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公关案例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危机公关案例分析范文

[关键词]危机　政府危机公关　情报功能　政府形象

[分类号]G350 D630

1　情报能力与政府危机公关效果的关系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控制和公关行动，赢得公众对政府现行公共政策和紧急管理措施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从而及时有效地预防与处理公共危机事件及其不良影响，并树立和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这一过程即为政府危机公关(Government Pubic Relations Crisis)。2003年以来，SARS、禽流感、水污染、食品安全等危机事件频繁发生，表明我国已处于危机高发期。在此环境下，提高对政府危机公关的重视程度及工作能力，对有效缓和社会矛盾、化解危机、树立及保持政府形象愈显重要，而情报功能在政府危机公关工作中的作用更不容忽视。

政府危机公关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情报工作的过程。政府危机公关的前提就是快速、准确地掌控情报。情报作为经过了仔细评估的信息、独特且机密的知识，它的精确性和重要性对战略制定或对其用户十分关注的问题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在战略层次上，情报可以为政府危机公关的决策提供支持，决策者应对危机时最需要的是获得精准情报，以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正确的抉择；另一方面，在战术层次上，情报的作用体现为对环境信息的预警功能、对决策效果的评估功能、对信息与传播的甄别筛选功能等诸多方面，后文对此将有详细论述。

政府危机公关的效果如何，依赖于政府掌控情报的能力。如何充分理解这一点?将2003年的SARS危机和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中我国政府的相关表现，以及此后产生的影响相比较，即可窥见一斑：

案例一：2003年春天，一场SARS疫情全国各地漫延，特别是北京、广东、山西、内蒙古、河北等省地，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干扰。在危情初期，政府主要负责人对相关情况进行消息封锁，基本上没有采取有力措施，社会上谣言四起、人人恐慌；3月份，北京地区的疫情已十分严重。从情报分析角度来看，此时已经达到危机预警系统的较高级别，但北京市主要负责人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2003年4月20日是一个转折点，党和政府通过对危情的甄别和分析，确定了当时最亟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在这一天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以坦诚、负责的态度将“非典”疫情如实、客观地告知公众；免去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对“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进行免费治疗与隔离。4月20日前后相比，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截然不同，人民对政府的评价也相去甚远。4月20日前，65.8％的人认为政府的表现“不及格”；而4月20日以后，这一比率下降至15.2％，有84.8％的人对政府的表现表示满意(见图1)。其中，给出80分以上“优秀”分的占北京市民的57.2％，而1周前这一比率仅仅为13.5％，前后相差47.3个百分点。

案例二：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八级特大地震发生后，各级政府在抗震救灾初期的响应呈现快速反应、信息透明，以人为本、协同应对、富有成效的特点。地震发生十几分钟之后国家地震局就了正式的地震消息，一个多小时之后总理奔赴抗震救灾前线，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也宣布成立。当晚，专业救援队伍即抵达受灾地区，在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工作。各级政府的快速反应使得救灾工作富有成效，为拯救灾区人民生命财产争取了宝贵时间。

有关地震震情、灾情、救灾行动等一切相关信息都高度透明，国务院新闻办每天都举办一场新闻会，四川省政府也举办多场新闻会，中央及地方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全天候直播抗震救灾的最新进展，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等也都高度关注并及时有关的灾害和救灾信息，特别是境外媒体也被允许及时赶赴灾区参与报道。信息的充分、透明共享，既把灾后的各种谣言传播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也对在全社会和全世界范围自发的信息动员起到作用，有利于调动各方共同参与救灾行动。中国政府一系列高效、科学、务实、真诚的危机处理措施，使全国人民在大灾面前的凝聚力空前高涨，对政府的信任度显著提升，社会各界对政府救援工作全力支持，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给予高度赞誉。

上述两个案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面对危机时政府掌控情报的能力不同，其所作所为也必然不同，反映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体现可谓天壤之别，危机公关和危机处理的效果也有显著差异。

2　政府危机公关中的情报需求

2.1　危机中的信息分布机理

信息的流动和传播一直伴随着危机发生的全部过程。当危机事件发生时，人们的生存状态与安全受到威胁会不同程度感到恐慌，当这种恐慌因从正规渠道获得信息不足而不能得到安抚时，各种流言就会迅速出现，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恐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危机中的信息分布：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存在着特定的信息空间，信息空间充斥着大量的信息，其来源包括两大类：①政府的官方和正规信息；②经由各种渠道传播、怀有各种不同目的的小道消息及谣言。如果信息空间不被官方信息占据，就会被小道消息和非正规的消息占据，两者的比例或影响力此消彼长。鉴于此，政府需要大量及时、真实、准确地正规信息填充信息空间，并有针对性地、以公众便于接受的渠道和方式进行传播，从而有效地制止各种非正规信息的散布，以利于危机处理的正常进行顺利。

2.2　政府危机公关中情报需求的内涵

为更好地获取和正规信息，从而有效填充信息空间，政府开展危机公关时存在着很强的情报需求。这种需求包括两方面：

・政府危机公关所需的各类信息，究其根本，已不单纯是信息，而是经过对海量信息的分析、甄别、筛选后形成的情报。对信息的需求已经演变为对情报的需求。这些信息包括：涉及各种社会现状与发展情况的信息，与各种危机隐患相关的情况数据，危机防治与救治的信息，危机应对中的技术数据信息，危机公关的典型案例与经验信息等。

・政府危机公关对情报的需求也包括了对情报手段和方法的需求。政府应对危机所需要的信息以及向社会的信息必须保证准确地、及时地传递到目标人群，这往往需要利用或借鉴情报领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才能实现。

2.3　政府危机公关各阶段的情报需求重点

政府危机公关可以划分为危机预警、危机控制规划、危机应对、事后政府形象重塑及评估等4个阶段。

在各个不同阶段，政府对情报的需求重点也有所不同。

2.3.1 危机预警阶段　需要针对可能对组织产生影响的问题进行系统化监控，与对监控信息进行筛选和鉴别，并对信息所涉及的领域与范畴进行初步分类组织，然后通过机理分析和案例分析，从中捕捉、分析与判断出危机发生的主要诱发因素及先兆信息。当信号超过一定程度时，就要对征兆信息是否转化为危机信息进行评估和预警。

2.3.2 危机控制规划阶段 针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情形进行预案研究与处理：将危机归类，收集与危机相关的信息，确认危机程度以及找出危机产生的原因，辨认危机影响的范围和影响的程度及后果，建立危机控制的相关措施，制定相应的危机应对计划，并对危机发生的概率做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将危害减少在最小范围。

2.3.3　危机应对阶段　要充分保持对信息舆论的敏感性，提高信息处理速度及能力，面对爆发的危机实施全面行动方案，掌握危机管理的主动权。危机应对中面对的是现实信息，与控制规划之间的偏差使得预定的行动方案达不到危机应对的理想效果。因此，应动用情报专家对采集的现实信息进行实时分析，依靠专家自身所拥有的专深情报技能和素质对预测信息与现实信息进行比较、判断，并提供修正意见，从而动态调整行动方案，同时评估方案实施效果，使危机行动方案以最优的方式顺利进行。

2.3.4　事后政府形象重塑及评估阶段　对危机信息讲行持续监控，预防危机回流或新危机的出现；判断危机的损害程度，对危机各个阶段的管理工作进行分析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并及时采取措施弥补其对政府形象带来的损害；与此同时，进一步修正危机评价指标体系，并完善危机处理预案和应对措施。

3　政府危机公关中情报功能的融合与实现

政府危机公关与情报密切相关，在危机公关的各个阶段中，情报的功能都有所体现，而多年来情报领域形成和积累的大量理论与实践知识也为有效支撑政府危机公关提供了技术和方法上的重要保障。情报自身的功能可以总结为以下5方面：①监视和分析环境变化；②获取和分析竞争对手信息；③研究和制定竞争战略和计划；④保障组织信息安全和自我保护；⑤情报共享和快速反应。

情报功能与情报分析的主要技术方法在政府危机公关4个阶段中的融合与实现关系如图2所示：

对比政府危机公关在危机各个阶段的需求，不难看出情报功能及其技术方法在其中的融合与实现，具体表现为：

・危机预警阶段――需要预测风险。情报的监视和分析环境变化的功能在此作用最为显著。情报领域的情景分析(Industry Scenarios)、定标比超(Bench―marking)、环境信号分析(Market Signaling)、竞争对手跟踪(Competitor Tracking)等方法会发挥重要作用。

・危机控制规划阶段――需要大量真实、有效、及时的信息即辅助决策。情报获取和分析竞争对手信息的功能与研究和制定竞争战略、计划的功能均可起到重要作用。情报领域的以价值为基础的规划(Val―ue-backed Planning)、关键成功因素分析(Critical Suc―cess Factor Analysis)、核心竞争力分析(Core Competing Capability)等方法也很有价值。

・危机应对阶段――需要增加沟通、保持信息透明，以制止谣言传播。情报的获取和分析竞争对手信息、研究和制定竞争战略计划、保障组织信息安全和自我保护、情报共享和快速反应功能均可在此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可以利用情报领域的多点竞争分析(Mukipoint Competition Analysis)、环境信号分析(Mar-ket Signaling)等方法。

・事后政府形象重塑及评估阶段――需要及时掌握社会舆情信息，加强信息传播，恢复公众信心、修正危机应对措施、维护政府形象。情报的监视和分析环境变化、情报共享和快速反应、保障组织信息安全和自我保护的功能在此阶段作用明显。情报领域的战略地位和行动评价模型(Strategic Position and Action Eval- uafion)、共同利益分析(Synergy Analysis)、利益相关者分析及基本假设评测(Stakeholder Analysis and Assump-tion Surfacing and Testing)等方法在此阶段非常有效。

第2篇：危机公关案例分析范文

经济全球化和企业经营环境的瞬息万变造成了危机的频发，政府、企业、社会都在大谈危机意识，大力制定危机管理方案，这其中大量涉及了公共政策管理的内容，公共关系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处理公共关系造成的危机。

这些年，环球公关在实践中摸索，通过帮助各类客户处理危机，在危机公关领域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我们近年来操作过的著名案例包括:探索“奥妙”降价的奥妙、二恶英奶粉危机、中美史克PPA危机、雀巢奶粉危机、默克财务危机等。在处理这些危机的过程中，我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发生的危机越来越多，而且有很多明显的特点。

企业公关危机的五种类型

最常见的几种引发危机的原因有：

第一、日常消费者的投诉或员工与公司不和状告公司引发的危机。代表案例如宝洁SK-II危机，江西消费者将宝洁告上法庭，原因是使用SK-II产品后，非但没有出现宣传的神奇功效，反而导致皮肤灼伤。又如宜家危机，由于一位北京消费者向媒体反映，其在宜家购买的商品两周都没有送到，随后众多类似的投诉引发了宜家来华后的首次危机。

第二、国外发生的问题通过新闻报道引发国内外资企业产生的危机。代表案例如高露洁危机，有报道称,美国科学家发现高露洁牙膏中含有可能致癌的物质，而实际这个报道来自英国一份不入流的小报。又如强生危机的起因是印度食品药物管理部门在婴儿油等多种强生产品中发现了对婴儿有害的石蜡油等化学成分，要求强生公司取消部分产品的“婴儿使用”标志。

第三、工商、税务、质检等政府机构发现企业质量问题或违法行为引发的危机。代表案例如光明牛奶危机，郑州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发表书面调查文件称，郑州光明使用了在保质期内的库存奶进行再加工。而肯德基的“苏丹红”危机也是质检部门在其新奥尔良烤翅和新奥尔良烤鸡腿堡中检出“苏丹红”成分。

第四、民族情结引发的危机。如麦当劳播出的一则电视广告中含有消费者向商家下跪乞求优惠的镜头，网络上更是掀起批判风潮。又如有媒体报道朝日啤酒等日本大企业资助日本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日军侵华历史，长春市的部分超市和餐饮店开始停售朝日啤酒。

第五、安全生产方面引发的危机。代表案例有山西煤矿爆炸和富力地产建筑工人事故等。

如何化解危机

如何应对危机呢？

第一、快速反应，及时处理至关重要。发生危机后，最好把它快速消灭在萌芽中。及时处理的前提是正确判断，这就要求判断者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和政策，才可能对发生在中国的危机性质进行准确地判断、分析。分析后还要正确判断采用什么态度对待媒体、消费者或政府管理部门等相关群体。

第二、灵活处理。不可以把危机公关一般操作规则套用在所有的案例上，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好比医生治病，即使病人病症都是感冒，还要根据感冒的类型开出处方。

在上述五种类型的危机发生后，要使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处理的重点也不尽相同。针对消费者或员工投诉产生的危机，需要快速解决消费者或员工的具体问题，这点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有个别消费者或员工提出的要求很离谱儿，公司也要认真研究做出可行的处理方案，将危机产生的病源控制住，方能有效处理好此类危机，控制整个病情。

针对由于国外发生的问题通过新闻报道引发国内外资企业产生的危机，应该认真分析企业产品对中国老百姓有无影响，并要诚恳地告诉大家。公司的态度对消费者影响很大，如果企业采取国外国内双重标准，对广大公众也没有一个诚恳的态度，将进一步加剧危机。

针对质量问题引发的危机，企业应当在第一时间与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联系，或者请专家或更高层次主管部门再次检测质量，

中国公关行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引进和开创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相继宣告成立，一批中外合资的酒店、宾馆先后在一些重要城市落成。这些合资企业采用了国际规范的管理模式，导入了公关管理职能，并设立了相应的机构。

适应和发展时期。1986－1993年期间，随着外资或合资的专业公关公司进入中国，中国的公关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尽管不很均衡，但一些阶段性的热点促成了公关事业整体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和特殊氛围。

竞争和专业分工时期。从1993年开始，中国公关事业的发展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就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促使中国公关业自身产生了分化。

并提出整改方案。要敢于回收不合格的产品，以消费者利益为上。当民族情结引发的危机发生后，外资企业必须要懂得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尊重中国人的感情，热爱中国，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样才能处理好危机。

第3篇：危机公关案例分析范文

论文关键词　刑法案例教学　师生互动　教师对抗　模拟实训

刑法案例教学法，是指在刑法教学过程中，教师以典型的刑事案例为载体，引导学生探寻其中蕴含的法律关系，在互动讨论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掌握相关刑法学理论的一种教学方法。

刑法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刑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启发式、参与式和民主式教学，能够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被广泛应用于刑法教学之中，有利于改善我国传统法学教育模式所存在的“重知识传授、轻技能培养；重理论讲解、轻实践培训；重法条注释、轻法律精神培育；重教师讲授、轻学生能动性；重考试、轻能力；重考试分数、轻素质提高”的缺陷。

一、运用刑法案例教学法的实践意义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国内各高校法学专业一般从大一学年就开设刑法学课程，对于刚接触法学课程的学生而言，社会经验不足，法律意识不强，面对抽象的法律规则往往不知从何入手。运用刑法案例分析法开展教学，促进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互动，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启迪其创造性思维，帮助学生消化理解刑法知识和原理，活跃课堂气氛。

（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通过让学生搜集、分析、讨论案例，在抽象的法学理论与具体案件事实之间建立联系，有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查阅资料、知识运用、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和开拓创新等综合能力。

（三）检查教学效果、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参与案例分析与讨论的情况，及时了解学生对刑法学相关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程度，准确作出教学效果评估，肯定成绩、找出不足，进行反思，有针对性的更新教学理念、完善教学方法，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为搞好刑法案例教学，教师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关注法律实践，提高自身素质。

（四）提高学生就业率

法学毕业生就业时常面临难就业或专业不对口的窘境，一个重要原因是处理法律实务的动手能力差，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运用刑法案例分析法开展教学，注重培养学生法律思辨能力，分析解决实际案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有助于帮助学校提高学生就业率，提升社会声誉。

二、刑法案例教学法更多模式的探索

（一）师生互动模式

师生互动模式，即师生共同参与案例讨论。强调师生互动式的教学理念，是一种改变课堂教学中教师绝对权威的主导地位，创造出师生平等、合作、和谐的课堂氛围，使师生在知识、情感、思想、精神等方面的相互交融中实现教学相长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它的本质是平等与相互尊重。③既包括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为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某个刑法知识和理论，在讲授理论之前先提出一个引例，将案例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围绕案例和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再由教师总结、讲解相关知识和理论的模式，这是在刑法教学中经常运用的由教师主导的教学方法。还可以采用另一种学生主导式的刑法案例讨论模式，即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课前自主搜集、整理、分析案例材料，上课时由主讲学生介绍案情，从定罪、量刑、社会影响等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其他学生参与讨论，之后由教师总结点评的教学方法。

笔者在本学期刑法分论的教学过程中运用学生主导式的刑法案例讨论的师生互动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积极参与，表现出极浓的学习兴趣。过程中始终贯彻“三个互动”，即课前互动、课中互动和课后互动。课前互动是指在教师指导下由主讲学生选择有讨论价值的典型案例，研究案例本身及其涉及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原理，师生都充分做好课前准备，并提前将案例通过QQ群发给学生，使学生充分了解案情，启发学生思考。课中互动是指，在课前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由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共同参与案例的分析和讨论。笔者一般让主讲学生先用五到十分钟时间先陈述案例、提出问题，再其他同学共同分析、讨论案例所涉及的刑法问题，最后由笔者针对案例和学生的讨论作总结发言，更进一步分析案例，补充漏点、纠正错点。指导学生发言、辩论技巧。学生针对教师的总结，也可以提出质疑，大胆发言时行辩论，以求得真知灼见。课后互动是指如果学生对所讨论案例仍有疑惑或有更深的思考，可以课后在学生之间继续讨论，或者请教教师。

在互动教学模式中，教师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善加引导、控制好课堂讨论节奏、避免学生讨论偏离主题。二是要进行合理的成绩评定，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给其打分，在平时成绩上加分，以激励学生学习热情。

（二）教师对抗模式

教师对抗模式、又称同台竞技法，是指在刑法案例教学过程中，由两名以上教师针对同一刑法案例，从不同角度提出观点，互相争辩、学生也可以提出见解、参与案例讨论的刑法案例教学模式。此教学模式借鉴了律师在法庭审判中针对同一案件，根据相关法律，分析案件、提出证据、互相辩论以证明各自主张成立的法庭辩论模式。这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把法律视为一种实践理性，强调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能性、职业性的独特理念，④具有如下特点：（1）形式上由两名教师主导，多名学生参与。（2）内容上以案例为载体开展教学。（3）核心环节是教师之间针对同一案例进行辩论。（4）以培养学生法律思辨能力为宗旨。

现以一堂刑法课为例，介绍笔者在实践中的运用情况。

教学内容：刑法案例分析

教学老师:法学系崔征老师和吕天宇老师

教学对象:法学09级本科生

案例来源:杭州胡斌飙车案

案情简介：2009年5月7日晚，19岁的胡斌驾驶红色三菱跑车在闹市区超速行驶，将正在穿过斑马线的25岁浙大毕业生谭卓撞死。

首先由笔者简要介绍案情并提出问题：胡斌交通肇事是否构成犯罪，若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当时这个案例新近发生，社会影响很大，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该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积极踊跃发言。几乎全部学生都能准确认定胡斌构成犯罪，但对以何罪名定性有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分歧。两名教师对此也存在分歧，分别主张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进行定罪，并各自进行分析和辩论，辩论的焦点是被告人胡斌的主观心理态度是故意还是过失？笔者认为胡斌在闹市区驾驶改装的跑车超速行驶，明知可能危及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而放任可能致人死伤的危险，其行为方式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犯罪构成中要求的“危险方法”，应当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吕老师则认为，胡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超速行驶，造成一人死亡并负事故全部责任，主观方面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在社会危害程度及量刑方面两名教师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笔者认为被告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危及公共安全；吕老师则坚持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交通肇事案件，只不过由于被告富二代的特殊身份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过重。学生针对被告主观方面和行为社会危害性以及量刑问题也各抒己见。最后笔者总结：通过这个案例帮助学生们掌握分析案例的基本方法，运用犯罪构成的工具，从定罪和量刑两个角度展开，注重疑难、相近罪名之间的辨析，比如本胡斌案中对被告主观方面的把握是准确认定犯罪性质的关键，故意和过失的不同心态在罪名上有很大和差异，量刑上也不同。

这种自由开放的教学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通过两名教师同台竞技，使学生对交通肇事案件应如何定罪量刑有了全面、清晰和深刻的认识，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受到学习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启迪。教学形式新颖，课堂气氛活跃，是学生获得演讲、辩论技能的绝好锻炼机会和途径。

（三）模拟实训模式

模拟实训模式，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司法审判中的法庭审判为参照，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活动。通过亲身参与，将所学到的法学理论知识、司法基本技能等综合运用于实践；通过分析和研究案例，模拟案件的处理，解释法律规定，掌握案情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了解熟悉法学理论活学活用，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

笔者每个学期中后期利用课后时间指导学生进行模拟法庭实训，大致流程如下：

1．前期准备

（1）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利用网络或其他途径（如法院案卷），自主确定案件及参与所需总人数。（2）确定案例后根据具体案件性质进行参加人员的选拔。（3）准备开庭所需要的司法文书，证据材料和手铐等道具，介绍庭审程序，讲解有关的法律基本知识，提供有关的资料和训练辩论技巧。

2．模拟法庭庭审

（1）由主持人通过PPT和播放学生事先自拍的DV短片简要介绍案情，以吸引学生学习兴趣。（2）介绍参加人员。（3）按照我国现行法庭审理的正规模式进行模拟庭审。即庭前准备、宣布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合议庭合议、宣判，闭庭的法定程序。

3．指导教师和聘请的法院法官、检察官或职业律师现场点评指导

模拟法庭实训活动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实践空间，有利于培养法学专业学生实务操作能力、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提高专业素养和综合素养。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模式活跃而有序，学生参与热情高，教师从中也受益良多，也督促教师关注实践，提高自身法律实务处理能力。

三、选编刑法教学案例应注意的问题

刑法案例教学法成败的关键在于案例的选编和运用。不同模式的刑法案例教学对案例的组织和运用方法不同，前文已论及，此不赘述，仅介绍如何选编案例，好的教学案例应当具备如下特点：

（一）针对性

刑法案例的选编应根据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需要，有的放矢。不同案例教学模式对案例的要求不同，如学生主导式的师生互动模式由于时间所限适宜选取小案例，教师对抗模式时间相对充裕可以选择有一定争议的中型案例，而模拟法庭由于按照真实庭审规则进行，适宜选取案件内容丰富的大案例。

（二）典型性

刑法案例的选编要注重案件事实与所蕴含法律知识、法律规则具有密切联系。而且力求真实，真实的案例易激发学生深厚的学习兴趣，如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案等，学生感兴趣，积极发言，课堂气氛活跃。

（三）启发性

刑法案例的选编必须使案例蕴含具有法律价值和疑难性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诱导学生深入探究，鼓励学生对现有法律知识进行质疑和辩驳。如广州青年许霆案，许霆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取出17.5万元后潜逃，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具有一定的疑难性，是民事的恶意占有、还是刑事上的盗窃罪或者盗窃金融机构罪？学生对这类具有启发性的案例很感兴趣。

（四）新颖性

第4篇：危机公关案例分析范文

【关键词】企业 财务预警模型 种类

一、企业财务预警模型的种类

财务预警系统是以企业财务数据为基础，以财务指标为中心，通过对财务指标的综合分析及预测，及时反映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变化，对企业各环节发生或将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发出预警信号，为公司管理当局提供决策支持的监控系统。企业财务预警系统的模型有以下几种。

1、单变量模型

单变量模型是指运用单一变数，用个别财务比率或现金流量指标来预测财务危机的方法。出现财务困境的公司其财务比率与正常公司有显著的不同，从而可以反映企业财务状况，揭示企业财务危机。单变量模型中的财务指标主要包括：现金盈利值、现金增加值、债务保障比率、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资产安全率和资产变现率。这些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及意义如下：

现金盈利值=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得股利和利润收现+债券利息收现+处置长期资产收现-利息及筹资费用付现。该指标反映企业现金净收益。

现金增加值=现金盈利值-分配股利付现。该指标反映企业支付了各项现金分配后的留存现金收益。

债务保障率=现金流量/债务总额。该指标反映公司现有的现金支付债务能力。

资产收益率=净收益/资产总额。该指标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该指标反映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借债来的。

资产安全率=资产变现率-资产负债率。该指标反映资产变现后偿还负债还有多少剩余。

资产变现率=资产变现金额/资产账面价值。该指标反映资产可变现的比率。

对单个财务指标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如通货膨胀等的影响。单变量模型分析较为简单，但不能综合说明公司整体财务状况，运用这种方法可能出现对于同一公司的不同预测指标得出不同结论的情况。因此，运用单变量模型时指标的选择非常重要。

2、多变量模型

多变量模型就是运用多个财务指标或现金流量指标来综合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预警模型，进行财务预测。多变量模型主要包括：线性判别模型、主成分预测模型、简单线性概率模型、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

（1）线性判别模型。多元线性判别模型是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中的判别分析建立起来的。该模型根据一定的样本资料建立判别函数、确定判定区域，以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预测。这种模型典型的有1968年美国学者Altman提出的“Z―计分法”。该模型是基于会计数据和市场价值的信用风险模型，用以计量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其判别函数为：

Z＝0.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

其中：X1=运营资本/资产总额；X2=留存收益/资产总额；X3=息税前收益/总资产总额；X4=权益的市场价值/负债的价值总额；X5=销售额/资产总额。

奥特曼提出的判断标准是：如果Z值大于2.675，则企业发生破产的可能性较小；如果Z值小于1.81，则企业存在很大的破产危险；如果Z值处于1.81到2.675之间，企业的财务状况是极不稳定的，称为“灰色地带”。

（2）主成分预测模型。该方法是由Hotelling于1933年首先提出的。其主要思想是：通过对财务指标内部结构分析，找出影响企业财务状况的几个综合指标，综合指标不仅反映了主要信息且彼此完全不相关，通过提炼财务指标形成主成分，并利用主成分进行预测分析。实质是单变量模型的综合运用。

（3）简单线性概率模型。该模型是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立起来的，其形式是：

y＝c＋β1X1＋β2X2＋…＋βkXk

其中：c、β1、β2、…、βk为系数；X1、X2、…、Xk为k个预测变量，即财务指标；y为企业财务失败的概率。

该模型以0.5为危机分界点，y值越大，企业发生财务失败的可能性越大；y值越接近于0，说明企业财务越安全。

（4）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也叫对数比率模型和概率单位模型，都属于概率模型，是在克服简单线性概率模型的基础上分别用logit和probit概率函数建立起来的。logit模型的形式为：

1n［p÷（1-p）］＝α0＋β1X1＋β2X2＋…＋βkXk

其中：p取值为0、1；p为概率；x1，x2，…，Xk为k个预测变量，即财务指标；α0、β1、β2、…、βk为系数。

probit概率模型的预测效果一般与logit模型预测的效果相差不大。

多变量模型均同时选取多个财务指标或现金流量指标，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模型的构建涉及多种方法和理论，操作比较复杂。多变量模型综合考虑了公司财务环境，包括引起公司财务危机状况的多个方面，预测范围比较全面，因此比单变量模型能更好地起到财务预警的作用。

3、动态模型

动态财务预警模型主要是把人工智能中的归纳式学习方法应用于财务危机预测。动态财务预警模型主要包括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和案例推理法。

（1）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当向模型中输入一些资料后，网络会以目前的权重计算出相对应的预测值以及误差，而再将误差值回馈到网络中调整权重，经过不断地重复调整，从而使预测值渐渐地逼近真实值。当应用此网络到新的案例时，只要输入新案例的相关数值，神经网络就可以根据当时的权重得出输出值即预测值。神经网络分析是一种并行分布模式处理系统，具有高度的计算能力、自学能力和容错能力。该模型由一个输入层、若干个中间层和一个输出层构成。

（2）案例推理法。这是近年才被尝试应用于财务危机预测的一种动态非统计模型方法。案例推理法是一种依循经验来推理的方法，就是以过去发生的案例为主要经验依据来判断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当输入一个新的问题到案例推理法系统，该系统会从现有的案例库中搜寻相似的案例，以判断新案例的类型。案例推理法的关键步骤就是根据相似性演算法测算出案例之间距离，再转变为案例之间的相似度，由相似度选取最相近的案例，据此进行推理判断。

动态模型的分布是自由的，当变量和协方差结构不相等时，神经网络能够提供准确的分类。但是它在实际运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模型的拓扑定义、网络架构的决定、学习参数以及转换公式的选择等比较复杂和难以确定，其工作的随机性较强，非常耗费人力与时间，而且其决策过程不易理解，以致对它的接受和应用都较困难。另外，这种模型要求拥有大量的学习训练样本以供分析，如果样本数量积累得不足，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广泛的覆盖面，则会影响系统的分析和预测的结果。

神经网络分析方法在风险识别和预测中的应用并没有实质性地优于线性判别模型，而传统的统计模型发展得比较成熟，计算也相对简单，应用也较为广泛。目前在财务预警模型方面仍然以传统的统计方法为主，动态模型尚不够成熟，对它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

二、使用财务预警模型的注意事项

一是确保录入的信息真实有效。财务预警系统必须以大量的信息为基础，这些信息本身要真实和有效，否则将产生“垃圾进、垃圾出”的情况，达不到财务预警的作用。

第5篇：危机公关案例分析范文

关键词:决策指挥系统;决策模式;演化阶段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028-02

1 分部门、分灾种的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我国防震减灾系统应用和辅助决策系统的发展是与计算机技术,主要是GIS技术的发展相辅相成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通过世行贷款开始了有关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研究。“九五”期间,结合950 项目(大中城市防震减灾示范研究与应用),地震系统有关单位在乌鲁木齐、天津、大连、合肥、自贡、泰安、福州、厦门等地建立了各自地区的“基于GIS的防震减灾信息与辅助决策系统”,利用GIS等工具软件,姚保华(2002)将区域地震环境、震害预测成果和应急辅助决策模块等进行集成。云南地震局王景来(1999)将GIS应用到地震灾害的评估提出将地震灾害评估智能化或半智能化的设想,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玉溪地震减灾信息系统。上海地震局宋俊高、火恩杰等(2000)将GIS应用到城市防震减灾应急研究,以上海市宝山区为试点,建立了上海市防震减灾应急决策信息系统。王晓青等(2004)利用现代通讯技术、GIS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构建了基于GIS的地震现场灾害损失评估系统,实现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地震现场灾害损失的快速、动态评估,现场震情和灾情信息的显示以及各种信息的远程交换。

火灾是各种灾害中发生最频繁且具有很强破坏性的一种。谢唤亮(1997)给出了基于GIS的决策支持系统的框架,并在南京市消防指挥中心初步实现。许云,任爱珠(2003)对虚拟现实技术(VR)在基于GIS的城市消防指挥系统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朱霁平(2004)建立城市火灾应急决策支持系统,一旦发生火灾,信息可以迅速传递到指挥中心,并快速模拟灾害现场情况、预测灾害发展趋势,综合各种要素,生成救援方案,有效调度和科学利用消防减灾资源。

国内防洪减灾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特别是国家在“八五”期间安排的“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长江、黄河、淮河防洪减灾DSS研究,出现了很多比较成功的成果,胡四一等(1996)在分析总结长江中下游防洪经验和防洪决策流程的基础上,研究防洪决策支持系统建立的开发模式、程序、方法、技术和应用模式,研制和开发了系统中总控管理――人机界面系统、数据库、知识库、系统接口和通讯软件、洪水演进和调度仿真模型、防洪决策风险分析模型等,初步建立了可运行的原型系统,并通过联机试验运行、检验系统设计、推进分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实际应用。到20世纪90年代初,又有翁文斌等开发的安阳市防洪DSS,浙江省洪涝台风灾害预报及省级防洪调度决策系统、黄河防洪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和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等投入运行。这些系统都以关系数据库为核心,系统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可移植性。余达征等(1999)针对防洪减灾DSS的不足和防洪减灾决策的特点,将专家系统中的知识处理思想引入防洪减灾DSS中以解决其不足之处。设计出智能型的城市防洪减灾DSS。

2 城市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2.1 城市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理论研究

韩燕晖将城市公共危机防范与救助系统分为指挥决策系统这一上位系统与预警系统、预案系统、信息系统、保障系统、动员系统、善后系统等六个下位系统。刘宁认为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系统是用户通过人机交互与系统主推理机连接,并借助规则、案例、模糊知识推理部分共同完成不同库间的调用和内部推理求解。朱晓峰等根据政府决策支持系统的信息复杂程度和时效程度将其分为四大类:日常决策支持系统、宏观决策支持系统、重大活动决策支持系统和危机决策支持系统。惠志斌构造了由危机信息管理预警、危机信息管理知识、危机管理指挥、危机管理反应、危机管理恢复等子系统构成的综合性危机信息管理系统。谷岩,冯华综介运用数据仓库、联机分析处理(OLAP)、数据挖掘、信息智能推拉等多种信息处理技术,以多种形式灵活地生成各种应急方案。徐志胜等以地理信息系统(G1S)为平台,集成决策支持系统(DSS),研究开发了“基于G1S的城市公共安全应急决策支持系统”。唐裙裙认为应该采用五级架构,底层是硬件支持层;其次是基础信息层;基于其上的是决策支撑平台层;再上层是决策应用平台层;最上层是用户界面,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用户进行设计。张茜公共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机理分析、预警预报、资源优化、综合评价和决策建议。柳宗伟,景广军提出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我国城市危机管理机制创新的思路,即建立以统一机构(城市危机管理中心)为核心的调度统一、联动协调、信息共享的城市综合危机管理机制,研制实用的城市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以支持该模式的高效运作。

2.2 城市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技术支撑

在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算法研究方面,研究的焦点集中在GIS路径优化、案例检索算法以及数据挖掘等方面:黄诗峰等对灾民撤退网络流模型及其GIS模拟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罗忠良对案例推理系统中案例检索算法的改进进行了探讨;冯兴杰等对有关数据挖掘及其关联规则算法进行了详细地讨论;陶灵皎,孙继银等对决策树的算法进行详细探讨并针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了适当优化;王秀坤等设计了改进的EM算法并实现了在防洪决策中的应用。

2.3 城市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工程实践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目前许多城市已经开始设置专门的应急管理机构,将应急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日常的工作来抓,使城市应急管理逐渐走上正规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已建成的城市应急管理机构有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上海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深圳市处置紧急事务委员会、广州110社会联动中心、武汉市110联动服务中心、南宁市社会应急联动中心等。城市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一般由以下四个子系统,即应急指挥系统、应急业务处理系统、信息与资源共享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组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作为城市危机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目前大多城市尚未进行专门建设。但在某些城市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中包含了初步的辅助决策功能,下面分别对具有代表性的北京、天津、深圳、台湾的城市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中所包含的辅助决策功能进行介绍。

北京市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主要由以下子系统组成:①网络通信子系统,比如有政府网、应急呼报警网;②信息数据库子系统,城市地理环境数据库、城市社会经济数据库、灾害历史数据库;③应急评估数学模型子系统,危机事件潜势预测模型、社会灾变心理分析模型等;④对策预案子系统,综合应急管理总体预案,单灾种专业应急预案,预案实施决策流程;⑤专业救援子系统,比如医疗急救网、消防网自然灾害现象救援保障,还有公共设施抢修队,治安和反恐防爆队。这里应急评估数学模型子系统和对策预案子系统就包含了初步的辅助决策功能。其应急指挥系统中心设计联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气象、地震、消防社区、单位重点区域,城市生命线系统管理部门,它有一些监测设备,比如现场空中监测,还有现场救援指挥车,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灾害的动态显示。还有应急对策的显示系统,根据专家的意见和对策,进行会商结果,最后形成一个综合的减灾策指令。

天津市负责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主要部门是防灾应急指挥中心,配置有线、无线通信系统、指挥辅助决策系统、指挥办公自动化系统、远程图像传输系统、综合视讯系统、应急供电、供水系统、楼宇保安监控系统等,运用现代通信网络和高技术手段,实现各类应急信息的收集、处理、整合,为市领导处置重大灾害和突发事件实施应急指挥提供了基本平台和手段。指挥中心在楼设置了专家会商室和相关单位、抢险专业组、应急救援队工作室,可集中各险种专家和专业组、队共同会商,为领导提供辅助决策。

深圳市应急指挥系统的辅助决策概况:深圳政府特别重视对预案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深圳有关部门制定和修改了各项应急预案,明确各类突发事件分级分类定量标准,提高预案的可操作性,并建成预案数据库,纳人应急指挥技术平台的“预案生成系统”。深圳市发生重特大突发性事件时,市领导不但可以在应急指挥中心通过视频、音频系统进行现场指挥,还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和电子地图了解事件发生地点的具置及周边情况。同时,系统还将根据现场和数据库中的各种数据,自动生成多个应急预案以供领导决策选择。

台湾的灾害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研究结合了地理信息系统(GlS)、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以及日益成熟的网络技术,建立一套整体性的防灾救灾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使用灾害生命周期法来进行决策支持系统整体架构的规划,将灾害从发生前至发生后的整个过程视为一个完整的灾害管理循环周期,并进一步分析各阶段所需的决策支持需求,运用模组化的概念规划其中的各项子系统。完整的灾害防救决策支持系统资料库由地理资料库、气象水文观测资料库、历史性灾害资料库、趋势分析与境况模拟成果资料库、诠释资料库等五大资料库组成。台湾是多发地震的地区,以该系统的地震知识管理为例,通过“案例式推理”的研究方法,搜集台湾历年来都市层级的地震防灾救灾相关研究(不含地质研究、地震工程)案例一百余例,并利用英国Wales大学所开发的CBR软件caspian(1999),建置“地震防灾救灾文献案例式查询系统”,探讨其应用于都市防灾救灾的可行性,初步获得了良好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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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危机公关案例分析范文

关键词：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012-03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府际合作治理

从府际合作治理的研究成果来看，理论界对府际合作治理的界定大多以府际关系为焦点。何精华认为府际合作治理是构建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间以及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营利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战略伙伴关系，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或增进公共利益[1]。汪伪全基于谢庆奎教授提出的“四重关系”[2]的府际关系理论，认为府际合作治理的本质是包括政治、经济、甚至生态环境等多重利益诉求，它也是府际合作治理的基础[3]。王蕾指出地方利益在不同领域具有差异性，但它们都可以划分为一致性利益和差异性利益两种，而府际合作治理是对政府间的一致性利益构建合作双赢机制的治理方式，而对地方差异性利益则应构建良性竞争机制[4]。一些学者认为府际合作治理是府际关系和现代治理两个理念交融发展的产物，因此，他们从府际关系和治理这两个概念解读来界定府际合作治理。还有学者从博弈论视角界定府际合作治理，认为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从“零和博弈”转向“非零和博弈”的治理。例如刘祖云提出了政府间关系的“十字型博弈”框架，她认为政府间关系不仅仅是纵向的上下级政府间关系，也不仅仅是横向的同级政府间关系，而是一个十字型的关系模式，府际合作治理是在这种政府间博弈关系中实现从“零和博弈”转向“非零和博弈”的治理[5]。何精华、张明军等对府际合作治理的特点进行概括，何精华认为府际合作治理具有不可分割的公共性、跨越区域的外部效益、政治性特点，府际合作治理的属性可以概括为府际合作治理的权力主体趋于多元化、府际合作治理是作为工具的治理、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制度设计、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网络治理、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治理、合作与协调是府际治理的主要管理方式[1]。有西方学者将府际合作治理的基本目标概括为：促进政策的传送、发展政策能力、建构社会资本、创制备选的政策工具[6]。

（二）区域公共危机

对于公共危机特征的研究，其不确定性、突发性、公共性、威胁性、无序性、紧迫性、变异性、破坏性、隐蔽性等是研究者们的共识。杨龙、郑春勇对区域性公共危机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区域性公共危机是公共危机的一种，是在中观层面从地理范围意义上对公共危机的一种界定。他将区域公共危机的形成分为四种情况并将区域性公共危机的特点概括为具有跨行政区分布、管辖权难以确定、超出应急预案、存在溢出效应和涟漪效应等特点[7]。随着理论界对公共危机认识的深入，更多学者们开始注意公共危机的跨域特征。杨安华将公共危机跨边界传播作为公共危机的本质特征，这是对公共危机认识的一次重大转变[8]。有些学者也将公共危机的这种特性称为“涟漪反应”或“连锁反应”，并指出如无法进行准确的“外科手术般的针对性”消解就必然形成“负外部性”式的危机蔓延[9]，在这一点上美国灾害社会科学的集大成者、灾害研究中心（drc）的创始人恩里克·克兰特利（enrico l. quarantelli）等用“跨系统社会断裂”（trans-system social ruptures） 来描述这类扩散速度极快、破坏力巨大的危机，旨在强调这类危机跨越不同的社会边界、瓦解不同社会系统结构的特征[10]。荷兰知名危机管理学者阿金·伯恩（arjen boin） 将跨边界危机特征描述为形式复杂多样，生命维持系统、功能或基础设施受到严峻威胁以及失效原因或补救方案尚未清晰[11]，从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我们可以发现公共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成为其很重要的一项特征。阿金·伯恩将其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极易跨越地理边界、功能边界和政治边界，传播速度快，破坏潜力巨大；第二，对关键基础设施具有潜在的影响；第三，难以界定明显的起点和终点，没有明确的（至少不是一个）归零点（ground zero） ；第四，现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决定了人们难以对

进行有效的预防和充足的准备；第五，传统危机的应急结构在应对此类危机时具有结构[12]。

二、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对于公共危机治理国内外从不同方面已经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相比之下针对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专门性研究还比较少。有的学者基于治理理论，认为要实现对跨域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必须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与合作，构建网络治理模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张成福、夏志强、周晓丽等。向良云基于共生理论对区域公共危机治理进行研究，他认为应对区域危机需要纳入区域内众多基本共生单元构建全主体、全风险要素和全过程应对的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同时为之建立和完善基本的共生条件[13] 。近年来我国相继发生了多起区域性公共危机，有的学者对区域性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间合作现状进行了研究，杨龙、郑春勇认为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事故灾害救助、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防治这四个领域应当是进行地方合作的主要领域，并列表介绍了这四个领域区域性公共危机处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状况[7]。沈承诚、姚尚建、李继光、彭婷婷、吴敏等对区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沈承诚特别指出“切割式”的现行行政区行政模式与“脱域”公共危机的逻辑错配使“脱域”公共危机治理处于“低效”或者“失灵”状态。并认为以“网络式”的区域公共管理体制作为平台既整合纵横向政府系统内资源又积聚政府系统外的市场和社会资源，能够实现对“脱域”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14]。姚尚建认为现有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设置远不能满足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与工具需求，因此，在现阶段，关键是要建立必要的政府与政府、国家和社会联合反应机制，逐步实现权力下移、统一指挥、分别响应、相互合作、逐步推开[15]。李继光、彭婷婷、吴敏等将区域公共危机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问题总结为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自利性、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不够科学、地方合作机制制度的缺失、现有行政区域划分的障碍。对于公共危机绩效评估研究有少量学者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区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绩效评估则非常少。在查阅的文献中，彭婷婷认为将区域内总体发展和合作绩效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16]，杨龙、郑春勇指出区域性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可以从力度、广度两个方面来进行评估。他认为合作力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合作主体参与合作的层级、合作文本的约束力大小、合作机制的作用程度。合作广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参与合作的范围和合作持续的时间及合作发生的频率[7]。 三、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个案研究

我国今年来发生了不少区域性公共危机，但是对这些区域性公共危机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比较少。对于自然灾害引发区域性公共危机的府际合作治理，马奔以汶川大地震为个案，分析了我国危机管理中跨域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今后的改革措施。他认为，我国危机管理要形成跨域治理机制和模式，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危机管理中树立跨域治理观念。第二，成立综合一协调的危机管理部门。第三，加强危机管理中政府组织部门之间的沟通与联动。第四，建立跨区域性危机管理合作协调机制。第五，探索整合私营部门与民间力量参与危机管理的方式[17]。对于事故灾难的府际合作治理，我国学者主要对松花江水污染和太湖流域蓝藻事件的府际合作治理进行个案研究。西宝在以松花江水污染作为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基础设施整合和专业化分工网络的形成，是跨区域治理的基础[18]。戚建刚、杨小敏对“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凸显我国环境应急机制弊端进行研究，他认为此次事件中我国的环境应急机制主要弊端是整体缺乏法律依据、部分组成要素的运作缺乏科学性，如预警监测不准确，应急信息通报不及时、不充分甚至存在隐瞒的情况，应急储备不充足，应急评估的失灵以及民间组织的参与不足等。但是他并没有对此次公共危机事件的跨域传播进行研究，忽视了本次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而提出来的对策也不具有针对性[19]。闰海认为水污染事件背后是分处松花江上下游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之间基于“相互性”而长期存在的利益冲突，构建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是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他指出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框架包括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补偿资金的筹集、流域生态补偿管理机构以及补偿资金的支付等内容，这对区域性公共危机治理研究具

有一定借鉴[20]。对太湖蓝藻事件的研究很少，杨新春以太湖蓝藻事件为例提出实现跨界环境污染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分析了地方政府合作困境的原因并指出推进跨界合作的对策，但是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21]。公共卫生事件府际合作治理以及社会安全事件的府际合作治理的系统性研究几乎没有。

四、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理论界针对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机制的研究很少，已有的研究比较多的涉及区域应急联动机制的构建。刘雅静指出跨区域公共危机应急联动机制的实现要求树立区域共同体意识，建立跨区域中枢指挥组织系统，建立跨区域应急联动的法律制度、跨区域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跨区域信息沟通共享机制、跨区域应急救援预案体系以及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充足的人力、资金、物资等应急资源保障[22]。滕五晓、王清等对国内外区域应急联动模式、我国区域应急联动的管理体制以及我国区域的应急联动的运行机制进行研究，他认为我国应依托现有区域合作资源、构建“沟通、协调、支援”的多层次、网络状区域应急联动模式和“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相互救援”的运行机制[23]。凌学武、杨超等提出了应急管理协调联动机制模型架构[24]。总而言之，我国在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机制上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尚不成熟阶段。国外关于应急管理协调联动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第一，危机信息和沟通视角的研究。加拿大学者guy michael corriveau从应急管理中的信息流出发，对应急管理协调联动的决策和信息进行了研究[25]。学者tavida kamolvej以泰国为例分析了信息和沟通在应急管理协调联动中的作用[26]。第二，危机决策视角的研究。美国j f.annelll教授从联邦、州以及其他地方政府的应急指挥决策系统的角度设计了应急管理的协调联动模型[27]。david mendonca则建立了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系统模型来支持应急管理协调联动中的群体决策[28]。第三，基于各国实践的个案研究。chaya r.jain对美国卡特里娜咫风应急处置中各级政府的防调联动状况开展了调查研究[29]。janet hutchinson对加拿大1997年post-red river basin洪灾中联邦、省和市级政府的协调联动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30]。

五、简要述评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之间的联系程度越来越密切，公共危机跨域传播的风险性也越来越大，许多学者和政府部门都已经意识到了进行府际合作治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也对不同类型的区域性公共危机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跨域府际合作。总体上学者们对府际合作治理的研究较多，但是针对区域公共危机的府际合作治理的研究很少，而且还没有对现行府际合作治理进行评价的研究，所以本人认为府际合作治理以及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的评价应当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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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boin&m.ekengren，“preparing for the world risk so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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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危机公关案例分析范文

关键词：见义勇为；“囚徒困境”；见危不救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3-0298-02

见义勇为是一种英雄壮举，是一种应当被广泛实践的传统美德。但在“彭宇案”之后，社会上频发因见危不敢救而酿成的惨剧；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撞人者以见义勇为人士自居，企图逃脱法律责任的情况。一个“彭宇案”对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在判决作出的当时所无法预计到的。为了逐渐消除“彭宇案”给社会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本文将通过“囚徒困境”模型来阐释目前社会中存在的严重的见危不救现象，并且通过对比国外类似案例找出破解办法。

一、走近“见义勇为”的困境

（一）“彭宇案”及其影响

2006年在南京市公交车站台，一位老太在公交站台等车，于人来人往中被撞倒摔致骨折。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彭宇，将其告上法院要求赔偿。最后江苏省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因本案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原则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 876.6元。

“彭宇案不是判例，对其他法院没有约束力，恰恰对民众产生了制约力。”[1]“彭宇案”判决偏离社会主流价值，给予公众的传统道德观念重重一击。

一方面，社会上绝大多数公众因判决中不正确的分析缺乏引导，以致陷入见危不救的“囚徒困境”。公众见义勇为的博弈分析（见表1）。

从表1中可看出，虽然集体利益最大化就是均采取见义勇为策略（20，20），但是甲乙从个人理性出发最终选择的是却是见危不救策略（0，0）。综上，甲乙两人更加趋向于都选择见危不救策略（0，0）。

另一方面，对于坚持彭宇是撞人者的公众也会产生错误的引导。一个撞人之后又救人的人竟然可以在社会舆论的保护之下，被宣扬成“见义勇为”者，钻法律之漏洞，免受法律责任的追究。

（二）“彭宇案”的深度分析

对于像“彭宇案”这样敏感性强、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就要求法院在处理时更加地谨慎。既要保证判决的公正性，同时也要注意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以此来化解公众在类似案件上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彭宇案”之所以演变成“好人被冤枉”的典型案例，并逐渐对社会造成上述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如下：

第一，相关重要事实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彭宇案”二审时，当事人要求“双方均不得在媒体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加之法院又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没能处理好案件当事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平衡，法院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经过若干年的发酵，逐渐加深了公众的错误认识。

第二，面对一个两难的判决，法官在处理时欠缺必要的稳妥。法官在判决中的推理，偏离了社会的主流价值，但法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出面向公众解释判决中包含的法律价值，向公众释明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区别。尽管一审判决从法律角度看其所认定的事实和结果均为正确，但由于公众所接收到的信息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判决不公”、“做了好事反被索赔”。当此案的误解逐渐被加深时，法院也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使该错误认识持续地在公众意识中发酵，久而久之便产生了“老人倒地不能扶”等社会负面效应。

二、国外案例的比较分析

正当国内见义勇为因“彭宇案”而走入“囚徒困境”之时，在美国加州也上演了类似的案件。

2004年，亚历山德拉开车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卡在车内动弹不得。其好友丽莎见状前营救，把卡在车里的亚历山德拉拉出。亚历山德拉车祸后身体瘫痪且经济收入极为有限，便一纸诉状将丽莎告上了法庭，称其拉她出车时用力过度才致其瘫痪，要求丽莎为她的瘫痪买单。地方法院不予受理，通过逐级上诉，2008年12月19日，加州最高法院4比3通过裁决，亚历山德拉可以丽莎。消息传出，加州舆论一片哗然，一边倒地支持丽莎。同时，加州议会也迅速做出反应，于6月25日表决，75比0票通过了“好心人免责法案”。面对新法案，亚历山德拉只能撤销[2] 。

可以看出这样的处理结果不会对加州公众再见义勇为产生太严重的阻碍。现在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美对相似案件的回应及其社会影响会如此大不同？分析之后不难发现，加州法院面对这一棘手案件有以下处理特点：

其一，救助人免责法案的支持。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州议会及时出台了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好心人免责法案”，引领了正确的舆论导向。

其二，及时、准确地让公众知晓案件信息，免除了其不必要的猜疑。向公众及时公开重要的案件信息，避免了公权力机关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免除了公众因不清楚案件细节而产生不必要的猜疑。

三、走出见义勇为的“囚徒困境”

类似案件由于处理方式的不同对社会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为了能更好地缓解中国当前社会存在的见义勇为“囚徒困境”，笔者通过对比“彭宇案”和加州案件，提出关于化解该囚徒困境的以下几点建议：

1.赋予善意救助者有限制的豁免权 [3]。在赋予救助人豁免权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好撒玛利亚人法，即在见义勇为人实施救助行为时赋予其豁免权，可以使其在日后免受被救助人的恶意诉讼索赔纠纷。

2.鼓励公众到庭旁听，完善审判程序的公开。让公众亲临法庭旁听双方辩论，保证信息的第一性、客观真实性，以防被媒体片面、错误引导。只有让公众参与到案件中，了解案件真实情况，才不会出现公众片面看待判决从而导致见危而不敢救的情况，只有这样才可缓和此类案件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3.注意对媒体舆论引导。鼓励媒体参与，但同时应重视舆论引导，积极与媒体沟通，确保报道的客观公正，以防出现“媒体绑架司法审判”的情况，让真正有责任的人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4.国家基金保障制度。建立基金保障制度，并扩大该基金的覆盖范围，即不仅包括已被认定是真正的见义勇为者，还应包括提供案件相关证据的旁观者。这样一来，在补偿救助人的同时还能鼓励目击者为案件审理提供证据，更有利于查清案件真相。

在经过一系列的改良措施之后，路人之间就是否应该见义勇为的博弈将变成（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见义勇为者采取有限制的豁免权、国家基金保障机制等措施之后，见义勇为反被诉讼而引起的预期成本支出就不存在了，而且见义勇为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补偿金。在这些措施的实施下，民众就可免除社会现状之下的后顾之忧，而且保障基金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见义勇为，进而使见危不救现象可以得到解决。

第8篇：危机公关案例分析范文

一、监测目的

1.掌握区艾滋病性病流行状况和流行趋势。

2.根据艾滋病性病发病情况和危险因素分析，实施艾滋病性病的干预，并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二、监测对象

者、静脉吸毒者、孕妇、人工流产者、同性恋者、公共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口。

三、监测工作的网络建设

1．成立区艾滋病性病防治监测工作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

参照国家和市级的监测技术要求，制定区的监测技术文件；解决区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等。

2.监测报告及制度

为加强我区的艾滋病性病报告网络及制度建设，规范辖区性病门诊，建立健全艾滋病性病病例报告的各项规章制度，如首诊负责制度、性病门诊病例的登记与报告制度、匿名报告制度、性病专用登记本的建立和性病报告卡的发放制度、疫情自查制度、实验室管理制度、性病资料的保密制度、门诊和实验室衔接制度、转诊制度等。

3.加强实验室建设

在年内建成市五医院、闵中心医院艾滋病初筛实验室并投入使用；对开设性病门诊的一级医院，要求开展淋球菌培养检验项目。每年由区卫生局组织相关人员对医院实验室试剂来源进行检查。

4.人员培训

对区内所有医疗单位开展有关艾滋病性病防治培训，重点掌握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中各种法律法规、国家最新诊疗技术，经考试合格上岗。

5.加强协作

艾滋病行为监测要取得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配合，才能有助于调查者接近监测的目标人群和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

（1）公安局、司法局、计生委、人口办等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工作职责，配合区卫生部门组织高危人群的行为调查和干预工作。

（2）各镇、街道落实相关人员，开展对辖区内高危人群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各项健康教育，配合区卫生部门进行行为调查和干预工作。

四、监测内容与方法

1.病例报告

凡在我区内开展性病艾滋病诊疗服务项目的医疗机构，在日常医疗服务工作中诊断的性病病例、艾滋病病例，包括在本地患病的外来流动人口，均须填写“性病报告卡”，并将传报卡报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年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包括总发病率、不同病种的发病率、构成比及流行特点，与历年同期比较。

2.开展不同人群的艾滋病筛查

区妇幼所提供婚前体检者的艾滋病性病数据。

医疗单位提前体检者、人工流产的艾滋病性病数据。

区公安局提供收容、劳教、戒毒等机构的艾滋病性病数据。

区人口计生委提供计划生育或生殖健康门诊中艾滋病性病数据。

3.行为监测

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计行为监测方案，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人员落实方案的实施。行为监测对象主要有以下二类：

（1）高危人群：静脉注射者、暗娼、嫖客、性病患者。

（2）重点人群：公共娱乐场所工作人员、外来流动人口。

五、监测资料的分析与反馈

每年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好监测资料分析，报区卫生局和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

六、监测资料档案的管理

各医疗机构对《性病报告卡》、《性病疫情登记簿》、疫情分析报告、工作总结等材料，要装订成册，分类保存和管理，有专人负责。《性病报告卡》要求保存5年。《性病疫情登记簿》、疫情分析报告、《艾滋病性病监测资料年度汇编》等要求长期保存。

艾滋病性病防治监测工作方案

为了及时掌握艾滋病性病在人群中的分布、流行趋势及其各种影响因素，根据《区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实施方案年-年)》文件精神和国家区域监测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监测目的

1.掌握区艾滋病性病流行状况和流行趋势。

2.根据艾滋病性病发病情况和危险因素分析，实施艾滋病性病的干预，并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二、监测对象

者、静脉吸毒者、孕妇、人工流产者、同性恋者、公共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口。

三、监测工作的网络建设

1．成立区艾滋病性病防治监测工作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

参照国家和市级的监测技术要求，制定区的监测技术文件；解决区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等。

2.监测报告及制度

为加强我区的艾滋病性病报告网络及制度建设，规范辖区性病门诊，建立健全艾滋病性病病例报告的各项规章制度，如首诊负责制度、性病门诊病例的登记与报告制度、匿名报告制度、性病专用登记本的建立和性病报告卡的发放制度、疫情自查制度、实验室管理制度、性病资料的保密制度、门诊和实验室衔接制度、转诊制度等。

3.加强实验室建设

在年内建成市五医院、闵中心医院艾滋病初筛实验室并投入使用；对开设性病门诊的一级医院，要求开展淋球菌培养检验项目。每年由区卫生局组织相关人员对医院实验室试剂来源进行检查。

4.人员培训

对区内所有医疗单位开展有关艾滋病性病防治培训，重点掌握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中各种法律法规、国家最新诊疗技术，经考试合格上岗。

5.加强协作

艾滋病行为监测要取得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配合，才能有助于调查者接近监测的目标人群和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

（1）公安局、司法局、计生委、人口办等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工作职责，配合区卫生部门组织高危人群的行为调查和干预工作。

（2）各镇、街道落实相关人员，开展对辖区内高危人群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各项健康教育，配合区卫生部门进行行为调查和干预工作。

四、监测内容与方法

1.病例报告

凡在我区内开展性病艾滋病诊疗服务项目的医疗机构，在日常医疗服务工作中诊断的性病病例、艾滋病病例，包括在本地患病的外来流动人口，均须填写“性病报告卡”，并将传报卡报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年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包括总发病率、不同病种的发病率、构成比及流行特点，与历年同期比较。

2.开展不同人群的艾滋病筛查

区妇幼所提供婚前体检者的艾滋病性病数据。

医疗单位提前体检者、人工流产的艾滋病性病数据。

区公安局提供收容、劳教、戒毒等机构的艾滋病性病数据。

区人口计生委提供计划生育或生殖健康门诊中艾滋病性病数据。

3.行为监测

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计行为监测方案，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人员落实方案的实施。行为监测对象主要有以下二类：

（1）高危人群：静脉注射者、暗娼、嫖客、性病患者。

（2）重点人群：公共娱乐场所工作人员、外来流动人口。

五、监测资料的分析与反馈

每年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好监测资料分析，报区卫生局和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

第9篇：危机公关案例分析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危机事件；法律风险

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大学生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且在互联网互联互通作用下，学生接收信息与信息更为便捷，在此环境下，学生易陷入各类危机事件，如廉价兼职诈骗、恶意造谣事件、食品安全危机等，各类危机事件将对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若处理不当则会出现恶性事件，对大学生成长及校园稳定造成阻碍，故而在大学生管理期间，应加强对各类危机事件的重视。

一、大学生危机事件特征

大学生危机事件是指大学生在校园内外受到主客观因素而产生心理、经济、健康伤害的紧急事件，危害较大，能够直接损害大学生利益，若处理不当，则会影响学生后续生活发展。结合现阶段常见大学生危机事件来看，其具有以下特点：1．多样性。危机事件类型多样，包括传统的食品安全危机、意外安全事件等，还有近年来常发的廉价兼职诈骗、恶意造谣事件、裸贷事件等，均可侵害大学生身心健康。2．突发性。危机事件的产生具有突发特征，可能因一句话、一个行为、一个想法就引发危机事件，且一旦陷入危机事件，事件危害将迅速扩大，故危机事件还具有显著危险性特征。3．敏感性。危机事件具有敏感性特征，在处理期间，应对相关大学生的隐私信息进行保护，避免危机事件对大学生造成二次创伤。4．群体性。部分大学生危机事件具有群体性特征，如食品安全危机等，将会在校园范围内造成恐慌，对正常教学活动造成限制，并对校园形象产生不利影响，对于群体性危机事件必须予以重视。行分析，并综合专家意见整理了13项相关要素，在此基础上对13项相关要素进行总结概括，具体如表1所示。大学生危机事件的发生共有三个阶段，即危机事件前、危机事件中、危机事件后，故将大学生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总结为三项主要能力，与三个阶段相对应，即预防、控制、适应能力，将其作为应对危机事件能力的一级要素，为明确能力要素层次，确保能力要素具有较强通用性，将表1内13项概括能力进一步整合划分，将基本认知、影响认知、政策认知归纳为危机意识，将征兆觉察、资源利用、信息反馈归纳为防范意识，将抗压能力、情绪稳定归纳为心理应激，将自救技巧、互救能力归纳为应急技能，而理性评价、秩序恢复、心理调适保留，作为二级要素，具体层次如表2所示［1］。将大学生危机事件应对能力所有构成要素进行整理，罗列三级要素，具体如表3所示，为确保大学生陷入危机事件后能够良好应对，在高校教育期间，可按照大学生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要素要求进行针对性培养，尽可能降低危机事件的不利影响。

二、大学生危机事件管理法律问题剖析

为提升分析针对性，以某危机事件为例。某学生在高校微社交（网络社交环境，如微信、微博等）环境下遭受校园谣言，同时在互联网传播扩散下，危机事件出现影响范围扩大的趋势，对该学生正常学习生活产生极大干扰，在侵犯名誉、言语讥讽环境下，该同学逐渐陷入心理危机事件，甚至出现轻生倾向。

（一）危机原因危害

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极易陷入社交危机，主要表现为言语讥讽、传播谣言、肢体性冲突、侵犯名誉等，给相关大学生造成极大困扰。结合大学生行为特征及心理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产生上述案例事件的原因在于大学生面临就业、学业、经济、情感压力，逐渐将网络社交环境作为倾诉分享的平台，在微社交环境下，大学生们畅所欲言，在缺乏顾忌的情况下产生了言语冲突、情绪冲突，而在冲突期间则出现了造谣现象，在互联网传声筒促进下，使谣言快速传播，三人成虎，导致谣言在大学生高校微社交环境下实现了传播覆盖，给谣言当事人带来负面影响，使该同学陷入恶意谣言危机事件，谣言无法及时制止，给当事人同学造成了心理创伤。

（二）案例法律风险

对于大学生危机事件的处理，应从危机事件前、中、后三个阶段进行预防、控制与善后，并在三个阶段中注意防范法律风险。上述恶意谣言危机事件可进一步归纳为心理危机事件，在该事件中主要存在民事责任风险、行政责任风险、程序性责任风险。1．民事责任风险。在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典》及《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文件中指出，发生危机事件后，高校需承担过错责任，要求高校对学生进行全面保护，且于危机事件结束后应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善后处理，避免被他人利用，并进行事件反思，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而在此过程中存在隐私风险［2］。此外，对于危机事件中涉及的当事人学生，其隐私信息应经合理评估后决定是否小范围公开或不公开，尽可能降低危机事件对学生的不利影响。在处理期间，若选择不公开当事人学生部分隐私信息，此时需进行舆论引导，避免被有心人恶意揣测，对当事人学生造成二次侵犯。由此可见，在处理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时，存在隐私权侵害问题，易产生民事责任法律风险。2．行政责任风险。按照《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在学生危机案件处理期间，在行使教育行政权力（如纪律处分、开除学籍、休学等）时应慎之又慎，并对行使权力后的结果负责，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若处理不当，则会出现行政责任风险［3］。3．程序性责任风险。要求高校在处理大学生危机事件时，按照文件、政策、规章要求，确保危机事件处理程序公平正义，同时按照《行政处罚法》《高等教育法》规定，维护大学生对于危机事件处理结果的被告知权、申诉权、权，不可剥夺危机当事人程序性权利，杜绝不公正处理，维护危机事件当事人学生权益。

（三）风险处理流程

在处理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时，应结合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合理应对，在危机事件出现前核实相关义务是否落实，在危机事件发生期间，应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控制，在确保处理措施公正合理的基础上，尽可能维护学生权益，降低危机事件不利影响，在危机事件结束后，按照流程进行疏导并跟踪教育［4］。为进一步遏制法律风险的出现，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风险应对。

1．隐理

当大学生危机事件出现后，必须谨慎对待事件，在处理危机事件时必须做到空间私密性。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形成了较强的维权意识，隐私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应做好危机事件当事人学生的个人私密信息保护工作，重视隐私信息使用许可问题，若在事件处理期间对学生隐私权造成侵犯，需及时致歉，后果严重则需相应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若心理危机事件情节严重，应寻求心理医生帮助，建议相关学生就诊咨询，在此期间当事人不配合心理救助工作，则应报告上级，并联系学生家长，切实保护学生身心健康，同时在心理辅导期间，仅给出心理就诊建议，杜绝其他信息的披露。

2．紧急应对

案例心理危机事件的产生是由于沟通交流冲突，在互联网作用下，学生沟通频率提升，促进了类似危机事件的产生，因此，高校在日常教育期间，应注意培养学生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确保学生能够良好预防、控制、适应危机事件，凭借乐观稳定心态正确处理。当心理危机事件不断恶化后，可能出现伤害他人、自杀、自伤等外在行为，如案例中当事人学生已出现轻生倾向，因此在危机事件处理期间，不仅需注意保护当事人学生隐私权，还应针对学生的外在行为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协调调配校医资源，若情节严重需联系定点医院，上报上级并通知家长，为当事人学生提供全方位安全保护。

3．申诉途径

高校行使自身行政权力或学生因自身原因而退学、休学、转专业后，高校需第一时间发文公布，确保事件处理规范，良好履行高校行政职责，若在危机事件处理期间，当事人学生对于处理结果中涉及自身权益的部分存疑，可进行申诉。但在部分高校内部，危机事件的申诉流程存有一定缺陷，继而产生了一定法律风险隐患。例如：对于期末处分送达需一定时间，考虑到学生家庭住址远近的差异及期末处分是否能够及时送达问题，应适当延长期末处分申诉周期，确保学生能够良好维护自身权益。对于高校而言，对于各类危机事件处理结果的申诉流程应进一步规范，并将其出台明文规定，予以公示，确保学生均了解申诉流程，同时在申诉流程实施期间，应结合实践实施情况不断纠正完善，尽可能使申诉途径通畅，流程有序。

4．紧急预案

为避免危机事件恶化，给学生身心健康造成损伤，应针对常见的大学生危机事件制定紧急预案，一旦发生自残、斗殴等行为，能够及时进行应急处理，并进行指挥救助。对于高校而言，可针对大学生危机事件构建调控中心，用于应急调节，并结合新时代环境变化，不断调整优化危机事件处理方式，不可生搬硬套危机处理方案，应结合危机事件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应对，以此确保危机事件处理效果，切实保障学生权益，在高校内营造和谐稳定的大学生学习生活环境，降低危机事件发生概率。四、结束语危机事件与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联系紧密，为缓解危机事件对大学生的不利影响，应于教育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危机事件应对能力，并结合危机事件实际情况加以分析，针对法律风险进行规避，为维护大学生身心健康，应于事件风险处理期间，做好隐理、紧急应对，确保申诉途径畅通，并结合常见大学生危机事件制定紧急预案，遏制危机事件的恶化，营造安全稳定校园环境。

参考文献

［1］丛峰，巩建宇，梁巍．突发公共危机语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育研究［J］．高校辅导员，2021（4）：34-38．

［2］张成林．公共危机事件下大学生的价值引导和行为生成阐释［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1，37（1）：48-50．

［3］薛梅．大学生危机事件管理的法律问题研究［J］．法制博览，2020（1）：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