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创作的潜在主题

摘要：生态危机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人为破坏的内因，其根源与现代化急速推进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当下的生态文学作品偏重从个体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来解读与揭示生态问题，遗忘了现代化发展与社会化进程的宏大场域，致使其创作呈现单一化、复制化的表征，陷入了诸多瓶颈之中。社会化反思是生态文学创作不变的主题，也是生态批评不容忽视的视角。对科层化体制弊病的追问、“唯发展论”困境的反思和“科技至上论”局限的批判是生态文学创作进行社会化反思的主要内容，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生态文学创作的潜在主题。

关键词：社会化反思；生态文学；潜在主调

一、对科层化体制弊病的追问

生态危机本质上是现代性的危机，是社会现代性负面效应引起的人对自然盲目征服、无限掠夺造成的危机。查尔斯•泰勒指出现代性的三大隐忧，其中之一直指现代政治的高度集权化、官僚化，认为正是科层制的官僚体系使人失去了自由。③马克斯•韦伯也认为，自由的丧失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它与官僚制度的形成如影随形。现代官僚制度是一个等级鲜明的组织管理职能系统。在该系统中，每个岗位上的职员都有法律及行政法规所赋予的职责和权限，都受到高一级职员的控制和监督，他们职务的晋升主要取决于其任职资格及所做出的政绩。④政绩是现代官僚体制中职员们晋升的通行证和追求的价值选择。为达此目的，他们必然会使用科层体制赋予他们的独特之权力和相关之资源来控制社会、自然和他人，由此带来诸多不可规避的局限和弊病。⑤而这种现代科层化制度的诸种局限和弊病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破坏生态的罪魁祸首。我国环保人士冯永锋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管理体制问题是环保问题的根本症结。⑥毋庸置疑，科层化体制的诸多局限及由此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是造成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认知在文学作品中屡屡呈现。如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京夫的《鹿鸣》，胡发云的《老海失踪》，贾平凹的《带灯》，孙正连的《洪峰》，叶广芩的《猴子村长》，钟平的《天地之间》《塬上》等作品都对现代科层化体制对自然、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给予了激切的反思和追问。在《可可西里狼》中，曾经作为“生态导师”的石技术员复员后担任玉树州经济委员会主任，为了发展玉树州的地方经济，他“被迫无奈”地将视野转向了可可西里的金矿资源。“我这几年还听人说，可可西里有金子。要是真有金子，咱玉树地区的经济还愁搞不上去？经济是什么，经济就是金钱，金子比钱都值钱，有了金子害怕什么？”⑦面对王勇刚的提议，作为州经济委员会主任的石技术员保持了沉默。如果说石技术员是担心开发金矿会破坏可可西里生态而沉默的话，那么面对州委书记李海洋的最高指示———“我可是给省委立了军令状，三年之内不改变玉树地区的贫困面貌，我是要引咎辞职的。我也给你们说清楚，在我被撤职之前，先把你们这些搞经济的干部撤了。我也要你们给我立军令状，要不，你们永远想不出办法”⑧———石技术员不得不采纳开发可可西里的建议。在发展地方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面前，石技术员的内在良知不得不被现代科层体制的行政命令所压服。可知，现代科层化体制的内在规则如果被作为不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那么个体的内在良知只能选择一种内在放逐，一种自我的边缘化。⑨为了契合发展地方经济与服从科层化体制的“内在规则”，面对上级的最高指示，石技术员不得不否定自己的内在良知而去怠慢生态保护。当年作为“生态导师”的先行者，一旦置身于现代科层体制之中，为何就成为了生态破坏的决策者与纵容者？其实，在现代科层化体制中，人的一切行为听从官僚体制机器的指令，人人成为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⑩州委书记给省委立军令状，州经济委员会主任又给州委书记立军令状，为了完成使命，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和价值选择，正是现代科层体制规约下的结果，他们无可择决的现实恰恰暴露出科层化体制的局限性及无法克服性。在当下生态文学作品的书写中，如《可可西里狼》小说所描绘的为发展地方经济而盲目破坏生态环境和开发自然资源的行为绝非个案。《鹿鸣》中为了满足投资商人对鹿王峰峰那对绝无仅有的鹿角的无理欲求而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从县长到局长再到乡镇负责人等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官员们为了看似冠冕堂皇、实则罪恶昭彰的理由不惜一切代价围困猎杀峰峰。《老海失踪》中的老朝原本是一个在山里长大，具有生态意识，懂得维护生态平衡重要性的官员，但为了接待上级领导，他不得不捕捉禁捕的乌猴，与上级领导共享美味的穿山甲；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和改善山区的贫穷现状，他认为猎杀乌猴是小恶，而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收入是大善；为了服从上级部门和那些“组织内的规则”，他不得不违背内心的良知去怠慢生态保护，甚至破坏生态。《带灯》中樱镇书记为了一己的政治前途，极力引进大工厂发展樱镇经济，为了所谓富饶的美好愿望不惜牺牲美丽的自然环境。《猴子村长》中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上交六只猴子的命令，村民们精心筹划了一场猎猴大战，造成人猴双伤的悲惨结局。这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地方经济，以盲目突出经济化目标，以服从上级指令为使命的行政体系及地方保护主义、追求政绩的行为和价值选择，正是现代科层体制规约下不可规避的结果。生态文学作品对现代科层化体制弊端和局限的反思和批判，对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完善的制度缝隙为权力阶层的腐败滋生提供了发展空间，经济发展越位，权力制约不力，民主监督失效，政府形象、管理功能和公信力受到严重的挑战。小说《天地之间》对县城环境污染有这样的描述：“大气污染就像个幽灵，无处不在，处处现形，像一剂毒药，侵蚀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胞；像一只无形的黑手，迫使人们为改变而改变。一年四季，新民人男的不穿白衬衣，女的不穿浅色衣裙。”輥輯訛污染为何如此严重？文本中的一席话道破天机：在新民县机关单位中，环保局社会地位最低，办公条件最差，干事最不亢硬。老板图挣钱，领导谋发展；发展是硬指标，越硬越好；环保好像“阳痿”，想硬也硬不起来。上班就是喝醉，工作就是收费，最大的失职，就是没有及时通风报信儿。輥輰訛环保局充当污染企业的“消息树”，形象地说明了在现代科层体制下，从事基层环境监测与保护部门的工作状态。小说中新民县环境污染不可谓不严重，环保局作为基层监测环境的职能部门，由于受限于当地政府部门领导的制约和管辖，其行政职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充当了污染环境企业“行凶作恶”的帮凶角色，加之社会对行政职能权力监督的失效与缺位，致使环境监测与保护部门有形无实，这不得不说是现代科层体制的悲哀。可见，当权力失范、监督失位、利益至上、欲望横行时，现代科层化体制便失去了它的正当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而这必然会给自然生态和社会现实带来不利影响和不可预料的后果。

二、对“唯发展论”困境的反思

“发展主义”是一种将经济增长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的观念。它自上世纪60年代以降成为人们遵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輥輱訛这种发展主义观念是狭义的“唯发展”式的理念。其特征是对发展盲目推崇，或将发展视为一种不可抗抵的自然力量，任何对这种力量的抗拒或质疑都将面临着停滞与贫穷的风险。輥輲訛而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发展主义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生产与消费的科学化，而是必须综合考虑环境、经济、文化等等诸种因素，以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终极目的———人的自由解放、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标准进行重新审视和修订的发展观。輥輳訛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危机矛盾频现的根源是发展观的问题。“唯发展论”是一种直线性发展观，是一种偏执的经济决定论，它对社会直线向前发展充满盲目的乐观，对经济增长的一味追求违背了自然和社会新陈代谢的规律。这种违背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唯发展”观念是生态危机现状日益严峻的无形的催化剂，因而，生态文学不能对之视而不见。小说《鹿鸣》的整个故事发生的逻辑前提是：地方官员上任时为发展本县工业立下了军令状，要为本县发展引进多少投资，建设多少工厂，而这些经济发展目标的背后却是地方官员的升迁梦、出国梦。他们在发展经济、引进外资和建设工厂时从来不顾及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特殊的地理条件，一旦遇到问题或面临困难，他们便或束之高阁或不管不问或推诿搪塞。阿来的《遥远的温泉》中的副县长贤巴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以换取升迁的筹码，盲目地发展当地经济，把美丽的温泉开发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人工景点，而最终被遗弃。关仁山的《裸岸》中，为了经济目标和政绩，领导们不惜毁林，把原有树林保护着的泥岸变成了裸岸。姜滇的《摄生草》中作为采矿专业出身的副矿长明知留云山的过度开采会导致严重的生态失衡，但是为了自己升迁正矿长的梦想，他将生态失衡的风险置于脑后，一心想的只是采掘量、经济效益等以凸显自己的工作实绩。地方官员漠视生态环境现状，唯对政绩和经济目标马首是瞻，其实质是“唯发展论”的意识在作祟。在他们眼中，经济发展仿佛只与引进外资、开发建设相连，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毫无关系。在现实中，“唯利是图”的发展规划，“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保护”的发展模式，政策指令的诸多偏误带来的资源盲目开发及片面追求政绩的短视观念不得不说是破坏生态环境的直接原因。生态批评家王诺认为，“唯发展论”存在着两个谬误：一是忽视了发展的制约性条件；二是颠倒了发展的目的和手段。輥輴訛我们知道，社会的发展不能将经济增长作为考量的唯一目标，还要权衡社会和环境的利弊，要兼顾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性。輥輵訛发展如果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意念或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只能是适得其反的结局。小说《塬上》中，县长刘亦然为了年终考核时完成经济指标而不顾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制约条件，盲目地上高污染高消耗的煤化水泥产业，为了得到更多的财税收入而没有底线和原则地放纵企业违规违法生产。华塬老板任万能投机倒把、钻营取巧，疯狂追逐利益是他的唯一目的。为了攫取利益，他贿赂上级，欺瞒百姓，强征暴敛，不惜冒着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强行开发仅有的煤炭资源。像刘亦然和任万能这样的官商代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体现着“唯利是图”和“唯发展论”的时代弊病。我们常说，文学是现实世界的缩影，像刘亦然和任万能之流们在现实生活中注定不是少数，为了眼前利益而杀鸡取卵，不顾发展的制约性条件、掠夺式地开发人类为数不多的不可再生资源，在现实社会发展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之事。无法否认，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类更加美好的生活，而非为了发展而发展。如果把发展作为了目的，必然导致发展的自足化和异化輥輶訛，进而是人性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灾难的发生。某种角度上说，发展其实是一种令人舒服的疾病，而且是一种不治之症；然而人类正是因为眼前的舒服而看不到未来的灾难。輥輷訛在《可可西里狼》中，玉树州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开发可可西里，这本身无可厚非。人类为了生存必然要向自然界索取必备的物质补给，但是当盲目、无序、无限地采掘金矿、猎杀野生动物时，当把经济发展本身作为目的而开发可可西里时，便陷入了“唯发展论”的泥淖之中。每年开春之后，数以万计的采金汉子和盗猎分子从全国各地涌向可可西里，他们利用现代化的开采和盗猎设备，毁灭性地蹂躏着可可西里的土地与草场。由于盲目而过度开采，西西可里的植被层被大量破坏，草地减少，野生动物被猎杀，绿地被沙漠化。同时，这种变化又使青藏高原的气候反常，干旱、暴风雪、沙尘暴屡屡发生。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恶化又直接影响着其他地方的自然环境。显然，当将发展作为目的时，社会发展便会在“唯发展论”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必将双双落入恶性循环的境地。我们必须对“唯发展论”保持清醒的反省和批判意识，必须警惕这种观念给我们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可能带来的自然和社会灾难。其实，人类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欲望和需求是合情合理的，但这种欲望和需求一旦衍变为一种无限攫取的意识形态时，它将会走向它的反面，会给整个民族甚至人类带来灾难。輦輮訛因此，在社会发展中，我们理应协调好“发展”与“可持续”的关系，以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持久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终极尺度，去评判和修正人类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这或许就是惨痛的现实教训给我们带来的可资借鉴的伦理范式和价值意义。

三、对“科技至上论”局限的批判

发展与科技是一对形影难分的孪生兄弟。发展与科学技术原本是为了人类拥有更美好的世界和更幸福的生活，然而现代人却在追求美好世界和幸福生活的征程中陷入了盲目发展与“科技至上”的泥潭。从社会发展来讲，我们不否认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和推动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并非全是福音。科学技术上的每一次努力都旨在提供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但同时也暗藏着反噬自己的种子。輦輯訛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征服自然，但却陷于这些方法的网罗之中。有时，我们为之庆贺的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同时又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輦輰訛如果不辩证地审视科技在生活中的作用与意义，我们将成为科技的间接俘虏。看看我们当下的“电脑控”、“手机控”和“汽车控”吧，我们发明这些新技术的初衷是为了便利人类的生活，然而今天它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不说在某种意义上走向了它的反面，使人类的本质力量陷入单一化和平面化的风险之中。輦輱訛因此，与反思“唯发展论”一样，我们必须对“科技至上论”时刻保持警惕的批判姿态，对过于倚重理性的“科学偏执论”或“科技至上论”持以辩证的审慎态度。某种意义而言，科学技术扮演着当下生态危机帮凶的角色。由于人类过于信仰科学，依赖技术，造成人类越来越脱离大自然，形成新的生存困局，科学技术极端化后便脱离科学造福人类的轨道，成为罪恶的帮凶。事实证明，科技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用，当代生态文学对此的揭露与反思屡见不鲜。在张炜的《刺猬歌》《古船》，杨志军的《环湖崩溃》，邓一光的《红雾》，姜戎的《狼图腾》，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系列小说等作品中到处可见科技充当人类征服自然帮凶的书写。《刺猬歌》中，唐童从洋人那里买来的高科技“会放屁的机器”日夜不停、永无休止地向外界释放着体内的毒气，污染了自然环境也消殒着美好的人情人心。正是这种高科技的机器在短短几年间使棘窝镇从无边的森林变成了不毛之地，使原本温存而不失野性、魅惑而不失活力的棘窝镇陷入死气沉沉之中，棘窝镇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轨迹由此发生了偏离，曾经“风情野地”的生命活力被无情摧毁。《古船》中，一个象征着现代科技的放射性的铅筒给洼狸镇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恐慌和苦难。小说讲述了因矿区丢失一块藏在铅筒里的、具有无比危害性的米粒大的放射性物质，而使洼狸镇人陷入了无限恐慌的故事。其实，给洼狸镇人带来威胁的不是遗失不复的铅筒，而是现代科技的不可控性，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和自然环境的承受力。《狼图腾》中，汽车、冲锋枪、扫描仪、探测仪等是科技文明的象征，因此不管草原狼身姿有多么的矫健，它们有多么狡猾，它们的团队意识有多么的强大，然而终究逃脱不了吉普车的追赶和子弹的飞射，躲避不掉扫描仪追踪和探测仪的搜索，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使被称作草原之王的蒙古狼的尊严荡然无存。在作品《可可西里狼》中，枪支作为一种工业社会时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它的使用对在可可西里执行任务的测绘队员的人身安全来说是如虎添翼，而对于人类要征服的对象——动物———来说却是无法逃脱的可怕梦魇。面对狼即将到来的复仇，小说有这样的叙述：“随着一声令下，三十七支冲锋枪对着撕噬牛肉的狼群扫射起来，如同刮起一阵暴风。几分钟的功夫，那群狼全倒毙在牛肉附近，没有一只逃窜。”輦輲訛狼苦心繁衍与经营几十年的家族转眼间被打成了一堆烂肉。狼的狡猾、多疑、凶狠在冲锋枪面前顿失力量，在冲锋枪的扫射之下，狼的生命与斗志微乎其微。如果说狼作为人的一种威胁性存在，人有理由剿灭它们，那么对人没有任何威胁、作为人的非对立面的藏羚羊的被屠戮，则是人类贪欲的结果。为了得到藏羚羊皮，以王勇刚为首的盗猎集团利用藏羚羊分娩时无法逃命的生理特点疯狂地杀戮着：“一百多支冲锋枪发出暴风骤雨般的响声，一波还没有停息，另一波又遽然轰响。藏羚羊们还没有清醒过来，就全部倒在血泊里。有的子弹穿透了母羚的身体，也穿透了母羚体内的幼羚，它们还没有看到外边是怎样的世界就被杀死了。羚羊的血和小草的露珠羼杂了，清晨的小河上空弥漫着血的腥热气息。”輦輳訛作者泼墨这些文字刻意描绘羚羊惨死在人类冲锋枪的子弹之下的场景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人类的贪婪、残忍和利用枪支来满足人类利益的无耻与无知。其实，在测绘队员进入可可西里之前，也有零零星星的狩猎者和淘金者进入那里，然而并没有给那里的生态和动物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随着人类利用现代科技疯狂地开发可可西里时，一切都改变了。科技一旦沦为人类为所欲为的帮凶，它必将给人类和整个自然世界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不顾生态环境的现代科技之泛滥成灾使大地万物遭受着无尽的劫难。张炜曾在《远行之嘱》中写道：“人们在闹市和郊区日夜焚烧和熬炼着什么，如林的烟囱吐着毒雾，无数的生灵很快就窒息了。人们还日夜不停地淘洗着什么，流出的脏水臭气熏天，直接汇入河流和海洋，使庞大的水族急剧衰落。机器的日夜怪叫，地底、地表、空中，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声音，很多生灵不堪忍受，最后七窍流血……”輦輴訛放眼今日，人们对科技的盲目推崇与泛滥成灾已使地球家园满目疮痍，自然万物生灵涂炭，如再不对科学技术持以清醒的认知与合理的约束，那么人类的未来不堪想象。如果我们对之不采取客观冷静、科学审视的态度，那么科技的滥用不仅会诱导人类走上暂时胜利但最终失败的错误道路，而且会使人类陷入超越自然限度、无视自然规律的虚妄之中。輦輵訛人类可以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最现代化的高科技的装备，如果合理有度地使用这些高科技的产物，那么它便是自然界的福音，无论对人类还是非人类，反之则将成为人类和自然界挥之不去的梦魇。综而言之，生态文学创作与批评必须扬弃单一化的创作路径与复制化的模式，改变从个体与自然的关系揭示生态危机之深重的路径，重在从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发展模式及人类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来审视生态问题，深入思考生态危机产生与发展的内在肌理和外部环境，冷静反思当下社会运行的机制与体制，审慎分析造成生态危机发生的社会根源与人类的思想文化。所以，社会发展中如果不反思现代科层化体制、批判“直线型”的“唯发展论”模式，不辩证地看待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冷静地处理人类的欲望，不协调好“发展”与“可持续”之间的关系，那么高唱建设生态文明、缓解生态危机只能是一句响亮而无力的口号。

作者：高春民 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