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哲学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经济哲学范文

摘要：最近几年，内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步入快车道，连续八年GDP全国增速第一，曾经引得许多内蒙古人自豪，并在不同的场合大肆炫耀。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则是资源的快速消耗，环境的加速恶化，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的极度扩大。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反思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ner Mongoli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fast lane, GDP growth for eight years the first, once entertained many of Inner Mongolia, and in different occasions showed off. However, the other side of the problem is the rapid use of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of accelerating deterioration, the regional gap,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of extreme expanded. The article applies the marxist philosophy "in two in the view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Inner Mongolia in the process of the analysis of thes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author's own opinion.

Keywords: Inner Mongolia;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ment; reflection

中图分类号：F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温暖全世界”和“哭泣的草原”

曾几何时，“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的广告词，铺天盖地而来，羊绒纺织业的兴起，使资本这个唯利是图的东西看到了希望，引发了养羊的热潮，于是，承载着资本贪得无厌增殖欲望的草原，只有哭泣。

1981年以前，草原没有山羊，到1985年山羊开始成倍繁殖，从1990年到新世纪初的十年之间，是草原恶化最严重的十年，在鄂尔多斯崛起的背后，是牧区草场的退化，是生态的急剧恶化！日本人在1981年以前是在自己国家养山羊，很快发现了养山羊带来最大的问题----山羊不但吃草，而且吃草根！乘着改革的春风，打着支援中国经济的旗号，用“恩赐”的资金和原鄂尔多斯毛纺厂合资成立了羊绒厂！从此内蒙古大草原就噩梦连连！

看看日本人的手段吧！80年代，牧民的羊绒可以卖到280块一斤，现在是70、80元钱！先给你甜头，让你大量的养殖山羊，再压价收购，羊毛不是粮食，只能卖给羊绒厂！羊毛便宜了，就再多养一些来维持生计吧，多养一些带来的却是价格的更低！

一方面是日本人满足的笑脸，因为他们的钱包越来越鼓，一方面却是牧民的生活更加穷苦和我们的草原的一步步消失！现在，欧洲不大量养山羊，美洲不大量养山羊，澳大利亚也不大量养山羊，连非洲都不养，亚洲的新加坡、日本、韩国都不养，只有中国，在大量的养殖山羊！在一个牧区，只能承载20万头的草原，有120万头吃草动物，最多是山羊！

其结果就是，草原，没有了一点生气，昔日的万峰驼乡现在已经人烟荒芜！连骆驼都不能生存的地方，还有什么可以生存？

在自然环境的变化面前，就算有“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也无法抗拒残酷的考验。

据资料：阿拉善向有骆驼之乡美誉，骆驼数量曾高达25万峰。骆驼主食马莲草，如今马莲草已灭绝。灭绝的还有马群。卢彤景，一个整整在内蒙古包头支边几十年的老工人。退休之后，用近十年的时间自费走遍内蒙古全境和青海、宁夏、新疆部分地区，拍摄下了一幅幅生态一步步恶化的图片。卢彤景估算，2002年约有骆驼9万峰，2003年的数字愈发悲观----4至5万峰。“人再不觉悟的话”，卢彤景眼中含泪，“3至5年内，骆驼灭绝一说不是可能，而是事实。”卢彤景悲伤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是人和骆驼共同写就的，如今，创造了远古文明的人类为了眼前利益“卸磨杀驴”。骆驼，生物链中一环的缺席，势将影响其他生物健康有序的运动。

2001年，卢彤景在报纸发出骆驼SOS后，日本“奥伊斯嘉”民间环保组织请卢彤景带路阿拉善。7月23日，卢彤景带日本“每日放送”电视台拍摄“哭泣的骆驼”。炎炎夏日，沙尘暴竟也光顾了，能见度200米使他们不得已躲在汽车里看黄沙蔽日。沙漠精灵骆驼，卧倒在地…… 恶劣的自然，贫穷的牧民，日本人哭泣了，同样的问号：“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卢彤景难抑愤怨情绪：“自80年代初，你们跟我们合资羊绒衫厂后，20年，我们就这样了……”1982年，日本人投资某羊绒衫厂。自此，山羊大量繁育。据内蒙古环保局局长亲口对卢彤景说：“内蒙古畜牧业历史上从没养过山羊。山羊吃草根。”

大量繁育山羊的恶果是，草原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科学、平衡的数字应是80412平方公里载畜20万头，目前是160万头，80％是山羊。超载放牧导致草原严重失衡，最先被谋杀的是食草量大的骆驼。

全国有2600家羊绒衫厂，一件名牌羊绒衫出口售价1000多美元。2000年1斤羊绒卖 180元，2001年卖150元，最高纪录是270元。羊绒----政府急功近利，企业惟利是图，牧民养家糊口。有限的草原资源在人的贪欲下被掠夺成零。2001年，某著名羊绒衫厂的理想是，10年创汇100个亿，要发展成世界最大的羊绒衫厂。卢彤景敲打着他拍的照片，情绪激动：“羊绒衫厂，你要牺牲多少自然换取经济利益；而你能用多少经济利益恢复或保持自然平衡。”

地上造孽势必影响上天，风不调雨不顺，多年干旱便是对地上所有生物的惩罚，天人合一，恶性循环。日本人告知卢彤景：早年开发北海道，自然也曾惨遭人的蹂躏，伐木、污染河流……后经过三代人努力才恢复成今日这样。

达茂旗旗委书记那音太告诉我们，根据全旗1954年以来的气象资料，每十年一个时段的降水波幅、时间分布差别不大，大风日数也没有大的变化。

据介绍，达茂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4000多人口，20万头（只）牲畜，到2002年年底牧区人口达到1.5万，牲畜数量突破150万头（只），牲畜超载至少50％。

第2篇：社会经济哲学范文

关键词：社会哲学 社会转型 社会结构 经济发展

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是对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呈现的规律进行的研究，也是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起来的。因此，社会哲学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体现。同时，社会哲学与社会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学主要是对社会中主体关系进行的一种研究，主要反映了社会的结构、功能、发展规律等，它并没有对人们在这些社会活动中所反映的普遍规律进行探讨。因此，社会学并不等同于社会哲学，反之，它对社会哲学的范围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自80年代开始，我国对社会哲学的研究与发展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情况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

1.社会哲学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市场经济的改革，自此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有了较大的转变，对人们的社会活动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经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过渡期的市场经济新模式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创造了很大的价值，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社会哲学是对其进行服务的理论体系，它对整体社会生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使命，对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深层次的问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能够促进经济的和谐发展。

我国对社会哲学的研究主要是因为社会哲学可以对社会问题进行系统的哲学反思，并为社会的发展、变革以及转型提供一定的政策依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哲学思想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较深，最初是通过对苏联哲学论著的翻译而不断认识到社会哲学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主要分析了两个维度的哲学问题，一是历史哲学，一是社会哲学，这两者一个属于唯物史观，一个属于现实历史。历史哲学是对人类发展历史的规律进行的辩证性的分析，而社会哲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在进行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的研究时，人们往往比较注重对历史哲学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现实历史的研究[1]。纵观马克思一系列论著中的研究方法，在对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时，无疑是参考当下社会的现实条件以及社会矛盾。只有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哲学维度，能够从现实历史的角度去解读马克思的论著，才能更好地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社会哲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2.1 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

社会各界对于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存在一定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社会哲学即是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它是对社会认识的一种方法论。例如查理德・S・拉纳德在他的著作《社会科学哲学》中就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并将其与科学哲学做了比较：“在社会哲学家论述某些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的可成立性（tenability）的地方，科学哲学家则去论述这些理论的科学的可检验性（testability）。[2]”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研究，通过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探究来制定出一套符合人们伦理和价值观的行为准则，它主要强调一种思想意志和价值追求。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哲学还具备一定的批判性质。例如，范伯格认为社会哲学可以对社会制度以及政治制度进行合理性的评价，不仅对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有一定的分析性，也可以对社会发展进行一定的规范性研究。因此，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社会哲学也是一个学科群，而历史哲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层次。我国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涂可国教授在他的《社会哲学》论著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将社会哲学的范围扩宽并划分了三个层次，分别为狭义社会哲学、中义社会哲学和广义社会哲学。由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法律哲学、教育哲学以及道德哲学构成的被称为狭义哲学，而中义社会哲学增加了文化哲学这一学科。文化哲学包含宗教哲学、语言哲学、科技哲学、文艺哲学等。在中义社会哲学的基础上同时又对历史哲学和一般社会哲学进行了研究的属于广义哲学。一般社会哲学就是反映人们的社会活动中社会心理及社会价值的普遍规律的一门哲学，通过对当今社会的发展现状、本质以及变迁过程进行探究，对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思。

2.2 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哲学是对当今社会的现实状态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并没有对深层的历史层面进行剖析。在进行历史哲学的研究时，也需要在社会哲学的基础之上进行，可见两者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的研究，而是在同一哲学层面上的不同的维度。哲学层面的问题研究一般是对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总体性的认识和总结，比如对整体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种认识，通过探讨这些社会变化和发展趋势，对人们的自身社会活动提出一定的反思。社会学并未对人类的自身活动进行反思，从这一点就反映出了社会学与社会哲学的区别性。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主要是研究人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它认为在人类社会活动之下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并体现出了特定的社会形式。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活动、生存状况以及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社会哲学除了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以外，还需要对人们活动以及生存的意义进行深入探究，思考社会结构的存在缘由以及其合理性。这种反思的特性并没有限度的约束，其追问和反思具有一定的彻底性。

2.3 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

在对社会哲学进行研究时，不仅要明确研究范围以及研究对象，还需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哲学领域，其研究结果可能会随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在不断改变。社会哲学的研究问题就是对社会问题的探究，比如说社会结构的发展、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等。纵观马克思的研究论著，不难发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以及批判主义等思考方法均分别运用进了社会进程、社会结构等研究中，有效地将静态的结构特征与动态的变化规律有效结合起来。一般在对静态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时，可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而在研究社会的演变进程时，通常可结合历史主义的方法对其发展规律进行探究。在进行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时，一般要将各种方法结合起来，以体现更为科学的理论分析，赋予哲学反思更具现实意义的价值。但目前在对社会哲学问题进行研究时，并未形成统一的规范，呈现出多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从理论性的问题转换到实质性的问题时并不能体现出深刻的现实意义。总而言之，对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方法仍然受到唯物历史主义研究方式的束缚，很难将其与社会学的研究区分开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在社会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十分有限，很多学科的探讨仍然处于空白状态。

2.4 社会哲学的研究条件

我国在对社会哲学进行研究时，离不开教育部门为其提供坚强的后盾。在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之下，我国各大高校也逐渐开设了社会哲学的课程以加快社会哲学领域人才的培养。例如，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都将社会哲学作为硕士或博士的一项专业科目，以加强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同时，一些专业性的刊物或者栏目也为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例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哲学》、《社会哲学导论》、《社会历史哲学引论》等刊物[3]。这为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尚缺乏完善的研究条件。社会哲学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哲学研究，而我国在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人才尚且缺乏，研究资料和翻译文献均十分稀少，不能为社会哲学做出足够的铺垫。由于社会各界人才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缺乏一定的认识，并不能激起知识分子对社会哲学的兴趣，因此，在社会中普遍存在一些人士对社会哲学抱有排斥的态度，这也不利于社会哲学的研究与发展。

3. 社会哲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社会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的视角之下对现实社会进行研究。因此，社会哲学是我们探究现实社会最重要的依据，只有对社会哲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才能掌握社会发展的动态，了解社会的需求，才能对社会的发展发挥出更大的指导意义。我国在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步伐之下，更需要通过社会哲学的研究来对我国社会的整体发展进行整体性的把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哲学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为以增长为取向的社会哲学、以和谐为取向的社会哲学，以及和谐与增长并进的社会哲学。我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受到儒家思想的渲染，一般以“中庸”和“仁爱”为主，因此，最初是以和谐取向为主的社会哲学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随着市场化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形态已逐渐向以经济增长为主的趋势发展。在经历了以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形态之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了以可持续发展为主的号召，这就更加提示我们要将增长取向与和谐取向进行平衡妥善的处理，以长远的发展眼光从本质上解决社会中各种矛盾问题。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社会哲学是反映现实社会的一门哲学，是对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各项活动的规律性探究，也是对社会活动的一种反思和批判。我国在对社会哲学问题进行研究时，必须特别注意在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条件等方面分别深入探讨，不断解决我国在这些问题中存在的缺陷，完善我国社会哲学理论的构建。社会哲学的研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加强了对社会哲学的研究，才能使我国在正确的道路上茁壮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韵.健全社会的体育诉求：基于弗洛姆社会哲学的体育社会功能探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39（11）：21-25.

第3篇：社会经济哲学范文

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

因何被“遗忘”?据作者观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而这种切割不但肢解了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学说，而且在理论上遮蔽了包括有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甚至工艺学等等在内的具有丰富内容的马克思思想体系。具体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作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被遗忘和遮蔽有其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就历史原因来看，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在面对外在敌人时生存与胜利的需要，学术研究让位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特定的情势不得不将马克思本人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作出“虚无化”的处理，而这种处理简单地说分别由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完成;就现实来看，从前苏联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员依据培养速成专家的培养模式，除固守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之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局限与知识面的狭窄都使得阅读如《资本论》这样的经济学著作存在困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既无能力又无兴趣到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去发掘和整理另一番景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基本观察下，作者着重提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精神遗产问题，即从马克思思想演化的视角表征经济哲学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例如作者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直到逝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和相对集中的表达都与政治经济学相关，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化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化”。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哲学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范式和传统，“让普通劳动者说话”、“改变价值中立的所谓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关系下掩盖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价值前提和出发点。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结果

“市民社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出镜率”极高的一个概念，然而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引发了诸多误解和不一致。本书的另一着眼点是通过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使用和理解重新诠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作者详细考察了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认为市民社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2—16世纪本真或原生态意义上的市民或市民社会，17—18世纪君主集权前提下臣民社会的市民社会，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公民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如此梳理绝不是多余的，正如作者所言，“不了解市民社会的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其次，作者分析得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运用已经在以黑格尔为主的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即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同时，得出普通劳动者及其劳动是市民社会真正和最终的基础，“劳动基础论”和“劳动者论”才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真正性质和内涵。只不过，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在基于和黑格尔法哲学“较劲儿”的层面上暂且使用这一概念，但实质是在“市民社会前加多少限定词都不会符合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的客观实际了”。第三，分析和考证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概念，在作者看来，主要是对其“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和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哲学提炼和升华”。依作者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包括三种存在样态:一是经济学中的哲学，即在经济学中引申哲学问题，如逻辑前提问题、价值立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等;二是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如货币范畴、诚信范畴、资本家范畴中蕴涵的哲学意义;三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包含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与劳动人道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特征。

三、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4篇：社会经济哲学范文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第5篇：社会经济哲学范文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第6篇：社会经济哲学范文

一、经济哲学的源起

经济哲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起源与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三次重要论战关系密切。

第一次论战的一方是以李斯特、罗雪尔、克尼斯等为代表的德国旧历史学派以及19世纪70年代后继承和发扬他们观点的以施穆勒、布伦塔诺等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强烈批判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认为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世界的描述远不符合复杂多变的现实经济世界，而过分强调对财富的追求是一种片面狭隘的利己主义动机，更批判性地指出以“经济人”概念为基础的抽象演绎法必然得不到符合实际经济过程的经济理论。而论战的另一方则是以门格尔、庞巴维克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他们针对历史学派的批判展开了积极有力的回击， 坚持认为对个人经济行为及其动机的有效分析才是研究并掌握整个经济过程的本质与规律的必要前提与基础。双方唇枪舌战，论战非常激烈。1883 年， 门格尔发表了《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反驳历史学派的批判并对其历史归纳法提出批判；同年， 施穆勒发表了《政治社会科学》与门格尔针锋相对；1884年，门格尔发表《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错误》再次予以回击；1888 年， 布伦塔诺发表演讲批判“经济人”概念；1889年， 庞巴维克发表反批判言论， 对历史学派的伦理主义经济学提出指责… …最终，关于经济学的科学门类问题也卷入论战之中，奥地利学派认为“边际革命”使经济学成为一类严密的科学，历史学派则认为经济学绝对不可能成为科学。

20 世纪30、40 年代进行的第二次论战将经济学学科性质作为争论的焦点之一。穆勒认为依据经济理论做出的判断要想达到精准度并获得验证必须排除各种干扰因素， 否则这种判断只能是一种预测指向。1932 年，罗宾斯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反对证实法而张扬证伪法的浪潮。罗宾斯认为对经济理论真理性的检验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并阐述了“正确性”与“实用性”的区别，他认为“正确性”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导过程，而“实用性”则是从“特殊”环境下的反应出发的，能经受住检验与证实的经济理论才是可取的。1937年，萨缪尔逊发表《经济分析基础： 经济理论的实用意义》对罗宾斯观点提出质疑， 认为这是一种“关于经验材料的假说”。 1938 年， 哈奇森发表《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主张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应用证伪法。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经济理论应具有可证伪性，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应朝向经验自然科学。

20 世纪7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滞胀和现实经济活动中原菲利普斯曲线的销声匿迹打破了经济理论界的宁静与祥和。随着“第二次经济学危机”的到来，第三次论战拉开了大幕。一些经济学家又一次将矛头指向了“经济人”，伴随随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壮大，“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假设成为群起攻之的目标。经济学应不应该涉及价值判断、经济学应该如何发展、经济学可能如何发展等都成为了此次论战涉及的问题。1973 年， 海尔布伦纳发表《作为“非价值”科学的经济学》批判传统二分法，肯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别并对经济学应注重非价值分析的观点提出质疑。同年，缪尔达尔发表言论提出为加强经济分析结果的真实与客观应将价值判断作为其前提条件。

在近百年的唇枪舌战过程中，研讨与反思的范围早已超出了经济学研究本身，而正是这种激烈的思想碰撞，批判与反思促成了经济哲学的产生。

二、经济哲学研究的意义

对于经济哲学的研究包含了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意义。

第一，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在西方经济学论战当中可以看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急需一种专门的哲学理论为其提供方法论支持。然而无论是唯理论哲学、经验论哲学，还是实证论哲学、证伪论哲学等都没有以人类经济世界作为反思对象。而经济哲学正填补了这一空缺，它从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反思出发，其哲学理念为构建经济理论体系打下基础，观念上指引经济理论发展，方法上引导经济理论逐步完善。但目前我国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已明显不适应我国当代经济的发展，而以对经济学反思为基础的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发展是有困难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哲学必须相辅相成，是我国经济哲学与经济学共同走向成熟。

第二，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性把握， 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现实中经济现象的辨识水平，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从而超越肤浅的经验认知层面。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思维模式都深深的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一时无法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导致了许多经济思维与行为上的误区，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哲学在观念上的牵引作用能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传统经验束缚，提高我们对经济世界的认知。

第三，第一哲学是经济哲学的基础，经济哲学是对第一哲学的丰富。经济哲学与第一哲学一样是以对思维进行反思的方式确定人对存在的观念与行动，从而求得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到达对必然性的认识。但二者反思对象不同，第一哲学是对整个人类世界存在的反思，而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反思。第一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经济哲学必然以第一哲学对人类整个世界的总体把握为基础，它无法脱离第一哲学的根本特征而独立存在；而第一哲学对于整个世界存在的反思， 又是以经济哲学为媒介和条件来进行的，缺乏对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认识， 就难以对于整个人类世界进行反思。因而，第一哲学的发展是经济哲学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与基础，而经济哲学的发展是对第一哲学补充、丰富与延展，有利于更好地研究第一哲学。

第四，经济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升华大有助益。马克思在《资本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已经揭示出哲学与经济学不可割裂的渊源，他说：“探寻社会的奥秘， 要回到顽强的经济事实之中”。他的研究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革命。然而其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在前苏联教条主义的哲学研究思潮的影响下，多年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也收效甚微，对经济哲学的研究，将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更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观。

三、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必要性

只有哲学方法论的牵引才能使经济理论发展完善。因而经济哲学研究可以规范显示经济生活中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一，经济哲学研究对解答我国目前的热门经济问题，制定正确经济决策是十分必要的。面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增长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之间的协调问题、传统价值观念与新兴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片面追求利润导致的诚信问题、产权问题等都需要哲学的理论指引与宏观上的把握，指导我做出正确的、全面的、有方向性的经济决策。

第二，经济哲学研究对提升人们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认识与理解是十分必要的。计划经济虽已远离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但它留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余毒”却多年来难以清除。倾向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体系、人生观、价值观依然在处于市场经济浪潮中的人们脑海中“作祟”，它干扰了我们对于经济世界的正确认知，导致了诸如争抢所谓的“铁饭碗”等许多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经济行为的出现。而目前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本身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它对经济活动的引导也会出现偏差，而人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并没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往往固守以往的经验作出判断与决策，而单凭经验是无法适应多变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偏差，这正是人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缺乏深刻认识，不能很好适应市场经济的表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理性经济必须要有哲学理性的指导。因此，研究经济哲学，理性地认识市场经济，才能从总体上把握住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提升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水平。

四、我国经济哲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与逐步完善

就目前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经济哲学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我国很多学者对经济哲学的认识还很模糊，只有一些哲学家对其产生了兴趣， 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只注重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把经济哲学看成是哲学的“自我推广”，并没有认识到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把握与深刻反思。而西方经济学界则已十分注重哲学与经济学的相互渗透，几乎每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都可以称得上是“包罗万象”的社会学家。

第二，并不重视的经济学范式及理论基准等的研究。缺乏对经济学范式的研究，导致产生了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式，忽视前提条件而对西方经济理论全盘接受；缺乏理论基准研究导致对经济问题的判断力失准。然而目前多数经济学书籍仍然很少涉及经济学范式等的研究。

第三，教学领域的哲学和经济学存在严重脱节现象。以本科教育为例，绝大多数高校哲学课只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科学哲学的基础知识，经济学专业则以经济学传统理论为主。经济学与哲学的姻缘关系被生生切断，更谈不上对经济哲学的涉猎。无论是经济学专业还是哲学专业的学生都对经济哲学的研究领域与作用知之甚少，可见经济哲学未来发展面临的困难。

在我国经济哲学发展的道路上，要注重培养经济学家的哲学素养，要积极参与经济哲学的热烈讨论，要深入研究经济学范式与理论基准，要促进哲学与经济学的互相渗透影响，实现经济哲学对我国经济社会牵引与指导。

第7篇：社会经济哲学范文

与其说现代经济哲学的主要目标是对经济的实际效用进行分析和总结，毋宁说后现代经济哲学将经济对人生的关照作为其关注的对象，将生活的幸福指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正是经济哲学这一关照对象的生活转向凸显了经济学的人文气息，更彰显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在走过了数字化、精确化、逻辑化之后，又重新回归到了经济学的内生化，即回到对人本身关照的前经济学时期，经济成为生活的内容而不是专门的工作。

经邦济世—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

我国古代将经济思想蕴含在经邦济世的理念之中，从人性的善恶分析中解读经济发展的动机及目标。古代最早用“经济”之词的是隋代王通的《文中子•礼乐篇》“经济之道”，意为“经国济世”、“经邦济民”，主要是指治理国家、拯救贫民。管子隐藏于人性之恶引起的功利主义是趋利避害，把经济利益的现实追求作为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只因“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既然社会的安定、道德的进步都是以物质的丰富为前提的，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管子的理想追求。孔孟从人性本善中推出增加财富是施仁政的结果，并非政治行为的目标，追求重义轻利，经济与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是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哲学论证，另一方面经济是哲学理想的实现途径。

西方哲学在古代是包罗万象的，所有思想都囊括在哲学之中，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与经济学没有分开，西方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本义为家庭管理术，他认为唯一有用之物即财富，人人都应将获得更多财富为目标，于是将组织和管理奴隶生产财富过程称之为经济。

亚里士多德将哲学中的辩证逻辑运用到现实的经济分析中，赋予经济以谋生手段的含义，他提倡公平、调和及中庸，经济既包括协调夫与妻、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又包括致富之术，并将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结合起来，他用挥霍、慷慨、吝啬分析人对待财物的态度，体现了伦理学中“执两用中”的思想，“在财富的接受和支付上，中间性是慷慨，过度了就成为挥霍，不及了变成吝啬”。“慷慨是在财物方面的中庸之道”。“一个人能对财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财物方面的德性，这样的人也就是个慷慨的人”。用有德性来衡量经济与用财富来衡量德性是亚里士多德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其它如斯多葛派、诡辩学派和伊壁鸠鲁派等都从伦理观点出发观察经济现象，其经济观点又从属于各学派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为政治主张佐证。

总之，在古代没有刻意而为之的经济学的哲学分析，只有蕴含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此时的经济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哲学，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就是经济哲学的视域。

我国近代“经济”更是体现了谋生、生计之意。近代日本借用古汉语中原有词汇，取“经世济民”之意，将西文economy翻译作“经济”，当时我国严复等人则译为“生计”，后由孙中山等人采纳日文译法并介绍到国内。总之，经济更多是蕴含在人生哲学中的安邦定国理想的实现路径。

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在经济学独立于哲学之前，也就是在国民经济学主导人们经济思想之前，经济学试图独立的路径其实是以哲学为其方法的过程，也是哲学思想在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展开之途，更是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务实的晚期斯多亚学派重视个体感受和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影响了古希腊晚期的政治哲学思想，更波及到了经济领域，出现了个体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与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相对应的则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野，也成为重农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经院哲学在论述拯救个人灵魂的同时，经济社会也是以个人兴趣和行为作为出发点。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的功利主义，在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强调个人地位和利益的合法性，将追求个人幸福和利益正当化，在伦理上个人的幸福和快乐上升为最高的善，而在经济理论中成为方法论原则。随着中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兴起，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也从被动的自然主义进入理性抉择，从天然为自己转变为理性为自己，对自己的经济行为有了理性的把握；当然这是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重回理性的目标相一致的，虽然经济学还没有完全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还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已经看到了经济学思想中的哲学方法论痕迹。

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

从亚当•斯密、马歇尔到凯恩斯的理论革命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实际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其思路是把社会本质问题、基本矛盾转化为技术问题和具体方法问题，哲学的思辨在经济学说中逐渐淡化，尽管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法和政策，使理论具备了可操作的优点，但同时他们撇开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研究，使经济学和哲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分化。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在追逐利益时都会试图达到最大化，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看似冲突中其实可以达到对社会利益的最大贡献，由承认利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构建的社会是符合人性的，就是其在《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为信号、通过影响供求关系，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秩序。所谓“斯密问题”在这里就会凸显出来：经济秩序中的利己主义和道德情操中的利他主义的矛盾。虽然斯密在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一方面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整着每个利己和利他者，每个利己主义者都是互相需要的，在利己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共同利益，达到共富，也就是试图从市场机制上保证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实现一致。

无论是以英国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大卫李嘉图理论，还是建立在实证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试图要实现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人性的复归与内心的宁静。现代经济哲学体系要求，从总体上阐明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对经济关系之间互相交叉的作用和影响，考察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考察人类经济生活及其决定力量。可是适得其反，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精确化，却更加远离了人的日常生活，人失去了位置，人的快乐与幸福在经济逐步繁荣中却逐渐减少；此时，人类不得不反思在市场及规律面前人性消失的原因。经济学在实现独立的同时逐渐远离哲学，只有利益的争夺，而消失了人的情感。

在理性哲学观融入经济思想中从而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已经孕育着它一定会走向其极端，理性逐渐主宰人的生活，理性力量的整体化带来的是人性压制，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日臻完善，尤其在与现实生活的反复较量中出现了波及范围更广的危机，同黑格尔哲学一样当它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同时而走向了终结。

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跟随资本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理论企图映射出了其远离人性的社会本质，追名逐利跃升为社会的主题，人退居在经济机器之外变为欲望生产的守夜人，道德的宁静与得失的平衡反倒成为现代人的现实志愿，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虚拟形式下的后现代经济的排挤下，安身立命与个体操持在社会转型中成为财富与贫穷中两极动荡的艰难抉择。

自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中叶，把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界定为对经济增长的片面价值取向的话，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已经明显由对自然的疯狂征服与掘取趋向于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寻求人的幸福与享受；由原来简单的经济增长的线性取向转向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更加渗透了人对自身关怀的、推己及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化生存追求。不为眼前利益所动、考虑可持续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由理性追求达到的财富极致与道德需求的矛盾，呼吁非理性因素进入经济发展的领地，将后现代哲学和谐、差异、共在的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凸显出来，社会进步与个体发展同时成为时代的主题。

第8篇：社会经济哲学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8/09-0064-07

近几年来,随着政治哲学的复兴,国内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者热烈地讨论着政治哲学的基本范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也不甘落后,主动、积极地介入政治哲学讨论当中,他们逐渐地意识到需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便有效地与西方政治哲学展开对话,并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政治价值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如果它是政治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有没有一个政治哲学的分支?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察: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弄明白什么是政治哲学。列奥•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指出,政治哲学是对获得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的知识这一目的性的追求,是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是对政治现象进行哲学的或科学的探讨。从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界定来看,他似乎把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看作政治哲学的核心,但在他的《论僭主》中又提出以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这是不是会与他前面的观点发生抵触呢?其实,在施特劳斯那儿,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与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现实性,而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则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理想性。[1]这样,学界形成了关于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政治哲学话语。

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来看,政治是需要哲学的。哲学能够为政治共同体提供政治价值(善、正义、德行),使当权者依据政治价值制定出良好的法律,维持社会秩序,让人民过上稳定的、秩序井然的生活。相应地,哲学也是需要政治的。哲学不仅探究政治事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知识,而且需要政治为哲学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需要在政治上为把哲学理念转化为现实提供条件。这进一步说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苏格拉底死于雅典民主制的事件教育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认识到,古希腊城邦政治应该坚守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这使他们的政治哲学走上一种规范性和理想性的政治哲学之路。自马基雅维里以来,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启蒙运动的兴起,商业经济的逐步发展,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持守的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的方式走上一条事实性和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道路。由于他们都没有能够处理好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致使古希腊政治哲学走向乌托邦;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通过马基雅维里掀起第一次现代性浪潮,卢梭掀起第二次现代性浪潮,再到尼采掀起第三次现代性浪潮,最终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难怪施特劳斯说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实质就是“政治哲学的危机”。那么,如何解救这场危机呢?

我们只有回到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从政治与哲学的内在关系入手,去寻找走出政治哲学困境之路。可以说,政治存在是有限度的,无法论证自身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它的正当性论证还需要哲学。哲学是从人类追求的伦理目的和政治内在终极价值来思考政治的,它可以弥补政治的缺陷,使政治趋向完善,使政治哲学所讲的美好生活成为可能。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应该是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只有这样的政治哲学才可以克服当前“政治哲学的危机”。

列奥•施特劳斯在面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危机时,回到了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政治哲学,试图通过恢复古典政治哲学来克服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但却走上了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之路,并没有使现代政治哲学为之改观。罗尔斯通过恢复社会契约的方式重新激活了政治哲学,但复兴的政治哲学内部却矛盾重重。随之,无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还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挖掘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以此回应当代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

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辩证地处理了政治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它既清楚地阐明政治斗争的使命和终极目的,又哲学地为政治斗争指明方向,即人类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既指明哲学实现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又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即哲学。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15-16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把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有机统一起来,是探究人类最终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终极目的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秉承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又超越和克服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准确地把握了现代性的病因,指出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缘由,从而开启了颠覆形而上学、消灭资本、走出西方现代性危机即政治哲学危机之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不是对本体论的探究,也不是对认识论的研究;既不是要着力阐释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要发展实践唯物主义,而是关切人的美好生活何以可能,进而阐释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联合体问题,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可能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存在不变的事物和对象的观点称为形而上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受变化和关系的影响,要把握事物性质和特征就得把握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来自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自身的矛盾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和思想发展是由生产制度中的阶级冲突和矛盾所推动,这种冲突和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最终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统治和压迫,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因此,“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历史的重建,目的是为了证明历史实际上是受唯物主义辩证法支配的。根据这种重建,每个时代都继承一种生产方式和一套复杂的、与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方式最终将发生变化,引起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该生产方式本身所造成的需要的变化,但更直接的是由那些需要所促成的重要发现或发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而人们的关系仍然是由旧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那些关系。现存社会关系与新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即旧的统治阶级与新崛起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是‘历史上一切冲突’的源泉。”[3]936这种“冲突”的终结意味着私有制的废除、压迫的消灭、强制的消失,阶级和国家随之消亡,自由人联合体成为人生存的样态,这些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关切的主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

当人们提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自然想到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当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却并没有将它视为“政治哲学”,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微观经济学。从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再到《资本论》的研究来看,马克思试图通过研究异化劳动、雇用劳动、劳动力、资本、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等范畴进一步剖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是怎样被异化而丧失自由的,以及他们又是怎样遭受剥削的。虽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正当性,他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大”[2]277,但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的魔鬼了”[2]278。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无法驾驭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它所释放出的能量资产阶级是无法吸纳的,最后只好被自己锻造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方式,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激烈冲突层面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条件是雇用劳动。雇用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由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284马克思从宏观经济学出发,以政治的方式处理经济问题,通过挖掘经济现象产生的深层政治原因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受剥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样,马克思从经济研究走向政治研究。

马克思对经济与政治内在关系的研究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要变革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加深,资本支配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人被严重地物化或异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国家政治权力)却竭力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既然如此,无产阶级应该承担起历史使命,发动社会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打碎旧的枷锁,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消除物化或异化状态。于是,我们就把这种研究物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以及由其经济关系决定和构成的人与人、集体和集体、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学说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而,一旦人们提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认为这种经济学就是指政治经济学,就不难理解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阐述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另一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关系。

如果说哲学是探究智慧的学问,那么,政治哲学就是探究人类政治事物的终极目的和价值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性质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性质的见解的一种尝试。政治事物根据其性质要受到政治主体选择的赞同或反对、接受或拒绝、歌颂或责难,就其本质而言,它不会是中性的,而是要对人的顺从、忠诚、决心或判断提出要求,如果人们不是按照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作出判断,认真地提出明确的或含蓄的主张;或者如果人们不按照某种善良与正义的标准去衡量政治事物,人们也就不会理解政治事物是什么。而人们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就必须了解真理的标准,如果政治哲学希望正确处理本学科的论题,就必须争取获得有关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而这些真正知识则是通过哲学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哲学只能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就此而言,张桂权教授指出,应把政治哲学视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从纯正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阐释政治哲学,把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上升到哲学世界观高度分析和理解。一般认为,政治哲学是人们对政治事物普遍性知识的探求,它在最高层面上为评价、判断和概括政治现象提供价值准则和认识方法,它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理论,是政治学的“元理论”[4],是一门关于世界应当如何而不是何以如此的规范学科。

如果说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根本观点和方法的学说,那么,政治哲学就是对人类政治事物普遍知识的探究。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即自然、人类社会、思维世界,而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仅仅是政治事物(政体、政治权力、权利和义务、正义等)。因此,政治哲学是一种领域哲学。这种领域哲学是对哲学本身研究的深化,它推动了哲学的发展,但同时使哲学自身很难找到“身份认同”。如康德所言,哲学“就像受到驱赶和遗弃的老妇赫卡柏”[5]。就人类的实践活动而言,人们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政治活动,还需要从事社会活动和思维活动。这说明,政治哲学是不能等同于哲学的(第一哲学),哲学也不能降至政治哲学的高度。如果按列奥•施特劳斯的说法,“哲学就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也是第一哲学”,那么,我们沿着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理解思路会发现,他是把哲学与政治哲学放在古希腊城邦之中思考的,认为在古希腊城邦里,哲学与政治哲学都共同用“自然”的眼光审查事物,无论这种事物是政治事物还是其他什么事物。城邦的哲学沉思与政治理性是统一的,城邦生活使人的灵与肉统一。自马基雅维里以来,哲学不再进入政治学的视野,“自然”被“历史”取代,个人权利优先于善。哲学不再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从哲学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传统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博士论文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早期马克思在论伊壁鸠鲁的原子的时候,就带有很浓厚的人文气息,他所说的伊壁鸠鲁的原子做倾斜运动意图是想指明每个原子一定是自由的,换言之,每个人是自由的。马克思继承经卢梭创造而后被康德系统阐述的“人民”概念,指出:“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6]120这意味着,哲学是人民的哲学,而不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哲学。马克思在《莱茵报》当编辑时,遇到书报检查令和出版自由及林木盗窃法辩论问题,他在批判反思现实物质利益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对黑格尔政治哲学表示不满,走向卢梭和康德政治哲学,并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坚守哲学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此时,马克思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启蒙政治哲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物质需要、锁链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因此,“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16这时,马克思使“人民”的概念上升为具体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澄清了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关系,批判了那种构成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即自然法和抽象的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体承担者――无产阶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2]294。代替这个旧生产关系的未来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可以看出,马克思既哲学地处理了政治问题,指明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是统治阶级,通过革命的手段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同时,马克思又政治地处理了哲学问题,指出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人类追求的政治价值旨趣。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工人被异化的现实事实和历史原因,但他并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通过描述这种经济现象为资本主义的合理统治进行辩护,而是在对异化劳动现象的解剖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和不正义。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中断才能加以占有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2]41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分析指明,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的,而那种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产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7]接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87这里,马克思表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即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运动,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是克服和扬弃人被异化状态的运动,它构成了“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的运动,也构成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运动。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知是建立在对政治社会生活的研究上,如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那样,我的苦恼问题,即关于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只有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更。”[8]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与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论证一种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绝不是取决于人为主观道德义愤,而是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否相适应。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它的灭亡就是自然的、正当的。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是不正义的,否则,它不会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不强调价值中立,它不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持守一种实证主义立场”,相反,是将正义价值融进社会规律之中,论证一种制度的灭亡注定这个制度缺乏正义和平等,以此表明政治价值具有客观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哲学思考所形成的唯物史观就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有无一个政治哲学分支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世界,它们之间形成一种严密的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所表现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旨在探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它站在哲学的高度思考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为人们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提供政治理念,诱导和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以此实现政治价值。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存在着一个政治哲学的分支,即历史唯物主义。它承担着规范、解释和改造政治现实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规范性、解释性和革命性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主要探究人类的终极价值取向,从人性的完善确定什么是正义的、自由的和平等的,什么是合理的和道德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马克思用历史理性取代哲学理性,不是将正义和政治社会消融在哲学中,而是消融在合理的经济学中。马克思认为,合理的经济制度是通过自私自利的计较表现出来的,这种“计较”产生的矛盾是制度的发展动力,正因如此,人们由于贫困追求繁荣,由于奴役追求自由,由于私利的解放而追求公益。马克思抛弃了古代和现代传统的愿望和渴求,试图通过合理的经济实现新型人类的再生。古代哲学把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整体的善不足支撑政治生活,并且整体的善也无法贯穿于人类生活。现代哲学抛弃了目的论,随之整体的自然的善的观念也将被摒弃,相反,现代哲学证明自然状态的悲惨和不幸,认为这些状况人是可以改变和支配的,但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即科学、政治和经济法则。马克思相信人类的完善,这一点促使他作出这样的断言:“国家和政治制度将完全消亡,人类将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奉行绝对的仁爱准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与追求自私利益相联系的义务不再被履行。义务与利益之间的联系,即义务服从于利益的情况将被废除,‘义务’和‘利益’的范畴本身都将被废除。因为经济关系将得到改造,新型经济的确立通过超越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将造就充分完善的人性。”[3]949-950由于这种经济促成的人性的完善使得政治社会和宗教必然灭亡,它们最终将被合理的社会所取代。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解释性在于它把视点放在政治现实的根本性质上,阐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等,它不注重对特殊和偶然的政治现象进行探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人们的政治行动廓清思想迷雾,为人们政治行动(阶级斗争)的实现哲学地提供政治理念。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作辩护的,坚持一种温和的制度改良方案,它在美化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同时,企图将其永久化。正因如此,他们把唯物史观视为自己的大敌,极力攻击,甚至侮辱和谩骂。他们很难接受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提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用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他们对“改造世界”产生恐惧,因而变得不自信。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的人》中断定以自由主义为基准的自由民主政治已经达到了人类生活的最高形式,声称自由民主政治成为人类前进的唯一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革命性特征使得它与现代政治哲学相区别。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革命性特征表明,它承担着指导民族国家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进而达到“人类解放”的职能。政治解放是中介,人类解放是目的,政治解放为人类解放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前提,政治解放是走向人类解放的基础,人类解放是政治解放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政治解放还并不能够使人真正达到自由和平等,只有人类解放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从属于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的。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当前西方政治哲学的激烈争论中,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不能在与西方政治哲学对话中丧失自己的特质和独立性,被西方政治哲学吸纳,同化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构成部分,从而使自己在与西方政治哲学对话中变得被动,甚至失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该积极、主动地与西方政治哲学展开对话,同时,表明自己是关注人民大众生存状况的,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何种社会形态是最适宜人生存的,是为世界未获得真正解放的人们指明革命斗争的方向、为人们打碎旧的枷锁获得解放的政治行为作有力的哲学论证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是教条,而是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来看,他们善于吸收古典政治哲学和近代政治哲学的思想成果,创造性地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出政治哲学的基本政治理念,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虚假性,提出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内涵及其实现的条件。这为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上提出了规范性和事实性相统一的要求,即坚持理想性正义和现实性正义的统一,从而消除社会分配的不公正,遏制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进一步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

最后,马克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一样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的挑战,这既是政治哲学发展的困境,也是一次机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把握住世界及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历史机遇,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创造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通过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对话,把西方政治哲学作为参照系,以此对自身进行反省,这对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取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对当前的国际和国内重大政治突变,反思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误,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深化发展的同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即如何在当今巨大的变动时期规范政治生活?面对政治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政治研究范式的转化,实现规范性政治哲学与事实性政治哲学、理想性政治哲学和现实性政治哲学的统一?在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从当代人类存在困境和未来命运出发,哲学地思考如何化解现实的政治风险和矛盾,从而促进人类朝着自身的解放迈进。而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它应该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公正问题进行切实的、深入的哲学反思,从理论上对中国现实问题作出回应,以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参考文献:

[1]侯才.政治哲学:政治的理性和良心[J].哲学动态,2005(6):1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施特劳斯,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4]张桂权.西方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

[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

第9篇：社会经济哲学范文

【关键词】批判逻辑 哲学批判 经济学批判 社会 政治批判

【中图分类号】F042 【文献标识码】A

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是先有了政治学批判、经济学批判才有了哲学批判，还是先有哲学批判，才形成了经济学批判和政治学批判？为了消除传统的误解，通过对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从马克思理论的形成过程来看，其政治哲学思想、经济哲学思想和实践唯物主义元哲学思想是在相互促进中走向成熟和发展的。

对哲学的批判

逻辑的表述对于思想的进程来说可能会有某些重叠，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历史的视角来揭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首先是哲学批判，哲学素来被称之反思的学问，反思不仅指向思考对象的内容，而且指向思考过程本身①。即前提性批判，反思哲学的基础必然是现实化的生活世界。所以，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可以说是在哲学观上实现了重大的革命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是在积极扬弃近代哲学、主要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且也是在扬弃古典经济学和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同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也不能离开对古典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他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意识和存在、思维和现实互为统一的观点，但同时认为二者的统一仍是在思想范围内的事情，哲学作为绝对观念的体现并不能履行对真正现实世界的改造功能。马克思要求以“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这表明马克思已逐渐脱离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流派。

对于黑格尔法哲学方面的批判性思考，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想开始发生了转变。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组成国家和法律的根本。对国家和法等政治问题及“市民社会”的经济问题的考察已然成为其哲学观形成的必备环节，这一思想虽不能说达到了实践哲学的高度，但标志着马克思已站在了唯物主义的平台上。所以马克思决定不做德国的庸人，以战斗的姿态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旧的世界首先主要指宗教和政治国家。虽然马克思认为宗教异化是由于政治异化造成的，把世俗世界的自我分裂作为哲学批判现实的主要任务，但马克思又深刻地批判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市民社会的异化和劳动异化还没得到说明）肯定了人类解放才是人的彻底解放。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说是马克思早期研究经济学（经济哲学）一本重要著作，其中心要说明市民社会的异化问题，它是政治异化的根源和世俗世界分裂的根本。按马克思的设想，自由自觉的劳动才是人的真正本质，也正是从劳动出发，阐述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动物与自然界是直接同一的，而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及由此产生的对象化是在劳动中发生的，对象性及所产生的对象化越强，人的本质力量就越发得到充分的确证。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不仅可以按自己固有的尺度进行生产，还可以按任何物种的尺度来塑造，即按美的规律来塑造。所以劳动中的对象性和由此产生的对象化活动，使人建造出了以人为主体的自觉文化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现实的生活世界或属人化的自觉文化世界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全新视域，因此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观以自觉的文化哲学形态。

对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通过哲学批判、政治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而把哲学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创建了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抛弃对抽象法的关系和国家形式而转向对市民社会和财产关系等经济问题的研究，不仅是马克思哲学观形成的内在必要环节，并把这一观点树立于劳动、生产和实践的基础之上，而且又把这一哲学观作为进一步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再深入到“市民社会”和经济领域，形成了其理论独特的成熟经济哲学（经济问题的前提批判）。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②。这一思想向我们揭示了两个基本的事实：其一，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获得，通达真正社会历史的道路由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完成。其二，实践是现实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一切历史都是生产实践史，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结构，提炼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论述表明实践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具有了经济哲学批判的方法论特征。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中心视域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市民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市民社会的批判完全可以通过批判古典经济学来实现③。如何能够通过古典经济学批判而达到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呢？对此，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社会经济现实的鲜活反映，因为它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并不只局限于文本，他一直秉承对旧有的社会现实进行无情批判的诺言。早期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批判和改造，是出自于对黑格尔国家观和法哲学观批判的需要，甚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其哲学根基还有抽象理想化色彩，之后一旦新唯物主义形成，就会以自己的成熟世界观为基础，来展开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经济状况进行批判，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形成了有关生产、分工、私有财产、资本、社会再生产及经济危机理论。

实际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表达了对物质生产、分工和财产所有制的科学认识。一方面，马克思揭示了人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物质生产与交往的关系。指出：受个人的肉体组织决定，人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它是历史的前提，物质生产使人与动物相区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生产中又产生新的更高级需要，所以生产要不断持续下去；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交往关系，由生产延续自己生命的同时，也繁衍另一些人，包括家庭关系和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所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便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的发展水平通过分工来表现，分工的发展也不断改变人们的交往关系，从而产生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不同的社会形态，生产能力和交往关系的相互影响，在矛盾中推动历史进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对历史的本质及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中，对于生产和财产所有制关系给予了基础和中心的位置。物质生产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时代物质生产水平的不同，人与自然就有不同的统一形式；物质生产也构建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是社会关系随物质生产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二是人也会受到前一代传下来的生活条件的制约，即是说在生产活动中人创造了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了人；社会历史本质上就是物质生产的历史。正是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主张保留小私有制和在经济研究中滥用范畴的做法，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强大的生产力应提高自己的阶级意识团结起来进行政治斗争。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揭示了以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实质，这些关系的对抗性表现为劳动的利益和资本利益的对立。剥削的机制就是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使资本家获得了除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的更大价值。已经接近于“劳动力”商品这一重要发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个人的生产是属于一定社会性质和社会关系下的生产，因而总是指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④。虽然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和规定，但不能因为经过比较而抽取出来的共同点和统一性而忘记本质的差别，因为每种生产形式都与其产生出的特有的财产关系、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相联系，所以并不是一提到生产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一一加以研究，而是指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例如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顺其自然地就劳动力成为商品和私有财产转化为资本来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本质。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造成了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无产阶级不断反抗的结论表明资本的逻辑不仅是一种经济逻辑，也是一种政治逻辑和文化逻辑，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生存逻辑，也是资本主义的瓦解逻辑。

对政治学的批判

正像经济学批判对市民社会的考察成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形成的必要环节一样，包括国家观和法哲学在内的社会政治批判也是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和元哲学形成的基本前提。如果说45年之前，不成熟的社会政治批判与不成熟的经济学批判和不成熟的哲学批判相对应，那么47年之后，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实践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观基础上形成的必然结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扬弃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辩证的历史分析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本质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扬弃又必须看成是对其哲学理论基础、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批判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构想的全面批判和继承，尤其是对哲学理论基础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批判是通过古典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中介而完成超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考察了生产、分工和财产所有制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又对社会形态、阶级、国家与革命及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哲学的分析。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主要论证了无产阶级的产生过程，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指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和目的；说明了共产主义同其他形形社会主义的区别及共产主义者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阐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阶级斗争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分析了无产阶级革命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渠道。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条件。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生产力极大发展，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阐明了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取决于经济动荡和政治危机的内在联系，革命才是“历史的火车头”。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结成自己的联盟，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前提。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实现不断革命和消灭一切差别。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占有生产资料，消灭雇佣劳动。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恩格斯主要分析了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都是阶级的斗争，这些阶级冲突都受他们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军事官僚机器。必须与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否则“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⑤。另外，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本质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政党制度的批判、普选制度的批判和议会制度的批判中。这是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的必然结论。

在笔者看来，从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除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后期的有些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著以外，马克思的绝大多数著作，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都不属于单一的元哲学、经济哲学或社会政治哲学，而是这些思想内容的统一体，这种现象颇耐人寻味。据此，许多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不是正统的哲学家，这也正说明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抽象思辨的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力行改变世界的哲学。所有的著作也都是在批判中走向建构。

根据历史的线索以批判的逻辑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其核心要义就是要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基础上凸显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履行对旧有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诊断”和“治疗”的改造功能。逻辑性表达了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和社会政治学批判的内在有机统一性。这一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一切哲学相比所表现出来的异质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秘密之所在。以文本学的方式澄清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就是要适应“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旨在还原马克思文本群中的正确思想，从总体上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特征，以消除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分割成几个不相关联部分的理解误区，所以批判性和总体性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把“钥匙”。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对整个二十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各种异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实现了社会文化批判转向，虽然变革的主题、环境、主体和策略有所不同，但都是在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视域下展开的。就对话学的方式而言，不仅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话也不应被终结，而应该保持一种永续性的开放状态。当下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对象不仅指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古典哲学、反映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还包括与现代西方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对话交流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话和批判空间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近20年内随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甚嚣尘上，就在场方式而言，西方一些学者趁机宣布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马克思无声的退场了。笔者认为，马克思从来就不曾退场，德里达等人所谓的让马克思重新出场，只不过是他们对寻求马克思主义当代在场的一种呼吁，这是由马克思主义随时代而发展的本质决定的。马克思的思想是否已经过时或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当今世界的发展是否还需要马克思主义作方法支撑和智力支持？这些思考和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世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思考和审视时代主题的基本方法。

（作者分别为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存观的历史视域及对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意义”的成果，项目编号：10D011）

【注释】

①③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页，第60页，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