卷,评价医学生的实践能力,由各带教老师拟定考核试卷,在医学生出科时,通过考试评价其学习成果,包括基础知识、病例分析、病历书写、临床技能等。

(4)培养高素质的带教老师带教老师自身能力在临床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带教老师素质的提升对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4]。带教老师应自主学习新的教育观念,培养自身的责任感与创造意识,这样才能在临床教学中,对医学生进行分析、比较、逻辑、概括、综合等多种临床思维的培养,帮助他们逐渐培养正确的临床思维。综上所述,正确的临床思维是每一名高素质医学人才必备的,而在临床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均应该注重对医学生进行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训练他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进入临床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赵景锋,杨秀江,龚代平等.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的探讨[J].重庆医学,2012,41(32):3457-3458,3462.

[2]毛慧玲,张桂荣,于泉等.开展案例教学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探讨[J].中国医药导报,2010,7(7):102-103.

[3]杨光燃,姜立萍,钱冬梅等.内科教学中以多种方式结合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探索[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11,25(1):83-85.

第5篇：中医基本思维原理范文

比较中西医学的优势与趋势

【摘 要】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人类文化有两大流派，以空间概念为肇端诞生了西方文化；以时间概念为逻辑起点诞生了东方文化。思维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形态的集中反映。医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故中西医学从认知途径、思维方式、科研路径、技术方法、实践手段与发展理念都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下面从1、中西医学不同的文化思维哲学与人文科学背景阐述，2、中西医学科学体系的比较及其优势，3、中西医学的未来发展趋势，4、疾病谱变化有其明显的时代性需要理论前置，5、结语等层面对中西医学文化背景、学科概念、内涵与外延及其各自优势进行比较和说明，旨在处理复杂性疑难类医学问题时能够拓展思维疆域迅速选择中西医优势所在，用优势学科进行最有效率的医学干预最终实现低成本医学选择。

【关键词】 文化；思维；哲学；医学；西医学；中医学；科研路径；比较；优势；趋势

由于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产生了中西两种医学体系为人类健康服务。中国祖先以超越超凡和超验的医学哲学思维智慧在两千四百多年前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诞生之时就确立了人（生物）--自然（环境）--社会（心理）--整体（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把人放在宇宙自然社会的整体环境中进行多维度多层级时空纵横思考，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时间与实践检验证明其科学真理性毋庸置疑。由于中西医学文化思维哲学背景的不同，导致了两种医学体系思维方式、哲学基础、研究方向、科研路径、方法选择、技术手段、药物选材、治疗优势、防治理念、价值目标、疗效评价、治愈认定、健康维护等方面的明显不同但各有优势。两者应相互借鉴促进与互补而不是相互排除和否定，尽管中西医学能真正相容与沟通还任重而道远，但大势所趋应顺势而为。

1、 中西医学不同的文化思维哲学与人文科学背景阐述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人类文化有两大源流，以空间概念为逻辑开端的文化肇始于西方，讲求认识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以时间概念为源流的文化开创于东方，讲求主体与客体的相融，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上下传承五千年而没有文化断层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形成了中西两种性质不同却优美对称的文化形态。时空选择不仅决定文化形态的原始出发点，更决定文化和科学的走向当然也包括中西医学；思维是客观现实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因为他所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最普遍的本质和规律，它所使用的范畴便具有最一般最普遍的意义，适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切领域及其一切科学；人文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其集中体现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文化、思维、哲学与人文等科学是医学科学发展的基础，医学科学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同文化、思维、哲学与人文等科学形态与路径有直接关系，东西方由于文化、思维、哲学与人文背景不同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方法与技术共同护佑人类健康。医学是处理人健康定义中人的生理处于良好状态相关问题的一种科学，是以治疗预防生理疾病和提高人体生理机体健康为目的的知识体系，属自然科学范畴，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文化是医学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医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故中医学的文化语境、思维方式、哲学指导及其理论构建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均一脉相承，具体表现在第一文化相同，第二象数思维相同，第三哲学观点相同，第四人文价值相同。中医学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实象论哲学构建的，是象思维科学之结晶，用“象”建构的世界比西方用要素建构的世界更能反映世界的综合本质特性与客观规律。中西医尽管医学意义作用和根本目的趋同，但就是与西医学思维方法研究路径不同[1]。

2、 中西医学科学体系的比较及其优势

2.1.中西医学文化背景的不同 人类文化有两大流派，以空间概念为肇端诞生了西方文化；以时间概念为逻辑起点诞生了东方文化。文化是思维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母体，医学流派、哲学体系和思维方法都深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故此，中西医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观都因各自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导致不同。

2.2.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西医学的本质区别是思维方式的区别，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以空间文化为逻辑开端的西方思维方式主要以逻辑（概念）思维为主，产生了还原论方法运用于自然科学研究，是一种线性的既由点到面的思维，面对复杂性生命科学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思维局限。以时间文化为肇端的东方思维方式主要是形象思维为主，产生了演绎推理与综合方法运用于生命科学研究，是一种立体的既多维度的思维，面对生命复杂巨系统表现出了明显的思维优势，可有效容纳解释和说明有关生命健康与疾病的相关资料与医学问题，在抗御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老年病和指导养生长寿治未病方面方法独特效率倍增优势凸显。

2.3.中西医学哲学基础的不同 哲学是科学的旗帜。西医学以实在论哲学为指导研究的是物之质既形下之器，运用的是白箱理论。中医学以实象论哲学为指导研究的是物之事既形上之道，运用的是黑箱理论。事实证明：用“象”建构的世界比西方用要素建构的世界更能反映世界的综合本质特性，因此，在描述复杂系统的规律和指导对复杂事物的应用方面常常显示出更好的效果。对中医“象”的深入研究将是中医理论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2]，更是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智慧源泉。

2.4.中西医学研究方向的不同 西医属逻辑思维下的微观医学，研究方向沿着：生态—群体—个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基因无限细分；中医属形象思维下的产物，研究方向沿着：组织--器官--个体—生态—网络—社会—自然—宇宙宏观拓展；网络包括： 1.物质能量与信息网络。2.生命健康与疾病变化规律。3.形态结构与功能损伤。4.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5.阴阳状态。6.脏腑经络系统。7.气血津液分析等内容纵深思考有三焦辩证，横向广延有卫气营血辨证，全息纵横辩证有“阴阳--体病因机脉证治药”思维模型。为中医学整体辨证与调平、医学观察与哲学反思、继承与创新提供了文化思维哲学与生命科研方法学基础。

2.5.中西医学科研路径的不同 西医学是以物理化学为基础使用实体模型进行实验的医学研究路径；中医学则以象思维科学为指导以人体组织器官为基础使用思维模型进行经验总结和规律探索的医学研究路径。西医形成于600年前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 的欧洲物理化学崛起时期，是人类的物质文化产品登峰造极的时代属实验医学，使用的是实体模型，研究的是人体器官、组织、结构与功能，以构成论为基础从事致病学研究看到的只有病；中医学产生于2500年前人类历史第一次文化复兴的中国春秋秦汉哲学成功之际，它是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空前丰富的时期属经验医学。使用的是思维模型，研究的是关系既宇宙、自然、环境、社会、七情与人。以生成论为基础，从发病学角度切入，看到的总是人。

2．6. 中西医学方法选择的不同 在科学家看来，“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3]。只有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快速实现从医学、科学、哲学到真理的认知跃升。西医学所选择的思维方法是：形质结构、化整为零、诊治分开、医药分开。它强调结构、局部、静态分析，以解决局部病灶为首务，把病和病人分割开来，中医学所选择的思维方法是：司外踹内、以象测脏、天人合一，形神合一、道器合一、医药合一。它强调功能、整体、动态观察，以协调整体关系为首务，认为局部病变是整体关系（阴阳）失调的局部表现，看的是有病的人，具有全息、实象、整体、系统、辩证、恒动思维特点，对生命运动规律的揭示体现了真理性认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时间与实践检验证明方法大道至简。

2.7.中西医学技术手段的不同 西医学必须借助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更好的作用于研究对象并不断取得进展，这必然需要大量的持续不断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投入才能保证学科运转和发展需要，因过度依赖于设备检查和手段的外求，无疑诊疗成本同样随着投入增加而大幅度升高；中医学只要借助整体观念和哲学思辨等象思维科学成果就可以通过思维模型利用四诊合参和司外踹内技术随时随地进行诊疗，只要中医学主体不断进行文化思维哲学医学技术修为与训练充分发挥医者主观能动性，在不增加任何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的前提下，仍可保证学科高效率运转与发展，因其并不过度依赖于设备检查而且是充分利用内求手段，所以更加彰显出中医诊疗道法自然、大道至简、简便廉验、药物天然的低成本医学特点。

2.8.中西医学药物选材的不同 西医学因其还原与分析方法所用治疗工具大都是化学合成，所以结果必然导致物质对抗，化学物质的分解需要肝脏承担，排泄需要肾脏增加负担，长期使用不仅导致医源性疾病，最主要的是这种单靶点治疗药物不能解决多病位损伤和一体多病问题使西医学在处理复杂性内伤类自身损伤性疾病方面陷入了窘境；中医学以象测藏明辨阴阳之性质是中医学诊断的最高境界，所以选用自然界动物植物与矿物之偏性调平人体内阴阳之偏性就成了中医治疗学的终极目标，所用药物自然天成可谓就地取材，又因其药食同源绿色天然且节能环保而呈现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趋同性趋势而引起世界瞩目，特别是它系统思考整合调节整体调平的优势在抗御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老年病所致的多系统发病、多病位损伤、一体多病方面和养生长寿治未病方面无可替代作用明显。

2.9.中西医学治疗优势的不同 世上疾病千千万，外感内伤可类分。通过临床观察和比较，西医对病因明确，病原清楚，靶点单一，主要造成理化与形态学改变类疾病既外感病可谓一枝独秀，用抗生素消灭微生物病原体随属对抗与攻杀但效验绝佳，但随着抗菌素滥用其耐药性与抗药性亦成了制约发展的难题。 中医学不仅对急慢性伤寒与温病类外感病作用独特，特别是在抗御复杂性内伤类疾病方面和养生长寿治未病方面更是学验颇丰，其注重调解关系的学科内涵注定了在抗御复杂性内伤病多因素致病、多病机复合、多系统发病、多病位损伤、多维治疗靶标和一体多病方面的独特优势与特长。

2.10.中西医学防治理念的不同 中西医学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所揭示的是人体生命的不同层面的规律，把防病祛病和保持健康作为终极目标。区别在于西医把握的是共性的整体，中医把握的是个性的整体。西医所依靠的理论是抽象的产物，是事物的共性和一般，需要平台和规模必然消耗人财物力。而中医通过辨证加减很好地解决了个案的差异问题，通过三因制宜为个性化诊疗开辟了低成本医学道路；西医理论侧重于治疗学研究，而中医学研究更侧重治未病理论探索，中医学认为人体阴阳脏腑气血功能失调是致病的主因，治疗上主张“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主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先安未受邪之地，调和失衡状态，而非对抗性、杀死病原的治疗方法。“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人与自然相应，和合共生，西医将人视做解剖的器官，将疾病与患者的生命相分离，而中医则始终把病人当作一个与环境、宇宙相关的整体，将人的生命与健康当作其理论的中心与目的。而这种整体观念正是“人的医学”的一种体现，也是未来全世界医学的目标。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的分析比较及其各自优势探讨，不仅存在上述所论之不同，还存在中西医学的价值目标、疗效评价、治愈认定、健康维护等方面认识、标准和评判体系的差异。

3、中西医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如果说工业化革命主要征服的是空间的话，那么信息化革命则主要征服的是时间，互联网的普及与延伸让偌大的世界顷刻之间变成了地球村，随着东学西渐和东西方交往的频繁中西医必将优势互补相互借鉴与包容。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西医学以现代语言借助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复兴和空间文化的全球推动，迅速占领了世界医学空间，中医学象思维科学语境因难与西方的空间文化通约而遭遇尴尬。然而伴随着人类对医学的哲学反思和理性认知，不约而同的发现中医药学在处理复杂性医学问题中的真知与卓见，中医药象思维科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经两千多年历史时间与实践检验而历久弥新，正在以无可辩驳的形象与自信对世界医学方向进行引领。未来的科学发展方向是科学哲学化，哲学科学化，最终科学哲学一体化。中医学是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气、阴阳、五行等哲学概念为科学方法论，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体生命健康与疾病的诊断与防治及健康长寿治未病的一门综合性学科[4]。中医学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作为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古代哲学观认为，自然界是由某些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并以此分析客观事物的整体性及辩证的层次关系。因此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观察、分析、认识和处理是从整体出发，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医学注重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和动态层面，体现了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和整体把握上；医药学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健康需求为宗旨，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技术与艺术的统一。这是其与一般自然科学的显著不同之处，中医药学突出体现了这一特征，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久远的积极影响[5]。中医学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是经千百年文化积淀融合而成，不仅对现代医学，特别是未来生命科学和未来医学科学都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客观地比较中、西医学，可以正确认识中医和西医在学术上的差异和统一，有利于把握中医学发展的战略方向和人类对中医药学的使用与选择，随着中医的国际化和当代科学技术先进成果的不断融入，必将对东方医学观的开拓和发展带来突破。

4、疾病谱变化有其明显的时代性需要理论前置 近百年来由于西学东渐，西医学的构成论和致病学医学范式成为了世界的主流医学模式，他的单靶点对抗性的诊疗手段，在外感病盛行的时代可谓大显身手一枝独秀，然而在复杂性内伤类疾病成为了人类健康主要威胁的今天，则明显暴露出西医学诊疗思维的局限，理论明显滞后于临床，加之利益博弈、过度市场化和过度追求医学功利，使得卫生事业的福利性和公益性逐渐淡化，天价医药费屡见报端，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重要 民生问题，加之以药养医引发过度医疗，不仅造成医源性疾病更使医药资源浪费惊人，环境污染严重，性价比严重失衡，公民的健康维护成本过高，远远超出了收入增长水平和支付预期，世界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科技进步本来应该使就医成本大幅度削减，然而实践证明：西医学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属高成本医学，对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显现其局限性。随着医学模式转变、疾病谱变化、社会老龄化、疾病防治重心前移等卫生主题转换，对那些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和老年病的集中涌现，特别是面对那些病因不明、靶点不清、多因素致病、多系统发病、多病位损伤和一体多病的复杂性内伤类患者更显力不从心，而中医用象思维构建的天人合一、医药合一、形神统一、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医学体系处理此类问题却得心应手优势凸显效验全面价格低廉，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努力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推动节约型社会建设与发展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6]。

5、结语 《现代医学概论》指出：“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现代医学科学不能适应人体和疾病的复杂系统，生命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涌现，不仅生命体本身病理过程复杂，而且心理、社会、自然、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病理过程，在保障全民健康中过于偏重单一病种的诊治和局部医疗技术的发展而忽略了生命整体，过分依赖仪器设备、药物和手术，而忽视了病人的主诉和医生的智慧，医疗技术发展失控，医疗费用大幅度提高并浪费惊人，且好多疾病由于理论滞后临床乏术而进行着无效诊疗或安慰性治疗，超过了社会经济和个人收入的承受能力加重了社会不公。治疗学的第一原则是自然痊愈力的利用”。人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精神本体，人体作为整体存在的复杂开放巨系统，面对复杂性内伤病防治，理应遵从整体性、动态性、交叉性、非线性、最优化原则，从中医的象思维科学入手，从《内经》的四时五脏阴阳整体观切入，发挥中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中医学思维模型优势，彰显中医药学思维哲学与理论智慧。中医学以气一元论整体观和阴阳互化辩证观为认知途径，从宇宙生成学和疾病发生学角度切入，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用中药之偏性调整人体之偏颇大道至简，所用方法与药物医药合一就地取材节能环保自然天成，能充分调动人体自身生物学机能，可有效提高医学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病人客体的自愈病能力，主客一起用中医药智慧努力实现复杂性疾病低成本诊疗调护及其养生长寿治未病医学目的，为患者和养生长寿治未病群体创造出低成本最优化绿色节能环保高效普适的未来医学体系理性护佑人类健康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与技术选择。

参考文献

[1]、左占国《阴阳证治学》[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__年2月、10

[2]、于丽珊如何将西方科学正确应用于中医 —— 张维波教授谈在奥地利的合作研究[j]《中国中医药报》科技教育版20__年9月19日第2997期

[3]、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39.

[4]、张明雪中西医学比较的目的与意义[j]《中国中医药报》20__年10月27日第2429期

第6篇：中医基本思维原理范文

[关键词] 医学模式；医学本体论；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 R-02 [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3-7211（2009）01（a）-156-03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medical ontology

WANG Hua-sheng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Youjiang Medic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Baise533000,China)

[Abstract] Firstly, medical model contains medical ontology, medical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medical methodology. Medical ontology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of medical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medical methodology. Secondly, the medical history saw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the medical ontology from gods and spirits ontology to nature human ontology, theology ontology, human body ontology. However, it is said the essence of medical science is science of human being in contemporary medical modal.

[Key words] Medical modal; Medical ontology; Historic evolution

自1977年恩格尔提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来，理论界关于医学模式转变和现代医学模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但有相当一部分论者却忽略了医学模式转变中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医学模式中的医学本体论问题。因而，从历史上来追寻医学本体论思想的发展轨迹，对于当代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医学本体论

在哲学上，本体论是指“关于宇宙万物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根据、本质或基础的知识或理论。医学本体论，是指“关于医学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根据、本质或基础的知识或理论，它是医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基础或逻辑根据，简言之，是指关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什么的问题。理论界一般认为，医学模式是指人们观察、思考和处理疾病与健康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它包括认知和实践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医学科学自身内在的科学发展问题，即医学认识论；后者是指医学科学实践或医药实践活动的问题，即医学方法论。我们认为，在医学模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思维模式，“关于医学的”思维范式，即关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什么的思维框架问题。这是对医学是什么进行的哲学追问，即医学本体论。“关于医学的”思想是“医学的”思想由以出发的逻辑前提和基础。因之，医学本体论，既是医学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医学模式的本质基础或逻辑根据，它是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的前提和基础；对医学本体论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回答医学认识论问题和医学方法论问题的基本路线和方向。医学本体论发生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也要随之发生变革。反之，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发生变化，也会影响医学本体论发生变化。从医史上来看，医学本体论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发生着量的扩张和变化；当医学本体论再也不能为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提供本质基础之时（表现为医学本体论不能诠释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医学本体论就会发生革命性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医学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2 神灵本体论

一切科学都发端于神话和传说。卡斯蒂廖尼认为：“生物界中的妊娠、分娩、生长变化、死亡等不可思议的现象，不是感官所能直接了解的，于是他们（远古时代的人―引者注）便将其归之于至大至远的神。”[1]远古时代各民族对这种超自然的力量的表述是不同的，如神灵、动物、祖先、生殖等。因之，史前巫术医学模式的本体论认为，人来源于神灵、动物、祖先或生殖。它以神灵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或生殖崇拜为表述。基于此，其医学认识论认为，生命与健康是神灵、动物、祖先或生殖的某种恩赐，而疾病与死亡则是魔鬼在作祟，或是动物、祖先或生殖的某种惩戒，对疾病的治疗主要依靠祈福与驱魔，从事这种仪式的人被称为巫婆或巫汉（巫医）。在神话和传说当中蕴育着巫术的医学和经验的医学。

3 自然人学本体论

在古代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中，关于医学是什么的哲学追问在于人即自然的一部分，人即自然人，因而医学在本质上是关于自然人的科学。古代自然哲学是对神学的否定，即以自然否定超自然的神灵，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一种或某几种自然的物质。如西方哲学始祖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人也是水产生的；亚里斯多德认为，世界的本原同水、土、火、气四种元素构成。此时的医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属于自然哲学的构成部分。例如，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和生命由血、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元素构成，此四种液体配合正常时，身体处于健康状态；配合不当便生疾病，他在《论气、水和地区》一文中，把大宇宙（自然世界）和小宇宙（自然人）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直接联系起来。卡斯蒂廖尼指出，希波克拉底一方面使医学摆脱迷信，一方面使医学摆脱哲学的思辨而走向临床方面，其医学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直观性的特征。中医本体论来源于《周易》。《周易》认为，世界的本原叫“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世界周期性的矛盾运动。人法自然，人也是由其内在的阴阳矛盾构成的。《黄帝内经》吸取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观作为指导思想，认为大小宇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体处在身体内环境与自然外环境息息相关的制约平衡状态中，人体的脏腑不仅与宇宙相通，而且局部与整体相通，机体的情况都可以反映到局部和体表来。因此，中医本体论是一种自然生态本体论，充满了辩证法思想。

4 神学本体论

在中世纪，医学与宗教思想再次融合，构成了神学医学模式。这是对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的否定，形式上看似是向巫术医学模式的复归。神学医学本体论即“神创说”，即人是神所创造的。医学认识论为“原罪说”，人类的一切肉体的疼痛和心灵的苦痛都是人类所犯原罪之故，基督耶和华被看作是一切肉体和心灵苦痛的救世主。医学方法论为“赎罪说”，主要医疗方法为祈祷、行按手礼、涂圣油。虽然医学是神学院的四大课程（神学、法学、医学、文法）之一，但医学在本质上是神学的附庸（僧侣医学）。简言之，人类由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果而犯了“原罪”，疾病和痛苦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因而要向上帝忏悔和赎罪才能从根本上解脱肉体和心灵的疾病与痛苦。

5 人体学本体论

在近代医学模式的视域中，医学在本质上是人体学。人体学本体论是对神学本体论的否定。首先，人体学是医学可分性方法和还原论方法的本体论基础。近代医学模式，是在反对神学医学模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它的特点是，以人性（人的理性）反对神性，以科学反对神学，张扬人的理性精神，高扬科学旗帜。它的哲学基础是近代西方哲学。近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身心二分、主客对立，无论是旧唯物主义把一切意识、精神现象归结于物质，还是唯心主义把一切存在、物质现象归结为意识或精神，都创设了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身体与心灵、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其典型则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真正始祖，笛卡尔认为，世界存在两类本体，即物质本体和心灵本体。物质的属性是广延，心灵的属性是思维，广延不能思维，思维没有广延。这种身心二分、主客对立的哲学本体论，为医学将人的心灵、精神、社会等因素从人中离析出来，着重研究人体――人的自然属性、生物生理属性方面奠定了本体论基础。事实上，近代医学在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时，首先就已经运思了可分性方法。然后，在运思可分性方法的基础上，运思着还原论方法。医生、哲学家拉美特利在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是机器”的著名命题。在他看来，机器由零件组成，人由器官组成，只不过人这一机器比动物机器多几个齿轮，距离更为和谐而能思维。这种哲学观点，为生物医学模式把生物生命现象还原为机械、物理、化学现象提出了哲学理论基础。既然身心二元、主客对立，医学就可以排除人的心灵因素，着重研究人体；既然“人是机器”，医学就可采用机械、化学、物理的方法来研究人体。因之，医学在本质上是人体学。其次，基于这种医学本体论，其医学认识论的特点是：将人的心理因素，人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从医学中分离出去；重视人的生物属性、自然属性，重视人体器官之健全、身体之完整；健康也就意味着生理健康。正如姜柏生所说：“以桑克托、笛卡尔、鲍雷利等人为代表的医理学派，以西尔维为代表的医化学派就企图用物理和化学规律来解释生命和疾病现象。”[2]再次，其医学方法论的特点是：可分性方法、还原论方法和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仪器在医药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做到了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准确定位。但是，随着心理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在医学中的广泛运用，交叉科学、横断科学的诞生，生物学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也就凸显出来。

6 人学本体论

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视域中，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人学本体论是对人体学本体论的辩证否定，形式上似向自然人学本体论的复归。首先，现代医学模式，无论是恩格尔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还是其他人提出的诸如整体医学模式、生态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自然医学模式等等，其医学本体论认为，“医学的本质是人学”。[3]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从事着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人类自身的生产实践。实践构成了物质与意识的中介，因而克服了主客对立、身心二分的形而上学观点。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人既具有生物属性、还具有精神属性、社会属性，但其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作为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医学，就不仅要研究生物―生理因素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影响，而且要研究精神因素、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换言之，医学本质上是以社会的人为研究对象的，相应地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和人文精神。同时，现代医学模式不是对近代医学模式的彻底否定，而是对后者的扬弃，自然科学性质和科学精神构成了医学核心和基础。因此，现代医学模式视野中的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综合科学，它表征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同时，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与哲学以人为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哲学视域中的人学比医学视域中的人学更一般、更根本、更高，医学视域中的人学是哲学视域中的人学的基础，哲学视域中的人学是医学视域中的人学的指导。其次，基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医学认识论的特点是：人既是系统，又是要素。人是系统，它由各要素组成，是认知、情感、意志的统一体，是生物（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统一体，是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的统一体。人是要素，是社会系统之要素、环境系统之要素。因之，现代医学模式重视人的心理因素、精神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对人的生命健康的影响。再次，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其医学方法论的特点是：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等现代科学方法在医学科学及其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但是，传统的可分性方法和还原论方法仍然构成了现代医学方法的前提和基础，并在现代医学方法中得以放大。

7 结论

在医史上，医学本体论经历了从神灵本体论、自然人学本体论、神学本体论到人体学本体论，再到人学本体论的演变，其历史发展的轨迹历经了多次的否定之否定。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医学本体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因之，医学本体论是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的逻辑前提和基础；对医学本体论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回答医学认识论问题和医学方法论问题的基本路线和方向；医学本体论问题发生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也要随之发生变革；只有在前提和基础方面，在医学本体论方面实现重大突破，才能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在医学模式的转变之中，其前提性的问题就是，在医学本体论方面必须实现革命性变革。如果仍然固守在医学即人体学视野里，就不可能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因之，要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首先在思想上要树立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的本体论思想。

[参考文献]

[1][意]卡斯蒂廖尼.医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

[2]姜柏生.两种医学模式的方法论问题评价[J].医学与哲学,2000,（8）:9.

[3]周向阳,夏澍耘.论现代医学的人文理性回归[J].湖北社会科学,2003,（8）:89.

第7篇：中医基本思维原理范文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WWW.lw881.com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 ”（《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nb sp;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 sp;“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 sp;“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ケ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第8篇：中医基本思维原理范文

【关键词】病原生物学 免疫学 综合实验

【中图分类号】G64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b)-0034-01

病原生物学和医学免疫学涉及的知识领域极其广泛,是现代医学课程中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之一,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近年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培养医学生的科研与创新能力已成为现代医学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在医学实验教育改革实践中,根据学科的发展趋势和人才培养的需要,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将病原生物学与医学免疫学实验整合为一,合编了新的综合实验教材,形成了比较系统、规范的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实验教学方法和管理体制。

1 根据学科特点,建立新的综合实验体系

实验教学是医学院校基础教育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医学病原生物学和免疫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需要不断更新病原生物学和免疫学理论课和实验课的教学内容,使医学生对病原生物学和免疫学专业知识的掌握与现代医学发展和应用同步。为了顺应新时期医学实验教学的改革需要,以培养医学生创新思维为出发点,强化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加强学科理论知识的横向联系,提升医学生的创新能力。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研室的全体人员在医学病原生物学和免疫学理论知识和实验技术的基础上合编了一本与新版理论教材配套的综合实验教程,以病原生物感染的检查为主线,包括病原生物学和免疫学常用的实验原理和技术方法,将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寄生虫学和医学免疫学三门学科知识有机地贯彻于综合实验中,改变了传统实验教学仅仅是课堂教学的辅助和补充,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的局面。同时,以建立医学开放性实验中心为契机,增加实验室的经费投入,更新、增置大量实验设备,以改善实验教学条件,从培养学生实验动手能力出发,努力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贯穿于综合实验教学的始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渐让学生形成可持续性自我学习的能力。

2 规范实验方法,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病原生物学和免疫学理论知识比较枯燥,抽象,不易记忆。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不但要重视基础理论的讲授,更要加强实验教学环节。在注重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同时加强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培养。 我们进一步规范了实验方法,强化无菌观念及无菌操作。多数医学病原生物个体微小,肉眼看不见,存在广泛,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感染机体。实验过程既要防止实验受污染,又要防止同学在实验室受感染。因此规范实验方法,树立无菌观念,强调无菌操作,创造良好的无菌实验条件和氛围是非常重要的。如接种环的使用、细菌接种培养等。在这些实验的示教中一定要讲清技巧和注意事项,使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从而达到实验目的。通过规范实验方法,培养学生科学的实验态度,对实验数据实事求是,养成良好的习惯,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规范实验方法,有助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和开拓学生的思维想象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3 做好课前准备工作,确保实验课的顺利进行

做好实验前的准备,是保证实验教学效果成功与否的关键。开课前,全体带教老师和技术人员集体备课,共同研究讨论实验指导中的实验原理和实验过程,实验课前开展各项实验项目的预实验,预示可能出现的结果并能够分析处理。其次提高带教老师和技术人员的责任意识,强化实验前各项准备工作的管理,全面检验仪器、实验用具、材料等,以保证学生操作不会因器材等质量问题而影响结果。在学生开始实验以前,带教老师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重点讲解实验原理操作难点和关键及实验的注意事项,对关键操作进行示范。由于每次实验准备充分,实验教学充分发挥了带教老师的引导及学生主动参与并积极思考分析的作用,加强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提高了实验课的教学效果,因此实验进展顺利,实验结果理想,从而确保了实验课能够按计划顺利完成。

4 完善考核制度,合理评价学生的能力

医学病原生物学和医学免疫学实验课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手段,掌握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各种实际能力(动手能力、科学思维能力等),养成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然而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有很多学生往往忽视实验课的重要性,下大力气学习理论课,而放松对实验课的学习,其结果只能是高分低能。为提高学生对实验课的重视程度,切实提高其动手能力,本教研室将医学病原生物学和医学免疫学综合实验课作为必修课,将理论课与实验课的比例保持在1:1,要求学生必须完成规定的实验课内容和学时数。加大实验考核分数在总分数中的比重,将实验考核所占的比例由过去的5%提高到30%。在考核方式上,改变以期末考试一次性决定成绩的做法,代之以平时实验表现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更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其评分比例中期末书面考试占70％,平时实验表现占30％。平时表现由带教老师以学生平时实际操作过程为主要考查内容,采用检查学生的实验态度、实验技能(包括实验操作、仪器使用、实验注意事项的掌握、实验标本的考核、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综合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的考查以及实验报告的书写等综合考评的方式。这种平时考查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虽然增加了带教老师的工作负荷,但是深受学生欢迎。这一制度的实施,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实验课的积极性。它一方面对学生的实验技能、实践能力等素质的考查更趋全面和严谨,另一方面又减轻了学生以往那种应试学习的压力,引导学生平时自觉地加强实验技能、实践能力的全面训练,从而切实提高自身的实验技能。

总之,为了适应21世纪实验教学改革的需要,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势在必行。21世纪是创新的世纪,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需要的是具有较高综合素质,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总结过去的经验,进一步拓展思路、开扩视野、深化实验教学模式改革,建立综合实验体系,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使医学病原生物学和医学免疫学实验教学水平得到更大的提高,才能适应新世纪的需要,培养出知识面宽,基础扎实且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的医学专门人才。

参考文献

[1] 周锋.深化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教学改革的体会[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4,6(2):172～173．

第9篇：中医基本思维原理范文

关键词：基础医学；活动式教学；医学教育；

作者简介：栾希英。

医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医药卫生人材。在2002年我国出台的《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中，指出本科医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卫生保健机构培养完成医学基本训练，具有初步临床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医学毕业生；为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和在各类卫生保健系统执业奠定必要的基础，是整个医学教育连续体中的第一个阶段。本科医学教育标准反映了医学教育面对的国际趋势、国内环境和社会期待，为各医学院校制订教育目标和教育计划，建立自身教育评估体系和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提供了依据和参考。为此如何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能力培养成为医学本科教育的主要任务，基础医学教学方法改革备受关注，尤其是PBL、CBL等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改革被广泛采纳。然而，目前的基础医学教学中对学生能力培养方面仍然存在着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能力、临床实践能力及科研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1]。鉴于此，我们以学生为中心、科研创新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培养为主线，开展了以课程为核心的系列活动式教学方法改革，旨在探索实现学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和提高综合素质为目标的辅助教学方法。

1活动式教学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特征

活动式教学的思想基础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实践观。在教学中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通过活动实现学生的有效发展。其目标是“实现学生多方面能力的综合发展，促进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包括学生对社会、自然、他人、自己及科学认识的过程中养成的诸多情感目标；强调以开放性、自主性、创造性及综合性的外部操作技能为主线的训练，以加强内、外技能的有机联系，促进内部技能发展的技能目标；在问题解决中获得新知识、发展高级智慧的认知目标。活动式教学的内涵特征：在教学过程中建构具有教育性、创造性、实践性、操作性的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教学形式，以“以活动促发展”为基本教学指导思想，鼓励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探索、主动思考、主动实践，建立自主学习模式；设置具有问题性、策略性、情感性和技能性等程序性知识为基本学习内容；强调知识学习以获得学科的基本知识结构，对概念、原理的学习追求与教材相一致，同时注重学生形象思维、演绎思维及直觉思维的培养。

2活动式教学在基础医学教学中的推广价值

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教育的目标包括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目标、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使医学本科毕业生具备初步临床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质。要求本科临床医学毕业生不但要具有能力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工作，而且能够在日新月异的医学环境中不断更新知识、提升医学业务水平，这一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医学生在校期间获得的教育培训和对科学方法的掌握。同时国际医学教育标准中明确指出，医学院校必须积极开展以“学生为中心”和“自主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改革，注重批判性思维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关注沟通与协作意识的养成。由此可见，如何改革基础医学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掌握基础医学知识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掌握学习方法、学习技能尤为重要。

活动式教学的主要教育学基础是主体性教育理论和自我教育理论，侧重主体的自我意识、自我认识和自我学习与发展。目前，多数医学院校的基础医学教学方式多以课堂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对于学生情感能力、思维能力及技能培养存在着诸多弊端，远不能达到医学生培养标准要求。而活动式教学首先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可以通过活动设计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思维和操作共同参与，是理论和实际结合、想象与运用结合的过程，能够促进医学生对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学生日后对临床病例的综合处理能力的培养。其次，活动式教学通过课上课下的组织与实施，学生在亲身参与的过程中，通过与教师、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可实现对其临床沟通能力和团结合作能力的培养。最后，开展活动式教学是培养教师的良好途径之一，通过活动式教学的组织与实施，可以促进教师打破传统的教学设计，更加注重知识的完整性和学生能力培养的综合性，更好地实现医学生培养目标，从而实现教学相长。

3活动式教学在基础医学教学中的设计原则

依据医学本科教育标准，基础医学教学应针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开展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改革，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关注其沟通与协作意识的养成。因此，在基础医学教学中活动式教学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兴趣性原则：教学活动的设计既要考虑到基础医学各门课程的学科特点又要注重各门课程知识的衔接性及与临床课程学习的关联性。所设计的教学活动必须在有利于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的基础上，突显每个教学活动的兴趣点，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教学活动的实施，培养学生对医学的浓厚兴趣。

贯通性原则：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主线，把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临床实践能力、科研思维能力的培养进行整体设计，使其贯通于整个基础医学教学过程。因此应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通过不同学科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实现对学生能力的多方位综合培养。

探究性原则：科学态度和创新思维是医学生的培养目标之一，在其日后从医生涯中居重要地位。在课堂讲授式教学中我们提倡通过启发式或问题式教学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但往往收效甚微。因此，在活动式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应通过主题设计，让学生积极调研、敢于质疑，经过分析凝练提出科学问题，通过设计方案解决科学问题，进而使学生实现知识的自我构建和创新能力的自我提升[2]。

可评价原则：教学评价是实施活动式教学设计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教学活动的实施过程中，适时恰当的评价，不仅能随时纠正活动进行中的偏差、完善教学内容，而且通过评价可激励学生、增加动力。评价应该以活动的主题性和达到的教学目标为依据，包括教学活动的目的意义、教学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的实现及学生能力的培养等方面。

4活动式教学在基础医学教学中的组织实施及效果

滨州医学院是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多年来一直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基础理论知识与实践创新能力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的育人理念，打造了“作风朴实、基础扎实、工作踏实”的毕业生品牌。树立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改善办学条件，加快推进教育的规范化、国际化进程，着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能力和实践、创新精神，尤其是在基础医学教学中开展的系列活动式教学取得了较好效果[3，4，5]。

4.1完善活动式教学的实施条件

学校非常重视教学研究改革的先导作用，突破原有“理论讲授-实验验证-模仿应用”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大胆尝试了系列活动式教学方法在基础医学教学中的应用，学校在教学活动的实施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将基础不同学科的教师进行合理组合，成立了以器官系统为主线的模块教学团队，加强活动实施过程中教师的保障作用；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将教学与科研实验室打通，成功获批了山东省基础医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通过教学科研共享平台的建设强化活动教学实施中实验条件的保障功能。

4.2基础医学活动式教学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在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结合基础医学各门课程特点及不同年级学生特点和知识能力培养目标要求，开展了以下系列活动式教学。

①在大学一年级人体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中，开展学生学习技能拓展讲课比赛教学活动。鼓励学生自选课程内容进行自学，以小组为单位通过阅读课本及查阅相关资料，凝练主题，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制作PPT，进行讲解报告，经过多轮选拔比赛最后进行决赛。该活动的开展旨在实现学生对医学的学习兴趣，同时兼顾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培养。

②以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中心，提倡学生早科研，将生理学课堂延伸到学科研究室、图书馆、实验室和网络信息库等，在二年级开展了“走进科学、开拓创新”生理学读书报告会教学活动。该教学活动引导学生从基础医学知识出发寻找兴趣点、组成读书小组、查阅资料、撰写读书报告、凝练科学问题及制作PPT汇报读书成果等环节，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科研思维。

③针对学生临床实践操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而设计的“临床应用解剖学技能大赛”。该活动教学从以考查学生对标本的实际辨认能力为主的命题考试开始，逐步拓展为以考查学生临床动手能力为主，由学生自组团队、自主选题、自主设计，进行人体解剖学大体标本制作，注重学生的实际临床动手能力培养，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基础与临床教学内容的融合，强调了临床应用能力的拓展，使学生尽早建立临床思维模式，提高学生的临床实践技能。

④在学习病原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同时，开展病理学知识大奖赛，依据对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培养目标，大奖赛分单选题、多选题、抢答题、临床情景剧等环节，分预赛和决赛两部分。集知识性、趣味性、挑战性为一体，使学生在系统掌握病理学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对病原生物学、免疫学及人体组织学与胚胎学相关知识，初步理解疾病的产生及其机制；通过情景剧的设计，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临床思维能力。

⑤以学生创新性实验技能和科研思维培养为主线，在病理生理学及药理学课程的学习过程中，结合生理学读书报告会的结果，开展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要求学生结合自己的读书报告及教师的科研课题，凝练科学问题，设计实验方案、解决科学问题，最后以论文形式呈现。比赛中，各选手通过PPT演示，对设计的实验从研究意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工作基础、预期成果等方面进行汇报展示。通过质疑，答辩。最终选出部分优秀实验设计融入机能学实验教学内容进行组织实施。

4.3系列活动式教学的实施效果

围绕以“学生为中心”和“自主学习”这一主题，近三年来我们整体设计，以系列活动式教学为载体，对学生坚持从基础理论学习到临床实践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的贯通式培养，在教和学两个方面均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首先，通过学生学习技能拓展之讲课比赛教学活动使学生在对医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基础上，强化对正确学习方法的掌握，对部分学科领域的发展动态有所熟悉。其次，通过临床应用解剖学技能大赛和病理学知识大赛，在加强基础与临床融合，深化“早临床”医学教育新模式的同时，实现了在医学生早期学习阶段职业素养、临床思维、团队协作、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能力的全面培养。最后，通过生理学读书报告会和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使学生集知识点、兴趣点、探究点于一体，初步领悟了医学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除了科研意识的培养，学生还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独立思考、分析并解决问题。

自开展系列活动式教学以来，学生制作的解剖标本有近百件用于实验教学示教，获校级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支持400余人，参与教师各级各类科研课题工作200余人；撰写读书报告及实验设计报告500余份，发表科研论文8篇；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中屡获佳绩，硕士研究生录取率稳步提升，总受益学生数达3000余人。

5开展活动式教学的思考

活动式教学始终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学生主体地位。经过三年的教学实践，期间日臻完善，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临床动手能力和科研思维能力的培养等方面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促进了医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但在实施活动式教学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有待改进的方面。

学生基本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我国现行基础教育教学模式存在一定弊端，尤其是对升学率的过分追求，导致学生在自主学习、主动学习方面的积极性和意识较差，从而影响到活动式教学的实施过程及实施效果。因此，基础教育教学阶段应更加强化转变教育理念、拓展学生能力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