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意识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危机意识论文范文

关键词：危机管理；医院管理；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21-0144-02

1 危机管理理论概述

所谓危机管理，就是指为了应付各种危机事件而进行的监测、分析、规划、化解等一系列的处理危机事故的过程，目的是尽可能地将危机事件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危机管理理论首先应用于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后来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的各个方面。

不同领域的危机管理理论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即使是同一领域的危机管理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这一领域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为此，伯奇和古斯等著名危机管理专家总结出了危机管理理论三阶段模型，将危机管理分为危机前、危机中以及危机后三大阶段，并针对不同阶段提出了有效地控制措施。

2 医院危机管理概述

医院危机管理是危机管理的具体应用。医院危机管理，主要是指对医院正常运营造成威胁的一切事件的管理和协调，医院危机管理包含的范围比较广泛，医疗患者及医务人员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医院的社会信誉和形象等都属于医院危机管理的范畴。

医院作为一个特殊的单位，属于高技术、高风险行业，医院时刻面临着各种危机和突发状况，一旦处理不当，容易成为舆论和媒体关注的重点，直接影响到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医院的运营状况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要更加重视医院危机管理。一般说来，医院危机管理要具备以下两种危机管理意识：

2.1 危机常态意识

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课题研究组的危机调查结果，我国内地约有45.2%的医院机构处于一般危机状态，40.4%的处于中度危机状态，14.4%的处于高度危机状态。这表明我国医院危机意识不足，尤其是近年来不断曝光的医患纠纷将医院危机管理问题提上日程。医疗危机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此，医院必须具备一定的危机常态意识，尤其是医院高层管理者要具备医院危机常态意识，根据医院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严密的危机管理体系，适应现代化医疗机构的发展趋势。

2.2 媒体危机意识

媒体对于医院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很多医院都曾遭到过媒体的舆论危机，比如“天价医疗费危机”经过媒体曝光后，严重影响了医院在社会群体中的公众形象，导致了一系列的医疗机构信誉危机。为此，医院要处理好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发生危机事件的时候，更要正确应对媒体的报道和采访，防止激化矛盾。因此，医院上下都要树立起媒体危机意识，认识到一条媒体负面新闻给医院带来的不良影响，尽可能地避免媒体危机。

3 危机管理理论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

根据伯奇和古斯等著名危机管理专家的危机管理理论三阶段模型，危机管理理论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可以分为危机发生前、危机发生时、危机发生后三个层面：

3.1 危机发生前

就目前我国医院管理者而言，大多是业务精英提拔上去的，比起专业的管理者而言，管理经验相对缺乏，危机管理意识薄弱，危机管理知识匮乏，在危机发生之前不懂得进行防范，大多数医院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合本院发展的危机管理防范和预警机制。

为此，医院管理者要加强医院危机管理知识的学习，增强危机预防管理意识。首先，医院上下要树立危机管理防范意识，认识到危机管理防范的重要意义。其次，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医院危机管理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拟定本院的危机防范机制，调查和研究各个科室的易发生危机的环节，定期进行调整和评价，做好危机防范措施。对于医院危机管理领导小组的成员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参加相关培训，使其熟练掌握危机管理的目的和方法，提高危机处理能力。最后，要制定详细周全的医院危机管理计划，建立健全医院危机管理预警系统及危机处理应急预案，对可预见的危机进行及早防范和处理，防止危机事件的扩

大化。

3.2 危机发生时

医院常常发生突发性危机，一旦发生危机，应立即组织应急管理小组进行讨论商讨应对措施，并紧急启动应急管理预案，详细了解危机的起因、进展等相关信息，并派专人进行跟踪调查，进一步了解危机的发展态势，并寻求机会进行妥善处理。

医院危机具有突发性和紧迫性的特点，一旦爆发危机后，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应急处理，防止危机事故扩散，危机处理小组要详细评估危机的后果及对医院的影响，并做好详细记录。尤其是当发生医疗危机时，要及时与患者及其家属做好沟通工作，并尽可能地引导患者家属和社会媒体进行正面报道，对相关处理信息进行公开化和透明化，极力安慰患者及其家属，还要积极接受社会媒体的相关采访，切忌闭门处理危机。

3.3 危机发生后

危机管理理论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还包括危机发生后的管理。危机发生后，首先，要对危机事故进行分析和总结，包括危机发生的原因、处理的方法、危机造成的影响等等，对本次危机进行评估，并讨论更好地应急处理方案，不断提高医院危机管理处理能力。其次，调整和完善现有危机处理应急预案。最后，提高系统的预警能力，达到真正能防范与控制危机发生的目的，使医院危机管理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4 结语

总而言之，医院在运营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危机管理理论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能够有效地化解危机，维护医院的正常运转，已经成为医院管理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理论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医院危机管理理论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促进医院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 梁建业.医院危机管理及相关问题探讨[J].医院管理论坛，2010，（4）.

[2] 李桂花.现代医院危机管理现状及危机处理机制探讨[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1，（14）.

第2篇：危机意识论文范文

    追溯最早的危机话语,古尔德纳给这场危机划定了一个地理边界,认为这是“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在回应古尔德纳的时候,柯林斯甚至认为即便是“西方”也是不准确的,它覆盖的范围太广泛了,古尔德纳描述的危机仅仅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危机,并且这场“到来”的危机也太晚了,因为现在(1973)社会学已经发展出了现象学、历史比较方法和冲突理论[1]。根据科林斯的论述,这场危机应该发生在十年前,那时候的社会学才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天下。此外,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成功虽然使得欧洲社会学也具备了美国特点,随着帕森斯理论大厦的倒塌,各种反叛理论的崛起固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局面带来的后果却是“不可救药的混乱”,20世纪80年代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便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一次重构[2]。由此可见,社会学的危机从一开始便存在一个地理上的边界,它是古尔德纳所言的“西方”,柯林斯所言以北美为中心的“结构功能主义”,也是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作为欧洲社会理论对危机的一种回应。这种地理边界意味着危机话语对非西方的读者而言,始终具有一种“他性”。不仅因为社会学自始便是一门应欧洲现代性计划召唤而生的学科,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危机话语存在对社会学进行制度诊断的内容,它是西方社会学共同体对自身制度性情境遭遇困境所做出的直接反应,最为直接和明显的体现了危机话语的他性,对非西方的社会学而言,始终缺少一种在场的体验。1999年美国《社会学研究》(SociologicalInquiry)发起的“拯救社会学”专题讨论,其中一个重要情境就是华盛顿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的取消,前者也是古尔德纳曾任系主任的大学。

    当然,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他性也不容忽视,虽然社会理论在非西方通常被冠以一个西方或者国外的前缀用以推介,但是它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社会理论的普遍主义价值取向,隐藏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普遍主义即被认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回顾社会学的古典时期,西美尔的形式社会学、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它们不是对于某个特定社会的研究,均是脱离具体历史情境的理论建构,旨在探寻社会背后所蕴含的普遍主义法则。韦伯描述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同时也论述了新教伦理之外的文明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个事实。帕森斯在20世纪70年代曾赤裸裸的表示出西方对非西方的关注: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运用自身资源和发展可能性,无法过渡到现代阶段的地区。“我们”以韦伯的视角来对待这些社会,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出在现代西方出现的现代化事物[3]。在以保守着称的结构功能主义那里,社会被结构化为承担具体功能的组成部分,社会变迁是出于结构系统因均衡打破而出现的分化。帕森斯将非西方的不能(disable)置入他的理论框架中,用以考察非西方社会的进化历程,作为一种西方现代性的反证。

    如果将结构功能主义的危机视为其对20世纪70年代社会危机的反映,可以发现社会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随着阐释者与被阐释对象之间的符合程度而不断调整。遵循这种理解,社会学的危机话语可以追溯到这门学科的发端时期,发生在欧洲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带来的危机后果,迫切需要一门阐释和诊断社会的学科。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有学者甚至断言社会学处在一种永久性的危机状态中,因为它本身便是从这场产生了现代性的“大危机”中再生出来的学科[4]。类似的表述,瓦格纳(Wagner)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对一系列政治制度危机的反应,社会学在历史上存在三次重大的理论调整:第一次是19世纪古典社会学的诞生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困境,一方面是个体主义的崛起,另一方面又渴望秩序和意义,这是第一次现代性危机;第二次是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巩固,被视为可以为战后社会提供理性重组的学科;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的瓦解,这是第二次现代性危机[5]。这里存在一种由社会学的危机过渡到社会危机的范式转移,并且二者的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因而,考察学科危机的时候,无法脱离对产生它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的讨论。对学科危机话语的理解,也不能单纯限制在理论和知识层面来讨论,社会不仅是社会学阐释的对象,同时还提供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制度化学科赖以存在的空间。因为社会本身存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边界,社会学的危机话语虽然在世界范围传播,并开启了反思实践的空间,但是危机话语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地理界限。

    二、危机话语的两个维度:知识与制度

    社会学危机自古尔德纳的滥觞,已成为社会学话语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场讨论并没有停止,并且体现出一个在时态上延续古尔德纳讨论的意味。1970年古尔德纳以社会学“到来的危机”[6],宣判结构功能主义的破产;1980年布东讨论“危机中的社会学”为社会学的认识论寻找新出路[7];1995年勒默特在“危机之后”的社会学中尝试将道德回归视为社会学的生存之道[8]。2005年布若维提倡的“公共社会学”在措辞上并没有延续学科危机的讨论,但是他对社会学的公共定向仍可视为是对社会学危机的一种回应[9]。一方面,我们看到社会学危机业已成为这门学科一个持久的话题,并且体现出在时态上存在延续的特点;另一方面,危机话语随着社会学理论的传播,已经超越了西方和北美,扩散到世界范围,一个显着的现象就是反思性话语在全球社会学领域的崛起,“反思”成为一种学术趋势,诸多命题都被加以一个反思的前缀。

    国内学者对社会学危机话语也有探讨,认为学科危机源于社会学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误解,它是伴随着科学主义退潮的必然结果,随着正统社会学的合法性地位丧失,恰恰为社会学的多元化开启了空间[10]。然而,对非西方的读者而言,社会学的危机话语虽然开启了反思的空间和可能性,但是相对于西方社会学自身发展的连续性而言,学科的危机话语始终存在一个“他性”。在中国语境下这种他性表现得尤为突出,结构功能主义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在国内面临缺场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危机话语宣判结构功能主义大厦崩塌的时候,又恰逢国内社会学的重建。学科危机在中国情境之下,并不是某种理论合法性的丧失,而是社会学的缺场和重建的困境。

    在强调“本土立场”和“学科自觉”的前提下,本文尝试为理解社会学危机话语提供一种制度分析的模式,将学科危机话语分为理论知识和制度危机两个维度。目前已有的文献,大部分都是对社会学理论和知识危机的讨论。上述西方社会学的危机话语经历了一个完整时态上的讨论,大多将危机的诊断对象限定在理论方法和价值取向上,而制度层面的诊断仅是作为一种背景性因素来讨论,不被作为重点。本文认为制度诊断为非西方社会学理解学科的危机话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一方面它尝试缩小非西方社会学在理解危机话语时,因他者身份所带来的距离感。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知识本身,有助于缩小这种距离;另一方面它也在强调这种距离,即危机话语对与非西方社会学而言所具有的他性。社会学的欧洲性随着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展开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而消解了自身的他性,但是学科的危机话语不管是作为一种知识危机还是对社会危机的反应,它都源自西方,并且是对西方的阐释。

    将危机话语分为知识理论和制度两个维度,是一种类型学意义上的尝试。二者本身的互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社会学知识和理论对制度的阐释以及制度对阐释的能动作用决定了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吉登斯以“双重阐释”来描述社会学知识和社会的互动过程[11],社会学知识作为行动者持有的观念,会反过来重新进入形成它们的行动领域,这也是其结构二重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内涵。但是,相对于双重阐释和结构二重性这种对于社会的普遍主义和一般化描述,危机话语在七十年代的发端,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后者是一个冲突取代了均衡,现实取代了乌托邦的历史时期,社会理论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为危机话语提供了迫切的可能。为了解构社会学的危机话语,本文尝试拆开(disentangle)知识理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侧重从制度层面的危机和诊断入手,而不是重新回到理论和知识的探讨,盲从与附和过往的讨论。这里有必要对制度再做进一步的阐释,制度在此文中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广义的社会层面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它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知识来源,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学危机便是源自理论与理论解释的现实之间的不适;其二是狭义的社会学知识生产与实践的制度,古典时期之后的社会学在大学校园中找到了稳固的位置,学科本身在经历制度化的过程,并受制于这一过程。两者构成了社会学存在的场域,社会学之于社会,在当代表现为一种制度化的在场。

    三、制度诊断:社会学的异化

第3篇：危机意识论文范文

一、 课题来源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课题题目：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课题来源：教师规定课题

目的和意义：

2007年夏季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爆发，迅速向全球蔓延。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不仅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而且引发了美国房地产及其关联行业的衰退，拖累了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尽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联合干预措施，部分缓解了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但危机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目前，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已经演变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次贷危机的发生，使金融创新和金融国际化的过程受到重大挫折，尤其是要重新认识房地产金融的创新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主要就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各领域的影响来分析，并探讨相应的对应措施，总结其经验教训，从而为日后应对各类金融风暴的未雨绸缪做参考。

二、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次贷危机的发生，各学者、专家对次贷危机的分析众说纷纭。对次贷危机的研究也有相当多的文献书籍，研究认识得已相当深刻。纵使在美国这样金融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大众层面的金融文化仍有待提高。此轮次贷风暴还对现有美国金融体制提出了诸多挑战。危机必然成为市场革旧布新的重大契机。而美国监管当局应对危机的举措，也当在治标与治本的双重意义上给予更多关注和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在眼前的全球性次贷风暴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件幸事。认真体味此次风暴之教训，我们应尽可能避免危机的种子在中国生根发芽，在未来引起无穷祸患。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1、 次贷危机定义及成因发展;

2、 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3、 次贷危机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4、 次贷危机对房地产的影响;

5、 次贷危机的应对措施以及给后人的启示。

四、具体研究方案及进度安排和预期达到的目标：

1、 资料收集与整理阶段(兼实习)：2月15日 4月17日

2、 确定论文基本结构及内容阶段：4月18日 4月25日

3、 完成论文初稿阶段：4月26日 - 5月7日

4、 论文修改阶段：5月8日 5月25日

5、 论文评审阶段：5月26日 5月31日

第4篇：危机意识论文范文

上海11.15火灾的消息最初是微博发出的，新浪微博一位叫“忘记-时间”的博友说：2010年11月15日下午2时15分许（据显示有公民在下午1时53分就报警了），上海静安区胶州路728号的一幢28层民宅发生严重火灾。腾讯微博、上海宽带山论坛都在第一时间最新消息，而传统大众媒体中最快的报道是在下午3时30分，上海第一财经频道播出字幕消息，后跟进现场连线。这说明了公民新闻意识的明显提高。媒介化社会是对今天的新闻传播的一种概括，不管是媒介人还是社会人，都离不开媒体，而以论坛、博客、微薄、RSS、P2P、SNS、IM等为主导的公民成为网络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学界将其定义为自媒体。

一、自媒体环境下公民新闻意识的存在境域

1.公民新闻意识与危机传播

转型期的当今中国，各类危机不断，并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常态，学界一致认为，危机传播是危机处理的重要环节，公民是危机传播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公民的新闻意识对危机传播有着重要影响。社会危机常态化是一种过程，但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全球化是今天的热门词，它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各种联系的加强，而且还会受到像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等的缠绕，不可能是“躲猫猫”。另外，中国如今是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体制、政策等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动，在这样的多重境域下，社会各类危机凸显，例如舟曲泥石流、大型矿难灾情、上海11.15火灾突发事件等，而这些都是涉及到公民新闻意识的公共安全危机。公民的新闻意识是处理危机传播的关键一环，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中国的公共危机研究始于2003年的非典事件，2008年的汶川地震把危机传播研究推向高潮，有数字显示“，2009年CNKI上的关于危机传播的文章数量是2003年的10倍”[1]，这期间的危机事件不断，但是随着十七大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等新观念，公民在危机事件中的表现也开始逐渐成熟，新闻意识渐趋强化。

2.公民在危机传播中的特殊情态

处于危机中的公民除了一般公民的主要特征外，还具有特殊的情态。在危机情境中，利益相关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往往发生重大变化,罗伯特•希斯将此称之为“危机迷情”[2]。在上海11.15大火发生时，当时的环境、沟通和信息等多方变量的作用下，特别是大火越烧越大，而消防力量无法顾及控制的前提下，公民的心理和行为混乱，对危机的理解往往就陷入一种迷情状态，要么对危机认知趋向简单化，要么对危机管理者产生不信任，进而发生一些非理。谣言是危机传播中出现的无法避免的因子之一，谣言会加速危机的进行，2010年11月23日，柬埔寨首都金边发生的严重的踩踏事件最初是由谣言酝酿而成的，事情是群众在过桥观看龙舟比赛时候，在拥挤的人群中，有人放出谣言，说桥不稳定即将坍塌，消息在人群的恐慌中越传越厉害，最终导致了上千人伤亡的悲剧，这是谣言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3.公民新闻意识的形成过程

公民新闻意识，广义上说就是公民以媒体人的眼光来处理危机突发信息，有较强的言语表达能力，文字处理能力和面对危机的临场应变能力。危机传播中的公民是利益相关者，是受众的核心，是传播动态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他们是具有组织影响力的，不可忽视存在意见领袖在其中的作用。以往，新闻媒体和代表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在危机报道话语权方面存在博弈，如今新闻媒体、政府、公民三者都在争夺话语权，一方面是信息公开的原因，但也说明了公民新闻责任意识的提高。例如，“08年7月的信阳最牛别墅事件最开始是因为一个网友在天涯社区发的帖子，反映当地地方国土局违规低价建别墅，图文并茂，证据充足，得到网友的关注和跟帖，央视《新闻1+1》报道后，强大的舆论迫使当地政府对当地国土局领导给予处分”[2]31。在上海11.15火灾中，三者是互相影响和平衡的，特别是在危机的前期，舆情是控制在媒体和公民手中的，也就是说政府有些被动，舆情是随着公民的微博、博客、跟帖等自媒体而发生改变的。如今的政府面对突发事件时，离不开媒体和公民，而公民的新闻意识是这三者中最核心的，因为公民是解决危机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话语权的转移最后还要看公民的满意度。公民在危机面前首先表现出“信息饥渴”，而媒体是公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媒体要积极传播全面的信息。媒体作为舆论的平台，此时要特别运用公民的反馈意见，实现最佳传播效果。

二、上海11.15火灾中呈现的公民新闻意识变化与原因分析

1.公民新闻意识的变化

公民参与或关注危机传播，根本原因是危机事件损害到自身的利益或涉及到自身的利益得失[2]21。公民参与理论的先驱安斯坦（SherryR.Aronstein）认为，“公民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使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地被列入考虑[2]40。”但是，自媒体中，由于公民的个人观点的多元化、情绪化、片面化等因素，造成舆论缺乏理性，这就是新媒体的二重性：既有具有理性诉求的“公共领域”，同时也参杂着具有盲目性的只言片语，这也是公民新闻意识的变化的原因之一。在上海11.15火灾中，公民积极参与每一个过程，众志成城，使危机一步一步得到妥善处理，重新回到正轨上来。此次公共安全危机从15日下午1点53分开始，到21日全市鲜花祭祀告一段落，期间根据舆情的变化，公民的新闻意识可以分四个阶段①。当然，这几个阶段是相互影响和杂糅在一起的。

（一）15-16日公民关注火灾伤亡情况，但没有明确危机当事方，徐达内称为危机潜伏阶段。13点53分火灾发生后，目击者马上报警，公民的新闻意识也从这里得到体现，而由于微博、论坛、手机短信等媒体接触的便利性，公民开始关注死伤人数、追究火灾原因，但随着信息时代新闻的及时公开，公民的第一波质疑基本得到缓解。这一阶段的舆情还比较初级，尽管有像韩寒一样的公众人物的图文博客②和一些报纸的评论，诸如对上海消防能力的怀疑、火灾的预防和救援的迟缓等的批评，但是此时公民并没有完全明确深层次的危机问题。

（二）17-18日公民新闻意识明确化，矛头直指火灾的原因和开始指控“”。徐达内称为是危机恶化阶段。此时有两个舆情很明显，一个是批评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安全隐患，呼吁中国政府重视安全问题，上海世博会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被一些公民作为讽刺材料运用。另一个舆情指向危机当事方，包括静安区官方、工程安全监管部门以及消防部门。对于新华社的调查方的事故原因，网民和公民质疑此举是丢卒保车举动，并以2009年央视大火的处理作类比，要求官方更深入调查。此阶段有两个作用力互相回击，一是官方的控制路线，另一个是公民的揭露问题的力量，而在我看来，此时的作用力在于公民和媒体，官方代表的反作用力明显不足，危机方有些被动。对于事故调查原因，国务院的定位是“因违法违规生产建设行为为所导致的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而指出的五个原因，公民和媒体的反应程度是不一的，而对“工程违法分包”，都市报、网络为主体的民间舆论非常集中。《21世纪经济报道》18日称佳艺3年内获60余项政府工程，而中标项目最多的静安教育领域曾在2009年发生过受贿丑闻。《扬子晚报》18日的报道更把矛头指向，报道指控佳艺是市里不合格，区里优秀，这与静安区政府存在非同一般的业务往来。这篇文章得到了新浪腾讯等全国门户网站广泛转载，公民也出现了舆论的第二波集合，论坛的跟帖、微博意见的发表质疑的多，对官方谅解的少。对于消防部门的新闻出现也了相反的路径，一方以新华社为代表的官方主流媒体，其大量赞美消防队员英勇行为，另一方以《扬子晚报》为代表的纸媒和论坛、微博等，质疑他们的表现能力，比如17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大火中的人性光辉》，文中称赞了消防队员、医护人员和社会各界的捐款等，虽然腾讯网、华龙网等纷纷转载，但是也有一些媒体和公民对新华社的报道进行公开批评，例如《扬子晚报》18日的发表评论“现在不是赞颂‘人性光辉’的时候”，认为新华社的做法难免有把“悲剧转化为喜剧”[3]的意图。另一个舆论场是围绕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朱力平和刘金国称赞这场灭火是“处置及时、有力……是一场成功的典范战例”的评价而展开的，17日新华社了对朱力平的专访后引起公民舆论集合，17晚一场网络意见领袖冷嘲热讽地将成功评价与现实的伤亡对比，指责消防部门的不负责，代表性的有18日腾讯网首页和19日杭州《都市快报》头条，以“公安部表扬上海救灾得力，这是一场成功的典范战例”为题作报道，有讽刺意味。18日还有一则帖子值得称道，那就是上海宽带山论坛、新浪网等处纷纷引用《东方早报》2005年11月9日的一则报道《消防演习：浦西最高楼‘大火’15分钟被扑灭》来质疑11.15当日为什么控制火势却用了4个半小时呢？《北京晚报》18日公开报道此内容。另外17日吸引公民眼球的新闻之一还有网络间兴起的关于上海高层领导“无人道歉、无人辞职”的批评，徐达内称有网络意见领袖（像杨海鹏、笑蜀、连岳等）的作用才有了广泛影响，这些人都指责俞正声、韩正等领导对火灾处理缺乏诚意，要承担责任。18日对领导的抨击不但没有消失而是更加宽广，其中以律师斯伟江的文章《检讨上海火灾的十个关键词》最能获得公民的认可，被天涯、新浪评论等多个网站转载或摘录。可以明显看出，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媒体的主要诉求点努力与国务院调查组的结论保持一致，重点是放在上海的善后处理和各地的预防等工作上，而以网络、论坛、晚报、都市报等都注意反应公民的意见和与问责有关的舆论。#p#分页标题#e#

（三）19-20日，从广度看，公民的新闻意识稍有减弱，但从深度来看，公民的新闻压力更有演进。前面提到过媒体、公民、官方三种在危机传播中相互博弈，19日后，主流媒体的报道量和信息量有减弱的趋势，但是报道深度却加深了，且公民与官方的博弈却有向纵深方向发展，渠道是自媒体。斯伟江19日午前发表《上海大火索赔指南》的博文，他提出的可直接向静安区官方索赔，新浪、腾讯等门户网站重点推荐。《中国青年报》19日发表评论《愿见“火灾责任链”上每一个忏悔的面孔》，后在门户网站的重点推荐进一步加剧了对上海官方的舆论压力。上面提到“拿电焊工当替罪羊”的指责也没有消失，一位叫非常农民的网友18日在天涯杂谈的天涯观察第2期贴出《上海大火，谁之责？》的帖子，网友跟帖都认为电焊工不应该成为替罪羊。后来新浪博客、百度空间、大火贴吧等都有转载，以一副“替罪羊”的“凡客体”漫画最形象。20日还有让公民关注的一件舆论场就是一首《上海一家人》的歌曲在网络上流行，这首歌曲的作者和演唱者是上海本地人王昊，表达了对遇难者的悼念，也得到了公民的吹捧。

（四）21日是危机解决阶段，官民互动，公民的新闻压力得到释放。公民开始献花的消息最早是18日出现，微博、论坛上流传多个现场视频，内容往往表现出网络民间意见领袖发表对献花者的敬意。21日起，因为公民选择“头七”到胶州路献花祭奠，这一天重新升为全国媒体最关注的舆情之一。21日早上，门户网站了公民献花的图片新闻，微博、论坛渠道开始有了对胶州路现场排队献花场景的描述，期间夹杂着对官方阻碍公民悼念、处置责任人不力的批评。官媒新华社午前关于俞正声、韩正等上海领导在21日早间前往胶州路献花祭拜，配发图片，包括韩正的面部表情特写，以及静安区市委书记龚德庆痛哭的场景。这是危机解决的转折点，后经过媒体的强势刊播，缓和了公民的压力。后来的做法也得到公民的认可，例如上海官方媒体宣布刑拘静安区建设总公司、静安区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及上海迪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4名相关负责人，起到稀释危机的作用。由于21日上海官方控制的媒体的介入，主动大面积报道领导的哀悼和献花热潮，议程设置的议题趋向于人间的感情，向遇难者哀悼成为舆情，尽管自媒体也出现了讽刺性语言，但没有直接形成明显危机。

2.变化的原因探析

上面提到的公民新闻意识在火灾发生后的变化阶段不是硬性的，公民在11.15火灾中从利益相关者到全部公众，主动出击，发挥自媒体的作用，积极反馈，既有理性的评价也有非理性的表现，最后上升为一种公民的应有追求。像公民新闻意识不是固定的一样，公民新闻意识变化的原因也有多个。我比较赞同此观点，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受众变化的根本原因；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受众的转变提供契机；政策和舆论环境转变为受众的变化提供条件；社会价值的转变为受众变化提供指引。[4]这是对时下中国危机事件的宏观概括。而在11.15事件中，公民一开始只关注常态性的火灾消息到明确危机当事方的主要原因是公民由利益攸关方转变为新闻权利的伸张，而公民由“乱言胡语”的网络语言到理性的诉求追求的原因，是因为公民认识到自己的权利需要维护，更是公民社会的一种信息要求。

三、危机传播中公民新闻意识的影响力探讨

任何事物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公民的新闻意识也不例外，它对危机传播产生深刻的影响。公民新闻意识促进公民社会的产生，公民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后，在法律和民主保障的情况下才出现了公民新闻，而公民新闻意识是在公民的话语权得到伸张后，才有可能在危机传播中形成。这种意识不仅仅是一种专业的意见，更是一种代表社会的趋向。例如，铁路部门就就春运期间价格涨幅问题召开民间代表听证会；法定节目假期也是先通过媒体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调整制定，等等。而“公民社会产生后，其所营造的空间则更加适合公民新闻的进一步繁荣，为其创造了更为肥沃的土壤使其茁壮成长”[5]1，当然两者是互利存在辩证关系，公民社会也会促进公民新闻意识的提高。公民新闻意识促进公共舆论的形成，在危机状态下，公民发表的意见态度的总和可以形成舆论场。“公民新闻的指向就是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不仅能使公民广泛参与，反映其观点和态度而且作为公民社会的公共空间机构（传媒）是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因此它能更多地关注社会热点，通过公平、详尽、准确、公开报道，形成舆论”[5]29。舆论场的形成离不开公民，公民的舆论表现是公民追求的诉求点，公民参与危机事件中，展现了公民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

公民新闻意识是公民对媒介的接近权和自身话语权的实现。媒介的接近权的核心内容是要求传媒必须向受众开放[6]，公民新闻意识的增强不仅使传媒的公开信息得到可能，而且还原了公民的话语权。公民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媒体手中，即使民生新闻的出现，也没有改变，因为所谓的为百姓说话的民生新闻中，媒介的渗入太多，不是一种公民社会应该有的现象。而真正的公民新闻的传播使话语权偏向了公民，真正的上下互通，公民有了表达自己声音的机会和权力，实现了公民的媒介接近权和话语权。公民新闻意识是社会监督意识之一。公民新闻意识有利于监督政府和实现自己合法权利。危机事件中，公民的参与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有效方式，也是公民提高认识的水平的过程；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公民新闻可以充分发挥优势，通过发表意见引起公共权力的关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第5篇：危机意识论文范文

关键词：公共危机；常态化；认识与责任

一、公共危机相关概念的界定

近年来，国际范围内危机事件的发生频率呈明显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在我国也不断出现，其频发度和危害性亦呈明显上升趋势。"9·11"事件及"非典"事件的发生，使公共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极大关注。

1、公共危机概念探析

近年来，各类危机事件频繁发生，"9·11"事件，SARS病毒，印度洋海啸,中国汶川地震，日本"3·11"事件。这些都在告诫我们，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命财产、共同利益和稳定性的公共危机，正以一种常态化趋势呈现。对于危机的理解，学界们各抒己见，其中被普遍接受的是美国学者罗森塔尔的观点，他认为危机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做出的关键性决策的事件。与危机相比，公共危机是主要以公共领域为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需要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或者公共组织甚至公民个人参与应对的突发的紧急状态。由此我们知道，公共危机是一种突发的、非常规出现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共利益受到极大损害，需要以公共部门为核心，非公共部门甚至公民个人广泛参与应对的紧急状态。

2、对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认识

迄今为止，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初步的危机应对体系,从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到预案的出台，再到法律的出台，这一系列的危机管理法律法规的出台，大大加强了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效率，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共危机正以一种蝴蝶效应般态势进行着一系列的活动，其变化日趋于常态化。为此，作为应对主体的政府、媒介与公众，更应该明确公共危机常态化的含义。从公共危机常态化形成因素上讲，我们认为公共危机常态化是指由于全球化、风险社会、社会转型、非传统安全等因素的存在与常态化发展，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健全与完善，孕育而生的一种常态化的公共危机状态。

二、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的形成因素

自"9·11事件"及SARS疾病至今，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如蝴蝶效应般，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扇而不可收拾。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所致，公共危机常态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从理论视角分析，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有其必然性因素，全球化、风险社会、非传统安全、社会转型以及危机管理等因素促成了其常态化的发展。

1、风险社会催生了公共危机的常态化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此后，许多学者在论述公共危机时很自然地将其与风险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大量的风险都是在讨论可能发生的危机，所以风险社会主要是在讨论可能发生的公共危机。现今，我们进行着各种科技创新性的活动，不断取得着前所未有的成果，创造着不可预知的新社会，向着更高的要求迈进。但与此同时，各个领域的风险也纷纷涌现，危及着人类整体利益。种种的风险将不可避免地孕育着危及人类整体利益的公共危机的到来。风险的常态化趋势也就催化着公共危机的常态化趋势。

2、全球化加快了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蔓延速度

随着各种电子媒介的出现，各种现代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一个"村落"：地球村。全球化趋势不言其中。它是一种广泛、深入的变革，涉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教育等几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其影响的全球性，波及着整个人类。全球化是公共危机常态化的基础，全球化的连接，促进了风险社会的形成，并且促成了风险社会的规模，从而进一步演化为全球性的危机。为应对危机，国际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剧全球化的进程，这也为危机的全球化蔓延做好了铺垫，这种循环往复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趋势。

3、非传统安全奠定了公共危机常态化的量的积累

非传统安全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众多，除军事武力安全之外，包括自然灾害、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多方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各国关注的焦点一直在变化，但人口，粮食，环境，经济的安全一直是关注的焦点，这也是而非传统安全关注的焦点所在。这些问题一旦处理不当，便会引发连锁反应，形成全球性的公共危机。它们并非间断性发生，而是长期性存在的问题，呈现着常态化的发展趋势。可见，非传统安全理论下不断涌现的个案发生为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做好了铺垫和量的积累。

4、社会转型奠定了公共危机常态化管理的时代背景

从1992年开始，社会转型概念引起了学术热潮，体制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形态的变迁，很好的诠释着当时的社会转变。近年来，社会转型的表现更加深刻，如中国家加入了世贸，迎来了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结构复杂；人口问题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和能源问题等等。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内如此多的重要转变同时出现，其难度之大和风险之高都是所有国家以往未曾遇到过的。转型期引发的问题有些可能已经在某些方面引发了公共危机，有些方面正潜在着公共危机。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危机是多层次的，无论哪一种，在中国出现都会是大问题。总体来看，转型期中国可能面临的公共危机是常态的，因此有必要建立常态的应对体系。

5、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完善朝着常态化方向发展

自9·11事件和非典事件后，世界各国对公共危机的认识开始逐渐加深，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国内外重大自然灾害接连不断，我们从中看到政府、媒介和公众的危机意识在不断加强，危机管理理论不断深入人心，并不断被实践所证明。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从中我们看到公共危机的巨大破坏性，但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我们看到了危机管理能力在不断强化，从日本的3·11事件我们看到危机应对体系的不断完善。危机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应着全球化、风险社会和非传统安全等因素的存在而存在的，是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各国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完善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公共危机的常态化发展趋势。所以这更足以说明伴随着公共危机的常态化趋势，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也在不断地朝着常态化趋势发展。

三、政府、媒介与公众对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责任

公共危机事件从发生到解决的过程考验着政府的行政效率，处理问题的公信力；监督着媒介对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的及时性、高效性和准确性；同时，面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常态化趋势，作为备受公共危机影响的公众，更意识到其常态化趋势的严峻性，对公共利益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损害的严重性。为此，作为公共危机应对主体的政府、媒介与公众，应该树立起正确的危机意识，承担起应对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责任。

1、政府转变观念，变应急管理为公共危机常态化管理

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严重考验着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关乎人民对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一下当前的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在我国得到重视并规范起来是近几年的事情，并逐渐模式化，但仍然存在些许不足。首先是政府在思维上主要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并出台相应的应对条例与法规。虽然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和紧急性，但在发生的频率和规律上是有章可循的，是可以找到其共同点的，所以作为政府，应该积极建立危机预防机制，这样才能更好的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与破坏性，更好的保证公共利益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其次是缺少危机的常态化管理。在巨大自然灾害或重大人为事故面前，任何技术上的应对都是滞后的。所以，政府在进行预防后，要变应对管理为积极进行危机常态化管理，善于居安思危，用危机管理的思维进行常态化的管理。日本的地震预防危机管理体系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作为我国政府，应去粗取精，真正意识到预防危机常态化管理的重要性及其法制化的重要意义。

2、媒介基于公共危机问题的合理舆论导向

如何准确、及时、高效的报道公共危机事件，一直是媒介头疼的问题。以至于在危机爆发时，本应该是媒体大展身手的时候，却往往被坐了冷板凳，有时候甚至出现媒体集体性沉默。这其中的问题在于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媒体在危机报道方面存在着缺失甚至误导现象，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损害了国家的形象，甚至伤害了受众对媒体的信任。为化解这种情况，媒体必须通过加倍的努力，创新自身的报道，重塑媒体的威望和诚信，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了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媒体应在合理调节政府与受众的关系之下，准确、迅速、及时地向公众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成为危急时刻社会价值的塑造者与正确舆论的引导者。

媒介是政府重要的形象代言，真正的主角在于政府。政府能否做到既让民众正确了解相关信息，又能引导民众向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方向发展是考验一个政府处理危机事件成熟与否的关键。因此，正确认识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信息自由与媒体舆论合理导向的关系，对于妥善处理危机事件意义重大。

3、公众正确认识公共危机常态化，并树立正确的国民危机意识

公众作为最广大的利益群体，其生命财产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作为利益群体的自身，公众自身也要树立起危机意识，正确理解公共危机常态化的含义。

从日本3·11事件公众应对地震的从容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政府预防危机体系的健全，也看到了公众应对危机时的从容与镇定，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公众对危机的认识比较深刻与透彻，并且处于常态化的预防状态之中。作为我国国民，应该具备危机意识。

首先，国家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危机学习和教育机制，对国民进行经常性的危机意识教育和培养。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在平时就通过各种渠道，向民众普及各类危机应对知识，并定期组织危机演习活动，以提高民众的危机应对能力。其次，作为公众权利赋予者-各级政府要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危机管理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尽快开展在岗人员的危机应对情景训练，另一方面，及早开展对普通民众的危机应对教育和危机情势模拟，培养政府和公众的危机意识，了解各种灾难发生的科学过程，掌握一定自我保护的方法，时刻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和物质准备。总之，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已经日趋明显，作为政府、媒介和公众，应认清现状，理好思路，各司其职，加强预防、应对和恢复等阶段的准备，为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完善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Rosenthal Uriel,Charles Michael T.ed.Coping with Crisis:Themanagement of Disasters,Roitsand Terrorism.Spring field:Charles C.Thomas,1989.p.10

[2]华斌.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0(21)

[3]华斌.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0(21)

第6篇：危机意识论文范文

［关键词］ 公共危机； 媒介素养； 大学生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7. 072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17- 0126- 02

1 问题的提出

公共危机是指那些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大众正常生活、工作以至生命财产的突发事件。公共危机主要有因不可抗拒力引起的自然灾害和因人为因素造成的危机两大类，前者包括地震、雪灾、干旱、泥石流、海啸等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后者有人为失误造成的重大事故，如集体中毒、火车出轨等由于舆情引导不当引发的危机，也有人为故意因素造成的社会动乱，如恐怖事件、民族冲突或者战争等。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在其《舆论》等著作中提出，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人们对超出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只能通过各种新闻机构去了解。公共危机发生后，受众如何解读媒体公共危机的报道并参与公共危机的沟通、决策，不仅与媒体报道有关，也受自身媒介素养的影响。

媒介素养，是指大众对各种信息的处理能力，包括获取、分析、评价和利用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大学生作为一个知识群体，处在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他们通过媒介获取对于世界的认知，甚至依据从媒介获取的经验来指导现实生活，而“灾难事件与心理、社会、制度与文化交互作用的方式会加强或消减对风险的感知并塑造风险行为。这反过来造成新的社会或经济后果，如导致对制度丧失信心、污名化、脱离共同体事物等间接影响”。因此。关注公共危机信息在大学生这个特定群体的传播，总结其传播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强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使其能够理性地认识媒介和辨别媒介信息，领会媒介及其信息的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一般规律

不论何种性质的危机事件，都极具新闻价值，危机一旦发生，会立刻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和大众谈论的热门话题，有关危机信息的传播速度有时甚至比危机事件本身的发展还要快，一个地方的危机事件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互联网等媒介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在新的传媒环境下，公共危机信息呈现以下的传播特点。

2．1 国外以“公共危机”为契机，恶意诋毁中国形象

长期以来。由于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国内公共危机事件常常被西方媒体进行歪曲性解读和负面炒作，故意挑起并激发社会矛盾。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某些西方媒体的宣传报道中， 竟成了“中共血腥镇压少数民族反抗”的民族事件，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造成国际舆论一边倒地指责中国政府，极大地污损了中国的形象。借助公共危机事件 “妖魔化”中国的做法在和平年代是西方惯用的手法，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2．2 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零乱和随意

在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新闻信息的传播者主要是专业化的传媒机构，进入数字化媒体时代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新闻信息传播的门槛几乎降为零，普通大众也可以通过论坛、博客、QQ等信息，有的甚至建立了个人网站，拥有属于自己的传播平台，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日益凸显。专业的媒介传播工作者，多是科班出身，接受过专门的业务培训，他们的报道和评论往往以专业知识及背景信息为支撑，知道什么信息能播，什么信息不能播，从哪些角度进行传播，尽可能做到真实客观，避免传播的失真和失衡。非专业的传播者则不同，他们不受任何约束，喜欢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与他人共享。但是他们对危机的判断往往基于自己的主观认识、主观预测和联想，多半就事论事，缺乏将公共危机放在社会大背景之下进行系统分析的能力，传播的内容大多肤浅而零散，观点比较偏激，带有很强的个人情绪和主观色彩。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危机事件，当事件发生地的网民将他们视野中的事件图片或者事件“亲历记”发到网络上面后，现实中发生的突发性公共危机则可能在虚拟社区里被进一步放大。2011年9月10日晚，江西瑞昌发生了4．6级地震，第二天就有不少网友发帖子，展示被地震震垮的房子，称地震专家预测 “两周内湖北附近还将会发生7级以上地震，破坏强度极大”，引发市民极度恐慌。

3 大学生媒介素养缺失与接受公共危机信息的特征

国际上许多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早已把媒介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中，但在我国，媒介素养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名词，媒介素养教育未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缺失，当前大学生群体对公共危机信息的接受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7篇：危机意识论文范文

关键词: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管理;危机管理制度

一、引言

近些年来，震惊世界的2001年美国9.11恐怖事件、2002年俄罗斯人质事件、2003年东南亚非典疫情、2008年中国四川地震等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危机对于社会的严重危害性已经日益引起各国政府格外重视。如何面对各种重大的突发事件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成了政府对危机的管理的首要内容。本文为此提出建立政府现代化危机管理制度，全面提升我国政府危机应对能力，保障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二、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管理或简称危机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共危机管理是指政府工作人员在危机意识或危机观念的指导下，依据危机管理计划，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预测、监督、控制、协调处理的全过程。狭义的公共危机管理通常与危机处理的概念一致，指对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的处理过程，包括监测、预警、预控、预防、应急处理、评估、恢复等措施。

近几十年来，国外专家们在建立现代化公共危机管理制度方面的研究总结出一套理论，即危机管理理论，该理论模式根据危机的不同类型做出反应，但通常都包含了以下四个阶段的工作:危机前预防阶段、危机前准备阶段、危机爆发期准备和危机结束期恢复。目前世界各国将上述理论直接应用于危机管理实践的不少，并且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形成不同的危机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化公共危机管理制度，例如俄国模式(大总统、大安全)、美国模式(强总统、大协调)、以韩模式(小核心、小范围)、日本模式(强内阁、大安全)。由于这些模式的划分是相对的，所以各种模式之间具有许多共性:拥有一整套系统的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拥有一个权力极大、以政府首脑为核心的中枢指挥系统，组成危机管理体制;拥有一套严格高效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即时信息管理系统。

三、当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目前危机管理存在许多问题:(1)缺少公共危机管理意识。政府管理过程中危机意识淡漠和危机管理意识不到位，这是导致危机应急工作被动的根本原因。(2)缺乏组织化保障。我国危机处置在横向上是分散管理，各部门各自处理分管领域的应急事务，管理体系割裂，没有一个综合的应急协调指挥中心和危机管理体系。(3)缺乏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与训练机制。我国无论是高校还是公务员培训都没有危机事件应对和管理的教育内容。特别是缺少结合危机管理知识，组织模拟演习。(4)缺乏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危机处理。(5)缺少健全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框架。

四、建立现代化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的政策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改革我国现有危机管理体系，建立现代危机管理体系是主动应对危机的关键。现代化公共危机管理制度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4.1树立正确的危机管理意识

公共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在一定阶段内、一定范围内是可能处于失控状态的，并且危机的暴发时间非常短，传播速度非常快，留给政府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另外，危机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对政府的政策要求很高。因此要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使危机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要力争在没有发生或者初始阶段就做到损失最小化。我国政府在建立健全政府危机管理体制方面首先应该明确危机管理的核心在于平时，在于切实提高对危机的认识，树立危机管理意识，而不在于出现了危机之后力挽狂澜。

4.2建立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相互联动的组织体系

在这个组织体系中，应有应急工作的领导机构及其日常管理机构、牵头责任部门、配合参与部门、专家咨询机构、现场指挥机构等组织。首先应当建立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应急领导机构和日常管理机构;其次，应当明确牵头责任部门及其参与部门;第三，还应建立专家咨询机构，充分发挥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吸取他们建立危机管理体系及处置公共危机的智慧。

4.3建立应对公共危机的社会动员机制

社会资源是应对危机的保证，能否整合可运用的所有社会资源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关键项目。一方面，强化对于有组织资源的整合。包括:区域物资的供给，急需资源的物流管理，各部门的运作配合，相关科研机构的紧密合作和资源共享等等。物资方面主要表现为捐物，要及时查处和取缔多种形式的非法募捐活动，严格捐赠工作责任制。人为资源方面主要表现为志愿者活动。可借鉴美国在此方面的经验，由政府倡导建设社区危机反应小组，强化以社区、居委会为基础的志愿者活动。要充分利用社会自我调节力量，如重大社会影响的社会团体、工会、社区组织、群众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要着力培育公民的公共意识，提高公民素质，致力于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促使社会各界发挥有效的作用，从而更好地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度过危机。

4.4建立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

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和公务人员，必须建立起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对公务人员的公共危机管理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对权力进行监督，防止权力的滥用和渎职，保证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有效运转。

4.5充分有效利用国际资源

加强国际合作，重点两个方面:一是在公共危机管理的合作互助、资源共享等方面，各国政府均有国际合作的态度。全球非营利组织，如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红十字会等在物资、人力知识等方面的无偿支援，更有利于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提升。二，政府在国际化趋势的过程中，也应当运用国际规则，有效地保护本国权利，如国家安全、国民尊严、国际专利等权利和资源。:

4.6建立危机管理的教育和训练机制

加强危机训练与危机知识的普及，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在危机预防管理中政府必须做到:一是要警钟长鸣，经常进行危机训练和演习，提高公民的危机意识，树立危机观念;二是要大力普及有关危机知识，让公民掌握正确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与方法，明确个人在危机中的职责。加强危机的预防训练，整体提高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一旦发生危机，国民才能从容应对。

4.7建全应对公共危机的法律法规体系

法律框架是突发事件下政府行为的法律依据。虽然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一些应对危机状态的法律和法规，如《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疫法》等等，但是，无论从整体上还是从细节上来看，法律法规体系都还不够完善。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危机紧急状态管理法。此外，紧急状态法与相关法规之间的衔接与配套，以及全国性法规与与地方危机管理法规衔接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国家应当加快建立健全前瞻性强、操作性强的应对公共危机的法律法规体系。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第8篇：危机意识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文章以20世纪的西方批判理论为主要考察对象进行具体的分析，分析了生活世界理论派、人本主义批判理论派和后现代主义派各自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发现文化危机，认真反思各派在面临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是如何发现危机的潜在，并怎样提出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案中的。

文化批判是在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进人一种非常规期和变革期时，知识精英们以自觉的理性反思来揭示和把握主导性文化危机的失范，而这种理性反思就被称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代表着特定时期人类精神的一种觉醒，是对当时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审视和反省，不同时代的文化批判所信奉的价值取向和所坚持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有时甚至会出现观点完全相悖的不同的文化批判精神，但它们都各自代表着人类文化在重大的转折期不同学派所做出的不同的价值选择。

虽然在具体的价值取向上存有差异性，但是文化批判理论的内在框架是基本一致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特定的价值视角对现实的文化危机的原因、本质、问题和后果做出一定的判断，另一方面是针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大胆的可行性的建议，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根据各自的基本的价值取向不同，20世纪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可分为三个派别，一是生活世界理论派，以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前现代的视角出发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主义进行批判;二是人本主义批判理论派，以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他们是从捍卫现代性和人的主体性的角度批判技术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异化;三是后现代主义派，他们主要是从否定现代性的后现代视角对技术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激进的否定和批判。要对这三个派别的文化批判理论进行深人的透析，主要是从发现问题和寻找解决出路这两个方面来展开。

一、生活世界理论派的文化批判

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殊途同归，两个人从不同的路径出发批判现性主义，向日常生活世界回归，开辟了一条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的前现代视角。他们都意识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了抽象的科学世界和实证主义思潮对人的统治，从而导致了现实的生活世界被遗忘。另外，前科学的、前逻辑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自然的日常生活语言是重要的语言形式，它是显示生活形式的代表。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提出欧洲的科学正陷人深刻的危机之中，他所谓的科学危机是指由于科学的社会作用而引起的文化危机，而不是指物理或数学等具体科学本身的危机，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场哲学危机，是一场人自身的危机。他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实证主义的流行，人们逐渐沉醉于实证科学的表面繁荣，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都处于实证科学的统治之下，结果是被人们理想化和神化的科学世界不再关注人生问题，把人的问题排斥在科学世界之外，导致了片面的理性和客观性对人的统治，偏离了理隆主义传统。胡塞尔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人面对命运枚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可以看出，科学危机的实质是科学同人的存在分离开来，使科学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而人们由于迷信于实证科学也失去了其意义和价值世界。

胡塞尔认为导致这样一场深刻的科学和人的存在的危机的根源便在于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分裂，科学世界在自己的建构过程中，偷偷地取代并遗忘了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却是之于科学世界具有优先性的，在生活世界中，人能够参与到世界之中，能在其中获得目的、价值、和意义，能和世界保持统一性。而科学世界只是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它把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抽取出来并加以形式化和片面化，结果把人从统一的世界图景中排除出去，形成了一个没有人生存于其中的、没有目的、意义和价值的科学世界。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因此，要摆脱这场危机，科学就不能把人的问题排除在外，而必须要自觉地回归到生活世界中，以重建一个人与世界相互统一的、有价值和目的的世界。

维特根斯坦为给陷人危机的人类“寻找家园”，则从另一途径批判现性主义，向日常语言和生活形式回归，“他对生活形式的回归实际上就是在寻找被实证主义所遗忘的人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前期持逻辑原子主义的维特根斯坦坚持“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传统，把哲学归结为一种分析活动，一种“语言的批判”，认为人类的认识取决于语言，人对超出语言范围的东西，是无法获取认识的，“人对不能言说的东西，应该保持沉默”，但人们有用于认识的语言，只不过这种语言是科学语言也就是一种人工语言，哲学的任务在于分析人工语言。

但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自己承认，早期的逻辑原子主义体系中存在“严重的错误”即试图用人工语言取代日常语言。他后期开始放弃对科学语言或人工语言的追求，相反提倡回到多样的日常语言中，以日常语言的分析代替人工语言的逻辑分析。他为了解决语言和实在的意义的来源问题，提出了“生活形式”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语言的真正意义就呈现于丰富多彩的生活形式中，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采用一种生活形式，也就是说语言的意义归根到底就来源于生活形式。他所谓的“生活形式”是指人的现实生活。可见，维特根斯坦通过回归生活形式，把语言从抽象的逻辑王国中拉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中，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才能摆脱严重的危机。他在《数学基础评论》中明确指出:“时代的疾病要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来治愈，哲学问题的疾病则要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来治愈，而不是用某个人发现的药物来治愈”。

可以看出，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都通过回归现实生活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期克服危机，二者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构成了完整的生活世界论为中心的文化批判理论。

二、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理论

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论中，还有一个影响巨大的派别就是以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派，这个派别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影响，他们深刻地剖析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而导致的理性主义的文化危机，特别是深刻地批判了人受制于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文化力量统治的生存状态。另外，他们还认为，要改变理性主义文化模式下人的异化状态，就要真正唤醒人内在的批判的意识和超越性，从而通过价值和理性的结合，重建合理的理性观，其宗旨就是要真正确立人的主体性和自由自觉的生活方式.。

作为代表人物之一的海德格尔虽然也曾对生活世界进行过深入的剖析，但是，他并非像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白那样把日常生活世界当作自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源泉，以拯救处于危机之中的现代科学、哲学和人，而是要通过对人的在世，通过对人的日常共在进行剖析，揭示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刻和全面的异化。在海德格尔的视野中，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全新异化的领域，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主要表现为，首先，日常主体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此在与他在共在，以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被置于与他人相同的地位，甚至可以被任何他人所替换，失去了自己的本真存在，造成了常人状态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支配所引起的人的平均化的结果。“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甚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催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而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其次，日常共在的主体在逃避自由的同时，也在推卸责任。再次，日常共在的主体间的交往同样具有异化的性质。总而言之，海德格尔从文化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在其中失去主体性，全面异化的日常共在的世界。

另一位代表人物也是存在主义大师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文化危机萨特也同样深刻地他的存在哲学的出发点是上帝不存在。萨特认为，人被抛人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中，没有上帝预先规定人的本质，人不同于其他的物，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人是通过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而取得自己的本质的，从而也就造就了自己的世界。从这一点看，人是绝对自由的，自由本身是不可以选择和逃避的，人是被判定了的自由，但人在无法逃避自由的同时也无法逃避责任。正是由于人在自由选择时要对自己，对他人和对世界负责，从而带来了个人的烦恼、孤寂和绝望等情绪，这些生存状态也是不可避免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用了大量篇幅揭露现存社会中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但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人的这一不可更改的宿命上，他倡议人们要与困境作自由抗争，要在绝望中寻求希望，他弘扬一种与绝望的危机境遇抗争的人的主体性。他曾明确指出，人虽处于绝望中，但又时刻怀有希望，希望的生成才是人的存在的现实展开。

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吸收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的诸多思想，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危机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批判。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20世纪发挥了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对自然的征服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导致人从异己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相反，人陷人了更大更深的异化之中，几乎人的一切创造物都在特定的条件下成为了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从而形成了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模式。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文化层面批判了现代社会各种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如官僚体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理性、文化，日常生活等，而其中科学技术失控发展所导致的技术合理性对人的统治以及人的片面性(单向度的人);同技术统治联姻又不断强化的官僚政治(独裁国家);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操纵意识);以批量生产和标准化为特征的非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现代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的深层异化等都成为最主要的批判主题。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文化批判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幸福和人类的解放为自己依据的最高尺度，这完全反映出来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本质所在。

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后现代主义派别掀起了当代最激进的文化批判思潮，他们也以构成现代工业文明主导精神的理性主义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他们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所面临的各种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并不是工业文化精神遭受破坏的产物，而是以人之主体性和技术理性至上的现代文化精神的产物。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企图从根本上不但要颠筱工业文.化的本质精神，消解一切绝对的、给定的、中心的东西，而且也消解人之主体性，达到自我消解的境界。

后现代主义者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他的解构哲学基点是要消解一切固定的结构，拆解一切既定的东西，这是一种与解构主义对立的一种新的哲学。他认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便在于固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期待寻找一种确定的意义这样一种逻辑中心主义。从这样的思维方式出发，传统文化精神假定世界有一个中心，存在一种深层的终极价值和确定的真理去认识和探寻。德里达认为解构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逻辑中心主义，打破那种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消解中心，放弃对终极真理和价值的追求，拒斥“在场的形而上学”，并且在解构他者的同时，要达到一种自我解构。超级秘书网

另一位代表人物利奥塔，从分析知识分子和知识状态的角度揭示现代文化的危机和后现代文化生成的基秒。他提出，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正在经历着一场价值的危机，他们的地位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从萨特式的对运动的“介人型”，转变为能够高谈自由解放的“中间型”，是处于介人和非介入之间的，接着转人了从现实退回书斋的“非介人型”。利奥塔认为，知识分子地位和存在价值的危机直接反映了知识状况的改变和危机。他指出，知识状况的最大改变就是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之间的冲突。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科学知识只是一种可以操作的电脑语言。而科技大规模地将知识变成了电脑语言，变为可以操作运用的资料，而不能电脑化的人文知识却可能被淘汰、被遗忘。这种商品化和电脑化的知识状况导致了传统人文科学所坚持的传统价值失去了效用，随着人文知识的地位的动摇，科学知识只能走向一种平面化。

第9篇：危机意识论文范文

[关键词] 大学生 国情危机 危机意识 培养质量

一、国情危机意识教育的涵义

国情危机意识教育是指通过教育教学的方法或手段,使大学生在对我国基本国情与所处国际环境有正确了解的基础上,如实、深刻认识所存在的各种危机,形成应对危机的健康心理状态。通过对国情危机的正确理解,进一步激励大学生居安思危,奋发图强,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立足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未来,坚定正确的学习方向。

国情危机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如国外敌对势力针对我国的战略布局、与多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等以及我国在能源、环境等方面的危机。在国情危机意识教育内容选择上,应密切结合大学生学习的特点,重点选择我国在科技、经济、资源、环境、国防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及其与国外的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将来的发展趋势和为我国带来的潜在危险。

二、国情危机意识教育的必要性与意义

当代大学生需要增强国情危机意识。当代大学生是改革的受益者,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他们大都成长于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视野开阔,乐于接受新观念、新文化;他们在发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条件下成长,思想开放,乐于创新。但同时应注意到,他们的生存条件和生长环境相对优越,对我国客观存在的危机缺乏了解,易于产生满足和不思进取的心理;缺乏对国家和民族发展艰苦性的深入了解,对改革攻坚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缺乏准备。不善于辨证分析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对本民族有自卑心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由于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导致名利思想较重,责任感、纪律观念较差。既要使学生充分认识我国的危机实情,避免产生自满自足的心理,又要使学生辨证、客观地认识这些危机,避免产生自卑自弃的想法,从而使他们坚定为国家和民族未来学习和奋斗的信心,必须加强国情危机意识教育。

危机意识是国家和民族强盛的思想基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思危”这些古训无不在警醒人们时刻要有危机意识。危机意识的强弱,是检验一个国家、国民成熟与否的试金石。危机中不仅诞生强国富国,也是强国富国得以持续其位势的法宝。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危机意识的强弱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国民的危机意识。日本由于其自然条件特点,国民危机意识极其深重。但作为具有优越的国土资源、很高的国家安全度和综合国力世界第一的美国,其危机意识比所有大国都深重的多。西方国家从形成自主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到占据世界科技主流地位,只用了不到100年。之后,为保持这种优势,在充满危机的心态中又奋斗了100年。在新的世纪之交,为把这种优势能保持下去,他们时时充满了“危机感”。

国情危机意识教育的核心意义在于正视危机、反思差距、创新求进。通过教育使大学生理性认识危机,了解危机的来源和应对措施;培养大学生正视危机和抵抗挫折的能力,形成健全的人格;使大学生了解危机的客观现实,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培养其社会责任感;通过对危机的了解,使大学生形成为应对危机而自觉提高和培养创新意识。

三、国情危机意识教育的原则与方法

首先,要处理好国情危机意识与民族自豪感之间的关系。在国情危机意识教育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始终唱响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主旋律。一方面,对于当前我们面临的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发展的种种问题,都必须向学生实事求是地讲清楚,绝不能掩饰和回避。要通过这方面的教育,使学生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保持高度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另一方面,要通过正面教育,使大学生充分认识我国的历史和现实优势,特别是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巨大成就,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避免个别青年学生在了解国情后,不是奋发图强,立志报国,而是产生了妄自菲薄,向往西方国家的思想倾向。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指出,对于尚未形成健全的思考判断能力的少年儿童而言,应多进行正面宣传;而对于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而言,应让他们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国情危机,并做好为之奉献的思想准备。只有处理好大学生国情危机意识与民族自豪感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目的。

其次,要落实大学生国情危机意识的思想落脚点。一方面,国情危机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甚至是可以用数字量化的。如我国在航空航天、高速铁路、汽车、工程机械、电子产品等领域的核心部件或核心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这种现状对我国经济的制约显而易见。现实的、有根有据的国情危机教育比抽象的描述更有说服力,效果也更明显。另一方面,需落实学生面临国情危机的思想出口。通过教育教学、专题讲座和辩论、讨论等手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应对危机的思想和观念。避免大学生了解国情危机后,感到无法应对,无所适从。如针对若干行业核心技术受国外封锁的现状,引导大学生加强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并使其认识到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将有效地化解此类危机。

国情危机意识教育的普及和加强,除了利用讲座和形势与政策课程外,在专业课中融入危机意识教育的作用将更有实效。我国在很多领域存在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核心技术的缺乏和落后,而专业课内容和存在危机的各领域的科学技术问题更为接近。在专业课中融入危机意识的教育,可使学生更具体、深入地认识到危机的本质,也容易找到应对危机的措施,因而其教育效果也更突出。

四、以国情危机意识教育促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以国情危机意识教育为契机,进而促进学生责任感、使命感的培养,可以从多方面入手提高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下面,主要讨论国情危机意识教育与德育工作和创新意识培养之间的关系。

以国情危机意识教育促德育工作,解决“问题”学生的思想根源。在德育工作中我们会发现“问题”学生的很多表现,其中很多表现,如过度沉迷网络、逃课、不认真上课等都可归结为“厌学”行为。其思想根源为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和目标,从而导致学习动机和目标的缺失。责任感是保证大学生素质不断优化发展的核心心理品质,也是大学生创新意识和道德自律意识形成的心理基础。通过国情危机意识教育,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培养学生报效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和培养正确的学习动机。

以国情危机意识教育促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我国要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大学生是将来自主创新的主体,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目前在很多高校已形成院(系)―学校―国家三级组织和资助的完善体系,已形成较好的外部氛围。在目前学生评价体系下,应密切结合国情危机意识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培养创新意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危机中的大部分可归因到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把各个领域的危机与自主创新能力建立有机的联系,可增强学生提高创新意识的主动性和紧迫感。美国教育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深层意识,即当国家面临极大的危机时,总以教育改革为中心,高等学校通过进行学科调整、课程改革、创新师资培训、校园文化建设等方式方法,来改善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将培养、呵护学生的创新兴趣放在重要位置。

五、结语

大学生国情危机教育已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应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实施国情危机教育,除了在处理好相关辨证关系的基础上,应全面落实国情危机意识教育与学生培养质量之间的接点,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教育策略和教育体系内容也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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