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新型农业论文范文

1观光农业旅游正在兴起

观光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生态旅游业。近年来，伴随全球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人们发现，现代农业不仅具有生产，还具有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人们提供观光、休闲、度假的生活。随着收人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增多，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渴望多样化的旅游，尤其希望能在典型的农村环境中放松自己。于是，农业与旅游业边缘交叉的新型产业——观光农业应运而生。

观光农业是把观光旅游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旅游活动，它的形式和类型很多。根据德、法、美、日、荷兰等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实践，其中规模较大的主要有5种：(l)观光农园：在城市近郊或风景区附近开辟特色果园、菜园、茶园、花圃等，让游客人内摘果、拔莱、赏花、采茶，享受田园乐趣。这是国外观光农业最普遍的一种形式；(2)农业公园：即按照公园的经营思路，把农业生产场所、农产品消费场所和休闲旅游场所结合为一体；(3)教育农园：这是兼顾农业生产与科普教育功能的农业经营形态。代表性的有法国的教育农场，日本的学童农园，台湾的自然生态教室等；(4)森林公园；(5)民俗观光村。

2我国观光农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一)、现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观光旅游在大中城市迅速兴起。据不完全统计，1996-1997年已动工和计划投资在一亿元以上的观光农业项目在7个以上。1998年国家旅游局以“华夏城乡游”作为主题旅游年，使“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做农家活、看农家景”成了农村一景。目前我国观光农业旅游项目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近郊，其中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发达。在广东，果园观光旅游最早出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目前广东已有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旅游者400多万人，旅游收入10多亿。

在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的一些大城市的近郊，还出现了引进国际先进现代农业设施的农业观光园，展示电脑自动控制温度、湿度、施肥、无土栽培和新特农产品种，成了农业科普旅游基地。如上海旅游新区的孙桥现代农业园区、北京的锦绣大地农业观光园、苏州的大地园、无锡的大浮观光农业园和珠海农业科技基地。

(二)前景

1、我国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为观光农业旅游提供了充足的客源。

观光农业既然属于旅游业，其发展与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首先我们考察整个旅游行业1994年以来的数据资料：年份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

入境旅游人数(万人)4365.444638.655112.755758.796347.847279.558344.39

旅游外汇收入(亿美元)73.2387.33102.00120.74126.02140.99162.24

国内旅游总人次(亿人次)5.246.296.406.446.957.197.44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1023.511375.701638.382112.702391.182831.923175.54

旅游业保持了稳定而高速的增长。若进一步观察，可发现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的增长速度不同。从1994年到2000年，旅游外汇收入增长了122%，年均增长14.2%；国内旅游收入增长了210%，年均增长20.8%。国内旅游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入境旅游，但到2000年为止，旅游外汇收入与国内旅游收入之比仅为1∶2.5，国内旅游仍有很大发展空间。鉴于观光农业的特性，对其需求主要来自国内游客，因此客源有充分保证。

从1994年以来的有关数据也表明，城镇居民旅游人次和旅游支出都是逐年递增，尤其近年随着假日经济的兴起又有大幅增长。由于观光农业的客源主要为国内城市居民，因此可以预测，对观光农业的需求也将保持一个旺盛的态势。

2、农业观光旅游是我国旅游业发展方向之一。

今年我国将分别启动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旅游扶贫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工程，争取在“十五”期间形成三区联动、滚动发展的旅游产品新格局。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主要是利用富集的景观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通过政府引导，资金支持，市场推荐的方式，建设一批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精品项目和示范项目。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重在开发适应现代旅游需求的高水平生态旅游产品，培育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后续产品。

第2篇：新型农业论文范文

在高等学校以及科研单位进行对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高校以及农业单位主要的优势在于拥有人才以及技术上的优势，可以在新型农业运用的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这些新时代的人才在学习新型技术时，对知识的接受能力通常会比较强。我国平均每个省份都会设立1～2个农业高校，因此这对新型农业技术的普及是有着很大帮助的。高校也可以参与到对新型农业的推广工作中去，可以组织高校的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社会实践，直接的将所学到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到农村中去。农业类高校作为对新型农业技术进行直接研究的教育基地，通常在教学的过程中会存在着理论同实际脱轨的现象，教学的内容已经明显跟不上生产的步伐。因此让学生下到农村去，将其学到的新型农业的科技应用到实际生产过程中去，不但有利于对新型农业科技的推广，也有利于高校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应用。

2我国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中应该遵从的原则

2.1对农民以及市场的需求重视的原则

在对新型农业科技进行推广的过程中，应该与农民以及市场的需求相适应。只有与市场相适应，农民才会更愿意接受新型的农业科技。在市场中对农民进行引导，将农业进行产业化的转型。当代的农民都是有自主经营权的。对新型农业技术进行推广的过程，已经不能够用传统强制行政命令的方式了，而是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的考虑农民的需要，推出农民所需要的技术，解决农民的燃眉之急，这样才能真正的将新型农业技术在农村进行推广。

2.2将政府作为主要的推广力量

在政府保留一支精良的推广队伍，是保证新型农业技术可以有效推广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我国的经济进行转型期间，在民间对农业技术进行推广的体系数不胜数，需要政府及时的站出来对市场进行规范，保证农民的利益。当前很多的农民不愿意投资一些经济效益比较低的农作物，不能够理解中国独具特色的农业发展路线。对于这种现象只能通过政府出面进行调控，才可以保证新型农业技术可以有效的推广。

2.3加强服务的观念原则

对服务的原则进行强化是市场的需求，也就是农民的综合需求，而对于农民需求的直接体现就是对农业技术推广的需求。因此在对新科技进行推广的过程中，要注意将科技成果转化成具有实际作用的生产力，让科技具有使用性，真正的服务于农民。让新型农业技术成为具有经济实效性，生产实用性以及可操作性的实用技术，满足农民的需求，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第3篇：新型农业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模式；镇园合一；农民增收；区域经济；农民收入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9 文章编号：1009-2374（2016）14-0193-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14.096

“镇园合一”是近几年城镇化发展中一种新的模式，“镇园合一”为推动城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而农民收入结构、收入增长等都受到了这种新模式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我国该领域内现有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梳理，试图明晰新型城镇化中镇园合一与农民增收的理论轮廓，以利于该研究领域工作的深入开展。

1 关于“镇园合一”的研究

1.1 “镇园合一”的概念

“镇园合一”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种农村经济发展形态，是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近几年各种产业园发展迅速，园区经济已经逐步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许多地区产业园区已经与当地政府融为一体，形成了镇园融合的新体制。目前学界对于园镇两者关系的探讨观点不一，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镇园合一”“园镇整合”“园镇互动”以及“园镇融合”。基于这些观点，学者对“镇园合一”的具体内涵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个：一是园镇融合是一种园与镇相互靠近的过程，把职能相同的部分融合或是糅合为一，而园和镇又保留着不能融合的各自独特的职能和特征；二是园镇融合是一种产业集聚的园区与较小行政区域的镇的和谐形态，两者的结合会呈现出相互协调、互促互进的局面。

1.2 “镇园合一”的模式

模式是指从大量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事务结果与运动形式，是对典型体制和体系的描述。在总结典型案例和查阅相关文献后，归纳梳理了各地具有代表性的镇园合一发展模式：刘新华（2014）在分析江苏省南北合作发展模式演进特点的基础上，对江苏新兴产业科技园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描述：依托镇共建园镇一体新型产业园区的“共建模式”。邓韦根（2004）提出了园镇动力机制的内涵，从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安排这四个方面论证了园镇“结合互动耦合进一步互动”的“园镇耦合”模式。喻辉（2013）以北盛镇城镇化建设为例，总结出“园区设计、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的“园镇联动”发展模式。

1.3 “镇园合一”的理论依据

国内外理论界在讨论镇园合一等新型城镇化形式过程中，主要运用区域比较优势、主导产业选择、增长极、农业产业化经营等理论。

1.3.1 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起点，赫克・谢尔俄林对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构造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从要素结构差异来寻找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近年来，社会经济网络、区域创新网络等理论使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延伸。目前，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镇园合一依托当地的特色产业，强调特色就是优势。

1.3.2 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特在其著作《经济增长过程》中对主导产业进行了比较明确、系统的研究，率先提出了主导产业的概念。李新、王敏晰（2007）在《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研究评述》中对主导产业选择理论作了探讨，认为政府应当优先扶持那些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产业。

1.3.3 “增长极”理论。“增长极”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来的，他认为在一个经济区域内，将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看作力场，那么位于力场中的主导部门就是增长极。“园镇合一”中的产业园区是镇区内的工业综合体，而园区经济正是追求成为这种增长极。

1.3.4 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遇到难出销、农民增收慢等问题，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自发地进行了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实践。在此背景下，夏英、牛若峰（2000）率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概念。刘成玉（2003）提出了“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竞争力”的观点：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产业园区可以作为产业经营的基础环节来开展，能够促进特色产业的培育和优势区域的形成。

2 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

2.1 关于农民收入构成的研究

国家统计局对农民收入进行了具体划分：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张晓山在其2007年发表的著作中将农民收入来源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其中非农业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中第二、第三产业收入。朱姝帆（2009）综合了两种农民收入划分方法，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作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刘书琪、姜绘绘（2015）采取了同样的划分类别，并将土地的使用权被转移出去农民所获得的收益作为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目前关于农民收入构成的讨论没有太大的分歧，划分标准和统计口径也都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并被广泛运用到涉及农民收入的研究

之中。

2.2 关于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

保持农民收入的持续和稳定增长是三农工作中的重要着力点。几年来，关于农民增收的讨论从未停止。李国祥（2007）从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农民从事第一产业收入的货币化进度、现金收入增长等多角度考察农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初步认为农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是存在的。韦向阳、郇红艳（2013）基于对1992～2010年农民收入统计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以安徽省的农民收入作为考察对象，对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农民机械化水平、农民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农民增收具有正效应。杜吟堂、党国英（2007）则从农业相关制度的角度出发，将产业化经营、农民组织创新和土地制度的变革列为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影响因素。2010年，《农业经济》第3期杂志刊登的《北方地区农业产业一体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一文中进一步佐证了产业一体化对农民增收具有积极作用的观点。而在张亦工、胡亦虎（2007）的研究中，两人从农业财政资金整合的视角出发，采用双对数模型考察了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模型参数显示农民自来水管道供给、农村公路设施供给等都对农民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

2.3 关于“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

肖卫东、宋元梁（2005）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相关性，认为城镇化是农民增收的根本路径选择。新一届政府将新型城镇化作为破除这个难题的新路径。（2012）提出要努力消除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对城镇化进行创新和升级。推进城镇的聚集和发展，聚集城镇的生产要素，使居民就地就业，是保障农民收入稳定的重要手段。李子联（2014）从制度分析的视角出发，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地制度、支农政策和户籍制度的调整为农民增收带来了机遇，并运用Hausman进行检验，其结果显示：支农力度的加大、农地制度的新调整能够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户籍制度的实施却与农民增收具有反向的变化关系。在《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第99期刊登的《特色产业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分析――以陕西武功县为例》一文中，具体分析了特色农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根据模型结果，当地传统特色产业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2.4 产业园区农民增收的措施

孙自铎、汪建国（2003）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约束农民增收的制度，将城市化作为推动社会结构变动的主要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城市化进程，以发展为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根据各地的报道和案例分析，近年来我国园区产业化经营的组织类型大体分为“市场+农户”“基地+农户”“公司+农户”等模式，杜吟堂（2007）对这些模式进行了分析总结，认为政府政策应更多地倾向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产业园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稳定地促进农民增收。王晓燕（2010）基于黔南州农民增收现状的分析，认为增收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1）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促进农民规模经营；（3）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新型农民，这为产业园区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韩俊、王翔（2015）在其所作的《苏州工业园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推进动迁农民市民化的经验》报告中分析了苏州园区管委会的经验：（1）成立专业合作组织；（2）为有能力创业的动迁农民提供政策支持；（3）鼓励培育动迁农民从事第三产业。

3 结语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认为，对园镇融合、新型城镇化、农民增收等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进展快，成果较多。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镇园合一的研究相对较少，涉及镇园合一中农民收入的讨论更是凤毛麟角。而在农民收入及增收这一块，学者们普遍将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而没有将当地实际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结合起来。在技术路线的选取上，主要是采用定性研究，缺乏一定的客观性。而在农民增收问题上，学者们采取了定量分析，构造了计量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得出了客观的研究成果，但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促进农民增收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够。实际工作者应该在园区建设、农民增收基本理论等领域进行更科学、系统的探讨，为园镇发展中实现农民可持续增收提供可借鉴的智力成果。

参考文献

[1] 刘新华.探索园镇一体合作共建新模式――以宁淮新兴产业科技园为例[J].规划师，2014，（4）.

[2] 邓伟根，陈文和，苗李娜.园镇融合刍议[J].南方经济，2003，（12）.

[3] 李新，王敏晰.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研究述评[J].工业技术经济，2007，（7）.

[4] 夏英，牛若峰.中国乡镇企业：长期发展的问题和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00，（6）.

[5] 刘成玉.对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3，（4）.

[6] 张晓山.农民增收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7] 朱姝帆.湖北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J].科技创业月刊，2009，（1）.

第4篇：新型农业论文范文

关键词：创业型新农村 战略 创业型农民

0 引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扩大就业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这标志着党中央吹响了构建创业型社会的号角。而创业型社会的两大组成部分包括创业型农村和创业型城市。为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系统思考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战略，以更好地扩大农民就业、发展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保护农村生态。择其要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政治战略

为了确保创业型新农村的顺利推进，科学实施正确的创业战略，需要我们党按照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深入调研和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提出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主要举措。与此同时，党要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提出并经实践检验的创业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张成为国家意志；支持政府依法履行行政职能，真正做到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促进创业；支持政协有序履行职能，就促进创业型新农村的科学推进建言献策；支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公正妥善处理创业型新农村推进过程中的法律纠纷。

2 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行政战略

为了加快创业型新农村的进程，须臾离不开创业行政管理机关的努力。农村创业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机关、农民创业审批机关、农民创业财税优惠机关、农民创业融资机关、农民创业教育和创业培训机关、农民创业平台建设机关等农民创业管理机关要协同配合，共同努力。各级政府涉农创业管理机关要本着全心全意为农民朋友服务的精神，统筹搞好创业型新农村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切实为创业农民提供优质的全程服务，真正为创业型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

3 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经济战略

众所周知，创业型经济是以创业精神和创业活动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日益成为比传统管理型经济更为优越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引起了各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社会主义创业型经济作为创业型经济的一定历史形式，包含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作为资源优化的创新方式，社会主义创业型经济具有创业型经济的内在属性反映了现代创业型经济的一般规定性；社会主义创业型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与资本主义创业型经济相比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特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经济建设。我们要成功构建创业型农村，其重中之重当然是又好又快地发展农村创业型经济。为此，广大农村地区的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订区域创业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步骤、发展目标和保障措施，统筹促进创业、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和社会稳定。

4 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文化战略

广义的创业文化是指人类在创业过程中创造积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创业文化是指人类在创业过程中创造积累的创业思想、创业理论、创业道德、创业教育、创业培训等精神方面的内容。我们要加快构建创业型新农村，就必须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创业文化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创业文化建设主要包括农民创业思想道德建设和农民创业教育创业培训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农民创业思想道德建设解决的是创业农民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农民创业教育创业培训建设要解决的是亿万农民的创业文化素质和创业技能问题。

5 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社会战略

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农民自主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很大程度上受创业环境优劣的影响。因此，各地创业管理和创业服务部门要注重营造有利于农民自主创业立业的社会氛围，旗帜鲜明地宣传农民创业的意义和价值。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报纸、电台、网络、宣传橱窗、黑板报等宣传工具，在农村地区大张旗鼓地进行群众喜闻乐见的创业宣传，激发亿万农民树立创业意识、参与创业培训、以创业促发展、以创业带动就业；与此同时，要及时发现和树立农民创业的成功典型，形成鼓励创业、尊重创业、崇尚创业、宽容失败的良好创业氛围，激发广大农民争相创业的热情。

6 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人才战略

城乡统筹，农村为本；农村建设，人才为本。要想实现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宏伟目标，须臾离不开一支规模宏大的新农村创业人才队伍。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有计划、有不走地实施新农村创业人才战略，为创业型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保证。当前，我们必须重视新农村创业人才制度建设，主要包括新农村创业人才的教育培训制度、科学使用制度、全面评价制度、激励与约束制度。其中，新农村创业人才的教育培训制度是基础，通过规范的创业教育创业培训可以强化农民的创业意识，丰富农民的创业知识，提升农民的创业技能；新农村创业人才的科学使用制度是重点和难点，也是我们完善农村创业人才教育培训制度的目的所在；新农村创业人才的全面评价制度是关键和核心，是联系创业理论教育和创业实务工作的中间环节；新农村创业人才的激励与约束制度是保障，只有对创业人才的创业行为进行有效地激励和规范的约束，才能保证农民创业的正确方向。

7 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教育战略

众所周知，农民自主创业可以实现自主就业、扩大就业，是化解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难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剂。创业教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一种现代教育理念。创业教育广义上是指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创业者综合素质的培养；狭义上是指以创业基本素质与具体创业技能培训为主的创业教育。一般说来，农民创业教育的目标体系包括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业心理、创业能力四项基本要素。因此，我们必须有针对地从这四个方面着手加强农民创业教育，培育一支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又好又快地提升亿万农民的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

8 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法治战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近年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建立。为了有序推进社会主义创业型新农村建设，我们也必须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使依法创业、合法立业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风尚；使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有序参与新农村创业事务管理，保证创业工作依法进行，并努力确保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各地党政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各地党政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参考文献

第5篇：新型农业论文范文

2010年以来我国CPI持续走高,其中食品价格更是一路飞涨,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所谓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农产品在“最后一公里”出现了价格上涨最多现象,是现代流通体系尚未对我国传统农业实施服务与改造的结果。工业品流通有现代服务业体系的支撑,所以工业品没有出现产品价格“最后一公里”问题。因此,要想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关键在于扭转农产品缺乏现代流通体系的不利局面,也到了理论界认真研究现代服务业如何改造中国传统农业问题的时候了。

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着作中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改造传统农业新的生产要素,这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中级阶段水平,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拥有6.2亿城镇人口①,但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现状未得到本质上的改变,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依然主要依靠以工哺农等非市场化路径来发展农业,严重制约和延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笔者曾在《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拙文中,理论上论证了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以工促农的市场化路径,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实现产业耦合的产物[1]61,但未从实证角度论证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绩效,本文将予以弥补与完善,并从理论上完整地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重视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应伴随经济学家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偏见,以及追溯到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思想开始。首先,1958年农业经济学家科克伦(Cochrane, Willard. W)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他是从农业技术引进的角度来认识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适应农业新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技术的跟进和应用心[2]。在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 Mdlor)也指出,促进技术进步是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3]。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虽然论证了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等理论,但他们并没有解释如何引进技术及引进何种技术。直到7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Hayami)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w. ruttan)提出“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才解释清楚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4]。拉坦和速水佑次郎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两国走的完全不一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认为应该为农业发展补充最稀缺的要素技术。换句话说,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安排,而不是取决于其技术的可能性(林毅夫,1988)。

综合当前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业(Producer Services)等领域,并把生产业作为高级生产业或现代生产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国外文献简称为APS)研究范畴,这一点与国内把服务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服务业有较大区别。目前,在浩瀚的外文文献中,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关系研究上。Kenneth A. Reinert(1998)从贸易理论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生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对于农业产生积极影响,并构建了农村地区农产品产出模型[5];采用投入—产出表的相关计算方法,Postner H. Harry(1982)测算出加拿大1967—1977年的生产服务业消耗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证明了生产业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逐步增强[6]。(2)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高科技服务研究上。Griliches(1958)研究发现,美国采用了杂交玉米技术后,社会回报率明显比未使用前高[7];Akino,Masakatsu,YujiroHayami(1975)对水稻、家禽育种等品种改良研究后发现,其社会回报率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表现为显着提高,而且在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其社会回报率也相当高[8];David, Hall Toole(2000)研究了这一领域颇有影响的三十余篇文献后得出结论:多数学者研究结论支持公共农业科研投入和私人科研投入呈现为互补关系[9];Bennet(2002)认为科技成果要想真正转化为农业的生产率,需要市场交易来完成[10]。(3)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其他生产服务研究上。Pearce(1990),Oppermann(1995),Swarbrooke(1996)认为现代服务业对传统旅游市场的升级与改造,使得农业旅游成为经营者投资的重要领域[11],ArloBiere(2000)认为,应该单独开设一门农业贸易物流课程,并应在农业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内容上进行重点讲授[12]。

在国内文献中,黄佩民、孙振玉(1997)首先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这一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密切相关的概念。随后学者开始重视研究这一问题。李桐山(2003)认为,与传统农业服务业相比,现代农业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服务业,具有与市场机制、高新技术和信息平台相适应等特点,并提出了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13]。刘立仁(2005)认为,建设现代农业不仅应包含大力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内容,而且也应把其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首次对其进行分类研究[14];韩坚(2006)认为,农业生产业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15];陆云福、温月清(2007)以苏州市为例,刘峻岭(2007)以贵州省为例,分析我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在相关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同意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另一部分学者赞成使用“现代农业服务业”这一概念,因此,在内涵界定中出现了概念混乱等现象[1]62。本文认为,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更能体现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总之,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在实践领域已经承担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功能,本文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并试图系统地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三、理论框架

本文从产业耦合视角出发,从理论上证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并寻找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被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生产者,应包含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所有产业的生产者。因此,根据服务与改造对象的差异,本文将现代服务业依次划分为改造农业的现代服务业、改造工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它们与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关系及形成机理见图1。所谓工业现代服务业是指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工业生产提供技术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 融和商务等服务。其服务的核心价值为工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供智力、金融和现代商务的服务。

图1 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从狭义上讲,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传统服务业一般是指餐饮等与吃、穿、住、行相关的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于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是信息技术与服务产业结合的新产物,主要产生于工业比较发达的阶段[17]。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因此,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动态概念[18]。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会拓展新的领域和增加新的内容,新的现代服务业会不断涌现出来,旧的现代服务业也就逐渐“沦落”为被改造的传统服务业。

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本文引入的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本文试图为学术界和实践中着力引入的新概念。所谓的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指从工农业和服务业中分离出来而又经过适度产业耦合的,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产业[1]62。本文继续沿用刘立仁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分类标准,将农业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现代农产品物流、良种引进服务、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介服务、现代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14]。农业现代服务业最核心的功能是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等优势改造传统落后的农业,帮助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具有现代化的产业标签。因此,农业现代服务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传统农业大国,急需要现代服务业的引植和服务。当然,现代服务业的孕育离不开发达的工业和科技,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滞后,国民教育程度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引入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循序渐进。

(二)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依据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的技术需要

服务业发轫于工业,而工业又发轫于农业,所以,从产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农业中最优秀的要素依次被工业和服务业剥离了,那么,农业成为弱势产业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蜕变,仅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和技术革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外力即外来的技术和服务,特别是最新的科学技术、现代信息和管理技术,而现代服务业是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的部门[19]。因此,改造传统农业所需的技术不仅可以由现代服务业来提供,而且与现代服务业的本质内涵相匹配,同时也是其拓展发展空间的自身需要。

2.现代服务业拓展利益触角的空间需要

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界定,主流经济学家更多地将眼光聚焦在为先进制造业或者工业的服务上,而对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的服务与改造功能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在实践领域农业现代服务业已经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伴随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与之相关的农业现代服务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农业现代服务业实践效果最明显。同时,现代服务业要想获得新的增长领域也需要拓展其发展空间[20],将利益触角从城市、工业延伸到农村和农业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一方面会形成现代服务业多层次、多领域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会由于产业耦合而给三次产业带来蝴蝶效应、规模效应和由技术变革带来效率效应。

3.改造传统农业有产业耦合的功能需要

现代产业间的界限越来越淡化,是产业冲突走向产业耦合的产物,也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耦合一般是指两个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物理学上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农业成长的主要驱动力,也导致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界限日益淡化。现代产业耦合在形式上表现为体系内产业要素彼此影响、联系和联合,在本质上形成了更强的新型产业发展要素或者业态。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三次产业耦合的结果,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不仅拓展和延伸了现代服务业的服务价值链,而且在客观上也促进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同时,有了农业现代服务业就让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有了互动的桥梁。因此,运用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不仅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三次产业间耦合的功能需要。

4.重塑农业现代化实现路径的创新需要

造成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绩效较差的原因,有中国工业化水平偏低和产业结构畸形等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长期依赖的传统。中国农业现代化过多依赖于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这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传统路径依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已成功的农业现代化路径本无可厚非,但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也应随之改变或创新。发达国家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就变成了旧路径依赖,根据马兰·阿瑟的路径依赖理论,旧路径依赖具有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性质,即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路径依赖都会依照已形成的技术路线实现规模模仿效应,而对新的技术形成排斥并固化制度实现的已有方式。要克服旧路径依赖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形成锁定效应,应确立现代服务业在改造传统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巨大改造作用。唯有如此,中国农业现代化才能获得通过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新路径依赖所带来的比较优势。

四、实证分析

上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机制与原理,本节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进行验证。我们选择中国农业总产值代表中国农业现代化或者现代农业发展的指标和因变量②,以农业现代服务业的现有实践领域为相关维度,即以农业保险、农业贷款、现代农业信息等农业现代服务业为自变量,以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和有效灌溉面积为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GAP为农业总产值,即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 总产值;TAV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包含农用大中小型拖拉机、农用排灌柴油机、渔用机动船、大中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的动力;AFC为氮、磷、钾和复合肥等农用化肥施用量,EIA为能够实现有效灌溉面积,AL为农业贷款,即金融机构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贷款余额,AI为农业保险,即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机构获得农业保险保费收入,MAI为现代农业信息,限于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因,本文用18岁以上农民网名数量来衡量。

(二)计量分析过程与结果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在做回归前需要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做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Eviews5.0进行平稳性检验。首先,我们对因变量GAP进行原始数据水平(level)下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2.770571,均大于1%(-2.6453)、5%(-1.9530)和10%(-1.6218)的数值,对GAP进行一阶差分(1st differential)检验后,发现结论和原始数据(level)水平下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是一样的,即不能通过GAP的平稳性检验。二阶差分(2st differential)后,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6.291557均小于1%(-2.6522)、5%(-1.9540)和10%(-1.6223)的数值,因此可以认为它在二阶时,有99%的可能性是平稳的即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其次,对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发现了TAV、AFC、EIA、AL、AI、MAI等自变量都在无法通过level和1st differential下的无单位根的检验,即都是非平稳的。本文依次对这些变量进行了2st differential后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发现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其中TAV、EIA和AL的ADF值均大于1%、5%和10%的所有的临界值,而AFC、AI和MAI的ADF值均大于5%和10%的所有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在二阶时,有95%的可能性是平稳的。

虽然每个变量都不能在水平(level)和一阶差分(1st differential)条件下获得平稳性检验,但在二阶差分(2st differential)后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可以看出,因变量和自变量具有单阶同整特征的,即通过了协整检验。因此,不同变量虽然它们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2.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避免在回归中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我们使用OLS方法对我们建立的多元方程做整体回归分析,虽然F值=340.3280>(6,24)=2.43,即通过了F检验即回归方程整体显着性强,但我们发现,只有FAC和AL两个变量通过T检验,其他变量都没有通过,而且出现了TAV和MAI的相关系数为负值情形,这与实际的经济因果关系是相背离的。因此,在模型(1.1)中的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

其次,我们计算各解释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均值和方差。结果是一些解释变量间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尽管=0.9884,整体上线性回归拟合度非常好,但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值基本上都不显着,也表明模型中解释变量确实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另外,做辅助回归模型检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等,都得到了类似结论,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赘述。

3.逐步回归分析及结果

首先,我们采用White(1980)的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减少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估计结果稳健性的影响。另外,本文有32个观察值的样本,符合怀特检验为大样本检验的要求。

其次,运用上述OLS法逐一求GAP对各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简单回归方程,并在综合考虑经济意义与统计检验等因素的基础上,选出拟合效果最好的一个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在本文6个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农业总产值(GAP)与农业机械总动力(TAV)的线性关系最强,拟合效果最好,结果见表1。

最后,将其他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逐一代入(1.2)方程,根据新增变量对模型的贡献大小,以及对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见表2),经比较后剔除一些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着的变量,最后确定如下模型:

通过比较值(见表2),我们发现加入了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明显增强,另外,F值也有了较明显地增加。

五、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计量模型的结论

1.控制变量TAV(农业机械总动力)、AFC(农用化肥施用量)和EIA(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对因变量GAP(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但TAV正相关性最为显着。三个控制变量两两组合和共同带入回归方程,其结果是AFC和EIA均未通过T检验,可见,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实践中,AFC(农用化肥施用量)和EIA(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对传统农业现代化影响有限,更多地体现在农业机械化上。所以,本文最后只选择了TAV作为唯一的控制变量。

2.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AI(农业保险)和MAI(现代农业信息)分别对因变量GAP(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相关性强弱依次为AL、MAI和AI等变量。

3.在TAV为唯一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方程中,我们将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带入计量方程后,比较前后模型的,发现回归的系数显着,显着提高,假设得证即以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现代化有较强的显着影响,即有较强地改造与服务传统农业的作用。但将AL、AI、MAI带入后,发现回归方程中MAI(现代农业信息)的T值为-2.403036,即未能通过T检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农业信息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或实现农业现代化中作用并不显着,当前中国还未能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这与农民上网实际数量、目的和需求相吻合,同时,农业保险虽然在逐步回归中通过了相关检验,但回归系数很小,可见,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现代化的作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通过对控制变量(传统的农业现代化要素)和解释变量(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现代化要素)对因变量的逐步回归分析过程及其结果来看,我们发现,控制变量TAV对因变量的影响最显着,依然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虽然,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检验,但影响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因此,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要素还需大力推荐与引植。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等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在实践中已经初展其锋芒,但理论界对其研究较少,仅有少量的文献资料可阅,因此,在很多问题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共识。应该说,本文是比较早的系统地研究了此问题,或许能为理论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做点前期推进研究工作。但本文认为,在以下两方面研究还是不够,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一是需要深入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差异性等问题。本文用的是全国数据来做计量分析,因此,需要进一步分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三个层次做实证研究,也许会得到更有益的计量结论。二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如何从制度设计与政策激励上,大力促进中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有效地形成新型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注释:

第6篇：新型农业论文范文

有文化是现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生活在130多年前的马克思认为，农民具有小农意识，意指农民文化程度低、思想落后、观念保守，但是，那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水平都很低，没有形成明显的二元城乡文化教育。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1858年在《政治经济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及随后在《资本论》中指出提出关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论述。他们认为社会生产力和“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发展，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5]。而文化素质是一个人具备个人能力的基础。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农民就业素质、经营素质和其他素质的高低，在现代社会，农民在家务农、外出务工或经商都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否则，无法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然而，中国农村文化教育水平仍然较低，还有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在全国49000万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9.2%，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7.5%[6]。另据刘梅珍[7]的统计分析也表明，中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大专以上程度仅占1.06%，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仅占12.62%，初中文化程度占52.22%，小学文化程度占27.23%，文盲半文盲占6.87%。实证研究表明文化程度与就业收入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就业者的文化程度越高，就业机会就越多，容易获得较高的职位和相对稳定的收入。周亚虹等[8]通过对苏北农村400多个样本家庭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村职高教育对于家庭收入的提高有着显著影响。对一般农户而言农村职业教育的平均回报约为1400元，平均回报率约为27%。有成员接受了职业高中教育的家庭年收入的年回报为1700元左右，比一般农户家庭的平均回报要高出约300元。农村职业教育确实可以极大地增加其家庭收入，即农村的职业教育有较高的回报率。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农民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农业GDP就增加0.76%，农民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就增加1.5%~3.2%[9]。这是由于文化程度高的就业者，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强，其收入增长速度也比文化程度低的就业者快，高文化程度的就业者会得到较高的回报。懂技术是现代农民实现就业增收的保障由于历史和客观的原因，造成中国农民技术素质普遍偏低，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左右，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者培训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只有0.13%[10]。张选厚等[11]对陕西省西安市的实证研究表明，现有职业农民队伍（按照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生产性收入，常年在家专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存在“1高2低”的问题，即高龄老化，文化素质低、科技素质差等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等都对农民的技术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现代农业具有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劳动可以取得比传统农业高得多的经济收入。但是，由于现代农业是依靠现代科技和现代技术装备的产业，即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也需要懂得农业生产技术。否则，不懂技术的农民将无法成为合格的现代农业产业劳动者。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3]所指出的现代农业显然是农民获得并学会使用优良的新生产要素的结果。另一方面，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农民实现增收重要途径。但是，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工资收入仅为城镇就业者人均月工资的一半左右，劳动小时工资水平更低。20世纪90年代，扣除物价因素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收入基本上没有增长；2004-2007年外出农民工实际工资年均增长7%左右，增幅比同期城镇职工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低3~4个百分点[12]。除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外，主要是由于农民工的就业技术能力水平低，城镇的苦、脏、累、险和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基本上都是由农民工承担。但是，如果农民工具备有文化、懂技术，掌握一技之长，那么，其务工收入就可以大幅度提高。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10年公布的北京市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表明，由于技术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供不应求，因而工资上涨很快，数控机床操作工种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年收入分别从5万元增加到14万元；加工中心操作工种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年收入分别从5万元增加到13万元，高于一般管理岗位[13]。南京市统计局相关研究[14]也表明，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农民收入影响因素中(土地、投入、教育)，教育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位居第一位，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劳均总收入增长0.697%；从收入的产业构成看，教育是影响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而对农业收入增长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农户家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综合文化程度)每增加1%，劳均非农收入增长1.5%；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劳均工资性收入增长15.3%。会经营是现代农民实现自我发展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有文化、懂技术的农民在家务农或外出务工，虽然可以增加收入过上小康生活，但是，如要进一步增加收入过上富裕的生活，仅靠务农或打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靠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或创业经商。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1年公布的广州市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表明，中、高级经理人员的工资价位也较高。如财务部经理、劳动人事部经理、销售部经理的平均工资水平高的突破了12万元，总经理突破23万元。专业人员和市场开拓人员也是工资上涨较大的群体，计算机软件主管、财务主管、劳动人事主管、销售主管、广告创意人员、保险精算员以及国际货运营销员、进出口业务员、银行信贷员、保险业务员、证券业务员等，年收入高的都在11万元左右，外销员则突破了22万元[15]。20世纪80、90年代就已有农民工回乡创业，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回乡创业步伐明显加快。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韩俊[12]对301个村和百县的抽样调查表明，2006年回乡农民工3.6万余人，占外出农民工16.2万人的23%，回乡创业者占回乡农民工的13.8%。在对3026个回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中，2006年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有1184人，占40.7%，属于谋生型的创业，即使是这样，其中45%的收入要高于外出打工的同乡年均1.47万元的收入，能够过上比留在城市打工更好的生活。另一类是通过创业实现更好的发展，从收入上看，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有39.9%，有21.7%的人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其收入水平高于很多城市居民的年收入，还有超过10%的人年收入超过10万元，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有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就为实现自我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型农民论提出的背景

就业增收需要新型农民“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实现农民增收的现实途径有2个：（1）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挖掘农业生产的内部潜力，推进产业化经营，向高效农业内部高端产业链要效益实现增收；（2）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展农业外部增收的领域和空间，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向非农产业就业，实现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但是，无论是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或者是向非农产业就业，都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民收入长期无法增长的事实表明，除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的原因外，最重要的还是农民文化程度低、缺少就业技能、不会创业经营。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调查表明，技术工的年收入是普通工的3~5倍。现实的情况是农民创业经营的收入高于外出务工者，外出务工的收入又高于在家务农，因此，现阶段要从整体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就必须加大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民受教育水平对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作用，已经被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和学者的研究所证实。澳大利亚经济学家侯赛因(Hossain)对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进行了测算表明：教育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仅能带来私人收益，而且还能产生社会效益，有助于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双重目标。国内学者辛岭[16]运用明瑟(Mincer)模型说明农户教育投入确实能给农户带来收益，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民增收1.77%。现代农业需要新型农民现代农业以现代技术装备和生产条件为基础，有效运用现代化的生产手段、科学知识和管理方式等要素来组织生产经营，需要具备农学、机械学、信息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必不可少的条件。现代农业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广泛采用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把产前、产中、产后有机结合在一起，实行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化生产经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了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现代产业组织生产经营方式。为此，要求现代农业的从业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市场经济意识、经营管理能力。但是，目前中国农民绝大多数还是缺乏发展现代农民应有的文化、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因此，在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必须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大力培养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型农民当前，农村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农民目前的综合素质比较差，无法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农民只有提高素质，分工分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战略任务才能实现；只有提高农民素质，农民才会对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有高层次的要求。农民家中的卫生状况及生活质量，不但与其收入有关，也与其文化素质有关。高素质的农民多了，自己就会主动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新农村的要求，并积极参与。在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中各种矛盾、利益冲突增多，需要培养出一大批符合要求的新型农民，成为农村稳定的中坚力量，配合党和政府消除一些不稳定因素，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安定。因此，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必须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17]。

新型农民论的主要内容

2005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同志指出：“要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重点放在农村义务教育和技能培训。”随后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18]。由此提出“新型农民论”的思想。“新型农民论”思想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商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文化是基础，懂技术是条件，会经商是要求，相互联系共同组成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型农民。有文化是新型农民的基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本质是收入问题。现阶段农民已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既可务农、务工也可经商。有文化是懂技术和会经营的基础，只有提高文化素质才能更好地掌握技术和经营能力。只有文化和技术才可以拥有体面的工作；只有文化和经营素质才有能力经商。因此，要实现“新型农民论”的要求，首要的工作是提高农村的义务教育质量、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力度。早在在2003年，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特别注重传播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农民教育培训等；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为此，农业部于2003年开始为大力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实施“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和“农业远程培训工程”等五大工程，建立健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全面推进新型农民文化素质培训工作。为提升基层农村的文化教育质量和建立长效机制，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又指出：“加快构建县域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为确保农民文化素质教育培训经费问题，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文化服务体系。2009年起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费。”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继续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为解决中国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二元结构问题，2010年国务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指出：“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加强农村中小学薄弱学科教师队伍建设，重点培养和补充一批边远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急需紧缺教师；对义务教育教师进行全员培训，组织校长研修培训；对专科学历以下小学教师进行学历提高教育，使全国小学教师学历逐步达到专科以上水平。”该《纲要》还对农村学前教育问题、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投入问题、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子女接受教育予以资助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从而形成了农村义务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全方位的农民文化素质提升的长效机制，为确保培养新型农民的文化素质提供了制度保障。懂技术是新型农民的条件古人云：“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现代农业的发展已经进入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可以说是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农业，只有掌握一定文化和技术素质的农民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才能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为此，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继续支持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务农技能，促进科学种田。”接着，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继续指出：“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造就建设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建设现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必须发挥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支持。因此，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依靠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农民。中国人多地少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必须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从而实现就业增收。国家统计局2012年4月27日报告：据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1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长3.4%。但是，要实现有效转移就业的目标，首要的前提是必须要有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技能。然而，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农民缺少的正是从事体面劳动的职业能力，造成无法有效转移就业或即使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但其从事的大多数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简单劳动，从而造成务工收入低，无法实现小康生活的水准，从而导致恶性循环累积的效应[19]。要彻底改变传统农民缺乏从事非农产业的就业技术技能，就必须大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农民。为此，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是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好。各级财政都要安排专门用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又提出：“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民和农村社会全面发展。”只有掌握了从事非农产业技术技能的新型农民，才能有效通过转移就业，在较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上，得到较高的务工收入，实现小康生活直至宽裕生活的目标。根据《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在收入方面，农民工收入增长较快，2011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049元，比上年增长21.2%。会经营是新型农民的要求中国农民业已成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虽然务工可以提高收入水平过上小康生活，但是，要过上富裕型生活水平的目标，必须依靠有文化、懂技术和会经营，通过创业来实现。黄敬宝等[20]的实证研究表明，每个农民创业者的平均年利润是7.37万元，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即农民创业者的收入是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4.3倍，创业活动为创业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农民创业作为减贫增收、带动就业的重要力量，扮演着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角色，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大多数农民都有创业的意向，学会经营是新型农民实现创业的必然要求。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双向创业是农民创业的2个方向：（1）在家从事农业创业，市场运作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价值链的高端和实现价值的平台，现代职业农民要提升务农的经济效益必须学会经营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农业的市场化水平。（2）进城从事非农创业。现在，农民创业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创业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民创业优势在于对农村创业环境很熟悉、大多数有打工经历，创业条件更充分；而且机会成本小、风险易控制。劣势在于知识比较缺乏、视野不够开阔、信息相对较少、创业形式传统，创业及其发展的空间较小。罗明忠[21]调查研究认为，农民创业者认为市场拓展和管理能力不足其创业的主要障碍，技术帮助是农民创业者期望得到的帮助之一。事实上，对于农民创业者而言，缺乏的不仅是资金，还有技术与管理等。因此，要培养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除了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外，还要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把加强职业教育作为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22]。强化省、市（地）级政府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扩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覆盖面，根据需要办好县级职教中心。强化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协调和综合利用，推进城乡、区域合作，增强服务“三农”能力，以全面提升新型农民从事市场经营的能力和经商管理的水平。”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的：“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主要政策内容新型农民论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1）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重点支持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和技能培训（；2）普遍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3）加强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好权益保护，进一步完善农民外出就业的制度保障（；4）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5）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加大对农村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6）倡导健康文明的新风尚，积极推进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7）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人员的能力，加大城市人才支持农村的力度。2010年10月18日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明确指出：“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和均衡发展水平，推进农村中等职业免费进程。”因此，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型农民论”的思想内涵不断丰富，相应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

第7篇：新型农业论文范文

关键词：现代农业推广；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主体-客体-交互作用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3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4-0090-09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农民的社会身份由社员变成了包产到户的独立的个体农户，从而开启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和大规模的逻辑渐进性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改革实践。针对这一时代背景，基于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向社会化小农过渡的现实，中国农业推广学者选择了德国学者H・阿尔布列希的所谓“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简称为“阿氏模型”），启动了推动落后的中国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近40年，无论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阿氏模型在中国农业推广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却一直未变。然而，这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对农业推广体系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有学者就开始提出要创新农业推广体系[1-2]。在认识到农业推广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3-6]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一主多元”的农业推广体系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7-12]。王济民等人总结了多元推广体系的四大类型和14种模式[13]，然而我国的多元推广体系并未完全形成或成熟[14]，仍然处于“悬浮”状态[15]。农业推广学界对此也一直纠结在“一元、多元”，“ 主体、主导”，如何“协作、合作、协同”上。推进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创新“现代农业推广体系”[16]。为此，笔者追溯农业推广体系的理论源头――阿氏模型，发现阿氏模型并不是什么“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而是一个“推广服务系统单边简单组织化，而目标团体系统农户松散化的农业推广框架”。由于“推广服务组织未能实现多元协作的结构化，从而不能实现协作推广，更不能合作推广，也就谈不上实现协同推广”。无疑，创新和构建“一主多元”的现代农业推广体系对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提出了新要求。

一、对阿氏模型的剖析

H・阿尔布列希建构的框架被许无惧[17]率先引入中国，后经张仲威、汤锦如、高启杰等凝练为图1所示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18-20]。该模型一直被农业推广学界视为农业推广工作的框架，奠定了中国农业推广学的假设前提、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过程抽象为推广服务系统和目标团体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其逻辑假设是推广服务系统是先进的、主动的、教导的，而目标团体系统是落后的、被动的、接受的。

国内众多学者依据阿氏模型，并在传承和发扬荷兰A・W・范登班 、德国H・阿尔布列希等人的教育学、行为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为：农业推广就是一种把新的知识、信息、技术等创新成果，通过教育、沟通和干预等方法，传授、传递给农民，使其增进知识，提高技能，转变观念与态度，从而自愿改变行为，最终实现增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动；而农业推广学则是研究推广沟通过程中农民的心理、行为特征及其行为自愿变革规律以及诱导农民行为自愿改变，提高推广效率的一门应用科学。侧重于农民教育及其行为转变。

遵循阿氏模型，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等推广组织被视为推广服务系统，且是先进的、主动的、教导的；传统小农、社会化小农等被视为目标团体系统，且是落后的、被动的、接受的；农业推广过程也仅仅是这两类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基于阿氏模型的农业推广学是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客观产物，适合于传统农业转型期以小农户为对象的农业推广活动。

毋庸置疑，阿氏模型对这个特定时期中国农业推广学的形成与发展，对指导中国农业推广实践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原因

在现代农业条件下，一家一户的传统小农正由社会化小农逐渐转变为职业农民。伴随着土地的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正由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小生产不断走向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的大生产，越来越多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逐渐形成。农业推广的目标团体系统已经由分散的个体转变为组织化的农民――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而阿氏模型的推广服务系统是组织化的，目标团体系统却是没有组织化的松散的农户。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农业推广的目标团体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阿氏模型已不能全面反映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框架。因此，必须从方法论的高度来全面分析农业推广系统的主体、客体和推广方式，构建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内涵和特征[21-24]相吻合的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

（一）现代农业推广的主体分析

1.正在形成协作关系的多元推广主体。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视为对农民的教育，将农民视为推广的对象，忽视了现代农业推广最终目的是农业创新的大规模应用和产业化，不可避免地轻视了农民的农业推广主体地位。Υ耍高启杰已经初步认识到只有从事推广工作的农民才是推广主体，而其他接受推广的农民则是受体[20]。其实，受体也是农业推广的主体之一。而简小鹰和于水等则明确提出农民是农业推广的主体[25-26]。从《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的定义来看，推广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教育，而且包含研发和应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应用的主体也是推广的主体。

现代农业条件下的职业农民，即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已经不再是阿氏模型所描述的农业推广末端的推广对象，只能被动的等待接受农业先进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和教育，而是以农业推广主体的身份主动参与，以满足农产品市场需求、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向上下游各类农业推广主体提出需求，亦或接受政府或非盈利组织的公益性推广服务，亦或购买通过市场配置的推广服务。其中，政府公益性推广服务也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契约形式来实现。政府、大学科研院所属的推广机构等推广主体也将以满足这些组织化的新型r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需求为导向，提供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化的推广服务。组织化的农民与其他推广主体之间由被动与主动转变为主动与被动，由落后与先进的不平等关系转变为平等的、基于契约的协作关系。

从推广最终目的来看，正是这些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大规模应用先进农业技术，实现产业化。所以，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同样是农业推广的主体，是实现推广目的之最终执行者。各类农业推广主体之间通过协作，才能最终实现农业先进技术的传播和产业化，来实现推广的目的。由此，阿氏模型中的两类系统的关系其实反映了传统农业转型期分散化的农民与其他农业推广组织这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而现代农业背景下，重构的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必须反映组织化的农民与其他农业推广组织的协作关系。

总之，现代农业条件下必须明确农业推广的目的，构建起政府所属和大学科研院所所属推广机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及其推广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组成的推广机构形成的组织独立、功能交叉的多元推广主体协作系统，共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对于此，有学者探讨了各类推广组织合作的动力机制[27]，但对多元推广主体协作系统及其构建仍缺乏深入研究。

2.其他社会团体亦能成为农业推广主体。本文中其他社会团体主要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之外的社会群体，包括分散的个体和组织化的群体。其他社会团体出于公益或者追求利润的目的，从事农业推广也非常符合“加强农技推广发展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活动[28]”的原则。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认为，技术本身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政策等社会因素构成了技术设计和技术应用的模式[29]。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的目标最终就是要实现社会强有力的需求刺激农业技术向前发展，农业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要最终服务农民，回馈社会[30]。从终极需求角度来看，包括其他社会团体在内的大众群体的市场需求是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农业产业化的源头，农产品价格与质量、食品安全、农业生产污染和可持续发展等大众群体关注的因素都能成为影响需求的因素，都会引致相关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从供给角度来看，其他社会团体将以分散化的个体或者组织化的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农业推广当中。国外的NGO公益性农业推广组织就是例证。而国内亦有此类组织，比如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会[31]。此外，其他社会团体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其所汇聚的群众智慧和意见可以为解决现代农业推广技术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等复杂问题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与价值判断。

（二）现代农业推广的客体分析

如上所述，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视为教育或者传播与采纳，忽视了农业推广客体的研究。高启杰曾经指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客体是指被推广的具体科学技术成果[20]。其实，农业推广的客体反映了农民的需求。现代农业条件下，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需求，不仅仅是农业科技成果，还包括市场信息、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这些都是现代农业推广的客体，而且伴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以上推广客体存在递进的关系。

阿氏模型针对分散化的小农，侧重于农业科技成果的教育式推广，并且暗含了：在此推广的过程中，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创新、扩散应用的过程彼此分离，参与的主体相互割裂，最终结果就是农业推广中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32-33]。现代农业推广必须重视农业推广的客体，始终以应用和产业化为导向，树立全过程的农业推广理念，并且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这个全过程。虽然推广主体侧重有所不同，但是多元主体注重协同且不固定死板。农业研发和推广机构的新成果会主动寻找能够快速推广和应用的伙伴或者直接进行大规模应用，而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也会主动提出需求、寻找机会、积极学习，甚至参与到研发当中，并且不断尝试管理创新和组织变革。以现代农业推广客体为基础，各推广主体在推广过程中将形成越来越多的产学研一体化组织和“企业+科研院所+农户”等各种形式的联盟，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各种农业信息平台不断建立和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与壮大。

（三）现代农业推广的方式分析

在农业推广中，“推”是手段，“广”是目的，即农业创新的大规模应用和产业化。适应于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侧重于通过教育或信息传播的方式来进行公益性农业推广，其“推”更多的指对农民的教育、说服乃至强制。这种手段在现代农业的背景下，是不能实现“广”的。而现代农业的推广方式应实现高级化、现代化、网络化、产业化和协同化，将更多的以市场化的、提供服务的形式来实现。其“推”更多的表现为：诱导、追寻、协作。现代农业是三产融合的多领域科技集成的科技密集型产业[23]。在其产业体系中，分工越来越专业，更多的农技服务组织将直接运用先进科技知识和装备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他们将直接满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先进农业科技知识的需求，而不单单是教育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使其掌握先进科技知识再进行运用。农业推广中的教育恐怕将局限在一些无法提供专业服务的领域和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的农业工人的培训。

综上，适应于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仅描述了农业推广活动中先进与落后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仅反映了农业推广复杂系统中的教育或者信息传播这一小部分内容。它没有对农业推广复杂系统中的多元主体进行展开，特别是已经组织化的农民，忽略了研究农业推广的客体，既不能反映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的复杂性和方式的变化，也不能反映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创新和自我提高，更不能真实、全面地揭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的客观规律。基于上述缺陷，必须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

三、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思路

（一）重构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

农业推广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都承认农业推广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实它更是一个钱学森所定义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34]。而且农业推广学本身又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需要众多学科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支持。因此，作为农业推广学重要的理论基础，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既要能全面反映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系统的复杂性，又要能体现多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还要能为重新定义农业推广概念、研究对象和内容奠定基础。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重构框架模型的方法论基础

综合集成研究一直是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各种问题的重要研究思路。我国学者提出的WSR方法论恰恰是指导综合集成研究的重要方法论[35-36]，而且便于多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它对于指导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赵国杰和王海峰将WSR方法论进一步改进为ZKJ方法论（主体客体交互作用方法论）[37-38]，对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更具有普适性指导意义。在ZKJ方法论中：主体（Z）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主体；客体（K）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客体；交互作用（J）是实践和认识活动，即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包括过程与结果）；实践中介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工具、手段、程序或方法；实践就是以主体、客体、中介为基本骨架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的动态过程[37-38]。

基于ZKJ方法论分析我国现代农业推广系统，可以得出该系统由农业推广的环境、主体（Z）、客体（K）和农业推广的交互作用或实践（J）构成。农业推广的环境，即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各种外部环境。农业推广的主体（Z），即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四类。目前政府的推广主要通过其所属的行政型推广组织来实现，大学科研院所的推广主要通过其所属的教育科研型推广组织来进行，社会团体的推广主要通过各种社团推广组织来实现，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推广则通过各种涉农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来实现。农业推广的客体（K）即农民需要的是农业科技成果、市场信息、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农业推广的交互作用或实践（J），即各类相关主体相互协作，共同参与各类客体的生成和普及应用的过程，以加速实现农业产业化。

（三）重构的框架模型

基于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和基于ZKJ方法论的我国现代农业推广系统，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具体见图2。

在重构的模型中，主体系统中的各类主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功能上虽然各有侧重，但并不分割；既可以独立发挥各自所侧重的功能，又可以兼有其他主体所侧重的功能；既可以独立运作，又可以和其他主体进行协作，实现各种协作组织上的创新，向着图3所示的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演化。

客体系统在农业科技成果的基础上，融入更多内容，以满足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发展的需要。农业推广的实践过程系统反映了多元农业推广主体相互协作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的具体过程，侧重实现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创新。

反映各推广主体协作关系的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的理论基础是亨利・埃茨科威茨提出的三螺旋创新模式[39]。该理论被相关学者高度重视，应用到众多创新领域中。在农业推广中，也不乏相关案例。涂俊和吴贵生就以宝鸡市农业专家大院为例，用三螺旋模型论证了图4所示的农业推广体系制度创新[40]。

现代农业推广项目的产业化发展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且往往与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和社会帮扶项目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吸引了其他各种社会团体（盈利的和公益的）参与其中。并且这些社会团体在农业推广中也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河北农业大学的“太行山道路”建设过程中就出现了许多四螺旋的农业推广案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太行新愚公”李保国教授团队做出巨大贡献的“绿岭模式”。该模式中的四螺旋主体分别为地方政府、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和河北邮储银行。在图5所示的此四螺旋的运作机制中，政府主体搭建平台，在大学专家的帮助下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持续进行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且进行监管，实行企业准入制度，保护农民利益；农业企业主体组织产业化生产，实行“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a业化经营模式，并且成为大学的研发示范基地；大学主体进行产业发展规划、园区规划、市场策划、技术研发、示范培训、经营管理等全方位帮扶；社会组织主体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提供金融支持。并且企业与大学的专家以技术入股方式实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连接机制。而大学专家不仅提供了主打产品薄皮核桃从种苗到栽培管理的技术指导，而且还提供了市场信息、品牌策划、企业管理、科技研发等全过程的增值服务。最终帮助企业成为产学研结合的、拥有产前、产中和产后完整产业链的薄皮核桃龙头企业，带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走出了一条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之路。“绿岭模式”是围绕农业龙头企业，成功实现了的四螺旋协作农业推广，具有代表性。当然，在“太行山道路”中，也出现过其他案例。比如在政府的支持下，有的社会团体主动向大学购买农技推广服务，免费提供给农民和合作社，并且还帮助其进行农产品的销售。四螺旋协作推广系统并不排斥三螺旋推广系统，它是三螺旋推广系统的拓展。各地可依据四螺旋协作推广系统的原理，因地制宜，进行多元协作推广体系的组织创新和模式创新。

（四）新旧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对比

图6在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下展示了适应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所表示的农业推广。可以发现，阿氏模型中的推广主体之间缺乏协作，功能割裂，客体单一，推广手段或者方式上仅侧重教育或者传播的手段。这说明适用于描述农业转型期的农业推广的阿氏模型已经不能反映全面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复杂巨系统。

而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揭示了研究现代农业背景下的农业推广的基本思路，即农业发展环境―农业推广系统主客体的结构关系―农业推广系统中主客体的作用过程―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该模型最根本的前提假设是：农民是组织化的农民或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再是被动的推广对象，而是农业推广主体之一。在此前提假设下，农业推广可以定义为：各类主体相互协作、共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加快实现产业化的过程。各类主体在保持自己组织独立的前提下，部分具有其他主体的功能，按照“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四螺旋创新模式进行协作，来构建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实现农业推广体系的创新。农业推广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侧重于研究对农民的教育，也不是侧重于研究农业技术的传播扩散，而是融合二者，研究各类主体如何协作来实现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机制和过程。农业推广学的研究内容也将从“农业推广的环境、农业推广的主体、农业推广的客体和农业推广的实践过程与结果”4个维度来展开，进而从这4个维度实现多个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

四、结论与展望

阿氏模型已经不适合指导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实践和理论研究。笔者从农业推广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视角出发，基于ZKJ方法论重构了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为研究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该模型正视了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农业推广主体地位，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农业创新的应用和产业化为推广最终目的，强调研究各类主体如何协作来实现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机制和过程，最终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满足社会的终极需求。

现代农业是三产融合的科技密集型产业，需要多领域科技的集成，需要多元主体的集成，需要资金、科技、管理、政策等多种要素的集成来实现综合集成创新。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也必将出现更多新的研究内容，更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也将融入到农业推广的理论体系之中。期望本文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有助于梳理农业推广的相关理论知识，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推广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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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新型农业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Logistic模型；影响因素

一、引言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而现代农业发展转型升级主要依赖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瓶颈是其内部财务会计规范化、信息化问题。因此，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成为当务之急。推进会计信息化，必须准确分析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意愿的因素，量化分析这些因素对其意愿的影响程度与形式，从而有针对性地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规范化发展，带动实现会计信息化，进而有效地保障我国农业的转型升级与现代化的实现。目前，已有较多学者对我国会计信息化的现状特征、内部控制、体系设计、系统安全、实施效率与周期、发展战略、道路探索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相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方面的研究还较少。郝佳（2014）认为我国农业企业会计信息化与会计准则影响了其发展进程。高芳（2015）认为合作社内部财务控制仍然存在管理层观念落后、制度不健全、信息不通畅、监督缺失等诸多问题。为探讨问题的解决办法，武恒光与王乐锦（2009）认为必须建立与完善农业信息化会计核算标准体系。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方面的研究较少，仅能找到的文献也只是从农业企业、合作社等微观个体视角研究出发，没有全面科学涵盖近些年异军突起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少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的探讨。那么到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意愿受到那些因素影响；其影响的程度又如何；政府应该怎样加以引导？这些都是学者和政府部门亟需思考的重要问题。因此，为了探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厘清其实际影响效果，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笔者对湖北省73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与调研，对相关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模型

班杜拉人类行为模型认为，外部因素会激活个体的意愿与认知，在个体内生因素作用下最终影响个体决策行为。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会计信息化的意愿（认知）模型（见图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生因素、行为动机以及外部影响因素决定其对会计信息化的诉求方式和搜寻活动，而信息的扩散与获取则直接影响其认知水平，最终影响决策行为。

（二）研究假设

假设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意愿受个体特征因素影响显著选用样本中负责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打工经历四个因素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个体特征因素。第一，性别因素。从经验来讲，男性敢于冒风险，接受与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强，对会计信息化新技术的意愿也会较强；但女性性格更注重细节，更愿意细化了解财务收支情况，因此预期性别因素会产生显著影响。第二，年龄因素。代际差异理论认为新一代（主要指80-90后）更渴望采用新技术，属于风险偏好型，因此年轻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意愿强。第三，文化程度。一般来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决策者文化程度越高，认知层次越高，越会认识到采用会计信息化规范财务管理的重要性。第四，打工经历。拥有打工经历的经营主体思想受到迁移地工业化、城镇化的冲击，较为开放且更新意愿强，因此会计信息化的意愿也较强。假设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意愿受主体特征因素显著影响本文选用样本的经营类型、从事产业类别、经营土地面积、固定与流动资产投资、年收入等五个因素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征影响因素。第一，经营与产业类别。农业经营主体类型与产业类别决定了会计信息化的必要性，因此本文预期经营类别与从事产业会产生显著影响。第二，面积与收入。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面积会产生规模效应，进而影响其改变经营模式，同时由于“棘轮效应”与“学习效应”的双重影响，经营规模越大其越愿意采用会计信息化。经营规模越大的农业经营主体管理难度加大，既可能获得更大地规模效益，也可能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从而对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要求就更强烈。第三，固定与流动资产投资。从总体上讲，投入越大，风险意识也会越强，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也越迫切。但对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投入的风险意识表现应当有所不同。由于固定资产更新速度慢、投入大，可以从多年经营中进行折旧处理，而流动资产在当年或当期的经营中，就可能产生利润或亏损。为此，本文预期固定资产投资影响较小，而流动资产投资影响较大。假设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意愿受外部政策社会因素影响显著本文选用其家人支持度、社会关系、同行的影响、定期接受培训、政策扶持等五个因素作为外部社会政策因素。近年来，政策扶持与培训已经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重要推手（韩俊，2013），因此本文预期两者影响较大且为正。依据信息差异化理论，信息资源越丰富、渠道越稳定，农业经营主体获取农业技术信息的机会就越多，成本越小，认知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本文预期，作为主要传递信息的家人、同行、社会关系会产生影响；但由于信息具有失真性特征，无法判别影响的正负与大小，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验证。

（三）样本数据搜集

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课题组分别在湖北省武汉、宜昌、荆州、襄阳、黄冈、咸宁等市，对参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培训的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在此基础上制定无记名问卷调查表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50份，回收有效问卷736份，回收率达98.13%。本文在探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会计信息化意愿的影响因素时，将其决策者个体特征与生产性主体特征信息诉求动机归纳为内生影响因素，而社会、政策因素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的影响归纳为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在充分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基础之上，结合调研实际，将因变量定义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意愿，自变量为个体特征因素、主体特征因素、社会政策因素等。具体的变量选取与赋值详见表1。

（四）计量方法选择

概率模型（Logistic、Probit和Extremevalue）都是排序选择模型（orderedchoicemodel）常见的估计方法，当因变量离散数值为多元时，一般采用多元概率模型。考虑本文选择了意愿为因变量，即设定不愿意=0、比较愿意=1、一般愿意=2、非常愿意=3，存在排序关系，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量化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意愿及主要影响因素。其数学表达式为：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实证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stata14.0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模型拟合优度检验指标看，LRX2=473.83，其伴随概率p=0.0000，PseudoR2=0.2659，综合表明有序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较理想，整体上显著。

（二）实证结果分析

（1）个体特征因素中的性别、文化、打工经历等在1%水平上显著，与假设一致。第一，性别影响显著且为正。调查中发现，男性592人，其中“敢于率先采取新技术”的有487人，占80.74%；女性144人中仅有23人明确表示选择意愿，仅占15.97%；因此，可以得出男性影响更显著；第二，文化程度影响显著且为正。表明负责人文化程度越高，对会计信息化意愿越强；第三，打工经历为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普遍受到大型工业化企业现代管理的影响和熏陶，对规范化的会计信息化手段更加注重；第四，年龄特征影响不显著且为负，与假设偏差。因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年龄基本集中在23岁至45岁之间，代际差异并不明显，且都具备“接受新生事物容易，思维开放活跃、领导能力显著”等特质。（2）主体特征因素中的经营类型、产业类别、经营土地面积、流动资金投资等对意愿影响显著，与理论假设基本相符。第一，经营类型影响显著且为正。因为农业公司、合作社财务信息对决策更加重要，财务管理内容更加复杂。因此，对会计信息化意愿强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第二，产业类别影响显著且为正。这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意愿受到所处产业链位置的影响，从事深加工的经营主体较从事初级种、养殖的意愿强。因为，从事深加工经营环节更多，财务信息对其管理的作用更加重要；第三，经营土地面积影响显著且为正。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越大，对于会计信息化需求越大。因为，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加，其经营压力更大，风险和利润也同步增加；第四，流动资金投资影响显著且为正，固定资产投资影响不显著，与假设一致。（3）社会政策因素中的家人支持度、社会关系、政策扶持等对会计信息化意愿影响显著，与假设基本吻合。第一，家人支持度影响显著且为正。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选择会计信息化决策行为受到家人态度影响较大；第二，社会关系影响显著但为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社会关系越强，在运作资金、利润分配、政策补贴等方面操作越不规范，存在累积因果循环，因此对于规范化、信息化管理财务意愿较低；第三，政策扶持影响显著但为负。获得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款的是个别少数，而这些人都有把扶持款模糊化的强烈意识。因此，政策扶持款呈现负的显著性；第四，同行的影响不显著且为负。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地缘较近的同行之间往往存在激烈的竞争，而竞争的核心是技术，因此现阶段的同类经营主体之间仍存在“信息规避”现象，与“羊群效应”不同，原因是同行之间具有传统的防范意识；第五，定期接受培训因素影响不显著，与预期不符。主要是教育培训本身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受访者尚未受到培训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会计信息化意愿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个人特征和经营主体类别影响。从个人特征来看，性别、文化程度与打工经历等个体特征因素对意愿的影响非常显著性。从经营主体类别来看，产业越大、管理越复杂越愿意实施会计信息化管理，故经营类型、产业类别、经营土地面积、流动资金投资等主体特征因素对意愿影响显著。第二，会计信息化受经营环境因素影响。从微观环境影响因素来看，家人支持度、社会关系对其有显著性影响。从宏观环境因素来看，国家政策扶持等因素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意愿影响显著。第三，会计信息化受经营外在因素影响不显著。从回归结果来看，年龄、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同行的影响、定期接受培训等因素对经营主体会计信息化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二）政策建议

第9篇：新型农业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型农业；推广理论；种业发展

农业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三农问题被关注和重视之后，农业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非常明显。但是在农村的本身生产模式上，还是受到了农业生产技术的制约，很多新型的技术理论都不能很好的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延缓了种业的发展。改善这项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推广新型的农业理论，提升农业种植的技术，以促进种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1 新型农业推广的内涵

1.1 推广方式上的转变

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进行农业推广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推广工作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在不同的时期所具有的特点也有所不同，主要推广方式和推广方式都要适应时展的不同需求。以往的推广方式属于单纯的上传下达，也就是国家项目之后，传到到省级，然后再到市县乡，逐级向下推广传达，在以前的农业发展中，这种推广方式比较适用；以前的通信设备还没有普及发展，信息比较闭塞，也没有过多的新成果和新技术产生，再加上农民的自身素质也比较低，在一些重要的发展决策上并不能自己做主，只能通过这种逐级传达的推广形式来开展农业生产。这种传统的推广方式存在很多缺陷，灵活性比较差，推广的方式也很单一，推广的速度相对慢一些。而现在，社会在不断进步，农民的素质要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新技术和新成果更是研发的很快，相应的传统观推广方式就已经不再使用现代化的农业建设中。在国外，有一种新型的参与式推广理论，在农业的建设中也比较适用，这个理论的主要宗旨就是让农民参与到推广部门的推广项目中，一起探究推广的研究工作。这项推广理论有一定的好处，它能调到农民在农业建设方面的积极性，也能有针对性的实施推广工作，创造出一种双向的推广氛围，将传统的接受推广项目，转变成现在的主动去选择合适的推广项目，利于推广工作的发展。此外，在推广的过程中，要将这种新型的推广理论的作用合理发挥出来，以促进农业推广工作的进行。

1.2 工作态度上的转变

新型的农业推广理论是互相交流、讨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不改善不足的问题，使推广理论更加完备。并且，在推广的过程中，没有级别上的主次之分，企业、农民和推广人员之间都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所以，在推广的时候，推广人员要将以前那种高居人上的态度给彻底扔下，明确自身的工作职责，明确推广工作的宗旨，只有在态度上有所转变，才能使推广理论工作更加灵活，才能真正融入到农业推广中，更好地完成推广工作。

1.3 推广目标多样化

在新型的农业推广工作中，推广的内容也不再是单一的，更具多样化的特点，在具体的推广工作中，工作人员应打开自己的视野，不停留在传统的推广理论之中，要有自己的创新思维，更重要的是，管理经验要有所创新等。在推广内容更加丰富的推广工作中，提高推广人员的综合素质也是一项基本保障，只有自身对新技术有所了解，还能更好地去开展推广工作。

所谓的推广目标多样化，主要说的是推广的对象使谁，受益者又是谁等问题。我们在这里说到的农业推广，那么主要的群体指定是农民，推广的最终目标也显而易见。但是在推广的过程中还涉及到企业等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的存在都能对农民的利益也有影响，个别企业在管理经验和政策法规的实施上有一定的缺陷，这对推广工作来说也是一种挑战，要以服务为主要的宗旨，利用新型的推广理论帮助企业走向正规，使企业在农业发展更上一层。

1.4 多种推广方法综合的运用

目前我们有许多种推广方法，例如：试验示范、专题会议、培训、科普刊物、现场参观、科技下乡等等。随着互连网的普及，在网上宣传资料、获取信息已被许多人认同，但个人建立网站还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农业方面，作为农业推广部门应该作好农业网络服务工作，这也是一种快速有效的推广方法。将新、老方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推广方案，使推广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运用新型推广理论促进种业经济发展

2.1 实施推广新策略

现在我们面临的推广工作，应该是以参与式推广理论为基础，以服务于种子企业和农民为准绳，以加快农业发展、做大做强种子产业为目标的新型推广工作。在此方针指导下，我们应该在推广策略上突破更新。包括为企业服务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与企业联合建立相关网站，增加新品种的推广广度和力度，在新品种介绍上作到述无不详、详无不尽；实时建立作物供求分析图表、品种发展趋势分析表、农产品加工现状等方面的信息，指导企业的发展方向，引导经营框架合理构建，并能及时修正；在新品种推广方面，可以利用主产区示范带头作用的优势，建立新品种展示园，通过组织现场会等方式，以点带面，吸引当地农民参与到新品种引进试种的活动中来，从而使农民增进认识，消除顾虑，切身体验新品种带来的利益，自然而然地接受新特优品种。

2.2 针对不同目标群体建立相应推广方针

目标群体是指我们推广的对象、推广的受益者。目前，我们推广的目标群体主要是农民和经营种子的企业。对于农民来说，我们主要遵循直观、简便易行、真诚有效的推广方针。如现场参观、科技下乡等方法，这适于我国农民的素质相对较低的现状，一些复杂的推广方法对他们来说不易接受，效果不佳。对企业来讲，既全面推动，又有所侧重，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推广方针。应有重点、有选择地加以扶持，抓大助强，使其加强竞争机制，增强实力，刺激发展。可以配合农业部提出的评比种业50强号召，进行省内评比，颁发奖状、证书，鼓励先进企业；还可以利用种业信息网为企业宣传，包括新品种简介、公司先进事迹，利用我们收集资料比较方便的优势，提供良种产销分析图等等。对拥有新特优品种的省内外和国外企业，采取联合推广策略，利用他们的品种优势和我们的推广网络优势，加强对新品种的引进开发力度，共建良种推广新体系。

结束语

在农业的推广工作中，有效地运用新型的推广理论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合理地制定推广方案，并采取科学的推广方法，能将农民的积极性提升上来，使农民对新技术和新成果的认识更深刻，还能实现多赢的农业发展目标，促进种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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