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开放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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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改革开放对中国中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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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开放经济论文范文

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 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 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 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 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

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 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 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 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

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

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 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 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

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

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 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 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 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 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基于博弈论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滨田宏一和克莱恩(B.Klein)和莱福勒(F.Leffler)等。从博弈论角度观察，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

第3篇：开放经济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由于西藏问题的特殊性，建国以来，党中央一直十分注重西藏的稳定和发展。改革开放后，西藏经济发展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发展迅速。中央在制定西藏政策的时候，既注意全国政策的统一性，又注重和西藏的特殊情况相结合。自1980年开始，中央先后召开了四次西藏工作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对西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3月5日下午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要高度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重视城乡之问、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西藏将在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由于西藏问题对我们国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西藏的稳定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西藏的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经济迅速发展。预计到2005年，大多数西藏人民的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西藏经济政策的发展和演变(1)，对做好新形势下的西藏工作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完成拨乱反正任务，加强改革，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建国以来，中央既考虑了全国政策的统一性，又考虑了西藏情况的特殊性，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特点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西藏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同样秉承这一规律，来制定与西藏有关的政策。一般来说，中央就全国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在前，召开西藏工作会议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部署西藏的具体工作在后。 （一）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开展拨乱反正工作，确立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的严重破坏，西藏人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深受其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工作。1980年4月，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全会以邓小平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确立了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以藏族于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会上还纠正了“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左倾错误观念，指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在总结过去经验的荃础上提出对藏工作的八项方针，其主要内容有：中央各有关部门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执行与西藏有关的方针、任务和政策，积极支援西藏发展；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援藏工作；重新审订全区经济建设规划，纠正经济政策方面一系列“左”的偏向，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座谈会召开推动了西藏的拨乱反正，使西藏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同年5月22日，胡耀邦等同志率中央工作组到西藏考察工作，宣布给予西藏一系列优惠政策，主要有：全部免去自治区群众的农牧业税；不准随便向群众无偿征用劳动力；在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都要放宽政策，不乱加限制；自留地和自留畜，群众自己能搞多少就让他们搞多少，房前屋后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群众手里的东西要允许自由交换，生产可以联系生产力计算报酬；包产到组、到户、到人。 （二）第二次藏工作会议召开：进一步解放思想，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 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后，西藏的农牧业生产徘徊不前，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改善不快。为解决这些问题，1984年2、3月间，中央一专门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主要原因是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对西藏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思想不够解放，搞活经济的措施不够切实有力，在执行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存在左倾思想。针对这些情况，会议决定对西藏的特殊性进行再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把西藏的各项工作推向一前进，“中心是把经济搞上去，使人民尽快富裕起 来”。会议要求西藏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要把主要精力转移和集中到三个方面，其中首要任务就是“一定要按照西藏的特殊条件，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经过第三次西藏会议，西藏彻底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把工作的重点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会议还就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决定，即：A、大力开发能源，发展交通运输事业；B、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农牧林和民族手工业的迅速发展；C、努力办好教育事业，发展和繁荣文化艺术；D、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加强交流等。为了落实会议精神，同年8月，中央工作组再次进藏实地调研，在分析问题，统一认识以及继续坚持两个“长期不变”（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两个为主”（按照西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意愿在坚持土地、森林、草场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方针）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地推动下，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西藏社会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由供给型向经营型转变。 在中央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为了改变西藏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同时也是为自治区成立20周年献礼，中央决定，由京、津、沪、苏、浙、闽、鲁、川、粤等省市，按照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帮助西藏建设43项工程，同时决定在内地各省市开办西藏中学。内地援建的43项工程，涉及电力能源、文化旅游等数十个基础行业，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总投资4.8亿元。为了完成中央的嘱托，上述9省市先后动员了1.9万多名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参加这43项一工程的建设，体现了汉藏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情意。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深切关怀下，在各援建省市的高度重视和具体努力下，截止1985年，43项工程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为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三）恢复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检验中国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的标准 “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极左思潮的破坏和践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把巩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980年，邓小平针对过去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指出“要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区域自制”。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些原则，而且还增加了一些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内容。1984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建设开始步入法制化的轨道。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中国的情况”“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实践证明，该制度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它在西藏实行有利于西藏人民根据本地方的条件，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本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的谈话提出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的标准：“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这为检验西藏工作好与坏、优与劣提供了一把标尺、一个准绳。促进西藏的发展，造福西藏人民是我们对藏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西藏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八十年代末到中共十五大，西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央首先稳定了西藏的局势，然后制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措施，给西藏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一）稳定西藏局势，奠定新一轮发展的基础 在外国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叛逃国外的达赖集团于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策划、煽动、组织了多起骚乱事件，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阻挠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稳定。两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党中央紧紧抓住稳定和发展这两件大事，制定西藏政策。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西藏工作。1989年10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的汇报，讨论西藏工作，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西藏工作纪要》，提出“西藏工作要紧紧抓住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两件大事”。1990年7月，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更好地做出加快西藏经济发展的决策，江泽民同志专程到西藏考察，做出了“一定要把西藏的事办好”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改善能源和交通这两大制约西藏经济发展的瓶颈。不久，一批由国家投资的重大项目确定。主要包括：“一江两河”综合开发工 程；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青藏、川藏、黑昌、中尼、墨脱公路的整治和改造；扩建拉萨贡嘎机场；改建邦达机场等。1990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提出“要把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与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把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与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具体利益相结合，把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与沿海地区和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优势相结合。”“三结合”政策的提出，为西藏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开辟了新视野。 （二）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召开：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加快改革开放，确立西藏发展新目标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突破和飞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有利于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兼顾效率和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制定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决定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 1994年7月，在江泽民同志的主持下，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在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困难和有利条件，着手解决了促进西藏发展的一系列问题：（1）确定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包括以下三点：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第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逐步建立新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第三，发挥全国支援西藏和西藏自力更生两个积极性，下决心把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带动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2）制定了可行的发展目标：西藏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到2000年，力争国民生产总值比1993年接近翻一番，基本完成脱贫任务，多数群众达到小康水平；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整体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为下世纪初的更快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3）决定在财政税收、金融、投资融资、价格补贴、外贸、社会保障、企业改革、农牧业等8个方面给予西藏优惠政策。（4）会议确定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指导方针：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依靠西藏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加快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5）进一步加大援藏工作力度，确定了由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全国15个援藏省市“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方针。为了改变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对西藏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作用，中央有关部委和全国其他所有省、区、市分工承担了62项建设工程。这些工程的相继建成和使用，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藏经济发展添加新机遇 中央历来重视少数民族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在1999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没有民族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把少数民族的发展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速中西部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的决定。 1999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要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6月，江泽民总书记号召，要把加快开发西部地区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00年1月，党中央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了序幕。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全国协调发展的需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贯彻“两个大局”思想而作出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讲，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实施西部大开发是我国下个世纪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实施这一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西部地区特别 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总体上的协调发展，为最终实现中华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2000年3月10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热地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0年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第一年，对西藏的发展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定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破封闭保守，扩大对外开放，从西藏实际出发，找准位置，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新世纪西藏经济发展新战略 自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的7年间，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西藏长期封闭半封闭状态开始打破，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人员交往日益密切，对外开放逐渐扩大。到2000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西藏发展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2001年6月25日至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开端之年和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之际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1、中央对加强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紧紧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藏社会局势基本稳定的良好机遇，着眼于西藏的繁荣进步和长治久安，集中力量解决事关西藏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促进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促进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2、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总结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分析新世纪初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进一步做好西藏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促进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3、江泽民在会上总结西藏工作的五条基本经验，第一条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指导方针；第二条是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上来，全党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全国大力支持西藏工作，增强西藏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4、指出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西藏发展稳定的好形势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利条件；西藏各族人民尽快摆脱落后状态的强烈愿望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最根本的有利条件是中央的关心和全国人民对西藏的大力支援。5、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主要解决了四个问题：规划、项目、对口支援和优惠政策。6、朱镕基在会上就如何加快发展西藏经济发表了讲话：必须加快铁路、公路、机场、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形成既有优势又有市场的支柱产业和特色经济；巩固和加强农牧业基础地位，以调整农牧区和经济结构重点，搞好农牧业综合开发，千方百计提高农牧民收入；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快发展旅游业，一定要把旅游业作为西藏的支柱产业；认真实施“科教兴藏”战略，大力培养各类人才，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使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对西藏的建设资金投入和实行优惠政策的力度。目前确定了国家直接投资的建设项目117个，总投资约312亿元。已经确定各省市对口支援建设项目70个，总投资约10.6亿元。 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新世纪西藏发展与稳定的“两个促进”的任务和目标。在发展方面，提出要促进西藏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在稳定方面，提出要促进西藏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为新世纪新阶段西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胡锦涛同志高度重视西藏的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实施好西部大开发战略 1988年至1992年，胡锦涛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多年来，胡锦涛同志一直关注着西藏的发展。自1998年“两会”开始，胡锦涛连续七年七次参加西藏代表团的讨论，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02年两会期间，作为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于3月5日在西藏代表团讨论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把开发优势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把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 活结合起来”的发展思路，并且讲了四个“结合”的发展要求，即把依靠国家支持和坚持自力更生结合起来，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正确发挥政府职能结合起来，把开发优势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把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今年3月5日下午作为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要高度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重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我们相信，在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基础上，西藏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三中全会以来[M].（上）.人民出版社.1982.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479页. 三中全会以来[M].（上）.人民出版社.1982.北京：中共中央文敞研究室.第480页.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上）.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6.第444页.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上）.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6.第448页. 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57页. 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页.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1.第1207.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C].江泽民

第4篇：开放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开放；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效应；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2-0008-04

根据经济学理论，金融开放有利于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发展，提高国内资本积累和配置效率，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先后实施了金融开放政策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的剧烈波动。由此，国外的学者就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金融开放的定义及度量

金融开放广义上是指一国对其他国家开放金融市场，准许其在国内金融市场从事交易和开展各种金融业务，即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业务准入，同时准许国内居民和机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国外的学者往往从“是否允许资本跨国界自由流动”的角度来定义金融开放，所以常用资本账户开放（或证券市场开放和资本市场开放）。但是金融开放的范围较资本账户开放更广，涵盖的内容更多。如金融开放中的开放金融业务准入对国内金融机构和金融产业乃至整个国家的金融与经济都有影响。所以有些学者提出考察金融开放应该涵盖更广泛的内容，如Bekaert和Harvey(1995)认为金融开放包括股票市场开放、资本账户开放、ADR和国家基金发行、银行改革、私有化、资本流动和FDI等七个方面。

早期的国外学者在对金融开放的测度大多从定性的角度分为开放和不开放，即基于有关国家对资本流动管制政策及变化来度量金融开放与否。有些学者不是直接度量资本流动限制，而是通过一些经济变量来间接度量实际的金融开放程度，大多从定量的角度。具体度量指标和方法见下表：

表1：金融开放度量方法一览表

二、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途径

国外学者就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途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金融开放使得国内要素的定价与国际接轨，降低了资本成本，促进了投资，只要满足NPV＞0，国内公司就有机会承担更多的项目，这样就促进了生产和经济增长。Stulz(1999)分析检验了资本市场全球化对预期收益的影响，他认为尽管由于存在成本不如理论预期那样显著，但资本市场开放确实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2)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管制将减少货物贸易，尤其是服务类贸易，这样就抑制了经济增长，而如果取消管制，这样就能促进经济增长。(3)金融开放使得国内居民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构建分散化的投资组合，减少受国内风险的冲击的影响，而且能提高投资收益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经济增长。Obstfeld(1994)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提出了资本市场开放的效应问题，构造了连续时间随机模型进行福利分析并经过实证检验，指出资本市场开放和全球化分散了投资风险，提高了消费水平，从而具有稳定增长效应。Henry(2000a,2000b)进一步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比较分析了新兴资本市场开放前后的风险分散和资产定价，发现开放后的新兴市场投资收益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私人投资随之爆发性地增加。（4）金融开放通过促进金融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Klein和Oliver(2000)的研究表明金融开放通过促进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深度，以此促进经济增长。Bailliu(2001)也发现资本账户开放通过促进金融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5)资本账户开放使得该国能够承受更多的经常项目赤字，这样能够增加国外储蓄。如果国外储蓄增长没有导致1∶1的国内储蓄下降，总储蓄会增加，这样会导致更高的投资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Edwards2001)。(6)资本账户开放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了生产水平和经济总量(Edwards2001)。（7）金融开放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Kim and Singal(1997)率先实证分析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市场股价波动、通胀和汇率的影响，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使新兴市场的有效性增强，并且对市场波动、通货膨胀和汇率水平都产生正面影响，对宏观经济发挥了稳定作用。

Bekaert，Harvey和Lundblad（2001，2002，2005）对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进行了细致研究并进行了总结。认为金融开放影响资本成本、增长的机会、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发展，从而增加投资和提高投资的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见图1：

图1：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

但是西方有些学者对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及路径提出了质疑。Krugman(1994)认为，在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中，伴随资本市场开放，投资骤然增加，出现投资驱动型的高速增长，将偏离潜在稳定增长水平。由于实际投资增长超过合理水平，而投资效益没有相应提高，不可持续的增长必然引致经济剧烈波动，甚至导致经济危机。Stiglitz(2000)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提出，资本市场开放由于逆向选择使得金融脆弱性显露，从而加剧经济的波动而不是稳定增长。Galindo，Micco and Ordoezl(2002)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最新的经验证据，他们认为，金融开放并不必然导致投资增加、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开放的条件和政策选择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资本市场开放可能加剧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从而诱发金融危机，这已为拉美和东南亚所爆发的金融危机所证实。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的“双重危机”理论认为，金融开放导致经济衰退，资本市场在其中起到一个不容忽视的作用。其实上述的质疑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说明有些因素会对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没有能从理论上否定这种效应的存在。

三、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表2：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成果一览表

国外学者就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从是否存在经济增长效应来看存在相反的两种实证结论，即一类支持存在经济增长效应的论断，一类不支持这种论断。

国外学者在做实证分析时大多采用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增加度量金融开放的变量来考察金融开放是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从上表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金融开放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Eichengreen(2002)指出这种实证结果相反很大一部份是由于Quinn(1997)的样本包括较多的工业化国家和在1980年代这个失落的十年选取了相对较少的观察值。Edison et（2002)认为样本大小不同、考察期间不同和开放的度量指标不同都是导致实证研究结论不一样的原因，所以他们使用了扩展的经济增长模型，运用了share指标、Quinn指标和股票市场开放指标(BHL)为开放度量指标，结果表明三者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的效应。而且根据样本分组发现非OECD和东亚国家都显著地存在经济增长效应，这些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比发达国家显著。Marcel Fratzscher和Matthieu Bussiere(2004)认为相反的结论主要是因为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时变性(time-varying)，金融开放在短期内会促进经济增长，在中长期内经济增长没有提高，甚至有所下降。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是金融开放导致短期内投资膨胀，证券投资和债券高速增加，而国内制度质量、FDI规模和开放顺序等是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Durham(2000)认为，在经验研究文献中，由于现有的计量方法无法确信能够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扰，而且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进行足够的完备性检验，因而分离得到的开放效应并不完全可靠。事实上资本市场开放的实际经济效应可能还是含混和不确定的，尤其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开放的宏观经济效应似乎还缺乏足够有力的经验证据来做出结论。Edison et(2002)在对各种实证结果和方法进行比较后也认为资本市场开放的实际经济效应可能还是含混的。Eichengreen和leblang(2003)认为缺少证据证明金融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正向关系的原因是没能解释金融危机。他们发现那些能控制危机的国家增长较快。

不论是支持经济增长效应还是不支持的观点都是假设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长短期都是一样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有些学者开始转换研究的视角，考虑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时变性(time-varying)。有人认为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然而有人确认是倒U型。Gourinchas和Jeanne(2002)的理论研究表明金融自由化对于经济来说只是在短期内获得一次性的收益，随后经济就回归起长期正常的增长路径。McKinnon和Pill(1997，1999)认为金融开放为外国资本进入提供了途径从而导致“过度借贷”和投资膨胀，因此暂时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这些泡沫随后会急剧破灭，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将变得难以承受，所以开放金融市场的国家会在短期内经历一个繁荣和高增长的阶段，随后在中期泡沫突然破灭，经济衰退，只有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才能恢复回来。他们的理论性观点就是金融开放在短期内使获益或无损失，在中长期内使经济会受损。Karninsky和Schmukler(2003)检验了金融开放对资本市场的长期和短期效应，发现金融自由化后在短期内膨胀，破灭周期更显著了，而且金融自由化在长期内导致金融市场更稳定。其研

究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既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又改进了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在短期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在长期则有正面的效应。Klein(2003)研究也认为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曲线呈U字形。

四、总结和展望

关于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还存在诸多的分歧，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1．金融开放的度量方法不统一。基于监管制度的度量方法从逻辑上看来很清晰，但是监管制度的项目有限，而且各种项目对经济影响的权重不一样，更为重要的是不能较好地度量金融开放程度的变化。基于间接的数量度量法其逻辑上不是很清晰，而且受到了较多的干扰，比如经济周期、内外部经济环境、其他的金融制度等等对此都会干扰，所以不同的学者采用不同的金融开放度量指标做实证分析时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可以理解的。

2．在考虑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很难分离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很多学者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了投资收入比率和消费收入比例。金融开放对投资产生影响，同时可能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因此这些自变量之间本身就有一定的相关性，有可能低估了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开放时及以后的外部环境、内部的制度环境以及经济环境、文化社会因素影响，另外还受到开放路径不同的影响。如果从量化分析可能导致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不利，但是实际并非如此。各国要想通过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率，并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必须满足一系列因素，包括需要发展运行良好的金融机构和相当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良好的公司治理，适当的经济和汇率政策，以及贸易开放。

4．实证研究中的国家样本不同、样本时间区间不同、数据来源不同和模型估计方法不同都会对结论有影响。这从表2中也可以看出来，这么多学者的样本和数据都不一样，即使是同样的金融开放度量方法和因变量，如果选取了不同的样本国家和样本周期得到的估计结果会不同，以此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自然会产生各种分歧。

我们认为，未来研究的焦点不再是简单地判定金融开放是利是弊，预计将主要在以下方面展开：

1．如何建立统一科学的金融开放度量指标或指标体系。首先，运用基于监管制度的度量方法时需要将评价的项目增加和分细，提高指标的精度和广度；其次，在运用间接数量法时需要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以提高度量的可靠性，包括模型的前提条件、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等因素；最后，需要将两种方法综合起来考虑。基于监管制度的度量方法是衡量制度的开放，不能衡量经济主体的实际行为。运用

间接数量法是衡量实际主体的行为，同时也包括制度外的行为，如非法行为等。因此结合两种方法可

以同时考虑开放的制度环境和实际的主体行为，能够提高度量的准确性。

2．金融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首先对影响途径的研究需要将理论上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其次，需要研究各种影响途径在金融开放的经济环境下有哪些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再次，需要研究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负面的影响途径。目前学者基本都在研究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正面影响的途径，而较少关注其对经济增长负面的影响途径。实践中金融开放对有些国家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应从机理上来研究金融开放对经济负面影响的途径。最后，需要考虑不同国家具体经济制度环境下影响途径的差异。

3．金融开放在实际中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有哪些影响因素。我们认为研究将从是否存在经济增长效应转向有哪些因素影响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比如社会制度、文化因素、受教育程度、经济的构成(对外部门和对内部门的构成比例)、国民经济的构成(消费、投资、净出口等比例)、经济制度、金融发展的程度、利率是否市场化、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等。

4．金融开放后对经济影响的时变性如何。我们认为，在研究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时变性时，需要考虑在实施金融开放前后所处的经济周期，不同经济周期的金融开发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具有较大影响。如果没有考虑经济周期的影响，可能导致不正确的结果，这也是很多学者关于时变性的实证研究的结论相矛盾的原因之一。另外，需要研究这种时变性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衍变过程，处于时变性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和影响因素。最后，还需要研究不同国家的时变性是否存在差异，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5．发展中国家如何获取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需要研究已经完成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以及内在原因，为以后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开放借鉴；其次，需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哪些因素制约着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尤其是制度方面；再次，对于同时进行市场化和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需要研究两者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两者的推进和如何更好地发挥经济增长效应；最后，在发达国家占有主导的经济金融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在进行金融开放时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因此，需要研究新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如何推进金融开放，尤其是如何规避金融开放对金融的不利冲击。

参考文献：

［1］Barro，Robert and Xavier Sala-i-Martin(1995).Economic Growth，McGraw-Hill，New York

［2］Bekaert，Geert and Campbell R.Harvey(1995).Time-Varying World Market Integration，Journal of Finance 50：403-444

［3］Bekaert，Geert，Campbell Harvey and Christian Lundblad(2001).Emerging Equity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6：465-504

［4］Edison，Hali，Michael Klein，Luca Ricci and Torsten Slok(2002a).Capital Account Liberalis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Survey and Synthesis，IMF Working Paper No 120

［5］Eichengreen，Barry(2002).Capital Account Liberalisation：What do the Cross-Country Studies Tell Us?，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March

第5篇：开放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7-0004-06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对外开放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经济开放又是把“双刃剑”，既能带来机遇，也会提出严峻的挑战，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历程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在贸易开放度的度量及测算领域出现了许多新观点、新方法，对贸易开放度的实践和认识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并且国外对经济开放的要求已涉及贸易政策、贸易体制、汇率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等相当宽泛的领域。与此同时，关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也随着贸易开放度度量新方法的出现以及计量分析技术的改进，取得了很大进展。本文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及度量方法研究的新进展，以及关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和评论。

一、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及方法的研究进展

(一)研究现状

最早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是从分析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的，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表示贸易开放度。由于这种度量方法简单直观，所以一直为研究者广泛采用。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用外贸依存度来度量贸易开放度的局限性，因为一国外贸依存度受到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国内消费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贸易依存度并不能完全反映贸易开放度的变动，例如大国和小国由于经济规模的差异，显然具有不同的结果。Kuznets在60年代就曾提出“小国比大国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更大”的观点。Edwards(1998)也指出，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扭曲严重，但仍然可能有很高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不能真实地反映贸易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对如何合理度量贸易开放度出现了许多不同看法。总的看来，国外在构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时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①基于对结果的影响构建(比如商品价格变化、贸易流量等)；②基于政策影响的范围构建(比如平均关税率、非关税壁垒等)。基于结果的测度方式主要评定可观察到的价格(或数量)与在没有贸易限制时的价格(或数量)之间的差别，而基于影响范围的测度方式主要评定各种关税、非关税限制等的深度和广度。在测度贸易开放度方法上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指标体系法，根据贸易扭曲程度，选取一些与贸易政策相关的指标来避免因外贸依存度不能真实反映贸易政策的问题。②模型构建法(也称为“回归法”)，首先选取一定的指标，然后运用回归计量方法测算其理论预测值，最终通过比较选取指标实际值与理论预测值的差异来度量贸易开放度。

1．指标体系法。

指标体系法中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基本上是基于政策影响的范围构建。有关指标体系法的研究又可分为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类。

(1)单一指标法。

通过比较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上商品销售价格的差异。由于该方法反映了各种影响价格、关税、配额、汇率以及补贴等贸易政策因素，特别是在一些国内没有政策扭曲的国家，价格比较是一种测度贸易政策理想的方法(Harrison，1996)。道拉斯(Dollar，1992)方法是单一指标法的典型例子，道拉斯法是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来体现贸易开放度，假设美国市场价格为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价格，其计算公式为：RPL=PTi/eiPTux，式中PTi、PTux分别代表特定的某i国和美国国内可贸易商品价格，ei代表该国货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显然，当一国“RPL”值较高时，则表示该国贸易开放度较低，反之亦然。而Rodriguez & Rodfik(2001)运用Dollars方法作为解释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增长不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时发现，Dollars的贸易扭曲指标对于模型构造和分析数据的适度变化很敏感，并且利用Dollars方法计算的贸易开放度有时会出现明显的失常。

一些研究者使用与贸易限制有关的变量作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使用较多的变量指标有平均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BMP)、非关税壁垒(NTBs)、贸易数量限制(QRs)、集成关税率(CTR)等。但是，Anderson & Neary(1994)指出，只有当关税是贸易保护的唯一形式时，贸易开放指数才可以用平均关税率来度量。还有一些研究者采用外汇市场的黑市交易费用(BMP)来替代外贸扭曲程度(Levine & Renelt，1992；Lundberg & Squire，2003)。但是Rodriguez & Rodrik(2001)指出，在利用黑市交易费用作为贸易开放度的指标时要谨慎，因为很高的黑市交易费用可能是由于整个宏观政策的失败引起，但是其中有许多的政策可能与贸易开放度无关。在比较Dollar(1992)、Ben-David(1993)、Sachs&warner(1995)、Edwards(1998)的研究后认为关税水平和NTBs是测度贸易开放度合适的指标。

(2)综合指标法。

在利用单一的指标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综合运用多种指标来全面考察一国的贸易开放度，Sachs & Warner(1995)就是综合指标法的一个典型例子。采用“二进制”的做法，Sachs & Warner综合运用5类指标将国家分为开放或不开放两种类型，这五类指标包括：非关税壁垒覆盖范围超过总贸易的40％，平均关税率达40％或更高，黑市交易费用超过20％，为计划经济体制，主要出口商品部门存在国家垄断。由于Sachs-Warner指标构建简单且比较完整，所以被广泛地使用，Charles(2003)认为该指标作为一个合成的指标方式，每一部分都包括了“反开放”政策的一个方面，如果这些政策失灵，那么将导致宏观经济的扭曲，因此，认为Sachs&Warner指标是最值得参考和采纳的贸易开放度指标。Edwards(1998)利用一组9种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包括Sachs&Warner(1995)指标、世界银行(1987)世界发展报告对外导向型指标、Leamer(1988)开放度指标、BMP、工业制成品平均关税水平、NTBs、基于Heritage Foundation的贸易政策指

数、贸易关税占总贸易比重、Wolf(1993)的进口扭曲指标，构造了贸易开放度的测度指标，并且测算了每一个开放度指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Heritage Foundation(2002)以构建的贸易政策指标把国家分为5个层次用以表示不同的贸易扭曲程度。

2．模型构建法。

在指标体系法基础上，一些研究者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来构造贸易开放度指标。利用真实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差异作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由于这种方法可以看作是真实值与预测值差异的一个原因，所以这种方法可以看作是基于贸易政策的影响结果而构建的。从已有文献来看，采用的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要素禀赋模型；②引力模型；③出口总量结构模型；④贸易强度模型等。

最先采用回归法测算贸易开放度的是Balassa(1985)，Balassa构造了一个“出口总量结构模型”，以出口量为因变量，人均收入、人口、可用矿产资源为自变量，利用43个国家1973―1979年期间数据估计贸易比重，若其残差值为负，则该经济体就被解释为“对内导向型”；反之，则为“对外导向型”。

Leamer(1988)使用了包含资本、土地、劳动力、石油、煤炭以及矿产等的Heckscher-Ohlin-Vanek要素禀赋模型，对53个国家在3位数商品分类标准(SITC)上183种商品的双边贸易数据估计贸易强度，然后利用预测值与实际值之差的平均值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

Pritchett(1996)利用回归分析法构造了一个建立在贸易强度模型上测度贸易开放度的方法――把贸易比重作为人口、地域面积、运输费用、石油虚变量、人均GDP、人均GDP的平方的函数，通过该结构调整贸易强度模型估计贸易比重，然后把实际值与预测值之差作为贸易开放度的指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把贸易引力模型引入到贸易开放度的度量研究中来。Stewart(1999)以引力模型为基础，提出以该国与其他所有贸易往来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为基础计算开放度的方法。Stewart方法以贸易实际流量与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的贸易流动预测值之比作为贸易强度(tradeintensity)，以计算出来的贸易强度来代替贸易开放度，Stewart将贸易强度分为出口强度与进口强度两类。

国内对贸易开放度度量的研究，近期的主要有：李仲(1998)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三个方面研究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用五种度量指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开放度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沈利生(2005)在剖析了传统的外贸依存度定义的基础上，论证了计算外贸依存度的新公式，并对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的外贸依存度进行了对比。

(二)分析与评论

综合来看，各类贸易开放度指标存在着共同弊端，即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真实的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如Dollars方法简单地把价格偏差看作是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但实际上像运输成本、货币及汇率政策等对商品价格都有影响，因此，很难断定价格偏差的波动到底是贸易开放度变化的结果，还是其他影响贸易商品价格的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Sachs-Warner法也存在类似问题，如用“黑市汇价是否超出官方汇率20％”作为区分贸易开放度的标准，因为黑市汇价超过官价20％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些通货膨胀率高、外债占本国GNP比重大，以及贸易条件和经济体制差的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黑市汇价与官方汇价的偏差与贸易政策缺乏必然的相关性。对于Edwards法，从本质上讲，这种方法并没有创新之处，虽然实证研究表明Edwards度量方法的准确性比以往的一些方法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Edwards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权数的人均GDP，如果选用GDP的对数作为权数，则Edwards开放度指标可能出现结论的差异。

而运用模型构建法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如Balassa方法的缺点首先是利用了较短时期的样本数据，其次是在Balassa的“出口总量结构模型”中要素禀赋被描述为“每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相对于世界的特殊性”，是一个国家相对于世界可耕种土地、资本、受教育人口的比重，在模型中不包括任何直接的贸易政策变量、地理规模和其他潜在的非政策变量。虽然Leamer的方法比直接利用贸易强度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有合理性，但是Pritchett(1996)指出，Leamer的贸易开放度测度指标与其他的指标如进口渗透(ireport penetration)、配额以及关税联系紧密，如果Leamer得出某个国家相对开放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同时很可能会存在较高的关税、配额或者较低的进口渗透。这种构建贸易开放度指标的方法只能说明模型整合了与贸易有关的各种影响因素和这个国家偏离样本中所有国家贸易限制平均水平的程度，因此，这种测度方法只能是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

二、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

(一)研究现状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主要来源于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促进资本形成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以Romer(1986)、Lucas(1988)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贸易开放度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在理论方面对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关于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的选取。不同的度量方法、不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导致了不同的结论，研究者还没有发现能完全反映贸易政策的贸易开放度的满意指标，同时样本空间选取的不同往往也导致了结论的不同。

1．利用单一或多个贸易开放度指标考察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道拉斯(Dollars，1992)用自己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RPL(relative price level)，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度与人均GDP有着显著的联系，得出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汇率的稳定、贸易自由化可以改善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的结论。Edwards(1992)利用Learner(1988)的6个贸易开放度变量和其他8个各不相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研究了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了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所选择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Harrison(1996)利用7种贸易开放度指标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Harrison运用了不同的时期数据分析时发现，若按年度数据，7种开放度指标中有6个开放度指标统计显著；若按五年平均数据，7种指标中有3种统计显著(BMP和Dollars(1992)的两个指

标)，然而当利用截面数据时，7种指标中只有1种统计显著。Edwards(1998)利用一组包括Sachs&Warner(1995)指标、世界银行(1987)世界发展报告中的对外导向型指标等9种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对93个国家1960-1990年的数据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得出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加快了生产率增长的结论。在研究平均关税率表示的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弱，Rodgiguez & Rodrik(2001)分别运用Dollar(1992)、Be-David(1993)、Sachs&Warner(1995)、Edwards(1998)提出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使用world bank的1980～1990年43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平均关税率与TFP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

Yanikkaya，H(2003)在研究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把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分成2类：一类是以贸易量来度量，一类是以有关贸易限制来度量，运用1970-1997年超过100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结果发现以各类以贸易量度量的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和积极的关系，所有的以有关贸易限制度量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除了当前账目支付(currentAccount Payments))均与经济增长也存在显著和积极的关系，从而得出：不管该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和积极的影响的结论。

2．利用模型构建法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研究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Levine＆Renelt(1992)在分析119个国家1960-1989年期间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应用Learner(1988)的Extreme-bounds分析方法，采用了一组指标包括Dollars(1992)价格扭曲指标、平均黑市交易费用(BMP)、Leamer(1988)的贸易开放度指标验证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认为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通过投资而存在一种重要的联系。Lee(1993)构造了一个国家正常的进口比重来衡量贸易壁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评估方法，研究发现以其构造的自由贸易开放度为基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Pritchett(1996)利用结构调整的贸易强度模型构造的贸易开放度指标，通过回归后得出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的结论。

关于贸易开放度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近期的主要有：兰宜生(2002)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贸易开放度(以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依存度之和表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对外开放度与各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开放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用脉冲响应函数(IRFs)和方差分解法(Variance decompositions)，就贸易开放度与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度(以外贸依存度表示)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波动性。Jin Jang C(2004)运用中国各省1978-1998的数据，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贸易开放度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东部沿海省份，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影响，且在有些省份这种影响非常显著；而在内地各省增加贸易开放度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分析与评论

对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选取差异所造成。

由于各类贸易开放度指标(不管是指标体系法还是模型构建法)均是从某一个或某些方面反映贸易政策的变换，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真实的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所以不同的度量指标导致了不同的结论。如Edwards(1992，1998)的研究。当用BMP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指标时，Harrison(1996)，Sala-I-Martin(1997)均表明BMP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但Rodriguez&Rodrik(2001)则认为由于BMP与许多的“坏”政策(如高通涨、高腐败等)存在高度相关，所以很难用BMP来度量一项政策。

2．样本空间选取的差异所造成。

不同的样本国、不同的时间区域、不同的样本数据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如Harrison(1996)利用7种贸易开放度指标分析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若按年度数据，7种开放度指标中有6种开放度指标统计显著；若按五年平均数据，7种指标中有3种统计显著，然而当使用截面数据时，7种指标中只有1种统计显著。Sala-I-Martin(1997)，发现平均关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弱，而Rodgiguez & Rodrik(2001)运用43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平均关税率与TFP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

3．存在某些计量分析技术的原因。

如大多的研究者运用跨国(地区)截面数据作回归检验时，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这些研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地区)的特殊特征，而是假设所选取的国家集具有共同的经济结构和相似的生产技术，这在现实经济中是无法满足的(许和连、赖明勇，2002)。而国家(地区)之间不仅仅在体制、政治与经济结构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对外部冲击(external shocks)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当选取不同的国家(地区)作为分析的对象时，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如Edwards(1998)，Rodgiguez & Rodrik(2001)运用world bank的43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平均关税率与TFP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当把样本国增加至66个时，结论却出现了差异(Yanikkaya，H，2003)。

4．存在某些临界影响问题。

贸易开放度是否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GDP)，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贸易开放度的大小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如Jin Jang C(2004)在研究贸易开放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发现，东部沿海省份，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影响，而在内地各省增加贸易开放度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Miller & Upadhyay(2000)运用83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在低收入国家，人力资本对TFP存在负的影响，直到贸易开放度超过了一个临界值，这种影响则变成正的。

5．与研究者预先设定的某种假设条件有关。

如在研究平均关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Lee

(1993)，Harrison(1996)，Edwards(1998)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和积极的关系，而Edwards(1992)，Sala-I-Martin(1997)，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弱，Rodgiguez & Rodrik(2001)，Yanikkaya，H(2003)指出。以上的这些研究中的很多研究者在检验时总是假设贸易限制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而不管该国的发展水平和大小，所以造成了结论的差异。

三、结论

本文就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指标和方法以及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和评论。

关于贸易开放度指标的度量方法，本文根据构建方法将其分成了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建法，并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同时指出各类贸易开放度指标存在的共同弊端，均是从某一个或某些方面反映贸易政策的变换，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真实的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

尽管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却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本文认为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

(1)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选取差异所造成；

(2)样本空间选取的差异所造成。不同的样本国、不同的时间区域、不同的样本数据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3)存在某些计量分析技术的原因，一些研究者在运用计量分析技术检验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可能存在异方差和“伪回归”问题；

(4)存在某些临界影响问题，贸易开放度是否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GDP)、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5)与研究者预先设定的某些假设条件有关。

第6篇：开放经济论文范文

这里所讲的逻辑，主要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与反映实践逻辑的理论逻辑。

当今我国理论界比较注重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逻辑”缺乏分析和揭示。正因如此，当我们一些学者谈到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时,往往谈不到“点”上,或谈得不到位,对党的文献和党的理论的理解也常常抓不住实质。

唯物史观是我们分析和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逻辑”的基本方法。唯物史观注重面向时代、面向历史和面向现实。面向时代中的“时代”之核心内容，是一定历史阶段呈现出的“发展形态”，时代变迁和时代划分，往往是以发展形态为根据和标志的；就中国而言，面向历史中的“历史”之核心内容，是中国“社会结构性要素的变化”面向现实中的“现实”之核心内容，是现实的“中国问题”。这样,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逻辑”,就主要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形态”的逻辑^“结构性要素”变化的逻辑和“中国问题”演进的逻辑。

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形态”的逻辑

这里所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限定在1978年以来至今的历史时段之内。

从1978年至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形态”的逻辑？经过分析研究，我认为逻辑上主要经历了“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和“人民主体”三大发展形态。这里的“政府”，是在党领导下的政府，当我们谈论政府的时候,包含着党。其根据主要在于：首先，中国社会发展的驱动模式历史演进的逻辑支撑着三大“发展形态”演进的逻辑。1978年初期，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主要体现为“权力驱动”。因为“时空压缩”导致我国的发展必须实行追赶战略，虽然追赶是全方位的，但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方式是物质财富增长方面的追赶，是要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发展经济或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党和政府权力所具有的动员力、组织力和控制力使党和政府在集中力量和资源、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党和政府既要通过确立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基本路线，对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各项工作实行领导和组织管理，又要主动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常遇到的一系列“两个基本的矛盾关系方面”，使其达到“和谐”结合,还要主动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仅如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也没有相对独立的“社会人”，我们实行的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人还是“单位人”。政府要有效解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就必须选择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方式，历史和实践证明，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主要是市场经济。1992年,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阶段“也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市场经济必然注重“资本驱动”的发展模式,于是，资本投资便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方式，也要求政府开始转变职能,一些“单位人”也开始成为“经济人”。不仅如此,市场经济开始推动着我国社会领域逐渐分离与结构转型，政企分开被强调。资本是一种物化的经济关系，它偏重物，是生产力中的“物”的因素,劳动者是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人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见物”，更要“见人”。不仅如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意味着我国的发展模式应当由“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这样,我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必然进一步走向“创新能力驱动”。在“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下，要求建立以人民为本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由此,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为国家核心发展战略，而且要求把这一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其次，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变迁的逻辑体现着三大“发展形态”演进的逻辑。1978年初期，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单位化生存”,人都是“单位人”,这与政府主导的发展形态有关；之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逐步走向了“物化生存”，人人逐利的“经济人”特征日趋明显，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态有关;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正在走向“能力化生存”，凭本事吃饭、凭能力立足的生存方式必然会逐渐展现出来，这与历史发展日趋走向以人为本及其“人民主体”发展形态的逻辑日趋突出有关。

区分三大“发展形态”及其演进逻辑的标志是什么？经过分析，我认为主要是三大“发展形态”所解决的不同的核心问题及其演进逻辑。“政府主导”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党和政府如何通过确立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基本路线,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是如何利用其权力的动员力、组织力和控制力来快速积累物质财富、发展经济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1978年初期必然提出的突出问题,党和政府在解决当时这一核心问题时也是真正有效发挥主导作用的。之后的“市场经济”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如何利用竞争机制和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来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正确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好如何通过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自主创新能力，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问题。这恰恰是“人民主体”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既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存在着“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和“人民主体”逐次演进的三大发展形态，那么，在历史时期上如何划分呢？其实，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面貌是很复杂的,在历史时期上做严格意义的划分，很容易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简单化。但不能由此就束缚我们的手脚，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让人感觉到是一团乱麻。为此，我们试图大致地将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形态划分为三大历史时期：从1978年至1992年，大致属于“政府主导”的发展形态,政府在这一时期发挥其主导作用。当然，市场经济和人民主体的作用也存在,但不占主导地位；1992年至2002年，大致属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态。1992年，我国确立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我国的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逐步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市场经济日趋发挥其重要作用。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1992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指出：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当然，在这一时期，政府的作用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也是存在的，但市场经济的作用相对要大一些,政府也要转变职能，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内在要求;2002年以后，虽然政府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依然存在,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由此“人民主体”的逻辑逐渐登场且日趋突出“民众参与”“表达诉求”、“关注民生”的呼声也日趋强烈。日后，这将会逐渐成为主导中国未来发展的逻辑。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从1978年至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逻辑演进上主要经历了“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和“人民主体”三大发展形态,并不是简单地说在这三种各自的发展形态中，其他影响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因素不起作用，而是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定历史时期内，总会有一种重要因素起主导性作用，而其他因素服从和服务于这一主导性因素。可以把这种状况概括为“一主二从”。比如，在“政府主导，’的发展形态中，政府是“主’即起主导作用，而市场经济、人民主体是“从’，即服从和服务于政府主导。以此类推。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构性要素”变化的逻辑

这里讲的“结构”，主要指影响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或基本要素所构成的结构。

(一）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结构性要素

从1978年至今，影响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或结构性要素是什么？根据分析研究，我认为主要是“政府”“理论‘市场”和“人民”。其根据主要是:第一，从新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从1978年至今,党及国家政府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的领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党和政府动员和组织了思想解放运动，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带领人民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大转折和党的工作重点的大转移。就是说,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这一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是善于用理论来指导行动的政党。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思想路线、理论创新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引领作用是较为明显而突出的，思想路线问题是事关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方向、方式和效果的依据和指导思想的问题。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讲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它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它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使人成为“物化”生存,它推动了社会结构转型。改革开放之初,人民群众被组织、动员起来，积极参与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去，当今,人民群众的政治、社会参与度日趋提高和增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当作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第二，从逻辑上看。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提高效率和积累物质财富中起着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在政治领域，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已成为主题；在文化领域，理论引领的重要作用日显重要和突出。我们的党是靠理论引领的党，一个政党是否成熟，很重要的是看其理论是否成熟，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时代每前进一步,理论创新就前进一步，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在社会领域,社会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而构建和谐社会，公民社会培育就显得日趋重要，而要培育公民社会,就必须注重公民参与。

第三,从1978年以来党的会议、党的文献和党的理论来看。历来党的会议和党的文献,落脚点都是把党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党的伟大工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结合在一起来强调党的建设，目的在于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并认为这是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后来同时也强调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1978年以来,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这一党的理论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行动的旗帜和指南,它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1992年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和全会都要强调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它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有效途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利用市场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上，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此外,人民拥护、人民共同富裕、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自主创新等，也是1978年以来我们党一直强调和最为注重的。其实，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二“发展形态”的逻辑支配着“结构性要素”变化的逻辑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发展形态上大致经历着“政府主导’一“市场经济”一“人民主体”的演进逻辑。在每一个发展形态中，常常会有四种主要的结构性要素（“政府’“理论’、“市场’、“人民”）在起作用，而这四种结构性要素必然受这一发展形态支配，或者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发展形态。这就会形成在不同的发展形态中，虽然这四种结构性要素都一直在发挥作用，但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方式却有所变化、有所不同。

在“政府主导”的发展形态阶段“理论”、“市场“人民”都服务于政府主导：在“政府”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政府主导下的混合状态，理论、市场、人民服务于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着理论、市场和人民;在“理论”要素方面,起作用的党的理论主要是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或重点是解决党和政府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这从《邓小平文选》的大部分文献中可以看出来。在邓小平理论中，无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界定,还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和基本路线的确定，或者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市场”要素方面，市场经济还不独立，只起辅助性作用，实行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强化的是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在“人民”要素方面，人民参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主动性比较高，人民群众之所以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并参与到改革开放中去，与政府的动员和组织直接相关。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态中，“政府’“理论’、“人民”服从或服务于市场经济：在“政府”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逐渐从对政府的过度依附中成长起来,由此,1992年,党的十四大便提出“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问题;在“理论”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个重大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如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重大问题被突出出来了。因为市场经济是作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方式、途径而出现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问题自然会突出出来。从积极方面讲，市场经济会带来能力、平等、独立、权利等先进理念,从消极方面说，市场经济会滋长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不良现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自然会凸显出来。市场经济本身所要求的分配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强调分配的效率性，它注重的是能力和应得性贡献。这种分配在注重解决分配效率的同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拉大，处理不好就会导致结果不公平。再加上一些不合理的因素的进入,就会进一步加大这种收入差距，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由此，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就会现实地凸显出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中一个历史方位,就是我们党“已经从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在“市场”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而且对政治、文化、社会产生着深刻影响，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在“人民”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一方面，人民群众的能力意识、平等意识、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日趋觉醒和增强,而另一方面，民众的“物化生存‘市场化生存”现象日趋严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日趋抬头。在“人民主体”的发展形态中，“政府’、“理论’、“市场”服务于人民主体：在“政府”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建立“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理论”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自觉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市场”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应超越或弱化市场经济中的“物化”生存的负面影响，强化市场经济对人的成长的积极作用，注重人的精神世界建设;在“人民”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既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确立公民的主体地位，也要积极自觉主动地培育人民的自主创新能力。

根据以上分析和阐述,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逻辑”简要概括为:三大发展形态演进的逻辑支配着结构性要素变化的逻辑。

三、“发展形态”和“结构性要素”变化的逻辑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

理论逻辑是实践逻辑的反映和提升。在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之后,我们应当自觉地从中提升出理论的逻辑，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这必须借助哲学的方法。

对这一问题，我在《理论视野》和《光明日报》发表的相关文章中都有论述。这里，我试图在此基础上,把对这一问题有所深化的研究成果加以阐述。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首先是靠党和政府发动、组织和领导的，它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又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根本政治保障。这种政府的主导性首先体现在掀起和领导解放思想运动、确立思想路线和推进理论创新以及理论引领上。这种理论引领又首先体现在运用思想路线来重新认识中国国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党就首先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标准大讨论，以此来解放思想并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思想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重新认识中国国情，这是认识中国国情并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认识路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基础；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直接取得的第一个具有根本性、标志性成果，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在历史方位上依然处在“初级阶段”，这是对我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定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论基础，是我们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是澄清一些思想迷雾并使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的坐标，它要求我们从时间、空间、条件、实践、实效出发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本问题=“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主要矛盾中，落后的社会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历史和实践发展也必然要求我们党必须首先注重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于是,初级阶段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这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的基本发展路线或核心线索，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首先是在探索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这一层面上进行的。“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首先考虑其方式和手段问题，必须利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优秀成果，必须借鉴当代世界发展和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这些归结为一点,就是必须利用“市场经济”，这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方式和手段。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引起整个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广泛而深刻变化的最根本的因素。要正确且大胆利用市场经济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必然会直接遇到“姓社姓资”的争论，甚至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也必然经常会遇到这种争论，处理不好，就会严重阻碍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由此，就必须确定一种判断成败得失的根本性“判断标准”（即“三个有利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始终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蕴含中国发展的大战略、大智慧的标准，它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是对整个世界发展规律的揭示。对认识国情的根本方法、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定位、基本的发展路线、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手段和“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做进一步理论上的逻辑提升和发展,对当代国内外发展尤其是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与历史发展规律做深入的分析,就必然提出一种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大实践领域”即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根据十七大报告，也包含生态文明）、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和社会建设（社会文明）的治国理政的指导性的核心理论,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它强调要通过依靠人和为了人并注重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实现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其中蕴含着“人民主体”的逻辑;用科学发展观引领我国经济建设,其直接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就是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我国经济建设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问题,这是决定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命运乃至国家发展命运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引领我国政治建设，其体制上的直接有效切入点和基本目标就是要“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这是在我国政治建设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性问题；引领我国文化建设，其精髓和灵魂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这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引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其核心焦点就是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是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要做到上述一切，在总体上需要具有能使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内外环境，如民族团结、祖国和平统一,如和平的外交、强有力的军事国防等；不仅如此,做到上述一切，从总体上既要依靠全面的改革开放,还要依靠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

第7篇：开放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宁夏回族自治区，穆斯林，中阿经贸论坛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中国大西北的东部，是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既有雄浑的大漠风光，更有塞上江南新天府的美景，既有神秘的西夏历史渊源，更有浓郁的回乡风情、醇厚的黄河文化。伊斯兰文化不但成为了宁夏的独特标签，更促进了特色——“宁夏模式”经济发展的形成。

一、宁夏内陆开放经济的优势

（一）全国唯一的穆斯林聚居区

宁夏是全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有着独特的人文资源优势。回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仅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还拥有独具特色的风味食品、服饰、婚俗、建筑、礼仪、节庆、歌舞等特色文化。由于宁夏穆斯林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穆斯林十分相近，对他们有很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这种趋同性，使宁夏有着走进国际市场、面向广大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发展包括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在内的清真产业的独特条件和优势。宁夏应以突出的民族特色和蓬勃兴起的穆斯林产业为依托，重点围绕中东、东南亚和中亚国家，整合运用中国与穆斯林国家经贸合作的现有资源，积极开拓国内国外穆斯林产品市场，整体打造面向穆斯林国家的内陆开放经济平台，推动宁夏经济的发展。

（二）蓬勃发展的伊斯兰优势产业

宁夏近年来已开始重视回族伊斯兰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以及同国际穆斯林社会的经贸交流，已连续三年成功举办“国际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节暨宁夏投资贸易洽谈会”，但从整体的开放经济大格局来看，回族伊斯兰文化特色优势在宁夏经济进程中的巨大潜在价值仍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尽管宁夏与世界各国及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经贸往来和合作，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及引进国外资金的总额，正以较快速度逐年增长，但是宁夏与穆斯林国家的经贸往来，在整个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小。仅有的交流也以官方为主，民间经济往来微乎其微，影响力不大。目前，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穆斯林国家对欧美的投资明显地出现回流和东流的趋势。因此，加强同穆斯林国家的经济交流，成为我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宁夏应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挖掘穆斯林特色文化潜力，走穆斯林品牌战略，扩大与穆斯林国家的经济文化联系和交往。

（三）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支持

宁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得到国家的特殊支持，也为发展特色内陆开放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和条件。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针对宁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指示，商务部为落实《意见》，在来宁调研的基础上草拟了若干支持意见，支持宁夏发展商贸流通体系，打造对外开放新平台，提升商务发展能力，构筑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新格局。这为宁夏穆斯林特色内陆开放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

二、宁夏穆斯林特色内陆开放经济立体平台构建思路

（一）建设银川国际穆斯林经济开发区

虽然目前有不少穆斯林企业落户在银川德胜工业园区、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地，但其特点不突出，缺乏明显的示范效应，缺少对国内外穆斯林企业的吸引力。因此，首先应建设具有针对性的银川国际穆斯林经济开发区，应强调两点：一是开发区直接面对国内外穆斯林企业，开放重点是穆斯林国家。二是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金融保障和服务体系。在开发区，除在税收、土地使用、厂房和资金方面予以优惠。其他配套设施包括建立清真寺、中阿学校、清真特色餐饮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医疗、保健、信息和咨询等现代化服务体系，从而更好地吸引投资。“中阿经贸论坛”永久举办地落户银川，为中外客商走进宁夏、了解宁夏、投资宁夏，加快民族地区经贸发展，加强东西部合作，促进中阿双方全方位、多领域合作搭建了一个高效平台。中阿经贸论坛不仅成为中国向西开放桥头堡，也成为宁夏吸引外资“黄金论坛”。

（二）建立宁夏穆斯林特色内陆开放经济的网络信息平台

成立中阿信息港，使宁夏能以最快的速度了解穆斯林国家的经济资讯和信息，也能让国外穆斯林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宁夏，搭建中阿穆斯林企业家交流合作的信息平台。网站的职能就是为宁夏与穆斯林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可能的便捷通道和服务。

（三）打造宁夏穆斯林特色开放经济的物流平台

便利的交通物流体系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构筑以现代物流体系和外向型经济体系为支撑的宁夏内陆物流交通体系，是宁夏穆斯林特色内陆开放经济的必然选择。充分利用欧亚铁路的辐射作用，形成以建设穆斯林特色内陆经贸口岸物流体系、清真农产品物流体系、商业物流体系和生产资料物流体系。

（四）打造宁夏穆斯林特色内陆开放经济的服务平台

首先，创建穆斯林特色休闲旅游度假区。宁夏穆斯林特色休闲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将充分利用回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独具特色的回族风情。这将为与伊斯兰国家建立广泛的经济、文化、贸易、旅游合作提供良好的载体和平台，也将为博览会以及各种形式的论坛、洽谈会提供良好的活动场地。其次，建设穆斯林产品交易市场，打造穆斯林商业街，带动区内穆斯林经济的发展。再次，构建伊斯兰金融服务体系。以组建中国“伊斯兰金融中心”为目标，推进与国际伊斯兰金融界的合作，保障宁夏穆斯林特色内陆开放经济顺利运行。

参考文献：

[1]黄宗亮.宁夏经济的亚“中心—周边”结构与区域可持续发展[J].水土保持研究， 2005，（6）.

[2]潘劲.宁夏特色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研究， 2007，（8）.

第8篇：开放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本质；市场经济；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72-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现实经济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等问题，因而说是科学的。同志强调，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在其领导中国人民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长期思考的结果。他的思维路线是从实践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这体现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论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成效促成中国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与时代相比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期待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它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之所以可以代替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可以创造比资本主义还要高的生产力，它更能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

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这五句话，有的学者将其分三个方面来分析，具体是：第一方面“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其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本文则将其划分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首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其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首先，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来讲，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第一个方面，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侧重从运动发展规律、客观要求方面来展现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同志则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要求，它将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内容。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优越，首先表现在可更快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说：“社会主义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增长为前提。”邓小平在这点来讲则首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其次，他对马克思主义又有所发展，他第一次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大大提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程度，使人们更加清楚地懂得了为什么社会主义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这也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最突出的现实意义。之前的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只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把生产力从旧制度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则是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

只有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建立起巩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才能不断地改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来说，从历史活动主题追求的价值目标、最终目标的角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第二方面讲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手段和目标。邓小平曾经强调不仅要创造财富，还要讲求公平。虽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没有提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但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其意已经包含在这三句话之中。同时，社会主义也只有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之后，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在如何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上邓小平指出：“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同等富裕，也不等于平均主义。”

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不仅从静态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构成要素，而且既讲生产力又讲生产关系，既讲效率又注重公平。

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

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一直争论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在邓小平提出并实施市场经济之前，我国坚持的是计划经济，由政府进行资源的配置，导致价格不透明，竞争机制不完善，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发展经济这块，我国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是，马克思并不是认同并且支持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反来说，他是比较排斥商品经济的，他的这一论断可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此后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也都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相对的，是不可能相互结合的。

邓小平从如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通过比较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成果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计划经济并不就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搞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只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具有特定的科学内涵。党的十四大及十四届三中全会对这一概念做了明确的定义，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比较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计划经济是以国家计划为中心，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全社会进行资源配置，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从长期来看不能很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长期低效易导致后劲不足，整个社会陷入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中。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来配置社会资源，使社会资源可以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有效利用，同时可以形成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实行后，我国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人均GDP得到很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一系列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资源配置的方式。虽说是都是市场经济，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和别的国家的市场经济有所区别的，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更能有效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较好较快地发展。

市场经济与不同制度相结合，体现出不同的制度特征。我国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打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相容的传统观念，真正地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社会主义建设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打开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由此，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是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使我国人民可从温饱达到小康。

三、科学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断前进，使得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建设得到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然而，也是这种“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譬如：贫富差距、金钱至上、官员腐败、道德缺失、精神萎靡等。其中，官员腐败问题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失去信心，要求改变这种“特色”的愿望强烈；而道德缺失、金钱至上的现状，则会造成社会诚信缺失，人们之间丧失信任，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易造成社会的动乱。有人会认为还不如回到解放前，回到吃“大锅饭”的年代，至少当时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多的问题，认为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适合今天的中国。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带有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虽然说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会造成一定的贫富差距，中国在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过程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各种发展还不成熟，但是，我国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实现如此巨大发展，已是辉煌成绩，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的，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看待事物要分清主次，抓住重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要想办法，运用自己的能力将其往好的、积极的方向转变，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更好地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丰富，不仅包含有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包括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五位一体”，还有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开放等等，这是一个内容全面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会取得很好的成就，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

――――――――――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1.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

第9篇：开放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 广西；产业专业化；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 韦卓吕，钦州学院商学院教师助教，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服务贸易、边境贸易、区域经济，广西 钦州，535000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3）03-0008-0002

一、引 言

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在理论界已达成一致共识。对于两者的作用机理，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主要来源于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认为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能够优化国内资源在物质生产部门之间的要素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简而言之，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主要是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影响了要素生产率、规模经济、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等，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二、广西产业专业化指数的构造

本文从产业专业化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广西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这将涉及到产业专业化指数的构造。

文中选用国际上常用的Herfindahl指数，构造广西总产值专业化指数以及考虑到技术进步因素，构造以劳动生产率为权重的产业专业化指数。

笔者选取的行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产业的划分标准，第一产业为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细分为工业和建筑业；为研究方便，对第三产业作了相应的调整，将其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等五个行业。三次产业共划分为八个行业。具体行业见表1：

第一种产业专业化指数以产出为衡量，基于行业总产值构造的产业专业化指数。

根据研究的目的，选取的解释变量为：广西贸易开放度（OPENNESS）和广西产业专业化指数（HERF）。被解释变量为：广西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扰动项。其中，广西贸易开放度=（广西进口额+出口总额）/广西GDP；广西产业专业化指数分别用总产值专业化指数（GHERF）和生产率专业化指数（WHERF）表示。a、b分别为产业专业化指数、贸易开放度的系数。

下面将用两种产业专业化指数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哪种产业专业化指数能更好地描述广西的经济增长情况。数据采用年度时间序列，将广西三产业分八个行业。样本期间为1994年至2011年，所有数据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二）OLS回归

由于原方程存在异方差，故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修正，回归结果如下：

1.广西总产值产业专业化指数，贸易开放度与GDP的回归结果。

2.广西生产率专业化指数，贸易开放度与GDP的回归结果。

结果分析如下：

1. 引入总产值专业化指数的方程，贸易开放度系数为1.59；而生产率专业化指数的方程，贸易开放度系数为1.13。 T统计量都通过了1%置信水平的统计检验，两个方程的拟合度都在90%以上，拟合效果较好。这表明广西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与包群（2003）、林玲（2008）观点一致。

2. Ln（GHERF）系数为-3.18。Ln（GHERF）系数为负数，表明广西产出的专业化生产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追求产出的产业专业化生产，而不注重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将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与经济增长模式的规律是相适应。

3. 理论上认为WHERF指数能很好地反映了技术进步这一因素，随着行业生产率的提高， 在国际贸易中必然体现出比较优势，将资源集中投入到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进行专业化生产，能够推动经济增长 。Ln（WHERF）系数为-1.39，这说明广西的行业生产率专业化水平较低，还不足以对经济产生正的影响效应。因此，政府须在政策、资金方面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扶持，使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技术进一步提高，才能拉动广西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张庆君.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08，（8）.

[2]包群，许和连，赖明勇.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理论及中国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3，（2）.

[3]黄新飞，谭秋梅.贸易开放度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影响机制分析[J].学术研究，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