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生态价值论文范文

生态安全是人幸福生存的生命线，当代人在单向度追寻财富与发展中，遭遇到的是生态环境破坏、生镜丧失和心灵生态失序的艰难发展困境，这种“发展困境与生存安全”的时代境遇，充分彰显着当代人已经不可能把金钱财富以外的东西放在心上，人的高层次生存安全性被迫建立在流沙之上。人类生活的生态危机成为直接制约人类一切高层次自我实现的瓶颈，呼唤生态治理就成为社会最具公共性价值的文化理想，因为当代人已经在物的增殖和人的贬值中深刻地体验到人之生态生存的艰难性“，生态人”的价值信念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符号。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就像巴赫的奏鸣曲：没着没落，漂浮如云，备受蹂躏，昏暗无光，尽管每个人一听这首奏鸣曲都马上觉得大受启发，其核心部分却是奥妙莫测的。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时展目标和人文哲学形态的价值性异化体验方式，呈现了一种线性发展观和世界观，人已经忘记了自己与大自然密切相关、共生共荣的互生关系。理性确定性之世界观主导的发展进步模式的普遍性展演，让人类成为世界的孤独存在者，人的自由自觉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效果，则完全被忽视了”。重视经济效益的价值观彻底性地遮蔽了生态效益的可持续性发展价值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变得如此的严峻，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同人类精神心灵痼疾同步性出现，导致社会出现新的整体性状况：一边是现代性进步文化价值的真切体验，另一边是生态危机价值性的恶性体验。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心灵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构成了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

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让普通民众真实地体验到了一种社会公共性价值危机的现实存在，而生态危机则是社会公共危机的一个客观方面的显性呈现。近一二年，“雾霾”现象创下很多新的历史记录，居生活领域十大流行语之列，全国主要城市居然都有被雾霾严重笼罩的日子。民众真切地体验到了生态性生存的危机，人之生态性存在成为人的一种价值实践奢望，因为人类正陷入一场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锐减，具体表现为森林滥耗、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占用、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粮食匮乏、物种消亡……。二是环境污染，具体表现为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酸雨、酸雾、飘尘、有害气体和光化学烟雾、河流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噪声污染。三是人口激增，四是社会危机，具体表现为，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多发、刑事犯罪、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这些显性的环境生态危机和隐性的心灵生态危机在社会场域中的并场出现，证明了人之单向度的占有人格的根本性缺陷，这种缺陷将把人类安全性生存引向一个生态危机价值体验的逻辑结构之中。在此种结构之中“，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了生态危机，也在危机的价值体验中成为化解危机的合理观念之一，这种逻辑的背反成为常见的观念出场逻辑，因为任何观念都难以全面地深刻洞见现实生态危机本身，在莱易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对自然的控制，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更可怕的是它也带来了对人的控制。它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直接造成了“生产无限地扩张”，也导致“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却遭到了破坏”。生态危机在物质需要而发展生产和人之消费逻辑中成就了自身的多重特质，一是现代性社会以科学理性、发展进步建立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时，追求数量消费为根本目的的生活方式就成为其衡量幸福与否的尺度，“消费满足”的幸福价值观一直占据着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生态危机空间向心灵空间的挪移，导致生态危机更具有文化公共性危机的特质。这种认知逻辑的转换直接引出的是一个心灵生态的危机现象，心灵生态的危机让人的心灵空间呈现出一种无序化的存在结构。三是生态危机存在总是在人的心灵或心智逻辑运演中呈现出特有的行为序列，这种行为序列建构了心灵的异化集合逻辑。

二、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维度

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是自身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观和价值观的深层领悟与转向的结果。卡普拉认为：“新范式可以被称为一种整体论世界观，它强调整体而非部分。深层生态运动却已看到，生态平衡要求我们对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的认识，来一个深刻的变化。简言之，它将要求一种新的哲学和宗教基础。”新的哲学的出场的基础就是要在现实理论的实践中运用治理思维，寻求多元共生之文化存在的优化证成逻辑。“治理”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和“全球化”一样富有弹性，可以被不同立场、不同语境接受。“治理”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中的，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和现代性所导致的复杂场景，传统的统治已经根本不能适应多元文化主体的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诉求。“治理”是作为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化运动所出现的新的公共性观念形态，成为经济、政治、社会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一个聚焦性理念和话语。治理理念的出场正是对现代性所造就的权力世界的全新性、多样性、多中心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一种积极的回应，治理在哲学上本质是一种差异共在基础之上的文化公共性视域中的多元、共生逻辑的理性选择与优化证成。“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的最初（或再次）出现也是多极的（或多领域的），这一点和它的研究对象———决策过程———是一样的”，治理产生的多极性正是对复杂化和复杂性一种自我适应和集体决策逻辑的优化关系的选择。

治理在加速了复合现代性中之前参考物的衰亡过程中，也作为新的参考物确立起来。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是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存在的不同纬度。人之生存的环境生态与心灵生态是共生、共存、共进的意义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破坏自然环境就是破坏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因为“人类不仅是自然界的主体，更是构成自然界整体的客体，所以必须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理解”。马克思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以生态世界观认为，人、生命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是主客统一的一个方面，它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这种人、生命和自然的统一必然要求人自身把握自己的生存生态，进而实现安全性生存，人之自身的生存生态的合理性就是正确处理人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此种旨趣需要在二元或多元的生存生态中确定和选择优化的实现路径，寻找治理的共生逻辑和优化培育的增长点。生态治理维度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

灵生态的多重共生逻辑的优化生成包括以下几层意蕴：首先，是指对生态治理的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本源性澄明和回归。所谓生态治理的本源性，不是因果关系的简单排序，也不是多元结构序列的平列，而是指人生态生存自明性、基础性的选择。在人的多元存在与生存样态中，生态治理始终处于文化公共性的优先位置，彰显的是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把生态危机性存在的样态纳入生存安全性危机的治理范式之中，回应环境生态对人的现实性存在的客体性作用，进而体现出对生态治理的载体性的实践把握。其次，超越简单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二重性，在多重映射共生逻辑中回归和澄明生态治理的生态安全性。现实中人的沉沦状态直接性的表现就是人之环境生态的变异，对这种外在性的超越就是确定人之心灵生态的正当性和正义结构，进而限制外在性的无限膨胀和扩展。证成着人之生存安全性存在的境界绽露，以及对一种人之生态存在的内在确定性的认同性回归，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在生存论上就是它在其能在中尚不是的东西。只因为此之在通过领会及其筹划性质获得它的建构,只因为此之在就是它所成为或所不成为的东西,所以它才能够领会地对它自己说：‘成为你所是的’”最后，生态治理是对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整体性培育，以整体性对抗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单向度寻求。环境生态是一种以客体的姿态去认知生态，并寻求治理生态的理性表达，这种方式把生态还原为客体原则支配下的实践方式。心灵生态是从精神空间的维度，非实体化地把生态作为一种心灵化的理念来探讨，进而，从心灵优化或心灵生态化的视域达到人之生存安全性或人的幸福价值的体验。这两种向度都在一定意义上分裂和瓦解了人的全部生态存在的本真面貌，把人的生存安全建筑在单向视位的导视图景之中，让人难以还原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存在。生态治理就是要超越人之生态危机的存在状况，彰显本源性和整体性基础上的人之生存安全性，唤醒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在人的安全性生存意义上成为人，是生态治理的一般性、本质性诉求。落实到当代中国话语和中国道路的实践叙事中就意味着，把“美丽中国”作为一种文化公共性的价值理想和实践路径，在中国梦的制度性和精神性逻辑中培育出来。唤醒和呼吁广大民众去获得和保存不同生态存在的生存安全性境遇，澄明和解蔽当下中国生态危机的严峻性，消除一切对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分化治理的逻辑结构，切实地彰显和照亮没有个体存在的生态维度。祈向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是基于中国现实和理论二重语境所获得的智识。这种智识让处于生态焦虑状况中的中国民众有了理性的认知，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只有切近时代精神的智识才能把握时代，才能在时代中培育文化之活的灵魂。

三、生态治理逻辑的人文价值本质：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

人之生存的高阶形态就是对精神生活领域心灵生态的生命价值与伦理形态的优化，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核心性地澄明了人的精神世界价值本质，是从人的生存境遇的外在性向生存境遇的内在性转接的必然之途。生态治理自始至终都面临着科技和人文的治理维度的分化与融合，生态文明的建设本质上就是要从科技生态治理向人文的精神生态治理转换，此种公共性的转换能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实现一个内在性的认知回路。生态危机的治理是根源于理论和现实双重忧思的反思性活动，这种反思就是在人的生存境遇的历史性中实现的。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人文价值本质，有以下几个层次：一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就诞生于自然界之中，也生活于自然界之中。实践活动的推进，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使自然界成为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每时每刻都在同自然界进行着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环境生态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存和发展，建构着人之生存安全性的时代境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二者的共生合一。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的文明形态，其核心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价值，承认自然界的道德地位，确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生共荣、互利互惠，环境生态作为生态治理的起点正是合理地确定了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存在载体。二是心灵生态秩序的培育是生态治理的精神性本质。

心灵生态从人文价值生命的本质处关注环境生态的治理，唤醒了人对自己和心灵存在的环境的特殊性珍视，生态治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环境生态向心灵生态构建的公共性转换，着力培育心灵生态秩序，建立生态化的生活方式，进而生成新的代表新生态秩序的文化价值。可以说，在自然生态的根源处和心灵生态的失序处，找寻化解环境生态危机的实践方案是真正能够治本的治理之道。心灵生态治理之历史性彰显和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发展是一个智力的活力的显著体现，只有在心灵生态的自治与共治之中才能展现时代的精神价值之维，心灵生态治理的逻辑有其自治性，此种自治性是一个在人的精神生活层面和文化价值中重要的概念，自治不等于任意性，而是心灵生态有某种约定和选择的公共性逻辑，心灵生态的治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心灵失序、心灵污染的任意性的限制。对于心灵生态的治理和实现人类的生态优化一样，没有心灵生态的治理人就不会有心灵的优化了吗？显然不是，但是，正是心灵生态治理的确立才使得心灵生活秩序有了新的形态，或曰重塑了心灵生活和谐的新形态。就像互联网时代一样，没有互联网人也能交流，有了互联网，人就是在一个全新的维度中交流，和起初的交流维度有了性质的区分。人类各种实践活动都要有治理的维度。治理在新的层面规定了心灵生态的质态。但是心灵生态在现实性的层面需要外部的存在目的，就是说有社会现实性的一面即环境生态的对照。这里所彰显的心灵生态的自治主要还不是与既定秩序的紧张关系，而是指一种内在的、独立不依的精神立场，一种基于环境生态基础之上的人文向度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形成，不断地对现实的环境生态的优化作出敏锐反映。同时心灵生态的自治也是一种自我超越和生长的可能性，没有这种心灵生态治理的立场和能力，就没有现实维度的环境生态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在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中具有巨大的力量，人们看重价格表不是为了经济问题，而是在追求某种价值，精神和心灵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价值秩序就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起来，所以生态治理的文化价值逻辑的本质就是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此种转换意味着对生态治理不仅要从环境生态入手，同时要更加注重唤醒人的心灵生态，通过治理的逻辑确立心灵生态的优雅秩序。存在的生活世界不仅创造性地处于历史的建构之中，同时也处于精神生活的心灵生态秩序创造性的建筑之中，生态治理维度中的心灵生态的培育就是对环境生态的构型和心灵秩序的再构型，进而推动社会存在在积极意义上确立一种生态生存的文化逻辑。此种文化逻辑的“这种态度就是更富有弹性和更折中的批判理论，重新将历史的构建与社会空间的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将历史的创造与人文地理的构筑和构型结合在一起。

第2篇：生态价值论文范文

[关键词] 价值观 生态文明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有深远影响，也是中华民族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的庄严承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要建设生态文明首要的是转变人们的价值观。

一、从生态文明发展史看价值导向的作用

生态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如何确定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而人的存在依靠世界观指导，具有价值导向，由世界观所决定的价值观对生态文明的形态起着重要作用。

人的价值观产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类对客观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有显著的不同。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价值观的不同，也就决定了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态文明形态。

农业文明的出现，人们价值观开始转变从对自然的敬畏转向了不断征服自然。人类从自然的奴隶变成了自然的对抗者，那个时候的思想者逐渐的产生了诸如天人合一一类的难能可贵的学说。这一时期虽然有些地区也有滥砍乱伐过度垦殖等现象，使生态失衡，但由于生产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人类与自然保持一种融合的非对立关系。

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以自我为价值中心，从自然界攫取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因此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给人类生存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危机的根本就在于人类忽视与自然的和谐，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大肆的攫取自然，工业文明的整个体系都建立在人对自然的掠夺的基础上的。要改变人类自我中心的价值观，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文明的建立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

生态文明观是崭新的文明观，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社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征服自然”观提出了挑战。生态文明观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二、生态文明价值观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

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生态文明更关注生态的演变，而与传统的以生产力作为衡量标准的文明分割有较大区别，因此使用生态文明的狭义解释，更为恰当。

生态文明的提出，使人类开始意识到人类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人类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价值观不能以人类自身的眼前利益为目标，人类的功利和幸福不能逾越自然所允许的范围。人类只有在与自然协调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持续、健康的发展。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功利与幸福及其程度的界定又是由人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三、价值观对构建生态文明的意义

生态文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成果的总和，其本质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构建的关键是人类世界观的改变。看待问题的世界观转变了，也决定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从原始社会的蒙昧，到农业社会的过度垦殖，工业社会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都取决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因此认识每一个社会阶段文明的钥匙都是价值观。

建设生态文明首要的问题是人类价值观的选择。人类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自然生态平衡和谐为目的？人类发展是以目前自我的财富增长的眼前利益为主，还是以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光来看问题？对这俩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动。传统的工业文明是一个索取自然、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过程。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同时也加速了地球资源的消耗，造成局部的生态灾难。我国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这是靠对自然的索取和掠夺实现的。中国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恶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尽管党和政府对治理生态保护环境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兴建了大批生态智力和环境保护工程。我国的生态环境却仍旧呈现了“边治理，边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好转与恶化并存”的特征。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一些地方人们的价值观念在作祟。他们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他们为了个人局部或一时的利益，不惜破坏生存环境。 一些地区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观念，建立科学发展观，要彻底改变自然资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和环境可以无限容纳污染的旧观念；摒弃把GDP作为经济发展的惟一指标的做法；改变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看法，自觉破除不合时宜，不利于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观念。

建设生态文明，首先是改变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只有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人们的价值观才能转变。才能从长远利益来看问题，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原来粗放的生产方式，采用集约生产方式。只有转变成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价值观，人们才能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通过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样就把呵护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家园变成自觉行动，这样才能建成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系统，创造出合乎科学发展理念的现代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1]魏智勇赵明主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第3篇：生态价值论文范文

【关键词】 自然价值论;环境伦理学;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的失衡、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种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的出现,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资源是无主的、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认为自然没有价值,或者自然只有满足人的利益时,它才有工具价值。80年代我国学者在翻译借鉴西方与环境伦理学相关的主要著作时,接触了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以其独特的环境伦理思想奠定了它在环境伦理学界的地位――自然价值论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它以生态学为基础,认为价值是客观性的和多样性,价值是历史进化的,文化价值是在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创造,并且由客观的自然价值推出人类对自然的多层次的道德义务。虽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有着自身的理论局限性和实践局限性,并不排除他的诸多思想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合理的,是可以吸收借鉴,它可以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伦理导向和理论支撑。

一、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前提

任何文明都是在自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生态文明也不例外。自然的“废墟”上难以建立起文明,自然的反作用力与文明的衰落还有极大关系,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等便是很好的例证。工业文明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主导,将自然看做是人类征服的对象,对自然大肆地掠夺,它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远远超出了前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也超过了自然的承受力。工业文明作为威胁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文明类型,已在不可逆转地衰退下去,需要一种新的文明类型来取代工业文明,这种新的文明类型只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反思工业文明时期所造成的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基础上提出,它必须改变工业文明的严重的“反自然”的价值观,以尊重自然为前提。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我们尊重自然的重要思想借鉴。

首先,罗尔斯顿对自然价值的深入分析和详细分类,认识到自然原来具有如此丰富的价值内容。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建设生态文明不应该仅仅珍视自然的外在价值,也应该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这与功利无关。应该“让鲜花开放”,不是为了人类的审美价值,而是鲜花也有自己生存的目的,它们是有内在价值,应该尊重它们的内在价值。如果我们人类的确把生命、多样化等概念视为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断追求它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尊重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价值。自然系统本身是有价值的,人类只是自然进化的晚期出现的“杰出的作品”,人类据此认为自己是自然中唯一具有价值的物种,那就太不可思议。自然系统是有价值的,是它创造了并维持了人的生命,它是人类的母亲,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时,要改变过去人类统治自然的不正常的关系,尊重自然的系统价值,要努力维持自然系统的和谐、稳定和美丽。

从大自然利用的角度看,罗尔斯顿认为大自然不仅承载着经济价值、消遣价值、审美价值,大自然还具有生命支撑价值、科学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塑造性格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的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的价值、辨证的价值、生命价值、宗教价值等。这种分类可以给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重要的启发――我们建设生态文明不能仅仅看到大自然的经济价值,更要开阔眼界,看到自然地多种多样的其它价值。为了眼前的经济价值,却可能永久地失去它们的审美价值、塑造性格价值、历史价值等,岂不是得不偿失。

其次,罗尔斯顿是把价值当作事物的属性来理解。既然价值是事物具有的属性,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客观存在。罗尔斯顿所理解的价值属性最重要的是它的创造性,自然系统创造了人类物种和其它许许多多的物种,这种创造性也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创造是在自然价值历史进化的过程中实现的,自然价值是朝向价值增值的方向进化,是不可逆的,这也可以说自然是按照自身的生态规律在进化,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在人类诞生之前,自然已经按自身的生态规律在发展和进化,在人类诞生之后,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的生态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并不能说人类的活动改变了自然的生态规律。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自然的客观性是在产生人类之前就存在了,现在和将来还将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这种客观性有时会表现为一种令人恐惧的自然力,尊重了它你就会获得回报,忽视或违背了它就会遭到惩罚。过去发生的许多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违反自然规律,人为地改变自然破坏自然有关。我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要引以为戒,如果我们想继续在这个自然中继续生存下去和生活得更好,就必须了解和尊重自然的生态规律,按自然的生态规律办事。只有在尊重的自然的生态规律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发展经济,如果违背自然的生态规律,则有可能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荡然无存。

最后,罗尔斯顿帮助我们认识到,自然的基础性意义不仅是现实的和实在的,还是哲学层面上源发性、永恒性和精神性的。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已普遍意识到自然对人类发展的基础性意义,这种认识和理解可能还不完整,在人们解读自然的基础性意义时,更多还是从纯功利的立场出发,关注物质层次的意义。事实上,自然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现实的生活空间、生活生产资料和气候环境,它创造了人类这个物种,在它的偏爱下人类逐渐摆脱蛮荒、发展了今天连人类自己都觉得骄傲的高度文明。罗尔斯顿把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时常比喻为子女与父母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后天给予,而是与生俱来,不管人类承认与否和尊重与否,它都客观地存在在那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大自然对人类的意义与其说是现实意义的,还不如说是哲学和宗教意义上。自然对人类发展的基础性意义是永恒性,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的枯竭就意味着人类的灭亡,人类只要存在一天就要依赖自然一天。自然在精神上对人类的基础性意义也不容忽视,正如罗尔斯顿所言,人类与自然的结合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自然不仅是人类的生活家园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人类永远无法抛弃对自然的那种强烈、已渗透到每个基因里的归属感,没有与自然的真实结合,人类永远实现不了真实的全面发展和获得充实的幸福感。

自然是人类文明的根基,脱离自然的文明将是没有前途的文明。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维护其自然前提,以尊重自然为其重要价值理念,转变原有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具体表现为“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实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发展环保产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等。

二、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前提

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一书的最后一章中写道:“在结束对环境伦理的探求之前,我们至少还得提出某种由栖息于其特殊环境中的个人所实践的具有地域性的个人伦理。”他认为伦理学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所以他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呼吁人们“要诗意地栖息于地球”。他认为环境伦理最终要落实到个人的生活中,这给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重要的启示――生态文明建设最终也要落实到个人的行动和生活中。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极其严重,另一方面我国人民的环境意识普遍不高,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创建其主体前提――即具有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素质的公民。生态文明不会自发地出现,它的出现离不开那些具有强烈责任感和生态文明意识的现代公民的自觉追求。可以将这种公民称为生态公民,即具有生态文明意识且积极致力于生态文明之建设的的现代公民。生态公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前提。生态公民是具有责任意识和良好的美德的公民,这要求生态公民主动地遵守已经确立的环境法规,积极推动政府制定相关的环境政策,以及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能主动实践生态文明的各项规范。公民如何约束自己的这类行为,主要取决于公民自身的道德修养。公民的道德修养又取决于公民具有的基本的生态文化素质,将这种生态文化素质分为四个方面:即生态知识教养、生态伦理教养、生态审美教养和生态行为教养。

首先,关于生态知识的教养问题,也就是人们必须懂得基本的生态知识。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正是在生态科学、系统论、自组织理论等自然科学和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其整个理论中贯穿的生态学知识,也是培育人们生态知识教养的重要借鉴。它让人们了解到,所有的生命形式,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微生物,也无论是生命个体、物种、还是群落,都是由网络组成,地球生态系统正是由所有生命形式长期的共同生活与进化形成的结果。人类的健康生存,也必须依赖于全球生态系统这个最大的生命网络的可持续性。由于人类只顾自己生存发展的利益,无视非人类生命生存的利益,以极端反自然的方式劫掠自然资源、破坏环境,致使全球生命网络严重破损,甚至走向瓦解,也最终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其次,应该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培育人们的生态伦理教养。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人类与自然是两个分裂对抗的领域,人类只承认自己具有内在价值,把非人类存在物当成人类可以随意征服和支配的对象。与此相反,自然价值论认为,无论是人类生命还是非人类生命,都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主体,人类和生命物种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他们的生存利益和命运都依赖于生物圈的正常、安全、健康和持久的运行。地球生物圈不仅对于人类具有环境价值,对于所有生命物种也具有环境价值,洁净的空气不仅对人类有用,其它生命一样需要。要想维持所有生命长期健康存在的生态环境,就必须维持地球上适度的人类种群规模和起码的生物多样性,才不会导致人类因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产生威胁生物圈的生态安全问题。人类必须实现从传统的人际伦理向生态伦理的进化,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新生态伦理观,并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具备起码的生态伦理教养。这样才能真正使人们做到,不仅道德地对待人类自己的生态环境,对待人类后代的生态环境,也道德地对待所有非人类生命生存的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再次,生态审美教养也是作为一个生态公民需要具有的,也是是值得特别赞美和推崇的。“诗意地栖息于大地”是一种对高级的人生价值的追求。工业文明的破坏作用之所以能够发展到污染每一条江河、侵蚀每一寸土壤的严重程度,主要原因在于,现代人为了追求奢侈浅薄的物质生活而宁肯牺牲高尚的环境美的生活需要,这种生活时尚也导致人类逐渐忽略生态审美的需求和欣赏能力。人们的心灵日益废度,关切物种的生态良心也日益麻木,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的关心也就完全被攀比荒唐的物质享受所代替。人们知道欣赏生态美也就不会继续听任青山绿水变为荒漠浊流,就不会为了经济指标而毁灭具有生物多样性之美的大自然,就不会让珍禽异兽变为翠冠华服或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就不会为了放纵物欲的膨胀去牺牲美好、愉悦、自由、脱俗的生存享受。欣赏和维护生态美不仅是当代人的美好生活所必需的文化素养,也是人们健康、文明地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度。

三、努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反思工业文明时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的不协调的基础上提出的,它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工业文明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不协调的状况,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实现自然、社会与人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从前文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时期,再到现在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对自然的顺从,到对自然的掠夺,再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迅猛发展,“地球似乎成了人类进行巨大的自我竞技的舞台。”人们疯狂地向地球无止境地略夺各种自然资源,人们“没有感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感到自己命定是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一种外来力量。他甚至谈到要向自然开战,忘却了倘若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自己也将处于战败一方”。

人类对自然的“透支”最终遭到了自然的报复,全球性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头系,成为人类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人类开始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进化的结果。人不可能离开自然界而存在,也不可能超越自然界的范围。人对自然界具有一种依赖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

人类的活动也影响着自然。人类在依靠自然的同时,通过自身的劳动,将自然资源变成人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使自然界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也非常大,为了修筑公路挖山凿洞,改变着当地的地貌。人类自觉地、有意识地改造着自然界,在为人类和自然界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人类无法控制的恶果,越来越严重和频繁的环境危机。

人与自然界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二者在对立统一中共处于同一个矛盾统一体中。“在重建人与自然被人为破坏的和谐关系时,应该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意识,也应该超越人与自然混沌不分的原始同一意识。人类对于自然的终极关爱,不应该只做自然的奴隶,也不应越来越远离自然和与自然对立,应该越来越认同自然、贴近自然、与自然一体化。应该追求的是人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上来不断获得自身和发展自身,实现‘人与天地共自由’的和谐境界”。人类依靠自然生活,又是改变自然的力量。人变革自然又必须顺应自然,人控制自然,同时又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有适应又有冲突,是有冲突的和谐。

中国如何处理发展经济和资源节约的关系,是当今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处理发展经济和资源节约的关系,转变人们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重建人与自然地和谐关系的睿智之举。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正是以人和自然的和谐作为人类实践的目标的,它为转变人们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导向和理论支撑,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的伦理导向和理论支撑。它使我们认识到自然除了具有工具价值以外,还具有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我们不仅对生命个体有道德义务,而且对物种和生态系统有道德义务。我们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地球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作为唯一的道德人,有责任和义务去道德地对待生命共同体中其他的生命和生命群体,也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和谐、稳定和美丽,只有这样,才能“诗意地栖息在地球上”,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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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生态价值论文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江周末大舞台；民族传统音乐；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6）03-0130-06

黔东南州从江县是苗、侗、壮、瑶、水等少数民族的世居家园，有1 031个少数民族自然村寨，全县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占有94%[1]。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蕴藏着丰厚的多族群人文景观：美德云海、加榜梯田、七星侗寨、苗侗铜鼓、芦笙舞、壮侗大歌、叙事歌以及中国最后一个部落岜沙苗寨等，使从江成为中国西南最神秘的旅游圣地。众多的语境和民俗，是固守本民族文化与传统的主要因素，不同的民族性格及审美心理是传统音乐保持纯正的根源。“客家有字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饭养身而歌养心”等千古民谚，充分揭示出少数民族朴实的哲理，更是各族人民把歌俗传统融入于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进行研究，从音乐社会学角度对审美娱乐、审美教育和文化传承等方面进行探讨，揭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地方生态文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周末大舞台汇聚多元文化

从江是苗、侗、壮、瑶、水等少数民族世居家园，各民族喜歌好乐、能歌善舞，民族传统音乐的多元性、原生性和区位风格，使从江成为人类返璞归真、神秘的旅游圣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歌、舞、乐）是苗、侗、壮、瑶、水等各族人民的审美创造和智慧结晶，是历经数百年甚至千余年继承创新的结果，是用音律和节奏及多种表演艺术形式承载的民族文化。它符合“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2]122 ， 因而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周末大舞台是地方政府为保护民族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增进民族文化互动而推出的展演平台，通过这一窗口，既能丰富城乡人民和游客的审美娱乐生活，又能连续不断的对外宣传本土生态文化资源，从而开创民族社会的稳定和谐，最终推动地方生态文明的发展。

从江县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南部，全县辖21个乡镇。世居民族传统音乐，全面记录了苗、侗、壮、瑶、水等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宗教伦理、习俗风情和情感和理想，是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表征，是各民族审美创造的积累[3]，是研究民族历史、民俗、语言以及宗教伦理的重要资料。通过周末大舞台，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民族的传统音乐及其表演形态。据悉，每个周末晚会的节目，均由轮到的各地乡镇自行编导。所有的节目从类型和内容进行归纳，它们是表演艺术（包括侗族大歌、侗戏音乐、侗族芦笙乐舞，苗族飞歌、木鼓舞、芦笙舞，水族双歌、铜鼓舞、斗角舞，瑶族长鼓舞、铜鼓舞、狩猎舞，壮族习俗歌、扁担舞、采茶舞等）、传统知识（包括侗族款词、祭事，苗族鼓社、议榔，水族水书、马尾绣，瑶族瑶老制、石碑制，壮族铜鼓文化、医药知识、各民族因敬畏自然形成生态保护、稻鸭鱼耕殖等）、技能（包括侗族舞狮、抢花炮、芦笙制作，苗族银饰工艺、蜡染刺绣，水族马尾绣工艺、水历，瑶族瑶锦、陀螺，壮族纺织、民间治疗）、传统工艺（包括侗族鼓楼、花桥，苗族苗绣、银饰，水族水书、土花布，瑶族瑶锦、黄泥鼓，壮族铜鼓、陶瓷）、手工艺品（侗族青石雕刻、苗族银饰、水马尾绣、瑶族织锦、壮锦）、民俗风情（包括侗族吃相思、萨玛节，苗族姊妹节、芦笙节，水族端节、卯节，瑶族盘王节、达努节，壮族春社节、三月三歌圩等）、文化空间（侗族鼓楼、戏楼、芦笙坪，苗族芦笙场、游方坡，水族卯坡、霞坡，瑶族晒谷坪、公祭场地，壮族歌场、竹伐）。充分体现着不同民族的个性特征、民俗风情、审美意识、价值观念等。“传统”是指目前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中的、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4]。

苗、侗、壮、瑶、水等民族传统音乐属东亚乐系五声调式，分单声部民歌和多声部曲式，节奏有均分律动型和非均分律动型，演唱和演奏有独唱（独奏）、合唱（合奏）、伴奏类民歌（清唱类民歌）、歌舞类（乐舞类）、抒情类（叙事类）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以侗族为例，侗族传统音乐若论类型，它们是民歌、民乐、歌舞、乐舞、曲艺、戏曲以及舞狮、舞龙、抢花炮、抬官人等等。若论内容，它们是在侗族传统音乐中，其中，侗族大歌不仅享誉神州，而今更是名扬四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评委说：“侗族大歌是一个民族的声音，一种人类的文化。”[5] 纵观民族传统音乐，不仅内容丰富，曲调优美，表演形态更是不拘一格，如：侗族大歌、河歌、款词、祭词、踩堂歌、敬酒歌、叙事歌、木叶情歌、笛子情歌、多种风格的琵琶歌、缠绵委婉的牛腿琴歌、吹管加鼓乐的芦笙迎宾曲、诙谐风趣的拦（开）路歌、从江簧管 （侗语称gel，是一种完全生态的竹制吹管乐器）乐舞、侗戏音乐，芭沙激情芦笙舞、笛子情歌、祭词，瑶族盘王歌、长鼓舞、铜鼓舞、狩猎舞，壮族大歌、小调、民乐，水族双歌、篼歌、铜鼓舞、斗角舞。诚然，从江县委县政府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的大政方针，在多年实践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自2014年3月开始，隆重推出都柳江文化走廊之周末大舞台系列活动，正是在此基础上运筹并付诸实践。

可见，民族传统音乐无论从内容、类型、曲调、曲式，还是从节拍、节奏和表演形态，其丰富性不言而喻。从音乐人类学考察悉知，民族传统音乐所承载和传递的是每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人伦礼俗、智慧精髓等相关信息。深入挖掘和利用本土资源，可助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促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稳步发展，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振兴民族经济。

二、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功能价值

我国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就传统音乐文化所作总结：“传统是一条河。”[6]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就像一条从未间断的河流，穿越历史时空，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理念融为一体。她们与各民族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是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具有审美娱乐、审美教育、审美意识和文化传承等多种社会功能，是各民族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创造，是族内认同又区别于他族的文化符号，是凝聚族群的核心动力，更是民族学、民俗学、民族语言、民族社会学、民族音乐学等众多领域研究的活文献。因而具有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学术价值。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7]，集中反映了孔子对音乐社会功用的认识和重视。儒家关于音乐具有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的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西汉时期司马迁认为：“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可见自古今来，先哲们对音乐本质的认识多不谋而合，都认为音乐作用于社会、影响于人[2]52-53。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具有审美娱乐、审美情感、审美教育等多种社会功能。正如《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音乐可以表达朋友之间的共同心声，音乐把不通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人类共同的心声[8]。事实上，在民族社会每一个发展阶段中，传统音乐都以其固有的艺术形态产生巨大凝聚力而鼓舞着人们，就是音乐艺术的社会价值所体现。而音乐的社会价值又往往潜藏于音乐固有的社会功能中，它们对和谐社会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

从江县都柳江文化走廊“周末大舞台”系列展演活动，参加系列展演活动的有21个乡镇以及各机关单位。自2014年8月23日开始，就展演交流过程中，充分展现了苗、侗、瑶、壮、水等世居民族民间的传统音乐和民俗风情。展演交流对保护传承民族优秀传统音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文化交流、加深了解的同时，也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既丰富了城乡百姓和远方游客的审美娱乐生活，双彰显着民族传统音乐的功能和价值。

（一）审美娱乐功能

音乐不仅给人以听觉上的生理，还可给人心理的愉悦感，是一种美的享受，具有较强的娱乐功能。正如《乐记》中强调“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认为音乐应该使人产生愉悦的感受，是人类生活所不可缺少的[9]。可见审美娱乐是传统音乐的最基本的功能。诚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欣赏民族传统音乐的目的正是娱乐。经过一周的工作和劳作，周末聚在一起，欣赏侗族大歌、琵琶歌，水族双歌、酒歌，壮族山歌、小调，苗族飞歌、芦笙舞，瑶族铜鼓舞、长鼓舞，无论是悠扬的民歌还是欢快的舞蹈，都能带来美的享受，使人开怀，放松心情，热爱生活。这是一种积极的娱乐和放松。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能给人以极大的身心愉悦，正如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10]。由此可见，民族传统音乐系列展演活动正是一方百姓的精神需要，而这种文化需求有时比物质需要更强烈。少数民族歌乐舞表演和欣赏，显然是多元文化盛筵享受。不论从原生态的集体歌舞，还是经过过作的歌、舞、乐，都能发挥正能量功能。

（二）审美教育功能

古代教育思想很重视艺术在道德修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不仅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儒家思想的内涵本质。倡导“六艺”（礼、乐、书、数、射、御），将《诗》、“礼”、“乐”融为一体，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美育理论，他创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教育体系，对后世的艺术教育产生着极大的影响[11]。传统音乐之所以具有审美教育作用，是因为生态歌舞乐不仅可以展示少数民族生活习俗，而且能够提示某一个民族的生活本质和规律。在每个作品中总是包含着民族的个性和思想、情感，蕴涵着少数民族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对美好事物的响往和追求，以民族集体智慧进行审美创造的结果，使欣赏者从中受到启迪和教育。当“侗族大歌”天籁神韵唱响，很快传遍周末大舞台空间。清泉流淌、击石玉碎般的自然风格，轻快的节奏及时分时合的完美衔接，人声对大自然的模仿惟妙惟肖，哈农式的轮唱以及持续低音可谓天衣无缝，更有集体转调、起承转合、音乐内容表现等各种表演形态，几乎都在每个村寨歌班的掌控之中。频具民族个性特征的侗族民间支声复调音乐，令人感慨、放纵思绪，总想对它寻根溯源。诚然，这正是民族传统音乐别于其它学科的审美教育功能。或者说，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大多通过“以情感人” “引人入胜”“潜移默化” “寓教于乐”“引起共鸣”的艺术实践实现其宗旨。

（三）音乐的认知功能

人通过对音乐欣赏活动了解更多的相关事物和现象，从而深刻地认识到自然地理、民族社会、民族语言、民俗节日和民族经济等文化生态。此外，被视为民族文化载体之一的传统音乐，也是大自然声象的再现和反映。自然界的任何声象都与传统音乐结下不解之缘，是借鉴、利用进行创作的乐江元素，如清泉流溪，秋蝉争鸣，阳鸟高唱、夜鹰哀号、松涛阵阵、山谷回音、狂风暴雨、电闪雷鸣、青蛙噪鼓、鸡鸭争鸣、海浪拍岸、飞瀑流泉，都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传统音乐审美创作之中。通过《六洞琵琶歌》《巨洞琵琶歌》以及《银潭牛腿琴歌》，我们可以感悟到浓郁的区域风格，和民俗风情。因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既凝聚了族群的智慧，又融入不同社会时期的精炼和完善。静心聆听侗族传统音乐，你能感悟到鼓楼、花桥、歌堂的恬静和温馨，其中也蕴藏着古越遗风以及侗族民间的歌俗传统，其中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最能反映出侗族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状况。

（四）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审美功能还体现在文化传承之中

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是各族人民千百年来的审美创造、继承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是族内认同族外区别的音符标识，是凝聚族群与族际共享的人文资源。以侗族大歌为例，大歌，侗语称之“嘎老”，嘎直译为“歌”，“老”本身含有“长”“大”和“历史久远”之意。 侗族大歌就其音乐内容、可分为初会大歌（俗称：呃嗬顶）、赞美大歌（俗称：嘎补）、劝世大歌（俗称：嘎抱）、抒情大歌（俗称：嘎嗦）、歌（俗称：嘎向）、鼓楼大歌（俗称：嘎得楼）、戏曲大歌（俗称：嘎散当）、混声大歌（诞生于1985年后，由男女合唱的新型大歌形式）和儿童大歌（俗称：嘎腊温）等。其中除抒情大歌多为爱情题材外，其他7种类型都具有文化传承之功效。在侗族南方言区，多盛行年长者教歌、青年唱歌、年少者学歌，饭而身歌养心，歌师倍受敬重的良好风尚，正是与侗族民间歌俗传统密切相关。而侗族自古以来一直把唱歌（多嘎，多即唱，嘎即歌）和念书（多即唱，嘞即书）用“多”作为定语对歌和书进行修饰。可见，用歌唱替文字进行说教和传播，正好弥补了侗族自古没有文字的缺憾。同时更体现出侗族民间饭养身、歌养心的传统哲学思想。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即是历史的河流，这条河里既有每个族群集体智慧的积淀，又有不断汇入的涓涓细流，是族内认同族际共享的古乐遗风，又永远充满青春活力，且呈海纳百川之势，以时代的强音展民族精神动力，更是凝聚族群、实现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社会价值还体现在亲和友善、心灵沟通的作用，是凝聚族群、加强团结的人文资源，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智力保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最终实现绿色发展战略目标。

三、传统音乐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党的十报告第八部分曾开门见山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12] 于是，从江县人民政府近年来大胆实践并积累经验，如传统音乐进校园，推出大歌节新民俗，组织侗族芦笙比赛；推出七星侗寨文化旅游区，对基层工作者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为2014年首届黔桂湘三省百村侗族大歌比赛作好前期工作，从而使中国首届侗族大歌百村大寨如期进行，实现保护与传播同步，为地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此外，为进一步搞好民族文化旅游、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从江县委县政府再次成功推出“神秘从江：都柳江文化走廊-周末大舞台”，让本土民族传统文化得以真正发挥正能量，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江世居民族能歌善舞，都拥有良好的音乐传统。传统音乐，是集体智慧结晶，具有凝聚族群、增进团结的作用。以侗族为例，侗族习惯性地把大歌当作文化娱乐工具在族内进行交流，侗族大歌的曲式结构为起登―更哆―拉索―了角，即开始―齐唱―分声―结束。演唱过程中，传统女歌班始终处于无伴奏、无指挥的歌唱表演形态。民间有谚：汉字有书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饭养身而歌养心。这种民间合唱通常是在节日或族内集体互访做客的时候，由主宾歌队（通常为主寨男歌队对应客方女歌队，或主寨女歌班对应客方男歌班）就坐于鼓楼里对唱的民歌。歌队按性别、年龄和一定的血缘关系，由四五人至十余人组成。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首次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权威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了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保护工作的目标是：“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保护工作的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画结合、讲求实效。”并明确提出，要建立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诚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多方面和多维度的：“是人类伟大文明的结晶和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是人类文化整体内涵与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蕴涵着该民族传统文化的最深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身份的原生状态，以及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等”[2]79。

侗族大歌在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贵州省首个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侗族民歌，是根植于侗族民间的声乐合唱表演形式。它能完好地保存至今， 与侗家人喜歌好乐的歌俗传统有关。如自然地理、民族语言、民族经济、民族社会、宗教伦理以及民俗节日等生态环境，此外，歌师、歌班、大歌内容以及日常训练的场所，共同构成了种类齐全的侗族音乐体系。其中，侗族大歌是侗族传统音乐的精典部分，主要流行在从江和黎平之间的六洞、九洞、二千九一带地区，这里属于侗语南方言区第二土语区。即从黎公路沿线，都柳江两崖的贯洞、龙图、桃香、今影、伦洞、独侗、塘洞、登团、洛香、干团、皮林、郎寨；黎平县岩洞、口江、双江、永从、肇兴、水口、龙额，以及往洞、谷坪、增冲、银潭、高增、小黄、芭扒、美德、民主、建华、银良等等；榕江县大利、宰荡以及三省坡一带地区。民间习惯称为“六洞”“九洞”“二千九”“千三”等地。侗族传统音乐根植于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是侗民族人民集体智慧和审美创造的结果，集历史性、时代性、地域性于一体的民间合唱形式，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侗族大歌是侗族传统音乐中内容涉及面最广、曲式结构严谨，演唱技能较高、历时久远的特点，因而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它既有普遍性，又有独殊性、它来自高原山区、都柳江畔，却神韵唱响中华、天籁誉满世界乐坛，突出音乐人类学最深层、最核心的价值。2004年，从江县政府成功举办了首次侗族大歌节，从此后，每年11月28日都按期举办包括大歌对唱、大歌比赛。于2014年11月28至29日，成功承办了首届侗族大歌百村大赛、民间歌师对抗赛，侗族芦笙比赛等，前来参赛的歌队涵盖黔、桂、湘三省的民间传统歌班。此外，还打造七星侗寨旅游线，展示古朴浓郁的芭沙苗族风情，充分挖掘本土世居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从江旅游文化内涵，满足广大群众和游客的文化需求，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为地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在此基础上，从江县委、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又隆重推出都柳江文化走廊“养心圣地・神秘从江”的品牌栏目，选定最具代表性的从江鼓楼广场作为展演场所，这一举措更加突出一方特色，坚定信心、群策群力，借鉴藏彝走廊、苗疆走廊的成功模式，誓把都柳江流域文化走廊打造类似于藏彝走廊和苗疆走廊、突出一方特色的文化品牌。以周末大舞台为窗口，连续推推进“养心圣地・神秘从江”文化周活动。总结经验，继续努力，力争加盟，扩大影响，为精神文明提供保障，推动生态文明发展，为绿色发展作贡献。

“养心圣地・神秘从江”文化周活动的成功举办，旨在打造地方文化品牌，展示本土世居民族多元文化资源，使之成为行之有效保护传承审美娱乐活动，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此外，县政府计划将周末大舞台展演活动进一步推广到都柳江流域所辖省州县乃至每一个民族乡镇，诚邀所有睦邻地州市县的兄弟民族乡镇积极加盟并参与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展演活动中来，将保护落到实处，走继承发展之路，充分满足城乡人民精神文化的审美需求，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为振兴地方经济再接再励，把都柳江文化走廊打造成为藏彝走廊、苗疆走廊类型的重大课题，因而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涵盖民族语言、民族历史、宗教伦理、社会生活、民族经济、审美观点和民俗等多个方面，是凝聚族群、加强团结、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核心和动力。从江周末大舞台以其特有的推介功能，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平台和对外传播的窗口，实现保护与发展同步，不但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又促进地方精神文明的发展，更好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绿色发展的成功之路。2014年成功举办的第十一届侗族大歌节共汇聚了黔桂湘三省102支民间歌班，万名参赛歌手同唱一曲侗族大歌，其声势洗大，远远胜于历年大歌节，也是前所未闻之举。相信近期推出的“养心圣地・神秘从江”文化周展演活动定会迎来春花秋实的辉煌成绩。

总之，生态文明是建构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基础上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是心与自然的共鸣，它们是凝聚族群，促进和谐的精神动力，是富民强国之本，是精神文明发展的保障，更是态文明建设顺利推进的保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消逝不能复再生。然而，随着经济、信息的全球化，不仅会改变它们的命运，甚至会让它们消失而丧失所有的功能和价值。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现当代最为紧迫的重任和历史使命。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包括民歌、民乐、歌舞、乐舞、说唱、吟诵、戏剧等多种音乐艺术形式，它们既是族群历史文化的记忆载体，又具有鲜活的民族个性和浓郁的区域色彩，是各族人民千百年乃至数千年生产实践和审美创造的结果。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独特性、流变性、传承性、活态性、综合性等特点。它们具有族内认同和族际共享的多种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是促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软实力，是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核心动力。正如所倡导：“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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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生态价值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在人类已迈进可持续发展新时代的今天，建立生态价值论是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需要，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重要表现。探讨如何在传统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以生态经济价值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价值理论，可以进一步论证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着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展开了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应该根据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和新实践，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逻辑思路和方法，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用发展着的劳动价值论指导新的实践;另一种则是以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实践为借口，否认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尤其是自党的十五大提出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后，一些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怀疑甚至否定就多了起来，出现了在经济学领域里要丢掉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这个老祖宗的倾向。我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现实世界，用当代最新的科学知识认识客观世界，站在时代前列，站在实践前沿，开创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一、传统经济学价值理论是与生态相脱离的价值理论

在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往往认为经济过程不造成环境性质的变化，也不为所处环境性质变化所影响。经济过程为一种与外部隔绝、自成系统以及与历史无关的过程，一种既无外流、又无内流，在消费与生产之间自行循环的过程。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视经济系统为一相对孤立的系统，没有把人类社会经济体系看成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没有把人类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社会生态价值运动及其规律;而是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看成和生态过程毫不相关的，甚至对立的纯粹的经济过程，因而生态过程就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之外。因此，传统经济学价值理论把人类劳动过程看成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过程，因而认为人类劳动只能投入在经济系统内部. 经过人类劳动过滤的也只有经济产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就表现为商品。所以，劳动价值论，就是商品价值论。人们把自然生态的进化与演替，看成是完全由生态系统的自然力本身的作用所推动，与人类劳动无关。这样，理所当然地就把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价值即生态价值排斥于国民经济运行与社会再生产价值运动之外。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传统经济学劳动价值学说忽视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相互影响，是一种与生态相脱离的价值理论。

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完全是大自然的产物，没有凝结人类劳动，它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因而人们可以无偿使用它，是大自然的恩赐。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资源无价、原料低价、产品高价”的不合理状况长期存在，以致经济的发展，将大量的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资源投人生产生活领域，加之掠夺性的过度开发和浪费使用，造成了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使自然资源和自然系统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数量的变化。一些过去非常丰裕的环境资源，例如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淡水、肥沃的土地，现在变得供不应求了。第二，质量的变化。由于环境中有害物质的积累和污染物排放速度的加快。导致环境质量下降，高质量的环境资源日益稀缺。第三，人类对环境需求的变化。现代社会人们对环境资源的需求不仅在数量上迅速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建立生态价值论是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需要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交织，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使生态与经济的极不协调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矛盾问题。人类对有限的环境资源的利用不得不作出抉择。从而使得生态环境价值理论问题势不可当地进人了经济学研究的殿堂。

价值问题在理论上的尖锐性不亚于生态环境问题在实际生活中的尖锐性，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资源的滥用、生态的破坏等环境问题就不可能根本解决。包括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在内的各种东西方价值理论纷纷登台，对生态环境价值问题进行阐释。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为指导，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析了生态环境价值，并建立起了生态价值论，其对生态环境价值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当代，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生态时代，在人类生存的“地球村”，不仅那种和生态过程无关的纯粹的经济过程是不存在的，而且与社会经济无关的纯粹的自然过程，或者说没有人类留下足迹的纯粹的生态过程，也是基本上不存在的。我们完全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活动已伸展到地球生态系统的每一个角落，现在人类社会依赖的、供人类社会利用的自然资源都无不打上人的活动的印迹。因而，人类社会劳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渗透已经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生态经济现象。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把劳动价值论由过去的经济系统延伸到生态系统中去，建立生态价值论，使劳动价值论反映生态经济复合系统价值运动的真实面貌。

其次，在当今自然资源短缺和环境质量下降的迫使下，人类经济活动消耗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生产与生活消耗环境质量的生态需求满足，不仅要按其固有的自然生态规律，还要或多或少投入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才能再生产出达到维持生态环境具有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使用价值。因此，当代人类的各种智力的、体力的、直接的、间接的劳动流转和凝结于生态系统之中，形成生态价值。所以，当代人类社会劳动不仅创造了商品价值，而且创造了生态价值，它构成为劳动价值论的一项根本内容。对此，我们可以说，把劳动价值论延伸与扩展到生态环境系统中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生态价值和生态经济价值论，这是在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一个很重要体现。

再次，当今人类社会正在进人生态时代，随之出现了人类社会的一种新型的劳动，并且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劳动的主要形式，这就是人类重建、恢复、补偿、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的人类劳动。我国“十五”计划纲要强调指出:“要把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作为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态质量的重要内容，加强生态建设，遏制生态恶化，加大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提高城乡环境质量。”《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提出了要结合生态环境建设，组织重建与恢复生态系统。因此，这种重建、恢复、补偿、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使之具有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创造生态环境价值的新型的劳动形式，已构成为21世纪人类生态经济社会活动的最重要的内容。

三、生态价值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

生态价值与生态经济价值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充分显示了这个学说在现时代的科学性和生命力。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它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显示其科学性和生命力。

第一，众所周知，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主要是为其剩余价值学说奠定基石，彻底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由此决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要是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商品价值问题，是对社会经济系统而言的，不涉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我们今天研究价值问题的历史使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与马克思当时所要回答的问题也不完全相同。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因此，我们研究生态环境价值问题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必须把劳动价值论延伸与扩展到自然生态系统中，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生态价值论，形成生态经济价值理论。 第二，马克思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在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期。一方面，当时自然界赋予人类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环境，人们将这种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赐财富，对它的利用是唾手可得。另一方面，那时经济社会发展(包括人口增长)的规模不大，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和供给能力，从总体上说，是基本相适应的。这样，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就不可能将生态环境价值问题提到马克思的面前。随着现代经济发展到当代，经济与生态的不协调已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矛盾，使生态经济问题成为全球性的极其尖锐的重大问题。把它放在“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运行中动态考察，现代生态经济基本矛盾已上升为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矛盾，而生态环境供给能力问题已构成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运行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正确解决生态环境价值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我们把劳动价值论延伸和拓展到自然生态系统中去，建立生态价值论，就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反映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更加适应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三，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既有使用价值，又具有价值。这不但没有违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正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按照劳动价值学说的观点，商品价值是物化在经济系统的某个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表现。这是经济系统通过耗费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在从生态系统中取走自然物质并将它加工成经济物质的过程中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生态价值是物化在生态系统的某种物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表现。这是通过在经济系统耗费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而输人到生态系统中来，使生态系统的自然物质(包括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具有符合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使用价值过程中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所以，无论是商品价值，还是生态价值，都是为保证满足人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而创造符合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使用价值的过程中由抽象的人类劳动形成的价值。因此，商品价值和生态价值都是社会必要劳动创造的。这样，劳动价值论不仅反映了经济关系，而且反映了生态关系，从而反映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即生态经济关系。因此，生态价值就是物化在生态经济系统某种自然物质和经济物质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表现，是商品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辩证统一体，这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重要表现。

四、建立生态价值论需要正确认识和深入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当我们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构建生态价值与生态经济价值论的时候，有的学者认为本来自然资源与环境过去是没有价值的，只是到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阶段，才使它具有价值。因此，自然资源与环境经历了无价值和有价值的两个阶段。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这是没有人类产生价值观念之前就客观地存在着的。不管人是否评价它，或者体验它，它不依赖于评价主体及其认识，也不是随着人们对它的评价或感觉而表现出来。自然资源与环境本身即自然界本身早就存在价值，这种价值是原初性的，主要是自然生态过程创造的，人类社会劳动产生的价值则是这种原初价值上的再创造。尤其是现代生态经济基本矛盾运动决定了满足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需要，都必须通过人们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来从事生态环境的重建、恢复、补偿、保护和建设，自然资源与环境上凝结的人类劳动的程度日益增加，更加增添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价值。所以，上述看法是把人们对自然资源与环境是否具有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无价值阶段和有价值阶段说成是自然资源与环境本身无价值和有价值的两个阶段，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作为生态文明价值观，不仅要承认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外在价值就是为人类利用的工具价值，而且要承认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内在价值就是由维持生命与生态过程内在的目的性和人类的力量无法取代的自身价值。对此，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教授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以生态经济价值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价值，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环境及整体生态系统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从而在价值观上真正确认了人类的价值与自然界的价值的统一;二是自然资源环境及整体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是由自然界物质生产过程即自然生态生产过程创造的，似乎同人类劳动无关，而它的外在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和科学文化价值，则是人类劳动在自然原初价值的基础上创造的;三是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实践活动的广泛与深化，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和自然界的生态过程已经完全相互交织融合而浑为一体，自然生态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再生产已经成为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生态经济再生产过程，人类劳动用于资源环境及整体生态环境的重建、恢复、补偿、保护和建设以及增值生态价值，不仅创造自然资源环境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外在价值，而且对于维持它的内在价值也会产生影响。这是值得深人研究的问题。

第6篇：生态价值论文范文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有逐步走向深入、走向独立发展的趋势。运用与把握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研究生态哲学，是深化当前生态文化理论的重要方面。大陆学术界对于道家道教、儒家的生态哲学思想研究比较重视，但对佛教生态哲学思想研究则较为薄弱，远不如国外及台湾。佛教生态思想研究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生态环境危机的意识及生态文化思潮产生的。系统深入地研究佛教生态哲学思想的特定内涵，建构佛教生态哲学的理论体系，是生态文化理论研究的需要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理论体系的要求，对促进当今社会的生态环保事业也具有现实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红兵博士的著作《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可谓应运而生。

《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近期由宗教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洪修平先生与余谋昌先生分别为之作序。陈红兵博士系山东省生态文化与循环经济软科学研究基地、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生态哲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从当前生态文化思潮发展的多元化态势着眼，立足于佛教的价值追求和基本理念，探讨佛教具有自身特点的生态哲学体系，是陈红兵博士多年的研究兴趣和学术追求。

该书在导言中对以往佛教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作了详实细密的梳理与综述。作者从整体论、无我论、生命观、内在价值论、慈悲观、净土观、传统佛教生态伦理实践等方面，对大陆佛教生态思想研究作了简要概括。作者认为，大陆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比照式研究方式，即比照西方生态文化思潮探讨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的主题，挖掘佛教思想中的相应内容。这种研究方式能够使人们认识到佛教思想中包含的生态理念，是佛教生态哲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一方面，不能揭示佛教生态哲学思想与佛教自身价值追求、基本理念的内在联系，佛教生态哲学思想仿佛成了游离于佛教思想之外的存在；另一方面，不能揭示佛教对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真正价值，不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多元化趋势，也不利于不同思想文化共同探讨生态环境危机的解决。因此，作者在进行自己的佛教生态哲学研究时，选择了“根源式”的研究方法，也就是立足于佛教自身，从其自身的价值追求和基本理念出发研究其生态思想，强调佛教对人心、德性的重视，也就是突出德性论在佛教生态哲学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红兵博士在进行佛教生态思想研究时，非常注重借鉴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将佛教的生态哲学纳入到佛教自身的发展中考察。他认为，佛教生态哲学，也就是佛学的生态化，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进一步延伸。佛教本身并没有现成的生态哲学论述，“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并不专门建构生态思想体系，其生态思想体现在其教义学说之中，并且是为其宗教信仰服务的”（洪修平序）。因此，佛教生态哲学的建构一方面是适应生态环境建设的时代需要，对佛教哲学的诠释与阐发；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佛教“度化众生，净佛国土”的内在的本质的要求，历史上佛教的中国化、近代以来佛教的人间化都能为佛教哲学的生态诠释与建构提供历史经验与思想基础。

该书的正文主要有四个部分：

第一章“佛教生态价值观”主要探讨佛教生态价值取向和自然价值观两方面内容。生态文化价值观是对现代文化价值观的反思与转型，是生态哲学的先导与建立的基础。佛教生态文化价值取向方面主要论述了佛教解脱论价值观对物质主义的价值转向和大乘佛教中所包含的关爱生命意识和生态环境理想。佛教自然价值观主要论述了佛教的生命平等观和生态平等观。作者指出，佛教主体性的生态价值观曾对当代生态价值观（如深层生态学“自我实现论”的价值观）产生了较大影响，与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生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互为补充。

第二章“佛教生态德性论”主要探讨佛教生态人性论、生态德行修养论和生态美德三方面的内容。首先，在对佛教关于心性的不同认识的分析研究基础上，作者认为佛教关于佛性染净的观念为超越物欲提供了人性论依据，而佛教关于般若智慧、如来藏、佛性、阿赖耶识的思想及其发展，也为超越主客二分认识思维方式、认识人与生态环境的内在关联以及生态文化教育等提供了相应的生态智慧。其次，作者论述了佛教“净佛世界”的生态实践与德行修养的关系。最后，作者阐发了佛教生态美德的内涵，指出应注意单纯从西方美德伦理模式出发研究佛教生态美德所

可能带来的弊端，主张尽可能地从佛教自身的思想内涵和特质出发，把握佛教理论的核心及其生态意蕴。

第三章“佛教生态存在论”主要从存在的缘起性、生存境界缘起和缘起整体性三方面阐述佛教缘起论的生态存在论内涵。作者在本章中对印度佛教中观学派、唯识学派、汉传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的有关缘起论的观点加以了梳理，并一一揭示其在佛教生态存在论上的意义，并对缘起论在佛教生态学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作了探讨。

第四章“佛教生态环保实践及其思想基础”主要从佛教生态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基础、佛教生态生产方式与中国传统思想、佛教文化功能的生态化对德性论的拓展三方面阐述了佛教生态环保实践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基础。

作者在结语中指出，佛教生态化或佛教人间化面临的难题，本质上是如何将佛教德性修养与现实的社会事业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出世的追求与入世的事业如何统一的问题。这一问题，追根究底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主体自身的实践问题。

《佛教生态哲学研究》是目前我国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见余谋昌先生序）。与同类成果相比，该书的主要特点及创新之处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法独特。作者力图超越比附西方生态文化观念研究佛教生态思想的比照式研究，而采取将佛教思想中符合生态环保的内容与佛教自身的根本价值追求和基本理念联系起来的根源式研究。第二，系统全面。国内尚无对佛教生态哲学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出版，该书则从佛教生态价值观、德性论、存在论对佛教生态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兼顾佛教生态实践及其现实意义。第三，主次分明。在对佛教生态哲学几个主题之间关系的处理上，该书肯定心性论在佛教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将佛教生态德性论作为研究主体。第四，兼收并蓄。在对佛学思想的把握上，作者从中国佛教的印度渊源到中国佛教的各大宗派的思想均能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择要分析，在对生态哲学的阐述中，作者立足学术前沿，充分吸收、发挥、臧否古今中外各家观点，可谓纵横捭阖，兼收并蓄，体现了作者丰富的学养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第7篇：生态价值论文范文

关键词：梅溪湖；土地价值；评价；增长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7-0077-02

土地价值问题，是中国土地经济理论界争论较多，分歧较大且至今尚未有统一理念的基本理论问题。对长沙梅溪湖开发区的土地价值进行分析评价，必须建立在土地价值理论基础上。

一、土地价值理论概述

关于土地价值理论，中国存在土地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土地收益论、土地商品价值论、效应价值论、使用价值论、二元价值论等观点。

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析，无价值而有价格的纯自然土地具有“虚假的社会价值”，已经人类劳动投入的土地是由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构成 [1]。主张土地价值二元论的学者，把土地物质称为自然土地，把土地资本称为人工土地，认为“土地有自然土地和人工土地所构成，前者无价值而后者有价值，二者组成统一的整体”[2]。如今，绝大部分土地都是经过人工开发过的，既包括原生的作为自然资源的土地部分，又包括经过人工开发的人工部分，这种土地可称为经济土地，是现实的经济资源[3]。

所谓土地价值，是指进入人类社会后，人类经过长期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而沉淀凝结在土地或土地产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而且土地价值具有历史增积累性、外部性、增长性和空间差异性等特殊性质[4]。

二、长沙梅溪湖开发区概况

2007年12月1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通知》。该《通知》批准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长沙市决定在河西的大片区域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先导区。梅溪湖位于湖南省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岳麓山西面，西二环至三环之间，原本属于岳麓山的桃花岭景区。2007年，长沙市投资200亿元启动梅溪湖综合开发项目。梅溪湖综合开发项目是集防洪、生态产业、文化旅游和高档住宅开发于一体的综合型项目。规划范围北起龙王港路，南接桃花岭景区界线、东起二环线、西至岳麓区与望城县界线，总规划面积18.05平方公里，该地主要为耕地、园地及山林地，场地整体地形呈南北高、中间低的态势。区内拥有长沙市区最大的湖泊3 000亩梅溪湖，4 360亩岳麓山支脉桃花岭等，在城市自然精华处尽显山水洲城之经典。以湖泊为核心，环湖布置国际研发中心、国际商务中心、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国际居住中心。政府将此区域定位为长沙未来新的城市中心，并要将梅溪湖建设成“国际服务区、科技创新城”。

三、长沙梅溪湖开发区的土地价值评价

（一） 土地价值结构评价

在土地与人类活动的长期相互作用中，土地系统逐步演变为人工控制的经济系统与土地自然生态系统藕合的复合系统，即土地生态经济系统[5]。因此，土地不是单一属性的物理商品，具有物理、生态、社会和经济等功能属性的指向。在土地的功能价值系统构成中，土地至少具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德等3个构成要素[6]。长沙梅溪湖开发区的土地价值也可以从这3个方面进行评价。

1.土地经济价值评价

土地的经济价值强调土地作为一种稀缺性生产要素参与人类经济系统的运行的资产特性。不管是在农业社会时代、工业时代还是知识经济时代，土地都参于整个社会生存和稳定的根基构建、GDP 贡献、经济生产系统运转，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要素[7]。

梅溪湖的开发“以基础设施带动产业发展、以环境整治带动新城建设、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中兴房产投资600亿元，2011年，梅溪湖创新科技研发中心、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以及国际CBD三大引擎全面启动。其中，国际CBD是长沙未来最高端、最先进的城市综合体，将成为城市未来最具价值的综合性地标。梅溪湖的开发过程的各种投入，都转移到梅溪湖开发区的土地价值中，形成土地经济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产业定位为“湖南省先行先试区、长株潭产业转型示范引领区、长沙高新产业核心聚集区”的大河西先导区，目标定位是力争到2020年把先导区建设成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的示范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4 000亿元以上。梅溪湖作为大河西先导区的重点开发区，其土地经济价值不容小觑。

2.土地生态价值评价

土地的生态价值强调土地作为自然系统的结构要素参与自然生态循环、生态调节，具有涵养水份、调节气候、维持生物多样性、调节生态平衡等生态功能。土地既具有经济功能又具有生态功能，从长远来看其中生态功能更为重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土地资源利用之路 [8]。

梅溪湖新城以“生态体系+城市规划”的建设思路，制定了《梅溪湖新城绿色建筑设计导则》、《梅溪湖新城绿色施工导则》等专项导则，执行国家绿色星级标准建筑，二星及三星以上绿色建筑比例不低于30%，构建了一套完善的绿色交通体系。一是水环境建设方面。龙王港河道综合整治工程，该项目新开河道5.18公里，宽70米，河道两侧绿化面积达9.3万平米，水质达到IV类，防洪能力提升到了200年一遇；肖河整治工程，长2.78公里，宽30米，河道两侧绿化面积约7万平米；梅溪湖湖泊，湖面面积达3 000亩。另外还有湖泊的景观工程（包括节庆岛、立体花卉和公共景观雕塑等）。二是生态公园建设方面。整个梅溪湖绿化面积共达8 500多亩，其中，桃花岭山体公园面积约4 360亩，梅岭公园面积约450亩，体育公园面积约67亩，人工湿地公园面积约105亩。

2012年11月19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批准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梅溪湖新城为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梅溪湖新城作为湖南省省唯一推荐的项目，跻身全国首批5个绿色生态示范城区，便是梅溪湖土地生态价值的最佳肯定。

3.土地社会价值评价

土地的社会价值强调指土地具有提升人类社会生活品质、知识增量、稳定社会秩序等的功能。

梅溪湖开发区的街道文明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交通接轨城市化，铺就乡村文明路；基础教育城市化，开启文明一扇窗；文娱健身城市化，引导生活新方式；人居环境城市化，打造都市新村庄；创评活动城市化，倡导文明新风尚[9]。梅溪湖国际新城总建筑面积约1 000万平方米，以“造城”的恢弘手笔，最大程度地展现人、自然、城市三者的和谐交融。引入国际领先的城市营运理念，致力创建环保节能的低碳城市，将成为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化进程中一道光辉的里程碑，并为未来中国城市建设、区域运营树立全新典范。梅溪湖开发区不仅提升人类社会生活品质、知识增量、稳定社会秩序，更有可能引领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模式。

（二） 土地价值增长评价

农地城市流转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土地需求量增大，城市土地需求者通过经济的手段或者行政的手段将城市附近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以满足城市土地需求的过程，主要集中于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10]。作为城市边缘农业土地价值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与农业土地地租有关的土地价值，另一个是可预见的土地转变成城市用地后未来土地地租增值所带来的价值。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随着城市区域范围的扩大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土地价值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土地用途转变和重新开发，也导致土地价值增加。重新分区、城市扩张过程中区位优势的变化、公共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的提升、城市人口的增长以及私人对土地投资的增加也会改变土地价值。

梅溪湖开发区，将围绕建设“梅溪湖国际服务及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战略目标，通过6―8年的建设，建设成为一个生态环境友好、配套设施齐全、地标建筑突出、产业特色明显的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端城市功能区。作为长沙生态绿色新城的先锋，未来梅溪湖新城将大量使用低碳的基础设施，同时以公共交通为导向进行土地开发，区域内将构筑地铁、地面公交、片区轻轨、沿湖公交行走带四大系统。很明显，未来的梅溪湖将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得到明显的区位优势，周边公共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也将明显提升，而整个长沙市也将面临重新分区，政府将此区域定位为长沙未来新的城市中心，并要将梅溪湖建设成“国际服务区、科技创新城”。据此，预计梅溪湖开发区的土地价值，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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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生态价值论文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实践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体系，也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社会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信仰虚无等问题，因而，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加强宣传教育、舆论引导和文化渗透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群众的理想信念，外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强大的整合力与引领力

社会进步离不开先进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当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先进道德理念，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素质，就需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将之内化为公民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外化为公民的自觉行动与实践行为。任何理论只有指导实践才具有真正的价值，“理论被群众掌握之后，才会变成物质力量”。[1]可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理论形态变成实践形态，这既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价值层面的具体要求。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社会生活之中，使之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成为公民的价值目标、人生理想、社会信念和行为自觉，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准则。

所谓大众化就是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用之教育和武装群众、改造群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之成为群众的精神武器与道德信仰。辩证唯物认识论认为，理论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实践是理论生成和发展的源泉，也是检验理论是否符合社会实践的唯一标准。同时，理论对实践有着反作用，理论能够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为社会实践指明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此外，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改造社会发展的动力，既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世界历史的推动者。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只有将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用正确的政治理论武装群众，才能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高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科学的、经得起社会实践检验的社会理论，是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也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总结。因而，在思想道德建设中，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群众的社会实践中，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所在，也是社会理论创新的本质要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多重意涵

（一）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日渐明显，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人们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民主意识等明显增强，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追求、价值信仰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多样化、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许多杂音，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文化泛滥，致使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遭到严峻挑战。因而，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先进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平民化、大众化，确保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同时，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学校教育体系之中，融入体育、文化、艺术等精神文化活动中，通过多种方式发展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意识，形成广泛地社会共识。

（二）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软实力成了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国际形象的亲和力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力，其中，文化软实力主要指文化向心力、价值信仰、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道德观念等内容，而文化价值观与政治价值观的认同及影响力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部分。当今世界，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文化软实力成了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有着较强的文化软实力，特别是美国凭借经济、科技、军事优势以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在世界各地大力宣扬美国的自由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等，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冲击。

也就是说，对内而言，文化软实力是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民族兴旺发达和国家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对外而言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吸引别国认同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关键因素。[3]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用大众化、个性化、通俗化的方式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升主流价值观的文化感召力与思想影响力，提升社会主义理想的社会认同。同时，要从文化精神深处感召大众，更好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对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第9篇：生态价值论文范文

摘 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自然的批判性为逻辑前提，以生态学价值批判为方法、以自然与价值双重维度为尺度，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提出构建和谐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

关键词：自然 文化 历史唯物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一、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自然的批判性存在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前提是肯定并“复兴”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法思想，实现自然概念由二元对立向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转变，自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性存在为前提的，自然是社会的自然，社会是自然的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肯定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自然概念的辩证思想，并将其融入到自身的理论之中重新阐释并加以提升，突出自然概念的辩证属性。

佩珀认为必须从马克思辩证看待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思想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的自然概念，不仅仅只是把自然当作经济物品的原料，也不仅仅只是把自然当作物品的固有价值的发源地，更不仅仅只是把自然当作一个濒临灭绝的生态系统，马克思的自然的概念把自然设想为是一种社会范畴，尽管自然具有‘客观性’，但它被自身的某一个组成部分重新塑造和重新解释了，即重新塑造和重新解释成人类社会。”也就是说自然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莱易斯则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充分肯定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思想。这些论述充分表达了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对马克思主义自然概念辩证属性的肯定。“

2、自然概念是如何获得文化、价值属性的呢？成为批判性存在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各流派在这复杂时代面前已经失去应有的解释力度，在研究范式上存在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疏离；在研究对象上，存在自然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分野，致使历史唯物主义局囿于狭窄封闭的社会领域，自然处于被漠视或悬置的状态；在研究维度上表现为自然与价值维度单面缺失。基于上述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应当重建生态学的研究范式。

福斯特认为唯物主义有三种学说，即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论唯物主义和认识论唯物主义，前者突出的是社会历史辩证法，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关注的是人的异化问题；后两者突出的是自然存在的独立性，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的是自然的异化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义应当是三者的有机统一，于是从中分别抽取价值属性和自然属性，加以改造，提升出生态学价值批判方法。所谓的生态学价值批判方法是指以价值作为评判人与自然的尺度，自然被赋予文化和历史性特征，成为可批判的对象。

自然成为批判性的存在之后，又将自然的双重属性，即自然的独立性和文化性返回到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关注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维度。使自然之维与价值之维成为贯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交织而共生的逻辑主线。这样，生态学社会主义就完成并实现了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上的构建与超越，自然作为批判性存在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中获得核心地位。以此为逻辑起点，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二、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展开与归宿：指认、改造与批判

以批判的自然存在为前提、以生态学价值批判为方法、以自然与价值双重属性为维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指认和改造，同时对资本社会制度展开内涵制度批判和价值批判的生态批判，以此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理论空场”，在基本范畴上存在理论缺陷，不能适应新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因此对当代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问题缺少足够的解释力度和理论支撑。究其根本在于自然与文化维度在自然和社会领域的单面缺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造。

1、改造历史唯物主义原有的基本范畴，赋予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劳动以自然与价值的双重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只关注物质生产活动的技术层面，没有注意物质生产活动还受文化价值因素的支配。他们过多地从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而不是统一来分析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认为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本质属性在自然：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在文化。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对立等同于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这是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将造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忽视乃至割裂了自然之于社会文化的嵌入性关系，在自然之中发现不了文化批判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否定了文化内容的客观性属性。在社会之中忽视文化的自然属性，即文化内容的客观性。文化既有主观意义，又有客观内容。一定的社会文化系统、价值规范等都是特定的客观的历史性存在，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都受特定的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使人类的历史具有自然化特征。

2、拓展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研究视域，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建立以使用价值、消费为主线的历史唯物主义新的范畴体系，突出消费、使用价值等物质要素的批判意义。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大都集中在生产领域注重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中商品价值的意义两个方面，致使这种分析的路径止步于社会意识层面而被悬置，难以深入到物质生产与生活之中，无法回应当代人类历史出现的新动向。这与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阶段性有关。当时资本主义异化并没有扩展到消费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逻辑展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抓住生产危机导致消费危机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逻辑根本，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从社会层面深入到物质层面，从对商品价值的分析转向对使用价值的批判。为此，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已经跟不上分析的需要，为了弥补其范畴的不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围绕消费和使用价值提出了一系列概念，丰富和更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容和结构。确立新的范畴体系，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的辩证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里的继续和与其研究对象、范式保持逻辑一致性的必然要求。消费危机、生产危机作为一种表象，终极原因在于自然是有限的、生成的、价值的存在。对于自然的批判最终必将发展到对消费和使用价值的批判，自然和文化这一二重性对于消费和使用价值的批判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维度。

最后，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构建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