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辨识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法律法规辨识方法范文

关键词：思维;技巧;规律;能力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5）04-074-1

数学是一门思辨的学科，思辨学科是以思辨逻辑推理为基础的，而所谓思辨，就是思考辨析，具体表现为：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其次是一种行为能力。其实，教学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在知识的顺延处、思维的两难处，甚至是在知识的逻辑推理中，学生往往是各抒己见，有的还是偏执一词，这也不难理解，更不能责怪学生，毕竟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思辨方式和能力。因此，我们要根据《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结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有意识地加强对小学生思辨能力的引导和训练，让小学生在思辨中，增长数学智慧，生成数学技巧，掌握数学规律，从而达到提高小学生数学能力的目的。

一、思辨在智慧中

一个相同的数学问题，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想法。首先，这些想法中，肯定会有不够严密或不够正确的成分，但至少真实地反映了学生的认知基础和认知水准;其次，学生的这些想法中，包含了正确、错误和模糊的因素。当然，学生的这些想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她）的思维智慧，而每个学生的思维智慧又是不尽相同的，如果教师加以正确的引导，学生的思维将会在思辨的过程中生成出新的认知智慧。

例如，教完比的基本性质，笔者设计了这样的一道选择题：一杯糖水，糖与水的比是1∶10，喝掉一半后，糖与水的比是（ ）。

A.1∶10 B.1∶5 C.无法确定

原以为学生根据比的基本性质很容易作出思维答案为A。可是没想到三种答案都有不少学生选择。是什么原因让学生产生思维上的疑惑了呢？

显然，选B的学生将“糖水”错误理解为“糖”与“水”是分离物，选C的学生是受生活现象的干扰，误认为糖比水重，两种思维认知的错误，都出现在他们的思维产生了障碍上，因此，他们的逻辑推理也随之出现了偏差。这就需要我们的教师加以巧妙地引导，让学生的思维智慧一次又一次地在自我认知和小伙伴们认知的差异中进行撞击，通过自我思辨和互相间的思辨，生成出新的数学思维智慧。

二、思辨在技巧中

俗话有说“熟能生巧”的，也有说“不读书则愚，不思考则浅;不多练则生，不巧用则钝”的。其实，人们的认识，很多时候往往是片面重视了人的“行为技能”的训练，而恰恰忽视了全面的人在“思考和辨析”方面上的训练，尤其是数学学科的思辨才能，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锻炼，内化为学生的思维方式，才能形成超人的思维技巧，那时的行为技巧才更有理性，这样的数学教学才更有意义。

例如，五年级在教学分数乘法和除法的时候，有这样一道题目：根据1/4XA=1/5XB（A和B不为零），请你判断A和B的大小。

通常的办法是，如果用乘法思考：将两边的分母通分后5/20XA=4/20XB，一个比较大的数乘以A，和一个比较小的数乘以B，结果相等，说明A小于B;或运用除法思考：A=1/5XBX4=4/5B或B=5/4A来得出A小于B。

除此以外，教师还引导了学生用别的很多种方法思考判断，譬如，其中可以把A假定为4，得B为5;或假定B为5，则得A为4，判断出A小于B;一句话，如果用两个分母的最小公倍数去假设一个数，那么求得的另一个数必定为自然数，两数比较起来更方便。

数学技巧是什么呢？就是对一些数字或算式，通过思考，选择合适的方法，得出准确的数学结论。

数学的思维技巧，需要训练;数学思维技巧的准确性和解决数学问题的娴熟性，更离不开学生的思辨;思辨和技巧，互为促进！

三、思辨在规律中

世界万物是有联系的，有联系就存在一定规律。数学学科更多的是研究规律、发现规律、利用规律，从而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实际问题。所以，我们在数学教学中，就更应该让学生感知到，数学的核心就是研究数和数之间的联系和规律的一门学科。

例如，在“分数除法”教学后，一位教师让学生先口算以下几题：18÷3、18÷3.6、18÷0.6、18÷23、18÷1，然后提问：请你认真思考、分析这几道题，能否找出它们间隐藏的规律？

其实，此题有两个训练目标，一是乘除法的运算规律要达成运用娴熟的水准，二是要让学生通过思考，分析并掌握出新的规律：在被除数不为零的除法中，如果除数大于1，那么商比被除数小;如果除数等于1，那么商和被除数一样大;如果除数小于1而不为零，那么商比被除数大。

第2篇：法律法规辨识方法范文

1　病证症诊疗体系的提出

1.1　症、证、病的概念与关系

中医学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是通过辨症、辨证、辨病三个方面来进行的，要建立中医诊疗体系，必须首先澄清三者的概念及相互关系。“症”包括症状与体征，是机体患病时所表现的各个现象。“证”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阶段的病位与病性等本质所作的概括。“病”是对疾病全过程的特征与规律等本质所作的概括。“症”、“证”、“病”三者， 含义各不相同， 但都统一于“疾病”总概念之中， 都是由疾病的病理本质所决定。症是辨证、 辨病的主要依据， 病的本质一般规定着病的表现和证的变动。病代表疾病全过程的根本矛盾， 证代表病变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病的全过程可以形成不同的证， 而同一证又可见于不同的病之中， 因而病与证之间是纵横交错的关系。

1.2　病证症相结合的中医诊疗体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与精华，尤其是近40年来更是大力倡导，占据中医临床的主导地位，成为一种公认的诊疗模式。但辨证论治并非诊疗的唯一途径，过分强调辨证论治的重要性，势必忽略对病认识的深化，辨证论治的局限性也日益显露。因而很多医家提出了应当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1，2］，并从诊断、病机、治疗等方面阐述了辨病论治的重要性。同时，症状不仅是辨证与诊病的主要依据，有时还成为病变中诊疗的关键，且疾病过程中还会出现并发症等情况需要加以处理，因而实际上还存在着辨症论治。早在80年代，蒋红玉等曾有“三辨论治”的命题［3］，最近欧阳先生著有《中医症病证三联诊疗》一书［4］，黄培生亦有“新的中医诊疗体系设想”的论文［5］。为此，我们特提出建立“病证症相结合的中医诊疗体系”，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的颁布，已基本建立了病证体系的框架［6］。中医学这一完整诊疗体系的建立，将加深中医学对疾病的全面认识与正确处理，促进中医学对病、证、症之诊断、治疗、方药等的系统研究，从而有利于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

此外，中医学现在还有辨体质而治（察体论治）、病因辨治、因人因地因时诊治、方证论治等提法。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医诊疗的基本思路，但并非中医诊疗的主导思想和主要特征，究其实质，仍属于辨证论治的范畴，如“辨体论治”主要是强调阴虚质、阳虚质、痰湿质、气郁质等素体特征，临床时应据之而进行论治，但“证”是邪正关系综合反应的结果，患者之所以会形成阳虚证、痰湿证等，本身就包括了体质的因素在内，故可融于本体系之中。

2　三种辨治的渊源与存在问题

2.1　辨证论治的沿革与存在的问题

辨证论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经》为辨证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自张仲景以来的历代医家，分别从六经、脏腑、经络、八纲、病因、气血津液、卫气营血、三焦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出各自的经验，形成了诸多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近现代又开展了辨证论治规范化和微观化的研究，加深了对辨证论治规律与本质的认识。虽然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诊疗疾病时应遵循的基本方法，是中医理论的精髓，但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①归类辨证论治的方法有七八种之多，相互错杂而不统一；②证只是病变某阶段的本质，而对疾病全过程的本质认识不足，缺乏诊疗的预见性；③有的病情缺少主观症状，而客观检查却有病变，从而形成无症可辨；④有的病情虽有一定的症状与体征，但病变的位置与性质仍难以明确，形成无证可辨；⑤虽然辨证正确而似无误，但按证论治却无效；⑥过分强调辨证论治，则束缚了其它认识的发展，如所谓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实际上形成重证轻病的误导，而视病为可有可无。

2.2　辨病论治的沿革与存在的问题

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了病的概念，《内经》已提出了300余种病名，《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等都是论病为主的著作。因此可以说，中医对“病”的认识早于对 证的认识，诊疗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病”，“证”只是对内脏疾病难以认识其本质的情况下，而据全身表现进行诊疗的补充措施。

尽管中医辨病论治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各种原因却对病本质的认识存在不足和针对病进行的治疗缺乏有效手段。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由于中医学的诊察手段原始，通过“望闻问切”所获得的病情资料有限，只能起到“司外揣内”的作用，难以认识疾病内在本质，因而许多病名，尤其是内科疾病，不少是据症状而命名，而症状只是现象，难以明确规定疾病的内涵与外延，因而成为中医诊断的极大薄弱环节。

另一方面，是过分地强调和依靠辨证论治，而视辨病为可有可无，因而未重视对疾病规律的认识与总结，未重视针对病的治法与方药的探讨，在现有中医以病为纲的著作中，很难找出真正针对病进行治疗的有效治法与方药。特别是近代中西医的病证结合，实际上取消了中医的病，更不利于中医对病的诊疗的深入研究，形成用西医方法诊病、治病，用中医方法只是辨证、治证。

2.3　辨症论治的沿革与存在的问题

虽然古代无“症”字，仅有证字，而为症证通用。然而在远古时期，应当说最初只是对症治疗，即解除痛苦，还不可能对疾病的本质——病与证作出明确的诊断。事实上所谓“审证求因”，其本义应是指探求出现症状的原因，即据症求因。辨证的本义也是辨症，证据也，辨证论治是根据症状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治疗。同时，中医临床上总结、积累了丰富的针对症进行诊疗的有效方法和方药。

由于中医学对内脏疾病认识不够，往往是以症代病，并未真正形成对症状的鉴别诊断。特别是有一种错误的观点，把对症治疗看成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认为是诊疗水平低下的表现，甚至当作是医疗活动的缺点。因而妨碍了对辨症论治的深入研究。同时症本身也欠规范，存在着一症多名或一名多症等现象，给临床带来困难。

3　三种诊疗体系的必要性

3.1　辨证论治的优点、必要性

辨证论治的科学性与必要性，几千年来的医疗实践，已为中医界所公认，主要是能从整体上把握病变过程中邪正斗争的状况，根据每个具体病情进行灵活处理，其优越性无须赘述。然而现在中医临床上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往往是以西医的病作为诊断，辨出西医病后，再据其所列证型而对号入座地进行治疗，真正按中医学理论进行分析、体现辨证论治的精髓不够。

3.2　辨病论治的优点、必要性

由于辨病能够把握疾病全过程的特点与变化规律，同种疾病应当具有共同的病因、病理、病状、演变、预后等本质与特征，应有共同的治疗规律和治法方药，因而辨病论治具有疾病的共性突出，治疗的针对性强等特点。所以中医学不仅要提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还应补充同病同治、异病异治或异证同治、同证异治，如此则更有利于对病变的全面、深刻认识。

3.3　辨症论治的优点及必要性

症的出现是疾病本质的外现，它是医生认识疾病的航标和纽带，是辨病和辨证的主要依据。临床上对症的变化性和多样性不可不辨。辨症论治具有应急性的优点，临床上一般是以病为本、以症为标，但标本各有缓急，对于大失血、剧痛、尿闭等严重、危急症，有时已成为整个病情的关键，即急者为先，此时需要采用止血、止痛、导尿等急则治其标的方法，解决紧急情况；辨症论治还要求具有灵活性，治法、主方确定以后的所谓“加减灵活在变通”，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根据主症而加减用药；此外，辨症论治还具有实用性强的优点，临床上有时病、证一时难以明确，而病情又不能不进行诊疗，此时则只能根据主症进行暂时性诊断，并作出恰当治疗。如“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等针灸疗法，实际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症处理。

4　病证症诊疗体系的重点研究内容

4.1　辨证论治的重点研究内容

首先应当对现有的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进行分析，同时还要对与辨证论治相关的诊疗方法，如辨体论治等进行挖掘整理，认识其各自的特 点与相互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整理归纳而建立起统一的辨证体系；其次是要明确构成证名诊断的基本要素，如辨病位与辨病因病性等，并确定辨证的主要项目，如心、肝、脾、湿、痰、气虚、血瘀等；第三是要根据辨证基本内容，规范已有的和临床上常见的各种证候名称；第四是制定每一规范证候的诊断标准，包括常见症状、体征及必要的检测指标等；第五是确定与每一规范证候相对应的治法、方药、针灸等疗法；第六是按规范证名进行诊断与治疗方药及疗效的统计处理、分析校正，从而建立起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

4.2　辨病论治的重点研究内容

首先是建立起中医学的疾病体系，如克服以头痛、发热、咳嗽等以症为病的现象，确定和分化病种，建立中医系统内科学，对外科等病种则应规范病名；其次是制定各病的诊断标准，包括发病学资料、病因、主要表现、检测指标、转归预后等；第三是统计研究单病种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转归等特点与规律，包括各病的常见证型及演变等，总结病与证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是总结、寻找和研究创立针对病进行治疗的专法、专方、专药等，从而加深对病的认识，建立起辨病论治的完整体系；第五是探讨尽管证名相同，但由于病种不同，其治疗方药的差异性，深化病证结合的认识。

4.3　辨症论治的重点研究内容

首先是要为辨症论治正名，充分认识辨症论治的意义；第二是症名的规范，现存在着一症多名，或多症一名，其间是非难辨，应予统一；第三是建立常见症状的鉴别诊断学，即每一主症可见于那些病、证，其诊断与鉴别的依据应当加以明确；第四是进而确定每一症状对有关病、有关证的贡献度，即对各症与病、证间的诊断关系进行计量刻画，建立起中医计量诊断学；第五是清理治法、方剂、药物、针灸等中涉及针对症的提法，如止血、消肿、平喘、退热、透疹等，规范治法功效等用语；第六是整理归纳针对症进行治疗的有效常用方、常用药、针灸、外治等疗法。

4.4　病证结合的诊疗方法

“病”与“证”是不同的诊断概念，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疾病本质作出判断。通过病名诊断，可以确定该病全过程的病理特点与规律；通过辨证诊断，可以确定疾病在某一阶段的病理性质。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只有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才有利于对疾病本质的全面认识。 在对病症诊疗时，或在辨病论治，确定专方、专药的基础上，根据疾病阶段性的不同，辨别证候的寒热虚实等性质，进行加减用药；或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将治疗疾病的有效专法、专药等运用始终。如瘅病类疾病的病理实质为热，故清热祛邪为其治疗大法，而不同的瘅病又各有相应的方药，如肺瘅(热病)之麻杏石甘汤、肝瘅(热病)之茵陈蒿汤、胆瘅之大柴胡汤、肾瘅之八正散等。又如肺痨，一方面是寻找以杀灭痨虫为主的基本方药，另一方面是根据辨证的结果，或以清热为主，或以养阴为主，或以益气为主，各随其证而治之。通过研究，若能完成以上任务，则中医病证症相结合的诊疗体系已基本建立。临床时不仅要进行辨证论治，并且一定要结合辨病论治，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辨症论治，三者可有主次，但缺一不可，如此才能全面认识疾病的本质，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参考文献

1　谢建军.略论中医辨病论治的重要性.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21(3):11～12

2　朱文锋，阳　晓，王行宽.辨病论治体系初探.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20(6):2～5

3　蒋玉红，刘安国.论中医“三辨论治”新模式. 中国医药学报，1996，11(增)：91～94

4　欧阳.中医症病证三联诊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第3篇：法律法规辨识方法范文

中医学是世界医学中的瑰宝，疗效卓著。目前，中医现代化发展创新得到社会普遍关注，而中医继承研究在创新中的作用却常被忽略。资料显示，我国著名中医专家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名[1]。薪火相传五千年的中医中药正陷入传承危机。

对于中医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国务院2007年颁布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继承与创新并重是中医药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系统继承中医药的宝贵知识和经验是中医药发展创新的源泉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挖掘中医药的科学内涵……探索新方法”。原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也曾强调：“‘名老中医’是将中医药学理论、前人经验与当今实践相结合、解决临床疑难问题的典范，代表着当前中医学术和临床发展的最高水平。”因此，对当代著名中医专家诊疗经验的继承，以及对中医传承方法的研究，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学术工程，对中医药学术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长远意义。

1 研究现状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传承研究遍及中医药的各个领域。从中医理论、中医文献，到临床辨证和具体用药，乃至对中医专家诊疗经验的继承，都有所涉及，但继承中遇到的问题甚多，收获的成绩有限。仅就名老中医专家经验的继承方式而言，有学者认为“师傅带徒弟是一种永远也不过时的中医理论传承方式”[2]。这种“师承模式”大致分为经典校注、引证发挥和临床诊治观察3个环节。三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循环往复，以期“有所领悟”。“领悟式”的传统学习模式，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如“白首而穷一经”，总体效率低下;结论的主观性强，可重复性和推广性较差等。

实际上，从信息学的角度分析，各种中医诊疗资料就是数据的集合。中医专家诊疗经验的继承问题，就是如何对中医专家的诊疗资料进行准确收集和有效整理。因此，名老中医经验传承研究的实质内容，就转化为信息学中关于数据处理的两个方面：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

1.1 数据收集

中医专家的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主要包含在专家的医案、著述、口述等内容之中。相关医学资料的准确收集，是对中医专家辨证思路继承学习的基础。实际继承工作中，常常发现收集的原始资料水平良莠不齐，难以满足学习、继承的目的。原因大致为：①著述内容数量大，耗时耗力;②专家的学术思想常伴随医学典籍的注释铺开，或散见于各个医论、病案，初学者难以系统把握;③因收集者的中医素养参差不齐，而导致收集的资料水准不一。那么，究竟选择何种资料作为继承研究的重点更加合适呢?

中医医案是中医临床医师实施辨证论治过程的文字记录，是保存、查核、考评乃至研究具体诊疗活动的档案资料。近代名医恽铁樵曾说：“我国汗牛充栋之医书，其真实价值不在议论而在方药，议论多空谈，药效乃事实，故造刻医案乃现在切要之图。”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医案比其他医学资料的价值更大。中医医案的重要性在于中医的诊疗精髓——辨证论治，在中医医案中尽显无遗。中医师凭借中医理论在纷繁复杂的临床症状中捕捉到“证”，然后凭中医知识和思维判断来选择治法、处方和用药。但运用中医知识和思维的方法(即思路)及判断能力都是在中医师大脑中活动的，谁也看不见，只有用医案来表述才能公之于众[3]。中医医案记录形式或简或繁，均以辨证思路为核心[4]，强调个案的个性之异，每一个案乃是一个证[5]。中医医案尽管也可以称为病例报告，但与现代医学病例报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中医医案的目的不是为了揭示某种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难易，而是为了提供不同医家独特的诊疗心得和诊疗体系[6]。因此，“医案是中医诊治疾病思路历程的表述”，可以称之为“中医临床者所以取用这个治疗方案的说明书……反映出其人其术素质水平的高低和思路方法的正确与否[3]。章太炎先生曾言：“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张山雷在《古今医案评议》提到：“多读医案，绝胜于随侍名医。”耳鼻喉科中医知名教授干祖望曾撰文：“中医临床学术之衰退，责之于不写医案。”[3]医案作为中医理论和实践的载体，自古以来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是中医现代研究中的宝贵资料，是中医临床工作者进行经验交流、学术探讨的重要途径。因此，选择具有中医诊疗特色的专家诊疗医案深度解读作为名老中医传承研究的切入点，对于揭示医家思辨规律和学术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1.2 数据分析

在收集医案的基础上，对医案进行分析、解读，最终归纳、梳理出专家的诊疗经验、思辨规律和学术思想，就是医案整理。从信息学的角度理解，医案整理的实质就是采取何种方法对医案数据进行分析。因此，若以对中医专家诊疗医案的深度解读作为名老中医传承研究的切入点，那么，对中医医案有效解读方法的探索，就是对“中医经验传承的有效方法”的探索。这是目前《纲要》指出中医继承研究的重点。

对中医医案分析方法的统计调查显示，几千年来占主导地位的主观分析法——“领悟法”，仍旧是目前中医界最常用的医案分析方法[4]。如前所述，皓首穷经式的“领悟法”，尽管自古以来对中医发展贡献甚巨，但已经难以推动科技时代中医传承研究的步伐。

随着科技发展，计算机、统计等技术不断被引入到医案研究领域。计算机技术在医案分析方面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①建立医案数据库，即对医案数据进行收集和存储，同时也是医案内容分析智能化的基础。目前已有的医案数据库在架构上多采用通用的IT思维，缺少中医特色，尤其缺少数据库的核心功能——分析功能。数据库常沦为单一的查询工具，仅仅是“电子化”的代名词，应用性能较低[7]。②在建立医案数据库的基础上，采用不同方法针对医案数据进行分析，以期从医案库中发掘中医临床诊疗规律[8]。这也是数据库建设的核心目的。目前医案数据库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频数统计分析、相关关系分析、聚类分析、人工神经网络分析、决策树方法、模糊集与粗糙集分析方法、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等[9]。其中，频数统计分析、相关关系分析等统计方法比较常用，其优势在于通过定量分析得出定性的结论，理论上来说比领悟式方法更具客观性和说服力。但实际上，统计方法的应用通常会依赖一个潜在概率模型，而这一源于数学概念的潜在概率模型，若应用在以实验研究、定量分析研究和现代逻辑语言为其鲜明特征的现代医学体系，定然若水乳交融，毫无隔阂;但是否适合分析特色鲜明的中医辨证论治的各个要素，还有待于更多深入研究阐明。聚类分析、人工神经网络等方法的核心目的是希望借助计算机技术中的文本挖掘方法，更深层次地挖掘隐藏在大量医案后面的规律。目前这方面的报道有限，似乎还处于试验阶段[4]。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技术被认为是解决“数据丰富而知识贫乏”困境的有效途径。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是其中一种，主要通过探寻两类互不引用或很少被共同引用的“独立文献”之间的逻辑关联，达到发现新知识的目的[10]。目前，该方法在中医医案研究的应用中由于欠缺某些关键技术，尚难以实施[11]。这些方法作为有益的探索，都有一定的意义。

从整体看，目前中医医案数据库开发方式单调，价值发掘局限，从原始医案中发掘出新价值的成果少[8]。针对中医医案的研究方法，就研究对象而言，没有脱离对整体医案的“群案”分析;就研究方式而言，没有超出数学和逻辑分析的领域;就研究结果而言，没有获得对中医辨证论治思辨规律的本质认识。因此，对中医医案研究的新方法的探索亟需开展。

2 中医处方智能分析系统

中医处方智能分析系统(CPIAS)采用的医案分析方法是完全区别于现今其他医案分析方法的一种新方法。CPIAS具备中医学知识为主的推理规则介入，以医案中的处方为研究切入点，以处方药物的相对量化为核心技术，针对中医医案个案、而非“群案”为研究对象[12]。CPIAS运行方式为：提取中医医案中的“四诊信息”和“处方”作为数据输入;通过对输入方剂药物、药量的量化演算、综合分析，输出该方剂的系列结果;对照分析，得出辨证规律。其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方面。

2.1 “个案”——独特的研究视角

在强调循证医学的今天，由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特点，进行“依照某张处方进行大规模统一、规范治疗”的研究相对困难。即便是已经进行针对医案“群案”的研究，也常常停留在药物种类统计、证候分类等阶段。能够针对中医医案个案进行有效分析的研究非常少见。

确切真实的疗效是中医学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根本。而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中医医家关于具有独特疗效的典型个案报道屡见不鲜。医案中医生的诊断、辨析、评述等信息，均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具有黑箱的特征。如在中医医案的辨析、评述等内容中常常有“寒热错杂”或“虚实夹杂”的证候出现，因此，处方用药应“寒热并用”或“攻补兼施”。但证候的“寒”、“热”比例各是多少?医案处方中“攻”、“补”药效各占几分?对于每则医案中潜藏的辨证思路，医案学习者都只能凭借“悟性”各自体会。因此，对于中医典型个案进行中医辨治规律和思辨方法的挖掘，其视角独特，对中医的继承和创新意义重大。

2.2 “处方”——准确的研究重心

中医医案包括临床表现、诊断、辨证、立法、处方、评述等若干要素，其中处方记录治疗药物及其剂量，是医家主观思维的产物。中医学中，辨证立法是处方的总原则，即所谓“方从法出，法随证立”。处方与其主治病证、病机具有高度针对性，通常被表述为“方证相关”。“因证而效”也是中医方剂区别于现代治疗药物及方案的重要特点。中医处方融合“理、法、方、药”，是中医“辨证”的体现、“论治”的工具。任何一首成方都是临床辨证论治的产物，临床疗效的取得从根本上讲来源于处方。可以说处方是中医医案中最具价值、最为客观的数据信息。因此，CPIAS以医案处方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是保证医案研究客观性的基础，也是医案数据挖掘的关键。

2.3 “量化”——创新的研究技术

特定医案中的处方离不开辨证，也离不开中药。针对医案处方的分析，必然要从处方组成药物的分析入手。每一味中药都有性、味、归经、功能、主治，还有配伍应用、形态、产地等特性。而在处方中，通过配伍，“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也能使药各失其性”。方剂绝非药物的简单相加，而是药物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药物剂量的变化非常关键，所谓由量变到质变。处方中药物剂量受到药物质地、药物功效和相对用量范围等影响，处方药物的实际剂量并不能反应其在处方中的作用强度。

为了使不同性质的药物作用可以在同一标准下进行比较，CPIAS创造性地应用了“相对药量”的概念，即依据处方药物剂量计算出药物对处方的“真实贡献度”，计算出每味药物可以直接比较的作用力度以及药性、药味、归经的值。相对药量表达的是药物用量的权重，其计算的量化结果不同于实验科学研究的数据，而是基于数学方法一致化和宏观量化的表达，只显示大小、强弱、多少的相对意义。在相对药量的基础上，结合中医学背景知识和推理规则，通过建立药效关系模型、效症关系模型、效候关系模型等，最终得到整张处方性、味、归经的量化结果。

中医学缺乏量化，根源深植于中医学自身特点，复杂异常，也是现今导致中医奥妙难学、经验难以传承的重要原因。单纯的数学计算有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将仅仅具有相对比较意义的量化概念引入中医学，也许正是以“关系本体论”为思路背景、强调“联系”和“变化”的中医学所适合的方法。

2.4 “对照”——丰富的研究结果

CPIAS的研究目标是用定性定量的方法来分析医家处方，从而推导医家辨证论治的思路。按照常规方法，医案撰写者可以通过医案辨析、评述等内容，表明个人辨证思路;而医案学习者也可以通过主观思考，分析医家的思辨规律。可以预测，将“处方系统”输出的医案客观分析结果，与医案撰写者或学习者对该医案的主观认识相互对照，既会有相互一致的地方，也会有不尽相同的一面。这种“对照”意义在于：从评价该系统是否适用于中医医案分析的角度出发，“当相对客观的分析和个人的主观认识取得一致的时候，意味着分析结果的可靠和分析方法的成功”;而从中医医案的撰写者或学习者的角度出发，“当相对客观的分析和人的主观认识不一致的时候，则可能意味分析结果的误差或知识的发现”[12]。这就表明，只要将CPIAS分析结果与学习者的个人认识或医案中的辨析、评述等主观信息相互参照，将获得双重收获：一方面能够从方法学角度修正处方量化技术、完善CPIAS系统对中医医案的分析功能，从而大幅度提高中医医案解读效率;而更加重要的是有可能通过分析CPIAS系统推导结果与主观认识的差异，启发人们从全新的角度思考中医理论、认识中医诊疗规律和辨证方法。

3 小结

真实确切的临床疗效是中医学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关键之所在。中医医案是承载中医理论和实践的载体。中医专家的典型医案是真实诊疗信息和医家学术思想的综合反映，也是总结中医学术思想、思辨规律的基础;而对于中医医案研究方法的探索，就是对中医有效传承方式的探讨。CPIAS因其针对医案“个案”中的“处方”展开研究，并在对中医辨证思路的挖掘中首次引入了“量化”方法等鲜明特点，因此，CPIAS作为一种全新的中医医案分析方法，极有可能推动中医传承研究的步伐，并促进中医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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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法律法规辨识方法范文

【关键词】 多元分析 辨证论治 疾病危险度 证治规律 综述

1 多元分析方法在辨证论治研究中的应用

1．1 共性特征和证候特征的研究

症状是疾病所反映的现象，他是判断病种、辨别证候的主要依据。有专家指出，疾病的症状表现可大致分为3类：第1类是代表疾病本身特征的症状，第2类是代表证本身特征的症状，第3类是对辨证辨病皆贡献不大的症状［1］。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症状中筛选出属于中医证本身的主要症状是认清证本身特点的前提。张琴等［2］运用因子分析、模糊C 均值聚类和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提取900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的中医证候因子，认为肝炎后肝硬化的症状和体征可划分为共性特征和证候特征两大类，前者反映疾病所具有的中医基本病机，后者反映疾病的不同综合病理状态。李永健等［3］在肝癌流行性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多元Logistic 回归分析在筛选肝癌常见证候与症状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1．2 证的分类与疾病危险度关系的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反映出病变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变化的本质。疾病的证型会随着疾病的发展而变化，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型反映了疾病不同阶段的不同病机，也反映了疾病的轻重及危险性。当疾病表现出不同的证型时，其对健康的损害程度如何并不十分明了，所以分析每一证型危险程度的大小就显得十分必要。丁邦晗等［4］对375例胸痹心痛患者进行证候分类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通过二值多元Logistic 回归分析，比较不同证型的危险度。结果提示对胸痹心痛的危险程度依次为血瘀证、痰浊证、气虚证、阴虚证、寒凝证。

1．3 证型标准的研究

辨证分型是将西医或中医的某一疾病， 分为几个不同的证候类型进行治疗。辨证分型的“型”是模型， 是在对患者群高度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疾病过程的模拟， 是建立在疾病的基础上的。而疾病是在病因的作用下，出现的具有一定发展规律的演化过程， 具体表现出若干特定的症状和各阶段的相应证候， 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建立在疾病基础上的证和证型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可以运用数理统计如多元分析等客观化的手段来探索其规律。李涛等［5］采用多元统计方法分析焦虑症的中医症状及证型的分布特征，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焦虑症的10 余种证型简化为5 种证型组合。刘寨华等［6］通过对150 例胸痹心脾两虚证患者的36 项指标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表明胸闷、心前痛等11 项指标对此证的贡献度最大。

1．4 证与危险因素关系的研究

证候作为疾病过程中阶段性的病理概括，影响因素常常涉及病因、病位、病程、病性、气候、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等诸多因素，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常常表现为复杂而且多变的特点，但仍有一些规律可循。崔晓琳等［7］采用二元回归法对739例首发中风急性期患者的辨证分型与危险因素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高血压病、吸烟、饮酒与中风之肝阳暴亢风火上扰证相关，其余证型与危险因素的关系无统计学意义。

1．5 证型与实验指标关系的研究

应用现代先进的实验方法与仪器， 结合多元分析法建立辨证诊断的实验指标，是探究证候的实质，实现辨证客观化的必要手段。温利辉等［8］运用多元分析法探讨IgA 肾病的病理损害、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指标与中医证型的关系，结果显示IgA 肾病的病理损害和临床表现与中医证型相关联，阳虚证与水肿、阴虚证与尿血关系密切。陈昌华等［9］对27 例肝血虚证患者的15 项指标进行检测，经多因素聚类分析并进行典型指标筛选，认为血浆NE、T3下降，TXB2、cGMP、ALD升高可考虑作为肝血虚证的实验诊断参考指标。

1．6 证治规律研究

传统的文献研究最大的弱点在于研究者没有通过定量方法处理数据，往往主观加以选择或摒弃，令人无所适从。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可以较好地避免数据处理时主观因素的掺杂，客观准确地反映研究对象，并在文献资料中发现其内在的客观规律［10］。通过文献整理与多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析中医病证的证治规律，重新审视中医学对病机属性、证治方案的认识，可揭示辨证论治的优势和特点，为临床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依据。卢惠林等［11］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从方药的频数和剂量两个角度探求唐宋金元明清各历史时期糖尿病的方药规律，发现补虚药、清热药是治疗此病的两类主要药物， 提示热盛伤阴、气血两虚应是历朝历代总的糖尿病证侯群的分型归属。李国春等［12］采用多元统计聚类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半夏泻心汤临床案例的病种分布、用药规律和特点。

2 思 考

辨证论治是中医防病治病的基本方法，抓住辨证标准这一关键环节开展研究，就有可能带动中医理论、临床疗效、证候本质研究的进展。证候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主要依据，是带动中医药基础理论取得突破、促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之一。然而，证候属于高维高阶的复杂系统，证候的高维高阶特性为证候的规范化、证候实质的研究、证候诊断标准的建立等带来了困难［13］。随着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研究的兴起，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从信息系统视角研究同样是系统的、复杂的中医药理论体系，在合理整合和充分利用各种数据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特征提取和规律探索，可能是研究中医学临床规律的一条可行的途径［14］。

转贴于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数学之后，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一定程度的数学语言和思维的运用，如《灵枢·九宫八风》中的“生数”、“成数”和“九宫”等涉及的正是我国古代数学上著名的幻方定理——河图洛书的内容［15］。随着近年来科技的进步，中医药研究也开始有意识地引用现代数学语言和方法，从非生命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数学，在被应用于中医药领域时就需要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多元统计分析是数理统计学近20多年来迅速发展的一个分支，他探讨高维数据的内在规律，如研究多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数据结构和数据简化等，能综合体现出人体生命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与中医药学基础理论有内在的切合性。中医药学理论中充满了数学语言和思维，如证的分类、组成和演变中饱含着多元模糊的数学思想，证候是以症状群组合的形式出现的，但同时又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证与症状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和正态的。将数理统计引入证的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科学的。当然在实践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通过多元分析所得到的证型分类往往与传统中医辨证分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提示我们现代科学的多元分析方法与传统临床辨证论治经验相对接有待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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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法律法规辨识方法范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形象地道出了方法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重要性。自改革开放后法学复兴伊始，思辨性研究方法以其浓厚的“学术性”、极度的“便利性”而受到学界青睐，注重思辨、推崇思辨一直在法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法学界长期的思辨性研究推动了基本理论框架的形成，丰富了原本单调的法学知识体系。然而，随着法制的日趋完备以及法律实践的日趋深入，思辨性研究范式面临较为尴尬的境遇:其一，学者们关于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诸多主张未能得到立法的充分回应;其二，为立法所采纳的学者建言，相当一部分在实践中形同虚设。［1］ 思辨性研究强调理论对话，注重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分析与解释。然而，该研究方法对活生生的司法实践缺乏足够的关注，容易引起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显得有点“言之无物”，法学研究甚至一度成为学者们自说自话的“玄学”。“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尽管此话并非绝对真理，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思辨性研究注重逻辑推理、忽视经验而必然要遭遇的瓶颈，逐渐兴起的实证研究方法则恰恰具有弥补这一缺陷的功能。 一、何为实证研究 法律领域的实证研究，是指按照一定程序规范和经验法则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2］ 1实证研究 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具体包括四种方法:观察、调查、文献分析、实验。［3］ 观察是指用我们的感官去注意、反映我们周围的社会现象以及它们发生、发展的过程。［4］法律领域的观察素材为具体个案，一般是通过近距离观察法律制度在案件中的运作特点以及表现形式，分析与归纳个案中存在的问题，并最终实现解决问题的目的。以个案为基础，可以窥探到清晰的制度运作状况，往往较为直观深入，但个案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可能导致普适性方面的缺憾。调查是通过系统询问一定范围内的人们的意见、态度和行为，以图发现他们是怎样思考、感觉和行动的。［3］ 调查又可分为问卷调查、集中座谈和个别访谈等。调查的对象为个人，并且是符合样本要求的具有代表性的个人。具体步骤包括:确定调查总体———选取样本———设计研究工具———具体实施与分析资料。调查方法对样本选择、问卷设计、数据分析等都有较高的要求，获取的资料更为真实、透彻。此外，在日记、信件、自传和其他私人文献中，在单位案卷、历史文献、新闻报道、政府档案和原来成立的社科研究的数据库中，都能找到大量的研究资料。［5］ 相比调查性研究，获取这些研究资料不仅更为节省成本，而且可行性更为突出。通过对这些研究资料的分析、提炼、归纳与整合，能够协助解决某些新问题，这便是文献分析法。实验是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改良方案，或者从国外、域外移植一种新的法律制度，放在现实社会中加以观察、比较，然后分析和总结其真实效果的过程。［3］ 实验性实证研究一般包括立项、准备、实施、回访和效果评估等几个阶段。由于实验性研究受人为因素干扰较多，结果往往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但能够更为准确地检验预设法律制度在特定地区是否具备可行性以及是否可以进一步予以推广。 目前法学领域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类型基本可以作如下划分:(1)对比试验的分类方法与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比试验中既有定量分析又有定性分析，案例分析方法通过在试点单位选取具体个案用于实际操作，进而解决诉讼制度的执行问题。(2)调查研究式方法。该方法强调团队研究，秉承直接原则，坚持典型性原则，贯彻范围普遍性原则，强调多学科的方法交叉，重视深度描述与解释。(3)试点实验方法。该方法重视立项，选择题目具有问题意识。试点之前，在理论与实践中进行充分的准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细化研究方案，强化数据收集的规范性与合理性;实验实施过程中印证方案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实验结束后对项目进行整体分析和评估。［2］24－26 二、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的比较 立足法学研究的方法论范畴，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虽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却也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差异性特征。实证方法注重归纳式的“我发现”，思辨方法注重演绎式的“我认为”;实证方法往往注重挖掘现实背后的合理原因，因而显得有些“保守”，思辨方法注重通过批评现实而构建未来，因而显得有些“激进”;实证方法往往会关注经常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忽视掉的细节问题，思辨方法则经常关注整体。［2］ 1实证方法“我发现”式的归纳法推理，侧重于对事实性论据的运用，强调“用事实说话”，遵循了法律的实践性特点，更易提供立足于事实基础上的具有说服力的论点。思辨方法“我认为”式的演绎法推理，侧重于从一般到具体，关注理论的广度与深度，以理性建构主义为主要特点，依靠较为纯粹的理论阐述来推动制度改革进程，充分彰显法律普遍适用性的特征。提出问题、发现成因、解决问题构成思辨方法的主要研究途径。最后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我认为”来提出对策，至于是否切实可行，则显得有些论证不足。由此，我们发现，在推理或方法论结构上，两种方法呈现出反向发展的特点。 实证方法倡导挖掘现实背后的合理因素，贴近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有效弥合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衍生出多种法律规定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刑事和解、辩诉交易、附条件不、管护基地建设等。暂且不论这些新的制度实践是否与既定法律规则存在较为直接的冲突，我们单从制度本身的发生轨迹考虑，就不能盲目地予以批判和排斥，因为这些新型纠纷解决方式的出现迎合了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或许恰好为当前的司法改革提供了值得反思的空间。实证研究正是以活生生的制度实践为立足点，综合考虑法律规定、实践效果、制度结构等多种因素，进而衡量试点项目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是否具备深入与推广的可能性。思辨方法依托批判进而构建未来，迎合了知识发展的反思性要求，似乎能够高屋建瓴般地预测制度的远期走向，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一直方兴未艾的大规模法律移植活动正是思辨方法深刻影响的结果。然而，在缺少对本土社会条件进行深刻分析与判断的情况下，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硬性嵌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导致产生“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水土不服现象。中国刑事诉讼法中较多的明文规定被搁置不用，几近沦为具文，各种隐性的潜规则却横行其道，正是思辨性研究值得进行深刻反思的地方。#p#分页标题#e# 实证方法经常关注细节，确切地讲，是指实证方法注重对具体个案或法律现象中的细节问题进行分析与归纳，定量分析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要素对特定结果的原因力大小，并从总体上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估与前瞻性预测，而非执著于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而且，实证方法所考察的相当一部分细节都是思辨性研究容易忽视或遗漏的要素，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此外，通过细节要素的积累与组合，最终形成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同样能够发挥整体性的示范效果与指导功能。思辨方法经常关注整体，意在指涉思辨方法研究下的法律领域通常具有演绎推理的一般化特征。由于对司法实践缺少直观与深入的把握，在“闭门造车”的前提下，依靠苦思冥想式的演绎通常难以获取尽可能翔实的研究素材与推论依据，只能立足于几项“自认为”的核心要素来展开研究。在研究材料与视野受限的背景下，自然不可能作出较为充分的定量研究。 三、实证研究的功能 “实证研究不仅成为实现法律整合本土资源、优化法律秩序的重要途径，而且具有以第一手的实证材料为支撑实现对法学研究成果的预测和检验的功能。”［2］总1－2从普遍意义上来讲，首先，法律实证研究可以沟通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促进法学研究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融合，使法学研究能够不断丰富自我，并更好地发挥指导立法和司法的作用;其次，法律实证研究是发现规则及其实施中真正问题之所在的有效途径，因而可以使决策者准确把握法律的执行情况，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规则;再次，法律实证研究通过实验检验规则的有效性，可预测法律规则效果，并可根据实验结果及时调整规则，从而减少甚至避免法律改革的盲动和风险。 ［2］总2法学历来都不被认为是一门自给自足的学科，随着社会科学方法以及自然科学方法的不断引入与应用，法学研究更加丰富与充实，法律实证研究正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研究方法进行融合的结果。目前的法律实证研究已经开始注重对研究工具如SPSS软件的运用，通过软件分析，帮助研究者在节省人力、财力的前提下获得更加科学的结论，这也为法学与其他学科在研究过程中的资源共享提供了良好平台。以司法改革中的刑事和解为例，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判断，刑事和解属“违法行为”当无太大疑问。但是，自刑事和解被首次应用之后，却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理论界若沿循思辨性研究的路径来看待刑事和解，则难免要论述刑事和解的违法性、不合理性，甚至主张应当予以取消和禁止。如此一来，我们就可能蒙蔽自己的双眼，忽视刑事和解的积极意义，并放任刑事和解沿着实践的轨道自行发展，立法进行吸收也将变得遥遥无期。实证研究关注刑事和解为何产生、为何发展、为何具有如此大的动力、在实践中究竟是何种状况、各方的态度如何，是否有必要和能够进一步推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模型。这不仅从理论角度对刑事和解进行了恰当而合理的解释，甚至可能颠覆我们自认为确定无疑的理论观点，并且最终形成的研究报告也为立法决策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刑事和解也有望在未来踏入“正途”。① 此外，针对法学研究的传承性而言，“伴你一生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知识的知识”。［6］ 唯有获取知识的方法可以伴随一生，虽经反复利用却日久弥新。实证研究的兴起以及内在方法论体系的日趋完备，不仅具有弥补思辨性研究缺陷、避免改革盲动与风险等一系列功能，更重要的功能或许在于对知识传承的贡献方面。我国法学研究与法制体系数十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是无数法律学人前赴后继、共同拼搏的结果，老一辈法学家、中青年法学家、学术新秀等几代法律人的知识传承铸就了今日法学领域的繁荣景象，并将延续这一辉煌。因此，依靠知识群体内部的代际沟通，传授青年学子实证研究方法，加深学术素养积淀，充分领悟实证研究的优势所在，并加以合理的学习和应用，能够为法学研究的薪火相传贡献力量。 四、实证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实证研究方法在法学知识传承与拓展方面的积极意义无需赘言，而更为关键之处则在于实证方法的运用方面，唯有方法真正得以运用，方能发挥实际功效。从当前的社会背景来看，开展实证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 1．研究成本的问题。传统的思辨性研究通过资料室或网络媒体来查阅论文、专著等文献材料便可满足研究的基本要求，周期较短，省时省力，实证研究则往往需要通过实地的调查与访谈来完成研究目标，个人的体验与感受以及对衡量指标的长期性检测显得十分重要，整个研究周期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此外，实地调查与访谈需要较大的人力与物力加以支持，研究工作通常需四五人以上的团队来合作完成，以实地访谈为例，两人负责一组，两组同时进行，就需要四个人，食宿、差旅等费用均是无法回避的制约因素。在我国目前的科研环境下，作为文科门类的法学，经费一般都较为紧缺，甚至通常处于不充足的状态，能够获批几十万经费的项目都不多见，而实证研究则需要以充足的经费为研究基础，缺少这项条件，整个研究工作都将被迫陷入停滞状态，这构成实证研究的直接障碍。 2．信息获取的问题。实证研究要求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一般要到实践部门了解相关的案件和数据，对办案人员和当事人进行访谈与问卷调查，这要求实践部门和当事人支持并配合研究的开展。首先，我国司法实务部门对于案例、统计数据等信息均有较为严格的管理规定，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呈现为司法的不透明性，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意欲全面获取所需信息面临较大的难度，有时甚至要依靠学者的私人关系来了解相关信息，这在源头上影响了实证研究的彻底性与结论的真实性、可靠性。例如，某些典型案件，尤其是，社会影响较大，负面效应较为突出，国家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通常要限制公开。这时，研究者虽在客观上有获取这些资料的需求，但受信息公开范围所限，往往不仅无法对当事者以及相关办案人员进行跟踪调查与深度访谈，甚至可能连与当事者接触的机会都没有。其次，地方执法司法部门是否支持实证研究，与自身的执法理念、研究者的学术地位、知名度等都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讲，尊重学术研究并积极谋求改善自身工作效果的执法人员更为支持实证研究工作的开展，知名学者主持的研究项目相比之下更易获得实践部门的配合。如果实践部门的领导以及工作人员的执法理念落后，认识不到实证研究的重要价值，就会对配合研究工作消极懈怠，敷衍了事，阻碍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当事人受到案件负面效果的影响，往往不愿再次露面，多数办案机关也禁止外界干扰当事人正常的生活，拒绝学者、媒体等与当事人接触，因此，研究者见到当事人并了解其内心真实意思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p#分页标题#e# 3．研究人员的问题。首先，实证研究的特点决定了绝大多数法科学生并不具备进行该项研究的机会与能力，甚至相当一部分法学学者也不具备相应的研究条件，能够接触实证研究并有机会了解、学习实证研究的学生和学者还是少数。实证研究作为一种在中国法学界兴起不久的研究方法，从了解到掌握，以及最终加以运用，都需要一个过程，短时间内可能难以实现大幅度的突破。这不仅限制了实证研究方法的普及与推广，而且限制了实证研究成果的产出。其次，实证研究往往涉及大量的保密信息，如实际案例、统计数据等，这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必须遵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在具体参与研究之前参加必要的培训，阐明资料收集、保存的相关规定，明确公开之前的信息共享范围，提高责任意识。 4．研究效果的问题。目前的实证研究缺乏问题意识，整体的学术训练不够，哪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搞不清，实践深度不够，往往停留在肤浅的研究、简单的观察上。比如有篇关于证明标准的文章，列出了实践中有哪些证明标准，也有些个案研究，但是研究证明标准你得看案卷，看法官心证如何形成、案件是怎么判下来的。 只是简单数据的统计，这是不到位的。［2］10－11 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优化实证研究的效果。首先，研究人员必须经过相当的学术训练，对实证研究方法有基本的把握;其次，在具体实施研究如问卷调查与访谈的过程中，要预设好问题，尽可能收集最有价值的素材;最后，写作研究报告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充分把握读者群体，概念梳理与理论支撑到位，所提对策要有建设性与可行性，最好是能够提出新的理论或者验证已经存在的理论。 综合来讲，实证研究或实证研究方法为当前的法学研究所亟需，几乎是为学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使法学研究“重新焕发生机”。然而，开展实证研究面临的问题也必须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第6篇：法律法规辨识方法范文

摘　要：中医证候规范化研究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中医继承与发展的需要。分析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中医证候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功血中医证候规范化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证候；规范化；思路与方法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简称功血)是妇科的疑难重症。祖国医学古籍中没有功血的病名记载，但根据其临床表现，无排卵型功血可隶属于“崩漏”范畴，排卵型月经失调相当于中医学的“月经过多、月经先期、经问期出血、经期延长、月经先后不定期”等。中医药通过辨证论治对功血采取“止血”和“调经”治疗，效果显著，历代医家在此方面论述颇多，但至今有关功血证候、证型、诊断及疗效标准等缺乏科学性、规范化、标准化。本文在总结功血中医证候研究现况的基础上，尚就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略抒己见，提出功血中医证候规范化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抛砖引玉。

1　功血中医证候研究现状

功血的病机主要是冲任受损，不能制约经血。在脏责之肾虚，又与脾虚或肝郁有关。在气血主要与气虚、血瘀或血热有关。但对于具体证型证候的认识，各医家有不同的看法。

有以传统病机为基础进行辨证论治的。潘老中医将崩漏分为脾肾两虚、气血两虚、肝郁气滞血瘀阻络3型辨证治疗；谢娜将崩漏分血热、气虚、血瘀3型辨证；刘小青将崩漏分为血热旺盛、瘀血阻滞、脾气虚弱、肝肾亏虚4型；姬淑琴将崩漏分血热、肾虚、脾虚、血瘀4型；朱长丽将崩漏分为脾气不足、冲任不固型，肾阴亏虚型，肾阳虚弱、冲任不固型，血热内扰、迫血妄行型，瘀血内停、阻滞胞宫型5型；茅正义将崩漏分为脾不统血、阴虚火旺、瘀血内阻、肝气郁结、湿热蕴结5型进行辨证治疗。

有结合西医病理生理进行辨证施治的。卢翠敏治疗无排卵型功血以西医的病理生理为基础进行辨证施治：出血期采用活血化瘀，固冲止血以塞其流，血止后(经后期)重在滋阴填精，养血固冲，促进卵泡发育，7-8天后(相当于排卵期)在滋肾填精的基础上加一些话血化瘀，温肾通络之品，以促进肾阳的转化，诱发排卵经前期(相当于BBT高温相)则重在补肾助阳，佐以疏肝理气，为月经来潮奠定基础，更年期以滋肾调肝，健脾养血，调理冲任来延缓卵巢功能衰退，使其平稳过渡到绝经期。

有以年龄为基础再进行辨证分期施治的。宋斌认为青春期崩漏为肝肾不足、脾气虚弱、瘀滞胞脉3型；伊琴华则分为血热、脾气虚、脾肾两虚3型辨证论治。傅元彩治疗育龄期崩漏，分血热、气虚、血瘀冲任3型论治；王少峰认为育此期妇女处于工作及家庭的重担下，忧思过度，肝郁气滞，横逆克脾，致脾气虚弱，或因饮食劳倦，损伤脾胃，致脾虚统摄无权，血不归经，形成崩漏，拟以益气养血，健脾补肾治之；杨晓海将此期崩漏分虚实两大型，并且制定虚、实证基本方，在基本方基础上进行辨证加减治疗。于晓妹以血热内扰、阴虚阳搏、气血虚弱、瘀阻胞宫四型治疗更年期崩漏。夏泽芳提出更年期崩漏的4个治法：滋肾养阴、清热固冲，疏肝解郁、凉血调冲，清热除湿、化瘀止血，补中益气、举陷固冲；邢玉霞用益肾化瘀法治疗更年期崩漏，分阳虚瘀浊、阴虚瘀热两大证型论治；虞亚菊将此期崩漏分气阴两虚、肾虚血瘀、肝郁气滞3型。

文献对于排卵型功血辨证治疗报道尚少。武保乡分肾虚型(偏阳虚、偏阴虚)、肝郁型、肾虚肝郁型、气滞血瘀型、肾虚痰湿型、气血两虚型。

即使是同一证型，众医家对其证候的描述也不尽相同。以功血肾虚血瘀型表现的出血证候为例，王忠民描述为出血量时多时少，经色紫黯或有块，质黏稠；李秀华等，描述的出血证候为量多或淋漓不尽、色红或色黯、有瘀块；黄爱云等记录肾虚血瘀型的出血证候为阴道出血时多时少，淋漓不断，伴少腹疼痛，排出血块后痛减。

2 存在问题

综上可见，功血的中医诊疗经验十分丰富，给功血证候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但诸多文献中存在着辨证分型个案多，整体证治规范少；遣方用药多，系统评价少；回颈性研究多。前瞻性论述少等问题，大多数医家的辨证标准也是以古代医家对于类似功血的疾病的论述或专家材定的标准为依托，再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和经验综合而成，缺乏在群体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数理统计推断，加上对功血证候本质的认识深度参差不齐，导致证候分型名称不规范、证候标准不同的局面。证候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证侯不规范将导致证型不规，证证型辨识的偏倚使理法方药的运用随机性强，不利掌握，不利推广，疗效的确定性亦受影响。统一规范的证候分类标准的缺乏还使科研成果缺乏可比性和可重复性，无法对治疗成果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不利于中医的继承与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医证侯规范的逐步开展，功血的证候研究在此方面也做了一部分工作，但由于缺乏严谨设计、样本量偏小、未按标准操作规程进行质量控制以及地域、人为因素的影响，调查结果存在较大的偏倚，结论的可靠性尚未斟酌。

总之，正如菠昌全所说“证候候传统定义虽然是基本清楚的，但具体证候的宏观或定性的标准自古至今都不十分规范，这也是证候研究难以突破的瓶颈所在”。

3 功血中医证候规范化研究思路与方法

3．1 病证结合是证候规范化的前提病是对疾病总体规律和特点的概括与抽象，证是疾病某一发展阶段的内在规律。证是建立在病的基础上的，有病才有证，辨病与辨证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中医整体论治特色，辨证也只有在辨病的前提下才更具稳定性，可操作性以及可重复性。宋代名医朱肱在《南阳活人书》中提到诊治疾病必须“名定而实辨”，“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如暗得明，胸中晓然，反复疑虑，而处病不差矣”。

就功血而言，中医以“崩漏”、“月经先期”、“月经量多”、“经期延长”等症状为病名，内涵不够确切严格，缺乏明确的病因、病性、病位和病理变化规律，不便于证候规范化研究，如果在青春期、绝经期无排卵型功血，排卵型功血等西医诊断基础上进行证候规范化研究，把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则可以去繁就简，使功血证候规范化更具可操作性。

3．2 古今医家经验是功血证候规范化的基础 祖国医学历经数千年发展，历代医家在功血证治方面留下的经验和体会是弥足珍贵的财富，祖国医学的发展也是始于继承，从历代中医药古藉文献中搜集关于功血中医证候的丰富资料，通过系统归纳和整理，总结前人在功血中医证候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可以使我们全面了解历代功血中医辨证体系的基本结构，使证候的规范化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然而，中医又是一门与时俱进的科学，随着时代的进展，疾病谱也在发生变化，现代专家在深厚的中医理论基础指导下，对功血证候的认识既有专业深度，又有时间广度，贴合现代功血证候的变化规律，因此在整理古今功血证候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专家经验调查，通过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咨询

相关领域专家及课题内部反复讨论，初步制定功血中医证侯规范。

3．3 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研究是功血证候规范化的重要手段 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在经过文献整理和专家调查初步建立功血证候基础上，进行功血中医证候的临床调研，以实践检验并完善功血证候。但是症状作为患者的主观感受，是不易量化的软指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医生的临床辨证具有极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研究方法的引进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严格设计证候流行病学伺卷调查和生活质量量表调查，对调查对象、样本数量、调查方式、调查内容和数据的统计分析进行合理安排，测试问卷的信度、效度和灵敏度，制定严格的可实施的统一的标准操作规程，然后开展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的大规模的功血中医证候流行病学调查，应用数理统计学中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功血的中医主证、次证、兼证及其相关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归类，寻找出其证候因素和特征，完成功血证候的横断面调查。另外，还应对功血的证候随病情发展，年龄增长而演变的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具体步骤包括：①运用循证医学/EBM和临床流行病学/DME设计方法进行回顾性和前瞻性群体水平的研究；②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收集的全信息进行盲法的统计处理和分析；③运用“界点”理论研究病的证的分布及其诊断指标；④建立病的临床基础证及相关型的诊断和评价标准；⑤把研究结果和以中医体系为本的理性分析密切地、有机地、科学地结合。这就使功血中医证候研究更具时代性，也使功血证候更具普遍性和适用性。

4 小结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也是中医学的精华所在。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症状和体征资料，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证候是在致病因素作用下，机体内外环境各系统之间相互关系发生紊乱所产生的综合反映，是反映疾病处于某一阶段病因、病性、病位、病势等病理要素的综合性诊断概念聆。证是立法遣方用药的依据，法随证立，方依法制。制法、处方、用药的着眼点全在于证候。正如叶桂在《临证指南医案>中云：“医道在乎识证、立法、用方，此为三大关键，一有草率，不堪司命。然三者之中，识证尤为紧要”。中医证候规范化、标准化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是中医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医学最终过渡到客观化、标准化和科学化的必由之路。

第7篇：法律法规辨识方法范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考作文题注重考查理性思维，考查思辨能力，这是大的趋势。这不仅逐渐接近于西方国家高考作文题的命题风格，也体现了我国当前作文教学对高中生思维发展规律的尊重。我们提倡关注“思辨性作文”，不仅是为了顺应高考作文的改革趋势，更是为了从“立人”的高度倡导形成当代公民所需要的理性素养。著名特级教师肖家芸老师一直是“思辨性作文”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本期圆桌特邀他来参加讨论，尽可能从理念层面进行梳理。白坤峰、朱诵玉两位老师训练“思辨性作文”的一些实践，相信也会给读者朋友带来启发。

本期主持：徐 飞

理性思辨越来越成为我国高考作文的考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涅曾说：“照亮人们唯一的灯是理性。”理性思辨决定思维的高品质，而思维的高品质决定人品也决定文品的高境界：闪光的思想、奇巧的结构、别致的表达，均基于理性。拥有理性，便拥有作文精彩。同时，理性思辨又是青少年时期作文的弱项：突出体现在仅凭直觉，不讲逻辑，情绪化倾泻，或是概念化拼凑，或是事例性罗列，偏执偏狭空泛，难以入情入理入品入格，令人信服。由此，提升理性思辨能力已成为决胜高考作文的“攻 坚战”。

在作文教学中，如何指导学生运用理性思辨提升作文境界呢？

一、执教者自己先要通透什么是理性思辨

理性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感性属于感觉、知觉等心理活动。人通过感觉器官产生的直观认识，是感性认识。感觉（对外在事物的第一反应）、知觉（整体形象与表面联系）是感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感性听从直觉，凭自己已有的积累，包括知识、经验、情志等，受情绪控制，易感情用事，往往具有偏执、狭隘等盲目性。所以，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低级阶段。

理性属于判断、推理等心理活动。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把所获得的感觉材料，经过思考、辨析，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整合改造而形成的认识。理性服从理智，全面而不偏执（情理偏向一方），平和（冷静客观）而不冲动（激动而盲动），科学（遵循规律与法则）而不主观（凭感觉），所以，理性认识是对事物本质和内部联系的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高级阶段。

感性与理性的最大区别在于：感性是“原始”（率性）呈现，理性则多了一个关键性的“后加工”。理性的“后加工”就是科学地思辨，去提取、改造、完善感性认识，形成正确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获得科学的认知。理性认识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理性思辨的过程，思辨便是理性“加工”的平台，是途径，更是 利器。

理性思辨通常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基于事物发展和人类认识规律的理性思辨，包括联系性思辨、发展性思辨、辩证性思辨，是基础普适性的思辨；二是合于人类发展和社会文明法则的理性思辨，包括义理性思辨、公理性思辨、法理性思辨、真理性思辨、物理性思辨、适度性思辨等，是专项应用性的思辨。理性思辨是全面的，仅以哲学思辨覆盖或替性思辨是不完整的；理性思辨是紧密切近自然与社会的，是具体的（方向目标明确）、好用的（方式方法多选），不是笼统的一句话，更不是玄乎其玄，远离人生的。

执教者通透了理性思辨的特征及其价值，才能把学生引在点子上，领在关键处，培养学生理解运用好理性思辨于作文。

二、让理性思辨成为学生易学好用的思维 工具

（一）把好大方向，培育思辨自觉

欲让理性思辨成为易学好用的思维工具，首先要使学生有工具意识，即在读写实践中时时想到用理性思辨。两种意识，必须培育。

1.思辨的共同体意识。所供阅读与写作的材料，其实都是联系体――通常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事理联系。无论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还是集体与集体，在思辨的过程中都是利益共同体。理性思辨，就是共同体的是与非、利与害、取与舍的思辨。联系性思辨适用于横向共同体的思辨，发展性思辨适用于纵向共同体的思辨，辩证性思辨适用于反向共同体的思辨。避开“孤立”，学会“联系地多面地”看问题；走出“静止”，学会“发展地”看问题；摒弃“对立”，学会“辩证地”看问题，你就避开了非理性而进入了理性境地。

2.思辨的有神无形意识。正如高明的剑客是不用剑的一样，高明的思辨是不依外在装点招摇的，如高大上的义理，贴满了思辨的词语，理性地看、辩证地看、多角度地看问题等等，而是靠清晰的思与细微的辨，以朴实而充实的思辨之神，令人信服。又好比煲汤，营养美味调料完全融进水中，才可口；倘若浮在水面，再好的营养美味，也难以下咽。堆满了空洞言辞的文章，往往既少思也缺辨，如同没有煲好的汤一样。初学思辨，可以用一些思辨性的关键词语引导一下，熟练之后，就该逐渐避免生硬的思辨导语，力求将思辨融入事实的分析与道理的辨析之中，以理服人。

（二）抓好主目标，提供思辨选择

欲让理性思辨成为易学好用的思维工具，要给学生有工具的选择，即熟悉常用的理性思辨类型及其针对性，以便用时择优选择。

与中学生读写实践联系紧密，高考常考的理性思辨，仅以2015年高考作文为例，主要有下列几种。

（1）浙江卷（文章和人品）、全国Ⅱ卷（谁最有风采）、江苏卷（智慧）、天津卷（范儿），考查的是联系性思辨中由表及里与多角度认知评价的思辨能力。

（2）湖北卷（喷泉与泉水）、安徽卷（蝴蝶翅膀颜色），考查的是发展性思辨中内外因促成的思辨能力。

（3）广东卷（近与远）、四川卷（老实与聪明）、上海卷（坚硬与柔软）、福建卷（路），考查的是辩证思辨中对立互补共荣的思辨能力。

（4）重庆卷（等待），考查的是义理性思辨中尊重善待困难者的思辨能力。

第8篇：法律法规辨识方法范文

关键词：辨证规范；理论框架；访谈法；定性研究；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4-0738-06

Abstract:Objective:to build the oretical framework of dialectical normalization of TCM.Methods:to adopt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collect qualitative data,and data were analyzed by grounded theory.Results: the oretical framework of dialectical normalization of TCM was structured initially,and it contains assortment，concept，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 of dialectical normalization.Conclusion:application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on the oretical framework of dialectical normalization of TCM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architecture for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Dialectical normalization；conceptual framework；interview law；qualitative research；grounded theory

目前，辨证规范的研究存在紧随政策、研究时期性强，缺乏整体规划，没有系统性、整体性、连续性等突出问题。故勾勒辨证过程的全景图，明确辨证规范研究需要完成的任务、步骤、节奏势在必行。高夫曼曾说，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故辨证规范理论框架的构建能为辨证规范研究提供组织结构、层次、逻辑关系等。本文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法，旨在质性研究过程中，探索符合现阶段中医辨证规范的理论框架，为中医规范辨证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架构，指导辨证规范研究全面、有序进行。

1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分为预备研究阶段和正式研究阶段。预备研究阶段用以测试访谈提纲的适用性以及发掘在访谈过程中可能增加的新问题，在对预备访谈稿的整理和分析过程中可以不断摸索与熟练编码过程，为正式访谈做准备。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包括预备访谈研究对象和正式访谈研究对象,以正式访谈研究对象为主。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sup】［1］【/sup】结合滚雪球抽样法，选取预备访谈者3位,正式访谈者6位,对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sup】［2］【/sup】。入选条件：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从事临床、科研、教学数十余年，对证的研究方面有杰出贡献者。每一个被访谈者的个人背景资料以及访谈实际录音稿有实物存档。

1.2 研究方法

1.2.1 资料的收集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选取被访谈者空闲且精力充沛的时间进行访谈,访谈地点安静无打扰。访谈内容围绕访谈提纲，对提问顺序、方式、题目根据情况灵活调整，谈话时注意与被访者建立熟悉、信任的关系，耐心倾听，不予引导和暗示，并注意对有价值的问题进行追问,以深刻理解被访者的观点。注意观察被访者细微表情变化及肢体语言，访谈全过程做好录音和实地笔记，每次访谈时间为45-60min。被访谈人数满足信息饱和性原则【sup】［3］【/sup】。

1.2.2 资料的处理 获得录音资料后,研究者在24 h内将其转录成逐字稿。仔细阅读逐字稿,对资料全面了解后进行分析。

1.2.3 资料的登陆 运用扎根理论【sup】［1］【/sup】的三级编码过程来完成资料的登录。一级编码即开放式登录，是将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初步的分析整理,赋予各种类属【sup】［4］【/sup】。研究者应逐行阅读资料，避免码号的丢失，尽量使用本土概念【sup】［5］【/sup】作为码号，以免曲解被访者原意。二级编码即关联式登录，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探讨资料中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sup】［4］【/sup】。研究者不断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将相近的码号归于同一概念类属,从而对开放式登录得到的码号进行浓缩。三级编码即核心类属的形成，是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的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最后将所有概念类属不断地集中到那些与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sup】［4］【/sup】。

1.2.4 资料的分析 运用扎根理论对6名专家提出的核心类属进行静态个案分析。基于个案分析，运用关联比较法，进行动态跨个案分析，对相同类属的观点进行归纳与总结，并经过反复的扩展、整理、浓缩的过程,最后形成涵盖所有重要访谈信息的中医辨证规范的理论框架。

1.3 技术路线

本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掌握阶段，如文献检索和定性研究方法的学习以及课题研究背景的熟悉；第二阶段是研究的具体操作【sup】［6］【/sup】阶段。研究过程包括预备研究和正式研究两部分。见图1。

1.4 访谈设计

1.4.1 访谈前研究小组的成立 研究者首先理解课题相关文件并与课题负责人进行讨论,其次需阅读定性研究文献,掌握定性访谈的相关知识。研究者要具备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要掌握被访谈者的知识背景。经过上述阶段，小组成员完成预备访谈的演练、访谈提纲的拟定、预备访谈资料的整理分析等。

1.4.2 确定访谈流程 访谈前,研究小组制定了访谈流程。流程图见图2。

1.4.3 制定访谈提纲 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阅读大量辨证规范相关文献，通过小组会议拟定访谈提纲。预备访谈提纲主要包括辨证规范的定义、辨证规范的内容、辨证规范的步骤、辨证规范的研究方法、辨证规范的要点、辨证规范难点、辨证规范的评价方法7个问题。正式访谈提纲又纳入了辨证规范的意义等问题，以及访谈知情同意书和被访者信息。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将访谈提纲提前发给被访者预览,以使被访者在访谈前有所准备,确保访谈内容丰满。

1.5 存档资料整理

1.5.1 逐字稿 转录逐字稿时，首先要对访谈录音逐字、逐句进行转录，还要记录被访者在受访时的表情、情绪波动、举止行为等。例如,被访者E：我第一个说一说什么叫规范，规范的含义，我们从科学研究来讲的规范是指标准，准则，法式而言,比如技术规范，道德规范，语言规范，……。划线处表示开放式登录的内容,研究者仔细阅读登陆内容,注意理解被访者提出的概念性语言,进行登录时，尽量使用被访者的本土概念作为码号，帮助研究者深刻领会被访者的思维方式及表达的含义。

1.5.2 编码备忘录 仔细阅读逐字稿，对其全面了解后，编写访谈备忘录。针对每一条登陆，小组成员进行充分讨论，把讨论分析结果和相关思考作为备忘录。按照扎根理论进行一级编码，在登陆及编码备忘录的基础上提取码号。码号尽量使用被访者的本土概念,必要时对其进行调整。整个过程在Excel表中完成。以下通过列举个案E的实例来说明，对E访谈稿共进行了130条登陆记录，包括备忘录（见表1）。

表1 编码备忘录

E1001:被访者E的转录稿第1页,第1个编码,依次类推。

1.5.3 码号表 在开放式登陆后,对所有一级码号进行单独提取整理,整个过程在Excel表中完成,为下阶段分析做准备。个案E的实例，在130条登陆记录基础上，共提取89个码号见表2。

表2 码号表

1.5.4 关联分析提取核心类属 此文件包括扎根理论的另外两个程序,即主轴译码与选择性译码【sup】［6］【/sup】。结合备忘录的分析,对每位专家的访谈稿进行深入分析，提取主轴码号，并结合研究目的提取出核心码号，此文件是进行个案分析的基础。正式访谈专家6位,编号为A-E。整个分析及提取过程，研究员均持不丢失一切有效信息的原则进行。

列举个案E的实例，通过深入分析，提取出相关类属码号，例如我们提取E1001-规范含义（标准，准则，法式），E1013-证证候，E1002-技术规范（辨证规范属于技术规范），E1014-证候定义这4个码号，参考编码备忘录，经过分析，发现这4个码号都是围绕辨证规范的基本概念进行阐述的，继而提取出一个主轴码号，即辨证规范的概念。像这样，研究者共从E专家的访谈稿中提取了9个主轴码号，即二级编码。结合研究目的和访谈提纲，研究者从E专家的9个主轴码号中，筛选提取了4个作为核心类属码号，即完成了三级编码过程。例如E1对辨证规范的理解，此主轴码号明确了辨证规范理论框架的基本概念范畴，因此将其作为核心码号予以保留；E2辨证规范的前提和基础，此码号对进行辨证规范研究有现实指导意义，而非理论框架的核心内容，因此脱落预留。

1.6 案例分析

1.6.1 六个正式访谈的个案分析 个案分析是在三级编码基础上对专家的观点与概念进行系统地分析与整理，最后构建出每位专家的个案分析总结。列举E1辨证规范基本概念这个核心码号，它下设四个一级码号，每个一级码号后面附属编码备忘录，由此我们从核心码号这条主干就能提取出一系列相关内容，在对其进行分析，例E1001-规范含义（标准，准则，法式），E1013-证证候，E1002-技术规范（辨证规范属于技术规范），E1014-证候定义这四个码号，我们整理出，E辨证规范基本概念：从科学研究来讲，规范的含义是指标准，准则，法式而言。规范又分技术规范，道德规范，语言规范等，而辨证规范属于技术规范范畴。被访者认为证等同于证候，证候定义中包含了疾病的病位、病性、邪正趋势，病变演变规律等内容。划线部分就是对E专家一个核心码号进行分析得出的分析总结。分析过程见图3。

1.6.2 跨个案动态分析 基于6个正式访谈对象的个案分析总结,进行动态跨个案分析。运用关联比较法把不同专家对同一问题的观点进行比较整合，形成涵盖所有专家重要观点的动态分析文案。

以多位专家对核心码号辨证规范内容中的微观辨证的观点为例说明。6名专家的个案分析总结中有4位专家提到了微观辨证相关内容，见表3。A7001登陆内容显示，A专家认为微观辨证说法不科学，属于制造概念，对其持否定态度；E9001：E专家表示西医指标尚未成为辨证金指标，与A专家态度一致；D2022：D专家认为证和现代指标之间有关系，但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对其持观望态度；F8005登陆内容显示，微观辨证是客观标准，对其持支持态度。综上完成了对微观辨证观点的动态分析。

表3 微观辨证登陆相关内容

2 结 果

2.1 个案分析

本研究严格按照扎根理论分析的操作程序进行,并在三级编码的基础上对6名专家的个案进行了静态分析。

2.1.1 A专家的个案分析 A专家认为辨证规范分中医疾病辨证规范与西医疾病辨证规范两类。西医疾病辨证规范的内容包括症状术语规范、病证所属症状规范、症状量化规范、证生物学基础等方面。辨证规范对诊疗及疗效评价的意义巨大。同时A专家提出目前辨证规范存在的问题是概念不清，现有辨证规范为经验决策，证本质研究存在缺陷等。A专家质疑微观辨证的概念，认为属于中医界制造概念；并提到辨证规范研究需摒弃主观臆断，对于没有统计学意义但中医确有症状予以保留，要重视中医的文化性与科学性。

2.1.2 B专家的个案分析 B专家认为辨证规范是病证结合模式下现代医学与中医药结合的产物，是中医药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临床各科病证结合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进行辨证规范首先要明确基本概念，需要辨病思维和辨证思维同时存在。辨证规范的内容包括病的规范、证的规范、症状规范。在注意西医疾病诊断标准、西医疾病演变规律基础上，病的规范包括中医病名规范、中西医疾病相关性研究。证的规范包括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证的诊断标准（包括鉴别诊断）、证的分布、证的演变规律、症状对证的贡献率等方面。找到核心证是证演变规律研究的关键，是辨证规范的基础，但不是所有证都有演变规律。症状的规范包括症状术语规范、症状分级规范、症状量化规范。主次症的研究是证诊断标准规范的难点，并阐述了多种主次症研究方法，例如专家问卷、逻辑分析和判断、结构方程、关联、聚类、时空序列等，并强调运用时空序列研究时要以海量的数据为前提，针对多个病的多个证进行研究。在进行症状体征分级的规范时，B专家同意症状分四级、体征分二级的观点。进行证和症状的获取时，B专家指出要穷尽文献后再进行梳理，或通过流调、病例临床研究等方式获取，再通过专家问卷予以归类，或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B专家认为进行辨证规范研究的意义重大，辨证规范是证诊断的基础，疗效评价的依据。对于微观辨证，B专家认为现代医学指标对病的诊断及疗效评价有意义，对证的诊断和评价的意义尚不明确。辨证规范的客观性可以通过反证法来检验。

2.1.3 C专家的个案分析 C专家认为辨证规范的内容包括病证结合模式下疾病所属各证及症状的规范。症状的规范包括症状的界定、症状名称、症状体征采集、症状间逻辑关系、症状体征分界、症状体征量化等方面规范。症状间逻辑关系的规范包括复合症状、解释性症状、极端症状、鉴别诊断意义症状等方面的规范。进行症状体征分界规范时，C专家标新立异，舍弃了普遍认为的主次症两级分界法，应用临界理论，首创临界状态，可现信息，鉴别信息三部分作为症状体征分界方式，此分界法是以临床流调采集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为依据的。在症状体征量化分级时，C专家认为症状分四级，而体征分级要少，因为中医自古就有舍脉从证之说，且体征分级困难。进行量化时可以依据出现频率、持续时间（解释性症状）、症状性质、外界干扰因素、自我控制情况、实体病变的面积体积等划分。对分级过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分级要精细，界限要清晰，同时要结合现代科学，以利于中医革新。而证的规范包含证的构成规范、证的诊断标准、疾病的分期与所属证对应关系研究等。进行证的构成研究时，可以结合文献和专家意见来收集证型，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来验证其客观性，可以弥补运用频次统计时症状在各证中不能共享的缺陷。专家会议要求专家少而精。证的诊断标准是辨证规范的主题工作。C专家指出基于疾病分期不同，症状表现不同，建议针对疾病分期分别研究。C专家还对科学辨证的含义进行了阐述，它是对传统辨证的继承和发扬，对各种新技术在辨证过程中的运用和研究，并指出证候规范是科学辨证的前提。辨证规范是诊病途径标准化、客观化的基础，是疗效评价的前提，同时在与时俱进国策的指导，以及行业需要的情况下，进行辨证规范研究的意义非比寻常。然而C专家也提到了在进行辨证规范研究时所面临的问题，比如症状量化分级过细，使数据分散，给统计带来了压力；部分传统的东西（舌脉）有些并不适合分级等。

2.1.4 D专家的个案分析 D专家诠释规范为示范与规律，辨证规范是用统一的标准来辨证，使辨证达到客观化，定量化，标准化，以更好的指导临床。辨证规范的前提是具备丰富的知识与临床经验。辨证规范分中医疾病辨证规范与西医疾病辨证规范两类。中医疾病辨证规范包括中医病的规范、中医证的规范、症状体征规范三部分。在注重西医疾病诊断标准基础上，西医疾病辨证规范包括中医病名规范、中医疾病病因病机规范、证的规范、客观指标辨证五部分。证的规范包含证名规范、证所属症状体征规范、证候要素及应证组合规律规范。而症状体征规范包括症状界定规范、症状术语规范、症状间逻辑关系、症状体征分级规范、症状体征量化规范及生存质量相关症状的规范。D专家在证素研究领域造诣颇深，他指出证候要素是证规范化过程的产物，与权重有关，证候的分解和证候要素的组合是证候要素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指出客观指标与病证相关，但与证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目前可采用针对客观指标用药，以方测证，来实现所谓的微观辨证。病名与证名的规范是辨证规范的难点。D专家强调统计学方法的选择是辨证规范研究的关键点。

2.1.5 E专家的个案分析 辨证规范属于技术规范。E专家认为规范的含义就是标准，准则，法式。进行辨证规范研究前必须有文献综述做基础，对辨证规范的定义、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予以明确。辨证规范分中医疾病中医证候和西医疾病中医证候规范两类。病证结合模式的辨证规范包括病的规范、证的规范、病证所属症状体征规范。病的规范要包含中医疾病病因病机；病证所属症状体征规范包括症状术语规范；证的规范包含病中证的构成、证候诊断标准（含鉴别标准）。症状术语规范要求准确应用中医术语及科学语言或用下定义的方式对症状、体征进行界定。进行证候收集方法时，经典文献是主要突破口。依据专家经验、流调、文献等信息获取方式，运用数学方法，最后通过专家认证的方式可以进行症状体征排序。将定性描述转为半定量的语言是辨证规范的核心技术问题，选择适合的数学模型，建立量表是关键。通过一个证来发展一般规律是辨证规范研究的切入点。E专家强调目前辨证规范的研究受到很大制约，例如西医疾病辨证规范中医病是桥梁，西医病与中医病的对应关系时常不对等，西医疾病中医证候无经典文献参考等。对于微观辨证，D专家认为尚未有辨证金指标，对其持否定态度。

2.1.6 F专家的个案分析 F专家认为辨证规范属于标准化范畴，病证结合的辨证规范包括症状体征规范、证的规范以及现代医学指标辨证。症状体征规范包括症状界定规范、症状量化规范及舌脉规范。进行辨证规范时要针对主症进行辨证。症状性质的界定与证型密切相关。舌象仪、脉象仪是舌脉规范化的产物。证候标准规范可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必须符合中医基本理论和临床实际。对于辨证规范过程中相似表述（病名、证名、症状名）的规范方法是予以保留。F专家十分认同微观辨证，他指出现代医学指标被纳入辨证规范是中医发展的需要，它是客观的依据，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中医发展的现状是我们必须适应西方，才能走向国际。现代医学指标的选择要求与病证正相关。中医的特点是用整体性、宏观性、系统性的观点来看问题，由于人体与中医证都很复杂，目前找不到对应证型的特异性现代医学指标，所以微观辨证仍在探索中。F专家特别指出用统计学方法评价中医，可能过于细，过于微观化，其合理性还有待商榷，对于应用现代科技方法研究中医被访者也对其持质疑态度。

2.2 跨个案分析

基于6名专家的个案分析总结，进行跨个案动态分析，将各专家提出的观点进行归纳整合，形成各主题动态分析图表，为理论框架的构建提供最终的基础数据。

2.3 中医辨证规范理论框架

本研究形成的辨证规范理论框架，包括辨证规范的分类,分中医疾病辨证规范和病症结合辨证规范两类；针对辨证规范的概念,专家们阐述了辨证规范的定义，科学辨证的含义和辨证规范的性质；辨证规范的内容包括病的规范、疾病所属症状体征规范、疾病所属各证的规范、微观指标辨证、证素研究五部分；多位专家共提到了8种研究辨证规范的方法。具体理论框架图见图4。

表4 理论框架内容详析

3 讨 论

辨证规范是对辨证全过程的规范，是对传统辨证的继承和发扬以及对各种新技术在辨证过程中的运用和创新，它可使辨证更具科学性、规范性和操作性。辨证包括临床信息采集整理、归纳分析、分级定性，整个过程十分繁杂，因此建立结构化、层次化的上层框架可指导辨证规范研究系统有序。本文旨在运用质性研究中的半结构式访谈法，探索建立符合现阶段中医辨证规范的理论框架。

半结构式访谈法是一种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要求题目或内容不固定，只以提纲或粗略的问题来确定访谈的范围，它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重要信息，通过一对一的访谈，面对面地对专家直接研究，了解专家对辨证规范认识和实践的过程，探索和挖掘专家的思辨程序，继而深入细致地把握中医辨证规范的理论框架，获得组织架构和包含的重要内容等。有专家提出辨证规范研究正遵循现代科学的脚步，研究时宜尽量使用数学语言，但中医模糊的描述无法真正量化，故采用定性访谈法，不拘泥访谈提纲逐一提问,根据情境逐步深入主题,有效捕捉到定量研究所不能涉及微妙复杂的信息，使访谈结果丰富细腻、真实可信。

本研究形成的理论框架是以辨证规范内容为核心，将辨证规范的分类、辨证规范的概念及辨证规范研究方法纳入到组织结构中，它的建立标志着辨证规范研究工作的进步，保证了辨证规范研究的全面性和与临床的相关性，意味着辨证规范研究已从全面接触转向了注重实践范围的模式。但课题组认为本研究结果尚未达到预期理想的目标，很多重要信息可能还未包含在框架中，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本研究采用的抽样方法是目的性抽样结合滚雪球抽样法，根据研究目的，在阅读海量文献后，虽然我们已力图选取能够提供最大信息量或最有价值个体作为研究对象，并结合滚雪球抽样法又对其他重要专家进行访谈，可能还是存在学术流派局限的问题；并且由于时间经费等方面的原因，不能实现对全国证候研究专家逐一访谈，可能使理论信息丢失，很难实现理论饱和，导致理论框架可能会有分支或下线。第二、在访谈前，虽然我们已将访谈提纲通过邮件方式发给被访者，但仍不能保证被访者在访谈前已做好充分准备，使重要信息可能在访谈关口丢失；半结构化访谈时间为45～60min，由于时间较短，可能会导致访谈深度不够，被访者思路不能全面展开；访谈的地点大多是办公室，虽然安静，很难避免无打扰，会出现被访者及研究者思路被中断等情况。第三、在预备访谈过程中，虽然已不断摸索与总结访谈技巧，但在正式访谈时，可能还会因为访谈技巧不够纯熟，情绪激动紧张或由于表达及语言差异等问题，导致被访者与研究者理解偏颇，或不自觉的把自我观点投射到研究对象上，导致有效信息的丢失。第四、虽然记录实地笔记，编写访谈备忘录能够帮助理解被访者原话，并且针对每一条登陆小组三人都会进行充分讨论，但由于知识结构所限，研究者们对一些专家的重要观点可能还会存在错误理解，导致框架内容偏倚。

目前，中医辨证规范理论框架的研究甚少，对中医理论研究颇深的梁茂新老师根据多年从事证的理论与临床研究的理解，曾对中医辨证规范所要解决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病证所属症状、体征的规范；二是病所属各证的规范【sup】［7］【/sup】。朱文锋教授认为证素是依据证候而辨识的病变本质，它揭示了辨证思维的原理和内在规律，更符合临床辨证的实际，所以很多学者跟随朱氏的脚步展开了对证素的研究。申春悌老师曾采用多种统计方法研究了更年期综合症、高血压病中医证候证候诊断标准，中医证型分布特点，证候要素，证候动态演变规律等方面内容。王阶教授在冠心病血瘀证的研究方面建树颇深，涉及了冠心病血瘀证症状体征规范研究，现代医学指标辨证研究，冠心病血瘀证证素研究以及体征量化研究等。王雪峰老师在研究小儿肺炎时，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小儿肺炎中医证型分布及演变规律进行了深入探究。张恒鸿副院长透过中西医相关指标，对糖尿病患者气虚证进行研究，并试建立糖尿病气虚证的判别函数。可以看出，本研究形成的理论框架中包含的部分内容与前人的研究内容基本一致，表明前人研究的内容十分必要，也验证了本研究构建的辨证规范理论框架的科学性。

本研究构建的辨证规范的理论框架还包括症状采集规范，这需要信息学、工程学、计算机学、甚至仿生学参与，联合攻关，这为辨证规范的研究提出新的任务和研究方向。同时，在参与诊断和疗效评价的症状组合上，业内存在广泛的争议。故辨证规范的研究方法学部分或可抛砖引玉，为同行借鉴。

搭建理论框架的总目标是将繁杂的社会现实转换成思考结构，只有将辨证规范理论框架的条目设置合理，明确概念，才能为今后辨证规范研究提供科学性、规范性和操作性的指南。辨证规范理论框架的合理性可以通过专家、学者反复验证，当然临床的可操作性才是评价理论框架科学性的关键。

4 结 论

本研究应用半结构式访谈法构建中医辨证规范的理论框架，从专家提供的海量信息中提取重要观点，寻找特征性信息，最后用框架形式描述和表达在辨证全过程所要解决和规范的问题。此过程是一个多人验证、多次反复修正的过程，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员是获取有效信息的基础，用质性方法研究辨证规范，符合中医学本身复杂性、整体性的特点。课题组希望今后可通过扩大访谈范围，或应用其他质性研究方法并结合定量研究对理论框架内容进行验证与修正，不断完善中医辨证规范的理论框架，指导中医临床辨证规范体系的完善与建立，为促进中医规范化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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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法律法规辨识方法范文

随着科学方法学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临床医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也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临床流行病学及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等科学方法学的形成和广泛运用，大大促进了临床医学的发展，提高了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基本思路

中西医结合是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取长补短，互相渗透。一般说来，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它体现了中医的整体恒动观，重视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西医以辨病为主，重视局部的器质和功能变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在诊断和治疗方面也有许多特长。因此，将中医的辨证与西医的辨病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基本思路。

1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在西医诊断的前提下进行中医辨证论治，是目前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经常采用的方法。通过这种方式观察的大量病例，确定了许多种病的中医治疗效果，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总结辨证论治的规律时，必然要归纳出各种病的常见证型，这样就发展成为西医的辨病与中医的辨证分型相结合。一个病的辨证分型方案应是该病辨证论治规律的反映，对辨证分型的不同看法，主要还是在于辨证分型的具体方案是否真正反映了辨证论治的规律。

另外一点是辨证分型中的治疗问题。辨证分型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治疗，故一般都是按证型固定方药或主方。这种作法并不违反辨证论治的原则。自古以来，除治疗专病的验方外，每个方剂都是为一定的证型而设立的。这样，每个证型有其相应的方剂，每个方剂也有其适应的证型，从而达到理、法、方、药的高度统一。早在《伤寒论》中就是按方剂的适应证型进行病证分类，每个证型各有相应的方剂，甚至以方剂作为证型的命名，这就是所谓“方证对应”。

除了中医有辨证分型之外，西医的诊断中也有分型或分期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医和西医的分型依据是不同的，例如西医常以病理组织学变化，局部的功能变化或致病微生物的不同属性作为分型的主要依据，而中医则常依据整体的反应性或功能变化。多年来，对这两种分型进行了不少的对比研究，发现其间有一定的关系。但由于其着眼点和依据不同，不可能完全对应，所以在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中，中医和西医的分型常只能相互补充，而不能彼此取代。

将西医的辨病与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本身就体现了同病异治的原则。在这种结合过程中，将不同的疾病进行横的联系，发现部分病例尽管疾病的诊断不同，却有共同的证候，可用相同的治法和方药进行治疗，这又体现了异病同治的原则。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既可以从某一种疾病出发，寻求有效的治疗方法，也可以有计划地从某一证出发，对于若干种不同疾病的患者中共同具有该证候者，应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治疗，探讨辨证论治的规律。后者不仅能为中西医结合的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同样也是提高临床疗效的一种有效途径。

2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

所谓微观辨证，即是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于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的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简言之，是试用微观指标认识和辨别证。

在完全正常的健康人和西医所说的患者之间，存在着一片很大的空白，这一人群虽有这样那样的症状，但按西医看是“无病可认”，够不上任何疾病的诊断标准，往往给予“神经官能症”或“××系统功能紊乱”的诊断。但在中医看来，却是“有证可辨”，也“有药可治”。以上是指虚证而言，实证则不一定是疾病与健康之间的空白，而是机体的种种反应状态，西医对这种反应状态不曾予以理会，中医则同样“有证可辨，有药可治”。微观辨证将揭示许多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这样通过宏观辨证就能发现人体隐潜性变化，例如见到肾阳虚外貌就可预测到下丘脑的衰老钟调节功能已提前衰退。可以说是“宏观辨证通过微观指标可以发现隐潜病变，从而弥补了辨病的不足”。

中医有过解剖，但并不长于解剖，故对人体的观察是以外象推证，以方药测证。宏观辨证不足之处，在于人体内在病变不一定都会在外表显露出来，也就是尚未“形见于外”出现典型的证。“证”的症状有时全部显露，有时会部分表现而不易辨识，有时还潜伏着，要到一定阶段才表现出来。例如支气管哮喘，从明、清以来的治疗理论一般都是“发时治肺，未发治肾”，说明传统中医通过方药测证，已预见到补肾将对哮喘可起到预防发作的作用，近人对哮喘患者的内分泌研究中，发现患者即使无肾虚的临床表现，也有类似于肾阳虚证的隐潜性变化——肾上腺皮质功能偏低。

西方医学长于识“病”，东方医学长于“辨证”，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在治病的认识和实践上确是各有所长，我国广泛地从宏观上采取辨病与辨证的结合，随着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深入，以及引进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对中医“证”本质的研究，越来越感到病与证的结合必须从深入的“微观”层次上，才能找到结合点。在具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中，并不应以微观辨证取代宏观辨证，而是弥补宏观辨证用肉眼来观察事物方法之不足，因此也是为发展宏观辨证，提高宏观辨证的水平，将微观辨证和宏观辨证有机地结合。结合得好，必然会把识病治病的水平提高一大步，有时也可能有不一致的表现，这就要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所取舍。微观辨证，是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一次飞跃和突破。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方法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方法必然依据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思维方式而确定，即体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基本思路。亦服务于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总体目标：在继承中医整体、宏观、动态性的思维优势，吸取中医注重观察、比较、类比、试错、分类、调查等方法的精华，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解决临床医学的重大诊疗问题，揭示“病”与“证”的发生、发展规律和内在统一的客观基础；促进现代生命科学理论的发展。

1临床流行病学方法

临床流行病学(Clinicalepidemiology)是采用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并吸取运筹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临床医学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DME(Dsign，设计；Measurement，衡量；Evaluation，评价)是临床流行病学的核心内容和方法。近年来，应用DME方法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已逐渐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病证结合研究，新药临床试验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2循证医学方法

循证医学指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强调从系统研究中获取依据，以使研究结论建立在具有说服力的、充足的证据基础上，从而使在个人经验及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诊疗手段、方法更具有效性和安全性。系统研究主要指有关疾病的诊断、预后、治疗、康复和预防措施等方面的研究。循证医学亦重视临床实践中个人经验与从系统研究中获取的科学证据、结论相结合，以提高临床医生的诊疗水平，并认真、确切、合理地应用于临床决策中，改善对人的诊疗结果。中西医结合临床既重视从临床中获取患者的信息对诊疗的指导作用，又注重科学系统的研究；既遵循疾病防治的科学系统性原则，又遵循了个体化治疗的原则，体现了循证医学研究的基本思想。

3数理统计方法

数理统计方法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运用数理统计以及概率的原理，从数量上通过分析事物的部分(样本)，来推断事物整体(总体)特征和本质规律的方法。临床医学中存在大量的“软指标”，此外，中医学从整体功能的“司外揣内”的观察和推理模式，更迫切需要甚至是较复杂的数理统计方法对研究中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