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海洋论文范文

根据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应具备的条件和应遵循的设计原则，以相关学者的理论研究为基础，运用综合归纳法，从文化载体、文化内容、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四个维度，将影响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众多因素进行归纳，确定了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体系［9］。如表1所示，本文构建的海洋文化旅游产品评价体系包含总目标层、评价综合层、评价项目层和评价因子层4个层次，13个评价项目指标，共包含36个评价因子指标。文化载体作为体现文化旅游产品文化内涵的物质形式，具有丰富的艺术表达手段，将其分解为新颖性、观赏性和体验性3个评价项目层。其中，新颖性包括地方性、民族性、稀缺程度和可替代性4个评价因子;观赏性包括优美度、新奇度和和谐度3个评价因子;体验性包括趣味性、参与度和多样性3个评价因子。文化内容作为文化旅游产品的各种不同的文化载体所承载的文化主题，可以分解为真实性、积极性和广泛性3个评价项目层。其中，真实性包括历史记载、文化渊源和广为人知3个评价因子;积极性包括增长见识、开拓视野和净化心灵3个评价因子;广泛性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3个评价因子。文化精神作为文化旅游产品通过文化载体对文化内容的演绎所期望体现的精神境界或价值观念，可以分解为道德性、激励性、先进性和融合性4个评价项目层。其中，道德性包括言行习惯、公德意识和法规意识3个评价因子;激励性包括振奋人心和陶冶情操2个评价因子;先进性包括与时俱进和符合心理需求程度2个评价因子;融合性包括地方融合性和中外融合性2个评价因子。文化价值作为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传承作用和市场价值，可以分解为传承性、教化性和资源价值3个评价项目层。其中，传承性包括文化传承、可持续性和文化创新3个评价因子;教化性包括人生观和价值观2个评价因子;资源价值包括文化保护、文化积累和市场前景3个评价因子。

二、评价因子权重的确定

为确定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体系各层次评价因子的权重，首先，请文化资本与旅游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旅游产品的经营管理者以及游客，采用1～9标度法，对位于同一层次的各因子间相对于其上一层次的评价因子的相对重要性进行问卷评分，并构建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判断矩阵;然后，用数学方法得出每个层次判断矩阵中各因子的权重;最后，通过各层次权重的组合，得到全部因子相对于目标的权重)。问卷调查期间从2012年4月到9月，共计发放调查问卷290份，收回调查问卷226份(回收率77.93%)，其中有效问卷179份(有效率79.20%)。具体的评价因子权重如表1所示:在文化载体、文化内容、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四个因素中，文化载体的权重为0.0318，文化内容的权重为0.1230，文化精神的权重为0.3689，文化价值的权重为0.4763。这说明在文化资本的四层次模型中，由于文化载体、文化内容、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四个因素之间的由表及里关系，使得其重要性也依次递增。因此，文化价值作为文化资本的核心是至关重要的。

(一)文化载体各构成要素的权重

在文化载体的权重层中，新颖性和观赏性的权重都是0.1390，而体验性的权重是0.7221。数据表明在文化载体的构成因素中，体验性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在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上一定要强化体验性，这是使得文化能够真正成为海洋文化旅游产品之灵魂的关键。具体的，在新颖性的权重层中，地方性的权重是0.0521，民族性的权重是0.1563，稀缺程度的权重是0.7812，地方性的权重是0.0104。数据表明在新颖性的构成因素中，按其重要程度排序依次是稀缺程度、民族性、地方性和可替代性。在观赏性的权重层中，优美度的权重是0.6923，新奇度的权重是0.0769，和谐度的权重是0.2308。数据表明在观赏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优美度。在体验性的权重层中，体验性的权重是0.0759，参与度的权重是0.8483，多样性的权重是0.0759。数据表明在体验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参与度。

(二)文化内容各构成要素的权重

在文化内容的权重层中，真实性的权重是0.2308，积极性的权重是0.6923，广泛性的权重是0.0769。数据表明在文化载体的构成因素中，积极性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在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的文化主题的定位上要强化积极性。具体的，在真实性的权重层中，历史记载的权重是0.0428，文化渊源的权重是0.1284，广为人知的权重是0.8288。数据表明在真实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广为人知。在积极性的权重层中，增长见识的权重是0.2561，开拓视野的权重是0.2878，净化心灵的权重是0.4561。数据表明在积极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净化心灵。在广泛性的权重层中，知名度的权重是0.4561，美誉度的权重是0．4561，市场占有率的权重是0.0878。数据表明在广泛性的构成因素中，知名度和美誉度居于同样重要的地位。

(三)文化精神各构成要素的权重

在文化精神的权重层中，道德性的权重是0.2768，激励性的权重是0.302，先进性的权重是0.2653，融合性的权重是0.1559。数据表明在文化精神的构成因素中，激励性是最重要的、之后依次是道德性、先进性和融合性。具体的，在道德性的权重层中，言行习惯的权重是0.0769，公德意识的权重是0.6923，法规意识的权重是0.2308。数据表明在道德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公德意识。在激励性的权重层中，振奋人心的权重是0.2500，陶冶情操的权重是0.7500。数据表明在激励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陶冶情操。在先进性的权重层中，与时俱进的权重是0.2052，符合心理需求程度的权重是0.7948。数据表明在先进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符合心理需求程度。在融合性的权重层中，地区融合性(国内)的权重是0.7500，中外融合性的权重是0.2500。数据表明在融合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地区融合性。

(四)文化价值各构成要素的权重

在文化价值的权重层中，传承性和教化性的权重是0.4561，而资源价值的权重是0.0878。这说明在基于文化资本的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中，文化的传承和教化意义是至关重要的，是根本。具体的，在传承性的权重层中，文化传承的权重是0.4561，可持续性的权重是0.4561，文化创新的权重是0.0878。数据表明在传承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传承与可持续性。在教化性的权重层中，人生观的权重是0.5000，价值观的权重是0.5000。数据表明在教化性的构成因素中，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样重要。在资源价值的权重层中，文化保护的权重是0.7548，文化积累的权重是0.1949，市场前景的权重是0.0503。数据表明在资源价值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保护。

三、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海洋文化旅游产品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单项指标，都是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状况不同方面或侧面的反映，为了对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下面以多目标线性加权法为基础，结合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实际状况，构建了综合评价模型。具体的函数表达式为:E=∑n1k=1Bk·∑n2j=1Ckj·∑n3i=1(Dji·Pi{[]})×10．其中，E代表海洋文化旅游产品评价的综合得分值;Bk表示评价综合层k的权重;Ckj表示评价综合层k中评价项目j的权重;Dji表示评价项目j中评价因子i的权重;Pi表示评价因子i的评分;n1表示评价综合层中评价指标的数目;n2表示评价项目层评价指标的数目;n3表示评价因子层中评价指标的数目。由于综合评价模型的满分是50分，所以，可据具体得分将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划分为五个评价等级:得分如果高于40，为I级;得分如果在30到40之间，为Ⅱ级;得分如果在20到30之间，属Ⅲ级;得分如果在10到20之间，属Ⅳ级;得分如果低于10份，属Ⅴ级。

四、对蓬莱市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定量评价

第2篇：海洋论文范文

海洋行政管理与海洋经济管理。海洋行政管理，是指国家海洋行政机关及其授权的职能部门依据法律，行使国家权力，为巩固国家政权和保护、发展经济，对国家各种海洋实践活动和海洋事业的管理活动。海洋经济管理是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对一切海洋经济活动进行的职能化、专业化管理活动。海洋经济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其管理的客体是海洋渔业与运输业，海洋能源的开发利用及海洋药业的生产研究等一切经济活动。比如，国家工商行政机关对海洋开发商的设立、经营管理活动，国家税务局对海洋开发商的税务管理活动，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管理活动，卫生检疫机关对海洋药物生产的管理活动等。海洋经济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具有共同的目的性，二者都是为了维护海洋的经济秩序。海洋经济管理也是海洋行政管理的一部分。海洋经济管理独立后两者仍然存在某些渗透关系。海洋经济关系既需要经济法调整，也要受行政法调整。

海洋行政管理与海洋司法管理。海洋司法管理主要是指在海洋实践活动过程中，公、检、法专门机关对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的管理活动。海洋司法管理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客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海洋经济活动中管理对象违法、犯罪的行为；一种是海洋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海洋执法过程中执法犯法，危害国家、集体、人民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海洋行政管理与海洋司法管理是相承接的两种管理手段。司法管理是行政管理的延续，同时也是对行政管理的监督。两者都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海洋司法管理主要是依据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来调整海洋实践活动中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1]

海洋行政管理的法制化是国家海洋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运用法律手段，依法管海的一种法制发展趋势。它不仅指那些以强制手段调整海洋活动中各种关系，使其符合海洋管理目标的活动，也指那些依法保证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其他管理手段有效实施的活动；不仅指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刑事制裁。[2]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指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活动，即国家及地方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对国家及地方海域使用活动依法行使管理权，贯彻实施国家在海洋开发、利用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国家的管理意志得以实现。二是指法制化海洋行政行为，即对海洋行政机关自身行为的管理活动。比如，海洋行政机关的设立活动是否合法，执法体系是否健全和完善，海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执法素质是否好，法制观念是否强等。

海洋行政管理所用的法律手段，包括国际海洋法与我国关于各管辖海域的法律制度和所有调整我国海洋活动中各种关系的法规。目前，我国海洋法律法规层出不穷，但海洋法尚未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有的散见于经济法、行政法和刑法、民法乃至宪法中。但是随着我国海洋开发规模的扩大，调整海洋领域中各种关系的法律法规必然日益增多，日益完善。我国的海洋法必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

下面仅就我国现存的海洋法律法规作一简要的分类介绍。

海洋法律法规的空间效力上，可分为专门适用于海洋领域的和适用范围及于海洋领域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属于专门适用海洋领域，其空间效力只限于我国管辖海域。适用范围及于海洋领域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

海洋法律法规的调整对象上，可分为基本性海洋法律制度和单行海洋法律法规。基本性海洋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这些法律制度是确定我国在各个不同的管辖海域内的不同的法律地位和向国际社会的全面的权利主张，不是针对调整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而建立的行为规范，而是总的权利主张，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涉及海域内的各个方面。单行海洋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是仅为加强海上交通管理，保障船舶、设施、航行、停泊作业以及救助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是专门针对或围绕海上交通安全所建立的法律制度，调整对象相对基本性海洋法律制度而言，只是局限于某一方面。

海洋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上，又可将现有的海洋法律法规大体划分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的，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方面的，海洋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海洋调查研究管理方面的等等。在海洋执法管理活动中，海洋行政机关及其管理人员所进行的各种组织、指挥、领导、控制、协调、监督等行政行为过程中必须严格以海洋法律、法规为依据，严格遵循和身体力行，做到依法行政。

二、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海洋行政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机关。政府机构的设置有综合和专业上的分工与不同层次的管理。结构体系十分复杂，并非所有政府机构都具有海洋行政管理的职能，同时，具有海洋行政管理职能的政府机关，也并非都是专门的海洋行政管理机关。在我国，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的机关按照海洋行政管理的职权性质，可以区分为海洋立法机关、海洋行政机关和海洋执法机关。1

海洋立法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国家执行机关。海洋行政机关专指国家政府部门及其所属的职能部门，其行政权力是由法律规定或政府内部授权获得的。国家政府部门在海洋管理活动中同时兼有立法者和执行者的双重角色。

在我国，还有专门承担某项海洋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机关，如，海洋局、交通局、渔政管理部门等，这些部门也具有一些海洋立法的权力，他们所承担的海洋管理的任务，也只是整个国家海洋管理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海洋执法机关狭义地讲，指的是海洋管理活动中的行政执法机关。广义地讲，还有海事法院、海上公安、海上纠察、海上防务之类的军事机构。在我国，与各类海洋活动有着全面紧密联系的海洋执法机关主要指的是海洋行政执法机关，在海洋管理中起着兼察和纠察作用，并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由于海洋行政管理活动是政府代表国家意志行使管理活动的具体体现，因此，体现国家意志的海洋法律、法规是海洋行政执法的主要依据。国家政府部门和国家海洋局及地方各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如海洋监察部门、海洋渔政部门、海洋水上安全管理部门、海上交通管理部门等政府职能部门在管理海洋公共事务中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即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应依法而为，受法之约束。

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的客体是各种人类的海洋实践活动。它是以海洋为劳动对象和以海洋为活动媒介的人的实践活动。政府在这种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只是引导和支持人们去研究、利用和改造海洋，而不是直接去从事对自然海洋的开发利用活动，也不是海洋研究、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内部管理活动。因此，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的客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组织和个人进行的海上活动。海上活动是指行为发生地点在海洋上的一切人类活动，包括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经济活动和以海洋为媒介的其他活动，如，航海、海洋港口作业、海洋旅游、海洋商业、海上犯罪和走私等。

二是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海岸涉海活动。人类在陆上的一切活动都与海洋存在某种关系，可以理解为涉海的活动，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纳入海洋行政管理范围。因为海洋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决定它只能对直接利用海洋资源或对海洋环境有重大影响的行为进行管理，那些间接利用海洋资源或间接影响海洋环境的活动，海洋行政管理部门是管不了的。再则，海洋沿岸活动对海洋的影响，许多情况下只是诸多行为后果的一部分，甚至是比较次要的一部分，由谁来管以及怎样管的的职能分工不明确，常常回出现对同一个被管理者争管、漏管的现象。通常列入海洋行政管理范围的海岸活动主要有：工业和农业生产造成的海洋水体污染、城市废水和垃圾的排放，处于各种目的的围海造地、河口淤积、港口和其他海岸工程建设、砍伐树木等。

三是海洋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管理活动。管理者如果没有对自身的管理，就无法保证管理队伍的廉洁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这是现代政府政治民主化和管理科学化的必然要求。以海洋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管理活动为对象的管理活动，基本内容包括：海洋管理体制的建立、海洋行政机构的设置、机关职能的配制、运行机制、决策及管理程序、公务员的录用和考核培训等。

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必须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中，“有法可依”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它指国家有着比较完备的法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应该和需要法律调整的都应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有根据，司法有准绳，公民活动有章可循，行为有法可依。只有这样，公民的权益才有保障。“执法必严”，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它是指执法和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实施法律，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法律如何规定的，就不择不扣地按法律规定去办，不可法外开恩，不可掺杂个人私情。这里的“严”是严肃、严明和严格的意思，决不是“严刑峻法”和“处罚从严”的意思。至于是否从严，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因此，实现现代海洋行政管理的前提是做好海洋立法工作。

海洋行政管理机关在管理过程中要做到依法行政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一些特殊原则。一般原则主要有：海洋行政法治原则、海洋行政公开原则、海洋行政公正原则、海洋行政效率原则；特殊原则主要有：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应急性原则。1

海洋行政法治原则。法治（Ruleoflaw）的基本意思是依法办事。法治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果违反法律，超越法律，应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政府服从人民。因为法治的“法”反映和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这里法治不等于“用法来治”（Rulebylaw）。“用法来治”是把法单纯作为工具和手段，政府运用“法”（此种“法”多由政府自己制定，而并非全由人民代表机关制定）这一工具和手段来治理海洋，治理老百姓。“用法来治”的实质是政府高于人民，人民服从政府，因为政府以治者自居，人民被视为消极的被治者。目前，在我国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民主政治的初级阶段向较完善阶段转变的时期，法治的主要要求包括：行政合法、适当，即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控制滥用自由裁量权。行政复议、行政听政制度、行政诉讼和司法审查是对自由裁量权的事后控制措施。行政复议和行政听证制度是通过政府机关内部的监控机制，发现和纠正被申请复议机关的违法、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行政诉讼和司法审查是通过政府外部的监控机制——人民法院，审查被诉政府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撤销违法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变更显示公正的具体行政行为（我国目前仅限于行政处罚行为）；对违法、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保护人权、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立法、司法、民主监督。

海洋行政公正原则。海洋行政公正（fairness）的基本精神是要求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平等对待不同身份、民族、性别和不同的行政相对人。而实现这种要求的重要保障是公正的行政程序。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其行政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因此，他们必须运用这种权力为人民服务，而不能运用此种权力为自身或与之有某种关系的个人、组织谋取私利。民主国家意味着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因此，全体人民在自己的国家内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机会，行政主体应平等地对待任何相对人，不能厚此薄彼，不能凭某种关系或自己的好恶赋予某些人以特别的权利，加予某些人以特别的义务。行政公正原则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的要求。实体公正的要求包括：依法办事，不偏私；平等对待相对人，不歧视；合理考虑相关因素，不专断。程序公正的要求主要包括：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不单方接触；不在事先未通知和听取相对人申辩意见的情况下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

海洋行政公开原则。海洋行政公开（openness），其基本含义是：政府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海洋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政策以及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的标准、条件、程序应依法公布，让相对人依法查阅、复制；有关行政会议、会议决议、决定以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允许新闻媒介依法采访、报道和评论。海洋行政公开的要求包括：行政立法和行政政策公开；行政执法行为公开，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行为公开；行政信息、情报公开。

海洋行政效率原则。海洋行政效率（efficiency）的含义是：行政机关在行使其职能时，要力争以尽可能快的时间，尽可能少的人员，尽可能低的经济耗费，办尽可能多的事，取得尽可能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现代海洋行政管理不仅要求与法治相联系，依法行政，而且要求尊重科学，按科学办事。海洋行政机关进行任何行政决策，实施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考虑客观规律，作必要的可行性研究和一定的成本—效益分析，使相应决策和行为具有最大可能的合理性，尽可能给国家、社会、行政相对人带来益处和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对国家、社会、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损害。海洋行政效率原则的要求包括：严格遵循行政程序和时限；海洋行政组织精干；加强行政决策、行政行为的成本—效益分析。

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或称依法执法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意指海洋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依据，不得发生无法律依据的执法行为。贯彻合法性原则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是海洋执法机关必须是依法组成的机关或者是依法委托授权的机关。二是海洋执法机关应该在其职权范围内活动，只有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的活动才是合法的、有效的。三是执法程序必须合法。执法程序有行政执法和司法，其程序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只有这样，做出的行政行为或司法裁定、判决才是有效的。四是执法行为的内容必须合法。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一切执法行为，包括“所赋予或确认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的幅度”都必须符合海洋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内容。五是执法行为符合法定的形式。海洋执法中要求行政行为必须严肃、郑重、明确，以利遵守和执行。

合理性原则。合理性执法原则的含义是指海洋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行政行为必须公正、适当、合理。为此，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做到：认真理解并贯彻法律指示的意图、目的和国家海洋利益的根本要求;执法人员应有较高的素质，特别是公正的品质。除此之外，还必须建立健全两项客观的保证机制：一是立法机关等的监督；二是对自由裁量权明显不符合法律目的和公众利益，或者有错误时，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得到解决。

应急性原则。海洋执法的应急反应是指海上一旦发生或出现违法、违规案件或其它海事事件和异常问题时，不论是正常海洋活动产生的还是在非正常下突发或偶发的，海洋执法机关和海上执法力量，都应该在规定时间或者最短的时间内，迅速组织起来，运用适当的装备技术手段赶赴现场，按照应急计划方案、技术规程进行调查取证和海上处理。

三、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的海洋法制建设相对一些发达的沿海国家来说起步较晚，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一些传统观念的禁锢，对海洋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在一段时期里，海洋法制建设进程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的提出，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的海洋法制建设得到空前的发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海洋立法工作仍需加强。海洋立法不仅为沿海国维护国家的和海洋权益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还为管理海洋的行政、经济及其他措施提供法律依据。因此，海洋立法在海洋法制化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现行海洋法律制度的特点是：传统海洋产业单项法规较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快而健全；海洋综合管理法规几乎空白；单项海洋法规的协调非常困难。造成我国海洋法制的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海洋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立法前期准备不充分。在我国目前海洋管理以分散的行业管理为主、集中协调为辅的体制下，涉海部门和行业间的协调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涉海管理部门的职权分工不甚明确，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综合管理的权威又未形成，实际上是只有分散管理而缺乏协调管理的机制，各涉海行业管理部门各行其是，“五龙闹海”愈演愈烈。一些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工作中缩手缩脚，不能很好地承担起建立和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的重任，不能下大力气组织进行海洋立法的调查研究工作，难以把握我国海洋立法的现状和未来，因此难以做出正确的海洋立法预测和编制科学的海洋立法规划，难免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忙乱现象，难以克服法出多门，缺乏协调的情况。鉴于目前的这种状况，国家应从体制改革着手，理顺关系，分清各涉海管理部门的职权，强化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也应当放开手脚，努力承担起建立和完善我国海洋立法体系和海洋法律体系的重任，下大力量组织海洋立法的调研和立法预测工作，尽快编制出我国海洋立法的中期和长期计划，适时地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提出海洋立法项目。这是改变我国海洋立法落后状况的根本措施。

立法程序有待完善。目前，我国在立法程序的法律化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全国人大已与1999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但我国立法程序的法律化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立法程序法规仍然需进一步完善，立法标准和专门立法程序仍有待创制。特别是目前仍不能完全杜绝行政机关左右立法的现象，“越权立法”等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在法律议案的通过时，不能将民主化和科学化有机结合起来。一个法律议案在审议时往往因为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问题争论不休而难以通过。

立法时对执法问题考虑不充分。国家海洋局作为国务院管理海洋的职能部门，理应承担起协调全国海洋工作的任务，但由于部门间分工不明确，协调职能既无法保障，又未形成有效的机制，因此实际上仍是分散管理的体制，综合管理困难重重。分散管理体制又导致海上执法管理的分散，各涉海行业管理部门纷纷组建和扩充自己的海上执法管理力量，兴造船只，购置设备及先进仪器，但各管理部门的资金毕竟有限，要单独管理我国广阔的海域，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鞭长莫及，尽管“海监”、“港监”、“渔政”、“公安”等执法船只纷纷出动，却不能覆盖我国的全部海域。国家海洋局和渔政管理局曾进行了联合执法的有益尝试，但因种种原因不能坚持下去，结果仍然是各执其法，效率不高。为维护我国海洋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确实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我们在立法时应当考虑到实施的可行性，实现执法的统一性，依据我国的海洋执法管理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措施，以达到最佳执法效果。

总之，在海洋立法活动中，应加强海洋综合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协调好单项海洋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加大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管理方面的立法工作，强化海域使用的法律体系，使我国海洋法尽快全面地与国际海洋法接轨，保证我国的海洋实践活动在和谐、有序、良好的环境下进行。

海洋执法管理体制有待改进。海洋执法体系是否健全和完善，关系到海洋执法过程中执法的具体问题。如，执法机关的分工职责，执法机关的权限范围，执法机关之间的协作关系，执法的有效性和力度等问题。总之，一个好的管理体制能够带动所有的工作。目前，我国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的关键是建立健全海洋综合管理体制，使分散的、法出多门的海洋管理体制得到统一、协调。

海洋执法机构有待完善。海洋作为特殊的区域，与普通行政执法有一定的区别。海洋执法需要一支能适应海洋环境的监视力量，没有这支力量，就不可能发现违法违规的事件，因而海洋执法的行政行为也就不可能产生。除此之外，海洋渔业、海洋环境、海洋交通安全、海上缉私等行政部门在国家海洋局的统一指导下，分工协调，各司其责，共同依法管理海洋。

海洋执法队伍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中国海上执法队伍与海洋行政执法机关是海洋执法活动的主体，肩负着我国海域的海上监督、检察等执法任务，是我国海洋良好秩序的创造者和捍卫者。海洋管理人员应该具有较高的海洋法律素养和较多的海洋法知识，才能胜任复杂的海洋行政管理工作。因此，建设一支强有力的海上执法力量是发展海洋事业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目前，我国在港监、渔政、交通、治安、缉私等原有执法队伍建设的基础上，更应加强中国海监队伍建设。

参考文献：

1.《海洋行政管理通论》鹿守本编著海洋出版社

2.《林政管理学》王一军编著海洋出版社

3.《行政管理学》陈志平主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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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海洋出版社

[2]同上。

1参考郑敬高等编著的《海洋行政管理》，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王一军：《林政管理学》，海洋出版社。

第3篇：海洋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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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技发展迅速，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而各领域的项目评审专家知识面和对相关信息的了解也受专业和信息源的限制，显得不够宽泛和及时，若无查新部门提供可靠的科技查新报告作为评审的客观依据，单凭专家小组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难免会有不公正之处，得出的结论亦可能存在偏差。这样既不利于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又妨碍了成果的推广应用。海洋科技查新是通过检索出的国内外最新最密切的相关文献信息为依据，经过与查新委托项目的内容进行一一对比分析，给出客观公正的查新结论，成为成果评审专家对海洋科技创新成果的验收、鉴定和申报奖励等新颖性评估的客观依据，保证了海洋科技创新成果评审的科学性、可靠性和客观公正性。

第4篇：海洋论文范文

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因时而异，即文化的时代性。大陆文化如此，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一种文化随着时代变化可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也有的被保留下来，或融合、渗透在新诞生的文化之中，构成文化层次结构，如同地层古生物一样，层层积压，呈现文化纵向剖面。众所周知的港澳文化，本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港澳被英国、葡萄牙统治以后，西方文化在港澳地区大量渗入、传播，与本土文化交流整合，形成以海洋性为特质的港澳文化。本土文化不是被融合就是作为底层文化沉淀下来，形成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叠加现象。即西方文化在上层，本土文化在下层。而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归以后，内地文化更多地进入港澳。这一文化层次，是港澳新历史的文化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港澳文化的层次结构说明了文化概念的动态性。这恰如著名史地学家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指出的“：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这也包括海洋文化在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海洋文化主题，古代海洋文化以海产捕捞、海涂围垦和海上航行、海上贸易为主，到了近现代，海上贸易成为海洋文化一项最主要内容。我国在唐宋时代，海上贸易很兴旺，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彪炳世界海洋文化史册的大事，只是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海上贸易萎缩，海洋文化发展大受打击，与西方国家比较，相形见绌。当代，开发海洋已成为一项规模巨大、科技含量最高产业，海洋文化也由此提升到一个最高发展水平。同文化的时代差异一样，文化还有地域差异，这是由于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不同而产生的。谭其骧教授也同样指出“：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1]基于此，近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把全国划分为24种地域文化，即为文化地域差异的反映。诚然，海洋文化的地域性有自己的特点，如渤海海洋文化、黄海海洋文化、东海海洋文化、南海海洋文化等，都各有自己的特质和风格。但海水是流动的，全世界的海洋是一个整体，非常方便相互交通往来，这决定海洋文化相对大陆文化具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一般说来，凡是临近海洋的地区，海洋文化都应为当地文化的主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也有例外。山东古代渔盐业很发达，但到明前期，由于“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切断了与海洋联系，到明中叶，山东人甚至不吃鱼，海洋经济式微，海洋文化大为萎缩，山东这时不属海洋文化区域[2]。而在同样“海禁”背景下，广州仍维持一口对外通商地位，岭南沿海百姓仍冒险出海，从事海事活动，海洋经济和文化从未断层，岭南也就属海洋文化区域。

二、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现状

近年，“文化热”在我国方兴未艾，海洋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因而也受到一定重视，在开发海洋、发展海洋产业热潮中，海洋文化也被列入其中。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持过五次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海洋文化论集，不少学者提出“时代呼唤开拓海洋文化研究”[3]。在这片呼吁声中，海洋文化成果相继涌现，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资料，1979年以来，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海洋文化论文226篇。专门性学术著作也渐见问世，如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4]、宋正海著《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5]、徐晓望著《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6]。但这些论著，不但数量少，而且内容主要局限于文化学和考古学、历史学范围，包括我国海洋文明起源，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思想、海洋权益、海洋文学艺术[7][8]，以及航海史、造船史、渔业史、外贸史、科技史等所涉及海洋文化问题。而从文化地理，甚至范围更广一点人文地理学视野出发，研究海洋的文化地理论著，可谓凤毛麟角。检索美国“ProQuestDigitalDissertation”(PQDD)系统收入1861－2007年约170万篇高校博硕论文，也未见以海洋文化地理命名的论文，可以说海洋文化地理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有待她们的哥伦布们来开垦。

三、海洋文化研究内容

海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海洋，这个占地球表面70％面积的最大地域单元，它的特性如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9]虽然黑格尔在这里否定了亚洲具有海洋文化，但他对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区别、海洋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是作了深入分析的，故200多年来，这个论断被人们反复引用，特别是海洋环境对海洋文化产生的作用和肯定海洋文化的商业性，已成为不刊之论。从这个文化视角来观察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大致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海洋文化赖以产生的历史地理基础

恩格斯说“：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10]海洋文化也是如此，与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面貌一样，总是由多种多样的元素长期作用形成的。这包括了自然、政治、历史、技术、经济、心理等元素的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人，人主要生活在大陆，所以海洋文化必须以大陆为依托而产生，由此决定研究海洋文化也必须同时研究大陆环境，而不仅仅是研究海洋环境。大陆与海洋环境的统一或者综合，加之它们各自历史过程，共同构成了海洋文化生成的历史的地理基础。

（二）作为海洋文化经济基础的理论总结

举凡人类涉及海洋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属海洋文化的经济基础。这包括海洋交通、海洋商业、海洋矿业、海洋工业、海洋手工业、海洋渔业、海洋种植业等[11]。海洋文化是在这些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这些经济基础并不等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凝聚了这些经济基础的科技成果，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总结、规律性升华、更多的具有理性层面的原理、价值等，而不囿于这些产业本身的研究和表述。例如海洋交通作为一项产业，涉及海洋经济众多领域，但从海洋文化立场，只研究与之相关密切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导航技术，以及航线、港口的技术进步水平，反映某个时代海洋交通的科技成果，以有别于海洋交通经济所注重的交通成本、货流结构、经济获益及其分配等。海洋文化与它有联系，但不能取代和混为一谈，否则海洋文化覆盖范围过广、外延过大，也就失去自己的内涵。

（三）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和景观

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社会人类群体，包括农、渔、商、工、军人等，形成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他们各有自己的职业、行为、性格等，成为海洋文化景观重要组成元素。沿海居民“以海为田”，从事海产采集、捕捞或围垦海涂为田，是海洋农业文化主体；在海上漂泊，以舟楫为家宅的海上蛋民，作为一个特殊群落，生产生活方式皆以海洋展开，婚姻、习俗等都异于陆上居民，文化景观自成一体。岭南商帮集团，既浪迹天涯，遍设会馆于神州大地，也“以海为商”，把生意做遍全世界，成为最富冒险、超越精神文化的一群，并以此区别于我国徽商和晋商。南海中有些海岛长期为“海盗”盘踞，其中不少是失地农民，无以为生，飘泊岛上，靠打劫往来商船为生。他们桀骜不驯，敢与官府对抗，引导得当，可成为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坚强力量，同样是海洋文化一个载体。举凡这些涉及海洋的人群，包括他们的社会分层、家庭、家族构成、文化禀赋、生活习俗等文化景观，无不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品格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列入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

（四）海洋精神文化和景观

海洋精神文化即狭义海洋文化，包括人类对海洋的崇奉、海洋神话、信仰、宗教、戏剧、艺术、歌谣、舞蹈等，它们都与海洋文化的传承有密切关系。例如华侨作为海洋文化一个特殊群体向海外漂泊、开拓，使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在海外弘扬、绵延、传播，为中国海洋文化在五大洲取得一定地位做出积极贡献。故华侨文化的语言、建筑、风习、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观也属海洋文化范畴。又如南海神、妈祖、雷神、北帝崇拜等，已成为沿海地区一种风俗活动，其景观研究是海洋风俗地理一个重要内容。

（五）海洋制度文化与空间分布

海洋茫无际崖，人类活动多处于漂流、自由状态，不易约束。海洋生活的这种特殊性，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规范。翻开海洋史，海盗出没，劫掠客商之事时有所闻。毋论古代或近代，实际上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亚洲、非洲、美洲洋面所作所为，多为海盗行为，几无法律可言。随着海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日益凸显，尤其是海底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采，海洋权益争端成为当今世界不安的一个根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和后来的实施，特别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使临海国家在海洋权益上的矛盾和争端日趋复杂尖锐，所以临海国家自定海洋法规与国际海洋法规之间的不整合，更需要通过平等协调方法解决。我国海洋法制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大陆法制建设，也同时面临着与国际海洋法的对接等问题，所以海洋制度文化的研究，迫切地摆在海洋文化研究者面前。大海的波涛，造就了沿海百姓剽悍的民风。不少志书都说生活在海边的古越人好斗轻生，一言不合，即使父子之间也拳脚相向。有人指出“：湛江沿海地区村斗之多，在中国是罕见的。村斗不管出自何因，同姓人都赶来助斗，往往酿成几千人手持凶器，你死我活的大厮杀。造成严重伤亡的村斗，在历史上例不胜举。”[12]这种现象在沿海地区带有普遍性，其深层根源仍是法律意识薄弱，无视或蔑视法律所致。无论何种海洋制度，它们的实施都有一定空间范围，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专属经济区，从制度文化而言，即属功能文化区，有确定边界；某种商品进出口也有规定流通地区，故不少海洋制度文化所及地区，实际是一种功能文化区，为海洋文化地理主题之一。

（六）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海洋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留下许多宝贵的海洋文化资源，既有物质形态，也有非物质形态，都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价值，可为海洋科技史、海洋自然哲学史、海洋文学史、海洋艺术史等研究，沿海城市和区域开发、海洋观光旅游，以及其他各项海洋开发事业提供决策上重要参考。例如已在南海阳江海域上出水宋代沉船“南海1号”的综合研究，就有非同寻常的科学价值。前些年发现珠海高栏岛宝境湾摩崖石刻，保留了许多至今未解古越人活动文化信息，有待人们破译。珠三角经济起飞，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崛起，港澳经济领先、法制观念深入人心等许多人文社会现象，都需要从它们的文化海洋性上找根源；而它们的发展规划，更需要从它们海洋文化宝库中借鉴经验和教训。至海洋风光之胜，海洋魅力之强，更是发展海上旅游、振兴海洋产业的有力杠杆。这都展示了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非常巨大、实用价值很高，是海洋文化地理应用研究一个重要领域。

（七）海洋文化区域分异

海洋虽然是一个整体，不像大陆那样有山川分隔，人文景观不一，区域差异了然在目。但海洋文化所依托的大陆不同，特别是各海区所属人类对海洋认识、开发利用历史早晚、方式方法、创造物质财富形态、景观有异，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制度、精神文化也各具特色，并且一切海洋文化都涉及到它们的空间结构与地区分布问题。要弄清海洋文化现象这些空间分布特点和规律，必须借助海洋文化地域分异研究，即划分海洋文化区。海洋文化区综合地反映了海洋文化形成环境、历史过程、景观特色、海洋文化传播和海洋生态文化等一系列特色在空间上组合表现，应视为海洋文化区域研究的高峰和终结，在海洋文化地理上具有不可替代意义。例如南海周边临海居民分为广府、福佬、客家民系，他们对海洋依赖、开发利用方式、成果等有较大差异，有论者认为可以划分为粤东、珠江口、粤西南、海南岛、北部湾、南海诸岛六个海洋文化区。透视这种分区，可以深刻理解南海海洋文化在各海区特点和地域分异规律，不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提供了决策上重要参考。近年珠三角经济崛起全国，并成为全球产业转移一个中心，其中一个强大因素即为珠三角拥有岭南文化海洋性最大优势，故能在地区竞争中遥遥领先，且立于不败之地。基于此，海洋文化区域分异研究，无论对南海还是其他海区，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长期的研究任务。

四、海洋文化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

文化史专家冯天喻先生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13]简而言之，文化特质是指文化的价值，它一方面体现了自然界在人类创造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变化，另一方面也蕴含了人类自身性质、内在特点及其变化，是两者紧密关联和互动的产物。文化特质的这一界定，用于大陆文化，是大陆自然资源和环境对文化产生的参与，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其中的能动作用，最后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体现了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统一。而海洋是没有自然界限，因而是世界性的。有人据此认为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4]。然而，海洋文化到底要依托大陆而产生，无论大陆或海洋某一部分，都有自己环境和资源特点，这不能不影响到海洋文化同样有地域个性。但海洋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相比较，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先生把海洋文化基本特征归结为外向性、开放性、冒险性、崇商性、多元性[15]，看来是十分精到的。但恰如郦道元《水经注》曰“：水德融和，变通在我。”还应加上一个包容性或兼容性。研究这些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也是海洋文化地理一个不可或缺内容。

（一）外向性

作为海洋文化载体或介质，海水永远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中，处于从不间断的流动中。人类必须适应海洋这种属性和环境来进行创造海洋文化活动。因海水不停顿地在一个海区与另一个海区之间交换，具有稳定的外向运动特点，所以海洋文化也从它产生的海区或大海边缘向外传播。特别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海洋是人类往来的重要通道，文化交流藉此而发生，这比大陆要容易得多，这也决定了海洋文化的外向性特质。古代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不但沿岛居民生活资仰于海洋，而且深处五指山区的黎人，也以输出槟榔、椰子为经济来源。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琼州》指出“：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槟榔文化支持了海南经济发展，是海洋文化外向性一个范例。

（二）开放性

海洋是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下的某个海区、海岛、海湾、海峡、海岸带等都是它的子系统，不但在这些大小系统内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以维持各自生存、运动和平衡，而且在海洋和大陆之间，也发生同样的过程，舍此海洋文化不能产生，这就决定了海洋文化必定是开放性的。另外，只有依靠这种开放性，海洋文化的结构、功能、景观等才不断得到调整，其文化势能、动能得以消长，产生势位差，形成文化运动，即文化交流，产生文化区域效应，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海洋文化这种开放性，是它优越于大陆文化特质之一。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完全依赖海外资源、技术等发展起来，海洋文化为其立国之本。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或为海岛、或为半岛，同样敞开自己的大门，吸纳四海各种资源，充实、壮大自己，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赢得一席之地。

（三）冒险性

海洋风波险恶，变幻莫测，历被视为畏途。宋代坡过琼州海峡，“舣舟将济，股栗魂丧”[16]，直到海上交通颇为发达的明代，据正德《琼台志•杂事》说，进入海南的人“稍有识者，当少知避”，琼州海峡仍是一道巨大障碍。近现代航海技术进步，但要超越海洋，仍有许多风险。在这种海洋环境下创造的海洋文化，冒险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明清时期，海上走私贸易十分兴旺，实际上这些商人集团不少是海盗式的，一方面出于武装自保，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掠夺。史称明嘉靖年间“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17]。鸦片战争以后，“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访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18]。所以海洋文化中冒险性，就是指海上活动要有冒险心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战大海的大无畏精神。研究这种冒险性产生地理环境、社会基础、景观特色等，构成海洋文化地理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四）崇商性，或曰重商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西方海洋文化，实际就是海上贸易，说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没有分享海洋赋予的文明，也就是缺少海上贸易。这种悖论，虽不足取，但也说明，海上贸易确是海洋文化一个最主要的内涵。海上贸易不仅发生在沿海，而且穿过海洋腹地，抵达远方港口，是最富于商业性、冒险性的活动，因而是海洋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岭南人自古以来，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形态都充分表现出对商品的价值取向。广州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外贸中心，唐代有著名“广州通海夷道”，宋代与40多个、元代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明清时形成近乎全民经商狂热。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食语》说广东“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儒从商者为数众多”，“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东）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近年改革开放，广东商品经济大放异彩，一方面是“广货”节节北上，另一方面大批岭北人南下，形成“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时代潮流，将各种地域文化带进广东，使广东文化景观非常丰富多彩，即为岭南海洋文化重商性在当代一种折射。

（五）多元性

《易》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相互沟通或与江河对接，接受多种文化成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多元文化特质。岭南文化的海洋性，除了缘于南海海洋环境，主要还有假道南海传播而来的海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世西洋文化等，既相互融合，又和而不同、共生、同存、共荣，形成一种复合型文化，其多元性甲于内地许多地域文化。当然，多元性并不是海洋文化所独有的，许多地域文化都有这种特性，但海洋的宽广无涯、强大亲和力等环境性质，却是大陆难以相比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文化更富有多元性也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既是一个背景，也是这种交流的一种结果，都与它们的海洋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六）包容性（兼容性）

海水有溶解万物的自然属性，且不停地流动、交换。海洋这种作用可以将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海水所到之处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这就是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绝少出现因文化特质差异而发生重大冲突、对抗事件。自明末西风东渐以降从西方传进被北方一些人喻为“奇技淫巧”的科技文化到近年改革开放传进新鲜事物，无不如此。相反，一些大陆文化因缺乏包容性而凸显、强化了它们的排他性，结果由文化冲突导致政治、军事冲突。中东地区近年暴力事件不断，从深层根源来说，与文化的排他性不无关系。实际上，海洋文化这些特质，都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不但可以沟通，而且相互影响。上述外向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如此，多元性与包容性的关系也一样如此。又海洋文化主要以海上商业贸易为主流，商品生产和流通具有强烈的外向性和扩张性，目的是追逐利润，由此必须要有勇气、有胆识、有谋略去挑战大海，渡过惊涛骇浪，航行到利润所在一切地方，为此，也必然要承担风险，所以海洋文化的冒险性与生俱来。在商业贸易背景下，商品价值观念、交换观念、竞争观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为海洋民族最为本质的一个文化个性。

五、结语

第5篇：海洋论文范文

海洋行政管理学始自20世纪后期人类对于海洋利益的高度重视。超越陆地,走向海洋,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社会共识,如果说古代海洋开发利用与近代航海时代停留在尚未完全成型、统治管理职能不够明晰的政府的引导之下,那么近几十年来海洋事务的兴盛,则是由成熟的管理型行政的政府统摄之下推进而成,海洋行政管理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内涵。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研究人类海洋事务管理规律,服务于社会对于海洋快速增长的需求。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与海洋部门官员对于海洋领域具体管理问题的论述。进入21世纪,学者逐渐开始由实证研究转向理论提升的过程,作为一门学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不断地得到展开,如郑敬高于2002年出版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目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框架体系设计上。最初的研究尚无明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学者通过基于海洋管理学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略加阐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界对于海洋管理学的定义突出政府的主体作用,这与海洋行政管理学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相合。

王琪在《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一书中引述以往有关海洋管理的定义,如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美国海洋管理》对于“海洋管理”的定义:“指政府能对海洋空间和海洋活动采取的一系列的干预行动”。早期国内学者对于海洋管理的理解近似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比如“海洋管理市政府对海洋及其环境和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而王琪等编着的《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多是从倡导海洋管理的高度,着重介绍海洋管理的已有研究成果,并且将海洋管理归于公共管理范畴,认为“海洋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这一思路与世界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一脉相承,海洋行政管理学只是以专业名词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也没有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2013年3月出版的《变革中的海洋管理》一书中在公共管理的思路下审视行政管理,辟有“海洋行政管理”一章。在该书中,王琪等认为“海洋行政管理是指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涉海行业及涉海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并且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海洋特色、系统性、以政府为核心等原则,将海洋行政管理体系划分为基本理论、管理组织、管理行为以及工具、具体实践、海洋行政伦理、海洋行政管理发展等六个方面,并结合国内海洋管理实际,具体分析了海洋执法体制与海洋政策问题。这部分论述关涉海洋行政管理定义、构建原则、体系设计等基础内容,可以视为学界系统探索海洋行政管理的代表,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海洋行政管理学》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总结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的着作。

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属于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以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总体的规范效应,但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它是“以涉海行政组织及其行政实践行为为研究对象,要揭示海洋行政组织的职能、结构特征,海洋行政组织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海洋领域中的特殊管理问题”,由此海洋行政管理学既要研究传统行政管理已有的行政职能、行政组织、海洋政策、行政法治等内容,也要展现海洋信息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岛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特色部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兼具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特色内容。针对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国内学者还有其他表述。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吕建华等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体系设计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战略、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等七个方面。现有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依然没有达致理论自洽。其一表现在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原有研究只是原则性的将其理论基础划分为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科学理论,这种思路无疑是对的,然而由于缺乏细致的理论再分解,因而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第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缺少管理行为工具层面的论述。以往只是在论述政府职能时提及经济职能,体现资源分配作用的海洋政策以及海洋财政没有凸显出来,而海洋政策与海洋财政正是与海洋管理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部分。此外,正式着作中缺少海洋战略的规划设计,这与国家层面海洋强国的整体实践不能有效衔接,因而也不能体现行政管理学的问题导向意识。理论体系的前瞻性设计影响着后续理论发展乃至具体实践,实践的需求又会反作用于理论,推动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学本就是由海洋管理实践所触发,当前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更是呼唤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由此需要重新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则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历

经几十载发展,海洋行业管理、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区域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素材,从明确构建原则出发统合素材、形成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就水到渠成。 (一)工具性原则

行政管理学自19世纪末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工具性与应用性色彩,它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为了解决政府管理无效现实以及政党分肥现象而逐步创造出来。技术与效率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尤其以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为最显着。虽然此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服务等理论对行政管理工具性价值取向大加鞭挞,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却不断提醒世人行政管理追求效率的合理性。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本身就是民主与效率价值此消彼长的过程。行政管理的发展史证明面对新兴事物,效率是初始阶段的首要价值。针对海洋这一新兴领域发展而来的海洋行政管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走上追求工具性价值的道路。突出工具性价值,强调应用性,能够引导人类实践迅速适应海洋的易变性;并且海洋事务的发展首先需要海洋科技的支撑,技术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对于工具性管理的需求,因而,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不应放弃工具性价值,应结合海洋科技,更好的服务人类海洋实践。

(二)差异性原则

海洋赋予海洋行政管理学相较于传统行政管理学的鲜明特质,这样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具体研究领域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一方面,海洋行政管理学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提供制度支持为研究目标;其研究对象聚焦于国家海洋事务有效管理的规律;另一方面,海洋又使得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比如针对海洋信息、海洋环境保护的研究。因而,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需要遵循与传统行政管理学相差异的原则。

(三)系统化原则

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需遵循系统化原则,即“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联系、符合逻辑性,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需要认真考察理论整体与部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达到逻辑自洽的效果。比如,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意指何在,其外延能否已由各个子部分有效呈现;子部分之间演进的逻辑顺序又是如何,是否遵循一般行政管理学的规律等。系统化原则有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结构,解决以往该领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

(四)生态性原则

生态性原则可做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与工具性原则相对,生态性原则呼应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关切,在海洋行政管理学中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侧重海洋环境管理的研究,为人类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工具;二是注意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美国也有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发展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必然要借鉴国外成果,然而需要利用中国的文化生态加以检验和甄别,不可盲目照搬,单纯从纯学理角度引入国外理论。

三、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

按照人类一般的认知规律以及行政管理学现有的框架体系,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包括海洋行政管理学概念阐释、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基础、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海洋行政管理主体、海洋行政管理行为工具、海洋行政管理实践等六个部分。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学理论和海洋科学理论;理念层面包括海洋意识与海洋价值、海洋伦理相关理论;管理主体部分按照传统行政管理的定位,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管理实践部分内涵管理客体内容,并且应该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海洋性特色的体现,意即包括海洋权益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由此,从管理理念到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部分的设计,体现了由精神层面过渡到制度层面再到操作层面的演变。

(一)概念阐释

在构建框架体系时,概念的区别为体系构建提供边界,因而厘清概念尤为必要。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首先应该认真处理“海洋管理”、“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综合管理”等基本概念的关系。对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一般将“海洋管理”定义为“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海洋管理涉及多元主体,这与强调政府单一主体的海洋行政管理有着明显区别,借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比较容易在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概念区分上达成共识。然而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则很难简单加以分别。现有的研究将海洋综合管理定义为“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和教育等手段,对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等事关全局、影响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一系列活动及行为过程”,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都是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机关,海洋综合管理属于高层次的战略管理层面。学者在编写教材体例上多将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并列,但是没有给出明确的分类理由。笔者认为,随着行政国家的发展,政府往往借助行政、立法乃至部分司法功能达成预定的公共目标,加强海洋的区域管理亦或是综合管理,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应有之义,因而海洋综合管理可以归于海洋行政管理之列。此外在美国学术界。美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分为海洋资源管理、海洋工业管理、政策与冲突解决、海洋环境管理四类。这种分类方法侧重于海洋经济价值的开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海洋资源管理内涵广阔,参与主体以企业为主,更多的属于工商管理或者经济管理的范畴;海洋工业管理可以说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体现,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至于强调海洋政策以及冲突解决,意在加强所属海洋权益的维护以及国际国内海洋争端的处理,这对于目前中国复杂的海洋事务具有借鉴意义。而美国海洋行政管理(Marine Administration)已经将研究范围从“海岸带(coastal zone)扩展到海洋深处(marine),并且将陆地、海岸带、海洋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海洋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将注入全球、地区、国家视野。”在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体系的构建中应注意明晰海岸带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在设计基本框架时要突显海洋行政管理与陆地行政管理的差异,与国外海洋行政管理相接轨。

(二)理论基础

一般性行政管理学理论是指发展较为成熟,可以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借鉴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强调组织所处的环境决定着所适用的管理观念与技术手段,以变化与因地制宜的思维方式指

导管理实践;整体治理理论赋予管理者统摄全局的视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海洋科学理论侧重于海洋生态学理论、系统理论在海洋事务方面的运用以及提升总结。海洋生态学是“研究海洋生物及其与海洋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海洋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海洋生物在海洋环境中的繁殖、生长、分布和数量变化,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阐明生物海洋学的规律,为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增养殖,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提供科学依据。”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海洋是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流动性的存在,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重视海洋自身的客观规律。海洋生态学与系统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体现出海洋行政管理学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旨趣与尊重海洋自身规律的科学精神。 (三)管理理念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念包含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海洋事务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与国际性特征,海洋行政管理关涉的领域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其管理在地域上有着明显的梯度,由于海洋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在上述范围内的行政管理需具备整体化思维;海洋行政管理相对传统行政管理,一国政府在海洋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行为不仅对本国公民产生影响,而且对于周边国家乃至更广的范围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海洋行政管理政府行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色彩;此外,海洋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均需遵循海洋环境的生态规律,否则将会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因而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更应该突出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注意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协调国际海洋事务,不要局限于传统的一国或者一区的范围之内。

(四)管理主体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管理主体自然以政府为核心,研究内容包括政府职能、涉海行政组织。政府职能包括政治统治职能与管理服务职能,海洋行政管理学更应加强对于行政组织的管理服务职能的研究,尤其要明晰行政组织职能的边界与职责,以优化涉海行政组织结构。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是对海洋行政组织具有的维护海洋公共秩序与海洋国土权益职能的确认与优先体现,但是不能就此忽视引导海洋有序开发利用和激发国民海洋意识等经济、文化职能的有效实现。职能决定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的结构域过程影响着组织的行为,也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同样,组织的结构与过程对其顾客或者服务对象也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组织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务者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心问题。”以往“九龙闹海”、多头治理海洋事务的局面使得中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事务时捉襟见肘,虽然这一情况随着海洋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国海洋局重置、中国海警局的设立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如何有效整合原有的涉海行政部门、优化涉海组织内部结构是一项全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五)行为工具

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研究海洋行政管理实务中的行为工具,以更好地服务实践要求,这主要包含海洋战略、海洋政策、海洋财政、海洋法治。海洋战略大致分为总体战略与子战略,如海洋强国战略与海洋经济战略的划分;海洋政策主要是为落实海洋战略服务,注重微观层面的规划设计;海洋财政主要针对政府在海洋领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状况,包括海洋财政占总体财政的比重以及财政手段在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有效使用;海洋法治包括海洋立法、海洋司法、海洋执法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海洋执法集中体现出海洋行为与技术工具的发展状况。

(六)管理实践

这部分内容应该着力突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特色,体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具体门类,可分为海洋信息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海洋信息管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海洋信息数据库,将其作为海洋行政管理的资源共享平台;海洋环境管理是政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进行的管理活动;海洋应急管理包括一般性海洋突发事件应对(如海上溢油事件)以及非传统型海洋突发事件(如各种形式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四、深化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思考

(一)跨学科整合

亚里士多德最早进行了学科划分,近代启蒙思想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学科细分成为发展潮流。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边界,威尔逊与古德诺的学术努力又将行政学从政治学分离出来,使行政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后工业化社会特征凸显,这就使得原有泾渭分明的学科之间有了许多共同主题或者学问交叉点,甚至有学者如张康之认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可能会整合成为社会治理的科学”,这就意味着后工业社会环境下,学科间由分化走向综合将成为趋势。随着当今行政管理领域对于公共性等价值理性的高度认知,以往过分注重效率等工具理性的做法得以纠正,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念中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品格。海洋科学从本质上是对技术的推崇,也就是对于工具理性的重视,如果仅仅出于认识海洋的目的,工具理性已经足以应对,然而,海洋的多重价值使得人类的开发利用不会单纯停留在认知角度,人类必将对海洋展开全方位、立体式的利用,其中涉及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单靠海洋科学无力回答实践要求,因而从学科整合的角度入手,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海洋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海洋自身活动规律,掌握涉海科技,尊重海洋的客观规律,探求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限度;另一方面应该探索政府与涉海其他主体的关系,探索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有效方式,为海洋事业的发展供给完整的制度架构与管理手段,开拓海洋科学的运用平台,并为海洋科学的实际应用注入价值理性。

(二)争取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一词多见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意义上的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从“权利”来看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从“权力”角度则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学术话语权的取得,有赖于学术

的数量与质量以及相关学术组织的建立。海洋行政管理学归属于行政管理学,但是目前海洋行政管理学在行政管理学难以进入正统研究行列,缺乏基本的学术话语权。仅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历届年会以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为例,历届年会收录的文章中,《中国行政管理》自1994年到2013年间仅有孙迎春的《公共部门协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为例》、吕建华与高娜的《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李白齐的《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等少数文章。海洋管理类学术组织也只有中国海洋学会、太平洋学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等。党的十报告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海洋领域如海警局的设置等实践的广泛开展,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实践上海洋事务的勃兴与理论层面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迫切要求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加强海洋特色管理研究入手谋取学术话语权,积极响应海洋实践的需求,以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分支。 (三)深度开展海洋管理实践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重视开发渔盐之利。建国后也比较重视海洋领域的管理,并且由最初的行业管理发展到综合管理、区域管理,重点集中于海洋行政执法体制的有效整合以及国际海洋事务处理,但是,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海洋强国前瞻性的出台海洋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海洋发展战略等举措,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同时海洋实践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学界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第6篇：海洋论文范文

（一）单位根检验首先采用Dickey和Fuller提出的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方法将变量数据读入Eviews6.0，逐个对lnOP和lnAL及其一阶差分DlnOP和DlnAL的平稳性作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OP和lnAL是非平稳的，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DlnOP和DlnAL是平稳的，均为1阶单整，即I（1）。

（二）协整检验虽然变量经过1阶差分可以变成平稳序列，但用其差分形式建立的回归模型所表示的经济意义不明确，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是变量和变化量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原变量之间的关系。下面利用Johansen的极大似然法对OP和AL作协整检验，根据协整检验阶数用最优滞后期减1原则，滞后阶数取0，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3。检验结果表明，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认为有1个协整向量，其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lnOP与lnAL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表示它们之间长期趋势协整方程是式（1）表明，从长期趋势来看，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对海洋渔业产量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模型中括号内t统计值在5%的水平上并不显著，反映了长期均衡方程变量系数可能存在无效性，即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可能对海洋渔业的发展无积极影响。其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由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的应变量数据为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数，而非银行对海洋渔业的贷款数，用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数对应海洋渔业产量可能导致系数不显著；第二，农业贷款对海洋渔业力度的支持本身就不强，导致农业贷款对海洋渔业发展的影响力不强，使得系数不显著。根据该协整方程，从长期来看，农业贷款每提高1%，海洋渔业产出增长0.68%，可见农业贷款的拉动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因此，商业银行应进一步优化对海洋渔业的信贷支持，创新信贷服务方式，充分发挥其在促进海洋渔业发展中的作用。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为考察银行信贷与我国海洋渔业发展之间的是否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即为确定lnAL是否是lnOP的原因而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到，在5%甚至是10%的置信水平下，lnAL无法Granger引起lnOP，所有的P值都大于显著性水平，从而接受原假设，认为金融机构农业贷款（lnAL）不是海洋渔业产量（lnOP）的格兰杰原因，即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对海洋渔业发展的支持影响作用不显著。

（四）误差修正模型基于前面的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我国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lnAL）与海洋渔业产量（lnO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进一步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来揭示两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及长期与短期之间的修正关系。一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及其等价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回归结果见式（2）和式（3），其中ecm的系数为正表示误差修正项对海洋渔业产量的增长起到了正向修正作用。由于我国海洋渔业存在诸多弱点和缺陷，产出水平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当遭遇自然灾害等情况时，海洋渔业产量会低于满足市场需求的均衡产量，此时误差修正作用将提高当期海洋渔业的产出水平。此外，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对海洋渔业产出调整产生了不太显著的反向滞后影响，金融机构对其他农业领域的信贷支持挤占了对海洋渔业的信贷支持。

二、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本文采用经济计量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对促进海洋渔业发展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从长期来看，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对海洋渔业产量的弹性系数为0.6676，这就说明长期来看我国金融机构信贷对海洋渔业存在促进作用。第二，从短期来看，当海洋渔业受到自然灾害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时，金融机构的对农业的信贷会转向其他农业领域，这反映出金融机构对海洋渔业高风险的回避和支持海洋渔业的信念不够坚定。第三，从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方程的系数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银行对海洋渔业发展信贷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金融机构应当加大对海洋渔业的支持。

第7篇：海洋论文范文

作为一个开端的五四文学，其在现代中国的多重意义已多经阐发，不过由于晚清视野的引入，“五四”在诸多方面独领的开创性意义似显模糊。然而，如果审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海洋书写，犹可感到五四时期一种突变的新质所袭裹而来的冲击。应该说晚清以降，一种建基于新的物理时空和世界版图之上的海洋认识已为国人所习得，由《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勾勒的世界形势，由“只身东海挟风雷”（秋瑾）、“茫茫烟水着浮生”（苏曼殊）的人生志途带来的海洋行历，由“太平洋舟中望月”带来的“一舟而外无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黄遵宪）的浑茫感受，这些均非五四的新见。但，中国人对于生存其间的空间体认方式的剧烈变迁，引发心理、文化和历史体验的全面变更，“海洋”所象征的一个新的时空敞开了，它激烈重组中国人关于“世界”的想象和体认，这却是五四典型的思维特征。这在五四的海洋书写中，则不仅体现为“海洋”意象的大量涌入，更在于这个“海洋”承载着崭新的现代意识、文化气质和生命觉悟，以及五四通过赋予“海洋”内在价值和大写的意义，而建构起新的价值秩序和不可逆的向度。

五四文学中最具冲撞力的海洋书写无疑来自郭沫若，他笔下的大海激情迸射地传达了新生体验：“青沉沉的大海，波涛汹涌着，潮向东方／光芒万丈地，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太阳礼赞》）；充满了迥异于日常经验的力与美的自由想象：“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带来了狂热的颠覆力和无限的生命感受：“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万籁共鸣的symphony。”（《笔立山头展望》）。在郭沫若笔下出现的大海，颠覆了天地俱足、纯宁归化的古典感受，却接续了西方浪漫主义以来拜伦、海涅、普希金等建构的那个激涌叛逆的大海。同时，在徐志摩的《海韵》和庐隐的《海滨故人》里，向往自由的新女郎徘徊在海边，“对着海浪低吟，对着海潮高歌”（《海滨故人》），大海象征着自由的远景，带来新生活的气息。而冰心诉说的大海，纯净、深美、宽博，是爱的哲学的化身：“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五》）。

郭沫若连同徐志摩、冰心、庐隐等人，这五四一代将新生萌现的自我表达与热情充沛的海洋书写融合，建构了一个象征着新生、自由、浪漫、爱与美等现想的“大海”，一个承载着簇新的文化精神和生命意识的新自然。于是，“大海”成为了具有深度内涵和理想意义的符号，成为召唤生命朝向和价值信念的文化密码。它生发了中国人对大海所象征的广阔世界的全新想象，形塑了向外憧憬、希翼探寻的现代中国新的海洋意识。从此，面向海洋、仰赞大海与追求新生、理想、爱、自由与美一样成为某种不可逆的现代意识，成为具有潜在的自我规范性的生命向度，逐渐于意识和无意识之中成为某种“应当如此”的现代中国人的价值信条和人生模式。断裂传统、对抗现实、以激进的情绪破坏旧的文化秩序、以挑战性的姿态张扬新的价值意念，这是五四文学突出的精神特征，其中内蕴着强烈的先锋意识。这种对过去的激进批评，以及对变化和未来价值的无限推崇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它与西方现代自浪漫主义以后崛起的“先锋派”具有内在相通的精神气质。西方的“先锋”起源于军事术语，以激烈挺进的军事前锋的形象标榜自身的特征，“强烈的战斗意识、对不遵从主义的颂扬、勇往直前的探索，以及对于时间与内在性必然战胜传统的深信不疑”。

这一先锋派起源于启蒙主义的知识先锋，在浪漫派处获得了情感和想象的支持以挑战世俗，随后广泛渗透在政治和美学领域，并衍化为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激进的美学实验。先锋意识的基础是时间和进步的观念，突破自身所属的时代，反抗现存凝固的制度，为未来奋斗，以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抵近精神目标。对于五四文学来说，其对海洋理解和书写就内蕴着强烈的先锋气质。将海洋的空间性存在化为时间性的意识，对空间做时间化的理解，赋予其发现和产诞的意义，是五四海洋书写的特征。一个标志是“海上日出”的景象获得大力的书写，如郭沫若的《太阳礼赞》：“青沉沉的大海，波涛汹涌着，潮向东方／光芒万丈地，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在那一刻，诗人体验到“时间开始了”的瞬间，拥有崭新意义的世界景观突然爆现的狂喜。富有五四精神的青年巴金，也这样描述海上日出“太阳慢慢透出重围，出现在天空，把一片片云染成紫色或者红色。这时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这不是伟大的奇观么？”

在新生主体充满自信的视景中，混沌的海洋霎那间内爆出一种光明的新景观，这世界和自我更新的激越体验宣告了时间进步的起点。先锋意识要求摧毁静态凝固的秩序，崇拜“动”的精神。在五四以后的海洋书写中，波涛、海浪、潮头这些动感形态，往往被激情地呈现。郭沫若的《凤凰更生歌》中开场即咏叹“昕潮涨了，昕潮涨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这是“动”的精神的赞歌，动的潮流载来了光明和更生，“把一切的存在看做动的实在之表现”，宇宙万物由此体现出了生发不息的自由意志。这种对海洋之“动”的精神的抒写，弥漫在此后的各个时期，艾青曾这么写道：“你也爱那白浪么———／它会啮啃岩石／更会残忍地折断船橹／撕碎布帆／没有一刻静止”（《浪》）；蔡其矫亦写到“永无止息地运动，／应是大自然有形的呼吸，／一切都因你而生动，／波浪啊！没有你，天空和大海多么单调／……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谁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统治？”（《波浪》）；舒婷也这么说：“大海变幻的生活／生活汹涌的海洋”（《致大海》）。从20世纪30年代的艾青到20世纪60年代的蔡其矫直至20世纪80年代的舒婷，从涌动不息的海洋中发见常变常新的运动意志和激情自由的进步力量，在不可遏制的激情中呈现了勇往直前的先锋性。

这种海洋意识中的先锋性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化有着深刻影响，塑造理想大海的激情书写并没有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革命化所中断，却因为高尔基的《海燕》和苏联民歌如“从前在我少年时，朝思暮想去航海”等的流传而更增激越动人的情调。当然，又一次面向海洋、咏赞大海的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这与后摆脱文化禁锢、重新探求自我价值的思潮密切相关。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郭小川的《致大海》与朦胧诗人舒婷的《致大海》之间，却不难发现深度象征模式背后那种希翼探寻的精神相通，那种不平静的内心对理想价值的渴望，从“啊，大海／我真想张开双手／纵身跳入你的波涛中／但不是死亡／而是永生”（郭小川）到“一早我就奔向你啊，大海／把我的心紧紧贴上你胸膛的风波”（舒婷《海滨晨曲》），可以看到充满意志的主体之不可逆的生命向度，大海正标志着那个内在的方向。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王蒙复出后的小说《海的梦》里那个年届五旬的翻译家，经历了谬不可言的人生，耽误了青春和事业之后，依然如此执着热切地奔向大海，“大海我终于见到你了，经过半个世纪的思恋和磨难，你我都白了头发———浪花！”

在日常人生中灌注强烈的理想精神，在不可遏止的内在激情中不断奔向精神目标，探索、冲突、叛逆，建立一种有意志有向度的生活。这原本属于少数前驱者的孤独奋激的人生样态，却几乎贯穿20世纪现代中国，成为启蒙———革命浪潮中的主流。于是，理想之余、激情之外，生活在日常感性经验中，以现实欲求之解决为依归的人生反而在文学书写中、在文化表达中处于隐匿、潜行、失声的状态。有的学者即将晚清以来的文学分为日常与先锋两个态势，“一种是依循社会生活发展变化而自然演变的文学主流，一种是以超前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断裂态度实行激变的先锋文学。”

以海洋书写而言，晚清描写侨民下洋生涯的小说《黄金世界》、《侨民泪》等，其中的海外想象多是“闻南洋爪哇岛多金属矿及金刚石，以我国丝茶易彼土货，获利倍蓰，不觉毅然挟货附舟行”（《侨民泪》）。20世纪40年代黄谷柳的《虾球传》中描写的海上生活也充满着黑帮、飘泊、码头爆仓等杂秽的人生百态。在现实生计功利驱推下随流逐波的生涯，是不会给海洋涂抹上浪漫瑰丽的理想色的，它凸显出海洋平凡却切近人生的一面。在五四时期杨振声的《渔家》《玉君》等小说，即以对滨海渔家的写实性描述著称，从中可见晨昏雨雪中的海上风景，以及种海网钓的劳作细节，这提供了海洋的一付现实主义面影。此后众多小说中的海洋叙写也一直延续着刻画海的现实面影。但，真正以的生命扎进海涛，被它烧烤又冷却，在海潮、急流、暗礁、漩涡之中摸索大海隐秘的脾性，从而真切刻骨又激情迸射地展现大海深邃的真实，这是邓刚的《迷人的海》的贡献。作为曾把生命抛进大海碰运气的海碰子，邓刚熟稔那片拼命的海，他的身体记忆中存刻着海的亲热和威力，他所揭开的大海是奇绚的力与美、感恩的宽博和严峻的凶狠的混一，因而迷人。经过血肉绞搏，以生命真实抵近海洋复杂的内蕴，呈现它真实不可测的生存本相，由是邓刚的海充满了生命直感和现实深度。

然而，从日常中祛除诗意，从现实中消除象征，解散大海形象的魅力感召，切断大写的海的建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这个翻转。第三代诗人韩东的《你见过大海》以“见”和“想象”的对立，裂现出两种认识大海的方式。“你见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在亲见大海之前通过想象赋予其崇高和浪漫，在韩东看来这是虚幻的，真实的是“你不是／一个水手……你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人们面对大海畅想时，却熟视无睹一个日常真实。韩东说“就是这样……顶多是这样……人人都这样”，你以为自己能实现超越，最终还是要回到世俗中来。在消除层叠的诗意建构以后，日常的海不过那个蹩脚的形象，“大海把身子扭来扭去／大海从来不是一个好的舞蹈家／但很爱表演”（孟浪《反世界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日常名义出现的解构性话语，不应仅仅看做审美趣味的转向，它以高度凝缩的方式涵摄了现代中国进程的变化；从“大海”回到日常的海，不仅是观照海洋的意识变化，它以反象征的方式高度象征地解散了大海所蕴含的理想、意志和向度。一种祛除了理想的日常，一种毋需意志和向度的内在建构的人生，这实则是当代中国恣肆的新意识。以深刻断裂的方式暴露理想与日常的鸿沟，以日常名义长驱直进地推行功利理性，在短暂的20世纪80年代过后，这种意识如此顽固地盘踞下来，似乎已宣告了激进的先锋意识的终结，标志了以意念力量推进现实的现代中国启蒙———革命精神的中断，标志了解除精神负载以后世俗情绪恣意狂欢的来临。纵观现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迁变，先锋和日常所标示的内在向度虽有所分野，但更多时二者亦是相激相生的，先锋理想气质的书写赋予海洋魅力的感召，召唤人们以进取的姿态朝向新自然，但往往疏于丰富质实的日常感觉。在日常经验的范围内书写海洋，通常能带来更多的自然细节和芜杂的生命感受，但在现代中国先锋意识的笼罩下，日常感觉里往往渗入了诗性理念，无视那建构性的精神感召和价值询唤，只需一个转身的姿态就可轻易走出现代中国的精神传统亦是虚薄的假想，正如一首诗所说的“从此海就在我身后／不管我怎样转身／它总是在我的身后／哗哗作响”（邹进《钟声》）。

二、通洋与望乡：陆与海的纠葛

“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海人无家海里住，采珠役象为岁赋”，向海洋中讨生活，或是以通海之便舶贩财货，或是耕海采渔以养生计，是传统中国习见的生活方式。而自明清已降，泛海离乡遥迁异域的“下南洋”等移民活动，进入现代以后规模更大，目的地不仅有南洋台湾还有更为遥阻的美洲新大陆，于是出海下洋在晚清以后的小说中大量出现，诸如《黄金世界》《侨民泪》《猪仔还国记》等。这类小说反映了一些近海省民的新的海洋化生存心态，或是“时汽轮初通，华民皆炫于海外多宝窟……如梦得黄金世界”，或是“少有远志，每思破浪乘风，遨游海外”，流露出面对海洋、面对莫名的海外机会浮躁、兴奋而又徘徊的心态，海洋给原先静止的人生带来多少沉浮升降、生死悲欢的变化。在现代的出洋经历中，还充满了异质的西方科技文明带来的震惊和迷惘，西洋火轮船“楫转而为帆、帆转而为轮，瀛海茫茫，只知咫尺”（《黑籍冤魂》）的快捷进化，太平洋上“一舟而外无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的浑茫，以及“九州脚底大球背，天胡置我于此中”的时空错置感（黄遵宪《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同时，西方文明跨洋而来造成急剧冲击“洋布洋纱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6］，在沪粤等通商口岸，“在洋行写字楼办事”，靠为洋人趋奉周转“发一注洋财”的买办职员阶层兴起，也传播了挟洋自重、崇洋的心态。当然，海洋势力的侵入，资本、货物、教会、军火杂沓而至，易于引起近乎自发的抗拒心态，茅盾小说《春蚕》中的老通宝，看着茧厂的小轮船来满脸恨意，“向来仇恨小轮船这类洋鬼子的东西……常常想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取了。”对于海洋陌生的疑忌与本能的利益自卫相搅缠，在文化表征上往往就表现为陆与海的对峙。

“走异乡、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向海外寻求新知，经过西方去寻找民族自救的新路，这是现代中国青年飘洋越海的又一意愿。无论“只身东海挟风雷”（秋瑾）还是“难酬蹈海亦英雄”（），对于向外求索的现代青年，海洋是一条人生必经的茫茫志途。以大海喻新知，以航船喻进程，在欧风美雨沐刷下，在狂风急浪的淘洗中，走向新生走向未来，这一条海上的去国归国路，曾激动多少学子，巴金激情赞美的印度洋日出，即是一代青年的情志写照。而钱钟书对一班庸碌学人的辛辣讽刺，也是从归国海途开始，“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围城》），碌碌世态掩过了家国情怀，匆匆一条海上归国路拥挤着多少纷呈的世象。然而，对于海外失意的游子来说，海则是家园的阻隔，是欲归不得的异路，甚至是葬生之所，郁达夫《沉沦》中抑郁的零余者最终走到海边，“他在海边上走了一回，看看远岸的渔灯，同鬼火似的在那里招引他……他忽想跳入海里去死了。”在蹈海之前回望故乡，“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他发出的家国呼告，刺穿了海的遥隔，成为沉痛的警声“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大陆乡关对于海外游子所具的磁吸力，因为重土怀乡的顽强的乡土精神，因为难舍神州的深沉的家国意识，而更显强韧。这对于现代中国因为政治分裂而悬隔在台海对岸的迁客漂人来说，更是一种撕扯心肠的长久隐痛。面对大海，他们发出乡关何处的哀叹，难断天涯飘零的情思，感怀亲情慰贴的桑梓故园。“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光中《乡愁》）；“当故国的鸥啼转悲，死去／当船首切开陌生的波峰和浪……值更水手如果是歌者／他应高唱‘春江花月夜’／使远远的姐妹诸邦／感觉到中国。”（痖弦《远洋感觉》）；“黄昏时，港在流着薄雾的眼泪／那幽幽的眼色，那幽幽的焦急之心／多象我那忧戚的白了期待之发的母亲！”（辛郁《黄昏的港》）海洋，因其浑阔浩瀚，曾激励人的远志，巍巍而远行，又因其浩渺苍茫，倍添人的离愁，伫望乡园忧怀家国。出走与望乡、异域与故土、海洋与大陆，现代中国多少人踌躇徘徊、焦虑忧困于这两种情怀的交激冲撞之间。对于几千年以大陆文明为主体的民族，海洋意识的每一延伸，难免会从相反维度里触发回应，这种回应往往是深层无意识的，或者思乡、或者恋土、或者嗟零身世、或者感怀家国，由隐在的大陆情怀弥散出千百种心肠思绪，搅拌着扭结着缠绕着回旋着，构成陆与海之间无言无声但难解难分的纠葛。

一种深厚的大陆意识，在现代中国的海洋书写中还表露为“近海”性的特征，与欧美文学比较，现代中国的海洋文学明显缺乏远航、历险、漂流、海外垦拓和孤岛生活等主题，主要的小说题材为近海民众（渔民、岛民等）的生产生活，大多表现为沿海采渔、涉海近泛，或者滨海警戒、向着海外不时投以警惕注视的眼光（如《海岛女民兵》）。五四作家杨振声可视为开现代海洋小说之风气的人，其作品《渔家》《玉君》等主要描写滨海渔家生活，展现的海上景观也是滨海外望之风景。解放后的一些叙事类作品如《海的女儿》《西沙儿女》《海盗》等也主要讲述近海故事，邓刚笔下的海碰子也是赤身搏海的近海捕捞者。值得注意的是张炜的海洋小说所展现的比较宽阔的维度，他的小说《黑鲨洋》《海边的风》《古船》等表现了难以割舍的大海情结。《黑鲨洋》里的曹奔是一个充满闯劲与大海勇敢搏斗的硬汉，《海边的风》中老筋头则把梦境伸向海底世界，想象“在这个粉丹丹的鲜花一样晶莹的世界里”，人类与大海完美融合。而最具浪漫不羁的漂泊精神的是《古船》中的隋不召，他有着郑和式传奇生涯，大半辈子在海上过着“独与天地相往来的”逍遥生活。晚年回到故土，仍反复宣读《航海针经》、念念不忘远航的精彩，在放浪形骸的生命之中充满自由开拓的海洋气质。但同时张炜又通过隋不召与搁浅村口的古船的命运合一，预示陆地对海洋精神的束缚，表现海洋的绝对流动精神最终摆脱不了大地羁绊的悲剧宿命，这也是现代中国陆与海的纠葛的深刻隐喻。

三、镜像与愿景：现代主体的自我认同与想象

在传统中国，中土神州与茫茫四海在天地秩序中的位置是确定的，海洋被想象为环绕中土的边缘他者，中国人习惯以中心的视点外望四海，海的苍茫混沌、恢诡奇谲，映现了中州大地的稳定和安实。然而，现代中国的动荡彻底颠覆了这种稳定的秩序观，在海上激涌而来的西方强势文明面前，传统中国的自我认同与想象崩解了，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发生痛苦的移换，从新的海外视点看来，中国反成了距西方主导文明遥远的他者，身份模糊、形象尴尬甚至污秽。当留美的闻一多“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归来时，他发现中国成了陌生者，成了噩梦，他这样惊呼：“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发现》）。对于现代中国，在现代性的世界逻辑中，重新确立自我认同，建构新的现代主体，以此实现民族国家的更生，就成为了必然的使命。

雅克－拉康用“镜像”理论来说明“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所感觉到的标志主体身份的‘我’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人从外界的映射物（镜子或水面）中获取自我镜像，凭借这种映像，人才能确立自我形象，将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进而实现自我认证。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海洋就是这一个外在的映射物（镜），百年以来的中国人无疑从其中看到了某种中国的形象，从海上的舟楫纵横、船坚炮利看到自己的固步自封、落后闭塞；从海外文明的强势挺进、步步紧逼看到自己的积贫积弱；从万国通航、环瀛无疆的世界海洋空间看到自己亚洲之东的地理角色，从蔚蓝色生机起伏的海洋看（想象）到自己黄色文明的基因。就这样，从海洋的镜像中现代中国人看（或是想象）到关于文明与落后、强势与弱势、中心与边缘等一系列现代性概念。

正如刘再复在1980年代所表达的“大海！我在你身上体验到自由和伟力，体验到丰富和渊深，也体验到我的愚昧、贫乏和弱小”（《读沧海》），将大海与陆地相映照，从海的镜像中辨认自我，这是现代中国人实现自我认识的一种途径。无论这一幅镜像是否变形或者单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映照，现代中国由此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进而面向着海洋完成现代主体的建构。在海洋这一他者面前，现代中国怎样凝聚和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意识？一种比较本能的反应是，将自我与他者区隔开来，通过区分强化自我认同，以建构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在解放以后的一些海洋小说中，渲染着对于海洋的高度警惕和戒备的意识，如《海岛女民兵》《海盗》《西沙儿女》等，海洋是敌特出没的渊薮，是保卫和平家园的前哨，时刻警惕的沿海军民总是英勇地挫败威胁和破坏，保卫身后祖国大陆的安全。在这些充满战斗意识的叙述中，强化了陆与海之间的异在感，通过自我保卫意识的渲染，凝聚起大陆人民的共同体认同。然而，将海洋设想为异在的他者，以自我与他者的区隔来加强主体认同，这并不是主要的。

面对海洋，现代中国通过激发一种进取的姿态，向着海洋所代表的陌生的异域、兴奋的未来挺近，以自我动员的方式凝聚意志、建构新的主体意识，这是一种更积极的姿态。对于现代中国人而言，当他们察觉到天下之大变的时候，几乎就激起了重新进入世界格局，以自身介入去扭转它的强烈愿望。从五四时期的“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郭沫若）到革命年代的“啊，大海／我真想张开双手／纵身跳入你的波涛中”（郭小川）到1980年代的“一早我就奔向你啊，大海”（舒婷），他们以新生的姿态、饱满的意志奔向大海，在挣脱传统追求理想的进程中，以一种不可逆的先锋意识实现积极的动员。于是，大海这个异在的他者，转化成了主体的向度和目标，实现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深层的互动。值得注意的是，相对封闭与主动开放地应对海洋这一他者的两种意识，在现代中国也经常是相融互激的，如通常被视为一段自我封闭时期，但在敌我意识高涨，对海洋充满疑忌的同时，一种现代主体的自我动员也达到高峰，整个新生的民族国家被想象成前进的航船，在伟大舵手的导引下，经历大风大浪的考验，排除万难驶向未来，驶向远方。

第8篇：海洋论文范文

三、移殖海外者，以其返馈推动家乡的海洋经济化零星移往海外的华侨，源远流长，可追溯至秦汉。但作为华侨因聚居海外而形成社团，或社区，则在明代后期(97)。这主要的是懋迁梯航的珠江三角洲商人留居东南亚地区而繁衍子孙而形成的。在明初海禁严厉的时代，已有人作海上走私贸易，文献上往往称之为「通番。据文献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香山县三灶岛吴添进就已「通番(98)。明代中叶以后，「通番的现象，愈加普遍与频繁。明人郑晓说「（广东）人逐山海矿冶番舶之利，不务农田(99)。所谓「通番，一是勾通前来广州的番船，私相交易。例如，嘉靖年间（1522-1566），每当外国商船一到，广州附近的游鱼洲居民（内有船夫、海商）会同居住广州濠畔街的外省富商驾驶多橹船只，满载瓷器、丝绵、私钱、火药等违禁商货到洋船上卖给外商，又向外商买回洋货。据当时南海人霍与瑕说：「近日，番夷市易，皆趋广州。广东隔海不五里而近乡名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磁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返。追星趁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比抽分官到，则番舶中之货无几矣?100) 。海商与外商相勾通，负责接应洋货，充当「接引之家(101)。「接引之家”亦称“窝主。他们为番货提供仓贮，并包揽推销接应的洋货，从中渔利。这种人一般都兼充外商与华商间非法贸易的中介人。二是经营帆船海外贸易。海上帆船贸易，早在宣德八年（1433），广东的海商便「假朝廷干办为名取得合法地位，造舟「擅自下番贸易(102)。正统以后，「广东民多挟大柯入海，与夷市(103)。自明中叶起，海商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于东西洋(104)。屈大均曾指出，「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其黠者，走澳门，至于红毛（指在东南亚的荷兰殖民者）、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105)。明人王 予也指出：「自嘉靖2年（1523），宋素卿入扰后，边事日堕，遗祸愈重。闽、广、徽、浙无赖之徒，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106)。前往日本贸易的广东商人，主要在长崎，并形成「广东帮。1678年，广东人在长崎修建圣福寺，旨在表明崇信佛教，划清与被取缔的基督教的关系(107)，又可以作为联络乡谊和维护商帮利益的会所。这些广东海商当含有前引的屈大均所指出的「帆踔日本，「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的珠江三角洲商人。明万历时人周玄 韦也说：「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108)。这里所谓「重货，即集资者共同购买。没有出资者，在船上当员役水手。正如顾炎武所说的「富者出资，贫者出力(109) 。贸易的范围是东南亚洲各地，尤以马尼拉为最重要的据点。万历、崇祯年间，据《马尼拉帆船》一书记载：「每年驶抵菲律宾的大型货船大都来自广州和澳门，有200吨的，也有250吨的，还有少数300吨的。小货船（Patoches）的载重量为100吨至150吨。(110)一些备办货物来广州与外商直接交易的内地商人，在夏、冬两季广州定期市集上看到葡萄牙商人运丝货到马尼拉贩卖有利可图时，竟然将卖不出去的货物用自己的船运往海外销售。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给国王的报告中写道：「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有现款购买它们的市镇和海港。…但後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物卖不出去，就用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111)。广州商人在国内外已经建立相互相联结的网络，当他们到达东南亚各国时，自有已经在此居住的华侨为之接应，并准备好回程的商货。据哥尔勒民斯·德·侯德猛《航海日记》记载：「1596年，（万历24年，在下港－万丹）侨居的中国人……个个手提天平秤前往各村腹地。先把胡椒的分量秤好，而後经考虑付出农民应得的银钱。这样做好交易後，他们就在中国船到达前，预先把胡椒装好。他们购得的胡椒两袋可按十万缗钱等于一个卡迪(Cathy)的价格卖出。……这些装去胡椒的中国船，每年正月间有8艘至10艘来 航。每船只能装50吨(112)。这里没有说明这些船来自中国何处，但当时去万丹的船都是从漳州和广州启航的。当广州商人从海外回到广州时，则有揽头负责接应。据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赏其值(113)。这里是说，揽头向舶主海商取得银两，用以分发制造服食器物的手工业者，作为预支工本。手工业者再按照揽头所规定的式样规格制造产品用来抵偿。从此可见，在明代晚期，海商已通过「揽主、「窝主、「接引之家等建立起商业网络。海上贸易是在官宦之家庇护或参预下进行的。诚如屈大均所指出：「民之贾十三，官之贾十七。他们「偏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114)。清代海商活动的范围已不止限于东南亚洲各地，其涉足的地域更广阔了。「自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月(115)，往来于海外各地更为频繁。正如《南海九江关树德堂族谱》所记载：「（海商）远涉重洋，经商于异域，获厚资。满载而归者，所在皆有(116)。他们依然采用「富者出资，贫者出力的合伙方法，没有出资者，在船上当员役水手。道光八年（1828年），克劳弗特《使暹日记》记载，来往南海的闽广海船，除筹集资金造船外，还邀集具有航海经验和技术的人充当船上员役水手。出资多者任船长，船上的重要职员火长、财副和总杆四人给予补贴外，其余一概不发工资。所有员役按规定挟带私货，附船贩卖牟利（117）。他们中有的「潜处番疆，逗留不返，繁衍子孙，成为华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广州港市的衰落，使大批为广州贸易服务的行业，陷入停顿或衰微；珠江三角洲数以万计、十万计的船夫、舵工、水手、商伙等「借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成为生活无着的游移人。由此而引起的经济混乱，以及尔后「红兵起义、土「客械斗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导致成批的劳动者移往海外，以谋生路。还有一更深层的原因，是人口的压力(118)。从此时起至世纪末，大凡海水所到之处，都有珠江三角洲人的踪迹，尤以美洲和澳洲等地为主要。据笔者推论，自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珠江三角洲出洋的华工达三、四百万之谱（119），因而成为我国重要的侨乡。海商懋迁海外而留居异域，或以「苦力贸易、「猪仔（女的称「猪花）贩运（赊单苦力）等形式被掠往海外当劳工而形成的华侨社团、社区，是海商建立商业网络中在海外一头的网点。侨居东南亚的华商，除通过其散置网，推销接应商品外，还传递信息，使家乡对远方异国的商情了如指掌，对各种经济机会作出积极的反映。他们对珠江三角洲作出的种种的返馈，诸如投资于沙田的开发，引进作物新品种、商业信息、企业经营的经验和知识、先进技术等，对推动当地的农业商业化、农产品加工业和商业性手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将部分的商业利润，投入滩涂的开发，是包括海商在内的商人对家乡的一个重要贡献。要将滩涂开垦成良田，工程浩繁，费用巨大，历时长久。先要抛石拍围，淤积成陆后再于四周筑大基，内筑棋布的小基。要先植芦荻，再易种以草，继种香蕉、虾稻等耐咸作物。需经数年，十几年，乃至数十年方可成田。曾参预开辟沙田的龙廷槐（乾、嘉时人）说，「计其圈筑之费与年岁之久，其值亦与买置中腴之田相比(120)。据笔者的研究，一般地说，一亩白坦的工筑费为十余两，加上花息银2两，收回成本大约要15年左右(121)。嘉、道时人陈在谦也说：「有沙田十亩者，其家必有百亩之资而始能致之也；有百亩者，必有千亩之资而始能致之也(122)。可见承垦沙田者，非大族势家、商贾富户不可。一般的贫民小户是不可能染指的。引进作物的新品种，也是侨居海外的海商对珠江三角洲的一个贡献。例如陈益于万历十年（1582年）首先从安南耐旱、高产作物番薯引进其故乡东莞，即一例(123)。华侨中的一些精英，将在侨居地学到一些新技术和一些近代经营管理的知识，以及积蓄的资本带回珠江三角洲创办近代的企业。最为突出的是，华侨陈启源，带着他在越南由法国人建的丝厂学得的知识和多年积累的资金，于1872年回到家乡南海县简村。次年创办继昌隆丝厂，率先引入先进的机器缫丝工艺，并加以改进。机器缫丝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又远胜于手工缫丝。在国际市埸上，厂丝的价格较土丝高出约三分之一，而且销路通畅。机器缫丝业一经出现，「各处闻风兴起，纷向南海、顺德产 蚕地方竞相设立机器缫丝厂(124)。80年代初，南海、顺德有十余家。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增加到五、六十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陆续增建新厂。单顺德一县，于1911年已有142家以上。到了20年代， 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业已增达200余家(125)。值得注意的是珠江三角洲较之于江南地区，是晚兴起的蚕丝区，但在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厂设立的数量、资金、以及工厂的规模均超过江南，其中一个原因是资金上享有海外华侨商人汇款的优势（126）。由于机器缫丝厂的大量发展，厂丝逐步取代土丝，至本世纪20年代，如前所述，丝货（包括水结和丝织品）出口价值约占广州出口总值的70--80％，成为广州外贸的主体产品。蚕丝业不仅和侨汇成为珠江三角的两大经济支柱，而且也是广东全省的经济支柱。这里应当指出，陈启源创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着中国民族工业近代化的先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世纪初，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创办先施百货公司，郭乐、郭泉兄弟开办永安百货公司，蔡兴、蔡昌兄弟开设大新百货公司等。这著名的三大百货公司的总部虽然都设在香港，但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是巨大的。先施和大新还在广州开设有分公司。该三大公司都有在广州开设旅馆业等，而且皆兼营储蓄业，「隐然商店与银行相结合（127）。又如美国侨商陈宜禧于光绪32年（1906）回台山，自己筹款，自己设计，修筑新宁铁路。时间上虽然稍迟于潮汕铁路，但它是纯粹由民族资本兴建的头一条铁路。航运业的近代化，也主要是由海洋经济的产物近代买办商人推动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上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原与西商有种种联系的买办、通事、跟随、仆役等人，同西商一起转移上海。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有人甚至说，50年代上海有8万广东人。此说不确，但其人数在当时上海人口中占比例之多是无庸置疑的，而且人口的素质亦高（128）。19世纪70年代，由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招商局，几乎都是由珠江三角洲，尤其是香山县的买办商人支撑的。先后主持局务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都是香山人。香山县买办郭甘章在70年代初，也已在香港置有多艘轮船，从事航运业了。他们在广东地区着重发展内河和沿海内港的小轮船化，并仿照西方致力于以广州港市为中心的航道网络和港口、码头的建设(129)。70年代中期，华商梁定荣在家乡佛山创办广德泰轮船公司，「置海舶由粤直走天津(130)。自光绪24年（1898年）清朝政府颁布「内河行轮章程后，小轮船公司蜂起。光绪26年（1900年）全省小轮已达200艘。其中洋商的小轮船只占极小部分(131)。珠江三角洲的水网区南海、番禺、顺德、香山等县，不仅乡镇间有互通小轮船，而且与邻县、佛山、省城等地也有轮船往来，甚至「凡在略有市厘交易之乡镇，每日间小轮经过开行，纵或无二次，亦必有一次(132)。1911 年广东拥有的内港小轮船310艘，占全国同年内港小轮船的三分之一以上，仅次于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省(133)。内河的轮运（含九龙、拱北的内港轮运数）约170余万吨(134)。成为全国航运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台山的公益埠和香洲商埠，同样是由侨商伍于政等开辟的。1903年在香港创办的四邑轮船公司、1910年在广州创办的侨轮公司等，也是出自侨商之力（135）。华侨还在能源、工矿，以及银行、百货公司等方面，建立起近代企业。作为民族工业，有的还属国内所首创。例如，旅日华侨卫省轩于光绪四年（1879）在佛山开办巧明火柴厂；美国华侨黄秉常、李荣邦1890年在广州开设的发电厂等。华侨开办的金融业，也令人注目。银行、银号（钱庄）和侨批业（经营侨汇业务）等，几乎遍布整个侨乡。20世纪20年代，顺德甚至成为广东省金融业的中心（136）。根据从海外返馈的市埸信息，迎合西方顾客的喜爱、耆好而创制了花茶、彩瓷等新产品。如前所述，花茶就纯粹为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喜爱而研制出来的。又如所谓「广彩的陶瓷，也是完全为投西方人的所好而在广州创制的。据文献记载，「其器物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工。这里是说贩运来景德镇烧造的白瓷器，在广州的河南、西村设厂开炉烘染。「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137)。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乡土、家族观念的驱使，侨居各地的华侨，将积攒的资金，汇回家乡。19世纪末20世纪初， 侨汇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这些侨汇，除部分用于侨眷的消费外，其馀的被投入当地的建设。关于侨汇，我们尚缺乏完整的确切的数据。最早的估计数字是187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省上议会所作的美国华侨汇款每年平均为1亿8千万美金。又据旧金山总领事黄遵宪查银行汇票总簿的记录，20世纪头几年， 华侨汇款回广东省的最多一年为一千五、六百万元，古巴、秘鲁、西贡、新加坡等地汇款未计在内（138）。这仅限于一国一地的数额。有人估计，珠江三角洲要县每年可达数千万元。侨汇不仅为家乡的商业化和沙田的开发提供了资金，而且成为家乡的近代化建设的资金来源。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华侨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达2亿4 千万元。其中工矿业为2125万元，占总投资的8. 8％， 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交通业为8778万元，占36.5％， 房地产业为13188元，占54.7 ％（139）。这里不难看出，侨居海外的华侨，主要是坚持和发扬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商业文化，以其商业的成功，以及以其从西方学得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来促进或具体邦助家乡的商业化和近代化。处于三角洲边缘的广州、澳门和香港，一直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与世界各国往来的通道。从汉代的「译长到近代的买办，从唐宋的「蕃坊到近代的洋行，三角洲历来就有服务于外贸的专门人才，就有专辟为外商居住之地和由外商设置的商务机构。有的外商因久居三角洲而加入当地户籍。珠江三角洲作为海洋经济的前沿地带，当地人或参与其事，或耳濡目染。他们既吸取了西方有用的知识，又没有照搬西方的一套进行商业化和近代化。例如，农业的商业化是保持小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西方的农埸式；蚕丝区进行缫丝工业化时，二百多间机械缫丝厂，也分布在乡村、墟镇，而不是城市。本世纪8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达，应该说是有历史渊源。综上所述，由于古老的广州港市经济的特殊性，它的繁荣并不能带动其所在地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进步。北宋以前，珠江三角洲依然是一片局促南隅，沉睡未醒的荒服之地。宋代以降，北方士民的南迁，尤其宋室南迁，偏安临安之际，北方士民的集团性移住，为珠江三角洲提供初步开发的机遇；宋元围筑堤围，兴修水利，正是其初步开发的标志。明中叶广州市场的转型，又为珠江三角洲提供了新的机遇，从而使其进入了开发深化的阶段。三角洲人善于把握机遇，作出合理的抉择。他们一方面 将这片浅海滩涂开发成适合种植经济作物的良田；一方面以外贸为先导，开拓市埸，以出口贸易带动各行业的发展，不断地推动农业商业化，使珠江三角洲变成海洋经济的基地。珠江三角洲人本是由北方的士民不断移住，并和当地土著融化而成的；自明代晚期以降，又不断流布海外，尤其鸦片战争后，大量移殖海外，流布四方。历史造就他们敢于开拓、敢于创新、富有冒险的精神。浓郁的乡土观念，又使他们以其事业的成功经验、以其从西方学得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来促进或具体邦助珠江三角洲的近代化和海洋经济化。清末民国年间，珠江三角洲已实现了以出口贸易为主体的海洋经济化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照搬西方的一套，例如，农业的商业化是保持小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西方的农埸式；缫丝工业近代化时，二百多间机械缫丝厂，也分布在乡村、墟镇，而不是城市。近年来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发达，应该说是这种历史的合理传承。顺带指出的是，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珠江三角洲人面对这一历史潮流性的转型，再次迅速作出抉择，率先按照市埸经济的轨道运作。在短暂的二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绝非偶然。同样是当地人与侨居各地的华侨华人在这块充满产业革命精神的土地上，携手共创的结果。附记：承审稿人提出许多改进意见，特致谢忱。又，本文定稿后读到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一书。在此书中，作者以广阔的视野，丰富的阅历，站在世界史的高度，详细论述了以广东为重点的中国蔗糖的生产与运销海外各地的情况，本文来不及吸取该书的研究成果，颇感遗憾。笔者已组织人员正在 翻译成中文，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释(97)秦汉时期已有华人移居北朝鲜和越南。在过去视为藩属国， 并没有视之为华侨。宋代，文献上出现关于华人在东南亚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建立殖民地的片鳞只爪的记载，但缺乏实证性的资料。明初，南海人（一说澄海人）梁道明曾被聚居三佛齐（今属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推为首领，一度建立地方性的政治实体；郑和下西洋时，南洋地区确实存在一些华侨社团，但只是偶发性个案，并没有形成风气。(98) 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卷2，「香山。(99)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2，〈兵部.广东〉。(100) 霍与瑕，《霍勉斋集》卷12〈上潘大巡广东事宜〉。(101)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8，「暹罗按语。(102) 《明宣宗实录》卷108，宣宗八年。(103) 民国《福建通志》卷34，列传24，〈黄光升传〉。(104)郭春震，〈备倭论〉，见乾隆《潮州府志》卷40，「艺文。(10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条。(106)王 予，〈王司马奏疏〉，见《明经世文编》卷238。(107)参见朱德兰〈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7卷第2期（84/9），页53--75。(108) 周玄 韦，《泾林续记》页37，见《涵芬楼秘笈》第8集。(109)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0，〈广东四〉。(110) 转引自《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一辑，页177。(111) 〈关于中国贸易问题的简要报告〉，见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页119。(112) 转引自岩生成一，〈下港唐人街盛衰变迁考〉，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第二辑（1957年4月）。(11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银条。(114)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事语，「贪吏条(115) 梁廷楠，《粤海关志》卷5，「口岸一。(116) 《南海九江关树德堂族谱》卷17，〈皇清直隶州州同达轩关君墓志铭〉。(117) 参见田汝康，＜15－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新建设》8－9期（1964年8月）。(118) 参见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人口问题〉，《清史研究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 辑，页141--168。（119）叶显恩等，〈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收入《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即由稻禾出版社出版。(120) 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1。(121)参见拙稿《珠江三角洲商业代化与社会变迁》第四章，〈宗法土地制度与商业化〉（未刊稿）。(122) 陈在谦，〈与曾勉士论沙田书〉，《广东文征》第辑。按：陈在谦，广东新兴人，嘉庆甲子（1804年）举人，官清远县教谕。(123) 杨宝霖，〈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之最早之地〉，见《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页306--312，。(124) 民国《顺德县续志》卷3，页26。(125) 参见程耀明，〈清末顺德机器缫丝业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见《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37—278。（126）参见 Robert Y.Eng .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olifornia Press，1986) P.183。伍若贤教授在这部研究中国丝业的专著中，以广东实即珠江三角洲与江南的蚕丝业，就工厂的设置、技术、投资、劳动力、原料—蚕茧等方面作了比较。（127）参见林金枝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章，第三节「广东华侨投资的百货业；谭仁杰〈永安公司创始人郭乐〉，见《广东文史资料》，第62期（1990年）；陈醒吾〈马应彪与先施公司〉，见《广州工商经济史料》（广东人民出入社1986年出版）；按陈醒吾以先施百货公司文具部副部长（1919年担任）的身份回忆说，先施创办于1910年。但综合多方面军资料作出判断，创办的时间当应在1900年。 最有说服力的是先施公司25周年纪念册上就写明：1900——1924。见前揭林金枝书页562。（128）、（129）参见叶显恩，＜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年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1999年9月出版）页193－215。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粤籍人及其在客民中的重要性，叶文注（26）已引用冯尔康教授赠阅的《清代广东人在上海》一文（未刊稿）的数据（见前书212—213页），于此不赘。（130)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131) 参见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编）页82，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132)《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30年，卷下，「三水。(133)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宣统三年，卷下，「通商各关内河轮船按年挂号总数。（134）参见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85。（135）参见叶显恩，＜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年论文集》页193－215。（136）林金枝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章，「广东华侨投资的各类工业；第17章，「广东华侨投资的金融业。（137）刘子芬，《竹园陶录》（美术丛书四集第10辑）卷2 ；蓝浦撰，郑廷桂补辑，《景德镇陶录》（美术丛书二集第8辑）卷2，。（138）参见郑林宽，《福建华侨与华侨汇款》，页26。（139）参见许檀，＜鸦片战争后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与近代化＞，《清史研究》第3期（1994年7月），页70--78 。

第9篇：海洋论文范文

海洋石油上游企业是负责我国渤海、南海、东海、黄海及海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的浅海、深海海域油气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管理的实体。它包括具有100%权益的自营企业、不同权益的中外合作企业、中中合作企业和联营企业。它是海洋石油企业集团的龙头，具有规模大、高风险、高投入、高技术和高产出等特点。它的预算是以货币及其他度量形式反映有关企业未来一段时期内全部经营活动的行动计划与相应措施的数量，是对企业整体资源有效分配和运用的综合表现形式。它是根据企业经营战略编制，集海洋油气勘探作业预算、开发作业预算、油气田生产作业预算、油气销售费用预算、科研经费预算、筹资计划预算、行政管理费用预算、利润预算等于一体的综合性预算体系。编制年度预算是为实现企业战略规划目标，科学管理和责任，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经济效益以及计划调控水平的重要保证。海洋石油上游企业预算管理是指企业依据战略规划目标，在预算期内利用计划、组织、控制和领导等管理职能，对预算的编制、执行过程进行跟踪、协调、控制和改进，以求优化实现企业预算期经营总目标的过程。按预算批准的时间不同，分为年度预算管理、年度调整预算管理及机动费预算管理；按不同的预算内容，分为年度经营预算管理、年度资本预算管理和年度财务预算管理。它的作用是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预算相结合，实现管理过程与管理结果相结合，它能促进企业预算期内全部经营活动按批准的计划预算进行。

二、海洋石油上游企业预算管理特色

海洋石油上游企业预算管理，坚持按经济规律、产业发展规律、企业管理一般规律，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坚持能力建设和执行力建设，形成了海洋石油的上游企业预算管理特色。

（一）始终坚持预算服务经营的宗旨企业在编制年度预算指标时，首先要清楚当年的经营目标是什么，在此基础上采取有保有压的原则，年度预算重点保勘探、开发、生产和重点科研项目，而且对勘探、开发和生产预算采取部分待批和预留的方法，尤其是对勘探预算一定要得到保障，因为油气企业的勘探能否有效实施，是关系油气企业成败的大事，而对管理费一般采取零基预算方法进行编制，并且把管理费用分为可控和不可控两部分，基本采用压缩和在考虑政策和物价等因素的情况下，对不可控部分允许少幅增加的原则进行编制。按照此宗旨，编制年度预算既保证生产经营需要又压缩预算开支，防止了年年编预算，预算年年长的现象。

（二）始终坚持规划与预算有机结合企业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既要满足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又要与企业的中长期规划指标相适应，而且每年在编制年度预算时，要把当年预算的项目名称、内容、金额等相关指标与五年规划中每年相关规划指标进行一一对比、分析，找出它们的差异原因，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摸索一条规划指导计划预算，计划预算服从规划，从而达到规划指标在企业管理中的引领作用，使得企业沿着规划战略目标方FRIENDSOFACCOUNTING向发展。

（三）始终坚持预算管理的权威性即始终坚持“三不”原则，没有预算不能立项，没有立项不能签合同，没有合同不能实施。一旦企业预算管理文件草案经过讨论达成一致，形成正式文件由总裁签发后，各级单位必须坚决执行，而且在文件中规定了一条任何人不能破坏的预算管理执行红线，那就是：先立项后签合同再实施。这三个重要环节必须获得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控制，谁违背了这条红线，谁将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四）始终坚持预算管理精细化精细化是实现预算管理和控制的坚实基础。无精细化，预算管理的纵向和横向，历史同期，当期实际与预算比较数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将大幅度降低，从而致使预算控制失效，为了有效控制预算开支，海洋石油上游企业采用分月计划，单项控制，滚动预测分析，严格考核等方法对预算实施精细化管理。例如各单位预算指标在获得上级单位批准后，由上级预算管理职能部门相关人员把各单位批准预算指标输入到系统中进行刚性控制，年度预算指标完成了75%进行提示；年度预算指标完成90%进行预警；年度预算完成了100%，系统自动关闭该项目预算指标。若想超预算指标开支，系统完全不接受输入实际完成数。这时，该单位就必须向上级申请追加预算，并要说明超预算的原因，在获得上级单位批准后，相关负责人才能在系统中重新打开该项目，输入追加预算，进而才能预算开支。

（五）始终坚持预算管理信息化为了规范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管理效率，海洋石油上游企业专门开发了海波龙预算系统进行预算的编制，执行情况的时常跟踪，执行结果及时反馈。通过使用该系统，加快了预算数汇总，规范了预算的填报，达到了预算项目与会计项目的基本匹配，并且从源头上来编制资金计划和控制资金使用情况。

（六）始终坚持预算管理四个同步四个同步：即储量与产量同步增长；上游与下游同步发展；改革与管理同步推进；效率与效益同步提高。为什么在编制预算时要坚持四个同步？因为储量是油气企业的血液，没有储量就没有产量，没有产量就没有收入，企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上游油气企业要想经得住大风大浪，上中下游企业必须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圈闭式的链条，即上游企业负责油气勘探开发生产，中游企业负责支持服务上游企业，下游企业负责油气炼化销售等，因此，编制预算时，一定要考虑上中下游的企业关系，从而达到共赢；预算管理还必须与改革同步推进，因为企业改革是大局，预算管理制度和程序必须适应企业改革的需要；最后企业预算管理还要始终坚持效率与效益同步提高的原则，因为，编制预算的主要目的是要知道企业年度经营项目和管理活动需要多少钱，保证企业年度投资和费用有计划的花钱，更重要的是这些钱花得有效益。

三、海洋石油上游企业预算管理机构设置与职责

预算管理组织体系分为董事会、预算日常管理机构和预算责任单元三个层次。董事会是企业预算的最高决策机构，主要职责是审批战略发展规划；审批年度预算目标；审批年度预算方案；审批年度预算的重大调整；审批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章程规定的其他相关职责。预算日常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制定预算管理政策，审查年度预算初步方案、提出预算调整及重大预算管理事项的建议，指导所属单位及机关部门编制预算工作。预算责任单元是预算管理的执行层，主要职责是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制度，认真编制、执行、控制预算、分析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定期完成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报告，为预算的编制、跟踪、分析和完善提供基础数据。

四、海洋石油上游企业预算的编制、审核及审批

预算编制过程是落实企业年度经营总目标的过程，在认真总结上年度生产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潜力、问题及薄弱环节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措施，结合中长期规划确定本预算责任单元下一年度目标，并在预算中加以体现。

（一）预算编制过程董事会提出企业总目标；预算管理日常机构制定预算框架，并下发《年度预算编制大纲》通知；各预算责任单元按照大纲规定的内容、程序、时间进度等管理要求进行编制，通过预算系统上报草案。预算日常管理机构根据下属部门上报的预算方案，进行审核、汇总、综合平衡，报经管理层审议通过后，报请董事会审批。预算草案经过多次上下反复沟通讨论形成最终预算方案。

（二）预算编制内容及要求年度预算内容主要包括：董事长致辞；指导思想；年度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包括储量、产量、勘探开发和资本化项目投资、油气田生产费用，桶油主要生产成本、桶油销售管理费成本、平均动用资本回报率、平均股本回报率、储量替代率等）；同行对标；主要情况分析等。预算质量好坏是衡量企业管理基础是否扎实和综合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年度预算是否准确可行关系到企业年度目标是否能实现的重要因素。因此，预算编制时重点关注预算指标是否可行、编制方法和编制依据是否科学详细，符合实际。为了编制高质量的年度经营预算，笔者采用因素分析法对影响预算经营目标正确性的主要情况进行分析。第一，对世界经济和国内环境的预测，主要包括来年世界和国内经济发展总趋势的判断和影响其发展趋势，几个关键因素或事件，尤其要对油气行业发展趋势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地缘政治事件，国家行业方针政策，财政政策变化影响的预估等；第二，分析企业内部条件，重点要对钻井船、供应船、工程船，直升机等作业资源能力充分预测，对地下储量可能发现程度测算，对油气田开发、产量增长、成本上升、外部监管环境，人才供给能力等方面压力预估；第三，正确预测和选择相关参数，包括油气价格、物价、汇率等。下面简述编制预算前对油气价格预测的主要做法。首先，油气价格预测准确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企业总体目标的制定，年度工作量计划的安排。因此，在编制预算时，要对油气价格作主要分析，要跟踪世界几个关键油价（如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WTI和布伦特原油BRENT）在不同时点的走势和几大国际能源机构，如美国能源资料协会（EIA）、欧佩克对油气价格的展望。其次，要考虑全球地缘政治、地区冲突大事件对油气价格的影响。最后要考虑世界经济发展对油气需求，从而获得一个企业编制年度预算的油气价格参数。

五、海洋石油上游企业预算执行、控制、分析与考核

预算的编制是实施预算管理的起点，预算的执行和控制是预算管理的重要阶段。预算执行和控制流程是：分解预算指标、实施预算指标、预算指标实施过程的控制、分析报告与考核。

（一）预算执行根据董事会批准的年度计划预算方案，由公司预算日常管理机构详细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大本，逐级下达执行。董事会批准的年度预算一经批复下达，即具有指令性，各预算责任单元必须认真组织实施，严格执行。所有预算执行前必须按照《预算批准分级授权规定》获得相应批复。年度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各单项预算的调整事宜，主要包括待批转正式和预算追加及减少等内容。待批转正式：是指企业预算大本中的年度待批项目预算不是正式的年度预算，在实际执行前必须根据企业预算授权管理规定，上报给上级领导批准后方可执行；预算追加及调减：是指经企业预算大本中已批准的年度预算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出现主要预算前提发生重大变化、经营规模扩大/缩减导致业务量增加/减少以及出现新的业务等情况，而对已有项目的预算指标进行追加（超预算项目）或新增项目预算指标（计划外项目）或调减的过程。

（二）预算控制海洋石油上游企业预算过程控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因为海上勘探开发生产油气作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会遇到海洋气候窗，地缘政治事件，作业资源供应能力，海底地质情况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所以，在预算过程控制时，既要用一般方法又要用特殊性方法进行控制。1.单项控制，就是按不同的类别把总预算分成多个单项。采用单项对预算进行控制的好处是防止预算责任单位在使用预算指标时拆东墙补西墙，从而把预算控制落实到预算项目，保证总预算按目标实现。常用方法有AFE（AuthorizationofExpenditures），即费用开支批准授权书，此方法只适用于较大预算项目和正式预算的追踪、控制和报告。比如，在勘探井作业预算控制时，采取了预估、详测、决算三个环节进行控制，并且结合不同的海域地质情况，不同的钻井船（固定式、半潜式、移动式）租用，不同的井型（定向井、水平井……），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在同一海域打同样深度的探井，但不同井型的单位成本是不相同的。2.制度控制，就是制定一些相关制度来达到控制预算的目的。例如工程项目控制制度，成本控制等。在预算管理中实践了萨班斯法“SOX404内控的业务嵌入式”管理要求，制定了较为严密的控制流程，实现了制度建设，风险评估，日常管理，流程监控，执行自查，实现预算管理全过程监控。3.信息系统控制，往往制度和程序都含有人为因素，必须要有很强的执行力才能得到严格遵守和执行。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把一些制度程序嵌入了信息系统，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例如，在开发采办系统时，就解决了没有预算的项目在采办系统中就无法立项的问题。如果某人提出了无预算项目的采购或合同申请，但采办系统中没有此项目的预算，系统就自动拒绝。这样项目申请就不能向下一个环节流转；还有在预算控制系统中，对已批准的预算数进行刚性控制，其做法是，将已批准的预算数输入系统中，一旦实际数超过了预算数，那么预算责任单位就无法继续在会计系统中输入，使其责任单位无法超过批准的预算。只有申请调整获得批准后才能使用。笔者充分利用了预算信息系统、采办信息系统和财务会计信息系统，互相牵制，相互制约，达到了有效控制预算开支的目的。4.预警机制，就是采用信息系统或报表方式反映实际数占批准预算数的百分比来实现。一般用50%、75%和95%三个梯度表示预算实际使用程度。当其达到75%时要引起注意，要进行预测；尤其达到95%时，要引起警惕，并进行是否会超已批预算的准确测算。然后，根据测算结果，对将要超预算的情况作出预案。5.滚动控制，就是预算事中和事后控制的结合，分为阶段结果和最终结果两大类进行控制，阶段结果一般采用滚动预测方法，分为3+9，6+6，8+4，10+2四个阶段进行，目的是让预算责任单位在每个关键时段都能掌握当时实际预算开支情况和未来还要花的预算数，避免年终措手不及；最终结果控制，也可以说是事后控制，一般在年终对预算实际执行的结果进行超支或结余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来年编制更加准确的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