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价值观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主义价值观范文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的本质。

第2篇：社会主义价值观范文

1、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

社会实践是一个艰辛复杂的过程，从最初的筹划、实施到最后的完成和总结会耗费大量的人力，需要较长的时间。当前有许多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存在盲目性和从众心理，仅仅凭着一股热情出发，没有做好充足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有可能会半途而废，一无所获。除此之外，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齐头并进却又良莠不齐，如果大学生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没有科学正确的理想信念做指导，在实践中就很容易受到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这样一来社会实践不仅会失去意义，更不利于大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校教育的职责是要将当代大学生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后继力量，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主旨贯穿融入到社会实践中，使之成为我们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不仅能让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真正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而且能够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实现大学生自觉主动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作为指导自身行为准则的教育效果。

2、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

社会实践活动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外化途径，也是价值认知、认同的根本途径，对大学生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基础性作用⑤。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是大学生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和关键步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带动、宣传作用。十报告通过“三个倡导”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崇尚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所主张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就是将十报告中的“三个倡导”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奋斗目标；以“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思想基础；以“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自身行为准则。充分发挥社会实践中实施环节的重要作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更强的实践性，更易于被当代大学生理解、接受并内化成为自身的价值信念，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3、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的总结环节

我们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的同时，不应忽视实践的总结环节，只有通过对社会实践活动的成果进行总结、提炼，才能更好的发挥社会实践的效果。首先，在社会实践的总结中，大学生应该认真总结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科学性和指导性。通过这一思想总结的过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将由浅层的、表面的、感性的认识上升为深刻的、内部的、理性的认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到自身的理想信念中，并通过行为活动实现这一价值观念的外化。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实践的总结环节入手，通过总结，发现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不足和亟待改进的方面，努力实现社会实践的优化。

二、社会实践在大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开展形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对这一价值观的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认知及思想认同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将其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领悟在实践中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从而实现知与行的有效转化和对接，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1、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充分发挥和调动大学生积极性，将大学生所学知识和技能与广大农村现实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为高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路径，有利于大学生在基层社会实践中了解基层，接受教育，增长才干。由于农业生产劳动的方式以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特殊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普及在广大农村地区显得较为薄弱。结合这一实际情况，大学生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的感悟和创造，将已经内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涵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展现出来，更加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的宣讲和传播。与此同时，在整个实践的过程中，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会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和深入的思考，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与践行。因此高校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使大学生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讲者与践行者，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的传播与发展搭建了良好平台。

2、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

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是大学生出于自愿，基于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道义，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理念、目标导向方面都具有内在一致性。首先，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具有一致性。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宗旨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强调的是个人对于他人、社会的贡献价值，宣扬为集体利益、志愿贡献的价值理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也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出发，倡导广大公民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担负起应尽的公民义务。此外，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导向也具有一致性。大学生参加志愿活动就是要在奉献和服务中形成正确的认知，树立理性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则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通过价值观教育，培养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因此，高校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相结合，鼓励大学生积极投入到志愿服务活动中，在服务社会中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主题式的社会调查

第3篇：社会主义价值观范文

多种思潮来袭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论及欧洲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时说，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同的阶级、阶层抑或利益群体从自身角度出发，对社会政治、经济样态，对政治、经济的未来走向，以及社会变迁的目标模式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进而渐次把各自的主张诉诸实践，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这样，欧洲的社会转型或者现代化进程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政治思潮。在这纷繁复杂的众多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

中国始于1970年代末的社会转型，虽然在转型的社会主导力量、内在动力及目标模式方面与西方社会以往的转型有诸多差异，但作为以现代性社会样态为导向的社会变迁，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可比性。与政治、经济转型相伴而生的政治思潮的兴起及表现形式、内在特征，中国当下与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描述的西方社会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改革开放前闻所未闻，或者仅仅是暗流涌动的一些政治思潮，如今不仅大行其道，而且日益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并且不断弱化甚至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著名学者马立诚先生认为，除了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理论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影响较大的政治思潮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等。这里，马立诚所讲的新、老左派思潮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政治谱系里都可归为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述的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在当下中国并非独立存在的政治力量，也不具有相对完备的言说形式，更不具有清晰可辨的政治诉求，它更多依附于形形色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的极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中。而新儒家思潮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具有现代意义上政治思潮的特征。任何历史都是当代的，作为一种现代性因素而产生于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同样穿着民族的服饰出现了。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

笔者长期担任政治学基础理论、国际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学工作，在课堂上，常常会问学生诸如“何谓马克思主义”、“何谓社会主义”的问题，也问“谁读过《共产党宣言》”、“谁读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问题。学生们的回答往往令人错愕。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模糊，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陌生使人惊诧。相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甚至一些极端的政治思潮却与许多大学生、研究生如影随形，部分学生对某些思潮的主张如数家珍。据相关资料判断，当下纷繁复杂的政治思潮在高校大学生、研究生中的迅速传播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不是特例和个案。高校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这种现象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不仅令人深思，而且急需从理论上加以正本清源。

正是如此，继十八大报告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共识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且，为了这一目标而“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及“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弱化道德秩序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讲道：“当一种思想占领了人们头脑后，不管它是否合理，就再也没有比从头脑里把它赶走更难的了。”然而，当下中国处在社会转型的激烈变革时期，传统文化结构、既有的价值体系被解构和颠覆，但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秩序和价值体系尚未成功建构。各种价值观念、社会政治思潮纷至沓来。它们借助于各式媒体影响着民众的思想和观念，并在许多场合与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

中国虽然存在众多政治思潮，但很少有一种思潮成为多数人接受的主流思潮。这就使人们在社会转型进程的众多问题上，意见出现分立。在政治共同体或者基本价值层面，2008年以来思想界的意见尤其对立。自由主义者推崇普世价值，对政治教科书上所表述的一些传统价值表示质疑；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及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者虽然异口同声地否认普世价值，但他们在包括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态度却大相径庭；而社会主义思潮的信奉者内部也存在左、中、右的分野和理念上的对立。政体层面的共识在阿尔蒙德、萨托利等人看来是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中国思想界对诸如现代政治规则、法治社会规范，甚至政治共同体本身等都缺乏足够的认同和广泛共识。

显然，一个社会在基本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就会有持续的焦虑，就会有极端主义思潮和反社会运动的兴起。战国时期楚襄王和士大夫宋玉曾经有过关于风的对活。楚襄王问风从何而来，宋玉对日：“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政治思潮和自然界的风一样，只要它们产生的条件具备，立马风生水起，所谓“枳句来巢，空穴来风”。

这样，在各种思潮纷呈而且缺乏主流价值观引导的背景下，必然出现普遍的道德沦丧和公民精神家园的迷失。人们徘徊歧路，“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于是，一些人不再愿意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不再有基于信仰的诚信；不再有悲天悯人的情愫；不再有天下关怀，开始专注于自身享乐，专注于索取。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里开宗明义：城邦的目的是善。而善在政治学里就是公平正义，就是道德规范。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没有道德生活，就没有和平、和谐的政治生活。中国儒家强调的德政、以德治国等理念，更是明确地将道德视为政治的文化支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终极意义上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时代的叛逆者拍案而起，开始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首先是基于道德诉求，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残暴、不人道的抗争，基于对劳动和人的异化、对“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的义愤。马克思、恩格斯在篇幅不多的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中，照例把道德置于重要位置，把平等、自由、和谐及社会成员的道德境界视为主要社会元素。由此看来，一个社会，如果从政府到官员、民众，不遵守道德规范，践踏正义，腐败堕落，那么，该社会不仅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而且很可能是政治动荡的开端。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合思潮

如何重构道德秩序，打造与时代相适应的主流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就要如胡锦涛所言：“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为此，我们需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爱、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关键在于教育实践活动，尤其是政治理论和德育教学实践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缺乏共识、价值分立、主流意识形态弱化的重要因素，是政治理论和德育教育将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变成了纯粹客观知识的学习。这种不提供意义、信仰和精神价值的德育教育，不仅空洞、毫无吸引力，而且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属性。用熊彼特的话讲：“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学说，对于千百万人的内心意味着一道新的光线和新的生活意义。”

由于过往的政治教科书不能简明扼要地回答何为社会主义？没有深入阐述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那种“新的光线和新的生活意义”就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劳动者解放的武器，实质上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工具理性只提供手段，价值理性才闪现出意义的光芒。

胡锦涛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核心价值体系作了深入论述和明确概括，从而为政治理论课和德育课的教学实践真正成为知识教育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并举的活动提供了指导。

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民众普遍接受的时候，各种社会思潮便不再是异己的力量，中国社会便实现了多元基础上的政治、文化整合。

以深化改革凝聚社会共识

然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讲：“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里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因此，消解当下各种极端思潮对社会的影响，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形成社会共识，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借助于相关理论范式，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通过考察各种思潮背后的物质关系，从而弄清它们的成因、特质及未来趋势。这即是古人宋玉所谓的：“其所托者然，顺风气殊焉。”

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孙立平和秦晖从社会转型角度对分属不同政治光谱思潮的生成原因和利益诉求进行宏观考察，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转型陷阱”诱使依附于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固化过渡性措施的强烈冲动。因此，当前尤其要警惕的是既得利益派，他们在政治上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的混合体，是侵蚀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政治力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号召党和人民“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第4篇：社会主义价值观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观 价值取向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讲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是因为各方面原因，没有把其概括为核心价值观。这次，十报告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理论创新的一个具体体现。它谈化了理论色彩和政治色彩，反映了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的精神公约数。对二者的关系至少应从如下两个方面把握。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并不复杂，它由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四个主要部分构成。具体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1.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灵魂，是我们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精神源泉。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乃至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形成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证明，任何时候，遵循马克思主义，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就兴旺发达，获得成功；背离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事业就遭遇曲折甚至失败。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题。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共同理想，回答了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而当今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着利益追求方面的差异，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整体利益唯一正确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民族的核心利益。这一共同理想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追求幸福生活、希求国家强盛的共同愿望，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全体人民志愿共同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

3.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精髓。 是历史和现实凝聚而成的，是鼓舞我们中华民族蓬勃向上、走向繁荣富强的精神力量。爱国主义对于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走出来的现代中国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重要的精神价值。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今天，爱国主义一直是激励我们民族争取解放、谋求发展和实现复兴的强大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整体凝聚力、向心力的源泉。在走向复兴的新时期，我们的社会要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和世界范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历史趋势，适应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就必须不断改革体制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推动“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其他各领域的创新，使改革创新成为我们时代的突出标志，成为构成我们民族精神肌体的重要细胞。

4.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依托点。是我们社会思想道德的基本规范，是公民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最具有实践操作性，最显明地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功能的部分。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这“八荣八耻”涵盖了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从荣与辱的对比、对立中划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框架，成为我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升华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提出后，有人主张提炼和概括出简便易记，又便于操作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过各种表述，有过不同论述，但由于思路千差万别，各类提法纷纭呈现、一时没有定论。十报告提出的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是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表述的。从国家层面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个表述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新概括、提炼、升华和普适化。

1.它是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指向，而不仅仅是针对道德实践个体的道德规范。任何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其内容和形式可能丰富而多样，但其中的核心价值观则处于支配和引领地位，体现着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走向，决定和影响着其他非主流价值观念。不同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都是由据于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主导下形成的，反映的是多个层面、多个角度的价值取向，而不是仅仅针对社会成员个体的要求。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必然会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施加深刻、广泛、长远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作用于前两个层面。这次的提炼没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仅定位于公民个人的道德范畴。

2.它是从国家及社会长久坚持、广泛传播、而且早已经深入基层、大众熟记心中的理念及做法中提炼出的，而不是另起炉灶的一套标新立异的表述语。这个核心价值观是从人民长期践行的理论与不断创新的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的。在新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我们提出的许多思想观念、精神指向、方针口号等，反映的正是时代和历史需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一些已经为群众喜闻乐见，这次从中提炼出核心价值观的表述语，可以说是有着绵长的时间传承、丰富的实践土壤、厚实的群众基础、成熟的社会呼应。

3.它包含于全人类进步的价值取向，既有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价值观分庭抗礼的一面，又有同世界其他价值观可沟通、可对话、可交流、可交汇的一面，是开放的体系而不是封闭的结构。社会主义社会是作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在历史舞台的，必然同它们有着本质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又是旧的社会制度的替代物，同它们有着相联系的一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担负着同旧的社会制度的核心价值观价值观长期斗争的任务，同时，它又是在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包含于人类一切进步的价值观之中，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同其他价值观进行交流、交汇的基础。这次提炼和概括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中国文明、开放、进步的新形象。

4.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实内核，而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简单概括。报告中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核心中的核心。它避免了一个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试图大而空地涵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并机械地与四个组成部分生硬对应。

5.它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精华的机械相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而不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是对其本质和意识形态性质最重要的界定。社会主义社会有自身的意识形态规定和与其他社会形态不同的属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规定和社会属性在价值层面的集中反映。这次提炼和概括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以及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但又非这些精神文化资源的简单结合。不是涵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外来文化的“大杂烩”。

6.它有明确的内容和准确的含义，同时又不是凝固的。这次十报告提炼和概括出的核心价值观，有一套相对平易、相对通俗、相对普适、相对稳定、相对规范的表述语，每个词语的内涵和外延含比较容易界定。但它又不是凝固不变的，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它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和表述。报告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就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刘一达，李婷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J].科技信息.2012年，第31期 1 页 256-256页.

第5篇：社会主义价值观范文

[关键词]《诗经》 优秀传统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2-0013-02 

《诗经》是儒家经典之一，蕴含了儒家的政治和伦理哲学，有着真诚执着、知耻有节、乐观进取、明善负责等优秀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而在党的十八大中则提出了“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而《诗经》中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属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培育和研究《诗经》中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诗经》中优秀的传统价值观 

“《诗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原典。每一个民族在它的文化特征形成时期都会出现一部分原典。这些原典体现着一个民族文化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人生态度。”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根源和精神灵魂。《诗经》中真善美的传统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诗经》中优秀传统价值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之一。 

首先是真诚与执着的价值观。《诗经》中我们耳熟能详的诗歌是爱情诗，而爱情诗绝大部分是描写了男女之间对爱情真诚与执着的追求。《蒹葭》描绘的是主人公追求“伊人”的画面，表现了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执着追求。《诗经》中绝大部分爱情诗常常与婚姻联系在一起，即追求一个女孩子就是想与她组建一个温暖的家庭。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中自古传承下来的对于恋爱、家庭婚姻的观念，其中的情感因素与家庭与道德三者合为一体，具有极大的关联性。孔子对《关雎》的评价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体现了《关雎》所表现的情感具备了道德方面的纯洁和崇高的情怀，诗中表达的情感受到了理性的节制，感情适度、平和，不过于放纵、任其泛滥。《桃夭》是一首祝贺姑娘出嫁的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中带有一种喜庆、快乐的气氛，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美满家庭的真诚与执着。 

其次是乐观进取与知耻有节的价值观念。《箨兮》中“箨”有“枯叶”之意，这首诗鼓励我们要以一种生活中的美好情感冲淡来自时光流逝的悲伤。中华民族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意识，这对于生命具有很深的伤害，因此，便有了一种对及时享乐的期待，折射出古人乐观的态度，并且一部分古人还会通过建功立业来拓展自己的生命，对抗死亡的威胁，对生活积极进取。“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相鼠》通过以鼠为喻讽刺了无礼仪、不知耻辱的人。礼仪是人的一种行为规范，注重礼仪，行为举止自然得体。知耻有节是人的一种道德体现，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知耻有节。 

再次是明善负责的价值观。在《诗经》中我们还会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内容，对于这样的战争的描述基本是两个角度：比如一个是对君王的歌功颂德，唱诵其德行的高远，功德的伟大，二是从战士和战士家人角度写战争来表达人们对战争的情感。战士们有着保家卫国的使命，他们带着使命上战场，但不会因此而觉得杀人是他们的义务，在战士和战士家人眼中，战争永远是忧伤和无可奈何的。《诗经》体现了古人对战争秉持着正确的态度和认识，就是从不以一种盲目的态度赞美战争，而是看重战争的起源和自己的责任，强调“以德服人”，以一种威服的方式来诠释战争。“孝亲敬老”的理念延续几千年，不仅是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坚守的道德高度，更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蓼莪》的“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养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表达了子女自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并孝敬父母的情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表达的知恩图报的明善之德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子孙。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诗经》中优秀传统价值观的联系 

“作为社会主义形态的高度抽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只能在历史文化积淀基础上结合新的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予以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有机结合的产物，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不断汲取新时代优良精神文化和不断融合当代社会发展。“10月15日，总书记在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强调，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诗经》中优秀传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源之一。《诗经》中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良精神基因，有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营养。《诗经》具有“仁爱孝悌，谦和好礼”，“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等精神。《羔裘》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这代表了古代君子的形象，借助着对衣袍的描写，表现人的正直勇敢、宁死不屈的美好的品质。“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鹿鸣》表现了待客的热情和礼仪。“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木瓜》更是体现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感恩戴德的优秀品质。总之，细细体味你会发现，《诗经》中的优秀传统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都有所体现，可见，说《诗经》中优秀传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源名副其实。

另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具价值的一点是，它不仅是对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同时也有所发展，进而实现了创新和超越，达到新的高度，对《诗经》中的优秀传统价值观念亦如此。《诗经》中优秀传统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之一，深深地渗透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诗经》中传统优秀价值观的继承，以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为基础，兼容并蓄，包容万家，进而达到有发展地继承、有创新地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我国国情出发，通过汲取《诗经》中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与新时代的优秀道德精神文化相融合，具有与时俱进特点和符合国情的现实意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充分挖掘和汲取《诗经》中优秀传统价值观念这一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吸收其精华并进行总结提升，更好地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前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有发展有创新地继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实现了两者的融合，以及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相承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指导观念。 

三、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诗经》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培育路径 

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重要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体现。《诗经》中优秀传统价值观念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充实、丰富以及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将产生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的复兴之路意义重大，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可以体现出我国先进文化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是我们走我国特色道路的体现。核心价值观念意味着整个国家以及民族的价值取向以及思想品质。如果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树立了正确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该国家或者民族的发展以及进步都会事半功倍，核心价值观会起到思想指导以及确定发展方向的重大作用，成为国家民族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接班人，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大学生的思想基础，融汇、发扬与其相承的传统文化，吸收《诗经》中优秀的传统价值观。通过多种途径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诗经》中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使其充分发挥重大的精神和实践意义。 

首先，积极开拓大学《诗经》优秀的知识文化领域，使大学生更多地接触和深入了解《诗经》中优秀价值观。开拓大学《诗经》优秀知识文化领域的渠道，如开设《诗经》相关课程，让大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更多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诗经》文化课程的教育，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培养大学生的志趣，使《诗经》中优秀的传统价值观更好地深入人心。可以举行相应的诗文比赛，使更多大学生作品体现《诗经》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校园里开设《诗经》优秀文化趣味园，让更多的青年大学生参与其中，体会其浓厚的知识文化风味和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使更多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第二，要注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和培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相关课堂教育中。现在大部分高校都开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形势政策课，充分利用了课堂教育这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利渠道。同时，可以多进行一些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座和报告，使正确的价值观念深入不仅流于形式，更能够深入大学生的内心积极营造优良的校园文化，引导学生不断加强自身道德和思想建设。 

最后，对于《诗经》中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只是理论上的引导，还必须将它们落于实处，也就是在具体的实践中积极应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能仅仅停留在书面宣传与号召这些浅层面上，应让大学生在实践中体会与认识其深刻意义，这样更有利于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和传承。要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为社会为他人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并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如大学生志愿者参加“三下乡”活动。当今世界精神文化产品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品德情怀、文化心理和人格观念。大学生参加与之相关的志愿者实践活动，在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可以加强道德修养、提升自身的思想与精神境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重要的思想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诗经》中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沉稳的积淀以及优良的美德的集中体现，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密切联系。培育研究《诗经》中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骆玉明.读出《诗经》中的美丽[OL].http：//wzzx.71.cn/2012/1108/693321_2.shtml. 

[2]黄岩.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J].理论与研究，2012（08）. 

第6篇：社会主义价值观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社会发展;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23-03

正义作为社会价值的目标，始终是人类社会追求的首要社会价值。资产阶级标榜自己的社会制度是“正义”的，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制度，马克思却第一次把正义的实现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阐述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人类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正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有利于我们坚持正义的价值取向，正确对待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中涉及的正义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基本理解――基于社会发展角度

正义，在众多思想家的理念中存在各自的理解和见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义”是道德概念，是充分肯定道德社会价值的思想。在众多的西方思想家中，正义都与每个人应当获得的报答或愿望相联系，影响较大的当属美国的罗尔斯，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1]

1.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基本内涵

1972年，美国学者艾伦・伍德发表了《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一文提出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问题，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研究。我国学者多从剩余价值、异化劳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分配等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正义观。

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专门直接论述正义观的文章，其相关的思想散见于许多文章中，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也只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去理解。例如：在论述社会生产交换时，马克思指出：“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些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2]

从马恩整体思想分析看，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是“平等、公正、正义”三者的结合，平等是内容，公正是评价，正义是目标，而这三者是与人类社会每一个阶段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它是一个法权概念，是历史范畴的概念。

首先，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把平等与制度建设联系在一起。恩格斯指出：“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这一观念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3]对于一个制度是否是完善的？是否体现出“平等”？进而实现公正，达到正义，法权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决定了法权的内容和政权的合法性，也决定了社会价值的内涵，进而表现出其正义观。当社会发展到某一历史阶段时，其社会成员认为该阶段的社会制度能够保证自身的权利实现时，就体现出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基本相适应，社会制度的内涵表现出平等的本质，继而也就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即使有部分人吃了亏，但他们也会认可这个生产方式，因为这是法权的实现。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是以社会生产方式为出发点，它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它是每一种生产方式衡量自身的标准。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平等与不平等、公正与不公正也势必会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当社会处于混乱时期，人们的正义观出现紊乱，各种利益结构需要重新调整，而且这些调整没有新的意识形态的帮助时，人们就会有社会不公正的错觉。随着生产方式的调整、社会财富的增加，分配制度朝着更有利于社会成员时，人们就会认为，此时的社会制度体现了社会的正义。因此，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正义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站在阶级的角度阐述了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根源，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正义观。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只有私有制得到充分的发展，当它与生产力产生矛盾且不可调和时，才能为公有制和人类在经济上的解放提供条件。

再次，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正义实现的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虽然消灭了剥削制度、剥削阶级，但是由于还保留旧社会的痕迹，需要借助于旧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因素来发展新社会。因此，旧社会的某些社会价值观依旧在新社会发挥作用。在经济关系上，新社会虽然解决了经济地位不平等以及私有制的问题，劳动成为每一个人谋生的需要。但是，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还需要借助于旧社会的经济规律，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真正解决平等与公正，最终达到社会正义。同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作为新社会有别于旧社会的就是它体现了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它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并为每个人向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奠定基础。所以，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第二阶段设想成为一种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占有并支配生产性资产并且为个人的全面及充分发展提供条件的无国家、无强制的社会合作形式。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公平正义的，源自它是以人为本，在社会发展中维护并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同时，将社会发展的成果最终体现在人的不断充实方面，使人的全面发展逐渐完善。只有在这个阶段，人类社会的正义才能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2.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立足于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其正义实现程度，以生产方式为客观标准来审视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进而实现社会的正义。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阶级性是指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正义观。每一个社会阶段的正义观常常属于其统治阶级，通过法权实现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观是要维护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占有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而无产阶级要求通过彻底消灭阶级差别，来实现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平等。所以，正义既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也是被统治阶级实现反抗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工具。

客观性是指马克思主义正义观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义的内涵是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是受到社会物质条件影响的。在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成员对道德标准、社会制度、价值追求都是受社会物质条件发展约束的，是从认同社会实时正义到反对甚至抗争的过程，进而实现社会的发展和新的社会正义的到来，而后一个正义一定比前一个正义要进步许多，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历史性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正义的内涵也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在不断变化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向更高一级正义去发展。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实现了奴隶主贵族的平等、正义;西欧封建社会建立的等级议会制，也是贵族的民主，而不是农民阶级的民主;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高举人权、民主大旗，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实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正义;无产阶级的正义是要消灭阶级差别、实现经济平等、建立人民民主，并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推进，实现人的全面与自由发展――人类的正义。

生产方式决定性是指正义观的产生受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4]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社会生产关系，由此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分配制度。因此，分配的正义产生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交易的正当性也受到生产方式的制约。所以，无论是分配，还是交易所体现出的正义性，都是为生产方式服务的，体现出一个社会的具体制度必然要与生产方式相协调，才能反映出其正义性。

二、当代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现实表现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各项制度的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新旧体制交替造成的“真空”或“断层”，再加上我国传统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固有的一些因素，便成为某些社会正义问题产生及蔓延的便利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想价值追求的模糊

正义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从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中我们得知，正义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会受特定的生产方式、特定的文化水平和道德传统制约的，同时，它还需要得到民众的认可。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突如其来的利益效应对中国传统的理想价值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各种政治思潮和利益驱动的影响下，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开始迷茫、失落、彷徨、困惑，有的甚至放弃曾经认同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一部分社会成员文化断裂、价值观扭曲，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成为他们生活的内容。

2.制度建制的缺陷

公正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基本依据，正义是制度追求的目标。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制度的缺陷恰恰就体现在制度的“断层”，使得社会正义无法实现，其后果之一，就是社会民众对社会制度产生怀疑，对社会正义感到疑惑，对社会发展丧失信心，严重的会造成社会的动荡。第一，民主政治制度不健全。表现在参政议政的途径太少，监督机制的疲软，维权救济的渠道不畅通;第二，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不仅背离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还使民众的社会心理发生变化，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社会的诟病，养老问题不断困扰着政府和个人，人口政策及教育的错位发展，伤及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第四，社会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司法不公、行政执法违法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长期存在，势必导致安定有序的社会被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无法实现，严重的话，会导致百姓对党和政府甚至社会产生敌视，更深层次的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否认。

3.公民的公共伦理文化的缺失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集体为核心的，尤其是经过计划经济时代，简单的“集体主义”几乎被固化和神化。市场经济建立后，在竞争机制的影响下，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以发挥，可是社会的“公共性”却始终没有形成清晰的概念而进入人们的头脑中。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社会的公共性在不断地增强，公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信念”也需要不断地培育，进而逐渐形成公共伦理文化。但是，在当今中国，由于社会制度的断层、利益群体的形成、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在人们头脑中刚刚雏形的“公共性”又变得模糊不清。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反公共性”却被公民拿来作为武器，使自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有些人开始把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却还标榜是维护个人权利;把个人意识凌驾于公共意识之上，却打着自由的旗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陌生起来，“扶不扶”的问题开始困扰着社会，考验着每一个人。甚至某些人为个人谋求发展，不择手段地危害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在公共伦理文化缺失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很难达成社会正义的共识，这也是当代中国正义观建构面临困难的症结所在。

三、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就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因此，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对“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建设，对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正义观具有历史性――始终坚信中国道路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大量的西方意识形态被夹带着裹进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青年人。在当今中国，如何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必然会涉及坚信马克思主义，正确全面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平等、公正、正义”的内涵，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正义与非正义的阶级斗争中不断向更高一级的社会阶段发展，而每一个新社会早期阶段必然都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新社会正是在与旧社会的痕迹的矛盾斗争中不断完善自己，其正义的内涵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向更高、更完善的阶段发展。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才能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才能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转型期，必然存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过程中的“真空期”，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是具体制度不完善、不健全的结果。只有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才能不断地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通过不断地完善社会制度、推动社会的进步，才能最终解决社会问题，进而实现社会的正义。

2.正义的实现是现实的――不断培育当代中国的正义观

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核心指标，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正义观说到底是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目标。而一个社会的价值核心是这个社会全体成员的行为准则和目标追求，是与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党的十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地反映出当代中国正义观的核心价值内涵，体现出国家、社会、个人价值追求的统一，体现出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和本质属性。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现实出发，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不断地培育社会主义公共伦理文化。

3.正义的实现是具体的――不断推进社会正义的实现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正义的实现必须与同一社会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因此，完善社会制度，使其与社会发展阶段、生产方式相适应，并使其社会成员在权利与利益上，实现平等与公正，这个社会制度就体现了该社会的正义，就实现了这个社会阶段的价值目的。

党的十提出了“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就是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逐步完善中国的制度建设，建立起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实现当代中国的正义价值。第一，政治制度的完善。积极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充分、健全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民力的依法实现。第二，经济制度的完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通过科技的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的完善。第三，文化强国的建设。通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不断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培育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文化的氛围。第四，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要从社会成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逐步建立以民生为重点、以公平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彰显公平的社会氛围，保证社会成员的平等参与权和平等发展权，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第五，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中国作为工业化国家，理应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子孙后代留下洁净的生活空间。

总之，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发展，才能不断地推进社会的进步，不断地实现社会的正义。

参考文献：

[1]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79.

第7篇：社会主义价值观范文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报告用24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培育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近期，院、科分别组织了对这一重要论述的学习，让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及深远意义，它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最新认识，将极大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是鼓舞人心的价值理想，是中国梦的核心。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创造更为发达的物质文明，发展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都很重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的基本主张，为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终极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强调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核。十七大以来，我们党的重要会议和重要文件，多次强调这一价值目标。可以说，我们党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政为民，坚持依法治国，最终的目标都是服务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崇高理念。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应当

树立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应当遵循的根本道德准则，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核心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和公民道德行为的本质属性。看似简单的8个字，涵盖了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行为各个环节，贯穿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各方面，集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新时期道德的精华，具有很强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这三个层次的理念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国家层面上的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及愿景;社会层面上的价值观，为实现国家层面的目标提供良好背景和立足点;公民层面的良好价值体系的建立，才能真正促进并体现出社会及国家整体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这一重要论述，实现了政治理想、社会导向、行为准则的统一，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在价值目标上的统一，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价值愿望和追求。可以说，这一表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昭示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一贯主张，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又涵盖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性，有望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成熟、完善。 联系自身实际，不论是作为公民个体，还是社会和国家的一员、党的一份子，要学习并很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爱祖国，诚信友善，遵纪守法，传承民族传统美德，遵守医德，不断提高专业技能及服务能力，学习组织、管理能力，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去，为党及国家奋斗目标、为中国梦而努力。

第8篇：社会主义价值观范文

2、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在人的心灵里搞建设”，久久为功，驰而不息。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是党的一大理论创新和理论贡献。

3、“三个倡导”的提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思考，在理解上出现了不同视角，在诠释上出现了不同表述。我阅读了施芝鸿先生的理解了解到：“三个倡导是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而进行的。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毛泽东一再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这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表述，也体现了同样的思想方法。在这个基础上，有利于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表述让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更加深刻地了解，也为我们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下坚实的基础。

4、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位普通的公民，要努力践行和自觉要求这一核心价值观，特别是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孔子云：人无信不立。要求公民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信待人。友善，要求公民间应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友好，努力形成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

第9篇：社会主义价值观范文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学术界多层面多维度探讨。2012年1月在《光明日报》总结的“2011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位列首位。该文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在于：在国际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而提高国家的文化竞争力，维护文化安全；在国内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并引领社会思潮。[1]本文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旨在推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研究

关于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是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和确定其地位的前提。学术界对两者的关系有着诸多的理解和看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前提抽象”论[2]、“系统内核”论[3]、“形式内容”论[4]、“一般个别”论[5]等。尽管分析和表述的方法不一，但以笔者搜集的材料来看，目前学术界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部分持肯定态度。戴木才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最高抽象，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6]张利华则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逻辑递升顺序排列为：社会生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伦理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观。[7]尽管分析的理论起点各不相同，但是学界对于两者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持普遍认同，认为“核心价值观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层面的延伸与展开，即形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8]，是“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概括”[9]。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基础、最核心部分”[10]的认知，也有学者提出其核心“层次”的问题。禹国峰指出，“从概念的转换生成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固然可视为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群，但是这一概念并未规定‘核心’的层次”。“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向系统论，那么便可与核心价值体系相互等同。反之，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趋近一级本质，也会发生与核心价值观相等同的情况”。[11]徐国民则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最根本、最核心的看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价值驱使和内在要求，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后者是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对该社会近期奋斗目标的共识，集中体现在该社会制度和具体生产方式上。[12]

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条件的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条件，即在社会主义核心理念中，核心价值观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实践根据和理论渊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学界普遍认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的合理依据的理解，必须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13]因此，只有“依据马克思主义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重要指导思想，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又能有力地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14]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应以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为基础。钟哲明认为，国人自古富有族群意识、国家情怀和“与时俱进”精神。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剔除其消极因素，传承其积极成分，并发展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15]王思敬指出，核心价值观只可能在历史沉淀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核心价值观之根。没有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16]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应面向实践、遵循规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由我国性质决定的，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客观要求。众所周知，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王虎学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到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去寻找。[17]宋善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能够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以有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己任，把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引导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18]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应深入生活，反映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学者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关照时代和人民大众的现实需求，所以应当具有普遍性和大众性”，[19]与此同时，“深入生活与面向实践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深入人民大众生活是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要求”，“要特别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生根、发芽、结果的发展历程和现实逻辑”。[20]宋善文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具有为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的全局性、整体性特征，反映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而不是仅仅反映部分地区、部分阶层、部分领域、部分行业的价值诉求。[21]

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凝练的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研究是学术界的另一关注点。就我们搜集的资料来看，学者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有60多种，涉及90多个具体的范畴。

1.以一个或多个要素并列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有以1个范畴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如“公平正义”[22]、“共同富裕”[23]等；有以2到3个范畴概括的，如“以人为本、民主公正” [24]、“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独立自主” [25]等观点。4个及4个以上的范畴则多达近50种，如“友爱、平等、互助、共富” [26]、“为公、诚信、人本、民主、公平、正义、仁爱、和谐” [27]等，因篇幅所限，不一一赘述。

2.以多个要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定位表述。所谓有一定目的的表述，主要体现在学者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定位存在一定的分歧和讨论。有的学者认为，核心价值观应是社会首要和基本的诉求，以李抒望[28]、高希国[29]、陈延斌[30]等人为代表；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兰久富[31]、孙武安[32]等为代表；还有的学者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读为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和最终追求，以王占阳[33]、钟哲明[34]为代表。此外，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内容的若干要素应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王虎学就将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目标进行对应总结，[35]包心鉴则认为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应与核心价值体系有相互呼应的关系。[36]

3.从一定角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表述。主要有：（1）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个体修养。其中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对以人为本的价值认可，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关注民生民主的利益观，集体主义的道德观等。[37]（2）强调我党的执政宗旨。具体表述就是“三个代表”。[38]（3）强调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包括孝、悌、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39]（4）强调社会主义在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全方位展开。其表述为人民民主、共同富裕、中华复兴、世界大同等。[40]

2011年1～2月，《光明日报》的“核心价值”专栏连续刊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问题的大讨论，其中包心鉴、杨永志、王虎学等学者的文章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这一主题进行试探性交锋，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韩震[41]、李汉秋[42]、陶东风[43]、万资姿[44]、虞崇胜[45]、等学者也纷纷撰文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方法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发展，为凝练核心价值观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路。

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能作用的研究

目前学界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作用的探讨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宏观方面，有学者指出，在变化着的当今世界历史背景下，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价值观冲突，面对当代世界的现代性困境和价值危机，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所提出的迫切课题。[46]学者们共同认为，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社会思潮的强大思想武器” [47]和“当代中国人民的主心骨”。[48]学者们还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4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机制系统[50]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考。

微观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学科已经全面展开，在哲学、社会道德领域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而随着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学界更为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领域的作用。从文化软实力建设[51]到引领文化自觉[52]，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53]到与大众文化的契合[54]，从对文化意义进行诠释[55]到对大众伦理生活进行透视[56]，学者们都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观点，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作用的发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特别是《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将更加深入，成果将更加丰硕。

注释：

[1]《光明日报》理论编辑部、《学术月刊》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11年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光明日报》，2012-1-10.

[2][6]戴木才、田海舰：《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2）.

[3][7]张利华：《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与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4）.

[4]韩震：《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与核心价值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9（1）.

[5]李培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索》，《科学社会主义》，2009（5）.

[8][24][36][37]包心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与建构》，《光明日报》，2012-1-14.

[9]陈静、周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涵探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6）.

[10]王泽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光明日报》，2007-4-3.

[11]禹国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综述》，《道德与文明》，2008（2）.

[12]徐国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辨微》，《兰州学刊》，2008（1）.

[13]方爱东：《社会主义的价值学视域：原则与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2）.

[14][16]王思敬：《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光明日报》，2012-1-14.

[15][34][40]钟哲明：《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六字建议》，《光明日报》，2012-2-11.

[17][20][35]王虎学：《核心价值观研究应如何凝练》，《光明日报》，2012-2-11.

[18][21]宋善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光明日报》，2012-2-11.

[19]王泽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本质规定性及路径选择》，《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

[22]张小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基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3）.

[23]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课题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新疆社科论坛》，2007（1）.

[25]田心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独立自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1）.

[26]杨永志：《也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光明日报》，2012-2-4.

[27][42]李汉秋：《核心价值观 呼之欲出》，《光明日报》，2012-1-7.

[28]李抒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科学社会主义》，2005（4）.

[29]高希国：《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州学刊》，2007（6）.

[30]陈延斌、邹放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刍议》，《光明日报》，2007-7-31.

[31]兰久富：《价值体系的两个核心价值观念》，《东岳论丛》，2000（1）.

[32]孙武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6）.

[33]王占阳：《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科学社会主义》，2005（4）.

[38]刘蕾：《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理论界》，2008（12）.

[39]余洪波、刘余莉：《关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理论学刊》，2011（5）.

[41]韩震：《展望新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光明日报》，2012-1-7.

[43][54]陶东风：《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光明日报》，2012-1-21.

[44]万资姿：《从价值体系建构走向核心价值观凝练》，《光明日报》，2012-1-21.

[45]虞崇胜：《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六大原则》，《光明日报》，2012-2-18.

[46]吴向东：《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课题》，《光明日报》，2012-2-1.

[47]秋石：《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求是》，2009（11）.

[48]张传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求是》，2009（5）.

[49]黄士安、戴木才：《如何科学对待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光明日报》，2012-2-18.

[50]韩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光明日报》，2008-5-13.

[51]王玉鹏、孟献丽：《文化软实力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光明日报》，2012-1-1.

[52]房广顺、李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自觉》，《光明日报》，2012-1-8.

[53]刘长允：《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光明日报》，2012-1-7.

[55]李任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意义》，《光明日报》，2009-7-7.

[56]郭建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众伦理生活》，《光明日报》，2007-7-31.

作者 白纯：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二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