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产业概论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农村文化产业概论论文范文

从已有文献来看，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农村教育的内涵与特征、农村教育功能、农村教育目的与价值取向、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等内容。

(一)关于农村教育内涵与特征的研究

在农村教育概念的理解上，大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即在农村中进行的教育;另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功能概念，即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与此同时，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是根植于二元社会的一个概念，强调应动态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因此，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区位概念。如认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1］显然，这一界定是与中国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紧密联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由于农村教育是对应于城市教育因而也是一种区域性教育，在这样的教育视野中，农村教育也被看成是一种层次偏低、结构与功能较为单一的教育。第二，功能概念。如认为农村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以及有关高等教育在内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2］(P2)这一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边界，将农村教育视为一种大教育，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这种教育既可能发生在农村，也可能发生在城市。它既指农村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也指城市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从区域概念转化为功能概念，使农村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宽阔的理解。第三，操作定义。如认为界定农村教育概念时，至少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三个层面来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1)农村教育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仅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传统农业为基础的;(2)农村教育是与传统的、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比较分散的居住方式相联系的，并且也是与低收入群体相联系的;(3)农村教育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3］显然，这一操作定义所涉及的三个层面内容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也蕴含着农村教育概念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范畴。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特征，有学者系统总结归纳出了六个方面的特征:［4］(P163～178)(1)发展阶段的基础性、启蒙性。主要表现为普及教育的基础性和文化知识的启蒙性。(2)农村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主要是指农村地域辽阔，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等情况复杂，客观上形成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3)教育空间的广袤性、复杂性和学校布局的分散性。这是农村地广人稀、情况复杂造成的必然结果。(4)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这一特点是指农民最关注的是教育的直接效应，注重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5)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我国的56个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灿烂文化，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县和县以下的乡村，因此造成了农村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6)学校人才优势的先导性和辐射性。农村学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学校教师一般都是当地较高层次的文化人，掌握比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他们的现代意识、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和智能水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也有学者指出，21世纪新农村教育应该具备三大特征［5］:一是农村教育突破原有束缚成为“大教育”，具体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二是农村教育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动态发展;三是农村教育应该是提高公民素质，将农村人口转化为时代新公民的教育。

(二)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及其价值取向的研究

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培养新型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农村服务，具体体现在培养新型农民。如有学者提出，农村教育目的“必须突破单纯升学考试的局限，回归教育的本源，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作为农村文化的承担者。”［6］二是培养合格公民。这类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是促进个体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如有学者指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由“培养传统的劳动者和传授简单的农业劳动技能，转向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的人，为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创业能力的形成服务。”［7］三是培养农村学生积极健康的生存姿态。这一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标包括两个层面:(1)给予乡村少年以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即立足国民教育的基本目标，遵循国家教育方针，追求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素质;(2)作为乡村少年的发展需要，培养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观，培育乡村生活的基本文化自信，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接纳现代文明，又不失对自我生存乡土的关爱，从而实现个人内在生存秩序的和谐与置身乡村生活世界之中个人生命意义的安顿。［8］关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学者们从农村社会的发展历程、农村的现实状况等角度切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的研究视角: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以农村社会发展为主的教育价值取向，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以巩固社会政权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再到改革开放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价值取向兼顾农村教育的个人价值取向，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逐渐凸显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9］二是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社会本位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观、个人本位的农村价值取向观和兼顾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折中价值取向观。三是从农村教育发展模式的视角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模式体现了两种价值取向:一种可称之为“城市化模式”，另一种可称之为“乡土化模式”。以上三个层面研究视角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学者们对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关注都与国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实践导向上对农村教育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一是坚持“离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孩子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更高一级的学校，寻求更好的出路提供条件和环境;二是坚持“为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要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服务。但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从“离农”与“为农”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中摆脱出来，着眼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农村教育不但满足城市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10］

(三)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研究

农村教育功能探讨的是“农村教育干什么”的问题。对农村教育功能问题的正确认识，有赖于对农村教育本质问题的正确理解。由于研究者们在农村教育本质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因而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理解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有研究者根据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需求差异，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三类［11］:一是“为升学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城市升迁需求;二是“为务农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扎根新农村建设者的教育需求;三是“为进城务工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技能培训需求。(2)还有研究者根据农村教育对社会子系统和乡村社会本身的作用，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特殊。这种特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2］:一是具有实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农村教育并不总是被动地去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能用人类积累的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去主动、积极地影响生产和生活。这种主动、积极的影响表现在育人、科研、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应起到导向或引领作用。其中，培养和造就不同规格和层次的高素质劳动者是这种引领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二是农村教育具有开发农村“本土知识”的作用。农村中“本土知识”是其固有的自然知识、长期积淀与传承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及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生存知识，也是农民的精神空气和物质给养，更是促进农村社会内在发展之“根”的力量。三是农村教育具有改进农村风貌的渗透性作用。这种渗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乡风民俗方面和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因为良好的农村教育不仅是形成文明乡风的根本途径，也使得广大农村儿童能够顺利地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同时，良好的农村教育对于协调中国农村的社会利益、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整合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农村教育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如何才能使农村教育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述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两种观点是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的。前一种观点是从个体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后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发展(包括乡村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事实上，农村教育应该同时兼有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在认识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时，应该将上述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村教育也会出现负向功能。譬如，如果教育系统与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系统不相匹配，则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解体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在研究农村教育功能时，应该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农村教育负向功能的出现。

(四)关于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研究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农村教育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教育非常注重人格教育，认为人性是美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每个人有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并且有自我尊重与尊重他人的美德。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强调指导学生如何去思考、去感受、去发现，使他们更了解自己周边的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进而体认人生的道理与文化规范的价值。［13］(P10)依此观点，人文主义是乡土教育的价值基础，其所倡导的“尊重人性、关注人格健全”的理念正是农村教育培养“人们了解与认知其所生活环境的人、事、物，从而对生活的环境产生认同感，进而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自尊自爱与社会意识，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乡土情和世界观的国民”目标的体现。［14］认知发展理论。认知发展理论是农村教育的心理学基础。认知发展论强调，学习是在心灵与经验交互作用中重组知识的过程，知识是在具体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为发展知识，必须提供给儿童具体的经验。该理论强调，儿童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周围的人、事、物交互作用以后，才产生知识。因此，教师如果教给学生与其生活或经验无关的知识，对儿童而言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实际。皮亚杰也认为，人的个体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个体在环境中生活成长的历程。［15］(P38)因此，儿童智能的发展，并非只是在知识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在智能行为上品质的改变。在皮亚杰图式理论的基础上，布鲁纳广泛研究了知觉问题，认为认知发展按照动作式、图式和符号式三个阶段持续前进，各个阶段分别代表一种内容的表现形式。在知识获得过程中，一个人首先是依据动作学习，然后依靠图式学习，最后依靠符号。据此，教学如果按照从直接经验、图式经验到符号经验的顺序展开，就能有效地促进学习。台湾学者陈玉玲进一步指出，知识的获得是藉由图式的同化和调适的过程。具有适当差异的经验能够被调适，但是如果新经验与当前的理解水平差异太大，则不会获得新的理解，所以要先实施乡土教育，再教导其它国家或世界性的知识，因为乡土教育的知识与我们原有的知识差异较小，有助于图式的同化和调适过程。可见，农村教育所主张的儿童学习乡土进而产生乡土认同的观念，强调儿童主动、积极建构乡土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理念，正合乎认知发展理论。［16］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多元文化论强调，要尊重差异，维持多元，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参与社会每一层面的权利，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独特的个体。多元文化教育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复兴运动浪潮中少数民族要求教育平等而出现的。一般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教育者在尊重受教育者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不论其性别、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所属社会群体等的差别，均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17］而农村教育正是尊重文化多元的价值性，提供不同文化观点、经验和贡献的教育。它将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及其文化视为积极的、真实的、动态的;它的教材取自社区，用学生的日常生活来解释概念，以达成多元文化的理念。文化自觉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是农村教育的文化学基础。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关于农村教育发展走向有两种主要观点，即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这使得农村教育发展始终处于突出农村元素还是突出城市元素的两难困境之中。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对这一困境的解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它没有“文化回归”的意思，不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部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8］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教育要走向“文化自觉”之旅，不仅要全面认识城乡文化的差异，反思农村教育的文化走向，而且要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城乡之间形成动态性的文化互动和互惠，从而使得农村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要求，为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用人才。（本文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五)关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就国内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一些研究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持一种实证科学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农村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也有一些研究者引入“质的研究”和“行动研究”等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强调应秉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立场，强调要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和建构特定情境下的知识、结构和意义。但总起来看，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内，持“局外人”研究立场者占据了较为明显的优势。这种占主流位置的把农村教育“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立场，遭到了另外一些“圈内人”毫不客气的批评。批评者们明确主张:农村教育研究者不应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对农村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应该更多地贴近农村教育的具体情景及其当事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提出一些有助于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但也应看到，就研究者的基本任务来看，不论是持“客观”立场还是“同情”立场的研究者，恐怕都难以否认，只要是某种活动还能被称得上是一种“研究”，那就不能没有最为基本的“认知”功能。所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者，都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如何解决认知的“有效性”问题。［19］

二、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农村教育研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教育问题，尽管学者们对相关主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

(一)研究内容:求“真”还是求“用”?

教育研究主要是应用研究，即便是理论，也主要是应用理论的研究。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学科理论，教育理论多是以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是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应用。据此，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真”，外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用”，意指农村教育理论要从中国农村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生成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农村教育理论。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尚停留在经验性与思辨性上，而思辨性表现尤甚。经验研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思辨也仅是现有结论的演绎，以逻辑的推论和演绎来认识、界定复杂的变动不居的农村教育实践，而不是基于教育问题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结果把自身局限在原有的认识与思维框架之中，既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又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做出预测与批判。而辩证的思辨应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实证知识为前提和依据进行的高层次的概括与提炼。农村教育理论与其它理性认识的成果一样，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如果我们仅是从理论到理论，那么这仅仅满足了内在逻辑，而要满足外在逻辑还必须通过对现象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得出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取样个案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这样的理论才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20］事实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不存在彼此的隔离，相反二者存在着互动生成的密切关系，实证方法的运用离不开理论思辨，理论思辨的展开必须“回到事物本身”，并准确把握教育实践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未来的农村教育研究者要明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内在关系，构建基于本土实践和世界性视野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关注中国农村的问题和现实，借鉴国外农村教育经验时要立足于中国的语境来创造“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实现在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问题的独特性恰好决定了教育理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农村教育理论不断接受来自实践的修正和补充。

(二)研究方法:“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第2篇：农村文化产业概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 体育； 研究

一、农村体育研究现况

（一）概念界定

相关农村体育的基本概念主要体现于对"农村"、"农村体育"、"农民"、"农民体育"及"村落体育"的认识上。

1.村落及村落体育概念的界定

村落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最主要的自然聚落，具有社区的社会关系、秩序以及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村落的边缘清楚，由固定的农业人群长期聚居和生活所组成的空间和社会单元。

村落体育是指在村落环境中以村民为主体，以健康、娱乐、休闲等为目的而进行的非生产性的身体锻炼活动，属于社区活动概念，具有文化层次含义，包括各种现代体育活动和传统体育活动。

2.农村、农民及农村体育的界定

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居民聚居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载体和主要场所。

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是一种身份的表征，是以农业为主要生计，以村庄为长期居住地的人群才能称为真正的农民。

农村体育是以增强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为主要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农村地理范围内，以农村人口为参与主体所开展的各项体育活动，包括在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育。

（二）农村体育组织研究

当前村落体育组织结构松散，缺乏稳定性。有学者从自组织理论出发，分析农村体育的历史变革与农村体育组织演绎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组织演进是当前农村体育组织发展的必然路径，在农村体育组织体系中，政府和体育职能部门应明确自身角色并合理定位。

（三）农村体育现状研究

现状研究主要涉及体育人口、农民体育意识和态度、体育价值观念、健身场所、锻炼时间及地点、活动内容等方面。现状反映出农村体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农村体育发展受城乡二元体制制约，农村体育管理上存在以"城市体育"衡量农村体育的惯性思维，发展理念上与本土体育及乡土实际的背离；地域范围内农村体育发展不平衡；农村体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农村体育组织不健全等。制约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理念、文化等方面。

（四）关于农村体育对策的研究

在农村体育发展的对策上，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相应的建议。朱勇从村落体育的善本再造角度强调"原生态"价值取向对村落体育和农村体育的重要性，指出在继承、发扬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发掘传统体育的同时，推动农村体育的多元和文化和谐发展。郭修金从小康社会的建设为视角，认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战略应向下进行转移，县城是农村体育的龙头，乡镇是农村体育发展的纽带，村落是农村体育的根基和落脚点，强化政府职能，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的合理发挥。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概念界定不清

由于社会的飞速变迁，对农村、农民、农村体育的界定存在模糊，给相关研究带来瓶颈。由于关于农村体育理论研究的复杂性以及概念界定的必要性，在进行研究时应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对农村体育范围进行界定。

（二）农村体育研究边缘化

我国对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竞技体育，虽然近年来全面健身运动的兴起促进了社会体育研究的进展，但从国家社科基金和体育总局软科学理想资助情况看，农村体育只占3.67%。此外，对农村体育的研究容易站在现代体育的视角来审视，忽略了农村社会变迁发展的现实，与农村体育发展的现实渐行渐远。

（三）研究对象不清

当前农村体育研究对象中的"农村"范围过大，对所辖行政村即自然村落社区的体育活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村落是地缘和血缘关系醇厚农村的主体，较多地存在着依靠农耕的完全意义上农民，传统的农村体育项目也正是起源于村落以及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中，而这些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亦可作为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和保护，并对与现代体育的结合和推广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四）研究方法偏失

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共时性问卷调查法，虽然可以经济、有效地获得研究者所需的调查资料，但由于农村人口流动频繁，村民文化程度较低，容易影响到问卷效度和信度，一个时点的共时性问卷调查不能反映出农村体育发展全貌。

三、结语

我国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体育研究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但城市体育与农村体育两者结合脱节。农村体育的研究应把握"农村"的实质，与当地的民俗、地貌特征、经济发展、文化习惯、传统体育等结合，不能追求公式化；应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相结合；运用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理论来研究农村体育，站在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研究农村体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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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农村文化产业概论论文范文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我国乡村旅游开发开题报告

毕业论文(设计)研究的意义：

随着国内外旅游逐步的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青睐，现代人对旅游需求的多样化已不仅单纯限于名胜古迹的观光，且旅游胜地在旺季人满为患，无形中激发了人们对集短途、经济、娱乐、度假、体验、回归为一体的旅游产品的迫切需求，由此催生了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发展乡村旅游是为了寻求一种使旅游业得以平衡发展的方式，防止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速度过快，从而达到保护国家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目的。通过对乡村旅游整体的研究，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乡村旅游的发展经验，再结合中国目前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与地方案例相结合，找出目前中国乡村旅游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做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

乡村旅游是由农户为旅游者提供食宿等条件，使其在农场、牧场等典型的乡村环境中从事各种休闲活动并获得快乐的一种旅游，是一种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生活风情和田园风光为对象的一种旅游，是将农业生产、农业生活和生态环境三者合为一体进行旅游开发；其基本形式是凭借城市周边地带的农村自然景观、田园风光和农业资源，面向城市居民开发的集观光、旅游、科普、健身、娱乐为一体的农业园区。这是一种全新的旅游形式，它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与城市不同的环境，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与生态旅游结合起来，形成乡村旅游独有的鲜明特色。

乡村旅游早期发源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1863年，托马斯·库克组织了到瑞士农村的第一个包价旅游团；1865年，意大利“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乡村旅游的诞生；而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的乡村旅游则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班牙。

一、我国乡村旅游产生背景与开发意义研究概述

我国乡村旅游的产生有着十分深厚的时代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经济建设的逐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旅游意识在日益增强，对旅游形式的需求也变得日新月异。乡村旅游以其一种既满足旅游者休闲、求知和回归自然的需求，又以对环境、生态的保护为前提的旅游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早期的乡村旅游研究很多介绍了乡村旅游的意义及背景。对意义的阐述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及农业观光满足了人们“回归自然”的需求；可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为农村农民增收创利，缓解就业压力等；可以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如梁明珠(1999)总结了观光农园的重要创新意义，提出了观光农园对农业、农村、农民和都市人不同的意义。白琳(1999)以归县为例分析了发展农村旅游对解决三峡库区农业人口的就业压力和重构社会、经济系统的特殊意义。李立华等(2002)、何景明等(2003)分别以西藏和四川少数民族自治区地方为例，分析了乡村旅游对边远贫困地区扶贫的积极意义。

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回顾二十多年来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经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尤其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辟了农村由单一农业向农、工、商、游多元发展的道路，我国的乡村旅游开始得以展露头角，发展较快的江浙地区的部分农村，作为先进典型接待了大量的国内外各方人士，甚至还有境外团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农业资源得到开发与利用，村镇得以扬名，农民也从中受益，企业从中有利可图，旅游规模得到壮大，一些村镇开始兴办起旅游企业。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农民就业和收入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农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旅游局确定创建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后，乡村旅游产品在我国得以正名，被正式列为旅游产业的一部分。凡是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村民，每年来自旅游的收入快速增长，农民就地搞旅游服务，不离土、不离乡，幸福指数高。实践证明，乡村旅游迅速成长为我国旅游产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靠旅游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走出了一条重要的成功之路。

党和政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为乡村旅游大发展和上一个新的台阶提供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平台。同时，乡村旅游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理想、有效的途径。

二、我国乡村旅游的特点及模式研究概述

我国乡村旅游的特点和模式研究一直是个热点问题。学者们就此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见解。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特点和模式进行了阐述。一方面就全国范围而言，分析乡村旅游的发展特点和模式；另一方面细化到某个地区、景区，以特定的区域对乡村旅游的模式和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王兵(1999)对我国乡村旅游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提出根据区位把乡村旅游分为3种类型地区：景区边缘地区、都市郊区、老少边穷地区。舒伯阳(1997)将观光农业划分为3个阶段模式，即早期旅游萌芽阶段的自发式、初级经营阶段的自主式、成熟经营阶段的开发式，以及两种地域模式——依托自然型和依托城市型。尹振华(2004)提出开发我国乡村旅游要采取“做减法”的开发模式，加强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相融。许春晓(1995)分析了欠发达但资源丰富农村旅游业成长的3种模式，即旅游资源主题型、旅游资源共建型、旅游资源附属型，并对邵阳市西部3个县级行政区的旅游业成长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

三、乡村旅游主要研究内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乡村旅游的研究内容，大都不是集中于某一个具体的侧面，而是一种试图全面覆盖的“大杂烩”式的格局。从乡村旅游定义、乡村旅游特点、乡村旅游开发意义、乡村旅游市场、乡村旅游资源、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乡村旅游开发中出现的问题、乡村旅游开发对策、乡村旅游开发规划到乡村旅游的开持续发展无所不包，范围很广，但宏观研究较多，深入到企业、游客、当地居民、旅游目的地的卫管研究和分析则还不够，不同尺度案例地研究较多，理论性不强。这种全景式的研究状况，表明我国对于乡村旅游的研究深度和层次还相对较低，整体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历史较短，现实开发中存在不少产品、市场、体制、管理、政策、金融等方面的问题，我国学者在不同尺度上，结合具体案例地，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乡村旅游开发中的问题和对策。潘秋铃(1999)认为我国乡村旅游存在整体接待水平低下，游客配套设施不完善；产品雷同，未脱离观光的特征等问题。李太平(2003)认为南京乡村旅游发展问题有：缺乏统一的布局规划；缺乏参与性、趣味性和知识性；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接待服务水平低下；缺乏应有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等。吴建华(2004)等认为特色化、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和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曹艳英(2004)等认为，我国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盲目投资和粗放式经营；在经典建设和项目开发上缺乏科学的规划；项目单一。缺乏内涵和特色，人工倾向化、城市化严重；产业规模小，基础设施、服务设施不完善管理与经营体制不健全；旅游地市场的季节性较大。王云才(2002)提出国际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经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刘爱服(2005)以北京为例，指出北京乡村旅游存在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落后；人才欠缺乏等问题，并提出了对策。

四、临安白沙村“农家乐”

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居民回归自然、感受乡村的需求，也带动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收入，明显的得到了提高。

临安市地处于浙江省西北部的天目山区，东临杭州，西接黄山，幅员3126.8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高达76.5%，生态优越，气候宜人，是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白沙村位于临安市的西北角，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村域面积32平方公里，全村的森林覆盖率在95%以上。全村十里长谷蜿蜒，两侧峰峦起伏，溪流急湍，水清石现。夏天白天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晚上更低，故有“一年四季盖棉被”的说法。近年来，白沙村通过积极保护森林和生态资源，依托太湖源景区和优美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农家乐”，全力打造“乡村休闲度假胜地”，白沙村是久居大城市的城市人生态旅游、避暑度假的首选。

基于以上条件，本文将从白沙村的实际发展情况出发，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现状进行结合，通过对白沙村乡村旅游的区域发展特色，反映出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

毕业论文(设计)的提纲：

一、乡村旅游的起源、概念和类型

二、乡村旅游开发的意义和现状

三、白沙村乡村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四、白沙村乡村旅游开发建设条件分析

五、白沙村乡村旅游开发规划思路

六、论文小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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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农村文化产业概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物流；农村流通；供应链

一、引言

由于受到传统“重生产，轻流通”思想的深刻影响，现在我国农村流通产业的发展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我国发展农业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城市的居民吃着“不放心”的蔬菜；农村的农民买着大量伪劣产品等问题在当今中国社会层出不穷。在农产品流通体系中，普遍存在农产品价格成倍上涨，农民在网上购物却不能享受送货上门的服务等问题。究其原因，是农产品、农资流通缺乏严格的质量检验标准、农村流通渠道、流通信息不畅和农村流通基础设施落后造成的。所以，发展农村现代流通产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模式在我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电子商务的发展促使流通产业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不仅改变了流通组织内部的运作方式，也对流通组织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和手段，它的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对传统的商贸流通业提出了挑战，大大促进了商务理念和商务模式的变革和创新，为流通领域带来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使流通真正实现社会化成为可能。它导致流通费用的减少，提高流通渠道效率，改变现有流通模式与流通格局。

二、关于农村流通供应链研究现状

关于农村流通供应链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产品供应链方面的研究。夏英、宋伯生（2001）提出，我国农产品在种养殖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农药、化肥、工业“三废”的污染，加上激素的滥用等，给人体健康带来了严重隐患。为使我国的农产品生产达到ISO9000以及HACCP 认证标准，如何落实和执行农产品的标准化、规范化生产是关键，这是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刘从九（2004）在《基于供应链的农产品组织重构》中分析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中的问题，提出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组织重构的基本思路和目标。刘美远（2006）在《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农产品流通模式研究》中提出对农产品流通供应链的模型并提出了建议。倪燕逾、燕翔在《农产品流通中第四方物流组织结构及其运作》中将第四方物流引入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通过建立一个第四方物流的结构框架，对农产品了流通五个层次进行整体协同运作，以提供一个综合的农产品流通供应链解决方案。俞海宏在其博士论文《基于服务供应链契约协调机制的农村流通供应链运作优化研究》，他是基于服务型供应链的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理论来研究农村流通供应链的优化。鉴于此，本文从农村物流的角度对农村流通供应链进行优化研究。

三、我国农村流通供应链现状

我国现在的农村流通供应链模式如下图1所示：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农村流通供应链存在如下问题：（1）技术设施薄弱，销售网点总量不足，布局不够合理。（2）中间环节多，组织化程度低，缺乏规模化的农村流通企业。（3）农产品流通与加工技术水平不高。（4）管理缺乏统筹协调的机制与体制。（5）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交易行为不规范，监管成本高。（6）农村流通企业融资难度大，保险难度也比较大。

四、农村物流改善

1.农村物流组织。农村物流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有规模物流企业的参与。农村物流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居民分散是阻碍物流企业进驻农村的关键因素。我国现阶段物流企业实力普遍不强也是造成其进去农村市场的主要原因。中国邮政有着百年品牌历史，多年来在每一位百姓生活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深受农民信任；特别是设立在农村的代办员，对村里的情况比较了解，能够及时传递相关信息。同时在拓展市场以及大用户发展、新业务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邮政完善的网络体系，覆盖面广的实物投递网、信息通畅的信息网和方便快捷的金融网三网合一，使得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顺畅。所以，农村物流组织可以考虑利用“邮政+第三方物流”的模式。

2.农村配送中心建设。农村配送是一个区域配送的概念，是相对于城市配送而言的。同样按照配送的一般概念，可以认为农村配送是以农村经济生活消费为目的，在整个物流过程中的一种既包含集货、储存、拣货、配货、装货等一系列狭义的物流活动，也包括输送、送达、验货等以送货上门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是商流与物流紧密结合的一种特殊的综合性供应链环节。配送是农村物流发展的关键问题。我国现阶段的农村配送体系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仍然然存在组织设置分散、实力较弱；配送渠道少、环节较多；配送技术水平低；配送缺乏统一规划等问题。这方面主要研究在农村连锁经验配送模式下如何构建农村配送网络体系，主要包括配送网络的规划，配送中心选址和配送中心运营三个方面。在配送方式也可以考虑先到镇，再到村的配送二级模式。

3.农村信息技术建设。在技术方面，现代物流与传统物流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有了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支撑，将原本分离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和采购、运输、仓储、、配送等环节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供应链。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和现代物流技术是构成现代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将农民、供应商以及批发商零售终端、客户联结起来，实现对农产品物流各个环节的实时跟踪、有效控制和全程管理，达到资源共享、信息共用。Internet等先进信息技术在国外农产品供应链中的使用已非常普遍，无论是生产企业，政府监控部门，或者第三方物流公司等，都可以通过Internet相关信息。信息共享是供应链管理中最重要的前提。我国农村信息基础设施落后，严重阻碍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对农村流通供应链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本方面主要研究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如何构建出一个适合我国农村发展的农村信息系统。

五、农村物流改善后农村流通供应链

基于电子商务环境下利用改善后的农村物流优化后的农村流通供应链模型如下图所示：

六、结论

本文提供了一种从物流的组织、配送中心建设和信息技术建设三个方面对农村物流进行改善的思路，并建立了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农村物流改善后农村流通供应链的模型。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对农村物流改善和建设的三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与阐述，这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更进一步的分析。

参 考 文 献

[1]李建军，苏庆艳，曲慧梅.电子商务概论[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2]夏春玉.流通概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3]牛东来.流通业供应来年管理与电子商务模型及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杜文宏.农村电子商务发展[J].商业现代化.2008（2）

[5]李海平.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及模型创新[J].陕西科技大学学报.2011（2）

第5篇：农村文化产业概论论文范文

内容摘要：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乡村休闲作为休闲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其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机遇。本文在对农村、乡村与休闲的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阐述了乡村休闲方式的内容、农村经济转型方向和问题，以及乡村休闲产业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和着力点。

关键词：乡村休闲 农村 转型 经济发展

休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休闲将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乡村休闲尽管尚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但其蕴涵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已展示出强劲的发展趋势。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乡村休闲成为我国目前农村经济转型和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机遇。本文选择从乡村休闲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着手，重点阐述乡村休闲的方式、农村经济转型的方向以及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和着力点。以期能够丰富乡村休闲产业的理论体系，起到对乡村休闲发展的指导作用。

农村、乡村与休闲概念的释义

（一）农村与乡村的概念

大多数学者把“农村”和“乡村”视为城市的相对面，并不区分“农村”和“乡村”在用词上的差异。学者袁镜身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中也把“农村”和“乡村”合二为一进行论述，认为“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的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由于它主要是农业生产者农民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又通称为农村”。

从字面意思理解，“乡村”和“农村”的区别可能在于认识的角度不同。“乡村”是从生活和居住的角度来看，表明乡村中的聚落，带有浓厚的文化气息；而“农村”可能更多地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认识，意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人群聚落。“乡村”聚落的居民未必是农民，而“农村”聚落的居民则一定是农民。很多城里人居住乡村，他的身份可能依然是城里人；而很多农村居民居住在城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也与农业生产活动无关，可他们依然被视为农民。本文为了论述的方便，将不对乡村和农村的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

（二）休闲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休闲”，理论界已有许多界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的休闲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受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于光远先生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指出：“休闲是人们对可以不劳动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行为，是可以自我做主的”。

从语义上讲，汉语中的休闲包含两层含义：休，停止劳作，休假，休息；闲，闲适、悠闲的状态。本文更倾向于休闲是一种面对生活的状态与心态，是人们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自主选择地从事某些个人偏好性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获得惯常生活事务中所不能给予的身心愉快、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与发展。真正的休闲不是消遣，不是打发时间，而是在休闲时间里能够提高自身的素养。总之，休闲是人的生命状态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现代人追求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较高目标。

乡村休闲方式

乡村休闲产业。乡村休闲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为龙头的综合性产业，当然，这里所说的乡村休闲，并不一定是在村庄里休闲，也不仅是指已经发展起来的乡村景点景区，而是一个包罗范围较广的环都市乡村地带。这个地带与城市保持有一定的距离，环境主体是生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或很少侵入，大体上保留着山水和田园生态面貌，交通条件一般较好。乡村休闲以其乡村性、平民性、参与性和体验性，适应了人们对原生性和生态性的要求，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喜爱。

乡村休闲方式。由于乡村消遣、乡村旅游、农耕体验和其它“发生在乡下”的乡村休闲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生产活动，休闲消费者所获得的只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远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所指，“经历”和“体验”产品供给是相关厂商群的彼此相互协作、有机组合的“共同产品”。因此，乡村休闲产业至少包括乡村旅游产业、乡村娱乐产业、休闲观光农业、乡村休闲度假产业等。近年来，不断增长的乡村需求强力促进了乡村休闲的发展，目前乡村休闲的内容形式主要包括乡村旅游、采摘农园、农家乐、体验农园、乡村娱乐、农家美食等。具体来讲，主要表现为：大城市附近的农家乐；高科技农业体验观光园；农业新村，特点是经济发达、乡村城镇化，在发展中有意识地使本村成为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古村落的开发，如江西安义的古村群、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等；农业的绝景和胜景，如桂林的龙胜梯田；乡村娱乐和休闲度假。

事实上，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乡村休闲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对促进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农村经济转型方向及问题

所谓经济转型指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结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是由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形态的变化。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由资源约束转变为市场约束。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抓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改革开放30年来，在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运行机制下，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但也必须看到，农业的发展还主要体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质量和效益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而且农业发展由过去的资源约束变为现在的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可以说当前面临的挑战更大。要实现农村经济转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改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促使农业向质量和效益型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而乡村休闲则是当前农村经济中最具附加值的产业之一。加强乡村休闲的发展将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高效、优质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村整体的发展进程。

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和着力点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产业，乡村休闲能促进一、三产业的紧密结合，在发展中具有立体式的乘数联动效应：可以使农民在既不离乡也不离土的情况下扩大就业；能使农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跨越流通环节适时缓解农业产业化中购销体制不畅等诸多难题；能有力地推进乡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环境等。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休闲是农村地区扶贫的重要突破口，而且可以推动广大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乡村休闲能够充分发挥和挖掘农业资源的价值和作用，发展乡村休闲能把农业的生态环境、农村民俗文化和空间环境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因此，顺应时展潮流，强化市场导向功能，摆脱传统的单一种植业开发模式，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发展乡村休闲，可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另外，农业经济不能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而产供销一条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乡村休闲的发展在促进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可打破产业界限，有助于形成产供销、服工农、科工贸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和购销渠道，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乡村休闲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多，其基本的服务工作对员工技能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或是经过一定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而且乡村休闲产业的关联度高，它与餐饮、娱乐、交通、建筑、食品、旅游工艺品等产业密切相关，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得到很好的转移，农民的就业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

乡村休闲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休闲的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以提高游客进入旅游目的地的便利性，因此必须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譬如道路交通、通讯、医院、商店等基础性设施。乡村休闲的开发将进一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逐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快速、健康发展。

乡村休闲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要维持乡村休闲市场的持久性，就必须注意并保持乡村生态系统的持久性。乡村休闲把发展生产、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内涵结合起来，它的生产要素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乡村环境，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准则。通过乡村休闲的规范开发，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到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之中，更好地创建清洁、优美的乡村环境，维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塑造良好的乡村，使整个农村成为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生产基地和生活乐园。

乡村休闲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发展乡村休闲，可以将先进的文化和观念引进农村地区，有利于打破农村地区信息闭塞的状态。在与外来游客交往的过程中，当地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视野逐渐开阔，思想道德素质得以提升，这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契机。乡村休闲产业是服务产业，又是文化产业。如果没有视顾客为上帝的服务精神，就难以立足于市场，更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发展乡村休闲产业还可以培养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服务顾客的文明意识。

乡村休闲方式与农村经济转型之间的关联性可见图1所示。

结论

综上所述，乡村休闲的发展缘于旅游者的消费动机所形成的新的类型和休闲市场需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休闲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发展乡村休闲，能够实现农村地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罗书林.发展我国休闲产业的必然性研究[J].苏州工职院学报，2008

第6篇：农村文化产业概论论文范文

一、农业和农业财政支农政策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第一产业，是与工业和服务业相对应而存在的经济产业，属于市场经济学范畴，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我国加入 WTO 的时代背景下，其发展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实现农业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市场是基础性的工具和手段，政府扮演的是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者角色。

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市场性不足的问题。最显著的矛盾是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和不断提高的城乡居民农产品消费水平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讲，上述问题表现为:［2］34 －39一是生产环节上的产业化、规模化和机械化发展力度不足，农业社会投入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者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标准化生产普及程度过低，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高，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和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等; 二是流通环节上的现代农产品物流设施设备水平不高，产品辐射半径过小，现代化的物流网络建设不完善，城乡物流体系不能实现无缝衔接，农产品物流成本占比过高; 三是农产品销售环节上的现代化农产品批发零售市场体系建设不足，市场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基础性农产品价格受政府稳定物价水平的行政手段影响较大，又因 WTO 农业协议对价格补贴的限制以及各级政府对农业补贴的重视力度不足等各种因素而致使该部分农产品不能获得市场合理价格水平补偿。上述问题或矛盾，靠农业自身的发展来解决存在一定的困难，亟需政府的合理干预，来引导社会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和资本向农业适当集中，提高农业产业、产品结构面向市场的适应能力和优化升级能力。

在实现政府对农业合理干预的过程中，公共财政至关重要，通过财政收支行为，可以引导或影响农业资源的配置过程，实现政府干预。但是，政府财政对农业资源配置过程的影响，应当遵循和利用价值规律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以提高农业市场活力，提升农业资本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为目的。基于上述认识，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应该是以辅的扶持为主，以资本注入式为主要扶持方式。资本，是指用来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利的生产资料或货币。公共财政对农业投入应以资本注入式为主，遵循生产、流通和销售的市场经济规律，以提升农业资本盈利能力为核心，具体来讲包括向农业企业注入生产资料或者货币资本来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或充分利用 WTO “绿箱”政策，通过公共投入来普遍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和资源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反方向提升企业自有资本的盈利能力。

上述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可以简称为农业财政，与不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传统农业财政不同的是，其具体指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遵循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原则，围绕提升农业产业的资本竞争能力，而对农业产业发展提供的财政收支行为。

二、农村和农村财政支农政策

农村是具有社会学和地理学性质的概念，是根据人口集聚程度等标准对人类居住地区的划分，其逻辑上相对应的是城市。农村产生的直接动力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农村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先祖在战胜自然灾难，谋求生存的过程中累积的经验和知识，同样农村的发展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农村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向着更高形式的群居形态———城镇演进，这既是历史上城市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现实中推进农村地区城镇化的理论依据，是人类社会进步必然要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城市化是个相对的、动态的和历史的概念，不应囿于工业时代的，以机器、厂房和大烟囱为标志的城市化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伴随信息流通网络和现实交通网络的便捷化和快速化发展，以及信息和现实交通资源的可达性和城乡对称性的不断提升，都使人类社会逐渐失去了在拥挤不堪的城市群居的必要性。日新月异的新能源、新科技和新劳动工具的出现在解放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同时也在解放城市地区的劳动力，使得农村与城市一起向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方向前进。

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农村的发展需要城市的反哺和支持已经是各界共识。但是对支持农村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却缺少深入的探讨，在实践中也缺乏反思和规划。虽然农村发展的短期目标是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以及居住地的适当集中和改造，但是农村发展的长期目标是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而不是纯粹的演变成现在的城市模式，上述问题对于已经初步具有较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都市农业地区来讲，则更需注意。但是，无论是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我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都是落后的农村社会生存环境与提高和保障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

政府和市场在促进农村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对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在农村发展过程中，政府是主导力量，其首要职责是保障社会公平，保障农村享有与城市同等甚至是优先的发展权，市场手段的引入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促进农村发展的手段和工具，以完善农村生活和生产环境为主要目的。

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可以简称为农村财政。农村财政是对农村发展提供或增加农村社会公共资产的投入，属于社会建设性财政支出，其主要投入方式是资产注入式。资产，又称为财产，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形态。农村社会公共资产的一定积累，是实现农村居民享有一定生活水平的基本保障，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前提。在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很难依靠系统内自身的资金积累和投入而发展到与城市相对一致的发展水平，因此，由政府主导的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则显得十分必要。

三、农民和农民财政支农政策

农民有多重、多种含义，但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如果从这个意义出发，那么，我国现行的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 “三农”政策和相关理论则有明显的缺陷和漏洞。显然，政府在社会人和国家公民的层面上，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障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尤其是对于没有生产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更有不可懈怠的责任，而目前的 “三农”概念中农民的范畴则恰恰是筛除了农村地区没有农业生产能力的弱势群体，则其 “三农”理论，无论在实践中是否有相关的职责履行或政策执行，在理论上都有了不完善之处。

对上述对农民概念的定义，本文持不同意见。如果将农民定义为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的劳动者，那么与其相对应的概念将有多个，从而带来逻辑上的混乱。例如: 在城市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 例如都市农业生产者) ，在农村地区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的劳动者 ( 例如农村地区企业工人和农村副业从业人员) 等。本文认为参照农村和城市的逻辑关系，农民应该定义为在农村地区居住的公民，与在城市地区居住的公民，即市民相对应。将公民按居住地的属性划分为农民与市民，同样纳入人类社会学的概念范畴，是对公民实现全覆盖的分类标准。将农民定义为在农村地区居住的公民，可以使我国 “三农”理论体系更加完备，使 “三农”政策中对农民的政策更具有针对性和公平性，也更容易划定清晰的政策界限，避免将对农业和对农民不同范畴的财政支农政策混淆。

公共财政对农民的投入，可以简称为农民财政。与在理论研究领域和实践领域都被广泛提及的农业财政和农村财政不同的是，至今为止，仍然没有任何关于农民财政的文献和报道。

问题在于提出农民财政究竟有没有意义? 本文认为，有针对性的提出农民财政，有助于理清对传统财政支农政策中对农民投入的认识误区，也有助于财政支农理论体系的完整和齐备。在现有的传统财政支农政策中，谈及对农民的支农资金投入，首先提及的就是对农民的 “四项直接补贴” ( 即: 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种粮直接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良种补贴) 以及对农民的农业技术推广培训等支出。然而，以上述四项直接补贴为例，从表面上来讲该补贴造成了部分农村居民的增收，但从本质上来讲，其实际上仍然是在农业生成环节，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农业产业扶持政策，并不是在农村公民层面上的政府财政普惠性投入，原因是其政策执行的效果是农业生产者从事农业生产的成本性净支出的降低，刺激的是农业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的是农业产出物质的提升和量的增加，以及农业生产工具的升级。如果长期将上述投入计入对农民的普惠性投入，则实际上是对农村丧失劳动能力者等农民弱势群体营造了更大的不公平。由此可以看出，理清公共财政对农民政策的边界和内容，对完善政府管理和体现社会公平意义重大。

以农民是在农村地区居住的公民为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基础，本文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保障农民基本收入水平，保障农民个体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上述问题体现在财政支农过程中的政府上，就是提供一定水平的农民低保，农民医疗、教育和卫生等社会保障的政策措施。农民发展的问题是人的综合发展问题，其直接影响着农村社会的整体进步。

公共财政对农民的投入，应以资金注入式为主，亦即通过面向农民的直接资金补助 ( 如农村低保、低收入困难户临时价格补贴等) 或间接资金补助 ( 如对农村义务教育补助，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补助，对农民用电、用水的补助等) 为主要手段，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其不直接形成农民个体或农村公共的固定资产，也不以直接形成农业生产力为目的，而是以保障农民收入水平，进而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为目的。

第7篇：农村文化产业概论论文范文

慈鸿飞先生的论断即颇为惊人。他断言，黄宗智甚至吴承明先生（尽管他承认吴老“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市场有很大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判断”，并且“这种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他强调，“从农村商品交易的自由程度、特别是资本市场融通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自由程度、外国资本深入农村的自由程度、市场的自治管理程度等等，都可以使敢于正视事实而不仅仅重视政治观念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而宣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比美”。他还认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据他估算，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已相当于90年代中期全国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所以“说中国农业直到本世纪中叶仍只是一个‘糊口农业’，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完全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这就“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并“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注：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史建云女士的研究虽然并非直接针对黄氏的过密化理论，但结论的迥然不同应是显而易见的。她指出，在华北平原所存在的“一个随时雇佣又随时解雇的短工阶级”，尽管“还不能够说近代中国或近代华北农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因素已经不存在”。（注：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在论述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时，史又认为，在近代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更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注：史建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农村手工业生产的收入“有大幅度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改善。（注：史建云：《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339-357页。）

在所有类似的论述中，要算郑起东先生的观点最为决断。他在《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中宣称，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户利润率多在10%至15%之间；农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明显改善，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因此，华北的农业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也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拖了中国工业化后腿的观点，并给华北农业为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证明”。（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此文立即受到刘克祥先生的严厉批评。（注：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下文所引刘之反驳郑文的论述，均见此文，恕不一一注解。）但郑先生在随后的商榷过程中虽然承认自己在估算华北农村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时，犯了“在学术研究中不能允许的”疏忽和错误，但仍然坚持己见，并抓住刘文中的一些疏漏做了进一步的申论。（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这些批评涉及过密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但是核心问题则是农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如果事实确如郑起东先生所说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华北农民的生活消费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至温饱型”的转变，以至于像刘先生据此所估计的，用不了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步入“小康”，那么，整个过密化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注：参见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所以，这里拟接着刘克祥先生的话茬，就这一问题再做一番辨析，以求去伪而存真。

鉴于上述论者大都特别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要反对过密化及相关理论的所谓“简单化倾向”，即“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等等，要“反其道而行之”（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所以不管事实如何，下面的讨论都将力求避免这种倾向，而注重定量分析、系统调查和动态研究。

（一）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学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我们进行逻辑分析的辅助手段或工具，而不是起点或目标。对此，吴承明先生曾有的评：“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如果我们的统计学模式建立在某些错误的逻辑联系之上，或者说有意无意地隐去某些关系条件，那么，你的模型再诱人，再复杂，也是没有任何解释力的，姑且不论你输入的数据准确与否。上述郑先生之所以依据1922、1931年两次所谓的“系统调查”以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等（注：这些调查主要是1922年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戴乐仁(J.B.Tzyler)教授主持的对直隶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南部等乡村3673户进行农家经济调查、1931年国民政府农业部对包括冀鲁豫在内的全国22省6市农户平均每年收支的调查以及李景汉1928年对定县34家农户和1931年对定县123家农户所做的调查。），就得出华北农户收入迅速增长，生活大为改善的结论，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类统计学的基础之上。

其中之一即是刘克祥先生业已指出的，通过平均数“掩盖农户间收支的阶级差别”，以少数地主富户的收入进行横向“拉升”。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定县每一农户的年平均收入会从1928年的281.14元，猛增到1931年的440.79元，而其每家生活费的平均费用也在短短3年内由242.64元膨胀到424.55元。（注：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305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84页。）刘先生未曾注意到的是，这种平均数还可以在另一极的1922年起到相反的作用，即借多数贫民的收入压低了富户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一抬一压，其间的差距无形之中又扩大了许多。以下就是郑所引用的戴乐仁的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戴乐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版，第96-97页。按：原表分类过于细碎，现重新编制。另，原表收入总数（575040元）有误，现改正之。

由表可知，在戴调查的3673户直隶乡村家庭中，年收入在他所估算的华北农村贫困线（150元）以下的家庭，即多达3023户，占总户数的82.3%，而收入总计只有112313元，不到总收入的20%，其中50元以下的家庭则为2277户，几占总数的62%，入款则只有总收入的8.15%。这一点也可以从戴乐仁按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而划分的各层次组家庭数及人口的比例中得到证明：

表2　1922年直隶农村土地占有与家庭、人口及收入的分组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34页，表8；第56页，表14。表中数据及分组均对原始资料做了部分调整。由于原书表8及表14中被调查的家庭数有出入，故分列。

据上表，占地25亩以下及无地户，其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达66.5%。这都是一些让调查者“不敢置信”的数字，“是一个很可惊的现象”。（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60页。）很显然，作为灾害救济机构中国华洋义赈会委托的这次调查，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最下层的贫民，富户只占极少数。被调查的地区，据原报告叙述，“除遵化一处外，其余多是灾难之区，有的还连遭数劫的”（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19页。）。因此，以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调查数字，特别是以低于贫困线的所谓年平均收入作为参照系，其结论之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何况这里的年平均收入，正确的结果应该是156.6元，而不是郑所计算的145.43元，因为根据原表加总，表中所列的281户“未包酬偿在内之家庭”并没有收入计入总收入之内，如此之少算了11.3元。

其实，戴乐仁在调查中，曾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对有关家庭的收入做了分组计算（见表2），将此结果与郑文表13“冀鲁豫三省各类农户平均每年收支”做一对照，不难发现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1922年的收入水平已超过或接近河北省1931年百亩以上的农户，而50亩以下的农户，1931年各类农户中的最低一组（即地主）的收入也是1922年的2.11倍。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令人怀疑其可比性呢？

还有一个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这就是郑文在估计1931年农户收入时尽可能地满打满算，包括农、林、牧、副各项产值，却忽视了戴乐仁的调查在估算农家收入时实际上是相当不完整的。虽然“凡是家庭之入息，包含各项之总数，在此均算在内”，但是家庭工业部分，却因调查时间太少，计算困难，“未包含所有在家庭的工作之价值，独算其所做的能得到金钱的报酬之一部分”。（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51-52页。）这未包含的部分，就有家庭棉纺织业在内。尽管这些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民收入水平，应是没有疑问的。

郑文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疏忽则是略去了这么多年间商品价格的巨大变动，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可比价格的基础上来进行纵向的比较，由此自然也拉大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速度。按郑的计算，冀鲁豫三省1931年农户平均收入为314.93元，较1922年（145.43元）增加1.17倍，平均每年增长9.32%。（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可是从表3可知，从1922年到1931年，华北的物价总指数也增长了36.2%，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其所计算的农户收入增长速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表3　1922、1928、1931年天津批发物价指数（1926年＝100）

资料来源：《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转引自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郑文坚信不疑的1931年华北农户收支调查，看起来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同类型调查应在1928年。在河北省政府1930年6月印行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的“农矿类”第24至55页就可以找到。将书中的数据与郑文引用的1931年的数据做一比较，你就会像郑之“发现”华北农户收入大幅度增长那样，发现1929至1931年间华北农户收入居然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参见表4：

表4　1929、1931年度河北省各类农户平均年收支比较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929年数据见河北省政府秘书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1930年6月印行，第24至55页；1931年数据转引自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要是扣除1931年物价上涨的部分（参见表3），其下降的幅度还要大。假定这一调查是可靠的，再联系到郑先生也会承认的随后的农业大危机，那么，可以断定，此一下降势头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至少要延续到1936年。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而经济萧条期就占去了其中的一半（尚不考虑重大的天灾人祸），要从中得出农户收入以接近甚至超过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郑文的估计是年增长9.32%）飙升，则不能不有点“玄”了。

郑文之得出华北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结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清末民国年间华北粮食亩产量的上升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这也是他和刘先生争论的焦点之一，或郑先生所说的“根本分歧”。因其有关手工业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利用了史建云女士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下文将专门予以讨论，这里仅就农业问题略做陈述。

应该说，在经过海内外学者，特别是徐秀丽女士细致艰苦的论证之后，要否定华北粮食亩产量总体上的缓慢上升势头，继续坚持“持续下降论”，确实非常困难。但徐秀丽女士的最后结论却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她认为，近代华北的粮食产量较清末有较大增长，并已恢复到清中叶的水平，但是由于19世纪末期以后我国人口又开始大量增长，其速度快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减，近代农业已危机四伏，不容乐观”（注：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而根据笔者的论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同一时期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涉。（注：参见拙文《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另请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166页。）

有意思的是，郑先生为了论证这一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竟然以同期华北人口数量的下降为依据，并认为这种下降“除了可能受到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向外移民的影响”（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的确，在郑先生所论述的这一时期，近代华北农村不仅正处在近代以来一个新的内战频发期和高潮期，也恰恰进入了一个 新的自然灾害群发时段，发生于此地的大规模移民潮正是在这种天灾人祸的促动下形成的，且不论仅仅是1920年及1928-1930年华北、西北两次大饥荒就分别造成了50万和1000万左右的人口死亡。（注：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73-112页。）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与农户收入的增长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我们必须从中扣除一应的生产成本。如果在产量增加的同时，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更大，其对农民生活改善的贡献也就微乎其微了。关于这一点，定县农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据李景汉的调查，该县从前“常遇旱灾，土壤又属平常，因此农作物之产量不丰，民食甚感困难”，20年代以来，由于“遍地凿井灌田”，“产量大增”。有井之地，“不但在一年内能收获两次作物，且每次作物之产量亦较无井时增加，又可年年收获，而无苗枯之患”。（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1-613页。）增收幅度，小麦、大麦为100%，粟为55.6%-67%，白薯27.8%-40%，花生16.7%-20%，棉花60%。（注：李景汉编：《定县须知》。转引自应廉耕、陈道《以水为中心的华北农业》，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附表三。）所以在当地有“旱不死定县”之说。（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但一来凿井的费用很高，20年代及以前，村内井平均每口约33元，村外井54元，1931年每口井增至80元左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4页。）；二来井地“所费的人力比较旱地约增两倍”，“这样算来，获利并不很厚”。调查者认为，其原因是“各农户吝惜小费，在播种时，不肯多用肥料，常常浇灌，土地渐瘠，等到秋初结实，田禾日益萎弱，所以不能丰收”（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15页。）。可是多施肥料，并不一定能导致产量成比例增加，同时又增加了工本和人力，结果可能还是得不偿失。定县的大多数农民，即便在太平年代，也依然只是“饱粗食暖粗衣”，而把“烧饼油条不离口”当做极乐世界。（注：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6月。）鲁绍柳先生是这样描述定县农民“颇为清苦”的生活的：

到了冬季，多数人家都以菜蔬作为主要食料，谷米反为不常吃的东西，白面并非遇特别事情，也轻易不肯吃一次，鱼肉膏粱更谈不到，所以俗有“糠祁州，菜定州”之说。甚而只吃几块煮山芋喝点白水，就能混过一天，但是喝水，亦多喝凉水，喝开水的很是少见。至于吃香油，说来更是稀奇。每买几两香油，常常吃了一两个月还不见少。这是因为油勺是用一枚制钱插上个高粱秸做成的，每勺一次油，还不如从汤水中带回去的水分多。（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

一方面是“旱不死定县”，一方面又是“糠祁州，菜定州”，两者之间的关联颇值得深思。张佩国先生关于近代山东农村水利灌溉的投入产出分析，则表明这种现象在华北各地并非偶然。（注：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61-164页。）

（二）

郑文对华北农民消费结构以及恩格尔系数所做的衡量与判断，采用了同样的计算方法。

且不论考察经济生活的变动趋势必须具有长期系统的调查数据的支持，也不论其所利用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即以郑文统计的结果而言，不仅不足以支持郑的立论，相反却恰好证明了农民生活的糊口性质。的确，从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来看，定县被调查农户的恩格尔系数是从1928年的69.23%降低到1931年59.97%，但也不过是处于“勉强度日型”（恩格尔系数在50%-60%）的最底线而已，似乎并不值得欢喜雀跃。

从理论上来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并且食物消费达到相当高的平均水平之后，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会导致食物支出所占比重的下降。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家庭收入的增长一般会导致食物支出的进一步增加，甚至是较大幅度的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正常的变化过程。因此，如果我们无法证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也曾经历过此类过程，那么，恩格尔系数在某一年的突然下降就只能是偶然的，不正常的，是不能用作对长期变化趋势进行判断的依据的。

考察和测量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趋势，并不只是将两个年度的食物支出额和全部收入额做一个比较就完事大吉了。除了考虑食品和日用品之间因使用寿命的不同而造成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随机波动之外，还必须特别注意价格变化的影响。由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在低收入家庭中所占比重较大，价格的微小波动对低收入家庭都是非常不利的。一般来说，如果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相反，如果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所以，要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必须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其实，从1928年到1931年，乃至随后的几年，食品类和非食品类物品的价格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李景汉的两次调查并不能据以完整地反映这种变动给农户消费带来的影响。1928年的生活费调查，虽然列有34家全年内各项食品平均消费数量及平均费用，使我们可以计算出各项食品的平均价格，但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阙如（其中杂费类各项列有平均费用，但没有消费数量，同样不能计算其平均价格）。在后来整理出的1931年调查中，这一项倒很齐全，但只是以类计算，而没有将消费品逐一列出，难知其详。好在李景汉还主持调查了定县1930到1933年度（1930年7月到1934年6月）各种物品的价格（注：见李景汉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10月印行，第151-413页。），至少可以让我们比较一下定县农民消费的一些主要食品价格1928和1931年的变化（见表5）。至于非食品类的价格，虽因1928年缺乏资料而无法确切比较，但是从天津城的价格变化中，还是可以捕捉到其大致的变动趋势的。大致说来，在这两年之间，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起开始下跌，而其他物品的价格大部分在1931年度尚处于上升势头，此后虽绝多跌落，但程度甚微，“跌落的程度是不及农产品远甚的”（注：参见张培刚《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8页。）。在农户消费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以时价计算的恩格尔系数。就食品类消费而言，主要食品价格除甘薯外均有大幅度的下跌，副食品类价格涨跌不一，但总体上似略呈上升之势，故郑文所谓食品消费结构的优化，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更不用说这种价格结构的变化给农民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了。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

说明：1.表中所列各项为定县1928年比较重要的消费食品。1928年每项食品价格＝每家平均费用（元）／每家平均消费数量（斤）。同一食品1931年价格，如系多品种的，以最低价格选入。

2.1931年各项副食品价格中，米面杂粮类原调查表系按公斗计算，现据当地度量衡换算成市斤，其中小米： 1公斗＝20市斤；小麦、稷米；1公斗＝19市斤；高粱：1公斗＝17市斤（参见《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93页；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年2月印行，第481页）。其他如大麦、豆类、玉米、黍子、荞麦的折算暂同小米。

现在假定李景汉1928、1931年度对定县农家生活费所做的两次调查具备可比性，同时引入价格因素，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问题是一般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的。请看表6的统计结果，相比1928年度，1931年度定县农家的食品消费量要多出15.94%，但其每单位平均价格则高出30.63%，这显然与当时食品类价格总体下跌的趋势不符。尤其是米面类，1931年的单位平均价格是1928年的187.38%，而平均消费量又只相当于1928年的61%，高得出奇，少得也出奇。虽然这一年甘薯的实际价格上升了39%，其他米面杂粮的价格可都在下降，其带动整体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当不致如此之大；而且，由于甘薯是定县大部分农民的主要食粮之一，在1928年的消费量几乎是米面类消费总量的一半（不包括甘薯片），所以尽管价格上涨，其消费量也不至于猛减，毕竟其价格比其他粮食还要低很多。再就是蔬菜类，1931年的价格比1928年高出34.45%，消费量却多出了1.12倍。肉蛋类、油类也是如此，价格越高，消费量越大。而这类物品显然不是经济学所指的“吉芬物品”——即一种特殊的低档物品，其价格往往与需求量做同一方向的变化。诸多反常现象，按照郑文的逻辑，大约只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这就是1931年农户的收入水平要大大地高于1928年。但这与我们前面的叙述又大为抵牾。于是，真实的情况便是刘克祥先生所说的，1931年被调查的农户，多数是当地比较富裕的。1931年度这类农户消费的米面类价格在粮价总体下滑的情况下之所以依然居处高位，主要就是因为粮食品种相对优良，其价格较甘薯类杂粮的价格本来就高得多。

表6　1928和1931年度定县每调查户各项食品消费量、值及平均单价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77-84页。

说明：表中1928年食品分类系据1931年调查所列各项做相应调整，与原表略有出入，但总数不变。各类平均单价＝各类消费值／各类消费量。1931年食品消费量和平均单价中带*号各项，系估算所得，其平均单价的计算方法，是将农户1928年消费的此类食品所包括的各项，按1931年的价格进行简单平均；其消费量＝此类食品消费值／平均单价。

即便是1928年的34家调查户的生活程度，也如同刘先生反复强调的，是因为每家平均农地面积（31亩）超过了当地62村的平均水平（23亩），而“稍高于一般的生活程度”。除此之外，调查报告还特别做了补充，指出“在记账的周年内农作物的收获也比较的稍好，又没有遭遇特别的天灾人祸，大致农民是比较的过太平日子”；“经济状况尚较普通年稍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59页。）饶是如此，大多数农民还是只能够“饱粗食暖粗衣，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而活着，以不挨饿为侥幸，视饱食暖衣为福境”（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2、311页。）

不过，对于那些占地百亩以上的大户是否都是地主富农，郑先生有自己的理由加以否定。他引用史建云的研究成果，认为华北农户的平均人口一般随着土地的增多而上升，通常占有耕地20亩左右的农户平均每家5-6人，占地80亩的农户平均人口超过10人，因此占地百亩的农户，从人均土地占有的角度来看，在华北只能算作中等户，“都只是自耕农，而决非地主富农”（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问题是，从这个角度即使可以摘掉百亩大户的“地主富农”的帽子（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也无法为自己的观点说项，相反倒是提供了一个反证。不妨听一听李景汉先生针对这种现象所做的评论：

从这种耕田大小与家庭人口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清农家的贫穷现象是如何地普遍。不但是小农的耕田面积不足以维持其适当的生活程度，就是耕田较多的农家也是难以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因为耕田的亩数增加了，紧随着人口的数目也就增加了，家庭的消费也随着增加了，也就不得不同样的仍过着穷苦的生活程度。自然也有例外，但太少了。（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1936年1月。）

在对上述34家调查户家庭人口与生活程度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家庭人口愈多，不但不能提高家庭之实际生活程度，反有使生活程度降低的趋势”。人口愈多的家庭，“虽然全家之收人比较亦愈多，而每等成年男子收入平均数反愈减少”；每家全年总支出的平均数也随之而增加，但每等成年男子的平均支出却随之而减少。因此，“家庭人口增多，非为家庭之福，实为家庭之累”。（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9页。）

第8篇：农村文化产业概论论文范文

1.1 三农概述

三农具体指农业、农村、农民，其中农业是经济范畴，是三农发展的基础；农村是区域组织概念，是三农发展的载体；农民是客观主体，是三农发展的核心。中国的三农问题，既是新时期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又是一个在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存在的特殊问题。从上个世纪末至今，三农问题有几个理论版本：第一种是从农村的物质水平进行概括，具体为农业真危险、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第二种理论是从农政的着力点和方向进行概括，具体为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农业增产；第三种理论是针对农村发展的方向进行的概括，具体为农业生态安全、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民的权益保护。新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发展需要提质增收，农业发展需要加快规模化、高效化、生态化、可持续化进程，农村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推进全面转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差距、保障农民各项权利、满足其物质和非物质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升，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三农问题仍为突出。农业的综合效益不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农民收入低，农民基本权利与服务没有得到完全保障，城乡差距仍然较大。从农业生产上看，耕地面积减少、淡水资源短缺、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大、劳动力资源质量下降、农业生产成本题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压力过大、农产品经济效益过低；从农村建设上看，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农村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居住交通、公共服务等制度仍亟需改革；从农民发展上看，收入低、参与度不高、文化落后、风险意识不强等问题突出。当前，中国三农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包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在内的综合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性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改革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是一个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问题。

1.2 人力资源概述

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的劳动力的能力，即已经投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活动和还尚未投入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动的人口的能力。人力资源大致由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构成，在宏观意义上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单位来进行计量的，在微观意义上则以一个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来进行计量。农村人力资源数量是指农村中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年龄并有勞动能力的人口数量以及不到劳动年龄和虽然超过劳动年龄但实际仍然可以参加劳动的人口数量，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主要是指农村劳动者的体力素质和智力素质状况。人力资源的主要特点是生物性、智力性、能动性、再生性、动态性与社会性。其中，生物性主要指人力资源与人的自然生理特征紧密联系；智力性指人类在劳动中创造了机器和工具，开发了智力，延长了自身的器官，扩大了自身的功能；能动性指人力资源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主动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再生性指通过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可以保持资源总体的数量；动态性指人作为生物有机体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社会性是指从宏观方面来分析，人力资源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其形成、开发、配置和充分使用都属于一种社会活动。

1.3 人力资源在三农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人力资源在实现三农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于物质生产，二是用于人力资源的再生产。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农业仍属于劳动力型经济，所以人力资源的数量可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推动农业物质生产产量增加，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关键作用；人力资源的质量可以为三农提供智力保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创新农业科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三农在新时期下实现跨越式发展。

2 三农发展中人力资源的制约因素

2.1 人力资源质量低

人力资源质量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体力素质低，二是智力素质低。劳动力体力素质低的原因主要是医疗卫生制度的保障仍有局限性。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智力素质低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由于农村教育资源短缺、教师流失严重、教师队伍整体老化、教师学历与综合业务素质不高、教学质量参差不齐、课程设置不合理、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的农村人口文化科技素质整体偏低，文盲与半文盲占的比重仍较大。其次是因为文化、科技培训工作时间具有短期性、不连续性，培训内容具有落后性、盲目性，没有根据当地农户的需求进行培训，且培训没有形成规范体系、培训时间间隔长、培训过程重理论轻实践，导致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培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2.2 人力资源的开发不足

人力资源开发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发对象，二是开发途径。开发对象不足又分为年龄开发不足与性别开发不足两个方面。年龄开发不足指农村人力资源中老年人开发不足，人力资源除青年、中年人外，可以适当开发老年人；性别开发不足指农村人力资源中女性人员的开发不足，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除男性劳动力外，也应该重点开发女性劳动力。开发途径不足，主要指农村劳动力开发形式单一，再加上其劳动时间的季节性、劳动内容的复杂性、劳动组织的分散性等问题，进一步加深了农村劳动力开发不足的难题。

2.3 缺乏诱导因素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诱导因素可以从人才诱导、政策诱导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人才诱导主要指三农发展中人力资源缺乏专业人才进行指导，即缺乏具有一定经济头脑和经营创新能力，能不断适应农村综合发展需要，在农村发展实践活动中发挥带头示范作用的人才。制度诱导指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缺乏政策的支持，包括土地政策、农户小额信贷政策、农户创业政策等。

2.4 人力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

我国东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均超过中西部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源跨区域向东部转移，寻找就业机会，造成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流失，进一步加深了人力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状况，进而导致中西部地区三农发展速度与规模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3 创新式路径探讨

3.1 加大农村教育改革力度与培训力度

一方面健全教育体系，加强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整合、优化城乡教师资源，加强农村学校教师培训培养，推动城乡教师之间双向互动，建立富有激励作用的薪酬待遇机制，完善绩效工资与补助机制，提高入学率，降低退学率，切实加强基础教育，重点提高人口素质。另一方面，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各种岗位技术培训。在培训对象上，实行多层次培养，提高农民工技能，培训要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培训内容上，实行多样化培养，重点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在培训方式上，实行多渠道培养，整合各渠道培训资金资源，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统筹安排、产业带动的培训机制，同时鼓励高等学校开设有关三农的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一批专业化人才，为积极推动三农问题解决奠定坚实基础。只有建立合理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完善好培训机制，确定好培训时间，规划好培训内容，因地制宜，注重实践，才能切实提高培训效果，进而推动三农跨越式发展。

3.2 继续深化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首先整合农村基础医疗资源，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管理，推动农村医疗制度与工作的规范化。其次培养重点医院，加强重点医院的监管，加强对其用药与收费的监管，避免高价收费等现象损害农民利益；。第三积极鼓励、推动农村医疗扶贫工作的开展，定期、定点开展义诊，扩大地区范围以扩大受益群体。

3.3 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

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时，遵循超前性原则，重复、不间断原则，阶段性原则，层次性原则，效益性原则。针对开发对象：对于仍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一方面鼓励其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进行再就业，另一方面，拓宽对再就业老年人利益保障的范围，包括安全保障与权益保障；对于农村女性人力资源，首先需要改变其思想与价值观念，培养其自立精神，提高创新、创业能力，其次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其职业技能水平以适应市场劳动力需求，同时推广适合农村女性的工作，最后鼓励社会资金的积极投入，完善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多样主体投入体系，统筹农村女性人力资源的就业转移，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针对开发途径，需要创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形式，可以利用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果园、農业农户的大棚、养殖场、鱼塘，将现场参观与实践训练、实习体验、讨论交流结合起来。

3.4 完善诱导因素，推动诱导因素发挥作用

针对人才诱导，建立市场化的农村人才队伍开发机制，立足于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以优势产业和地区特色经济带动或以示范性基地建设带动农村人才队伍开发；成立相关机构，加大管理力度，完善对农村人才队伍资源开发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提供优惠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鼓励其进行自我开发。针对政策诱导，深化农村政策改革与完善，推进土地政策适应机械化、规模化发展，促进农户小额信贷政策发挥重大作用，建立农村创业孵化器制度，鼓励农民进行创业活动，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3.5 发展农村经济

经济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发展农村经济对于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起关键性作用。针对农村人力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状况，需要提高市场活力，同时发挥政府导向作用，重点发展农村经济，同时发展不同所有制经济，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防止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失与转移，保证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

第9篇：农村文化产业概论论文范文

创意农业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农业技术的创新发展，以及农业功能的拓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精致农业和生态农业相继发展起来；同时，创意产业的理念也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形成并迅速在全球扩展。借助创意产业的思维逻辑和发展理念，人们有效地将科技和人文要素融入农业生产，进一步拓展农业功能、整合资源，把传统农业发展为融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即现在所谓的创意农业。

创意农业学以美学经济理论、总部经济理论、战略资本理论、附加值文化理论、消费教育理论为理论基础，以附加值文化为理论核心，瞄准世界农业高新技术发展前沿，着力构建创意农业理论创新体系，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提供有力支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附加值文化理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力培育农产品附加值文化，改善农民村生活方式，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不断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达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

创意农业产生的背景

说到要发展创意农业，就不得不提创意农业产生的背景，即为什么要搞创意农业、要建立科技农业园区以及高新技术农业示范区。这是因为农业在我国的发展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发展不平衡

人口分布不均衡，农村人口比例高，城市人口比例低，城乡人口比例差别大，一般发达地区乡村人口占当地总人数比例小，落后地区比例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人均收入和城市均收入差距悬殊，不同地区的农村收入相差也较为悬殊。

粗放型农业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比较，我国农业仍是一种粗放型为主的农业增长模式。就是说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贡献率低，目前我国的贡献率约为35%，而发达国家约为60%-80%；另外一个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这是由我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低、机械化程度低以及水的利用率低导致的。

经营规模较小

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规模都较大，少则几公顷，多则几百公顷。而我国农民仍以单家独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难以推广机械化作业，农机拥有量少，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导致农业经济效益低下。

在中国，“创意农业”一词最早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在“两会”上第一次提出，“创意农业的特色及其优势在于能够构筑多层次的全景产业链，通过创意把文化艺术活动、农业技术、农副产品和农耕活动，以及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彼此良性互动的产业价值体系，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开辟全新的空间，并实现产业价值的最大化。”这是厉无畏对自己提出概念的阐释。

在2009年12月的中国创意农业（北京）发展论坛上，中国创意农业价值研究报告隆重，提出了关于实施中国创意农业的富民计划，并给出了如何打造创意农业万亿产业对策。与会者一致认为创意农业将成为中国高端农产品市场的主力军。

国外的创意农业模式

法国模式

法国创意农业属于环保生态功能为主的创意农业，是以大田作物为主，采取较大规模的专业化农场生产，逐步减少小型农场。巴黎的创意农业对城市食品供应的功能并不明显，巴黎的各种食品供应，主要经过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由法国各地乃至欧洲其他国家完成。所以，巴黎的创意农业突破了自给自足的生产，而突出农业的生态功能，利用农业把高速公路、工厂等有污染的地区和居民隔开来，营造宁静、清洁的生活环境。

德国模式

德国创意农业属于生活社会功能性的创意农业，主要形式是休闲农庄和市民农园。市民农园是利用城市地区或近郊区之农地、规划成小块出租给市民收取租金，承租市民可在农地上种花、草、蔬菜果树等，让市民享受耕种与体验田园生活以及接近大自然的乐趣。

荷兰模式

荷兰创意农业是以创汇经济功能为主的创意农业。主要是以园艺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出口型农业。荷兰借助于发达的设施农业，集约生产经营花卉、蔬菜及奶制品，使其人均农产品出口创汇居世界榜首，成为世界创意农业的典范。荷兰创意农业重点发展具有设施园艺技术辐射、园艺产品集散、农业生态观光功能和地区专业分工的创意农业生产体系。

日本模式

日本创意农业发展重点是设施农业、加工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多样化农业，属于综合功能的创意农业，重点开发农业的绿色、环保、体验、休闲和示范功能，建设以高新技术产业和镶嵌式多功能的“绿岛农业”为两大特征。日本的创意农业主要集中在三大都市圈内，即东京圈、大阪圈和中京圈，以蔬菜、水果、多作物、多品种生产为主，主要为市民提供优质农产品和满足绿化环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