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范文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环境 社会健康成本 传导机制

一、经济增长和社会健康成本的传导机制分析

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利用经济增长来促进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会导致负面效应的增加，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经济增长方式能决定污染物排放和人均收入，继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工业化进程的废物排放影响着人们的健康，粗放型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工业发展，但是其发展模式会浪费资源和能量，甚至是牺牲环境。这些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社会健康成本的大幅度增加。[1]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压力，尤其是空气和水污染，它能够直接影响到健康问题。例如，煤炭的使用、废水废气的排放导致大幅增加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提高会导致付出高额的环境成本，重金属污染会对儿童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所以环境问题会危害健康问题，直接增加环境成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作压力增大也会影响到居民健康。经济增长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管径，能够保障人民维持健康生活状态，但是工作压力增加有可能带来其他疾病，降低居民的健康水平。

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加强和环境关注度的提升，相关文献开始注重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关系，[2]经济增长过快导致的环境问题会影响社会健康成本。依据现有模型进行完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健康成本做出定量测度，在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健康水平关系时采取了数据模型，[3]其中H表示健康水平，X表示影响因素、E表示经济增长等。

二、环境、经济、健康和产业结构间的影响关系

（一）环境质量、经济增长和健康问题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存在一定的时滞性，环境质量将无法导致产业结构进行转变。另外环境污染有其负外部性，相关企业没有动力去改善环境。因此，产业结构就要通过外部力量来进行优化调整。环境质量的变动无法直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因而环境质量对产业结构没有实时的影响。“结构红利假说”中提到经济增长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变动，把产业结构中的变量带入经济增长模型，由此得知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居民健康和产业结构变动是经由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增加，[4]但是也导致了环境污染，从而影响到健康状况。健康水平的提高能够延长人们的工作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为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供动力。

（二）经济增长、健康状况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经济增长表明有更大的经济需求，会增加污染排放量；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能够减少污染排放量；环境政策能够促使企业的升级，提升生产率的同时还可以减少污染排放量，在经济增长时来改善环境质量。经济增长不仅能够导致环境污染，还会提高结构效应、政策效益和技术效应。居民医疗支出不断增加会降低环境质量，污染物的排放会导致健康支出的变动，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并且促进环境治理和质量

三、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成本分析

（一）生态环境成本分析

当前存在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却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我国长期实施工业化战略，大量投入要素，有利于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却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将环境因素加入到GDP核算，对其“绿化”。经济发达地区虽然GDP人均指数高，但是其环境成本也很高。

图1 各地区不同年份环境污染成本占GDP的比重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的动态机制

工业化一直被认为是不发达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方法，因而很多发展中国家走工业化道路来推动经济进步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中国也同样采取了工业化战略来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工业化道路使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但是实施工业化战略虽然在短期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却还有以来自然资源和其他要素，所以造成的废水废气的排放会导致环境的巨大污染，从而降低经济质量。环境污染导致的环境恶化会抑制经济增长，并且阻碍到未来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调查发现，工业化和环境污染会促进经济增长，这符合中国的粗放型经济。不良的健康状况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还会导致经济损失。

四、经济增长的社会健康成本

经济增长对社会健康水平有双向的影响，[5]一是经济增长有利于改善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管径，能够有效地保障健康生活状态，有利于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二是工业生产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会降低居民的健康状况，造成总体福利水平下降。经济增长会增加医疗支出，会降低社会健康的总体水平、环境污染和工业化道路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水平。

除去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影响，非量化的社会因素会导致的健康成本会不断恶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制度的完善会改善人们的健康水平。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会抵消社会的进步。

五、结语

各地区环境污染成本会占到人均实际增长的8%到10%，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下，为了更好地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要采取绿色经济增长衡量的指标。通过对医疗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反映，可知经济增长会导致社会健康成本及其水平的降低。除了经济因素、社会意识等环境因素对环境污染的遏制作用，应当完善环保法律法规的完善，并进一步实施。

（作者单位为日东高速公路日照管理处）

参考文献

[1] 河北经贸大学课题组.河北省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实证分析――直接启动消费需求是我省下一步扩大内需政策的基本取向[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0（01）.

[2] 李宗福.收债：促进港口经济增长的一个支点[J].交通财会，2000（02）.

[3] 高平.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J].技术经济，2000（03）.

第2篇：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范文

[关键词]：老年人 心理健康 影响因素 城乡 元分析随着社会的发展，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我国老年人口以每年3%的速度增加。老年人作为社会中的主要组成人群，其身心健康备受关注。研究表明，老年人除躯体功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外，也容易产生焦虑、孤独以及抑郁，甚至绝望等不良心态，进而身心不适等现象。老年人心理健康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和身体健康。国外有研究表明，心理需求是人的需求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心理需求与传统注重物质需求相对应是精神方面的需求。邵南在《浅谈当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精神赡养》中的精神需求的内容中将心理需求确定为健康需求、交往需求、亲情需求和价值需求以及尊重需求等。关于城乡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的研究，国内外的学者得出的研究结果有一些矛盾之处。大体分为以下三种：城市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优于农村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优于城市老年人；城乡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前人的研究尚未有一个统一的结论，这也许与研究数据的代表性、研究变量的单一性有关。采取元分析方法可以对多个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客观、定量的综合分析，增强统计功效。由于我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较为显著的国家，城市和农村居民在经济地位以及医疗卫生保健等方面还存在极大的差异，进而也导致城市和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也存在极大的差异。本研究为了分析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影响因素，对我国1994～2013年近二十年间关于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报道的文献进行元分析，现将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1研究资料与方法

1.1文献检索

通过在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数据库（VIP）以及全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博士论文进行搜索文献相关资料，其中检索年限为1994～2013年，检索主题词为：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等。按照本文所提供的纳入和剔除标本，最后本研究共纳入15篇文献，最终纳入本研究的样本量一共有3000人。其中纳入标准为：（1）所有文献均为1994年～2013年国内公开发表的关于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分析文献；（2）有研究开展或者发表的年限；（3）具有原始数据的平均值或者可以进一步计算得到数据的文献；（4）独立病例的对照研究，城市组和农村组。剔除标准：对于重复报告、信息不完整以及无法利用的文献给予排除。

1.2研究方法

1.2.1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变量分析

由于老年人衰老的过程中生理功能的老化将会造成老年人心理功能的老化，同时老年人器官生理功能以及组织细胞功能的下降也必然导致老年人心理功能的变化；另外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将会造成老年人出现特有的心理变化。因此，本研究在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分析中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其一，是从老年人客观的日常活动能力变量进行评定，主要以日常活动能力量表（ADL）为主，主要反映老年人的生理健康水平；其二，是从老年人主观心理健康变量进行评定，这里具体使用SCL-90，主要反映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其三，是从客观和主观结合的综合健康变量进行评定，即自评健康。具体来说，日常活动能力量表（ADL）的评定内容主要包括吃饭、穿衣服、洗澡、室内活动以及如厕等日常生活活动几个方面。其中，上述几项内容老年人均能够独立完成的设定为没有日常生活活动障碍的人员，而将上述几项内容中有一项不能独立完成的老年人设定为有日常活动障碍人员，最终形成二分ADL变量。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老年人强迫症状、躯体化、抑郁、敌对、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偏执、恐怖、精神病性等9个因子进行分析，任何一项因子分≥3分为有心理障碍。自评健康变量主要根据对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进行评定，其中结果显示为很好、好则设定为健康状况好，而结果显示为一般、不好、很不好则设定为健康状况差（具体内容如下表1所示）。

1.2.2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其二是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由于本研究的健康变量都是二分变量，所以本研究采用的方法分析方法主要为二元logistic统计模型，并通过构建多个嵌套模型从三个指标上进行分析。

1.3统计方法

本研究所得数据均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

2结果

2.1城乡老年人总体健康状况比较

通过对老年人总体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得知，城市老年人SCL-90无障碍的比例显著高于农村（p

2.2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实施嵌套模型的多元化分析中，SCL-90为因变量，先考察城乡变量在老年人心理健康上的差异，再逐渐将社会人口、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社会支持等方面纳入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中进行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下表3所示。

通过对上述表3可以得知，城乡老年人的SCL-90变量从模型1到模型4都是显著的，此数据表明在SCL-90健康状态上，农村老年人不如城市老年人；另外从表中的LR值和显著情况可以看出，每个模型新加入的变量对于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差异的解释都是有意义的，婚姻、经济地位、经济来源、生病是由谁照顾等因素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通过最终分析可以得知，自变量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存在不同关系，其中婚姻变量上差异较显著，说明有配偶的老年人比没有配偶的老年人心理更健康。而年龄性别因素较不显著；经济地位差的老年人心理障碍严重程度较高。经济来源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体表现为，经济来源为“养老金或者工资”或“家人”的老年人相比于其他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另外，家庭支持情况也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与家人同住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高于不与家人同住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而生病时得到配偶照顾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明显比其他人照顾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高。生病时不能到医院及时治疗的老年人比能够及时得到治疗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低，但是没有显著差异。

3讨论

3.1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实际差异

在城乡老人心理健康状况多元化分析中，随着逐步加入不同的自变量，在上述模型中，除模型2有增加的趋势之外，其他三个变量系统的绝对值都呈现逐渐减小的变化情况，如模型1中城乡变量为0.28，而通过逐渐将自变量增加后，模型4中的城乡变量系统则下降到为0.214。此现象说明城乡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健康差异要比本研究观测的小，这可能跟近年来农村的城市化进程有关。

3.2城乡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差异

城乡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的差异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自评健康是对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的综合评定，而城乡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刚好相反造成的。此外，有研究表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老年人，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增加不健康饮食的风险，也会增加自我感觉健康状况不佳的感受。也就是说，相比于城市，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会导致农村老年人降低自己对健康状况的评价，导致了城乡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没有有显著差异。

3.3城乡老年人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不一致的可能原因

社会支持变量中的婚姻变量与家人同住和社会经济变量中的经济来源、经济地位等几个因素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较大。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健康水平较好可能是由于农村老年人的身体素质较好，但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可能由以下两个方面造成：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较低，社会支持会间接影响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对健康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个人是否受到低收入或低教育程度的挑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教育程度都相对较低，也就导致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其次，家庭和社会支持、相对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经济安全、和谐独立的生活方式的心理需要对主观幸福感和成功的老龄化至关重要。农村老年人经济地位较低会造成其主观幸福感的下降，从而影响心理健康。

3.4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各类影响因素，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躯体健康，因此为了最大限度降低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改善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生命质量，构建完善的社会与家庭支持系统对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进一步深入发现，婚姻变量上差异较显著，说明有配偶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明显高于没有配偶的老年人。对老年人的经济来源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经济来源因素对老年人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说明经济来源是“养老金或者工资”或“家人”的老年人相比于其他经济来源的老年人

心理障碍较轻。另外，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得到家人、社会的支持能够明显降低老年人孤独感。从上述研究表明，新时期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城乡老年人的关心和爱护；而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应继续缩小城乡差距，从医疗保健、社会会经济以及社会政策等方面彻底破除二元壁垒。与此同时，国家应给予农村经济支持，不断提高农村的经济水平，只有根据我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发展特色的农业，不断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才能最大限度减轻老年人对经济的后顾之忧，从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当然，社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关爱工作除了加强外部支持外，也需要关注老年人自身的积极资源。这一点，在本研究纳入文献所关注的影响因素中严重缺乏，这些研究都只关注个体自身之外的影响因素，而忽略了老年人自身也是对其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的来源。有研究者通过对老年人采访后进行主题分析，发现老年人存在的积极理念：幸福在于满足、责任感、顺其自然和积极的自我平衡。因此，可以通过帮助老年人识别潜在的积极的自我来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3.5研究的不足

由于本研究只是对近20年来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元分析，并没有对近20年来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变化趋势以及特点进行分析，另外对于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较为粗略，没有具体细分。所以本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支持，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能够进一步提高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

4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评定量表（SCL-90）评定的无障碍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p

参考文献：

[1]栾文敬，杨帆，串红丽.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2012，（03）：75-83.

[2]Adhikari Ramesh，Jampaklay Aree，Chamratrithirong Aphichat.Impact of children's migration on health and health care-seeking behavior of elderly left behind[J].BMC Public Health，2011，11 （01）：143.

[3]邵南.浅谈当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精神赡养[J].南平师专学报，2006，25（01）：136-138.

[4]孟琛，汤哲.北京城乡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分析与比较[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0，（04）.

第3篇：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范文

Third Public Health Revolution and Healthy City Program in China FU Hua，LI Yang，ZHENG Pin-pin，FU Dong-bo，DAI Jun-ming，PENG Wei-xia（School of Public Health，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2，China）

Key Words：third public health revolution；health promotion；healthy city；equality in health；social capital

人群的良好健康状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条件，而担负起促进和保护人群健康重任的则是公共卫生。因此，公共卫生总是根据人群面临的健康问题，调整其促进和保护人群健康的策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面对像天花、霍乱、鼠疫这类烈性传染病的威胁，公共卫生以群体为对象，采用免疫接种、消毒隔离、检疫监测、消灭病媒动物、垃圾粪便处理、食物和饮用水安全保障等综合性的预防措施，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历史上将以防治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为主要目标的历程称为第一次公共卫生革命［1］。经过半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重大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得以基本控制，人类寿命显著延长。但工业化在给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便利的同时，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如吸烟、体力活动减少以及不合理营养等在人群中逐渐流行，从而导致了如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等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和死亡率显著升高。从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发达国家把疾病的预防重点从控制传染病转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制，也即是我们常说的第二次公共卫生革命［2］。

1 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

在进入以信息化和全球化为特征的21世纪，公共卫生在第一次革命尚未全面胜利，第二次革命正在起步的同时，人群健康也将面对更多的挑战：从表面看，我们正面临着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双重负担和环境恶化的影响。

1.1 对传染病流行的思考

在过去的几年，人类经历了SARS、禽流感、猴痘病毒、西尼罗病毒等新传染病的困扰，同时，性病、结核等老传染病在死灰复燃。对传染病而言，尽管新发传染病病原我们仍难于预测，但是，大量使用能源导致的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改变、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等成为了许多微生物变种的部分原因。而贫穷、拥挤、营养不良、人群流动性加快使得传染病的流行变得更为便利。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像一块大海绵吸引着大量的人群涌入。这样大规模的人群很容易使病原微生物通过接触、空气、水或者昆虫得以传播。而细菌、病毒和寄生虫抗药性的增强，像流感、肺结核、登革热这样的流行病会造成更多的人死亡。2003年突然袭来的SARS虽然得到有效控制，但由此所暴露的公共卫生问题给我们留下许多思考，SARS流行对人群健康的威胁仅是冰山的一角，正如安妮・普拉特所说的：“传染病是人类活动环境可持续性的基本晴雨表。最近的传染病流行是由于每年以8 800万速度增长的人口和受到日益增长压力的自然资源基础之间的明显不平衡造成的……，我们只有采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控制传染病。”

1.2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后半叶起，全世界范围疾病谱发生转变，传染性疾病相对减少，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加，据估计，在2001年，全球5 650万总死亡中，约60%是死于慢性病；全球疾病总负担的46%是由慢性病所致。预计到2020年，全球总死亡的75%、全球疾病总负担的57%将由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所致。这些年来，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生活方式却在显著改变。我国居民高蛋白、高脂肪的摄入增加；吸烟率逐年上升、吸烟年龄提前、女性烟民增加；社会竞争压力日益加大；体育活动减少等，这些都预示着慢性病将会快速增长。近年来，肺癌、乳腺癌、肠癌、前列腺癌、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精神性疾患等明显上升，而且发病年龄提前，这标志着十几、二十年前所增加的这些危险因素已经开始并将加速发挥作用。它们已经给我们发出了“预警”，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今后我们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并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这些表面上与个人行为有关的疾病，其实是社会病。商业化和逐利主义，快节奏超负荷的工作方式，加上诸如快餐食品、无限制的不健康产品销售、缺乏体育设施等这些社会和物质环境是城市居民选择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世界卫生组织［3］指出，只有当一个人有公平的机会获取健康生活，并在做出健康选择方向获得扶持的情况下，个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完全责任，尤其是对儿童和弱势群体，更是如此。在目前我们所开展的慢性病干预的重点是针对个人的生物生理因素和行为生活方式等个体危险因素的干预，由于忽略了背后隐藏的社会经济与物质环境因素（上游因素），不难解释这些干预措施都收效甚微。

1.3 老龄化问题

我国在20世纪末，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05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近1.4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11%。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许多慢性病、心理卫生、跌倒致伤以及一些传染病的问题也在增加。如何在老年人口基数增大、人口老龄化加快而且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促进老年人的健康，提高其生活质量，是我们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1.4 我们生存所依赖的环境问题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正面临着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恶化、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巨大挑战。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由于地理和气候等原因，生态系统本身比较脆弱。但目前粗放的生产方式，导致了资源和能源过渡消耗，引发了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的报告，中国每创造1美元的产值所需的平均能耗是日本的11.5倍，法国的7.7倍，美国的4.3倍。我国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接近并即将超过临界线。消耗了大量能源的城市正在加重全球的能源危机。不可持续的发展以及不负责任的能源利用破坏了环境，并且导致了气候改变。气候改变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气候改变会继续加快，那些我们人类目前不可预料的健康威胁正在出现。最近出版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4］指出：中国海岸带已经受到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风暴潮、洪水、强降雨和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沿海地区造成的灾害更明显，其中对黄河、长江和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最为严重。西南山地灾害的波动周期缩短，成灾频次和损失增多。气候变化增加了疾病发生和传播的机会，危害人类健康，洪涝灾害后，感染性腹泻如霍乱、痢疾、伤寒增加。这让我们认识到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除了长期慢性作用外，有时是突发的，悲惨的，甚至是不可挽回的。食品安全与卫生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据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市民对目前生活最关注的健康问题中，食品安全占首位，达到82.8%。

从深层次来看，主要有如下的一些挑战：①没有准备好的快速城市化：当城市化带来更好的生活和健康时，我们也开始看到许多负面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快速的城市化造成了对健康新的挑战。除了上述所列举的的一些问题外，还有不合理的城市规划问题、交通拥堵引发的交通事故和伤害正在增多、大批的外来流动人口导致的安全和疾病传播问题、心理紧张导致的精神疾患等等。更宏观地看，我们所生活以及作为现代文明承载体的城市，其功能与价值长期被狭隘化、单一化，其经济功能被无限放大，而更为本质的功能――即人类聚居、生活、成长和愉悦生命的现实场所，在急功近利的现代化人眼中却被迷失了。②健康的公平性：健康不公平问题也成为城市中日益增长的问题。当一些人受益于全球化和市区生活时，同时有另一些人受着这些过程的负面影响。在一些地方，城市贫穷人群的健康比农村贫穷人群的健康要差；城市中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贫穷和脆弱的人数正在增长。农民工在城市里从事着最差工作环境的工作，而他们的健康问题却难以得到保障。许多农民工所居住的地方环境恶化，没有好的垃圾处理和卫生设施，甚至缺乏安全的饮用水。③社会资本：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指能够促进对各方面有利于协调和合作的网络、习俗和信任的社会组织的特点，其中合作与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我们常讲的家庭成员关系、邻里关系、居住小区人际关系、同事关系、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内部以及之间的合作协调关系等都与社会资本有关。其实这也是我们倡导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研究表明社会资本除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影响外，它还通过有利于健康的集体主义行为和互助形式影响着群体健康［5］。但在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在市场经济和竞争加剧的环境下，个人主义和逐利主义抬头、诚信度和合作度下降、人事关系紧张。而贫富差距的拉大，在城市边缘地带高犯罪和暴力率则进一步削弱了城市的社会资本，导致了城市的紧张环境。这些问题从深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健康问题。

从全球看，当前决定健康的因素中（原因背后的原因）突出的问题是：国家间和国家内健康的公平性；新的消费模式和信息传递模式对健康的负面影响；社会进一步商业化；快速的都市化及环境的恶化；再加上疾病的双重负担和人口老龄化。我们所面临这些快速且常常是不利健康的社会变化正影响着人们的工作条件、学习环境、家庭模式、以及社区文化和社会结构。这些影响，尤其对不同性别，以及如老人、儿童、边缘人群、失能者等敏感人群作用更为明显。

2 公共卫生的应对策略

围绕着以病为中心的疾病预防控制的第一和第二次公共卫生革命对人群健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除了传染病的有效控制外，在发达国家的肺癌、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病率也在下降。但是，公共卫生的任务除了控制疾病外，其根本的目的是促进和保护人群的健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health）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well-being），而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把健康定义为“每天生活的资源”［6］。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要先有健康才能实现。即所谓的健康是许多0前面的1。健康这样的积极定义，要求我们的公共卫生策略不能仅局限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它必须要拓展到健康能力的构建（capacity building for health）。所以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BRESLOW L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刊文提出了第三次公共卫生革命的概念［7］，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在2004年以“主编的话”进一步明确第三次公共卫生革命的提法［8］。

第三次公共卫生革命是我们对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定义的接受以及对健康决定因素认识的深化后促使我们需要考虑新的公共卫生手段。健康的影响因素包括生物学因素、行为生活方式因素、环境（包括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因素和卫生服务因素，这些因素以多层面上交互作用的社会生态学模式［9］影响着个体和群体的健康。从人群健康的角度出发，社会经济与物质环境因素是起着根本决定性作用的上游（Upstream）因素，这些因素又间接影响着中游（心理和行为生活方式）和下游（生物和生理）因素，成为“原因背后的原因”。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的报告指出：在西欧地区对人群健康改进起作用的各种举措中，社会经济因素与行为生活方式因素的作用各占40％，而物质环境因素如污染和气候变化及卫生服务各占10％。而大量的研究表明，不良的行为生活方式，如吸烟、酗酒、不合理营养往往与其所处的不利社会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概括来讲，我们面临的健康危险因素是多重的，即多层面上交互作用的社会生态学模式。解决这些相互作用的各个层面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传统医疗或公共卫生机构的能力范围，特别是针对最本质的“原因背后原因”的上游因素，必需通过政府制定和执行社会政策才能进行干预，涉及到政府各个部门，这需要创造一个部门间协调合作的机制，通过相互贯穿合作和网络系统的作用，使其作用于上述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而改善和提高人群健康状况。第三次公共卫生革命是以社会生态学模式的综合干预措施来提高人群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健康促进，又称为新公共卫生（New Public Health）运动。它注重部门合作、社会参与和个体健康生活方式的促进，通过健康促进，使居民从对于健康的传统理解转向对健康的生命质量的关注，关注生命，享受生活，同时提高整个社会对健康活动的参与意识［10］。

作为一个13亿多人口的泱泱大国，经济水平相当低，而我们却用占世界1‰的卫生总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基本卫生服务要求。婴儿死亡率由解放前1 500/10万下降到2000年的53/10万，居民期望寿命由40年代末的35岁，提高到现在71岁。中国人民的总体健康水平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接近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回顾我国50多年来公共卫生发展和成就，尽管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但非常成功的就是我国政府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发动群众参与的大卫生观以及坚持科学的专业指导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爱国卫生运动、20世纪50～60年代消灭血吸虫运动、以及妇幼保健项目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如此，抗击“非典”的骄人成绩也是如此。决策者的健康优先观，社会的动员和部门的合作，以及群众的参与，是公共卫生的核心和基础，这就是上面提及的第三次公共卫生革命的核心成分。健康为人人，人人为健康，只有众志成城，共同构筑和夯实公共卫生这道墙，我们大众的健康才能有保障，社会和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而我们这些成功的经验也正是“健康促进曼谷”中所提倡的核心精神。在当前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里，尽管我们的公共卫生必须赋予新的工作模式，但其根本是不应该改变的。我们不能舍经济有效的成功经验而去追求一些没经实践检验所谓时髦的方式。

第三次公共卫生革命的核心和精神与我国政府目前所倡导的和谐社会也不谋而合。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社会公正公平。而健康是人类的一项基本需求和权利，也是社会进步的潜在动力和重要标志，所以它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首要的也是一切决策要以健康为先。各级政府部门，社会企事业单位和各阶层都应重视健康的价值，树立“健康为人人，人人为健康”的正确观念。把健康问题看作是全社会、全民的事业，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从而使部门利益与国民健康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作为主管健康的卫生部门，要学会与其他部门以及动员社会各界一起做好公共卫生和促进人群健康的工作，从源头上控制影响人群健康的决定因素，切实加强第一线即社区的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从而改进当前“忙于救火”的被动局面。在功能定位上，应该进一步明确健康促进是公共卫生的核心功能，确定健康促进在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合理位置，在资源配置、能力建设和政策支持上给予充分的保障。非健康促进工作者的公共卫生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也应该懂得健康促进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使其能主动把健康促进的理念融入到他们日常的工作中去。公共卫生就需要内外的齐心协力，来促进人群的健康。

第三次公共卫生革命的切入点在哪里？在我国，健康城市就是最好的方式。当前，一个以健康城市建设来保障人群健康的概念逐步为我国一些有远见的领导者所接受。“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环境给健康城市建设赋予了强大的动力。正因为政府有这样强大的推动力，同时拥有调节社会各种资源的权威，所以政府也就有足够的力量来推动健康城市的建设，使之呈现实质且快速发展的势头。所以，我国这种“政府主导模式”的健康城市建设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和文化的可接受性。而且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要以“上游策略”来解决人群健康问题，必须由政府主导才能奏效。因此，当前在中国掀起的新一轮健康城市建设，比传统的健康城市又有了更新和更丰富的内涵，它将与我国现在开展的“社区卫生服务”一起引领当前国际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我们要站在更高的高度来认识当前健康城市的建设。

中国健康城市的建设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开展的城市仍然有限，如何走仍需要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但这种政府主导模式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中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势头需要进一步得到维持和加强。在具体工作中建议加强如下几点：①健康城市的涵义是广泛的，要结合地方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对健康问题进行界定，并根据现状设定阶段性优先目标和重点建设领域。②关注健康城市建设的过程，倡导多部门协作与社区参与。政府部门、社区居民、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及相互协作是推动健康城市建设的动力。健康城市建设的过程也是社区组织与社区参与的过程，是增强社区归属感，营造和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因此，在目前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自下而上，从而形成上下联动的良好局面。③明确制定行动计划及考核激励机制。明晰的行动计划是健康城市建设目标实施的重要保障。为此，社区和居民应该通过社区诊断明确他们存在的健康问题，确定自己的工作重点。然后在部门协作的前提下，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并由协调委员会严格保证考核激励机制的执行。④社会健康价值观与文化的塑造和培育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和漫长的过程，但它对人们的健康有着重大和深远的影响，这在健康城市的建设中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TERRIS M. The complex tasks of the second epidemiology revolution［J］. J Public Health Policy，1983，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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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勇.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俞晓静，李洋，傅华.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J］. 医学与社会，2007，20（5）：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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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范文

关键词：城市设计 景观设计 健康设计

随着当前城市的健康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城市设计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城市规划设计是一项牵动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全方面系统工程。城市设计是城市发展的龙头，是城市发展的蓝图，只有将城市设计好才能逐渐把城市建设的更好。本文就如何从事设计健康城市做如下分析。

一、城市规划从景观到健康的设计原则

城市规划设计是一项项牵动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全方面系统工程。在设计中要坚持科学性，城市设计作为城市建设的龙头，其是前提，是有效建设城市的保证，因此城市设计的编制要坚持科学性。对每一座城市要进行科学的定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城市设计更富有战略性、广泛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竞争的需要，城市设计要具有超前性，本着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水平着眼于当今经济时代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全新挑战，更加技高一筹的规划城市发展格局。用先进的规划技术来指导城市的建设管理和发展，避免城市建设重复运行。

在城市设计中，要注意人与自然生态的相结合，使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达到优化目标，使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融。处理好城市设计与城市生态平衡关系，追求健康的生态城市。在做好生态平衡的思想指导下，建立以健康设计为理念的山水城市、园林城市、海滨城市。

二、从景观城市到健康城市的设计思考

影响城市健康的因素多种多样，就城市设计力所能及的范围而言，则主要集中在环境及形体环境因素上。如今，城市设计逐渐向城市建设过程的实施管理工具转变，对建设过程当中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城市设计成果的法制化建设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是保证城市设计全过程健康运作的工作重点，这同时也会对诸如社会参与、社会公平等影响城市健康的社会经济因素起到间接的促进作用。

1.健康城市的表现形式

健康城市本着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人居和谐的设计理念。根据世界卫生组医疗保障场所；织的“改善城市健康”报告，营造一个由健康市民、健康城市生存环境和健康的社会机制联合组成的健康城市。

①城市市民在城市中树立起环保的意识，养成处处爱绿、护绿的环保修养；

②有一个强有力的相互帮助的市民群体，群体各成员能够为了改善城市健康而和谐工作，树立低碳生活观念；

③提供各种娱乐和休闲活动场所，以方便市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尤其是帮助老年人休息、交流的各种福利；

④市民对文化遗产保护觉悟高。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城市的界定是描述性的，而非公式化或量化的标准，通过对不同健康城市指标的分析，发现影响城市健康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与医疗卫生有关的变量、与社会经济状况有关的变量、与自然环境及形体环境有关的变量。

三、如何设计健康的城市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中所有的事物都相互联系，因此，造成问题的关键因素往往隐藏在一系列事件链背后，寻求深层次原因的努力使得我们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这就是：塑造一种有机的城市形态使得城市物质环境达到健康状态；创造一个有利于推进健康行为的城市空间，从而改善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然而，无论是有机的城市形态还是有效的活动支持，都有赖于一套强有力的保障机制使得城市设计构想在复杂漫长的城市建设过程当中得以实现。

1.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健康安全的生态环境是健康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破坏。因此，塑造适合人类健康生活的城市环境应在保护自然基质的基础上对空间进行有效、经济地利用，控制适宜的建设密度，促进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互支持和渗透，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事实上，建立与自然和谐的生存环境是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反复强调和追求的境界。

2.功能布局的混合多样

机械的功能分区迫使居住在功能单一的区域内的人们使用有污染且浪费能源的汽车出行，这无论对于城市的生态系统还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健康都极具破坏性。因此，在新的土地开发中增加多样性，在原有建成环境上置换和补充某些功能，将居住、工作、休闲与娱乐等土地使用在空间上集中起来，从而使得人们的各种需要就近得到满足，促进多样活动的发生，保证城市空间的持续活力与安全，而与之相伴的是更少的出行需求和通勤时间，更少的交通运输投资和清洁城市方面的花费，城市也将更大程度地向自然开敞。

3. 法律法规的保障机制建立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模式转变，政府权力的宏观指导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同时制约着城市的开发建设，只有严格健全的法制约束，城市建设才能有序发展。城市设计作为旨在提高和改善城市形态环境的工具，是城市建设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管理建设过程的法律依据是城市设计成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城市设计意图和原则在城市环境形成过程中得以贯彻的基本要求，也是城市设计对建设活动具有严格的限制和约束力的必要条件。

总结

追求健康是人类永恒的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完善，和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建设城市设计将成为未来城市建设的主角。这就要求规划建设部门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做好新形势下城市规划设计编制工作，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徐琴.论可持续的老城更新――扬州市老城更新的实践与启示[J]城市,2008,(06).

第5篇：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范文

劳动力素质是指具有经济价值的教育、文化、知识、体力、技能、健康以及思想等,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原因时，已经注意到人的思想素质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认为思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往往把思想原因与物质的、文化的原因夹在一起，缺乏专门研究，在客观上就冲淡了思想原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使人们更多注意的是资本、教育、技术等物质和文化的原因，这也是他们的思想后来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的重要原因。国内学者就农民身体、教育文化素质与农户脱贫致富相关性进行研究，认为农民综合素质低下，造成了中国农民总体的贫困。

二、农民思想素质与农户家庭贫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一）“读书无用论”等错误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家长或其他家庭成员以功利主义思想看待教育，那么，就会生产各种对教育和知识的错误思想，这些错误思想严重影响了农民对知识的追求，其必然采取减少或取消对子女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投资，让孩子失学辍学在家或外出打工的错误行为。这一行为有逐渐递进的五个方面的危害：（1）直接危害：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低。长此以往，农村大量的文盲半文盲存在。“一个国家国民所掌握的技能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受教育少、文化程度低必然造成子女未来劳动生产技能素质低下，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教育程度的高低、文化知识的多少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强弱不成立竿见影之相关，但教育、文化、知识的确可以沉淀、渗透和内化为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因此，李斯特主张一国的大部分消耗，应当用在对下一代的教育方面，用来培植国家未来的生产力。（2）间接危害：子女劳动技能低下，必然就业受限，甚至根本无法就业。（3）对家庭总危害：就业受限或困难必然造成家庭收入低下，甚至无收入来源，家庭贫困。（4）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危害：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受教育程度、文化、技能素质低下，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舒尔茨指出：“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贫富的关键。迅速的持续的增长是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

（二）落后的卫生、健康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如果农民生命、健康、营养、保护、保健、卫生、优生优育等思想意识淡薄，对来自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危害身体健康的因素认识不足，不懂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道理、“近亲结婚”的危害以及生活习惯与疾病、健康、贫富的相关性。那么，错误的卫生与健康思想就会引导农民不良生活劳动习惯和行为方式，如，吸烟、酗酒、近亲结婚、过度劳累、饮食生活无规律、卖淫嫖娼等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这一行为有逐渐递进的三个方面的危害：（1）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农村居民不少的疾病主要是因为村民平时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所致，如，农村大量的胃病胃癌与过度酗酒有关；农村居民的肺病及其他不治之症与吸烟直接相关；大量的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与农村居民不讲卫生、生活饮食无规律有关；相当一部分痴呆傻、低能儿等先天性疾病人口与近亲结婚、劣生劣育有关；多数性病与卖淫嫖娼行为有关；其他大量的疾病与劳动者体力脑力劳动过度和任何以损害自身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有关。（2）对家庭的危害：第一，家庭医疗负担过重，生活陷入困境，也影响了用于生产的资本积累。而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节省用于医疗保健的开支，从而使资源派上更多的用场。第二，由于劳动生产率受到劳动人口的健康和营养状况的影响，因此，农村低健康状况使得农业生产经营困难，生产效率低下，而且，不良健康状况与农业生产低效率恶性循环。第三，患病、残疾、低能人口成为社会的劣势弱势群体，家庭收入偏低，脱贫机会减少，致富希望渺茫，家庭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舒尔茨谈及健康投资的意义时，提出了这样的对策建议：人力资本理论把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都看作是一种资本的储备，即健康资本。孩子质量投资的一项内容是健康投资。（3）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危害：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直接建立在其人民健康及其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上。各种疾病蔓延，患病、残疾、低能人口导致人口素质下降，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的产出必然减少；高昂的医疗费用给集体、社会和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又使得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投入减少，导致经济发展步伐的缓慢。

（三）“好逸恶劳”等旧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在广大农村，由于受剥削阶级旧思想的影响，民众的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贪图享受等思想根深蒂固，这些思想的实质是人们对“劳动”的错误认识，其核心就是“懒和赌”的思想。错误的思想引导了人们错误的行为，赌由懒引起，懒与赌相伴。（1）对家庭危害：劳动创造财富，而“懒”的本质就是厌恶劳动，故“懒”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导致家庭贫困。而赌乃社会“毒瘤”，万恶之源，百害无益，危害极大。对家庭的危害是：第一，赌严重摧残人的身心健康；第二，赌不仅不创造财富，而是消耗财富，使财富急剧减少，贫穷愈益加深；第三，赌消磨人的意志和进取心，耽误农业生产；第四，赌使家庭不和睦，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2）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危害：第一，勤劳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懒惰不能创造经济增长。对此，刘易斯指出：“如果说勤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更大能力或愿望中去寻找这种联系。那么工作辛勤的人也许比那些工作少的人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少的消费这些收入的时间；因此，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投资。”第二，“懒”容易使人产生投机取巧、不法经营的机会主义行为，扰乱或破坏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第三，赌是人的道德品质败坏的表现，是引发社会不安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罗雪尔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衰落，其国民的道德素质低下，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说，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构建现代农业和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基础。

（四）“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等封建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在现在农村，农民“养儿防老”、“养老送终”、“男尊女卑”、“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旧思想根深蒂固；而“计划生育”、“少生优生优育快富”、“生男生女一样好”等新思想缺乏。错误的思想引导了人们错误的生育养育行为，第一，生男、多生、超生行为非常严重。佩雷菲特指出不发达国家“是一种超生的社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愚昧，多子多孙的传统观念非常顽固”。第二，在“传宗接代”思想的支配下，人们只能继承父辈祖传事业。“在某些社会里，传宗接代的传统意识非常强烈地坚持认为，儿子应该步其父亲的后尘。”（1）对家庭的危害：第一，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家庭人均收入就会相对减少，子女在衣食住行学等方面的拥有量减少，赡养、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负担相对加重。“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对衣食的更大需求；而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而言，由此所引起的麻烦已经屡见不鲜。”第二，子女受教育程度降低，人口素质下降，就会造成子女技能低下。随着社会进步和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子女未来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又会制约家庭收入的增长，从而导致家庭贫困。“不同家庭成员在财富和收入方面有较大的差别。物质上越是先进的社会，赚取收入的人所承认的家庭成员也就越少。在那些仅能维持生存的社会里，大家庭制度不适合于经济增长”。第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子未来婚姻成本高昂，也会加剧家庭贫困。（2）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第一，家庭人口增加过快直接导致社会总人口数急剧增加，必然加重社会经济在土地、粮食、住房、交通、教育、就业、福利等各方面的负担，尤其是“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下降了”，因为“经济增长率根本无力承担这样一种人口扩张”。而“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中，人口增长的放慢将有助于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第二，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在现代社会生产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女性占有重要的角色地位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在生产劳动方面，就相对限制了女性的职业与工种，不利于社会分工协作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对此，刘易斯指出：“对妇女工作的限制也是每个地方经济增长的障碍。”第三，传宗接代、继承祖传事业的保守思想，限制了职业自由流动和选择，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者劳动能力和特长最大程度的发挥，最终是不利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发展。“在某些社会里，传宗接代的意识非常强烈，对经济增长来说有某些不利之处。如果传统坚持认为，儿子应该步其父亲的后尘，那么，职业流动性也减少了。这是一种阻碍变革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的最有效的方法。”

（五）“重农轻商”的农本主义传统思想与家庭贫困、社会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农民“重农轻商”的农本主义思想意识和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而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淡薄。农民落后错误的思想支配着错误的行为：第一，农民仍固守在十分有限的效率低下的耕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进行着单一的狭小的农业生产。第二，农产品自给自足，几乎不为市场生产。（1）对家庭的危害：第一，农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非交换的经济形态，它使得农户家庭生产成本太高，根本不可能取得经济效益；而市场交换是一种节约机制。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人都通过市场交换参与社会分工，各自专门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生产者之间应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分工原则，实行专业化生产，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成本相对低的产品）。然后彼此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则对交易双方都有利，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双方的生产成本，增加收入；而且，交易双方通过分工所创造的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使所有的市场交易者受益。第二，在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户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使劳动者的成果附加值极低且仅够满足家庭生活消费需要，可用于市场出售的产品数量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为农户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第三，自然半自然经济使农户家庭处于封闭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与外界交往少，在遇到灾害时，农户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生产很容易造成农户家庭的自给不足或贫困。（2）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农业工业化是农村经济的根本出路，而农本主义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张培刚认为，我国农村在近代初期经历了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变革，但传统乡村工业并未获得根本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农本主义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农本主义思想观念巩固着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小农经济思想观念阻止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农业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转变。

第6篇：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范文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尺度，是社会进步的集中表现。全面小康社会与人的全面　发展是互相促进的。江泽民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　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　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们的全面发展”。[1]这就深刻地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

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们社会关系的发展，就是人的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　系的控制程度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上表现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的自然素　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发展，就是在人的各种素质综合作用的基础上人的个性的发　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决　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2]但马克思主义从不把人的发展归结为单个人的　发展，而是指全社会的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因为，每个人的发展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　首先，人是在社会中产生的，人是社会劳动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详细考察了人从自然界　演化出来的过程，深刻揭示了社会劳动在人猿到人转化过程中的作用，用“劳动创造了　人本身”的著名论断说明了人和社会的内在联系。其次，人在社会中存在。人从根本上　而言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人的存在”　。[3]社会决定着人们意识和意志，决定着人的活动的动机和原因，决定着人的一切行　为。第三，人在社会中发展。人在社会环境中进行分工与合作，在与他人的交往与关系　中学习他人的长处和社会经验、弥补自身的不足。用他人和社会的经验丰富和提高自己　，在相互合作和竞争中产生人作为个人所不具有的能力、智慧，不断地丰富自己、完善　自己、发展自己。社会关系促进着人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同时也规定着人的发展的趋势　与结果。马克思主义强调是社会关系使个体变成社会的人，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的　存在无不历史地受到他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制约，人的发展无不现实地表现　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中。社会关系的不同使我们科学地区分了不同时代的人和同一　时代不同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　，就是人的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程度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人的需要与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自觉　、自主的活动是人的主体活动，活动主体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需要与能力。需要是人　的内在动力，能力是人从事活动，满足需要，即实现目的的本质力量。能力在活动中创　造出需要的对象并使主体与对象联系起来，使需要得到满足与发展。因此，需要和能力　是人类活动发生与发展的主体根据。人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与能力的总　和，构成了人的本性的基本内涵，也就是人的“全面”、“完整”的基本内容。人的需　要与能力的产生是在一定的社会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4]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的存在无不历史地受到他在具体的社　会关系体系中的地位所制约，人的发展无不现实地表现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中，人　的社会活动无时无刻受人与对象的各种关系的制约与规定，因此人的需要与能力的全面　发展又必须以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为前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　，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5]人的存在就是人与社会的协调和谐关　系的存在。只有在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真正形成的理想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才可能充　分实现。

马克思主义设想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真正完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但　决不能片面地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就不可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　三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创新和重要实践。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共产主义的理想　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6]在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7]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　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　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　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8]这些论述把人的全面发展从　共产主义延伸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人的全面发展提到了全党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目标。这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的精神，丰富和　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新境界。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　关系，还要深刻认识在当代世界加强教育、提高素质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极端重要　性，在具体实践中致力于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致力于形成比较完善　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致力于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尤其是要在提　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上下功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

十六大报告把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放在三个素质的首位，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重要目标，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增强综合国力和推动人的　全面发展的重视。因为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有助于降低社会管理和市场交易的费用　，从而使经济建设在稳定、有序、公正、合理的轨道上发展。纵观近代世界历史的发展　与变化，不难发现，不少后进国家正是通过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借助教育发展和　科技进步，最终跃居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现代化理论家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一书中　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命题。他认为国家落后也是一种国民的心理状态，因此，人的　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以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　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思想道德素质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　首要素质，它解决的正是国民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在人的各种素质中起主导性　的作用。毛泽东曾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　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9]邓小平也非常重视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他指　出：“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10]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和中心环节，从而突出了思想道德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又旗帜鲜　明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从而突出了思想道德建设在执政兴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从而指明了思想道德建设的重大任　务和努力方向，完成了地位和作用上的新定位。江泽民认为，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　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当前，在　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方面，我们要做到“两个坚持”：(1)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大力开展社会主义　思想道德建设。(2)坚持深入开展群众性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

当今世界，智力活动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国力的较量，归根结底也就是人　的素质的较量。而科学、文化和技术已成为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越来　越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空前地加大了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　的力度和速度，高科技及其产业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成为综合国　力的核心和国际竞争的焦点，谁占有高科技，谁就占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国与　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在是否拥有科学文化力量以及多大程度拥有科学文化力　量。当前，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科学技术水平、文化发展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当前我们要做到　“四个加强”：

首先，加强科学知识的学习、积累和运用。科学知识是人类改造自然界所获得的规律　性的认识和总结，是人类心智征服物质世界，发现客观真理的真实记录。它不仅能帮助　人们形成智力、能力和生产力，同时也有助于形成新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品格，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既要脱贫更要脱愚，因为愚昧是摆脱贫困、走向现代　化的大障碍。虽然目前我国总体意义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发展目标，但脱贫任务并　没有真正和彻底完成，每年还存在一定的返贫人口。更重要的是，脱愚任务还远远没有　完成，这才是落后的根本原因。为了脱贫和脱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在全国大力　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的良好氛围。

其次，加强科学思想的武装和运用。科学思想是人类智力的集结、智慧的结晶，是认　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科学思想一旦形成理论体系，并同社会需要、技术发展相结　合，同亿万人民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相结合，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人类社会所取　得的所有历史进步，所创造的一切人间奇迹，无不是在科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科学思　想的确立，为科学世界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需要科学思想的指导　，需要用科学思想来武装每一个建设主体。因此，必须在全民族中确立科学思想，用正　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人，善于掌握和运用科学思想武器，这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　一项极其重要的使命。

再次，加强科学方法的学习和掌握。普及科学知识，形成科学思想，运用所学得的知　识去认识和改造世界，有一个方法论问题。科学方法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它包括唯物　辩证法、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一些具体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议　的唯物辩证法，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为了切实有效地开展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伟大工程，学习和掌握科学方法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在学习和掌握　科学方法的过程中，要把科学方法的学习同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要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　，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提高人的健康素质

身心健康，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个人的健康素质则会影响人的一生，　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健康素质则会影响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现代社会开始　日益注重人的健康素质的提高。《全球21世纪议程》指出：“如果没有健康的人，也许　不可能有健康的发展，大多数发展活动会影响环境，从而通常会引起或加剧健康问题。　与此同时，如果缺少发展，也会对许多人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这段话高度概括了人　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经验　教训证明，第一，人类的健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在社会生产力中，人是首要的能　动因素，是最根本的社会发展动力。无论是近代工业中的机器，还是现代社会的计算机　和微电子技术，都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延伸和放大；第二，人的智力、精神、体能等因　素在科学技术以及所有的社会活动中起绝对的主导作用。人的健康不仅包含身体健康，　更重要的是身心健康；第三，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同社会生产密切相关。健康是人世间生　命的第一财富。英国健康经济学家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结论：约20%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由　劳动者的健康素质所决定的。由此可认为，人类的健康为社会生产发展提供了保障；第　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提高和改善人类健康水平的重要保障。增进人类健康水平是　可持续发展战略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不可持续　的经济发展中，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同时使环境污染甚至遭到破坏，进而引起或加剧人类　的健康问题。只有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　做到综合平衡，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使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好处时，免受人　口爆炸、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之苦。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地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当前，　提高国民的健康素质要做到以下几点：

(1)开展全民健康教育，坚持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有人讲，21世纪将是行为科学时代　，行为医学将取得重大发展，一些被称为“现代文明病”或“生活方式病”的慢性非传　染性病将随着我国进入小康社会而日益增多，如高血压、冠心病和恶性肿瘤等。这些病　绝大多数与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有关。而健康教育则是帮助人们建立“科学、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构筑健康的人际关系，形成健全的人格，尽可　能地适应环境，最终达到相对完满状态。国际上把健康教育称为“廉价的保健对策”，　这对经济建设无疑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2)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健康水平。医学之父苏格拉底曾有名言，传了　二千多年，他说：“阳光、空气、水和运动是生命和健康的源泉。”说明运动和阳光一　样，可以促使人的多种功能得到改善和加强，从而使人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健康美丽　。健康是生命的根本，生活的前提，事业的基础。

(3)开展医疗保健和心理咨询服务，促进人们的生理、心理健康。加强青春期、孕产期　、更年期、老年期健康服务，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现代保健专家提出，21　世纪纪是人们走出“亚健康”的时代。所谓亚健康，是指人的肌体虽然无明显的疾病，　但已有程度不同的各种患病的危险因素；是界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低质量状态及体验。　它与人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生活态度、社会压力、生存环境等有关。由于其隐潜性　而易被忽视，是真正可怕的“健康杀手”，是危害每个家庭和困扰国家财政的不良因素　。通过医疗保健和心理咨询，防范于未然，使更多的人达到真正的健康。

(4)继续开展计划生育教育，稳定低生育水平。坚持稳定的、行之有效的人口与计划生　育工作方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控体系和管理机制，把人口与计划生　育工作纳入社区服务和综合服务体系，最大程度地满足群众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需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5)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创建优美整洁的生活环境。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发动群众　参与卫生工作的一种好形式。继续开展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提高城市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增强人民的卫生文明意识，促进文明城市和文明村镇建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拥　有健康的基础上去拥抱和拥有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　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6.

[6]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　2.

[7][8]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02.20.

第7篇：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范文

关键词：体育健身 休闲服务 经济发展 互动关系

发展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的重大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但文化生活却相对贫乏，生活质量没有明显改善，尤其是人民体质还有待提高。与此同时 ，广大人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十分强烈，“生活奔小康，身体要健康”已经成为共识。进一步发展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通过强化政府对公共体育的服务，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逐步改变各地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落后的局面，为我国体育工作的发展提供夯实基础，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

当体育健身活动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人们体育健身活动，可得到生活中健康的满足；同时通过体育活动，可扩大个人生活的空间。通过体育拥有完美的人性和生活，这对提高和改善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生活质量提高最好的体现。目前，关心健康、热衷健身、积极投身丰富多彩的体育健身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健康时尚追求。因此，研究和探讨休闲体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一项重要和有意义的任务。

同时，只有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对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消费的需求有了实际的支付能力时，体育健身的发展才有了可能。而精神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体育健身作为精神文明的范畴与建设小康社会紧密相关。因此，尽快发展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而发展体育事业、广泛开展体育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素质，改善生活质量，更可以繁荣先进文化，提升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和人民的基本文明素养，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实现“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推动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体育健身的发展现状

随着全民健身的氛围在全国的蔓延，城市体育设施逐步完善，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体育经济发展依然低迷，一些地区的体育设施和体育活动的开展还是停留在较低水平。

（一）农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落后

以重庆市石柱县为例，县城除了休闲广场、民族广场和秦良玉广场等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外，各乡镇几乎没有专门的文化娱乐设施，最多只能在学校和政府部门里面建设有篮球场等简单的体育设施，这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农村的体育文化需要。而现阶段依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成为主要原因，要素的不平等流动使得农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落后，农村居民获得的福利性体育服务远落后于城市。

（二）体育文化活动开展难度较大

现阶段，我国政府缺乏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体育文化事业的组织与传播，各地方政府多因忙于发展实体经济，加之财政拮据，对于投资体育文化事业显得力不从心，导致了难以开展体育文化事业。另一方面，一部分群众对体育文化认识不够，他们与其参加体育活动不如休闲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认可此方式更可缓解精神压力。此外，专业体育文化队伍素质较差。

结论

现阶段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也更加重视自己的身心健康。“以人为本，健康第一”、“花钱买健康”已成为人们意识中的应有之为；人们喜欢在休闲时间，到体育俱乐部或到社区健身场所甚至在大自然中间，参加各种健身锻炼和各种文化娱乐体育的活动。在城市社区广场，健身爱好者丰富多彩的锻炼活动，俨如一道别致的城市风景线，将休闲与体育健身结合已成为重要选择。美国有学者指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未来社会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变化。这就预示着发达国家必将优先进入“休闲时代”，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也将紧随其后。据预测，体育与休闲、健身娱乐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大潮，并席卷世界各地。伴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迅速，但体育健身对经济有一定的依赖性，而体育对经济的积极反作用也是有目共睹。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在自身迅速发展的同时，可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一来不仅刺激了消费，也扩大了内需，充分实现了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的。

体育健身活动由于它的广泛性、多样性、趣味性等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投身其中，已经或正在悄然占据着人民群众日常的闲暇时间，成为人们生活方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般而言，民俗民间体育项目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运动设施、经费和活动的组织都要求不高，能够激起群众广泛参与的热情，不仅有利于增强人民的体魄、陶冶情操，还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第8篇：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范文

关键词：医疗保障；人口健康；劳动供给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4-0014-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02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Medical Care and Health Status of the Population on the Labor Supply in Megapolis：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City

WANG Jinying1， LI Jingbo1， SHI Beibei1， ZENG Xuchun2

（1. School of Economics，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

2. Shenzhe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Research， Shenzhen 518048，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health and health care system on the labor supply of Shenzhen using factor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care system will promote the labor supply， while with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it’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 level of health care and labor supply， to provent excessive welfare which could level reduce labor supply， and respond to reduction of future labor supply active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reduce the possible financial pressure on possible future caused by labor supply reduction.

Keywords：health care system； population health； labor supply

一、引言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经济持续增长不仅仅需要有足够的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需要持续的劳动供给。因此，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投入要素，其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与否决定了社会能否稳定、健康发展。在人口规模和结构及其变动趋势既定的条件下，个体向社会提供劳动时间的长短和总体人口劳动参与的水平是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因素决定和影响个人是否参与劳动以及其劳动时间的长短？是什么因素影响人口的整体劳动参与率？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文献林林总总，其结论不外乎是认为影响因素有年龄[1～2]、性别[3]、婚姻状况[4]、受教育程度[5～6]、人口健康等微观特征[7]，工资水平、经济发展状况[8]、城市化水平等宏观经济因素[9]。此外，也还有少量研究者探讨了公共政策如教育政策[10]、社会保障制度[11]、税收制度[12～13]、公共卫生政策[14]等对劳动参与和劳动供给的影响。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对于人口健康状况和医疗保障与大城市劳动供给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见诸报刊，特别是从理论到实证的探究这两个方面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于微观个体的劳动选择、劳动时间以及整体人口劳动参与和劳动供给的途径、机制的研究略显欠缺，探究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保障执行等从福利和收入效应角度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对于深圳市这样一个特大城市，其经济发展虽有国家优先发展战略指引的政策优惠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与深圳特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不断创新而吸引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人才）的流入并充分利用分不开的。随着我国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的追赶，深圳市对于劳动力和人才的吸引力会逐渐减弱；同时，深圳市外来流入人口居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必然加速。在人口规模增长减慢的前提上，特别是外来人口增速减缓的背景下，一个特大城市如何获得保证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足够劳动供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研究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基于深圳市这样一个快速成长并对未来城市发展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特大城市，对公共服务和政策如何调整资源开展研究，对如何利用现有人口和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进行分析，为后来新兴大城市健康和医疗保障制度设计提供借鉴依据，这便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人口健康、医疗保障与劳动供给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

1.微观家庭的劳动决策研究

从微观上讲，劳动供给是指在一定的市场工资率的条件下，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家庭或个人）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微观主体的劳动供给直接决定了宏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率，因此，对微观主体的劳动供给最大化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劳动力的供给包括现实劳动力资源，也包含了潜在劳动力资源，劳动供给挖掘空间主要集中在潜在劳动力资源上。作为理性经济人，普通劳动者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动力而支配劳动力供给的，但是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劳动供给不单单仅受利益驱使，它是综合多个因素进行优化配置的结果，受到诸多因素影响：①个人劳动决策的性别差异。由于生理特征及其社会分工、婚姻和孩子抚养等多种因素的差异，男女在劳动供给行为方面有显著的差异，就业过程中女性普遍受到性别歧视的影响[15]，导致就业性别差异不断增大[16～18]。②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劳动力供给和市场参与的影响，主要通过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等指标的变化来体现；布鲁姆（Bloom）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使得“人均劳动时间投入”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9]。③人力资本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健康状况是反映个人人力资本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健康状况越好，则越有利于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20]；反之亦然。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受教育水平对参与劳动力市场有正向的影响，并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程度也会提高[21]。

2.宏观因素的影响研究

从宏观上看，所谓的劳动供给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或时间点上），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所愿意提供的劳动能力的总和。广义的劳动供给是建立在狭义劳动力供给的基础之上的，其供给量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决策主体的经济决策分析。影响整个社会或某个空间区域劳动力供给的因素还取决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人口迁移以及国家政策法规等因素。①社会保障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伯克豪塞尔（Burkhauser）和特纳（Turner）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社会保障收入对主要年龄的男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有社会保障比没有社会保障时每周的工作时间多2～3小时[22]。莫菲特（Moffitt）利用1955～198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社会保障对25～34、35～44、45～64、 65岁以上组的劳动供给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保障收入对劳动参与率存在负效应[23]。学者们研究中对社会保障减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②公共卫生服务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布鲁姆和坎宁（Canning）总结了健康作用于经济繁荣的四条途径：第一，身体健康的人微观劳动供给更多并且生理和认知上更强壮，从而更具生产力；第二，身体健康的人预期寿命更长，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增加劳动供给效率；第三，更长的寿命会引致在工作期间更多的储蓄，为经济提供更多的投资，一个健康状况良好的劳动力还可以增加外国资本投资；第四，死亡率的降低也减少了一国对新生儿的需求，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而这一人口群体是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24]。③工资变动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除性别、年龄、教育等个人特征的影响外，劳动力市场状况也成为个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

3.待检验命题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目的在于以深圳市为例，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人口健康和医疗保障对于劳动参与的作用途径和机制；揭示深圳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决策和劳动力的劳动时间长短取舍的决定因素，阐明人口健康、医疗保障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为此，本文的待检验假设（命题）如下。

命题1：健康改善促进个体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因此，医疗保障在促进人口健康的情况下有利于劳动供给。

命题2：医疗保障对劳动者具有收入效应，在医疗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劳动供给会随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当医疗保障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出现替代效应，劳动供给的增速会减缓。

命题3：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以及低比例的缴费人口会造成医疗保障账户的收支不平衡，适度的医疗保障水平，在保障人口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可以促进劳动供给。

为了对上述命题给予实证检验，本文将分别采用量表分析、主成分分析、Logistic回归方法，对以上命题予以验证。

Logistic模型公式为：

本文研究的微观数据是来源于深圳市2012年“深圳常住人口就医调查”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除了诸如性别、年龄、教育、工作情况和户籍等个人基本情况外，还涉及人口健康、医疗保障、劳动供给等相关指标，具体包括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自评，就医意愿、医疗保险参加情况以及工作时间等。该抽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方法，随机抽取来自深圳市9个区的居民（总计1613户家庭，4466人，其中男性2301名，女性2165名）作为研究对象，就深圳市居民人口健康、医疗保障与劳动供给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访问。

2.样本描述

本文选取了深圳市9个区的1613户家庭作为调查对象，以龙岗区、宝安区最多，分别占总样本的26.6%、22.6%（见表1）。深圳市受访家庭以3人户为主，占38.3%，同时，60.8%的受访家庭户来自于省外，深圳市本地家庭仅占19.0%。受访户主参加综合医疗保险及劳务工医疗保险的分别占36.0%和17.7%。调查涉及人群以青壮年为主，大概占76.6%，老年人最少。从受访人群受教育程度来看，受访人群以高中及以上学历为主，将近半数（49.4%），低学历者（小学及以下）为少数。

3.量表分析

（1）深圳市人口健康状况。

调查数据显示，深圳市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仅有0.12%的居民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不同年龄组遇到健康问题有不同的反应（见表2），25～59岁之间的大部分居民会选择立即就医，而15～24岁及60岁以上居民大部分去药店买药解决，且22.9%的65岁以上老人会拖着不积极就医。由此可见，作为创造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25～59岁组青壮年，遇到身体健康受到威胁时往往会及时就医，以更健康的身体素质去追求更高的收入。女性较之男性而言，住院意愿更为明显，且最近三年住过院的比率为9.02%，而男性住过院的比例达到5.11%。结合个人健康状况自评指标及最近三年住院情况两项指标，居民整体身体状况良好，但男性与女性略有差异。

（2）深圳市居民医疗保障以及居民对医疗机构的认识状况。

深圳市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具有参保人群大，保险层次多，缴费率低，待遇高的特点。这大大提高了居民的参保意愿，实际调查中71.2%的居民参加了医疗保险，这其中84.8%的参保人参加了深圳市医疗保险。根据调查显示，在居民对各医疗机构看法的研究中，发现居民对市级医院、区级医院、街道医院和社康中心的满意程度均达到50%以上，70%以上居民对私人医院及个人诊所的态度不清楚。居民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度也呈相同的趋势。看病收费太高依然是限制居民选择性就医的主要因素，87.6%的居民认为收费太高，77.4%的居民认为看病手续繁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就医的主动性。

居民遇到健康问题时对医疗机构的选择有一定的偏好差异（见表3），小病发生时，44.6%的居民首选去药店，32.4%的居民选择社康中心；大病发生时，超过半数（65.5%）的居民选择公立医院就医，仅有小部分的人群选择其他就医方式；与此同时，住院、急诊、普通门诊及特诊发生时，居民同样首选公立医院。值得注意的是，去厂里就诊及个体诊所并不受居民的青睐，整体而言，公立医院是普通市民遇到健康问题就医的首选，深圳特色医疗机构――社康中心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有病能医”成为可能。同时，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居民遇到健康问题以后的反应。加入医疗保障以后，大大提高了患病就医的主动性，患病立即就医的比例达到75.6%，而没有加入医疗保障时，患病立即就医的比例仅为24.4%。

（3）深圳市居民劳动供给情况。

根据抽样调查结果，当工资率维持在低水平时（如工资率在13.33元/小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月收入由2800元增长到4000元），工作时间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此时闲暇成本增大，劳动者宁愿放弃闲暇时间而从事工作以获取收入，即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劳动供给增加；而当工资率在高水平的情况下（如在33.33元/小时高工资率的情况下，当月收入由8000元涨到10000元），劳动者宁愿放弃高工资而追求闲暇，即收入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劳动供给减少。在被调查的样本中，48.6%的居民一天工作8小时，为国家法定工作时间，不会因工资收入增加的吸引而放弃闲暇，延长劳动时间。而就闲暇时间选择来看，呈偏左态分布，即劳动者月休息时间偏少，34.9%的劳动者选择休息8天。

参与市场劳动的群体中，已婚女性仅占31.9%，少于未婚女性，而已婚男性劳动参与率远远大于未婚男性，比例为1∶2.60，显示了婚姻状况对男女劳动者市场劳动时间投入的影响差异。调查中的已婚家庭成员之间的收入及工作情况可以验证道格拉斯-有泽法则，即丈夫收入越高，妻子的劳动参与率越低；妻子本人的市场工资率越高，其劳动参与率越高。同时，男性和女性对劳动供给反应存在明显差异，这缘于两者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的差异。女性除了用于社会劳动时间和闲暇之外，还要留部分时间做家务，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解释了女性劳动供给反应的乏力。

四、健康、医疗保障对微观劳动供给影响的定量分析

1.人口健康、医疗保障与劳动供给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揭示大样本、多变量数据或样本之间内在关系的一种方法，旨在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降低空间维数，以获得最主要的信息。主成分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对协方差矩阵进行特征分解，以得出数据的主成分（即特征向量）与它们的权值。

通过交叉表相关性检验，选取相关性较高的指标做主成分分析，选定以下变量，设x1：最近三年内是否住过院；x2：健康状况自评；x3：个人负担费用满意程度；x4：住院意愿；x5：住院时间；x6：就医及时性；x7：最近一个月休息的天数；x8：最近一个月是否带病工作；x9：最近一个月是否因病请假。把上述数据用于主成分分析，可知KMO=0.672，适合做主成分分析，同时sig.=0.000

根据表4可以看出，f1对变量 x7、x8、x9的因子负荷较大，f2对变量 x3、x4、x5、x6的因子负荷较大，f3对变量x1、x2的因子负荷较大。x7、x8、x9与第一个因子高度相关，这些指标主要概括了人口健康水平，因此以f1作为评价人口健康的综合因素具有代表性，这里命名f1为人口健康因子；x3、x4、x5、x6与第二个因子高度相关，这些指标主要涵盖了医疗保障的主要评价，因此以f2作为评价医疗保障的综合因素具有代表性，命名f2为医疗保障因子；x1、x2与第三个因子高度相关，这两个指标主要概括了劳动供给的变化情况，因此以f3作为评价劳动供给的综合因素具有代表性，命名f3为劳动供给因子。

为了明确各个因子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利用主成分提取法的因子分析来做进一步的探讨。将各变量进行正交旋转以后，以x7（即最近一个月休息天数）作为评价劳动供给的变量，各因子与变量关系如下：

x7=0.332f1-0.017f2-0.012f3（1）

将x8（最近一个月是否带病工作）作为评价劳动供给的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各因子对变量的影响如下：

x8=0.356f1-0.009f2+0.005f3（2）

将x9（最近一个月是否因病请假）作为评价劳动供给的变量，因子分析的结果为：

x9=0.356f1-0.009f2+0.006f3（3）

通过上述变量的解释程度，选取最近一个月休息天数作为劳动供给的指标更佳，对于这个反向指标所构建的模型，因子对模型整体的解释能力都很强。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人口健康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更大些，且呈正向的影响，而医疗保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虽然相对小很多，但是已经呈现负向的影响。如此则验证了命题1、2，即健康改善促进个体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因此医疗保障在促进人口健康情况下有利于劳动供给。医疗保障对劳动者具有收入效应，在医疗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劳动供给会随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医疗保障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出现替代效应，劳动供给的增速会减缓。因此，有效提高劳动的供给，可以在人口健康因素方面寻求突破点，就人口健康的影响因子而言，应加大身体与心理健康两方面积极的作用，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加强，能有效增加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产出，更大程度地提高劳动供给效率；对于医疗保障方面而言，不宜采取过度保障，因为医疗保障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虽很显著，却为负向影响，当医疗保障水平过高时，只会增加劳动成本，而不能很好地增加劳动供给。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以及低比例的缴费人口会造成医疗保障账户的收支不平衡，适度的医疗保障水平，在保障人口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可以促进劳动供给。将医疗保障水平维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这样既能吸引劳动力的投入，又能降低劳动成本，实现劳动的最优化产出。

2.人口健康、医疗保障与劳动供给二元Logistic模型

综合人口健康与医疗保障的作用探讨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为了研究各影响因素对劳动参与的作用，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来研究调查中影响劳动参与的不同因素，以“是否有工作”作为因变量来拟合Logistic模型，其中参照项为有工作，模型表示劳动者不参与工作的概率的对数值，拟合模型见表5。

模型的sig.=0.00

加入人口健康因素影响之后，人口基本要素对于劳动参与情况的影响并无太大变化。而健康状况越好，劳动者参与工作的概率越高。健康改善促进个体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因而医疗保障在促进人口健康情况下有利于劳动供给。随着居民追求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增加，劳动者将身体健康放到了首要的位置，当劳动者身体状况恶化时，劳动者会及时对身体恶化做出反应，选择增加闲暇时间，减少参与工作的概率。

最后将医疗保障因素加入模型，明显可以看出，受教育状况与婚姻状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加大，医疗保障因素的加入更加强化了人口素质的重要性，只有劳动参与者认识到在工作参与过程中医疗保障的重要性，才能更加深刻地发挥医疗保障促进劳动参与行为的作用。是否有医疗保险成为参与工作的重要考虑因素。医疗保障制度的存在能保障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一旦受到疾病的困扰，能及时获得基本的治疗和护理。也就是说，在相同的就业条件下，医疗保险可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居民对于不同医疗机构的信任程度不同程度地影响劳动参与情况，市级医院及个体诊所信任度越高，劳动参与概率就越大，而其他医疗机构的信任度并不显著影响劳动参与。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现阶段，并不是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参与到了劳动者保障过程中，这恰恰就为未来医疗改革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五、主要结论

1.完善医疗保障供给，提高人口健康状况

在不考虑人口健康因素的前提下，医疗保障并不会显著影响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在考虑人口健康因素后，定量分析显示，适度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促进劳动参与行为。无论加入医疗保障与否，男性较之于女性而言，更容易对健康状况恶化作出回应，同时男性参与工作的概率高于女性。人口健康状态的变化会直观地表现在劳动力供给意愿方面，身体健康可以提高劳动者工作出勤率，降低因病请假的概率，减少由于伤病而损失的工作时间从而增加劳动生产时间。

第9篇：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范文

本研究选择延吉市为调查点，探讨朝鲜族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社区健康质量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延吉市抽取6个居委会，以访谈的形式，对60～89岁的朝鲜族老年人(在延吉市居住3年以上，能参加老年社会活动者)进行调查，资料全部合格。共调查148人均为朝鲜族，女性124人，男性24人，年龄60～89岁，平均年龄(71.06±10.33)岁，文化程度，专科以上11人占6.89％，文盲54人占36.47％，有职业和离退休71人，无职业77人。婚姻状况，已婚(包括再婚)63人，丧偶85人。家庭结构上有大家庭18人(占12.16％)，单亲家庭47人(占31.75％)，空巢家庭45人(占30.14％)，孤寡家庭38人(占25.68％)。

1.2　调查方法 (1)生活满意度指数(LSIB)共12个项目，3级评分。(2)社会支持量表(SSRS)共10项4级评分。实施调查之前，评定员进行各量表的培训，取得良好的一致性，实地调查由评定员与每位老年人访谈，依据老年人的主观感受填写好调查工具。

2　结果

调查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平均得分为16.24±4.56，社会支持量表平均得分为20.80±2.76，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老年人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结构、经济状况自身的健康状况均有相关性。

2.1 职业与生活满意度 有职业与离退休人比无职业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两者相比有显著性差异，社会支持方面也有显著差异，见表1。

2.2　年龄与生活满意度60～74岁之间的老年人比75～89岁之间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两者相比有差异，这可能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同有关，因为老年人年龄越大健康状况越差。而老年人的生活满意与躯体健康有着直接关系，见表2。

2.3　经济状况与生活满意度享受离退休金、得到社会的经济保障或从亲人方面得到足够的经济援助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社会支持量表得分也很高，无经济保障、无职业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低，两者相比显著性差异，见表3。

2.4　家庭结构与生活满意度 随着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也随之改变，现代老年人多在“空巢”与“孤寡”家庭里生活，其中“空巢”家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高，目前老年人再婚率增高也说明这一点。

3　讨论

结果表明：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为年龄、职业、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家庭关系、自身健康状况。这与国内其他学者们见解基本相同。

3.1 经济状况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很大 原有职业，享受离退休金，有足够的经济来源的老年人生活质量较高，经济状况良好，生活满意度高：没有经济收入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较低：家庭养老的人受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养老的人受社会保障措施水平，社区健康服务质量的影响。故改善老年人健康服务设施，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关系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