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发展理论范文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指导思想的丰富发展

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恒的主题。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为谁发展”、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以及“靠谁发展”等发展的基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思想。

第一,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为谁发展”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的理论。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为实现以人为本的目的而科学发展、靠科学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目的,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防止两极分化,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追求更加明确,使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的思路更加清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凸显。

第二,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是与各国人民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它不但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文明成果有机融合起来,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构建和谐世界有机融合起来,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今中国的特殊规律结合起来,不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发展”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理论。

第三,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统筹发展布局中发展,在统一发展进程中发展,在创新发展模式中发展,即以谋求又好又快发展为出发点,以探索发展的布局、模式、进程、机制为重点,以揭示发展规律为基本目的。

第四,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依靠谁发展”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靠力量的理论。科学发展观的鲜明特点,在于把为谁发展和依靠谁发展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统一起来,强调靠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来谋发展,靠全面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来促发展,靠建设创新型国家来抓发展,靠亿万高素质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来求发展,在回答“靠谁发展”的同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靠力量的理论。

科学发展观对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丰富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能不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必须确立科学的执政理念,因为执政理念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反映,它决定着执政能力、执政使命和执政结果。我们党提出了许多适应时代要求、体现人民意志的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一是丰富和发展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我们党先后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就是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念。科学发展观要求不仅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要求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并把“民主执政”作为“科学执政”的先决条件,倡导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就实现了“执政为民”和“民主执政”的统一,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更加丰富完善。

二是丰富和发展了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的执政理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求发扬务实创新精神。求真务实作为我们党的执政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求真是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之真,务实是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实,改革创新关键是转变不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观念、制度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这就从目标指向、思想内涵和制度机制上丰富和发展了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的执政理念。

三是丰富和发展了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执政理念。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也是我们党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并保持廉洁,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而奋斗并保持廉洁,为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践行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而奋斗并保持廉洁。

四是丰富和发展了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执政理念。富有活力、团结和谐,是我们党生机勃发、力量凝聚的体现,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执政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因为科学发展观蕴涵了创新精神与和谐精神。体现在党的执政理念上,就是以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带动人民民主的创新活力,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从而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创造力与和谐力凝聚体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实践之中。这就把党的创新活力与人民的创新活力,把党的和谐与社会和谐,把党的发展进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融为一体,既摆脱了离开中心抓党建的倾向,又解决了以党代政等问题,为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执政理念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增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和强大思想武器。

第一,着力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顾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基础。这就要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以其鲜明的科学理念、丰厚的思想内涵、清晰的理论脉络,建构了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的科学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就要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科学发展观蕴含的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精神,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问题的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的理念,科学筹划、科学组织、科学实施所必须坚持的统筹协调的系统思维和根本方法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只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第2篇：社会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公民资格；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

一、社会权利的理论来源与经验指向社会权利一个重要的传统是欧洲社会模式的完整性。随着欧洲社会的发展，社会权利的引介与公民权及历程紧密关联。欧洲社会对于社会权利的追求与公民资格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公民资格的发展追诉的历史更长。

公民资格(citizenship)与各种民主形式的政治参与相伴而生且相伴成长的，特别是投票权。著名的历史学家波考克(j·g．a．pocock)考察希腊和罗马公民权特点之后，提出公民权古典模式，不仅因为希腊与罗马属于历史上的古典时期，而且因为后来的诸多争论术语都由此开始创设。罗马权力模式主要特点是作为法律统治者或制定者都是平等的公民，并且推延到全体罗马帝国成员。这便激发后来公民权理论家：视法律地位平等作因为为公民权的主要元素。希腊公民权模式主要从亚里斯多著作《政治学》中总结而出，他把人类视为政治动物，因为生活在政治共同体当中政治是我们的自然属性。

他认为，公民是那些分享轮流分享统治与被统治市民生活的群体。

社会权源于公民资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权利即政治权，罗马公民权模式非常强调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希腊公民权模式强调普通公民统治权与被统治权的平等，两者其实都是将人框定在政治权图式里面，都是在政治共同体认同之下享受的公民权。

正如希腊规定，“凡现为他城公民者．不能为雅典公民……罗马及雅典并令外人皆选认一主人，做为客人，而属于公民。外人于是由公民间接属于邦。他方能得到几种公权，亦得受到法律的保护”3j。这也就为后来社会权利提供重要的法律基础与法律援引，社会权利的发展一定是在公民法律上拥有并被国家认可的平等权和投票权基础之上的。

雅若斯基同样认为，公民权利需要得到法律意义上的确认。他提出，公民权利是指这样一种个人和社会(国家)的关系，个人被赋予正当的理由向社会(国家)要求得到某种能够保证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地位和待遇，以使他获得一种自由与合法支配某些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而对国家来说，则要承担起保证个人有充分的自由来进行他作为一个“私人”和“公民”(社会成员)所需要进行的正常活动的责任。

雷蒙德·普拉特(raymondplant)对此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因为社会权利隐含对资源诉求，故社会权利不能在法律意义上执行。理由是所有权力只要实施都有对资源的要求。实际(社会)权利应不低于诸如言论与行动等的消极(公民)权利，因为他们能确保实现值得自由的能力。第一，在民主社会里，自由从社会权利角度的应有不同的宪法地位。

第二，现实中有工作权利必须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必须有多数意见同意支持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得以实现。第三，福利的程序权利一定程度上是公民权与社会权的混合。这种反驳是基于社会权利实践与理论是否具有一致性层面进行的。这就说明经验事实的不断发展，为社会权利理论积累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在论及社会权利时，还有学者从社会自我(socialself)和资源约束的角度展开。“社会的自我是社会性的依赖。人类是基本的社会存在，基于他们的发展需要社会联系。然而，许多社会联系被社会中物质资源的分配严格地制约着。获取物质资源的途径影响着人们做出机会的选择和哪些人能够做出选择。

马歇尔给公民权定义为：“公民权是给予那些某个共同体的完备成员的一种地位，就这种地位所授予的权利和义务来说，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是平等的”【。从t·h·马歇尔始，社会权利理论进入了学者的视野，使得社会权利第一次真正向其他国家传播一个理念，即社会权利是义务与权利的对等。无论这是理念层面，还是经验层面的反馈，都说明社会权利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经验的指向。

发展社会权利要求政治权利的参与帮助，虽然我们应该忽略政府设定的公民机会能施展诸如税收减免和养老金法律等的规则框架。政治权利指作为政权许可设立团体的一员或作为这类团体成员的参选者或选举者j。在欧洲，社会权利有两大基石。

第一，在国家层面上，社会运动根据福利国家有严格的界定和场合要求，在西方就是凯恩斯主义模式(thekeynesianmode1)。第二，在国际层面上，欧洲议会的决议和建议当中包含了一系列规则和法律措施，联合国和后来的欧盟致力于建立社会权利和社会聚合的国际标准和程序j。国家与国际层面，都需要从政治权利维度，借助一系列运动、规则、标准、法律等措施，给予社会权利以保障。

雅诺斯基认为，社会权利是公民权利的最终实现。公民权利包括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社会权利实现需要有理论准备，同时，欧洲社会及其他国家经验使得社会权利理论的深化做了充分准备，极具经验指向的社会权利理论又为实践指引了方向。

二、社会权利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马歇尔对社会权利的描述中，社会权利的出现属于“浪潮式”公民权利的第三波，即民事权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对应于19世纪，社会权则对应于2o世纪。

社会权利实质是底层群体追求自身权利，获取与上层社会平等地位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社会的结构、性质和历程紧密关联。对社会权利的追求彰显了人的存在，尤其是作为群体和社会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权利理论发展的脉络与人的发展脉络是息息相关的。“人权”的实质是，尽管它们应该独立地(毕竟，它们意味着这种让某人自己的差别得到承认并因而可以保持这种差别的应有权利，而用不着担心被训斥或被惩罚)被享受，但它们不得不被集体地来争取和赢得，而且只有被集体地争取，它们才可能得到承认。根据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社会权利的特质，社会权利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

(一)前市场经济社会：社会权利缺失。

在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之前，无论雅诺斯基所讨论的社会权利，还是马歇尔界定的社会权利，均难以找到。前市场经济社会中，政治权利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西方公民社会处于启蒙与发育阶段，底层的行动逻辑是按上层政治权利精英意识指引的，他们缺乏谋求自身权益的路径、意识和力量，因此，这一时期，社会权利处于缺失状态。当然，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步兴起，西欧城市市民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他们在自愿与自觉的基础上形成非地缘、非血缘性的群体组织，并且这种群体组织正打破前市场经济社会的松散状态。

正如迪尔凯姆所言，前工业社会民众呈现的是一种机械团结状态，他们在这样一个共同体当中，“凡是在统治权力树立起权威的地方，它的首要职能就是为信仰、传统和集体行为赢得尊重，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保护共同意识去防范任何内部的或外来的敌人”_1。此意即为，为了权力共同体内共同的意识和共同的行动，必须抑制底层群体作为权力外来者的挑战。与此同时，底层群体形成的共同体需要其成员兑现如下承诺，“为了得到‘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的好处，你就需要付出代价——只要这一共同体还存在于梦想中，它就是无害的，甚至是无形的。付出的代价是自由，……‘自主’、‘自决权’或‘成为自我的权利”14]。自利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只要坚守着共同体，任何超越内在共同体的权利追求都成为不可能，权力精英共同体无法撼动，底层群体的社会权利无从追求底层群体权利代言还未真正成长与成熟起来，他们的社会权利处于缺失状态。

(二)工业社会：社会权利市场化或商品化。

步人工业社会以后，t·h．马歇尔以英国的经验事实论述了社会权利的产生、变化与属性。在马歇尔看来，社会权是一种要求获得实际收人的普遍权利，而实际收入并不按人们的市场价值来衡量。

就此而言，社会权实际上使人脱离了市场力量，甚至是从市场力量下把人解放出来。卡尔·波兰尼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维视角探讨社会权利获取的合理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把市场的规则运用到人们生活的社会中来了，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功能，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治决策，市场与社会发生着“双重运动”，即由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组成。艾斯平一安德森认为，社会权利界是一种“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容纳能力。其衡量标准应是人们不依赖于纯市场力量去制定他们生活标准的程度j。学者从理想的图景探讨了现代社会权利的属性，社会权利应然状态是去商品化或去市场化，底层群体有权免费享受的社会共同成果，而不是货币化的。实然状态却是，现代社会中，社会权利需要通过货币去购买，按市场规则去运作的。因此，社会权利真正实现需要国家的介入，社会权利嵌入于市场经济社会之后，尤其是凯恩斯革命之后，国家干预市场的力度呈现盘旋上升态势，国家享受了市场带来的巨大成果，同时，社会权利被市场规则左右之后，底层群体倍受市场经济社会控制。

如此一来，国家角色需要转换，以保证底层群体社会权利的实现。

市场经济社会中，形成了诸多共同体：国家权力精英共同体、企业共同体、职业人士共同体④、底层共同体等。从社会权利享受的维度看，前三个共同体社会权利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规则获取，而底层共同体却无法做到，并且前三个共同体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底层共同体则成为一种“第四方共同体”②。

整个社会被市场规则分割成了四个共同体，而社会权利方面则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是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或权力获取社会权利的群体，而另一方两条路均无法走通。社会权利是公众干预私人领域，以支持公民对维持经济生计和社会存在的要求。它们能收变私人市场的资源分配。社会权利大多是个人权利，包括四个部分。使公民具备能力的权利，包括医疗卫生和家庭服务，以保证公民在社会中的基本活动。这样，社会权利便失去了其最初的义涵，社会权利从运行逻辑层面看，应当是国家为底层群体争取的非市场化的公共利益。

在工业社会的前中期，社会权利市场化与商品化趋势非常明显，到了工业社会后期，国家权力公共性增加，公民社会的成长，底层群体集体权利的增强，社会权利去市场化和去商品化才逐渐得以实现。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权利全球化和人本化对于t·h．马歇尔的社会权利理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评价。并由此探索工业社会之后社会权利的特征。

工业社会中，知识精英从诸多层面论证了社会权利去商品化和去污名化的特性，但是后现代诸多学者从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出发，从国家制度、时代划分、国际化等视角进行了综合评价。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马歇尔并没有真正去探讨自由主义民主的吸引力或局限……一个没有议会民主制的福利国家将会导致威权主义的出现¨。这就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类型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权利的实现程度和福利国家的属性。

马歇尔理论中存在一个困难，那就是，在中世纪，如果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已经存在(不管是以一种如何“融合”了的形式)了的话，那么，为了以马歇尔所假设的形式和顺序重新出现，它们在有些时候就必须以秘密的形式发展。……因此，公民身份的连续性即使只是在一相对短暂的时期被打断了，但它在历史上毕竟出现过断裂]。马歇尔公民身份包含三种权利的划分及相应的时代划分遭遇了批判，其原因在于三种权利在中世纪以融合的形式出现后，且随后出现了断裂。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美国社会学者莫里斯通过全球化背景下公民权社会功能的讨论，直接挑战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认为公民权在国民内部是制造平等的制度，而对于外来移民而言，公民权也是一种社会排斥和制造底层阶级的社会制度。特纳认为，全球难民的出现，在当代政治体系中制造了无国籍民众新的危机。稍显不太激烈的是，随着欧洲共同体制度建设加快，提出了关于公民权地位的重要问题，它不仅针对少数民族，同时针对各类短暂的移民的劳工_2引。社会权利作为底层群体的争取“国民待遇”的利刃，一旦跨越国界融人全球，便成了双刃剑。

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联系的日益密切，社会权利而呈现一种不同的样态，通过它们，个人和家庭被赋予了与市场经济相抗衡的权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须被赋予了尽可能远离商品化劳动的权力，去从事那些既迫切需要又有利可图的工作。

通过全球化公民收入的推进，个人和家庭获得了去商品化、能获得收入、可选择性的工作，社会权利逐步向其本质即人本化靠近。同时，公民权可以指权利，但它也能用来指义务、行动、品行和评价_2。与公民权一样，社会权利的权利与义务对等，不仅是对公民自身的一种尊重，更是对他人的尊重与机会的均等。

三、全球化与“新社会权利”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权利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安娜·库特(annacoote)在托马斯·马歇尔社会权利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出“新社会权利”(newsocialrights)理论。与此呼应的是，西方正步入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另一种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他从反思现代化角度探讨了风险社会两大特征，一方面，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家庭和职业，社会不平等个体化倾向明显_2。“新社会权利”正是从风险社会财富分配、个体不平等的视角，赋予社会成员弹性的权利，从而消解社会积聚的风险，增强个人和群体发展能力。

在工业社会发展后期，随着人本化与全球化特质的发展，社会权利逐渐超越了传统社会权利内涵，“新社会权利”在内容和理念两个方面均有了新的发展。

(一)“新社会权利”内容更加丰富和有层级，与人的发展更加契合。

在托马斯·马歇尔那里，社会权利指健康照料、居住、教育(不仅包括对特殊阶级或身份实施教育，还包括让每个个体和个性得以充分发展的教育机会，包括义务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得体的收入[2。后续社会权利进一步拓展，涵盖就业(经济和金融政策制定必须考虑可以为全体人民提供有益职业、为了保证最大程度就业，充分组织就业市场、为了保证工作有效性，无论何时私营企业充分就业容量不能获得，政府都必须提供相应的职业)、工作环境(公平报酬、工作时限、每周休息制、带薪休假、员工健康、安全和福利的提供)、食物和住房、社会保障(医疗照顾是社会保障的基本项目，应该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覆盖出生、疾病、事故、伤残，确保共同体全体成员任何时候都能享受预防性的和医疗性的照顾)e27]。

随着全球化、人需求的多样化和风险加剧，社会权利呈现多样化趋势，“新社会权利”主要包括：社会福利中的程序权利，申请程序公正；健康与健康照料权；通过地方服务合同的知情权；孩子与年轻人的权利，重点是程序权利。“新社会权利”不仅注意社会老年群体问题的解决，同时，并从年轻人参与政治开始，关注年轻人社会权利。在当代政策中，年轻人参与政治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从而导致政府开展义务公民身份教育j。

基于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新社会权利”在不断延伸，同时，群体的“新社会权利”通过公民权利的获取在不断扩展，从少数民族公民权、多民族公民权，直到世界性公民权，内在包含的社会权利也在不断丰富。为少数民族争取的公民权：自我管理权利、多民族权利即给予少数民族一定的财政支持和法律保护、特别代表权利0_。另外，多民族公民权利主要包括：国内亚民族和土著拥有自我管理的民主和平等权利、认可权利、认同权利和信任权利[31]。世界性公民权(cosmopolitanorworldcitizenship)强化对其他政治共同体的世界性义务；拥护在发展世界性法律的领域提出的公民权利；认可创造世界性公共领域的政治项目_3。“新社会权利”的出现丰富了社会权利内涵，增强了社会权利人本化和全球化特性，较之传统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更注重个体法律意识、自觉意识和全球合作意识，增强抗击风险和谋求发展的功能。

(二)“新社会权利”理念发生转变，从关注集体转向关注集体中的个体，从附加接受义务到追求纯粹权利，从享受线性社会权利转向寻求弹性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将风险、公正和发展的理念统合于一体，实现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发展。

第一，新的社会权利给了每个人，成为他个人地位的一部分，给了他在经济竞争中从事独立活动的力量，由于他具备自我保护的方法从而可以拒绝社会的保护。虽然如此，“新社会权利”在注重个人权利(individualrights)争取的同时，还努力追求集体权利(collectiverights)，并积极协调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第二，新社会权利与以往公民和政治权利基本的不同点还在于，后者需要接受相应的公民义务才能获得相应的权利。而前者是一种积极的权利，不以接受义务为交换条件。第三，传统社会权利以线性的追求社会权利为目标，这与人的生命周期是相背离的，人生与变化着的历史时空是相互作用的。个体生命嵌人于其所经历的历史时间和特定的地域，并为这一历史时空塑造。斯图亚特·怀特从经济权利视角探讨新社会权利，将主要社会利益连接起来，签订一项有效新社会协议(newsocialpacts)，实现工资适度化和就业弹性化，即在工作方式、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弹性)改革税负，以此发展新社会权利，使得新的、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持续，不仅关系高就业，同时也为了可观的收入、更好的工资保障、家庭生活机会(弹性保障)l36j。怀特从经济权利维度将“新社会权利”引向弹性化，实现人的不同生命阶段有配套和适宜的保障。

伴随着工业社会向全球波及和全球化到来，“新社会权利”有助于风险社会中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释放，推进了社会权利理论进一步发展。

第3篇：社会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 方法论； 唯物分析； 辩证分析； 批判分析； 现实运用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1-0075-05

Study on the Methodology of Marx’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ZHAO Yuan-yuan1，2

（1.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325， China； 2. Nantong Party School o CPC， Nantong 226007， China）

Abstract： The methodology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Overall， materialist analysis， dialectical analysis and critical analysis are the mainly methods of Marx'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Specifically， these methodologies include： social ontology and practice theory， human subject theory， contradictory analysis， systems analysis method， individual unity analysis. Researching methodology of Marx'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it is helpful to better studying on Marx'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helpful to our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methodology； materialist analysis； dialectical analysis； critical analysi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是在一定的方法指导下并按照特定的方法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理论更是方法，后者既是前者的前提也是获得前者之工具。相较于前者，后者具有更大的研究和运用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是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工具和原则。关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关于马克思发展理论的方法论论述。然而这些论述往往都是从某一个角度为支撑社会发展理论学术研究而挖掘的，缺乏对方法论本身的专门系统研究。事实上，梳理总结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是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而不是点缀亮化工程。本文是笔者专门对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的一次概括、总结的尝试，希望通过研究能够找到打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奥妙的钥匙。

一、唯物分析的方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石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之创新，不在乎细微观点的创新，而在于其哲学范式的创新，即马克思告别了旧的哲学范式，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范式。历史唯物主义与以往任何一种唯物主义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既是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石也是贯穿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

（一）社会存在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到，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 这是马克思社会存在论的宣言，正是这种蕴含全新思维方式的方法论奠定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与之前各种唯物主义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坚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在这之前，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抽象存在论。

早在公元前427年到公元前347年，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开创了通过理念、抽象存在演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德国近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秉持“理念决定论”，是唯心主义社会发展观的代表。他认为：现实的国家只是国家理念的表现。国家的本质在于它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黑格尔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国家与社会进行了区分，认为市民社会是“外在的国家”，是主观意志、个人利益的结合形式。国家以它至高无上的意志、伦理精神把整个民族凝聚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2] 其在《历史哲学》中将人类社会发展史描述为了实现理性自由的历史。这显然是一种将抽象的意识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唯心主义理论。

唯心主义到了费尔巴哈这里才有了转变。费尔巴哈在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过程中建立了唯物主义哲学。他指出哲学是关于存在物的知识，事物的本质是怎样的，就必须怎样来思想，来认识它们，认为“有区别的（物质）实体”“是历史的本质，是国家的本质，是宗教的本质”，[3] 强调自然界和人是哲学的最高对象，强调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是第一性的实体，使人们借助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感性存在物；人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而是主体和客体、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体；肉体是精神产生的基础，离开肉体，离开作为身体有机部分的大脑，思维和精神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明白无误地阐明了唯物主义的观点。[4] 应该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冲破了唯心主义包围圈，对抽象存在论向社会存在论转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是抽象的“类”，而人的活动就是欲望、情感和意志，历史、国家和宗教等等的本质也就只能归结于人的情感和意志。因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在费尔巴哈处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也就是说，费尔巴哈是哲学领域的唯物主义者，但是他的历史观却还是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明确提出物质决定意识。“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5] 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存在论进行了阐述，他提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 这一论述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精华所在，也是马克思分析社会发展的方法论之根本所在，马克思一切社会发展之理论与方法都是基于此而展开。

（二）实践论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是马克思著作中最具标志性的名言之一。它宣誓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转向，这是社会发展理论的根本性变革，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区别于其它社会发展理论的根本之所在。社会存在论和实践论是马克思理论唯物主义的基础组成部分，从本质来看，社会存在论与实践论是一致的，其中实践是社会存在的本质、载体与形式，社会存在是实践的形式、内容与状态。二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性要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实践论转向的正式结点，利用实践的武器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7] 他还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 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实践的方法论，充分指出了实践的价值，而这也是马克思实践论的价值所在。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通过对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中再一次详细地阐述了实践论转向，并将实践论运用到社会革命的分析中，他提出“实际上，而且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5]73-75

实践之外没有社会生活，实践之外更没有社会发展。正是实践论的转向，使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发展观。

（三）人的主体论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7]295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如是说。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目的和归宿，无论是社会存在论还是实践论都离不开“活生生的人”。《＜黑格尔法治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德国人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7]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特别重视人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能动创造作用，尤其是重视人的实践活动，将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归宿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方法论。认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最重要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费尔巴哈建立的人本主义学说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人的主体论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但是马克思是在批判和超越了其之上建立的人的主体论。马克思特别强调“现实的人”，而不同于费尔巴哈提出的抽象的“类”。《德意志意识形态》说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这里所说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7] 而且“现实的人”是会不断产生新的需要，这种需要总体来说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者又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推动社会不断前进。

通过人的主体论这一方法论，马克思最终得出未来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正如《共产党宣言》中的宣誓“代替那资产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53可以看出，人的主体论不仅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同时也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归宿所在。

二、辩证分析的方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

辩证的方法，就是坚持用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去研究社会发展演变的本质和规律的方法[8]。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所用之辩证法，乃是从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出发，按照事物自身的辩证特性去解释揭示事物自身辩证运动的方法，是唯物辩证的方法。它是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在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的基础上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克服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真正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一）矛盾分析法——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方法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正是矛盾双方的相互制约、相互转化推动了事物的发展。马克思将这一方法运用到社会发展理论中，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中把握社会发展动力和方向。

1. 马克思利用矛盾分析法得出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隐藏在“历史动力背后的动力”。正是这两对矛盾构成了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根源，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演进顺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①的推动力量。“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5]115其中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最终的决定作用，是推动生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②的决定因素，是促使政治、法律等社会制度不断变迁，并致使社会意识形态和其它社会意识形式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

2. 利用矛盾分析法得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中的鲜明特色就是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分析阶级斗争是如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相互冲突，是解决对立阶级之间矛盾的基本手段。纵观马克思一生，他特别重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9] 马克思甚至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阶级斗争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其根源在于，通过阶级斗争，可以达到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目的，从而提高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

3. 社会发展的动力，绝不仅限于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而是社会“有机体”中各种因素、各种力量综合的结果，其中人的需要、科学技术等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内部矛盾中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形态转变的最重要动力。马克思正是利用矛盾分析法，并抓住了这些本质的矛盾，才构建起了其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框架，找到了社会发展理论的关键因素。

（二）系统分析法——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方法论

马克思的系统分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发展理论运用中除了矛盾分析法外的又一重要体现。马克思的系统分析方法是将对象及其要素、结构以及关系等描述为一个活动和发展着的复杂系统，是唯物辩证法在理论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是科学的指导方法。[10]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整体发展，这是马克思将系统分析方法运用到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体现。卢卡奇就认为，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总体范畴是辩证法的中心。“辨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11]85 “只要抛弃总体的观点，抛弃辩证方法的出发点、前提和要求；只要把革命不是理解为变化过程的因素，而是理解为同整个发展分离开来的孤立行为，那么马克思的革命方面就必定表现为向工人运动的原始时期倒退，向布朗基主义倒退。而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也就同作为总体范畴居于统治地位的产物的革命原则一起瓦解”。[11]79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提出“社会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肌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它表现为这些个人所具有的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后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社会有机体理论有了更加详细的表述：“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肌体”。[12]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各个要素就像生物器官一样，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各个部分、要素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得到生存发展。其中在生产领域，马克思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得出要实现全面生产的结论。“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它也为自己构筑巢穴或居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所做的那样。但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在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13] 具体说来，全面生产包括：“物质生活本身”、“意识的生产”（精神生产）、生产关系的生产、“人的需要的生产”、人口的生产等。

从上可以看出，通过系统分析的方法，马克思力图构建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并在整体的框架内分析社会发展中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把握系统分析的方法，通过整体性思维方式才能真正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

（三）一般与个别关系相统一的分析法——东方社会理论的方法论

一般与个别相统一是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用以分析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方法。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既遵循着相同的发展规律，又在具体形态呈现了多样性，利用一般与个别关系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对于揭示社会发展共性，研究个性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就是使用一般与个别关系相统一分析方法研究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与具体道路的最好例证。马克思晚年将研究焦点放到了“东方社会”。他重点研究了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研究了东方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和村舍制度，尤其研究了东方社会独特的农村公社。通过研究，马克思发现，东方社会所存在的农村公社并不处于西欧的封建社会，而是一种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阶段，这就说明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存在重大差别。因而，东方社会不能照搬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14] 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到“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5] 列宁在对待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与实现道路的问题上曾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6] 这正是列宁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一般与个别相统一分析法这一方法论的准确把握。

三、批判分析的方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确立的有力手段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在一些批判性著作中运用批判理论来加以具体阐发的，这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不少著作的标题中就直接包含“批判”二字，如《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黑格尔法治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诗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等。还有一些论著虽然标题没有直接冠以“批判”字样，但其内容很多都包含着批判的思想。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与德国哲学的批判传统有关。康德就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为“批判的时代”，他一生的代表作就是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他对旧形而上学、神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中的传统偏见和谬误进行批判，开创了批判哲学的体系。马克思一开始就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这种批判思想也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研究深入，马克思开始发现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缺陷。马克思批判到，“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务。”[17] 于是，马克思开始转向黑格尔主义，开始接受青年黑格尔的思想。青年黑格尔思想是利用黑格尔自我意识原则来批判宗教和封建专制，从而引出革命的结论。但马克思一开始就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思想，因为他提出哲学必须指向现实并与现实相接触，这是社会批判理论迈出正确方向的第一步。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治学批判＞导言》中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指出反宗教斗争后历史的任务就发生了改变，“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7]4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解放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得出无产阶级是德国人的解放的“心脏”的结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已经从哲学范式的高度对西方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批判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马克思指出“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5]51 “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5]52

在《神圣的家族》中马克思把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发源地，通过批判他指出，只有在物质生产中才能了解历史、变革历史。“难道批判的批判认为，只要它把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它就能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认为，它不把比如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7]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深刻揭露了当时德国各种意识形态的缺陷，“这些哲学家们没有一个向导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5]66“德国的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还对当时的现实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回答了异化产生的原因，即是由生产以及分工的发展而引起的，他还提出私有制产生后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社会成员间的对立，最终生产力完全变成了劳动者异己的力量。资本主义自身难以克服这种力量，这就要求社会占有生产力，要求消灭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生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重点剖析批判资本主义。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的批判方法一方面与德国哲学的批判传统有关，一方面又从本质上不同于这种批判传统。他的批判方法是深度批判，不仅批判其它理论的推演过程和结论，还批判其它理论的假设前提。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从宗教哲学批判走向政治批判，又从政治批判走向经济批判，就是从社会的表层走向社会深处。可以说马克思在社会发展理论中批判理论所展现的历史深蕴是其区别于其他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根本性标志。[18]

四、方法论的价值关键在于现实的运用

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的价值不仅在于更好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更在于用这些方法论指导现实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如通过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一方面我们既要注重理论研究，更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现实的重大问题，利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理论；另一方面要深刻理解“以人为本”内涵：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是具体的人，不是少数人，而是绝大多的人，同时“以人为本”是价值目标，而非价值手段。通过运用辩证的方法，一要明确“发展是硬道理”的内涵和外延。“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基础的发展，同时还包括上层建筑的发展。我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仅要注重物质文明的建设，还要关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在当前形势下，由于我国生产力已经远远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因此要更加关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只有同时做到放缓物质文明建设脚步和加快其它文明的建设步伐，才能让生产力生产关系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才能真正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二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要求，才能通往马克思描述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通过运用批判的方法，可以找到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既要批判地继承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又要用扬弃的方法吸收一切人类的优秀成果，其中就包括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技术、管理经验、方式等。只有具备开放的胸怀，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走得更好、更快。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EB/OL].百度百科，http：// /view/3861.htm.

[3]费尔巴哈选集：上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9：116.

[4]靳辉明，李崇富.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M].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5.

[5]杨信礼.发展哲学引论[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1999.

[6]何小勇.当展风险问题的哲学研究[D].西安：西安交通大 学，2009.

[7]王希琴.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形成与嬗变[D].兰州：西北师范大 学，2010.

[8]侯衍社.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M].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3.

[10]曹军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范式转换研究[D].成都：电子科 技大学，2011.

[1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

[13]代俊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及当代价值[D].天津：南开大 学，2010.

[14]王晶熊，王善平.社会发展：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社会 发展理论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129.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6.

[1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第4篇：社会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 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资本； 社会关系； 社会信任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3. 063

[中图分类号] C9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3- 0133- 03

社会网络一般是指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是一群人之间的一组独特联系。在社会网络理论视角下分析社会结构及其过程所包含的技术和方法构成了社会网络理论分析的工具，例如社会网络指标和测量方法。在过去近60年的发展中，学者对社会网络在实际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1 社会网络理论的基本内容

1908年，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网络”概念，社会网络的互动形式开始被研究者关注。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关系”理论则将社会网络分析推广到了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网络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学领域并逐渐占据了北美和欧洲的主流社会学阵地。

1.1 结构观和工具观

结构学说指出，社会结构可以通过两个以上行动主体之间的模块化关系折射出来，位置取向是很好的分析角度，“结构等效”可以用来理解人类社会的行为关系。伯特提出“结构洞理论”：当网络中某一个体处于结构绝对稀疏或相对稀疏地带，其他个体需要把它当作纽带来联结形成关系时，该网络个体就处于结构空洞位置。格兰诺维特在“嵌入性”理论的论述中指出社会网络结构对人类经济行为有制约作用。

基于工具学说与基于结构学说的社会网络观点密不可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新的研究范式，社会网络遵守以下3个原则： ①比起社会成员的个体属性和特定属性，结构化的社会网络关系更能解释社会学中的各种现象，结构方法可以用来补充和替代个体方法； ②社会网络结构的位置特性决定社会网络规则；③社会由诸多网络结构所组成，社会网络结构决定了行动主体关系的运作。

1.2 弱关系力量论

作为弱关系力量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弱关系的力量》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格兰诺维特首次提出“关系力量”的概念，根据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以及互惠交换等4个维度将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他认为网络中同质性较高的个体很难互相提供所需的信息，而异质性则可以成为寻求信息的桥梁，使信息寻求者扩大信息资源视野，获得信息满足。他还指出，虽然不是所有的“弱关系”都能充当信息桥梁，但是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定是“弱关系”。 1985年，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指出，经济行为发生于社会网络中的相识者之间，其交易的基础是信任。

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在发展和修正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力量假设”的基础上提出并推导了著名的三大假设，即职位强度假设、弱关系力量假设以及社会资源效应假设。

1.3 强关系力量论

不少学者指出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与“嵌入性”概念存在矛盾，因为“嵌入性”概念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基于社会网络的信任机制而进行，但是信任是嵌入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信任的建立与维护有赖于网络个体长期的接触、交流与交往，“嵌入性”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支持强关系理论。但是强关系力量的否定者认为，由于网络内部个体的同质性，强关系可以导致信息流通中的重叠与冗余，只能作为联系网络内部个体之间的纽带。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将社会结构比作是一种金字塔型社会网络，按照某种规范的荣誉和报酬划分等级，在同一级中，强关系表现为接近和控制荣誉及报酬的机会相似，不利于信息沟通与资源交换。

1.4 结构洞理论

伯特在《结构洞》一书中首次明确指出，关系强弱与社会资本数量没有必然联系。他为人们展示了两种特殊的社会网络联结：一是开放式网络，即某单一网络个体或某部分网络个体与其他网络个体无直接联系或完全无联系；二是“无洞”的封闭式网络，即个体两两之间均存在联结关系，无任何关系间断现象。伯特在市场竞争行为分析中利用结构洞理论，认为资源优势和关系优势构成了总体竞争优势，结构空洞型社会网络的竞争者具有更多的关系优势，并可获得更大的利益回报。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极端的网络类型是不存在的。

1.5 社会资本理论

该理论认为资源既可以通过占有也可以通过网络关系获得。在此基础上林南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网络三大假设，并且指出社会资源数量和质量与网络成员社会地位的高低、网络属性的异质性呈正相关性，与网络关系力量呈负相关性，社会资源嵌于社会网络之中，并可以以社会网络为媒体来间接摄取。

资源与资本存在一定差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社会网络的概念提升到社会资本高度，他认为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本的获取跟网络的规模、异质性以及资源数量息息相关。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讨论了两种资本与权力地位的关系，认为它们可以决定社会的空间结构，改变团体与个人的人生际遇和轨迹。虽然认同社会网络、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三者的紧密联系性和非一致性，但是林南与布迪厄等未能对其进行详细区分。

随后诸多学者将社会网络资本定义为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的总和，提出社会网络资本是区别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另外一种资本。

2 社会网络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研究方法，已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主要包括如下原理：关系纽带经常是不对称地相互作用着；关系纽带间接或直接地把网络成员连接在一起；社会纽带结构化产生了非随机的网络；交叉关联联结的不仅是个体，也包括网络群；不对称的纽带关系和复杂网络使稀缺资源的分配不平等；网络结构产生了以获取稀缺资源为目的的合作和竞争活动。

社会网络分析所用的数据资料具有自己的类型和特征，它是一组反映行动者关系的信息，社会网络资料首先是关于社会关系的数据信息，简称关系数据，其从本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与属性数据都有所不同。常用的收集方法主要是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档案法和实验法。

社会网络统计模型的发展分为3个时期。①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各种网络统计量的分布应运而生，早期的社会计量学家（1930-1940年）发明了社群图，发展了图论（1940-1950年），研究了随机图的分布。图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概念用来研究社会网络的形式特点，也对社会网络的特征进行了恰当表达。随后统计概率论和代数模型也广泛应用于网络研究。②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人们关注应用统计概率理论对关系的互惠性、均衡性以及传递性的研究，并激励了许多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建构三人组（triad）的数字模型。其中戴维斯、霍兰德和林哈特于70年表了一系列论文，引入了大量随机有向图分布，提出了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的PL模型。③ 从1986年开始，弗兰克、施特劳斯、伊可达、福斯特、斯科弗雷兹、瓦瑟曼和派提森等先后，给出了P模型及其各种推广形式，这些成果大大推进了社会网络模型研究。

中心度是分析社会网络最重要和常用的概念工具之一，它是关于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位置的测量概念，反映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或优势的差异。主要包括节点中心度、紧密中心度、间距中心度3个方面。中心度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之间是不平等的，有的处于中心位置，有的处于边缘位置，因此他们之间在拥有的资源和信息等社会分层上存在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权力等级、声望等方面。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人们特别关心对某些关系密切的子群的研究，因为构成社会网络的基本元素就是行动者及其群体，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子群，它们互相结合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团聚性的子群包括“团伙”、n-团伙、n-宗派、k-丛等。与之区别的隶属网络属于二型网络，由一类行动者与一类事件所构成，描述行动者集体的关系。

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是构成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一直受到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关注。但社会网络分析对位置和角色的解释与应用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结构观，它关注的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从分析技术上来说，位置和角色分析是目前社会网络分析中数量化程度最高的领域，尤其是在位置分析方面，已应用和发展了许多不同的数学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结构等价性、自同构等价性和正则等价性等。除此之外，社会网络分析还发展应用了其他关于网络位置和角色关系的分析方法，包括新发展的统计模型法、关系代数法等。

3 社会网络理论的主要研究领域及成果

国外社会学家通过研究资源的流动来分析社会行动的“网络”，指出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网络中心人物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并不是被动地来适应社会力量，而是通过个人的能动性来改变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并获取其所需的社会支持。我国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借鉴和吸收了国外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方面。

3.1 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

社会学研究者从信息获得途径、信息的种类以及信息的有效性方面来建立社会网络研究范式。1999年，边燕杰和黄先碧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了长春、天津、上海、广州、厦门5个城市的“春节拜年网”，测量了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状况，认为在中国转型期，社会网络的作用是收集信息和获得职业机会。1998年，吴忠民和林聚任考察了山东5个地级市，并在《城市的社会流动》一文中指出不同职业类型形成不同信息网络效应与人情网络效应，影响社会流动。罗家德研究了中国的社会信任、中国人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指出中国人在工作中通过以自我为中心的工作网络来达到个人目标。边燕杰通过比较天津和新加坡的职业流动认为，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可以充当没有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网络桥梁。

3.2 新移民的社会网络与社会流动

1996年，李培林研究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杜海峰认为农村流动人口社会关系与城市明显不同，性别均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单性别竞争群体中的小团体现象。

3.3 阶级阶层与社会资本

1998年，丘海雄对下岗工人进行了社会网络的相关研究。李黎明发现餐饮网对消费分层有正向的影响，社会网络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消费分层的形成。蔡禾和贾文娟在研究路桥建设业工资发放的过程中发现，关系强度可以降低核心工人的不确定性。1998年，刘精明和婉格尔合作，对北京与英国利物浦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进行了对比研究。李煜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春节拜年网所表现的阶层壁垒强度，由弱到强依次为权威关系、专业技能、产权和公权力。

3.4 社会网络与社会问题

张乐宁指出当代中国社会邻里间的关系是影响个人对犯罪的恐惧的一个重要指标，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对社区安全的影响。倪晓丽和黄少华探讨了网络问题，分析了虚拟社区的社会关系，指出虚拟社区中主要是弱关系的作用。

3.5 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

赵文龙、王夏崎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基于拜年网的社会资本能增加城市居民的信任。张顺、陈芳认为社会资本影响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主要通过人情机制与预期机制发挥作用。张顺、郭小弦引入分位回归方法，发现社会资本对收入条件分布的不同分位点有着不同效应。梁玉成为回应国际学术界对社会资本功能的质疑，对社会网络同质性和内生性进行了深入分析。

3.6 社会支持

冯世平通过比较研究两个民族的社会网络，发现关系强度要通过“族群背景”的作用来对邻里支持发生影响。蔡禾、卓惠兴、邝子文、叶保强 等也对城乡居民社会支持进行了跨社区研究。王卫东通过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的社会网络模块，认为春节拜年网是社会网络概念本土化的结果，基于拜年网的社会资本测量模型具有普适性。

4 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动态

4.1 创业企业社会网络

学者在总结关系学说、结构学说、资源学说、工具学说等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理论根源、内在机理以及存在的观点差异，探讨了基于创业模式、创业组织以及创业资本的创业企业社会网络表征，剖析了社会网络的功能作用与联系纽带。

在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形成机制方面，建立了社会网络试错过程中的信号示意与试错模型以及个体价值评估与试错的模型等。在资本特性分析方面，比较分析了社会网络资本交易与经济资本交易的差异性，提出了二者相互转换的模式等。在价值与风险分析方面，从社会网络结构剖分的复杂性、社会网络组织协调的复杂性、社会网络资本度量的复杂性3个方面探讨了创业企业社会网络价值形成的复杂性等。在社会网络构建的行为分析方面，界定了不合法且不合理寻租、合法且合理寻租、合法但不合理寻租等3种类型的寻租内涵。

4.2 大学生社会网络

通过对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和特点的分析，理清了大学生具体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拓展过程。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系纽带由血缘、地缘关系到信任基础上业缘或契约关系的拓展过程，这是大学生人际关系网络的实际构建特点。

高校大学生的社会关系网络拓展过程，是大学生与家庭、与老师、与同学、与群体发生互动、建立联系的过程，也是其扩大在高校里的获取知识途径、了解信息渠道和捕捉机会的过程。其社会关系网络扩展的规模越大，交往互动的质量越高，蕴含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越倾向于流向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心的大学生。

在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过程中，和谐的人际关系使大学生的精神需要得到满足；大学生通过与同学的交往互动明确了自己的角色地位，大学生个性、情感、意志品质、生活能力等得到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在学习继承各种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的过程中也融入了自己的创新。

4.3 社交工具与社会网络

以微博为例，研究得出：在网络结构上，微博中与亲密网和关系强度网的结构比较类似的是引用关系，它们的小群体划分也大同小异，引用关系应该归于比较亲密的关系，而评论和转发则属于普通关系。在网络密度上，跟社会关系中的亲密度和关系强度最为接近的是关注关系，一般要好的朋友都会在微博上互相关注，延续现实友谊。在中心性分析中，微博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与现实生活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程度不一定对等，微博中的关系强度与真正的人际关系强度也不等同。虽然微博和社会网络中心度之间没有绝对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微博的关系网络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关系中影响力、亲密度以及关系强度的缩影，换句话说，一个在微博关系的各个维度上居于中心的人在社会关系中不可能处在边缘。

与传统社会资本相比，微博社会资本具有新特点和优势，即高度活跃的关系网络使得获取社会资本的成本降低，自由互动的方式使得社会资本通过弱关系产生，资本存量在虚实结合中存在不平衡性，社会资本获取渠道具有多样性。这些性质经过综合和合理利用可以产生显著的效果。

5 讨论与评价

社会网络理论的提出、发展与繁荣体现出对人类关系社会科学规律的探索过程，该理论的发展历经近60年，几乎对各领域的人类行为活动具有指导作用，得到世界各国学者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这一过程本身对我国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具有极大的启示。

（1） 社会网络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深厚的关系社会学理论基础以及其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从研究中国社会的角度看，关系社会学是一套理论知识，具有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等主要特征；从方法论角度看，关系社会学是一种思维和研究方法论，用来探索和分析社会行为模式，也可以说是一门站在关系主义理论的立场来研究各种社会类型的学问。关系社会学是对人的行为的观察、测量和把握，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是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

（2） 该理论在我国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取得较大进展，但是依然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在任何时期，人际关系的非正式规范都是作为调节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关键机制，因此关系社会学是把握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变动的重要学术工具。

近30年来社会网络研究呈现四大特点：① 社会网络的概念、理论、测量方法和统计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中，社会网络理论正在成为一个具有方法论特点的跨学科研究领域。② 中国的社会网络研究正在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专业课程相继开设，培养的专业研究人才越来越多，专业会议陆续召开，专业化学术团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③ 社会网络研究的书籍以及翻译版本等大量出版。④ 呈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特征。

目前，社会网络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 为使测量可操作化将社会网络的概念简单界定，过度的宽泛和随意使得社会网络理论的解释力降低。② 测量了某一层次之后得出了结论，便与其他分析层次上的研究和发现进行比较和讨论，不存在实际价值。③ 主观地将个案研究、现场调查中得出的结论向普遍意义方面推广，使得后续研究陷入误区。

展望未来，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趋势是：① 在研究范式上，阶级阶层分析视角将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融入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中。② 互联网时代下的虚拟社区成为研究的主要阵地，虚拟社区的社会网络特征、构成模式以及人际社会网络的互动，虚拟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形成与参与机制，网上互动和资源交换的模式，网络社会资本与现实社会资本的同质性、差异性等问题将成为研究的重点。③ 全球化和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变迁趋势。④ 社会网络与社会心理、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社会网络与社会分层、社会关系与法制建设、关系社会学的发展与西部研究规划等相关问题有待深入研讨与交流。

主要参考文献

[1] Bian Y. 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7，62（3）： 366-385.

[2] Burt R S.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6）：1360-1380.

[4] Granovetter M S.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5] 林南. 建构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J]. 国外社会学，2002（2）.

[6]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张磊，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第5篇：社会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 社会批判；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2-0023-07

一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是其哲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其整个哲学中理论含量最大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理论。因为离开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的哲学里并没有多少“纯哲学”可言。马克思从来无意于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其研究对象就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研究的目标就在于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探寻出一条正确的出路。所以，社会发展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论域。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固然涉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但重点是现代社会的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通过其社会批判理论来加以具体阐发的，离开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方法，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其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研究之所以与其社会批判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原因是二者是相互贯通、彼此依存的：一方面，没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认识和把握，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方法。要说社会批判，在马克思之前早已有之，为什么各种各样的社会批判不是流于空泛，便是陷于空想，始终不能真实地揭露现实并用以改造现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社会批判缺少科学的历史观基础。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评价社会历史的正确方法，也就不可能有合理的批判方法。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陷入空想，不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身错了，而在于它用以批判的方法以及用以批判的历史出发点存在严重局限。用以理性和永恒正义为基础的历史观来评判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自然难以作出深刻的揭露和说明。马克思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合理的解剖和批判，并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恰恰是得益于唯物史观的确立。正是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才有对资本主义社会鞭辟入里的深入分析。另一方面，没有合理的社会批判，也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是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需要分析和揭示。由于社会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纷繁复杂的，既有直接显露本质的现象，又有掩盖和模糊本质的现象，因而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必须对各种社会现象加以批判考察，从中把握其真实的内在的联系及其发展趋势。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入持久的批判，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揭露，才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进而对一般社会发展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可以说，没有社会批判，就不可能驱除历史认识上的各种迷雾，解开“历史之谜”，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

就其实际思想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综观马克思一生的研究，可以发现，他的许多论著的标题或副标题都带有“批判”二字，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等。虽然有些论著的名称并没有直接冠以“批判”的字眼，但其内容大都贯穿着批判的思想。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在这些批判性论著中得以阐发和体现的。

二

为了深刻理解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关联，我们不妨对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和理论探索过程作一简要回溯与考察。

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的产生虽然与德国哲学批判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源于当时德国的社会发展现状。19世纪初的德国，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要比英、法两国缓慢，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专制制度居统治地位。出于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人类解放的追求，马克思青年时期就对当时的普鲁士政治制度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并确立了明确的自由立场。在中学阶段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毕业作文中，马克思就提出选择职业时应该遵循的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1］7，这样的理想成为他一生社会批判理论的基调。

出于对自由与人类幸福的执著追求，马克思一开始进行哲学研究时就对康德和费希特的理论感兴趣。因为康德、费希特的理论体现了反专制的思想，渗透着对自由意识的重视和推崇。如康德继承了休谟的怀疑论传统，冲破了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独断论形而上学传统，建立起开创性的批判哲学体系。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断言：“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可以称之为批判的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无法逃避批判。宗教由于其神圣，立法由于其尊严，似乎可以逃避批判。但它们也正因为此而遭到了怀疑，失去了人们对它们的真诚的敬重，因为理性只尊重那些经得起它的自由的、公开检查的东西。”康德的批判虽然主要指向旧形而上学，同时也兼及对神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中种种传统的偏见和谬误的批判，其深刻的批判识见开启了一个批判的时代。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精神对马克思的影响很大，最初的法哲学研究就是按这样的精神原则进行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感到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空虚，看到法哲学研究中传统方法的内在缺陷。因为这些理论和方法的错误就在于把“应有”与“现有”相对立，用“应有”来否定和批判“现有”，结果“现有”或现实本身没有得到丝毫的揭露和触动。

对康德、费希特哲学缺陷的清醒认识促使马克思将批判、研究的视野转向现实事物本身。“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1］651-652为此，“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1］11。马克思开始摆脱康德、费希特的浪漫主义转向黑格尔主义。

转向黑格尔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特点是发挥黑格尔哲学的自我意识原则，并以此批判宗教和封建专制，试图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引出革命的结论。马克思深受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自我意识原则成了他“博士论文”的主旋律。在论文中，马克思借助对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说的分析，充分阐发了自由的思想，并展开了对宗教神学的无情抨击。但是，他又不满意伊壁鸠鲁所讲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世界中得以实现的自由。因此，自我意识作为自由的体现者，必须转向现实、改造现实，“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1］258。正因为自我意识只有通过现实生活才能得到实现，所以哲学要不断地世界化，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258。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仅世界得到了改造，而且哲学以及自我意识也得到了实现和解放。尽管马克思此时所认为的哲学的实践本身还是理论的，但强调哲学必须指向现实并与现实相接触，这就开启了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从根本上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把研究重点转向社会现实。按照他当时的观点，国家、法律应是理性和自由的体现，应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可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法律并不是真正体现理性、自由和普遍利益的，而完全受私人利益支配；当国家、法律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占上风的总是私人利益。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马克思用自由理性的观点对普鲁士的宗教、法律以及国家制度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通过这样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从中阐述了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深刻观点，如发展与理性、发展与制度、发展与自由、发展与利益等。

《莱茵报》时期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促使马克思重新研究历史并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发现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法律决定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而是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决定国家、法律。市民社会作为私人领域，是人生活的真实社会，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而政治国家不过是人们真实生活的彼岸，是作为“彼岸之物而发展起来的”［2］283，因而相对于市民社会来说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想象中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生活里，人的本质完全二重化（“公民”与“市民”双重身份的背离），人的发展遭到严重扭曲，整个社会也就由此变成了一种非人化的社会。

正因为人的本质的二重化源于政治国家本身的异化，因而解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便成为实现人的解放的主要任务。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充分表达了对社会进行政治批判的强烈要求，认为“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2］453；在揭露宗教本质之后，“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453。因而从哲学批判、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马克思首先正确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进而提出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途径，就是诉诸实际斗争，依靠无产阶级这一主体力量。

政治批判固然重要，但要实现人类自由、解放，关键要铲除产生政治异化及其他异化的社会根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异化现象的产生均根源于异化劳动。为什么会出现劳动的异化？这是与私有财产联系在一起的。虽然“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3］100，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二者又是互为因果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显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要扬弃异化劳动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这样的扬弃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120可以说，马克思此时所讲的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即共产主义理论就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得以阐发的。

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于批判分析的“劳动”是具有理想化色彩的抽象劳动，那么，在《神圣家族》中所讲的劳动则是现实的生产劳动。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看作历史发展的基础，把自我意识所具有的批判看作历史发展动力的严重缺陷，马克思把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发源地，认为只有在物质生产中才能了解历史、变革历史。既然社会历史和社会生活是由现实的生产方式决定的，那就根本不可能指望工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4］66；要使工人真正获得解放，必须改变现存生产方式。“工业”用符咒招引来的今天表现为“资产者的奴隶”，明天将砸碎和炸毁自身的锁链［4］178。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走向成熟的代表作。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不仅使社会批判有了更为犀利的武器，而且使社会历史的分析说明有了更为可靠的基础。由于马克思此时已经通过研究走向了历史深处，因而不仅对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思辨哲学的揭露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也是彻底的。在此之前，“异化”概念常常成为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工具，但异化本身并未得到透彻的说明。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的产生和发展则第一次得到了正确的解答，“历史之谜”也得到了彻底的破解，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由此奠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重点是用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来具体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以阐明其起源、发展及其运动规律。其批判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及其各个手稿之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主要是通过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来展开的。但是，要使这种解剖真正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必须在理论分析上加以基础性的批判考察，以廓清认识上、方法上的迷雾。为此，马克思主要针对古典经济学以及其他经济学，在解剖和分析中突出了这样一些批判：

一是前提的批判。前提合理与否直接决定着理论的阐述是否科学。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3］89。正因为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当作前提来看待，因而很难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深刻的解剖和说明，必须对其前提问题首先加以批判性的审查。比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前提是需要这样两极的出现，即一极是货币所有者，一极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经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5］192要使劳动力变为商品，“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5］193。如在中世纪，曾经有过自由的商品生产者，例如行会匠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并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也有过农奴，他们同样拥有生产资料，不过没有人身自由。但在两方面“自由的”人，即“自由的”失去生产资料和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人还没有。在古代社会，主要的生产者是奴隶，但奴隶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任何自由，只不过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由此产生的奴隶劳动，必然是一种公开的强制的劳动。至于在原始社会，由于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因而无所谓资本和劳动力商品。真正使劳动力变为商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者完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并且彻底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唯有此时，劳动者才变为商品，变为雇佣劳动者。这样的前提性批判分析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结论的批判。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得出的各种结论，马克思给予强烈质疑，认为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2］123。这种批判精神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众多结论的考察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如资产阶级经济学从任何社会都有剩余劳动的事实出发，得出剩余价值或利润是历史上生来就有的结论，这就把剩余价值永恒化了。马克思对这种结论给予深刻的揭露。他认为，剩余劳动的确是各个社会形态共有的，但剩余价值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使剩余劳动开始出现；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这些剩余劳动（其表现为剩余产品）便被少数财产占有者据为己有。在奴隶社会，奴隶仅仅是奴隶主的劳动工具，剩余劳动表现为奴隶给予奴隶主的无偿劳动。在封建社会，由于农奴处于半依附状态，剩余劳动主要表现为徭役劳动。只有在劳动力变为商品的条件下，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才表现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着以等价交换形式掩盖着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绝不是什么永恒存在的。对剩余价值本质的揭示实际上就破除了资本主义的神话。结论的，就意味着基本理论论证的。

三是方法的批判。古典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探讨是和它的独特研究方法联系在一起的。它在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分析方面是比较客观的，但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上则又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天然的。……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5］98。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显然同17、18世纪哲学上的人本主义方法直接相关。如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从抽象的“经济人”出发的。在他看来，人总是从利益原则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而利益的追求则来自于人的天性，人的天性就是“倾向于交换、贸易，倾向于一种物品交换另一种物品”［6］163。由人的天性必然引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自然的、不变的。同这种抽象人性论的方法相反，马克思自始至终将资本主义社会放到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来研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研究，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得到具体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有生有灭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结论也得以揭示。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与古典经济学排斥差异的超历史方法相对立，特别注意把资本主义社会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研究。正是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正确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世界历史坐标中的方位及其自身的演化规律，从而宣告了“天然论”的终结。

从上面简要的勾勒可看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重大而深远。正是通过对各种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批判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才驱除了历史认识上的各种假象和迷雾，破解了社会生活中提出的众多难题，从而走向了历史深处。可以说，没有对思辨哲学、虚假意识形态和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不可能找到社会生活的基础与本质，弄清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创立唯物史观；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等）的批判，就不可能剖析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机体，透彻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本上就是通过社会批判阐发的，或者说就是批判的结果。批判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对于发现和证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意义在于：

第一，发现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6］24。之所以“显得光彩”，就在于它力图为普鲁士制度的合理性加以辩护、论证。而马克思的辩证法一开始就“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6］24，因为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也即从其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正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想为现存事物提供简单辩护，而是要按照事物存在的本来面目来反映事物，因而必然要直面社会生活，真实地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具体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上重点抓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予以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仅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其他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将社会发展揭示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对于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发展有无客观规律性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划清了唯物史观与各种抽象历史哲学的界限。

第二，找到了社会发展“原始的方程式”。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批判考察，不仅发现了资本剥削的“秘密”，而且进一步发现了社会发展中像自然科学经验数据一样的“原始的方程式”。这种“方程式”不仅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前存在过的历史，而且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未来的先兆、运动及它的行将被扬弃之点［7］458。何谓“原始的方程式”？简要说来，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或者说是一种内在的关系结构。虽然社会历史是人活动的产物，其间渗透着活动主体的意志和目的，但是，人们活动间的关系一旦形成，便成为具有规律性的历史“方程式”，并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一般说来，在社会“原始的方程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只要这一关系出现变化，社会生活就必然发生改变；如果生产关系实在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就必然产生更替。正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这一要求才使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规律”来。找到了这种“方程式”，也就从根本上抓住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或主线。

第三，提供了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在巴黎时期，马克思就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及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确立了生产劳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用劳动解释历史，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131。在《神圣家族》中，又明确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在粗糙的物质生产中［5］181。此后，马克思一直坚持用劳动的观点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在《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理论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基本线索。由商品出发，实际上也就是从劳动出发，因为商品不外是劳动的产物，商品二重性不外是劳动二重性的表现；然后经由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一步步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活。所以，马克思以劳动二重性为枢纽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在探索资本主义起源的过程中，马克思也用劳动理论对以往社会形态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说明。

社会批判的结果不光是阐明了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而且阐发了有关社会发展的许多具体观点，使社会发展理论更为具体化、系统化。像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商品经济重要作用的理解，在考察资本主义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过程中对分工、协作以及生产力发展内在机制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研究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评析，在解剖“现代社会”这一机体中对现代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及各种具体问题的探讨等，都丰富和深化了原有的社会发展理论，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认识水平。

三

在马克思的论域里，社会发展理论确实主要是通过社会批判理论加以阐发的，不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无法透彻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对一些具体发展问题的认识，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过程中加以阐释和深化的；理论批判的深度往往决定着社会发展认识的高度。当然，不能把这种理论批判与社会发展理论的阐述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但就总体情况而言，二者之间确实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后者正是伴随着前者发展起来的。为什么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能够执行社会发展理论阐释的功能？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社会批判的独特方法所决定的。其方法论特征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关系的恰当处理上：

一是肯定性与否定性的关系。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中，包括两种不同的论述方式：一是否定性的论述，如对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揭露，对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生活的控诉，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社会关系的剖析等；一是肯定性的论述，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肯定性理解，如关于资本“伟大的文明”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对“现代社会”开创作用的理解，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对于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意义的阐释等。将两种不同的论述方式交织在一起，似乎是不伦不类，但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马克思所讲的批判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拒斥。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但他从没有因此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进步意义，没有对其采取彻底“解构式”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人为的”，而是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作用的必然结果，因而它在社会发展中自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因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中，并没有因其种种罪恶而对资本主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没有割断历史来抽象地谈论未来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批判逻辑显然遵循的是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其批判的结果也必然是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揭示，即对社会历史理论的深刻阐释。

二是批判与建构的关系。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建构就深藏于社会批判之中。建构与批判何以形成这样一种关系呢？这主要是由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决定的。马克思哲学创立伊始就不是什么体系哲学、经院哲学，而是活生生的实践哲学、生活哲学。它以研究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现人类解放为己任，强烈“拒斥形而上学”，反对“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2］120，主张哲学必须走向现实生活。因此，马克思从来没有像以往的哲学家那样，要刻意创立一种什么哲学体系，而恰恰是要破除这样的体系哲学创立一种新的哲学。这种新的哲学就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因而对社会发展问题以至整个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主要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研究方法同马克思的理论旨向是完全一致的，即马克思在其理论活动初期就申明的那样：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既然真正的哲学批判不能仅仅满足于抽象地否定旧世界，而是应该通过批判旧世界来建立一个新世界，因而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像马克思对自己新理论的阐述，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共产主义学说等，都是在批判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正是在意识形态批判、抽象的“历史哲学”批判和古典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得以发现，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解剖的过程中，通过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批判考察过程中，通过研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化趋势，“两个必然”得以发现，共产主义学说得以创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可以说，离开了社会批判理论，这些新的理论是很难建构起来的。这种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实际上体现了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即历史发展和历史研究中普遍与特殊的统一。马克思所批判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但这一特殊又程度不同地包含着人类社会的一般，这样，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问题的批判分析，便可获得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或共同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从而确立和建构起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马克思就是从历史特殊性中探索出历史的普遍性，由此阐发出一系列新的社会发展观点，并达到新的理论建构。

三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关系。从思想史上来看，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对各种错误学说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但是也要看到，这一理论发展史不仅是一部批判史，同时也是一部自我批判史。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不变的“真理”，而是看作发展着的理论。在其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地对原有的观点、结论进行补充、修正乃至予以摒弃，因为这些观点、结论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不作相应的变动就会危及理论与实践。如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坦言《宣言》中的一些观点、论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经过时了”；如果要重写，“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写法”［2］248-249。恩格斯在去世前不久写成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当谈及1848年革命期间他和马克思对欧洲革命估计比较乐观的看法时，也坦诚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8］509-510。诸如这样的自查、自省、自纠，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我批判的精神。正是借助这种自我批判精神，一些理论、观点所具有的局限性不断得到消解和超越，从而使其理论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可以说，自我批判促进自我超越，自我超越推动自我创新。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自我批判除了自查、自省、自纠之外，还在于它敢于接受批评与挑战，其许多观点就是在这种接受和回应批评、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得以深化和发展的。敢于接受批评是理论向前发展的契机，是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一环。因此，在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审慎地对待那些具有异质性的东西。简单排斥异己的东西或轻易拒绝批评、挑战，就不能大胆正视和否定原有观念的不足与局限，就不能将理论推向前进。要使理论真正不断创新，应当注意研究理论发展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连接点，这种连结点也许就是理论上的突破点。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Karl Marxs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riticism

Feng Ziy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Karl Mark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was formula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riticism, and expounded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riticism. By means of longstanding social criticism, Marx not only exposed the inner conflict and law of movement within a capital society, but also offered a new interpretation to general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The reason why his social criticism theory can fulfill the interpretative func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lies in the unity of: affirming and negation,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veness,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n his social criticism method.

Key words: social criticism; Karl Marxs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capitalism

第6篇：社会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社会发展理论 跨越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119-01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1]即五种社会形态按照由低到高、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方式依次更替，这也叫“步进式发展”；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具备一定的条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较高一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叫“踊跃式”发展。马克思的“跨越论”，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本文就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所应处理好的几个问题来谈一谈。

一、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引进先发国家的科学技术

在消化吸收的前提下加强创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提高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大力发展劳动生产力。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否则，“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中国借鉴先发式国家的成功先例，吸收运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的发展。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创新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主体，推动经济发展。大力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提高科技人员和劳动者的素质，培育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

二、坚持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即在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物质财富的积累，它还包括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政治、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等等。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实质上是人的全面发展等。

三、客观地认识全球化

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互相依存、紧密联系。当今全球化形势复杂多样，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乎了马克斯的想象，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跨越卡夫丁峡谷等思想对我们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全球化，每个国家、民族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世界交往中，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整体系统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交往。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用全球化带来的优势发展着自身的经济，改革完善着政治体制，进行着文化转型。但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中充满了动荡和起伏，加速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所以，中国在跨越式发展中应辩证客观地看到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利弊，充分利用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好处，抓住机遇，发展生产力，尽可能改革社会政治体制，完善文化体制，减少全球化带来的弊端。

四、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动摇，紧密结合中国国情，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理论

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奠定了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做出的历史性选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着社会变革，呼吁寻找正确的路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革命的面貌峰回路转，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传播着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用实践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发展中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五、小结

总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对我们在现阶段发展中国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立场，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开拓创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成果，才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前站稳脚跟，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第7篇：社会发展理论范文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既肯定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又为中国和俄国等东方国家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东方发展理论为基础，以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为例，试图从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及其与东方发展理论的相互作用来论证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东方社会 卡夫丁峡谷 改革开放

马克思的一生都对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而他在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并不是把他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简单套用到东方社会发展之上，而是深入到东方社会内部，通过对东方社会独特的内部结构进行详尽分析来探索其发展道路的。本文主要以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为例来论证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由来

马恩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历来都存在争议。如有学者在论及 “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跨越论的思想时写道：“支持马克思这个‘设想’的政治理论框架，是他们一贯持有的世界革命论，而不是什么东方社会理论”1。无疑是说，由于马恩认为只有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背景下俄国才能走上“跨越”的道路，所以关于俄国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世界革命理论中的内容，不能认为他们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为此针对有些学者认为马恩没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观点，主要通过以下两点理由来加以反驳，以此论证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存在。

理由一：马恩关于俄国走新式道路思想或者说是“跨越论”的设想，同他们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有联系，甚至可以说它收到世界革命理论框架的支持，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它是一个理论。因为任何理论都需要其它理论予以支持。如我们说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总体系支持着无产阶级或革命的理论，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无产阶级或革命不是一个理论。由此看来，否认马恩提出东方社会理论的观点有失偏颇。

理由二：恩格斯在1875《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论及俄国的农村公社正趋于解体时指出：“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态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相互能够在农民不再分开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2同样马克思在1877致《给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在俄国的现实条件下，就存在着一个“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3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也说到：“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4并且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五次论及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可以看出马恩在他们一系列著作中对跨越论的思想进行了反复的论述。因此，不能认为他们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只是处在酝酿之中。

由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提出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指明方向。

二、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成功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大胆地解放思想，将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在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下，坚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并引入国外先进的技术。经过30多年的努力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国际社会普遍持肯定的看法。为此，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就流行了起来，它特指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式和道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的丰富和发展。

首先，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中“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的思想。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越来越猛烈地相互碰撞，要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保持积极状态并且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也已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主动融入全球化，融入世界给人类带来的一切文明，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只有在横向发展方面大胆吸收不同国家适应时展要求的新文明新创造，在纵向方面继承千百年来包括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得以体现，这也是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第8篇：社会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和谐社会　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当前，我国正进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历史时期。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已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它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相互协调，把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有机统一。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确证，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社会进步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问题上，《共产党宣言》在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说，“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里，马克思不仅在社会发展观上实现了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视角转换，而且把社会进步和人类追求自由、争取解放理解为同一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人通过实践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从而逐渐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最终达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人在不断创造对象性世界的过程中，逐步实现自己全面发展的过程，“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生产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和谐社会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凸显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维度。在世界经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如何使人类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如何克服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片面发展，已成为全人类共同思考的时代课题。在我国，过去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个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被埋没在抽象的集体概念中，个人的发展失去了客观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激发了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无穷创造力，把人的全面发展从理想带到现实。然而由市场经济负面效应所诱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发展片面性。和谐社会理论正是基于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现实状况的反思，提出了围绕以人为本这个核心价值取向，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四位一体的和谐社会，充分表明和谐社会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不仅应当包括物质财富的共同富裕，也应包括全体成员精神财富和全面发展方面的共同提高。和谐社会所勾勒的未来中国社会的美丽图景，其理论视角始终聚焦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上。从人本身出发考察社会发展，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和谐社会的评判尺度，这在理论上重新恢复了马克思在社会发展观上的人文关怀向度，使以人为本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本体含义得以确立。

第9篇：社会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理论创新 社会变革发展 科学发展观

人们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总是社会变革发展的先导。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无不如此。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理论成果，都是在人类革命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每次理论创新，都引领着社会发展变革的方向。

从马克思主义到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而创立的理论体系，是引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先导。19世纪上半叶，正值自由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刚刚兴起。当时， “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永恒的社会，它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问题应运而生。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和欧洲工人运动实践的基础上，以超凡的理论开拓精神，为人类贡献了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等，创立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严整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的理论先导，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

列宁主义是在俄国革命实践基础上的伟大理论创新，是推动俄国社会实现重大发展变革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先导。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处于帝国主义各种矛盾交汇点的俄国，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俄国人民的斗争实践，迫切需要布尔什维克党人科学地回答“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这个根本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社会主义要想取代资本主义，“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德国同时发生革命”。列宁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而是立足于当时俄国革命实践，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取胜利”的基本结论。这就为俄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科学指南，指明了胜利前景，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先导。

思想是在中华民族伟大斗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理论先导。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何争取革命的胜利、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在当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没有盲目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僵死的教条，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了起来，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及时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由此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等领导人继续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带领中国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创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进步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引领最近30年中国发生巨大发展变革和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强盛、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先导。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局势和复杂的国际环境，改革成为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在中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创新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先导。

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的伟大理论创新，是引领中国改革的理论先导。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拓展了自己的发展空间，而社会主义国家因受体制模式、指导思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优越性未能获得充分发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后来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也遭遇了一些挫折。邓小平为我们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由此将中国引向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他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适时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的理论先导。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先导。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党建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沉渣一度泛起，一些党员干部丧失了理想，信念淡薄，甚至腐化堕落。有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甚至失去了领导核心作用。客观上，急速的社会转型与变迁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与矛盾。据此，“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巩固立党之本、强化执政之基、充实力量之源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党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有效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先导，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推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总结国内外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创新， 是深化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先导。现阶段，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此外，我们还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新任务、新课题。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多年积累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比如重经济，轻人本；重利益，轻和谐；重速度，轻效益；重产值，轻耗费；重增长，轻环保；重眼前，轻长远；重效率，轻公平等等问题日益凸显。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系统回答了“如何发展”和“实现怎样的发展”的问题。它超越、突破了传统发展观，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诠释为经济、政治、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统一。科学发展观强调：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及其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社会安全机制、维稳机制、监督机制、纠错机制的完善和健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及时疏导和妥善解决，社会各阶层、团体及其个体之间彼此容纳、和谐相处、团结一致；坚持走共同富裕、和谐发展道路，积极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

统筹兼顾，是我们实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坚持统筹兼顾，既要总揽全局、统筹兼顾，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和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例如城乡的协调发展、区域间的平衡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中央和地方、局部与整体、当前利益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等等。总而言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们要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加个人收入分配所占的比重，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开辟出一条科学、文明、进步的发展道路。

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以人为本、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理想，把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发展观及时解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靠谁发展”、“为谁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围绕人本理念，继续推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体制的改革进程，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