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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业市场规模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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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业市场规模

第1篇:有机农业市场规模范文

农产品流通是市场经济的关键环节,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农业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面实施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和逐步推进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充分释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产品供需逐步进入总量紧平衡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我国农产品流通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导致农产品卖难买贵现象交替出现、质量安全事故频发多发、农民市民利益双双受损,农产品流通业发展的形势严峻,任务紧迫。

探究问题产生的根源对于解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少人在流通领域找根源,把问题归因于农产品产销对接不畅、流通环节多、链条长等,有关搞活农产品流通的政策和制度也不断地推陈出新,但是始终没有明显效果。实际上,农产品流通是起始于生产、终止于零售的一条完整产业链,如果仅从流通环节着手解决问题,就等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病根未除,隐患依然存在。农产品流通问题的根源在于产业链上游的农业小规模生产,唯有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改变小农经营现状,才能让农产品流通最终走出困境。

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产品“小流通”的根源

我国1980年代初期全面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丰硕的制度红利,但固化下来的小规模家庭经营也使农产品流通呈现出典型的“小流通”特征。

市场布局高度分散。小规模农业生产,使农产品交易分散,农产品归集成本高、风险大,带来的后果:一是市场参与主体“量大个小”。规模农业企业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要求,不会直接与小规模农户“一对一”交易,而是向规模化的经营主体批量采购,即将产品(原料)供应链的前端进行外包,这就为数量庞大的农民经纪人提供了市场空间,近年来快速崛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顺应了这方面的市场需求,这使得我国农产品流通主体众多,企业化程度和经济实力不高。二是市场集中度低。由于市场参与主体数量多,对我国庞大的农产品市场而言,每个主体占有的市场份额如“沧海一粟”,整个市场“一片散沙”。以生猪养殖为例,有数据显示,我国生猪养殖行业年产值达1万亿以上,但规模化程度和市场集中度极低,70%以上的生猪由散户供应,最大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仅1%。而在美国,年产2000头生猪的企业占到80%,其中排名前20位的企业生猪养殖量占到总供应量的70%以上,前四大企业控制了国内50%的市场份额。 三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由于市场主体经济实力弱、管理水平低、缺乏创新力,市场的信用环境、法制环境也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市场的高度分散又推高了监督成本、降低了违法成本,所以农产品流通市场往往是同质化竞争,甚至陷于恶性竞争,一些个体为抢占市场,大打价格战,有的还掺杂使假赚“黑心钱”。

农业产业链不稳定。我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市场,这与小规模农业生产构成强烈冲突,把“小生产”与“大市场”串联起来的农产品流通链条非常不稳定,主要表现在:一是产品供应不稳定。小规模家庭经营确保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但也使农业生产的组织化标准化程度低,农户调整种养结构的随意性大,造成农产品数量、品种、质量的不稳定,很难防范和追溯质量安全隐患。二是链条长节点多。农业生产的细碎分散,加大了交易成本和交易难度,而且市场流通主体普遍经营规模小,导致农产品供应链条很难“扁平化”,只能通过多层次、多环节购销以逐级扩大产品规模才能完成整个流通过程。三是产业链一体化程度低。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这是市场机制得以高效运转的根本前提和重要基础。但是在高度分散的农产品市场中,“理性经济人”属性加大了市场风险:由于买卖双方违约成本很低,市场频繁剧烈的波动又极易诱发其中一方违约,因此市场交易多是“一次性”买卖,交易双方很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也导致农产品流通不畅,很容易“卡”在某个环节,从而加剧市场风险。

对资源要素缺乏吸引力。农产品“小流通”格局,与缺乏要素支撑互为因果,构成走不出的“死循环”。首先,在资金要素方面,大资本不愿涉足。虽然前几年武钢、网易、淘宝、联想等知名企业都高调宣称要投资农业,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市场上至今未见他们产品的踪迹;一些“风投”注资农业,与其说是“掘金”农业,不如说是“掘金”股市,一旦他们包装的企业上市获利,立刻套现离场。金融机构不敢涉足。金融机构历来“嫌贫爱富”,只会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这是由其行业属性和经济理性决定的。涉农产业高风险、低收益、单体规模小,很难达到融资门槛。财政资金难以涉足。由于市场流通主体的"小众化",财政资金很难准确定位支持重点,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其次,在科技要素方面,流通主体受思想认识和经济实力影响,一般不会在科技上投入多少财力,现有的科技成果也很难通过有效的机制推广运用到如此小而散的个体。再次,在信息要素方面,面广量大的“小生产”和“小流通”给信息的采集、整理和带来极大挑战,很难保证信息的全面、准确、客观和及时,有用的信息也难以送达需求者。最后,在人才要素方面,因为农产品流通产业仍是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工作辛苦、待遇不高、稳定性差,很难吸引到各方面人才。

农产品流通已陷入发展困境

在农业小规模家庭经营条件下,我国农产品流通业很难依靠市场内生机制和外部有效支持走上现代化道路,在农产品市场国际化背景下,甚至难以抵御外来的冲击,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

市场机制失灵。按照马歇尔的经济理论,自由竞争会导致生产规模扩大,形成规模经济,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甚至不可避免地形成市场垄断。然而我国农产品市场开放三十年来,非但没有走向集中,而且始终零星分散,症结还是在农业小规模家庭经营。虽然政府对流通环节没有干预,农产品流通领域已是完全竞争市场,但就整个产业链来讲,生产环节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典型的政府手段,政府“有形之手”会通过产业链的传导,影响流通领域的市场竞争环境,干扰市场“无形之手”在整个产业链上配置资源的效用。具体而言,农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为了保证原料供应持续稳定,必须对供应链进行整合,一些大型企业还通过自建原料基地倾力打造“全产业链”,但是农业企业一旦向前延伸产业链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其经营环境就发生了很大改变,为了形成一定规模的连片土地,企业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与众多小规模经营农户进行谈判,这种方式可以确保农民的土地权利,但过程繁琐冗长,交易成本很高,谈判的最终结果还存在不确定性;另一种则是依靠乡村基层组织甚至县级政府强力推动促成的流转,虽然“效率高”,但也因此会使农民的土地权利受到侵害,企业自身也面临更大的违规风险和政策风险。目前农村土地纠纷多是第二种形式的流转。而且,大中型农业企业一次性投入大,管理成本高,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和土地流转费用又不能转化为固定资产,一旦企业选择退出,将有巨大的“沉没成本”无法收回。因此,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场内各经营主体往往“小富即安”,很难做大,也不敢做大,而场外的社会资本想进又怕“水深”,不敢轻易涉足,造成整个农产品流通领域始终处于“小散”格局。

政府调控乏力。农产品流通业是弱质产业,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理应得到政府的扶持。我国自古以来长期经济短缺,形成了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重农轻商),这种观念至今依然存在,政府把主要精力和财力投向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则寄望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解决。在商业、供销、粮食体制改革中,甚至把所属企业当“包袱”甩掉,以致于目前农产品流通领域是民营经济“唱主角”,政府无法承担起应有的公益性职能。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农产品供求已转为“紧平衡”,农业发展的矛盾已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农产品流通瓶颈愈发突出,对此,国务院和国家相关部门连续出台政策进行调控,包括实施重要农产品储备制度、减免农产品流通环节税费、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超”对接等等,但都收效甚微,除了因为民营性质的流通主体不可能按照政府指令或政府意愿让渡利润外,主要还是所有的政策都指向流通环节,没有触及小规模农业生产这个根源。

外资步步紧逼。我国农业无论是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相比,还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相比,都明显处于弱势,但对外开放程度又很高,加入WTO以后外资“趁虚而入”,目前已全面进入粮油、果蔬、肉、奶、水产等集中度高、消费市场大、利润空间广、发展潜力好的优势产业。从国内大豆产业“沦陷”的过程看,外资往往先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创出品牌建好渠道后,或者向上游的生产环节延伸,形成全产业链,或者大量进口低价农产品,对国内的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进而完成对整个产业的控制。随着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国际零售巨头在我国生鲜农产品市场的份额不断加大,他们都自建或共建了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加紧向生产环节渗透。美国私募巨头黑石集团等外资还直接进入我国农产品流通的枢纽——农产品批发市场,斥巨资打造亚洲最大的综合性农产品物流园——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按照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的观点,当外资进入农业和食品产业链越来越多,会带来潜在的外资操纵农产品资源和市场定价权的风险。“尤其是流通领域更要提高警惕,外资对农产品流通控制的影响要比生产、加工等环节大100倍。”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产品流通困境中的出路

小规模农业生产是造成当前农产品流通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农业小规模生产为适度规模化生产,才能使农产品流通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201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变革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农业小规模经营为适度规模经营,为我国走出农产品流通困境带来了出路,是农产品流通业走上现展之路的重要契机。

首先,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促进稳定农产品供应。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实现机械化生产,增加农业产出水平;适度规模经营也有利于培养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职业农民,他们比传统“小农”更具有经营能力、风险意识和文化水平,能够理性面对市场波动,避免盲目冲动行为的负外部性;适度规模经营又有利于推广应用新型农业技术和标准,便于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适度规模经营还有利于农产品供求信息的采集、整理和,使农户顺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实现以销定产,提高生产的计划性有效性。

其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促进实现农产品产销一体化。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化使“小农”变“中农“、“大农”,农业生产的集中度大幅度提高,可以减少农产品交易难度、交易频率和流通环节,使农业产业链“扁平化”,降低流通成本;适度规模化生产在加大一次易规模的同时,也增加了买卖双方的违约成本,从而强化双方的履约意识,有利于农产品市场诚信体系的建立,促使农商构建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规模化的生产经营主体,更容易走强强联合、抱团发展之路,增强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取得更加有利的市场谈判地位,并通过农超对接、产地直供、连锁配送、网上交易等新型业态直接“闯市场”。

第2篇:有机农业市场规模范文

内容摘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完善,是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有效途径。本文研究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高外向联合驱动模式。并指出通过政府职能作用的合理定位;完善市场、强化市场的引导作用;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发挥开放经济对农民合作组织的诱致性拉动作用,共同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双高外向联合驱动模式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有学者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应实行从国际经济大循环向国内经济大循环转变(贾根良),改变以往过于倚重外贸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应该将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变为扩大国内内需,而扩大内需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实行农业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要充分体现合作经济组织的规模经济效益,改变农民在农产品市场的弱势地位,提高农业的成本效率和交易效率。通过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民的议价能力,吸收更多的农民加入组织,改变以往的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减少交易的频率,降低农民交易成本,将农产品市场从以往的完全竞争市场向区域的卖方垄断竞争市场转变,增加农民分享市场经济收益的份额。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实现工业化(杨永华,2007),而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推动力,是促进农业增收增效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良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给予其发展提供了大力的政策支持、立法保障和经济支持。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农民的综合素质不高、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外部发展环境仍不完善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合作经济思想起源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三大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分别对合作经济思想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推动了合作化运动的实践。圣西门提出在合作中应该按照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的思想;傅立叶构建了“法郎吉”和谐社会,充分肯定合作对生产力促进的作用,认为协作制度能使产量增加三倍。在欧文“新和谐公社”的理想社会中,他强调重视专业合作组织。马克思主义在吸收空想社会主义合作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合作是一种生产关系。在农业生产上的合作,马克思主要是把合作制作为改造农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是实现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一种手段(王庆,2008)。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在这些农业合作社中,收入分配要以按劳分配作为基本原则,必须“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与全国大生产合作社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

西方学者对于合作经济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创新,融入了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博弈论等新内容,从不同侧面论证了合作社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俄罗斯“社会农学”创始人恰亚诺夫主张家庭农场制,通过分析农民家庭结构对农民农场组织的影响,提出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经济活动规模的上限和下限,在数量和质量上影响农场的组织状况(恰亚诺夫,1996)。科斯、威廉姆森等的交易费用理论提出通过交易主体(农户)以合作组织形式降低交易成本,将交易成本内部化,提高交易效率。谢勒在贝恩(1959)的产业组织理论基本框架基础上提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分析范式(SCP)。而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应该是市场绩效和市场行为共同决定市场结构,三者之间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单向的关系。以布坎南和奥尔林为代表提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如同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是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选择。纳什、夏普里等学者的“讨价还价”模型、Shapley值以及“核”概念拓展了合作博弈论,其指出成员决定是否加入合作社主要取决于合作社能为其带来多大的收益,并且这种合作组织只有提供与其他替代性的群体组织至少相当的收益时,才能保持稳定。泰勒尔将博弈论引入合作组织理论,认为组织行为不仅取决于市场结构,还取决于组织对自己行为可能引致的其他组织反应行为的预期,应与当事人的心理预期紧密联系,通过组织内部结构调整来解决市场问题,实现瓦尔拉斯均衡(刘丽霞,2008)。Sexton(1986)利用存在核心解的N人博弈模型,提出如何在成员之间以及其他参与主体之间分配成本和收益对合作社的形成、稳定和效率至关重要。

(二)国内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模式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有无依托主体的角度,分为依托型和无依托型(苑鹏,2001;郭红东,2002);二是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经营范围的角度,分为生产主体型、流通服务主体型和综合型的合作经济(刘劲松,2004)。现阶段我国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创新的模式选择主要有: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社区农民协会模式和股份制合作模式等(向东梅、陈德,2006)。

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的途径,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分为市场自发式模式与政府主导式模式。认为市场自发式实际上就是在市场作用下自发形成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而政府推动型与社会改造型都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即自下而上的农民自发组织形成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刑晓燕)。

制度创新理论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模式大致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强制性制度创新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者政府,如国企改革。而诱致性制度创新指的是现行制度创新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创新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其主体是个体或者特定的组织,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与供给的分析来看,只有当制度创新需求者新的要求与上层决策者的收益预期趋于一致时,制度创新的新均衡才会形成。一种制度创新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创新集合中选出来的,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将比这个制度创新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创新更有效。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由农民自发组建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最符合农民群体自身的利益要求。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构建,需要大量的资源条件,在小规模农户占主导地位的农村,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与一般的营利性企业相比,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具有较强的反市场性,在一个完全遵从自由竞争机制的市场环境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安排处于市场机制失灵的边缘,对政府的扶持具有某种天然的倾向性 (苑鹏,2001年)。

我国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各有不同,东部地区主要是龙头企业带动型、中部地区主要是能人牵头型、西部地区主要是政府主导型模式(王新利、李世武,2007)。吴素芳(2008)对宁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中,提出政府推动的外生型发展模式、“专业大户+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支部+协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股份合作的组织发展模式等。王大庆(2007)基于传统的“公司+农户”模式所存在的缺陷,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产业+科技”CIS模式进行研究探索,通过对黑龙江省顺利村“三位一体循环经济模式”(CIS模式)的实践探讨分析,提出通过市场把科技、产业和农村合作组织有机结合起来,使其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从我国各地实践探索经验看,提高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路径主要有:“农户+龙头企业+市场”模式;“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市场”模式;“农户+专业市场(基地)+市场”模式和“农户+中介组织+市场”模式。

双高外向驱动型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模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模式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问题,而目前我国更多的是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联合进入市场的合作行为模式,常见的是“公司+农户”模式,但该模式存在如下缺陷:多数契约为附和契约、买方垄断、企业违约现象时有发生等。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又可以分为能人牵头型、龙头企业带动型、政府部门带动型等。按运行机制,可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三大类型(黄祖辉、徐旭初,2004)。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需要内外机制的共同推动,尤其是社会政策的支持是第一位的(杨团等,2007)。

双高外向驱动型模式综合考虑市场、政府以及对外开放经济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的驱动作用,重点突出开放经济对农民合作组织的诱致性拉动作用,通过市场驱动、政府推动和开放经济拉动联合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快速有效发展,是在二维度整合模型基础上拓展的三维度模型。李燕萍,涂乙冬(2009)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构建了市场调节、政府宏观调控的二维度整合模型,将其发展模式分为:双低驱动型、市场驱动型、政府驱动型和双高驱动型。认为双低驱动型模式与经济发展呈高度负相关关系,而市场驱动型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他们主张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二者的共同作用。

双高驱动模式是建立在市场制度比较完善以及政府职能高效的基础上的理想模式。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在从双低驱动模式向市场驱动型或者是政府推动型模式转变,最终达到双高驱动型模式,但是双高驱动型模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很少。该模式结合了“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要求政府在各种税收、金融、土地流转、制度、法规上给予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足够的扶持力度和发展环境,加强对合作经营管理的监督。同时要求市场机制比较完善,通过价格杠杆诱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走上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发展模式并遵循内部治理机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使社员总福利达到最优。

双高外向联合驱动型模式(见图1)是在双高驱动模式的基础上,加大市场的开放程度,实行走出去的策略,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国内市场提高其知名度,打造知名品牌,并逐步走出国内市场,增加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高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同时,还要实行引进来的策略,即通过不断开放市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吸收国外知名企业加入组织,形成一个跨国跨区域的大型合作组织。通过引入外资企业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制度,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以及依靠其较高的国外市场占有率,拉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提高合作经济组织的外部市场的占有率,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外向发展。各地可以考虑本地的客观实际,在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的条件下,把产供销统一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社组织,利用其信息、组织和网络的优势,在竞争中寻求国际合作,在合作中壮大自己,同时坚持立足国内市场与放眼世界市场相结合。

结论和建议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选择应该与该区域的资源禀赋相匹配。资源禀赋不仅会影响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模式的组织的规范程度、结构的联结度,还会影响到组织的行为边界等方面。如果经济资源充裕、人力资源优良、市场规模较大,则倾向采用规范度高、结构紧密、统一实施管理与协调的实体性组织模式来运作经营;如果地区的经济资源约束较强、人力素质偏低、市场发育迟缓,则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的模式应采取灵活、规范度低、结构松散的、规模较小的组织类型;后者通过持续的发展和积累,在其经济能力和组织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存在向前者转化的组织行为动机。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选择不仅要充分考虑资源禀赋、资产专用性等因素,更应走有中国特色的混合模式。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既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也要增加市场的作用力,同时也有必要投身于国际市场,不断发展壮大。政府应该加强对合作组织的立法建设、扶持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我国地区差别较大,统一的发展模式反而不利于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应该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选择理性的发展模式,完善其治理结构、管理制度。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区域,应该选择政府驱动型模式,并逐步过度到“双高驱动模式”,从而进一步发展为“双高外向驱动模式”。而在外部环境较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尤其是外向型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应该选择市场驱动型模式,达到“双高外向驱动模式”,充分利用外资优势,引入外资企业加盟,拓展国外市场。积极鼓励相邻地区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打破区域的界限,促进规模经营的实现,拓宽组织的活动空间和服务功能。

(一)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

政府不应过多的干预合作组织的内部经营管理,使其过度依赖于政府。农民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单纯行政关系。政府应该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脱离出来,其功能应该定位于:维护公平、公正原则,提供符合市场经济运转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为农民组织的建设提供制度和政策服务(韩晓翠,2006)。政府的职责是构建一个市场体系,规定社会经济政策,通过法律和政策对于市场进行整合管理,加强宣传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公共交易设施、提供信息服务、加大财政信贷、提高金融支持、落实税收优惠等。尤其是当前农村金融缺位,政府应该建立层次分明、既公平竞争又分工协作,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建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相适应的信贷规模,可以采用集团信贷模式、混合信贷模式、单户信贷模式。

在当前金融危机下,要通过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促进合作组织发展,提高农民收入,除了法律、金融支持、规范管理、税收优惠等措施外,政府应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明确土地产权,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目前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分散于各个独立的农户家庭,而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土地产权不清晰,流转不规范,管理制度体系不完善,成为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瓶颈。所以应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应赋予农民对所承包经营的土地更多的权益,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农业规模经营的收益,从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政府在加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要加大对农业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强教育和培训可以缩短农民对新事物的认知时滞,提高整体素质。农民文化水平高低会影响到农民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认知程度,而农民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正确了解和理解是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会降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成本,合作组织制度变迁中预期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就会降低,同时合作组织运行中的管理和监督成本也越低。

(二)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合作组织的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须依据市场需求生产农产品,不能脱离市场。亚当•斯密(1996)论述了分工协作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任何商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都需要商人、运输者及其他许多劳动者的联合劳动。他分析研究了市场规模对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影响,认为市场的发育度是与某一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类型的选择是高度相关的,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越大,市场越完善,经济个体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并相应地投入专用度更高的生产资本,而这直接导致治理的规范度提高。反过来说,市场发育滞后的农村地区,由于市场规模极为有限,专业化程度较低,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的公有资产的专用度较低,因而其组织形式缺乏规范化的内在动机。所以要不断完善市场结构,使其符合完全竞争市场条件。根据完全竞争市场的规模经济理论,合作经济组织应达到适度的规模。虽然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观点出发,交易的次数越多交易成本越大,即组织的规模应该越大越好。但是规模越大,其内部管理成本增加,反而使其效率低下。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竞争能力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进一步发展,提高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要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要引进来、走出去。通过国际交流和合作,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外的联合和合作,帮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拓展市场和发展空间,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通过各方的决策者、专家和实践者共同参与,在经营管理上加强改革创新,积极引进实践经验丰富、有管理知识的专业人才来改善经营,提升管理质量和服务专业化水平,从而提高竞争力,并最终演变为规模巨大、专业化水平很高,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的经济组织。其合作组织模式也需要适度的创新改革,可以考虑引入外资企业加入合作组织,既能获得外资企业的资金、技术、管理、服务支持,同时又能通过外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增加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以便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实现农产品的品牌经营战略。同时要加强国际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国内和国际项目在设计和资金使用上应加强协调,提高成效。

参考文献:

1.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2.韩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3.孙亚范.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李燕萍,涂乙冬.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研究――一个二维度整合模型.理论月刊,2009

5.王新利,李世武.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7

6.韩俊.调查中国农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第3篇:有机农业市场规模范文

[关键词] 公司+农户;模式变迁;衍生品

一、“公司+农户”交易模式的演变路径

随着开放型经济的逐步深入,尚未完全市场化的中国经济将真正参与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我国商品市场也就暴露在巨大的国际市场风险面前,意味着尚未完全市场化的中国经济将承受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冲击和严峻考验。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农产品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面对国内与国际两个农业市场充分衔接,国内农业资源、农产品的价格将逐步与世界范围内商品价格同步,农业市场风险将成为首位风险,而市场风险的有效解决必须依靠衍生品市场的发展。针对中国农业生产较为分散的情况,笔者认为,我们应拓展“公司+农户”交易模式、创建新型金融工具使众多农户通过参与衍生品市场交易来规避市场风险。“公司+农户”交易模式的演变路径如下:

1.“公司、农户”即期式交易模式。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业经济基本上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少量剩余农产品通过国营商业渠道、供销合作社渠道按计划进入流通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国民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农业商品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1983年至1993年期间,我国先后发生了两次大的农产品卖难现象。这两次农产品卖难说明,转向家庭经营以后的分散农户,无组织地盲目生产和自营销售,难以与经常变化的市场供求形势相合拍,农民需要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已成为各方面的一个共识。在这一阶段中,农户和公司间几乎是脱离的,两次大的粮食难收难卖,使农民饱受增产不增收的苦恼,农业经历了由受资源约束向受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的转变。这一阶段的农户与公司间所发生的购销关系相当于即期交易,这种交易模式在生产力较为低下、交易范围较小且自然环境较为正常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运作。即期交易模式下,农户只能自发的生产,等到农产品成熟收割后出卖;企业在统购统销体制下,除了到期面向农户的购销活动之外,根本无法起到“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即期交易常因自然、政策等因素的变化导致农产品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这两种情况中不论出现哪一种,均会导致价格发生异常波动,交易双方因此而蒙受损失。随着我国农户市场意识的深化及生产自主权的扩大,对新的交易产品的渴求与日俱增。

2.“公司+农户”远期式交易模式。从“公司、农户”到“公司+农户”可以视为由即期交易发展到远期交易。农产品常年消费却集中供给的时间性特征,即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的不对称,再加上自然因素及其他因素变动的影响,使即期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由此造成农产品供给者收入、消费者支出常出现巨大的波动。所以,为了避免“公司、农户”即期式交易模式的内在缺陷,稳定农产品的供销关系和价格,由此便产生了具有远期合约交易本质的“公司+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公司+农户”这一远期式交易模式的出现,农户与公司通过签订远期合约,可以有效降低事前交易成本。具体来讲,对农户而言,较为稳定的供求关系大大地减少了各种事前交易成本,如信息成本、运输成本、垄断定价的损失成本等;同时也减少了市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对公司而言,同样可以减少其在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如市场搜寻费用、质量监督费用、产品质量和数量不确定所造成的事后损失,从而使交易双方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但是,在“公司+农户”这一农产品交易模式中也存在一定缺陷,这种模式只能锁定未来交易的价格,所以,从几年来推广的情况看,在订单价格与实际执行时的市场价格间产生较大变化时,订单往往不能顺利执行。有人曾做过调查显示,我国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仅为20%。笔者认为履约率低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公司和农户的合约意识差和法律、法规等市场环境不完善,其本质原因在于“公司+农户”远期合约的天然缺陷。具体而言,这种缺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由于远期交易属信用交易,在当前我国信用普遍缺损且信用约束乏力情况下,其履约率低当属意料之中;其二,远期交易的风险积分效应及中途缺乏退出机制,对公司而言,当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时,面对众多农户转移过来的风险累积使其无力应对或难以抵挡市场价格的诱惑;对农户而言,当市场价格存在较大的诱惑时,其违约成本在当前是比较低的。因此,要提高“公司+农户”履约率,根本办法只有适时推出新的交易工具以弥补远期交易的天然不足。

3.“公司+农户+期货”交易模式。由前文可知,远期交易模式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回避风险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期货市场作为一种更高级的市场形式,不仅能够有效回避风险,也可以为“公司+农户”的顺利运行提供载体。因此,“公司+农户”交易模式发展为“公司+农户+期货”应成为订单农业的发展方向。相对即期、远期交易市场的固有缺陷,期货市场具有四大功能,即价格发现功能、套期保值功能、日清算式强制交割功能以及随时对冲了结头寸的自主退市功能。

首先,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可为订单农业提供公平的参考价格。现货价格仅反映该种商品当期供求关系的均衡价格,带有很强的瞬时性、随机性、分散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均衡价格也在不断调整变化。由于农产品的生产周期比较长,根据当期的现货市场价格信号来确定下一时期的粮食供给,安排下一生产周期的生产,必然会带来风险。而期货市场有一个集中交易、公平竞争、秩序化强、信息公开的价格形成机制,会员制的交易所通过集中供求,实施“三公”原则来形成即期、近期、远期价格,调节供求,这些优势是即期交易、远期交易所不能具备的。因此,期货市场所形成的价格对各种价格因素反应极为灵敏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预期性。农民可以根据期货市场价格来估计现货市场价格的未来走势,然后做出生产和消费的决策,因此,可以一改以往农户盲目生产导致的增产不增收的状况,为农户利益提供实质性保障。

其次,期货市场集中了众多的投机者和套期保值者,市场风险可以在大量的市场参与者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前文所述的“公司+农户”模式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利益风险机制不合理的问题,由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较长,从种植到收获,市场行情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农作物的远期交易除信用风险外,其市场风险也非常大,特别是对公司而言,众多农户的市场风险通过定单全都转移至公司,公司有时确实难以承担这样的风险。引入期货交易后,公司可通过套期保值交易解决这一困境,即公司在与分散的众多农户签订种植订单的同时,通过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从而基本锁定未来的成本与收益,从根本上提高了履约订单的能力。

再次,日清算式强制交割功能是通过保证金与日清算规则完成的。保证金规则是指交易的每一方建仓时都要达到一个信用水平,日清算制度是指每日收盘时,清算所根据结算价对每笔交易结清,盈利一方可提取利润,亏损一方(达到一定程度)则在下一个营业日到来之前,必须追加保证金,否则清算所或会员有权进行处置,如暂停交易资格或强行平仓。因此,相对于远期交易的风险累积机制,期货交易每个交易者都清楚自己在市场上的地位和保证金余额,更易于对其自身利益及风险的监控,为提高履约率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转贴于

最后,期货交易的自主退市功能使得期货交易者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及自身条件的变化随时结束期货市场头寸,从而交易者拥有高度的灵活性与自主性。

4.“公司+农户+期权”交易模式。“公司+农户+期货”模式可以为订单农业提供很好的“风险避口”。然而该模式与“公司+农户”远期式交易模式在风险防范方面有一个共同特征——对未来交易结果的锁定效应,也就是在规避不利于己的风险同时,也放弃了于已有利的风险收益。而“公司+农户+期权”模式可以进一步完善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在优先考虑农户利益的同时,又能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真正形成农户与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风险分配机制。

期权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手段,是合约持有人的选择权交易,其持有人在向契约出售者支付一定期权费后便有权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未来某一特定时间),以一定的价格向对方购买(或出售给对方)一定数量的特定标的物,但没有义务。利用期权中的买方期权思想来制定“公司+农户”中农户与公司的利益分配机制,无论以后的市场价格如何变动,农户都可以获得有保障的最低收入,维护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而期权费就是可以预见的最大损失;对公司来说,在稳定货源的同时,将期权费作为市场价格上升时的净收入,来弥补市场价格下降时的净损失,农户与公司之间形成了利益与风险共担的运行机制,真正体现了订单农业的真谛。

二、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我国新时期农产品流通发展的需要,建立健全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总的思路和目标模式是:根据我国农产品流通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规范农产品集贸市场,整顿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完善市场法规,搞好市场管理,改进宏观调控,提升市场功能,逐步建立起一个布局合理、功能完备,在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因此,如何架设我国农产品衍生品市场与公司、农户间的桥梁应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为此,应注意以下问题。

1.提高政府服务职能,改善期货市场环境。一方面政府等相关部门在维护市场正常发展的同时,注重组织对“公司”、“农户”的农产品衍生品交易知识的培训工作。另一方面政府要转变自己的职能,为农产品市场参与者提供信息和法律服务,降低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

2.发展农产品期货交易,完善市场功能,以拓宽衍生品市场为订单农业服务的空间。建议:第一,国家根据农产品流通发展的需要,适时推出现货基础好、辐射面广的农产品期货品种上市,恢复玉米和大米的期货交易,同时,积极探索与农业稳定高度相关的气候类、巨灾类衍生品;第二,推动涉农企业开展期货贸易业务,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回避风险。引导农民根据期货市场价格信息,合理调整种植结构,增强农民市场意识,鼓励农民通过多种形式参与期货交易,规避市场风险;第三,要尝试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储备粮推陈储新,保值增值,强化吞吐效果,充分发挥期货交易发现未来价格和回避风险的高层次市场功能;第四,在发展的同时,要加强对期货市场的监管,健全大户报告制度、涨跌停板制度、最高持仓制度,严格制裁违法乱纪行为,防止操纵市场,抑制过度投机;第五,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培育农民合作社与适度放开投资者准入限制并举,壮大期货市场交易主体,尤其是机构投资者。这样既有利于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市场流动性的增加,又有利于期货市场的理性与稳定。

3.正确处理三层次市场关系,加快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在以城乡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三位一体”的农产品市场体系中,各层次市场的定位和功能是:集贸市场是面向消费者的市场,在沟通产销,满足当地群众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主要缺陷是交易层次低,数量小,批次多,透明度差,辐射力和影响范围有限,不形成反映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权威价格;批发市场是农产品的集散中心,主要在沟通大宗农产品交易,调节农产品供求,发现价格方面发挥作用,是国家对农产品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载体;但现货市场本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如只能反映即期需求,缺少分散风险机制。期货市场是农产品远期价格形成中心,具有发现远期价格、回避交易风险等作用,可以弥补现货市场的缺陷。在市场体系中,这三个层次市场的关系是,集贸市场是基础,是低层次的初级市场;批发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骨干,是中层次的市场;期货市场是补充,是高层次的市场;三级市场相辅相成,相互联系,互为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农产品市场体系,使各类农产品交易得以顺利进行。通过不断发展、完善、提高,逐步形成各层次市场相互协调,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现货与期货相结合,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多层次农产品市场体系。

4.改进宏观调控,加强农产品市场监管,规范农产品流通秩序,建立农产品市场监测及预警系统。要借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管理经验,尽快研究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把所有的市场活动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完善农产品市场规则,包括农产品市场准入规则、交易规则、退出规则和监管规则等,消除市场中的无序竞争和违规行为;加强对无照经营、偷漏税费、违规操作行为的清查和处罚力度,引导经营者守法经营,文明经营,公平竞争,承诺营销;严格质量和卫生监督检查,杜绝假冒伪劣农产品入市;打击不正之风和行贿受贿,使场外交易得不到各种“好处”,促进进场成交;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改进农产品宏观调控办法,调控的数据既要参考现货市场价格,也要参考期货市场的价格,增强调控的时效性,提高调控效率,从而实现政府通过经济手段调控市场,市场形成价格,价格引导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使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国家还要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加强对农产品市场运行的跟踪监测,建立农产品市场监测及预警系统,及时收集分析市场信息,认真研究国内外农产品生产、消费、价格、品质、贸易、政策等动态,发现农产品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和农产品供求关系将要发生变化时,及时发出预警,以便事先预防,减轻市场波动,降低调控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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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衍平,陈会英,等.山东省订单农业的发展状况与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02,(5).

第4篇:有机农业市场规模范文

关键词:土地流转解决机制农村经济

农村普遍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以来,农民有了相对稳定的土地使用权,为解决承包地块分散、种田效益不高,农业劳动力不足等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民自发地通过互换、转包、转让等方式进行着小规模的土地流转。党中央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及时予以肯定,明确提出“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要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落实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30年,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同时,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步人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也出现了新变化。

一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回顾

1.农地流转的萌芽阶段(1979—1983)

解放后的,使我国彻底打破了由地主垄断土地的格局,村土地私有制改造为集体所有制,土地归农,集体经营,按人均分。土地不得出租、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国有企事业单位用地必须由国家统一征用、无偿划拨。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的改革大潮迅速席卷全国。到1983年底,全国各地包干到户的农户已占国内总农户的94.5%,农村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当时国民经济仍在计划经济基础上运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农村土地承包基本上还是按劳或按人均分,且未说明土地承包多长时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雏形期”,土地流转具有自发性、隐蔽性、无序性特点,而且有偿与无偿并存。

2.农地商品性争论阶段(1984—1987)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与此同时,国务院《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以此为起点,关于“农村土地商品性问题”引发了全民性争论。这一阶段,虽然国家政策和法律仍不允许土地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转让,但理论界已开始高度关注农地的商品性研究。实践中,农地流转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3.农地市场迅速发育阶段(1988—2003)

1988年,《宪法》修正案删除“土地不得出租”规定,增加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规定,为土地市场发展扫清了法律障碍。当时,城市土地的有偿使用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农地使用权正式依法步入商品化的发展轨道,农地流转市场开始在我国初具规模。这一阶段,对农地流转市场的客体存在两种观点:一部分人主张改革土地所有权,所有权也可以进入市场;一部分人主张搞活土地使用权,主要是土地经营权进入市场,最终后者占了上风。实践中,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两个市场均不同规模的客观存在。

4.农地市场逐步规范阶段(2004年后)

2003年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对农村土地流转发挥了相当大的规制作用,但由于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实践中,承包合同形式不完备、经营权证发放不到位、随意变更或终止合同、剥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一系列问题随之出现。从2004年开始,中央又出台“一免两补”等惠农政策,全面实施“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农地价值得到深度挖掘,推动了农地市场持续活跃,但是,农民抢种土地、涉农纠纷增多、政府违法批地、乱占滥用耕地、随意改变土地用途、征地补偿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也随之增多。

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现状分析

1.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提高了生产效率

中国己经进人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阶段。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已明确指出了发展现代农业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我国目前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原始的小农小本耕作经营,2.4亿农户每户平均经营0.5公顷的土地,属于“超小型”农户经济高成本低效率的小农经营,成为阻碍农业发展的“瓶颈”。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人少地多”的格局,随着10年来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流失现象严重,耕地面积由19.5亿亩下降为183亿亩,由于在科技进步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持续走低和农村劳动力人数绝对增加,再加上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农村剩余劳动力积压在日益短缺的土地上,妨碍农村土地形成适度经营规模;另一方面是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流转进展十分缓慢,土地不能按照市场效益原则进行合理流转与优化组合,使家庭小规模承包经营的格局长期化与凝固化,农业专业化程度偏低,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业生产机械化的规模作业也受到阻碍,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经营规模,即用以机械为主的作业替代以人畜力为主的作业。扩大经营规模要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完善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为前提。

2.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和科技进步

土地流转有明显的正面效果。它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和科技进步,加快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益。但是,对于以集体组织为主体的反租倒包、股份合作制等流转形式,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反租倒包、股份合作制可以通过规模经营和引入外部资本,发展高效经济作物,提高土地收益水平,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加上部分地区劳动力转移并不充分,一些农户承包的土地被收回后,可能产生生活上困难的问题,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因此,主张慎重对待土地的反租倒包和土地股份合作制。

3.土地流转中形成的规模化经营是农业发展的动力

农村土地的分散化、零碎化严重制约着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与经营在土地规模过小的情况下是一筹莫展,望“土”兴叹.而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因此要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就必须加快土地流转的速度和规模.农村土地流转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耕地面积极为有限、分散化、零碎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且农村劳动力、耕地面积分布都不均,劳动生产率低下,土地生产率增长动力不足,人地资源的配置不合理等.

三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明晰是根本障碍

在《农村土地管理法》中集体被界定为乡(镇)、村和生产队(村民小组)三级,而《民法通则》中集体则被界定为乡(镇)和村二级。从而在微观上形成了“农民集体”、“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乡(镇)政府”对同一块土地都可以拥有所有权的模糊状态。这种模糊而不彻底的现有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使农民对土地仅拥有承包权和经营权(使用权),导致土地流转不畅,使土地的自由交易无法正常进行。在一定程度上使农业的规模化经营面临许多制度上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已成为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的硬伤,并严重阻碍了农户进入产业化经营组织和规模生产。势必束缚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前进步伐和国家或地方宏观经济规划政策的实施。

2.制约着土地配置效率的提高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使用分散、经营规模狭小,土地利用格局僵化,这必然从两个方面制约着土地配置效率的提高。一是妨碍农业技术改造进程;二是阻滞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先有农民家庭半自给性小规模土地承包经营技术长的农民兼业化,使土地蜕化为“生活保险手段”,致使土地经营的目标不是追求货币收益最大化,而是获取稳定的口粮保证,从而使土地配置失去效益原则。因此,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革与创新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按照规模经济原则,逐步改变现有分散、狭小、低效、僵化的土地经营格局,发育独体流转集中机制,实现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3.社会大环境所限制

目前,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而且,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经营环境较为艰难,城镇为了保证国有下岗职工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出台了许多歧视农民工的政策,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而且转移后的工作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也造成农民难以彻底离开土地,他们把土地视为自己最后的保障线。所以,就业社会化的障碍无法突破,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也不可能会出现新的跨跃。

4.土地流转市场的不健全

无合同约定的土地流转面积占绝大部分,有合同的土地流转也不够完善,没有统一的合同格式,有的合同没有承包农户签字,有的合同与政策法规相违背等。土地流转服务工作跟不上,村集体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中介服务组织严重缺乏。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流转的土地改变了用途。农户在其中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其运行的基础不是规范的制度体系,而是人为的政策注入;农村土地流转的二级市场主要是农户之间的土地交易行为,其运行的特征是自发性、混乱性、盲目性与无序性,二级市场流转空间狭小,缺乏有效的中介支持与政策引导。

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机制的缺陷是由市场本身的组成和结构上的缺陷所决定的,反过来,如果存在缺陷的市场机制一旦形成并固定化,它又会使市场组成和结构上的缺陷放大,并形成一个相对均衡的农地流转市场系统,这样的存在内在缺陷的系统如果没有外部的动力使其结构和组成趋向完善,而任其自由发展,整个系统将趋向恶化。

5.法律法规不完善

近年来,立法虽然关注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如2002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涉及土地流转的规定多达30余条,详细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方式、程序等,并取消了若干不合理的限制,包括《农业法》、《物权法》等也有相应规范,另外还散见于《合同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中。但总体看比较原则、粗疏存在法律空白,同时法律规定较为分散,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法律机制,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规范。这就必然导致处理土地流转中产生的矛盾与纠纷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土地流转双方(或三方)的权力、义务难以明确,其利益补偿关系难以协调,转包、转让价格难以确定等问题,不便于土地流转的规范运作。

四解决之策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土地制度与国家性质间的关系的固定观念导致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困难。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国家应占主体地位,同时也要为农户提供条件、创造其投入的积极性。要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有效流转,必须制定利于市场动作的配套措施。

1.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

完善土地流转合同及土地市场的运行机制来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国家通过相应的政策保护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有效性,同时要为流转提供交易平台即鼓励或帮助在每个乡(镇)建立一个或多个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中介组织要到相关部门登记注册,要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要有一套办公程序。中介要有独立性,不能由政府代替。真正实现为土地供需双方牵线搭桥的作用。交易达到实现使用权转移时,土地流转合同是保证双方权益义务的有效证明,因此要完善土地流转合同,明细合同中的条款,既要便于实行,又要保护双方的利益。

2.市场化运作

市场运作能有效促进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的自由流动,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企业经营模式利于减少交易费用,获取规模效益,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农业产业化经营本身具有制度的优势,能有效地规避风险,减少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实现外部利润内部化,获得制度收益。由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导致土地产权模糊,不利于土地的有效流转;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农民身份的变迁;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延缓了农业产业化的有效集中。制度需求成为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农业产业化在我国十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农户家庭经营自身缺陷的重要选择。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最显著的特征集中体现为企业化经营与市场化运作模式。

3.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正是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新契机。众所周知,商品的生产都存在着一个适度规模问题。在一定的规模上,商品生产的诸要素之间能达到合理的搭配,效益是最优的。当然,农业生产也不例外,对于我国目前存在土地经营规模过小问题,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变革,达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4.扩大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需求

鼓励大型农、工、商企业投资农业,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农业生产同其他产业相比,生产周期长,资金回收慢,面临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大,而农业的平均利润率又低于其他产业,是典型的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的弱质产业。如果平均利润机制不能形成,农产品成本高昂而利润低下,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而言,农地使用权市场的需求缺乏基本的利益驱动,土地的撂荒状态也就不足为奇了。为此,必须鼓励农、工、商企业进入农村,在农业中引入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加上大型企业的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业的平均利润率和边际效益,使农业向赢利型行业转变,从而激活土地使用权市场的需求。

第5篇:有机农业市场规模范文

关键词:制度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制度变迁

abstract: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s the change in external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potential profits.when externalities, economies of scale,risk and transaction costs can′t internalizedthe potential increase in income ,the innovation of new system occurs.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managemen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agricultural system change by analyzing market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transaction cost of dispersed small-scale farmers based o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key words: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management;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systems

制度经济学认为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获取这些潜在收入的增加。所以,制度创新是由于外在性的变化促成了“潜在利润”的形成,但是对于规模经济的要求,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等使这些“潜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内实现,原有制度安排下的组织或利益群体要克服这些障碍,就会寻找新的制度创新,以带来潜在的收益或减少成本。这里试图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分析我国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市场环境与交易成本,提出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土地“大包干”,由此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制度变迁的最大功绩在于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农村改革发展30年实践证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外部利润的产生是由于现有的制度安排不能将外部性、规模经济、不确定性等因素所带来的收入潜在增加内部化。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外部利润”内部化的过程,促进制度变迁的诱因是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从全国整体上看,今日中国的农业既不是完全的传统农业,也够不上完全的现代化农业,而是处于向现代化农业向的迈进之中。农户的商品量小,搜寻信息的手段落后,信息搜寻的机会成本变得更高,农户决策的趋同性和分散性造成难以满足市场均衡供给的需要。作为农村经济组织的独立生产经营者,农户不仅要承担自然风险、政策风险和技术风险,还要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由于农产品的流通主要集中于分散的城乡集市贸易,客观上造成了市场分割。农民对市场信息的滞后使农产品的短缺和过剩交替出现。在这一特定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户的剩余产品少、商品率低、外生交易费用大。因此,农业生产与农产品供给的分散性,决定了农资的垄断性定价与农产品竞争性定价的差额,只能由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户承担。

众所周知,农村改革的突破是从调整土地政策入手的,并逐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赋予其出租、抵押、转让和继承的权利。第一,家庭联产承包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农户在满足自家生活的需要、完成国家任务之后,只有少量的剩余产品进入市场交换,资本积累能力较弱;第二,受宏观制度条件的制约,农户无法通过兼并扩张实现规模经营,不仅阻碍了农业现代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使用,而且原有的农业生产制度在降低转化成本的能力上已达到该制度所允许的边界:由于受土地不可流转和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大量的农村经济依然是农户经济,农业土地规模经济小,农户人均耕地日益减少,边际生产力递减。由于规模经济程度非常低,制约了土地集中使用。

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实现了历史性巨变,建立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土地承包权长期化,并赋予其出租、抵押、转让和继承的权利,明确要求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确立农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使土地承包权更趋近于成为一项清晰完整的现代产权。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决定》的内在实质,坚决贯彻“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本政策,积极探索农村制度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以制度建设和创新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不断深化。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制度潜力在于:第一,实现农业规模效应。通过合理组织、分工协作和专业化的生产,带来了农业和其共同体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行业联合带来行业规模效益;通过区域集聚带来区域规模经济。第二,缓解市场风险。通过产业化经营组织中的“龙头”或内部市场组织(中介组织),化解市场风险,引导农户有序地进入市场。这些组织能够有效地应付市场的不完全性、信息非对称性和信息偏差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种解决方法也叫做“市场机制的内部化”。第三,降低交易费用。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生产、加工、销售的结合,减少了中间环节和利益流失,相应的组织管理费用有所下降,而且农户从对市场交易变为对公司交易,交易效率提高,节约了交易费用。所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否定,而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之上的深化和发展,是通过发挥农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优势,弥补家庭经营内部规模不经济的缺陷。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分析

根据参与主体的构成和与农户连结紧密程度,农业产业化经营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1.“农业加工企业+农业生产企业”,这是我国较为重要的一种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我国各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兴建了一批菜篮子工程基地,它们在有关部门的行政协调下,以骨干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为龙头,联合同类型的其它企业,并与相关的上下游企业联合,形成了一批“农业加工企业+ 农业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2.“公司+农户”。公司和农户通过彼此间的资金支持、技术服务、生产资料的供应和产品的销售等环节,实现系统内“非市场安排”,降低了各方的交易成本,使各参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这种经营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广大农户进入市场的风险问题。面对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市场,公司和农户紧密连在一起, 既可以发挥整体优势,又可以较合理地保证和实现各参与主体间经济利益。

3.农民自我兴办的专业合作组织。这种经营模式在自愿的前提下,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农民市场竞争力为目标,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供销、加工等互相合作和服务的经济组织。建立这种组织农民可以解决自身直接进入市场须支付昂贵的交易费用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农民合作组织是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一个有效途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选择合作社作为与工商业资本抗衡,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经营模式,合作社在农业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广大农民联合自组性组织,组织农民共同进入社会化大市场,将市场关系内部化,形成合作制机制,有效地调节和实现成员之间的合法权益,合理分享市场交易利益,比其他组织更为直接,更为农民所依赖。

三、农业产业化运行机制分析

1.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分配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系统中最核心的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和实施:一是在产供销经营层面上形成了经济利益共同体,另一个是在产权层面上形成经济共同体,利益机制通过分配方式来实现。现行的利益分配方式有: (1)“龙头”企业按合同保持纯收购签约农户的产品,农户至少可以获得15%-20 %的利益;(2) 实行股份制的按股分红;(3)利润返还和让利于农户;(4) 企业与农户有租赁关系的,以租金方式付给租让其承包地农户;(5)“龙头”企业多实行工资制,企业按职工工种、技术水平等指标付给工资,对成绩突出的发一定奖金。目前,我国多数地方的农业产业化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农民致富的迫切要求不相适应,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根本目的不相适应,还处于一种随意性、非规范性比较突出的阶段。这是一些地方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不快,质量不高,企业关系不顺,甚至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2.约束机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约束机制有如下五种:(1)市场约束机制。在农业产业一体化试办时期,“龙头”凭靠自己的信誉和传统的产销关系其贸易随行就市。(2)系统内“非市场安排”。“龙头”对农户的资金扶持、无偿低偿服务。以低价赊销生产资料,按保护价收购农户产品。(3)契约约束机制。它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普遍采用的主要方式。“龙头”企业与基地和农户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产销合同,明确规定各方的责权利,以契约关系为纽带,进入市场。产销合同可以防止生产的盲目性,保证供需平衡,是普遍适用的产销制度。(4)股份合作约束机制。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农户之间实行股份合作制,形成新的资产关系。(5)租赁约束机制。

3.引导机制。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项系统性的战略工程,需要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培育与引导。所以,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着力构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引导机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引导机制本身是一个有机的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主导产业的培育上引导。在主导产业的培育上,政府部门应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相结合的多种杠杆,通过利益的诱导,促使农业开发企业和农户集成主导产业的培育主体。

二是从龙头企业的发展上引导。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龙头企业的培育必须坚持“高位运作,多元投入,促强扩优、制度创新”的发展思路。“高位运作”,就是新建企业的运作和扩建改造企业要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真正起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带头羊”作用。“多元投入”,就是要打破行业、地域和所有制界限,坚持乡办、村办、个体私营一起上,并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采取多种形式投资开发农业和建设农产品基地。“促强扩优”,就是谁有能力当龙头,谁有潜力当龙头,就重点发展谁,促使其壮大、扩张。“制度创新”,就是利用资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以低成本或重组形成新型的农业产业化主体。

三是从合作经济组织的突破上引导。合作经济组织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组织形式。目前不少地区的实践表明,要在不动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坚持自愿、互利、民主、服务的原则,组织农民参与兴办各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

四是从农业科技进步上引导。从科技进步上引导农业企业,使产业的回报率较高,企业积极性越高,成果推广越快,引起的社会效益也越大,企业对科研推广的投资就越多,政府就能集中精力办该办的事。

五是从金融杠杆的着力点上引导。这主要是指农业银行应该按照“效益优先、因地制宜、规模经营、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充分进行市场调查和掌握足够的产业政策信息的基础上,选准选好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杠杆的支点。从金融上大力支持一批交易规模大、功能齐全的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发挥其对区域乃至全国的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引导和带动作用。

五、对策建议

1.组建农业企业集团。各地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大部分仍是国有、集体的农业生产企业,而不是以农户为主的基本生产单位。他们与农户一样面临着规模经济不明显、交易费用大、风险过度集中的问题。一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经营困难,而另一些企业形成优势,急于吸纳新的生产要素,扩大发展。对此,最经济的途径是打破条块分割的多头行政管理体制,以骨干企业为主体,运用联合、合并、收购、兼并等资本运作方式,把各个企业围绕优势产业进行联合,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组建成农业企业集团,实行以产权为纽带的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

2.大力发展“公司+ 中介组织+ 农户”模式,以“公司+ 中介组织+ 农户”模式代替“公司+农户”模式是近几年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的趋向。主要是克服这种中介组织的纯商业性质,代表农民利益。即应发展以为农户服务为第一目的的农民合作组织,形成“公司+ 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

3.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从世界农业一体化经营的经验来看,发展农户合作经济组织是实现农业市场化、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推进产业一体化经营过程中,应逐渐按国际公认的合作社原则,即“罗奇尔原则”加以规范和发展,使之成为既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能维护农民利益,又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能与农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

4.要做好起步和生产经营全过程的论证。首先,要围绕着生产潜力和资源优势,选择好市场空间大、资源后备优、经济效益高的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或龙头产业;其次,要围绕产业化方向,确立产业化的经营组织模式,模式选择要因地制宜,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搞一刀切,无论采取哪种模式,都必须明确参与各方的责权利,并签订协议与合同,使之成为比较规范的经济共同体。再次,要围绕着龙头产业,确立好带动范围,规范相应的生产基地;最后,要围绕经济效益,协调和衔接好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关联,使之成为环环相扣、一体化经营的龙头企业。

参考文献:

[1] 庄丽娟.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利益分配的制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4 (4).

[2] 牛若峰.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特点与方向[j].中国农村经济,2002(5).

[3] 侯军岐.论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与农民利益的保护[j].农业经济问题,2003(2).

[4] 郭红东.我国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和行为[j].农业经济,2005(11).

第6篇:有机农业市场规模范文

一、要加快产业化步伐。实施龙头带动战略,从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落实对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重点培育与农民建立稳定产销协作关系、对农民增收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促其上规模、上档次发展;实施品牌整合战略,按照市场运作规律,围绕我区主要农产品和特色产品,在积极开展“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申报工作的同时,加大品牌整合力度,以品牌带动产业发展;实施农产品流通战略,着力抓好农产品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建设,积极参加各类农产品博览会和展销会,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二、大力推进农业清洁生产,构建循环型农业体系。积极推进农业生物质产业发展,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测土配方施肥、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等再生利用技术,大力推广“绿色种植-产品加工-生态养殖-沼气能源-有机肥料”、“绿色种植-生态养殖-食用菌栽培-有机肥料”等生态循环模式,优化循环农业产业链条,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三、用先进理念引领农业。发展现代农业,首先要树立新理念。要树立用现代工业推动农业发展的理念。要用办工业的方法办农业,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集约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区域化布局、市场化运作,逐步实现农村工业化、农民工人化、农业现代化。要树立按比较原则参与新一轮市场分工和合作的理念。要通过不断比较、调整、改进、提高,着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名牌产品,培养具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做强做大农业龙头企业,逐步形成农民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龙头”走、“龙头”跟着市场走的良性发展轨道。要树立抓农业就是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理念。要通过解决农民待遇不公、信息不灵、市场把握不准等问题,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改变农民身份,促使农民从产品生产者转变为商品生产者。

四、要加大支农惠农力度。①要继续加大“财力支农”力度。建议政府加大相关配套资金的投入,不断开辟新的农业投入渠道。抓住当前有利时机,以“以煤补农”为突破口,逐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三农投入保障机制。要将生产救灾资金列入预算,增强农村防灾救灾能力。②要切实加快“科技兴农”步伐。要依靠科技“做大”,推广农字号规模产业;要依靠科技“做强”,鼓励各乡镇发展富有地方特色、具备市场竞争优势的农字号产业;要依靠科技“做精”,借鉴蚕茧产业的发展经验,在“向科技要质量,以质量打品牌,靠品牌生效益”上下功夫,切实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的要求,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③要继续推行“政策惠农”措施。推广町店、固隆等乡镇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保护”经验,有效降低农民参与种养殖业的市场风险,加快农业特色化建设。农业部门要建设农技服务网络,增强农业执法队伍力量,坚决打击坑农害农案件,维护农村群众切身利益。

五、培育新型组织模式,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1.创新经营主体,培育扶持新型组织。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证农民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积极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业企业四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加快制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的认定标准,并在资金扶持、政策补贴等方面给予倾斜,加快农业发展方式向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转变,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完善土地流转配套政策,逐步形成土地流转的长效机制,促进土地集约、规模化经营,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第7篇:有机农业市场规模范文

[关键词]小农户;农业产业链;路径研究

我国农业主要以家庭承包生产经营为主,小农户生产是我国农民生产经营的现状。党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动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省、市、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入产业链。

1我国小农户经营现状

根据农业农村部第三次普查数据,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而小农户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70%。全国共有农户2.3亿户,耕地0.67hm2以下农户2.1亿户,户均经营规模0.52hm2,特别是西南山区,农民经营规模小,土地分散。一方面小农户拥有多块土地,但并不集中,造成了小农户生产规模小,另一方面农村合作组织相对较少,农村集体组织与小农户无法形成稳固的合作关系等问题,也使小农户难以提高产品质量。作为中国农业经济庞大肌体的细胞组织,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小农户仍然面临生产集中化程度低、应对风险能力差、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等问题。

2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的问题

2.1生产集中化程度低

小农户种植面积小。自2016年以来,我国粮食播种面积逐年下降,2016年为1.19亿hm2,2017年为1.18亿hm2,2018年为1.17亿hm2,2019年减少到1.16亿hm2。一方面,由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小农户生产形成了规模经营小、土地系细碎化、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的特点。小块儿土地导致小农户生产规模小,同时,也不利于农产品质量与标准的提高和保障。粮食回收以及粮食加工过程成本增加,农户收益减少,从而影响农业总产出和小农户家庭整体收益。小农户由于农产品质量低,导致市场竞争力不足,从而导致拥有的种植土地少、无法保证农产品高质量、粮食回收及粮食加工成本增加、销售利润减少、无法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等一系列问题,并恶性循环。资金规模小,种粮成本高。近年来,由于物价上涨导致粮食种子价格也持续上涨,而农民自留种生产出来的粮食品质低,产量少,与市场上的种子品质相差较大,农民种粮收入少,若购买粮食种子,农民的经济负担必然加大。部分地区小农户生产资金主要来源于自家耕地农产品销售,资金利用率相对不足,缺少农田基础设施,很难应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用机械。而土地规模小,农产品产量少,利润低,无法形成规模生产,种粮成本又不断上升,小农户一直处于利润不断压缩的困境。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很多地区如:山地、盆地、丘陵等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农业机械作业,许多小农户只能使用小规模、低效、低技术的机械工具进行生产和工作,同时,分散土地承包也阻碍了农业机械化,在土地细碎化的情况下,政府服务机制欠缺,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也不同,要做好农业生产工作就需要农业机械服务业的延伸,以满足不同农户的生产需求。农业机械设备的服务水平不足,小农户在购买机械后,缺乏使用知识与维护意识,农业生产机械使用寿命短,售后维修程序繁琐。

2.2应对风险能力不强

自然灾害对于农户,尤其是小农户会造成严重的打击,例如河南省2019年发生了41次自然灾害,小农户没有应对自然灾害的措施与手段。灾害发生以后,政府补贴力度不高,小农户大多数自己承担损失,小农户收入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受灾农户劳动能力降低。小农户为了恢复生产,投入大量资金,这就导致用于生产设备的购置费用被挤压。灾害过后,土地流失严重,小农户拥有的细碎化土地质量下降,农作物产量进一步减少。恶劣的环境下,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产出率极低,种多少收,小农户难以维持下个季度农作物种植,导致大多数小农户选择外出打工,农业总产量降低。同时由于小农户的农作物产量低,在面对市场风险时,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例如2010年大蒜价格比2009年提高了十倍,农户纷纷改种大蒜,致使大蒜产量飙升,2011年价格回落,转种大蒜的农户收益严重减少,甚至亏损。小农户受教育程度不高,对于市场变化缺乏认识,对于市场信息接触更少,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性容易引发小农户的逆向选择,更让小农户处于市场不利地位,难以避免市场风险。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保险措施是小农户难以融入产业链的又一因素。农业保险涉问题众多,又区别于普通的灾难救济。小农户收入低,真正的可支配收入少之又少,对于农业保险费,大部分小农户是不能接受的。同时,农业保险公司对于保险规模控制严格,操作流程复杂,赔偿时容易与小农户产生分歧,各种因素导致小农户缺乏参保的积极性,参保率低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的特殊性,赔偿金额大,中国农业受灾的比例每年大约在40%左右,灾后损失严重,风险大,农业保险收费低,赔付率高的特性,导致小型甚至中型保险公司不敢经营农业保险项目,大公司开发的农业险也相当有限。

2.3小农户无法完全满足市场需求

小农户数量多,户均土地细碎化。小农户在农业生产的信息获取、采购、生产、加工、包装、储存、物流、营销等环节能力不足。小农户产品数量少,质量不高,资金与劳动力投入与收益不匹配,农民专业组织合租社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不高,不能达到市场标准要求,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小农户商品率水平低,导致单位农产品的交易价格过高,在销售环节,尤其是物流流通环节缺乏规模效益。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影响小农户经营决策和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交易成本高,产品质量低导致了小农户的农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农业规模化是提升小农户利润,降低小农户分散经营带来过高交易成本的必要途径。让小农户融入产业链,必须推进互联网与农业相结合,积极引导小农户走向线上销售模式,降低小农户市场交易成本,增加小农户收益,积极建设新型农业市场,确保小农户产品销售与加工集中化,实现农业规模化发展。科学文化素养不高、受教育程度低是小农户目前的普遍情况。绿色高质量农产品积压在手中,无法实现优质高价,打击小农户提高农产品质量的积极性。同时。市场信息的不透明,使得小农户在市场交易谈判中被不良商贩欺骗,克扣回收农产品斤数,小农户在市场中无法与强势交易对手展开公平公开的交易,也无法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公平竞争。让小农户融入产业链,就必须提高小农户的科学水平与文化素养,积极培育新型农民,即“高水平,有技术,懂市场”的农产品生产人才,政府应积极推动农村教育普及与深度发展,建立健全农村教育与服务机制。

3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的建议与对策

3.1政府积极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立

让小农户融入产业链,政府应积极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不仅是对小农户的行为进行引导、推动、调节,更是对相关利益主体行为以及小农户与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规范化[8],包括小农户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小农户与农村基层之间的关系、小农户与中间体组织之间的关系、小农户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小农户与小农户之间的关系。根据小农户实际状况进行不同的特色设计,组建股份制投资企业。建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一概而论,要因村制宜、因地制宜、因基础制宜、因小农户制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充分考虑小农户自身状况,引导小农户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长期稳定、互相信任、互帮互助的合作关系。政府还应整合各类资源,加大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的扶持力度,建设专项扶持资金,充分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以多种方式创办和引进资金联合创办集体经济组织。同时,农业集体经济组织还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当地优势资源,保障小农户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紧密联系,实现农村的规模化发展。

3.2完善农村服务体系与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村级干部文化水平与素养,培养新型村干部人才。使村级干部成为当地经济的“带领者”,与小农户保持深切紧密的联系,聆听小农户需求,大力推进农村服务体系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健全农村托管服务体系,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使农业服务真正的能为农民服务,为小农户服务。大力扶持农业保险企业,宣传推广农业保险,确保小农户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寻找小农户与农业保险企业之间的“平衡点”,找到农业保险与小农户相适应的对策。政府应切实制定建设规划,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与地质环境等因素,鼓励社会各类资金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创新发展农村金融服务企业,简化贷款过程,提高贷款金额,确保小农户也能拥有大资金。引进先进农业机械与技术,提高小农户科学文化水平,让小农户熟练使用农业机械促进生产。创新养护管理,改革管理体制,让小农户更好融入产业链。

3.3激发小农户的自主性

政府应为小农户赋能,激发小农户的主体性。政府应继续制定和实行惠农政策,关心“三农”问题,提高农民地位,营造农户种田光荣的氛围,对粮食产量达标的小农户进行奖励。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加大农机购置补贴金额,提高农业机械的普及率,实现农业机械化,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与条件。进一步提高农户种田的回报率,制定农业受灾补偿机制,加强对农户文化素质的培养,逐步推行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确保小农户的根本利益,解决小农户面临的问题,解除小农户的后顾之忧,推动新型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绿色化。

3.4建立健全新型农业人才培育制度

让小农户融入产业链,培育新型农业人才必不可少。新型农业人才区别于传统小农户,不仅仅需要掌握种植知识与技巧,更要了解市场,懂金融,会技术,能充分应用农业先进科技与机械,种地养地,更有利于绿色生产,提高土地质量。政府应积极在乡村举行相关农业知识教育讲座,建设农户教育机构,提高小农户文化素养以及知识水平,完善奖励机制,提高农户对于先进农业科技的积极性。使小农户自身了解到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重要性,确保新型农业人才稳步增长。推行大学生村官制度,积极吸引高级人才,建立健全新型农业人才培育制度,使越来越多的小农户向懂技术、高水平的农业生产者转变。

4总结

第8篇:有机农业市场规模范文

关键词 西瓜;经营模式;成本效益分析法;北京

中图分类号 S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06-0278-03

随着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的进一步推进,西瓜生产逐步走向规模化,在大兴、顺义等主产区,西瓜收入已经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原有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北京市西瓜生产开始出现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企业这些具有规模化的经营主体,带动北京市西瓜产业的发展。当前较多的研究分析了一种经营模式的生产成本效益,比较评估不同经营模式的成本效益的研究很少。本文基于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西甜瓜创新团队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成本效益法分析比较了4种主要的西瓜经营模式,并根据各种经营模式的优劣,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

1 北京市西瓜生产的主要经营模式

1.1 农户

在北京市生产西瓜的地区,农户种植是最为常见的模式。农户模式,就是分散的农民在自有或租借的土地上自主种植西瓜,不参加任何合作社性质的组织,种植规模参差不齐,和其他3种经营模式相比规模相对较小,且经济实力较弱,科技水平达不到较高的层次,遇到问题时更多的是农户之间进行交流、探讨技术,或者根据以往的经验进行治疗,没有足够资金去咨询专业的技术人员。本文采用的农户生产经营数据以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西甜瓜创新团队在大兴、顺义、延庆3个区县的821个种植户生产经营情况为依据。

1.2 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家庭农场一般家里有青壮年劳动力,素质较高,既有家庭经营优势,可以有效解决农业生产活动空间大、周期长、过程难监管等问题,也具备规模经营的优势,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都较明显[2]。

以北京市延庆区西瓜种植的典型示范大户齐文彤为例。齐文彤和其子女4人在延庆区八达岭镇小浮坨村租借生产队170个大棚,种植面积8.17 hm2。除了自家人种植西瓜外,每年3―10月会雇佣长工,期间农活繁重时会视情况雇佣短工。齐文彤和其子女虽各自经营,但是在生产过程中会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种、肥、药都有长期稳定的供货商。在销售时,会统一租赁批发市场摊位,大部分以“礼品箱”的形式销售,销售渠道和对象比较稳定,大部分由长期客户采购。同时,齐文彤的西瓜品牌“八达岭”,在当地有一定知名度,但是没有进行工商注册。

1.3 合作社

合作社就是将一些农户集中起来,形成一个为社员统一购买农资和销售的组织。从整体看,北京市西瓜产业的农民合作社规模偏小,竞争力较弱,比较松散,主要为社员提供信息、技术、营销等信息和服务,并不具备统一生产、统一销售的能力[3];很多合作社还存在财务管理不规范,经营决策不民主等问题[2]。

以北京庞安路西瓜专业合作社为例。庞安路西瓜专业合作社以世同瓜园为依托,于2007年10月成立,园区种植面积6.73 hm2,有106个大棚、2个温室、1个连栋温室,以生产优质西瓜为特色,走精品、优质西瓜道路,带动周边约300户瓜农共同发展。但是由于种植西瓜的农户较多,西瓜品种多、杂、乱,生产过程中采用的种植方法、栽培方式、施肥施药标准等不统一,因此种植出的西瓜品种质量不均等,导致合作社无法大规模进行收购并出售,严重影响精品西瓜的发展。

1.4 企业

企业由于资金实力相对较强,已成为社会投资现代农业的主体,总体上对促进农业生产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组织化起到积极作用[2]。西瓜产业相关企业一般都拥有自己的生产方式(西瓜品种及瓜苗培育),专门的技术服务队伍,进行西瓜收购和销售。

以北京老宋瓜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例。老宋瓜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老宋瓜园为依托,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科技试验示范、生产销售、旅游观光、休闲采摘、新技术推广应用及培训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4]。园区种植面积3.3 hm2,建有标准化温室、大棚35个,全年都可以进行农业科技普及、示范、生产。公司积极带动周边500多户农民共同致富,土地收益面积达到3 333.3 hm2,增收1.5万元/hm2。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下,依托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单位,以及严格的质量管理,赢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经济效益一直稳步增长,2014年收益900万元,2015年达到1 400万元。

2 经营模式成本效益分析

运用成本效益法对4种经营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各种经营模式的优劣势。2015年4种经营模式的成本收益情况如表1所示。

2.1 成本比较

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只有优化对生产人员、农资、技术等成本的控制以及各项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有助于产量和利润的提高。

从劳动力投入来看,企业的雇工费用占总成本的比例高达56%;其次是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农户最低,只有13%,因为农户生产基本以家庭自有劳动力为主,在农忙季节会有一部分农户进行季节性雇工,但比例不高;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劳动力投入以季节性雇工为主,常年雇工为辅;企业以常年雇工为主,各个生产部门和管理部门都有专门的人员,一方面企业对员工素质和能力高度重视,注重对员工的培训,经常聘请相关专家来企业对员工进行授课,另一方面企业和科研机构、推广机构联系密切,常请专家来公司一起探讨研发新品种、新技术,因此人工费用占据成本费用的绝大部分,说明科学技术的投入能够提高利润。

从直接生产成本来看,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和农户的物质费用占总成本的比例分别是6%、55%、60%、79%(图1),物质费用占比高的反而净利润低,因此可以看出,投入的物质越多不一定能得到越高的效益,在西瓜生产过程中更需要的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注重科学配置肥料、农药、工具等要素,防止过量的资源投入对西瓜单产造成负作用,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农户是小规模生产,机械化程度不高,不仅增加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还会影响生产效率,不利于形成较大规模的生产,无法降低生产成本。随着西瓜生产向规模化和机械化发展,必须全面提高机械作业水平,来提高生产水平。

从期间费用来看,企业的期间费用占总成本的38%,远高于其他3种经营模式。销售费用和维护费用是期间费用的主要部分,企业在西瓜生产过程中的服务维护支出、产品宣传、销售费用高于直接物质投入,说明在一定的产出水平下,生产经营者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对产品采取精细加工,精包装等措施,充分满足消费者不同层次的需求;扩大西瓜产销网络的规模,拓宽产品的销售渠道,在开拓市场的同时强化对西瓜的品牌管理,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竞争力。

2.2 收益比较

从不同经营模式的收益情况来看,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的净利润均高于农户,其中企业的净利润最高,为2 801 700元/hm2,其次是家庭农场48 162.75元/hm2,合作社23 671.35元/hm2,农户只有16 501.05元/hm2。

从西瓜的售价(图2)也可以看出,规模经营的西瓜单价都远高于农户,尤其是企业的单价卖到8元/kg,这和规模经营主体的固定销售渠道、销售对象以及营销手段是分不开的,因此应该鼓励农户集约化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不同经营模式的收益不同主要是因为投入的成本不同,高度规模化生产,对瓜苗到肥料、农膜、材料等农资的要求会更高,再加上对先进生产技术的运用,因此收益水平比农户高。而农户由于经济实力较弱,投入成本低,造成收益也较低,这也充分体现了规模化生产和技术集约、劳动生产率高的特征。

比较3个规模经营主体的收益情况(图3),企业的种植规模最低,只有3.33 hm2,但成本利润率最高,为2;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种植规模均高于企业,但成本利润率只有不到0.4的水平。说明不是种植规模越大,利润率就越高,只有在保证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下,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组织化效率才能提高经济效益。

2.3 规模经营模式成本效益比较

比较几个规模生产经营主体,西瓜生产经济效益最好的不是生产规模最大的家庭农场,而是适度生产规模的企业,说明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一方面适度规模经营是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关键,另一方面规模经营的组织效率决定了整个生产经营的效率。究其原因,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各个岗位分工明确,生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各司其职,共同协作,大幅度提高了劳动效率。合作社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太松散,没有岗位分工,仅有社员之间相互交流,资源配置以及成本控制水平有待提高。二是企业的生产经营体系比较完善,配备了相关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支持,从而能够保证科学的肥料配比、科学的种植技术、完善的防病虫害体系等,而其他经营模式科技含量相对较低,抗风险能力较低。三是在销售方面,企业有稳定的客源,有完善的销售体系,还在不断扩大销售市场,能够大幅度提高利润率,尽管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有一部分固定的销售对象,但是仍有大部分的销售受市场需求波动影响大,因而利润率没有企业高。

2.4 结论

2.4.1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规模化程度显著高于农户。3种规模经营模式的规模化程度都高于农户,均重视全产业链经营,企业组织形式尤为突出。

2.4.2 规模经营模式均重视销售体系的建设。规模经营模式除了重视对产前体系的建设外,还注重对销售体系的建设,在不断拓宽销售渠道的同时,还参与互联网销售,不仅大幅增加销售量,还提高了销售价格,并且明显高于农户。

2.4.3 规模经营模式均重视科技投入。规模经营模式与科研机构、推广机构联系密切,共同开发新品种、研究新技术,并且积极配合政府农业服务部门进行技术的试验、示范及推广。

2.4.4 规模经营模式的成本和利润均高于农户。比较4种经营模式的生产总成本,虽然规模经营模式的成本高于农户,但利润也明显高于农户。说明只有合理使用农资,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才能提高利润水平。

2.4.5 规模经营对农户的带动作用不一。从3种规模经营模式对农户的带动作用来看,企业带动周边及远郊区县农户达到500户,对农户的带动作用最大,其次是合作社,带动农户300户,家庭农场带动作用最弱,只涉及到当地村民。

3 进一步发展西瓜产业的对策建议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推动了整个西瓜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但在生产经营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3.1 加强对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要深入了解规模经营主体对基础设施的实际需求,加强可行性分析,加强对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建立起以财政为主导、多元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系。

3.2 引导企业、合作社建立第一、三产业整合机制

政府应推进企业、合作社开展多种形式的产业融合发展,如观光采摘的宣传与推广工作,使西瓜生产、销售、休闲和服务业有机整合在一起,使得第一、三产业紧密相连,协同发展,最终实现西瓜产业链延伸、产品附加值提升、生产经营者收入提高。

3.3 加强科技扶持力度

一是政府应加大对西瓜产业研究机构及其科研项目的财政投入力度;二是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西瓜生产户建立广泛的合作和联系,使研究工作更加符合实际生产,更加有针对性;三是不断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及时、有效地传播给生产者[5-13]。

3.4 建立互联+西瓜政策补偿机制

为促进西瓜销售体系的建设,政府应统筹利用现有财政专项资金,整合各类资源,推进互联网+西瓜政策补偿机制。通过资金补偿、实物补偿、项目补偿、技术补偿等方式,加大对互联网+的财政支持。

3.5 建立完善服务体系

政府应加强产品服务体系建设,尤其是产前服务体系的建设,同时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完善良种、化肥和农药等农用物资供应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西瓜的生产水平,确保产量稳定增产[14]。

4 参考文献

[1] 孙中华.积极引导和扶持家庭农场发展[J].农村经营管理,2013(9):6-10.

[2] 钱克明,彭廷军.关于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调研报告[J].农业经济问题,2013(6):4-7.

[3] 赵亮,赵俊晔,张峭.北京市西瓜产业发展现状与展望[J].中国瓜菜,2014(5):78-80.

[4] 赵玉良,宋宝森.西瓜名头大:用产业、科技和文化铸就的品牌[J].农产品市场周刊,2011(32):44-46.

[5] 朱冬梅.农业技术推广的现状与思考研究[J].中国农业信息,2014(8):110.

[6] 汤滢,胡宝贵.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进展[J].安徽农业科学,2015(24):281-283,286.

[7] 谷莘,刘树.北京市西瓜生产经营状况及其特征:基于大兴区62个村的调查分析[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3(2):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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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白文军.北京农业由传统型转向都市型的发展轨迹:以北京庞各庄西瓜的品牌化发展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14(6):221-222.

[11] 徐茂.北京农民种植西瓜选择行为研究[D].北京:北京农学院,2015.

[12] 李岳云,蓝海涛,方晓军.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经营行为的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1999(4):41-47.

第9篇:有机农业市场规模范文

论文摘要:在分析了青海省大通县农牧业 经济 发展现状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大农业建设投入力度;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建设一批设施先进、功能完善、交易规范的农产品批发 市场 ;加强农牧业科技培训,推进科技创新与应用等七项支农惠农政策,以促进大通县农牧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近年来,大通县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牧业经济发展大局,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措施,结构调整逐步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但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

1 目前现状

1.1对农牧产业投入仍然不足 由于农业本身是一个弱质产业,低利润产业,其 投资 大,周期长,获利小。投资农业风险大, 社会 资金普遍投资高利润行业;农业 保险 的不发达直接导致农户和企业不敢、也不愿更多地投资农业;发展农业的政策性贷款扶持资金少,地方协调的各种信贷资金又往往门槛过高,再加期限过短,发展农牧业所需的资金投入总量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1.2农牧业产业化程度依然较低由于目前农业产业化各环节的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完善,小规模分散种养与农产品大市场之间联系还不够紧密,龙头企业与种养农户之间还未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由于农民处于出卖原 材料 的地位,一般难以得到正常的利润,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作用不强。

1.3 金融 服务体制还不适应农牧业发展需要金融支农的力度远不能满足农民的贷款需求, 农村 金融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农民贷款难是一个综合症。 财政 支农主要是输血,金融支农是造血。由于农村金融疲软,农业和农村发展资金日益短缺,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影响了农业发展的后劲。解决当前“三农”问题,单纯靠财政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加大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1.4农产品市场交易不规范大通县的油菜、马铃薯、蔬菜、活畜等农畜产品市场交易的财力、物力、 人力 相当分散,组织程度比较低,市场竞争力薄弱,布局上散乱无序,经营的产品档次低、技术含量低,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和群体优势,不能满足农畜产品市场大流通的需要。

1.5土地流转难,规模种养业发展缓慢随着现代农业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民在土地经营中又面临新问题。其一,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土地利用率不高,经济效益较低,农民增收步伐缓慢;其二,进城务工和经营承包田出现了新矛盾;其三,分散的小规模承包土地现实与发展规模种养业所需的集中连片规模土地的需求之间出现矛盾,制约着大通县规模种养业发展。这些制约大通县农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还未消除,农业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爬坡阶段,保持农业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

2 发展思路

2.1加大农业建设投入力度要进一步落实 工业 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做到县级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增长幅度逐年增加,把全县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更多转向农业建设领域。要不断开辟新的农业投入渠道,逐步形成农民积极筹资投劳、政府持续加大投入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快制定农村金融改革方案,努力形成 银行 贷款、政策性扶持资金、信用社小额贷款互为补充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立多种形式的担保机制,引导 金融机构 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建立支农投资规划、计划衔接和部门信息沟通工作机制,完善投资 管理 办法,集中用于重点地区、重点项目,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要注重发挥政府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农民和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农业建设。

2.2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紧紧围绕“将大通建设成为西宁市重要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做强大通,服务西宁”的总体要求,进一步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布局,引进、推广优良品种、成套标准化生产技术,建设质量优、规模大、 成本 低、效益高的特色农牧业产业基地,培育具有区域特点、知名度高的农畜产品品牌,发展“一村一品”、“一乡(多乡)一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逐步建立“优势区域、优势基地、优势产业、优势品牌”配套发展新格局。

2.3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要立足本地优势,依靠科技的进步,形成规模经营。实行农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农产品的生产与市场流通有效地结合起来,以“龙头”企业来内联千家万户,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化加工、配套服务功能的作用,使农民不仅获得生产环节的效益,而且能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从而使农民富裕起来。要积极培育多种类型的农村经纪人队伍。依托农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运销经纪人;围绕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贮藏加工经纪人;结合新型农民培训,发展农业科技信息经纪人。做好对农村经纪人的培训工作,加强农村经纪人队伍的职业 道德 建设,加强对农村经纪人的信息服务和质量服务,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引导农村经纪人组建联合体或专业合作社,加快农牧业产业化步伐。

2.4加快建设一批设施先进、功能完善、交易规范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认真研究市场,重视农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和管理,改扩建现有一定规模的蔬菜、畜产品、粮油等批发市场,完善设施条件,扩大 营销 规模,建立健全市场信息制度,发挥市场引导作用。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产销对接活动,做到以销定产,以产促销。努力发展农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企业,积极采用直销配送、连锁经营等新型流通形式,搞活农畜产品流通。

2.5实施品牌战略,加快标准化建设步伐推行无公害农畜产品生产技术标准和生产规范,强化对农畜产品生产全过程的标准化管理。强化注册和认证,提升品牌农业内在质量,对有一定规模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产品,逐步加大无公害、绿色生产基地认定和产品认证步伐,分期分批创建和扩大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和产品生产基地。要以抓好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为突破口,以品牌建设为重点,全面实行标准化建设,打响品牌,做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