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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精选(九篇)

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1篇: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水利工程;国民经济

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national economy infra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he flood control, safety,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plays an irreplaceable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 hydraulic engineering; national economy

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水利工程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长期以来,水利工程在防洪、排涝、防灾、减灾等方面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在工业生产、农业灌溉、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等生产经营管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加快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分析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促进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健康发展,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则是我们水利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1 水利工程概述

在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对水利工程的要求有所不同,同时实现水利工程保障作用的自然、经济和工程条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进入21世纪,对水利工程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水利工程需要改变传统模式,调整发展思想,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面对建设现代化国家对水利工程事业的要求,迫切需要对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定量研究,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量化分析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回答水利工作面临的一系列“度”的问题。

2 水利工程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各项分析研究

水利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内容: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具有“兴利”和“除害”的功能,水利工程则是水利经济的载体,按其功能性质划分,水利投资结构包括防洪工程投资、灌溉工程投资、水库工程投资、供水工程投资、水土保持工程投资及其它工程投资等。

2.1水利投入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国内一些研究充分证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而水利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其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显然也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然而国内对于水利建设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对水利产业及水利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涉及较少。

2.2水利投入对国民经济产出的贡献分析。水利投入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水利投入产生的效益方面。在考虑水利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就必须把水利产生的效益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分解出来、剥离出来,以此分析水利投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度。水利投资对国民经济产出的贡献指标,是将水利投资与决定国民经济状态的其它重要变量联系起来,使判断和结论建立在充分的依据之上,反映水利投入的单位变化对国民经济产出指标的影响。

2.3水利工程建设的分项成本与效果分析。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研究国内外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相互作用关系,重点从水利工程投资角度研究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提出对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体系。对我国水利工程发展的定位进行研究,对水利问题引起的国民经济损失与各项水利工程活动的边际成本应进行系统总结,为界定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开源与节流、利用与保护的合理比例提供依据。

2.4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体系动态关系研究。研究改进水利统计指标体系,使其融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为建立水利投入占用产出分析模型奠定基础,同时利用水利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深入研究重大水利措施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2.5水资源管理的总控制指标与水利管理研究。采用多目标分析技术进行省级行政区的水资源使用权分配研究,通过用水定额的调查分析制定用水标准定额,通过流域水资源管理的补偿机制与恢复机制的实际调查,进行与水有关的责任与利益关系的量化分析,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资源管理体制。

2.6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关系协调准则研究。在价值观上研究水利与国民经济关系协调准则,发展预测包括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区域依存度、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地区分布、农业灌溉面积发展预测、国民经济发展对防洪安全的需求、生态环境建设对水利的影响和需求。

2.7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以国民经济与水资源环境整体核算模型为基本工具,研究不同阶段水利与国民经济发展适应程度,提出水利发展适宜投资规模值,与之相适应发展模式和总体布局,研究生产关系方面进行相应调整的对策与措施。

3 水利工程应用前景及社会经济效益

水利工程应用前景及社会经济效益具体体现为以下七个方面的重大实践应用成果

3.1我国水利工程的巨大作用和国外水利发展模式与投入水平的经验表明,未来水利仍将是国民经济投资建设的重点。

3.2水灾害对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水利在减少和控制水灾害损失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水利作为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首要地位基本确立。

3.3水利工程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与保障作用,投资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应突出。

3.4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协调关系不断改善,但自身协调指数明显滞后与水利协调发展指数,要特别重视水利行业内部协调发展关系。

3.5根据两种不同方法对水利投资规模的预测分析,提出了水利工程投资适宜规模,发展方向和分项投资的适宜比例。

3.6在适宜的水利工程投入下水问题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3.7通过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发生的虚拟水在国际间和区域间的转移分析,南水北调工程是实现我国水资源合理配置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措施。

4 近期水利工程发展任务

为了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到21世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水利发展任务有下列各项:

4.1加强江河治理,提高防洪能力,保障社会安定。

4.2大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灌排事业,为农业增产创造条件。

4.3解决北方地区水资源紧缺问题,搞好水资源保护,防止水资源继续污染。

4.4大力发展水电事业。

5 水利建设的重要意义

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命脉,保障水利建设有稳定的投资来源,是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水利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基础产业,必须保持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满足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的要求。

水利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决定了水利事业需要相应的大量投入,建立合理的水利基础设施投入结构,加大对已建水利工程的管理和维修养护投入,确保水利发挥经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发展》

【2】胡维松《水利经济研究》

第2篇: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范文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衡量一个城市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基本保障。比较世界各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都相当完备,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可见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国外基础设施产权制度发展变革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大多经历了民营化――国有化――民营化的制度变迁。美国同英国一样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美国不同种类的基础设施采用了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总体来看,民间部门一直占据基础设施供给的主导地位。

英国早期的水、煤气等基础设施集中在较小的区域内,因此,市政企业能够解决私人企业过度竞争的问题,而随后发展起来的电力、铁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由于需要全国联网与地区间的协调,投资规模大,私人企业由于不具备基础设施整体的投资实力只能分割市场,盘踞一方。由于规模较小,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性无从体现,因此这些网络覆盖面较大的基础设施客观上要求由国有企业来代替。另外,由于基础设施与选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公共企业的设立使施政者与选民增加了沟通的渠道并增强了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而选民增强了对政府的影响,因此,公共企业的设立得到了英国施政者与公众的认可。

美国以加强管制的方式取代了公共产权的制度安排,部分原因是由于垄断企业迅速生成,基础设施企业的规模经济性得到了满足。这种英美基础设施产权制度变化趋势的差异也许是源自美国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财富得以在城市中快速集聚,一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也使得在美国私营部门更易筹得巨额资金,使私营部门能够承担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的投资;美国的疆域开阔,人口流动频繁,劳动力稀缺,从而使劳资双方更易达成相互妥协而避免的极端化的处置方式;政治权力在美国市政、州以及联邦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的相宜,使私人产权成为自然默认的选择。总之,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使英美两国的私人部门提供基础设施成为可能。

二、中国城乡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演变发展

(一)改革开放之前

在英美经济实力不断扩张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同一时期的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国力日见衰落,畸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基础制约了基础设施的发展,航运、铁路等基础设施一度被外国资本所垄断。内外战争的侵扰使基础设施的发展止步不前。新中国成立以后,基础设施的建设才逐渐步入正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赋予了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绝对的指挥权,在物质匮乏的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道路交通、供水、供电、航空、通信等基础设施得以集中优势资源逐渐恢复和发展。政府是基础设施的唯一提供者。

(二)改革开放之后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资本进入诸多竞争性领域,但我国的基础设施领域仍是计划经济的一道坚固“堡垒”。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世界其他国家基础设施民营化的示范效应,我国的基础设施国有化的“坚冰”正逐渐被打破,基础设施领域正经历着国有化――民营化的制度变革。改革与开放使中国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民间资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在竞争性领域崭露头角。但基础设施资本占用量大,而我国的民间资本力量弱小;基础设施资本沉淀期长,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无法通过吸纳社会闲散的短期资金转化为基础设施所需要的长期资金;基础设施关系到国计民生,长期由政府供给的相关投融资制度使人们渐渐形成路径依赖;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与现有的法律法规诸多冲突。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了目前我国基础设施的民营化进程缓慢。

三、郑州新区基础设施产业制度改革创新

英美基础设施产权及管制制度的变革为郑州新区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也带来了启示。即基础设施的产权制度变革是提高其经营绩效的手段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手段。

(一)建立适应郑州新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产权制度

基础设施的产权制度安排必须与郑州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施政哲学及原有的管制制度基础相适应、相衔接。民营化的推进需要管制的跟进,但管制活动本身也有成本支出。如果民营化过程中,管制成本过高而侵蚀管制收益,则放慢基础设施民营化的进程不失为明智之举。因此,保持郑州新区的基础设施行业的适度竞争才是问题的关键。

(二)打破垄断,维持良好的市场竞争

目前,郑州新区基础设施的制度变革的核心应是打破原有的行政垄断格局。各类基础设施进行企业化重组、分拆等目的均是为提高基础设施服务提供者的竞争活力。如果民营化能够促进基础设施领域的有效竞争,而配套的管制制度成本收益适宜,那么应当认识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的力量,只要最初的制度安排给予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机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冲破重重壁垒,继而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

(三)建立农村基础设施管护的长效机制

第3篇: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范文

一、经济常识思考

1.农业的地位和作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业的发展情况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没有农业发展,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农业的基础地位牢固,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独立自主地位。我们要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农业的基础地位都不能削弱,而只能加强。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工业等其他物质生产部门与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支撑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保障。

2.农业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仍然比较脆弱,农业发展速度仍然相对滞后,农业仍然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首先,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装备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均比较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灾能力差。其次,我国农产品供给尤其是粮食供给始终处于基本平衡但偏紧的状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最后,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着可耕地少、人口多的具体国情。

3.发展道路、方向。

要彻底改变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的现状,就必须走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生态农业的道路。加快农业发展,一靠政策,即坚持和稳定农村经济政策;二靠投入,即逐步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三靠科技,即依靠科技进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走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之路,切实贯彻科教兴农战略;四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行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经营方式;五是搞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是当前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关键措施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六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七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既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必要条件。

4.农村经济结构。

(1)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表现

①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结构不合理,城镇化水平低。

②农业内部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化程度低,效益差,表现在农产品结构(种植业与林业、畜牧业和渔业比例)、产品质量(优质、安全)、区域结构(布局单一)等方面。

(2)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意义

农村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是解决当前农产品销售不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巩固我国农业基础地位的关键措施,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助于提升我国农业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如何进行

①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牢牢把握住提高质量和效益这个中心环节,面向市场,依靠科技,不断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优化品种、优化品质、优化布局和提高加工转化水平上下功夫。

②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

③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小城镇建设。

④农业结构调整要依据市场规律,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户生产经营自。

5.增加农民收入。

(1)意义

①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②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和农村生产的发展。

③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④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2)怎么样(措施)

①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把农业工作的重点由增加产品产量转移到调整和优化品种结构,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效益上来。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

②走“两高一优”之路,科技兴农。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走贸工农一体化的道路。

③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大力发展小城镇中的第三产业,推动农村城镇化。

④既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又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⑤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

⑥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办好农村教育事业,大力发展农村科技和教育,注重对农民的培训。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二、哲学常识思考

1.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根据农业、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是正确的意识,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指导作用。

2.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根据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农民的小康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小康。

3.内外因的辩证关系。

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要依靠“三农”自身的努力,是内因,是根据;国家的惠农补贴政策是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起作用。

4.量变引起质变的第二种情形。

事物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结构和排列次序上发生变化,可以引起质变。通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果、农产品结构可以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5.主次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

党和国家把“三农”问题当重点来抓,解决好9亿农民的利益问题应该是重中之重。

三、政治常识思考

1.国家性质决定国家职能。

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机关要认真履行经济职能、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等,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国家机关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着力解决好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三农”问题。

3.党的性质和宗旨。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体现。

4.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参考文献:

第4篇: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范文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 使我国市场化水平不断深入发展。其中,投资与出口成为推动市场化进程的主要手段。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全国范围内的市场化水平已高达60%以上,基本上结束了困扰我国长达50年的短缺经济,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相应地, 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大量产品的供过于求的局面, 整个社会出现了总供给超过社会总需求、 生产能力过剩等新问题。 这些都突显出我国日益严峻的内需不足问题。 加上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进一步使如何有效刺激内需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命题。其中,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有鉴于此,我国政府愈加注重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提高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水平。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应着力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而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一般通过“增支减收”来实现,其中,通过各项财政支出的合理优化,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居民消费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缩小居民消费差距等, 无疑是促进居民消费公平与消费水平提高的有效途径。因此,笔者认为,通过有效的财政支出政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调控居民消费行为,促进居民消费扩张和消费公平。

二、 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的机制阐述

政府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传导效应是指通过政府财政支出的安排, 实现居提高民消费水平的政策目标。 财政支出的居民消费效应传导过程往往并不是直接的单向传导过程, 其间还需要中间环节的传导(如对收入、价格、产业等因素的影响),最终实现财政支出的政策目标。 具体来说,一方面,财政支出政策首先作为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直接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企业 、家庭收入占比的高低直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居民消费。 另一方面,财政支出金额庞大,其投入领域的方向不同,直接影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从而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 同时, 财政支出的收缩与扩充,直接影响货币市场的资金流通,并通过价格的高低波动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和消费者的消费。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财政支出的政策传导机制可以通过宏观经济变量间接影响投资与消费。 其效果明显与否,也主要取决于财政支出政策的传导机制能否得到充分发挥。从居民收入分配来看, 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直接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从而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大小。 财政支出政策工具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影响个人收入分配: 一是通过政府税式支出安排, 改变不同阶层居民的货币收入; 二是通过转移性支出安排, 提高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直接影响其储蓄与消费行为,及其闲暇与工作的选择。从政府公共投资来看, 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 公共工程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领域, 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私人投资的补充, 为居民消费提供必要的基础性产品,并为居民消费的多样化发展奠定基础。从市场的价格调整来看,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 通过价格的上下波动调节市场的供求关系。 政府财政支出安排是为了提供符合社会公共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在一定时期内, 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导致市场上该类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加,商品价格上涨,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行为。总体来看,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主要是运用不同的政策工具(如公共消费、公共投资、公共生产),作用于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主体, 通过影响居民消费与企业生产行为, 实现对社会总需求的合理调节。

三、 居民消费需求存在的亟须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与经济不断稳定向前发展, 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需求总量稳定增加,居民消费质量不断改善。 1990—2010 年间,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加了11.7 倍、7.6 倍, 全国居民人民币储蓄存 款 余 额 增 加 了41.6倍。 收入与储蓄存款的增加成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1990—2010 年间,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从 883元增加到9968 元 , 增长了 10 倍左右。 但是,与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相比, 居民消费总量增长较为缓慢。

(一 )居民消费总体增速慢于经济增长速度

总体上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经历了快速的发展, 但是消费增长速度远不及经济增长速度。 1978 年以来,支出法计算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年 均 增 长 率 为16.01%, 而居民消费年均增长速度为14.69%, 居民消费增长率比支出法GDP 的增长率平均低 1.32 个百分点。尤其是2000 年以后, 居民消费增长率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而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直到2009年,居民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差距才有所缩小, 两者的增长率分别为9.98%、9.53%。 2010 年两者的差距略有上升。

(二 )居民消费增长率与贡献率不断下降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除少数年份外, 居民消费增长率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居民消费增长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直接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下降。 1979—1989 年期间,居民消费率基本维持在50%左右, 平均达到51.01% ; 居 民 消 费 贡 献 率 也 高 达52.83%。 1990 年以后,居民消费率与居民消费贡献率逐年下降, 分别从1990 年 的 48.85% 、31.34% 下 降 到2010 年的 33.80%、25.34%。

(三 )居民消费增长率长期低于政府消费增长率

按消费主体分, 可将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民经济在 “三驾马车”的驱动下实现了快速增长,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从总量上来看都增长较快。 但是,除了少数年份,政府消费增长率基本上高于居民消费增长率,前者的平均数为 16.08%,高于后者约1.5 个百分点。

(四 )居民消费的二元性特征明显

首先, 从城乡居民消费绝对量来看,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量远远超过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量 。 1978—2010 年期间 ,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 人 均 消 费 量 分 别 从1978 年 的311.2 元 、116.1 元增加到 2010 年的13471.45 元、4381.82 元。 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较大,2010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20世纪90 年代时的消费水平, 两者的消费差距大约在15 年左右。其次,从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来看,城镇居民生活水平高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2010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0.26、0.41。第三,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来看,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优于农村居民。 无论是粮食类消费方面,还是衣着类、耐用消费品、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及教育文娱消费方面, 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远远超过农村居民。

四、 完善财政支出政策以促进居民消费的对策建议

(一 )调整经济建设支出结构以加强重要领域的财政投资

政府财政投资相对于私人投资而言, 可以从整个社会成本与效益的比较分析中决定其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 并且利用其雄厚的财政资金从事一些社会效益较好、 经济效益一般, 却是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长期建设项目, 能有效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 因此,政府财政投资能发挥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并通过其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提供的公共产品为私人消费的满足提供必要的基础性条件。 因此,为了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满足居民的消费需要, 应加强重要领域的财政投资力度。

1、 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财政投资。我国财政资金应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的市场投资领域,而应加强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 更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基本要素。国际经验表明,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推动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特别是根据我国现在所处的工业化水平阶段, 应尽快建立相适应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和满足居民消费多样化需求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保障。因此, 应将经济建设投资的重点领域调整到为工业化服务和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基础设施领域。 具体来说, 应通过财政投资大力发展我国农村的农田水利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供水供电 、生态农业保护工程等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城市的能源、交通通讯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从而为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

2、强化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工业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农业的健康发展。 同时,农业因其固有的弱质性需要政府财政资金的扶持。 正因如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纷纷采取对农业的保护措施, 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 我国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 必须注意对农业基础性地位的加强, 以切实实现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和缓解农村居民消费滞后等目标。 财政对农业投资的重点领域应集中在农业投资风险大、投资经济效益一般、见效周期长却是农业发展必需的项目,如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技术推广、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

3、加强对科技方面的支持力度。邓小平曾说过,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强弱不仅决定了一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决定了居民消费的起点公平,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的能力。因此,当今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调整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实现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的 目标, 应切实有效地强化科学技术投入力度,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国家重大科技发展计划、 科技工程的运转及重点科研院所发展等领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

(二 )优化社会性支出结构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它们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者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 因此,应加大在教育、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性支出,保障居民消费公平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

1、 加大教育事业的财政支出投入力度。 我国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且广泛存在教育不公平现象。 教育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我国国民素质下降, 阻碍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且还会影响居民消费起点公平的实现。因此,需要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其中,增加财政性教育支出是增加教育投入的关键因素。首先,应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合理确定财政性教育支出的比重,确保预算内教育支出的稳定增长。 其次,还应拓宽教育专项资金的新渠道。例如,可取消原有的教育费阶段,相应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类型企业征收相应的教育税,使教育支出有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 第三,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引导鼓励社会集资、捐赠助学活动, 并且成立规范的教育基金组织对来自国内外的教育捐赠资金进行科学管理。

2、 加大基础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力度。 目前,我国在基础医疗卫生领域的资源分配非均等化,直接影响城乡居民和地区居民之间消费的非均等化发展。 并且,在政府间的基础医疗卫生投入领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 省级以上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而县乡财政无力投入。 其结果导致基础医疗卫生的供给严重不足。 基础医疗卫生供给量与居民对其的需求量相差甚远,远远满足不了居民维持健康的医疗卫生消费需要。 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除妇幼保健和预防接种以外的疾病预防与控制、健康教育、康复服务、营养保健、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支出安排; 重建卫生防疫体系,以提高居民整体健康水平。 同时,需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基础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责任。 另外,还需要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多渠道筹集基础医疗卫生投入资金。

3、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运行的稳定器,更是弱势群体的安全网,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在某种程度上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由一国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与否所决定,相应地,财政性社会保障资金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居民放心消费,合理消费。因此,为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的合理增长,应加大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一是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以人为本,将城镇各类符合条件的劳动者都纳入社会保险范围;二是加强社会保险费管理,并着手研究社会保障税的征、管、纳等工作;三是严格规定社会养老金的发放工作,杜绝拖欠养老金现象的发展;四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合理确定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五是探索农村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有效途径,妥善解决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三 )优化维持性支出为居民消费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防与行政管理方面的维持性支出是维护一国领土安全和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也是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之一。 目前来看, 我 国 维 持 性 支 出 结 构 不 够 优化,仍然存在着支出规模庞大、支出责任不明、支出管理混乱等情况。 因此, 需要进一步优化我国维持性支出结构,明确支出责任。

1、 根据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品性质,合理确定政府的支出责任。 目前,并非所有的行政事业机关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都具备完全的公共产品属性。 因此,需要针对具体的事业单位类型,严格区分事业单位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从而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 提高行政管理支出的效益。对于提供完全公共产品的事业单位,应保证足额的财政支出;对于提供准公共产品的事业单位,可以采取受益人支出为主,财政补助资金为辅的措施;而对于提供私人产品的事业单位,则财政资金应予以退出,由市场提供其资金。

第5篇: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农业经济;存在问题;发展对策

农业现代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同时也是我国农业经济今后发展的势趋,为实现农民富裕、缩小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就要以科学技术为支柱,以农业产业化为中心内容,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逐渐缩小工农、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城乡一体化。

1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相关问题

1.1农业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技术含量不高当下,我国科技发展,以及农业经济基础设施仍相对比较落后,农产品的生产率也较低,科技含量不高。我国的农业技术人才不足等,无法适应与满足我国农业生产的需求,无疑对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产生较大影响与制约,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1.2农业劳动力过剩且素质较低。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但当下农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依然严峻。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以及劳动素质的提升问题,都会对城乡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产生较大影响。

1.3结构调整规模不大,产业机构调整缓慢尽管农业结构已逐步优化,但总体上产业规模偏小,加之受传统农业影响,农民思想观念仍然较落后,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更缺乏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应有的超前意识、竞争意识、品牌意识,以及市场经济意识。除了少量的农场外,大都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这种情况的存在,无法带动我国农业的规模经济向前发展,同时也降低了劳动生产效率。

1.4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发展缓慢缺少资金引进新技术、新品种;缺少经费搞示范、做推广;缺少经费对病虫害进行防控,以及农民技术、技能的培训等方面,也是由于经费的不足,影响了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

1.5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机械化水平不高。生产技术的整体水平较低,机械化水平也不高,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我国科技对农业贡献率也远不及发达国家。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农业更加面临国际规模农业的巨大竞争压力。加之我国农业发展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破坏,使大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以及旱涝等自然灾害加剧恶化,大大降低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加快农业经济发展对策

2.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技术含量

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政府给予资金与技术方面的扶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技术及资金投入,以提高农业基础设施的技术含量,特别是倾斜与带动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从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再到水利灌溉及信息化宣传一整套流程等,均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持。同时,还要针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需要,着眼于对农作物品种的培育,以及低碳农业的发展与防污治污技术的研发,以提高农作物的安全水平。加大与提高农业科技投入的比重,尽可能借鉴与学习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实现以科学技术带动农业经济发展,并扩大农作物经营规模,切实增加与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及市场竞争力。

2.2开展农民科技教育,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

现代化的种植主体和创造主体是广大农民,那么农民首先就得现代化,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为农业工业化提供稳定的人才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进一步促进科研成果应用,调整与推动农业结构,提高农业后续经济效益,努力推动农业高新科技产业化,为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2.3强化农民素质建设,激发与调动农民积极性

农民是农业经济主体,尽管我国总体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但农民自身素质改变并不大,与其生活条件、教育水平落后有直接关系。那么培育现代化的新型农民,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加强农村义务教育,以及增加对农民的专业培训,提升其综合素质。另外,相关政府要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与热情。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融入其中,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

3结束语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同时对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保持社会安定,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与繁荣农村经济作为一项长期重要任务来对待,并解决好存在的相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健康发展。

作者:张泉丽 单位: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科学技术局

第6篇: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范文

【原刊期号】200301

【原刊页号】3~7

【分 类 号】B1

【分 类 名】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307

【 标 题】“三个代表”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历史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三个代表”

【 作 者】邓永昌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贵阳市委讲师团

【 正 文】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始终履行好执政兴国的神圣职责?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必然的历史性选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一、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

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存在于一切社会的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科学地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执政党能否解决长期执政面临的社会基本矛盾,事关执政的前途和命运。因为执政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努力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从而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共同进步,保持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唯其如此,执政党的地位才能巩固,执政才能长久。

需要指出的是,执政党所要解决的社会基本矛盾,主要不是马克思所指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引发的那种剧烈冲突状态的矛盾。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一面为主,相矛盾一面为次,是总体上的相适应与局部的不相适应的矛盾。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一面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相适应的一面下降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呈现出总体上不相适应与局部相适应的矛盾状态的矛盾。

可见,在生产关系没有完全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尚未导致社会基本矛盾达到最激烈的冲突状态之前,在执政的很长时期里,执政党所要解决的主要是这样两类较为缓和的社会基本矛盾。这两类状态的社会基本矛盾虽然相对缓和,它们却同样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如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生产关系就会最终演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从而引发社会革命,导致政权瓦解。所以对执政党来说,在执政的大多数时期,所要解决的社会基本矛盾,主要是这两种状态的基本矛盾。在执政的实践中,执政党如何千方百计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如何尽一切力量不断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进步,始终保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执政的永恒主题,也是执政党的永恒使命,又是一切执政党面对的共同难题。

二、共产党执政长期探索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

解决冲突最激烈的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已经指出了解决的途径,即通过社会革命变革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开辟前进道路。显然,执政的共产党是不能通过社会革命的途径去解决较为缓和的两种状态的社会基本矛盾的。一是因为它们的矛盾没有达到需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解决的程度。所以,即便是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准革命去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必定是一个错误。二是因为执政党倘若通过社会革命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等于自己起来搞垮自己的执政地位,推翻自己的政权。因此一般来说,只有与执政党尖锐对立的阶级和政党,才会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现存的政权,去达到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目的。

那么,执政党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解决长期执政面对的这样两种状态的社会基本矛盾呢?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难题。因为在不同形态的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冲突程度和范围各不相同。执政党对基本矛盾的认知程度和解决基本矛盾的实践能力也各不相同。执政党如何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使它们始终处于相适应状态,这是中外执政党都大伤脑筋的难题。

共产党执政后,为了找到在执政条件下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在20世纪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便着手研究苏联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首开了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探索。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这一探索的继续。到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70年代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一个改革的浪潮,以及80年代后期苏联再次进行改革,其实质都可以说是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为解决本国社会基本矛盾进行的一些探索。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些探索因为走入歧途而惨遭失败。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同样为在执政条件下如何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而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在建国初期,毛泽东率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开始了这一探索的历程。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路线,是这一探索取得的初步成果。80年代,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全党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把我们党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探索推向一个高峰。进入新世纪,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把我们党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探索推到一个新的更高阶段。

“三个代表”理论的产生,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找到了一条根本途径,这就是党必须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坚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执政,通过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途径去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这样,党就能够不断解决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不断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全面进步,保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永保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权长治久安。

三、“三个代表”揭示了人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规律

为什么按照“三个代表”执政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因为“三个代表”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与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的本质联系。这种联系是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必须遵循的实践规律。纷纭复杂的社会基本矛盾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律。人解决基本矛盾的实践活动看似杂乱无章,无一定法,其实也有其必须遵循的基本实践规律,只是过去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对人的认识的制约,人们未能发现它的存在。“三个代表”理论的创立,将这一规律揭示出来,为人们找到了一条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对马克思揭示人类社会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人尽皆知。但是对社会基本矛盾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存在什么本质联系,人们却缺乏深入的探究。其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是天然的存在物。它们都是人的社会实践创造的产物。是人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创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创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也是人的这些活动不断导致它们产生矛盾;又是人的这些活动不断解决它们的矛盾。所以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既是制造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源,又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归途;既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性力量,又是阻碍解决基本矛盾的障碍性力量。总之,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载体,社会基本矛盾对立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人在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人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的存在和发展。一旦人类停止了这些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基本矛盾也就停止了矛盾运动。

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发展,乃至解决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以,世界上不存在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的社会基本矛盾。因此,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既要到基本矛盾的实际当中去寻找,又要到人解决基本矛盾的正确实践中去寻找。

从人的正确实践中去寻找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规律,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忽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制约。恰恰相反,尽管人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制造者和解决者,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经被人创造出来之后,它们的矛盾运动规律会反过来对人的实践产生制约作用。人只有从它们的矛盾运动规律中,找出解决它们的矛盾的实践规律,才能找到一条解决它们的矛盾的根本途径。

“三个代表”理论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认知,在于它揭示了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活动与基本矛盾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即: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三大动因。因而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最根本的实践活动。在人类创造历史进程中,这三大实践活动尽管长期进行着,但只有当它们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它们才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的实践活动,才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从而推动历史进步。否则,人们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就会遭到失败。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规律。

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根本途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什么会产生矛盾?一般的看法,认为是由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造成的。这种认识虽然正确,但今天看来还需要深化。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多方面的。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范围看,有对科技的要求、对资本的要求、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对体制的要求、对教育文化的要求等等。从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看,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一般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落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要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这些发展要求,就可能产生诸多矛盾。问题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众多要求中,什么要求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占主要地位?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众多矛盾中,什么矛盾是它们的主要矛盾?不认识清楚这个问题,只是一般地认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导致它们产生矛盾,只是一般地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规律去解决它们的矛盾,并不一定能够凑效。我们只有抓住生产力发展众多要求中的主要要求,抓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才能有效地解决它们的矛盾。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命题启示我们,在生产力发展的众多要求中,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居主要地位的要求。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诸多矛盾中,生产关系不适应先进生产发展要求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其他矛盾,都是由于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而产生的。

人们知道生产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生产力处于相对活跃的状态。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层次的生产力都处于相同的活跃状态。在不同层次的生产力中,只有先进生产力最具活力,最具发展优势,总是处于最活跃的状态。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平衡,总是最先被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从而引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其他矛盾。这是由整个社会历史的演变所证实了的真理。所以,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最重要的是通过不断满足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途径去解决。由此可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执政党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根本途径。

五、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根本途径

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立之后,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文化的上层建筑却在不断发生变化。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变化,对经济基础起着三种不同的作用。一种是与经济基础同一性质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将其所包容的先进成分充分发挥出来,能够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今天人们看到比较完善和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就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几百年不断发展的促进下巩固和成熟起来的。所以,为了不断巩固和维护经济基础,执政的资产阶级要坚持独尊资本主义文化。另一种作用,是与经济基础不同性质的先进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会唤起人们变革现存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与封建经济基础性质不同的新文化,中国“五四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与封建经济基础性质不同的新文化都起到了这种巨大作用。因此,历史上执政的反动阶级,为了维护落后的经济基础,总要压制和扼杀先进的新文化的发展。再一种作用,是当意识形态的文化与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同,又落后于经济基础时,它会对经济基础起腐蚀破坏作用。所以,一切执政的阶级都要扼制落后文化,防止它对经济基础的破坏。

意识形态文化对经济基础的这三种不同作用,导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产生两大矛盾:一是先进文化与落后的经济基础的矛盾。如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矛盾,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矛盾。二是落后文化与先进的经济基础的矛盾。如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矛盾,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矛盾。

在建立政权时期不太长久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般情况看,落后文化与先进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主要矛盾。这时说的落后文化,指两类文化。一类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落后文化。另一类是指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落后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矛盾,表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巩固和完善,而这两类落后文化却对它起侵害和瓦解作用的矛盾。低水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矛盾,则表现为这种水平的文化不能充分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的需要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主要面临的是落后文化与先进经济基础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主要矛盾。 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凝聚人民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通过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途径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需要有实践的主体来承担这一历史性的艰巨任务。显然,这一任务必须由执政党率领广大人民共同来承担。因为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实际上是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所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通过他们在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创造历史的。无论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还是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都是如此。我们很难想象,近代以来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等一系列创造历史的伟大事件,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斗能够取得成功。我们也无法想象,改革开放20多年,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中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出这一段振兴中华的辉煌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主体。社会基本矛盾既是通过人民的社会实践活动来体现的,又是通过人民的社会实践去解决的。

因此,执政党能不能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带领他们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这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指出,工人阶级政党要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然而,怎样代表人民的利益,却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是发展变化的。革命战争年代的人民利益要求,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利益要求不一样。改革开放前广大人民利益要求,与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人民的利益要求又不一样。那么,作为执政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如何才能忠实地代表好人民的利益,将十几亿中国人民凝聚起来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呢?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命题,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7篇: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范文

当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不快,而农产品市场供应全面丰富与农民不增收或增收少的现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农民工成为城市打工族,使农村产业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一些不合理的分配直接的影响了农民的利益,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更重要的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农业发展资金投入也不足。这就直接导致了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跟不上、农产品流通不畅快,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上大多还停留在卖原材料阶段,精加工产品不多。而且,由于经费较少的,进行农业生产的科技人员也就相对减少,致使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难,整体发展难。传统农业的生产特征有以下特点:规模较小、科技含量少、效率较低、商品率低。它的基本特征是主要依赖资源的投入。

现代农业投入资本高,依赖不断发展的新技术投入,以工业化生产手段和先进科学技术为支撑,有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相配套,用科学的经营理念来管理的农业形态,如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节水灌溉技术、耕作技术等方面都采用了科学的管理手段。农村进入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市场调节的作用大了,农民自也大了,客观形势要求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而生产。农民所用的生产原料上涨,在生产成本上也有也所上升,导致粮食及经济作物、工副业和其他产业等的比价差距也不断拉大。农民从市多搞工副业和其他产业,这很自然,但由于农业基础设施跟不上,经济收不能得到很大的提高,因此,要想加速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我们这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中,这是已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搞好规划是新农村建设必须遵循的基础。因此,农业基础建设必须规划先行,认真做好规划工作。农业基础建设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按照这个要求,新农村建设规划要着眼产业布局,着眼经济发展。即接轨县域经济、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培育本地的特色、发展农村第三产业进入推动农村市场。以此为目标,提供就业岗位为农民服务,这样劳动会就不会出现流失,同时还增加了农民非农收入。规划要全方位考虑,在规划农民的住房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幼儿园、敬老院、学校、乡村医院及各项文体设施等,使农民逐步达到城市生活质量水平。

要想保证农业基础建设规划的科学性,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保证,就要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体现特色,弘扬个性。在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指导下,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特别要注意地区水系、水源和水面的保护。注意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充分考虑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尊重民风习俗。进而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2、坚持政府引导、农民参与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自始至终突出农民在规划中的主体地位。增加农民对村庄规划的知情权、参与权,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在积极引导农民相信科学,尊重科学的情况下,尊重地方风俗及生活习惯,使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第8篇: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困境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并通过反馈作用反作用于社会系统。打破基础教育与经济发展间的恶性循环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

1.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观念落后,政府、民众对其不重视,师资力量薄弱,涌出大批民办教师。改革开放后,农村基础教育地位有所提高,但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投入严重不足、教育设备陈旧、教师队伍人才流失等等使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面临发展困境。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状与面临的困境是各种社会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在这个闭合的系统中,若不采取调节措施,在这些困境下衍生的问题又将反馈于社会系统,进一步加深社会问题,加剧两极分化,形成恶性循环。

2.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分析

(1)农村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理想模式。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很早就为人们所认可和重视,并出现了教育经济学等研究分支。经济增长影响着教育的普及程度,方式和手段,推动教学内容的更新,影响教育观念的变革;教育也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理想的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间可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教育投资等环节形成良好的反馈关系。

(2)社会问题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①社会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的影响。社会经济的二元化发展,直接影响了当地政府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农村教育与城镇基础教育质量差距大,农村基础教育区域发展失衡。同时社会经济的二元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外转移,大多农民工在经济状况、城市教育户籍制度等限制下,尚无能力携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造成留守儿童增多,家庭教育空缺,其责任和义务部分转移给农村基础教育,为农村基础教育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②人口素质的制约。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在我国农村,农村教育观念落后,小农社会封建科举制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农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把“离农”作为学习目标,将升入城镇重点高中视为唯一出路。应试教育限制了其中高等教育素质的培养。

教师素质亟需提高。近年来,教师人才大量流失,无法引入新的人力资本,教师群体人口结构中老龄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教师创新、改革精神薄弱,无法应对新课程等改革。基层地方官员素质也是制约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个因素。由于教育对经济建设促进作用的后滞性,地方政府官员更注重公共基础建设、引入外资等眼前事务。这造成了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不重视,投资少,学校硬件设施得不到保证,且经常拖欠老师的工资,加剧了教师的人才流失。

③空间组织结构的影响。我国经历了世界上最长最完善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空间组织的层序化结构高度发达,教育系统也不例外,层序的空间结构使教育政府投资、慈善投资呈现出了“漏斗式”的划拨管理,不能有效地直接投入到农村教育上。层序社会结构中空间管理结构下领导者的选拔,并非民主选举,内部管理模式僵化,教师对这种管理模式有抵触情绪,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内部动力的内耗。

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的社会问题,既有历史成因,又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后衍生的新问题。这些因素介入教育、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系统,破坏了原有系统结构,滞延了这一正反馈,未能让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相促进作用良好发挥。

3.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对策初探

(1)国家政策的重视。要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组织目标发展为“以发展教育和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我国实行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应放宽农民城市化的户籍、就业、教育等政策,让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加速城市化进程,缓解农村基础教育的压力;另一方面,则需加大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吸引外来人才。

(2)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普及职业教育对实现劳动力进城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据农业部门统计,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农业劳动力的0.71%,低下的劳动力素质使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商业化陷入困境。普及、改革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基础教育是发展农村经济的迫切需要。

(3)基础教育改革配套系统制度的完善。因农村人口分散度大等特点,农村基础教育是覆盖面很广的“面式教育”,城市化进程使这样的特点更为明显,给农村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完善的寄宿管理、配套公共基础设施之外,也应具备良好师资、保育技能等相应要求,以保证学龄儿童的教育和生活。

参考文献

[1]叶茂林.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第9篇: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范文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我们指明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正确途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探索,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理论,为正确处理我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强社会建设提供了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社会建设的实践上积极探索,理论上不断创新,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立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认真分析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上取得的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又一理论基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思想与我国当代社会实际相结合,第一次把社会和谐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确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意义,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怎样建设社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行为准则,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所进行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社会,党所制定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都是为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尽管我们党也走过一些弯路,但由于我们党能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探索创新,始终确保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依然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保证。

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定位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确保了党的先进性。

十六大以后,我们党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各人民团体的关系,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相联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相统一,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坚决惩治腐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推动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互动,使我们党保持了勃勃生机。民主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政治保证。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社会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我们党执政后对认识这个规律进行了艰辛的不懈的探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才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认识到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才弄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才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唱响了发展这个主旋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跃升。我国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199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达到 800美元,实现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200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经济的发展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虽然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坚持统筹兼顾,努力建立健全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不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在致力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社会建设。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总书记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重要论断。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践不断推进,社会建设的基础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