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理财规划背景精选(九篇)

第1篇：家庭理财规划背景范文

关于购买保险，我有些困惑，希望能得到解答。

我今年29岁，未婚，硕士毕业，工作稳定。随着年龄增长，我想购买一份重大疾病保险，曾跟一些外资银行联系过，他们向我推荐外资保险公司的产品。自己有点担心外资保险公司的前景，但又觉得他们的服务比较好。现在对是购买外资公司还是中资公司的保险产品仍在犹豫。其次，是去银行购买还是直接在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也拿不准，还望你们能帮我分析一下。

很多朋友都有过这位读者的担心，对金融服务业别是合资保险公司的外资背景心存疑虑，但同时我们也能体会到合资保险公司人员的优质系统服务和专业素养。其实在国外，保险规划属于一种金融服务而非单纯产品销售，加之市场相对成熟、规范，产品趋于同质化，保险公司的选择已经不是决定因素。

和一般的商品销售不同，在确定保险计划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人的需求。保险规划师是否能够通过和投保人深入交流把握需求，是否以投保人立场出发，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保障方案，这些远比考虑保险公司的背景更具有实际意义。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一般我们从股东背景方面把保险公司分为内外资，但实际上是存在4种形式的，即国有控股、非国控的股份制、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很多非合资保险公司其实是第二类而并非国有控股，其股东的构成也相对复杂，换句话说这类公司同样也不是内资。

至于银保渠道，目前在国内而言，不建议作为主要的保险购买途径。首先在银行这种柜台式的销售方式很难获得专业的保障规划，银行主要销售的保险是具有储蓄功能的衍生品。其次受渠道限制，银保产品线有其特殊性，投有人渠道的产品丰富，尤其是一些可以在家庭、人生的高责任时期给予保障的产品是不多见的。

你们好!

我是重庆的读者，今年从邮局订阅贵刊，阅读后感触颇深，收获良多。贵刊从多角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银行、股票、基金、房产和保险等方面的知识，我感到学习了很多投资理财的理念和思路，提高了自身的理财素养。

在金融危机大环境下，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下普通家庭在有关保险(比如投连险)、孩子教育投资(比如基金定投)、家庭理财结构组合等方面的具体案例分析和理财思路点拨，望贵刊多些深入“点”的指导和分散投资风险“面”的渠道和建议。

祝贵刊越办越好!

读者的认可是对我们最大的激励，也感谢对本刊的建议。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确实对全球经济冲击巨大，但从国内目前的经济恢复及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落实来看，建议在制定家庭中长期的理财规划时不用过多受危机影响，还是依据明确目标、量化分析、按需组合的步骤来实施。比如你提到的投连险，确实在国外已经占很高的比例，但就国内近几年来看，只要投连销售一火爆，半年到一年内必然出现退保风波，金融工具用对了事半功倍，用错了只会事倍功半。

至于你的家庭是否适合投连险，建议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1，把保障和投资分开是否会导致成本增加，从可分配节余和保障成本预算的角度衡量投连的适用性；2，对目前投资组合长期预期收益、投资风险是否满意，以判断投连和其他金融工具哪个更适合你；3，投连的保额调整形式是否符合家庭每个阶段的保障需求。

第2篇：家庭理财规划背景范文

D：首先，这是个财务分析工具，客户只需回答一些基本问题，便可以了解自己的财务安排是否健康，再有针对性地去调整财务缺口，完善家庭保障计划。

譬如，通过“财务需求分析工具”中的“子女教育需求分析”功能，客户只需提供一些简单信息，例如预计子女接受大学教育的时间、教育所需年限、预估每年教育费用等，就可以很快知道未来所需的教育金额，应该如何筹划。这个测算不见得要多么精准，重要的是帮助客户梳理家庭财务状况，了解现阶段家庭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未来生活中所需的资金多少。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内地有计划将子女送往海外求学的比例高达82％。但这样的想法如何保障，长期的财务打算必须考虑经济的起伏、通货膨胀的因素，也包括其他可变的因素。

以我自己为例。作为3个孩子的父亲(注：丁国良是香港人)，我在每个孩子出生时，为他们做出了教育金规划。但计划没有变化快，第一个孩子2008年出国留学时选择了医科，学制是5年。而当初我是按照3至4年的学制来进行教育资金规划的，这对我来说就是个阶段性的缺口，这个缺口是多大?需要通过这个工具来测算，再重新规划调整。

可见，家庭理财规划不是一劳永逸的，同样一个家庭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背景和条件下，对理财的需求都会不断变化的。所以一定要不时根据变化进行财务需求测试和评估，尽早了解家庭财务需求的短板，然后有针对性地调整理财规划。

IF：通常提到保障性就是指保险，汇丰的这一家庭理财服务为何也打保障概念?

D：子女教育、医疗保健、安家置业、退休养老这些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属于这个保障概念，而且这是一系列的金融服务。

4月份汇丰在京、沪、广、深等9个城市对中高收入人群进行了一项调查，78％的人认为，拥有财富是为了给家庭提供安逸的生活和保障，他们最关J心的项目是子女教育、财富增长和提高生活品质。因此，中国内地居民对财富的安排大都以家庭为重。

尤其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很多人对经济起伏给家庭财富、家庭财务规划带来的影响深有感触。

IF：金融危机的确让银行的理财能力受到考验，这样的一对一的服务更像你们了解客户的一个平台。

D：这是当然。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银行还是客户都已经谨慎很多，人们除了关注财富增值，也明白了增值为的是幸福生活有长远的保障。也就是说，只有实现合理的风险管理和合适的资产配置，才能保障家庭生活的幸福。

对银行而言，也只有了解了自已的客户，才能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以及他们真实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前，我们接触过不少客户，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事实却不然。

IF：看来，汇丰的保障性理财服务推出还是很及时的。

D：汇丰卓越理财的客户大都是事业有成人士，每天工作繁忙，少有时间打理自己的资产。但他们非常关心家庭资产的安排，也很关心目前经济状况下如何在资产安排里多一些保障，这需要有专业的考虑。所以，汇丰新业务推出后，客户的反响不错。

第3篇：家庭理财规划背景范文

黄先生今年36岁，和妻子同岁，两人一起在北京做建材生意，每年净利润在20万元左右。夫妻俩都没有交社保，也没有购买任何商业保险。几年前夫妻在大兴购买了一套住房，每月还5000多元的房贷，目前住房市值220万元。除了房贷，黄先生每月的生活开支以及小孩教育要5000多元。目前有50万元的资金用在建材生意的周转上。银行有5万元的生活备用金，年后预计有一笔10万元的款项入账，黄先生想用这笔钱补充完善他和妻子的健康险规划。

一、家庭财务状况分析

从黄先生家庭的背景资料可以看出，黄先生家庭收入一般，消费需求会随着子女成长不断的增加，这也让黄先生的财务支凸显支出频繁和支出不具确定性这两大特征了。要保证合理的基本消费水品能够持久下去，就应该对收支状况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面临的风险分析

1、健康风险分析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目前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有70%左右，正在生病的人约为15%，而真正健康的人也仅约为15%，黄先生夫妻俩是从事建材行业的，平时的工作压力大，应酬多，吃饭不规律。在医疗方面将承受更多的风险，这就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来作为后盾，因此对健康保险保障的需求也是刻不容缓的。如果家庭中有人不幸患重大疾病，家庭可能会因此而背上沉重负担。

2、意外风险分析

由于黄先生夫妻俩的工作关系，时常出差的概率可能会比较的大，若不幸发生意外导致伤残或死亡，长辈及孩子需要照料、房贷要持续偿还，也会导致黄先生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所以黄先生夫妻俩个也应该分别购买一份意外保险和寿险。

三、保险需求分析

1、重大疾病医疗需求

黄先生夫妻俩连社会保险最为基本的疾病保险都没有，但是我们都知道，一旦发生什么重大疾病，就会让黄先生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生活水平也就可能因此而急剧下降，甚至陷入很大的困境。

2、意外突l事故需求

都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意外，尤其是需要到处奔波的黄小姐，在意外保障上的要求相对会比较的高。

3、夫妻两人都没有社保，基础保障薄弱，住院及医疗部分都要做补充。

总之，比较科学合理的理财规划是保费的支出为年收入的10%-20%左右。所以，黄先生家庭的保费支出应为2万元至4万元左右。

四、家庭投保规划

1、个人投保方案设计

根据黄先生夫妻俩的职业情况，夫妻两人所需的保障主要有重大疾病险、医疗险和住院医疗险。从黄先生夫妻俩人的收入结构考虑，夫妻两人同为优先被保险人，所以夫妻俩可以做相同的保险规划。从黄先生家庭年支出考虑，保额至少要在120万元以上，才能保证黄先生夫妻俩在一方或双方均失去劳动能力的状况下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10年。因此，对黄先生夫妻进行的保险建议，具体情况如下。

从总结分析图表中可以看出，黄先生家庭以每年支出38915元得保费，获得了保险公司为黄先生家庭提供的120万元的保障，该方案中黄先生家庭的年保费支出为38915元，约占家庭的总入收的19.46%，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第4篇：家庭理财规划背景范文

理财自检

开始理财之前，需要对家庭财务状况进行一次梳理。在日常生活中，您可能遇到过以下的窘迫：感觉工资不低却每月总是不够用。这可能是因为您的消费支出不健康，消费支出过多造成“月光”的现状；房贷要占据您多部分开支，可能是因为您的负债比率和房产持有不健康，您可能除了房子所拥有的只有负债，负债比率过高让您没有富余资金进行其他支出。

以上都是在家庭理财过程中常见的误区与隐患，是迈向财务自由之路的绊脚石。如何及时发现并解决这些误区与隐患？通过家庭理财体检可以查出以上问题，就像去医院进行身体健康体检一样，对家庭财务进行诊断，判断财务状态是否健康，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财务目标，所以，当您的目标发生变化时，需要重新对您的财务状况进行诊断，只有在保持家庭财务健康的前提下，您的财务目标才可能安全实现，理财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寻找好朋友

如何解决家庭理财过程中出现的误区与隐患？您需要理财师的帮忙。理财师是具备专业理财知识并取得相关权威认证的人士，理财师可以帮助您有效解决以上误区与隐患，并助您实现理财目标。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投资专家或理财规划师，尤其对刚开始接触理财的人而言，寻找一位对自己理财能有所帮助的理财师是十分必要的。他们能为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专业理财建议，保证投资者财务独立和财务安全，是投资者理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良师益友。

目前国内理财师队伍虽较以前有很大发展，然而仍存在理财师素质良莠不齐，资格证书含金量低，从业经验匮乏等现象。投资者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筛选：

是否具有相关资格证书

选择理财师最基本的是看他是否通过了相关资格认证，目前国内理财行业相关资格证书种类繁多，其中，CFP、CFA、 RFP、AFP和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理财师职业资格证书》这五个分别是国际和国内较权威的资格证书；

是否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一名优秀的理财师不仅应具备渊博的专业知识，还应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在选择理财规划师的时候，投资者应了解对方从事理财规划的工作经历与背景。一名合格的理财师应至少有三年或三年以上的个人理财相关行业的工作经验。另外，选择理财师还应搞清他所擅长的领域，是否与您的理财需求想对应，因为有的理财师擅长个人家庭理财规划，有的擅长投资领域，有的擅长养老保险规划，有的擅长税务规划等。

以产品为中心还是以客户为中心

目前的中国理财市场，真正的独立第三方理财机构与理财师数量比较少，多数的理财师都在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工作，理财师本身也承担一定的销售任务。这就造成不少理财师在为客户服务时经常以产品销售为中心，在为客户搭配投资组合时，偏向于自己所的产品，如此做法将给投资者的理财埋下重大隐患。相信任何投资者都不想选择一位只想卖自己产品的理财师，优秀的理财师应以客户为中心，把客户的财富当作自己的财富来打理。

是否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在选择理财师时还应了解他是否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比如，理财师在提出建议时，是否只用高额回报来吸引客户，而不揭示产品背后的风险；理财师是否经常与客户保持联系，当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时是否能及时通知；当理财师自身利益与客户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否能做到以客户利益为重；另外，理财师如果代替客户操作是有背行业原则的，应避免选择此类理财师。

理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财师是您的朋友，你们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只有这样，理财师才能更好的明白您的理财需求，更好的帮助您理财。国外成熟的高端私人理财市场中，理财师不是仅仅为客户提供理财服务，而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服务包括客户的子女教育、养老规划、遗产规划、房产规划、艺术品拍卖等各方面，有时甚至为客户预约骨科专家。与国外相比，国内理财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过以上五个方面的筛选，您是否已选出心目中理想的理财师？需要注意，理财师的建议应只是家庭理财的参考，最后下决定的还是投资者。为了更好的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者有必要加强理财知识的学习，树立正确的理财观，这样有利于更好的与理财师沟通。

先定位再选产品

接下来，就可以在理财师的帮助下进行投资理财了。投资理财是为了达到财富保值、增值的目的，是实现理财目标的必要手段。在选择理财产品进行投资理财之前，需要先进行投资风险偏好测试，搞清自身的风险偏好类型，然后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之相对应的投资产品。

保守型：该类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最低，属于风险厌恶型，本金安全性最重要。适合选择国债、债券型基金、定期储蓄、货币市场基金等低风险投资产品；

中庸之道型：适合不需要短期收入，但希望在长时间内得到合理并稳定成长的投资人士。这类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可以接受本金一定程度的亏损。投资者在选择低风险产品的同时，可适度提高较高风险投资产品的配置比例，如股票、信托等，同时适度降低债券等低风险产品的配置比例，在稳健的基础上寻求较高收益。

进取型：这类投资者高度追求资金的增值，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资金增值，常常不惜冒失败的风险，将大部分资金投入风险较高的品种，可以称之为“富有冒险精神的赌徒投资者”。进取型投资者可较高比例配置高风险的投资产品，如股票、黄金、期货、外汇等，只保留较少比例的货币市场基金、现金、银行存款来保持家庭的流动性。

初涉理财的“菜鸟”们在选择产品时还应考虑自身的资金、投资期间是否与所投资的产品吻合，切忌借钱炒股，更不可为了一时的投机动用长期理财目标的资金。在进行投资理财时，还应参考理财师的投资建议。任何收益都伴随风险，风险与收益是成正比的，想不冒任何风险就能获取很高收益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投资永恒不变的真理。

第5篇：家庭理财规划背景范文

7月20日，央行“放开银行贷款利率下限”的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金融业内激起千层浪，新一届政府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动真格，显示了政府推进金融领域自由化的决心。

为什么要推行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究竟动了谁的奶酪？谁又能从中获利？利率市场化后的投资理财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如何做好准备进行调整？本期《投资客》就为读者们理清其中的利益纠葛和应对方式。

P1——P2 背景（栏）

利差，银行暴利之源（标）

2013年1季度，中国五大行2011年年报披露完毕，农行、建行、工行、中行、交行2011年净利润分别为1219.27亿元、1694.39亿元、2084.45亿元、1303.19亿元、507.35亿元。共实现净利6808.01亿元，日赚18.65亿元，可谓是各行业中的翘楚。7月18日，中国500强企业榜单公布，利润最高的前四家公司无一例外都是银行，上榜银行利润总额占到500强企业的半壁江山。

“我们都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暴利让银行业自己都备感惶恐，在如今的金融大背景下，民生银行行长洪崎的话实在耐人寻味。

利润高得自己都不好意思 暴利何来（小）

民生银行行长洪崎2012年底在一次金融论坛上表示：“整个银行业这些年数字确实非常靓丽，尤其像今年，整个企业的资金需求，企业经营压力很大，中国银行业一枝独秀、利润很高，不良率很低，我们都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民生银行2012年年报显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23.68亿元，同比增长50.39%，净利润更是达到279.20亿元，同比增长58.81%——所以，确实如洪崎所说，中国银行业利润太高了。人们不禁要问，在当前实体经济增速下滑，各行业利润普遍下降的背景下，银行业却保持利润高增长，银行“暴利”从何而来？

利率管制 就是让银行“奉旨赚钱”（小）

银行暴利“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存贷款利差比较大。这个存贷款利差就是银行的主要经营收入，也是银行巨大利润的主要来源。

2012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差收入超过1.8万亿元，占营业总收入80%，其中五大国有银行为71.7%，股份制商业银行为90%以上。也就是说，银行的营业收入当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来自于存贷款利差。2012年，中国银行净息差水平2.12%，较上年提升了0.05个百分点；建设银行净息差2.70%，较上年提升0.21个百分点；农业银行净息差2.85%，较上年提升0.28个百分点；工商银行净息差2.61%，较上年提高0.17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霍德明表示，银行业暴利是由于存贷利差导致的，存款利率由政府规定，不能随行就市自由浮动，存贷之间天生形成巨大的利差空间。这种巨大的利差，造就了银行的巨额利润。

利差同时盘剥了存款人和贷款人（小）

投资客记者了解到，目前银行存款活期利率为0.35%，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CPI官方指数为2.6%，也就是说在银行存钱，储户实际上是亏本的。而一年至三年贷款利率为6.15%，五年以后的贷款利率更是高达6.55%。两相对比，利差巨大。

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储户，银行让对方承受实际存款利息亏损；对于贷款客户，银行则享受了较高的收益。“储户除非转向投资，否则除了存款，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我国所有的商业银行，都执行相同的存款基准利率。而对于贷款客户来说，选择面也是一样狭窄，如果他不通过银行贷款，其他途径融资的难度更大、利率更高。”难怪金融业内人士会感慨：“银行最值钱的不是里面的真金白银，而是那块金融许可证！”

P2——P3 解读（栏）

利率市场化释放三个冲击波（标）

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核心战场之一，将在多方面产生巨大影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社会、经济的一次重新洗牌，在以下三方面将尤为重要：

冲击波一：中小银行洗牌 商业银行变革经营模式（小）

利率市场化首先波及的自然是银行业，尤其对中小银行而言更是影响巨大，其中原因有二：

首先，中国银行业利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普遍较高，尤其是对中小银行而言，由于其与大型银行相比在技术及创新层面均处于劣势、网点覆盖率较低，使其更为依赖利差收入。然而，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相比又在两方面存在明显优势：一是资源充足、资金规模大，二是背后有国家信用做担保。此两点优势就保证无论是在优质客户资源争夺上，还是在存贷款利差缩小的背景下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投资活动中，大型银行都将占据绝对优势。

而中小银行则由于资产规模小且缺乏国家信用担保，抗风险能力较弱，一旦陷入高风险事件造成破产清盘，就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导致存款人可能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将存款“搬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因此，中小银行在利率市场化后不得不承担比大型银行更小的利差以吸收存款并争夺客户资源，从而导致其依赖利差收入的模式难以为继。

其次，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使银行业竞争压力倍增，尤其是在管理水平、创新能力和服务质量都占有优势的外资银行纷纷抢滩中国市场的背景下，银行间的竞争将更为激烈，此时，银行的实力、信誉、存贷款利率报价水平、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将成为竞争的关键，那些经营管理能力脆弱、创新乏力的银行将成为优胜劣汰过程中的牺牲品。但是，提高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与创新能力，首先就要对银行的人才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中小银行在人才吸引力方面与大型银行相比无疑处于劣势。

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应对上述困境，中小银行将面临竞争能力下降、优质客户流失、业务大幅滑坡、风险收益失衡等一系列严峻问题，甚至最终被淘汰出局。历史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利率市场化后银行业市场结构确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根据巴曙松有关文章中提供的数据，1986年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后，美国银行数量呈持续减少趋势。1984年美国共有15084家银行及信贷机构，到2003年已降至7842家，降幅近48%。此外，美国大银行占比逐渐提升，1985年以前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占银行总量小于50%，1986年则突破50%并持续增长，1994年达到63.4%。同时资产规模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数量占比则从1990年的8.5%升至1991年的15.9%，并持续上升。

冲击波二：改变收入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小）

一方面，中低收入者财富的保值增值手段主要为银行存款。虽然金融机构同时提供理财产品等金融服务，但由于其门槛较高（理财产品起始金额往往在5万元人民币以上）而将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者拒之门外。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匮乏、金融服务不健全，加之农村劳动者往往较为缺乏理财技能与意识，导致其除银行存款之外几乎别无选择。与之相比，高收入群体却可通过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基金等丰富的金融工具实现个人财富的保值增值，而不必如中低收入者般过于依赖银行存款。

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虽然中低收入者与高收入群体均可享受更高存款利率，但显然中低收入者获益更多。而且，由于实际利率与资产价格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利率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利率上涨将压低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手中握有较大比例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高收入群体将首当其冲。

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后，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必然上涨，银行兴趣倍增，将向更多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达4000余万家，占中国企业数量的98%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体，目前在中小企业的城镇就业人员大概占80%。若能获得更多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必将增加劳动力需求，从而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有利于以此为主要收入的中低收入者。两方合力之下，贫富差距可望有所缓解。

冲击波三：金融资源流向发达地区，区域差距拉大（小）

利率市场化的目的是通过加强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来有效动员和分配资金，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以促进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但“效率”的提高却有可能以损害“公平”为代价。

利率市场化后，过去由央行确定统一利率、各地区间利率高度一致的情况将得到改观，商业银行拥有了资金的自主定价权，使其能够针对不同的资金使用效率、不同的风险状况分别定价。由于商业银行总是追逐收益最大化的，资金存在的目的就是逐利，并且其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已不受地域因素阻碍，这必将导致资金在不同地区间自由重组，而回报率高且风险系数小的地区将成为重点关注对象。

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良好的投资环境、率先建立的信用体系、和谐的银企信用关系使其贷款风险较低、回报率相对较高，必将吸引资金向东部地区自由流动，在东部地区形成“环境优越-资金流入-环境进一步优化”的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地区却由于自身资金补贴东部地区而陷入完全相反的一种恶性循环，从而加大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风险。

此种效应恐怕不止会发生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在城乡之间也将出现。因此，利率市场化后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熨平区域间差异无疑是此后的政策关注重点。

P4——P5 影响（栏）

利率市场化后 个人信用至关重要（标）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必将对居民的投资理财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全新自由的投资理财新天地将展现出来，并催生理财新观念，促使居民采用多种交易工具与方式进行资产的保值增殖。

影响一：实际利率水平上升，居民储蓄偏好增大（小）

储蓄存款是我国最古老的金融产品，由于其具有变现能力强、安全性高并且简单方便等特点，它成为了我国大多数家庭选择的金融投资工具。根据我国2012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一直居高不下，在家庭金融资产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储蓄存款的收益就是利息，而决定利息多少的正是利率。从一般意义上讲，利率的提高会提升居民的储蓄倾向。

2012年6 月央行宣布调整银行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并下调了存款基准利率，事后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从表面上来看：一年期存款利率下调了0.25 的基点，即由3.5% 降为3.25%，而允许金融机构存款利率的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了基准利率的1.1 倍，这又使得存款利率变为3.58%，这也意味着实际上存款利率不降反升。从各大商业银行的实际操作来看，全部银行一年期（含）以内定期存款利率均上浮，其中中小型银行实行上浮到顶，国内商业银行首次以利率做饵打响了存款争夺战，同时增强了对居民储蓄的吸引力。

影响二：银行竞争加剧，家庭理财产品更为丰富（小）

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管理、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利率市场化后，银行有了利率的制定权，各家银行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身的资金条件来采取差别化的经营策略，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这无疑将导致商业银行间更直接、更激烈的竞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将会表现出更多的差异性，不同银行在币种、额度、期限、利率等方面都会有所差异，这些差异也会在其金融产品的定价中得到反映。作为金融机构的客户，居民可以像购买其他商品一样，挑选自己满意的银行和产品，家庭可供选择的理财产品将因此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提升，这对于改变投资渠道和理财产品形态单一的局面无疑是一个利好。

影响三：金融意识加强，个人信用受到重视（小）

利率市场化后，家庭的消费贷款利率也将实现市场化，这意味着不同的家庭将从银行获得不同利率的消费贷款。家庭的消费贷款主要用来购买住房、汽车及其他耐用消费品，因为利息支出在这类信用消费中占有很大比重，所以贷款利率对家庭的贷款成本有重要的影响。

银行主要根据贷款人的信用情况、职业类型、收入、学历等综合情况为每个人执行不同的贷款利率。那些资信情况良好、且学历较高、收入稳定的人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并且能够享受较低的贷款利率。相反，就要承受较高的贷款利率甚至无法获得贷款。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家庭的总收入、家庭成员的职业、学历等自然条件是相对不变的，那么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家庭要重视信用记录的积累，提高金融意识，以求获得更低利率的贷款。

P6——P7 应对（栏）

三大理财策略应对利率市场化（标）

策略一：综合比较、选择产品，完善家庭理财投资结构（小）

目前我国家庭的储蓄率仍然居高不下，大部分家庭的理财结构都较为单一，不利于家庭财富的增长。合理的理财结构不是单纯的购买储蓄，而是应该根据每个家庭的自身情况制定不同的理财计划，配备不同期限、不同风险度的理财产品，建立投资组合，优化资产配置。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的人民币理财业务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发展的态势非常迅猛。在利率逐步自由化的今天，各大银行提供的新型理财产品将更具有特色，品种期限将更加齐全，投资者也将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面临多样化的理财产品，家庭首先要深入的分析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构造一个风险梯度完整的理财产品组合，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累积家庭财富。其次，不要盲目的追求产品的收益率，要对产品的费用、风险、客户的权益与义务做全面详细的了解，综合比较每款产品的优缺点，有效保障好自己的利益。最后，家庭的理财投资结构还必须要结合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考虑家庭生命周期不同的理财重点，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调整理财结构，更有针对性的解决家庭理财的需求。

策略二：重新认识银行业，极端重视个人及家庭信用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业务的企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负债经营，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商业银行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内在风险的企业，因而防范和化解风险也成为了银行的永恒主题。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居民对银行的认识仍然不到位，缺少足够的风险防范意识。尤其在利率市场化后，利率定价权放给银行，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市场风险自然增大，居民也应改变对银行的传统观念。

此外，居民应当加深对我国银行业体系的认识，不要将目光只局限于四大银行，应当更多地关注中小股份制银行。许多中小股份制银行为了招揽客户，开发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并且为客户提供更加便捷人性化的服务。居民应当分享金融体制深化的成果，享受金融业竞争带来的收益。

当然，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在于利率，不同银行提供的利率水平不同，居民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利率的高低上无可厚非，但是居民也不能盲目的选择提供高利率水平的银行。所谓高收益对应着高风险，一些实力较弱的银行为了吸引客户会把存款利率定的较高，因而也承担着较大的风险；相反，一些信用度高、实力强的银行提供的存款利率可能略低一些，但这些银行存款的安全系数也较高。这就需要对银行做出综合全面的考察，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收益。

利率市场化后，个人的信用记录好坏直接影响家庭的经济生活成本。许多商品的消费贷款都与个人的信用程度直接相关，这也要求我们提高对自身信用水平的重视程度，培养守信观念，从而来提高整个家庭的信用状况，为家庭的经济生活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

策略三：规避风险，合理保险，为家庭解决后顾之忧（小）

利率市场化后，随着利率的波动，家庭在投资过程中所承受的财务风险也增大了，保险作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自然成为了家庭理财的首选。家庭在投资理财过程中要防范利率风险，在日常生活中还要防范意外、疾病等不可预测风险，因此保险也是家庭理财的必备工具。通过发挥保险的杠杆效应，投入少量的资金即可弥补风险造成的损失，实现转移风险、获得保障的目的。利用保险的保障功能来管理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各种风险，保证家庭理财计划的顺利进行。

此外，保险理财产品不仅具有保障功能，许多理财产品还附带理财功能，能够在保障功能的基础上，实现保险资金的增值和灵活运用。家庭在投资保险工具时，可兼顾其保障功能与理财功能，根据家庭的风险偏好在整体规划中进行比例调整，确保家庭资金的安全性与收益性。

P6——P7 对比（栏）

有成有败 世界各国利率市场化历史路线图（标）

20世纪70年代以来，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加速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保持金融稳定和支持经济发展。现在回头来看，其中不乏成功和失败案例，《投资客》对此进行了归纳总结。

美国经验：美国利率市场化是在高利率背景下以资金大规模地向自由利率的金融商品市场流入为突破口的，是一个典型的发达金融市场逐渐向政府管制“倒逼”的案例。其主要特点是为规避管制，银行业通过发掘法律漏洞，不断创新出各种新的金融工具和业务。1980年美国会通过了《放松对存款机构的管理与货币控制法》，并设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整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在该委员会不断提高存款利率的同时，美联储也逐步废除了有关利率管制的规章制度，到1986年完全实现了利率的市场化。

日本经验：1973年，世界性石油危机爆发，日本经济也从高速成长期向安定成长期转移，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日本利率市场化是在为刺激需求，摆脱经济低迷状况的背景下被提上改革议程的。其最直接的动力来自商业银行，是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驱使政府逐步放松利率管制，承认创新的合法性，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

日本利率改革的主要特点是首先实行国债交易和发行利率的市场化，接着丰富短期资金市场上的交易品种，并扩大交易规模，实现银行间市场、中长期债券市场、短期资金市场上大额交易品种的市场化，最后将市场利率从大额交易导入小额交易，到1994年，日本放开全部利率管制，实现了利率完全市场化。

拉美经验：拉美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宏观经济不稳定，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率极高，而储蓄率、投资率非常低，经常账户有较大赤字。 在这种宏观背景下，拉美国家基本采取的是激进式改革。

阿根廷是拉美国家中率先推行利率市场化的国家。1975年取消了储蓄存款利率以外其他利率限制，1976年放宽了储蓄存款利率限制，1977年6月取消了所有利率管制，实行利率的全面市场化，整个过程只用了两年时间。智利从1974年 5月开始放松利率管制，到1975年4月取消所有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进程只用了一年时间。

这些拉美国家在采取激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还进行了全方位的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如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金融机构的整合等。在如此重大的金融改革过程中，拉美国家不但没有加强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反而放松监管，导致金融系统混乱，银行违约

风险加剧。

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与金融监督失控导致了实际利率居高不下和巨幅波动，国内过高的实际利率一方面使得风险企业追逐高收益率，而低风险有还款能力的企业撤离市场，以致银行贷款风险集中，贷款质量下降，金融风险不断聚集；另一方面国内利率差悬殊，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情况，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本币升值，出口下降，经济环境恶化，最终这些拉美国家不得不回到金融管制的旧体制，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失败告终。

印尼、韩国模式：亚洲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印尼、韩国等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初始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宏观经济环境较拉美国家理想，经济增长较为稳定。大多数亚洲国家利率市场化进程是慎重而渐进的，并注重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和调控，所以利率市场化改革总体上是基本成功的。

第6篇：家庭理财规划背景范文

关键词：家庭背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1)06-0045-05

教育社会学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教育是否可以减弱社会不均等。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基本就决定了一个年轻人能够接受什么程度的教育，从事什么类型的职业，拥有怎样的社会地位。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学校教育开始普及，家庭在人才选拔中的影响逐渐下降，学校教育的影响逐渐凸显。世袭原则(ascription)与绩效原则(achievement)由此成为教育取得和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两种因素的力量对比也决定了教育在社会分层中扮演的角色。

有关家庭背景对教育的影响作用，有两种基本假设：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Inequality)认为，如果教育机会增长快于教育需求，那么低社会阶级的人可以获得更多教育，但是阶级的作用不变；如果某一阶段的教育已经在高社会阶级中普及，那么家庭背景在这一阶段的升学上的影响会逐步消除；但如果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减少，家庭背景的作用反而会增加。有效地维持不平等假设(Effeetivelv MaintNned Inequality)则认为，无论某一阶段的教育是否普及，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总会为子女寻求一定程度的优势；如果数量上的差异普遍存在，他们获得的就是数量上的优势，如果质量上的差异普遍存在，他们获得的就是质量上的优势；高等教育阶段由于公共投资减少，家庭背景的作用会增强，但即使在基础教育阶段，家庭背景的作用也没有消失；教育机会的增加不能抵消家庭背景对升学的影响。

针对家庭背景对教育的影响作用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分析取向：一是以阶级位置或者阶级结构为起点，研究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或教育取得的影响；二是以阶级文化为起点，通过阶级行动研究家庭背景如何对教育取得产生影响。下面本文将分别介绍这两种路向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一、阶级结构与教育

(一)阶级结构理论

作为社会不平等分析的经典遗产，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及其后继者的相关理论，都具有较强的实证主义倾向，即更强调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研究，而非对个人行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认为阶级之间是对抗性阶级关系。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赖特(Wright)在马克思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稀缺技术掌握程度、组织中的权威两个分析维度，对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受雇者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基于对生活机会(life chance)的分析，韦伯(Weber)的社会分层分析框架包括阶级(class)、地位(status)和政党(party)三个维度。其中，阶级维度主要关注市场交换领域里个人的市场机遇；地位主要是指个人在社会秩序中具有的声望，它以生活方式为主要体现方式，这种由声望地位组成的社会秩序与个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联系；政党维度主要依据个人掌握的权力进行社会分层的划分[句。尽管马克思主义讲生产关系，韦伯主义讲市场关系，两者划分社会分层的依据和由此构建出来的社会结构图景有所不同，但识别结构本身是这些理论的共同关注点。这种对结构的侧重也反映在后来发展起来的以职业为主的阶级结构测量研究中。

(二)阶级结构与教育

在阶级结构和教育的问题上，主要的理论是附应理论(correspondence principle)。鲍尔斯(Bowles)和金帝斯(Ginfis)认为：一方面，学生在家庭习得的行为规范与父母在社会生产中的行为规范一致；另一方面，学生在学校习得的行为规范与他们自己将来在社会生产中的行为规范一致。

阶级结构和教育研究取向的实证研究以各种教育取得和地位取得研究为主要代表，大多是采用路径分析的方式，通过多元回归计算家庭背景各因素在教育取得和职业地位取得中的影响力。比如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建立的经典模型，就是把地位取得的过程看作一个由多变量影响的因果过程，通过计算路径模型中的各个相关系数，发现父亲的职业地位通过儿子的教育和第一个职业来影响儿子目前的职业地位。也有研究者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智力作为自变量，通过描述性统计、关联表分析和路径分析等方法，呈现两个自变量对接受大学教育情况的影响力及其在男性和女性群体间的差异㈣。威尔森(Wilson)等人在自变量中增加社会心理因素，如重要他人的影响和对能力的自我评价，作为中介变量，通过模型检验发现客观性的结构因素对教育取得的影响更为显著。

二、阶级文化与教育

(一)阶级文化理论

布迪厄(Bourdieu)在他的理论中开始批判经典社会不平等理论那种侧重经济的、结构清晰的分析模式。他认为阶级分析不能化约为经济关系，而是同时包含着符号性的关系，他也反对在阶级之间划出非此即彼的清晰界限。根据资本占有情况，社会空间在各个维度上都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处于社会空间的人是一群能动者，他们拥有相似的位置，面临相似的情境，受到相似的限制，因而很有可能具有相似的惯习(habitus)，但是这种相似性未必以阶级的形成作为最后的结果。

面对现代社会的急速变化和原有超稳定结构的松动，仅将文化维度和个人引入社会不平等的分析已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实。具有明显阶级烙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逐渐被更加个人化的消费方式取代；通过惯习复制原有社会结构的个人也有了更多反思和行动的可能。阿切尔(Archer)在批判布迪厄理论中有关个人能动性的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形态生成理论(morphogenesis)，更加强调结构中的个人通过反身性(reflexivity)与行动可能带来的结构变化㈣。

在理解结构与能动者的关系问题上，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更侧重个人通过无意识的行动对社会结构进行复制的一方面；阿切尔则更侧重个人通过反身性产生变化的一方面。但与经典社会结构理论相比，两者都开始意识到社会不均等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一种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客观存在的结构，而是一种主观建构的阶级文化实践，即个人通过策略运用或自我反思而产生行动的过程。

(二)阶级文化与教育

与鲍尔斯和金帝斯的经济复制理论不同，布迪厄

尤其强调文化资本的作用，通过对教育活动(pedagogic action)和家庭文化资本的分析，提出了文化复制的理论(cultural reproduction)。布迪厄指出，以往针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往往注重经济方面的或者可以以经济方式体现的教育投资，但忽略了在家庭内部传承的更具有决定性的教育投资，即文化资本或称学术投资。这种文化资本就成为学校中师生互动时无意识而使用的参照体系。对于具有精英阶层文化资本的学生，教师倾向于更多的关注和更好的评价，这样文化资本在家庭成员中的传承也成为社会复制的途径。

以阶级文化和教育为研究取向的实证研究多采用质的研究方法，试图探究从阶级结构到下一代教育取得的过程、个体的行动策略与阶级文化对个人的作用机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威利斯(Willis)采用人类学方法对工人阶级子女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在1977年的研究中，工人阶级学生主要反对的是学校的主流文化--个人主义和绩效主义，反抗行为带来的结果是继续进入工人阶级的队伍。80年代之后，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失业成了许多工人阶级子女面对的现实问题。这一时期学生的反抗行为不是仅针对学校的主流文化，而是作为学生表达对外部社会环境不满和对未来生活无助感的渠道。第三阶段的商品化，尤其是电子时代的到来，工人阶级子女既要面对日益消减的民间文化，又很难进入主流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形式，文化成为这个时代不同人群之间相互区隔的标志。

通过深入访谈，瑞伊(Reay)等研究者认为，如果把关注点放在那些不可直接测量的因素，比如自信水平、对事物把握的确定性和对应得权利的意识等方面，就会发现这些因素在学生进行高等教育决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在家庭中积累下来的并且由家庭成员共享的态度、经验和性情倾向可以视为是一种家庭的惯习(familial habitus)，他们不仅影响了家长在学生教育过程中的介入程度如何、能够提供什么类型及多大程度上的支持，也因为营造了学生成长于其中的环境而作用于学生自己在教育过程中的表现和选择。不同家庭具有的惯习是不同的，所以对一些学生来说升学时选择继续读书或者进入什么样的学校都是在此之前的教育过程中已经设想过的、理所当然的决策。决策过程中家庭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关于大学学习与生活的各种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而且还能在自己的圈子中得到有价值的非正式信息(hot knowledge)。而另一些学生则要面临经济情况的约束，因为介入不熟悉的领域而产生的焦虑，以及选择失误可能造成的双重羞愧感，因此他们的升学决策更为复杂、充满风险。家庭培养模式对升学决策也有影响：工人阶级家长更倾向于采用放任不管的方式，认为教育是专业人士的责任；而中产阶级家长更大程度地参与子女的升学决策过程，采用的是一种与学校类似的有意识的培养方式。在决定子女未来教育和职业生涯走向时，中产阶级家庭更倾向于鼓励孩子走出居住的地区，尝试不熟悉的领域；工人阶级家庭更倾向于让孩子在熟悉的区域和领域，以自己熟悉的方式发展。

三、中国阶层结构与高等教育

(一)中国阶层结构研究

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特别是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倪志伟于80年代末明确提出市场转型理论，并提出三个命题，即市场权力论、市场刺激论和市场机会论。市场权力论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再分配对资源控制的权力减少，而市场交换的权力增加，也就是会出现一个权力基础的转移。市场刺激论认为，与再分配经济相比，市场交换经济更能刺激生产者，因此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作为人的生产力的最好体现指标，能够得到更大的经济回报。市场机会论认为，转型将创造出另一个社会流动渠道和新的机会结构。市场权力论和市场刺激论的命题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不同意见，倪志伟也进行了后续的实证研究并修正和补充了他所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他认为，其他研究与市场转型理论之所以有不一致的地方，是因为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混合式的经济，即国家控制之下的市场经济，在社会分层中出现的无法预测的特征正是源于这样的混合式经济模式，社会分层的主要机制如何，取决于它与再分配体制的关系如何。

有研究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作为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的再生机制，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这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在嵌入权威结构的市场制度中，国家公共权力在管理非国家经济中衍生出了寻租能力。这样，在经济转型后的中国，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就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

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状况进行实证研究时，较为常见的是使用韦伯的多元分析模式，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权力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分析；以收入，职业声望，社会经济地位，或者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各种资源的占有情况进行的阶层划分。这些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职业为主的结构测量，关注点是如何确立分层标准，并依此标准辨认现有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较少关注的问题是：阶层之间的界限是否受到后现代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影响而变得更加模糊和不确定，不同阶层中的人是否存在不同的生活方式、行为实践模式和策略运用过程，这些更侧重阶层文化和微观个人行动的方面与宏观的社会阶层结构有何关系，它们如何复制或者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

(二)家庭阶层背景与高等教育

关于家庭阶层背景和高等教育升学的问题，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是采用描述性统计、逻辑回归、多元回归、事件史分析，以前述职业与社会分层标准为基础，对家庭阶层背景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关系进行研究。其中一些研究发现家庭背景有重要影响，且有加强的趋势；也有研究发现人学机会开始向弱势阶层移动，但在教育的质量上仍处于弱势。这些研究中有不少在自变量中引入了家庭文化背景，揭示了在职业地位和经济因素之外，文化资本在子女教育取得中的重要作用，但其测量指标基本是以父亲或母亲的教育水平为主，无法关顾到行动策略、教育期望、培养方式、信息获取方式等不能直接测量的因素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根据前文列举的对阶级文化和教育的实证研究来看，这些因素同样具有重要的讨论价值。

另一方面是对升学选择与决策进行研究。其中一些是使用因素分析、逻辑回归等方法，分析升学决策中的影响因素，包括学生财政、高校学术地位与设施、获得信息策略、专业及发展前景、家庭与同学压力、家庭背景、学费支付能力、预期收益。或者通过因素分析、结构模型拟合程度检验，试图构建或者修正升学选择的行为决策模型。这些研究的基本假设是高等教育升学是在衡量家庭、学生、学校各方情况的基础上做出的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选择，因此缺少了对家庭教养方式、家长行为方式、阶级身份认同等非

理性情感因素在升学选择中影响作用的分析，不能解释各种因素在具体的情境中如何影响选择行为。也有一些研究者采用质的研究取向对升学选择中人际关系的影响和农村贫困学生的升学选择过程进行了个案研究，但就阶级文化如何影响个人的策略选择，以至最终影响升学选择的作用机制，尚未形成清晰完备的理论框架，有必要以此为研究取向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四、结语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多样化的经济成分，社会分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仅以职业、收入等划分标准不能揭示社会分层背后的根本动力机制。即使揭示了社会分层背后的动力机制，仅从结构人手的阶层分析也无法真正把握现代社会个人流动频繁、个人的阶层位置不断变化的情况，而且无法处理每个阶层内部的异质性。因此，有必要从阶层文化人手，把阶层作为一种不断形成的过程，其中涉及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建构、行动策略的使用。

在家庭阶层背景对教育的影响问题上，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和有效地维持不平等假设都认为：随着高等教育获得的公共财政支持减小、家庭背景在升学中的影响力增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家庭阶层背景如何作用于高等教育升学是一个值得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探讨的重要问题。与此问题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多采用“阶级结构和教育”的研究路向，运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分析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在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中的分配问题，或者是分析升学决策中的影响因素，而较少采用“阶级文化和教育”的研究路向，通过质的研究方法关注升学决策的过程以及家庭阶层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第7篇：家庭理财规划背景范文

截至目前，这一转型已经有了广泛的目标和方向。比如，2011年3月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就承诺，基于城镇化和方兴未艾的服务业，中国经济将转为消费驱动型。这些承诺确实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带来了机遇，但它们缺少一个关键要素，即中国家庭没有动力将自身新增收入用于随意消费。

相反，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铁饭碗”被打破以来，财务和经济的不安全一直困扰着中国家庭。出于对未来的担忧，中国家庭将新增收入都存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经济学家称之为预防性储蓄。

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方案聚焦于收入和消费之间的错位，提出了一系列方案，旨在转变中国家庭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案是，将国企利润的30%注入资金严重不足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国民医保计划号称几乎实现了全民覆盖，但该计划所提供的福利少得可怜。

中国的养老体系也是如此。近50%的职工都参与了养老保险，但每位职工终其一生平均也只能获得600美元的退休福利。面对如此不确定的未来，难怪中国家庭会过度储蓄。

三中全会还提出一些旨在改变中国家庭行为规范的措施。眼下，中国劳动适龄人口的下降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的重大调整就显得尤其重要。此外，改革户口制度，允许公民将个人社保账户资金在不同城市间转移，对于包括近2亿农民工的劳动力大军来说至关重要。

三中全会正式提出要使市场定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作为这一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或将实行存款利率市场化。这项姗姗来迟的政策变化应该会令中国消费者感到欣慰，并将巩固工资收入的增量增长。

“决定性”一词对于燃料、金融资本以及货币等关键资源有着重要影响。一直以来，上述资源都是由国家指导定价。在中国，用词上的变化向来是重大政策变化的重要信号。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类似的，三中全会用“决定性”一词给基于市场的道路定性。

所有这些都展示了当代中国发展战略新的一面。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设计并实施了以生产企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而如今，中国领导人面临极为不同的任务，即将生产企业模式的技术官僚框架，转变为繁荣消费型社会的崇高愿景。

实施这一转变需要提出极为艰巨的问题：以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是否能应对这一挑战？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在中国高层领导人中，技术官僚的实力在消退。布鲁金斯研究所李成的研究显示，25名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只有15%是工程师或科学家出身，较2007年的40%和2002年的72%有大幅下降。相应地，具有法律和社会科学学科教育背景的高级官员人数增长。法律和社科学科的教育背景所提供的技能组合与建设消费型社会的愿景更加契合。

其次，三中全会成立了一个高级别组织——中央改革领导小组。该小组极有可能以为首，将在起草三中全会改革实施方案的具体指导方针中起到关键作用，而长期起主导作用的技术官僚组织发改委则可能被边缘化。

最后，的权力基础更广。很快成为党政军一把手，并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三中全会的历史性改革。

第8篇：家庭理财规划背景范文

一、项目名称某某人民法庭某某人民法庭某某人民法庭

二、项目建设单位：某某人民法院

三、项目负责人：

四、项目投资估算：156.585万元一、人民法庭情况：位于东郊卫星路北侧，管辖昭乌达路以北4个街道办事处范围内的各类民商事案件，辖区面积10.4平方公里，辖区人口15万人。庭内现有干警10人，2004年受理案件582件，年均受理各类案件520件。南新街法庭现租借房屋办公，面积120平方米，有电话2部，汽车1辆。三、城郊人民法庭情况：城郊法庭位于红山区东郊原城郊乡政府北侧，管辖红山区桥北镇、红庙子镇、城郊乡范围内的各类民商事案件，辖区面积150平方公里，辖区人口6万人。庭内现有干警9人，2004年受理案件642件，年均受理各类案件560件。城郊法庭现租借城郊乡政府房屋办公，面积150平方米，有电话2部，汽车1辆。第三章规划背景第一节规划背景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是审判机关的最基层单位，人民法庭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的工作大局，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加强和规范人民法庭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人民法庭依法履行职责的必要保证.只有良好的审判工作条件，才能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才能使大量的案件得到及时处理，才能使当事人平等参与诉讼，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司法为民的宗旨得到落实。为改善三个派出法庭的审判、办公条件，虽然我院经过多方努力，但由于各种因素制约，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鉴于红山区地方财力状和我院实际情况，目前无法靠自身财力解决现有困难，因此，急需上级财政予以支持。第二节法庭用房建设的必要性规范和建设人民法庭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法庭履行职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需要。基层人民法庭承担着辖区内民商事等各类案件的审理；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艰巨任务。由于基层人民法庭处于审判工作的最基层、最前沿，因而人民法院承担的审判工作任务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基层人民法庭来完成的。为了保证人民法庭依法履行各项工作职能，充分发挥其在基层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促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尽快解决基层法庭房屋建设的问题。规范和建设人民法庭基层基础建设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基层人民法庭管辖范围内，有赤峰市制药集团、赤峰市啤酒厂等大型企业，因此，加快人民法庭基础设施建设，做好辖区范围内的民商事审判工作，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解决纠纷，制裁违法行为，对红山区形成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创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和构建民主和谐的社会秩序将起着积极的作用。规范和建设人民法庭基层基础建设是严格公正执法的需要。法庭用房竣工后，将实行审判、办公分区管理，不仅避免法关于诉讼参与人不必要的接触，杜绝司法腐败，而且有利于强化庭审功能和公开审理案件，提高审判质量，进行法制宣传，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律权威。规范和建设人民法庭基层基础建设是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需要。法庭用房竣工后，除了有办公室、审判庭外，还有了接待室、立案庭、宿舍、食堂等用房，同时配备网络设施，将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从根本上解决基层法庭无房的问题，将对新形势下的人民法庭工作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为广大群众参与诉讼，接受法制宣传，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同时也必将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第四章规划方案第一节总体方案根据上级的统一要求，结合法院实际情况和审判机关职能特点，按照轻重缓急，因地制宜，合理设计的原则来规划，达到“起点高，实用强、投入少”的目的。为此，人民法院规划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三个人民法庭用房建设项目，整个项目总建筑面积2190平方米，土建工程总投资156.585万元由于赤峰市属于地震活动较频繁地区，工程造价在平均造价的基础上上浮30%，项目土建工程投资来源全部申请国债资金，项目征地费和相关的建设性收费由当地政府和我院自筹解决。第二节具体方案

一、2009年规划新建南新街人民法庭用房，总建筑面积为730平方米，土建工程总投资为52.195万元，全部申请国家资金解决，项目征地费和相关的建设性收费由当地政府和我院自筹解决。

第9篇：家庭理财规划背景范文

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研究”（12CGL122）。

作者简介：谭磊（1979―），女，汉族，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引文格式：谭磊， 朱媛媛， 何剑东.行政视野下广州市社会工作组织运营困境与对策[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4，14（3）：47―53.

摘 要：近年来，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在政府巨资购买下呈“井喷式”发展态势。文章借助参与观察法，提出广州市社会工作组织在行政运营上存在以下困境：组织架构同质性有余而本土化不足;从业者偏少，“职业倦怠”出现;决策欠缺长远性、科学性规划;资金来源过于单一和利用低效;信用监督机制缺失等。这些不足在个案――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得以验证。化解的对策是：重视绩效评估，提升容忍区下限;重视信用监督，力求公开透明;增加从业者数量，倡导开放式沟通。

关键词：社会工作组织;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行政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4）03-0047-07

在我国，社区工作引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是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手段。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创办，得益于本地政府对新加坡“政府主导”模式的借鉴。目前世界范围内，社区治理方式有三种典型模式，分别以美国、日本和新加坡为代表，美国代表自治模式，新加坡代表政府主导模式，日本代表的则是前两者的混合模式。不管何种模式，社区治理的共同特性是非赢利组织高度发达，在社区服务供给、居民参与方面发挥了政府和自治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1]175179

近年来，以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依托的社会工作组织在广州的发展急速而迅猛。2012年，广州市在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以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载体的社区服务创新工作。100余条街道均以一年200万元的合同金额，公开向民办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招标购买服务，先后成立的160多家组织承接了政府外包的150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也催生出多家社会工作评估机构与行业协会。欧洲学者S.Kuhnie和R.Selle依据非赢利组织与政府互动的状态及财务依赖与控制状态，将组织分为四类：整合依赖型、分离依赖型、整合自主型、分离自主型。[2]显然，在我国本土化语境中，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多数属于整合依赖型，即组织与政府沟通频繁，接触密切，财务高度依赖于政府，同时在法律上受到高程度控制，部分组织与政府沟通较少，带有分离依赖型特点。

以民办社会工作服务组织为依托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作为新生事物，运作三年以来，备受社会广泛关注，在行业创新与成效令人欣慰的同时，依附色彩浓厚、管理不透明、从业者不稳定等问题频频见于报端①。行政管理合理规范与否对社会工作从业者与专业服务造成的影响极大，而近年来社会工作组织内部行政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学界鲜有相关论述。本文试图从行政角度出发，以G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实证案例，探索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内部管理现状，以促进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内部管理规范化和科学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为国内其他地区民办社会工作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一、有关概念、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所指的“行政”，专指社会工作行政。在美国著名社会学者雷克斯・A・斯基德莫尔看来，社会工作行政是指组织工作人员将组织的社会政策转化为社会服务的行为，涉及行政人员、领导者与所有其他职员，基本过程通常是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和控制。[3]4本研究选取S社会工作服务组织下设的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研究对象，基于以下考虑。第一，高校教师创办民办社工机构是广州市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的特色。S组织成立于2011年，为广州某高校社工专业教师创办，能体现行业发展的本土化特色。第二，广州市大规模采购民办社工组织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服务兴起于2012年，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运营起点时间与此吻合，时间虽短，却代表了广州市150间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大多数运营时长。在探索过程中，广州市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政策背景的相似性和运营方式的同质性，也使得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行政模式具备典型性。

本研究采用参与观察的方式进行，在社会工作组织的真实工作场景中进行直接、无结构式观察，以全面、深入地描述社会工作组织的行政状态。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于“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4]。近五年来，本文研究者作为广州市多家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专业督导，对本地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行政运营具有生动具体的感性认识，能够公开询问相关问题，并获取各类运营资料，因此，身份的便利性使研究开展具备充分的优势。在参与观察中，本文研究者重点研究了作为个案的G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运行方式，反思现状，并寻求改进之道。本研究亦属于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的合作模式。行动研究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工作者柯立尔、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对社会科学的反思，目前已成为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的重要方法。本研究中，社会工作组织的社会工作者已不是简单地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和研究者一起共同参与整个研究过程，并运用研究结果干预问题情境，促进从业人员自我反思和专业成长，提高其社区服务能力。

二、广州市社会工作组织的运营困境

（一）组织架构同质性偏高，本土化不足

目前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普遍采用直线参谋式架构，即组织层级之间存在水平和垂直的关系，而参谋（如督导、顾问、研究部门等）作为专家协助直线部门的管理者，其优势在于接近特罗普曼（Tropman）所描述的组织结构的“扁平”形态，[3]108能避免层层控制的等级制度的束缚，使组织服务工作开展更具执行力和变化性，便于一线社工与管理层之间建立交叉互动关系，进而调动全体人员的工作热情。但这种“扁平”的宽三角形，在应对一定的工作量，特别是下设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庞大指标量时，多采用延伸底边，即多设职能部门的方式。这就比较容易出现各职能部门服务领域不清晰，工作互相重叠（如家庭部和妇女部）或留有真空的现象（如义工专项服务无管理），这一问题一般还会随着职能部门的增加而越发突出。目前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部门设置，尤其是一线服务领域的设置，多为服务合同限定的青少年部、家庭部、长者部、义工部等，这种部门划分方法在服务实践中并非完全吻合本街道或社区的服务需求，雷同性高而本土化不够。

（二）社会工作者数量偏少，出现“职业倦怠”

社会工作人员配置偏少是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共性难题。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广州市共有2 618名持证社工，其中大部分为机关事业单位或街道社区任职人员，真正从事一线社工工作的人数估计仅600名。按照有关规划，广州市到2015年每万人（常住人口）拥有5名社工，亦即全市需要7 500名持证社工。[5]以G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根据项目协议要求，目前社工人员配置数量为20人，但该街道总人口数量为11.3万人，社工与居民的数量比例为1∶5 650。而截至2007年3月，在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局注册的社工人数已超过1.3万人，也就是说，香港平均每530人中就有一名社工。[6]研究者关注的G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社工数量不足20人，难以全方位覆盖到辖区内11.3万常住人口，只能以特殊人群或生活困难家庭为服务对象，难以将专业服务扩展至“有需要”的社区居民身上。在工作压力过大以及激励机制不足等因素催生下，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从业者队伍容易出现“职业倦怠”，导致工作低效或频繁离职现象的发生。

（三）组织决策的长远性、科学性不够

一般情况下，广州市各社会工作组织下设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会根据合约规定和需求调研来制定各部门年度工作计划，但部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缺乏建立在中心使命和愿景基础上的长期战略性规划，部门基本只围绕自身的需求调研和工作指标量来开展工作，对组织服务使命和发展目标欠缺深入了解，出现指标导向的工作模式。作为基本需求调研工具的问卷，本身也会存在问题：一方面是调查总体不明晰。由于部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尚未与街道行政部门建立起信息资源共享，掌握的样本总体信息不全面，数据缺失较多。另一方面是抽样方式和操作流程不够科学，较难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这些因素大大影响了需求问卷调查的可信度，进而影响所制定计划的科学性。

（四）资金来源单一，且有效利用程度偏低

广州市所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都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运营，所使用资金基本来源于政府拨款。这种资金筹集的优势十分明显――来源稳定，但是资金的来源单一化的劣势也同样明显――缺乏灵活性和自主性。一方面，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只能根据合同约定的服务项目来谨慎使用资金，难以应对新出现的居民需要或者突发性居民需求，社工也缺乏根据居民具体需求的变化开拓新的服务领域的兴趣。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在资金来源上过分依赖政府的现状使得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缺乏独立性，行政色彩浓厚，依附性高。从微观角度来讲，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在财务上受制于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尽管部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也会争取其他社会渠道的资金支持，但这些资金的数量有限，对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资金的来源结构影响甚微。

在调研中亦发现部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存在突击花钱的现象。开启服务时大多数社工都力行“节俭”，在不影响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活动预算，无疑值得肯定。但因每个部门的活动经费有既定金额，所以，当出现资金有结余时，便会出现短期内集中使用资金的行为，这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工作组织对资金的有效利用程度偏低。

（五）信用监督机制尚处于缺失状态

澳门理工学院研究员李燕萍认为，社团信用是社团在严格自律基础上诚信守法而获得的社会认同与尊重。[7]152内、外监督机制的完善是社团信用构建的基本保障。信用监督组织的构建，既遵循了法治社会的制衡规律，又有效克制了社会工作组织于公益与私益（组织与成员）间存在的矛盾。各国实践亦表明，有效的制度约束是非赢利组织健康发展的前提。目前国内社会工作组织的信用监督机制仍然不够完善和透明。从内部看，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组织中少有组织设立监事会或及时向社会公开财务信息与服务报告，内部自律机制尚未健全;从外部看，尚未有第三方组织或行业组织承担起有效的监督职责，评估组织做出的评估报告多数只向民政部门或社会工作组织报告，并未有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的先例。从国际来看，非赢利组织普遍缺乏能力回应资金提供者、政府和服务对象多方期望，没有评价自身绩效的能力。[8]然而，广州市作为我国社会工作服务实践的先行地，为引领行业可持续发展，亟需在组织信用监督机制完善方面做出积极探索，为国内其他地区提供示范。

三、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个案研究

（一）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简介

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某街道，成立于2012年4月，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方式，由广州市S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营运。目前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已承接广州市6条街道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其中之一。目前该中心配备含社工在内的20名工作人员，为辖区内19个社区的老人、儿童、青少年、残障人士等提供综合性社会工作服务。主要运营场地为街道政府提供的一栋四楼建筑，室内面积约1 500平米，设有包括个案室、小组室、多功能活动室、职员办公室、储物空间、档案室在内的功能区（室）20余间，设备完善，功能齐全。

（二）G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运行管理状况

1.人力资源配置――中心管理和服务团队 图1为G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运营架构图，从中可了解该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组织结构与人员配置情况。

从图1可见，G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采用直线参谋式组织架构，同时存在水平和垂直的关系。在垂直结构中，由项目总监至中心主任、主任助理、部门主管到一线社工，存在由上至下的指挥关系;同时，在中心主任层面存在水平关系，督导团队作为专家参谋，协助直线部门的管理者完成管理团队、提升服务的任务。各层级人员资质大体如下：项目总监为具备企业管理背景的S社会工作服务组织高层管理者，督导团成员为来自香港、澳门和内地社会工作行业或专业的教育资深人士;中心主任一名，为中级社会工作师，有3年以上社会工作一线服务经验和1年社工组织管理经验;副主任职位暂时空缺：两位主任助理均为助理社会工作师，有着2到5年的社会工作一线服务经验;长者部等部门主管基本为社会工作专业毕业，有1年以上的一线服务经验;各部门根据指标数量的不同配备2―4名社会工作、心理学等相关专业背景的社工从事一线服务。

在组织架构上，可围绕本社区居民的主要需求设立职能部门，突出社区自身的特殊性，不必生搬硬套其他组织的部门设定，同时鼓励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内部积极进行部门分工调试，避免出现服务的死角或重叠区。 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在服务人员配置中注重跨专业人员之间的合作，这种所谓的“个案管理”②方式符合社会工作服务的发展趋势。2013年，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曾在处理某婚姻家庭个案时，由法学专业背景的社工负责法律法规的解释工作，而由社会工作和心理学专业的社工负责处理服务对象的资源链接和情绪疏导工作。这种一站式打包服务的个案管理方式有效提升了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专业服务的效率和服务层次。

2.计划与决策

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具有明确的年度计划，暂时缺乏宏观层面上的战略远景规划。基于家庭探访和需求问卷调查结果，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在项目之初会制定中心一年度各部门的服务计划。S组织的《行政工作指引》规定，各部门月底需提交本月工作总结和下月工作计划，每周末上交本周工作总结和下周工作计划。中心的日常行政决策由中心主任在听取助理及部门主管的意见后做出，各部门内部具体决策由部门主管负责做出。中心每月和每周均会召开例会，对一月（周）工作进行总结，并集体讨论下一月（周）工作任务。无论是中心主任还是部门主管在做出决策时，都会考虑下属员工的意见。例如，在考虑某次需求调查的抽样方式时，中心主任充分听取了各部门社工的建议。这种较为民主的决策方式充分体现出社会工作行政与工商企业行政或政府行政的巨大差异，“各级员工参与行政过程，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整个组织的方案。”[3]14中心的决策过程相对民主，拥有决策权的中心主任和部门主管基本都会考虑其他人员的意见。

据研究者观察，对于一些偏向于关乎机构整体而非部门或个人的问题，工作人员参与积极性不是很高，进一步来讲，表现出一线工作人员对于G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目标的认同感偏低。同时，决策的方式和过程也有待改善。一些决策的做出并没有准确界定情境和问题，也没有充分收集和分析事实，更没有考虑一些预期替代方案，因此，导致决策结果掉入拖延、过分简单化、非理和错误导致沮丧的决策陷阱。[3]69-70

3.财务管理 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在财务管理上受制于S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实质上不具备独立的财务管理权力。任何资金预算与使用均需上报S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得到审批后方可支出。根据财务管理制度要求，每半年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亦须向S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提交财务报表。同时，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被要求按与购买方签订的服务协议预算划分财务记录项目，并逐一记账，保存财务记录、发票等。在年终评估时，由第三方评估组织派出专业会计进行审核考察。在具体预算方面，月底各部门填写好本部门下月预算表并上交行政人员;行政人员整合后交到中心主任处审核签名;最后上交到组织总部，申请下月中心的费用。

针对中心在财务管理上的现状，可以尝试从以下两方面着手进行改善：一方面，在资金来源上要更加注重争取社会资源的支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专门设立专有部门负责资金筹措，在“开源”这一环节上下足功夫;另一方面，对于中心资金的使用，全体社工都要对其用途和作用有清晰的认识，从服务需求出发科学合理制定每项开支，避免节余过多或严重超支现象的产生。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基于行政视角，以参与观察的方式研究广州市近两年兴起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运营现状与困境问题，既是对广州市政府耗资2.63亿资金[5]以“井喷”方式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成效考量，也是对民办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内省和反思。研究认为，广州市社会工作组织在行政运营方面，目前存在以下有待破解的困境：组织架构同质性高，未突显本土化特征;从业者偏少，“职业倦怠”现象出现;组织决策欠缺长远性、科学性规划;资金来源过于单一和利用低效;信用监督机制缺失等。作为研究的个案，在不足两年的时间中，以G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典型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在人力资源管理、计划与决策、财务管理等方面勇于尝试，内部管理日趋稳定。在从业规范尚未成形的行业发展背景下，S社会服务组织及其G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稳定有序，探索成果值得肯定。然而，作为新生事物，该组织也存在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激励机制薄弱、资金来源单一与使用效率欠佳以及计划决策过程尚显稚嫩等不足。

基于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组织行政运营的综合考查，本研究提出三方面的对策。

（一）重视绩效评估，提升容忍区下限

东华大学王锐兰教授将绩效容忍区概念引入到非赢利组织服务绩效评估中，认为，非盈利组织的服务对象或者利益相关者，通常不能选择并精确评价非赢利组织的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因此，会有一个既定的容忍度，并构成预定的期望区间，即容忍区，在这一区域内任何绩效改善对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影响都是微弱的，只有当服务超出这个容忍区时，才会对利益相关者的感知质量产生真正的影响。[9]这一绩效容忍区概念对社会工作组织的启发是，如果组织试图改善服务绩效，就一定要努力突破容忍区的上限;如果组织认为服务绩效可停留在容忍区内，就要警惕不能使服务能力落于容忍区之下，否则利益相关者（服务对象、政府部门等）会因失望而放弃该组织。从绩效评估的角度，社会工作组织的行政能力建设包括对组织使命的合理分解能力、设立组织中长远目标的能力、融资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设计多种薪酬标准能力、工作者能力、提高服务质量的能力等。

（二）重视信用监督，力求公开透明

需要内外合力，以构建社工组织公开透明的信用机制。具体来说，信用监督机制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内部监督层次。其完善与否体现出社会工作组织自治能力的高低，反映了非营利组织向大众证明其使命和效率的需要，属较高标准规范。在社会工作组织内部需设立监事会，负责监督法人的行政运作与财务;制定切实制度，保障员工行使监督权利。其次是行业监督层次。在社会工作行业层面，需设立专门的行业组织以引导、监督社会工作组织改良服务过程。在美国，非赢利性组织互律机制充分发展，包括非赢利组织联合会、行业社团的互律以及独立的第三方评估组织，如美国全国慈善信息局（NCIB）致力于慈善组织评估准则的制定和定期向公众评估报告，为非赢利组织提供引导和激励，也对社会公众评价、参与、支援非赢利组织起到重要作用。最大的非赢利组织联合会 IS由800多个自愿组织、基金会组成，制定了美国非赢利组织的伦理守则，它在非赢利部门中采取劝告、说服及传播好经验的方式实现行业自律。最后是外部监督层次。由政府为非赢利组织订立最低行为规范标准，透过正式法规，由政府和社会公众来执行监督。对政府而言，要维持低门槛进入的法律条件，合理分类社团，有针对性地设立管理手段。发挥会计、审计、税务等部门的作用，实施专业检查。建立司法监督制度，引入司法审查，保证受损权益者获得法律救济，社会工作组织权力产生外部效果以及内部发生纠纷时，进行司法干预。除专业机关监督外，倡导含媒体、公众在内的社会舆论参与社会工作组织的评论、批评与督促改进。非赢利组织信息是社会共有财富，为社会成员共享，要公开财务和与服务相关的定量信息，以便全面评估其是否履行其使命，[7]140152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内部监督带有自愿属性，而外部监督则具强制性，行业监督体系位处两者之间，其中介与引导作用尤其值得重视。内外三层次信用监督机制亦可概括为纵向（政府与社会工作组织）和横向（同行、受益者、媒体和公众）监督机制并行，相互结合和制约。

（三）增加从业者数量，倡导开放式沟通

倦怠感的产生受繁重工作量、工作自不够、社会认知度偏低等因素影响。政府部门有必要从资助经费、鼓励政策等着手，有步骤地培育和增加社会工作者的数量，以缓解该行业人力资源匮乏的困境。20世纪末，美国约有160万个非赢利组织，平均每12人就有1人服务于非赢利组织。[1]165庞大的从业者队伍确保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度及合理的工作强度。2012年，我国中央政法委、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19个部门和群团组织联合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明确提出，国家将大力培育专业人才，到2015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50万人。到2020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145万人。[10]在专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的基础上，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对职业倦怠的缓解肩负有直接和关键性责任，组织需要在内部营造开放式交流氛围，鼓励员工民主参与，从团队激励、社区居民参与及志愿服务项目开发等方面进行多元化尝试。

综上所述，广州市社会工作组织行政困境的解决出路，一方面有待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清晰和完善，与社会工作组织建立相对平等关系，提供支持性和约束性并行的外部政策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组织亟待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和信用监督机制，形成开放式团队沟通氛围，主动回应组织内、外部问责，实现透明化、科学化、可持续和民主式行政运作模式。

注释

①见刘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呈行政化趋势》《南方都市报》GA06版，2013年6月15日。此文公布了由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的《2012年广州市社会工作发展现状与2013年展望》报告，指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存在“部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已成为基层政府附属单位”“不专业及财务、管理不透明”等问题。

②全美社会工作协会的董事会主席这样形容“个案管理”：它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根据案主及其家庭的需要进行评估，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对他们提供安置、协调、监控、评估和倡导等一系列服务以满足案主特定的复杂需要，这种提供服务的方式就是个案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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