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研的流程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

[关键词]社会调查方法；实践环节；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3-0008-04

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开设已有十多年的历史。课程由社会科学学院的专业教师主讲，最初是作为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全学分制改革之后面向经管类所有专业学生开放供选修。本文将在介绍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价值与特性的基础上，着重介绍该课程实践环节设计与实施的情况，结合当前实践教学中尚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的对策建议。

一、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价值与特性

社会调查方法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调查研究的基本原理、抽样、测量与问卷、访谈与观察、稻荽理与分析、撰写调研报告等。本课程的学习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调查研究的基本原理、一般程序和基本方法，并在实践活动中具备一定的调查研究能力，即基本能够使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并撰写调研报告。

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对于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社会调查是从事公共管理相关工作的基本方法，这是由公共管理学科的特点所决定的。公共管理是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为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采取各种方式对涉及社会公众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一系列活动进行调节控制的过程。有效的公共管理必须建立在对社会事实、社会问题的扎实调查、客观分析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扎实、科学的社会调查，了解社会现状，分析社会问题及产生的根源，才能为高水平的公共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因此，在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必须教会学生如何开展社会调查。

其二，社会调查是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系统地培养实践技能的关键环节。公共管理类专业旨在培养掌握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基础理论扎实，专业知识丰富，技术方法运用自如，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和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从培养计划上看，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蕴含于一系列的课堂教学活动与集中实践环节之中，比如社会调查方法、公共管理定量分析技术、专题调研实习、统计分析实习、毕业论文等。社会调查方法课程要求学生合作完成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研究报告的撰写等任务，这是较为系统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首要环节，能为后续的专业实习与毕业论文奠定基础。

实际上，社会调查方法课程之所以重要与其课程特点密不可分。首先，从课程的教学目标来看，社会调查方法旨在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使其具有初步的研究能力。因为社会调查方法是社会科学探索社会现象、发现社会规律的途径与方式，其旨在让学生“获得‘如何了解事物，而不是知道什么事物’的探究能力”。 [1]要真正掌握社会调查方法，学生必须具备积极的探索精神和理性的科学精神，并以此开展研究性学习。所谓研究性学习，就是“将学生置于一种主动探究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状态，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来了解知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2]这就要求教师将教育的重心转到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上；这就要求学生抛弃机械记忆、浅层理解和简单应用的学习方式，并就感兴趣的或重要的社会现象展开调查，在数据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最后得出恰当的结论。

其次，从课程的教学方式来看，社会调查方法必须注重实践教学环节。该课程兼具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特征，目的是让学生在学习有关社会调查方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能够在某个领域实际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和技能。课堂理论教学可以让学生知道社会调查是一种怎样的方法，而实践环节的操作才能让学生真正掌握怎样使用这种方法。因此，实践环节设计就成为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教师“将教学过程从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转变为以‘实验、实践体验为主’，鼓励学生‘像研究者那样’参与社会调查实践”。[3]

二、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实践环节的设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组教师，十分重视课程的实践环节。实践教学对任课教师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要求教师要同时兼具“领队人”、“教练员”、“裁判员”的角色。首先，教师要精心组织实践环节的总方案，并提出每个实践环节的明确目标与要求；其次，教师要教会学生使用具体的调查方法，实现每个实践环节的学习目标；最后，教师还要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尤其是实践环节的实施状况进行科学评价，给予合理考核。

（一）实践环节的总体设计方案

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实践教学依循的设计思想是：完全按照社会调查方法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实际社会调查过程的前后环节，在每一部分的教学中都设计出让学生动手实践、亲身参与的活动内容，布置相应的任务，提出相应的要求，使得学生完全被“卷入”到社会调查的实践中来，使学生在实践中边学边干，既增长理论知识，又增强实践能力。

总的来说，本课程专门设计了六个实训环节：确定选题、设计研究方案、概念操作化、问卷设计与发放、实地深入访谈、撰写调研报告。本课程还要求学生组成规模为3-5人的小组，各小组以某一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收集资料，进行一次小规模的社会调查研究，撰写3000字的调研报告，并上台汇报交流调研成果。

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我们采取“重过程、有激励”的科学考核方式，学生成绩评定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闭卷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考核比率为：课堂学习表现20%（读书笔记与作业10%+课堂讨论与回答问题10%）+调研报告20%+课程考试60%。其中在试卷方面，考虑到社会调查方法的应用性特点，教师尽量避免出那些学生靠死记硬背就能得分的题目，而是设置了一定数量的案例分析题和实践操作题，如要求学生当场设计问卷、拟定研究计划、设计抽样方案等。

（二）实践各环节的具体要求

在每个环节的设计时，教师不仅会提出明确的实践目标与要求，而且还会特别注重一些细节的设计以强化学习效果。

1.选题

在讲授选择调查课题时，教师要求每一个学生先根据课程理论学习了解到的选题标准来拟出自己的调查课题，然后在小组范围内充分讨论，筛选出一个大家公认的选题作为本课程实践环节的主题，供教师进行评价与引导。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方面，由于常常需要经过激烈讨论和争辩才能决定最终的题目，这在无形之中达到了加深学生对课本内容理解的效果；另一方面，既然选题是大家充分讨论后形成的，学生认同该题目，其后续参与的积极性相对会高。

2.设计研究方案

在确定好选题之后，学生需要设计好研究方案，对整个研究工作进行规划，制定出探索特定社会现象或事物的具体策略，确定研究的最佳途径，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同时，还要制订详细的操作步骤及研究进度等方面的内容。

3.概念操作化

这个环节对学生来说理论难度较大，同时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环。它是把研究的核心概念转化为可实际测量的指标的桥梁。一方面，教师在解释概念、变量、指标的内涵的基础上，详细地介绍了概念操作化的步骤与方法；另一方面，学生在尝试对自己的核心概念进行操作化之后，教师一一进行具体地指导，这能为后续的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4.问卷设计与发放

在概念操作化的基础上，学生要掌握问卷设计的原则与技能，科学地设计一份题目数量不少于15道的问卷。在讨论课上，教师把所有的组两两配对，让配对的两组学生互相做对方的问卷进行模拟试调查，指出问卷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意见，共同完善。问卷修改完成后去实地发放，要求每个小组至少发放50份问卷。当然，在问卷发放之前，还涉及抽样方案的选择。我们要求每个小组根据本小组调查课题的需要，提出理想的抽样方案，并说明这些抽样方案的优缺点各是什么，最后对各小组的抽样设计方案进行评比。

5.实地深入访谈

在课堂讲授深入访谈法时，提前让学生准备好访谈提纲，现场请学生模拟一对一访谈和集体访谈，并进行点评。访谈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是在教师讲授深入访谈的技巧之前，第二批是在教师讲授深入访谈的技巧之后。对比前后两批学生的访谈过程与质量，进一步深化学生们对深入访谈的认识，让学生真正掌握深入访谈的技巧。我们要求学生在课题的实地调查中必须深入访谈2个相关的研究对象，每次访谈时间不少于30分钟。

6.撰写调研报告

在整理问卷数据和访谈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拟写调研报告。我们要求学生能够在SPSS或Excel中进行数据的录入和简单的统计分析。撰写的研究报告必须要素具备、结构合理、条理清晰、分析有据、有图有表。最后，学生还需制成PPT在讨论课上汇报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我们还特意设计学生提问与点评环节，让学生当专家，最后由一批学生评委打分确认名次，排名前三的小组学生的实践环节得分为优。

通过这六个环环相扣、循序渐进的训练，可以将课程的讲授与学生的实践完全地结合起来，较好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课程学习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三、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实践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几轮的教学，课程组教师发现社会调查方法实践环节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课时偏少，课程周期短，影响了课程教学效果

几年前，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在我校相关专业培养计划中是3学分、48学时，但后来在教学改革过程中被降低到2学分，压缩为32学时。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内容丰富，至少包括导论、选题与文献综述、研究设计、测量与操作化、抽样、问卷、访谈、定量资料分析、定性资料分析、撰写研究报告等基本章节。以社会研究方法专家风笑天教授的教材为例，全书共有13章。在课堂上教师不仅要讲授理论知识，还要安排多次讨论课进行实践环节的交流。32个学时对于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来说的确捉襟见肘。而且，学校的教学时间安排是每个学期分成两个学段，每个学段为8周。让一个初学者在8周之内掌握调查方法并完整地开展一个研究，难度十分大。时间过于紧凑会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消化与实际调查的开展都有些仓促，这势必会影响到课程学习的效果。

（二）经费缺乏，实践基地少，削弱了课题研究的科学性

由于没有任何经费，学生开展调研的费用，包括复印问卷、往返交通、购买调研小礼品等都是自己支付。一方面，这会导致学生在选题时往往局限于与大学生有关的现实问题，而对公共管理类专业的相关社会问题则研究较少；另一方面，这会导致学生在抽样时，很难做到真正的随机抽样，而只是采取街头偶遇抽样的方法，而且抽取的样本数量也很有限，从而降低了样本的代表性。即使小部分学生选择与公共管理专业有关的课题，但由于课题涉及相关的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学生缺乏社会关系与经验，去调查时经常被拒之门外。尽管学院已建立了一批校外实践基地，但实际上双方的合作关系还不足以深厚到乐意接待学生去其组织中进行深入调查。因此，学生收集到的Y料不仅代表性不够，而且数量也十分有限，这直接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即信度与效度较低。

（三）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研究性学习能力不高，降低了学习效果

虽然学生对于实践环节设计总体较感兴趣，但随着调查各环节实际工作的展开，其难度逐渐增加。这就要求学生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部分学生这时表现出了疲倦和懈怠，缺乏足够的动力支撑高质量的学习。此外，受传统“满堂灌”教学模式的影响，绝大多数学生都习惯于被动听课、死记硬背复习迎考的套路，而对于让学生走出课堂自主探索，独立去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学生们普遍感到不适应。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有些学生消极应对、敷衍了事，还有些学生混在组里，“搭便车”不出力，教师也奈何不了他们。

（四）班级规模大，教师工作量大，无法持续确保指导水平

在2013年之前，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只作为社会科学学院内部相关专业的必修课，选修人数与班级规模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但自2014年实施全学分制改革之后，社会调查方法课程作为学科基础平台课，面向所有经管类各专业开放，修读该课程的学生数量显著增加。在教师人数不变的情况下，每个班级的学生从50个左右增加到100个左右。由于该课程需要学生组队参与实践环节，教师要全程跟踪指导，而且在课堂上要进行充分的交流与互动。大班教学不仅意味着教师工作量翻倍，而且课堂交流也无法达到理想效果。

四、优化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实践环节的对策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要优化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实践环节的教学效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优化课程安排，增强与相关课程的衔接，持续培养学生的探究与实践能力

从学校的实际教学工作发展态势来看，再给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增加学分与学时数是不现实的，只能通过增强与其他相关课程的衔接，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消化吸收并落于实践。比如，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培养计划中，后续还有现代城市管理、城市社区治理、城市危机管理等专业课程。这些课程都属于与现实关联度较大的课程，可以在课程设计中要求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并撰写研究报告。此外，还可以在集中实践环节安排与社会调查方法应用有关的实习。实际上，在公共管理类专业培养计划中，分别在第四、五个学期末安排有专题调研实习、统计分析实习。这就要梳理清楚相关课程的关系，形成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的训练让学生掌握社会调查方法，提升学生的探究与实践能力。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师应该加强与其他课程教师的沟通，使学生在多门课程中能不断地得到训练。

（二）改进课堂教学方式，激发课堂活力，不断提升理论教学效果

课堂教学是进行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形式，是教学过程的基础环节。考虑到本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需要充分吸引学生参与到课堂学习与实践环节中，有必要使用互动教学法和小组研讨法，教师必须变“依赖式”教学方法为“参与式”教学方法。比如，可以要求每一位学生认真阅读教材，而教师每次提前布置下一章课的2-3道思考题。每次上课的前10分钟用来请学生回答问题，检查学生的自学情况。根据学生自学的情况，对课堂教学内容的侧重点做一定的调整。社会调查方法课程还要求学生以自愿原则形成小组，小组之间的研讨、交流能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提出问题，互相交流看法，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从而吸收、巩固、加深学生所学的知识，这还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此外，还可以按照课程教学大纲规定教学内容的重点与难点，选用一些有利于增强教学效果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比如：在“抽样”那一章，可以使用案例教学法，通过介绍社会调查研究领域一些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让学生深刻地把握抽样的基本原理；在“访谈”那一章，可以使用情景预设法，事先设置某种情景，要求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进行现场深入访谈。对于某些教学任务特别重的章节，如“测量与操作化”一章，还可以使用翻转课堂法，围绕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拍摄10-15分钟的微视频，事先要求学生观看学习，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回到课堂上，展开师生之间的交流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答疑解惑。

（三）优化实践环节的实施路径，提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的科学性

首先，持续优化社会调查方法实践教学设计，尤其是优化每个具体实践环节的实施路径。教师在安排学生分步骤完成从选择课题、拟订方案、操作化核心概念、编制并发放问卷、深入访谈、分析资料到撰写调研报告、交流研究成果的一整套实践任务中，关键是要注意“游戏规则”细节的设计，避免学生“捣浆糊”。比如，在问卷发放环节，教师不可能完全现场监督学生调查情况，有些学生偷懒就自己或让同学胡乱填问卷。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教师可要求学生在问卷发放过程中留下一些影像资料，以证明调查过程的真实性。其次，适当增加经费投入，建立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实践教学的资源保障机制。有条件的话，增加课程组教师数量，实现小班化教学。再次，加强与实地基地的合作，可与相关组织定期策划一些社会调查研究项目，由专业教师牵头，让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学生分别承担其中的子项目，为学生创造正常开展调查的机会。

（四）提升学生对实践环节的重视程度，加强对学生学习效果的监督与评价

首先，要提升学生对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通过加强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学生对探究和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进而能够积极、认真、踏实地参与到社会调查方法各实践环节中去。其次，创新学生参与实践环节的机制。比如，组队时注意不同班级、个性、成绩等多样化的搭配组合；团队运作时可实行组长负责制、定期会议轮流主讲制、成员末位淘汰制等，使团队能够在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中发挥独到的作用。最后，加强对学生参与实践环节的监督与评价。一方面，教师可聘用研究生作为助教，强化对学生的指导与监督，对实践过程与实践记录进行定期检查，对异常情况必须加以严肃教育与整改；另一方面，教要对学生实践结果、调查报告等进行合理评价，判断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并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高低，对于未达到教学效果的应予以及时、适当地补充教育。

[ 参 考 文 献 ]

[1] 张世勇. 以探究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社会调查方法”教学改革[J]. 科教导刊（中旬刊），2014（12）：112-114.

第2篇：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网络；职业阶层；收入

中图分类号：F3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1)－0025―09

一、研究背景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曾经被长期固定在土地之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脱离”出来，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流动”。除了制度松动以外，增加收入的愿望、人均耕地相对减少以及寻求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促使农民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和户籍身份的约束，农民工成为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城市社会的职业阶层和收入状况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目前研究农民工求职的分析框架主要是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将流动民工的求职过程看成是其通过建立社会网络来实现的。

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方法的完善和发展，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因其独到的实证能力而被国外学术界广泛接受。相应的社会网络理论也被应用到求职领域，如Granovetter提出了“弱关系的强度”的理论，他认为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间发展起来的，它将处于不同等级社会地位的人们连接起来，在求职和社会流动等方面为个体提供更为有用的信息。Lint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把资源获得当作中介变量，用社会网络解释了成功求职。Bian的“强关系的力量”假说对Granovetter的“弱关系强度”和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了挑战，他在对中国天津市居民的调查中发现，居民工作的获得更多地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求职者和最终的帮助者是通过中间人的强关系联系起来。虽然国外研究表明，“强关系”或“弱关系”对个体的求职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当一个个体的网络成员中既有强关系也有弱关系时，这种“混合关系”对个体的求职影响研究还不多见，而且社会网络结构变量对个体求职影响的研究也相对较少。

近年来，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分析方法被引入到国内社会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社会支持网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及城市融入的关系。如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特点是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网络资源含量较低农民工信任的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强关系，只有当他们不得不去寻求群体外的支持和帮助时，才会把信任的目光投向城里的其他群体(弱关系)。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女性农民工初婚和避孕行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上述研究是从个体网角度进行研究。李树茁等则定量地研究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的整体社会网络特征。二是研究强关系(弱关系)与农民工求职的关系。然而，这种研究主要是从定性角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少数学者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求职的影响。

对农民工求职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且社会资本往往是以网络关系来度量。赵延东和王奋宇研究表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地位获得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正规教育与培训的作用；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获得经济地位的作用已经超过了人力资本的作用。陈成文和王修晓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就业有一定的关联性，在人力资本方面表现在工作经历和职业技能；而在社会资本方面表现在，原始社会资本(强关系)更多地与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相关，而新型社会资本(弱关系)则更多地与其职业声望有关；上述研究揭示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农民工经济地位(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农民工的职业阶层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社会网络结构变量如何影响农民工的职业阶层和收入，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本文利用“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结合“强关系”、“弱关系”的相关理论和个体中心网的结构特征，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机制。首先，分别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初次流动职业阶层的影响；其次，分析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的影响因素；第三，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社会阶层及收入的影响，结合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本文提出了研究影响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分析框架图，见图1。

1．社会网络因素

Gr粕ovetter根据互动的频率的高低、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程度的强弱、互惠交换的多少，将个体(个人、组织)之间的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而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相对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有学者在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村流动人口求职过程影响的研究中，根据农村流动人口的特征，将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界定为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家属、亲戚和老乡，将弱关系界定为以“业缘”和“友缘”为主的朋友、同事和老板等。与更多的弱关系交往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因此，根据网络成员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比例的多少，本文将网络成员关系构成分为“强主导”、“相等”和“弱主导”三类，其中“强主导”表示强关系数多于弱关系，“弱主导”则相反，“相等”表示强弱关系数相等。

社会网络可以分为个体中心网和整体网络。个体中心网的个体结构特征包括：规模、紧密度、趋同性、异质性等。相关研究表明，求职者的网络结构对其求职效果有重要影响。当网络规模(即网络成员数)增加时，求职者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从而就业可能性更大，更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网络规模、趋同性和异质性是网络结构变量。趋同性和异质性是从不同角度去刻画样本与其网络成员的差异程度，趋同性是指某个体的网络成员中在某种特性方面与该个体相同的比例，异质性则是指网络成员之间的差异程度。本文主要关注阶层趋同性，因此仅采用阶层趋同性变量，而没有考虑异质性变量。由于本文个体中心网数据的限制，无法计算紧密度，因此，本文所说的社会网络变量中没有包含紧密度变量。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推断，强(弱)关系构成、网络规模和职业趋同性是农民工初次流动和目前职业阶层及目前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

2．流动因素

农民工职业阶层分析考虑初次流动后和目前两种情况。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同时，流动有利于农民工提高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其收入。因此，农民工在初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再次职业流动时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因而，本文认为流动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求职的重要因素。

流动因素包括来源地和在深圳打工年限(滞留时间)。农民工来源地可大致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其中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份。从调查中得知，来自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省。来源地变量的设置，目的是为了控制较早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地区，即控制政策因素，来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打工年限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控制时间因素。

3．个人因素

农民工求职还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以及来深圳前的打工经历和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是农民工个人属性，而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包括来深圳前的打工经历和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代表了他们的人力资本。相关研究充分肯定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在其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二)研究假设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本文就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网络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有显著影响：

假设1a：初次流动网络关系中的弱关系越多，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高；

假设1b：目前网络关系中的弱关系越多，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高；

假设1c：网络关系中的弱关系越多，农民工目前的收入越高。

假设2：网络规模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有显著影响：

假设2a：初次流动的网络规模越大，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高；

假设2b：目前的网络规模越大，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高；

假设2c：网络规模越大，农民工的目前收入越高。

假设3：农民工与网络成员的趋同性对其职业阶层和收入有显著影响：

假设3a：初次流动网络成员的趋同性越强，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低；

假设3b：目前网络成员的趋同性越强，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低；

假设3c：网络成员的趋同性越强，农民工目前的收入越低。

(三)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2005年4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组织的“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深圳市是农民工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该市虽是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但其有相当一部分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对廉价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促使大量适龄农村劳动力流入深圳。外来农村人口的加入，促使该市的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比例倒挂严重，户籍人口与暂住人口的比例为1：6，而且农民工的数量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因此，选取该市农民工作为研究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本次调查是以“15周岁以上，非深圳户籍的外来农村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调查采用结构化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采访。调查点分散居和聚居两类，聚居类人群指农民工集中居住，社区环境中市民的比例很低，调查中选取居住在工厂宿舍或工棚中的农民工；散居类人群指农民工分散居住在市民小区中，社区环境中市民的比例较高。这两类人群基本能反映整个农民工的具体情况。聚居类样本用来分析整体网络特征，散居类样本是用来分析个体中心网的特征，本文主要是分析农民工的个体中心网对其求职的影响。对于散居类样本采用随机抽样，而聚居类样本采用整群抽样。调查为期8天(4月20日至27日)，共收回有效问卷1739份。样本中，年龄在34岁以下者占67．1％；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其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者占58．1％；已婚者占68％。有关深圳市的背景、抽样设计、调查内容、调查执行和数据质量的具体情况，请参见研究报告。

(四)方法

首先，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社会网络因素如何影响农民工职业阶层。分别考察农民工初次流动到深圳后和目前在深圳职业阶层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的因变量均为职业阶层。职业阶层的划分为二大类：工人阶层和非工人阶层。工人阶层包括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他们处于职业的底层；非工人阶层包括个体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和国家及社会管理者，这些职业阶层较高。因变量以工人阶层为参照类。

初次职业阶层回归与目前职业阶层回归的自变量区别在于：初次职业阶层回归时，流动因素中没有包括在深圳打工时间，个人因素中没有包括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而目前职业阶层回归时自变量包括了所有变量。分析时，仅考虑借助社会网络求职的样本，这样得到初次职业阶层和目前职业阶层回归的样本数分别为1220和334。

其次，采用OLS回归，分析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因素。因变量为月收入，回归时对收入取对数。样本数为1220。

回归模型的自变量均包括社会网络因素、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三种类型的变量。社会网络因素包括：关系构成、规模和趋同性。其中关系构成分为“强主导”、“弱主导”和“相等”三类，“强主导”作为参照类。规模和趋同性变量设置为连续变量。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来深圳前是否有打工经历和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其中更换工作次数为连续变量，其余为分类变量。流动因素包括来源地和在深圳打工年限(滞留时间)，前者为分类变量，后者为连续变量。

对目前收入进行回归分析时，除了考虑网络因素、流动因素和个人因素外，还纳入了目前职业阶层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以上各变量的具体分类和统计信息见表l。

三、研究结果

(一)职业阶层

1．初次流动后职业阶层

表2提供了农民工初次流动职业阶层的二分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在模型1中，网络规模、关系构成和趋同性对职业阶层都有显著影响。在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分别控制住流动因素和个人因素以及同时控制住流动因素和个人因素，发现网络因素影响同样显著。不同点在于，模型1和模型2中，关系构成中的“相等”较为显著，而模型3和模型4中的“弱主导”较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规模越大，农民工处于非工人阶层(更高阶层)的几率越高；关系构成中，弱关系越多，农民工越容易处于非工人阶层。阶层趋同性越高，则农民工越容易处于工人阶层。

在流动因素中，来自沿海地区的农民工比来自内陆地区的农民工更可能进入非工人阶层。在个人因素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均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则没有显著影响。与男性相

比，女性更容易处于工人阶层，而不是非工人阶层。就年龄而言，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更容易处于较高阶层。与小学及以下的文化程度相比，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更容易进入较高阶层。而与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和具有小学程度的农民工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除此之个，个人因素中，来深圳前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更可能处于工人阶层，而不是其它更高阶层。

2．目前职业阶层

表3提供了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的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社会网络变量中，关系构成和阶层趋同性对职业阶层有显著影响，而网络规模没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控制住流动因素和个人因素后，弱主导的关系构成使农民工更可能处于非工人阶层；网络职业趋同性越高，越容易处于工人阶层。流动因素中，在深圳打工年限越长，越容易处于非工人阶层。来自沿海地区的农民工比内陆地区的农民工更容易进入非工人阶层。在个人因素中，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更容易进入较高阶层。来深圳前，有打工经历者比没有打工经历者更容易处于工人阶层；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越多的农民工越容易处人工人阶层；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没有显著影响。

(二)目前收入

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因素OLS回归结果见表4。从模型1中，发现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收入粗影响显著。模型2中控制住流动因素，网络因素仍然显著，且网络规模更为显著，而趋同性显著性减弱。表明在控制流动因素后网络规模对收入增加的贡献在提高，而趋同性的贡献在下降。但是在模型3和模型4中，分别控制住个人因素和同时控制住个人因素流动因素后，网络规模的净影响不显著，趋同性和弱主导的关系构成净影响仍然显著。研究表明，弱主导的关系构成显著增加了目前收入，而阶层趋同性的提高降低了目前收入。

流动因素中，在深圳打工年限延长，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目前收入；来自沿海地区的农民工与内陆地区的相比，他们的目前收入没有显著差异。在个人因素中，女性的目前收入会明显地低于男性。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收入显著高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已婚者的收入比未婚者可能更高。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越多，目前越可能获得更高收入。目前职业阶层是非工人阶层者，其收入要显著高于工人阶层者。个人因素中，年龄和来深圳前是否有打工经历对农民工目前收入影响不显著。

四、讨论与结论

本文利用“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系统定量地研究了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社会网络对他们的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本文的假设基本得到验证。

首先，对农民工初次流动的职业阶层影响因素而言，网络变量的影响与本文的假设基本相符。网络规模、关系构成和职业趋同性对农民工的职业阶层均有显著影响，表明社会网络结构变量对农民工初次流动的职业阶层有重要影响。弱关系为主导的关系构成对职业阶层的显著影响也间接验证了Gmnovetter的“弱关系的强度”假说。

其次，对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的影响来说，阶层趋同性和关系构成变量仍然影响显著，但是网络规模影响不显著。表明流动后农民工社会网络结构仍然是高趋同性，对其职业阶层有影响的关系构成仍然是以弱关系为主导。网络规模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农民工网络规模不仅小于城市居民，也小于农村居民，回归分析表明流动后影响农民工职业的不仅仅是网络成员的人数，而是与弱关系比例的大小以及阶层趋同性的高低是密切相关的。

最后，对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而言，发现网络变量的影响与本文的假设也基本一致。弱主导的关系构成显著提高了收入；阶层趋同性增强则显著降低了目前收入；同样网络规模对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以上结果都表明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民工收入的重要因素。

除了上述主要发现以外，分析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我们还得到如下发现：

第一，在个人因素中，初次流动后，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容易处于工人阶层，但是目前二者的差异并不明显，表明刚到城市时女性职业阶层地位不如男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性问的这种差异变得不明显。但是，在收入方面，女性要明显低于男性。不论是初次流动还是目前，年龄较大的农民工都较容易进入较高阶层。然而，年龄对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对于受教育水平而言，初次流动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与小学及以下的相比更容易进入较高职业阶层，而目前受教育水平对农民工职业阶层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受教育水平只对农民工初次流动后的职业阶层有影响，随后由于农民工自身对城市的不断适应，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也会不明显。尽管如此，较高受教育水平能促使农民工得到较高的收入，表明较高人力资本会带来更高的收入。婚姻状况对初次流动和目前农民工的职业阶层都没有影响，但已婚者的目前收入明显高于未婚者。可能原因是婚姻会带来更多经济负担，从而提高了农民工提高收入的动力和努力程度。来深圳前有打工经历会促使农民工处于工人阶层，而且没有获得更高的收入。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同样会明显促使农民工处于工人阶层，却同时带来更高的收入(从结果来看，更换工作次数不会促使其职业阶层变高，见表3)。

第二，在流动因素中，来自沿海地区的农民工与内陆地区相比，更可能进人较高阶层，表明经济开放政策对农民工的职业阶层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农民工来源地对农民工收入并无显著影响。在深圳打工年限的延长，有助于农民工进入较高阶层，同时也有利于农民工获得更高的收入。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调查数据的限制，网络结构变量中的紧密度指标难以获得，对该网络变量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其次，本调查样本来源于深圳市，本文得出的结论能否推广到其它农民工较多的城市，也需做进一步研究。第三，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变动的影响也是一个未来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第3篇：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

关键词：工科学生；毕业设计；人才；毕业生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180-02

一、高校毕业生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差距

毕业季百万高校毕业生涌入到人才招聘市场，为谋求一个良好的工作而日夜奔走，但同时电视求职类节目中各招聘者大呼千里马难求。造成供求紊乱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高等院校培养出的人才同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1，2]。大学生在接收四年的全面且规范的高等教育后，无论知识还是素质层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据多数进入企业的应届毕业生反应，对职场中的基本常识和工作中必需的职业技能缺乏了解；学院所学知识在工作应用少；理论脱离实际，动手能力差，这些束缚了他们工作后的发展。进入企业后往往需要重头开始学习。同时，企业反映毕业生能力与企业需求有差距。从校园到社会企业衔接不当，是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

二、工科学生本科毕业设计现状调研

毕业设计是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企业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培养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如何将所学知识转换为有社会价值的生产力；缩短进入社会、企业后的适应期；为今后的顺利工作积累经验。因此完善毕业设计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点。通过调查分析整理多所高等院校的工科毕业设计情况，了解到目前毕业设计（论文）总体质量普遍较高：综合性设计在原理上创新性较高，具有较高的工程应用价值，解决了实际问题。总体情况如下[3，4]：毕业设计（论文）分为综述类、研究类和设计类三大类。毕业设计分为开题、中期检查及论文答辩三个环节。开题包括选题、制定工作计划、调研和搜集有关资料及文献阅读。为确保毕业设计及时保质保量的完成，学院在毕业设计中期组织中期检查。同时毕业设计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研究类毕业设计过分强调机械制图的作用忽略其他工程能力锻炼形式，设计类毕业设计产品设计过程单一、片面与企业需求脱节，设计类毕业设计机械制图的绘制方式过于局限。下表中列出了国内多所工科院校毕业设计中研究类和毕业类毕业设计要求对比。

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增强研究类毕业设计工程能力训练的全面性。研究类毕业设计，以攻克技术难题为出发点在设计、组织实验的基础上，对实验结果进行比对、分析，最终解决实际生产生活中的技术难题。研究类毕业设计的工程基本训练包含实验、系统调试、工程实践、机械制图等。机械制图不是工程基本训练的唯一方式。对于选择研究类毕业设计的毕业生，今后工作用到机械制图的领域很少，而且机械制图能力在本科教学和课程设计中已经得到训练，因此，在毕业设计中将机械制图作为强化实践能力的主要手段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理论分析计算、实验研究和设备使用与调试或计算机软件使用，这些是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的基本，也是今后工作的重心。因此研究类毕业设计应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试验台架的搭建，实验测量、系统调试、工程实践这些同样能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工作上，强化工程能力训练的全面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工作量和成果的学术意义作为工程基本训练量化的衡量标准[5]。

2.强化设计类毕业设计产品开发流程的完整性。设计类毕业设计，根据实际应用要求设计某些机构或设备实现特定的功能，整个产品开发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体系。但是很多工科的毕业设计一般是是先按照设计要求画出图纸，然后再根据图纸写出约1.5万字的说明，这与企业产品设计流程概念相违背。现代企业的产品设计开发中采用的是V模式设计流程[6]，开发过程大致包括：市场定位，需求分析，功能需求建立，系统设计，结构设计，三维实体仿真，功能测试、验证，系统测试，验证，出二维零件图，制造。工科毕业设计强化的只是产品设计中的工作图设计这一环节。学生进入产品设计领域还是零基础，需要重新学习。故设计类毕业设计应该从市场需求出发，强化产品开发流程的完整性，熟悉产品开发流程的各个环节。

现代社会掌握先进技术，富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传统应试教育下培养出的人才同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毕业设计是由校园到社会的过渡阶段，是培养创新能力，独立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是缩短这一差距的必要手段。因此为了满足社会人才需求，对工科本科学生毕业设计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增强研究类毕业设计工程能力训练的全面性，研究类毕业设计应将工程能力训练的重心转移至试验台架的搭建，实验方案实施、试验系统调试、工程实践上；其次，强化设计类毕业设计产品开发流程的完整性，设计类毕业设计应该从市场需求出发，强化产品开发流程的完整性，使学生熟悉产品开发流程的各个环节；最后，提高设计类毕业设计的机械制图方式的灵活性，工科院校设计类毕业设计应灵活掌握手工绘图、二维计算机辅助绘图和三维实体造型三者的比例，提倡使用计算机绘制方式，不必拘泥于图纸的数量和形式。

参考文献：

[1]沈颂华.浅析社会对工程技术专业人才需求的多样化与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D].第二届全国高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学改革研讨会论文集（上册），2004.

[2]陆英杰，娄华.改革专业教学与社会人才需求对接[J].科技信息，2010，（5）.

[3]李海志，谭海鸥，董超俊.产学合作与工科专业毕业设计，高等工程教育研究[J].2004年01期.

[4]吉林大学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办法，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毕业设计（论文）实施办法，清华大学本科生综合论文训练教学管理办法，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大纲，西安交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实施办法，四川大学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大纲，哈尔滨工程大学本科生综合论文训练教学管理办法，中南大学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办法，华中科技大学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条例

第4篇：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

“公共事业管理概论” 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是学生深化对于管理学的了解和认识、掌握有关公共事业组织的运作方式和管理手段的重要途径。本课程涉及知识点比较多、比较宽泛，很多学生缺乏对公共事业管理的直观认识，单纯的课堂讲授比较枯燥，也缺乏说服力。因而，要创新教学方法，探索合适的实践性教学方法，通过实践活动来理解和强化知识、培养能力。

一、“公共事业管理概论”课程实践教学方法选择分析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是对理论教学的验证、强化和拓展，具有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公共事业管理概论”课程实践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积极性为核心，以参与和体验为基本方式，以模拟实践教学为主线，建立多渠道、获取式的实践教学系统。本课程所采取的实践教学方法较多，有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社会调查、管理游戏、网络冲浪等方法。其中，案例分析教学法是采用较多，又是课堂实践教学方法，是整个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特色形式。案例教学是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现场，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对其案例进行分析，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

社会调查方法却是要通过深入社会，搜集直观感性的第一手材料，进而分析材料，并形成一定的调查结论，是知识从感性向理性深化的过程，具有鲜明的参与社会实践的特征。作为一种系统的、科学的认识活动，社会调查有着一种比较固定的程序，这种固定的程序可以说是社会调查自身所具有的内在逻辑结构的一种体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提出调查主题、调查准备、社会实地调查、数据整理和分析研究等。在公共事业管理课程中引入社会调查法来展开实践性教学，特别是要带着特定的管理问题，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各类公共机构与组织，以及社区，引导学生有目的、有意识地专门搜集和整理课堂学习知识的相关信息，通过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可以实现课堂学习与社会中的现实问题的有机联系，促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社会现象，实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逐步加深，实现学会认、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

二、社会调查法在“公共事业管理概论”课程中的应用案例

社会调查法在公共事业管理课程的实践教学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引用，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下面以“青海省公共事业组织状况调研”为例，对社会调查方法在“公共事业管理概论”课程实践教学中的运用进行说明。

（一）确定调查主题

根据《公共事业管理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在选择什么内容或问题作为社会调查主题时，主要考虑调查主题的有价值性、可行性等因素，因而选择“青海省公共事业组织状况”作为调查主题。这主要是由于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本课程学习对象为青海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本科学生，需要从实践中认识社会，加强专业和课程的认知度。其次，课程学习的60%以上的学生来自青海各基层地区，调研地点以就近为主，分布于西宁市及海东地区，还有玉树州，充分的体现了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而且，调研地点的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学生以自己家庭所在地为中心进行辐射式取点，能够保证调查的质量，而且调研成本低。

（二）调查准备

调查准备主要包括了调查方法的选取和组织安排两方面的内容。

1、调查方法的选取：调查方法主要有抽样调查法、问卷法、观察法、访谈法和文献调查法等，其常用调查方法为访谈法与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是调查者通过与被调查者面对面的进行交谈，讨论而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问卷调查法中最重要的是设计问卷，问卷的设计一定要紧密围绕调查主题，本着全面、科学、可操作性来设计调查问题和构建变量和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当前公共事业组织（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基金会）的现状、公共事业管理的教学内容及学生的认知能力等，以了解公共事业组织运行的状况及存在的困境为主要内容，以访谈法为主，问卷调查为辅的调查方法，考察所选公共事业组织的状况及这些组织所涉及的公共事务等相关情况，能使学生对公共事业组织有一个直观、真实的认识，从社会实际状况出发来深入而直观地认识公共事业管理的内容、方式、目的等，加深对该课程内容的理解。

2、前期组织安排

由于关于公共事业组织的内容在课程教学设计中安排为第二章，因此，在学期初，也就是在调查前1个月布置具体的社会调查事宜。主要是介绍社会调查方法、调查对象的选定、调查数据可靠性的把握、调查报告的撰写以及本次社会调查的要求等，督促学生做相关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对访谈法及调查问卷要做详细的解释，保证学生理解调查问题及调查目的，减少调查者因对问题的不理解造成的数据错误。考虑到被调查的公共事业组织的多样性及学生的自主性，由学生自由组合为4至5人为一组的小组，并且自主联系调研对象，同时为了保证每个同学都能实际参与调研工作，各小组自主推选一名组长，主要负责小组调查活动的开展及督促和与教师的联系，调查分工等由组内成员自行协商。

（三）调查与资料收集

在调查准备阶段，各调查小组根据组员情况，确定调查对象。各小组优先选择家庭所在地、亲戚所在地、同学朋友所在地的公共事业组织为调查对象，或以兴趣因素选择教育、卫生、慈善、环保等领域开展工作的公共事业组织，有选择地发放问卷或面对面地调查与访谈。本次调查的对象有：“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金巴慈善基金会” “雪域慈善救助会” “青海义工联” “青海省康乐医院” “大通县小星星幼儿园” “西宁市小花朵幼儿园”等七个公共事业组织。在调查过程中，以调查组织存在的困境和问题为研究的主题及分析的重点。学生在调查总结交流中往往对这个环节的感受最深，充分的体现出学生的参与性及亲身体验性，从而对相关教学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团队协作精神得到了良好的培养、访谈技巧及沟通能力也有提升。

转贴于论文联盟

（四）调查资料整理分析与撰写报告

将调查得来的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是撰写调查报告和定量研究的基础。这个环节中，指导学生根据调研主题，分析调查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撰写调研报告。由于各调查小组成员的知识结构和水平的差异，各组选择的数据分析方法及最终的定性结论也不同。由于本次调查对象的特殊性及学生本身的客观原因，多数小组以访谈的形式进行调查，导致获取的数据资料较少，未能实现本课程与统计分析课程的结合。但通过组员多次访谈及有些组员的亲身体会，收集的资料较多，对其分析，实现了公共事业管理课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以致用，使分析结果更为深入和全面，并加强了课程内容的学习。由于学生写作水平的差异又影响着各组最终的调研报告的水平，因此多次指导，反复修改后最终定稿。

（五）调查的总结、交流

调查的总结与交流是完善社会调查法的实践性教学成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必不可少的环节。调查成果的交流，各小组以ppt形式汇报各组的调查情况、调查结论等，就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分享调查体会与经验，并且回答老师和同学的提问，实现知识的启发、碰撞、提升。同时对调查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比如组织安排、问题设计、调查难点等进行总结，以便在今后的社会调查中避免出现相同的问题，完善社会调查法的实施和提高调查效果。从学生对调查交流、总结的情况反映来看，有些小组事先组织安排有所欠缺，导致调查时间延长、访谈目的未达到、成员之间的沟通不积极等等。更多的学生反映经过社会调查后对公共事业管理方面的很多知识有了直观和更深入的认识，而且还在调查中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感受，比如被调查的慈善组织所涉及的公益问题时，很多学生认识到专业课程学习的重要性和激发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此外，社会调查对沟通能力的提高以及与团队合作能力的锻炼也是学生交流总结中反映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六）社会调查的评价考核

各小组完成社会调查后，在规定的期限内要求上交调查报告，同时还要附带调查问卷、小组成员的分工说明等材料。小组社会调查实践成绩由调查报告成绩、ppt的制作成绩、交流汇报成绩和学生评分四部分组成。调查报告成绩、ppt制作成绩、交流汇报教师评分和学生评分成绩分别按照50%、10%、20%和20%的比例加权得出小组社会调查实践成绩。每个学生的成绩以小组成绩的85%为基数，15%按照每个学生在小组社会调查中的分工和表现等给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有助于借助评价考核来检验课程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能力与素质的提高情况，有助于完善实践性教学的各个方面。

第5篇：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

【关键词】 外流域调水 盘龙江 水体耦合 PSR模型

滇池是我国第六大淡水湖泊，对昆明的社会均衡发展起到纽带作用，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整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演迁和发展活力的释放。近十年来，虽然政府出台了各种禁令大大减少了工业污染物和污水的对滇排放，然而随着外来人口规模的急剧增大导致水资源生活耗损和污水排放同步增加，进而导致滇池本身负荷压力的加大。为此，昆明市就滇池问题的治理全面推行了“治滇六大工程”，其中包括滇池外流域调水，即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该项目计划通过盘龙江河道每年向滇池输送约5.88亿方水，是为缓解流域水资源短缺、加快湖泊水体循环和交换、进行水污染全面治理的重要战略时机。

客观来说，跨流域调水工程毕竟是人类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发展经济而实施的一项大规模的人工工程。跨流域调水人为地改变了地区水情，势必会改变原来的生态环境，如果规划决策不当，将造成严重的、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破坏。这说明，在规划设计跨流域调水工程时必须全面考虑工程将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统筹规划，使工程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因此，研究调水工程与沿边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规律，在系统科学和生态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对调水产生的生态经济影响作出客观评价并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具有长远的战略价值和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生态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面，早在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政府首先使用压力-状态-响应框架（Pressure-State-Response，简称PSR）模型建立经济预算与环境问题的指标体系。具体到调水工程对生态平衡与环境问题上，Wackernagel & Rees（1996）从地理水文学观点出发进行了基础性分析，论证了适宜调水规模和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系统的内容，但研究主要以定性形式阐述。随着理论模型的推广，学者在实证研究方面相继取得了技术突破。Norgaard（1999），提出了区域调水规模的指标体系及基于此的人口（P）、资源（R）、环境（E）与发展（D）的PRED综合论证的思路。MamPiti Matete & Rashid Hassan（2006），以跨流域调水的水资源开采案为案例，应用生态经济核算矩阵（Ecological economic accouting matrix）评价了Lesotho和SA的生态经济影响，提出了新的整体层次框架分析思路。在看到调水工程积极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需要客观正视其存在的隐患。此前就有学者（东野光亮，1993）指出，调水时高水位输水、蓄水所造成的侧渗和河水位的顶托将直接影响到本区的排水及盐渍土面积扩大，这应在调水的规划、实施中引起高度重视。

国内人工调水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近十年内，特别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南水北调项目提出后。关于该项工程对地方造成的局部影响，先后有学者分别从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角度进行了探究。张中旺（2006），分析和评价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对汉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灌溉、城市发展、工业生产、航运、水质以及生态环境产生的较大影响，并结合襄樊市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在生态水、河流水等小范围水域理论研究方面，刘进琪（2006），分析研究了河流调水前后可能引起的河道生态环境各要素变化的程度和范围。结果表明，调水引起的水文情势变化，对河道内水生生态、水环境和河谷陆地生态的影响十分显著。陈美球、许莉等（2012）针对赣江上游生态系统特征，运用PSR框架模型，构建赣江上游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以县为评价单元对赣江上游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归纳分析出各县（市、区）制约生态系统健康的最主要因素。

二、外流域调水对昆明市生态经济影响的重要性

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是昆明市加快滇池生态质量，补充滇池自有储水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从显性价值层面来说，项目的竣工投入势必对滇池及其周边环境带来积极改善，但同时我们也要理性认识到跨流域调水是在人为地改变地区水情，特别是作为此项目的输血管道盘龙江，年规划5.88亿方的调水任务无疑是大幅度增加了河道原有输水量，这一指标是否会超过河道本身的承载能力，水质耦合是否会打破河道原有的自然水情，这些都值得深入探究。根据地表水等级评价标准，水体富营养化多是由于氮、磷总量超标所引起。相关数据显示，盘龙江磷含量处理结果为完全达标，然而因为氮处理技术还不够成熟，处理成本较高，盘龙江水质总氮一直居高不下。从目前水质化验结果看，牛栏江属Ⅲ类水质。水体总氮含量不高，磷含量超标。但两类水质耦合，必然会引起水质变化，也势必会改变原来的生态环境，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如果规划决策不当，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不可逆转的破坏，进而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规划设计跨流域调水工程时势必要全面考虑工程将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统筹规划，才能实现工程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同时，昆明作为云南“桥头堡”建设和“滇中经济圈”发展的核心城市，昆明市域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与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密不可分。滇池生态环境的改善，必然促进滇池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昆明发展生态经济、建设高原湖滨生态城市提供良好条件，为云南“桥头堡”建设和“滇中经济圈”发展保驾护航。因此，评价牛栏江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对盘龙江生态经济价值影响显得尤为迫切。

三、不同时间维度下审析调水工程对河道价值的影响

从短期看，调水工程对盘龙江生态价值影响显著。现阶段牛栏江和盘龙江水质差异较大，政府规划每年由牛栏江经盘龙江向滇池输送5.88亿立方米水源。从目前盘龙江河道承载规模看，如此多的水源集中经一条河道输送，调水后盘龙江的水流量势必增大，流速增快，从而提高水体净化速率。此外，两水水质差异较大，耦合过程也会较大幅度改变盘龙江原有水体结构，水体总氮、总磷、COD等指标均会有所调整。新的水质相当于给盘龙江现有水生生物提供了新的生存生产环境，特别是期初适应期，它们的活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变，进而促使水生物净化速率改变。

从中期看，调水工程对盘龙江社会价值影响显著。水体的自净速度会随时间的推移呈梯度式改变，变化趋势并非连续线性的。水体经过几次阶段性质变，沿河空气质量、河道景观等均会改善良，沿河公共设施，也会逐步纳入河道的建设规划范围。周边居民的满意指数就会随着相应配套工程、设施的完善而逐渐提高。

从长期看，调水工程对盘龙江经济价值影响显著。整治资本的投入，需要一个回收期，包括防洪预警成本、污水处理成本、雨水缓冲带建设、周边商业区投入等。项目建设资金的投入往往集中在建设期，例如防洪成本、商业区改扩建，其收益不会立竿见影，而是随着时间慢慢体现。此外，总磷含量较高、总氮含量较低的牛栏江水引入到总氮含量较高、总磷含量较低的盘龙江水体中，势必引起盘龙江水体营养化结构的变化，由于磷处理技术相对成熟，成本较低，从长期来看，这将进一步降低盘龙江水污染处理成本。

四、基于PSR模型的分析

PSR是环境质量评价学科中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子学科中常用的一种评价模型，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人类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对环境的作用，特定时段环境状态和环境变化情况，以及社会和个人如何减轻并防范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PSR模型回答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我们将如何做”三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基于PSR模型，对滇池外流域调水对盘龙江生态经济价值的影响进行研究，旨在分析牛栏江调水系统和盘龙江生态经济的耦合关系，目标是考核牛栏江引水后能否切实保证盘龙江的生态经济的济稳定发展，以实现区域生态经济的动态管理体系。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的实施，对盘龙江的生态环境、经济环境产生压力，这种压力以一定的状态指标传导到工程的规划和实施机构，同时压力也会以一种直接的形式去传导给相关机构和部门。而相关机构会根据传导的信息做出响应，以影响工程的实施效果。模型构建如图1所示。

压力层――造成发展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消费模式或经济系统中的一些因素，它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负效应”。即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实施所引起的水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压力因素，主要指工程施工强度，指标有：自然资源侵占强度、工程污染排放强度、废水处理达标指数、生物减少程度等。

状态层――调水工程实施下滇池流域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所处的状态和趋势。评价水资源环境状态的指标有：人均水资源量、水体总氮、磷含量，以及河床水位、绿化覆盖率等指标。而评价社会基础环境状态时，选择人均GDP、污水处理成本、城市化水平作为考察指标。在此层面引入经济、社会指标，修正原有PSR模型单纯以环境指标考核的方式，能更有效的对流域可持续发展进行更为全面分析，也更符合可持续、动态考核盘龙江流域经济价值影响的要求。

响应层――促进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所采取的有效对策，因此是“正效应”，即减少对资源的耗竭和对环境的污染。是相关机构和部门在面对滇池流域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发生改变时所产生的主观能动性的反映，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种反映会因压力作用下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环境所呈现的指标传导而作出反应，同时也会因为压力的直接作用而实现响应。这种响应一方面是反映为污染治理措施的实施，如污水治理投入强度；另一方面是反映为生态保护力度，如相关部门对生态建设投入的强度、征地移民补偿的强度。

整个压力作用―状态呈现―措施响应的过程，是一种信息传导和社会响应的过程。压力的作用下，调水工程的实施，对于系统内的自然资源和生物资源必然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工程的排污和排水效果对于系统内水质的标准的评判也会造成差异。系统内短期来看，通过对水资源环境指标的考核，能有效了解水资源的基础环境状态；中、长期来看，随着信息的传导，相关部门作出政策响应，能使得河道建设规划和相应配套工程、设施逐步完善，进而采取实质性的决策与行动，有利于工程实施计划的改进与工程效果的全面提升；压力作用――状态呈现――措施响应三个环节相互反馈与联系，能有效实现对系统内生态经济价值影响的准确、动态的评估。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牛栏江――滇池引水工程站在城市战略规划的角度看无疑是一项安民心、利千秋的项目，但是如果把目标缩小，聚焦到调水工程的输水河道可以发现，由于牛栏江和盘龙江以及滇池的水质存在客观异质性，水体的耦合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对滇池的水质产生质的影响，但是绝对有可能引动盘龙江水质的质变。再者从目前盘龙江河道流速来看，大规模输水已加快了河道的流速并抬高了河床。调水工程引起的局部水体结构骤变对盘龙江生态经济价值有利有弊，文章就此从时间维度科学、全面、系统地审视了调水对盘龙江短期、中期、长期的价值实现进行了审析，并利用PSR模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核了这一局部的关联要素指标。结合以上分析，考虑到调水对盘龙江生态、经济、社会价值的影响在不同时期的影响重心不尽一致，主要矛盾具有阶段性，因此，政府有必要结合以上考核机制实现区域生态经济的动态管理体系，在放眼滇池治理问题的同时，也有必要围绕盘龙江着手相关配套项目，多层次、全方位助推云南省生态文明战略的实施。

（注：基金项目：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课题资助重点实验项目《滇池外流域引水工程对盘龙江生态经济价值影响研究――基于PSR模型和Vensim仿真模拟预估盘龙江价值变化》，项目编号：ynuy201220。）

【参考文献】

[1] 范：滇池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建议研究[J].生态经济，2010（1）.

[2] 刘嫔：滇池污染的综合治理与管理对策研究[J].环境学导刊，2008（6）.

[3] 曹世惠、陈勤、顾世祥、苏正猛：滇池流域水资源供需态势及调水方案研究[C].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

第6篇：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

关键词　流域复合系统；适应性管理；复杂性；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TV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060－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10

流域是人类生活的主要生境，对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然而，数十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的迅猛发展，流域自然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多种环境资源危机共存且日益加重，并呈现流域性特征，使流域社会一经济一生态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突出表现在：流域性复合型水污染问题在众多流域日益突出；水资源短缺问题从干旱地区季节性缺水转变为普遍的季节性缺水与水质型缺水并存的局面；流域内生物多样性降低、湿地破坏、生物群落退化等生态问题凸显，并呈现“局部改善、整体退化”的总体格局；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水灾害与突发事件的频率、强度以及风险都在进一步加剧。我国自然生态与环境先天脆弱性及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导致这些本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流域危机在短期内集中显现与爆发，各种问题相互作用、彼此叠加，使流域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与多样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与突出。而我国要以稀缺的水资源、有限的水环境容量和脆弱的水生态，承载不断扩张的人口规模和高增长、高强度的社会经济活动，面临着比世界上任何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面临的都要复杂、严峻的流域性问题与前所未有的压力。

1　流域复合系统及其复杂性分析

流域水问题的系统性、复合性、多样性、突发性和严峻性等特征要求基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站在流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层面对其进行分析，以清晰全面认识其成因与复杂性，进而用科学方法进行管理。

1.1流域复合系统

流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是人为主体、要素众多、关系错综、目标功能多样的复杂开放巨系统，具有复杂的时空结构与层次结构，呈现整体性、动态性、非线性、适应性以及多维度等特性。水是流域系统的纽带，具有多重属性。它既是一种自然资源，又是物质生产资源，同时还是一种生活资源。而人作为系统中最活跃的要素，具有一定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特征，通过资源开发与利用等社会经济行为将资源和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的广泛参与及其有限理性造就了流域系统的高度复杂性。

构成流域复合系统的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各自又是复杂自适应系统，有特殊的结构、功能和作用机制，而且他们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又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如图1所示。

(1)流域自然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自调节与自生长能力.是复合系统形成的基础。系统内部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反馈机制，并与社会经济系统存在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以生物与环境的协同共生及环境对流域内活动的支持、容纳、缓冲及净化为特征。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环境污染型与资源破坏型影响，其又通过一系列自然过程、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及生物过程等使自身状态与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决定其服务功能。自然生态系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调节：外部组织或者自组织。许多传统的保护工程方式就是外部组织，但是它们结构僵硬且适应变化的潜力较小。

(2)流域经济系统以资源为中心，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机制与宏观反馈控制体系进行调节。市场机制是经济内在本体机制，市场把流域内外各种经济活动与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起着重要自调节作用。而反馈控制机制体现在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与经济政策对经济系统进行宏观调控与干预。流域内经济结构本身就是市场机制与宏观控制机制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其中，反馈控制机制与资源环境压力是对经济系统的约束；而市场机制的作用过程是在前两者作用下，系统内微观主体受价格、供求与竞争等影响，不断调整其经济行为，逐步自组织、自适应的过程。单纯依赖政府直接干预或市场自我调节都是过于简单的做法，因此，在实践中两者之间的力度把握与时机选择是相当复杂的问题。

(3)流域社会系统以人为中心。流域系统的基本功能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在市场化逐步健全的今天，人类生活用品绝大部分是从经济系统中获取，因而人类生物质与文化需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在改变其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自然系统产生了影响。所以，社会系统在复合系统中起主导作用，其主体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主要受到文化传统、价值观等内化因素与法律规范、经济刺激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只有对主体价值取向等有很好的规范才能保证流域经济、自然的健康发展。

在这三种机制及其相互作用下，流域系统表现出强烈的整体性、动态性、涌现性等特点。如，人类追求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的资源过度开发与污染排放，使流域生态状况恶化，并严重影响生态系统自调节与自适应能力；而自修复能力降低导致其环境容量同步下降，加速恶化趋势。同时，经济发展与人口膨胀致使水资源需求量及水污染排放量同步扩大，而污染引发的水质恶化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短缺。流域生态持续退化，不但造成区域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条件退化；而且大范围生态失衡，加剧了灾害风险和生态危机，使经济难以持续增长并引发社会不稳定。然而，人类筑堤修坝、围湖造田、超采地下水等经济活动或抵御灾害行为，一方面却使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更加显著，尤其是大量水利工程设施使流域被人为地渠道化、破碎化，污染物净化能力、水生生物生产能力等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人类自身抗灾的能力日益下降。进而，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流域灾害层出不穷和快速增长，并以诱导型自然灾害为主。

总之，流域系统中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的复合体系，具有强大的交互反馈能力。流域水危机从表面上看是各种水问题相互影响、彼此叠加而愈演愈烈；但从本质上讲，人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生产等对流域系统产生的干扰已不再是对流域自然过程的简单干扰，而是社会过程、经济过程与自然过程交织作用的集中体现。

1.2复合系统管理中的不确定性

流域复合系统的复杂性与强大的交互反馈能力，造就了在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而且许多不确定性是难于预测的。不确定性已成为流域管理取得成功的巨大障碍与必须直面的问题。

(1)系统认知的不确定性。流域复合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们对其认识具有不完全性与渐进性。因而，系统认知不确定性是固有的，不仅表现在系统状态的部分可观测性、系统结构与过程以及历史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而且产生这些趋势的系统要素及其交互关系包括非线性、反馈回路、延迟等都具有不确定性。同时，自然过程、社会过程与经济过程共同存在且作用于流域系统，使得单一学科知识并不能对其进行有效分析与总结。

(2)管理目标的不确定性。目前广泛研究的流域综合管理是以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为总目标，但由于系统演化及其管理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尺度较大、系统渐进认知带来的认识滞后性等在构造该目标体系上存在很大分歧与抽象色彩，尚不存在一个明确并具有操作性的普遍认同体系。在实践中，人们又对问题的原因、利害关系等识别上存在分歧，不可避免地从不同的视角与利益出发提出管理的目标或需求。同时，流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会给管理带来更多新的需求与问题。

(3)管理依据的不确定性。流域系统的复杂性使其状态和干扰因素难以简单概括为一些易测定的指标；生态修复的长期性也需要长期的可重复试验和观测。而且流域系统的时空特征带来的尺度效应、累积效应、外部因素干扰以及抽样和测量误差，使得精确识别与量化系统状态以及影响源及其效果分析变得异常复杂。此外，特别是由于对系统功能及过程的认识不足，管理方案不得不建立在某种模型假设前提上，而模型参数与结构的不确定性使理论结果与管理输出之间存在差距。因此，管理的理论与实证依据具有巨大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效应以及潜在风险，对管理实践提出了巨大考验。

(4)管理决策的不确定性。决策制定者、利益相关者与科学研究者之间不协调给管理决策带来了不确定性。他们对问题的产生原因与合理的解决方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会影响他们对系统的认识、具体管理目标、具体管理措施成功的可能性等的判断。具体表现在研究者主要从专业学术角度对系统或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利益相关者倾向于从切身利益出发提出要求；而决策者偏重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角去解决实际问题。

(5)系统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流域系统的自适应性也决定了系统对管理行为的响应具有不确定性。社会、经济、人口、生态等因素的变化性使得通过观察难以直观推断系统状态以及影响源，并预测他们对管理行动的反应。个体行为的主观性使得流域治理的社会经济政策实施效果无从精确预测，即管理者对系统部分可控制。系统的开放性还决定了系统要受到外界物质、资金与人员等方面的随机干扰，进一步加大了系统响应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有某些因素的不可预测性内在于系统行为中，如极端气候条件以及不断呈现出的新型污染物等。

综上所述，流域复合系统作为一个复杂开放巨系统，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流域系统及其子系统自身结构、功能与内在规律以及流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机制的复杂性，人类并不足以对它具有充分理解并实施控制。而复合系统的复杂性特征使得系统一方面呈现出极大的随机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系统内在自适应能力与作用规律则表现出秩序性、确定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使得流域治理必定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工程。

2　我国现行流域管理模式分析

回顾我国重点湖泊及流域治理历程，不难发现，流域治理正在经历由单一的水利工程或者生态治理工程为主向以流域复合系统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转变。

从管理目标与范围看，流域管理在不断根据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趋于合理，而且在对流域的科学认知方面也在不断的加深。例如，《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规划》就明确体现了政府在水环境治理方面的四大转变：从工业点源污染控制为主向工业点源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相结合；从城市污染控制为主向城市与农村污染控制相结合；从陆上控制为主向陆上与水上污染控制相结合；从治理污染为主向防治污染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转变，力图进入污染控制、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的综合治理阶段。而且，管理者认识到流域治理是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突出重点，全面推进。

尽管如此，近20年来流域治理中各类“零点行动”、“环保风暴”等执法行动与“综合规划”的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流域性污染尤其是在大型湖泊流域性污染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众多湖泊富营养化趋势仍未扭转，污染反弹甚至恶化时常发生，大部分流域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这无疑也说明了现行管理模式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域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管理模式进行剖析。

2.1管理范式与手段

流域治理普遍采用机械唯物的“预测一控制式”管理范式，认为系统对管理行为的响应可以预测，进而设计最优控制策略。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外对小流域及其治理作了大量研究，从短期看确实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难题。但它们大多把流域系统看作一个具有线性、规范性与平衡性等特点的可简单预测、容易控制的理想系统，针对流域中矛盾的某部分进行研究与治理，把问题当作遵循简单线性因果关系的确定性问题来对待与处理，以试图减小问题的复杂性及其维度；认为规划制定者可以分析系统内存在的一系列明确的杠杆效应，并应用它来引导已知的反应。这无疑低估了政策干预所带来的非线性反馈效应、时滞效应以及人的自主性的重要性。这种简化方法具有误导性，它或许能够在短期内成功应对某些局部问题，而长期看来却时常具有超过短期利益的负面影响。

基于这种管理范式，流域管理还是以“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的行政命令一控制手段为主，而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手段较弱。这种手段虽然简单易行、针对性强，但是缺乏柔性与持久性，在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效果较差。

2.2政策与规划制定

流域治理强调自上而下统一规划，但很容易产生政策时滞效应，包括认识时滞、执行时滞与效力时滞三方面。现在通过成立专门流域管理机构，政府正有效缩小执行时滞，但相关机构的理论水平与预测能力往往存在很长的认识时滞；同时，流域管理中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它们会让各种政策难以发挥应有效力。例如，2007年无锡供水危机事件爆发后引发学界和政府持续讨论，随后通过国家和地方的逐级反馈与审批，到2009年才有完备的地方性措施出台。而这些措施从出台到实施、再到奏效需要更长的时间。

其次，综合治理虽然以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但是规划重在考虑水资源可利用量、水环境容量等生态因素，人文与技术因素在规划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与纳入，难以充分考虑到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对政策规定的可承受能力，使遵守法规和政策与生存和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导致现实中利益相关者为了生存而不顾生态极限。而且水环境容量测算本身就存在较大的争议。

第三，统一规划虽然采用综合管理的形式，但并没有出台流域性的政策和实现政策间的协调。我国水资源与水环境双重管理体制决定了流域水资源管理与水环境治理分开进行。总量控制与配额管理是规划决策制定的依据。水资源可利用量、污染物减排目标和污染治理投资等主要依据行政区划逐级分解，没有遵循流域特征和污染变化趋势以及目标的现实性。

第四，在规划制定中，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目标设定不合理、备选方案不足、风险管理困难等致使无法进行柔性化管理。规划内容中对生态系统进行人为控制的色彩比较浓重，多偏重且依赖生态治理工程、大型调水工程等水利设施建设以改善流域环境。部分工程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运行效率低下问题严重。

此外，有些部门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导致权力寻租、部门利益化等问题，协调管理难度加大；监测与评估不能客观公正，进而管理者也没有动力与压力来及时发现政策或工程方案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调整。

2.3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在目前流域管理中观念极其淡薄。在管理决策中，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通、制度保障缺乏、信息公开不足等诸多因素，NGO、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参与力度、范围及深度都十分有限，即便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力度仍不足。决策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被动接受的过程，这不但使公众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对公众及利益相关者支持度与目标可实现性也考虑不足，实施效果难免产生很大偏离。而且流域治理过多地依靠国家投入，缺乏社会资金的有效注入，资金不足成为制约瓶颈。

同时，社会参与不足，不但造成公众意识不到治理的困难与复杂，使他们倾向于抵触有损自身利益的政策，而对环境短期内得以改善抱有很大期望；而且，公众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倾向于依赖行政机构解决环境资源问题。

3　适应性管理

不可否认，当前管理模式在流域治理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流域问题得到了一定遏制。但这种以行政控制为主的管理模式，面对新时期日趋严峻的流域复合性水危机、流域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难以通过传统的理性主义、还原主义决策模式对未来做出精确预测与评估，治理不到位和部分失效在所难免。近年来中外众多学者指出，中国面临的水危机实质上是治水体制变革长期滞后于治水需求变化累积形成的治理危机，解决核心是治水模式转变。例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发表的中国环境问题战略研究报告都把解决环境问题的治理结构和体制改革放在优先行动中。因此，有效的管理模式与制度框架才是应对流域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关键。

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时滞性的基础上，Holling于1978年提出了适应性管理理念，随后这一思想得到了深入研究，并应用到生态系统管理众多领域。适应性管理的前提是人类对任何生态系统主要驱动力及系统行为和响应的认识能力存在固有局限性，因此管理必须具有适应性和通过积累并吸收以往经验和见解改变管理实践的能力，通过不断调整战略、目标及方案等，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环境变化维持可持续的社会生态系统，其目的在于维持和增强生态系统恢复力，即关键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干扰的持续性和适应性，而不是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因此，适应性管理是一个通过从已实施策略结果中学习来持续改进管理政策与实践的系统过程，即通过管理学习来学习管理的过程。

适应性管理通过进一步融合协同管理的思想在欧美众多流域治理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与推广，并已有了不少成功案例，如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野生物种与鱼类保护计划、密苏里河流域生态恢复工程、澳大利亚大堡礁水质改善项目等。通过对这些治理经验的分析，总结到适应性管理的特征及其与传统管理模式的区别还体现在以下方面：

(1)强调对管理过程的管理。适应性管理是从广泛的研究与沟通中形成的，它以社会参与且政府、利益相关者等分享管理权利与责任为先决条件的。实现适应性管理还需要体制建设、构建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完善。而且，为了综合考虑管理中不同种类的不确定性，适应性管理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反复试验”，而是认为政策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是一个由问题识别、政策形成、政策实施、系统监测以及评价与反馈等一系列行动组成的迭代循环过程，并提倡对政策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2)强调从知识管理到知识创新的转变。生态系统管理与人类社会经济管理是一个信息密集型的跨学科、跨领域尝试。它需要对复合系统复杂性的综合了解，以在多重尺度上监测系统各方面状态、制定决策并对系统反馈做出反应。因为这种复杂性，任何组织或机构难以拥有管理所需要的全面知识与信息。适应性管理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将管理者、科学研究者以及利益相关者通过交流、沟通等方式使知识从个体私有向群体共用转变，实现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并形成良好的互动。

(3)强调群体决策过程。综合视角下流域管理对象不再局限于自然系统，而是涉及到社会经济领域。对自然生态系统科学认知的不足，单纯的环境管理可以采用控制等硬系统方法；但是，人的主动性与不确定性决定了对复合系统特别是非结构化问题的管理上需要应用软系统方法。适应性管理把利益相关者引入到决策制定过程中，能够更有利于资源争端与环境冲突的解决。在政策形成阶段，综合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利益与价值观，在多框架下，通过沟通、协商与谈判达到对问题的普遍认识与共同的阶段性目标，保证管理决策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只有这样，决策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因此，这个过程同样也是信任构建的过程。正如Pahl-Wost所说：管理不是为了寻求问题最优解决方案，而是持续的学习与沟通过程，其中最优先的是交流、共享观点和提出适应性群体策略。因而，把公众引入到管理之中，一方面有利于公众或利益相关者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商议”转变，提高政策的公正性与支持度；同时，能够更好地吸纳社会资本，而不是依赖政府投资。

(4)把社会学习作为出发点。社会学习是贯穿其中最核心的特征。社会学习理论强调社会的主动参与，强调在价值与同一性形成中人与环境的动态交互。在环境资源管理中，基于学习的方法用来处理管理中的不确定性，社会学习不单要注重构建学习型政府，而是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开展学习，包括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与组织以及社会个体层次。基于现行或未来的新技术为依据，通过反复实践、评价及调整，在实践中学习寻求适应企业或个人的“最佳管理实践”，从传统以保护为特征的专家知识灌输向基于团体的学习转变。

结合目前我国流域状况和管理现状，我们可以看出，适应性管理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见图2。适应性管理是更

合理治理模式的一个尝试，是流域未来治理的一个方法创新，我们应该积极探讨其在我国流域治理中的应用。

4　流域适应性管理模式初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推行适应性管理并非一蹴而就，还要接受来自法律法规、社会传统、管理手段等多方面的挑战，单纯依靠以往经验的延伸并不能顺利地实现向新管理模式的转型。本文主要从管理环境、管理体系、管理手段、决策机制以及科学研究等五个方面作初步探讨。

4.1从单独立法到综合立法：管理环境转变

健全的流域管理法律与法规是实施流域适应性管理的基本环境与根本保障。据我国水法与水污染防治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现行流域管理以流域统一管理为主、以部门管理和行政管理为辅的统一管理模式。然而，在管理实践中情况却与理论设计相反，国家管理机构与地方机构条块分割，以河流流经的各行政管理为主，涉水部门甚至行业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形成了区域和行业在水资源及其它资源管理、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决策分散化状况，而流域综合管理机构权力被瓜分无法履行协调管理职能。究其原因是目前我国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流域法，有关流域管理的法律法规通常是部门或行政区立法，一方面，人为割裂了流域内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各部门与行政区立法重复甚至冲突，相关利益者的权利与义务、职能部门的权力与责任等方面不够明确，加重了流域管理和协调的难度。而且，现行法律法规大多是实体性立法，缺乏跨部门、跨行政区管理以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序性规定，实体性规定没有程序性制度相配合将导致实体性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

4.2从集中管理到多中心治理：管理体系创新

适应性管理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主体互动合作的多中心治理格局，这种合作治理模式实质上通过建立一种在微观领域对政府、市场的作用进行补充或替代的制度形态，有利于大量的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与公共行动网络。它要求流域管理中多元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及科学机构有直接参与决策的权利与义务，如果失去了这一点，流域管理很容易又走入政府专行的集中管理局面。在新的管理体制下，管理能够更科学公正地进行决策，而且能够针对管理效果的反馈以及突发性做出及时果断的反应，避免传统层级审核与命令方式在时间上的延迟。Ostrom等已经论证了多中心治理在发展中国家的可行性。尤其是当前我国一些湖泊流域非点源污染已经替代点源成为水质问题的主导要素，其分散性、隐蔽性、随机性、不易监测、难以量化等特征使得政府管制难度越来越大。引入以社区、村镇为单位的自主治理是十分有必要的。它能够充分利用成员的合作优势与监督力量，在微观层面对环境治理形成共识。

然而，建立这种体制需要从各个层面逐步开展。在国家层面上，完善公众参与的相关法律制度是基础，加强对NGo及利益相关者等参与流域管理的权益规定，并出台公众参与的具体程序性规定；在流域层面上，转变传统管理观念积极推动机构改革，建立制度化的参与机制，进而组建社会参与的综合性流域管理机构；在部门与地方层面上，信息披露要及时全面，意见征求要切实落实；在社会层面上，宜鼓励社团组织、公众社区等民间组织的创建与发育，并通过一定的赋权使他们有效地行动起来，形成环境资源治理的基础。

4.3从单一管理到综合集成管理：决策机制创新

适应性管理虽然强调自组织管理与群体参与，但是最终还是要以科学决策机制为支撑来保障其发挥效用。目前，尽管各类计算机信息系统和水质监测装置普遍运用，但参与式的群决策机制还处于概念化层面，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有关参与式决策机制、群体决策支持平台研究几乎是空白，国外也没有完整、直接现成的成果可供借鉴。钱学森先生提出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在长期实践背景下融合多学科与多领域的技术与方法而形成的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和实践方式。宜以该方法为指导，通过综合集成定性定量相结合、专家研讨、信息处理与数据融合、人工社会与虚拟现实、群体决策及定性推理技术和分布式交互网络环境等多种技术与方法，从“定性综合集成”到“定性定量综合集成”再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循环往复、逐次逼近，建立创新型的治理决策机制，用结构化的决策序列来逼近流域管理中非结构化问题。

4.4从刚性管理到柔性管理：管理手段丰富

行政手段面对日益复杂与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而当前我国流域管理中依然未培育出良好的市场经济手段。这使得政府职能主要集中在兴建、运营水利工程及污染末端治理。所以，宜充分重视利用经济手段把环境成本内部化，从经济上刺激环境资源破坏者行为与价值观的转变。具体来讲要完善流域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推进水价改革与排污权制度并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促进水权、排污权等各类市场的发育，建立与现有技术相适应的排污标准以及通过特许经营开放传统政府垄断的水务市场。除经济手段与市场建立外，更要充分认识社会化管理手段的重要性。一方面，通过推行社会教育与培育社团组织、公众社区等非政府组织，提高公众资源节约与环保意识，引导与规范流域内居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另一方面，鼓励公众参与到管理决策制定与持续监督中，并通过决策参与使人们能够更积极地支持政策实施与改变生活方式。同时，注重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社会化管理相结合，传统政策优势与体制机制创新相结合，提高各类手段的综合效力。最终在此基础上，使行政管理机构完成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转变。

4.5从经验治理到科学治理：科学研究职能转变

第7篇：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

高职院校物流管理职业能力实践教学一、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分析

2008年以来，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已经意识到培养“能操作、善管理、可发展”的“社会需要、行业认可、企业能用”高端技能型物流管理专门人才的重要性，用什么教学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什么样的职业能力及如何评价学生的职业能力等问题是培养高端技能型物流管理专门人才的关键所在。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五年来，笔者每年都会利用暑假和业余时间，深入企业调研用人单位的岗位标准和任职要求。调研结果表明，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岗位多在仓储和运输这两类岗位群上。

根据企业调研结果，结合高职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考虑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经过多次专家论证，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具备立足于社会的适应能力，扎根于物流行业的通用能力，胜任物流经理的专业核心能力和岗位专用能力。因此，专业定位在培养综合型物流企业中运营管理岗位、从事仓储和运输管理技能操作的高端技能型物流管理专门人才。总之，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应具备“四种能力”，即社会适应能力、行业通用能力、专业核心能力和岗位专用能力。

二、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与课程教学设计

1.课程体系职业能力培养课程模块化

课程体系有社会适应能力培养课程、行业通用能力培养课程、专业核心能力培养课程、岗位专用能力培养课程及岗位能力拓展五个模块。

社会适应能力培养课程，重在培养学生就业后能够立足于社会的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善于学习、善于沟通、团队合作精神，迅速适应工作环境的能力。行业通用能力培养课程，重在培养学生能够科学认知物流行业、能够从经济的角度分析物流管理作业，熟练运用物流法律法规的职业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社会活动能力、协调组织能力等。专业核心能力培养课程，重在培养学生在工商企业、物流企业从事仓储、运输、配送运作、信息处理所必需的优化技术和信息技术等，能够科学管理物流作业的能力。

每一个课程模块不仅仅只培养一种能力，如岗位专用能力培养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岗位专用能力，同时也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物流行业通用等能力。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还要培养学生会动脑、会思考，如何做才更好。

2.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教学团队专兼结合

根据学生应具备的四种能力，教学团队应由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构成，能够满足高职学生“四种能力”的培养，可以根据学生就业岗位标准和课程标准选择教师组建各种能力培养的教学小组。充分利用校内外物流实践基地，优化实训教学项目，保证学生实践效果。

专任教师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执有职业资格证书，具有专业能力、企业实践能力和职业教育教学能力。独立承担一门以上课程教学任务，能够独立完成课程设计和单元设计，完成课程开发和教学改革项目。

兼职教师聘用物流行业企业第一线的专家、能工巧匠、优秀员工、企业经理、社会活动家、教育专家、优秀毕业生，包括具有丰富物流管理经验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从事物流作业作业管理及物流现场操作的师傅，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且在物流岗位工作年限在6年以上。兼职教师主要担任专题讲座、实践技能、岗位实践和顶岗实习的教学。

三、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

1.毕业资格审定系统化

主要由企业经理、业务骨干、岗位能手、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往届优秀毕业生、系部领导和教师组成毕业审定委员会，严格按照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制定的毕业标准组织审查学生的毕业资格，学生在毕业时必须完成所有职业能力培养课程并考核合格。

（1）毕业设计答辩。学生在第六学期第一周提交毕业设计方案，通过系部领导和指导教师审核通过后，利用五周的时间，结合顶岗实习经验完成毕业设计。系部组织毕业审定委员会进行毕业设计答辩，学生汇报毕业内容并回答答辩委员会提出的问题。

（2）技能操作考核。以用人单位岗位标准和考核形式为基准，系部组织毕业审定委员会进行技能操作考核，主要考核内容为仓储作业管理技能、运输管理技能、速递实务和单证处理业务。

（3）毕业条件审查。系部组织毕业审定委员根据高职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毕业标准逐项审查学生的毕业条件。

2.高职学生职业能力评价社会化

成立毕业生跟踪调查领导小组，由专人负责设计调查问卷，组织和领导教师每年进行一次毕业生跟踪调查。

（1）调查内容。毕业生调查，毕业生的基本情况、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学生对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方法、考核内容和方法和教学效果的评价。

用人单位调查，毕业生的基本情况、思想品质、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用人单位的岗位标准、需要毕业生的数量、学生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和素质。

（2）调查方式。为了保证样本数量的充足和有效，采用普查的方式对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

①问卷方式。分别向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发放《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跟踪调查表》，经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答填后返回。

②访谈方式。调查人员在组织问卷调查的同时，走访部分毕业生或用人单位，征求相关意见和建议，并做好相关记录，作为撰写调查报告的原始材料。

（3）调查成果。《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跟踪调查总结报告》，重点分析毕业生就业去向、工资及福利待遇、用人单位的评价等，优秀毕业生对专业人才培养过程及成效的反馈意见，用人单位人才需求变化情况，为修订与调整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设计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刘翠娟，李红.构建高职院校“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建设长效机制的途径.中国成人教育，2009，（11）.

\[2\]潘意志，程丹丹.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领域课程体系的开发与实践――以高职物流管理专业为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18）.

\[3\]施新平.分层化职业能力培养视角下高职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重组.职教通讯，2012，（33）.

第8篇：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

>> 代际比较视角下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农民工社会诉求代际差异实证研究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通婚距离变迁研究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分析 农民工城市融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代际差异凸显的问题与对策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经济视角下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两代农民工职业诉求的代际差异研究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视角的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实证研究 我国农民工能力代际差异分析 社会工作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的个案分析 基于农户代际差异视角的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代际差异、身份认同与家庭消费：农民工消费的一个研究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差异问题 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论农民工城市化诉求的代际差异分析 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排斥视角的农民工类别差异与政策选择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2]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服务管理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1：4.

[3]景志铮，郭虹.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社会排斥――成都市社区个案研究EJ].西北人口，2007，28（2）：33-36.

[4]胡杰成。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J].兰州学刊，2007（7）：87-90.

[5]王桂新，罗恩立.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现状调查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97-104.

[6]卢小君，陈慧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与测度――基于大连市的调查数据[J].城市问题，2012（9）：69-73.

[7]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人口研究，2004，28（5）：12-18.

[8]董章琳，张鹏.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1032名农民工的调查[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2）：19-25.

[9]王东，秦伟.农民工代际差异研究――成都市在城农民工分层比较[J].人口研究，2002，26（5）：49-54.

[10]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11]王兴周.两代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8，29（3）：136-156.

[12]黄祖辉，刘雅萍.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08（10）：51-59.

[13]邢海燕，于伟，陈三妹.两代农民工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比较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25）：12700-12702.

[14]冯菲菲，史春林.农民工利益观念的代际差异[J].广西社会科学，2012（8）：113-116.

[15]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人口研究，2008，32（5）：48-57.

[16]何军.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2（1）：52-59.

[17]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5（5）：90-95.

[18]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

第9篇：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

关键词： 心理适应理论 流动儿童 助人行为

一、心理适应理论

皮亚杰认为随着心理适应能力的发展，心理将具有较多格式。格式在个体外部行为中有所表现，同时是一种内部结构，能够使个体对外部环境觉知并进行分类和整理。在规整过程中，形式不同但本质接近的动作序列将会被归成一类，继而被概念化。因此，格式被认为是个体认知发展的结构。格式的改变将促使个体在人生发展中的认知形成和变化。人生作为一个连续的生命发展历程，成人的认知格式同幼年期间的格式并非是分割的。这个非分隔体现在同化与顺应两个重要认知过程中。

同化理论是皮亚杰适应理论的核心内容，它借鉴自生物科学中的同化概念。在生物科学中，同化概念指生物有机体将外部环境的刺激输入到本体结构中，并在一定规则下转换、吸收，成为自身结构组成部分的过程。皮亚杰将其引入到发展心理学的视野后，视为一个将外部知觉要素和刺激整合到原有格式或行为模式中的过程。同化作为认知过程的一个成分，是个体认识外部环境、接受外部环境的一种方式。同时，它也是个体适应外部环境、调整改变自我的一种形式。但是，皮亚杰更愿意使用顺应说明格式的变化。区别于同化在原有分类基础上进行整理和吸收，顺应更加接近一种“创造”的过程。顺应过程往往是一种对外部刺激的拓展性接受。当面临新的外部刺激时，个体如果不能通过同化将其“消化吸收”，那么将创建一个新格式或修改原有格式以适合新的外部刺激。顺应过程的出现意味着个体能够更好地接受新实物，并改变心理结构。因此，在顺应过程的基础上，个体再次面对外部刺激物将启动同化过程，更好地接受、整合新事物，并能够从中汲取能量。所以，通过同化和顺应两个心理过程，个体才能够在一生发展过程中和外部环境更好地互动，接受新生事物的同时，调整自我，不断成长。

二、心理适应理论下的流动儿童助人行为

在“地球村”时代，似乎如从前一般在一个地区恒久不变的居住已经成了一种奢侈。无论是从宏观层次的经济、文化等角度出发还是从微观层次的个人求学、就职等原因出发，流动似乎成为了新时代人类的共同行为趋势之一。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背景下的人们既有文化、宗教和习俗的差距，又有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任何一个人，到陌生环境中生活都是挑战。对流动儿童而言，更是如此。在非自愿的前提下，随着务工父母来到城市，面对和自己家乡完全不同的情景，流动儿童如何更好地与外部环境互动成为摆在他们面前不小的难题。皮亚杰的心理适应理论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特别是在我们将研究的情景限定在真实的班级情景中，探讨对流动儿童助人行为的促进时，这便显得更有实际意义。一方面，助人行为作为一种积极的行为，能够有效增进个体间的正向社交体验。另一方面，当流动儿童在班级群体生活中更乐于助人时，意味着班级生活适应能力不断增强。继而，这必然为其将来更好地融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因此，受皮亚杰心理适应理论的启发，我们试图通过系统的促进方案实施使流动儿童在班级中产生更多助人意愿及行为。同时，从班级整体助人网络结构出发，我们期望这种聚焦于整体班级助人网络结构的促进方案设计能更好地促使班级中亚群体内部和亚群体间的助人行为更加完备充分。最终，达到整个班级中的所有同学间都能够谦虚礼让、互助和谐。这样的研究思路使研究者在有效了解流动儿童是如何整合外部环境的信息的同时，更有效地把握其群体背景。可以说，皮亚杰的心理适应理论使研究者将外部环境和流动儿童置于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因此，在如此研究思路下，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中观的社会关系、群体身份背景和微观个体层面的人格禀赋都将被综合考虑。显然，心理适应理论拓展了对流动儿童助人行为研究的事业和范围，它使得对助人行为的研究不再简单局限在一个狭隘的微观个体视野中，而是强调外部环境和个体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正是这种同一和整体的强调将是研究者有必要将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有效结合，进而保证在以调研数据为前提的分析基础上，通过其他非量化资料加深对流动儿童助人行为发生机制的了解。

参考文献：

[1]陈阳.群体身份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3：371-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